诠释历史军事行动对汾河林区的影响

摘要：汾河上游处于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交接的地带，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汾河上游成为军事敏感地带，历史时期战事频繁。驻兵时要筑城寨、建防御、造战车、炼兵器、修战道，士兵要取暖煮饭，战区周围的森林在劫难逃。进兵时要斩林湮谷，围剿时毁林搜查，甚至不惜纵火焚林。同时为了稳定边界，往往实行军屯，并大批移民实边，毁林垦地，大片森林毁于一旦。战区人民为躲避战祸，举家迁入深山老林，使高山邃谷中的森林也惨遭破坏。这样，就致使汾河上游管涔山地区森林遭受重创，森林的减少，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汾河衰败，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恶化。

关键词：汾河上游管涔山林区军事活动森林减少生态恶化

1.引言

汾河源于管涔山，从宁武县管涔山河源到太原北郊区上兰村为上游，长202公里，区间流域面积7727.1平方公里。包括宁武、静乐、岚县、古交、娄烦、阳曲六市县及太原市尖草坪区。汾河上游处于农牧交错带，历史上多次农牧冲突发生于此，战争频繁。同时由于山西自古地理位置特殊，战火往往烧遍全境，汾河上游又是军事敏感地区，大小战役连绵不断。

山西境内主要战争次数

朝代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

外部战争10910717

内部战争101120724

资料来源：李燕如，胡兆亮，《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人文地理》，第6卷，第16期，2001年12月。

从上表可以看出自秦统一中国到鸦片战争（公元前221年——公元1840年）山西境内共发生53次较大规模的同游牧民族的战争，平均每39年就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同时国家内部的战争更是频繁，共72起主要战役，平均每28年爆发一场。如此频繁的军事战争，尤其是同游牧民族的军事战争，对汾河上游影响很大，致使该地区森林惨遭破坏，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发，生态环境日益脆弱。

2.原始森林时期——夏商周时期

管涔山区人烟稀少，北缘、南缘的河川阶地还都是草原，腹地人迹罕至，原始森林密布。夏王朝注意提倡林业，及至周王朝，其制定的森林管理制度是较为完备的，对山林养护和采伐有一系列明文规定，因此当时的管涔山区森林生长相当繁茂，“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说明当时管涔山区自然条件优越，生态环境好。

3.北部拓疆对森林的轻微破坏——春秋战国时期

3.1北部拓疆对森林的轻微破坏

为了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侵，赵国大兴土木，构筑长城。筑城需要跨越山岭崖壑，那里的林木必得铲除殆尽；动用大批工匠施工，其抬杠架杆、取暖煮饭均需大批木材，因而对森林的破坏不小。公元前305年，雄图大略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举兵北伐，拓展并巩固了赵的疆域。之后，为了图谋征服强秦，赵武灵王在宁武、朔州一带大举操练兵马，管涔山地区实际成为赵的兵马大营，森林再度遭损。

3.2森林轻微破坏的影响

由于当时赵国主要从事畜牧业，所以，总体来看，这一时期天然植被的破坏较轻，生态环境良好。当时汾河的水量还较大，还有舟揖之利。最能显示汾河水运能力的是史书中所记的“泛舟之役”。对这一事件《左传》中记载说：“晋荐饥，……秦于是乎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命之泛舟之役。”由此可见，当时的汾河水量大河道深，大型运输船队可逆流直抵今翼城一带，反映了当时由于森林覆盖率较高，水土流失还较轻微，雨量充沛，河流径流量较大，具有与今日迥然不同的良好生态环境。

4.民族战争渐增对森林的局部破坏——秦汉—南北朝时期

4.1民族战争渐增对森林的局部破坏

秦至三国之际，山西曾多次发生战争，后来到十六国时期，五胡割据和北魏统—北方又多次发生战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战事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平原地区森林因战乱破坏日渐萎缩。秦汉之际，倔起于北方的匈奴常常南下袭扰。当年被赵武灵王拓展为赵国领地的管涔山地区，再度沦为匈汉历年征战的沙场。西汉时期，为了巩固北部边防和开发北部地区，汉文帝时期就开始了向今吉县、太原以北的牧区移民，实行民屯，同时在今代县以北开展军屯。在吕思勉所著《秦汉史》中，就有“汉发三将军屯北地，代屯沟注”的记载。（沟注即指今代县西北的雁门山）到汉武帝时，太原以北的地区，在民屯与军屯的合力开发下，大量的土地被开垦为耕地，农区范围向北拓展到今忻州以至大同地区，就连原来“战争频繁，戎马相寻”的晋西北一带,也由牧区变为农牧兼营的地区。在军垦的同时大量移民实边进行民垦，不仅破坏了平川地区的森林，而且山地丘陵区的森林也开始被破坏。

这一时期，由于军事的需要，修建了许多道路，对森林的破坏也很严重。当时煤的开采还不十分普遍，因而砍伐树木用之于燃料就成为当时主要的能源。秦汉时期冶炼业已十分发达，生产兵器和其他器物，燃用木材需要量很大。年长日久也大量消耗森林，这就造成了森林面积的减少。汾河因之在刘聪麟嘉二年（公元3l7年）、东晋建武元年(公元317)年秋、北齐后圣天统三年(公元567年)发生水灾，漂没千余家。

4.2森林局部破坏的影响

这一时期，汾河上游较平坦地区森林因战乱破坏日渐衰亡，管涔山边缘及其以外地区的森林开始被破坏，但尚未涉及总体。管涔山森林尽管局部地区的已有破坏，水土流失有所加剧，但总体生态环境由此可以看出尚还可以。汾河远没现今浑浊，而且水量较大，足以行舟，常有许多船只来往于太原以南的河段，呈现出航运繁忙的景象。汉武帝北巡，甚至可以乘大船入汾河下游，汾河遂得“素河”之雅名。

5.频繁的民族战争对森林的大规模破坏——隋唐宋金元时期

5.1频繁的民族战争对森林的大规模破坏

隋——元时期突厥、契丹、女真、鞑靼等少数民族相继兴起，屡屡来犯，战事连绵，对汾河上游地区的森林破坏严重。唐代，晋北宁武、河曲一带，山地森林仍较富饶，岚县、离石、苛岚皆有大片松林，林区“自荷叶坪、芦芽、雪山一带直至瓦窑坞、南北百余里,东西十余里”树木周围还有清澈的水流和大片的草地。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唐政府在全国设立专门为朝廷养军马的牧监48处，其中仅管涔山区即有天池、元池、楼烦3处牧监。“娄烦监的范围和规模很大，养马多达几十万匹”（《中国地理》1986年第8期）。楼烦地处静乐县南，唐代是朝廷最重要的军马饲牧基地。从贞观到麟德间，唐朝边境养马达“七十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锦”。如此浩大的马群，一年又一年地出没驰越于管涔林海的草滩林地，其对森林的毁损也不小。南宋与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以后，金人为了有效地统治汉人，开始大规模的以部落为单位的移民，并设置屯田军与汉人杂居。金人是游牧民族，对汉人的耕地也让牲畜肆意践踏，影响了汉人的正常生产，权贵们随意侵夺民田。“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广大汉民不愿受金人的剥削和骚扰，有很多人离开了原来耕种的土地，向山西的西北部迁移去另垦山地。北宋时，今岚县、离石一带还基本是林草茂密的山地，尽管这里土地贫瘠，自然条件较差，可是到了金末，已大片被开垦为耕地，这并非农业的发展所致，而是汉族人民为了躲避金人欺压的被迫行为。隋唐宋以来仍继续实行屯田制，汾河上游正处于与北部少数民族毗连的边防之地，所以在该地区军屯面积极大。军屯以发远山为主，使得田越种越高，对林草植被的破坏也就越来越大。这一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在每次政权更迭，战事平息后，都要大兴土木兴建都城，大量耗费木材，而都城多在长安、洛阳、开封等城市，距山西较近，运输方便，当都城附近的森林用完以后，山西的主要森林地区就面临厄运，管涔山林区也在劫难逃。

这一时期是管涔山地区森林遭受较大破坏的时期，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由于林木的大量采伐、戍边屯垦及农区逐步向北拓展，这里的森林有所减少，林木质量开始降低，但尚能很快恢复再生，森林面积与质量的变化还不显著，森林覆盖率约60％—70％。而到了北宋初年，这里森林覆盖率己降到60％以下，到金代进而降到50％以下，元末又大幅度地下降到40％以下，灌草植被也明显退化。

5.2森林大规模破坏的影响

森林的破坏必然影响到生态环境，突出的表现是水土流失逐步加剧，进一步出现的就是生态失衡，旱、洪、雹、冻、风等自然灾害增加。森林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的严重，所带来的雨量集中、易发山洪、河道淤塞等问题是引发洪水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洪水灾害频率显著增加：从东汉初建时的建武元年（公元25年）至北周末的大定元年（公元581年）共557年，其间山西有记载的主要洪水灾害有3次，平均186年发生1次。从隋初建的开皇元年（公元581年）至元末的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789年，其间山西有记载的洪水灾害有20次，平均39年发生1次。隋至元这一时期，洪水灾害频率有了显著增加。这一时期，汾河就发生过大范围的洪灾，可见当时森林植被已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水土流失也较为严重。与此同时，汾河水量大减，航运较前急剧低落，长时期内没有漕运的记载，仅有少量的行船活动。水土流失加剧，往昔碧波荡漾，灌溉航运便利的汾河逐渐变成了旱涝无定，水源日渐枯缩，赤足可涉的小川浊流，汾河由盛而衰，由大变小的历史，也是森林植被屡遭破坏，由多到少的历史。

6.北方民族南迁与森林严重破坏时期————明清时期

6.1北方民族南迁与森林严重破坏

明清进入“小冰期”，北方蒙古等少数民族向南移动，时常有战事发生。洪武元年元朝残余势力盘踞于苛岚山和芦芽山一带，结寨自固，并一度占据武州。后到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明军才将其剿灭。这七年的围剿战、虽然历时不长，但本区的芦芽山、宁武、静乐等地均曾为主战场，破坏极为严重。驻兵时要筑城寨，进兵时要斩林湮谷，围剿时毁林搜查，甚至不惜纵火焚林，使深山、高山邃谷中的森林惨遭破坏。正统十一年，明英宗为防北部胡人南侵，在雁门、偏头和宁武三关实行烧荒政策，管涔山森林破坏惨重。更有甚者，管涔山区的优质杆木名播京华之后，王侯公卿，达官显贵、以及边地驻将士等，都群起而滥伐。一年之内，运抵北京的木材，即不下百十万件。仅仅数年时间，满山林木，已损失了十分之六七。嗣后，大同州县官民，纷纷南下，“日夜锯木解板”，“百家成聚，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木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其状目不忍睹。大约又过了百年上下，原来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已是砍伐殆尽了。自1449年“土木之变”明军大败后，蒙古草原的瓦刺部常常侵扰掳掠，嘉庆时俺答部兴起，屡次入侵汾河上游地区。不少贫民为躲避杀掠之祸，纷纷逃往铁骑不宜至的深山拓坡耕种，维持最简单生活，逐渐有许多人定居下来，也加剧了摧残山区荒草植被进程，水土流失加剧，使森林的自然恢复很困难。明末的崇祯初年，一股农民义军占据芦芽山一带，对该山森林也有些摧残。

自“土木之变”到明末的二百年中，明廷国势逐渐衰弱，对北面的瓦刺、俺答等蒙古各部一直采取守势。在消极防御思想越来越重的指导下，战略上分兵把口、战术上是多筑城堡。整个明朝期间，几乎没有停止过修筑和加固长城、以及城堡等防御性工程。这一时期，明大修长城，“九边”筑成，而“九边”中有其三处于晋北地区，这对汾河上游森林的破坏很大。同时，汾河上游地区也筑了不少防御性堡寨、如宁武守御所管辖的木堡寨、就深入到本区腹地的二马营。远在山区腹地的宁化守御所就辖有14个堡寨。除了较大的堡寨、还在各处分设了许多屯寨。如此反复地建造和扩建城堡营寨等防御工程、皆系“石伐于山，木取于林，甓陶于野”。修造城堡时，所用木材、石料和土方均取自河流两岸，破坏了森林土壤，一旦遇雨、很容易形成山洪。

明政府为了抵御蒙元势力的侵扰,在长城沿线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大力实行军屯,农田开垦的规模空前。山西位于万里长城内侧,“九边”之中又占其三,因之屯田一实施便首当其冲,明统治者“督责副参游守等官。分率部伍,躬耕境土,凡山麓肥饶之地,听其自行采择”。为了减轻粮食对军队的压力，避免运输的耗费，稳定戍边部队的军心，明代将过去的“一屯”发展为“三屯”，即在军屯之外，又推行了民屯与商屯。洪武年间，为给边塞和内地驻军开辟军粮来源，规定边地驻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驻军，二分守城，八分屯种。当时山西驻军约有72800人，据永乐以后统计，山西都司屯田8.6万公顷，山西行都司屯田6.7万公顷，共计15.3万公顷。到万历初年，两司屯田数分别达到22.5万公顷和19.1万公顷，共计41.6万公顷，是永乐年间的2.7倍。明代的鼓励垦殖政策，使山西的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形成了平原已无弃地，丘陵山区甚至边远山区也都出现了大片的耕地。处于军事敏感地带的汾河上游，吞戍的人数多，森林植被惨遭破坏。

据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山西吕梁山，唐代已辟作林，至明清时已残破不堪。其北之芦芽山上，原来“林木参差，干霄蔽日”，到明末也都被砍伐得所剩无几。《合河记闻》中记述了芦芽山被毁坏的情景：“元裔盘踞芦芽等山，山木砍伐殆尽，道路四达…由宁化入静乐，俱为坦途。”芦牙山之东为忻州、崞县，近山的地方是不会缺乏薪柴的，可是那时的忻州竟然是绝少薪柴，前后相差，悬殊如此。与忻州隔芦芽山东西相向的兴县，下至清代中叶，当地开垦荒地，举火焚烧“丛翳的山林，始行播种。”《明经世文编》中又说，晋北雁门、偏关之间，山势高险，林木茂密，明代初年起，就视为北边的第二樊篱。可是这样的边防只维持了百年上下，就已经大举破坏，北京的达官贵人，边地的驻军将士，以及本地的土著居民都群起采伐，仅贩运到北京的木材每年就不下百十余万株，满山林木以十去其六七了。后来，采伐的人更是“百家成群，千夫为邻，逐之不可，禁之不从”，“林区被延烧者一望成灰，砍伐者数里如扫”。大致又过了百年上下，原来一望无际的林木竟被砍伐得荡然无存。据《宁武府志》记载，明朝中后期毁灭的管涔山森林，到了清初，只是“有限山林”，“产木之处无几”。

明前期，森林覆盖率大约还有40％左右，林相尚好，明中叶森林逐渐消失。明后期腹地林木也遭到大量砍伐，几乎消失殆尽。明末时，仅在远高山还有些次生幼残杂林，原始的巨木良材已很难见到，覆盖率仅有15％—20％，灌草植被的破坏也十分严重。清朝时期（公元1616—1911年）。由于大量垦殖，不仅使森林在继续减少，而且灌草植被也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水土流失已十分严重，使大量山地岩石裸露，林木难以更新，迫使林区向更加深远的高山退缩，清末时，仅有山脊两侧高寒山头支离破碎的林地尚可算作林区，森林覆盖率降到10％以下。

6.2森林严重破坏的影响

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使这一地区的加速侵蚀变得严重起来，其中以水土流失的加剧最为突出。史念海先生在其《河山集》中称，山西的河流清浊变化，明代最为明显，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以汾河为例，唐代时该河还比较清澈，有“素汾”之称，北宋时仍是比较清的，到了明代就大不一样了，明代的文学家李梦阳有一次路经汾河时，看到的却是“太行西半浊汾流”。由此可见，明清时，管涔山地区的水土流失加剧。由于森林受到摧残。水土流失日益剧烈，汾河水量大减。到明代,河上只能“秋夏置船,冬春以土桥为渡”,而到清代,虽曾有人设想“通舟于汾,制船如南式”,但汾河已无航运之可能了。泥沙大增，甚至于沙石俱下,河道常有决溢之患,这就导致了灾害的频发和河道的改徙。据不完全统计,汾河在明代宣德、正统、弘治、嘉靖、隆庆、万历、崇祯年间共发生水灾13次。在清代顺治、康熙、雍正、乾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发生水灾则多达27次。其中乾隆朝9次道也朝6次。越到后期次数越多。改道也越频繁。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汾河在文水境内西徙,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1年)汾水在汾阳一带东徙,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汾河在汾阳又西移二十里,乾隆三十二年(公元l767年)汾水东移,由平遥界不入汾阳县界，第二年,汾河东徒,文水西徙。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汾水西徒与文水合。有时在东西二线上往复变化,有时则劫夺其它河的河道形成新的河道。森林植被的破坏影响了气候的运行规律，因此会导致自然灾害频率的增加。山西在明清时期，由于森林面积已大量减少，森林覆盖率降到我国古代的最低谷，所以那时山西的自然灾害频率也显著增加，尤其是山西的主要自然灾害——旱灾的发生频率表现更为突出。明清时期是在公元14世纪至19世纪之间。据《山西自然灾害》一书的资料可知，这一时期山西的旱灾年数及发生频率分别是：14世纪46次，2.2年；15世纪48次，2.1年；16世纪71次，1.4年；17世纪72次，1.4年；18世纪59次，1.7年；19世纪74次，1.4年。平均发生频率为1.7年。比隋唐宋金元时期（公元7世纪至公元14世纪）的平均发生频率3.3年显著增加。崇祯七至十四年（公元1634—1641年），连旱8年，汾河、浍河、漳河断流，伍姓湖干涸。

7.结论

漫漫历史长河，汾河上游战事连绵，森林倍受摧残，尤其是战前的军事活动（屯田，烧荒，结寨，构筑防御工事，等）对森林植被的破坏最大。同时由于战争的影响，不少战区人民，被迫逃入深山老林，在山区耕作，这对汾河上游山地森林植被破坏也不小。

汾河上游地区频繁的军事活动是致使管涔山地区森林由多变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森林植被的破坏，必将导致水土流失，造成区域自然面貌发生改观，自然灾害增加，生态环境恶化。于是出现了汾河上游地区珍禽异兽的消失，畜牧养马的绝迹，干旱气候的出现，地表水的减少，以及汾河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