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灵范文10篇

失灵范文篇1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五）政府失灵还常源于政府决策的失误。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是一个涉及面很广、错综复杂的决策过程（或者说是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过程）。正确的决策必须以充分可靠的信息为依据。但由于这种信息是在无数分散的个体行为者之间发生和传递，政府很难完全占有，加之现代社会化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增加了政府对信息的全面掌握和分析处理的难度。此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政府决策的失误，并必然对市场经济的运作产生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正确的决策还需要决策者具备很高的素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必须基于对市场运行状况的准确判断，制定调控政策，采取必要手段，这在实践中是有相当难度的。即使判断准确，政策工具选择和搭配适当，于预力度也很难确定。而于预不足与干预过度，均会造成“政府失灵”。而现实中的政府官员很多并不具备上述决策素质和能力，这必然影响政府于预的效率和效果。

失灵范文篇2

1.规制过度

我国的政府规制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规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我国的政府规制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制无处不在，与其说我国政府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更确切些。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规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从政府规制的背景来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计划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造成了无可匹敌的国家授权下的垄断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与此配套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所进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预，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哪里建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等问题都由政府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此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政府规制是一个混合体，即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规制涉及面广，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深，突出表现为规制过度。

现行的政府规制内容相当广泛。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公共汽车与地铁、电信、公路、铁路运输、管道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现行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准入规则，其形式有国家垄断、申报、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二是价格规制，主要针对自然垄断领域，方式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标准等。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权力归属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拥有规制权力。

政府规制超越了其应有的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的范围，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正常发展，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为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规制缺位

政府规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规制的地方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体制转轨中，政府规制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不足，对消费者保护、健康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规制缺位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产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现象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

3.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规制虽达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但成本昂贵、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低于规制实行前的情况。政府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现在：规制机构庞杂，协调困难；规制工作缺乏竞争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驱动，不能正确评估运行效率，监督信息不完备，缺乏对规制者主体的规制。

二、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

1.一般意义上的原因

政府规制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规制失灵都可能出现。一般原因又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首先在于政府部门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门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完全是相对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绝对的），而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则是有限的。虽然政府具有信息识别、分析和处理的优势条件，但试图拥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政府选择规制政策、制定规章或制度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规制目的，甚至离目标更远。其二，企业不会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还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政企之间的这种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责任激励，规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取有关信息。

其次，政府规制的目的不仅是解决问题，还必须经济有救地解决问题，规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当其成本高于规制者的最终收益时，则规制结果得不偿失，政府就会选择不规制。

从政治角度看，其一，政府的“道德人”假设与政府官员的行动目标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公益人必须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的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他们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完美无缺的，他们的利益和行为目标并不一定具有与公共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必然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官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有害于公共利益的决策。

其二，政府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规制可能引起再分配上的不公平和“寻租”的产生。政府规制以有关法律、政令及规章为基础实施。一般来说，相关的法律只提供了规制的原则和准则，大量具体而详细的规则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规定，所以规制者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关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购买政府”，对政府规制政策施加影响，使之对自己有利，这种行为就被称为“寻租”。同时由于政府官员也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三，由于政府行为难以监督，行为效果难以测量等原因，引起对规制者的监督缺位。一方面，规制者也是垄断者，其行为是难以监督的。在缺乏监督约束的条件下，权力没有权力来制衡，规制没有公众来评价，这就在客观上为规制失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特殊原因

从特殊性的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与我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密切联系，主要有：

首先，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政府规制过程有三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即决定对某行业进行规制的立法机构、具体实施规制的行政执行机构以及被规制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然垄断性质突出的基础设施产业实行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电力、通信、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业务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企业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政府有关部门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价格、投资等都实行了严格的规制政策。作为规制者的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规制实施中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实际上三位一体，彼此间并不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制度制衡，所谓的规制实质不过是自己管自己。同时，各省市所辖的规制机构，由于它们主要是对本地政府负责，因此在规制中往往要听从本地政府主要领导的指令，要顾及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形象。这样，规制机构就很难站在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严格进行执法活动。

再次，受规制市场不健全、欠完善，以及我国干部考核制存在缺陷。在我国的受规制市场上，虽然企业和消费者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立法者和规制者却不用追求选票数的最大化，因为我国的干部考核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考核中很少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企业和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进行合理博弈的独立、成熟、强大的企业主体和消费者主体尚未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政府规制机构漠视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操纵规制过程或滥用规制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存在政府规制职能正常发挥的制度障碍。目前，政府规制从机构到规则都还处于建立过程之中、远未完善，其作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使之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原有的计划性政府管制的制度基础尚未完全消除，仍具有强大的惯性。政府官员对计划管制的机制、方法也都驾轻就熟，习惯于用计划管制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期的政府规制失灵就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彻底转变、政府规制制度远未完善、难以发挥作用所造成的。

三、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对策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规制失灵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放松规制，引进竞争机制；另一条是把激励机制引人规制，对规制进行改良。随着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经济规则的一体化及日趋激烈的政府间的竞争，将我国传统的政府规制体系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不要政府规制，也不是简单地放松规制或缓和规制，而是如何通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把规制从一系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实现良好规制，让政府规制真正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最终使政府规制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工具。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到：

1.矫正政府失灵，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首先，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从制度上约束政府规制行为。要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以制度的建设和法制的完善来防止因权力的滥用而损害公共福利。其中，宪法制约和行政法治不失为矫正政府失灵的好方法。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制度结构来对参与规制立法和具体执行规制的成员的自利性行为和投机行为进行约束，尽快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宪法救济制度，实行行政法治，以矫正规制目标的偏差。

其次，合理界定政府规制的边界。实行民主化规制，使相关利益各方能够依照程序进行磋商和协调，将政府规制权力行使的界线界定在不侵害国民和企业的自由权利之上。具体限定如：第一次限定，政府作用应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第二次限定，政府干预应限于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之内；第三次限定，政府干预应同样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则。

其三，建立地位独立、规制中立、有足够规制授权的规制机构。政府规制机构要想真正成为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就必须超脱于具体的利益纠纷之外，具有较大的中立性、独立性。为防止来自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干扰，中国需要设立一批直属于全国人大的执法机构，并在各地设立垂直领导的执法机构，以保持其中立性。合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规制机构的规制权，使二者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最后，推行政企分开。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将政府的规制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分开，交由不同的行为主体承担，这才能保证规制机构的公正性。而推行政企分开关键就是政资分开。政资分开，有助于界定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减弱行政干预，但又不放弃政府的责任和权利，政资分开的制度本身是约束政府各级领导滥用权力的办法之一。

2.放松规制，培育产权多元化市场

放松经济性规制，是以向规制产业引进竞争机制为目的。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比较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市场体系并没有真正形成，而是被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条条”与“块块”不同程度地分割。市场准入仍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限制。为了消除垄断行业的非效率性，可以采取通过引人民间投资主体自由于进人竞争性环节，或是能够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等民营化形式，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培育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3.加强对规制者的监督

首先，建立透明开放的政府规制程序，透明性要求规制机构的规制依据、规制过程和规制结果必须对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建立各行业的消费者组织，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公众参与是保证规制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规制政策都是政府规制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规制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吸收消费者企业等各方利益集团的参与，通过听证会这种方式，各利益相关者集团的代表可以阐述自己对相关决策的观点，从而保证规制机构可以听取各方的意见，以保证规制政策制定的公正平等。最后，加强司法审查。加强对于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真正实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硬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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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灵范文篇3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失灵范文篇4

1.规制过度

我国的政府规制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规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我国的政府规制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制无处不在，与其说我国政府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更确切些。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规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从政府规制的背景来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计划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造成了无可匹敌的国家授权下的垄断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与此配套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所进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预，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哪里建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等问题都由政府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此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政府规制是一个混合体，即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规制涉及面广，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深，突出表现为规制过度。

现行的政府规制内容相当广泛。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公共汽车与地铁、电信、公路、铁路运输、管道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现行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准入规则，其形式有国家垄断、申报、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二是价格规制，主要针对自然垄断领域，方式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标准等。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权力归属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拥有规制权力。

政府规制超越了其应有的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的范围，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正常发展，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为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规制缺位

政府规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规制的地方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体制转轨中，政府规制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不足，对消费者保护、健康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规制缺位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产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现象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

3.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规制虽达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但成本昂贵、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低于规制实行前的情况。政府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现在：规制机构庞杂，协调困难；规制工作缺乏竞争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驱动，不能正确评估运行效率，监督信息不完备，缺乏对规制者主体的规制。

二、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

1.一般意义上的原因

政府规制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规制失灵都可能出现。一般原因又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首先在于政府部门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门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完全是相对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绝对的），而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则是有限的。虽然政府具有信息识别、分析和处理的优势条件，但试图拥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政府选择规制政策、制定规章或制度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规制目的，甚至离目标更远。其二，企业不会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还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政企之间的这种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责任激励，规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取有关信息。

其次，政府规制的目的不仅是解决问题，还必须经济有救地解决问题，规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当其成本高于规制者的最终收益时，则规制结果得不偿失，政府就会选择不规制。

从政治角度看，其一，政府的“道德人”假设与政府官员的行动目标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公益人必须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的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他们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完美无缺的，他们的利益和行为目标并不一定具有与公共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必然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官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有害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其二，政府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规制可能引起再分配上的不公平和“寻租”的产生。政府规制以有关法律、政令及规章为基础实施。一般来说，相关的法律只提供了规制的原则和准则，大量具体而详细的规则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规定，所以规制者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关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购买政府”，对政府规制政策施加影响，使之对自己有利，这种行为就被称为“寻租”。同时由于政府官员也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三，由于政府行为难以监督，行为效果难以测量等原因，引起对规制者的监督缺位。一方面，规制者也是垄断者，其行为是难以监督的。在缺乏监督约束的条件下，权力没有权力来制衡，规制没有公众来评价，这就在客观上为规制失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特殊原因

从特殊性的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与我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密切联系，主要有：

首先，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政府规制过程有三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即决定对某行业进行规制的立法机构、具体实施规制的行政执行机构以及被规制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然垄断性质突出的基础设施产业实行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电力、通信、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业务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企业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政府有关部门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价格、投资等都实行了严格的规制政策。作为规制者的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规制实施中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实际上三位一体，彼此间并不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制度制衡，所谓的规制实质不过是自己管自己。同时，各省市所辖的规制机构，由于它们主要是对本地政府负责，因此在规制中往往要听从本地政府主要领导的指令，要顾及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形象。这样，规制机构就很难站在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严格进行执法活动。

再次，受规制市场不健全、欠完善，以及我国干部考核制存在缺陷。在我国的受规制市场上，虽然企业和消费者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立法者和规制者却不用追求选票数的最大化，因为我国的干部考核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考核中很少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企业和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进行合理博弈的独立、成熟、强大的企业主体和消费者主体尚未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政府规制机构漠视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操纵规制过程或滥用规制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存在政府规制职能正常发挥的制度障碍。目前，政府规制从机构到规则都还处于建立过程之中、远未完善，其作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使之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原有的计划性政府管制的制度基础尚未完全消除，仍具有强大的惯性。政府官员对计划管制的机制、方法也都驾轻就熟，习惯于用计划管制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期的政府规制失灵就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彻底转变、政府规制制度远未完善、难以发挥作用所造成的。

三、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对策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规制失灵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放松规制，引进竞争机制；另一条是把激励机制引人规制，对规制进行改良。随着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经济规则的一体化及日趋激烈的政府间的竞争，将我国传统的政府规制体系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不要政府规制，也不是简单地放松规制或缓和规制，而是如何通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把规制从一系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实现良好规制，让政府规制真正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最终使政府规制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工具。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到：

1.矫正政府失灵，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首先，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从制度上约束政府规制行为。要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以制度的建设和法制的完善来防止因权力的滥用而损害公共福利。其中，宪法制约和行政法治不失为矫正政府失灵的好方法。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制度结构来对参与规制立法和具体执行规制的成员的自利性行为和投机行为进行约束，尽快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宪法救济制度，实行行政法治，以矫正规制目标的偏差。

其次，合理界定政府规制的边界。实行民主化规制，使相关利益各方能够依照程序进行磋商和协调，将政府规制权力行使的界线界定在不侵害国民和企业的自由权利之上。具体限定如：第一次限定，政府作用应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第二次限定，政府干预应限于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之内；第三次限定，政府干预应同样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则。

其三，建立地位独立、规制中立、有足够规制授权的规制机构。政府规制机构要想真正成为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就必须超脱于具体的利益纠纷之外，具有较大的中立性、独立性。为防止来自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干扰，中国需要设立一批直属于全国人大的执法机构，并在各地设立垂直领导的执法机构，以保持其中立性。合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规制机构的规制权，使二者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最后，推行政企分开。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将政府的规制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分开，交由不同的行为主体承担，这才能保证规制机构的公正性。而推行政企分开关键就是政资分开。政资分开，有助于界定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减弱行政干预，但又不放弃政府的责任和权利，政资分开的制度本身是约束政府各级领导滥用权力的办法之一。

2.放松规制，培育产权多元化市场

放松经济性规制，是以向规制产业引进竞争机制为目的。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比较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市场体系并没有真正形成，而是被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条条”与“块块”不同程度地分割。市场准入仍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限制。为了消除垄断行业的非效率性，可以采取通过引人民间投资主体自由于进人竞争性环节，或是能够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等民营化形式，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培育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3.加强对规制者的监督

首先，建立透明开放的政府规制程序，透明性要求规制机构的规制依据、规制过程和规制结果必须对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建立各行业的消费者组织，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公众参与是保证规制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规制政策都是政府规制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规制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吸收消费者企业等各方利益集团的参与，通过听证会这种方式，各利益相关者集团的代表可以阐述自己对相关决策的观点，从而保证规制机构可以听取各方的意见，以保证规制政策制定的公正平等。最后，加强司法审查。加强对于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真正实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硬约束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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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灵范文篇5

1.1现行邮政产业管理体制

1998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成立了国家邮政局，赋予国家邮政局主管全国邮政行业以及管理全国邮政企业的双重职能。根据信息产业部的总体部署，国家邮政局积极配合，邮电系统实施了邮、电分营。

1.2邮政产业的主要业务类型

(1)函件类邮政服务。包括寄往国内或国际信函、报纸、杂志、期刊、小册、传单和其他类似的印刷品的收揽、运送及投递。

(2)包裹类邮政服务。包括国内和国际包裹及小包的收揽、运递及投递。

(3)邮局柜台服务。主要包括邮政利用自身营业网点向顾客提供的各种柜台服务。

(4)其他邮政服务。包括信箱出租、存局候领服务和其他未归类公营邮政服务。

1.3邮政产业业务总量及业务收入增长率

据统计显示，1993年以来，邮政产业亏损连年加大。1999年虽然国家对邮政产业实施了一个“8531”的财政补贴递减政策，但是，1999年邮政产业依然亏损67.3亿元，2000年亏损32.9亿元，2001年邮政产业终于扭亏为盈，实现利润6000万，但相比30亿的财政补贴，这点盈利实在是杯水车薪。2002年中国邮政实现利润1.25亿元，但是仍然有10亿元的财政补贴。

2目前邮政产业管制所存在的“管制失灵”

2.1“政企合一”、“政监合一”

“政企合一”、“政监合一”是邮政体制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目前，国家邮政局既是政府管理邮政业务的行政机构，又是大型国有公用企业。既承担行业管理的政府职能，又具有生产和经营的企业职能；既是邮政业的监管机构，承担着监管全国邮政市场的职能，又是国有资产的出资人代表，具有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的责任。

2.2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划分不清晰

随着邮政业务领域的不断拓展，邮政已经成为横跨多个行业的企业，在交通运输（物流）、金融、通信、广告、社会公共服务、文化服务等行业中都可以找到邮政的身影。在我国邮政系统内普遍服务业务与竞争性业务是混业经营的，这样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垄断的范围，而且也不利于竞争性的业务与其他相似行业之间产生竞争，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2.3邮政监管体制以及法规方面存在的缺陷

我国在邮政监管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同时也颁布了很多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施细则》、《邮政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一些地方性法规，协助政府的监管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对管制邮政产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监管立法滞后、监管机构权力分散、监管机构职能不到位以及监管机构监督体系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行业发展，损害了社会公正，不利于企业自由竞争权和消费者公正消费权的保护。

3国外邮政产业改革的主要特点

3.1体制改革：政企分开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邮政都实现了政企分开，企业化管理，商业化经营，在很大的程度上减轻了政府负担，提高了企业竞争的活力，保证了市场竞争的有序进行。其普遍做法是政府机关和具有独立性的邮政管制机构对邮政产业进行管制，主要内容是监督邮政服务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发放营业执照、控制价格、保护邮政专营权等等。

3.2企业间的兼并联合、分化重组

近年来企业间的联合与重组已经成为一种趋势，通过扩大单个企业的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德国邮政出资9.33亿欧元收购丹莎国际物流公司；出资22.11亿欧元收购德国邮政银行；收购DHL25%股权；收购英国Securior速递公司50%股份；购并荷兰包裹运输公司Nedlloyd、瑞典物流服务公司ASG、美国国际航空快运公司，排名国际货运第一位。

3.3采用新技术，提升网络能力

很多国家邮政不断采用新技术，实现了营业窗口作业的计算机化，邮件装卸与搬运设备的机械化，邮件分拣设备的自动化，邮政运输的集装箱化，邮件运输过程的电子化，邮政网络的系统化和现代化，使整个邮政通信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信息管理的基础上。

4我国邮政产业管制改革的思路选择

4.1推进政企分开、政监分开，理顺邮政规制者的政府职能和邮政经营者的企业职能

政企分开必须同时做到邮政服务业的管理部门与邮政企业机构分开、人员分开和财务分开。推进政企分开的关键是将邮政部门的经营业务的职能分离出来，转变成对整个邮政服务业进行公正监管、公平执法的行业监管机构。同时，还要推进政监分开和政事分开。将邮政部门的国有资产出资者职能转移到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使邮政部门转变为独立公正的邮政市场监管者。

4.2对邮政企业进行公司化和集团化的改造，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邮政管理部门要逐步取消对这些公司的行政干预，使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各公司则要按照服务业的要求转变观念，面向市场。建立以“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特征的现代企业制度，要进一步明晰产权，实行股权多元化，对一些竞争性比较强的业务和领域，允许多种所有制形式参与，也可考虑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分拆，以促进竞争。同时，要以专业化公司为龙头，加大对邮政系统资产重组和改制上市的准备工作。

4.3分析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缩小专营业务范围

分析普遍服务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后，从事竞争性业务的邮政企业要彻底实现与行政脱钩，与其他非邮政企业公平竞争。邮政部门经营的EMS在交通运输、海关监管、税收安排等方面应与快递企业等非邮政企业一样对待，不再享有特权。邮政普遍服务标识只能使用于提供普遍服务业务的邮政企业和国家授权的机构，不能被从事竞争性业务的邮政企业借用。

4.4修正相关法规，建立独立的管制监督机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确立的时期，面对艰巨的邮政业改革和发展任务，我们必须适应时展的要求，及时修订《邮政法》，同时研究制订中国邮政专项产业政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确定邮政企业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的地位，明确政府与邮政的关系，正确认识邮政的性质，规范邮政领域的行为和秩序，维护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修改《邮政法》必须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进行多方科学论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对涉及公民通信自由、通信秘密、用邮选择权和邮政专营范围等重要问题的法律内容，应当举行公众听证会来确定。

参考文献

［1］王俊豪.中国垄断性产业机构重组、分类管制与协调政策［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5.

［2］杨海荣.邮政概论［M］.北京：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2005，(1).

［3］顾联瑜.中国邮政的普遍服务与专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

［4］仇日华.国外邮政改革的思路和现状［J］.当代通信，2003，(5).

［5］张正.中国邮政核心竞争力分析［J］.中国邮政，2003,(11).

失灵范文篇6

美国科学家质疑“万有引力定律”，中国科学家的反映是“基本定律”不容质疑。问题是“引力定律”是否是基本定律？基本定律又是什么涵义？基本定律就一定精确吗？

北京青年报2001年5月18日有一篇名为《万有引力失灵了吗？》的报道（见网站《当代物理——物理论文集》的“国外新闻”栏目），我看了此报道之后，有感而发此篇议论。我认为从表面意义上的角度，美国的科学家与中国的科学家的提法都对。实际上美国与中国的科学家都把引力定律当作了“基本定律”，如果不把它当作“基本定律”，美国科学家也就不质疑它了；既然是确定的“基本定律”，中国科学家当然认为不容质疑了，而要寻找其他的解释。[人的思维有一个缺点，一旦在现象事实方面有与原来理论有冲突（反常）的地方，为了保护原来的理论——也就是被科学哲学称为“范式或科学研究纲领”，就必然要寻找其它的理由来解释。]问题在于引力定律是不是基本定律，如果不是，那我们为什么把它当作基本定律来运用。

基本定律就是理论体系的“公理”定律，是思考的出发点，是逻辑的原始出发点——原始大前提，不是由其他定律推导出来的定律。而我认为引力定律不是基本定律，理由有二：

其一，牛顿力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定律是其三定律。而其三定律没有包含“重力”方面的内容，作为“重力”方面内容的补充，不得不把引力定律当作基本定律来运用了。实际上，引力定律是牛顿三定律的（概念上的）“导出”定律，因为由于自由落体是加速运动，从其第一第二定律为出发点（牛顿力学理论真正的“范式或科学研究纲领”。一定要注意，牛顿第二定律是其第一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从而认为自由落体运动的原因也是由于外力造成的，于是，就“发现”了万有引力。所以，引力定律不是基本定律。

其二，仅从引力定律公式产生的过程角度来看，在牛顿时代以前及同时代，其他许多人已经得出了“太阳系”（仅仅在此范围）行星公转的向心加速度依距离太阳平方反比分布规律（真正的经验公式，不是基本定律）。由于牛顿发现了地面上的重力（重力加速度）与“太阳系”中的卫星及行星公转的“向心力”（还是牛顿三定律的“范式”）是同一性质（是伟大的发现），（然而把此同一性质当作同一种“力”——错误的转化开始了。）再下一步，又依重力大小还与表现重力的物体（地面上的）的质量有关系，同时又把“平方反比律”人为“加”上了质量（中心质量，实际上是太阳的质量。），引力定律产生了。然后，问题又转化了，抛开了“中心质量”与地面上的“质量”的区别后，引力开始“万有”了。于是，在我吃饭的时候，我饭桌上的“烧鸡”与我也就有了“引力”（可不是因为我饿了，烧鸡对我有吸引力的“力”）。引力定律中的“平方反比律”本来是“宇宙”（太阳系）中的现象范围，就无形地被人为地扩大到了“一切”的范围，这是人的思维的错误。仅从此角度，就说明了“引力定律”仍是经验公式，不是基本定律。把一定范围的经验规律人为地无限扩大，有时可以产生“伟大”的发现，但是，同时又是风险极大的“发现”，非常容易造成极大的认识错误。这也就是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证伪主义”能够可以成立且有“用武”的地方。因为，我们人的思维的归纳（经验）语言（不仅仅是语言，也是认识。）一般都用“所有格”。

美国科学家说在宇宙尺度水平上，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不再有效，也就是说“万有引力定律”存在局限性，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实际上是说反了，“万有引力定律”恰恰是在宇宙尺度（太阳系尺度）上有效。在我们与我们饭桌上的“烧鸡”之间，恰恰没有一点“效”。有效不等于精确，因为“引力定律”是经验公式。引力定律仅在“九大行星”范围内“精确”（也不是绝对的），因为“平方反比律”就是由此得出的。在“冥王星”轨道之外，或在“水星”轨道之内，就不一定绝对按平方反比律。所以，“先驱者11”、“伽利略”以及“尤利西斯”等探测器偏离按照“万有引力定律”计算的轨道，是很正常的。如果把此“偏离”现象当作另外的什么莫名其妙的“力”在起作用，则是不正常的，这是我们思维的“不正常”。

经验公式不一定精确，是不是理论的基本定律就一定精确了？这要从什么角度来看了。基本定律是“人为”规定的，当然在理论内部是精确的了。但是，基本定律如果要运用到实践中去，一般的来说，必须经过“经验命题”这个中间环节，才能与现象世界建立“联系”，所以，同样不会是“精确”的。牛顿惯性定律是基本定律，产生它的“经验命题”是“同一质量同一初速度的物体阻力大则运动的距离短，阻力小则运动的距离长。”所以，我们把牛顿惯性定律运用到实践中去，就得通过此“经验命题”来与现象层次建立联系。因为我们不可能看到“物体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永远地做匀速直线运动”。

失灵范文篇7

一、引言

有鉴于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与监管失灵现象的出现，政府监管改革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最为重要的政府改革课题之一，其目标是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并提升其应变能力。当前的监管改革是希望透过制度与流程的设计以引导发展出一个更为健全及符合民主治理精神的监管系统，同时促进目前多层次监管治理结构间地协调与配合，以期最终能矫正监管失灵现象并完成社会各组成部分自我治理与自我监管。

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DavidH．Rosenbloom曾定义公共行政为：“政府立法、行政、司法部门对社会进行全部或局部监管或提供服务的过程。”政府的功能正是以其对公民的“服务”或“监管”过程来实现。正如OECD公共管理委员会(PublicManagementCommittee)所指出的，监管质量对于经济绩效及政府在改善公民生活质量方面所做努力的效果，都至关重要。以OECD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首次提出了监管治理理念，目前已有一半以上的OECD国家在监管治理理念的指导下确定了不同性质的监管政策质量评估方案及立法。为了使我国监管改革能更符合公民的利益，以实现善治，有必要将监管治理作为监管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重要的遵循准则与规范架构。在这方面，OECD国家监管政策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对我国监管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典型意义和借鉴作用。

二、OECD国家监管政策的演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OECD国家监管政策经历了从干预主义到监管治理的演变过程，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监管方式是简单的“命令控制”式的直接干预模式。这种监管方式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直接下达命令，下级直接服从的监管方式，存在许多弊端。私有化和监管放松都是试图改变监管原有的“命令控制”直接干预模式。

第二阶段，“非管制化”和“减少文牍主义”很快让位于监管改革理念。它是对非管制化、再监管和改善监管效力措施的综合运用。但是监管改革理念认为改革是暂时性的，其目的在于通过一系列一次性干预措施使监管体系恢复到某种最优状态；

第三阶段，监管质量管理理念。它将改革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政府功能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建立在持续推动的基础上，其注重的是监管质量，而不再是监管改革；

第四阶段，监管政策理念。监管政策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一样，是动态聚焦的，它认为确保监管体系质量是政府的持久功能。但它注重主动的“质量保证”功能，而不是较被动的“质量管理”功能；

第五阶段，监管治理。监管治理理念植根于更宽泛的民主治理(DemocraticGovernance)思想。即发挥监管功能所涉及的任务，不仅包括各种工具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工具之间的协调配合，还包括那些内在于民主治理的更广泛问题，如透明度、可问责性、效率、适应性和一致性。监管治理涉及的领域也更宽泛，包括与其他监管“角色”（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国家内部以及超国家层面的政府行动）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

20世纪90年代，OECD提出了监管改革原则性建议：对市场运作优于政府干预的领域放松监管，而对于没有政府不能很好发挥市场作用的领域实施监管。建立监管体系来确保法律具有稳定性和可控性，并且确保监管的设计是为了保证民主原则。OFCD先后经历了以下几个重要的里程碑阶段：

第一，《1995年OECD委员会关于政府规制质量的政策建议》提出了监管质量方面的第一个国际标准。此外，它还标志着正式认可了监管方式和监管目标的转变：从即兴地改善监管结构，转变为系统地看待监管质量以及促进和加强监管质量的手段。

第二，《19970ECD监管改革报告》。它首次正式承认了将监管政策与政府政策议程的其他关键因素（最明显的是竞争和贸易政策）联系起来的重要意义。随后启动的有关国别监管改革考察的“横向”计划，可被视为监管政策议程的主要方面得到了正式而广泛的接受。其中包括采用监管质量保证政策，把它作为更宽泛的政府政策（特别是结构改革计划）的一个基本因素；承认将监管政策与竞争、贸易和消费者政策进行整合的必要性。

第三，《2005监管质量与绩效指导原则》。1997年的建议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根据对20个国家的评估和其他研究得出的经验教训，对这些建议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更新，最初的七条原则得到了保留，但是注释和所附的建议得到了扩充。在2005年比在1997年更受关注的问题包括：政策连续性和多层次协调；政策建议的事先评估；关于满足公众需求的网络设施的竞争政策；市场开放性；风险意识；以及实施。这些目标要求采取一个跨领域的积极措施，从而使监管法规更加负责任而可预测。《监管质量和绩效的原则》强调了这个使监管政策、工具和机构适应二十一世纪的、具有动态性和前瞻性的过程。

第四，在治理方面，OECD所做工作的内容包括：突出强调了监管政策，将其作为实现透明度、可问责性、合法性、效率和政策协调性目标必须完成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面。这就承认了监管政策是广义政府活动的一个核心因素，是总体管理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现阶段OECD国家监管治理的具体实践

（一）监管治理的内涵

监管治理的现代文献始于Levy和Spiller于1994年发表的一篇开创性论文。在该论文中，他们首先强调监管治理安排（RegulatoryGovemanceArrangement）与监管内容（RegulatoryContent）之间的区别，把监管作为一个涉及监管治理和监管激励两个方面的制度设计问题进行研究。对于篮管治理，Levy和Spiller把注意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从充分保护私人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的角度，论述监管治理的必要性；二是对于现实中的特定国家或地区，必须将监管治理安排置于其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的大环境中（制度禀赋）来考虑，有效的管制治理安排因制度禀赋不同而存在差异。他们还指出监管治理结构是社会用来约束监管机构的自由裁量权以及解决约束冲突的机制，受立法、司法和行政的影响。而Levy和Spiller并没有对这种约束机制的必要属性做出实质性的建议，而只是强调这种机制必须与制度禀赋相适应。

在我国，监管治理的概念近几年才出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游五洋认为，管制治理(Reg-ulationCovernance)，源于国家治理的概念，是指国家权力机构地设立及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上述的定义没有有效地界定监管与监管治理的区别，没有清晰地表达监管治理制约监管者行为和监管活动方式的功能。监管是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活动地重要手段，是政府行政对经济和社会活动的干预，它以政府、企业、消费者和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为实施基础。而监管治理的功能则是为监管活动提供“游戏规则”，以保证监管决策的科学化和监管活动的有效性，从而高效实现监管目标，即监管治理是对监管活动方式和监管权力运用方式的规定。

（二）OECD实现有效监管治理的三要素

1．监管政策。泛指清晰、灵活、连贯一致并以提高监管质量为目的的政府整体性政策，其中包括政策目标、政策行动及实施行动相关的法规。OECD经验证明，一个有效的监管政策必须有以下相互支撑的三个部分构成。

(1)最高政治层级的采用与支持。监管改革政策首先必须有最高政治层级的认可与有力支持，才能在整个行政部门获得有效的执行与实施，这有助于提高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如，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期对繁文缛节和行政监管的最大改革计划——国家绩效评估计划(NationalPerformanceRe-view)，就是由当时的副总统戈尔(AI.Gore)直接统领负责，显示最高政治当局对该改革的重视与支持，亦成为该计划日后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2)监管质量标准的建立。只有建立起明确的监管质量标准，才能确保政府的监管行动是必要且可接受的，才能使监管政策的决策过程真正符合善治的标准。如，OECD公布的十项监管决策参考清单(TheOFCDRefrenceChecklistforRegutatoryDecisiO真真-Making)，可被视为是评估监管政策制定是否确实符合当代监管治理精神与善治的标准。这十项标准分别是：①问题是否得到了清晰的界定？②政府行动是否合理？③监管是否是政府行为的最佳形式？④监管是否有法律基础？⑤监管应该南哪一级（哪几级）政府来实施？⑥监管的收益是否能够大于成本？⑦监管对全社会造成影响的分布情况是否透明？⑧监管规则是否清楚、一致、可被运用者理解和掌握？⑨监管影响所及的利益相关方是否都有机会表达意见？⑩如何实现监管遵守？

(3)监管管理能力。OECD经验证明，塑造监管管理能力注重以下几方面将有助于提高监管管理能力的效率：一是监管机构要独立于被监管者；二是机构得到政府的授权，与监管政策相协调；三是跨部门的运作机制；四是拥有能够独立判断能力的专家队伍；五是与中央行政权威机构及预算部门（例如财政部）维持良好的互动关系。如，日本的改革委员会作为首相的建议机构，检查现存监管状况，并根据部门情况设置监管改革的优先顺序。

2．监管工具。经合组织总结其成员国改革监管体制的经验，建议使用6种提高监管质量的工具，包括：(1)行政管理的简化，即简化政府手续和文牍；(2)监管影响分析（RegulatoryImpa「tAssessment；RIA），确保选择最佳的监管手段；(3)信息透明与信息沟通，法规的适用人群应对法规有所了解，并清楚法规对他们的要求；(4)监管措施的替代政策地比较与选择，政府应尝试市场导向等非监管手段来促成监管目标的实现；(5)监管政策地遵守与执行，这决定监管是否能实现其既定闩标，有法不依等于没有监管；(6)支持行政公正和责任追究，监管者要能面对问责：为此，必须确保受监管约束的人群有明确、畅通、有效的L诉渠道，

推进监管改革、提高监管质量，主要在丁监管工具的开发、运用和创新。以上6种监管工具中，RIA工具是最重要的-RIA是指为了实现提高监管政策质量的目标，系统地分析和评估新监管政策或是现存监管政策的成本收益的过程。如，在美国，15项花费了1000万成本的RIA导致监管政策修改，监管政策修改带来了大约100亿的净收益，也就是说收益成本比率是大约1000:1。到2005年，已经有26个OECD国家不同程度地采用了监管影响分析策略。但是，RIA实际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还需要发展RIA的手段、程序和实践，OFJCD在改革过程巾总结了一系列完善的经验，来引导RIA发挥最大的效能，以下是十种最佳RIA做法：(l)最大化对RIA的政治承诺；(2)合理分配对RIA计划各要素的责任；(3)培训监管者；(4)使用前后一致但灵活的分析方法。OFCD同家通常采取的RIA方法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成本效率或成本／产量分析、财政或预算分析、社会经济影响分析、后果分析、达标成本分析和商业影响测试；(5)设计和实施数据收集策略；(6)确定RIA的对象；(7)及早将RIA融入决策过程；(8)宣传有关结果；(9)公众广泛参与；(10)将RIA同时应用于新的和现行法规，RIA对评估现行法规和对评估拟议巾的法规同等有效。

3．监管机构：经合组织的经验证明，设置相应的监管机构，对于保证实施和执行监管政策能够起到关键作用。它不仅包括内阁、政府和行政部门以及议会内部的管理和监督机构，也包括独立监管者和对监管质量做出重要贡献的其他机构，如专门的法律起草办公室甚至议会。

(l)中央监督机构，该机构可确保政策的整体性，为监管下具的使用提供技术支持，保证政策的客观性和有效性。监管机构的·个上要作用就是检查监管法规和改善监管质量。资源充足的（指财力和人力）中央监督或协渊可在改革过程巾扮演一系列重要作用，包括：①确保政府上下符部门都对改革采取同一态度；②提侣高水平的监管和善治；③向使用监功具的人提供技术支持同时政府部委的作用和支持也很重要．巾央监督或协渊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解决这个问题，并鼓励各部委加强对话和互动，但改革最终还是要靠仟部委来推行，监管质量的高低最终也是靠部委。

在韩刚、墨西哥和荚国等上个实行总统制的围家，负责推进、监督监管质量的中央机构最为有力。三国都成立了独立于监管机构的强力部门，但具体的司法、程序和管理部门有区别（韩国和墨西哥成立丁高级圳委员会，美国将监管质量管理嵌在其中央管理和预算机构内），总统制国家有能力推行牵涉各部门、自上而下的改革，并有一整套机构负责执行总统拟定的政策；而在中央政府协调、管理能力较弱的国家，这一情况较少见。但负责监管改革某一方面的部门间的协调越来越受关注。在荷兰，司法部、环境部和经济部正就提供帮助服务进行合作，而这对于改进政府各部门的RIA标准至火重要，，包括德国、门本和葡萄牙在内的许多国家也成立了高级别的独立委员会，以帮助制定监管改革政策。

(2)独立管制者-经合组织提倡建立独立的监管者，他们的职责一般包括法规的执行、违规处罚和批准、核发许可证，等，致力于提高监管质量，发挥监管的专业知识的作用和增强监管的可靠性，保护市场不受那些被“俘获”的政客和官僚的不正当干预；促进了监管质量、透明度、稳定性和专业性的提高。对于解决国家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企业所有者和监管者这种职责不清的混乱局面也是必要的制度解决方案。

在多数OECD国家，部分因闷际承诺而推行的经济结构改革会导致独立监管机构的成立和现有监管者的重新设计。这些机构旨在为自由化或私有化了的部门提供中立的管制监督，并为竞争性市场提供审慎的监管。

四、OECD国家监管治理对我国的启示

（一）转变观念，引入监管治理理念

在中国，监管治理理念无论对于政府和公众来说都是新鲜事物，对其理论和方法的理解还不深刻。我国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据、现有监管政策评估技术人员缺乏、收集数据能力不足、政治干预、监管能力弱、监管影响评估意识差。转变观念是形成有效磋商、改进评估技术、提高监管能力的基础，是达到有效监管治理目标的首要前提。

（二）运用多种监管工具，并积极推动对RIA的政治承诺

我国缺乏对现代监管工具的合理、有效的运用。有效地综合使用监管工具是对传统的“命令控制”监管模式的有益替代，通过合理使用各种现代监管工具来评估与改进已有与新提议的监管政策以实现有效监管治理。在现代监管工具中，RIA是辅助做出最佳监管决策的最有效工具，通过实施RIA，增大了监管决策的开放性和公众参与程度和监管责任，大大提高监管决策的质量。在RIA基础薄弱的国家，若想利用RIA机制完善监管决策，其运用必须得到政府高层的强力支持，这是监管影响评估机制得以确立的根本，因此，要积极推动对RIA的政治承诺。在多数OECD国家，监管影响评估机制得到了诸如法律或总理签署政令方式的支持。现阶段，中国应该积极开展监管影响评估机制的立法工作，使之从政府文件上升到法律位阶，切实有效地保障机制的贯彻执行，最终实现有效监管治理。

失灵范文篇8

对于什么是政府规制失灵，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界定。根据暨南大学李郁芳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来对规制失灵进行界定。从定性的角度来看：首先，政府规制失灵属于政府失灵的范围，是政府失灵在微观规制领域中的表现，是政府在力图弥补市场缺陷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另外一种缺陷，使之不能达到预期的社会公共目标或损害了市场组织的效率或带来自身的低效率。其次，政府规制失灵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时引起的另一种缺陷。从定量的角度来看：经济学家更多地是从效率损失的角度来分析规制失灵，政府规制失灵意味着规制成本超出了规制收益。

一、政府规制失灵的表现

1.规制过度

我国的政府规制与西方国家的政府规制存在很大区别。西方国家规制之所以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我国的政府规制带有更多强制性的色彩。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规制无处不在，与其说我国政府规制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不如说是为了消灭市场更确切些。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规制，不是解决市场失灵，而是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本能。从政府规制的背景来看，30年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计划化力量，在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惯性，造成了无可匹敌的国家授权下的垄断力量和官本位的烙印。与此配套的政府规制是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所进行的全面的直接干预，建立什么样的企业、在哪里建立、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生产的产品卖给谁、价格如何等问题都由政府确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国从此进入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政府规制是一个混合体，即不可避免地带有原有计划经济的影子，又必然包括了构建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些新的制度和措施。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们的政府规制涉及面广，对企业的影响程度深，突出表现为规制过度。

现行的政府规制内容相当广泛。在垄断方面，主要针对传统自然垄断领域，内容涉及电力、城市供水、城市燃气、公共汽车与地铁、电信、公路、铁路运输、管道运输、航空运输、水路运输等。现行的规制措施主要有两种，一是准入规则，其形式有国家垄断、申报、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标准设立。二是价格规制，主要针对自然垄断领域，方式主要有法定价格、地方政府定价、行业指导、标准等。现阶段，政府规制的权力归属是：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所有政府机关都拥有规制权力。

政府规制超越了其应有的弥补和克服市场失灵的范围，抑制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活力和正常发展，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并为寻租活动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政府规制缺位

政府规制的缺位即指在需要行使规制的地方出现了政府缺位，市场失灵现象得不到抑制，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体制转轨中，政府规制缺位的主要表现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的不足，对消费者保护、健康和卫生、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不足。政府规制缺位的后果是严重的，如：产品质量低劣、假冒伪劣现象泛滥，环境严重污染得不到有效制止，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等。

3.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

政府规制虽达到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目的，但成本昂贵、效率不高甚至可能出现效率低于规制实行前的情况。政府规制机构运行的高成本、低效率主要表现在：规制机构庞杂，协调困难；规制工作缺乏竞争力；缺乏降低成本的内在驱动，不能正确评估运行效率，监督信息不完备，缺乏对规制者主体的规制。

二、政府规制失灵的原因

1.一般意义上的原因

政府规制失灵一般意义上的原因指的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规制失灵的共性原因。只要是市场经济，政府规制失灵都可能出现。一般原因又可以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来分析。

从经济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首先在于政府部门所得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的有限理性。政府信息不完全性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其一，公共部门不可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拥有完全的信息，因为信息的完全是相对的，信息的不完全性才是绝对的），而人们对信息的识别能力则是有限的。虽然政府具有信息识别、分析和处理的优势条件，但试图拥有完全信息的能力仍然是有限的。这就意味着政府选择规制政策、制定规章或制度时可能会犯错误，从而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规制目的，甚至离目标更远。其二，企业不会把它所知道的信息告知政府，甚至还可能提供虚假信息，政企之间的这种博弈加重了政府的信息不完全性和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其三，由于缺乏有效的利益和责任激励，规制者不一定有积极性去获取有关信息。

其次，政府规制的目的不仅是解决问题，还必须经济有救地解决问题，规制需要付出一定成本，当其成本高于规制者的最终收益时，则规制结果得不偿失，政府就会选择不规制。

从政治角度看，其一，政府的“道德人”假设与政府官员的行动目标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从理论上说，政府作为公益人必须代表公共利益，谋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的政府是由具体的人组成的，他们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完美无缺的，他们的利益和行为目标并不一定具有与公共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必然性。当二者发生矛盾时，就有可能出现政府官员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做有害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其二，政府所具有的自由裁量权，使得规制可能引起再分配上的不公平和“寻租”的产生。政府规制以有关法律、政令及规章为基础实施。一般来说，相关的法律只提供了规制的原则和准则，大量具体而详细的规则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规定，所以规制者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因此，有关利益集团便会通过合法或非法的途径“购买政府”，对政府规制政策施加影响，使之对自己有利，这种行为就被称为“寻租”。同时由于政府官员也有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利益的行”。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三，由于政府行为难以监督，行为效果难以测量等原因，引起对规制者的监督缺位。一方面，规制者也是垄断者，其行为是难以监督的。在缺乏监督约束的条件下，权力没有权力来制衡，规制没有公众来评价，这就在客观上为规制失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2.特殊原因

从特殊性的角度看，政府规制失灵与我国转型期的政治经济条件密切联系，主要有：

首先，政府角色的冲突和错位。政府规制过程有三个相互独立的主体，即决定对某行业进行规制的立法机构、具体实施规制的行政执行机构以及被规制对象。长期以来，我国对自然垄断性质突出的基础设施产业实行的是政府垄断经营的管理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电力、通信、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等基础设施产业的主要业务是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企业独家垄断经营，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政府有关部门对自然垄断行业的进入、价格、投资等都实行了严格的规制政策。作为规制者的政府主管部门与企业之间政企不分甚至政企一体化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在规制实施中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实际上三位一体，彼此间并不相互独立，缺乏必要的制度制衡，所谓的规制实质不过是自己管自己。同时，各省市所辖的规制机构，由于它们主要是对本地政府负责，因此在规制中往往要听从本地政府主要领导的指令，要顾及本地的经济发展和政府的形象。这样，规制机构就很难站在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立场上严格进行执法活动。

再次，受规制市场不健全、欠完善，以及我国干部考核制存在缺陷。在我国的受规制市场上，虽然企业和消费者都有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但立法者和规制者却不用追求选票数的最大化，因为我国的干部考核是上级对下级的考核，考核中很少把群众满意度作为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因此，企业和消费者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府，能够充分表达自身利益、进行合理博弈的独立、成熟、强大的企业主体和消费者主体尚未形成，这就在客观上为政府规制机构漠视企业和消费者利益、操纵规制过程或滥用规制权力提供了可乘之机。

最后，存在政府规制职能正常发挥的制度障碍。目前，政府规制从机构到规则都还处于建立过程之中、远未完善，其作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使之无法正常发挥自己的作用。而原有的计划性政府管制的制度基础尚未完全消除，仍具有强大的惯性。政府官员对计划管制的机制、方法也都驾轻就熟，习惯于用计划管制的手段来管理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转型期的政府规制失灵就是政府职能尚未实现彻底转变、政府规制制度远未完善、难以发挥作用所造成的。

三、解决政府规制失灵的对策

从国际经验看，解决规制失灵的基本思路有两条，一是放松规制，引进竞争机制；另一条是把激励机制引人规制，对规制进行改良。随着中国加入WTO，随之而来的经济规则的一体化及日趋激烈的政府间的竞争，将我国传统的政府规制体系推到了改革的最前沿。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不要政府规制，也不是简单地放松规制或缓和规制，而是如何通过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把规制从一系列的困境中解放出来，并进而实现良好规制，让政府规制真正发挥其优势和作用，最终使政府规制成为一种高质量的政府治理工具。而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做到：

1.矫正政府失灵，对规制者进行规制

首先，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从制度上约束政府规制行为。要确立有限政府的观念，以制度的建设和法制的完善来防止因权力的滥用而损害公共福利。其中，宪法制约和行政法治不失为矫正政府失灵的好方法。我们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通过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制度结构来对参与规制立法和具体执行规制的成员的自利性行为和投机行为进行约束，尽快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宪法救济制度，实行行政法治，以矫正规制目标的偏差。

其次，合理界定政府规制的边界。实行民主化规制，使相关利益各方能够依照程序进行磋商和协调，将政府规制权力行使的界线界定在不侵害国民和企业的自由权利之上。具体限定如：第一次限定，政府作用应严格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第二次限定，政府干预应限于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之内；第三次限定，政府干预应同样要遵循成本收益原则。

其三，建立地位独立、规制中立、有足够规制授权的规制机构。政府规制机构要想真正成为各方利益的协调者，就必须超脱于具体的利益纠纷之外，具有较大的中立性、独立性。为防止来自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的干扰，中国需要设立一批直属于全国人大的执法机构，并在各地设立垂直领导的执法机构，以保持其中立性。合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规制机构的规制权，使二者各负其责，互相监督。

最后，推行政企分开。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将政府的规制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分开，交由不同的行为主体承担，这才能保证规制机构的公正性。而推行政企分开关键就是政资分开。政资分开，有助于界定政府职能，提高政府效率，减弱行政干预，但又不放弃政府的责任和权利，政资分开的制度本身是约束政府各级领导滥用权力的办法之一。

2.放松规制，培育产权多元化市场

放松经济性规制，是以向规制产业引进竞争机制为目的。目前，在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比较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市场体系并没有真正形成，而是被各级行政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条条”与“块块”不同程度地分割。市场准入仍受到行业主管部门的严格限制。为了消除垄断行业的非效率性，可以采取通过引人民间投资主体自由于进人竞争性环节，或是能够参与垄断环节的特许权竞争等民营化形式，对现有垄断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其成产权多元化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培育不同的市场交易主体，完善市场交易机制。

3.加强对规制者的监督

首先，建立透明开放的政府规制程序，透明性要求规制机构的规制依据、规制过程和规制结果必须对公众公开，接受公众监督。其次，健全社会监督体系，建立各行业的消费者组织，建立健全听证会制度。公众参与是保证规制机构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任何规制政策都是政府规制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各方利益相互博弈的结果，因此规制政策制定过程中，必须吸收消费者企业等各方利益集团的参与，通过听证会这种方式，各利益相关者集团的代表可以阐述自己对相关决策的观点，从而保证规制机构可以听取各方的意见，以保证规制政策制定的公正平等。最后，加强司法审查。加强对于公权力行使过程的违宪审查、司法审查、上级监督、专门监督等国家权力性监督，真正实现以权力监督权力的硬约束机制。

参考文献：

[1]世界银行编著.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27-33.

[2]李郁芳.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微观规制行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6-10,144-155.

失灵范文篇9

立，而政府干预的完美无缺同样也仅仅与“理想的政府”相联系。也就是说，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都不是万能的，都有内在的缺陷和失灵、失败的客观可能，关键是寻求经济及社会发展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最佳结合点，使得政府干预在匡正和纠补市场失灵的同时，避免和克服政府失灵，这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市场失灵使政府的积极干预成为必要

西方发达国家及一批后发现代化国家市场经济的实际历程和政府职能的演化轨迹表明，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有其能，也有其不能。一方面，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效率和活力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它具有任何其他机制和手段不可替代的功能优势：～是经济利益的刺激性。市场主体的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形成～种强劲的动力，它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品结构的不断创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二是市场决策的灵活性。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和消费者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分散决策结构，对供求的变化能及时作出灵活有效的反应，较快地实现供需平衡，减少资源的浪费，提高决策的效率。三是市场信息的有效性。高效率的分配资源要求充分利用经济中的各种信息。而以价格体系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结构能够使每一个经济活动参与者获得简单、明晰、高效的信息，并能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从而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此外，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还有利于避免和减少直接行政控制下的低效和腐败等。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有其局限性，其功能缺陷是固有的，光靠市场自身是难以克服的，完全摒弃政府干预的市场调节会使其缺陷大于优势，导致“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因而必须借助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纠补市场失灵。

（－）市场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的发展

市场调节实现的经济均衡是一种事后调节并通过分散决策而完成的均衡，它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由此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和经济总量的失衡。在粮食生产、牲畜养殖等生产周期较长的产业部门更会发生典型的“蛛网波动”。此外，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选择在个别产业、个别市场中可以有效地调节供求关系，但个人的理性选择的综合效果却可能导致集体性的非理性行为，如当经济发生通货膨胀时，作为理性的个人自然会作出理性的选择——增加支出购买商品，而每个人的理性选择所产生的效果便是集体的非理性选择

——维持乃至加剧通货膨胀；同样，经济萧条时，也会因每个个体的理性选择——减少支出而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行为——维持乃至加剧经济萧条。再者，市场主体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谋求最大的利润，往往把资金投向周期短、收效快、风险小的产业，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这就需要政府运用计划，利用财政、货币、信贷、汇率、优惠、制裁等政策措施。经济杠杆和法律手段，特别是采取“相机抉择”的宏观调节政策，适时改变市场运行的变量和参数，以减少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同时通过制定发展战略、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若干重要领域进行投资来引导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与经济总量平衡。

（二）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最终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垄断

因为生产的边际成本决定市场价格，生产成本的水平使市场主体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同地位，进而导致某些处于有利形势的企业逐渐占据垄断地位。同时为了获得规模经济效益，一些市场主体往往通过联合、合并、兼并的手段，形成对市场的垄断，从而导致对市场竞争机制的扭曲．使其不能发挥自发而有效的调控功能，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也就成为纯粹的假设，因此垄断被视为市场经济的“阿基里斯之题”。这就需要政府充当公益人，对市场主体的竞争予以适当的引导、限制，如制定反垄断法或反托拉斯法、价格管制、控制垄断程度等。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百年来的经验教训多有可供我们借鉴之处。这对市场秩序不健全、转轨中的经济体制还带有某些行政垄断痕迹的我国来说，政府对于促进市场发育和建立市场公平竞争程序负有更加重大的责任。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应立足制度创新，尽快建立和完善公平竞争的规范体系和政策框架，加颁行全国性的反垄断法（近期北京、上海等地已先后制定出一批地方性的反垄断法规）与已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相配套，防止可能发生的并遏止已经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垄断。[NextPage]

（三）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外在效应

所谓外在效应（externality），按照经济学家贝格、费舍尔等人的看法，是指“单个的生产决策或消费决策直接地影响了他人的生产或消费，其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也就是说，外在效应是独立于市场机制之外的客观存在，它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自动消弱或消除，往往需要借助市场机制之外的力量予以校正和弥补。显然，经济外在效应意味着有些市场主体可以无偿地取得外部经济性（external－economies），而有些当事人蒙受外部不经济性（externaldiseconmies）造成的损失却得不到补偿。前者常见于经济生活中的“搭便车”（freeride）现象，即消费公共教育、公用基础设施、国防建设等公共产品（publicgoods）而不分担其成本，后者如工厂排放污染物会对附近居民或者企业造成损失，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来和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司空见惯的随处抽烟等。这类外在效应和搭便车一般不可能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当然也就无法通过市场交换的途径加以纠正。通过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教育固然能够使之弱化，但作用毕竟有限。只有通过国家税收或补贴政策或行政管制如特定的排污标准及征收污染费以及在公共场所不准吸烟等规定，使外部效应内在化，最大限度地减轻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过程的外在效应，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四）市场机制无力于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能够同时供许多人共同享用的产品和劳务，并且供给它的成本与享用它的效果，并不随车用它的人数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如公共设施、环境保护、文化科学教育、医药、卫生。外交、国防等。正是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它性和非对抗性特征，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导致别人对该产品的减少，于是只要有公共产品存在，大家都可以消费。这样一方面公共产品的供给固然需要成本，这种费用理应由受益者分摊，但

另一方面，“它一旦被生产出来，生产者就无法决策谁来得到它”，即公共产品的供给一经形成，就无法排斥不为其付费的消费者，于是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如前所述的经济外在世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搭便车者”。更严重的是．既然若此，人人都希望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而自己坐享其成，其结果便很可能是大家都不提供公共产品。而缺乏必要的公共产品，就不能社会经济的客观需要，大大降低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组织和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并对其使用进行监管。

（五）市场分配机制会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

一般说来．市场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但不能自动带来社会分配结构的均衡和公正。奉行等价交换、公平竞争原则的市场分配机制却由于各地区、各部门（行业）、各单位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人的自然禀赋、教养素质及其所处社会骤条件的不同，造成其收入水平的差别，产生事实上学的不平等，而竞争规律往往具有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财富越来越集中的“马太效应”，导致收入在贫富之间、发达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此外，市场调节本身不能保障充分就业，而失业现象更加剧了贫富悬殊，这对经济持续增长是个极大的出协：少数巨富控制经济命脉；潜在的资金外流；众多的贫困者导致社会总消费的不足，从而市场难以发育等等。更严重的是，过度的贫富分化“不仅削弱了社会的内聚力，而且培养了不公正，因而不可避免地破坏了维系社会的政治纽带。民众……进而可能要求发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变动”。经济比较落后、收入偏低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还可能会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

（六）市场不能自发界定市场主体的产权边界和利益分界，实现经济秩序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个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行为的方式及其目的的实现固然受到市场各种变量（原材料成本、价格、可用的劳动力、供求状况等）的支配，并且这些变量以其特有的规律（即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而自发形成的市场运行规律，亦即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主体的独立意志、自由选择、平等互利等一系列市场原则表现出来。）调整着他们的行为，自发地实现着某种程度的经济秩序；但是作为经济人以谋求自我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又总是在密切、广泛、复杂、细致的经济联系中进行竞争，产生利益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当事人自己以及市场本身否具备划分市场主体产权边界和利益界限的机制，更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这就需要以社会公共权力为后盾的政府充当仲裁人，设定体现和保障市场原则的“游戏规划”，即以政策或法律的形式明晰界定和保护产权关系的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利，保证市场交易的效率和公正性。再进一步地说，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容易诱发人们铤而走险，产生非法侵犯他人权益的犯罪行为，扰乱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对此，市场主体更是无能为力。只有政府运用国家暴力作后盾才能防止和打击[NextPage]

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如通过资格认定、行政许可等制度预防经济违法犯罪的发生，并严格依法查处经济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市场机制运行的基本秩序及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此外，在制定适当的对外政策，争取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国际环境，开拓本国商品市场和吸引外资，保护本国总体的和长远的经济利益等方面，政府无疑也具有市场所无法承担的而又为现代市场经济良性运行所必需的功能。

上述市场调节机制的缺陷和失灵，为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让出了空间，也正因为如此，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如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所说；“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因此，“现代经济是市场和政府税收、支出和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的混合体”。

二、政府失灵又决定了政府干预必须适度、有效

市场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基本依据，但是，政府干预也非万能，同样存在着“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可能性，用林德布洛姆的话说就是政府‘识有粗大的拇指，而无其他手指”。政府失灵一方面表现为政府的无效干预，即政府宏观调控的范围和力度不足或方式选择失当，不能够弥补“市场失灵”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比如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力．缺乏保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措施，对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投资不足，政策工具选择上失当，不能正确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等，结果也就不能弥补和纠正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政府的过度干预，即政府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超过了弥补“市场失灵”和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合理需要，或干预的方向不对路，形式选择失当，比如不合理的限制性规章制度过多过细，公共产品生产的比重过大，公共设施超前过度；对各种政策工具选择及搭配不适当，过多地运用行政指令性手段干预市场内部运行秩序，结果非但不能纠正市场失灵，反而抑制了市场机制的正常运作。

那么，为什么政府干预会失灵呢？或者说，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源是什么？

（一）政府干预的公正性并非必然。政府干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它应该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化身对市场运行进行公正无私的调控，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政府部门这种追求私利的“内在效应”必然极大地影响政府干预下的资源配置的优化，如同外在效应成为市场失灵的一个原因一样，“内在效应”则市政府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二）政府某些干预行为的效率较低。与市场机制不同，政府干预首先具有不以直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性。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而直接干预的领域往往是那些投资大、收益慢且少的公共产品，其供给一般是以非价格为特征的，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价格的交换从供给对象那里直接收取费用，而主要是依靠财政支出维持其生产和经营，很难计较其成本，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

其次，政府干预还具有垄断性。政府所处的“某些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例如国防、警察、消防、公路）的垄断供给者的地位”决定着只有政府才拥有从外部对市场的整体运行进行干预或调控的职能和权力。这种没有竞争的垄断极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效益的追求。最后，政府干预还需要具有高度的协调性。政府实施调控的组织体系是由政府众多机构或部门构成的，这些机构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协调配合、部门观点，都影响着调控体系的运转效率。[NextPage]

（三）政府干预易引发政府规模的膨胀。政府要承担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职能，包括组织公共产品的供给，维持社会经济秩序等等，自然需要履行这一职能的相应机构和人员。柏林大学教授阿道夫·瓦格纳早在19世纪就提出：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有一种天然的扩张倾向，特别是其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它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公共活动递增的瓦格纳定律”。政府的这种内在扩张性与社会对公共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更相契合，极易导致政府干预职能扩展和强化及其机构和人员的增长，由此而造成越来越大的预算规模和财政赤字，成为政府干预的昂贵成本。

（四）政府干预为寻租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寻租是个人或团体为了争取自身经济利益而对政府决策或政府施加影响，以争取有利于自身的再分配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即不增加任何社会财富和福利），如企业通过合法特别是非法的形式向政府争取优惠特惠，通过寻求政府对现有干预政策的改变而获得政府特许或其他政治庇护，垄断性地使用某种市场紧缺物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极有可能“受非法提供的金钱或其他报酬引诱，做出有利于提供报酬的人从而损害公众和公众利益的行为”。可见寻租因政府干预成为可能（政府干预因此被称为“租之母腹”），又必然因这种干预的过度且缺乏规范和监督而成为现实。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从而成为政府干预失灵的一个重要根源。

失灵范文篇10

关键词：公共政策；失灵；博弈；矫正路径

公共政策是表达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公共政策本身涉及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各主体从各自的角度出发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策略，就会导致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进而诱发公共政策的失灵问题。因此，公共政策失灵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其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不能对公共政策失灵问题置之不理，因为它不仅会造成政府财政投入和精力投入的浪费，导致政府合法性地位的下降，而且还会对整个社会和人民的利益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就有必要在博弈视角下探析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路径，最大限度的发挥公共政策的效用，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

一、公共政策失灵

公共政策是一个从认识现实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动态的运行过程，它通过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机构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对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日本学者药师寺泰藏认为，“公共政策”的意思与其字面意思相同，即为“公共”而制定的政策。因此，公共政策特别强调了它的公共性，它要符合公共利益取向，“政府的任务是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从而会引起公共政策失灵问题。对于公共政策失灵的概念界定，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汤敏轩认为，公共政策失灵就是指一项公共政策的过程或结果偏离了政策制定者实施预想的目标，并对政策的标的群体造成了始料不及的负面影响。胡凯等人认为，公共政策失灵是指一项公共政策在运行的各个阶段因利益的博弈而出现的非连续的、与公共利益相背离、对政策目标群体造成的负面影响超过其获利程度的现象。米恩广则从博弈视角思考公共政策执行失灵的问题，认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最终会导致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失灵。因此，笔者认为公共政策失灵的关键是相关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利益的博弈，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实际上就是主体互动博弈的过程。所以，对于公共政策失灵问题唯有从其根源上加以详尽剖析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政策失灵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良好的政策效果。

二、博弈视角下的公共政策失灵原因分析

博弈论涉及的是多方主体之间的博弈，主要是参与博弈的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因此，产生博弈的根源在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在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矛盾时，每一个参与博弈的主体都会从自身主体出发，考虑和争取最大利益。博弈视角下的决策主体是被假定为理性的，具有明确一致的偏好，以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为目标。因此，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会采取谨慎的态度。鉴于各利益主体在利益目标和方向上的不同，就易引发政策失灵的问题。在公共政策失灵的过程中，利益主体之间存在非合作博弈，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政府组织与目标群体的博弈、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等。

（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分析。中央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它最希望的就是作为下级的地方政府执行其制定的公共政策。而地方政府则会从追求地方利益的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实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针与中央政府展开博弈。在整个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可能会曲解中央原政策，而实行与原政策相悖的新政策来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正如张金马教授所言：“下级对上级政策往往以自己的利益和损益值作为对策参考，得益越多，越乐于执行；受损越多，越不乐于执行。”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如下：（1）当中央政府执行并且地方政府同样执行公共政策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获得支付分别为4和2，中央政府的收益会大于地方政府的收益；（2）当中央政府执行公共政策，而地方政府不干涉原政策的执行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获得支付为2和4，地方政府的收益大于中央政府的收益；（3）当中央政府放任原政策实行，而地方政府执行原政策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获得的收益分别为2和-2，中央政府独自获得收益而地方政府得到最大的损失；（4）当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放任政策实行，那么它们获得的支付水平都为0。因此，最好的策略选择是，中央政府执行公共政策且地方政府放任公共政策，它们彼此获得收益为2和4。

（二）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之间的博弈分析。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的博弈主要指的是地方政府和目标群体之间的博弈行为。地方政府要想获得最大的地方利益，就要篡改公共政策以使其利于地方；而目标群体对于篡改的公共政策的执行会采取措施加以抵制。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利用各种行政手段对目标群体进行控制，对目标群体进行信息封锁，从而减轻政策执行时的阻力，推动其公共政策的进行；而目标群体则充分利用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上访等政策进行反抗和抵制。由于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会因政策的实行对各自的利益产生损害，因此，两者就通过博弈来尽量来保证自己的利益的实现。因此，各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产生对抗，容易引发公共政策失灵。两者之间的博弈分析如下：（1）当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都执行原公共政策，两者所获得的支付都为3；（2）当政府组织执行原公共政策，目标群体抵制公共政策时，政府和目标群体所获得支付分别是1和2；（3）当政府执行被自己篡改的公共政策，而目标群体加以执行时，则政府所获得支付为5，大于目标群体的支付为2；（4）当政府执行篡改的公共政策，而目标群体抵制这种公共政策时，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所获得支付都为4。因此，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最优的策略选择是：政府组织执行篡改的公共政策，而目标群体抵制这种篡改的政策即执行原政策。

（三）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分析。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主要指的是政府和组织领导之间的博弈，这里政府代表的是集体利益，组织领导代表的是个人利益，因此两者实质上是围绕集体和个人利益进行博弈的。政府作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会力求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它会利用各种政策措施对领导者进行监督等。但是领导者从自身利益出发，会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在执行公共政策时，他们可能会对政策进行篡改，对于有利的政策加以执行，不利的则束之高阁，能拖就拖。政府部门和领导人之间就会由此产生利益的不一致，不能保证各方对利益的追求，最终容易引起公共政策失灵。对政府部门和执行人员的博弈分析如下：当政府部门执行原政策，政府执行人员执行原政策时，政府部门所获得支付为4，而执行人员所获得支付为3；当政府部门执行原政策，而执行人员不执行原有公共政策时，两者所获得支付均为5；当政府部门不执行该政府政策时，而执行人员执行该政策时，两者所获得分别为3和2；政府不执行公共政策，执行人员也不执行原政策时，两者所获得支付为2和4时。博弈的最优策略选择是：政府部门执行原公共政策，执行人员不执行原有的公共政策。

三、博弈视角下公共政策失灵矫正路径建构

公共政策失灵是政府执行各种政策活动时出现的一个现实问题，它从客观合理的角度来说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各种政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进行的，并且受到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但是，对于公共政策失灵问题，我们又不是无能无力和无所作为的，我们可以从对引起政策失灵的主体加以入手，建构矫正公共政策失灵的路径。

（一）优化博弈规则：完善政府间的利益调控机制。中央政府公共政策的执行归根结底还是要依托地方政府，其执行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效果。因此，在实行政策过程中，必须确保中央和地方能够在有序的博弈基础上执行公共政策，使其既能考虑到中央又能兼顾到地方的利益诉求。首先，要逐步完善权责的配套机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力界限。从而理顺两者的利益界限，摒弃利益藩篱，从而达到一种良性的博弈；其次，加强政府间的沟通交流，寻求利益结合的共同点，避免零和博弈。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沟通交流寻求共同利益，不仅有助于彼此间的信息共享，而且还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实现公共政策利益的最大化；第三，制定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兼顾中央和地方间的利益，寻求利益的结合点，避免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滋生。改革现行绩效考评制度，引导地方政府合理博弈，从而把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使博弈的地方和中央政府在获得自我利益的同时可以增进他人的利益。

（二）加强合作博弈：增强政府组织和目标群体的良性互动。要使政府和政策的目标群体进行合作博弈，政府就必须转变传统的“命令-服从”型的思路模式，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利益诉求，结合具体的政策环境改进和制定符合实际要求的政策。首先，需要解决政府与目标群体之间的信任困境，建立公民参与政策的互信机制。政府的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政府对政策信息能够及时地告知目标群体。这可以让其有充足时间了解政策，使其参与到政策当中来，实现政府与群体间的合作，推动公共政策的顺利实行；其次，政府合理地分配公共政策的执行权，运用有效的机制来保证公众的参与力度，增强目标群体共同篡改公共政策的博弈能力。政策执行效果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目标群体对政策的认同程度。因此，必须使目标群体充分了解政策，增强其政治社会化的程度，提升对合理政策的认同度。来弱化目标群体同政府间的博弈，强化政府同目标群体之间不合理政策的博弈，减少两者之间合理的和不必要的博弈行为，以达到抵制公共政策失灵产生的目的。

（三）避免违规博弈：强化执行人员的行政伦理建设。政府作为维护公共利益的全权代表，追求公民的集体利益是理所应当毋庸置疑的；作为政府执行主体的行政人员，除集体利益外还存在着个人利益，由此便会产生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博弈。要使公共政策的效果充分发挥，那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就要力避对个人利益的过度和不合理的追求。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念，追寻社会的集体利益，而不是一味地追求个人利益，从而避免违规博弈。首先，完善制约和监督政府执行人员的法律法规。执行者作为政府组织的成员，理应为人民的集体利益谋福利，把它作为行动的方向，但是私利促使的个人利益与公众的集体利益产生了博弈。因此，必须用制度的牢笼来约束违法权力的滥用，来避免由此产生的违规博弈；其次，建立选用人才的科学机制，逐步优化政府执行人员的队伍建设。加强对领导者的道德教育，提升整体人员的素质，激励其合作博弈，进而提高其为人民追求利益的动机。

（四）激发正义博弈：利用舆论宣传工具对博弈行为监督。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因素是影响政策有效实行的重要因子，被誉为是我们身边存在的“第四种权力”。因此，舆论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过程中，可以对政府即将推出或者是已经推出的公共政策加以宣传和解读，会影响目标群体的思维方向，所以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新闻媒体、互联网、微信微博公众平台等作为舆论宣传的主要媒介，必须加强对博弈行为进行监督和制约，报道那些不利于人民的政策，从而引起公众的关注，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如此以来便会引起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关注，那么政府就继而会调整政策来消除此类政策的危害。而且，在媒体与公众舆论的监督和制约下，各利益主体如政府和民众之间能在公平正义的博弈环境中展开博弈，能够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制定，对博弈的行为起到有效地制约和监督的目的，从而规避公共政策失灵问题。

四、结语

总的来说，公共政策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如何避免公共政策失灵和提升公共政策的有效性就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对参与公共政策的主体进行博弈分析，探析出公共政策失灵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矫正策略，避免公共政策失灵所带来的无效损失。从而平衡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实现各利益主体的利益最大化，保证公共政策的顺利实施。

作者:屈金超 单位:黑龙江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日）药师寺泰藏.张丹译.公共政策：政治过程［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2.

［2］（美）詹姆斯.E.安德森.唐亮译.公共决策［M］.华夏出版社，1990.

［3］汤敏轩.公共政策失灵：政策分析的一个新领域［J］.中国行政管理，2004.12.

［4］胡凯，杨雄辉.公共政策失灵及其矫正对策［J］.云梦学刊，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