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安全范文10篇

生物安全范文篇1

所谓的GMO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是指经遗传修饰了的生物体。转基因作物就是GMOs中的一种。目前在国际上对GMOs存在下列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赞同大力发展GMOs的观点，其理由是基于下列几点。

1)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下面有几个数字能说明问题。如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10亿美元，但种植转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1900万美元；在加拿大，在1996年种植了1200万hm2耐除草剂油菜后，产量提高9%，经济效益达600万美元；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从1997～2000年的4年，总的经济效益达3亿3千7百万美元。全世界2000年转基因作物产品的价值为3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时价值可达300亿美元。由此可见，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2)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问题

世界人口，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会不断增长是肯定的，而粮食如何能随着增长的人口同时增加，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严重问题。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1999年，在英国皇家学会曾召开过一次世界上有关科学院共同讨论GMOs问题的会议，会议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认为：我们与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他们国家人口少，已经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不发展转基因技术。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症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中，特别是非洲。瑞士科学家IngoPetrykus领导的研究组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一种称为金稻的水稻，这是一种具高含量维生素A原物质的水稻，有可能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问题。

3)可能大大缩短作物生长期

西班牙科学家从拟南芥菜中提取一种基因插入柑橘树中，使原来要5～6年才能成熟的柑橘树，在一年内就开花结果（Penaetal.,2001）；又如德国科学家培育的马铃薯在栽种后15周就能收获马铃薯，比普通马铃薯块茎收获时间要提早7周之多，这种新品种并能产生一种细菌酶，可以把能使马铃薯萌芽的焦磷酸盐分解而阻止其出芽（Farreetal.,2001）。

2001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基因改良技术的可利用性的一面也是充分肯定的。《报告》指出，尽管充满争议，基因改良生物(GMOs是一种翻译方式)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报告》认为基因改良生物带来的风险可以得到控制。

另一种观点是全面对GMOs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不仅游行、抗议，有时甚至采取行动。2001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中播出了法国的反对GMOs的群众，拿起了镰刀大量的砍除已长得很大的转基因玉米，因为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递交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受测试的玉米种子中，大概41%的样品含有转基因物质成分。此外，一小部分油菜种子和大豆种子也含有转基因物质。报告还指出，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使我们得出结论，常规食品含有转基因物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我们所研究的种子。现在常规谷物的种子或作物含有微量转基因物质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

绿色和平组织在对一片赞扬声中上述的金稻也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当然他们对任何转基因产品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不可预测、不精确、和不可逆转等问题。与其他基因工程技术一样金稻没有解决根本的安全问题，对环境有潜在的威胁。他们引用营养学家的意见说，贫困人口的饮食结构中缺乏脂肪，为之才影响了他们吸收大米中维生素A。因此金稻解决不了维生素A缺乏症。从营养学角度考虑，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饥荒的理论是没有充分依据的。他们甚至认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想仅仅凭借某一种技术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

对上述能使传统产品大大缩短生长期的转基因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西欧目前实际上禁止对转基因作物作商品化的种植。

2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早在1992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中就已明确提出来，要求制定或采取办法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LMO或GMO)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既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险。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包括了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已有文章报道（钱迎倩等，1998），在Kjellsson(1997)的基础上列了表1。

表1中所列的不少是生态风险，转基因作物因为是人工制造的品种，我们可以把这些品种看作为自然界原来不存在的外来种。一般说来，外来种对环境或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或危险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有时需10年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种植至今最长也就是5～6年的时间，一些潜在风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一定能表现出来。可是有些风险在实验室水平上已经证实。如Mikkelsen等证实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可以通过基因流在一次杂交、一次回交的过程已转到其野生近缘种中（Mikkelsenetal.,1996）。这就是表中所指出的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新的农田杂草。没有预料到的是转基因作物自身变为杂草成为现实的时间来得如此之快。根据2001年8月的报道，在加拿大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是耐除草剂的GM油菜，但它们正在变成杂草。农民们正在与他们农田里的一种新的有害植物作斗争。因为在他们农田里已出现了未种植过的GM油菜，而这种植物能抗常规使用的除草剂，要杀死它们还较困难。曼尼托巴大学的植物科学家MartinEntz说，GM油菜传播的速度要比我们想到的要快很多，而要控制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已劝告农民们用另外的药剂来杀死他们。可是其它的药剂能把农民种的作物杀死，在某些情况下，GM油菜对这些药剂却具有抗性。这些GM油菜真正成为所谓的超级杂草。

再举一个例子是GMOs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Losey等（Loseyetal.,1999）的实验结果在Nature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在实验室中用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来喂饲大斑蝶幼虫，加普通玉米花粉及不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作为对照，结果说明喂饲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的幼虫第二天死亡10%以上，4天后死亡44%，而对照全部存活。此外，对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摄取量小，幼虫生长缓慢，重量只有喂饲无花粉叶片的幼虫的一半。从另外一角度也可能威胁大斑蝶的生存，在无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前，除草剂一般只能在作物种子萌发前喷洒一次。在种植抗除草剂作物后，就可在作物生长期多次喷洒除草剂，杀死杂草而对作物无威胁，随着多次除草剂的喷洒，马利筋就大量减少。由于大斑蝶的惟一的食物是马利筋，随着马利筋大量减少，也就威胁到大斑蝶的物种的生存。大斑蝶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蝴蝶，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还有另外几个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例子，已在另外文章中报道了（钱迎倩等，2001）。GMOs对环境的其它方面影响，我们也作过报道（钱迎倩、马克平，1998），国际上近年来普遍重视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随着时间的推延，会不断有新的报道。

顺便也要提到关于对人体健康问题，据报道，美国市场上已有千种以上的食品是从GM作物来源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实验证据证明被政府批准作商品化种植的GM产物对人身健康造成危害。即使这种情况，美国农业部对某些GM产物还不允许作为人类的食物，只能作为牲口饲料。2000年美国曾发生一事件，StarLink公司培育的抗虫的Bt玉米，农业部担心一部分人可能对这种玉米内含有Cry9C蛋白质而引起过敏反应，因此只允许作为动物饲料。但是StarLink公司却把这种玉米出售给生产人类食品的工厂，从而在杂货店的食品架上就出现了含转基因玉米成分的煎玉米卷、玉米点心和其它玉米食品。美国农业部发现后，不仅迫使这些食品从货架上收回，把去年生产的所有玉米都作为转基因玉米来处理。因为转基因玉米的价格要比常规玉米的低，因此造成种植常规玉米的农民及中间商蒙受损失，也影响到整个玉米出口量下降。

上面提到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普通玉米种子中已检测到转基因物质，其含量通常不超过0.1%，安全机构负责人声称，食用这些谷物生产的食品对消费者造成危险的可能性非常小。

3拟采取的对策

生物技术这门高新技术在解决医药、农业、环境等各个方面问题确实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GMOs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安全性也是不能忽视的。UNDP《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呼吁，人们应对基因改良生物的长期影响做进一步研究，并提倡对基因改良产品做标记，以便使顾客做出知情的选择。《报告》并指出，生物技术和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是政策欠妥、法规不当和缺乏透明度的结果。

提出下列几点对策：

1）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第3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了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还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由生产、分装单位和个人负责标识、未标识的，不得销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载明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等等。《条例》的颁布，为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使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下一步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可能应该重视的，一个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涉及的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第二个是宣传、教育、贯彻落实问题，转基因作物将涉及到广大农民，目前中国农民对什么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什么要采取标识制度等等方面的教育十分重视。

2）切实加强生物安全的科学研究工作。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在生物安全方面较早就开展了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刚起步或尚未开始的阶段。对农田及自然生态系统中一系列的生态风险的研究如何起步，如何切入，得到的结果往往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对此又如何作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在对人体健康影响问题，可能与生态效应一样，得到结论有一个时间问题。可能在短期内得不到结论。这些问题都是在考虑生物安全科研时可供思考的问题。

3）提高粮食产量，解决饥饿问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前面已经肯定，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短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应该说不是惟一的途径。中国育种家袁隆平培育出来的超级稻最高亩产可达1139kg，他的杂交水稻提高的产量可解决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因此研究新的提高粮食产量及品质的途径，走创新之路是非常重要的。

生物安全范文篇2

生态养殖主要适用于我国地方品种土鸡的饲养，养殖场地主要以荒山、林地以及果园等为主，面积要足够大，一般的养殖规模大多集中在500～5000只。近几年，随着我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对自然生态体系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加上生态养殖技术还不够完善，病原变异加快，不定期流行各种动物疫病，随着疫病的快速传播，对生态养殖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成年鸡主要疾病有禽流感、巴氏杆菌等，这些疾病的发病率极高，一旦发生疫情，就会在养殖场快速的传播，造成大面积死亡，给养殖场带来经济损失。因此建立生物安全体系势在必行。生物安全是借助高科技技术手段，对各种疾病进行综合控制的体系［1］。现阶段，生态养鸡主要是在野外、开放场所进行饲养，对周围环境以及疫病难以控制，加上杂草、果树都是虫、鸟喜好停留的场所，会携带各种病原微生物。而且，养殖环境中水源比较多，对水质无法有效控制。鸡群活动范围大，无法彻底消毒等多方面因素，进一步增加了疫病防控的复杂性与难度。所以，必须从生物安全的角度出发，正确认识生物安全体系，建立生态养殖模式下的疫病防控体系。

2生态养殖场实施生物安全的措施

2．1引种及鸡苗质量。为了有效控制疫病的发生，首先就是注重引种环节，鸡苗质量直接关系到疾病发生的几率，所以养殖场在引种或者购买鸡苗的时候，一定要对鸡苗的质量严格把关。应该选择信誉好、社会评价比较高的种鸡生产企业，在购买之前，需要充分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以及养殖场周围具体情况，并对市面上种鸡生产企业做个详细调查。比如企业信誉、企业形象、规模以及疾病净化情况等。最近几年，免疫抑制疾病对家禽养殖业造成的较大影响，尤其对种鸡的免疫力系统造成严重影响。因为这些土鸡都是群居生活，一旦一只鸡受到疫病侵害，其他鸡或者鸡群马上会受到影响。而生物安全体系的免疫抑制因子具有一定的协同作用，可以增强家禽的免疫力［2］。2．2坚持生物消毒、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通过调查分析，目前大多数养殖场发生疫病，导致土鸡发生大量的死亡，都是由于病原体扩散导致，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家禽都染上这种疾病，而是通过一只鸡传染给另一只鸡，根本上说就是病原体快速扩散导致的，如果没有采取相应的有效措施，整个养殖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一定要注意养殖场方方面面的消毒工作，比如对进入养殖场的人员或者车辆进行消毒，一定要重视消毒工作。在实践中很多养殖户不注重消毒工作，或者很久才消毒一次，还不彻底，抱着侥幸心理，一旦发生疫病，后果是很难控制的。尤其是对育雏舍、鸡棚、鸡槽以及周围的环境定期进行消毒。大部分鸡发生疾病都是由于各种细菌引起的，环境污染是引起疾病的重要因素，还会加速传播的速度，所以，必须重视消毒工作，保证鸡舍周围环境干净，避免周围空气污染，从而影响鸡健康成长。养殖户要做好环境卫生消毒工作，平时加强对鸡舍消毒，每周以3次为佳，使用较强的药剂进行消毒。此外，一旦发现疫情，必须以最快速度对病鸡采取隔离治疗或者扑杀，防止疫情扩散［3］。2．3药物防治。生态养鸡在野外环境中，鸡群会接触大量的细菌，这就增加了鸡群感染疫病的几率。养殖户不能仅依靠抗生素控制细菌，当前，微生态制剂、中草药等具有很好的防控效果，对细菌病可以进行综合防治。养殖户要改变传统的思想观念，接受新鲜事物，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对疫病进行控制。由于中草药具有良好的预防和治疗效果，受到广大养殖户的认可与应用。

3结束语

生态养殖借助相应的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手段，是一种的高端家禽养殖方式。在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生态养殖场很容易受到这些疫病的侵害，尤其是土鸡免疫力低下的时候，病原变异不断加快，给家禽业造成巨大损失。生物安全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生态养殖的顺利进行，有效预防与控制疫病，建立生物安全体系，对疫病进行综合防治，为我国生态养殖提供技术支持。

参考文献:

［1］杨峻，罗青平，温国元，等．湖北省地方鸡主要疾病流行病学调查［J］．湖北农业科学，2013(17):4164－4166．

［2］李朝国，潘爱銮，袁明波，等．规模化高效生态养鸡“553模式”的编制与解读［J］．湖北畜牧兽医，2013(02):99－101．

生物安全范文篇3

【关键词】病原生物学;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

病原生物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是指避免危险生物因子造成实验室人员暴露，向实验室外扩散并导致危险的综合因素，以防止实验室人员感染和防止危险因子外泄而污染环境［1］。病原生物学实验室是开展科研、教学、疾病预防控制等活动的重要场所，要经常与各种病原微生物打交道，由于学生实验室生物安全意识淡薄或实验操作不当等可能会导致操作人员自身感染，甚至造成传染性物质外泄，污染环境。因此把生物安全教育纳入医学院校实验室日常管理和教学工作中，是十分必要的。

1.常存在于病原生物实验中的生物安全问题。

1.1学生生物安全意识淡薄:

1.1.1学生初次接触到病原微生物，如菌种、血液、体液、粪便、分泌物标本等，对其致病性和危险性认识不足。

1.1.2对操作的认识不足。在实验操作中对生物安全考虑较少，对其重要性及危险性认识不足。据统计，病原生物学实验室的伤害和感染主要是人为失误，如实验操作不当和仪器使用不当造成的［2］。在实验操作中常存在以下生物安全隐患:例如，无菌意识淡薄，作细菌接种等操作时没有严格遵守无菌操作，没有严格戴口罩、正确洗手、戴手套、工作服不按要求清洁消毒等;没有将随身物品存放在指定位置，甚至有时将食物、饮料、衣物等摆放在实验台上与实验材料混在一起;在实验操作过程中，带着粘有病菌的实验手套在电脑上查资料或者打电话、擦汗、摸脸或弄头发;实验物品的分类使用和存放混乱，不注重环境卫生，乱倒实验垃圾，将污染的与没污染的用品混放，在实验前后不注重实验台的卫生和手的消毒，不知道被污染的物品要如何消毒灭菌等。

1.2实验指导教师和实验室管理人员对生物安全知识的宣传及教育没有足够重视，实验室很多操作规程或动作没有明确生物安全性，对于学生在生物安全方面的要求不严格。

2.加强医学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和防护策略

医学生作为初学者，是进行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的最佳时期，实验室生物安全教育要贯穿医学教育的始终，对学生进行生物安全意识和标准实验操作的培训，养成良好职业素养，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

2.1强化生物安全重要性的思想意识教育

2.1.1首先要从教师队伍入手，提高教师对生物安全性的重视。教师的安全实验意识及科学操作的良好习惯，才能更好地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提高学生的生物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2.1.2激发学生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问题，树立牢固的安全意识。在实验教学中，可有意识地通过课件、专题讲座、印发资料等形式举一些生物安全事件实例，比如说"炭疽粉末邮件"事件、2003我国SARS病毒的爆发流行以及一些医学院的生物安全事件等，让学生把其作为一个新的课题关注，理解实验室生物安全的重要性。

2.2建立健全实验室的生物安全规章制度，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可以在《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的基础上，根据学科特点和实验室现状制定相关的生物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生物安全操作规程及注意事项，并在醒目位置悬挂。让学生时刻警醒自己规范行为习惯。学生进入实验室，要先介绍实验室环境及存在病原生物体及以上规章制度。例如，进入该实验室应如何着装，限制带入实验室的物品和实验过程中禁止的行为有哪些，实验过程中应遵守哪些原则，若因操作不慎让病菌污染了环境或自身以及衣物时应如何紧急处理等。

2.3规范学生实验技术操作，加强对学生进行督导在病原生物学实验基本操作中，从细菌培养物或标本的挑取到染色观察、分离培养、生化反应、血清学检查等每个步骤都会因操作不当而引起实验室污染［3］。教师要给学生讲解实验所用病原菌的致病性、感染途径、易感人群及如何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及实验操作中的注意事项，接着才开始做实验示教。示教语言应简明清晰，动作缓慢，适当重复，尽量让学生观察到操作细节，掌握操作要领。要求并强调学生牢固树立无菌操作观念，养成良好的无菌操作习惯。使用接种环刮琼脂平板、吸带菌液体、制作细菌涂片、打开培养物等每个步骤都要做好无菌操作。在学生的操作过程中应加强巡查，提高警惕，强调注意事项，及时制止不规范动作、危险操作。

2.4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及环保教育。学生作为实验室的使用者，应对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和环保知识有所了解。大部分同学对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生物危害的等级分类、消毒灭菌器材、生物安全柜等知识的了解程度有限，应利用部分时间对生物安全设备使用进行培训教学。此外，还应指导学生如何进行实验室的清洁、消毒和废弃物处理。实验室的清洁和消毒要符合生物安全防护的要求，遵循"先消毒后清洁"的原则［4］。课后要对仪器、设备、桌面、地面及空气等消毒，消毒不同物品要掌握不同的消毒方法。实验室的废弃物要与生活垃圾区别对待，凡具有传染性的培养物、材料及小动物等需按合理的处理方法消毒灭菌。

参考文献：

［1］杨华明，易滨.现代医院消毒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2:193－207.

［2］关洪斌，王晓兰.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实践［J］.实验技术与管理，2005，22(10):152－153.

［3］熊灏.加强医学检验实验教学中的生物安全防护［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8，25(S1):211－212.

生物安全范文篇4

所谓的GMO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是指经遗传修饰了的生物体。转基因作物就是GMOs中的一种。目前在国际上对GMOs存在下列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赞同大力发展GMOs的观点，其理由是基于下列几点。

1)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下面有几个数字能说明问题。如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10亿美元，但种植转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1900万美元；在加拿大，在1996年种植了1200万hm2耐除草剂油菜后，产量提高9%，经济效益达600万美元；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从1997～2000年的4年，总的经济效益达3亿3千7百万美元。全世界2000年转基因作物产品的价值为3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时价值可达300亿美元。由此可见，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2)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问题

世界人口，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会不断增长是肯定的，而粮食如何能随着增长的人口同时增加，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严重问题。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1999年，在英国皇家学会曾召开过一次世界上有关科学院共同讨论GMOs问题的会议，会议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认为："我们与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他们国家人口少，已经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不发展转基因技术。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症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中，特别是非洲。瑞士科学家IngoPetrykus领导的研究组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一种称为"金稻"的水稻，这是一种具高含量维生素A原物质的水稻，有可能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问题。

3)可能大大缩短作物生长期

西班牙科学家从拟南芥菜中提取一种基因插入柑橘树中，使原来要5～6年才能成熟的柑橘树，在一年内就开花结果（Penaetal.,2001）；又如德国科学家培育的马铃薯在栽种后15周就能收获马铃薯，比普通马铃薯块茎收获时间要提早7周之多，这种新品种并能产生一种细菌酶，可以把能使马铃薯萌芽的焦磷酸盐分解而阻止其出芽（Farreetal.,2001）。

2001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基因改良技术的可利用性的一面也是充分肯定的。《报告》指出，尽管充满争议，基因改良生物(GMOs是一种翻译方式)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报告》认为基因改良生物带来的风险可以得到控制。

另一种观点是全面对GMOs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不仅游行、抗议，有时甚至采取行动。2001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中播出了法国的反对GMOs的群众，拿起了镰刀大量的砍除已长得很大的转基因玉米，因为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递交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受测试的玉米种子中，大概41%的样品含有转基因物质成分。此外，一小部分油菜种子和大豆种子也含有转基因物质"。报告还指出，"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使我们得出结论，常规食品含有转基因物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我们所研究的种子。现在常规谷物的种子或作物含有微量转基因物质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

绿色和平组织在对一片赞扬声中上述的"金稻"也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当然他们对任何转基因产品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不可预测、不精确、和不可逆转等问题。与其他基因工程技术一样"金稻"没有解决根本的安全问题，对环境有潜在的威胁。他们引用营养学家的意见说，贫困人口的饮食结构中缺乏脂肪，为之才影响了他们吸收大米中维生素A。因此"金稻"解决不了维生素A缺乏症。从营养学角度考虑，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饥荒的理论是没有充分依据的。他们甚至认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想仅仅凭借某一种技术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对上述能使传统产品大大缩短生长期的转基因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西欧目前实际上禁止对转基因作物作商品化的种植。

2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早在1992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中就已明确提出来，要求制定或采取办法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LMO或GMO)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既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险。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包括了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已有文章报道（钱迎倩等，1998），在Kjellsson(1997)的基础上列了表1。

表1中所列的不少是生态风险，转基因作物因为是人工制造的品种，我们可以把这些品种看作为自然界原来不存在的外来种。一般说来，外来种对环境或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或危险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有时需10年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种植至今最长也就是5～6年的时间，一些潜在风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一定能表现出来。可是有些风险在实验室水平上已经证实。如Mikkelsen等证实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可以通过基因流在一次杂交、一次回交的过程已转到其野生近缘种中（Mikkelsenetal.,1996）。这就是表中所指出的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新的农田杂草。没有预料到的是转基因作物自身变为杂草成为现实的时间来得如此之快。根据2001年8月的报道，在加拿大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是耐除草剂的GM油菜，但它们正在变成杂草。农民们正在与他们农田里的一种新的有害植物作斗争。因为在他们农田里已出现了未种植过的GM油菜，而这种植物能抗常规使用的除草剂，要杀死它们还较困难。曼尼托巴大学的植物科学家MartinEntz说，"GM油菜传播的速度要比我们想到的要快很多，而要控制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已劝告农民们用另外的药剂来杀死他们。可是其它的药剂能把农民种的作物杀死，在某些情况下，GM油菜对这些药剂却具有抗性。这些GM油菜真正成为所谓的"超级杂草"。

表1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环境后潜在的风险

对环境有害的影响造成影响的过程

农田生态系统Agro-ecosystem

增加杀虫剂的使用抗性的选择和转运到可相容的其它植物中

产生新的农田杂草基因流和杂交

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插入性状的竞争

产生新的病毒不同病毒基因组和转基因作物的病毒外壳蛋白的重组

产生新的作物害虫

病原体-植物相互作用

食草动物-植物相互作用

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食草动物的误食

自然生态系统Naturalecosystem

侵入到新的栖息地花粉和种子的传播

干扰

竞争

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基因流和杂交

竞争

对非目标物种的伤害改变了互惠共生关系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竞争

环境的胁迫

增加的影响(基因、种群、物种)

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

(如转基因植物与N2固定系统)

初级生产力的改变改变了物种的组成

增加了土壤流失增加的影响(与环境、物种组成的相互作用)

再举一个例子是GMOs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Losey等（Loseyetal.,1999）的实验结果在Nature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在实验室中用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来喂饲大斑蝶幼虫，加普通玉米花粉及不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作为对照，结果说明喂饲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的幼虫第二天死亡10%以上，4天后死亡44%，而对照全部存活。此外，对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摄取量小，幼虫生长缓慢，重量只有喂饲无花粉叶片的幼虫的一半。从另外一角度也可能威胁大斑蝶的生存，在无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前，除草剂一般只能在作物种子萌发前喷洒一次。在种植抗除草剂作物后，就可在作物生长期多次喷洒除草剂，杀死杂草而对作物无威胁，随着多次除草剂的喷洒，马利筋就大量减少。由于大斑蝶的惟一的食物是马利筋，随着马利筋大量减少，也就威胁到大斑蝶的物种的生存。大斑蝶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蝴蝶，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还有另外几个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例子，已在另外文章中报道了（钱迎倩等，2001）。GMOs对环境的其它方面影响，我们也作过报道（钱迎倩、马克平，1998），国际上近年来普遍重视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随着时间的推延，会不断有新的报道。顺便也要提到关于对人体健康问题，据报道，美国市场上已有千种以上的食品是从GM作物来源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实验证据证明被政府批准作商品化种植的GM产物对人身健康造成危害。即使这种情况，美国农业部对某些GM产物还不允许作为人类的食物，只能作为牲口饲料。2000年美国曾发生一事件，StarLink公司培育的抗虫的Bt玉米，农业部担心一部分人可能对这种玉米内含有Cry9C蛋白质而引起过敏反应，因此只允许作为动物饲料。但是StarLink公司却把这种玉米出售给生产人类食品的工厂，从而在杂货店的食品架上就出现了含转基因玉米成分的煎玉米卷、玉米点心和其它玉米食品。美国农业部发现后，不仅迫使这些食品从货架上收回，把去年生产的所有玉米都作为转基因玉米来处理。因为转基因玉米的价格要比常规玉米的低，因此造成种植常规玉米的农民及中间商蒙受损失，也影响到整个玉米出口量下降。

上面提到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普通玉米种子中已检测到转基因物质，其含量通常不超过0.1%，安全机构负责人声称，"食用这些谷物生产的食品对消费者造成危险的可能性非常小"。

3拟采取的对策

生物技术这门高新技术在解决医药、农业、环境等各个方面问题确实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GMOs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安全性也是不能忽视的。UNDP《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呼吁，人们应对基因改良生物的长期影响做进一步研究，并提倡对基因改良产品做标记，以便使顾客做出知情的选择。《报告》并指出，生物技术和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是政策欠妥、法规不当和缺乏透明度的结果。

提出下列几点对策：

1）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第3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了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还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由生产、分装单位和个人负责标识、未标识的，不得销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载明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等等。《条例》的颁布，为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使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下一步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可能应该重视的，一个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涉及的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第二个是宣传、教育、贯彻落实问题，转基因作物将涉及到广大农民，目前中国农民对什么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什么要采取标识制度等等方面的教育十分重视。

2）切实加强生物安全的科学研究工作。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在生物安全方面较早就开展了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刚起步或尚未开始的阶段。对农田及自然生态系统中一系列的生态风险的研究如何起步，如何切入，得到的结果往往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对此又如何作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在对人体健康影响问题，可能与生态效应一样，得到结论有一个时间问题。可能在短期内得不到结论。这些问题都是在考虑生物安全科研时可供思考的问题。

3）提高粮食产量，解决饥饿问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前面已经肯定，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短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应该说不是惟一的途径。中国育种家袁隆平培育出来的"超级稻"最高亩产可达1139kg，他的杂交水稻提高的产量可解决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因此研究新的提高粮食产量及品质的途径，走创新之路是非常重要的。

4）切实加强正确的全民宣传活动。尤其要注意媒体的报道。2000年12月，北京一个发行量很大的媒体作了如下的报道，题目为"本报记者驱车百余里，寻找转基因草"。记者在北京近郊见到6.67hm2由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美国引进的转基因草，在宣传这草的一系列优点外，最后一句话是"转基因，让小草也"疯狂"。这里最少有两个问题：一是任何转基因植物种植这么大面积，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可报道上并未提到一点；二是我们虽然不知道这种转基因草是什么种，它在北京近郊是否有亲缘关系很近的近缘种？一旦这种小草真的疯狂起来，上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转基因油菜问题很快在北京近郊就会发生，有可能通过种子传播到大量的农田里成为杂草，如有近缘种，还可能通过杂交，让本来不是杂草的近缘种也到处疯狂起来。转

5）不能让中国的大地成为发达国家的实验场所。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进行大量的生物技术，包括GMOs的研究，但不允许作商品化的种植。如挪威等欧洲一些国家，GMOs作商品化种植要经过国王或国会的批准。目前国际上实验室已经成功的转基因作物是大量的，但真正被各国政府批准能作商品化种植的还极少。已有迹象表明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把实验室的成果拿到中国来作大田试验，甚至大面积的种植，而我们多数人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上述"转基因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例子。但如果大面积种植后真出现严重的生态负效应，后果将不可收拾。

参考文献

Farre,E.M.etal.2001.Accelerationofpotatotubersproutingbytheexpressionofabacterialpyrophosphatase,NatureBiotec.,19(3):268-272.

Losey,J.E.etal.1999.Transgenicpollenharmsmonarchlarvae.Nature,399:214.

Mikkelsen,T.R.etal.1996.Theriskofcroptransgenespread.Nature,380:31.

Pena,L.etal.2001.ConstitutiveexpressonofArabidopsisleafyorAPETALA,genesincitrusreducestheirgenerationtime.NatureBiotec.,19(3):263-267.

钱迎倩,马克平.1998.经遗传修饰生物体的研究进展及其释放后对环境的影响.生态学报,18(1):1-9.

钱迎倩,田彦,魏伟.1998.转基因植物的生态风险评价.植物生态学报,22(4):289-299.

生物安全范文篇5

第一条为了加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以下称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保护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健康，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实验室及其从事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管理，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使人或者动物致病的微生物。

本条例所称实验活动，是指实验室从事与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有关的研究、教学、检测、诊断等活动。

第三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主管与人体健康有关的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工作。

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主管与动物有关的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监督工作。

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实验室及其实验活动的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第四条国家对病原微生物实行分类管理，对实验室实行分级管理。

第五条国家实行统一的实验室生物安全标准。实验室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和要求。

第六条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及其主管部门负责实验室日常活动的管理，承担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检查、维护实验设施、设备，控制实验室感染的职责。

第二章病原微生物的分类和管理

第七条国家根据病原微生物的传染性、感染后对个体或者群体的危害程度，将病原微生物分为四类：

第一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非常严重疾病的微生物，以及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微生物。

第二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严重疾病，比较容易直接或者间接在人与人、动物与人、动物与动物间传播的微生物。

第三类病原微生物，是指能够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但一般情况下对人、动物或者环境不构成严重危害，传播风险有限，实验室感染后很少引起严重疾病，并且具备有效治疗和预防措施的微生物。

第四类病原微生物，是指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引起人类或者动物疾病的微生物。

第一类、第二类病原微生物统称为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第八条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后制定、调整并予以公布；动物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由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后制定、调整并予以公布。

第九条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与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所需要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相适应的设备；

（二）具有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和操作技能的工作人员；

（三）具有有效的防止病原微生物扩散和感染的措施；

（四）具有保证病原微生物样本质量的技术方法和手段。

采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样本的工作人员在采集过程中应当防止病原微生物扩散和感染，并对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作详细记录。

第十条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应当通过陆路运输；没有陆路通道，必须经水路运输的，可以通过水路运输；紧急情况下或者需要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运往国外的，可以通过民用航空运输。

第十一条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运输目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用途和接收单位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容器应当密封，容器或者包装材料还应当符合防水、防破损、防外泄、耐高（低）温、耐高压的要求；

（三）容器或者包装材料上应当印有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警告用语和提示用语。

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运输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批准；需要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或者运往国外的，由出发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后，分别报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批准。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检验检疫过程中需要运输病原微生物样本的，由国务院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批准，并同时向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通报。

通过民用航空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除依照本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取得批准外，还应当经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批准。

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关于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本条第一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即时批准。

第十二条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应当由不少于2人的专人护送，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有关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通过公共电（汽）车和城市铁路运输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

第十三条需要通过铁路、公路、民用航空等公共交通工具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承运单位应当凭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批准文件予以运输。

承运单位应当与护送人共同采取措施，确保所运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安全，严防发生被盗、被抢、丢失、泄漏事件。

第十四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指定的菌（毒）种保藏中心或者专业实验室（以下称保藏机构），承担集中储存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的任务。

保藏机构应当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储存实验室送交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并向实验室提供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

保藏机构应当制定严格的安全保管制度，作好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进出和储存的记录，建立档案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应当设专库或者专柜单独储存。

保藏机构储存、提供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不得收取任何费用，其经费由同级财政在单位预算中予以保障。

保藏机构的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保藏机构应当凭实验室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的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批准文件，向实验室提供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并予以登记。

第十六条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应当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

保藏机构接受实验室送交的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应当予以登记，并开具接收证明。

第十七条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在运输、储存中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应当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在2小时内分别向承运单位的主管部门、护送人所在单位和保藏机构的主管部门报告，同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报告，发生被盗、被抢、丢失的，还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报告。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2小时内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报告。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报告。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的容器或者包装材料，应当及时向附近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调查核实，并依法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第三章实验室的设立与管理

第十八条国家根据实验室对病原微生物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并依照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将实验室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

第十九条新建、改建、扩建三级、四级实验室或者生产、进口移动式三级、四级实验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符合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并依法履行有关审批手续；

（二）经国务院科技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三）符合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建筑技术规范；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五）生物安全防护级别与其拟从事的实验活动相适应。

前款规定所称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由国务院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制定国家生物安全实验室体系规划应当遵循总量控制、合理布局、资源共享的原则，并应当召开听证会或者论证会，听取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投资管理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专家的意见。

第二十条三级、四级实验室应当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

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确定的认可机构应当依照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三级、四级实验室进行认可；实验室通过认可的，颁发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证书。证书有效期为5年。

第二十一条一级、二级实验室不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三级、四级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实验目的和拟从事的实验活动符合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

（二）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

（三）具有与拟从事的实验活动相适应的工作人员；

（四）工程质量经建筑主管部门依法检测验收合格。

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三级、四级实验室是否符合上述条件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发给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

第二十二条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资格证书的实验室，需要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应当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情况应当向原批准部门报告。

实验室申报或者接受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有关的科研项目，应当符合科研需要和生物安全要求，具有相应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并经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三条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动物防疫机构在实验室开展检测、诊断工作时，发现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需要进一步从事这类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经批准同意，并在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实验室中进行。

专门从事检测、诊断的实验室应当严格依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保证实验室生物安全。

第二十四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需要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

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为了检验检疫工作的紧急需要，申请在实验室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开展进一步实验活动的，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时起2小时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2小时内未作出决定的，实验室可以从事相应的实验活动。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为申请人通过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申请提供方便。

第二十五条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应当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备案。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每年将备案情况汇总后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

第二十六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定期汇总并互相通报实验室数量和实验室设立、分布情况，以及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资格证书的三级、四级实验室及其从事相关实验活动的情况。

第二十七条已经建成并通过实验室国家认可的三级、四级实验室应当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实验室排放的废水、废气和其他废物处置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八条对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相关实验活动。

为了预防、控制传染病，需要从事前款所指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应当经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批准，并在批准部门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中进行。

第二十九条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应当符合防止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保证生物安全和操作者人身安全的要求，并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经论证可行的，方可使用。

第三十条需要在动物体上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应当在符合动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的三级以上实验室进行。

第三十一条实验室的设立单位负责实验室的生物安全管理。

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制定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并定期对有关生物安全规定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定期对实验室设施、设备、材料等进行检查、维护和更新，以确保其符合国家标准。

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实验室日常活动的管理。

第三十二条实验室负责人为实验室生物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实验室从事实验活动应当严格遵守有关国家标准和实验室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实验室负责人应当指定专人监督检查实验室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落实情况。

第三十三条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采取安全保卫措施，严防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保障实验室及其病原微生物的安全。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报告。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应当向当地公安机关备案，并接受公安机关有关实验室安全保卫工作的监督指导。

第三十四条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保证其掌握实验室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生物安全防护知识和实际操作技能，并进行考核。工作人员经考核合格的，方可上岗。

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应当每半年将培训、考核其工作人员的情况和实验室运行情况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报告。

第三十五条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应当有2名以上的工作人员共同进行。

进入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或者其他有关人员，应当经实验室负责人批准。实验室应当为其提供符合防护要求的防护用品并采取其他职业防护措施。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还应当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健康监测，每年组织对其进行体检，并建立健康档案；必要时，应当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预防接种。

第三十六条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只能同时从事一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

第三十七条实验室应当建立实验档案，记录实验室使用情况和安全监督情况。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档案保存期，不得少于20年。

第三十八条实验室应当依照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对废水、废气以及其他废物进行处置，并制定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防止环境污染。

第三十九条三级、四级实验室应当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

第四十条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应当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向该实验室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病原学、免疫学、检验医学、流行病学、预防兽医学、环境保护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承担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设立与运行的生物安全评估和技术咨询、论证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会同同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病原学、免疫学、检验医学、流行病学、预防兽医学、环境保护和实验室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本地区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该委员会承担本地区实验室设立和运行的技术咨询工作。

第四章实验室感染控制

第四十二条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应当指定专门的机构或者人员承担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定期检查实验室的生物安全防护、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保存与使用、安全操作、实验室排放的废水和废气以及其他废物处置等规章制度的实施情况。

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应当具有与该实验室中的病原微生物有关的传染病防治知识，并定期调查、了解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健康状况。

第四十三条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与本实验室从事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时，实验室负责人应当向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报告，同时派专人陪同及时就诊；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将近期所接触的病原微生物的种类和危险程度如实告知诊治医疗机构。接诊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救治；不具备相应救治条件的，应当依照规定将感染的实验室工作人员转诊至具备相应传染病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传染病救治条件的医疗机构应当接诊治疗，不得拒绝救治。

第四十四条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立即采取控制措施，防止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并同时向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报告。

第四十五条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工作的机构或者人员接到本条例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规定的报告后，应当立即启动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组织人员对该实验室生物安全状况等情况进行调查；确认发生实验室感染或者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进行报告，并同时采取控制措施，对有关人员进行医学观察或者隔离治疗，封闭实验室，防止扩散。

第四十六条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接到关于实验室发生工作人员感染事故或者病原微生物泄漏事件的报告，或者发现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造成实验室感染事故的，应当立即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医疗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机构依法采取下列预防、控制措施：

（一）封闭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实验室或者可能造成病原微生物扩散的场所；

（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三）对病人进行隔离治疗，对相关人员进行医学检查；

（四）对密切接触者进行医学观察；

（五）进行现场消毒；

（六）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采取隔离、扑杀等措施；

（七）其他需要采取的预防、控制措施。

第四十七条医疗机构或者兽医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由于实验室感染而引起的与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或者患有疫病、疑似患有疫病的动物，诊治的医疗机构或者兽医医疗机构应当在2小时内报告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接到报告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通报实验室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接到通报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采取预防、控制措施。

第四十八条发生病原微生物扩散，有可能造成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进行处理。

第五章监督管理

第四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分工，履行下列职责：

（一）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的采集、运输、储存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是否符合本条例规定的条件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实验室或者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培训、考核其工作人员以及上岗人员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实验室是否按照有关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主要通过检查反映实验室执行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家标准和要求的记录、档案、报告，切实履行监督管理职责。

第五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进入被检查单位和病原微生物泄漏或者扩散现场调查取证、采集样品，查阅复制有关资料。需要进入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调查取证、采集样品的，应当指定或者委托专业机构实施。被检查单位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第五十一条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的规定对实验室认可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第五十二条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依据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履行职责，做到公正、公平、公开、文明、高效。

第五十三条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时，应当有2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出示执法证件，并依照规定填写执法文书。

现场检查笔录、采样记录等文书经核对无误后，应当由执法人员和被检查人、被采样人签名。被检查人、被采样人拒绝签名的，执法人员应当在自己签名后注明情况。

第五十四条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执法人员执行职务，应当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的监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及其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举报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不依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调查处理。

第五十五条上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发现属于下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职责范围内需要处理的事项的，应当及时告知该部门处理；下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及时处理或者不积极履行本部门职责的，上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上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有权直接予以处理。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六条三级、四级实验室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资格证书的，应当吊销其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准予不符合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由作出批准决定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撤销原批准决定，责令有关实验室立即停止有关活动，并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因违法作出批准决定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作出批准决定的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五十八条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实验室不颁发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对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为了检验检疫工作的紧急需要，申请在实验室对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开展进一步检测活动，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是否批准决定的，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在不符合相应生物安全要求的实验室从事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条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一）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的；

（二）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情况的；

（三）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或者对所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录的；

（四）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未向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者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上岗，或者批准未采取防护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室的；

（六）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的；

（七）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保存实验档案的；

（八）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备案的。

第六十一条经依法批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或者未采取安全保卫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该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的，该实验室设立单位的主管部门还应当对该实验室的设立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二条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或者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未履行保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托运单位和承运单位的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的；

（二）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四）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五）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的。

第六十四条认可机构对不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实验室予以认可，或者对符合实验室生物安全国家标准以及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实验室不予认可的，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国务院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撤销其认可资格，有上级主管部门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五条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设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六条拒绝接受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取证、采集样品等活动或者依照本条例规定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十七条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报告的，由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或者承运单位、保藏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生物安全范文篇6

关键词：生物安全；风险社会；社会公共利益；法律供给与需求

Abstract:Theconcernsofbio-safetyarousedbythedevelopmentofmodernbio-technologyareasophisticatedsignintheprocessofindividualizationinindustrialsociety,which,whileindicatingthesupremacyofhigh-technology,warnsusofthelurkingofsomeunpredictablerisks:thetraditionalmodernizationmaybeledtothe“reflexivemodernization,”andthusa“risksociety”maybeimminent.Consequently,safetyofeco-system,health,andsocialethics&orderisinmoreurgentneedofattentionintheneweraoftech-revolution.Theruleof“balanceofinterests”intraditionallawneedstobereplacedbyanewinterestcoordinationmechanism.Whilemakingbio-safetylaws,itisrequiredthatsocialpublicinterestbeascertainedandprotectedinthecourseofmodernbio-technologydevelopmentsoastorealizethegenuineharmonyofmanandnature.Whilepeoplearewonderingabouttheoutcomesofmodernbio-technology,thetraditional“legalmarket”isnomorepeaceful.Therequirementsofbio-safetylegislationwilldisturbthebalanceoftraditionalsupply&demandoflawandultimatelyconducetotheenactmentofbio-safetylaws.

KeyWords:bio-safety;risksociety;publicsocialinterest;supply&demandoflaw

一、现代社会对生物安全的立法诉求

（一）现代化的反身性及其风险预设

关于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与协调是20世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核心论题。与“现代性终结”相抗衡的“第二现代性”或称之为“反身性代性”的研究和探讨在德国学者U.Beck的《风险社会》后变得更加引人注目。他从两个角度对现代化的反身性作出了说明：一是“以财富和风险生产为例讨论反身现代化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混杂”；二是“工业社会中蕴含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modernityandcounter-modernity）的内在矛盾”［1］。Beck认为传统的现代化和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是有区别的，一种是古典的现代化（classicalmodernization），是在19世纪反对封建社会、建立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另一种是反身性现代化（reflexivemodernization），是在今天的工业社会之中发展的。在工业社会之中，存在着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因此工业社会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性社会，而是一个现代的封建社会。在这种半工业半封建社会中，封建性的方面并非传统的遗物，而是工业社会的产品和基础［1］。

工业化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主要起因于工业化过程中个体化崇尚取向，主张个体理性的张扬，强调自我为中心的权利建构。在传统的工业社会中，社会不平等模式是阶级模式，即存在着权利的平等，每个市民社会成员作为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并享受着某些权利，这些权利的私有化属性最终成就了工业化社会发展的快速化和社会变迁。但同时这些私有化权利以其自身拥有的形式化外表逐渐掩盖着实质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将会主要体现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体现为对不平等社会经济现象的平等化和合法化

个体化趋势没有使得社会的不平等得到实质缓解，相反崇尚个体权益和理性的现代化社会结构和变迁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加深这种社会内部的不平等，从而造成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从而加速了风险社会的产生。

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风险社会理论本身作为一社会变迁理论而存在，但与传统不同的是，风险社会挑战既有工业社会的认知、发展基础与典范，并企图从此种就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衍生的灾难风险、自危急性来建构社会自我翻转、变迁的功能［2］。

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3］

风险与工业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统一与连接，互为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工业社会中个体化浪潮促使以个体权益为中心的社会法律制度得以建立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推进和张扬个人理性在社会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和角色。同时也正因为工业化社会对个体理性和权益的推崇，从而导致了工业化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衍生更多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不平等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如企业的排污行为等。以个体利益促进为导向的工业社会市场经济逐渐形成了自身的规则体系和秩序范围，体现为建立以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意思自治等三大要素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并主导当今乃至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社会经济秩序构建。这就是所谓“现代性”的表现。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出现很多诸如经济垄断、信息不对称、经济寻租、外部性、环境污染、生物技术安全等等形式上合法，但实质上对社会公共利益构成重大危害的行为和秩序内容。按照Beck对现代性和风险社会的理解，这种在工业社会高度发展时期出现的实质不平等现象就是现代化的反身性的表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反身性的现代化在内容层次和范围层次上更加突出，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二）现代生物科技与生物安全

现代生物技术的繁荣与发展，逐渐成为推动世界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力量，生物技术的产业化也开始对人类社会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4］。然而，同其他科学技术成果一样，现代生物技术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社会经济利益，让人们仿佛看到了解决许多人类社会困境的希望之光，特别是看到了生物技术在解决人类社会粮食问题、人口问题、能源问题、健康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方面的优势和能力；另一方面现代生物技术也无法掩饰其内在和外在的负面效应，如在生物技术研究、发展以及产业化进程中无法保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安全性问题，无法保证生态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知情权问题、隐私权问题、基因歧视问题以及是否侵犯人类尊严问题等［5］。科学技术的社会经济价值已经为广大公众所充分认知，它给人类的社会结构、生活及行为方式等带来了举足轻重的变化，但是科学技术现代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反身性”和“吊诡性”特征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之中。

1.生态系统安全风险：生物技术的发展在不断带来社会经济财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生态系统安全，就是指从整个生态系统平衡、稳定的角度出发来判断生物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潜在危险，主要体现在农田生态系统安全、自然生态系统安全两个方面。生态系统是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如温度、湿度、土壤、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等等）之间，通过不断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而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个生态学功能单位［6］。按照贝塔朗菲对系统的认识，系统决不是数的简单相加，相反则具有自身的规定性，它的整体性表现为时间维度上和空间维度上的内在稳定性、适应性、自我调整和内外环境的组织化。任何对系统本身的外在干预，都有可能破坏系统的稳定性和自我调整性。因此，生物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是通过对生物体内控制其特定性状的基因作为外源基因按照人为的意思，而非自然的过程，转入到另一种生物体内并使之表达。所以这种非自然的人为干预和创制行为是对生物本身内在环境以及生物与生物之间构成的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的一种干预，那么这种干预本身可能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或缩短自然生成的过程，也会在原有的生态系统内创制一种全新的物种，也可能造成物种与物种之间相互地影响，最终有可能破坏整个系统的内部运行规律，改变甚至消灭一个已有的生态系统。

2.人类健康安全风险：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特别是在食品和粮食供应、疾病诊疗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生物技术的“双重性”特征仍然不排除人们对于技术本身隐含风险的担忧，尤其是在研究、试验、释放以及产品化过程中，生物技术对人类健康安全的潜在风险不能完全有效地被排除。这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生物技术对人类食物的影响进而引发食品安全问题；一是生物技术对生存环境的影响进而引发生活安全问题。1988—1989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基因重组为生物技术生产的乙色氨酸投放美国市场后引起37人死亡；1998年英国Rowett研究所的生物学家ArpadPusztai就郑重警告人们关注那些未被充分证明其安全性，便急于推广的转基因食品（GMF），因为他们可能有潜在风险；美国得克萨斯州ProdiGene公司于2001年在内布拉斯加州一块约一英亩的田地里种植药用胰岛素转基因玉米，在收获中漏掉三株转基因玉米以及一些溢出的玉米，2002年种植普通大豆时，结果使100万亩大豆受到药用转基因玉米的污染［7］。

3.社会秩序和伦理风险：现代生物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还远不止于生态系统、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健康等方面的潜在风险，任何改变人类物理循环状态、生育繁衍规律、人类社会关系的生物技术都将对人类社会秩序和伦理构成深远的影响。克隆技术、器官再造技术、人兽杂交技术将科技的概念引入至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领域。

在现代生物技术发展的初期，很多现实性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问题已经开始展现我们面前，人体器官移植、器官捐赠、精子买卖、代孕等已经将人体物化，而克隆人的设计、生产、销售、储藏和买卖，则将会根本改变人作为社会人的最为朴素的概念和意义，与此相关的社会问题将层出不穷，新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人身商品化、侵犯人的尊严等新的伦理道德问题，极可能造成新的社会伦理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动荡［8］。

（三）现代生物科技的反身性解决之道

风险社会理论一改传统社会理论对科技至上主义、理性至上主义以及现代性的崇尚和张扬，给繁荣的市场经济和全球一体化认识提供了一个逆向思维模式，给我们对生物科技发展的负面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维范式，为我们生物安全立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其重要意义在于：（1）风险社会理论为进一步广泛讨论生态危机和生物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风险社会的概念虽然还不太成熟，它却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打破了注重科技与工业发展的积极作用的传统思想意识,培养了人们的反思和自省意识,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通过对现代性反思至少使人们意识到科学必须理性地发展。（2）风险社会理论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意识,将生态危机与科技发展带来的风险突现出来。然而,它对未来风险的描述有些夸张倾向,既不可能被计算也不可能被预知,这样会使人们陷入一种无奈的忧虑,滋生悲观主义情绪。虽然Beck本人宣称他不是悲观主义者,但他的思想的传播仍会使一部分人在风险面前显得焦虑不堪。为此,威尔金森专门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风险与忧虑的关系问题,写出《风险社会中的忧虑》一书。（3）风险社会理论在制度层面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在风险社会中,旧工业社会体系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无力应对威胁整个人类的现代风险,这必然要求并引发社会结构深层的变化和政府制度的变革与角色的转换。在全球风险社会里,建立全球风险防范体系,最终以承担风险的基本单元为基础形成全球公民社会,这是Beck在《世界宣言》中的思想。然而,如何实现从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型，如何实现生态民主与保持社会正义都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难题。总之,风险社会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让我们利用其关于风险、灾害和社会思想的分析重建现代性理论［9］。

二、生物安全立法之社会公益论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相较于物理领域的科技革命，此种革命展现出一种全新的，或许还是极不寻常，其所有的后果完全无法估量的局面：生物科技革命。”［10］由生物技术引发的生物安全问题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风险之一，是工业化社会个体化进程发展的高级表现，在彰显科技至上主义色彩的同时隐藏着不可预知的潜在风险。风险社会的反身现代性一方面追求个体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无限魅力，另一方面力求通过理性的法律制度和规范体系达到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规制。反身性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化的批判和反思的过程。生物技术高度发展是现代化进程的显著成果，但同时生物安全的担忧和风险又凸显了现代化的反身性特征。根据上文对现代反身性立法诉求的论述，生物技术的风险回避就必须在法制目标上通过立法径路予以完善。

对于生物安全的立法必要性研究不同于传统的，构成工业社会之规范基础的，以个体利益为内核民商事法律规范。虽然这种传统私益本位的法律制度体系成就了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其反身性的属性也给现代社会秩序构成极大的风险，所以对现代化进程中反身性的克服就必须在法律制度构建以及立法宗旨的确立上有别于传统的民商事法律，而转向对集体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有和维护。

生物安全立法的公益性研究必须建立在对生物安全公益性特征的深刻把握之上。所谓公共利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和界定。美国社会法学创始人罗科斯·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但他对公共利益的理解带有明显地政治国家色彩，即将公共利益视为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府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11］；传统功利主义法学家杰里米·边沁认为“公共利益是构成共同体众多成员的利益的总和”，“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抽象，它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12］。人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认为，公共利益在某种利益上讲必定是所有私人利益的总和；而如何把所有的私人利益聚合起来的问题，似乎又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13］。当前对社会公益的不同见解主要仍可归因于思维的视角和切入点各异，即从不同的语境和研究背景下对社会公益的认识程度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如在民法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可能更为主要地集中在对私人之集合的利益依存性；在行政法的语境下探讨社会公共利益，就不可回避地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在经济法语境下研究社会公共利益可能会指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利益，其中同样包含国家的利益，因为它是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逻辑基础上建构的法律秩序体系；对于环境法来说，特别是生物安全法，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研究和考察就应当走出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利益范畴，而转向以全体社会成员利益为基准，人类利益关怀以及生态利益的实现和保护，所以这是更为宽泛范畴内的公益性释解。鉴于此，生物安全的社会公益性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深刻把握：（1）利益的整体性和普遍性。从公益性的利益范围维度来考察，生物安全主体中所关注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利益、人类利益以及生态利益相整合的，具有普遍性特征的利益范畴；（2）利益主体的广泛性，生物安全中的公益性研究必须跳出传统以国家为界限的社会成员集合利益的藩篱，转而充分关注个人主体之外的其他主体的利益，包括人类、国家以及生态系统（包括生物）等。狭隘的社会观可能会使得我们对公共利益主体的理解囿于传统的社会理论观，但是正如学者在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为社会关系时指出的那样，“社会是人化的自然与自然化的人的综合体，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14］。从这点来看，利益主体同样也可以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联延伸至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以及对整个生态利益的关爱。而且在生态伦理学中，生态利益是一个高于人类利益的上位概念，因为我们无法将人类与生态系统完全分割开来，否则将不存在实质性的人类利益，抑或社会成员的集合利益和个体利益。

（一）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

转基因的生物安全主要是指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应用，特别是转基因生物活体释放到环境中以及进行跨国转移，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产生潜在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1）转基因生物的重组基因，打破了自然界物种的界限，进而打乱了生物进化的历程；（2）改变了生物的多样性和群落结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能会遭到破坏；（3）转基因生物回归自然界后，会不会使种植区周围生物受到危害，会不会影响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4）重组微生物对某些化合物降解后产生的中间物或最终产物，有的又会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5）重组DNA进入水体、土壤后，将流向何方？存活多久？他们会不会与细菌杂交，出现对人类有害的、新的致病菌？现在已知DNA在土壤中至少可以存留40万年；（6）转基因植物中，如含有对人体有害蛋白或过敏蛋白的花粉，有可能通过蜜蜂采集进入蜂蜜中，最后再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15］。转基因生物的潜在风险首先突出地体现在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本身的基因转变或修饰而对生物内部组成结构、生物特性、生物机能等诸多方面产生的根本性演变，进而影响该生物所赖以生存的其它生物要素和自然生态环境，将其新产生的某种基因特性释放到他原有的生态环境中去，构成对原生态环境的冲击和影响，并在时间的长度上修饰和更改原有的生态系统，从而使得原有生态系统中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生存环境和能量交换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最终对人的生存健康产生重大的、不可预见的影响。由此可见，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就是在生物安全风险的基础上衍生和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突出强调对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共风险性的充分认识基础上展开对其公益性的影响研究和对策研究，具体探讨生物安全公共影响的深度、广度，以及针对转基因生物安全公共风险的防范对策、制度构建、规范设定性的研究。

从目前来看，转基因生物安全的公益性主要集中在对转基因生物的生态安全性研究和健康安全性研究两个方面。所谓生态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对任何以生态为单位的安全所构成风险的对策性研究，突出的表现为对以“基因污染”、“基因漂流”和“基因逃逸”等为核心的风险防范研究，从而确保生态环境的自然特性和安全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安全”不是一个非常狭隘的概念诠释，而是包括人类的生存安全和健康安全在内的，有关生物本身的安全、生物种群的安全、生态群落的安全以及生态系统的安全。所谓健康安全性研究，是指转基因生物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健康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对策性研究，包括但不限于人类个体的生命健康、人类生活群体的健康安全、人类社会的健康安全，以及人类社会代际之间的平衡与安全。

（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公益性拓展

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界的核心要素，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缺少的或不能替代的伙伴与资源。作为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活的资源就是生物多样性，或者简称为“生物资源”，也像任何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一样，具有它自身的特征价值，主要体现为有限性、稀缺性、多用途性、可更新性、区域性、可变性和计量的困难性［8］262。所谓有限性是指生物资源是有边界条件的，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不能无限地供给；所谓稀缺性是指由于人类活动的广度和深度，以及生物资源本身的边界条件和有限性决定的资源稀缺性；所谓多用途性是指生物资源及其以生物多样性为骨架和主干组成的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用途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不同的资源搭配和能量循环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和用途；所谓可更新性是指生物资源在自身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繁衍性、自我恢复性和可再生性，但是可更新性具有明显地边界特性，因此受到资源有限性的约束，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均不能超过资源本身的可更新能力；所谓区域性，是指生物资源和生物物种的分布带有明显的区域和地理位置特点，根据区域的水热条件、气候因素等，表现出突出的地带性和区域性，在地理区域的共轭性与相似性的基础上，又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异规律，即在同化前提下又显著表征为异化现象［8］263；所谓可变性是指生物多样性及其相应的生态系统在开放的不平衡条件下不断地同外界交换物质与转移能量，在不断耗散的前提条件与进程中，形成有序地自组织的耗散结构，在相对的临界平衡状态或混沌状态下不断地推陈出新，辩证地前进，其结果可能表现为生物资源的再生、恢复、扩张、萎缩、衰减、退化或消失等；所谓计量的困难性是指生物资源的公共产品属性、不确定性、条件参数的可变性决定了对其量化的困难性特征。

对生物多样性的法律保护，其社会公共利益属性重点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共同体优良生存环境的保护和对生态系统保持平衡两个方面：（1）生物多样性是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基础，人类的生命维持资源、生活资源、健康资源、财富资源等均来自生态环境，其多样性决定了人类需求的多样性，任何多样性的丧失最终构成对人类生存的威胁；（2）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和创造优良生存环境需求的基本要素；从局部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利于涵养水源、巩固堤岸、降低洪峰、防止土壤侵蚀和退化等；从全局看，它有利于维持地球表层的水循环和调节全球气候变化［16］，有利于维持生物与生物之间的能量循环和守恒，从而确保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发展和质量保持将从根本上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生物多样性的社会公共利益属性在很大程度决定了，当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或削弱构成对社会公共利益危害时，法律的规制和救济是非常必要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生物多样性立法供给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三）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社会共益性

相对于一个生态系统而言，外来物种入侵是指原来天然存在的区域性生态系统中并没有某个物种存在，该物种借助于人类活动、自然因素或其他途径和因素越过不能逾越的空间障碍而进入新的生存环境和生态系统之中，从而给新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安全性等造成一定影响。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外来物种入侵现象主要是通过自然的传播、人类携带、有意引进等多种方式进行，其造成的不利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即生态系统危害和人类健康危害，共同构成了对环境法学上“公共利益”的威胁与挑战。

在生态系统方面，外来物种入侵给其他物种造成广泛冲击，入侵物种通过适应性进化能在定居建群后迅速繁衍，在竞争中夺取必要的营养和生存空间，创建了自身的竞争优势，造成本地其他物种减少甚至灭绝；这种竞争一般称之为“似然竞争”（apparentcompetition），包括占据生态位的竞争和威胁本土物种生存；另外入侵物种还存在化感作用，入侵植物通过向外释放一些化学物质，影响、抑制或刺激临近植物的生长与发育，从而对生物多样性构成极大威胁；此外，入侵物种还会在物种遗传方面造成物种侵蚀，使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丧失，出现某些物种的濒危和灭绝。就中国而言，我们国家遭受的外来物种入侵威胁主要体现在：（1）生物多样性丧失；（2）破坏景观生态的自然性与完整性；（3）竞争并占本地物种生态为，使本地物种失去生存空间；（4）危害生物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17］。

在人类健康方面，外来物种入侵在给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同时，威胁到人类的健康和安全。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人类作为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和要素，与其他物种之间长期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系统环境，但外来物种的入侵给其他生物物种构成危害的同时，同样也威胁到人类物种的健康与安全。一方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遗传多样性的丧失直接给本地居住人口的生存环境构成极大影响；另一方面外来物种入侵也在很大程度上侵占了人类的生活领地和居住范围，最近报道的红蚁等外来物种已经严重侵害到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有的外来物种已经将原来居民的劳作场所侵占殆尽；第三，最为严重的是，外来物种群侵害会造成人类的疾病，使原来深藏于自然生态环境中幽秘之处的某些病毒可能被激活报复或侵袭人类，如“第Ⅳ级病毒”，特别是1976年在扎伊尔、苏丹等地出现的“埃博拉病毒”和“拉沙病毒”就是最恶劣的事例［17］132。除此以外，由动物传给人类的疾病种类也很多，如拟杆菌属和丝杆菌属感染；炭疽；鼠疫、沙门菌；SARS；禽流感病毒等。

通过对转基因的生物安全、生物多样性和外来物种入侵防护的公益性探讨来看，其共同的目标都在于对生态系统安全、人类的生存健康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其公益性之所以与一般的公益性有所不同就在于，其间增添了对生态利益、生态安全、生态正义等价值观的考虑，丰富了公共利益的内涵，从而为生态安全法的逻辑基础增加了更多的理论积淀，也为其价值目标的确定和立法本位的探寻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生物安全的法律供给与需求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市场组成，一个是经济市场，另一个是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消费者（需求者）和厂商（供给者），在政治市场上活动的主体是选民、利益集团（需求者）和政治家、官员（供给者）。在经济市场上，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在政治市场上，人们通过民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18］。在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同样也存在着市场，以市场的秉性和模式运行。作为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法律制度当然也可以设定为像市场一样的运行模式和理论，存在着供给和需求的变换统一。任何一种法律都依存于供求双方的交换才得以成为法律产品［19］，因为它也具有社会有用性和使用价值，但同时由于法律的公共属性，决定其在市场产品属性上有别于经济学中的私人物品，而凸现公共产品的特点。除此以外，法律市场在主体和效率方面与一般的经济市场存在明显的差别和特性，法律市场的供给者主要为国家，其消费需求者体现为广大民众，法律市场的立法产品、执法产品、司法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供给者都是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因此享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垄断权；正是因为国家机关对法律市场的垄断才造就了法律市场的低效率。但法律市场的上述特性不能根本改变其与经济市场在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上的统一性，即当前的法律制度不能有效满足社会稳定和秩序要求，不能保证广大民众的多数需求时，亦不能有效满足国家机关的统治意愿和利益时，法律的需求应然而生，国家为了继续稳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安全和秩序，弥补法律供给之不足，通过立法等法律供给措施满足社会法律需求；此外，在法律供给中，法律生产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是制约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法律供给能力的大小取决于法律生产要素的状况和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及资源配置状况两个方面，其中法律技术、法律工作者素质的提高、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都会扩大法律的供给能力［19］207。

（一）供给需求理论的法律延伸

经济学中的供给与需求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的运作原理，通过供给与需求的力量互补和相互作用，产生均衡的价格和均衡的数量，从而达成市场均衡。市场均衡发生在供给和需求力量达到平衡的价格和数量的点上［20］。任何市场的非均衡态都决定了供给和需求的重新组合和排序，或增加供给，或减少需求。供给和需求的博弈永远处在均衡的此消彼长过程之中，在需求增加的情形下，需求和供给的非均衡决定了相应供给的增加。

在非经济的法律市场中，同样存在着供给需求的均衡解。当法律的供给成一定的稳定态势时，即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较为稳定的状态下，法律市场的均衡将主要取决于法律需求。法律需求决定了法律供给和法律市场的发展状况。但法律需求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和约束。

第一，法律市场均衡与法律需求。所谓的法律市场，实际上是按照一般的市场要素和运行规律所拟制出来的以法律作为交易客体和核心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法律市场的基本构成及其变换趋势同样依赖于市场主体双方的博弈，以及由此产生的价格因素，亦即在法律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因法律的供给和需求所产生的类市场环境。按照市场运行规律来看，相对稳定的市场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基本持衡，市场的均衡态就要求市场主体双方在供给和需求上的相对均衡，任何一方发生变化，都会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非均衡博弈，从而引发市场波动，通过供给增加或需求削减的方式再次达到均衡。就法律市场而言，国家或政府作为法律供给方，应当及时对市场的法律需求状态作出评估和回应，从而满足法律市场的要求，达到法律供给需求状态的均衡。法律的市场供给主要取决于法律制度约束、法律价格因素以及法律物质技术等要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在现行宪法的规范范围内，根据当前市场的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的差别比较，以及立法、执法和司法技术等相关因素，决定是否在现行法律体系范围内增加或修订法律，从而更大程度地满足法律市场的需求。其中法律的价格因素客观地体现为拟供给法律的效用范围，如果其效用范围广，需求者的权益内容和范围会基于该法律的供给得到更大程度的确认或保护，从而形成守法的受益范围大于违法的潜在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供给就成为必要。

第二，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与法律需求。所谓需求，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需求主体对某种客体的愿望和欲望，一是该主体具有购买产品的支付能力。法律需求的产生同样具有一般需求的内在要求，其支付能力主要体现为市场主体对国家机关法律活动的支付能力，执法、司法机关对立法活动的支付能力。法律市场主体的支付能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法律市场主体对自身权益、集体权益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越高，就更大程度上决定了相应法律供给的需求度和必要性。也就是说，法律市场主体，特别是法律需求者对自身和集体权益保护的认识程度愈深，其相应的法律意识愈强，对能够更大范围内保障其权益的法律需求愈大，法律的供给市场应运而生，从而相应的立法、执法和司法措施成为法律市场的必然。

第三，法律价值与法律需求。人们对法律的需求根源于法律的价值（秩序、自由、正义、效率），而法律的供给，仅仅是确立并实现法律的价值的过程。政府并不能直接供给法律的价值，如秩序和效率，而是通过提供法律，通过提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来间接满足人们的终极需求。法律的这种工具属性，表明了国家机关仅能供给中间产品——法律，而不能供给最终产品——正义、效率等法律的价值和社会目标。在供给和需求之间探究立法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法律供给能否在法律的运作过程中实现对法律需求的满足，确认、维护或保障应当保障的权益，防范或者遏制权益侵害、受损风险的产生。也就是说，立法的供给必须能够明确确定拟供给法律的价值目标和立法宗旨，从价值目标上可以归顺法律供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四，法律市场利益与法律需求。市场运作的机理在于交易双方或供给双方的利益交换或互补，法律需求的产生必然归因于某种潜在利益的驱动，期望通过法律供给达到确认、维护和保障权益的目标。鉴于法律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供给和需求必然要在基本利益取向上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和意愿。当某一种利益目标变成大多数人的利益指向，相应保护该种权益的法律规范的需求就应运而生，这种法律需求会打破原有的法律市场均衡，从而引发了法律市场的非均衡态，非均衡态向均衡态的发展就依靠保障该群体利益需求的法律供给与以相对应，从而最终实现立法。

（二）生物安全法的供求逻辑

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将外部性内部化的制度设计，虽然其供求逻辑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下可以被解释为一种供给和需求的逻辑发展体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不仅是一种非市场需求，而且是一种非物质商品的需求。法律需求根源于需求主体对某种“潜在利益”的期望和追求，是一种在已有的法律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和获取的利益。生物安全的立法需求源发于主体对保障生物安全利益的期望，从当前的法律结构体系和制度体系来看，该种利益期盼是无法予以满足的。

上述的制度经济学的立法阐释，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说明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逻辑：

1.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广泛。一般来说，法律需求的主体就是法律需要保护的利益主体，它既可能是一般的市场主体，也可能是国家政府，也可能是社会公众。生物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转基因安全风险、生物多样丧失风险以及外来物种入侵风险等统一构成了生物安全法的风险体系和利益保护对象。在上述风险和利益保护的释解当中，基于对自身生命健康利益和人类世代延续的利益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主要体现为一般公众；基于对整体社会安全和秩序利益的视角，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主体又将体现为国家及其政府；基于对生态系统安全利益诉求的视角，生物安全的法律需求主体甚至可以，也有必要突破原有的法律主体观念，转而确认并保护动植物，乃至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安全利益。

2.生物安全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法律需求的“潜在利益”一般不能完全在现实的规范体系中得以体现，其潜在性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法律制度所建构的利益体系的非完整性。正是因为“潜在利益”的存在，构成了法律制度体系发展的牵动力，形成一个相对稳定，但又不断地在“需求—供给”中发展的运动模式。

从生物安全本身来看，安全的主体范围非常明确，一切可以归属为生物学中的生物范畴的主体都应当在生物安全法律中得以体现，并由特定的“潜在利益”与之相对应。根据生物安全法律主体的广泛性，需要通过法律保护的“潜在利益”至少包括一般公众的生命健康利益，国家政府的安全与稳定利益，一切生物体的生存利益和相互间均衡利益，以及生态系统本身的安全利益。

3.现实法律制度安排和规范体系尚无法满足上述“潜在利益”。建立在传统法律理论体系上的法律制度安排缺少也很难对生物安全利益提供应有的风险防范机制和保护机制：首先，生物科技以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所带来的风险只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被人们发现和认识，科技的两面性和吊诡性只有在科学技术知识较为普及的情景下，才能被广大公众所知晓。科技发展所隐含的生物安全问题、生命健康问题、生态伦理问题等作为一种潜在的或现实的社会问题时，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才真正上升为多数人的社会风险意识。风险是一个与利益相比对的概念，它意味着主体的某类利益正在或将要被侵蚀或剥夺，当一种风险演化为一种群体性、社会性的风险意识时，相关的风险防范措施必须在整体上予以采纳或建构。法律作为一种规则和规范体系，预设人们的行为模式和行为结果，从而在制度层面上提供了一个可知悉、可预见、可防范、可制裁的规范模式，从而加快了主体的立法诉求，也推动了权力机关的立法供给。其次，现有的法律制度设计和安排都是建立在对人类自身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之上，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很难突破对自然人或法律拟制主体的传统认知，相应地法律的利益主体和权利主体也很难突破传统之囿。然而，就生态系统而言，彰显人类利益和智慧的科技现代化正是成就当前生物乃至生态系统风险的主要因素，现代化的反身性深刻地印证了至高无上的人类利益的局限性和短视性，也从风险的角度提出了将人类利益与生物利益、生态利益相融合的利益取向和规范模式。但就目前的规范体系和法律制度建设来看，生物安全法的利益谱系（包括人类利益、生物利益和生态利益）仍然任重道远。

工业文明，特别是以生物技术发展为代表的人类第四次科技革命，在为人类创造了丰厚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为我们带来了足以使整个地球毁灭的风险，旧的工业社会体制与文化意识在所谓的现代化进程中已经凸现其内在的反身性和高风险性特征。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个人风险往往会越来越多地避开传统工业社会中的监督制度和保护制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由此出现了以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风险社会与不确定性为基础的现代政治法律秩序之间的内在紧张。不确定的生物科技和科学技术本身隐含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必须在原有的法律秩序体系框架内重新建立并发展生物安全法律体系和由此产生的秩序体系。此外，生物安全法的利益取向和价值取向分析认为，生物安全立法的逻辑基础在于，生物安全的社会公共性强烈呼唤并要求在法律秩序下重新建构生物安全立法的利益谱系，将人类安全利益与生物安全利益以及生态安全利益联系起来，从而将人类的发展与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相互联结，在利益层面确立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如果我们将法律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放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背景下加以考察，法律需求和法律供给的辩证统一，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体系的均衡给生物安全立法的必要性设定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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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范文篇7

1.1猪场选择。1.1.1发病场。选取辽宁省内的有代表性的2个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的猪场。1.1.2非发病场。选取辽宁省内56个规模猪场或饲养大户，其中种猪场22个、商品代场34个，分布于14个地级市28个县市56个乡镇。饲养模式大部分为自繁自养，只有个别场从外场购进仔猪进行育肥饲养。1.2调查方法和内容。通过现场访谈与问卷调查，完成辽宁省内发病和非发病猪场的生物安全情况调查，结合公开发表文献资料[2]开展分析，了解各猪场基本养殖情况、生物安全管理情况，具体包括养殖场分区、布局、人员、物料、猪只进出、车辆、风险动物、生产、防疫管理等内容。1.3数据处理。将调查数据录入MicrosoftOffice2010Excel软件，对其进行整理、保存和分析。

2结果

2.1疫情猪场。2.1.1辽宁省沈阳市首例疫情猪场。2018年8月3日发现疫情时，该场存栏生猪336头，死亡2头；该猪场生物安全条件较差，紧临交通流量很大的乡级公路，场区周边没有围栏，运猪车辆和人员均可随意进入场区；场内没有无害化处理设施，场区出入口等处没有设置消毒池；场区内没有分区，没有划分净污道，没有出猪台；该场用废弃酸乳和泔水喂猪，在场区靠近乡级公路位置有一直径约3m的大锅，用来盛装废弃酸乳和泔水；场内共有3排猪舍，每排猪舍大约有10个猪圈，发生疫情的是第3排猪舍，调查时存栏的47头猪全部发病死亡。2.1.2辽宁省某大型规模猪场。2018年10月报告发生疫情时，该场产房存栏母猪32头，死亡9头，妊娠舍存栏母猪70头，死亡2头；猪场周边以平原为主，小丘陵为次，地形起伏不大；场内未严格划分管理区、生产区和隔离区，场内道路未设置净道、污道；场内饲养员虽有分工，但串舍现象十分普遍；饲料或兽药销售人员平时每隔2~3d就会进场推销产品，车辆和人员进入生产区时没有采取清洗消毒等措施；疫情发生前，曾有猪贩运人员进育肥圈挑选收购生猪；猪场外购运输饲料车辆的路线、停留地等信息均不清楚；猪场不饲喂泔水，以商品饲料为主，配以玉米、豆粕等；猪场采用自繁自养方式；经林业部门证实，该区域无野猪活动。2.2无疫情猪场。对省内56个无疫情规模猪场开展了生物安全现状调查，具体统计见表1。2.2.1场内区划管理及生物安全设施建设。调查的56个场中，实施生产区、生活区等区划管理的有46个场，占82.14%；在场区、生产区和猪舍入口均建有消毒设施的有31个场，占55.36%，个别场在猪舍入口处也没有建立消毒设施；场内道路进行净污道划分的有46个场，占82.14%；建有出猪台并投入使用的有47个场，占83.93%。2.2.2人员及车辆管理。调查的56个场中，售猪时内部饲养人员同外部买猪人员有接触的有16个场，占28.58%，其中有2个场允许经纪人进场挑选生猪，2个场允许外来人员不经消毒直接进场；养殖人员从场外采购生猪产品食用的有7个场，占12.5%；外来车辆可进入场区的有6个场，占10.71%；场区内人员串舍以及工具经常串舍使用的有17个场，占30.36%。2.2.3日常饲养管理。所调查的56个饲养场大多采取人工授精方式进行配种，个别采用本交方式，也有个别猪场仅从场外购进仔猪育肥，但购进时没有采取隔离措施；有6~7个场没有建立日常检查制度和灭鼠、灭蚊、灭蝇计划，即使有简单的制度，也不能覆盖重要的生物安全环节；在目前非洲猪瘟疫情形势下，所有调查饲养场的消毒制度和措施均执行到位，但猪场饮用水大部分为深井水，没有采取一定的消毒措施；所调查的猪场均没有使用泔水喂猪。2.2.4防疫管理及疫病控制。调查的56个场均对口蹄疫和猪瘟进行了免疫，约90%的猪场进行了圆环病毒病免疫，约65%的场进行了伪狂犬病和流行性腹泻免疫，约40%的场进行了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免疫，约30%的场进行了猪肺疫、猪丹毒和猪肺炎支原体免疫，约10%的场进行了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细小病毒、仔猪副伤寒和副猪嗜血杆菌病的免疫；饲养场认为，近几年猪群死亡与疫病的相关性从高到低依次为猪流行性腹泻、猪瘟、口蹄疫、圆环病毒病、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副猪嗜血杆菌病；大部分猪场（83.93%）开展了疫病检测，其中32个猪场（68.09%）由疫病控制机构完成，仅有1个猪场自建有实验室，其他的均由第三方或疫苗生产厂家负责检测；大部分饲养场的病死猪由当地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处理，个别小型猪场自行采取深理的处理方式。2.2.5生物安全及非洲猪瘟知识掌握。从重点调查的易感动物、感染途径、临床症状、灭源方式的掌握情况来看，饲养场对易感动物和传播途径的相关知识掌握较好，但对临床症状和有效的灭源方式相关知识掌握较差。

3分析与讨论

有研究[2]分析表明，我国各类生猪养殖场户40%以上的疫情，以及2000头以上规模猪场几乎100%的疫情，是由人员或车辆携带病毒传入引起的；统计表明，非洲猪瘟病毒传入风险随猪场规模的增大而提高，运输淘汰母猪的外部车辆与场内车辆和人员反复接触，是多数超大型猪场传入病毒的主要原因。综合各方信息分析发现，早期发生疫情的省外大型养殖企业具有诸多相似病因[2]。这些疫情猪场都没有专门的淘汰母猪出猪设施，集中淘汰母猪时，内部运转车不得不反复与外部车辆接触，导致外部病毒进入场内，再加上内部清洗消毒设施未能有效运行，最终导致病毒进入母猪舍；病毒进入场内后，随场内运转车（可检出病毒核酸）、兽医和饲养人员不断扩散，待最终确诊时，疫情已在场内全面暴发。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养殖主体对生物安全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但是，非洲猪瘟疫情能在9个月时间内在传至全国各省份，证明我国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没能经受住考验。对有非洲猪瘟疫情史的养猪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分析发现，人员流动、饲料等物资进出、运输车辆管控、蚊虫消杀、病死猪处理等是这些养猪场发生疫情的主要风险因素[3]。在上述调查的规模场中，即便是存栏近十万头猪的超大规模猪场，也存在内外车辆接触、外来人员进场、场内生物安全制度执行不严等生物安全措施落实不严的情况。调查发现，辽宁省生猪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与疫病防控需要仍然有很大差距。我国传统散养、放养等生物安全管理水平低下的养猪模式仍然存在[3]，有的几乎没有生物安全防护可言。在当前一段时期内，这些猪场的数量还会占有很大的比例。调查表明，辽宁省未发生疫情猪场在生物安全建设上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最基本的防护隔离硬件设施。有近20%的规模饲养场没有进行区域划分，净道和污道没有分开，没有建立出猪台。严格来说，拉猪需设置二次转运台，外部拉猪车辆禁止靠近猪舍[4]。约45%的猪场在场区入口处未设置消毒设施。二是日常管理制度执行不严或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在目前的非洲猪瘟疫情防控形势下，仍然有16%以上的猪场存在人员和车辆的内外接触，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场进舍等情况；30%的场仍有场内人员串舍和工具串舍使用现象；还有一部分猪场的生物安全日常检查制度覆盖不全，执行不到位。三是缺少验证消毒灭源效果的经验和方法。调查发现，各饲养场采取生物安全措施后，对效果仅凭经验和效仿判断。四是疫病防控管理不到位。被调查的56个场中，仅猪瘟和口蹄疫的免疫覆盖率达到100%，而对目前影响生猪产业较严重的疾病，如腹泻、伪狂犬病、圆环病毒病、高致病性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等，免疫覆盖率仍然不高。疫病主动监测没有开展，仅仅参与当地兽医部门的被动抽样检测。五是对非洲猪瘟等疫病的知识掌握不全，缺乏专业的风险分析和评估等技术人员。由于辽宁省生猪保险工作开展较好，对病死猪的处理比较到位。调查发现，相关从业人员对生物安全知识的掌握和理解还处于初级水平。本次调查问卷设计了一个关于灭源方法的问题，反馈结果显示，答卷人普遍都知道消毒能有效消除病源，但对高温也能消除病源的认知还不是很清楚；他们在执行消毒时没有理解消毒的必要性，对消毒药物的选择与配制、消毒原理、消毒效果的验证等问题知之甚少，所以现实中就出现了的流于形式的消毒、频繁消毒、用原液消毒、酸碱性消毒液同时使用、使用无效消毒药等问题。当被问及消毒药性质、消毒程序、作用时间、工作浓度、温度等技术细节时，他们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因此，消毒流于形式的现象归因于操作者的“知信行”水平低。在实际中，这种情况还表现在免疫、日常管理、病死动物处理等方面。所以，相关从业人员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是生物安全防控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

4建议

针对上述存在的生物安全问题，建议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各级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进行深入调研，科学规划养殖及屠宰产能布局，调整优化生猪的养殖模式和能力，加大宣传力度，并给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引导规模饲养场着力提高生物安全水平。二是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一系列的标准规范，指导猪场加强生物安全硬件设施改建，并对其进行必要的培训，完善相关的生物安全措施和制度，切实提高猪场的生物安全水平。生猪饲养场要结合本场实际和疫病防控需要，进行科学风险评估，全面分析场区规划、人员流动、车辆管理、饲料饮水等物资管理、病死猪处理、疫病免疫及日常饲养管理、制度执行等各个环节存在的短板，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补齐短板。对现有的饲养大户或散养户，如果生物安全很难提高到一定的水平，或无法实现生物安全养殖，政府则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步引导，使其退出饲养。三是在生物安全防控措施上，相应的生物安全规章制度必须保证百分百执行到位，只有这样，硬件设施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生物安全才能达到其应有的水平。如果说饲养场硬件设施是生物安全的基础，那么执行者的“知信行”水平就是生物安全的关键。生物安全不是一项单纯的工作，而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源自于各个管理细节都做到位的结果[5]，所以饲养场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强培训，让所有员工，包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饲养人员及其他辅助人员等相关从业人员，学习掌握生物安全和风险评估知识，增强他们的生物安全意识，要让他们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在实际中要不打折扣地执行，这样才会让生物安全措施发挥最大的效果。四是基于非洲猪瘟疫情的发展，以及对非洲猪瘟病原认识的加深和对非洲猪瘟防控的需要，应不断调整生物安全措施。生物安全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没有一成不变的措施和制度，生物安全相关的措施、制度、程序等需要在执行中进行评估和评审，不断寻找风险点，并要逐步去改进和完善；同时，生物安全也不是万能的，通过生物安全措施只能降低风险，但却永远无法消除风险。对于生物安全管理，发现问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高质量解决问题，使生物安全获得持续性改善才是关键[6]。

5结论

调查认为，辽宁省生猪养殖业的生物安全水平与疫病防控需要仍然有很大差距，而规模饲养场生物安全水平低下、相关从业人员缺乏生物安全意识和知识是当前疫病防控失败或防控效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今后需健全生物安全标准规范，加强生物安全培训与宣传，建立安全措施效果评估和持续改进机制，指导和扶持规模猪场加强生物安全建设，提高其生物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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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安全范文篇8

所谓的GMO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是指经遗传修饰了的生物体。转基因作物就是GMOs中的一种。目前在国际上对GMOs存在下列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赞同大力发展GMOs的观点，其理由是基于下列几点。

1)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下面有几个数字能说明问题。如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10亿美元，但种植转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1900万美元；在加拿大，在1996年种植了1200万hm2耐除草剂油菜后，产量提高9%，经济效益达600万美元；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从1997～2000年的4年，总的经济效益达3亿3千7百万美元。全世界2000年转基因作物产品的价值为3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时价值可达300亿美元。由此可见，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2)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问题

世界人口，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会不断增长是肯定的，而粮食如何能随着增长的人口同时增加，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严重问题。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1999年，在英国皇家学会曾召开过一次世界上有关科学院共同讨论GMOs问题的会议，会议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认为："我们与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他们国家人口少，已经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不发展转基因技术。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症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中，特别是非洲。瑞士科学家IngoPetrykus领导的研究组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一种称为"金稻"的水稻，这是一种具高含量维生素A原物质的水稻，有可能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问题。

3)可能大大缩短作物生长期

西班牙科学家从拟南芥菜中提取一种基因插入柑橘树中，使原来要5～6年才能成熟的柑橘树，在一年内就开花结果（Penaetal.,2001）；又如德国科学家培育的马铃薯在栽种后15周就能收获马铃薯，比普通马铃薯块茎收获时间要提早7周之多，这种新品种并能产生一种细菌酶，可以把能使马铃薯萌芽的焦磷酸盐分解而阻止其出芽（Farreetal.,2001）。

2001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基因改良技术的可利用性的一面也是充分肯定的。《报告》指出，尽管充满争议，基因改良生物(GMOs是一种翻译方式)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报告》认为基因改良生物带来的风险可以得到控制。

另一种观点是全面对GMOs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不仅游行、抗议，有时甚至采取行动。2001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中播出了法国的反对GMOs的群众，拿起了镰刀大量的砍除已长得很大的转基因玉米，因为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递交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受测试的玉米种子中，大概41%的样品含有转基因物质成分。此外，一小部分油菜种子和大豆种子也含有转基因物质"。报告还指出，"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使我们得出结论，常规食品含有转基因物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我们所研究的种子。现在常规谷物的种子或作物含有微量转基因物质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

绿色和平组织在对一片赞扬声中上述的"金稻"也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当然他们对任何转基因产品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不可预测、不精确、和不可逆转等问题。与其他基因工程技术一样"金稻"没有解决根本的安全问题，对环境有潜在的威胁。他们引用营养学家的意见说，贫困人口的饮食结构中缺乏脂肪，为之才影响了他们吸收大米中维生素A。因此"金稻"解决不了维生素A缺乏症。从营养学角度考虑，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饥荒的理论是没有充分依据的。他们甚至认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想仅仅凭借某一种技术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

对上述能使传统产品大大缩短生长期的转基因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西欧目前实际上禁止对转基因作物作商品化的种植。

2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早在1992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中就已明确提出来，要求制定或采取办法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LMO或GMO)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既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险。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包括了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已有文章报道（钱迎倩等，1998），在Kjellsson(1997)的基础上列了表1。

表1中所列的不少是生态风险，转基因作物因为是人工制造的品种，我们可以把这些品种看作为自然界原来不存在的外来种。一般说来，外来种对环境或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或危险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有时需10年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种植至今最长也就是5～6年的时间，一些潜在风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一定能表现出来。可是有些风险在实验室水平上已经证实。如Mikkelsen等证实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可以通过基因流在一次杂交、一次回交的过程已转到其野生近缘种中（Mikkelsenetal.,1996）。这就是表中所指出的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新的农田杂草。没有预料到的是转基因作物自身变为杂草成为现实的时间来得如此之快。根据2001年8月的报道，在加拿大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是耐除草剂的GM油菜，但它们正在变成杂草。农民们正在与他们农田里的一种新的有害植物作斗争。因为在他们农田里已出现了未种植过的GM油菜，而这种植物能抗常规使用的除草剂，要杀死它们还较困难。曼尼托巴大学的植物科学家MartinEntz说，"GM油菜传播的速度要比我们想到的要快很多，而要控制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已劝告农民们用另外的药剂来杀死他们。可是其它的药剂能把农民种的作物杀死，在某些情况下，GM油菜对这些药剂却具有抗性。这些GM油菜真正成为所谓的"超级杂草"。

表1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环境后潜在的风险

对环境有害的影响造成影响的过程

农田生态系统Agro-ecosystem

增加杀虫剂的使用抗性的选择和转运到可相容的其它植物中

产生新的农田杂草基因流和杂交

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插入性状的竞争

产生新的病毒不同病毒基因组和转基因作物的病毒外壳蛋白的重组

产生新的作物害虫

病原体-植物相互作用

食草动物-植物相互作用

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食草动物的误食

自然生态系统Naturalecosystem

侵入到新的栖息地花粉和种子的传播

干扰

竞争

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基因流和杂交

竞争

对非目标物种的伤害改变了互惠共生关系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竞争

环境的胁迫

增加的影响(基因、种群、物种)

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

(如转基因植物与N2固定系统)

初级生产力的改变改变了物种的组成

增加了土壤流失增加的影响(与环境、物种组成的相互作用)

再举一个例子是GMOs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Losey等（Loseyetal.,1999）的实验结果在Nature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在实验室中用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来喂饲大斑蝶幼虫，加普通玉米花粉及不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作为对照，结果说明喂饲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的幼虫第二天死亡10%以上，4天后死亡44%，而对照全部存活。此外，对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摄取量小，幼虫生长缓慢，重量只有喂饲无花粉叶片的幼虫的一半。从另外一角度也可能威胁大斑蝶的生存，在无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前，除草剂一般只能在作物种子萌发前喷洒一次。在种植抗除草剂作物后，就可在作物生长期多次喷洒除草剂，杀死杂草而对作物无威胁，随着多次除草剂的喷洒，马利筋就大量减少。由于大斑蝶的惟一的食物是马利筋，随着马利筋大量减少，也就威胁到大斑蝶的物种的生存。大斑蝶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蝴蝶，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还有另外几个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例子，已在另外文章中报道了（钱迎倩等，2001）。GMOs对环境的其它方面影响，我们也作过报道（钱迎倩、马克平，1998），国际上近年来普遍重视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随着时间的推延，会不断有新的报道。

顺便也要提到关于对人体健康问题，据报道，美国市场上已有千种以上的食品是从GM作物来源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实验证据证明被政府批准作商品化种植的GM产物对人身健康造成危害。即使这种情况，美国农业部对某些GM产物还不允许作为人类的食物，只能作为牲口饲料。2000年美国曾发生一事件，StarLink公司培育的抗虫的Bt玉米，农业部担心一部分人可能对这种玉米内含有Cry9C蛋白质而引起过敏反应，因此只允许作为动物饲料。但是StarLink公司却把这种玉米出售给生产人类食品的工厂，从而在杂货店的食品架上就出现了含转基因玉米成分的煎玉米卷、玉米点心和其它玉米食品。美国农业部发现后，不仅迫使这些食品从货架上收回，把去年生产的所有玉米都作为转基因玉米来处理。因为转基因玉米的价格要比常规玉米的低，因此造成种植常规玉米的农民及中间商蒙受损失，也影响到整个玉米出口量下降。

上面提到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普通玉米种子中已检测到转基因物质，其含量通常不超过0.1%，安全机构负责人声称，"食用这些谷物生产的食品对消费者造成危险的可能性非常小"。

3拟采取的对策

生物技术这门高新技术在解决医药、农业、环境等各个方面问题确实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GMOs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安全性也是不能忽视的。UNDP《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呼吁，人们应对基因改良生物的长期影响做进一步研究，并提倡对基因改良产品做标记，以便使顾客做出知情的选择。《报告》并指出，生物技术和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是政策欠妥、法规不当和缺乏透明度的结果。

提出下列几点对策：

1）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第3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了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还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由生产、分装单位和个人负责标识、未标识的，不得销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载明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等等。《条例》的颁布，为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使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下一步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可能应该重视的，一个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涉及的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第二个是宣传、教育、贯彻落实问题，转基因作物将涉及到广大农民，目前中国农民对什么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什么要采取标识制度等等方面的教育十分重视。

2）切实加强生物安全的科学研究工作。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在生物安全方面较早就开展了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刚起步或尚未开始的阶段。对农田及自然生态系统中一系列的生态风险的研究如何起步，如何切入，得到的结果往往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对此又如何作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在对人体健康影响问题，可能与生态效应一样，得到结论有一个时间问题。可能在短期内得不到结论。这些问题都是在考虑生物安全科研时可供思考的问题。

3）提高粮食产量，解决饥饿问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前面已经肯定，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短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应该说不是惟一的途径。中国育种家袁隆平培育出来的"超级稻"最高亩产可达1139kg，他的杂交水稻提高的产量可解决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因此研究新的提高粮食产量及品质的途径，走创新之路是非常重要的。

4）切实加强正确的全民宣传活动。尤其要注意媒体的报道。2000年12月，北京一个发行量很大的媒体作了如下的报道，题目为"本报记者驱车百余里，寻找转基因草"。记者在北京近郊见到6.67hm2由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美国引进的转基因草，在宣传这草的一系列优点外，最后一句话是"转基因，让小草也"疯狂"。这里最少有两个问题：一是任何转基因植物种植这么大面积，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可报道上并未提到一点；二是我们虽然不知道这种转基因草是什么种，它在北京近郊是否有亲缘关系很近的近缘种？一旦这种小草真的疯狂起来，上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转基因油菜问题很快在北京近郊就会发生，有可能通过种子传播到大量的农田里成为杂草，如有近缘种，还可能通过杂交，让本来不是杂草的近缘种也到处疯狂起来。

5）不能让中国的大地成为发达国家的实验场所。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进行大量的生物技术，包括GMOs的研究，但不允许作商品化的种植。如挪威等欧洲一些国家，GMOs作商品化种植要经过国王或国会的批准。目前国际上实验室已经成功的转基因作物是大量的，但真正被各国政府批准能作商品化种植的还极少。已有迹象表明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把实验室的成果拿到中国来作大田试验，甚至大面积的种植，而我们多数人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上述"转基因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例子。但如果大面积种植后真出现严重的生态负效应，后果将不可收拾。

参考文献

Farre,E.M.etal.2001.Accelerationofpotatotubersproutingbytheexpressionofabacterialpyrophosphatase,NatureBiotec.,19(3):268-272.

Losey,J.E.etal.1999.Transgenicpollenharmsmonarchlarvae.Nature,399:214.

Mikkelsen,T.R.etal.1996.Theriskofcroptransgenespread.Nature,380:31.

Pena,L.etal.2001.ConstitutiveexpressonofArabidopsisleafyorAPETALA,genesincitrusreducestheirgenerationtime.NatureBiotec.,19(3):263-267.

钱迎倩,马克平.1998.经遗传修饰生物体的研究进展及其释放后对环境的影响.生态学报,18(1):1-9.

钱迎倩,田彦,魏伟.1998.转基因植物的生态风险评价.植物生态学报,22(4):289-299.

生物安全范文篇9

所谓的GMO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是指经遗传修饰了的生物体。转基因作物就是GMOs中的一种。目前在国际上对GMOs存在下列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赞同大力发展GMOs的观点，其理由是基于下列几点。

1)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下面有几个数字能说明问题。如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10亿美元，但种植转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1900万美元；在加拿大，在1996年种植了1200万hm2耐除草剂油菜后，产量提高9%，经济效益达600万美元；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从1997～2000年的4年，总的经济效益达3亿3千7百万美元。全世界2000年转基因作物产品的价值为3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时价值可达300亿美元。由此可见，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2)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问题

世界人口，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会不断增长是肯定的，而粮食如何能随着增长的人口同时增加，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严重问题。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1999年，在英国皇家学会曾召开过一次世界上有关科学院共同讨论GMOs问题的会议，会议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认为："我们与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他们国家人口少，已经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不发展转基因技术。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症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中，特别是非洲。瑞士科学家IngoPetrykus领导的研究组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一种称为"金稻"的水稻，这是一种具高含量维生素A原物质的水稻，有可能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问题。

3)可能大大缩短作物生长期

西班牙科学家从拟南芥菜中提取一种基因插入柑橘树中，使原来要5～6年才能成熟的柑橘树，在一年内就开花结果（Penaetal.,2001）；又如德国科学家培育的马铃薯在栽种后15周就能收获马铃薯，比普通马铃薯块茎收获时间要提早7周之多，这种新品种并能产生一种细菌酶，可以把能使马铃薯萌芽的焦磷酸盐分解而阻止其出芽（Farreetal.,2001）。

2001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基因改良技术的可利用性的一面也是充分肯定的。《报告》指出，尽管充满争议，基因改良生物(GMOs是一种翻译方式)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报告》认为基因改良生物带来的风险可以得到控制。

另一种观点是全面对GMOs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不仅游行、抗议，有时甚至采取行动。2001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中播出了法国的反对GMOs的群众，拿起了镰刀大量的砍除已长得很大的转基因玉米，因为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递交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受测试的玉米种子中，大概41%的样品含有转基因物质成分。此外，一小部分油菜种子和大豆种子也含有转基因物质"。报告还指出，"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使我们得出结论，常规食品含有转基因物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我们所研究的种子。现在常规谷物的种子或作物含有微量转基因物质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

绿色和平组织在对一片赞扬声中上述的"金稻"也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当然他们对任何转基因产品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不可预测、不精确、和不可逆转等问题。与其他基因工程技术一样"金稻"没有解决根本的安全问题，对环境有潜在的威胁。他们引用营养学家的意见说，贫困人口的饮食结构中缺乏脂肪，为之才影响了他们吸收大米中维生素A。因此"金稻"解决不了维生素A缺乏症。从营养学角度考虑，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饥荒的理论是没有充分依据的。他们甚至认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想仅仅凭借某一种技术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对上述能使传统产品大大缩短生长期的转基因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西欧目前实际上禁止对转基因作物作商品化的种植。

2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早在1992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中就已明确提出来，要求制定或采取办法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LMO或GMO)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既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险。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包括了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已有文章报道（钱迎倩等，1998），在Kjellsson(1997)的基础上列了表1。

表1中所列的不少是生态风险，转基因作物因为是人工制造的品种，我们可以把这些品种看作为自然界原来不存在的外来种。一般说来，外来种对环境或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或危险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有时需10年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种植至今最长也就是5～6年的时间，一些潜在风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一定能表现出来。可是有些风险在实验室水平上已经证实。如Mikkelsen等证实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可以通过基因流在一次杂交、一次回交的过程已转到其野生近缘种中（Mikkelsenetal.,1996）。这就是表中所指出的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新的农田杂草。没有预料到的是转基因作物自身变为杂草成为现实的时间来得如此之快。根据2001年8月的报道，在加拿大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是耐除草剂的GM油菜，但它们正在变成杂草。农民们正在与他们农田里的一种新的有害植物作斗争。因为在他们农田里已出现了未种植过的GM油菜，而这种植物能抗常规使用的除草剂，要杀死它们还较困难。曼尼托巴大学的植物科学家MartinEntz说，"GM油菜传播的速度要比我们想到的要快很多，而要控制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已劝告农民们用另外的药剂来杀死他们。可是其它的药剂能把农民种的作物杀死，在某些情况下，GM油菜对这些药剂却具有抗性。这些GM油菜真正成为所谓的"超级杂草"。

表1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环境后潜在的风险

对环境有害的影响造成影响的过程

农田生态系统Agro-ecosystem

增加杀虫剂的使用抗性的选择和转运到可相容的其它植物中

产生新的农田杂草基因流和杂交

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插入性状的竞争

产生新的病毒不同病毒基因组和转基因作物的病毒外壳蛋白的重组

产生新的作物害虫

病原体-植物相互作用

食草动物-植物相互作用

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食草动物的误食

自然生态系统Naturalecosystem

侵入到新的栖息地花粉和种子的传播

干扰

竞争

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基因流和杂交

竞争

对非目标物种的伤害改变了互惠共生关系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竞争

环境的胁迫

增加的影响(基因、种群、物种)

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

(如转基因植物与N2固定系统)

初级生产力的改变改变了物种的组成

增加了土壤流失增加的影响(与环境、物种组成的相互作用)

再举一个例子是GMOs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Losey等（Loseyetal.,1999）的实验结果在Nature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在实验室中用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来喂饲大斑蝶幼虫，加普通玉米花粉及不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作为对照，结果说明喂饲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的幼虫第二天死亡10%以上，4天后死亡44%，而对照全部存活。此外，对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摄取量小，幼虫生长缓慢，重量只有喂饲无花粉叶片的幼虫的一半。从另外一角度也可能威胁大斑蝶的生存，在无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前，除草剂一般只能在作物种子萌发前喷洒一次。在种植抗除草剂作物后，就可在作物生长期多次喷洒除草剂，杀死杂草而对作物无威胁，随着多次除草剂的喷洒，马利筋就大量减少。由于大斑蝶的惟一的食物是马利筋，随着马利筋大量减少，也就威胁到大斑蝶的物种的生存。大斑蝶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蝴蝶，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还有另外几个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例子，已在另外文章中报道了（钱迎倩等，2001）。GMOs对环境的其它方面影响，我们也作过报道（钱迎倩、马克平，1998），国际上近年来普遍重视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随着时间的推延，会不断有新的报道。

顺便也要提到关于对人体健康问题，据报道，美国市场上已有千种以上的食品是从GM作物来源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实验证据证明被政府批准作商品化种植的GM产物对人身健康造成危害。即使这种情况，美国农业部对某些GM产物还不允许作为人类的食物，只能作为牲口饲料。2000年美国曾发生一事件，StarLink公司培育的抗虫的Bt玉米，农业部担心一部分人可能对这种玉米内含有Cry9C蛋白质而引起过敏反应，因此只允许作为动物饲料。但是StarLink公司却把这种玉米出售给生产人类食品的工厂，从而在杂货店的食品架上就出现了含转基因玉米成分的煎玉米卷、玉米点心和其它玉米食品。美国农业部发现后，不仅迫使这些食品从货架上收回，把去年生产的所有玉米都作为转基因玉米来处理。因为转基因玉米的价格要比常规玉米的低，因此造成种植常规玉米的农民及中间商蒙受损失，也影响到整个玉米出口量下降。

上面提到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普通玉米种子中已检测到转基因物质，其含量通常不超过0.1%，安全机构负责人声称，"食用这些谷物生产的食品对消费者造成危险的可能性非常小"。

3拟采取的对策

生物技术这门高新技术在解决医药、农业、环境等各个方面问题确实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GMOs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安全性也是不能忽视的。UNDP《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呼吁，人们应对基因改良生物的长期影响做进一步研究，并提倡对基因改良产品做标记，以便使顾客做出知情的选择。《报告》并指出，生物技术和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是政策欠妥、法规不当和缺乏透明度的结果。

提出下列几点对策：

1）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第3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了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还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由生产、分装单位和个人负责标识、未标识的，不得销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载明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等等。《条例》的颁布，为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使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下一步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可能应该重视的，一个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涉及的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第二个是宣传、教育、贯彻落实问题，转基因作物将涉及到广大农民，目前中国农民对什么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什么要采取标识制度等等方面的教育十分重视。

2）切实加强生物安全的科学研究工作。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在生物安全方面较早就开展了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刚起步或尚未开始的阶段。对农田及自然生态系统中一系列的生态风险的研究如何起步，如何切入，得到的结果往往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对此又如何作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在对人体健康影响问题，可能与生态效应一样，得到结论有一个时间问题。可能在短期内得不到结论。这些问题都是在考虑生物安全科研时可供思考的问题。

3）提高粮食产量，解决饥饿问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前面已经肯定，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短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应该说不是惟一的途径。中国育种家袁隆平培育出来的"超级稻"最高亩产可达1139kg，他的杂交水稻提高的产量可解决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因此研究新的提高粮食产量及品质的途径，走创新之路是非常重要的。

4）切实加强正确的全民宣传活动。尤其要注意媒体的报道。2000年12月，北京一个发行量很大的媒体作了如下的报道，题目为"本报记者驱车百余里，寻找转基因草"。记者在北京近郊见到6.67hm2由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从美国引进的转基因草，在宣传这草的一系列优点外，最后一句话是"转基因，让小草也"疯狂"。这里最少有两个问题：一是任何转基因植物种植这么大面积，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可报道上并未提到一点；二是我们虽然不知道这种转基因草是什么种，它在北京近郊是否有亲缘关系很近的近缘种？一旦这种小草真的疯狂起来，上面我们提到的加拿大转基因油菜问题很快在北京近郊就会发生，有可能通过种子传播到大量的农田里成为杂草，如有近缘种，还可能通过杂交，让本来不是杂草的近缘种也到处疯狂起来。

5）不能让中国的大地成为发达国家的实验场所。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虽然进行大量的生物技术，包括GMOs的研究，但不允许作商品化的种植。如挪威等欧洲一些国家，GMOs作商品化种植要经过国王或国会的批准。目前国际上实验室已经成功的转基因作物是大量的，但真正被各国政府批准能作商品化种植的还极少。已有迹象表明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各种途径把实验室的成果拿到中国来作大田试验，甚至大面积的种植，而我们多数人还缺乏这方面的知识。上述"转基因草"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例子。但如果大面积种植后真出现严重的生态负效应，后果将不可收拾。

参考文献

Farre,E.M.etal.2001.Accelerationofpotatotubersproutingbytheexpressionofabacterialpyrophosphatase,NatureBiotec.,19(3):268-272.

Losey,J.E.etal.1999.Transgenicpollenharmsmonarchlarvae.Nature,399:214.

Mikkelsen,T.R.etal.1996.Theriskofcroptransgenespread.Nature,380:31.

Pena,L.etal.2001.ConstitutiveexpressonofArabidopsisleafyorAPETALA,genesincitrusreducestheirgenerationtime.NatureBiotec.,19(3):263-267.

钱迎倩,马克平.1998.经遗传修饰生物体的研究进展及其释放后对环境的影响.生态学报,18(1):1-9.

钱迎倩,田彦,魏伟.1998.转基因植物的生态风险评价.植物生态学报,22(4):289-299.

生物安全范文篇10

所谓的GMOs(Geneticallymodifiedorganisms)，是指经遗传修饰了的生物体。转基因作物就是GMOs中的一种。目前在国际上对GMOs存在下列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是赞同大力发展GMOs的观点，其理由是基于下列几点。

1)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

下面有几个数字能说明问题。如美国，1996年时70%的转基因Bt棉花不再喷洒杀虫剂，产量提高70%，每公顷节约140～180美元；美国原来每年约有一半的玉米田(3200万hm2)受棉铃虫危害，丧失金额达10亿美元，但种植转基因Bt玉米后，产量提高9%，而经济效益1996年是190万美元，1997年达1900万美元；在加拿大，在1996年种植了1200万hm2耐除草剂油菜后，产量提高9%，经济效益达600万美元；中国种植转基因抗虫棉花，从1997～2000年的4年，总的经济效益达3亿3千7百万美元。全世界2000年转基因作物产品的价值为30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时价值可达300亿美元。由此可见，经济效益是十分明显的。

2)解决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饥饿问题

世界人口，特别在发展中国家，会不断增长是肯定的，而粮食如何能随着增长的人口同时增加，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严重问题。不少人认为，基因工程技术，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将是解决21世纪不断增加人口对粮食需求的唯一途径。1999年，在英国皇家学会曾召开过一次世界上有关科学院共同讨论GMOs问题的会议，会议上一个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长认为："我们与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不一样的是他们国家人口少，已经有足够的粮食，可以不发展转基因技术。而我们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多，需要大力发展转基因技术来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转基因技术不仅能提高粮食或作物的产量，并可提高其品质。全球每年由于维生素A缺乏症导致50万人失明，100万儿童死亡，这类事件多数是发生在以稻米为主食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中，特别是非洲。瑞士科学家IngoPetrykus领导的研究组用基因工程技术培育出一种称为"金稻"的水稻，这是一种具高含量维生素A原物质的水稻，有可能解决维生素A缺乏症问题。

3)可能大大缩短作物生长期

西班牙科学家从拟南芥菜中提取一种基因插入柑橘树中，使原来要5～6年才能成熟的柑橘树，在一年内就开花结果（Penaetal.,2001）；又如德国科学家培育的马铃薯在栽种后15周就能收获马铃薯，比普通马铃薯块茎收获时间要提早7周之多，这种新品种并能产生一种细菌酶，可以把能使马铃薯萌芽的焦磷酸盐分解而阻止其出芽（Farreetal.,2001）。

2001年7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第12期《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基因改良技术的可利用性的一面也是充分肯定的。《报告》指出，尽管充满争议，基因改良生物(GMOs是一种翻译方式)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突破性技术。在承认需要面对基因改良技术所带来的环境和健康等方面风险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这一技术在生成抗病毒、抗旱和富有营养的作物方面具有的独特潜力，这些作物能够大幅度减少目前仍困扰着全球8亿人口的营养不良现象。《报告》认为基因改良生物带来的风险可以得到控制。

另一种观点是全面对GMOs持否定的态度。特别是"绿色和平组织"等一些非政府组织，他们不仅游行、抗议，有时甚至采取行动。2001年8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节目中播出了法国的反对GMOs的群众，拿起了镰刀大量的砍除已长得很大的转基因玉米，因为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递交给政府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受测试的玉米种子中，大概41%的样品含有转基因物质成分。此外，一小部分油菜种子和大豆种子也含有转基因物质"。报告还指出，"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使我们得出结论，常规食品含有转基因物质的现象并不仅限于我们所研究的种子。现在常规谷物的种子或作物含有微量转基因物质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

绿色和平组织在对一片赞扬声中上述的"金稻"也持截然相反的立场。当然他们对任何转基因产品都是反对的，他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存在着不可预测、不精确、和不可逆转等问题。与其他基因工程技术一样"金稻"没有解决根本的安全问题，对环境有潜在的威胁。他们引用营养学家的意见说，贫困人口的饮食结构中缺乏脂肪，为之才影响了他们吸收大米中维生素A。因此"金稻"解决不了维生素A缺乏症。从营养学角度考虑，转基因技术能够解决饥荒的理论是没有充分依据的。他们甚至认为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想仅仅凭借某一种技术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对上述能使传统产品大大缩短生长期的转基因技术，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持强烈反对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作物对环境和健康的长期影响还不得而知。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西欧目前实际上禁止对转基因作物作商品化的种植。

2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

关于转基因作物的潜在生态风险早在1992年公布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条款中就已明确提出来，要求制定或采取办法酌情管制、管理或控制由生物技术改变的活生物(LMO或GMO)在使用和释放时可能产生的危险，既可能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从而影响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续利用，也要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危险。对环境产生不利的影响，包括了对农田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们已有文章报道（钱迎倩等，1998），在Kjellsson(1997)的基础上列了表1。

表1中所列的不少是生态风险，转基因作物因为是人工制造的品种，我们可以把这些品种看作为自然界原来不存在的外来种。一般说来，外来种对环境或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或危险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有时需10年的时间，或更长的时间。转基因作物商品化种植至今最长也就是5～6年的时间，一些潜在风险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一定能表现出来。可是有些风险在实验室水平上已经证实。如Mikkelsen等证实抗除草剂转基因油菜的抗除草剂基因可以通过基因流在一次杂交、一次回交的过程已转到其野生近缘种中（Mikkelsenetal.,1996）。这就是表中所指出的在农田生态系统中可能产生新的农田杂草。没有预料到的是转基因作物自身变为杂草成为现实的时间来得如此之快。根据2001年8月的报道，在加拿大主要的转基因作物是耐除草剂的GM油菜，但它们正在变成杂草。农民们正在与他们农田里的一种新的有害植物作斗争。因为在他们农田里已出现了未种植过的GM油菜，而这种植物能抗常规使用的除草剂，要杀死它们还较困难。曼尼托巴大学的植物科学家MartinEntz说，"GM油菜传播的速度要比我们想到的要快很多，而要控制它是绝对不可能的"。加拿大食品检验署已劝告农民们用另外的药剂来杀死他们。可是其它的药剂能把农民种的作物杀死，在某些情况下，GM油菜对这些药剂却具有抗性。这些GM油菜真正成为所谓的"超级杂草"。

表1转基因植物释放到环境后潜在的风险

对环境有害的影响造成影响的过程

农田生态系统Agro-ecosystem

增加杀虫剂的使用抗性的选择和转运到可相容的其它植物中

产生新的农田杂草基因流和杂交

转基因植物自身变为杂草插入性状的竞争

产生新的病毒不同病毒基因组和转基因作物的病毒外壳蛋白的重组

产生新的作物害虫

病原体-植物相互作用

食草动物-植物相互作用

对非目标生物的伤害食草动物的误食

自然生态系统Naturalecosystem

侵入到新的栖息地花粉和种子的传播

干扰

竞争

丧失物种的遗传多样性基因流和杂交

竞争

对非目标物种的伤害改变了互惠共生关系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竞争

环境的胁迫

增加的影响(基因、种群、物种)

营养循环和地球化学过程的改变与非生物环境的相互作用

(如转基因植物与N2固定系统)

初级生产力的改变改变了物种的组成

增加了土壤流失增加的影响(与环境、物种组成的相互作用)

再举一个例子是GMOs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Losey等（Loseyetal.,1999）的实验结果在Nature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他们在实验室中用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来喂饲大斑蝶幼虫，加普通玉米花粉及不加玉米花粉的马利筋叶片作为对照，结果说明喂饲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的幼虫第二天死亡10%以上，4天后死亡44%，而对照全部存活。此外，对加有Bt玉米花粉的马利筋摄取量小，幼虫生长缓慢，重量只有喂饲无花粉叶片的幼虫的一半。从另外一角度也可能威胁大斑蝶的生存，在无转基因抗除草剂作物前，除草剂一般只能在作物种子萌发前喷洒一次。在种植抗除草剂作物后，就可在作物生长期多次喷洒除草剂，杀死杂草而对作物无威胁，随着多次除草剂的喷洒，马利筋就大量减少。由于大斑蝶的惟一的食物是马利筋，随着马利筋大量减少，也就威胁到大斑蝶的物种的生存。大斑蝶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蝴蝶，深受美国人民的喜爱。还有另外几个对生物多样性造成威胁的例子，已在另外文章中报道了（钱迎倩等，2001）。GMOs对环境的其它方面影响，我们也作过报道（钱迎倩、马克平，1998），国际上近年来普遍重视生物安全的研究工作，随着时间的推延，会不断有新的报道。顺便也要提到关于对人体健康问题，据报道，美国市场上已有千种以上的食品是从GM作物来源的，因为至今还没有一个实验证据证明被政府批准作商品化种植的GM产物对人身健康造成危害。即使这种情况，美国农业部对某些GM产物还不允许作为人类的食物，只能作为牲口饲料。2000年美国曾发生一事件，StarLink公司培育的抗虫的Bt玉米，农业部担心一部分人可能对这种玉米内含有Cry9C蛋白质而引起过敏反应，因此只允许作为动物饲料。但是StarLink公司却把这种玉米出售给生产人类食品的工厂，从而在杂货店的食品架上就出现了含转基因玉米成分的煎玉米卷、玉米点心和其它玉米食品。美国农业部发现后，不仅迫使这些食品从货架上收回，把去年生产的所有玉米都作为转基因玉米来处理。因为转基因玉米的价格要比常规玉米的低，因此造成种植常规玉米的农民及中间商蒙受损失，也影响到整个玉米出口量下降。

上面提到法国食品安全机构在普通玉米种子中已检测到转基因物质，其含量通常不超过0.1%，安全机构负责人声称，"食用这些谷物生产的食品对消费者造成危险的可能性非常小"。

3拟采取的对策

生物技术这门高新技术在解决医药、农业、环境等各个方面问题确实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并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GMOs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安全性也是不能忽视的。UNDP《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呼吁，人们应对基因改良生物的长期影响做进一步研究，并提倡对基因改良产品做标记，以便使顾客做出知情的选择。《报告》并指出，生物技术和食品安全问题往往是政策欠妥、法规不当和缺乏透明度的结果。

提出下列几点对策：

1）2001年5月23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签署第30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了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督管理工作，并建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还规定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目录的农业转基因生物，由生产、分装单位和个人负责标识、未标识的，不得销售。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应当载明产品中含有转基因成分的主要原料名称等等。《条例》的颁布，为转基因作物及其产品的安全使用打下了重要的基础。下一步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可能应该重视的，一个是转基因作物的安全问题涉及的部门多，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是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第二个是宣传、教育、贯彻落实问题，转基因作物将涉及到广大农民，目前中国农民对什么是转基因作物、转基因作物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为什么要采取标识制度等等方面的教育十分重视。

2）切实加强生物安全的科学研究工作。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国家，在生物安全方面较早就开展了研究，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刚起步或尚未开始的阶段。对农田及自然生态系统中一系列的生态风险的研究如何起步，如何切入，得到的结果往往既有正面效应、又有负面影响。对此又如何作分析等等一系列问题有待研究。在对人体健康影响问题，可能与生态效应一样，得到结论有一个时间问题。可能在短期内得不到结论。这些问题都是在考虑生物安全科研时可供思考的问题。

3）提高粮食产量，解决饥饿问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前面已经肯定，转基因技术是解决粮食短缺的一条重要途径，但应该说不是惟一的途径。中国育种家袁隆平培育出来的"超级稻"最高亩产可达1139kg，他的杂交水稻提高的产量可解决5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因此研究新的提高粮食产量及品质的途径，走创新之路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