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商伦理范文10篇

儒商伦理范文篇1

[关键词]儒商儒商伦理现代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弄虚作假……不但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批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为富不仁，他们宁可一掷千金肆意挥霍也不肯奉献少许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针对这些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市场经济需要继承儒商文化，市场完善必须借鉴儒商伦理。

一、儒商

“儒商”一词古已有之，顾名思义，“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是亦儒亦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该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注重个人修养。儒家以“修身”为本，儒商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先做人，再做生意。许多成功的儒商首先都是道德的楷模，具有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二是诚信经营。儒家非常注重诚信，古今儒商都十分注重信用，不仅将信誉作为恪守的商业道德，而且作为企业的经营之道，坚持靠信誉来赢得用户。三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儒”最早的词义为“书生”，后来才具有道德的色彩。四是注重合作。儒家讲究以“和为贵”，讲究互利合作和“双赢”。五是具有较强责任感。“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二、儒商的商业伦理

1.倡导义利合一、以义制利的商业经营理念。将儒与商联在一起，是对传统的一大突破。尽管儒家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不占主要地位，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做了调整，他们将物质利益提升至显著位置，强调“以儒术饰贾事”（《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只有到“飨身其利”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经商需要以利益作为行为的指向，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儒商作为商人群体自然也不例外，但儒商并不把经商的目标仅仅局限于聚敛财富而不顾及手段的运用，他们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努力协调义利关系，强调经商应合乎“道义”原则，他们甚至认为，在逐利的同时如果能做到“以义求利”还可成圣成贤。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商贾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从而把道义制约和伦理规范引进了商业活动，创设了“财自道生”、“因义取财”的商业经营新理念。

2.确立具有儒家精神气质的商业职业意识。儒商是儒士和商人这双重身份在价值层面上的统一。表面上看，儒家的道义论的价值观和商人致富聚财的功利的追求是对峙、背离的，所谓“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但儒商在价值之“名”和功利之“实”二者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和结合，对儒士和商人的价值观都做了成功的改铸和整合，找到了契合点，提炼出了新的职业观念。中国古代的一些儒商，虽身处商务经营的俗世生活，然其心其行则不忘修德成圣，且将“德”作为商业的根本，奉行“事商业必须先修德业”的准则，不仅是一个好的经济人，更看重的是做一个道德人，认为一个无德的商人，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3.构建起了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商业经营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仁政管理。“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它强调“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其实“仁”字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仁”施于政治，谓之“仁政”，用之于商则要成为“良贾”。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人，倡导对人实行软管理。如果“赚得了人心”必然产生更大的效益。儒商将儒家倡导的以人为中心、内求仁心、外行仁政的待人、处事原则，转化为商业经营上的立业、做人的依据，创造了极赋人情色彩的仁政管理模式。对内，儒商重视血缘亲情，讲究忠孝礼义，对雇员仁爱关心，营造出了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和和谐气氛，增强了雇员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责任意识。对外，着意塑造商家仁慈形象，经常参与社会慈善事业，谨守儒家道德信条，积极打造商家良好声誉和不断完善仁者风范。他们把儒者的“道德文章”与商人的讲求实效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第二，诚信待人。诚实守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诚”作为道德范畴，即为诚实、真诚，最能体现“诚”的品德者则是“信”。故儒家常以“诚信”并称。“信”是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就是“取信于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也。”（《论语·为政》），又言:“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礼记·祭统》）。孟子进一步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荀子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意谓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把这一儒家伦理应用于商业活动，则形成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诚信是儒商商业伦理的首要道德信条，是儒商伦理的生命线。

第三，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儒商富有智慧的经营境界和伦理原则。儒家奉行中和之道，要求“致中和”，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认为“君子心和则气和”，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儒商将这种“和气”的伦理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置商家内外关系，和谐老板与店员、店员与顾客、店员与店员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保证了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儒商经济伦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

儒商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了义利结合、理欲兼容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经营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进行理性层面上的约束和调整，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适度结合，为当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这种借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儒商将商业活动和经济伦理相互渗透、结合，有效消解了现代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使得现代经营活动具有更多的人情味。现代市场经济活动被称为“商战”，充满了火药味，将儒家伦理引入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现代经营管理的“润滑剂”，有利于和谐市场主体和客体、厂商与顾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增强管理中的人情色彩。同时，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而是意识到商业活动中的人际间的交互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这样，使得一种死的、没有感情的商品交换、物质交易变成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人际关系交流，帮助现代企业管理者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的职业观念和经营观念。

2.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培养大批有德有能、有社会担当意识的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这种高素质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具有德性和功利完美结合的人格属性。作为具备知识分子精神的商界管理者，其所追求、所达到、所蕴涵的不仅是感性功利目的，而且还维护人的尊严，体现高尚道德的教化。其所引领的经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工具道德理性的经济功能，他们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经济人，承担造福人类的经济责任，而且把自己看成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他们为社会的繁荣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的崇高培育着精神资源和道德楷模。

儒商伦理范文篇2

[关键词]儒商儒商伦理现代意义

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提高和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但同时，在金钱的诱惑下，一些人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弄虚作假……不但践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一批文化层次较低的“暴发户”为富不仁，他们宁可一掷千金肆意挥霍也不肯奉献少许参与社会的公益事业，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和担当意识。针对这些危机，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呼吁：市场经济需要继承儒商文化，市场完善必须借鉴儒商伦理。

一、儒商

“儒商”一词古已有之，顾名思义，“儒商”即为“儒”与“商”的结合体，是亦儒亦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是儒者的楷模，商界的精英。一般认为，儒商应该有五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注重个人修养。儒家以“修身”为本，儒商也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先做人，再做生意。许多成功的儒商首先都是道德的楷模，具有凝聚人心的人格力量。二是诚信经营。儒家非常注重诚信，古今儒商都十分注重信用，不仅将信誉作为恪守的商业道德，而且作为企业的经营之道，坚持靠信誉来赢得用户。三是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儒”最早的词义为“书生”，后来才具有道德的色彩。四是注重合作。儒家讲究以“和为贵”，讲究互利合作和“双赢”。五是具有较强责任感。“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救世济民的远大抱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追求达则兼善天下。

二、儒商的商业伦理

1.倡导义利合一、以义制利的商业经营理念。将儒与商联在一起，是对传统的一大突破。尽管儒家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不占主要地位，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做了调整，他们将物质利益提升至显著位置，强调“以儒术饰贾事”（《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只有到“飨身其利”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经商需要以利益作为行为的指向，希望实现利益最大化。儒商作为商人群体自然也不例外，但儒商并不把经商的目标仅仅局限于聚敛财富而不顾及手段的运用，他们恪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信条，努力协调义利关系，强调经商应合乎“道义”原则，他们甚至认为，在逐利的同时如果能做到“以义求利”还可成圣成贤。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在《大学问》中说：“商贾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贤，”“其归要在有益于生人之道”，从而把道义制约和伦理规范引进了商业活动，创设了“财自道生”、“因义取财”的商业经营新理念。

2.确立具有儒家精神气质的商业职业意识。儒商是儒士和商人这双重身份在价值层面上的统一。表面上看，儒家的道义论的价值观和商人致富聚财的功利的追求是对峙、背离的，所谓“儒为名高，贾为厚利”。但儒商在价值之“名”和功利之“实”二者之间进行了很好的沟通和结合，对儒士和商人的价值观都做了成功的改铸和整合，找到了契合点，提炼出了新的职业观念。中国古代的一些儒商，虽身处商务经营的俗世生活，然其心其行则不忘修德成圣，且将“德”作为商业的根本，奉行“事商业必须先修德业”的准则，不仅是一个好的经济人，更看重的是做一个道德人，认为一个无德的商人，终将被市场所淘汰。

3.构建起了以儒家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商业经营原则。具体表现在：

第一，仁政管理。“仁”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范畴，它强调“仁者爱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其实“仁”字就是要解决如何做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将“仁”施于政治，谓之“仁政”，用之于商则要成为“良贾”。儒家伦理的出发点是人，倡导对人实行软管理。如果“赚得了人心”必然产生更大的效益。儒商将儒家倡导的以人为中心、内求仁心、外行仁政的待人、处事原则，转化为商业经营上的立业、做人的依据，创造了极赋人情色彩的仁政管理模式。对内，儒商重视血缘亲情，讲究忠孝礼义，对雇员仁爱关心，营造出了商家内部的有序关系和和谐气氛，增强了雇员的凝聚力和对企业的责任意识。对外，着意塑造商家仁慈形象，经常参与社会慈善事业，谨守儒家道德信条，积极打造商家良好声誉和不断完善仁者风范。他们把儒者的“道德文章”与商人的讲求实效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第二，诚信待人。诚实守信是儒家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诚”作为道德范畴，即为诚实、真诚，最能体现“诚”的品德者则是“信”。故儒家常以“诚信”并称。“信”是内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就是“取信于人”。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也。”（《论语·为政》），又言:“身致其诚信，诚信之谓尽，尽谓之敬，敬尽然后可以事神明”。（《礼记·祭统》）。孟子进一步把“信”与“仁、义、礼、智”并列为五常。荀子说“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意谓诚实守信可以产生神奇的社会效果。把这一儒家伦理应用于商业活动，则形成了“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诚信是儒商商业伦理的首要道德信条，是儒商伦理的生命线。

第三，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是儒商富有智慧的经营境界和伦理原则。儒家奉行中和之道，要求“致中和”，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又认为“君子心和则气和”，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实现“和则众”的目标。儒商将这种“和气”的伦理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置商家内外关系，和谐老板与店员、店员与顾客、店员与店员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保证了商业活动的顺利进行。

三、儒商经济伦理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影响

儒商把儒家长于伦理、注重理性的精神气质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塑造了义利结合、理欲兼容的经营价值观念，对纯商业经营活动必然产生的功利追求和物欲冲动进行理性层面上的约束和调整，将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和经济功利主义适度结合，为当代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传统资源。这种借鉴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儒商将商业活动和经济伦理相互渗透、结合，有效消解了现代市场竞争的残酷性，使得现代经营活动具有更多的人情味。现代市场经济活动被称为“商战”，充满了火药味，将儒家伦理引入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作为现代经营管理的“润滑剂”，有利于和谐市场主体和客体、厂商与顾客、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增强管理中的人情色彩。同时，儒商不是用纯商业、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待商业经营活动，而是意识到商业活动中的人际间的交互关系，他们更倾向于把商业经营看成一种社会性的广结善缘的活动，在追求利益目标的同时，建构和扩大人际缘分网络。这样，使得一种死的、没有感情的商品交换、物质交易变成鲜活的、充满生机的人际关系交流，帮助现代企业管理者树立起一种正确的商业经营和企业管理的职业观念和经营观念。

2.借鉴儒商“义利合一”的人格形象，培养大批有德有能、有社会担当意识的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管理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而这种高素质有多方面的要求，但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具有德性和功利完美结合的人格属性。作为具备知识分子精神的商界管理者，其所追求、所达到、所蕴涵的不仅是感性功利目的，而且还维护人的尊严，体现高尚道德的教化。其所引领的经商过程，实际上是一种工具道德理性的经济功能，他们不仅把自己看成一个经济人，承担造福人类的经济责任，而且把自己看成一个承担社会责任的社会人。他们为社会的繁荣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为社会的崇高培育着精神资源和道德楷模。

儒商伦理范文篇3

论文摘要: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近，虽然各自伦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价值观、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异同，因而导致其各自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也较大，对二者的伦理思想等进行深入比较，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二者伦理思想之异同。

日本町人是指自中世纪初期至明治维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町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5%一6%，人数约50万左右。町人与武士和农民一样，身份上是固定的，不可自由改变。正因为如此町人才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且产生了很多鼓吹町人伦理思想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伦理思想体系。从而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商是指有文化教养的，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儒为四民只首，而商为四民之末，儒与商有天壤之别。由于封建当权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备受贬抑，直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商人的贬抑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弃儒从贾”蔚然成风，至此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商。

1、町人与儒商对“仁”的理解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商人有一种偏见，“商社性恶论”。这种偏见也是对商人社会低下的卑视。为此，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主张商人之道为仁。他说:不知商人之道者，则贪婪亡家。若知商人之道者，则应离欲心，勉仁心。此乃是学问之德。梅岩提倡商人要离“欲心”，行“仁心”，把“仁”作为商人必备之德。这种思想还是对职业的“行”无贵贱观点的发挥。梅岩把商人作为“市井之臣”

来辅助君治理天下，商人在社会机能运转中，具有士农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商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以行“仁”为道，梅岩特意在“月会”上，以“行仁为本”这一题目，教导他的门人弟子说:我儒以仁爱万物，不杀无益之物。一家有仁，则一国兴仁。尧舜率天下以仁，则民从之。作人处事应以仁为本。梅岩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只有行“仁”道，才能治家、治国。

商人作为“市井之臣”，对社会起应有的作用，也必须以行“仁”为本。“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在造就了明清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自强不息与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优良品格与作风。“力行近乎仁”，晋商的创业者们在商业领域辛勤耕耘，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坚毅拼搏，勤苦创业，节俭持家，积累商业财富，历经数代人、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个个财力雄厚的晋商企业。成功的晋商们力戒为富不仁，坚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历代主人几乎个个乐善好施，关心公益，据光绪八年《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数百万，乔家大东家乔致庸在家乡出巨资贩灾，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救民甚众，受到褒奖;其子乔景俨执掌家业时，慷慨为家乡捐资兴修水利工程，资助祁县中学堂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院创立，向穷人施舍医药等，深得时人赞誉。秉持“仁”道的晋商用自己的“仁”行树起了明清山西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然也就赢得了数不尽的有形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财富。

如明正德年间，安庆潜山、桐城一带发生灾荒，粮价暴涨。休宁粮商汪平山并“不困人于厄”，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清代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时值汉阳饥谨，“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但吴鹏翔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减值平巢，民赖以安”。为此，“自大吏至郡县咸与嘉奖”。清代歇县商人吴柄也是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义”是经营立足的根本，“信”是经营兴旺的标志，而“仁”则是儒商经营理念的中心范畴。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爱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爱血缘之亲;二是爱亲情以外的他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而要实现仁的要求，就应由近及远地爱人，由爱血缘之亲，推及到非血缘之亲的他人。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被后来的儒商嫁接到经营管理领域，以“爱人”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商经营理念。致使儒商在经商过程中着意塑造商家的仁慈形象，如参与娠灾、乐善好施等，培养“洁身自好”“人品端正”的素质以树立商家的良好名声和仁者风范。

2、町人与儒商对“义利”的理解

町人的“义利观”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中井竹山，竹山所主张“利即义”的伦理思想中，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义”也是指“上下共利”。无论是庶民只为自己的“利”，还是幕藩统治者只为自己的“利”，都只能称为“私利”，而不能称之为“义’，尤其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义”。竹山这种将“上下共利”视为“义”，而否定历来官方以所谓“公利”为“义”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打破了此前将农工商之“利”视为“私”而将幕藩官方之“利”视为“公”的统治阶级伦理观，为建立以庶民大众为“公”、以庶民大众之利为“义”的价值伦理，提供了理性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孔子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明确提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的背景下人们商人的看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义利观在强调义、利对立的前提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义、利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主张重义轻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从这一点来看，儒商的的义利观，相对儒家传统的统义利观来说，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随后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应用过程中造就了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伦理思想。在商业发展的初期，儒商是崇尚儒家伦理的“义利兼顾”的商人的典型。儒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以“义为准绳”，“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决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儒商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义利观。在一些儒商的传记中，有不少一边求利，一边行仁义的富商大贾。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能够自觉的做到是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儒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所关注的不仅是其商业活动是否可以获利，而且还有其行为是否能够具有道德上的正值意义。以义统利，义以生利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而中国儒商的“诚信”状况，处于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此有各自不同的估价。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有诚信的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诚信”作为重要的商业经营理念，在商业交往过程中，由于“诚信”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商群体中对“诚信”认识和理解的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首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对‘旧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

3、町人与儒商对“俭约”的理解

“俭约”是町人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的《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梅岩在《齐家论》中论述: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

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音。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儒商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对于儒商的“俭约”的伦理思想，还是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的始祖孔子虽没有很系统地论述过节俭问题，但他一贯主张节俭消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是当时奴隶制礼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却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和道德风尚。在他看来，“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他认为人君能否守礼制，节嗜欲和尚节俭，直接关系到国家社极之盛衰存亡。对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阶层，他也同样强调应该用财有制，克俭持家。他提出“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儒家都“俭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儒商对“俭约”的理解，在现有的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儒商中的晋商和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经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

儒商伦理范文篇4

结合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对儒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予以继承和发扬，塑造现代企业精神的发展。（一）“以人为本”的精神。我们将以儒商和人仁的经商理念，培育现代企业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仁者爱人的经营理念对于培养现代企业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以人为本的企业，他必须是一家杰出的企业。由此，从企业员工的利益出发，该企业应当以儒商文化中的仁爱观念塑造现代企业以人为本的主要精神，让员工为企业的发展尽力，以企业为家。如今，既要传承儒商文化以义取利的商业道德，也要培育现代企业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1】。现代企业要追求利润，便不能在利益面前无所不为、唯利是图，更应当负有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在儒家和商人的传统时期，实践行动证明，不采取不正义的行为，真理是世界上最好的。现代企业应该采取预防措施，让正义利益，服务社会成为企业活动的根本目的，将企业内部的思想内化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健康稳定发展，创造更多的社会效益。（二）“诚信经商”为理念。传承儒商文化的诚信经商行为理念，是现代企业的根本行为准则。诚信是生产和管理的最高境界。没有诚信，就没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而和谐是社会进步的理想追求。没有道德与和谐，社会就会失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以往，儒商在商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儒家商人始终坚持企业的根本密不可分--诚实、守信、信誉第一。很明显，诚信经营非常重要，企业能够真诚地站在市场上，用“信”取得消费者的喜欢。如今，企业的经营活动涌现出道德沦丧和信念危机等问题，使企业的经营不能正常运行，如此情况之下，儒商文化的理性因素应得到现代企业管理的肯定、继承和发扬。诚信，不仅是立足于社会的基本原则，也是做生意的共同原则，“诚者天之道也，诚者人之道也，诚者商之道也”。诚信与公司的企业形象和客户份额直接相关，“招聘世界，诚信”，与企业的业绩和效率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企业缺乏诚信，也只能逞一时之快，并不能长久，因此，注重信用和信誉是企业经营成功的基本条件【2】。这证明现代企业只能通过诚信赢得战斗，才能实现预期的经营目标。因此，诚信被称为商业灵魂。企业管理者需要关注儒商文化传统的诚实思想，倡导以诚为本的理念，坚持诚信经营，才能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

二、现企经营对儒商文化的借鉴

（一）“敬业乐群”的职业精神。现代企业管理应继承和发扬儒商的职业精神。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让企业之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给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极大地挑战和巨大的压力。在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团队的协作能力。专业的奉献精神可以鼓励企业战胜重重困难，承受不同的考验，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百战百胜，形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儒商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它的敬业精神里，都包含着吃苦耐劳和自强不息的态度，如此高度的专业精神，成为他们强调借助权力团体参与市场竞争的团队合作意识，确保了企业源源不断的发展，并有利地去激发和培养企业管理者和企业员工勤奋努力的精神，从而提高企业经营的绩效和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商人“敬业乐群”的文化传统对于现代企业经营的管理仍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的作用。因此，面对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探索与现代企业经营的契合点，现代企业必须充分的继承和发展企业集团的专业精神，【3】。（二）“以和为贵”的经营策略。坚持儒商的“和为贵”经营策略。这有利于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互利，避免双方之间的不良竞争，也改正了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等违法违规的败坏道德的行为，并且降低了内部的消耗性竞争，营造了融洽和谐的氛围，为企业的经营奠定坚实的基础，快速的发展，确保了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蓬勃发展。由此，儒商注重合作、追求和共存的高尚和谐理念，是企业管理不能忽视和不能缺失的基本原则。现代商业管理者要想取得成功，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就要注重学习，倡导儒商经营战略，实施和谐管理。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内部人员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并在不同企业之间寻找共同生财点，做到互利合作、和气生财，共同发展。（三）警惕儒商文化传统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儒商文化对企业管理不仅只有积极的作用，还存有不利的消极因素。现如今，儒商文化传统的缺陷，在随着现代社会企业市场交易的频繁和扩大逐渐显露。由此，在借鉴儒商文化传统的同时，也要警惕避开其弊端。儒商经营的规范伦理化。儒商文化传统主要是通过伦理来协调和保障企业经营的活动。他们得到儒家的支持，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他们太过于的强调道德的作用，排斥合同和法律约束，从而就会有经济利益上的纠纷。市场的交易会逐步扩大和复杂化，不可能将商业运作与儒商文化传统的伦理管理规范相协调，那么，当务之急就是构建健全的契约和法制关系。这样，企业经营者就能以协议合同和法律的形式规范业务运营，明确双方必须履行的经济义务，就能够有效地确保他们的经济利益得以实现。

三、结语

总之，现代企业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儒商文化传统的影响。可借鉴之处尤其多，要懂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的促进企业文化的发展。在现代企业中，虽然商业运营需要有利益，产值，实现企业的功利目标，但同时刻，企业、企业经营、社会责任和价值的追求，就须遵守赚钱有道的原则，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发展好市场的经济活动。并创建企业的特色文化，将其融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强大凝聚力的核心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1]宁波.山东省大中型企业儒商文化建设研究[J].管理观察，2017（28）：19-21.

[2]刘迪.儒商与中国传统商业伦理[J].精神文明导刊，2017（3）：18-20.

儒商伦理范文篇5

西方文明中，几千年来都只讲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竞争和斗争，所以他们也活得很吃力，他们的祖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精神道德上的支撑，于是，就人为的创造了一个彼岸的世界，来规范做人的心理底线，这就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上帝”观念。

今天，我们引进西方文明，西方技术上的东西一学就会，可是，西方道德价值观的东西，就跟A型血配B型血一样，是根本没办法融合的。所以，技术上的东西可以借过来用，灵魂上的东西却格格不入。这就是今天社会不诚信、不和谐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我们丢掉了传统道德的价值观。表面上看，人们的物质生活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丰裕，可精神却十分空虚，人与人之间，总是相互算计、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芸芸众生都活得实在吃力。

所以，企业不仅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也需要心态平实的人才，需要吃苦耐劳的人才，需要能为企业增创效益和价值的人才，需要能与企业的壮大发展同心同德、共生共死的人才。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早在千百年前就被应用于商业，故有“儒商”的提法。早期儒商主要是指商人诚实经营，不把谋取利益作为唯一出发点，把“济世救民”放在自身利益之前。新时代的儒商，是不同于传统“儒商”的，它把儒家文化以及传统“儒商”思想创造性的应用于市场经济，成为社会营销的经营理念。概括地说，新时代儒商的内涵包括：具有现代人文道德、具有竞争能力、具有社会责任感、具有现代管理能力、具有开拓创新意识的企业家。

中国作为21世纪人类进步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受到世界的尊重和敬佩。所有炎黄子孙都为伟大祖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感到骄傲，儒商群体在世界上也因国家强盛而享受到前所未有的尊严和自豪，我也深感包括国内外儒商群体在“中国崛起”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儒商群体千百年形成的独特个性也受世人崇尚。“儒商之道”是儒商群体发财之道和商业道德的融合，也是儒商群体个性的集中体现。

儒商文化是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诚信”、“中庸”、“仁爱”、“立人”、“达人”、“双赢”的哲学。在当代新形势下，儒学智慧创新和儒商文化如何贯穿经贸往来之中，增进文化交流、突出和谐诚信，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课题。如今中国在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儒商文化是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合作与对话的平台。儒家智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仍然有其现代无可取代的价值，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化伦理遥相呼应。

孔子的“义利之辩”、“见利思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的道德准则；中庸之道，求同存异，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人生智慧；同志的“以德治国”方针和主席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都与儒学思想一脉相传，是对几千年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发扬。而根植于儒家思想沃土又融合当代经济发展经验形成的儒商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有机结合起来，重铸道德长城，推动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推动民族素质全面提高。

儒商文化是加强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儒商文化的诸多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如注重诚信，就是注重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重义，就是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仁爱”就是关心职工的切身利益，实行以人为本管理：“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十七大提出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倡导道德修养和智慧创新，树诚信新风。

诚信是生产经营的最高境界，没有诚信，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和谐是社会进步的理想追求，缺少道德没有和谐，社会便就失去了持续发展的条件。商务诚信和商业智慧是诚信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企业经营管理者，在打造商务诚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放眼世界，瞩目全国，企业活、经济活，企业兴、经济兴，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自主创新、完善管理、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弘扬儒商文化，企业实现从优秀到卓越的新跨越，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主流，对中国人及海外华人事业的成功历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孔孟的中庸、忠恕、仁义礼智等思想，扎根于一代又一代华人、华侨的精神中。中华文化主张勤劳节俭而致富，许多华人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崇尚以礼为先、以诚信为准则，信誉第一、义利并重。他们大都经历了拼搏、成功、奉献三个阶段，在逆境中能够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从儒商的形成及其历史定位，我们可以看到儒商在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旨在寻求经济活动与文化精神间的沟通，推进商业和伦理的结合，借助儒家思想的价值效应，塑造商人的人格形象，以提高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总之，就其精神特质而言，儒商力图建构一种儒化的经济伦理观念体系。

就新形势下现代儒商如何成为和谐社会以及社会诚信的中坚力量而展开论坛，突出“诚信”、“和谐”、“智慧”、“创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古今中外历代仁人贤士孜孜以求的社会发展方向。公务员之家:

儒商伦理范文篇6

关键词：山陕会馆；运河文化；儒商

会馆是明清时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组织。其中，作为这一社会组织活动场所的会馆建筑富丽堂皇，聚集了大量具有文化内涵的艺术图像。文章以山东聊城山陕会馆为目标，将其还原到当时具体的社会语境中，考察这些符号所代表的“儒商”身份的社会意义。本文对会馆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装饰图像艺术进行分类分析，对具有普遍意义的部分不做详解，这里的图像艺术包括了图案设计和书法墨迹两类。

一、山陕会馆的建筑渊源

所谓“馆”，“客舍也”，从食、从官，为宾客食宿之处(许慎：《说文解字》)。会馆属古代“馆”式建筑的一类，与科举制度、商业经济繁盛以及大批量移民等社会背景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是同乡人士在客居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用以互助和协调同籍客居群体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山东聊城山陕会馆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古运河西岸，是山西、陕西商人为“祀神明而联桑梓”集资合建，向首府审批并由封建政府管理的一座神庙与会馆相结合的商业性会馆建筑群。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八年，其后历经三代人、耗时66年，至嘉庆十四年方具有现在之规模。会馆中多有官僚士人参与甚或主持会馆事务，考察会馆的碑刻，发现几乎所有的碑记都是由同乡籍的官僚或者文人执笔甚或帝王御笔的。商业活动是会馆的主要职能。山陕会馆，坐西面东，南北阔44米，东西深75米，主要建筑有山门、戏楼、夹楼、钟鼓楼、看楼、碑亭、大殿、春秋阁等，共计160余间。布局紧凑，错落有致，装饰华丽，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整个建筑群集精巧的建筑结构和精湛的雕刻艺术于一身，门窗、屋檐、瓦当、墙柱、影壁、门楼、大殿和厢房等屋檐下边的桁、枋、斗拱、雀替、挂落、挡板、垂柱等，几乎遍布装饰图像，多以山水树木、花鸟鱼虫、珍禽异兽、人物故事为题材。其图像艺术的手段包括石雕、木雕、砖雕，还有大量匾额、对联的书法艺术。大量的装饰图像艺术不仅给整个建筑以精美的视觉享受，还在言说某种“意味”。今天，作为现今聊城地区保存下来最为完好的会馆，山陕会馆已经成为历史文化博物馆。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拨款对山陕会馆进行了全面的加固整修，1978年辟为聊城地区博物馆，1988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富丽堂皇又巧妙、亲切的儒商艺术，积淀着历史的沧桑，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

二、图像题材分析——符号与象征

（一）“士”的文化符号。木雕“二十四孝图”是所有图像中的典型，其工艺之精湛。儒家思想是中国清王朝的正统思想，儒士成为中国封建文化的实践者。封建王朝以“孝”统治天下，“孝”是中国儒家的重要伦理思想之一。从汉朝开始以“孝”作为取士标准的一大要素(“孝廉”)，孝从一种个人德行，“私德”变成了公德，与帝国次序相关。“孝”制度化，成为博取功名地位的手段。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序而诗之，用训童蒙，成为宣传孝道的通俗读物。《二十四孝》的最初目的是维护礼教，也是维护封建国家统治秩序的有效手段。木雕“二十四孝图”在这里是“士”的精神文化写照。在部分石柱和石雕、透雕、砖雕中还有梅兰竹菊的博古图案。其造型朴素，多为整株的植物图样，线条流畅，古趣盎然，重其神韵。梅兰竹菊指梅花、兰花、竹、菊花，是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典型题材，借助“比德”的概念，被人称为“花中四君子”、“四君子”。此部分图像艺术，形式安排上呈现对称、均衡有规律的设计趋势，且都处于视觉的中心上，例如出现在正门的“凤鸟图”等，总特点为倾向于宏大叙事与严肃的伦理教化。（二）“商”的文化符号。山陕会馆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活动是地方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在对会馆的考察过程中发现，许多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上和社会上的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了，国家官府让商人承担这些义务，对商人来说虽然是一种勒索，但也是一种荣誉，这种情况使商人得以与官府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的商务活动无疑是有利的。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商”的认可。从另一层面上来讲，山陕会馆这样一个民间商业组织，以“关帝崇拜”这种设神置祠的形式，契合国家的正统文化，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1.算盘、钱币的商业图案会馆的门窗、栏板、额枋、雀替等处的博古图案设计中融入了“算盘”和“钱币”的市井文化要素。博古图案作为文人雅士的文化，在其中出现的形象多为富贵风雅之物，算盘和钱串融合其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算盘意喻“精打细算”，是中国古代不离手的商业计算工具，在此又点明了会馆“商”的精神一精于管理、朴诚勤俭，异于“士”的“二十四孝图”、“梅兰竹菊”的精神隐喻。2.麒麟图案麒麟同龙凤一样，也是四灵之一，但麒麟文化却是中国的传统民俗文化。麒麟图案艺术都位于地面上，与高空中的龙图案遥遥相望。麒麟与龙遥遥相望似乎在述说民间与帝王天子的距离遥不可及。3.戏楼墨迹戏楼是会馆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建于砖台之上，西向，二层，与会馆主殿相对。戏楼分前台(舞台)和后台。后台两边各跨有侧室一问，与后台同为艺人存放道具、化妆休息之处。当时各戏班演职员人数少则数十人，多则上百人。如此众多之人，糜集于后台一隅之地，休闲无聊之际，时常有人提笔在四壁记事、留言，或随意涂鸦。总的来说，“士”与“商”虽是两种代表不同文化的符号，但在会馆中并不显得相冲，反而是默契十足。不管是在位置安排上，还是在图像造型方面，二者搭配得惟妙惟肖、相得益彰。

三、一点反思——士商异业而道同

儒商伦理范文篇7

[关键词]现代商业传统商业差异性特征历史性联系

一、导论

语言学家们认为商业是“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商业开始出现。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商人商业；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的发展，商业主体组织化－企业化，此时的商业被称为组织化商业；二战以后新科技革命引发商业领域的多次革命，此时的商业被称为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现代商业”还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商业是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化业态为载体，以信息化为催化剂的。多事业化商业（流通业）就是现代商业的开端。商人商业和组织化商业则可以包含在传统商业的范畴之内。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具有差异性特征，但两者不是两个绝对对立、冲突的概念，它们存在着历史的逻辑联系。

二、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差异性特征

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既有历史性联系，也保持着各自差异性特征。这种差异性是源自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发展即商业范畴自身的更新和升级。现代商业对传统商业的变革性发展是指在商业主体、商业客体、商业载体（业态）和商业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变革和升级。

1.商业主体。商人商业的主体是自然人。他们或是从生产者中分化而来，或是由其他富裕人员（奴隶主或贵族）插足商业而形成。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商人商业由于无法胜任或适应生产和消费领域发生的巨大变革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化商业。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占主流地位的商业主体不再是“行商”，而是开设各种店铺，雇佣一定数量的徒工，大批量经营的商业组织形式。而现代流通业的主体除了包含传统的组织化商业企业及其连锁经营企业外，还包括逐渐独立的商品采购、运输、仓储、加工、信息公司等。此外，商品直销公司、商务公司以及电子商务公司等更是迅速发展。

2.商业客体。在商人商业阶段由于生产力相对不发达，所以社会商品的品种和数量都比较有限。商人所购销的商品以铁制劳动工具、手工纺织品、牲畜、粮食、盐等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主。在组织化商业阶段商品已经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纺织品、文化用品、生产设备、原材料等。这一阶段的商品较之商人商业时期大为丰富，其质量和技术含量也大为提高。在现代流通业阶段社会产品的极大丰富使得客体范畴极其广泛，除包含组织化商业时代的客体范畴外，还包括各种新产品、各种可用于交易的产权、各种可转让的专利技术、特别是形式多样的服务等。

3.商业载体（业态）。在商人商业时期，商人主要是向小生产者采购商品，然后利用人力或畜力运载着商品，主要通过“集市”向购买者出售商品。在组织化商业时期商业业态逐渐多样化起来，除了继续存在的商人商业阶段的杂货铺、“流动地摊”外，还出现各种新型的并占主流地位的各种业态，如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等。在多事化商业阶段，从事流通业的各种行为，包括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推动商品运动的各种行为，如采购、运输、仓储、加工、销售等不断地社会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流通业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使流通方式和手段多样化，流通效率迅速提高。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运用，物流设施的日益发达和完善，促进了连锁经营的快速发展。连锁经营方式日益渗透到百货店、超市、专业店、便利店中，以连锁超市为代表的现代商业业态正日益在商业经济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

4.商业信息技术。信息的收集与传递方式是一个组织特别是商业组织的网络神经。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商业信息的传递方式不断得到更新和升级，采集、处理和传递商业信息的成本越来越低，从而大大提高了商业效率。以信息的传递方式来看，商人商业阶段的社会以手工生产力为特征，小商小贩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不通过其他任何载体直接把信息和商品送到顾客手中。那时的商业信息比较简单，小商小贩采用口头表达或打手势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递。在组织化商业阶段信息传递采用大众媒体传播方式。它与以机器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化阶段相适应。零售商业企业在商业活动中起主导作用，它们通过大众传播媒体传递信息。从20世纪中叶开始现代商业进入电子载体传播阶段。在这一阶段，爆发了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与使用，替代了人脑的部分功能，使人机结合的信息处理方式逐渐取代了以人为惟一载体的信息处理方式，非群体化传播工具将逐渐代替大众媒体传播阶段的群体化传播工具。从商业发展史来看，商业经营方式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与信息技术的进步息息相关，超级市场的兴起、连锁经营的发展、无店铺销售的出现都是依赖于它。由于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应用，流通业一体化趋势加强，现代商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规模不断扩大。正是由于大量商业企业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如条码技术、商业自动化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物流配送技术等来改造传统的经营管理方式，提高商业运营效率，因而现代商业企业越来越成为一种信息技术密集型企业。

三、现代商业与传统商业的历史性联系

儒商伦理范文篇8

商业道德的履行一定意义上是"利他"精神,也是儒商一贯奉行的精神.在我国,儒商奉行的商业道德是恪守信用、诚信为本,诚实不欺,利以义制、以义取财,仗义疏财等等,意在把诚、信、义、恕、让等伦理道德原则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充分体现儒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儒商的消费通常也是"利他"性的,且多见于艺术层面,如建造园林、挽救文化遗产、收藏艺术珍品等方面.儒商文化的内容在今天的企业发展中仍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西方诸多管理法则--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甚为相似.

现如今企业文化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日益显现,企业文化具有经济性,必须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服务,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其价值在于经济作用和超出功利性的广泛的社会意义,企业正确的价值观和信念决定商业道德的水准,商业道德植根于企业文化土壤之上,商业道德水准要靠土壤的养分来支撑.

企业文化对商业道德的支撑作用表现于以下方面:

1企业文化建设对商业道德有导向功能

(1)企业文化依托战略管理而形成,提倡企业履行商业道德,就是要确保企业战略落地且不影响愿景,考虑长远目标,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不同企业的个性化文化就在于愿景的不同,从一定意义上讲愿景决定企业文化特色.

(2)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价值观,其形成的企业文化就是基于企业全体利益相关者已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的文化.企业核心领导人的社会责任意识和道德水准决定其经营行为,上行下效,领导者的态度和行为通过各层管理者不断向下传递,直至基层员工,形成了公司整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最终汇成了企业文化,体现商业道德.企业文化导向管理层和员工的价值观念,适者生存,商业道德必须与企业文化倡导的价值取向一致,企业组成相关各方的活动都要考虑他人的利益,守本分,提升商业道德水准.否则,在违背商业道德的情况下,不符合企业文化理念,就会受到排斥,迫使从业人员商业道德的价值回归.

2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建设培养商业从业人员的道德意识企业文化体现于一个企业如何协调自身发展的内部环境及其所处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等外部环境两个方面.在一个文化根基深厚的组织中,人懂得尊重自己,修身修德,自卑而尊人;人懂得尊重别人,与人为善,和谐相处;人懂得尊重自然,万物与我皆一体,和谐共处.

(1)企业内部人本意识的提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是核心,应着力培养本"企业人"的德行,这是商业道德的本,对自身讲道德的企业才有可能及于他人.

以人为本,人无伦外之人,在企业中,至少有三伦:长幼有序,君臣有义,朋友有信.

管理层与员工的关系属于"君臣有义"--上下级关系.管理层对员工要有道义《,孟子离娄篇下》中记载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员工对管理层也要感恩",三穷三富过一生",要忠实于企业,与企业同甘共苦,风雨同舟.

管理层同级之间和员工之间不乏"长幼有序"和"朋友有信"这两伦关系,和谐是关键.

有德行的"管理层"和员工,就可避免上级欺压下级,下级背叛上级,或者员工不忠实于企业的局面.企业人人和谐,无疑已具备了商业道德水准.

(2)对社会的商业道德.以人为本,包括考虑本企业人之外的消费者和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还要时时考虑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这符合企业可持续发展.所以,企业文化建设的人本思想是建立在社会责任意识之上的.这是强调企业文化对"人"的自身道德素质方面建设而推进企业人的商业道德自律.严格意义上说,企业文化的形成有一个过程,并非主观意识的建设,短期内不能感知到.

3企业文化建设以制度为商业道德"他律"的约束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企业制度是在生产经营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是成文的"企业文化",对人的行为带有强制性,并能保障一定权利的各种规定.从企业文化的层次结构看,企业制度属中间层次,它是精神文化的表现形式,是物质文化实现的保证,是商业道德"他律"的保障,制度旨在以外力约束商业道德的履行.企业制度作为职工行为规范的模式,使个人的活动有规可循、有章可法,商业道德有企业的认可标准,人际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得以协调,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否则,商业道德缺失的行为会受到制裁,违背商业道德者承担"出局"的风险.

4团队精神促进商业道德水准的进一步提高企业文化是具有一个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企业长期文化建设的反映.全体员工均为文化建设涉及的对象,通过宣传、教育、培训和文化娱乐、交心联谊等方式,能够平衡不少浮躁与失落,以最大限度地统一员工意志、规范员工行为、凝聚员工力量,为企业总目标服务.形成的企业文化,能把众多人的兴趣、目的、需要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统一起来,对全体成员有感召力和凝聚力,这也是团队精神.团队精神对商业道德的践行提出更高的要求,促进商业道德水准的进一步提高.

儒商伦理范文篇9

中小企业是与所处行业的大企业相比人员规模、资产规模与经营规模都比较小的经济单位。不同国家、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行业对其界定的标准不尽相同，并且，他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动态变化的。各国一般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中小企业进行定义。质的指标主要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融资方式及所处行业地位等；量的指标则主要包括雇员人数、实收资本、资产总值等。相较而言，量的指标较质的指标更为直观，数据选取容易，大多数国家都以量的标准进行划分。比如，如美国国会2001年出台的《美国小企业法》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标准为雇员人数不超过500人，英国、欧盟等在采取量的指标的同时，也以质的指标作为辅助。

我国目前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为2003年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研究制订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详见表1。

中小企业决定一国经济活力和实力，进而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很多国家发展经验反复证明的一个规律。对于中小企业的重要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是这么评价的：“中小企业在所有国家的经济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就业，经济增长，提高生产率，创新，减少贫困和增加社会机会等领域，中小企业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也指出：“中小企业创造了本地区大多数的就业，是本地区经济发展的脊梁骨。”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中小企业关乎一国经济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大局，切莫因“小”而不为。

到2006年底，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已达4200多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这些中小企业吸纳了75％的城镇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中小企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下的企业强调利益驱动，重视竞争，这本是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理所应当。但单纯的利益驱动和狭隘的竞争意识往往会使企业陷入唯利是图、恶性竞争、假冒伪劣、坑骗顾客、虚假广告……的泥沼而不能自拔。无数的现实表明，以上问题在中小型企业中普遍存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契约经济、信用经济，是建立在以诚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部分中小企业见利忘义，置营销伦理道德于不顾，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致使企业营销活动中出现了种种损害消费者、合作者和竞争者利益以及危害环境和社会的不道德行为。中小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存在的不道德问题，给社会、企业和消费者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小企业的营销伦理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提高中小企业的营销伦理水平，已成为我国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的一件大事。

二、营销伦理及显要义务理论认识

营销伦理乃是企业管理伦理的一部分，它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社会的伦理。营销伦理是营销主体在从事营销活动中所应具有的基本道德准则，即判断企业营销活动是否符合消费者及社会的利益，能否给广大消费者及社会带来最大幸福的一种价值判断标准。企业与消费者和社会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经济关系，直接表现为某种利益关系。这种关系的正确处理，除依靠法律外，还需要正确的伦理观念指导。

国外对于企业营销伦理的评判标准主要是基于如下理论：其一，两大伦理评判理论，即功利论与道义论；其二，三大营销伦理判定理论即罗斯的显要义务理论、加勒特的相称理论与罗尔斯的社会公正理论。

显要义务理论由当代英国哲学家罗斯(WilliamDavidRoss)提出。他在1930年出版的《“对”与“善”》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显要义务(ThePrimaFacieDuty)”的观点。他认为，企业在营销活动中要承担“显要义务”。所谓显要义务，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环境中人们自认为合理的行为。正如罗斯所说，理性的企业营销人员在多数情况下要非常明了自己应做什么和不应做什么，但重要的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义务承担起来。

更多内容见表2。

选择显要义务理论作为中小企业营销伦理建设的依据，主要是基于如下考虑：

1.中小企业相对规模较小，实力较弱，利益相关者的范围比较狭窄，就单一个体来讲社会影响面较小。相比于大企业而言，中小企业受社会关注程度低，来自企业外部的社会责任和伦理建设压力也较弱。因此，中小企业营销伦理的建设更多地依赖于中小企业自身的伦理责任和自律水平。显要义务理论将企业的伦理责任“人格化”，确认一个具备“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人格的企业，其营销伦理必然是符合社会的普遍要求和价值取向的。它虽然将企业的营销伦理水平归结为正常人的直觉和意识的反应，难免带有主观性的色彩，但毋庸置疑的是，显要义务理论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它鼓励营销人员抛弃单纯从功利角度来判断市场营销行为是否可取的观点，并强调营销人员在营销活动中应当审视和决定承担那些无处不在的显要义务。

2.罗斯提出的显要义务能够较客观、全面地反映出企业营销行为的道德问题。他提出的最基本的六条显要义务为：诚实、感恩、公正、行善、自我完善、不作恶。其中，既有企业营销过程中必须履行的低端义务，作为对企业的基本要求，如诚实、不作恶、公正；也有高端义务，作为对企业在履行低端义务之上的更高要求，如感恩、行善、自我完善。这些显要义务基本囊括了企业营销过程中应遵循的伦理道德要求。

3.罗斯鼓励经营人员在经营活动中重新考虑，并决定应当承担哪些道德责任，并且如实履行那些凭直觉就可以意识到的道德责任。这一理论强调的是经营活动中无处不在的义务，而相对淡化对行为结果的预测，从而有助于减少那些从单纯功利观点看某些经营行为似乎可取，而实际上并不符合道德的做法；提醒每一个企业领导人要注意对经营管理人员的道德培训，帮助他们提高在经营活动中的道德直觉和判断水平，以减少和避免不道德的经营行为。

4.六条显要义务简洁明了，通俗易懂，符合人们普遍的价值认知和生活体验，易于理解、采用和评价，实用性和操作性较强。较为适合囿于规模而在机构、经营管理体制等方面不甚健全的中小企业的营销伦理建设。

5.罗斯明确说明了六项显要义务存在优先次序并对其重要性进行了排序。明确的顺序使得我们在面临不同的显要义务发生冲突时，选择什么放弃什么，做到“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从而为企业面临“两难”或“多难”困境时的选择提供了明确的参考依据。

6.显要义务理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营销伦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根基的儒家伦理，其思想与显要义务理论有诸多相同、相通之处。传统儒商作为中国早期企业家的雏形，在其经营活动中，无不体现着儒家伦理，“守信重诺”、“童叟无欺”、“货真价实”等经营格言明显体现了儒家伦理思想；“以信为本，以义生利，以和为贵”等伦理观念也是这一思想的重要表现。从现代市场营销的角度去诠释，儒家伦理的“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伦理之德，也是营销之道。我们把罗斯的六条显要义务与儒商的经营理念相比较，就会很自然发觉两者是殊途同归的。

7.显要义务理论对企业所提出的六条显要义务也符合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八荣八耻”是针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讲信用、欺骗欺诈等消极现象和社会公害提出来的。对于企业而言，通过“八荣八耻”和显要义务的承担，能够正确地处理企业、顾客、竞争者、社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有利于和谐营销关系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基于显要义务理论开展中小企业营销伦理建设

1.加强员工的伦理教育。现实生活中，由于员工的职业技能水平直接关系企业的经营效益，中小企业普遍较为重视，也在不同程度上提供和创造一些条件来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而对员工的伦理道德教育却由于种种原因，如不能创造直接的经济效益、占用时间、效果难以衡量……而被忽视，导致中小企业员工的营销伦理水平普遍不高。员工整体营销伦理水平的低下必然导致企业营销伦理水平的低下。而这样的一个企业是注定不能长久的。中小企业可以通过采取理论讲授、案例警示、角色换位、典型示范等多种方法来对员工进行营销伦理教育，加强员工对营销伦理的认识，从而自觉履行伦理规范。

2.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制定企业伦理准则。企业伦理准则是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主要是从自我约束的角度对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关系进行规范，是企业所承担的“显要义务”的制度表现。通过企业伦理规则的制定，把原来相对模糊的、感性的“显要义务”以企业上下所必须遵守的制度形式予以具体化、明确化，从而使中小企业营销伦理建设有可靠的制度保证。因此，中小企业必须顺应现代社会企业伦理发展趋向，树立社会责任、诚实守信、顾客至上等现代营销伦理理念，并且依据这一理念来制定企业具体的营销伦理准则。

3.树立社会营销观念，形成在营销活动中注重营销伦理的自觉意识。企业营销观念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演变，每一种新的营销观念的出现都包含着积极进步的因素，企业的营销伦理也在新的营销观念指导下不断地提高和完善。社会营销观念认为，企业在进行营销活动时，要把消费者的需求、企业的利益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考虑。企业营销伦理的实质就是协调企业利益同消费者利益及社会利益的关系。企业遵循良好的道德标准就应该不仅以追求利润或满足消费者直接需求为目标，而且还要切实关心与维护所有消费者及社会的长远利益。中小企业一旦树立了社会营销观念并在营销实践中一以贯之，显要义务的承担就成了企业自然而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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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伦理范文篇10

近代以来，对于西方管理思想我们总是以一种膜拜的心理来学习。而当前中西方管理思想有着不断融合的趋势。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的研究，作为中国文化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其精华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修己安人”、“中庸之道”等方面。这些闪光的思想对现代的企业管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从儒家文化与管理方法关系出发，在结合文献的研究与总结之后，得出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结构，以期为管理实践做出理论上的指导和借鉴。

关键词：儒家文化；现代管理；建构

前言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中，以儒家为首的经典著作和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奠定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其中的治国安邦、民族精神、立人处事、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经验智慧，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值得我们来发扬光大。不可否认，这些经典著作、思想学说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烙印，但我们可以以科学的态度汲取精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主干，它经长期的整理加工、丰富发展，早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比较严密、完整的文化体系，对我国古代各民族的道德生活实践，产生过无比深远的影响。儒家所确立的道德规范，曾长期成为我国人民调解人与人相互关系的重要原则。而且在现今也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和行为风格。

1、选题的背景

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在国外也有着很大的发展，在东亚乃至世界都有重要的地位。东亚国家，诸如日本、韩国等国都信奉儒家道德。正如韩国学者金日昆教授讲到：在韩日两国，“儒家思想是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让作为重要的秩序原理而生存。”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等），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儒家文化正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化和经济的纽带，深入到本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甚至在西方，儒家文化的影响也呈现发展的趋势。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儒学风暴到九十年代美国工商管理界把《论语》作为管理伦理、商业伦理的辅助教材，而且还纷纷召开诸如“儒商精神与现代企业发展”之类的研讨会。

面对21世纪这样一个新型的、不断发展的新型社会，管理已经成为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传统的西方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潜力已经被挖掘殆尽，新兴的管理方法正在不断的寻求新的文化和理论体系作为基础，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管理学思想，而东方的儒学思想正是一个关键的契机。我们身在中国，这块土壤孕育了传统的儒学思想。在新的时期，如何发展出一种融合传统与现代、东方和西方、科学与人文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特殊人文环境相适应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文化呢？朱镕基先生说过：“管理科学和管理教育也是兴国之道，早期中国的经济管理思想还是有可以借鉴之处的。”而任何有效的管理科学的出现和发展都是以深厚的民族文化为底蕴的，缺少对民族文化遗产中管理思想和方法的深入挖掘和研究，不仅是世界管理思想的缺憾，也不利于我国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和成熟。

2、选题的意义

中国的历史以结构稳定、脉络清晰而著称于世界这其中有多种主客观原因，但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方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初的管理理念中，儒、道、法、墨都曾各执一端，学派林立，但最终支配中国人意识并形成管理思想体系的是儒家思想。并形成左右中国社会发展方向、进而影响整个东南亚的一种固定理念。因此，在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跨文化管理成为中国各企业界面临的重要课题的今天，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有着不容质疑的意义。

本文试图从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两方面概念入手进行分析，对涉及到的相关文献进行相对完整的综述和整合，对学界观点进行统一论述。以期达到摸清学术脉络的目的，为下一步研究打下基础。其次，文章从**、**、**和**等几个方面对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层次论述，找出二者之间的理论逻辑，运用文献研究方法、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等进行理论架构。最后，文章进行了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构建。

一、概念的界定与相关文献回顾

1、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含义

（1）儒家文化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詘于富贵，不溷（hun）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为‘儒’”《礼记•儒行》。汉人著述从大丈夫气概和君子德行方面去规范儒者精神，涉及自立，容貌，备豫，近人，特立独行，刚毅，忧思，宽裕，举贤援能，任举，规为，交友，谦让等十几项。《汉书•艺文志》（班固）中写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是古代中国社会做人的典范，回答了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样一个根本的人生观问题，因此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一种体现形式。

一般意义上，儒家文化是由孔子在前人基础上开创的一个文化思潮，其基本主张按孔子原话似可概括为“仁”、“礼”、“诚”、“孝”、“忠”、“恕”、“中庸”等。西汉至晚清中国历史上除掉释道二教之外的思想文化绝大部分都可以被视为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源头思想在孔子之前已经存在很长的历史了，一般认为儒家道统沿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发展，孔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

儒家乃“仁”之学也。“仁”的意义，极为广泛，基本的意义，是内心的一种道德情感，是爱人的意识。首先是孝亲，然后扩展至社会上一般的人。仁义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一切美德的总和①。

关于儒家文化的几种非规范性说法（侧重某一角度来概括）：

粱漱溟：儒家是反躬修己之学说；

冯友兰：人生境界之学说；

钱穆：认为儒者为通习六艺之士；

李明辉：儒家的本质界定为内圣之学，成德之教；②

概括而言，儒家文化倡导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以来的道统，基本纲领是提倡仁义之道，建立其理论的基点来自《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以孔子为尊师。儒家文化的理想是《礼记•礼运》中孔子所崇尚的“大同世界”“天下为公”。而儒家文化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③。

（2）现代管理方法

①管理方法的演进

自1911年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开始，几十年间，学者和实践家们一直在努力探求如何管理好企业这个复杂的课题；尤其在西方，管理学者从不同角度各抒己见，提出了大量的管理理论，形成了丛林般的管理学派。按其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A萌芽阶段。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主要是劳动组织论和经济人观点。

B古典管理理论阶段。解除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管理学家泰罗、法约尔和韦伯。以他们为代表形成的管理学派被称为组织技术学派。

C行为科学理论阶段。以梅奥、马斯洛、赫茨伯格、弗鲁姆、麦格雷戈、利克特等人为代表形成了行为科学学派。他们从“社会人”和“自我实现人”的基点出发，开始重视对人的需要、动机及行为规律的研究，承认人的社会性、主动性、创造性和进取性，主张用引导、激励的方式调动人的积极性，并通过“参与管理”、“目标管理”和“职业生活充实化”等方式实现个人目标同企业目标的结合。

D现代管理阶段。以巴纳德、西蒙等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学派充分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最新成果，重视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先进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等在管理中的运用，强调系统分析、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的作用。

②现代管理方法含义

现代管理方法指的是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所带来的管理多样化和复杂性的背景，在方法和理论层面进行的人本化、整体化、可持续化和法制化、信息化的演变，重视人的因素，利用科学和系统化手段使管理得到新的升华。现代管理方法在管理活动的实践中更加程序化、系统化、科学化。他们把人看成“决策人”、“复杂人”。他们极力主张的实行参与性或灵活多变的管理方法，以适应日趋民主化、复杂化的管理环境。

综上所述，儒家文化和现代管理方法之间有着根本性和系统性的联系，儒家文化中强调的根本原则和精神完全适用于现代管理方法的实践和应用①。最近几年现代儒学运动发展十分迅猛，而传统儒学文化用于现代管理的良性发展阶段就是一个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交织渗透的长期过程。传统管理哲学的积极引资在同现代管理结合中产生出显著的优化效应，进而使其自身得到国人的充分接纳和认可，产生观念上的传承和转化，最终，全社会的一致行动和观念上的跟进时的传统管理哲学的发展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

2、相关文献回顾

(1)“中庸”之道

从现存古籍来看，“中庸”一词是由孔子首先提出。始见《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把中庸作为德行要求，反对在行为上走极端，主张“中行”。孟子发展了中庸思想，提出执行中而权，反对执一。后来成书于秦汉间儒家之手的《礼记》中收录有《中庸》一篇，相传为孔子之孙所作，“以昭明圣祖之德”①。后来《礼记•中庸》被抽出注释，成为“四书”之一，更促进了中庸的传播。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孔子学说的根基，在儒家学说中占据重要地位（刘曼丽，2002）庄泽宣认为：“中国儒家学说的根本思想便在于中庸之道”（转引：董跟洪，2000）。何笑青在《论“中庸之道”的新伦理价值》中评述道：“中庸之道是孔子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待人接物的基本道德和原则，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总之，“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极致和根本；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戴逸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概念中，“首先是儒家的中庸”（董根洪，2000）。“中庸”是中国文化性格的核心（萧兵，1995；董根洪，2000），是中国人的灵魂。肖安平（2001）在《中庸思想合理因素议评》中也认为，“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它具备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厚的华夏文化底蕴。②

在中国管理学界和心理学界对中庸的讨论，也是始于人们对儒家管理文化的重视、本土化管理研究的兴起。而最早触及如此研究的有曾仕强、成中英、苏东水、朱永新等人。曾仕强（1989）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模式，其基点就是中庸原则。成中英（1999）和苏东水（2002）等人从管理哲学的角度涉及到中庸的管理思想。而朱永新（1999）则站在管理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大量文献的分析与研究，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归纳出包括“中庸之道”等的五大特征，称之为“中华管理智慧”。

(2)以德为先

道德的概念的出现是在《论语•里仁》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荀子》中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也。”《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而同时，在战国时期的《管子》、《庄子》和《荀子》诸书也把道德放在了最高衡量标准上，同时也强调了“礼”在实现道德方面的重要作用。朱熹在《朱子语类》卷六中对道德作出了规范的界定：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同时朱子在卷十三还对这种定义加以解释和说明。

Weber（1964）在《中国的宗教：儒家与道家》一书中就指出：儒家理论是不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儒家强调对世界的理性的适应，不想主宰世界，且只追求对既存世俗权利与秩序的合模行为。但是Kahn（1979）、Hofhein与Calder（1982）及Berger（1983）等人都强调儒家伦理是东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Berger（引自：黄光国，1984；杨国枢、郑伯曛，1987）就认为世俗化的儒家伦理包含了重视纪律、努力工作、节俭、和谐和团结等价值与规范，这些世俗化的儒家理论才是东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苏涛和曹勇（1996）提出以德为先是企业管理者必须有的健全、良好的道德品质，以此作为企业职工的表率，是企业领导者修己安人的重要部分之一。复旦大学的芮明杰教授（1999）概括了华夏管理模式的核心价值观：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德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深入文化精髓，并影响着管理思想。朱永新教授（2002）在以德为先德基础上提出了柔性管理的概念，并强调了考察德的具体十一项指标，指出柔性管理在组织管理中有着其特有的职能。

(3)人本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庸》中提到：“仁者，人也。”《孟子•离娄上》中同样提到：所谓“天下”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人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孔子也曾提出：“修已以安人，修已以安百姓。”的说法。《大学》里阐述得比较具体，即“三纲”和“八条目”，“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孟子正义•尽心章句下》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文章和论述都极其清晰的向后人传递了人本的思想，配合德和中庸这两个重要的方向，它们共同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

当代很多论著都谈到了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对现代管理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也在进行“人本化”管理，故二者界限很难界定③，现不做累述。

第二章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关系

1、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方法的契合

从现代管理的发展趋势及西方管理的弊端及发展趋势来看，其中许多方面是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契合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一方面:

（1）系统化管理

儒家文化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整体性，它以整体思维见长。分解思维见短。这种思维特征表现在管理上，就会形成整体管理特征，即系统管理，西方思维方式由于以分解见长，很难把握整体的局面，这必然就需要一种能把握整体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儒家文化中的整体思维便是现代管理的逻辑要求。

（2）主体思维与人本管理。

现代管理是人本管理，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理念上要深刻地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西方管理虽然也重视人，但把人当作经济人，即便到后来的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也不过是把人当作工具。儒家文化思维方式中的主体思维重视人，以人为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民在管理中至关重要，不仅是工具，而且也是目的。(虽然在封建社会不可能实现，但还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这对于指导现代管理，是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的。

（3）权变管理与辩证思维

现代管理是权变管理，它需要一种具有明显动态性的思维方式才能担当起不断选择新目标功能。这必然要求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强烈的辩证性。因此，在这一点上，儒家文化正好可以发挥它的特长。

（4）竞合趋势与中庸思维

竞争与合作，在西方管理中历来把它当成对立的两极，似乎两者势不两立。而现在，现代管理却把二者结合起来了。这正是中庸思维的优长，即把矛盾两端直接结合起来，使双方处在和谐韵统一体中，每一方都在自身应有的适当的限度内发展，不可突破其限度而压倒另一方，免引起矛盾统一体的破坏。所以又把它叫做“执其两端而用中”(《礼记中庸》)

（5）可持续发展与天人合一

科学管理是建构在“主客二分”思维模式之上的，这是西方文化典型的特征。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分立把一切都对象化，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类对自然、对他人和对自我的疏离感、陌生感甚至敌对感。由此，地球便变成人类的私有财产而被任人宰割，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严重才使得人们认识到自己犯下了深重的罪孽。

主客体的对立还导致了自我的分裂一一自我被分割成了主体和对象两部分。白我客体化的结果，便是人在拥有自己的同时又在远离自己，遮蔽自己:他永远不可能完整地认识和把握自己。在自我被“分离”的情况下，人要么追逐功名利禄而依靠对象性投射建立自我，这样，他就不得不依存于对象，受到对象的遮蔽，以至于自我竞成了对象主宰和蒙骗的东西，成了“对象的对象”;要么是为行动而行动、为抉择而抉择。处于这种状态下的人错误地认为，为了实现一个纯粹的、摆脱了一切对象束缚的主体性，他必须始终积极行动，否则他就会立即还原为对象(物)。然而殊不知，在对象性内容剥夺殆尽之后，他也就不再是有任何意义的主体了:他的行为很快就会堕落为毫无目的的忙碌、百无聊赖的取乐、无所羁缚的放纵、不负责任的悖逆和无法无天的自由①。西方科学文化由此导致一个难题:它一面造就了物质财富的丰富，另一方面又造成了环境的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人、自身的危机。至此，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便是人类迫切要解决的问题。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愈来愈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开始反省其文化传统并将目光投向东方。他们对东方式的“天人合一”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为这种思想倡导宇宙大我的和谐统一，天地万物的相依共存，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亲情。而这一切，正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明之精髓。天人合一，就其实质来说，正是有机的整体思维的体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儒家文化中的整体思维可以说是拯救西方文化危机的一剂良药。

（6）效益管理与中国实用与理性思维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或倾向。表现在“知以致用、知行合一”。这种讲究实效的实用理性思维正符合现代管理讲究效益的原则。

2、儒家文化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儒家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它注重天人合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等。但由于它没有把自然对象化(我们的先人宁愿把这两者看成一个和谐、、相互依存的整体，而不愿意让自己与自然界作对)，并加以客观如实的描述和细致入微的分析，因而它既不能产生出严谨慎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也不能孕育出检验理论的实验手段及实验设备，。中国古代科技水平令人遗憾，而且其始终处于经验的层面与之不无关系。同样，“这种‘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擅长把人性作为对象来进行冷峻的透视，它缺乏关于人谋取功利的建设性或破坏性的研究，因而不可能采取强制性的他律(即制度)化手段来扬善罚恶。换言之，它不具备依法治国的理论依据。再次，‘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不擅长于把自我意识提升到哲学的层面来给予首肯，从而不在乎甚至有意压制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和个人的意志自由，而这些东西，正是现代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得以生根开花的思想土壤。

(1)古代整体思维的笼统性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见长，但由于它长期停留在混沌的整体阶段，且没有经过分析阶段，因而具有笼统性。表现在管理上，特别是企业管理中，缺乏精确思维，结果是成本核算讲大概，产品质量讲可以，市场分析讲可能，经营决策讲随便‘这样常常导致成本核算漏洞大、产品质量波动大、市场预测变化大、经营决策失误大的现象。结果是企业效益低下。

(2)重人情、轻制度

儒家具有较强的伦理性。它强调亲情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对于个人来说偏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这种倾向往往导致重德治、轻法治、重人情、轻制度。由于人情观念和家庭观念比较浓，我国古代就曾出现“父为子隐”的事。这样就会导致情重于法，在法律面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尤其严重的是，对人情观念的看重，会在整个社会造成关系林立，极大地阻碍了法治化的进程。

现代管理是法治管理。儒家文化对伦理性的偏爱，使得在实施管理时过分强调“德治”管理。即偏重于个人内在的道德的修养。由于古代中国是一个等级社会和专制社会。在生产力极为低下和教育极为落后的情况下，这种道德其实质是一种精英道德，而不是一种公众道德。这种道德的推行，并不能如统治者所希望的那种能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相反，在封建专制社会中，这种“修身”必然逻辑地寄托在君主个人的身上。所谓“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君仁莫不仁、君又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这种把国家的治理系于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上，而不是依靠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推行上，果真能“以德正天下”吗?还是朱熹说得好:“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其次，由于在封建社会中，实行的是君主专制，对于防止君主及官员滥用权力方面，中国传统的办法主要是要求君主及官员从事德性的修养。而在权力失去制衡的情况下，德治就是人治。

显然，对道德的过分依赖无益于法治社会的形成。从现实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规章制度没有健全，已制定的规章制度并没有严格执行，人情很大程度上影响管理者执法，德治观念也制约着法治的推行。这是我国管理工作效率不高、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重要原因。

(3)重义轻利

儒家文化虽然也具有功利性，然而对于君子来说，义更为重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从而把求利当成小人的终生目标，而把求义当作君子的终生追求。董仲舒的名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正是这一立场的表现。这一说法到后来演变成只重义不言利，只重政治排斥经济。到了建国后左倾主义猖獗之际，就更简单化了，只要政治之义，不要经济之利，甚至“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显然是与市场经济背道而驰的。现代管理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一种基本价值取向(当然也需要义的约束)。因而现代管理必然是以提高效益为目标的。这种对利的相对忽视，必然会导致管理不讲效率，从而导致经济效益低下。①

(4)忽视民主

儒家文化中有关民主精神的东西不多。虽然先贤们也有过“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的重民主张，但其前提是君主专制，主权者是君主。因此，在中国，民主常被理解为为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主权在民)②。而民众对明君贤臣、清官的期待在某种程度上便表明了这一点。“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虽然表达了徐九经为人民利益而秉公执法的决心，但其实质还是“为民做主”。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缺乏民主传统的。表现在一个组织中，就是民众的参与意识不强，习惯于被领导、独立意识较差。其典型表现是在大会上我们常常听到的是相同的声音或鸦雀无声。而这正是民主的大忌。这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更是如此。邓小平同志说过:“一个政党最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由于我国具有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民主只是“五四”以来才被引入中国的，因此，我们的民主化进程还很漫长。只有把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并赋予应有的权威，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力。

第三章基于儒家文化的现代管理方法构建

管理模式都有其文化底蕴和渊源。德鲁克认为，管理就是文化，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无论是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还是韩国的，无不贯穿着文化的影子。①中国企业在吸收学习国内外管理模式经验的同时，继承了儒家文化的底蕴，许多中国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既不是单纯的西方模式，也不是单纯的中国传统模式，而是形成了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管理，中西管理理念的兼容和平衡，其中儒家思想正是现代中国管理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1、结合中国实情进行改造

在曾有着灿烂管理文明的中国，目前管理理论体系构建的前提是找到传统伦理精神、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正如王永庆所说:“今天谈中国式管理，如果能针对中国美德、固有文化重新再思考，我们将会更加进步”。在具体的构建过程中，需要牢牢把持我国特有的生态环境、西方现代的管理思维以及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三者的融合与运用的定向概念，贯彻理性和感性、个性自由与集体自由、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统一的原则。

一方面新的管理体系从“灵魂和精神”入手，高扬批判“理性主义”的旗帜，恢复了管理中人的主体地位，超越以往行为哲学对人的社会心理层次的关注，直接进逼到对人的行为影响更深远、更有力的文化价值层面，倡导在企业中形成一种有利于每个职工得以创造和发展的环境，追求一种企业整体的优势和卓越良好的集体感受，把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落实到树立企业的整体共同价值理念上，以塑造优秀的群体意识为落脚点。另一方面其实践也从“使用人”提高到“发展人”的层次: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辨证关系，注重人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开发人的潜在智慧与创造力，培养人的能力与理想，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塑造和引导成为实现人的全面自在发展的过程。管理者要尊重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价值和尊严，寻求人的潜能的最大发挥，实现人的本质力量外化创造财富，突出企业活力在于高素质群体的创造性劳动，管理者作为企业主人群体中的一部分要以活劳动为本进行管理，其中也自然包含着对管理者自身的管理。也就是管理者在根据职工的心理规律，提高对其行为预测和控制的有效性的同时，以身作则用高尚的企业精神塑造人、并创造条件把组织意志变成职工的自觉行动，在更深刻更广泛的领域里协调管理二重性的关系，实现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新的管理理念与新的组织形式的结合，从而使管理理论的发展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

2、中国管理理论需要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的结合

始终要认清“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普通性，‘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和重要环节”。管理思想的存在和发展不仅仅在于管理思想或管理观念本身的威力，更重要的要依赖于经济力量和由这种经济力量产生的管理主体力量，而中国以往管理中只有“德治”“仁政”的口号能在主体管理意识激起波澜，它所倡导的“人的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源”的思想是不切实际的。

因而新的管理体系的构建在定义管理价值时，必须在强调主体道德扶植的基础上凸显功利的追求、知识的探索、力量的培养，从而实现义利、德智、德力的紧密结合。管理分为两个相互缠绕的、重叠的和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在不同的经济原理作用下运行:科学理性的世界以计划、控制和等级分层为特征，它是物质的世界、加工的世界和最大化的世界;人本主义的世界是以观察、定位、组织平等、使命、团队为特征。它是心理的、认知的和适应的世界。为适应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社会管理的需要，中国管理理论的构建必须整合管理历史中的“古代”与“现代”、管理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一度对立的理念，体现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以“发展人”为前提、以“创新”为动力、以“自我管理”为模式、以“民主”为形态，面对“不断变革”的世界，进行“全面发展人”的努力，把握“个体性与整体性统一”的对象，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从而不断推动管理的进步，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儒家文化进入现代管理结构文化

（1）打造现代儒商

儒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儒商才能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富裕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付之于行动。儒商的出现是对“官商”的否定，也是对“奸商”的鞭笞，也是对俗商(一个单纯地以收入产出来计算的商人)的抛弃。根据古今中外儒商成功的经验，结合时代特征，我们概括出6条儒商治商理念:“君子受财，取之有道”的金钱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经营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人为本，协调人际”的管理观;“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

“儒商思想”就是体现在东方式经营管理中的东方价值观和思想方式，它用以弥补“西商思想”中的工具理性和分析性思维的不足。“儒者”的“儒家文化”与“商人”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业文化，并运用于工商业实践，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注定将大行其道。

（2）儒家思想进企业文化，倡导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人际关系①

儒家赞同“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可见他对人和的重视。以人为本是重视人力资源，符合现代企业管理人力资源理论的观点；人和作为企业伦理规范，积极倡导建立和谐的企业内外部运行环境，在企业内培养群体意识上发挥重要作用，造就企业内部的和谐团队精神。在企业外部关注和气生财，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与政府，与企业所在社区公众建立和谐关系，在生态环境方面关注环保，关注企业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儒家人和的管理伦理思想都能发挥积极的意义

4、注意儒家文化中对现代管理方法的消极作用

对儒家管理思想，应当辩证地看待。它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

其一，儒家管理思想一方面对社会有积极调解缓解社会危机人际紧张的作用，另一方面往往惯性传递着“大一统”的基因，形成“大而全”、“小而全”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行政控制，忽视市场，把企业非人格化，看成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使企业组织结构上出现模仿追随政府机构模式，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手续繁多，信息缓慢，企业活力个性被磨灭，竞争意识、冒险意识不强，趋向保守僵化。其二，压抑性。由于儒家思想强调协调、个体的行为必须追随大多数成员的行为规范，这样以来，那些不随大流的个体往往被视为异类而受到压制歧视或打击报复。其结果只能是企业平庸化，公平竞争的环境难以出现，个性无法发挥，出类拔萃的个人也很少有机会脱颖而出。其三，追求人际和谐，往往造成庸俗的人际关系，企业团体发展的封闭性，排斥新进成员，压制竞争，影响效率。其四，造成整个社会存在重政治轻经济利益的倾向，社会各个阶层过度关心政治，很多企业靠依附政府和政府某些成员获取不对称不公平的竞争利益。企业成为了国家的行政组织或政府部门的附属物，企业的价值和目标取向往往以政府政治为中心而不是围绕以市场为中心展开。其五，儒家管理容易出现专制而轻民主的倾向。很多企业，无论民企还是国企，出现一言堂，个人决策独断专行，个人崇拜就是明显的例证。任人唯亲，压制民主，排斥异己，以权谋私，不透明，不公开，不民主现象比较严重，容易阻碍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型。其六，重人情而轻法制的倾向，中国儒家管理思想表现在管理机制上，以德治企，以人为本，实质上是人治机制。容易出现重视人情管理，架空企业规章制度的作用。很多企业不是企业无章可循，而是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其七，重平均而轻个性的倾向。在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上，平均主义的影子仍然出现在许许多多企业或者企业的某些时期某些场合。从具体行为来看有讲攀比，不讲竞争；讲平均，不讲业绩；讲公平，不讲效率，论资排辈，忽视能力和差异，强调共性，强调大局整体，忽视甚至故意压制个性，极大地影响那些优秀人才的发挥发展。其八，我们还看到很多总结，比如儒家思想中重生产轻市场的价值观倾向，重伦理道德轻科学实践的价值观倾向，重传统守教条轻创新变革的倾向①。

所以，对儒家思想的态度应当是批判继承。儒家管理思想有现代性的精华，又有封建性的糟粕；有积极、进步、革新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落后的一面。对待儒家思想，既要有肯定，又要敢于甄别否定，更要创新改进的、转型的、适应现代和未来社会的儒家思想，才是充满活力的儒家思想

第四章结论

儒家管理思想以其人本主义管理哲学,初步建立了以“爱人贵民”为中心的伦理管理模式,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管理思想史上的主导地位,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丰厚遗产。因此,现代管理者除了应该有选择性地吸收西方管理经验中适合中国文化的内容,并使之逐渐融合于传统的管理理念中,还应重视开发古代经营管理智能资源,以发挥其益人神智、长人才干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取其智慧运用于管理之中。与此同时,还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慎重对待儒家管理思想所蕴涵的糟粕,如:轻视经济工作;维护礼制,反对变革;按家庭宗法制原则进行管理等思想。古人的经营智慧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产物,现代管理者决不能一成不变、不加区分地套用古人的经营管理模式,而应该结合现代社会的具体实际进行恰当的改造和转换,发挥其应有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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