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干涉范文10篇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1

一、习惯法上的人道主义

干涉一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当代各国的国际法学者对此更是各执一词，看法很不相同。按照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自19世纪以来，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就反复出现，人道主义干涉早已经是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这些学者大多安多依靠美国学者方廷尼于1974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方廷尼的这篇文章对西方学术界影响很大。总的来说，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英美学者，如奥本海(Oppenheim)、亨利．惠顿(HenryWheaton)、劳伦斯(Lawrence)、穆尔(Moore)、吴尔玺(J．D．Woolsey)等等。然而，另外一些学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学者则对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习惯法持不同意见。如Beyerlin写道:“由于少数学者以严格的不干涉原则为依据，坚决否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因此，近代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已经明显地确定为习惯国际法存在争论。”

“尽管有许多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但是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就能发现仅仅只有几个案例能证明是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如1860－1861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干涉。”有的学者更直接指出:“从来没有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叙利亚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可能的例外。”笔者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并未成为国际习惯法的组成部分。所谓国际习惯是指“国家在相互交往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国际习惯一般由两个要素构成:一是各国有重复类似的行为，二是被各国普遍承认具有法律约束力。从这个两个方面分析来看，人道主义干涉都不能成为国际习惯。首先，尽管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很早就已经开始出现，但那绝对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那些仅仅只是被冠以人道主义干涉之名的大国别有用心的计谋而已，而历史上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屈指可数。

其次，即使是那些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也并非是各国的重复的行为，因为无论是哪一起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件，都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的干涉，所以人道主义干涉最多只能算是大国中重复发生的类似的行为。最后，人道主义干涉从来就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口口声声叫嚣着承认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的也只是那些曾对别国进行干涉过或欲对别国进行干涉的一些国家，其他国家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否认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具有法律效力。从这一点来说，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习惯也是行不通的。就连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从未成为完全确定的实在国家法的一部分。”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国际习惯仍是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说人道主义干涉至今为止仍未毫无怀疑的被各国普遍承认的成为国际习惯法的一部分。要从国际习惯这个角度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2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国际法；联合国；安理会

自1999年3月下旬北约在科索沃对南联盟采取军事行动，并把这一军事行动称为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以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符合国际法或者是否应当合法化，成为国际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其实，即使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人道主义干涉也从来不是一个冷却了的话题，科索沃战争只是使这个话题变得更热而已。1这个问题的焦点在哪里？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紧迫而重要的课题。

一、什么是人道主义干涉

比较权威的国际法辞书给人道主义干涉所下的定义是：“一个国家由于另一个国家自己不愿意或不能够保护其公民的生命和自由从而对该国使用武力。”[1]（P399）这个定义包含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同时具备的四个要素：

（一）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使用武力进行干涉，不包括经济、外交和舆论的干涉。

（二）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外国对一个国家的干涉，不包括一国国内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干涉。

（三）人道主义干涉是指为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即为人道主义目的而进行的干涉，不包括为保护公民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干涉。

（四）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被干涉国不愿意接受的情况下进行的干涉，不包括被干涉国表示同意的干涉。

上述定义对人道主义干涉作了比较清晰的界定，我国有的学者所下的定义与其相似，他们为探讨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明确了一个基础，应当接受。[2]首先，这个定义划清了人道主义干涉与外国或国际组织对一个在其国内发生人道主义问题的国家所采取的非武力措施如经济措施、外交措施和舆论批评之间的界线。根据现行国际法，对一个国家采取非武力措施，有时属于符合国际法的外交政策、对外经济政策和舆论自由，对所针对的国家不具有直接的强制性，与采取武力行动有重大区别。其次，这个定义界定了“人道主义问题”的范围，把对公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的侵害排除在人道主义问题之外。一国政府造成、或者客观上不能阻止对公民生命和自由的大规模严重侵害，意味着该国政府的政策偏离了人类的基本理性，或者意味着该国社会秩序已经失去控制。第三，这个定义划清了有组织的国际社会对其成员国的强制行动与人道主义干涉的区别。有组织的国际社会根据其基本文件对发生严重人道主义问题的国家采取强制行动，实际上是基于被干涉国以条约（该国际组织的基本文件）形式所表示的同意，有别于一个或一些国家未经被干涉国同意的人道主义干涉。迄今，国际法学界基本上在上述定义的意义上使用人道主义干涉这一词语。

二、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曾经成为习惯法

近20多年来，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在19世纪已经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观点主要来自Fonteyne发表于1974年的一篇学术文章。这篇文章写道：“虽然对于在何种条件下能够诉诸人道主义干涉，以及人道主义干涉应该采取何种手段，存在明显分歧，但是，人道主义干涉原则本身已被广泛地接受为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3]（P235）、[2]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依据格劳秀斯（Grotius）、真蒂尼（Gentili）等早期国际法学家的学说。如国际法学家IanBrownlie称：“万国公法的古典法理学家，包括被称为‘国际法之父’的格劳秀斯，都认为惩罚不法行为的战争是正义战争。大多数法理学著作均承认，到十九世纪末已存在着一种称为‘人道主义干涉’的权力”。[4]（P338）

但是，另一些国际法学者则对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习惯法持不同的观点。如Beyerlin写道：“由于少数学者以严格的不干涉原则为依据，坚决否定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因此，近代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已明显地确定为习惯国际法存在争论。”“尽管有许多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但是通过更仔细的研究就能发现仅仅只有几个案例能证明是名副其实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如1860-1861年法国对叙利亚的干涉。”[5]（P927）有的学者则干脆了当地指出：“从来就没有真正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叙利亚的例子只不过是一个可能的例外。”[4]（P340）更有学者认为，“即使反复强调的1860-1861年人道主义干涉叙利亚的例子，但是通过重新研究的结果表明，该事件的历史背景很难把它当作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6]（P190

上述不同观点的存在本身就表明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成为习惯国际法，是令人怀疑的。Fonteyne本人也写道：“可以把学者们分为两类，一类肯定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已成为习惯国际法；另一类学者则对此表示怀疑。”他还承认，人道主义干涉的先例“并不特别多”。[3]（P224-226）、（P232-233）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已成为习惯国际法的英国国际法学者劳特派特也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学说从未成为完全确定的实在国际法的一部分。”[7]（P441）

三、19世纪的人道主义干涉在20世纪的法律性质如何

人道主义干涉是否曾经在19世纪末成为习惯国际法，实际上已经失去其重要性，因为即使人道主义干涉曾经是习惯国际法，它也在20世纪被国际法确定为非法。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宪章在两处规定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情况，一是第42条规定：安理会“得采取必要之空海陆军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二是第51条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国受武力攻击时，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本宪章不得认为禁止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之自然权利。”这两条规定都使人道主义干涉成为非法，因为在这两条规定之外的情况下使用武力都是非法的。其他国际法文献也同样表明在国际关系中应当禁止人道主义干涉。如1970年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规定：“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因此，武装干涉及对国家人格或其政治、经济及文化要素之一切其他形式之干预或试图威胁，均系违反国际法。”国际法院关于尼加拉瓜案的判决更明确地表明：国际法并不允许一国单方

面诉诸武力以补救另一国的人权状况。

20世纪的国际法对诸如人道主义干涉或其他名目的武力干涉明确地予以禁止，这一法律现实在国际法学界广为周知。所以，科索沃战争发生后，即使美国的法学教授也撰文认为北约的干涉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8]（P229-231）

四、20世纪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如果以为20世纪国际法真的已将人道主义干涉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显然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首先，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依然发生着，国际社会没有予以有效制止。

据学者统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末，人道主义干涉共发生16次。1例如：1960年7月，比利时为了“保护比利时和其他欧洲国民免遭刚果军队和警察兵变部队的暴行”，武装干涉刚果；1971年12月，印度以东巴基斯坦孟加拉族人被屠杀以及造成严重的难民问题为理由，派军队进入东巴基斯坦；1975年，印度尼西亚以“制止暴力活动，恢复法律秩序”为理由，武装干涉东帝汶；1975年9月，南非以安哥拉人民运动阵线以及对其予以支持的古巴部队对安哥拉解放阵线联盟及其控制区制造暴行为理由，干涉安哥拉；1978年12月，越南以“人道主义干涉”的名义对柬埔寨实行军事占领。

上述人道主义干涉，只有1975年南非对安哥拉的干涉受到联合国安理会第387号决议的谴责，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干涉受到1979年至1982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谴责并要求越南无条件撤军，1983年美国对格林纳达的干涉受联合国决议的谴责，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决议没有收到制止干涉的实际效果；其他干涉则连联合国的谴责都没有。

其次，20世纪末出现了不同于19世纪的人道主义行动，即国际社会以有组织的方式（安理会）对发生在一国国内的人道主义问题采取武力行动。

1992年，安理会举行特别会议并发表声明称：“国家间没有战争和军事冲突本身并不能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在经济、社会、生态和人道主义等方面的非军事的不稳定因素已构成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联合国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在相关机构的工作中，需最优先解决这些问题。”就在这个声明之后不久，安理会决定在索马里采取武力行动，这一行动被公认是第一次由安理会决定采取的人道主义行动。1992年12月3日安理会通过的794号决议断定，“索马里的冲突导致了巨大的人类灾难，这种灾难由于分发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受阻而进一步加剧，从而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表示决心“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以促进政治解决为目的，恢复和平、稳定、法律和秩序”。尔后援引《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授权联合国秘书长和有关会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以尽快为在索马里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建立一个安全的环境。”794号决议是安理会第一次明显地没有提及索马里局势已经或潜在地产生对外部的影响，认为索马里国内局势本身就能成为行动的正当理由。此后，安理会又作出决议对南斯拉夫采取与在索马里类似的行动。

安理会对一国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是符合国际法的。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这一规定一方面明确联合国各机构包括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另一方面指出对于第七章内的执行办法，不适用这一规定。宪章第七章的核心即是第41条和42条规定的武力以外的以及武力本身的执行办法，而实施这些办法，是由安理会决定的，并且是以安理会作出关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断定为前提的。这样，对于一国国内的人道主义问题，如果安理会断定为存在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该人道主义问题就不是在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反过来说，只有在安理会作出这样的断定之后，才能认为某一国国内的人道主义问题不再是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

由此可见，20世纪出现了两个并行的情况：一是，国际法文献明确规定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但它实际上仍然发生着；二是，有组织的国际社会（安理会）合法地对发生在国家内部的人道主义问题采取干涉行动。

五、有没有必要在词语上对两种人道主义干涉加以区别

对于安理会以人道主义为目的采取的武力行动是否应当称为“人道主义干涉”，存在不同看法。目前不少学者把此类行动称为人道主义干涉，但在前面冠以联合国，即“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U.N.HumanitarianIntervention）。[9]有些学者则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仅指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不包括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行动。[2]有学者主张，为了区别于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应将安理会为人道主义目的采取的强制行动称为“人道主义干预”（HumanitarianInterference）1.

在词语上对两种人道主义干涉加以区别，其实并无必要。Intervention和Interference在语义上几乎是同义的，这样的区分并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两种人道主义干涉确实有重大区别：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在程序上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符合国际法的，而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在程序上不被国际社会公认、不符合国际法。但是，并非有区别的事物在词语上都要截然分开，而要考虑到它们之间的联系，考虑语言约定俗成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大量存在着这样的现象：两种有重大区别的事物，由于事物本身及其语言发展的历史原因，在词语上紧密关联。比如“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法”和“国际私法”，在性质上有重大区别，但是在词语上却有承继性。试想，如果把“非政府国际组织”称为“跨国组织”或“私人跨国组织”，反而不如“非政府国际组织”这个词语更能表达它的性质。词语常常随着事物的发展而升华。比如“国际组织”这个词语，原来仅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后来出现了非政府国际组织，于是“国际组织”这个词就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外延，狭义仅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广义就升华为统指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由此可见，“人道主义干涉”这个词语也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仅指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广义则包括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这样看来，即使不更改“联合国人道主义干涉”这个词语，也不会妨碍对这两种人道主义干涉之间存在重大区别的理解。

六、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焦点在哪里

自科索沃战争以来，我国许多学者以为西方学者大多认为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许多西方国际法学者也认为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在今天是非法的，根据现行国际法，只有联合国安理会以人道主义目的对一国采取的强制行动才符合国际法。[10]这样看来，在当今国际法学界，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似乎并无争议。是的，如果仅就北约在科索沃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否符合现行国际法进行讨论的话，可以说在国际法学界几乎不存在争议。那么，争议究竟在

哪里呢？它存在于下面两个问题：（1）是否应当对现行联合国安理会制度进行改革，以使其在解决严重人道主义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10]（2）在现行安理会制度不能改变的情况下，是否应当默认那些单边的人道主义干涉？2

西方学者往往在安理会是否在解决严重人道主义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的问题上大做文章，指责现行联合国安理会制度没有发挥令人满意的积极作用，要求改革这个制度。这种论点为北约对南联盟的非法人道主义干涉在一定程度上开脱了责任，也为今后再发生此类干涉提供了辩护。这种观点抓住当今国际社会对人道主义问题的普遍关切，利用近半个世纪来国际人权法的发展，挑战现行国际法，有相当的舆论煽动力。如果仅仅在人道主义干涉的词语上做文章，仅仅用历史上强权国家滥用人道主义干涉的实例以及现行国际法关于尊重国家主权和禁止使用武力的规定来阻遏19世纪式的人道主义干涉，难以达到引导国际舆论，反而可能加剧强权国家利用国际舆论，搁置和破坏现行国际法，另搞一套对他们有利的体制。所以，争论的焦点在于国际法应当怎样发展。

七、解决人道主义干涉合法性问题的途径在哪里

根据西方一些学者的论调，很容易得出应当改革安理会、改革否决权制度的推断。事实上，外国一些学者正在宣扬这种观点，认为安理会“古典主义”应当结束，[10]为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进行非法人道主义干涉制造借口。

然而，轻言改革安理会及其否决权制度的观点是草率的。安理会及其否决权制度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产物，又经过20世纪下半叶的长期检验，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目前基本稳定，尚无可能改变的明显迹象。进而言之，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以安理会制度为核心的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虽然它还很不成熟，还有许多缺陷，但它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发挥的作用是史无前例的，改变这项制度将对国际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安理会体制不应轻易改变，而人道主义问题又需要国际社会采取制止行动，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在现行联合国安理会制度下通过建立公正程序和公认标准来加强安理会对付人道主义问题的积极作用。[2]（P138）这不是否定安理会制度，而是完善安理会制度。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完善安理会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程序制度，具体来说应当完善以下两项制度：

第一，完善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调查程序。对人道主义问题进行事实调查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目前安理会缺乏相应的调查程序，使单边调查（个别国家或国家集团自行调查）有机可乘。北约在科索沃进行的人道主义干涉就是基于其单边调查，而单边调查显然不是公正的。

联合国宪章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对争端的调查权：“安全理事会得调查任何争端或可能引起国际磨擦或惹起争端之任何情势，以断定该项争端或情势之继续存在是否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这一规定能不能适用于对人道主义问题进行调查？恐怕不能。人道主义问题不属于国际争端。因此，安理会对人道主义问题进行调查的程序应当另作具体规定。

完善安理会对人道主义问题进行调查的程序，无非有三种可能：1.接受来自某些国家、国家集团、国际组织甚至个人的报告；2.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3.授权进行调查。在这三种做法中，应把后两种做法明确下来。

第二，完善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决策程序。安理会的否决权制度影响了它在人道主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联合国宪章现有规定可以使安理会完善其决策程序，减少否决权制度的影响。一个可以考虑的办法是，增强联合国大会在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的决策程序方面对安理会的影响力。

宪章第十条和第十一条规定，联合国大会有广泛的讨论权和建议权；第十二条还规定，大会可以根据安理会的请求提出建议；宪章第三十条规定，安理会有权自行制定议事规则，根据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制定议事规则的事项属于程序事项，不适用否决权。这样，安理会可以在不适用否决权的情况下，按照制定议事规则的程序，决定是否采取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应听取大会的建议。当然，是否采纳大会的建议，安理会仍有最终决定权，否决权制度仍然发挥作用。但在这时，任何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都不能不考虑大会的建议，这样，安理会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作用就会因联合国大会的影响而明显增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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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在没有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类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是在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由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者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后者是一种狭义的人道主义干涉，它是由一国或多国对另一国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旨在中止或预防大规模地、严重地侵犯基本人权。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经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本文主要针对后者加以阐述。

二、“人道主义干涉”理论在国际法发展史上的演变历程

(一)“人道主义干涉”在早期国际法学说中的反映根据国际法的权威学者西奥多·默柔(Theod-orMeron)近年来的研究，“1648年威斯特伐里亚和会以前的一些国际法著作表明，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概念以及现代人道主义干涉权利在格老休斯(Hu即Grotius)之前就已形成。”川(丹，一”)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一巧46)指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川圣·托马司·阿奎那司(St.ThomasA明inas)也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一国君主有权基于宗教的利害关系干涉另一国的内部事务，如果后者虐待它的臣民超出了似乎可以能够接受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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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正当性；合法性

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来在两极格局掩盖下的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斗争一再涌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加剧，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HumanitarianIntervention）的幌子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西方学者为了迎合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力图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时间，“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也成了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笔者拟就从国际法的原理角度对“人道主义干涉”进行分析，并结合有关国际实践来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进行剖析。

一、“人道主义干涉”的界定

早在17世纪，近代国际法学说的奠基人雨果·格老秀斯（Hugo·Grotius）提倡过“爱的万国法律”，即通过武力限制战争，因为“正确的理性原则和社会本质并不禁止一切暴力行动，所禁止的只是那些反社会的暴力行动”。①捷克总统哈维尔在北约对科索沃开战后就是利用格老秀斯的学说来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的，他认为，曾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干预”观念必须寿终正寝，因为它和“国家利益”一样自私，即自私地认为发生在别国的事情与自己无关，无论那里的人权是否受到践踏，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主权者合理而公正地行事有一定的限度，“人道主义干涉”就是为使别国人民免遭超出这种限度的专横和持续的虐待而正当使用的强制。结合当今的国际实际及已经实施了的“人道主义干涉”所具有的特征，笔者认为，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对它的国民施行虐待或加以迫害到了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和使人类良心震惊的程度”，在未得到被干涉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基于人道主义原因对该国实施武力干涉或以武力干涉相威胁。它包括两类行为：一是出于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出现在有大规模侵犯人权发生的情形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由全球性地区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这种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的行为既没有事先得到联合国有关机构的授权，也没有得到被干涉国合法政府的同意。笔者主要对后者进行论述。

二、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与否的分析

一种行为，要获得法律的承认，首先应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所谓“正当”，指某种行为在伦理上、道德上是可接受的，在实践层面上是必须的、可行的或至少是无需禁止的，同时此种行为还不会危及其他既存的利益，或至少能将危害限制在合理的限度以内。，简而言之，行为的正当性必须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实践上的必要性、效果上的无害性或最小危害性。

首先，我们从伦理道德角度来考察“人道主义干涉”的正当性问题。就干涉行为本身而言，大规模侵害人权确实违背了人类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观，甚至可能对全人类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些行为的制止和干预当然是很有必要的，因此限制侵害者的自由并对其进行制裁，在理论上似乎具有伦理道德的可接受性。但从实际看，虽然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都共有某些最根本的伦理信念但也必须肯定它们互相间存在形形色色具体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惯例，那么是否所有民族从其固有的伦理准则和道德惯例来对“人道主义干涉”的伦理上之可接受性来进行评价，无疑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其次，从实践上的必要性角度来看，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波及到一定范围时，为保护基本人权而进行干预当然是必要的。但在现实中，对于基本人权的国际保护存在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真正实质意义上的国际保护，即在联合国体制下的保护，这种方式是在联合国授权下的行动，是符合国际法的行为，是真正出于维护和实现人权的合法行为；另一种是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的个别国家的所谓人道主义的“干涉”，而后者之中不乏打着“保护人道主义”的旗帜而实质上却是为达到其他目的的干涉的情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联合国体制下的国际人权保护在实践中当然是必要的，并对实现和平安定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没有经过合法授权的单方面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保护”却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具有一定的潜在危害性。实践已经证明，多数方面的人道主义干涉并非真正出于保护人权的目的，而是为少数国家推行霸权主义服务的。

最后，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在效果上是否具有无害性问题，笔者认为需从两方面来进行考察：既无损于国际秩序，也无害于被干涉国的独立及其国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在实践中，一些大国往往通过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来获取各种经济、军事及政治利益。在这种复杂的干涉动机之下，要保证效果的无害性也就相当困难了。具体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对国际社会秩序之害可从以下方面分析：其一，人道主义有可能会打破原有国际政治体制的相对平衡格局，会使世界政治格局的一极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因此，人道主义干涉试图在现有国际安全和争端法律体制外创设一个“超权利”的作法，这对国际社会稳定和秩序无疑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其二，人道主义干涉会打破数百年来形成的以国家主权原则为理论基石的国际法体系，使国际法失去原有的公平、正义、安全和秩序价值。同时，人道主义干涉所倡导的“人权高于主权”的法律理念会诱导国际法向有利于大国霸权主义的方向变异。

另外“人道主义干涉”对被干涉国之利益也是有害的，比如，会在国际政治和外交方面孤立被干涉国，扼杀被干涉国的经济发展，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会加剧被干涉国的灾难，以北约对南联盟的人道主义干涉为例，北约的干涉不但在南联盟地区造成新的直接战争灾难，而且因干涉而扶植的阿族部队又成为在该地区制造灾难的新根源。正如学者所指出，在人权政治的前提下，即使北约在南斯拉夫的人道主义干涉可以有条件地为国际社会所接受，但它在南斯拉夫造成了无辜平民的重大伤亡和生态环境的被破坏，这种不人道的后果事实上瓦解了它起先的人道合理性。

因此，国际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了“人道主义干涉”的不正当性，忽视“人道主义干涉”所带给人们的痛苦及其对国际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盲目的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已经被各国文化传统涵纳，或者仅因看到其短期的表面效果就认定其具有正当性，这只是少数为某种目的实施干涉的大国的一面之辞。

三、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与否的分析

“人道主义干涉”是否具有合法性也就是指在国际法律体系中能否找到既存的法律依据。依照Reisman所提出的合法性的标准，判断某一单方面行为是否合法，要考虑：1.在有关法律系统中是

否有合法的单方面行动之存在可能性；2.如果有，再考虑该具体行动是否符合了合法行为的本质要件。因而，一个合法的单方面行动，需要具备：1.相关的法律制度在一定条件下允许采取单方面行动；2.该单方面行动的环境是适当的；3.尽管存在程序上的瑕疵，该单方面行动的目的符合相关法律规范的本质要求。

从国际法的法律渊源看，为各国所普遍接受的法源有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

首先，我们可以考查“人道主义干涉”是否符合国际习惯。所谓国际习惯是“国家在互相交往中长期实践形成的不成文的行为规则”。②而国际法上习惯的构成，须有两个要素：

一是各国有重复类似行为，二是被各国认为有法律约束力。但从这两方面来看，“人道主义干涉”都不具备国际习惯的要素：首先，尽管人道主义干涉作为一种思潮在西方一些国家学界里较早存在，但并未形成国家在相当长时间内“反复”“持续”和“前后一致”的实践，而且联合国成立以来国际实践表明，很少有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例子，因为真正法律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必须是干涉者没有“相关利益”，单纯的人道主义关心应构成“干涉”最主要的动机，而没有与人道主义同样重要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

其次，人道主义干涉从发端于思潮到形成于实践，一直遭到国际社会的抨击和反对，更不要说“被一致认为这种做法是为现行国际法所要求的或是与现行国际法相符合的观念”；再次，一直以来，人道主义干涉不仅遭到被干涉国的坚强抵抗，而且遭到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至于其他国家对这种做法的一致默认是无从谈起的，其他国家从未也决不会对这种行为予以认同，这明显地表明国际社会对干涉者的干涉行为缺乏信任。最后，从国际习惯的证据方面看，人道主义干涉无论是在国家之间的条约、宣言、声明等各种外交文书中，还是在国际组织的判决、决议实践中，或者在国内法规、判决、行政命令等形式中，不能找到支持人道主义干涉以成为国际习惯的规则证据。

其次，我们从现存的国际条约中也难以发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依据。从现有的国际条约来看，没有任何一条款规定一国可对另一国实行“人道主义干涉”。相反，还有一些条约禁止此类干涉：如《美洲波哥大宪章》就有禁止个别的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由此看来，在现行的条约体系内，找不到“人道主义干涉”法律上的依据。虽然，一些学者企图从《联合国宪章》中找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宪章》也难以为“人道主义干涉”提供充分的合法性依据，比如“人道主义干涉”的支持们援引《联合国宪章》第42条：安理会如认为第41条所规定之办法为不足或已经证明为不足时，得采取必要之陆海空军事行动，以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及安全。此项行动得包括联合国会员国之陆海空军军事演习、示威、封锁及其其他军事行动。但是很显然，要动用武力必须先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如果人道主义干涉在事前获得了安理会的授权或批准，则其合法性无可质疑（比如美国在索马里的军事行动）；但如果未经授权，这样的干涉行动至少在字面上肯定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但一些学者为了论证未经授权的即单方“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提出了“默认说”或事后追认说，认为只要安理会默认或在事后认可了干涉行动，则干涉行动就是合法的。这种观点其实是不科学的，笔者认为，所谓“默认”或“事后追认”恰恰说明了安理会在是否要采取干预行动上在事前并未达成一致，如果意见一致，直接授权有关国家实施即可，也就不必要默认或进行事后追认。由于人道主义干涉行动往往会导致不可避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因此在认定其是否合法的问题上一定要慎重，不能仅凭安理会的一些涵义不明确的决议、声明就确定其具有合法性。概言之，除非安理会作出了明白无误的意思表示即直接授权有关国家动武，否则不能认定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总之，参照现有的国际条约及《联合国宪章》，“人道主义干涉”找不到其存在的合法依据。既然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条约法体系和国际习惯中都找不到其存在的法律依据，那么人道主义干涉便不具合法性。

综上所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存在既不符合当性的要求，也没有国际法上的合法性依据，在实中它往往成为西方大国借以干涉他国内政，谋取治军事战略利益的一种手段，因此对“人道主义涉”大唱赞歌并企图使其合法化的倾向的观点是分错误的，而种种打着“保护人权”旗帜进行“人道义干涉”的行为，无论是对国际秩序的稳定，还是于被干涉国的利益，都是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的，并非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合法与正当的解决之道。

注释：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5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主权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当数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1821年3月底，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了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1月13日，起义者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但是，土耳其在埃及的支援下镇压希腊起义。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规定土耳其对希腊拥有宗主权，但是，希腊应当完全自治。然而，土耳其拒绝给予希腊人以自治权。1827年7月6日，英、俄，法三国又签署了《伦敦条约》，要求土耳其同意建立自治的希腊国并停止镇压。但是，土耳其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拒绝了三国的要求。因此，英、俄、法三国出动联合舰队对土耳其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发动了猛烈攻击，几乎全部歼灭。1828年，随后又爆发了俄土战争。英，法，俄三国联合或单独干涉土耳其的结果，导致了希腊的独立。1830年，英、法、俄签署了关于希腊独立的《伦敦议定书》。

之后，欧洲列强又以保护遭到迫害的少数基督教徒为名义，对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联合或单独的干涉。除了欧洲列强以人道为理由对土耳其的干涉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还以人道为理由对东欧一些国家进行过干涉。

由此可见，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都集中表现为欧美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单方面武力干涉行为，而且，每次干涉都是基于干涉国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2）因此，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干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3）

笔者认为，历史地考查“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起源和国际实践，可以看出，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特点：其一，国际法上没有明文禁止，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其二，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

二、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剖析

在西方学者中，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一种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而另一种则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专横的干预。

（一）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

劳特派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骇人类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4）可见，劳特派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

劳特派特在阐述其观点的同时认为：“个别国家进行干涉时很可能-而且曾经-滥用干涉以达到自私目的的事实，也削弱了干涉作为国际法规则的地位。但是，这种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集体干涉”。（5）同时还指出：“《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都是以集体干涉为依据的”。（6）

可见，劳特派特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指出了《联合国宪章》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并对个别国家滥用干涉的行为表示质疑。劳特派特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但是，劳特派特的观点并没有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对所谓“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并没有阐述清楚；也根本回避了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这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为其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现实。

美国国际法教授、美洲国家人权法院法官托马斯。伯根索尔认为，联合国机构的一些决议和大量的人权实践确立了适用于解释《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国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有关文件，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56条规定的义务。因此，虽然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了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部管辖之事务，但是，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该国不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也不是非法的。但是，托马斯。伯根索尔同时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7）

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没有阐述“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他虽然提到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依据，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规定的义务，但是，该条文的规定并不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伯根索尔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还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并且，对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

综上所述，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理论观点，表现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所以，他们不可能指出也无法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在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严重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们对所谓的“人权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概念和条件就无法阐述清楚。另一方面，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例如，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甚至还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可见，合法论的观点本身具有矛盾性，它无法回避和否定《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

（二）主张“人道主义干涉”非法论。

美国法学家亨金指出：“干涉是指用特殊手段对其它政府施加影响的一种努力。虽然有时干涉是非法的，而有时，在某种情况下，干涉据说是合理的。但是，严格意义的干涉最好定义为非法的干预；从定义上看，事实本身非法足以构成干涉。许多条约和宣言以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都禁止干涉（不仅仅是非法的干涉）。国际法禁止干涉那些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如果某事不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权限，那么，外部的或国际上的关心就不是干涉”。亨金还指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为国际法禁止的干涉指的是那种专横的干预”。“一般说来，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8）

可见，亨金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是被《联合国宪章》所禁止的。

托马斯。伯根索尔曾引用布朗利的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他还引用了1973年《美国国际法季刊》第67期发表的弗兰克和罗德利文章的观点，认为该文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问题，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9）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实际上并不赞同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进行干涉。

综上所述，即使在西方学者之间，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两种观点和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在西方学者之间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无论是合法论还是非法论，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或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武力的干涉。

三、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评析

（一）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普遍持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理论；借口“人道主义”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已成为国际不法行为，严重者则构成国际罪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实质，就是利用并歪曲人权问题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和制造混乱的理论武器或精神手段。（10）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从承认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也不能解脱对被干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11）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是近代国际法的一项习惯法规则，而现代国际法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干涉”论，并将“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从国际法上讲，“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已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2）

（二）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模糊观点。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干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区分干涉是否合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另外，还要看干涉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宪章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13）

有的学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评价不能仅根据历史情况作出，也不应把滥用这一实践的行为视为该实践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道主义的干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该理论观点列举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例如，1991年4月5日的联合国第688号决议，允许国际救援机构将救济物资运送到伊拉克。同年4月17日，一些西方国家计划派出军队在伊拉克境内建立难民营。1992年8月13日的安理会第770号决议，授权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向萨拉热窝和波黑等一切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人道援助。1992年12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向索马里派遣联合国部队，以保护联合国救济物品的分发，等等。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拥护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应当加以指责的。（14）

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并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当今国际社会事务中，必须最大限度地严格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应用。但从现代国际法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为联合国所运用，如联合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作出的处理伊拉克、前南斯拉夫人权问题的安理会决议，1992年联合国出兵索马里的决议，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当然，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亦应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和公认的原则进行，采取的步骤应尽可能少干预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干涉的目的一旦达到，就应迅速停止。（15）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观点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肯定理解和片面解释是不妥当的。首先，以上所有联合国的决议和行动均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而是人道主义救援。它们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和第7章的规定，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它与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完全不同。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非法的、专横的武力干涉。虽然，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集体干涉，但是，由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习惯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本身模糊不清，最终还是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入侵别国的借口或理论工具。再次，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混为一谈，更容易使人曲解“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可见，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和批评并不彻底。

四、“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违法性

笔者认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概念或确定的含义，国际法习惯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任何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规定或定义。西方国家及其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义，就是以人权保护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干涉”，必然会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

到别国的内政。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违背了当代国际法。

当今国际法没有一项国际条约规定人权可以高于主权，更没有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相反，当代国际法却明文规定了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

（一）国际人权保护，不得侵犯国家主权。

《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明确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中的首项，足见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特别重视，这也是宪章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国家主权是最高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公认的基本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首先必须相互尊重主权。

国家主权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不得更改，因为至今尚未产生具有同等性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人权及其国际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及其国际保护，不能违背或破坏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本保障，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或“人道主义”为借口，公然侵略别国或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二）国际人权保护，不得干涉内政或使用武力。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1987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宣言指出：“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宪章第2条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称之为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可见，对别国破坏国际人权法罪行的制裁或惩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干涉该国的内政。任何一种制裁或惩罚行为本身必须符合国际法，必须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现代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侵略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实施的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都是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其本身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还必须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由于它允许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因此，它必将削弱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现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为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就其“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来看，都发生在大国压迫弱小国家的场合，并且都是为干涉国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16）

五、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行动与人道主义干涉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宪章一方面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宪章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即“执行办法的适用”。

宪章规定的所谓“执行办法”，在宪章第7章规定为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安理会在执行该应付办法时，最终可以采取空海陆军行动（宪章第42条），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该“应付办法”的执行，宪章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首先，采取“执行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其二，判断“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专属权利归于安理会（宪章第9条）。其三，在采取“执行办法”之前，安理会应当促请当事国遵行“临时办法”（宪章第40条），或应当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宪章第41条）。其四，在上述办法不足或已经证明不足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宪章第42条）。最后，使用武力的计划，应当由安理会及其安理会领导的军事参谋团决定（宪章第46条）。

可见，宪章虽然规定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但是，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该“应付办法”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由安理会执行。因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对该国进行干涉的观点，同样也是没有宪章依据的。

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唯有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且，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或破坏了国际和平甚至发生了侵略的时候，安理会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首先，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已经造成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对于国际和平的破坏甚至发生了侵略的行为。这是安理会基于人权问题而采取武力行动的前提。

其二，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性质，该国的人权问题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该国的内政，而且，已经上升为国际法问题，即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发生了侵略行为。因为，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其三，在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当首先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在不足以制止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其四，必须由安理会来判断和采取军事行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必须指出，上述安理会采取武力行动的真正目的，仍然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实质，是为了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成了西方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重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悍然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野蛮空袭，对一个主权国家持续进行了79天的狂轰滥炸，并摧毁了我国驻南大使馆，公然侵犯南联盟的国家主权，武装干涉南联盟的内政，甚至屠杀南联盟的平民。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罪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南联盟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貌似尊重人权，其实质是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内政。（17）

参考文献：

（1）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201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0－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3）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4）《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35页，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35页，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41页注释，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中译本，第47页、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美]L.亨金著：《权利的时代》，中译本，第65－69页，第77页，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9）[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中译本，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202、204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1）邵津主编：《国际法》第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孙纪成著：《人权初论》第196－19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177－178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4）万鄂湘、郭克强著：《国际人权法》第81－8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30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6

[关键词]人道主义干涉，联合国宪章，国家主权，人权，安理会执行行动

长期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又是“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依据，即：因为人权高于主权，所以，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可以牺牲一国的主权或干涉一国的内政。可见，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二者的基本含义如出一辙，其实质是基本一致的。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溯源及其实践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例如自由从事宗教权利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1）

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当数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1821年3月底，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爆发了反对土耳其苏丹统治的起义。次年1月13日，起义者宣布希腊独立，并通过了宪法。但是，土耳其在埃及的支援下镇压希腊起义。1826年4月4日，英、俄签订了《圣彼得堡议定书》，规定土耳其对希腊拥有宗主权，但是，希腊应当完全自治。然而，土耳其拒绝给予希腊人以自治权。1827年7月6日，英、俄，法三国又签署了《伦敦条约》，要求土耳其同意建立自治的希腊国并停止镇压。但是，土耳其在奥地利的支持下拒绝了三国的要求。因此，英、俄、法三国出动联合舰队对土耳其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发动了猛烈攻击，几乎全部歼灭。1828年，随后又爆发了俄土战争。英，法，俄三国联合或单独干涉土耳其的结果，导致了希腊的独立。1830年，英、法、俄签署了关于希腊独立的《伦敦议定书》。

之后，欧洲列强又以保护遭到迫害的少数基督教徒为名义，对土耳其进行了多次联合或单独的干涉。除了欧洲列强以人道为理由对土耳其的干涉外，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还以人道为理由对东欧一些国家进行过干涉。

由此可见，19世纪和20世纪初，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都集中表现为欧美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单方面武力干涉行为，而且，每次干涉都是基于干涉国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2）因此，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干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3）

笔者认为，历史地考查“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起源和国际实践，可以看出，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特点：其一，国际法上没有明文禁止，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其二，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

二、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剖析

在西方学者中，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也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一种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而另一种则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非法的、专横的干预。

（一）主张“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

劳特派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骇人类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4）可见，劳特派特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

劳特派特在阐述其观点的同时认为：“个别国家进行干涉时很可能-而且曾经-滥用干涉以达到自私目的的事实，也削弱了干涉作为国际法规则的地位。但是，这种反对理由并不适用于集体干涉”。（5）同时还指出：“《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都是以集体干涉为依据的”。（6）

可见，劳特派特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指出了《联合国宪章》对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并对个别国家滥用干涉的行为表示质疑。劳特派特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但是，劳特派特的观点并没有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对所谓“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并没有阐述清楚；也根本回避了宪章规定的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原则。这也是西方学者的理论观点为其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现实。

美国国际法教授、美洲国家人权法院法官托马斯。伯根索尔认为，联合国机构的一些决议和大量的人权实践确立了适用于解释《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国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有关文件，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56条规定的义务。因此，虽然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了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部管辖之事务，但是，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该国不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也不是非法的。但是，托马斯。伯根索尔同时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以及“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7）

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是合法的，但是，他也没有阐述“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他虽然提到了“人道主义干涉”的所谓依据，宪章第55条和第56条规定的义务，但是，该条文的规定并不是“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值得一提的是，托马斯。伯根索尔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同时还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并且，对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持怀疑态度。

综上所述，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理论观点，表现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所以，他们不可能指出也无法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在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严重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们对所谓的“人权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概念和条件就无法阐述清楚。另一方面，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例如，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甚至还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可见，合法论的观点本身具有矛盾性，它无法回避和否定《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国际法原则。

（二）主张“人道主义干涉”非法论。

美国法学家亨金指出：“干涉是指用特殊手段对其它政府施加影响的一种努力。虽然有时干涉是非法的，而有时，在某种情况下，干涉据说是合理的。但是，严格意义的干涉最好定义为非法的干预；从定义上看，事实本身非法足以构成干涉。许多条约和宣言以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都禁止干涉（不仅仅是非法的干涉）。国际法禁止干涉那些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事务。如果某事不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的权限，那么，外部的或国际上的关心就不是干涉”。亨金还指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为国际法禁止的干涉指的是那种专横的干预”。“一般说来，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8）

可见，亨金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是被《联合国宪章》所禁止的。

托马斯。伯根索尔曾引用布朗利的文章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他还引用了1973年《美国国际法季刊》第67期发表的弗兰克和罗德利文章的观点，认为该文就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的问题，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提出了疑问。（9）可见，托马斯。伯根索尔实际上并不赞同个别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进行干涉。

综上所述，即使在西方学者之间，对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本身就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争论，两种观点和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笔者认为，在西方学者之间对于“人道主义干涉”的争论，无论是合法论还是非法论，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或定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指武力的干涉。

三、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评析

（一）我国学者普遍否定“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

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普遍持否定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理论；借口“人道主义”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已成为国际不法行为，严重者则构成国际罪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实质，就是利用并歪曲人权问题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和制造混乱的理论武器或精神手段。（10）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预，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从承认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以“人道主义”为理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也不能解脱对被干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11）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是近代国际法的一项习惯法规则，而现代国际法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干涉”论，并将“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从国际法上讲，“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已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12）

（二）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模糊观点。

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干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区分干涉是否合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另外，还要看干涉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宪章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13）

有的学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评价不能仅根据历史情况作出，也不应把滥用这一实践的行为视为该实践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道主义的干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该理论观点列举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例如，1991年4月5日的联合国第688号决议，允许国际救援机构将救济物资运送到伊拉克。同年4月17日，一些西方国家计划派出军队在伊拉克境内建立难民营。1992年8月13日的安理会第770号决议，授权各国采取必要措施，以便有关联合国人道主义组织和其他组织向萨拉热窝和波黑等一切需要援助的地方提供人道援助。1992年12月3日，联合国安理会向索马里派遣联合国部队，以保护联合国救济物品的分发，等等。据此，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拥护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应当加以指责的。（14）

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并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当今国际社会事务中，必须最大限度地严格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应用。但从现代国际法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为联合国所运用，如联合国分别于1991年和1992年作出的处理伊拉克、前南斯拉夫人权问题的安理会决议，1992年联合国出兵索马里的决议，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干涉，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当然，联合国进行“人道主义干涉”亦应严格按照法律的程序和公认的原则进行，采取的步骤应尽可能少干预有关国家的内部事务。干涉的目的一旦达到，就应迅速停止。（15）

笔者认为，上述理论观点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肯定理解和片面解释是不妥当的。首先，以上所有联合国的决议和行动均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而是人道主义救援。它们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和第7章的规定，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它与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完全不同。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非法的、专横的武力干涉。虽然，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集体干涉，但是，由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习惯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本身模糊不清，最终还是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入侵别国的借口或理论工具。再次，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混为一谈，更容易使人曲解“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可见，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和批评并不彻底。

四、“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违法性

笔者认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概念或确定的含义，国际法习惯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任何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规定或定义。西方国家及其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义，就是以人权保护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干涉”，必然会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到别国的内政。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违背了当代国际法。

当今国际法没有一项国际条约规定人权可以高于主权，更没有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相反，当代国际法却明文规定了互相尊重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的原则。

（一）国际人权保护，不得侵犯国家主权。

《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明确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中的首项，足见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特别重视，这也是宪章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国家主权是最高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公认的基本原则，国家与国家之间首先必须相互尊重主权。

国家主权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不得更改，因为至今尚未产生具有同等性质的一般国际法原则。

人权及其国际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原则尚未成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及其国际保护，不能违背或破坏国家主权。国家主权是人权的基本保障，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或“人道主义”为借口，公然侵略别国或武力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二）国际人权保护，不得干涉内政或使用武力。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1987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宣言指出：“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公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宪章第2条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称之为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可见，对别国破坏国际人权法罪行的制裁或惩罚，并不意味着可以直接干涉该国的内政。任何一种制裁或惩罚行为本身必须符合国际法，必须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现代国际法明文规定禁止侵略和侵略战争，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未经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而实施的任何干涉别国内政的行为，都是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行为，其本身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

还必须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由于它允许个别国家或几个国家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直接使用武力，因此，它必将削弱联合国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主导地位和作用，破坏以联合国为基础的现行集体安全保障体制，为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方便之门。就其“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来看，都发生在大国压迫弱小国家的场合，并且都是为干涉国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因此，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16）

五、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行动与人道主义干涉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宪章一方面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宪章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即“执行办法的适用”。

宪章规定的所谓“执行办法”，在宪章第7章规定为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安理会在执行该应付办法时，最终可以采取空海陆军行动（宪章第42条），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该“应付办法”的执行，宪章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

首先，采取“执行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其二，判断“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专属权利归于安理会（宪章第9条）。其三，在采取“执行办法”之前，安理会应当促请当事国遵行“临时办法”（宪章第40条），或应当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宪章第41条）。其四，在上述办法不足或已经证明不足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宪章第42条）。最后，使用武力的计划，应当由安理会及其安理会领导的军事参谋团决定（宪章第46条）。

可见，宪章虽然规定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但是，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而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该“应付办法”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由安理会执行。因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对该国进行干涉的观点，同样也是没有宪章依据的。

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唯有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且，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或破坏了国际和平甚至发生了侵略的时候，安理会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

首先，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已经造成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对于国际和平的破坏甚至发生了侵略的行为。这是安理会基于人权问题而采取武力行动的前提。

其二，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性质，该国的人权问题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该国的内政，而且，已经上升为国际法问题，即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甚至发生了侵略行为。因为，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

其三，在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当首先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在不足以制止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

其四，必须由安理会来判断和采取军事行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必须指出，上述安理会采取武力行动的真正目的，仍然还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不是单纯的为了一国的人权问题进行干预，更不是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的实质，是为了否定国家主权，干涉别国内政。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成了西方国家破坏他国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重弹“人权高于主权”的论调，打着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悍然发动了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野蛮空袭，对一个主权国家持续进行了79天的狂轰滥炸，并摧毁了我国驻南大使馆，公然侵犯南联盟的国家主权，武装干涉南联盟的内政，甚至屠杀南联盟的平民。其侵略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破坏国际人权法的罪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对南联盟进行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貌似尊重人权，其实质是借人权否定国家主权，否定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干涉他国内政。（17）

参考文献：

（1）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201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2）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0－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3）龚刃韧：《国际法上人权保护的历史形态》，1990年《国际法年刊》第231页，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4）《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35页，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35页，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6）《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一分册，第241页注释，劳特派特修订，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7）[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中译本，第47页、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8）[美]L.亨金著：《权利的时代》，中译本，第65－69页，第77页，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

（9）[美]托马斯·伯根索尔著：《国际人权法概论》，中译本，第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10）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202、204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1）邵津主编：《国际法》第41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孙纪成著：《人权初论》第196－19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3）富学哲著：《从国际法看人权》，第177－178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14）万鄂湘、郭克强著：《国际人权法》第81－8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5）、周洪均、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第530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7

[关键词]国家主权，国际人权，主权高于人权，人道主义干涉

一。主权与人权的理论概念

（一）主权与国家主权。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1577年，法国学者博丹（JeanBodin，1540－1596）在其发表的《论共和国》（另译为《国家六论》）一书中，对“主权”这一古老的概念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博丹认为，主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神法、自然法以及万国公法的约束。（1）《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主权是最高权威，即一个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权威之外的权威。因此，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意思，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2）我国国际法学家周鲠生（1889－1971）认为，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分析起来，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3）直至现代，国际法及其理论一再重申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国家主权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国家主权不容否定或贬低。

主权即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根本属性，国家是主权的，称为主权国家，国家如果没有主权，就不成其为国家。主权与国家同时产生，同时消亡。主权也是国家区别与人类社会其他组织的根本标志。否认或贬低主权，就是否认或贬低国家；否定或贬低主权，就是主张霸权。主权的根本属性就是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但是，应当指出，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同时，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也有义务尊重别国的主权，我们称之为“互相尊重主权”，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总之，国家主权也是有制约和限制的。

（二）人权与国际人权。

人权概念的产生。一般认为，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1）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名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内，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2）其后，荷兰的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进一步提出和闸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人权规范最早产生于国内法。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载有人权规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国家人权立法的初步形态，它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通过后，成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权原则，该宣言又被称为“第一部人权法典。”

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一般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由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形，人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和规定。如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从总体上讲，人权的国际保护还仅限于人权的个别领域，并带有非经常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残酷屠杀人民的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

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规范。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宪章中，并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从此，人权第一次被纳入国际法的范畴，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然而，《联合国宪章》并未列举各项人权及其内容。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提出了人权的基本内容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成为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第一次对人权和自由作出的国际宣言。1966年，在联合国主持下，世界各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三个人权法律文件，构成了《国际人权公约》，标志着国际人权法的初步形成。从此，《国际人权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一起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成为现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规范。

最早的第一代人权概念是指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第二代的人权概念主要是指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概念指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在内的集体人权。（2）人权法就是规范上述人权内容的法律制度。从人权的内容来看，人权法包括三部分的内容，前二代人权为个人人权法，第三代人权为自决权法和发展权法。（3）可见，人权作为法律规范而言，从国内法到国际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人权作为国际法上的系统规范，也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

国际法上的人权，又称人权的国际保护，是指国家之间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国际人权约法承担义务，对实现基本人权进行合作与保护，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止和惩治。国际人权法，就是指各国保证和促进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

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传统国际法并不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

。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的发展和演变使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国际人权法也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当承担其国际人权法的义务，这就是人权的国际性。

二。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法的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原则是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的主权；国家不能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而人权的国际保护则首先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实现人权的过程也是国家主权行为的体现。

（一）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可抵触的强行法。

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已经将国家主权上升为国际法上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又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首先，《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明确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中的首项，足见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特别重视，这也是宪章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2）其二，国家主权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为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其三，国家主权原则适用于国际法的一切领域。国家主权原则成了对国际关系各个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的行为准则，它是超越国际法个别领域并具有普遍意义的全面性原则。其四，国家主权原则构成了国际法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是各国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是判断其它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是否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同时，国家主权原则也是其它国际法上原则和规章制度得以产生和确立的基础。

国家主权是最高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原则产生，始得更改。

应当指出，国家主权并不是绝对权威，主权也应当受国际法的限制。《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规定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其本身也包含了宪章对各会员国行使主权的限制。国家主权是相互的，称为“相互尊重主权”。一方面，国家享有主权，享有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另一方面，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应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内政。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原则从其形成之时起就是有限制的。片面地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将会导致各国无视国际法的存在，自行其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处于无序状态。

（二）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原则。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宪章》的规定，人权和人权保护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对人权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国际法文件。宪章在序言中指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宪章第1条又将人权规定为联合国的宗旨，“促成国际合作，…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在宪章中还有多处规定了人权和人权保护的内容。宪章虽然没有规定明确的人权概念，也没有规定各会员国实现人权的具体义务，但是，毫无疑问，宪章首次规定了人权原则，使人权国际化；规定了会员国之间在促进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义务；规定了会员国为促进人权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其二，《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其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序言中指出：“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与遵守”。这是对宪章规定的人权原则的确认。另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也规定了人权和人权保护的实质内容。所有这些人权法规范，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确立了人权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

据此，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遵守国际人权条约的义务，遵守国际人权法的规定。首先，国家不得违反其缔结或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国家应当适时地将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人权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逐步改进和完善国内人权状况。其次，国家在行使对内的最高权时，不得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再次，在国际上，国家不得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国际社会公认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犯罪。

美国法学家亨金指出：“对人权的某些严重侵犯（如种族隔离和其它形式的种族歧视，灭绝种族，奴隶制或酷刑），除了破坏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公约之外，还不仅侵犯了有关国家承担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习惯法，而且，侵犯了各会员国同意的《联合国宪章》。大多数国家支持这样的观点：联合国会员国，甚至包括非会员国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固定模式，破坏了国际法和该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很明显，这些侵犯不属于国内管辖权限。一种涉嫌侵犯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受指控的国家自己决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对人权的尊重，不仅应当体现在国家的对内最高权上，即国家应当遵守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强制规则；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上，即国家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不得粗暴地侵犯别国的人权，特别是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的内政。

应当指出，人权和人权保护虽然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但是，迄今为止，人权原则尚未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的原则不能与国际法强行规则相抵触；人权和人权保护不能违背国家主权原则。

（四）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

人权的保护主体是国家，人权和人权保护任何时候均离不开国家。国家不仅直接制定国内人权法，国家还参与制定国际人权法，而且，国家还承担着将国际人权法转化为国内法的义务。首先，国内人权法是由国家直接制定并由国家保证其实施的，国内人权的实现，是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结果。其次，国际人权法同样也是由国家集体参与制定，并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保证其得以实现，国际人权条约，是国家以协议的方式制定的，人权条约规定的国际人权和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国家之间通过国际合作履行国际法义务的结果。再次，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经过国家将其转化为国内立法，并保证在国内得以贯彻和实现。因此，没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任何个人和集体或民族均不可能直接享受到国际人权的保护。

可见，人权及其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际法上的其它义务一样，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

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为行为规范，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间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

国家要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就不可能没有主权。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整个欧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德国法西斯大肆杀害和虐待无辜平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和健康根本得不到保障。在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情形下，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根本无法实现。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我国主权和领土沦丧，又何谈人权和人权保护？由此可见，没有国家主权，也就没有人权，尊重人权，首先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

综上所述，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际人权才得以遵守和实施；也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内人权也才能得以保障。因此，人权及其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范围。一个国家和人民对内没有权威，对外不能独立，就不可能真正地享有人权和人权保护。

三。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从《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来看，都能说明国家主权原则高于国际人权的原则。

（一）《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规定之比较。

《联合国宪章》是当代最基本的国际条约，它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它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宪章关于主权和人权的规定，在性质、内容和适用范围上都体现了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首先，宪章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规定具有不同的性质。关于主权问题，《宪章》是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规定的。关于人权问题，宪章只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不具有基本原则的性质。《宪章》关于人权问题的规定，虽然出现了“人权”字样的条款达7处之多，但是，宪章并没有规定各会员国实现人权的具体义务。英国国际法学者M.阿库斯特认为：“宪章本身在很多地方提到人权、自决等等，这些概念都很含糊，即使它们意味着要国家承担某些义务，也很难说清它指的是什么义务”。

其次，宪章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规定，在内容上也是不同的。关于主权的规定，扩展到主权的各个方面。宪章第2条第1项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之外，该条的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有的学者称之为“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原则”。（1）该条第7项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我们称之为“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上规定都是国家主权原则的直接引申，也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主要体现。宪章关于人权问题的规定仅是“增进”、“促成”、“促进”、“提倡”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与遵守，内容主要是保护个人人权，仅在个别地方提及保护集体人权的内容。

再次，宪章关于主权和人权的规定，在适用范围上也是不同的。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活动的所有领域以及国际法的所有效力范围。宪章所规定的人权原则，仅仅适用于国际人权法领域，而且，即使在这一领域也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得与国际法强行规则相抵触。

综上所述，比较《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和人权的规定，说明了国家主权与人权是主从关系，是国家主权高于人权。

（二）《联合国宪章》及其联合国“宣言”关于互不干涉内政的规定与人权。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1987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宣言指出：“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内政，是指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即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具体是指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事项，以及与国家行使主权相联系的对内和对外活动。内政，从地域上讲，是指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事项，具体是指国家在宪法中规定的事项，以及与国家行使主权相联系的对内和对外活动。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中，不应为实现本国的目的，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或文化等途径，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干涉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1）互不干涉内政，乃是《联合国宪章》和当代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义务。

同时，《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称之为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四。国家主权与“人道主义干涉”

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就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导致了在国家主权和人权问题上的长期争论。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剖析。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2）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当数19世纪20年代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都集中地表现为欧美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单方面武力干涉行为。在各

国的实践中，每次干涉都主要基于干涉国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1）因此，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干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在西方学者中，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1.“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这种理论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骇人类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3）同时还认为：“《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都是以集体干涉为依据的”。（4）可见，这种观点，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但也注意到了《联合国宪章》对传统的“人权主义干涉”的否定，而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机构的一些决议和大量人权实践确立了适用于解释《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国进行大规模侵犯《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有关文件宣布的人权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56条规定的义务。因此，即使根据宪章第2条第7款的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部管辖之事务，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该国不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也不是非法的。

综上所述，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理论观点，表现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所以，它不可能指出也无法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在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严重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们对所谓的“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就无法阐述清楚。另一方面，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例如，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甚至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2.“人道主义干涉”非法论。这种理论观点认为：“干涉是指用特殊手段对其它政府施加影响的一种努力。从定义上看，事实本身非法足以构成干涉。许多条约和宣言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都禁止干涉（不仅仅是非法的干涉）。国际法禁止干涉那些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权限的事务”。这种观点还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为国际法禁止的干涉指的是那种专横的干预”。“一般说来，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1）这种观点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

综上所述，从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争论中可见，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认识，根本上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或定义；他们的论述基本上是不完整的，是片面的。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无论是合法论还是非法论，也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武力的干涉。

（二）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及其评析。

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持普遍的否定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理论；借口“人道主义”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已成为国际不法行为，严重者则构成国际罪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实质，就是利用并歪曲人权问题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和制造混乱的理论武器或精神手段。（2）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从承认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以“人道主义”为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也不能解脱对被干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3）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是近代国际法的一项习惯法规则，而现代国际法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干涉”论，并将“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从国际法上讲，“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已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是，在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存在着模糊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干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区分干涉是否合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另外还要看干涉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宪章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1）也有的学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评价不能仅根据历史情况作出，也不应把滥用这一实践的行为视为该实践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道主义的干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该理论列举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认为，这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拥护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应当加以指责的。（2）还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并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当今国际社会事务中，必须最大限度严格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应用。但从现代国际法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为联合国所运用。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肯定理解和片面解释是不妥当的。首先，以上所有联合国的决议和行动均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而是人道主义救援。它们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和第7章的规定，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它与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完全不同。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非法的、专横的武力干涉。虽然，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集体干涉，但是，由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习惯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本身模糊不清，最终还是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入侵别国的借口或理论工具。再次，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混为一谈，更容易使人曲解“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可见，我国学者对“干涉”和“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和批评尚不够彻底。

笔者还认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概念或确定的含义，国际法习惯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任何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规定或定义。西方国家及其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义，就是以人权保护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干涉”，必然会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到别国的内政。因此，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违背了当代国际法的规定。

纵观当今国际法的规定，没有一项国际条约规定，人权可以高于主权，更没有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相反，当代国际法却明文规定了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

（三）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行动与国际人权保护。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

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宪章一方面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宪章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即“执行办法的适用”。

据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根据宪章第7章规定的执行办法，对该国进行武力干涉。笔者认为，这是对宪章的错误理解。

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的所谓“执行办法”，在宪章第7章规定为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诚然，安理会在执行该应付办法时，最终可以采取空海陆军行动（宪章第42条），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该“应付办法”的执行，宪章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首先，采取“执行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其二，判断“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专属权利归于安理会（宪章第39条）。其三，在采取“执行办法”之前，安理会应当促请当事国遵行“临时办法”（宪章第40条），或应当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宪章第41条）。其四，在上述办法不足或已经证明不足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宪章第42条）。最后，使用武力的计划，应当由安理会及其安理会领导的军事参谋团决定（宪章第46条）。

可见，宪章虽然规定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但是，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基于“人道主义”或人权保护的理由而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该“应付办法”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由安理会执行。因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对该国进行武力干涉的观点，同样也是没有宪章依据的。

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唯有一种情况下，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且，必须是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或破坏了国际和平甚至发生了侵略的时候，安理会才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首先，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已经造成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对于国际和平的破坏甚至发生了侵略的行为。这是安理会基于人权问题而采取武力行动的前提。其二，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性质，该国的人权问题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该国的内政，而且，已经上升为国际法问题，因为，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其三，在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当首先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在不足以制止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其四，必须由安理会来判断和采取军事行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8

[关键词]国家主权，国际人权，主权高于人权，人道主义干涉

一。主权与人权的理论概念

（一）主权与国家主权。

主权概念产生于16世纪中叶，1577年，法国学者博丹（JeanBodin，1540－1596）在其发表的《论共和国》（另译为《国家六论》）一书中，对“主权”这一古老的概念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博丹认为，主权是一国的最高权力，不受任何限制，而只受神法、自然法以及万国公法的约束。（1）《奥本海国际法》认为，主权是最高权威，即一个独立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权威之外的权威。因此，依照最严格和最狭隘的意义，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意思，无论在国土以内或国土以外都是独立的。（2）我国国际法学家周鲠生（1889－1971）认为，主权是国家具有的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对内和对外事物的最高权力。分析起来，国家主权具有两方面的特性，即在国内是最高的，对国外是独立的。（3）直至现代，国际法及其理论一再重申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性。国家主权被世界各国所公认，国家主权不容否定或贬低。

主权即国家主权，是指国家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所谓对内的最高权，是指主权国家在国内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处理国内管辖的事务。所谓对外的独立权，是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上是最高的权威，在国家之上，再没有超国家的权威，国家在行使国家权力时完全自主，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主权是国家固有的根本属性，国家是主权的，称为主权国家，国家如果没有主权，就不成其为国家。主权与国家同时产生，同时消亡。主权也是国家区别与人类社会其他组织的根本标志。否认或贬低主权，就是否认或贬低国家；否定或贬低主权，就是主张霸权。主权的根本属性就是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排除任何外来的干涉和侵犯。国家主权早已上升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一项国际法原则，国家主权原则是当代国际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但是，应当指出，国家主权不是绝对的，国家的主权不得侵犯，同时，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也有义务尊重别国的主权，我们称之为“互相尊重主权”，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他国的主权和干涉别国内政；国家应当遵守国际法和其所缔结的国际条约的义务。总之，国家主权也是有制约和限制的。

（二）人权与国际人权。

人权概念的产生。一般认为，是在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来的。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HugoGrotius，1583-1645）认为，自然法的基础是自然理性，人拥有一种自然的权利，是不能废除的。（1）他主张人的生命权和人身自由是不可侵犯的，并在其著名的《战争与和平法》一书内，首次使用了“人的普遍权利”和“人权”的概念。（2）其后，荷兰的斯宾诺莎、英国的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和卢梭都进一步提出和闸述了“天赋人权”的重要思想。特别是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认为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对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

人权规范最早产生于国内法。英国1628年的《权利请愿书》和1689年《权利法案》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载有人权规定的法律文件，也是西方国家人权立法的初步形态，它确立了以法律保障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政治纲领的形式确定了“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原则，被马克思誉为“第一个人权宣言”。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通过后，成为1791年法国大革命后的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肯定了人权原则，该宣言又被称为“第一部人权法典。”

国际人权法的形成。一般认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由于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国际上出现了一系列严重违反人权的情形，人权问题引起世界各国的严重关注，国际上出现了一些关于国际人权保护的公约和规定。如1926年国际联盟主持制定的《禁奴公约》和1930年的《禁止强迫劳动公约》等等，都是关于人权问题的国际公约。但是，当时的人权概念并没有形成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而且，从总体上讲，人权的国际保护还仅限于人权的个别领域，并带有非经常的性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大规模践踏基本人权、残酷屠杀人民的暴行，激起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人权的国际保护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任务。

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规范。1945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这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宪章中，并将尊重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作为联合国的一项宗旨。从此，人权第一次被纳入国际法的范畴，成为国际法的一项原则。然而，《联合国宪章》并未列举各项人权及其内容。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系统地提出了人权的基本内容和共同的奋斗目标，成为有组织的国际社会第一次对人权和自由作出的国际宣言。1966年，在联合国主持下，世界各国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三个人权法律文件，构成了《国际人权公约》，标志着国际人权法的初步形成。从此，《国际人权公约》与《世界人权宣言》一起构成了《国际人权宪章》，成为现代国际人权法的基本规范。

最早的第一代人权概念是指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第二代的人权概念主要是指公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概念指包括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在内的集体人权。（2）人权法就是规范上述人权内容的法律制度。从人权的内容来看，人权法包括三部分的内容，前二代人权为个人人权法，第三代人权为自决权法和发展权法。（3）可见，人权作为法律规范而言，从国内法到国际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人权作为国际法上的系统规范，也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

国际法上的人权，又称人权的国际保护，是指国家之间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公认的国际法原则，通过国际人权约法承担义务，对实现基本人权进行合作与保护，并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加以制止和惩治。国际人权法，就是指各国保证和促进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和规章制度的总称。

人权问题，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传统国际法并不调整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一国如何对待其本国国民，本质上属于该国的主权和内政。但是，人权又不是纯属国内管辖的事项，人权的发展和演变使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受国际法的保护，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国际人权法也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应当承担其国际人权法的义务，这就是人权的国际性。

二。主权与人权的关系

国家主权与人权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主权与人权都是国际法的原则，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主权原则是最基本的国际法原则，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重要原则。国家主权是相互的，国家在行使主权时，不得侵犯别国的主权；国家不能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而人权的国际保护则首先必须尊重国家主权，实现人权的过程也是国家主权行为的体现。

（一）国家主权原则是国际法最基本的原则，是不可抵触的强行法。

国际社会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已经将国家主权上升为国际法上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原则，又称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首先，《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了各会员国应当遵守的国际法原则，明确把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列为各项原则中的首项，足见宪章对国家主权原则的特别重视，这也是宪章对联合国和各会员国所规定的义务。（2）其二，国家主权原则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公认，为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其三，国家主权原则适用于国际法的一切领域。国家主权原则成了对国际关系各个方面都具有指导作用的行为准则，它是超越国际法个别领域并具有普遍意义的全面性原则。其四，国家主权原则构成了国际法的基础与核心。它不仅是各国交往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是判断其它国际法原则、规则和制度是否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同时，国家主权原则也是其它国际法上原则和规章制度得以产生和确立的基础。

国家主权是最高权威，国家主权原则是任何其它国际法规章制度所不可抵触的强行法。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3条规定：“条约在缔结时与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抵触者无效。就适用本公约而言，一般国际法强制规律指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并公认为不许损抑且仅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规律始得更改之规律”。该条款表明，国际社会公认国际法上存在强行法；而且，参照该条款，国家主权原则显然具有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强行法的各种条件和特点：国际社会全体接受，公认为不许损抑，只有以后具有同等性质之一般国际法原则产生，始得更改。

应当指出，国家主权并不是绝对权威，主权也应当受国际法的限制。《联合国宪章》第二条所规定的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其本身也包含了宪章对各会员国行使主权的限制。国家主权是相互的，称为“相互尊重主权”。一方面，国家享有主权，享有独立地处理国内和国外事务的权力，不受任何外来的干涉；另一方面，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应当尊重别国的国家主权，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内政。任何国家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其行为本身就是破坏国家主权，就是对国际人权的严重侵犯。国家主权原则从其形成之时起就是有限制的。片面地将国家主权绝对化，将会导致各国无视国际法的存在，自行其是，使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处于无序状态。

（二）人权具有国际性，人权原则也是国际法的原则。

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人权宪章》的规定，人权和人权保护是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联合国宪章》是第一个对人权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的国际法文件。宪章在序言中指出：“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宪章第1条又将人权规定为联合国的宗旨，“促成国际合作，…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之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在宪章中还有多处规定了人权和人权保护的内容。宪章虽然没有规定明确的人权概念，也没有规定各会员国实现人权的具体义务，但是，毫无疑问，宪章首次规定了人权原则，使人权国际化；规定了会员国之间在促进人权问题上的国际合作义务；规定了会员国为促进人权所承担的义务范围。其二，《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系统地提出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的具体内容。其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在序言中指出：“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与遵守”。这是对宪章规定的人权原则的确认。另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任意议定书》也规定了人权和人权保护的实质内容。所有这些人权法规范，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国际人权法律体系，确立了人权作为国际法的重要原则。

据此，国家在行使主权时，必须遵守国际人权条约的义务，遵守国际人权法的规定。首先，国家不得违反其缔结或加入的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国家应当适时地将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人权内容转化为国内立法，逐步改进和完善国内人权状况。其次，国家在行使对内的最高权时，不得违背国际法关于人权的一般强制性规则。再次，在国际上，国家不得以保护国际人权为借口，公然入侵别国或粗暴地干涉别国内政，实施国际社会公认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国际犯罪。

美国法学家亨金指出：“对人权的某些严重侵犯（如种族隔离和其它形式的种族歧视，灭绝种族，奴隶制或酷刑），除了破坏有关各方参加的国际公约之外，还不仅侵犯了有关国家承担的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习惯法，而且，侵犯了各会员国同意的《联合国宪章》。大多数国家支持这样的观点：联合国会员国，甚至包括非会员国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的固定模式，破坏了国际法和该国承担的国际义务。很明显，这些侵犯不属于国内管辖权限。一种涉嫌侵犯的行为是否属于上述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受指控的国家自己决定的问题。”

笔者认为，对人权的尊重，不仅应当体现在国家的对内最高权上，即国家应当遵守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强制规则；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国家的对外关系上，即国家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不得粗暴地侵犯别国的人权，特别是不得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别国的内政。

应当指出，人权和人权保护虽然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但是，迄今为止，人权原则尚未上升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的原则不能与国际法强行规则相抵触；人权和人权保护不能违背国家主权原则。

（四）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

人权的保护主体是国家，人权和人权保护任何时候均离不开国家。国家不仅直接制定国内人权法，国家还参与制定国际人权法，而且，国家还承担着将国际人权法转化为国内法的义务。首先，国内人权法是由国家直接制定并由国家保证其实施的，国内人权的实现，是国家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结果。其次，国际人权法同样也是由国家集体参与制定，并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保证其得以实现，国际人权条约，是国家以协议的方式制定的，人权条约规定的国际人权和人权的国际保护是国家之间通过国际合作履行国际法义务的结果。再次，国际人权法规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必须经过国家将其转化为国内立法，并保证在国内得以贯彻和实现。因此，没有主权国家的参与，任何个人和集体或民族均不可能直接享受到国际人权的保护。

可见，人权及其人权的国际保护与国际法上的其它义务一样，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国际条约为行为规范，自觉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间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

国家要达到保护人权的目的，就不可能没有主权。坚持国家主权原则，才能更好地保护人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国家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整个欧洲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德国法西斯大肆杀害和虐待无辜平民，人民的基本人权包括生命和健康根本得不到保障。在国家主权被侵犯的情形下，国家对人权的保护根本无法实现。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领土，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下，我国主权和领土沦丧，又何谈人权和人权保护？由此可见，没有国家主权，也就没有人权，尊重人权，首先应当尊重国家主权，坚持国家主权，才能保护国际人权。

综上所述，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际人权才得以遵守和实施；也只有在坚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国内人权也才能得以保障。因此，人权及其保护，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的范围。一个国家和人民对内没有权威，对外不能独立，就不可能真正地享有人权和人权保护。

三。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从《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一系列宣言等国际法文件来看，都能说明国家主权原则高于国际人权的原则。

（一）《联合国宪章》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规定之比较。

《联合国宪章》是当代最基本的国际条约，它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宪章第103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宪章下之义务与其依任何其它国际协定所负之义务有冲突时，其在本宪章下之义务应居优先”。宪章关于主权和人权的规定，在性质、内容和适用范围上都体现了主权原则高于人权原则。

首先，宪章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规定具有不同的性质。关于主权问题，《宪章》是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规定的。关于人权问题，宪章只作了一般性的规定，不具有基本原则的性质。《宪章》关于人权问题的规定，虽然出现了“人权”字样的条款达7处之多，但是，宪章并没有规定各会员国实现人权的具体义务。英国国际法学者M.阿库斯特认为：“宪章本身在很多地方提到人权、自决等等，这些概念都很含糊，即使它们意味着要国家承担某些义务，也很难说清它指的是什么义务”。

其次，宪章关于主权与人权的规定，在内容上也是不同的。关于主权的规定，扩展到主权的各个方面。宪章第2条第1项规定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之外，该条的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有的学者称之为“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原则”。（1）该条第7项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我们称之为“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以上规定都是国家主权原则的直接引申，也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主要体现。宪章关于人权问题的规定仅是“增进”、“促成”、“促进”、“提倡”对“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与遵守，内容主要是保护个人人权，仅在个别地方提及保护集体人权的内容。

再次，宪章关于主权和人权的规定，在适用范围上也是不同的。国家主权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适用于国际关系和联合国活动的所有领域以及国际法的所有效力范围。宪章所规定的人权原则，仅仅适用于国际人权法领域，而且，即使在这一领域也必须遵守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得与国际法强行规则相抵触。

综上所述，比较《联合国宪章》对主权和人权的规定，说明了国家主权与人权是主从关系，是国家主权高于人权。

（二）《联合国宪章》及其联合国“宣言”关于互不干涉内政的规定与人权。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项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的事件。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强调：“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均无权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任何其他国家之内政或外交事务”。1981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不容干涉或干预别国内政的宣言》再次强调：“各国有义务避免利用和歪曲人权问题，以此作为对其它国家施加压力或在其它国家集团内部彼此猜疑和混乱的手段”。1987年11月1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或进行武力威胁原则的效力宣言》，“重申每一国家均有不受别国任何形式的干涉，选择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权利”。宣言指出：“各国有义务不武装干涉和不以任何形式干涉或企图威胁国家的个性或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

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从国家主权原则派生出来的又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内政，是指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的事项，即属于国家主权范围内的事务。具体是指国家在宪法中规定事项，以及与国家行使主权相联系的对内和对外活动。内政，从地域上讲，是指在国家领土范围内的事项，具体是指国家在宪法中规定的事项，以及与国家行使主权相联系的对内和对外活动。互不干涉内政原则是指国家之间在相互关系中，不应为实现本国的目的，通过政治、军事、经济或文化等途径，采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公开的或隐蔽的手段，干涉他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1）互不干涉内政，乃是《联合国宪章》和当代国际法规定的一项义务。

同时，《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项还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我们称之为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原则。

四。国家主权与“人道主义干涉”

所谓“人道主义干涉”，是指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的侵犯人权的罪行时，该国的人权就高于其主权，甚至可以牺牲该国的主权，而允许国际组织或国家集团为了人道主义的目的对该国进行干涉。西方一些国家和学者主张“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导致了在国家主权和人权问题上的长期争论。

笔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应当作历史地考查，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虽然，其理论不成体系，概念模糊不清，但是，近代国际法并没有明文禁止。1945年《联合国宪章》制定以后，由于宪章明确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因此，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已经为国际法所禁止，其理论也被国际法所否定和摒弃。

（一）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剖析。

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1483－1546）提出，按照国际法，对于拒绝给予本国臣民以基本人权的国家，可以进行干涉。（2）历史上最著名的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当数19世纪20年代英、法、俄对土耳其的干涉。传统的“人道主义干涉”都集中地表现为欧美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单方面武力干涉行为。在各国的实践中，每次干涉都主要基于干涉国自身的政治利益需要。（1）因此，近代国际法传统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对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干涉实践中逐渐形成的。

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问题，在西方学者中，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1.“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这种理论观点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犯有对本国人民施行残暴或迫害的罪行，以至否定他们的基本人权并且震骇人类的良知，那么，为人道而进行的干涉是法律所允许的。（3）同时还认为：“《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项上，对于联合国会员国以及非会员国，都是以集体干涉为依据的”。（4）可见，这种观点，虽然认为“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但也注意到了《联合国宪章》对传统的“人权主义干涉”的否定，而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国机构的一些决议和大量人权实践确立了适用于解释《联合国宪章》的重要法律原则，这个原则认为，一国进行大规模侵犯《世界人权宣言》和其它有关文件宣布的人权的活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55条和56条规定的义务。因此，即使根据宪章第2条第7款的规定，不得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会员国内部管辖之事务，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以迫使该国不进行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活动也不是非法的。

综上所述，主张“人道主义干涉”为合法的理论观点，表现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存在着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和缺陷。因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不干涉内政和禁止使用武力，所以，它不可能指出也无法指出“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依据；在没有国际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人道主义干涉”的合法性是严重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理论上，他们对所谓的“人权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及其条件就无法阐述清楚。另一方面，在这个错误的理论观点中，也有一些可取的论述，例如，主张在《联合国宪章》的体系内，以集体干涉为依据，指出，“人道主义干涉”应当由联合国采取适当措施，甚至指出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2.“人道主义干涉”非法论。这种理论观点认为：“干涉是指用特殊手段对其它政府施加影响的一种努力。从定义上看，事实本身非法足以构成干涉。许多条约和宣言及在赫尔辛基签署的最后文件都禁止干涉（不仅仅是非法的干涉）。国际法禁止干涉那些属于某一个国家国内管辖权限的事务”。这种观点还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为国际法禁止的干涉指的是那种专横的干预”。“一般说来，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1）这种观点认为，“干涉”，意味着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而进行专横的干预，单方面运用武力来对付违反人权义务的国家确为《联合国宪章》所禁止。

综上所述，从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及其理论争论中可见，西方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认识，根本上还没有形成所谓的理论体系，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或定义；他们的论述基本上是不完整的，是片面的。上述两种对立的观点，无论是合法论还是非法论，也都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是武力的干涉。

（二）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及其评析。

我国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持普遍的否定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是一种强权政治的理论；借口“人道主义”而干涉他国内政的行为，已成为国际不法行为，严重者则构成国际罪行。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实质，就是利用并歪曲人权问题对别国内政进行干涉和制造混乱的理论武器或精神手段。（2）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经历了一个从合法到非法，从承认到禁止的发展过程，以“人道主义”为由的武装干涉丝毫也不能解脱对被干涉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构成的严重侵犯。（3）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只是近代国际法的一项习惯法规则，而现代国际法已经否定了“人道主义干涉”论，并将“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作为国际法的最基本原则。从国际法上讲，“人道主义干涉”在现代已属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但是，在我国，也有部分学者对“人道主义干涉”存在着模糊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干涉有合法与非法之分。区分干涉是否合法的标准，主要看是否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特别是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另外还要看干涉的目的和手段是否符合宪章和其它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1）也有的学者认为，对人道主义干涉的评价不能仅根据历史情况作出，也不应把滥用这一实践的行为视为该实践本身。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道主义的干涉可能是唯一的选择。该理论列举了联合国的一系列决议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认为，这些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拥护的人道主义干涉，是不应当加以指责的。（2）还有的学者认为，“人道主义干涉”的原则过去被极大地滥用了，并常常被用来作为对弱国占领和侵略的借口，它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国际公正舆论的谴责。在当今国际社会事务中，必须最大限度严格限制“人道主义干涉”的应用。但从现代国际法角度而言，“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完全被否定，在一定程度上还为联合国所运用。

笔者认为，我国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肯定理解和片面解释是不妥当的。首先，以上所有联合国的决议和行动均不属于人道主义干涉，而是人道主义救援。它们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和第7章的规定，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它与西方国家和学者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含义完全不同。其次，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概念，实际上是非法的、专横的武力干涉。虽然，西方学者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干涉”应当在联合国体系内进行集体干涉，但是，由于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习惯法上没有任何依据，而且，其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观点本身模糊不清，最终还是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入侵别国的借口或理论工具。再次，将联合国的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与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混为一谈，更容易使人曲解“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质。可见，我国学者对“干涉”和“人道主义干涉”的否定和批评尚不够彻底。

笔者还认为，在现代国际法上，所谓“人道主义干涉”，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理论概念或确定的含义，国际法习惯以及国际条约也没有任何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法律规定或定义。西方国家及其学者关于“人道主义干涉”的本义，就是以人权保护为理由，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这种“干涉”，必然会侵犯别国的国家主权或干涉到别国的内政。因此，所谓“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也违背了当代国际法的规定。

纵观当今国际法的规定，没有一项国际条约规定，人权可以高于主权，更没有所谓“人道主义干涉”的规定。相反，当代国际法却明文规定了国家主权原则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以及禁止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的原则。

（三）联合国安理会执行行动与国际人权保护。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本宪章不得认为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且并不要求会员国将该项事件依本宪章提请解决；但此项原则不妨碍第七章内执行办法之适用”。可见，宪章一方面规定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另一方面，宪章还规定了该原则的例外，即“执行办法的适用”。

据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根据宪章第7章规定的执行办法，对该国进行武力干涉。笔者认为，这是对宪章的错误理解。

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的所谓“执行办法”，在宪章第7章规定为由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的“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诚然，安理会在执行该应付办法时，最终可以采取空海陆军行动（宪章第42条），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对于该“应付办法”的执行，宪章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首先，采取“执行办法”的前提条件是发生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其二，判断“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是否存在的专属权利归于安理会（宪章第39条）。其三，在采取“执行办法”之前，安理会应当促请当事国遵行“临时办法”（宪章第40条），或应当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宪章第41条）。其四，在上述办法不足或已经证明不足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宪章第42条）。最后，使用武力的计划，应当由安理会及其安理会领导的军事参谋团决定（宪章第46条）。

可见，宪章虽然规定了“对于和平之威胁和平之破坏以及侵略行为之应付办法”，但是，宪章并没有明文规定可以基于“人道主义”或人权保护的理由而对别国进行武力干涉，而且，该“应付办法”必须在联合国体系内，由安理会执行。因此，我国有些学者简单地认为，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时，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对该国进行武力干涉的观点，同样也是没有宪章依据的。

笔者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唯有一种情况下，当一国国内发生了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并且，必须是已经威胁到国际和平或破坏了国际和平甚至发生了侵略的时候，安理会才可以对侵犯人权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武力，必须遵守严格的条件。首先，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严重程度，该国内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的罪行，已经造成了对于国际和平的威胁，对于国际和平的破坏甚至发生了侵略的行为。这是安理会基于人权问题而采取武力行动的前提。其二，关于侵犯人权问题的性质，该国的人权问题本质上已经不再属于该国的内政，而且，已经上升为国际法问题，因为，安理会无权处理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其三，在安理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应当首先采取武力以外的办法，在不足以制止时，安理会才可以采取军事行动。其四，必须由安理会来判断和采取军事行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体都不得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9

海盗罪是一个古老的国际罪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年,希腊历史学家布鲁达克对其所做的定义“海盗为非法对船只和海上城市进行攻击的人”。1937年由英国、法国、苏联等国签订的《尼翁协定》将海盗罪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定为国际罪行的一种。但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尚未产生一个专门惩治与规范“海盗行为”的国际公约。对于“海盗行为”的界定,主要依据1958年《公海公约》和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有关规定。但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海盗问题日益的复杂化,而上列两公约在某些领域也不能给打击海盗提供行之有效的国际法依据。

二、国际公约对海盗罪行的惩治与防范以及修改建议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05条是关于海盗船舶或飞机扣押的规定,其内容如下“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可见该条文将打击海盗行为的区域限定在“公海”或是“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该条文这样规定的意义在与为了维护某一国家的领海主权,因为一国领土的独立与不容侵犯在国际法上被视为一项至高无上的权利。而根据管辖的普遍性原则“只要海盗在公海或行使管辖权的国家领土内被捕获,任何国家都能对海盗行使管辖权。”但是我们知道索马里海盗往往公海进行抢劫商船后迅速逃回其领海区域或是直接在其领海进行海盗行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当局发现了海盗纵使行使了其紧追权,当被追逐船舶进入其本国或第三国的领海时也必须停止。那么紧追权的追逐范围也被限定在公海领域。若追逐进入索马里领海区域则极有可能造成对其领土主权的侵犯,从而违背了互相尊重主权和互相尊重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可见完全依据以上两公约来进行对海盗行为的打击难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也不利于国际社会对海盗行为的惩治与规范。为了避免出现上述窘境,联合国安理会相继通过了第1816号和第1838号决议,第1816号决议授予了各国“进入索马里领海,以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而且还包括“在索马里领海内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以制止海盗及武装抢劫行为”。但同时又规定“在征得索马里政府同意,并由其致函告知联合国秘书长之后,各国可进入索马里领海,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制止海盗及海上武装抢劫行为”。可见国际社会在有效打击海盗这一国际罪行必须以尊重沿岸国的领土主权为前提,务必取得沿岸国的“同意”以免除其侵入他国领土的国家责任。该决议无疑在体现国家领土主权不受侵犯的基本原则的同时为国际社会更好的打击海盗行为提供了良好的依据。第1838号决议则是呼吁关心海上活动安全的国家积极参与打击索马里沿岸公海的海盗行为,可见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海盗是必须也是有效的方式。

三、打击海盗引发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问题

人道主义干涉自古有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人道主义干涉的事例乃是19世纪英俄法三国对于土耳其的干涉从而使希腊成立。近期就是20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对当时南斯拉夫民族纠纷的干涉。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宗教斗争一再涌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不安定因素开始加剧,于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大国利用这一难得的契机,开始打着所谓的“人道主义干涉”的幌子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有些西方学者为了迎合其霸权主义的野心,也大肆渲染“霸权平衡论”及“人道主义干涉合法论”等理论,力图证明“人道主义干涉”的现实正当性和合法性,“人道主义干涉”问题也成了国际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索马里海盗之所以会出现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索马里国内内战连年,使得一部分贫瘠的人民为了生计铤而走险选择海盗这一职业而谋取生计,而他们在劫持船舶取得赎金后也很少进行残酷的杀戮行为。从国际法角度来看,这些海盗中的一部分也属于国际法上的难民,而《联合国宪章》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等一些国际章程和公约也明确提出了对难民的保护和尊重难民人权。安理会通过的第1851号决议将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范围从海上扩展到了陆地,这项决议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打击海盗行为提供了更为具体且必要的依据但范围的扩大也可能造成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滥用联合国该项授权,为了其目的在索马里国内借打击海盗之名进行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从而造成新的人道主义灾难。这无疑与该决议更为有效的打击海盗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所以笔者认为联合国也应当就该决议进行进一步的规范,确定滥用该项授权造成额外灾难所应当承担的国家责任,并在必要时可以加重该一国际责任。

人道主义干涉范文篇10

一、什么是人道

何谓人道？人道一词经常和人道主义联系在一起。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文化领域的一种思想，与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一起，是反对封建专制、刑法封闭、刑罚滥用的一种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刑法基本原则的确立，西方法治世界才逐渐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走出来，进入文明、人道和宽和的法治世界。当今社会人权意识觉醒、人道尊严成为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刑法人道主义也成为一种主流的刑法观念。从古至今，从中至外，法律思想家们从各自不同角度诠释人道主义，却始终未有定论。人道主义也逐渐发展为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来说，人道是基于人是最高价值的博爱行为，是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而善待一切人、爱一切人、把任何人都当人看待的行为。就其狭义来说，人道是视人本身的完善为最高价值而使人成为或可能成为的完善的人的行为，简言之，就是“使人成为人”的行为。今日的“人道”概念主要是指狭义的人道主义概念中“人道”，仅仅是一种人道主义道德原则，是与兽道、非人道相对应的。刑法的人道性立足于人性，出于良知而表出仁爱与宽容，刑法的制定和实施都与人道的思想相符合，把任何人当作人看待，包括犯罪人等。

二、近代刑法之人道主义体现

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主义原则是人道主义在刑法中的体现。17、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封建专制刑法中的罪刑擅断、践踏人权的黑暗现实，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罪行法定主义作为近代刑法基本原则的诞生，使刑法规范公正透明的展现在人们眼前，人们可以根据刑法规范来引导自己的行为，而使刑法不再是贵族阶级所垄断和任意化。每个人犯罪，刑法给予与其犯罪罪行相适应的刑罚，使每个人在其行为前可以预知，防止贵族阶级滥用刑罚，防止不定期刑，防止刑罚的不公正不透明。

贝卡里亚，刑事古典学派主要理论者，秉承古典自然法思想，提出罪行法定的原则第一人。贝卡里亚认为，公民的自由权分出一部分形成国家惩罚权。惩罚权的存在是为了防止公民的自由受到私人的侵犯，同时，它又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限制。如果刑法超过了保护集体公共利益这一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基于此，贝卡里亚得出三个结论：第一，只有法律才能为犯罪规定刑罚。任何贵族和官员不得以任何借口杜攥罪名和任施刑罚，防止罪行擅断，防止侵犯公民的权利。第二，代表社会的君主制定普遍的法律，而由司法机关对犯罪做出裁判。第三，即便严酷的刑法有助于促进社会福利和预防犯罪，也应断然禁止酷刑。贝卡里亚这里的三点都是基于人道主义原则，从保护人权出发，从法律上尤其是从刑法上规定犯罪与刑罚，防止封建贵族杜纂罪名和滥施刑罚，使刑罚明确而宽缓。费尔巴哈认为人人都有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本性，一个人之所以犯罪是因为犯罪能够给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和快乐。在此趋利避害的基础上，提出了费氏的“心理强制说”。为了起到心理强制作用，他认为“刑罚必须是国家用法律规定的根据的该法律科处的善恶”。由此引出三个原则：第一，无法律则无刑罚；第二，无犯罪则无刑罚；第三，无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并把罪刑法定主义写入刑法典，由此成为近现代刑法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

罪行均衡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和等量报复。针对中世纪刑罚残酷、滥施重刑的弊端，启蒙思想家强调罚当其罪，反对残酷刑罚。格老秀斯主张惩罚之苦等于行之恶。霍布斯要求量刑适当，罚必当罪，认为刑罚轻于罪行便不可能达到刑罚的目的。孟德斯鸠主张犯罪与刑罚之间应当有适当的比例，刑罚的轻重应当协调，对不同的犯罪，刑罚一定要有区别，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必要时可以赦免刑罚。

近代罪行相适应原则的提出者也是贝卡里亚。贝卡里亚提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的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

贝卡里亚还别具匠心的提出罪刑阶梯论，试图确定一个与犯罪轻重相适应的刑罚阶梯，以实现罪行均衡的思想。近代刑事人类学派在此基础上主张刑罚不仅要与犯罪行为相适应，也要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相适应，更加发展了罪刑均衡原则。至今几乎各国刑法都主张罪刑均衡的原则，以达到保护人权的目标。不仅如此，在刑法的具体制度上也体现了刑法人道主义原则。未成年犯罪不适用死刑、在审判期间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限度问题、期待可能性制度、从旧兼从轻原则、死刑的执行、监禁制度的改革等等都体现了刑法的人道主义思想。

三、现代刑法之人道主义完善

（一）确立刑法人道主义原则

刑法曾经以一种暴力与血腥的形象存在过，尽管现代社会刑法已经轻缓了，但只要刑罚存在一天，它给罪犯带来就只能是痛苦。如何把这种痛苦控制在人的尊严所能接受的限度之内，这就是刑法的人道性价值所在。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道性越来越成为现代刑法追求的价值目标。刑法的人道性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可以归结为：犯罪人也是人。作为人，犯罪人也有作为人的人格和尊严，对于犯罪人的任何非人对待都是不人道的或者反人道的。在不尊重人、不把人当作人的前提下，任何公正都不过是谎言与虚伪。近代刑法思想确立之初，贝卡里亚在其天才之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深刻揭露了旧的刑事司法制度的蒙昧，并根据启蒙思想家的人性论等哲学观点分析了犯罪与刑罚的基本特征，明确提出了后来为现代刑法制度所确认的三大刑法原则，即: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人道主义原则。可以说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一样成为近现代刑事法治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反对封建野蛮残酷的刑罚制度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成为近代刑事法区别于传统刑事法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刑罚人道主义并未在我国引起足够的重视，我国刑罚制度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而言：死刑的设置与世界潮流不相符合，死刑牵涉面过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不仅罪名繁琐，而且还涉及侵犯较普通的社会关系的犯罪(如某些财产型犯罪、贪利犯罪)。

有期徒刑为代表的重刑在刑罚结构中的比重过大，从人道主义及合理性的立场看刑罚还是过于严酷等等。刑法基本原则问题作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是刑法学的基石。我国刑法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却没有规定刑罚的人道主义原则。现实中刑法的一些规定虽然体现着人道主义，比如：未成年人的处刑原则，孕妇的不死刑原则等等，但和世界潮流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1997年1月1日起生效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7条，首开先河地把“人道原则”作为其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明文规定在刑法典中。所以将刑法人道主义确立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才能从根本上，整体上体现刑法的人道主义，才能促使刑法不断地走向文明、人道和宽和。

（二）限制重刑主义，主张刑法谦抑主义

谦抑，即为谦和抑制之意。刑法的谦抑性，按照陈兴良教授的说法，是指立法者应力求以最少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这种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尽量减少刑罚适用，刑罚适用宽缓平和，刑罚适用达到最好的社会效果。具体而言，刑法的谦抑性包括刑法的紧缩性、刑法的补充性和刑法的经济性三个方面的含义。所谓刑法紧缩性亦即尽量减少刑罚的干涉性及严厉性，以给人类最大自由为目的，尽量少地发动刑罚权。这就是主张应当多种手段规范人们行为，在有其他规范手段可以施行的前提下，尽量不适用刑罚，刑罚应当成为最后手段。日本刑法学家平野龙一指出：“即使刑法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制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制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