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提范文10篇

前提范文篇1

尽管中国政府表示，中国从长远来看也要废除死刑，但就目前的形势而言，废除死刑还不现实，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减少死刑。中国已经签署并正在准备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第第6条第2款明确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根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等机构的解释，这里的“最严重的罪行”，其范围“不能超过具有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故意犯罪”，而“‘致命的或者其他极其严重的后果’的含义包含着这样的犯罪应该是导致生命的丧失或者危及生命的意思。”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1999年通过的一个决议中，也敦促那些还保留死刑的国家，不要将死刑适用于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对比中国刑法，我们的68个死刑罪名中，有相当多的罪名都是非暴力的经济犯罪（包括财产犯罪、腐败犯罪等），因此，中国学界普遍认为，我们的死刑罪名偏多，应当予以减少，并且应当在实践中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不过，与法学界意见大相径庭的是，公众对减少和控制死刑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今年上半年，新华社《环球》杂志曾将我的一篇关于控制和废除死刑的文章整理成对话发表，没想到招来网上一片谩骂和侮辱声，压倒性的声音是死刑不能减少，更不能废除，有的情绪激动者甚至扬言要杀掉“刘仁文这个伪道士”。冷静分析这些网友的意见，其中给我启发的是公众对目前的司法腐败有较大担心，他们认为，如果不对某些腐败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以一了百了的方式判处其死刑，许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就会通过权力和金钱的关系，无期减有期，有期再变假释或保外就医，不用多长时间就能运作出来，可见，公正司法也是限制死刑的题中之意。当然，这种民意也有一种误会，或者说我们的刑法还欠缺一种制度，那就是对某些废除死刑的罪名，应设立不得减刑和假释的终身监禁。

虽然民意并不是废除死刑的必要条件（不少废除死刑的国家其民意也是反对废除的，但当局者基于自己的政治意志，即死刑是残忍的、不人道的和不体面的，仍然推动死刑废除），但民意的多寡却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废除死刑时所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比方说，法国早在蓬皮杜总统当政时就想废除死刑，但由于当时反对废除死刑的民意太高，所以没敢贸然废除死刑，直到密特朗总统当政，虽然此时的民意多数还是反对废除死刑，但已经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因而为密特朗总统最终废除死刑创造了条件。在我国，支持死刑的民意居高不下，作为人民的政府，不可能不顾这一现实。不过，笔者一直主张，如何正确对待民意、引导民意和改变民意，这里面有许多的工作可做。例如，去年笔者曾接待一老家来的上访者，此人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让我送他一些自己写的作品，我当时正好在《检察日报》上连续发了3篇关于死刑的小文章，就送给他，他一看到其中有一篇的标题含有“废除死刑”的字样，就马上说：“死刑可废除不得。”但第二天，当他再来我家时，就主动谈起我的文章中提到的死刑错判一事，说几年前他们那里有一个女的，被以投毒罪判处死刑，临刑前那一天，他们都骑着摩托去追着看热闹，只见那女的抓着囚车栏杆，大喊：“老天爷，你长没长眼睛？”时隔几年，该案在家属的不断上告后，被平反。谈到这里，他就说：“象这种人被杀，确实冤枉。”我们知道，在有的国家，废除死刑正是基于错杀的惨痛教训。那么，如果我们能很好地将司法实践中的死刑错案加以总结并宣传，恐怕给人的印象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要大幅度地减少死刑，还有赖于犯罪率的下降和对犯罪的有效控制。“有什么样的犯罪，就会有什么样的刑罚”，中国过去20多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带来整个社会人财物的大流动和新旧体制的大转轨，使得犯罪率呈现出急剧上升的趋势，死刑因此得到扩张性的适用。例如，1979年的刑法规定所有死刑案件都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其后不久，随着1983年“严打”的展开，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就被下放到省一级的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这对控制死刑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因此，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决定收回所有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收回死刑案件核准权，固然与国家重视人权保障有关，但也不可否认，犯罪形势相对趋于平稳，而不是象改革开放之初那样犯罪猛涨，也是一个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为什么民众对腐败犯罪和经济犯罪支持适用死刑，是因为转型期的中国这类犯罪非常严重，引起民愤，随着国家相关制度的健全和管理社会、控制犯罪的水平的提高，这类犯罪也必将下降，从而为废除其死刑创造有利条件。

从长远看，经济发展也将有利于减少死刑。经济发展将提升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识，树立金钱有价、生命无价的观念，比方说，过去一个中国的农村人，若是被关一晚，可能他放出来就万事大吉，但若被罚100元钱，他就会想方设法去要回，而现在他富裕了，可能100元钱不算什么，但关他一晚却一定得讨个说法。理解这一点，可能就比较好解释为什么在西方经济犯罪数额再大也不能判死刑、而在中国就有较多的经济犯罪适用死刑，也比较好解释10年、20年前因经济犯罪被判处死刑的一些犯罪分子，其数额在今天看来并不适宜判死刑，因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过去罕见的万元户变成如今的家常便饭了。另外，减少死罪、扩大终身监禁，势必增加监狱和干警的投入，这也是需要以经济发展为后盾的.

前提范文篇2

关键词：善待预设生成

这是我师徒结对课中的一节数学新授课，课题是《计算器的认识和简单使用》。记得，课还是像往常一样进行着……在学生计算了两题一步计算式题后，我接着出示三题四则混合运算式题：①

4.25+32.8-4.3②36×5.5÷0.018③1841-56×27。过了几分钟全班同学基本上都已经完成，该是全班同学讨论的时间，于是我说：“同学们，我们先来看前面两题，谁能把你如何使用计算器计算的方法给大家介绍介绍？”问题一提，便有几只小手高高地举起，他们的介绍也挺让人满意的。接着重点讨论的是一道不能从左往右计算的题目1841-56×27，想想对于这道有点挑战性的题目应该让一些基础好的学生回答。于是我指了一名班级中成绩较好的学生上台边介绍边演示，这时他用了计算器上我本来不打算教的两个功能键M+、M-进行计算。（原因是用这两个功能键虽然可以但是有局限性，而且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与时间关系，所以课前也没有作足够的预设，准备只让学生重点掌握适合各种题型使用的一种方法。）听完这位同学的介绍，我当时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这两个不常用的功能键他也会用，忧的是自已心里却是那样模糊不清。怎么办呢，到底是如何使用的呢？我决定让他再介绍一遍，心想趁着这个机会自己也可以学学，但是听完后还是一头雾水，真不知道是自已的倾听能力有问题还是这位学生没介绍清楚，心里很不好意思。于是又问：“同学们，听清楚了吗？”，在坐的学生还是不明白，没办法只能让这位同学再次介绍，可是听完后大家还是云里来雾里去的。就这样反反复复不知重复了多少回，也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只知道“无情”的下课钤声已响起，只知道学生讲的方法费时费力却是徒劳无益，更知道自己后面没完成的预设环节才是本节课的重点内容。

课后我认真地思索着课上发生的这一个“小插曲”。其实这只是一个常见的意外“事故”，一个简单的可以预设到的生成问题，可我在实际操作中却并没能很好把握，犯了一个不该发生的“低级错误”。因此，我们要在认真分析原因的同时善待预设与生成。

第一、善对预设出称心。

我们都知道预设是必要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课堂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活动，预设是课堂教学的基本特性。我们在课前必须对教学目的、任务和过程等有一个清晰、理性的思考和安排，这样才能在课堂上使我们的课前预设称心如意。而对于本节课此环节出现的失败点，我想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不足：

1、学情预设不到位。很显然，同学的回答不是我课前所预设到的，真不知道当时是怎么了，思维好像受到定势，就认定计算器上的这些平常很少接触的功能键学生肯定不会，何况在课前已调查过几个老师也都摇头，心想那同学们就更别说了。可事实并非如此，被我叫到回答的同学竟是全班中唯一一个会用的，的确出乎我的意料，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看来自己心里以为预设得比较全面其实并不然。由于学生的不同差异以及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的课堂必会发生意外，也将必定是充满着生成。因此了解学生、全面分析学生是预设的基础。

2、教学过程预设单一。当课堂上学生这么一介绍，出现自已没预设到的方法我是这样手足无措。假如我把这个重点教学环节、学生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况及应对措施准备好多种可能出现的教学方案，或以“块状式”进行教学设计。在此基础上又作怎样肯定、鼓励、矫正等预设，我想就不会出现“手忙脚乱”、思维“停滓”现象。看来我们在全面分析学生、教材等的基础之上对教学过程，特别是教学重点处一定要作充分的多向预设，才能顺利应对课堂生成。

3、目标预设“错位”。众所周知，每节课除了定基本目标也要有个弹性目标，即上限目标和下限目标。这样我们可以在实际教学中根据实际情况作不同调整，学生学有余力时，那么我们就让学生在达到基本目标的同时完成上限目标，当学生连这个基本的目标也达成不了时就要把这个基本目标调整为下限目标。所以，如果当时教师对教学目标有一个很清晰的把握，牢牢抓住这节课的基本教学目标——让学生掌握计算器里的M+与MR这两个功能键进行计算不是从左往右计算的四则混合运算。那么这位学生说得这种方法我如能快速作出判断，视为是超过了这个基本目标的上限目标（原因是当这个学生介绍了好几遍老师和学生们都不明白），学生达成不了就按着原来的的基本目标行进，我想将不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因此课前我们对教学目标的预设必须有全面准确的认识把把握。

第二，善对生成显智慧

预设好的教学预案，是为了在课堂中得到完美展现，但“人们无法预料教学所产生的成果的全部范围，没有预料不到的成果，教学也就不成为一种艺术了。”（布卢姆），这必然要求教学活动突破预期目标和既定教案的限制，而走向生成、开放的创造天地。对于课堂教学中的生成资源，特别是“意外生成”资源，我们应该学会合理有效利用，机智处理调整预设的教学环节，而我在这节课中的表现的确令己伤心。

首先，面对生成判断不当。生成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课堂上我们经常碰到的生成有“有效生成”，也有“价值不大的生成”，“有效生成”教师可以再度开发，引导的好也许会成为教学的亮点，成为学生智慧的火种。而在这节课中出现的意外生成问题，假如视为是一个“无意义”的生成，当学生介绍了这种方法而这两个功能键又不打算在本节课完成，那么就不用一直花费这么大的精力让这位学生一直的重复介绍，也更不会把课堂上这么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毫无意义的生成中，那么我想这堂课的基本目标该会完成吧。看来对于生成的价值作快速准确判断是面对生成问题的首要任务。

其次，面对生成引导不当。当学生站起来回答后而自已心理还不清楚时，我采取的措施是一直机械重复着让学生再说一遍，其实是多么“愚蠢的举措”。如果当时以“你是怎么知道的？你是怎么想的？”这样的提问方式，把问题抛还给刚才这位回答问题的学生，或把问题又转向其他学生，“你们会解决吗？”进行引导。这样教师不但可以听听其他同学的心声，也可以利用这短短几秒钟时间考虑其他教学策略。又或者当这位学生讲不出个所以然，是似懂非懂的情况，而教师也不明确，那就换个角度引导学生“由于时间关系，那等下课后我们再来作详细研究，下面就让老师教给大家一种新的方法。”接着再继续以下环节的教学我想也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惨局。这样，教师的主导作用也会得到有效发挥，而不致于学生这样说，教师被学生牵着鼻子走，立场不坚定，学生偏离轨道也不加以引导使之拉回到原先设计的轨道上来。再者也可以这样引导：采取先表扬“你介绍的方法真不错”的方式，然后把这位学生说的各个步骤的关键词语板书在黑板上，再让全班同学学着操作一遍。接着分析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最后介绍本节课需要同学们都要掌握的另一种实用方法。这些都不是面对生成问题进行机智处理的一种教学策略吗？

前提范文篇3

同时我提出了"人的需要是有限的"的命题。进而批驳了经济学里"资源是稀缺的"前提！因为我们对人类心理和行为已经进入分子水平的时代。而经济学并没有把这些成果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内，那么，这种理论就谈不上具有什么客观性、正确性、先进性！如果纳入这些先进的心理学理论，就突显出经济学的荒谬和乖张来。

其次，我们都明白，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如果没有社会分工，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一切！但是社会分工的作用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凯恩斯等依靠边际分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里都没有得到具体反映；我通过对此问题的分析，又结合现代管理学在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提出了"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效应"，以解释"资本家""剥削"的合理性！特别地，由此得出了资本家应该"纳税"的"天然"理由！

因为，既然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合理的就应该有合理的前提！有了这样的前提，在我国，"纳税"的"强制"性就变成是令人容易接受的"应该"性，也就容易深入人心！这一点在我国目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当我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不禁想起某位名人所言：经济学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庸工具而已。这句话不无刻画出经济学在现实生活里的尴尬之处境。

例如，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历史--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在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尖锐对立，用马克思的原话可以证明：由于"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经济学不得不具有鲜明的政治（和阶级）性，正因为如此，使得过去的经济学家们必须匍匐在政治的威权之下，来为政治服务！

所以，国家政府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一定是它的第一前提！

无论怎样，这是马克思、等这些伟人们辨证思想教会了我们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看问题。让我们充分认识到：西方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本意是为穷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否能够达到目的不在我讨论之列）；而凯恩斯等同样是西方的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过是为富人（资本家、统治者）服务的（服务的结果是经济危机依然发生，不过已经教育好了穷人，能够正确地接受1%的富人拥有世界70%的财富的现实了！）；>在这一点上，我想我国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来反对这个观点--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经济学说的第一大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不得不发出疑问：

第一、一个（再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如果仅仅制造一种为部分人（纵然为99%）而不是全体（人民）服务的政治经济理论，那么他的理论的正确性的概率又有多少呢？

第二、在思想、意识形态之下尖锐对立的政治经济学说，是否会因为其"对立"而扭曲呢？而扭曲的政治经济学说是否能够全面反映现实世界的真实？

第三、是否存在这样的条件，使他们能够走向一定的融合？

二、如果正统经济学有错误的话，其病不会在其上层建筑，而在其前提之不够明白，不够普遍，--上层建筑在逻辑上总是很少非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颠覆了经济学界的鸿篇巨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文里就是这样写的！如果我能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他们的经济学说在现实面前已经一败涂地，那么他们的经济学说之"前提"一定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代巨擘有一代巨擘的风范！我们不难体会到凯恩斯在经济学上的良苦用心：第一，他对经济学之前提的强调和关注，认为经济学的前提不够明白，不够普遍，将是怎样地造成经济学的偏狭和无能！第二，他很清楚地认识到，经济学不过是政治的附庸工具。离开了政治范畴，经济学家将了无用处。所以，他对经济发展的方向盘--上层建筑不敢加以"非议"--况且他就是上层建筑里其中的一员；

我在这篇文章里，不得不学习发扬其中间半句，而反其道而行之前后半句。我需要对上层建筑要稍加论述！因为，政治始终是经济理论的第一大前提。不管谁承认不承认！非议不非议！

实际上，经济学说虽然是政治家的附庸工具，却是不能缺少的工具。在我国"存天理、灭人欲"的小农时代，是没有经济学说的，因为社会贫穷，要教人们学会忍受，所以皇家统治者就推崇儒家思想--让众人"存天理，灭人欲"，来接受穷奢极欲的皇家集权的统治！

现在，时代真的变了，"人欲"就等于"天理"！如果政治家们离开了西方经济学说--能够平息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这样的迷惑人民的工具，政治家们可能就真象猪八戒丢掉了铁耙--只能靠一张嘴了！这会让政治家们在发展经济的政策上无所适从，或者会使很多政令朝令夕改！就这样政治家们也不能满足"人欲"横流的嗷嗷待哺的穷人！

但是，有些经济学说之"工具"常常磨破政治家们的双手。因为政治家们根据经济学理论向它的臣民们的许诺，常常成为空谈。例如，凯恩斯理论、供给学派的理论……，这些"工具"就会被政治家们丢弃在一旁。不过，这样的结果也许是好的；如果政治家们因为用了某种经济学说而戳下窟窿（如一次次的经济危机），政治家们需要给经济学家们擦屁股--让体面的政治家们颜面何存？

其实，世界上如果没有所谓的经济学家，政治家们只要在现实面前，慢慢地收起它们的专横跋扈的面孔，考虑所有（有钱的）人的需求，天下也会太平的！例如罗斯福的"新政"--历史上并非是先有凯恩斯的《通论》，后有罗斯福"新政"的。因为政治家们最清楚："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不过在这些时候，如果穷人们大都沉沦为泥沙（因为他们一般既不识大体--漂浮不起来，也有不多的话语权--翻不起什么浪），使得现实如一潭死水似的风平浪静；但我要提醒政治家们的是：这样的泥沙多了，国家之"大舟"一样不易行走或转舵。这才是政治家们所应该真正担心的问题！现在的巴西和阿根廷不就是这样的现实例子吗！

反过来说，经济学家们提出自己的经济学说的难处就在于要看政治风向，往往把自己的学说削足适履，充满了御用文人的奴性。呜呼！经济学说到底该怎样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在什么条件下允许经济学说的自由探索呢？

如果说经济学说在现实面前为什么会表现出过分地"无能"的原因，是和富人们的"玩偶"--政治脱不了那千丝万缕之干系的！

有些时候，我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些老百姓不懂的事情多着呢，政治家们可能最怕我们把每一件事情都搞懂，因为老百姓如果懂了，我们老百姓难耐自己的饥渴该怎么办？

例如在经济学里有一个不证自明的"资源是稀缺的"前提！

三、所谓的资源一般应该包括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科学知识、技术资源、物资财富资源等。

前提范文篇4

一、国家、政府与政府的职能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目前有关国家产生的各种政治学说都认为，国家起源于社会，国家的产生和发展都是社会的需要，在二者的关系中，社会是第一性的，国家是第二性的。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积累，其直接后果是导致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产生，阶级利益冲突随之发生。如果没有一种控制机制来调解这种利益冲突，整个社会将会陷入混乱状态。此时国家就作为一种超越社会的权威出现，来调解社会的对立与冲突，在这一过程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就会转变为政治上的统治阶级。

契约论的观点则认为，人们最初生活在没有国家和法律的自然状态之中，享受自然权力，人类行为受自然法的支配，但由于这种自然状态存在很多不便、冲突和恐怖，人们就联合起来，订立契约，每一个人都让度出一部分自己的自然权力给一个公共机构掌握，由这个公共机构来调解冲突和控制恐怖，以保障每个人的权力和安定的生活，这个公共机构就是国家。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政府是国家的具体化，国家产生的必然性也就体现了政府产生的必然性。

从根本上说，政府的主要职能包括：(1)保护公民的合法的自由；(2)生产公共品；(3)再分配产权。为了履行这些职能，政府要投入成本即行政成本，而为了偿付这些成本，政府必须征税以便管理和筹措各种物质资源。

从总体上看，我们可以说，在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期，政府的目标在于提供社会必需的公共物品，为社会谋求公共利益。但这里隐含的一个问题是，政府为社会需求所提供的一般是不以赢利为目的，具有典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从而，毋需致力于降低生产这些公共物品的成本，因此，也就很难用成本收益法来控制政府的支出，因而产生了常见的政府规模增长的潜在可能。同时，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对这些公共物品的需求越来越多，政府为满足社会这种越来越多的需要，就必然利用对公共物品的垄断来提高费用、扩充机构、增加人员、增加财政支出，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增长。

二、政府规模与行政成本

政府规模是指以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之总和。政府规模分为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因此，有形要素的规模直接决定政府的行政成本，而无形要素则从根本上决定行政成本的大小。一般来说，有形要素规模大则成本高，有形要素规模小则成本低。这里我们可以采用有形要素规模来测度政府规模，因为只有有形规模可以转换为货币计算。

政府规模受政府系统内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影响政府规模的外部因素主要有：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地理、科技、文化等；影响政府规模的内部因素主要有：政府价值观、政府机构、公务人员、行政效益等。

笔者认为，影响政府规模，在一定时期内主要是由其内部因素来决定的。因为，外部因素在一定时期内是不易发生变化的，也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因素，比如上述的人口、地理、文化以及科技等因素，在短期内是不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的。其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变化，最终也要通过内因对政府的规模产生影响。因此，影响政府规模的关键在于政府的价值观、行政效益、行政机构等因素上。而这些因素最终通过政府的职能反映出来，由此可以认为，政府的职能基本上就能决定政府的规模，因为规模是为职能服务的。犹如企业规模是为企业的生产能力服务一样。要确定政府的规模，首先要给政府的职能科学的定位，即什幺是政府的必要职能，什幺是政府的可选择的职能，什幺又是政府的不必要职能等等。

接下来，我们再从政府的经济生产或者说提供公共品的角度来论证，什幺样的政府规模是恰当的。

三、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

二战以来，各国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增进本国财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因此，和平与发展时期的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体现在经济职能上，即如何使国家经济长期快速增长。落后国家的政府想尽办法，采用各种政府干预手段促使国内经济增长，以追赶发达国家的经济，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发达国家的政府也同样面临着如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缓和经济周期，使经济增长保持相对稳定。

现代国家大多数政府都是不同程度地接受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思想，并且事实上采取各种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对国家经济进行干预。一般的做法是，在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时候，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热的时候，则采取收缩的财政政策，以降低增长过快所带来的过度的经济膨胀。但是，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分析，有经济学家认为，国家对经济的有意识的干预行动，对经济的调节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政府干预主义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干预，经济出现不稳定是因为政府干预的不够；另一种是自由主义观点，认为经济之所以发生动荡是因为有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在破坏经济规律，使得经济的微小动荡被放大，造成经济的不稳定。对于这两种观点，看起来似乎都有一定理由。那幺有没有一条路径，以指导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但以一定的合适度来约束政府的干预规模呢?

罗伯特·巴罗(1990)提出的政府支出增长模型，对此进行了理论分析。该模型假设，政府的总支出等于税收，即政府是平衡预算的。政府的规模则以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t/y)来决定，其中，t为总税收，y为国民收入。巴罗的模型认为，t/y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随着t/y的增加，经济增长速度将经历一个逐渐增加到一个最大值，之后再逐渐下降的呈倒u型曲线的过程，即在一个最优值(t/y)*处达到最大，在此前后，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减小。巴罗的模型进一步指出，政府的税收t用于支出的用途不同，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他证明，政府支出用于生产性的投资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若政府支出用于消费性的支付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该模型的提出，澄清了干预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争论，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规模相对于其经济来说，有多大是适度的；而不再是需不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了。因此，根据该模型笔者认为，降低行政成本的关键在于弄清楚我们需要多大规模的政府，粗略的讲，即税收t应该占国民收入y多大的比例。而要决定税收t的大小则在于，政府需要有多少的政府支出，也就是说政府的职能需要多少的行政成本问题。可以认为，当t/y达到(t/y)。时，政府的规模最优，也即达到成本最小化点。

四、行政成本最小化的前提：建立法治化政府

前面所给出的模型分析，其前提是，假设政府是大公无私型的。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任意行为是受法律约束的政府为前提条件的，因此，假定该政府的主要职能在于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财富增进等等。但是，如果政府本身就不属于该种类型，如果政府将税收收入都用于政府本身的消费性支出，以满足政府本身的福利待遇的增长，满足政府公务人员膨胀的需要，那幺这样的政府规模是无法达到最优的。要使得政府的最优规模有解，即存在最小的行政成本问题，那幺其前提条件是，政府是为国家服务的政府，政府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一致，政府的私利要能够得到约束。因此，还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政府，要想真正降低行政成本，首先就要实现政府转型，实现职能转变。

在人类历史中迄今为止存在过的政府大致属于两种类型：统治型的政府和管理型的政府。统治型的政府是从属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和为阶级统治服务的，所以，政府模式和行政行为受着阶级统治的理念所支配。管理型政府突出了公共管理的理念，因而，它所建立的政府模式和作出的制度安排都以强化对社会的管理为目标。

对于统治型政府，很显然它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是为作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统治集团的利益来源于税收t，统治集团的目标是使t尽可能的最大化，因此必然使得t/y的比例不断增大。根据前述巴罗的模型，我们即发现，当t/y>(t/y)*时，经济增长必然下降，由此最终将造成国民经济的收缩，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更进一步，统治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税收t的主要部分将支出于统治集团的消费支付上面，因此更加不利于经济增长。所有这些结果，关键在于统治型的政府，有其自身的私利，因此不可能也无法使政府降低行政成本，反而有着不断扩大行政成本的原始动机。

对于管理型的政府，政府作为管理者的面貌出现，在提出促进经济增长，增进国民财富的政府目标之外，同样存在政府本身的利益目标。这类似于企业的管理者，他们在考虑企业股东的利益的同时，可能更加关心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因此，在管理型政府的前提下，考虑降低行政成本，同样存在政府利益和公众利益冲突的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考虑降低行政成本，虽然比统治型政府来说有比较可行的路径，但是这需要很强的监督约束机制，由于这样的监督人只能来源于无数的公众，而公众个体相对于庞大、强势的政府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单个的公众基本上没有积极性进行“得不偿失”的监督，从而将不能保证这样的政府有自发的积极性来降低行政成本。

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政府只是国家的人，而国家是全体公民的契约公共体，因此，政府是接受法律约束的，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政府与个体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主体。但是，政府作为公共的代言人，又是高于单个个人的，众多的个人又通过立法法律来约束政府，因此，政府和个人两者之间是一种辨证的对立统一关系。

笔者认为，只有没有私利的政府，才有可能从公众的利益出发，在法律的监督下降低行政成本，运用政府支出规模模型来科学地选择最恰当的政府规模，进而选择最小化的行政成本。

前提范文篇5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首先应该解决对旅游产业的认识问题。

旅游业被喻为朝阳产业，这一产业在国计民生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加快发展旅游业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必然选择，是当前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重要举措，是增加就业机会，富裕城乡居民的有效途径。*地处内陆平原，一不靠山，二不靠海，三是保留下来的人文景观、名胜古迹也比较少，加上经济欠发达，投入不足，开发力度小，因此旅游发展相对滞后。在思想认识上，旅游曾一度被看成是吃喝消遣、游山玩水，接待服务的福利型、娱乐型、事业型活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受全国、全省加快旅游发展环境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旅游业有了新看法和思考，在经历了不认识到初步认识，再到提出加快发展，应该说，我们对旅游业的认识有了一个质的变化和提高。认识的变化与提高，推动我市旅游业的发展，据今年“春节”旅游黄金周统计，在此期间来*旅游的外地游客9.25万人，比去年同期增长4.5倍，旅游收入274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9.43%，长期以来处于温冷地带的*旅游正悄然发生着可喜的变化。所以在正视困难与差距的同时，还应看到*在发展旅游业方面具有的优势，如便利的交通、优越的区位、南北旅游热点城市的重要连接点、丰富的土地资源、逐渐完善的基础配套设施、旺盛的市场需求、强烈的发展愿望、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良好的发展环境、城市建设的成功经验等，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还有后发优势，可以充分学习借鉴全国各地在旅游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少犯错误，少走弯路，少交学费。也可以这样认为，加快旅游业发展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得益于全市上下加快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好形势，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重要成果。正是由于更新观念，开阔视野，对“无工不富、无农不稳、无旅不优”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旅游这一新兴产业的性质、地位、作用、影响有了全新的认识，所以我们才坚定了这样一种信心，*的旅游业大有可为，是一台好戏，是一篇值得做的大文章。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要切实解决旅游载体问题，搞好旅游资源开发、项目建设

这几年，我们一直苦于没有资金投入进行旅游开发建设，没钱办事。在有了宽松的投资环境，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之后，旅游建设为什么引不来资，弄不到钱，甚至争取上级扶持也很费劲呢？究其原因，还是对旅游产业认知的思维放大不够，前瞻性宏观规划不力。拿不出几个在全国全省叫得响、过得硬的旅游项目进行招商引资，争取方方面面的支持。旅游项目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一个好的旅游项目要求很高，如相对稳定的客源市场、高品味的文化气息、雅俗共赏的格调、温馨的人文关怀、健全的综合功能、良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无论是上级支持，还是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社会投入，关键要看项目的市场前景，这也是决策者投入的关键之处。在这方面，近邻聊城市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他们实施旅游开发大战略，充分论证，科学规划，全力打造“江北水城”这一旅游品牌，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多方融资，舍得投入，如今名桥、名水、名城初具规模，并与海源阁、光岳楼、山陕会馆等景观串联、整合，巧妙解决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问题，成为鲁西北靓丽的风景线。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制约*旅游发展的瓶颈是资源开发不够，项目建设力度小，那么就应集中精力，抓住牛鼻子下功夫，狠抓旅游项目的筛选、立项，这是开发建设的一个重要基础。首先，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搞好现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农业大市，应该在农业生态观光旅游项目上多动脑筋。聘请旅游、生态、环保、农业、林业、园林方面的专家学者，对*的农业生态观光项目进行全面考察和综合分析，提出一个整体的策划意见，如仙人湖、红坛寺森林公园、黄河故道森林公园、万亩枣林、世纪风农业科技创新园、禹西生态农业观光园，均应按旅游发展规律，以市场经济运作方式作一个统盘的规划，使其特色鲜明，规划到位。

其次，在人文景观上要充实文化内涵、扩大外延。如苏禄王墓可展现异域的建筑、服饰、饮食文化，建成北方最大的东南亚风情园；禹王亭可以将神话故事、美好传说演绎，增加吸引力；东方朔放在秦皇汉武大背景下来塑造形象，提升知名度。

再次，要做好“移花接木”、“无中生有”的文章。在摆脱现有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局限、跳出就*旅游谈*旅游的小圈子之后，“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成为新的发展思路。深圳当年几乎无旅游资源可言，现在游人如织；新加坡弹丸之地，而今旅游业红红火火；常州不是恐龙化石发掘地，却搞起了全国最大的恐龙博物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上旅游项目，可以与地域特征、文化特点、风土人情结合，也完全可以打破区域、时代的局限，以南北文化、中西文化交融为大背景进行项目选择，摆脱传统观念的影响和束缚。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平原如何运作，在这个问题上应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集思广益，帮助*筛选出有轰动效应的旅游项目。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还应转换旅游管理机制，改革运作体制。

旅游作为一项十分活跃的产业，在开发利用和管理方面有着不同于其它产业的特殊性。有了一定的旅游资源，配套的基础服务设施，还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对现有的管理机制、运作模式不断改革完善，走创新之路，使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目前，我市有一定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为数不少，许多文物还是部级、省级重点保护文物，有的景观、景点规模初具，投入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但长期以来，门可罗雀，所收门票了了无几，靠财政饭供养，甚至维修费用也无着落，其潜在价值和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全市景点没有一家舍得出资宣传促销，招徕游客，有的连普通的简介、小册子也没有，有时旅行社登门谈生意，反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游客多少与自己关系不大，这样的状况显然与加快旅游发展的形势很不适应。我市的景观、景点大多是政府一些部门按计划经济模式来管理，由于所有权、产权、经营管理权的关系，文物管理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关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没有妥善处理好，所以难以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直接影响了旅游的发展。

转换旅游管理机制，改革运作体制，要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城市广场、公益设施可以冠以企业名称，出让经营权、管理权，使政府放下包袱，不用为每年几十万、上百万的电费、维修费、管理费犯难；禹王亭是个很好的景点，而且还有先祖酿酒的故事，可以让禹王亭酒业集团参与管理、经营，企业会充分考虑投入、产出的关系，宣传、促销的事不劳政府操心了，也可能改变门前冷落车马稀的场景；星级旅游涉外饭店也可以经营吃、住、行一条龙的旅行社，改变我市现有旅行社弱、小、散的不利局面；准备新上的民俗文化村、大型游乐场等几个大型旅游项目，要鼓励大企业参与开发建设，实行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投入，企业化管理。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就应将旅游业办出特色，使之具有长久不衰的生命力。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没有特色的旅游对旅游者形不成强烈的吸引力，难以形成大气候，搞出大名堂。特色旅游的形成，有的是仰仗一个地域独特的自然风貌、地域特点，由造物主的鬼工神斧所赐予；有的是别具一格的文化背景、风土人情、漫长历史的积淀而形成；有的是得益于多种文化的交融、汇合。目前我市旅游业应该说有亮点、有卖点、有特点，但无特色。因此必须开动脑筋，独辟蹊径，一是把特点形成特色，形成产业，如将农业生态观光旅游、扒鸡、金丝小枣、金丝贴画、黑陶、彩陶、名优特产、名吃小吃等产品做强、做出大文章，树立名牌、品牌的意识。二是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地方经济的丰富内涵，如运河文化内涵，燕赵、齐鲁文化交融的内涵，杂技、名类民间艺术，东方朔、弥衡、刘备、颜真卿、邢侗等历史文化名人，以及时传祥、王为民等英模事迹都可从多角度进行策划，发挥其文学艺术、人生教育的宣传功能，营造本地强烈的文化气息；我们的民营经济、禹城三糖、皇明太阳能基地、许多新兴的工业园区也独具魅力，完全可能成为有吸引力的新景观。三是学会“拿来主义”，善于整合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的各类旅游题材进行包装、串联，为我所有，为我所用，造成一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人特我新的局面。总之，*旅游的特色只有依靠后天的努力，靠我们以智慧和开拓创新，奋力争先的精神来打造，在普通人眼里一块平常的石头、一堆泥巴、一条树根，能工巧匠可以运用神来之笔巧夺天工，形成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美靠发现、靠挖掘、靠创造，特色旅游资源问题也是如此。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就要有创新精神，迎难而上，有所作为。

有“为”才能有“位”，一味等、靠、要，等不来工作的新局面，为此，二OO一年市旅游局独立办公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下，解放思想，克服经费紧、人手少、办公条件差等困难，针对当前全市旅游业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采取一系列过硬措施，先后组织参加者了济南国际旅游交易会、*经贸洽谈会、曲阜旅游交易会，广交朋友，开阔视野，宣传*旅游品牌，推介线路，并与企业、新闻部门相配合，加大宣传促销力度，成功组织了“十一旅游黄金周、*人游*”活动，“欢度九九重阳节、*人游*”活动，以及“*人游*征文、摄影大赛”等活动，扩大了影响，提高了知名度，激活了本地旅游市场。在此基础上，整顿规范旅游市场，打击违法经营行为，取缔无证经营、违法经营行为，净化环境，创造宽松、和谐、公平、公正的经营氛围，使*的旅游管理工作初步纳入正规。目前，三家星级旅游涉外饭店，近20家旅行社经过复核、整顿，正以崭新的精神面貌迎接八方游客，为市民提供良好服务。

前提范文篇6

发展中国家能否实现民主？或者说，现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够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国家？许多政治学家曾对此持怀疑态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权威主义政权显得稳定和强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体的发展中国家却充满危机和混乱，纷纷倒向军人独裁政体，从而形成一股强劲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这种情况带来政治学界对民主在发展中国家适用性的非常广泛的悲观主义情绪。在某种程度上，我国一些政治学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权威主义”也是这种思潮的一种反映。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使这种悲观主义理论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悄然兴起，导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这三个权威主义政体完成了向民主的过渡。接着，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东亚和南亚，菲律宾、韩国等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东正教”地区，前苏联和东欧集团各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荡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冲击着“中东－伊斯兰教”地区。美国著名政治学家S.亨廷顿把这次民主化运动称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据他的说法，从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约30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或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⑴进入90年代，又有数以十计的国家完成或开始了向民主的转变。正如L·达尔蒙德和M·波莱特耐尔所说：“当未来历史学家回首20世纪时，他们可能把这个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视为现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动时期。”有的学者乐观地指出，“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20世纪是民主的世纪。”⑵这场民主化潮流使我们有可能重新审视传统的政治发展理论，特别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问题形成更明确更有根据的认识。在70年代以前，虽然有部分发展中国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冲击而产生的暂时效应，或属于某种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这种没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难以健康地运作。而在当前这场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众多的非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转变，其中多数国家向民主的转变都是自身民主化条件发育成熟的结果。它表现为：这些国家向民主的过渡多都是以较为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强大的反抗，基本没有反复；民主制度的运作较为顺利，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为多数国民所认同。⑶这样，它就为我们认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问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拟根据近20来来各国民主化的实践，参考国外有关的研究成果，对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诸种前提作一个初步的分析。

2.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联系

经济因素与政治民主的关系历来为人们所强调。但是，关于两者之间具体的联系方式人们却有着不同的认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根据数十个国家的经验，我们大致可以确定当展中国家向民主过渡的经济阀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对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正相关的联系作出过精彩的论述。他引用一些数字证明：“民主较多国家的财富、工业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数要高得多。”依次而降，是“民主较少”的国家和“独裁较少”的国家，而在“独裁较多”的国家这些指标处于最低水平。⑷李普塞特以后，许多研究者沿着这个思路探寻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视为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国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个必然产物，而把一个国家的GNP视为解释民主的“关键的变量”。

但也有许多学者对这种解释模式提出了挑战。特别是60～7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权威主义统治下获得了较高的发展水平。经济的高度发展与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并行不悖，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使人们把经济发展与权威主义政治联系在一起。G.奥唐奈就曾向李普塞特的“社会经济越发展=政治民主的可能性越大”这一“乐观的等式”挑战。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开始的前一年发表的著作中，他通过对南美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化对民主不利。至少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超出一点就与民主制度发生冲突，民主只与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相联系。“最可能与现代化最高水平相伴随的是政治权威主义而非政治民主”⑸G.奥唐奈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一位学者在1979年悲哀地得出结论说：“西方大多数发展理论家似乎都已接受并带有几分懊丧地承认：发展必须与权威主义政府相伴随。”⑹然而第三次民主浪潮迫使人们重新为经济因素定位。为什么60～7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看起来如无根浮萍的民主到80年代却开始生根开花？M.塞利克森在1987年出版的著作中就这样问道：“为什么在这个地区（中美洲）长期以来像孤儿一样的民主，却突然开始找到了一个家？”⑺从50年代到7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发生的突出变化就是经济的发?埂＞靡蛩乇日我蛩馗榷ǎ任幕蛩馗钤尽N颐强吹剑诰玫投仍龀屯V偷墓遥敲裰骰摹懊保蚪霰硐殖鑫⑷醯拿裰骰宥欢诰檬О艿墓遥」芑岱⑸业恼味遥岩云舳】档拿裰骰獭5谌蚊裰骼顺敝饕⑸诰酶咚僭龀蛑卸仍龀墓摇T?0年代，这些发展中国家还不具备实现民主的最基本的经济前提，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国家开始跨过了作为民主必要经济前提的阈限，结果导致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

经济因素虽不是绝对的，但却能够解释多数国家的情况。1989年被世界银行划为高收入的24个国家（人均收入6010—21330美元）中，除3个石油输出国外都是民主制度，其中新加坡是半民主制度。而在另一端，被世界银行列为贫穷的42个国家（人均收入130—450美元）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斯里兰卡）建立和维持着民主制度。在其余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非民主国家，5个在向民主制度转变。⑻由此可见，向民主的转变应主要发生在中等或中上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不可能，而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完成。两者间有一个政治“转变带”，在这个特殊发展水平上的国家最容易转向民主。多数转向民主的国家都应在这个经济水平上。当国家经济发展进入这个阶段，它就有了民主化的希望。它也告诉我们，经济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其它变量只有在解释例外的情形时才可能超过经济因素的作用。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可以大体上确定“转变带”的GNP水平，从而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建立起定量的联系。虽然第三次浪潮民主化国家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上，但它们中的大多数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到80年代末实现民主的31个国家中，有27个属中间收入水平。它们中的一半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3000美元间。而1976年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在1974年由非民主的政府统治，到1989年实现了民主化。进入90年代，又有一些处在这个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实现了民主化。根据亨廷顿的说法，在战前，转变带的中心是300-500美元（1960年币值），到70年代提高到500-1000美元。进入80年代又有所提高。⑼在90年代的今天我们大体上可以说，一个国家的GNP在1000－3000美元间是开始向民主转变的阈值；当它达到3000－6000美元时，则是完成转变的阈值。这个阈值上下，是其它因素起作用的领域。如在这个水平以下实现了民主或超出这个水平仍未实现民主的情况，应考虑是其它因素超过了经济因素在发挥作用。

不过，对这种说法必须作出一定的限制。所谓GNP水平必须是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正常发展的综合指标，即必须是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大众传媒以及识字率等指标的同步发展。仅仅财富的片面增长则不在此例。

3.重估政治文化变量

古典和当代的民主理论都认为，民主不仅是一套制度建构，也是一整套独特的政治信仰、态度和情感的体系。国民关于政体合法性的信念和感觉是政体维持和变更的关键因素之一。当展中国家的民主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它既是政治体制的变更，同时也伴随着政治文化的嬗变。如果说以往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多停留在制度变革层面上的话，当代民主化浪潮却以民主政治文化的发育成熟为特征。它为我们考察政治文化变量在民主化进程中的实际作用以及各种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的关系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材料。

在以往政治发展理论的研究中，有人将政治文化作为独立起作用的因素予以高度评价，甚至将其视为导致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R.戈斯泰尔就认为，适宜的经济条件对民主制度的成功是有帮助的，但对民主扩散的更长过程来说它是第二位的因素。他的结论是，在特定国家民主的存在或缺失，“首先是民主及其支持概念传播的相对效果的产物。”⑽J.皮诺克把民主需求的各种因素分为三类：历史、社会经济秩序、政治文化。他认为，政治文化因素可能包括了民主的最好解释。⑾也有人把政治文化作为受其它因素特别是经济发展制约的因素，作为一个起中介作用的变量引进民主问题的研究。在这些学者那里，政治文化是作为随时代变化和现代政治经济发展而不断改变的因素来考虑的。根据这种观点，“政治文化也许是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关键的联系环节。”⑿但政治文化还有相对稳定的部分。它们具有民族特征，由该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而形成。虽然政治经济现代化过程对它的表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影响，但它深层结构的变化仍然是有限的。政治文化研究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当代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的驱动下，民主能够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区域建立起来吗？

以往政治文化的研究倾向于强调民主的文化特殊性、不可移植性，强调发展中国家传统政治文化的继承性、其嬗变的缓慢和长期性。但是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表明，各国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是民主化的基本驱动力，它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在发展，也以不可阻遏的力量在摧毁权威主义政治，推动着民主化进程。一个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可以构成民主化的动因或障碍，推进或延缓民主化进程，但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力量面前，它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发展能够突破文化的界限，或推动文化发生较快的变革。文化的特殊性可以使一个民族走上一条特殊的民主化道路，也可以使一个国家初建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着上民族的颜色，但没有一种文化构成实现民主的绝对障碍。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基本上是全球性的，在非西方文化的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在经济条件成熟的条件下仅因为文化条件特殊而未能实现民主化的事例是少见的。它昭示了现代民主在全世界普适性的光明前景。

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也使我们能够确定各种文化与民主的具体联系。亨廷顿根据与民主的积极关系，给各种文化排出一个序列。它们依次是：新教、天教、东正教、孔教、伊斯兰教和黑非洲文化。⒀新教文化最适合民主，这已经为历史发展所证实。最早实现民主化的西欧、北欧、北美、大洋洲各国几乎都是新教国家。战后的一项研究表明，“在99个国家中，人口中新教徒的比例越高，民主的程度越高”。⒁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使人们对天主教和东正教与民主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直到本世纪70年代，天主教和东正教文化还被认为是不利于民主的。但第三次浪潮几乎是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浪潮。“大约在1974—1989年转向民主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是天主教国家。”⒂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基督教的另一分支东正教国家也基本上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

基督教对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积极作用在韩国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战后初期，韩国基本上是以孔教为外表的佛教国家，只有1%的基督教徒。到80年代，基督教徒猛增到25%，即4千万人口中有1千万是基督徒。改宗基督教的主要是政治上最活跃的部分：青年人、市民和中产阶级。它使韩国社会孔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消极哲学让位于基督教的好斗精神。民主运动的两位著名领袖金大中和金泳三都是基督徒，70年代在《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的都是基督徒，有的是教会神职人员。金大中就曾极力推祟基督教在韩国民主化中的作用，认为基督教是民主运动的精神源泉，教会是民主运动的保垒。⒃伊斯兰教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最弱，这一点已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事实所证明。如今，权威主义政权和少量传统的君主政治主要集中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和中东伊斯兰教地区。但是，从90年代的情况看，黑非洲文化与民主的积极联系也许超过伊斯兰教文化。这与亨廷顿的排序有出入。在黑非洲，文化因素同时导致政治发展的低水平和经济发展的低速度。但是，直接阻碍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是经济因素。另外，我们还需看到，黑非洲文化对民主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其惰性力量，是其传统政治文化的低水平对现代民?魑幕牟皇视ΑU飧霾罹嘈枰孀派缁峋米芴逅降奶岣叨玫矫植埂R簿褪撬担诜侵薜闹饕侍馐欠⒄刮侍狻6凇爸卸了估冀獭钡厍就廖幕虮硐治恢侄韵执裰鞯暮枚返亩钥剐浴U挝幕谋涓镌谖幕煊虮旧砭陀龅角烤⒌奶粽健L乇鹗窃谝恍┕依铮冉峡恼尉⒈匦胍匀ㄍ饕宓姆绞娇刂普ǎㄍ饕逋持蔚乃啥兔裰骰母母锿岽捶疵裰鞯脑讨贾饕迨屏Φ奶贰！爸卸了估冀獭惫颐裰骰母锩媪僮耪庵侄牙Ь常涿裰骰桃残砀选?/P>

4.外部因素：民主化的助力

一个国家的民主化主要依赖于内部诸条件的发育成熟，但外部因素也是影响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变量之一。它可以加速或延缓民主化的进程。对一些国家来说，外部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根据前面的分析，一个国家发展达到一定社会经济水平，即进入民主化的“转变带”。但外部影响会使其在进入“转变带”前就实现民主化，或在其进入“转变带”后推迟实现民主化。

根据亨廷顿的说法，世界上有几个主要的权力中心对第三次民主浪潮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即梵蒂冈、欧共体、美国和苏联。它们的影响都是世界性的，但又各有侧重。天主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实行权威政体的天主教国家；欧共体的影响集中在南欧和东欧；美国的影响面要广些，但其影响较大的是拉美和部分亚洲国家；前苏联的变革清除了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这几个权力中心每一个都有过政策上的变化，没有这些变化，第三次浪潮的情形会大不相同。⒄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间，美国虽然口头上也高唱民主原则，但事实上，它常为了战略需要和实际经济利益而牺牲民主原则。世界上许多独裁国家都是仰美国鼻息而生存的。在冷战的年代，为与左翼势力对抗，发展中国家的右派军人独裁政权和传统的君主政体常得到美国的偏爱。但是从1974年起，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开始把促进人权作为其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这恰与第三次民主浪潮的兴起相吻合。到1981年底，里根政府确定了不仅在共产主义国家，而且在非共产义国家促进民主的目标。美国那些权威主义的盟友开始感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这些国家的民主反对派则开始受到来自美国的鼓励和支持。

西欧各国在战后主要是收缩而不是扩张其权力。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方面，主要是英国在其非殖民化过程中做过一些努力。应该说，英国殖民地比其它国家的殖民地更容易走上民主道路。除此之外，战后西欧政府已习惯于同任何非民主的政体合作，默认其国内事务的安排。无力施加巨大的影响。不仅在拉美，而且在欧共体的直接边缘国家也如此。⒅但欧洲议会和欧洲共同体却是一贯支持民主的。在各国际组织中，只有它们“明确地和始终一贯地在其所有成员国中维持民主”。⒆欧共体的扩大以民主为条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从经济发展角度都迫切需要加入欧共体。欧共体对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60年代中期以前，天主教会是保守的反民主势力。自60年代中期起，它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官方层面，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1962-1965）确立了支持社会政治变革和促进人权的方针。在拉丁美洲和其它地区的主教会议上，这一方针都得到重申。在基层，普通信众、基层教士和年青一代的教会知识分子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与权威主义发生冲突。从此，天主教会在各地都站在了权威主义政权的对立面。在巴西、智利、菲律宾、波兰和中美洲国家，天主教会在反权威主义运动中承担着中心的角色。教会有大量可资利用的资源，有严密的组织，有教堂、电台、报刊等工具，有谙熟政治的领导人，能够利用其国际性的联系和影响，这都使它能够发挥有效的作用。

除政府之外，各种非政府组织，政党、工会、教会等，以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组织，如世界基督教民主同盟、社会党国际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外部影响的另一种来源是发展中国家的相互影响。亨廷顿称其为“示范效应”和“滚雪球效应”。

所谓“民主化浪潮”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它表现为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化改革在若干国家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率先民主化的国家产生一种示范效应，为其它国家所摹仿。若干国家相似的进程产生连锁反应，它们交叉影响，相互呼应，从而创造出一种国际性的气氛和时代精神。对于民主条件成熟的国家，这种气氛减少了民主化进程的阻力，对于民主条件尚不够成熟的国家，外部影响往往是启动民主进程的最初动力。

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和深化，已经使当代世界已经日益联结为一个整体。特别以覆盖全球的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不分国界的“电子空间”，使世界真正变成了一个“地球村”。这使率先民主化的国家对其它国家产生更强烈更直接更迅捷的冲击。

民主的示范效应在地理上相近和文化上相似的国家产生最强的反响。如葡萄牙对南欧的影响，葡萄牙西班牙对其前殖民地拉美地区的影响。“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转变令人信服地说明，伊比利亚文化并非天生不变地是反民主的。”⒇在拉美国家内部，示范效应表现为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府还政于民。在亚洲，1986年2月马克斯的垮台，引起了亚洲其它国家权威主义领导人和民主反对派的焦虑和希望。特别对韩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影响。在黑非洲，示范效应使一个接一个的国家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滚雪球效应在东欧最具戏剧性。当波兰于1989年8月将铁板一块的斯大林模式冲开第一道缺口后，权威主义的堤坝开始迅速坍塌，各国的民主化接踵而至。匈牙利是9月，东德是10月，捷克和保加利亚在11月，罗马尼亚在12月。甚至在阿尔巴尼亚那样根本不具备实现民主条件的国家，民主化浪峰所至，权威主义政权也被摧毁。

滚雪球效应还产生加速度的变化，先行者艰难曲折的历程在后来效法者那里会以压缩的形式和以较顺利的方式重演。因为一旦雪球滚起来，其滚雪球本身的过程就开始起作用。我们看到，在波兰，其民主化过程花了十年，匈牙利是十个月，东德是十周，捷克是十天，罗马尼亚则是十个小时。

前提范文篇7

税务会计以财务会计为基础，财务会计中的基本前提有些也适用于税务会计，如会计分期、货币计量等。但由于税务会计有自己的特点，其基本前提也应有其特殊性。

1、纳税主体。

纳税主体与财务会计的会计主体有密切联系，但不一定等同。会计主体是财务会计为之服务的特定单位或组织，会计处理的数据和提供的财务信息，被严格限制在一个特定的、独立的或相对独立的经营单位之内，典型的会计主体是企业。纳税主体必须是能够独立承担纳税义务的纳税人。在某些垂直领导的行业，如铁路、银行，由铁道部、各总行集中纳税，其基层单位是会计主体，但不是纳税主体。又如，对稿酬征纳个人所得税时，其纳税人（即稿酬收入者）并非会计主体，而作为扣缴义务人的出版社或杂志社则成为这一纳税事项的会计主体。纳税主体作为代扣（或代收、付）代缴义务人时，纳税人与负税人是分开的。作为税务会计的一项基本前提，应侧重从会计主体的角度来理解和应用纳税主体。

2、持续经营。

持续经营的前提意味着该企业个体将继续存在足够长的时间以实现其现在的承诺，如预期所得税在将来要继续缴纳。这是所得税税款递延、亏损前溯或后转以及暂时性差异能够存在并且能够使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所得税跨期摊配的基础所在。以折旧为例，它意味着在缺乏相反证据的时候，人们总是假定该企业将在足够长的时间内为转回暂时性的纳税利益而经营并获得收益。

3、货币时间价值。

随着时间的推移，投入周转使用的资金价值将会发生增值，这种增值的能力或数额，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这一基本前提已经成为税收立法、税收征管的基点，因此，各个税种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义务的确认原则、纳税期限、缴库期等。它深刻地揭示了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的目标之一——纳税最迟，也说明了所得税会计中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进行纳税调整的必要性。

4、纳税会计期间。

纳税会计期间亦称纳税年度，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选定的纳税年度，我国的纳税会计期间是指自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纳税会计期间不等同于纳税期限，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纳税期限是日或月。如果纳税人在一个纳税年度的中间开业，或者由于改组、合并、破产关闭等原因，使该纳税年度的实际经营期限不足12个月的，应当以其实际经营期限为一个纳税年度。纳税人清算时，应当以清算期间作为一个纳税年度。各国纳税年度规定的具体起止时间有所不同，一般有日历年度、非日历年度、财政年度和营业年度。纳税人可在税法规定的范围内选择、确定，但必须符合税法规定的采用和改变纳税年度的办法，并且遵循税法中所作出的关于对不同企业组织形式、企业类型的各种限制性规定。

5、年度会计核算。

年度会计核算是税务会计中最基本的前提，即税制是建立在年度会计核算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某一特定业务的基础上。课税只针对某一特定纳税期间里发生的全部事项的净结果，而不考虑当期事项在后续年度中的可能结果如何，后续事项将在其发生的年度内考虑。比如在“所得税跨期摊配”中应用递延法时，由于强调原始递延税款差异对税额的影响而不强调转回差异对税额的影响，因此，它与未来税率没有关联性。当暂时性差异以后转回时，按暂时性差异产生时递延的同一数额调整所得税费用，从而使税务会计数据具有更多的可稽核性，以揭示税款分配的影响额。

二、税务会计的一般原则

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密切相关，财务会计中的核算原则，大部分或墓本上也都适用于税务会计。但又因税务会计与税法的特定联系，税收理论和立法中的实际支付能力原则、公平税负原则、程序优先于实体原则等，也会非常明显地影响税务会计。税务会计上的特定原则可以归纳如下：

1、修正的应计制原则。

收付实现制（亦称现金制）突出地反映了税务会计的重要原则——现金流动原则。该原则是确保纳税人有能力支付应纳税款而使政府获取财政收入的基础。但由于现金制不符合财务会计准则的规定，一般只适用于个人和不从事商品购销业务的中小企业的纳税申报。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税务当局都接受应计制原则。当它被用于税务会计时，与财务会计的应计制存在某些差异：第一，必须考虑支付能力原则，使得纳税人在最有能力支付时支付税款；第二，确定性的需要，使得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实现具有确定性；第三，保护政府财政税收收入。例如，在收入的确认上，应计制的税务会计由于在一定程度上被支付能力原则所覆盖而包含着一定的收付实现制的方法，而在费用的扣除上，财务会计采用稳健性原则列入的某些估计、预计费用，在税务会计中是不能够被接受的，后者强调“该经济行为已经发生”的限制条件，从而起到保护政府税收收入的目的。在美国税制中，有一条著名的定律，即克拉尼斯基定律。其墓本含义是：如果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方法致使收益立即得到确认，而费用永远得不到确认，税务当局可能会因所得税目的允许采用这种会计方法；如果纳税人的财务会计方法致使收益永远得不到确认，而费用立即得到确认，税务当局可能会因所得税目的不允许采用这种会计方法。由此可见，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原则。

2、与财务会计日常核算方法相一致原则。

由于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密切关系，税务会计一般应遵循各项财务会计准则。只有当某一事项按会计准则、制度在财务会计报告日确认以后，才能确认该事项按税法规定确认的应纳税款；依据会计准则、制度在财务会计报告日尚未确认的事项可能影响到当日已确认的其他事项的最终应纳税款，但只有在根据会计准则、制度确认导致征税效应的事项之后，才能确认这些征税效应，这就是“与日常核算方法相一致”的原则。具体包含：①对于已在财务报表中确认的全部事项的当期或递延税款，应确认为当期或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②根据现行税法的规定计量某一事项的当期或递延应纳税款，以确定当期或未来年份应付或应退还的所得税金额；③为确认和计量递延所得税负债或资产，不预期未来年份赚取的收益或发生的费用的应纳税款或已颁布税法或税率变更的未来执行情况。

3、划分营业收益与资本收益原则。

这两种收益具有不同的来源和担负着不同的纳税责任，在税务会计中应严格区分。营业收益是指企业通过其经常性的主要经营活动而获得的收入，其内容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两个部分，其税额的课征标准一般按正常税率计征。资本收益是指在出售或交换税法规定的资本资产时所得的利益（如投资收益、出售或交换有价证券的收益等），一般包括纳税人除应收款项、存货、经营中使用的地产和应折旧资产、某些政府债券，以及除文学和其他艺术作品的版权以外的资产。资本收益的课税标准具有许多不同于营业收益的特殊规定。因此，为了正确地计算所得税负债和所得税费用，就应该有划分两种收益的原则和具体的划分标准。这一原则在美、英等国的所得税会计中有非常详尽的规定，我国在这方面有待明确。

4、配比原则。

配比原则是财务会计的一般规范。将其应用于所得税会计，便成为支持“所得税跨期摊配”的重要指导思想。将所得税视为一种费用的观点意味着，如果所得税符合确认与计量这两个标准，则应计会计对于费用就是适宜的。应用应计会计和与之相联系的配比原则，就意味着要根据该会计期间内为会计目的所报告的收入和费用来确定所得税费用，而不考虑为纳税目的所确认的收入和费用的时间性。也就是说，所得税费用与导致纳税义务的税前会计收益相配比（在同期报告），而不管税款支付的时间性。这样，由于所得税费用随同相关的会计收益在同一期间确认，从配比原则的两个特征--时间一致性和因果性来看，所得税的跨期摊配方法也符合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

5、确定性原则。

确定性原则是指在所得税会计处理过程中，按所得税法的规定，在纳税收入和费用的实际实现上应具有确定性的特点，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递延法的处理中。在递延法下，当初的所得税税率是可确证的，递延所得税是产生暂时性差异的历史交易事项造成的结果。按当初税率报告递延所得税，符合会计是以历史成本为基础报告绝大部分经济事项的特点，提高了会计信息的可信性。这一原则也用于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凡税前扣除的费用，其金额必须是确定的。

6、可预知性原则。

可预知性原则是支持并规范“债务法”的原则。债务法关于递延所得税资产或负债的确认模式，是基于这样的前提：根据会计准则编制的资产负债表，所报告的资产和负债金额将分别收回或清偿。因此，未来年份应税收益只在逆转差异的限度内才被认可，即未来年份的应税收益仅仅受本年暂时性差异的影响，而不预期未来年份赚取的收益或发生的费用。将可预知性原则应用于所得税会计处理，提高了对企业未来现金流量、流动性和财务弹性的预测价值。因此，在该原则下，支持并规范的债务法被越来越广泛地采用。

前提范文篇8

关键词：健康发展激励兴趣反思质疑

儿童能否得以健康良好发展，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他人的激励，对学习的浓厚兴趣，善于自我反思行为，敢于质疑的精神是最重要的因素。

一、激励，是激发学习动机的最有效手段

一个人即使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具有能力意识，也需要以别人的激励为契机。有经验的教师都明白，教师的每一次鼓励，哪怕是一句简单的表扬，一个表示肯定的简单体态动作，都能激发儿童发奋努力的自信心和内动力。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的是非判别能力很弱，他们往往以成人的表扬与批评来判别自己行为的对与错，因而，他们的每一次行为表现都渴望能得到教师或家长的的评价，并在每一次肯定中体验成功的喜悦。

在这种喜悦的心境下，学生的思维比常态下更活跃，兴趣更浓烈，这就为高效率的教学奠定了心理基础。由此可见，成功的教学手段不是强制，不是命令，而是激励。人文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上进心，都想进步，都想发展。在教学中，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努力营造适合每一位儿童潜能发展的条件和环境模式，关心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利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学生成长与进步，是增强儿童学习自信心的关键。

二、兴趣是学习的内在动因

兴趣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好奇情趣。渴望好奇情趣的满足，避苦求乐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无止境的本能欲望。儿童对学习有兴趣，就能在学习中具有积极向上的情态，对学习的内容产生好奇；为满足这种好奇心，学生就要看、就要听、就要问、就要想，就要动手操作、探索、研究、实践，兴趣来了，尽头足了，注意力集中了，思维也被激活了，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油然而生了，学习怎能不有效呢？要想使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经久不衰，首先，教师必须转变观念，在教学中，摆正教学主导与主体的关系，废弃师道尊严，在教学中以极大热情关注每一位学生，营造平等、民主、和谐的课堂气氛，用真情实感激起学生学习的热烈情趣。其次，教师尽可能地运用启发式谈话、情境创设等各种新颖教学手段和电脑动漫等现代教学技术，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比如，在学习《海底世界》一课时，我以播放海底世界录像导入新课，让学生初步了解海底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从而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有效地激发了学生探究海底奥秘的兴趣和欲望。

三、反思是正确思维的根本保证

《论语》中“吾日三省吾身”、“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见其过而自讼者也”等格言都强调了反思在道德修养中的作用，它能让感性的实践升华成理性的经验。有个性、有主见的孩子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我们既要注重培养儿童敢于直抒胸意的优秀品质，也要注重培养儿童勇于直面自我的良好个性。在整个教学中，要善于用科学的眼光，敏锐地捕捉时机，及时激励、引导学生学会自我反省，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自我，通过不断反思自己、不断解剖自己，克服自己的不足，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自己正确的思维形成。例如，在学习《蘑菇奖给谁》一课时，我引导学生就“蘑菇能不能奖给小黑兔”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辩论。经过辩论，大多数学生认为可以将蘑菇奖给小黑兔，理由是，在比赛前妈妈并没有规定比赛要求，也没有指定比赛对手，小黑兔选择弱者轻而易举地获胜是聪明的表现。听了孩子们的发言，我不失时机地引导学生做进一步的思考：如果你是一只小兔子，愿意做一个像小白兔一样勇于挑战强者的人，还是做一个像小黑兔一样轻而易举战胜弱者的人呢？哪一种人对自己的发展更有利？经过思想斗争和思维的不断碰撞，孩子们对自己的想法有了清醒的认识，个个表示，要向小白兔学习，敢于挑战强者，做一个勇敢的人。此后，在学习《蚂蚁和蝈蝈》一课时，对蚂蚁的勤劳勇敢的优秀品质和蝈蝈的懦弱懒惰的性情，又进行了一场讨论。可喜的是孩子们已不再向学习《蘑菇奖给谁》时那样人云亦云了，他们开始大胆地、批判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蚂蚁和蝈蝈各有各的劳动观念，但自己更欣赏蚂蚁，做一个勤劳勇敢的人，不愿做“无远虑”的蝈蝈。从两课讨论的情况看，似似乎只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差异，但却透视出来两种不同的思维，两种不同的思想。如果我们听之任之，忽略这一细节，不加引导儿童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事物，审视自我，就会严重阻碍儿童崇高的人生观的形成。所以，教学中，教师应做到该宽容时就宽容，该苛求时一定要苛求，否则将会导致儿童迷失方向，迷失自我。只有常常启迪他们审视自我，自省自悟，才能养成自我批判和自我反思的优秀品质。

四、质疑是创新的前提

前提范文篇9

关键词：证券投资技术分析理论前提思考

证券投资技术分析通过分析证券市场过去和现在的市场行为（成交量、成交价、价格变化的时间和空间），来预测证券价格未来的变化趋势。在现实的证券投资活动中，技术分析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证券投资的理论体系中，技术分析与证券投资基本分析，证券投资组合理论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技术分析理论是建立在三大假设基础之上的，技术分析的第一假设认为市场行为会涵盖一切信息，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所有因素，都会反映在市场行为之中。故此，我们在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时，没有必要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具体是什么作过多的关心，我们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对市场行为的研究上，只要我们弄清了股票价格涨跌、成交量增减、价格变化的时间空间等市场行为结果的含义，我们就可以预测股票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这一假设对技术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是技术分析的理论前提。如果不承认这一假设，或者说这一假设并不存在，技术分析将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如果市场行为并没有包括全部的、所有的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那么我们仅仅使用研究市场的成交价、成交量和价格变化的时间和空间这些市场行为的最终结果的方法，就想达到预测和把握市场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的目的，就只能是以偏概全、一厢情愿了。

对于技术分析的这一重要假设和理论前提，我国理论界占主流地位的观点认为，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笔者认为，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投资实践上来看，都不能够证明市场行为可以涵盖一切信息的结论是正确的，这一假设究竟具有多少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研究。

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并无可靠性

任何一个假设的成立都必须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只有在理论上具有可靠性，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我们才能够得出结论说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在理论上具有可靠性吗?我们认为，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技术分析所说的市场行为，实质上是指市场参与者即投资者的行为。正是投资者看涨或看跌的预期、买入或卖出的决策导致了股票价格的波动和成交量的变化，而投资者预期的形成是对影响股票价格的多种因素进行理性分析的结果。这里似乎可以可推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这就是影响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决定了投资者的预期，而投资者的预期又决定了投资者的行为，我们分析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结果（成交量、成交价），实际上就是分析投资者的预期，就是分析影响股票价格的所有因素。认真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一系列推理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其可靠性值得怀疑。不错，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首先要对影响股票价格未来变化的因素进行研究，而后形成对股票价格未来走势的判断，最后作出或买或卖的决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投资者在对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因素进行分析时，必然会带有不同的主观个性特征。投资者对影响股票价格变化因素的分析过程实质上是一个认识过程，一个能动的反应过程，这一过程不能不受到投资者理论素养、价值标准、思维方式、个性特征和心理状态的影响。面对同样的客观条件，不同的投资者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结论，采取不同的投资决策，从而表现出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市场行为。这样的市场行为究竟具有多少客观成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现实情况，值得研究。显然，我们不能祈求仅仅用这些行为的客观表现（成交价格和成交量的变化情况）就可以把握所有的信息、就可以把握所有的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因素。

其次，如果说市场行为可以涵盖所有信息的结论成立，它需要的一个基本条件是，这里所说的市场行为必须是理性的行为，而不是非理性的行为。那么，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所表现的行为是理性的吗?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假定，从个体的角度来看，作为经济活动参预者的投资者同任何其他经济主体一样必然具有追求收益（利润、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但是，这种个体的理性行为并不能够保证集体行为也是理性的，在很多情况下，正是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技术分析所说的市场行为，显然指的是投资者的集体行为，而并非投资者的个体行为，这种投资者的集体行为，我们不能够从理论上证明它必然是理性的行为。现实生活告诉我们，证券投资者集体行为往往表现出很强的非理性成分，股票价格的暴涨暴跌、大起大落、股市泡沫的快速形成和迅速破灭，己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再次，证券的虚拟经济性质，已经证明证券市场的交易行为（成交价格、成交量）并不能够充分的、客观的反映影响证券价格变化的所有因素。股票、债券和证券衍生品代表的是金融权益资产，属于虚拟经济的范畴。证券的运动不仅与生产资本的运动相脱离，而且还与其所代表的资金的运动相脱离。在实体经济中，供求规律决定着交易价格的波动，价格会自动回归到市场供求的均衡点。虚拟经济的交易价格则取决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价格上升会刺激人们的获利欲望，购买需求扩张，从而推动价格的进一步上升；价格下跌，又将刺激人们的止损欲望，供给急剧增加，需求急剧萎缩，从而导致价格的进一步下跌。当交易进入某种难以为继的状态时，就会出现价格的急剧变化，市场价格很难回到真正的市场供求平衡点。由此可见，虚拟经济具有天然的制造经济泡沫和投机的成份，其价格具有极大的误导作用。

最后，从有效市场理论的角度来看，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的结论对证券的投资决策并不具有任何的指导意义。有效市场理论，是1965年美国经济学家法码（EugeneFama）最先提出来的。在这一理论中，法码将证券市场分为弱有效型、半强有效型、强有效型三种形式。这三种不同的市场形式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证券价格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程度不同。在强有效型市场中，证券价格能够充分和快速地反映所有的相关信息，任何人都不能够通过对信息的私人占有而获得超额利润。通俗地说，在一个强有效型的市场中，证券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显然，如果我们认为证券价格的变化这一市场行为的最重要的表现已经反映了市场的所有信息，证券市场是强有效型的，技术分析的理论前提是正确的，我们就会得出证券价格的变化是随机的和不可预测的结论，从而也就否认了技术分析存在的价值。反之，如果我们肯定运用技术分析可以预测证券价格的未来变化趋势，就必然要否认证券价格的变化能够反映市场所有信息的结论，从而也就否认了技术分析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前提。

评价技术分析须实事求是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市场行为涵盖一切信息这一技术分析的重要理论前提实际上是并不成立的。虽然技术分析是千百万投资者上百年投资实践的经验总结，这种经验总结对现实投资活动肯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它毕竟属于经验性质的范畴，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因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夸大技术分析对投资实践的指导作用。

前提范文篇10

关键词：会计主体；会计分期；持续经营

知识大爆炸的作用在于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技术为主的新型产业结构取代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企业来说，在企业管理与会计管理的形式上，也有了质的突破，冲破了旧的会计管理模式与企业运营模式，并因此冲击了旧的会计理论体系。会计假设可以称之为会计行业运行的现实与理论的根基，通过科学缜密的推理对会计赖以运行的经济环境进行预测与假设。在信息产业革新的巨大推进力的作用之下，会计行业所在的各类金融与生活环境业已产生质的飞跃，不断挑战传统经济体制中的相关会计假设。

一、管理会计假设的前提原则

从原则方面来说，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仍存在很多不同，当前的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在前提与原则方面仍存在较大分歧，然而从实践出发来讲，管理会计的实践中仍存在着与财务管理的相通之处。如今，管理会计定义的范畴日益扩大，比如衍生出了战略管理会计等等，领导人必须以相应的先进理念武装企业会计人员，由于新形势下会计周期明显缩短，频率增高，产品服务研发面临的风险极大。越接近前沿的科技，其研发成功率越低，有可能背负巨大费用，甚至可能使企业遭到清算，进而倒闭。(一)在会计主体假设方面的影响。会计信息反映了一定的特定组织，该类组织称为会计主体或会计实体，会计个体可以把所要反映的目标与其他经济体相区分，区分的主要方法是清晰的确定相应主体，以该主体为基本进行核算。只有这样方可使会计活动的出发点更加清晰，方可顺利进行会计活动的相关核算活动，达到相应的目标。会计作用点受互联网影响巨大。早期企业间生存与提升的情况是比较平衡的，各企业之间吞并与重组的趋势暂未成形，企业与企业形成的合作与沟通。相对不紧密。由于通讯水平不高，联系方式单一，导致沟通不畅，各个企业都各自为战，在合作意识与共同目标上无法实现有效统一。(二)在持续经营假设方面的影响旧的会计制度中，持续经营假设常常处于主导地位。然而对于互联网时代而言，前沿技术的进步虽然给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企业带来了比从前更大的风险与压力。互联网经济时代的竞争逐渐向白热化发展，行业内部各企业之间为提高竞争力，都加大研发的投入，缩短技术更新的周期。且伴随着客户需求的多变性与复杂性，给面对市场进行的研究与开发带来更大的风险。国际上高技术企业，其普遍研发成功率常年保持在15%以下，更有甚者在3%以下，企业在该类项目上投资过大，对于如此之大的风险，极有可能令企业遭受清算甚至倒闭的风险。(三)在会计分期假设方面的影响。企业的经营活动以不间断为特点，如果将该类活动进行分割，并形成几个小的期间，然后以此为依据，进行结账与会计报表的编制活动，向利害相关人披露财务运行情况、企业经营经营成果等会计信息。然而掺杂了主观因素的区间划分，一定会使相应的实际运行成果与会计期间的反映有所差异甚至相反，这是在制度上使会计失真的相应原因，也是会计分期假设天然的缺陷。互联网时代正冲击着传统在分期假设上的理论与实践。(四)在货币计量假设方面的影响。货币计量假设是企业对其活动进行计量的一种方式，计量的介质就是货币，并传递相应的计量结果的重要过程。进行货币计量一定要以以下两个假设为前提：1.在进行计量的过程中，货币价值保持稳定；2.坚持使用唯一币种的假设。资本决策超越了以往时期，呈现即时决策的状态，这是由于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国际资本的迅速流动，然而更加加剧了相应会计人员在货币方面的风险，使币值假设逐渐成为空谈。

二、针对管理会计的会计假设理论创新对策

(一)会计主体假设创新方法。会计主体假设来源于以下需要：也就是划定会计核算的空间区域。伴随互联网产业技术的日益壮大，该领域的技术不断提升，将各类企业通过网络进行了快捷和紧密的结合，可以使各类企业在短期内组成有效的联合体，壮大力量，在为市场输入商品与服务，完成买卖活动。也就是集合了众多企业，合作完成了由一个企业不能实现的相关功能。将传统经济活动进行相应的网络转换和数字转化，对传统模式产生了质的突破，反映在经营成果上，表现为会计主体对传统假设的颠覆，扩大了相应的范围。在现实中要避免对资产负债或财务形势的误判，以及产生错误的主观认识，要注意对不同会计主体的会计信息调整、对于扩大原会计主体范畴与会计假设理论，产生了更为重大的推动作用。(二)持续经营假设创新方法。持续经营产生于相对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中，其相关推测与展望是基于股权分立、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等形式的企业股权的不断剥离、传统生产规模逐渐被现代人工智能化生产所取代而产生的市场需求。当代我国处于信息产业增长时期，前沿科技企业需要面对各类风险：如研发失败、前期投入过高，极易破产等各类风险，同时也使企业间合并重组的风险加大。有专家指出应将持续经营假设发展成有限假设，然而可以进行更为全面综合的考虑，也就是联系了会计主体假设的更新成果，以理论中的持续经营假设定性项目经营假设，它用“一种以经济效益相联系的多个组织从成立起到达到运营目的止的期间构成”进行表达更加贴切，采取以上措施，不但避开了跨期摊销、而且对于完成控制收益、优化费用等工作，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三)会计分期假设创新方法。传统的会计期间由于化分过于呆板，按月、季、年进行分类的会计期间，因为灵活性差，不能适应会计业务的需要，特别是信息产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在生产环节与投资环节的需求量高速增长，同时为了企业及时进行风险控制，都需要对传统的会计期间进行变革。随着信息产业的不断壮大，信息传递的效率不断提升，必须采纳较短的会计期间，甚至实时信息，信息才有可能对投资人起到相应的辅助作用，才可以对企业今后发展中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网络空间内企业联盟，各企业间联系不紧密，可变性强，既能短时间之中按传统公司模式进行签约，同样具备在短期内解约的能力。针对该类短期运营的联盟类型，按传统方式划分期间并不必要也不可能，这就需要机动灵活地编制并上报每次交易的会计报告，这个步骤在每次交易后立即进行，保证了时效性。同时随着当前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信息传递的成本逐渐下降，这对减少会计期间长度在技术上给予了很好的支持，创新地开辟了会计分期的其他可能性。(四)货币计量假设创新方法。货币作为一种计量手段，在进行计量时，应同时满足用下面两个假设为前提：①货币的币值不变；②币种的唯一性假设。当前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货币的诞生其非常显著的变化以资金的流动速度呈几何倍数增长，资金流动更加激进，各类现金汇率转换频率不断增加，且网上转账通常可以即时到达，“币值稳定”假设受到挑战。所以，需要对计量方式进行优化，反映在会计报告方面，应进行依赖于新技术、以多种形式持续革新报告，将会计报告的信息量进行扩容。扩大相应信息量，为使用者提供完整、充实的会计信息。

三、结束语

通过对会计假设的前提和条件进行的调查研究，使人们切身体会到，会计假设与当前会计环境不可分割的联，会计假设通过经济运作产生于相对特殊的会计环境当中，是特定环境情况下的特定产物，不具有普遍性，是环境的衍生物，而会计环境是持续前进的，会计假设也应与时俱进。本文提出以变革为目的，以适应社会变化为过程，提出相应解决方案，除了有助于会计体制的进步以外，还为会计改革做出坚实铺垫，这符合发展的哲学观点。我们要以当前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契机，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会计假设，在我国改革开放的紧要关头，我们一定要以改革创新为核心观念，将会计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应该发挥的作用不断扩大。

参考文献：

[1]王烽光.电子商务的发展对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的影响及对策[J].纳税，2018(0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