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展望范文10篇

前景展望范文篇1

【论文摘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入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毛毯的需求非常旺盛在频繁变化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我国毛毯出口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结合我国毛毯产业实际情况，对毛毯出口现状进行分析，探讨毛毯出口存在的问题，阐述毛毯的发展前景，提出提高毛毯出口的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建议。

一、我国毛毯出口现状分析

(一)我国毛毯出口现状

毛毯产业在中国的发展如燎原之火，在近年来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毛毯的生产基地，全国共拥有毛毯生产企业600多家，产量、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据初步统计，2009年我国生产出口各类毛毯2.6亿条，出口额约22.8亿美元，占全球毛毯贸易量的60%左右。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加人WTO，国际市场对中国毛毯特别是拉舍尔毛毯的需求非常旺盛，虽然有不少国家对我国的纺织品出口设置了种种贸易壁垒，但我国的毛毯出口仍呈增长趋势，并且国际竞争力逐渐增强。2008年年末，当全球经济危机来临时，毛毯行业尽管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产品价格有所下降，但企业靠不断推出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订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以30%的速度增长。山东中奥毯业有限公司就是毛毯企业的一个代表，2008年毛毯出口与上年相比增长了158%,2009年又增长了107.46%。企业的高速发展构筑了整个毛毯行业的稳定发展。

我国毛毯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阿联酋、南非、西班牙、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德国、日本等。目前，中国产品以其价格低、质量好、毯面花型别致、色泽艳丽、手感丰厚、滑爽，赢得国内外客户的欢迎和青睐。并且通过不断开发新产品，已逐步向高档毛毯产品转型，欧美客户明显增多，产品供不应求。

(二)毛毯出口现状分析

毛毯质量不断提高。出口毛毯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进行生产，对涤纶丝、睛纶丝、染化料、助剂等原材料进行严格检测和定期验证，对成品毛毯定期检测禁用偶氮染料含量，耐酸汗渍色牢度、耐碱汗渍色牢度、耐水色牢度、甲醛、PH值等检测项目，内在质量符合国际标准。同时，加强外观质量的检验把关，规格、重量等符合合同要求。

生产工艺不断改进。企业生产工艺尤其是后整理工艺不断改进，提高了毛毯的风格档次和产品价值。剪花毛毯毯面经精剪，花型凹凸明显，立体层次丰富，完美的机械加工再加上精湛的人工技艺，尽显剪花型毛毯的华贵风格。超柔双花毯则花型叠加，风格迥异，超凡脱俗。

产业链不断完善。从毛条到纱线，从纱线到坯布、从坯布到染色直至成品，毛毯行业多年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格局。一些毛毯大型企业如山东新光集团、山东中奥集团等都在产业链经营方面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尝试。完整的产业链增强了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实现了毛毯行业的稳定发展。

品牌不断推出。毛毯企业对于品牌的重视也让他们在经济危机来临时受益匪浅。上海凤凰、浙江真爱、中奥锐泊等品牌，依靠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信誉和质量，订单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以30%的增速出口。

二、当前我国毛毯出口贸易中存在的问题

(一)出口依赖程度较大

我国毛毯主要出口到非洲、中东国家，约占其市场份额的60%，主要是中、低档产品，产品结构为涤纶毛毯、加棉毛毯、睛纶毛毯和睛涤混纺毛毯。欧美国家主要进口中高档毛毯，但是受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欧美对纺织品进口设限技术不断提高，出口企业压力逐渐增大。

(二)成本上升，利润缩小

睛纶、涤纶等原辅料和水电煤等生产能源的大幅涨价，使得毛毯企业的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环保要求的提高，新劳动法的实施又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劳动成本和管理成本。人民币升值更是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成本，削减了企业的利润空间。毛毯的附加值和出口价格都较低，企业的主营收人虽然提高了，但大大影响了净利润。

(三)企业自主生产性不强

由于我国毛毯的加工能力和加工规格在中低档产品市场有优势，所以毛毯出口的利润率较低，赚取的只是制造加工环节的微薄利润，出口多以定牌、贴牌为主。50%以上的毛毯出口是进口国提供商标、款式、纸样稿来进行加工，自主品牌仅占10%~20%左右。而且设计开发水平不高，不能自主设计、生产适合销路的产品。

三、毛毯出口贸易中的应对措施

(一)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应对之策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自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毛毯乃至纺织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家三次调整纺织品退税率，帮助企业渡过了难关。为进一步缓解毛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的压力，刺激出口，改善出口赢利状态，国家应加大对毛毯企业扶持力度，在立项、审批、货款等环节要简化手续，提高效率，减轻企业负担。

2.开展国际公共信息服务。由于生产企业自己搜集信息方面的渠道比较狭窄，所以主管部门要帮助企业拓展信息渠道，挖掘信息资源，保证企业及时了解动态。针对国际市场业务的要求，建立定向的信息采集，为毛毯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原料、产品、技术装备、价格等行情信息。

3.推进毛毯行业与国内外同行的合作交流。我国是毛毯生产和出口大国，但我国的毛毯企业与韩国、意大利等国家比较在技术水平等方面还有一定差距。例如:中东毛毯的进口市场主要来自中国和韩国，高档毛毯大部分是韩国的产品，其份额约占整个毛毯市场的30%以上，其特点为毛高低、密度大，经过远途运输和长时间挤压后不倒毛，光泽好，价格也远高于中国产品。所以开展国内外同行之间的交流活动，是扩大毛毯交易渠道，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二)企业自身的应对之策

1.加强技术创新能力。面对国际经济新形势，企业要在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加强自主研发能力，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推动毯业向精加工方向发展，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只有切实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开发新产品，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才能争取更为有利的贸易地位和竞争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2.加强自主品牌建设。加强品牌建设是中国毛毯行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必须选择。目前，我国的真爱、凤凰、昆庆、红豆等众多品牌已在国际享有声誉，对于一些创新能力较弱的中小企业来说通过技术人股、购买关键技术或引进人才等方式，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提高产品质量，使企业不断做大做强。

3.推行产品多元化。我国毛毯出口以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较低的中低档产品为主，毛毯生产企业应将生产重点向中高档产品转变，除了非洲、中东市场以外，应该努力开发欧美等新兴市场。同时，通过市场竞争方式，以技术和产品的优势加快低成本扩张，一旦时机成熟，可考虑组建跨地区及至跨国经营的企业集团。

四、毛毯出口前景展望

(一)出口市场前景广阔

自2000年起，毛毯出口每年都以20%~30%的速度增长。目前全国约有50家大中型毛毯生产企业，广东美雅、湖北迈亚、上海海欣年生产能力都超过1000万条。近几年，毛毯企业在河北、山东得到迅猛发展，形成规模化生产基地，在国外市场占据的份额越来越大，日本、南韩、匈牙利等国家的毛毯产业逐步在衰退，使得中国毛毯称雄世界。产品质量的提高，生产能力的扩张，国外越来越多的进口商越来越青睐中国毛毯。

(二)毛毯应用领域广泛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毛毯的用途正在悄J哨地发生变化，从原来单纯的保暖性转向追求时尚性、装饰性、功能保健性上，并促使毯业进一步发展。工艺毛毯厚实挺括，踩踏柔软舒适，适合家居客厅、卧室地面装饰使用;卡通地垫造型形象生动，色彩亮丽，适合儿童房间作床头地垫;经编仿裘皮服装面料顺应崇尚自然和生态保护的潮流，手感柔软爽滑，不脱毛，立毛感强，不起皱，防虫防霉，不怕雨淋，是不可多得的毛皮服装材料。

(三)功能性、环保型毛毯不断涌现

在注重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人们更加注重绿色、环保，相继开发出仿貂皮、超柔、阻燃、负离子、远红外、吸湿排汗、芳香抗菌、纳米功能等多种功能毛毯。阻燃型仿貂皮毛毯选用进口超扁平阻燃纤维，具有阻燃特殊功能;抗菌防臭柔丝毯以进口抗菌细旦纤维为原料，轻薄便携，抗菌防臭。艾蜜克防蜡床毯以Amicor防蜡抗菌纤维为原料，能有效抑制蜡虫的滋生，是高科技与日常用品相结合的完美结晶。

(四)毛毯原料日趋优化

毛毯生产企业越来越注重所使用原料的改进。使用棉花、山羊绒等天然纤维和天丝等编织的毛毯，具有手感柔软、光泽柔和、保暖性好等特点。随着生产工艺的进步、技术的提高，毛毯原料的使用趋向超细柔软、功能性和环保性的新型睛纶纤维和涤纶纤维。

前景展望范文篇2

摘要：针对德里达思想被误读的现象，对德里达研究提出了以中西比较为重点的研究方法。以佛家思想为参照系，对两者在世界“有”“无”关系的本体论问题，世界存在方式问题及语言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并强调，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占主流的。此外，对德里达逝世之后的解构主义前景作了展望。

关键词：德里达｜解构主义｜佛教｜僧肇｜华严宗

被法国总统希拉克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当之无愧的‘世界公民’”──德里达逝世了。他的解构主义曾轰动美国，进而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盛行，时至当今，还被许多学者不断研判。德里达解构主义传到中国有二十多年了，近些年，德里达研究已成为中国显学。我们不禁要问，他的思想伟大在哪里？他的解构主义究竟告诉我们什么？

一、研究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方法及他的解构策略

对德里达思想的理解，学界目前呈现莫衷一是的局面。认为不存在文本误读问题的德里达于2001年9月14日下午在上海社科院讲演时也认为他的解构理论被许多人误读了[1]。作为犹太裔的法国人，德里达的思维方式同中国人差别很大，还有他“艰深晦涩”的文风，法文译成中文过程中的问题等因素，存在误读也在意料之中。

采用中西对比的方法不失为好的解读策略。陆扬先生的《德里达和老庄哲学》，奚密女士的《解结构之道──德里达与庄子比较研究》，都采用这种方法。事实上，我们所理解的德里达思想是我们眼中的德里达思想，不一定完全符合其本意。但作为“山外”之人，或许更容易看清其实质，因为少了许多“身在此山中”的弊处。

德里达的“解构”概念（déconstruction）从形式上参照了海德格尔德的“摧毁”（Destrucktion）概念，也是针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但又不同于海德格尔的“摧毁”。海德格尔要摧毁的是传统“在场”的形而上学，正是这种传统思想使西方人执著于现实可感事物，认其为“真”，而看不到与现实无限关联的“不在场”的事物；由于存在这种“盲区”，西方人形成了“我”与“世界”绝对二元对立的思想。这种对立既是使西方获得巨大物质成果的原因，也是造成战争、环境恶化等灾难的根源。

德里达也要颠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像许多分析哲学家那样，他从语言和文字入手，通过对语言中的一系列传统二元对立的概念如：言语／文字、灵魂／肉体、直觉／表现、自然／文化、理智／情感等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看来具有高低等级次序的颠覆，证明传统思想中确实存在看似正确而漏洞百出的问题。他是如何解构二元对立的概念的呢？被誉为德里达研究权威的美国学者乔纳森·库勒在《论解构》一书中写道：“当某一理论举出几个特定的呈现作为进一步发挥的根基时，这些实例无一例外地证明已经是种种错综复杂的结构。说是种给定的、基础的成分，到头来却是发现是种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简约或纯粹之呈现的权威意味荡然无存。”[2]（P79）

事实上，德里达的解构策略采用的就是把二元对立的一对范畴中居于优势地位的一方看成是依赖于与之相关的“不在场”事物的东西；而这个“不在场”事物同样也依赖于其他“不在场”事物。而这种依赖关系可以被无限地追索。结果是，我们看到了“在场”事物的背后有一个无限的由相互依赖关系构成的序列,德里达称之为“痕迹”（trace）。这样，居于优势地位的“在场”事物的权威性被逐渐削弱直至荡然无存。按照这种思路，在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上，德里达认为，并不存在最终“在场”的先验所指，而只有“不在场”能指的不断替补。“从根本上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脱离能指的运动，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最终会消亡”[3](P30)。这样他就消解了传统思想中所指和能指的二元对立。

二、佛法与德里达思想在“有”“无”问题上的比较

从佛法角度看德里达思想，会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能说德里达思想就是当今“新乘佛教”，因为两者又有本质的差别。

德里达的所指与能指关系可归结为“在场”与“不在场”关系，用中国哲学话语来说是世界的“有”和“无”、“有”和“空”、“真”和“假”的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佛家思想对这些问题早有深刻体悟。

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大乘空宗般若学派著名人物僧肇提出“不真空”思想，即认为世界本性是“空”，然而从现象层面上说，世界又非“无”，是“非有非无”的“有无”统一体即“空”[4](P374)。僧肇的“不真空”论是在与当时主要佛学流派“六家七宗”对世界“有无”及“空”的问题的论战中建立起来的。

“六家七宗”之一的即色宗代表人物支道林在《即色游玄论》中说：“色不自色，虽色而空”，即认为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所以没有“自性”、“自体”，因而是“空”的。僧肇在《不真空论》中说：“夫言色者，但当色即色，岂待色色而后为色哉？此直语色不自色，未领色之非色也。”即僧肇认为，即色宗的观点是不彻底的，因为色本身就是空的，并非经过分析才是空的[5](P373)。

与世界“有”“无”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佛教宇宙观的最基本观点“缘起说”。《杂阿含经》卷十二云：“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实为“缘起说”的典型表述。佛教认为，宇宙一切现象的有无、生灭，都依一定条件而存在，都因一定条件的离散而毁失。宇宙万相是由各种原因及条件汇集而成的因缘之网，其间任何一个现象都不能孤立存在。

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也阐释了世界万物之间的因缘关系。华严宗认为，世界一切存在，都互为原因和条件，由一法而生起万法，由万法而生起一法，万法相即相入，无碍自在，重重缘起无穷。《华严经》用“海印三昧”描绘佛的境界，形容一切境相如海水一样涌现，其中一滴水即纳百川之味，因而一切法都是互相贯通，互相包含，形成一个圆融一味的大法界即“无尽圆融”[6](P425)。

德里达解构理论强调只有不断替补的“不在场”的能指，而所指不过是依赖性的、派生性的产物。所指的存在依赖于与之相关的能指，即所指是因缘和合的产物；而这些能指的存在也依赖于其他能指，这些能指也都是因缘和合的产物，……所以，并不存在最终不是能指的所指。由此可见，从世界万物和现象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角度看，德里达同即色宗、佛教的“缘起说”及华严宗的“无尽缘起”说的观点很相似。但德里达对如能指等“不在场”事物的无限追索，使人觉得是一条“线性”的“因缘链条”，而没有对众多不同的“不在场”事物作横向贯通；同佛教把世界看成“因缘之网”的系统观点相比，缺乏理论深度和理论自觉。

佛家重要经典《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也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即“色”与“空”、“有”与“无”都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和融合的。这样，世界同时也是“有”和“无”的统一体。德里达三番五次地解释他的“延异”思想，认为只有“延异”，而没有“本源”。进而，他连“延异”也要否定，说“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可见，德里达生怕人们把“延异”理解为“有”。但它是“无”吗？德里达也说过，延异是差异的本原、差异的生产、差异的游戏，差异的差异等等，也没有完全否定其“有”。可见，德里达既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有”，也没有完全否定“延异”的“无”，与僧肇的“不真空”理论有不谋而合之处。但这并不是德里达对“有”“无”关系作出系统思考及论证的理论自觉的结果，“延异”思想远未达到佛家对“有无”问题系统阐释的自觉思辨的高度，这种不谋而合是西方哲学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

三、两者在世界存在方式问题上的比较

在德里达的文本世界里，能指是变动不拘的，它不断替补其他能指，它的不断运动呈现出一条无限延展的“痕迹”，德里达称这种无限运动为“延异”。

源于古希腊爱利亚派芝诺“否定运动的四个论证”中的“飞矢不动”论题早就提出了“飞矢在飞行的每一特定瞬间既在一特定的点上，又不在这一特定的点上”的矛盾。芝诺得出了否定运动的结论。恩格斯认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德里达的理解是，只有把“特定”的现时瞬间看成处在过去与将来的连续的“痕迹”之上，即不把现时瞬间看成是一纯然自足的给定的结构之时，才能理解运动。这样，必须“从作为延异的时间出发，来思考在场。”[7](P237)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德里达一以贯之的解构策略。尽管“一瞬间”是极短的时间，他也把它看成是过去与将来之关系的产物，而不是一个纯然自足的给定结构。

佛家对宇宙结构有系统及精当的看法。《经律异相》、《法苑珠林》和《法界安立图》等著作对于空间、时间问题作了集中的阐发。《法苑珠林》的《劫量篇》从宏观角度论述了“时量”，以极长的时间单位“劫”来表示；还从微观角度，以极短的时间单位“刹那”来表现世界的生灭无常。《大正藏》卷五十三云：“时极短者，谓之刹那也”，“一弹指顷有三十二亿百千念”，“一念有九十刹那，一刹那中复有九百生灭。”可见，佛家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这种过程永远不会终止，时间不会停留某一时刻上。且极长的“劫”是无限的，极短的“刹那”也是无限可分的[8](第23章)。

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就是让众生打破把过去、现在、将来时间绝对区分的传统观念，以悟入菩萨境界。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的思想同佛家时空观中认为世界处在生、住、异、灭的不断变化之中的观点确有相似之处。事实上，佛家对世界存在状态的看法还有更全面之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运用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观点批评了小乘佛教偏重“无常”的倾向，在他看来，“常”与“无常”、“变”与“不变”应当是统一的。僧肇在《物不迁论》中论证“动静未始异”时，他说：“《放光》云：‘法无去来，无动转者。’寻夫不动之作，岂释动以求静，必求静于诸动。必求静于诸动，故虽动而常静；不释动以求静，虽静而不离动。”意思是说，《放光般若经》说，事物无去无来，也没有运动转变者。寻求静，不要离开动去求，而是求静于动中，所以虽动而常静；不离动而求静，所以虽静而不离动。这样，他通过说明“虽动而常静”、“虽静不离动”，由此论证了“动静未始异”。接着，僧肇还论证了“若动而静，似去而留”的“物不迁”命题。一是“去者不至方”，他根据般若经论的万物无所来去之理，论证从运动中求静之看，事物并不是从一空间到另一空间，即万物无实质运动。二是“昔物不至今”，即说明过去、现在、将来事物之间也有明确的区分。三是“因不灭不来”，即说明因果之间明显的时间差别。这样，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做出了全面分析[9](第24章)。

德里达的能指变动不居，使人明显感到刚一“接触”到某一能指，这能指就“逃匿”了，就被其他能指“替补”了，我们“抓”不到任何一个确定的能指；提出这种思想的人也使人捉摸不定，无怪乎罗蒂称德里达为“坏小子”。同僧肇对“动”“静”关系问题的全面把握相比，德里达是偏于“动”而否定“静”。这还使人联想到古希腊哲学家克拉底鲁认为“人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的观点。这种认为万物瞬息即逝、变幻无定的思想确是德里达思想的主要特征。而他的解构策略也是建立在这种“瞬息无常”思想基础之上的。笔者看来，他的思想著于“无常”而失于“静止”，与小乘佛法的“动静”关系思想有相似处，但从大乘中观思想看来，确有片面处。

四、两者在语言观上的比较

德里达的著作以晦涩难懂著称。但笔者看来，他并不完全是想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以使其理论显得高深莫测。一方面，他对他解构思想的解释，尤其对如“延异”、“痕迹”、“撒播”等概念的解释，确实“力不从心”，可谓竭其所能，而终究“言不尽意”。另一方面，他为打破人们对语言文字的传统观念、为体现能指的变动性，也采用了与当今主流写作方式大相径庭的文风。

他用“痕迹”来描述能指的不在场及不断替补的特性。又自造了“延异”（différance）概念。而“延异”是由“差异”（differ）和“推延”（defer）两个词结合而成的，是对索绪尔的“差异”（différence）概念的改造。为了说清楚“延异”，德里达可谓穷其辞能，用心良苦。他在《论文字学》中写道：“痕迹事实上是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这无异于说，不存在一般意义的绝对起源。痕迹乃是延异，这种延以展开了显象和意指活动。……痕迹既非理想的东西，也非现实的东西，既非可理解的东西，也非可感知的东西，既非透明的意义，也非不传导的能量，没有一种形而上学概念能够描述它。”[10](P92)美国批评家雷契在《解构批评》一书中列举了德里达本人对延异的许多解释。“‘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它既不存在也没有本质。他不属于存在、在场或缺场的范畴。”；“延异是差异的本原或者说生产，是指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它不是一种存在——在场，它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哪里都不卖弄权威，也不以大写字母来炫示。不仅没有‘延异’的领地，而且‘延异’甚而是任何一块领地的颠覆。”[11](P402-403)

佛家对语言文字的认识可谓深刻而系统，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

大乘佛教大都否定语言的实在性，但同时强调离不开语言的教化作用。大乘佛教空宗般若学派的般若学说对语言文字的空性多有论述，认为以般若智慧观照空理是把握人生实相的根本。《放光般若经》卷一云：“菩萨行般若波罗蜜，不见诸法之字，以无所见，故无所入。”意思是说，般若观照是不见一切事物的名称，是以无所见、无所入而冥合空理。《大般若经》强调，指称万物、描述万物的差异，又离不开名言，佛正是顺应众生了解万物的需要而说，这也是般若，称为“文字般若”[12](第31章)。

佛教为阐述难以表达的真理，通常采用两种方式：正面的肯定是（称为“表诠”）和反面的否定（称为“遮诠”）。后者通过排除事物的属性来诠释事物“不是什么”来说明最高真理。即通过“不”、“非”、“无”、“离”等否定式来表达。如龙树在《中论·观因缘品》中以“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来显示真理的中道[13](第31章)。德里达德在阐释“延异”等概念时就采用了类似“遮诠”这种方法。

禅宗在语言文字观上也继承了大乘佛法的思想，持“不立文字”又“不离文字”的观点。非常值得一提的是，禅宗在佛法修行的实践方面较以前佛教有诸多创建。禅宗通过棒喝、体势、圆相、触境、默照等一系列非同寻常的修行方式，旨在打破修行者头脑中能指与所指具有固定联系的思维定势，排除语言文字对人把握真理的障碍作用，以直观达到契合真理的目的[14](第28章)。相比之下，德里达解构主义也要消解西方人头脑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但他只会用思辨的方法来分析，而缺乏禅宗的“直观”、“体悟”等环节和阶段，也缺乏如禅宗修行那样消解二元对立的有效的方法论，因此，德里达能否能真正达到解构的目的很值得怀疑。

由此可知，佛法教人解脱生死痛苦，追求超越境界，主张通过语言而超越语言，运用语言而排拒语言。可以说，佛教既深入文字语言之中，又从语言文字中超脱出来。而德里达一下子陷入语言文字之中而不能自拔，他体会到的只能是“文本之外一无所有”。这正是德里达思想同佛法相比缺乏超越精神的突出表现。

以上所述德里达思想同佛法思想的相似及不似之处，只是冰山的一角，两者的比较应有无限多的方面。笔者看来，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佛教以追求最高智慧和超越境界为目标的“人生”论、修行为主要内容的“实践”论、成佛基础和修行核心的“心性”论为主要内容。而德里达思想缺乏超越精神，只见文本不见人，缺乏“心性”论，也没有实践论。而他的本体论也只限于语言文字领域，只给人变幻不定的夸大能指运动的感受，也没有系统的“有无”、“动静”等关系的辩证思考。但我们也不能把德里达的思想说得毫无价值。释迦牟尼佛在《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中说：“须菩提，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是中无实无虚。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须菩提，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意思是说，在具有最高智慧的境界中所看到的是，一切法和佛法都是因缘所生，他们都有“不变之体”和“不变之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都是平等的；若思想中有佛法同其他一切法的绝对区分，并执著于佛法，就不是最高境界。同时，也不能执著一切法为实有，也不能执著一切法的名相。而在华严境界之中，最高境界是“事事无碍法界”，一切事法自然融通，法法无碍，诸法互摄，重重无尽，具足相应；在此境界之中，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并非无法贯通，也无绝对区分。

但从世间法的层面看，佛法与德里达的思想确有很大区别。罗蒂在检讨当代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众多哲学流派稍纵即逝的现象时说到“我们只做五分钟的明星”———缺乏超越精神、不具博大精深的系统的思想内涵，没有长期历史积淀的西方思想是注定要成为“流星”的。至于德里达理论的前景，他的思想不会随他的离去而销声匿迹。走了德里达，会有更多衣钵继承者不断涌现，因为，产生解构主义思想的土壤还存在，而且会长期存在下去，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着不完善、内在的缺陷、陈腐的等级秩序……德里达的灵魂就不会散去。

参考文献：

[1]俞宣孟编译．解构于本体论—德里达在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的讲演纪要[J]．世界哲学，2002，（4）．

[2]乔纳森·库勒著，陆扬译．论解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7][10]德里达著，汪家堂译．论文字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前景展望范文篇3

关键词：播剧品牌建设广播艺术

广播剧作为广播电台独有的艺术门类，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如今电影和电视剧的迅猛发展、新媒体的发展、新技术的应用等，对广播剧形成了强烈冲击，对广播剧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广播人如何把自己独有的广播艺术老品种继承发展下去，是值得深思的课题。

一、注重广播剧的内容和创新

广播剧只要具备人物的表演元素，具备时间空间，具备故事性和人物关系，他就可以成为一部广播剧。目前广播剧大致有三个类型：精品广播剧、泛情景剧、商业类的娱乐剧。无论哪种类型，它都是靠故事情节吸引人，以内容为王的，也就是说广播剧的内容是其生存的基石。它的创作题材应该源于生活，更多的关注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大众生活、民生百态，只有贴近百姓和他们的生活，使自己的根深深扎在百姓生活的沃土之中，老百姓才会接受你，喜欢你。

清远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播出的《快乐双辉》就是一档贴近生活、接近群众，风格活跃幽默，情节生动抓人，样式短小紧凑，具有地域特色的情景喜剧。节目是由两位主持人分角色演播，配以模拟效果声响，演绎社会百态，嬉笑怒骂、针砭时弊，听来轻松愉快，幽默谐趣。《快乐双辉》栏目是在1997创办的，到现在已经热播了13年，该节目听众锁定在城市休闲人群，以“制造平民式快乐”为理念，节目内容选择的是生活题材，通过生动立体的角色扮演、幽默搞笑的场景对话，让节目带给受众欢笑的同时，也让受众得到了一定的生活启示。她的成功在于：一是情景剧中性格化人物生动。两位主持人一会扮演父亲和儿子、老板和员工、老师和学生、一会又扮演司机和乘客、档主和买菜阿姨、银行职员和储户……二是身边小事议论大话题。我们从情景剧的内容可以看出，她是从小事入手，小处着眼，以小见大，引导听众分析问题。三是这些系列剧的每个故事都相互独立，3-5分钟说完一个小故事，不存在几天不听就衔接不上的问题，也非常符合现代人快节奏下收听广播的间断性收听习惯。四是节目采用方言来播出，也就是本土化广播剧。

广播剧应面向大众，内容贴近大众，在“短、平、快”上做文章。我们制作的广播剧更多的选取基层生活的事件，选取老百姓最关心的角度，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必然会受到听众的喜欢。

二、着力打造广播剧的品牌建设

点优成势，塑就品牌。众多的听众每天都在各个频率中寻找他们熟悉的节目，一个节目在听众中产生了一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它就有了品牌效应。而这种品牌建设是通过有意识、有目的的精心策划和打造而成的，讲究的是创意和策略。品牌打造强调品牌的个性，个性越鲜明，品牌的影响越大，与听众的互动效果就越好。当然，主持人的才华、风格、魅力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栏目的质量，从而也影响栏目的品牌效应。同时，品牌的打造需要投入。据说央视品牌建设的投入约占经营收益5-6%，这可是几个亿！我们广播人舍不舍得为品牌栏目做这种投入?能不能做到持续地按比例投入?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品牌刑侦剧《刑警803》给我们在品牌建设上提供了很好经验。803的名字取当地刑侦总队的所在地——中山北一路803号，节目名就是个门牌号。首先栏目取名就非常贴近当地听众的生活，大家熟悉。魅力从芳名开始！广播剧的创作播出有了第一阶段的成功后，为了增强明星效应，还专程上北京请刘欢重新录制了主题歌。合作的音像公司还把《刑警803》中的《玩火自焚》、《大亨》等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进一步扩大了《刑警803》的影响。

三、坚持广播剧的常态化

1996年，把广播剧纳入“五个一工程”评奖项目，这使拥有大批听众但又濒临衰落的广播剧获得了新的生命。但是，目前我们各电台所生产的广播剧，基本上是为了评奖而制作，评奖的功利性很重，除少数电台外，可以说绝大部分的电台既无广播剧的专业人员，也无广播剧的播出时间，每年仅生产一两部广播剧参加“五个一工程”评奖。送评“五个一工程”奖的作品当然是精品广播剧，但精品是怎么练就来的?没有积累，哪能一日成精。因此，我们要将广播文艺类最媲美的广播剧做成常态化节目。广播剧有了播出的窗口、有了能发挥的空间，才能在沃土中茁壮成长。

做广播的人都知道，周播节目对广播而言，无论是市场占有率还是经营方面，意义都不大，广播栏目剧必须要做成日播节目，才会有影响力。当然，如此一来就必须面临一些实际问题：第一，剧本。熟悉广播又能写出好剧本的作家很少，仅靠本电台的编剧爱好者写剧本，想要出又多又好的剧本不容易。第二，演绎广播剧的演员有待培养。清远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三部广播剧，录制人员曾邀请过配音演员、电视台播音员、话剧演员，基本上要外请，且参演人员水平参差不齐。第三，后期制作和宣传、营销。录好的广播剧只是一个半成品，后期制作是“制造工厂”中非常重要的“生产车间”，音响、音效、合成等制作水平同样反映了一个台广播剧水平的驾驭能力。

四、探索广播剧的市场营销

广播剧是广播文艺中最具有广播特点的品种，它能把广播的长处、特点充分地显现出来，但为什么很多的电台却不做日常广播剧呢?原因是成本过高，广播剧的制作远远高于电台一档普通节目的制作费用，若要满足一个广播剧栏目日常播出，存在很大困难。让我们仅靠上级拨款和电台自身投入也不现实。那我们是否考虑改变以往广播剧“只投入、不产出”的状况，把广播剧作为电视剧一样变成“卖出节目”，创造利益最大化?

前景展望范文篇4

就现代中国而言，本世纪前40年曾开展过以引进和介绍西方政治理论为中心的研究工作，但彼时的政治学毕竟未能摆脱西方政治学的窠臼，严格来说，学科性质的中国政治学并未形成。而新中国建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更一度被取消，政治学的教学和研究也随之而中断。直到20年前政治学在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时代前景下才得以重建并得到迅速发展，其研究成果灿然可睹。本文拟对这20年中政治学的发展成就及不足作一简要总结，着重对其未来发展提出若干建设性意见，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和中国政治的跨世纪发展。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特别是1979年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以来，短短的20年中，中国政治学就经历了恢复和发展这两个历史阶段，其间虽多有曲折甚至反复，但成就十分显著：

首先，开展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初步建立了中国政治学的学科体系。中国政治学在恢复之初，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学科体系为起点，甚至为基本框架的，这使得80年代前、中期出版的一些“政治学原理”教材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多少区别，缺乏鲜明的学科特色。为改变这一状况，政治学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80年代后期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以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思考政治学问题，出现了一批以《权力政治学》（李景鹏，1993）、《政治学基础》（王浦劬等，1995）、《政治学原理》（汪锡奎等，1997）等为代表的政治学力作。中国政治学开始形成相当独立、自成体系的范畴体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地位已经无可动摇地确立下来，社会科学界已经普遍认同政治学具有自己独特的范畴、理论和方法，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和价值。

其次，大量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西方政治学发展的历史和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政治学在世界政治学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对处于初建阶段的中国政治学而言，西方政治学中无疑包含许多值得借鉴之处。有鉴于此，中国政治学界80年代以来翻译了大量西方政治学名著名篇，并对西方特别是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方法如政治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理论、政治团体理论、政治精英理论、政治沟通理论和政治文化、政治发展等理论与方法以及政治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多元主义、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等政治思潮作了初步的整理、分析与研究。这些工作为初创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学术营养和推动力量，也为其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第三，拓宽了政治学研究领域和方法。中国政治学恢复和发展的20年，也就是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不断充实、丰富，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的20年。这种拓展和丰富又表现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从广度上看就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如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传播学、生态政治学等；从深度上看，则是对一些传统的政治学研究领域，如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行政学进行细化和纵深研究。如对行政学研究细化为行政学原理、比较行政学、行政制度、区域行政、部门行政、层级行政等等。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相关联的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除传统的规范研究方法，如阶级分析法、价值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机构制度分析法以外，也开始运用现代实证研究方法，如社会学研究方法（如政治精英分析、政治团体分析、政治角色分析及政治文化分析等）、经济学研究方法（如理性选择分析、博奕——联盟理论、公共政策分析等）、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行为研究方法等，对政治生活中的微观现象如个人或集团的政治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治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准。

第四，愈来愈注重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根本生长点和立足点。中国政治学在重视学科建设和体系建构的同时，逐渐加大对中国现实政治的研究力度，特别是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方法、步骤和突破口；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等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指导。

在肯定中国政治学20年的发展成就的同时，也应对存在的不足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毋庸讳言，政治学自恢复以来的发展，不仅远逊于经济学，而且与同时恢复的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也显得缓慢迟滞，后劲不足。

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政治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及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政治、权力、民主、国家、共和、宪政等，还缺乏深层次的理论研究。

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如民族问题是政治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对民族政治问题的研究则很薄弱，迄今尚无一本《民族政治学》的专著问世。此外，政治学研究中的“两张皮”现象仍较普遍，或者以政治价值裁剪政治事实，或使政治研究仅停留在制度表面，无法深入。造成此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学研究队伍以学者型为主，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政务型人员很少，学者和政务人员的分割非常厉害，缺乏应有的沟通和合作。

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政治学方法论研究缺乏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学科特色，仍未能实现从“应然”研究方法向“实然”研究方法、静态研究方法向动态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向定量研究方法的根本转变（注：参见李景鹏：《论权力分析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地位》，《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

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较低，缺乏现实感和原创性。如对国外政治学发展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客观介绍上，甚至还存在着“食洋不化”的问题，尚未能做到分析、批判、借鉴为我所用。因此，中国政治学亟需在学科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

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瞻

面对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转型，政治学同样处在不进则退的学科调整和创新的转折关头，它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上，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既充分考虑到中国政治学本身发展的现状及其内在的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总体走向，将直接关系到政治学研究能否走向繁荣兴旺，能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为此，中国政治学界至少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首先，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必须把政治性与学术性有机结合起来。

所谓政治学的“政治性”就是政治学必须根植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土壤之中。这一命题包含着两方面的涵义：其一，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社会政治生活在理论形态上的反映、结晶和升华，它必须也应该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及时地观察和研究政治现象变化、发展的过程，解决社会存在的现实政治问题。与实际的政治生活相脱离的政治学，只能成为一种空洞的抽象物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和应有活力。其二，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又有其特殊性，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领域里最核心的部分，它所涉及的政治生活比其他社会生活具有更为鲜明的阶级性，“更牵涉到统治阶级的利益”（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因此，政治学比其他学科更直接、更集中地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或者说，主导政治学各种理论、思潮变化、兴衰、沉浮的因素，归根到底是政治发展规律，简言之是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就中国而言，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给我国的政治学提出了许多亟待深入研究并予以正确解决的重大新课题，如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目标模式、外部条件、系统体制、结构机能、法律形式、具体政策和管理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任务、突破口和重点、途径、步骤和方法等等。这就要求政治学研究必须面向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特别是贴近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围绕着上述各种重大的现实政治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开拓性研究，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及时、科学而富有成效的理论依据和对策建议，为此要克服以下三种错误倾向：一是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寻求新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现成答案，或是僵化地、教条主义地拿着某些具体结论任意地规定、查照和裁判政治学的研究；二是生吞活剥地引用、盲目照搬西方政治学的一些概念、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并以此来裁剪中国政治现实，把复杂的中国政治发展概念化、公式化。三是把政治学的政治性片面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特别是现行法律、政策的单纯注释和论证。总之，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只有深深扎根于政治实践中，努力从实际政治生活中获取第一手资料，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规律，预测我国政治发展的前景，从而指导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我国的政治学科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也才能创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这方面，需要实现政治权威体系和知识界之间的广泛沟通、交流与合作。

所谓政治学的学术性，是指政治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范畴和方法体系，它对于社会政治实践的研究应该是科学的、系统的、严谨的研究，以揭示社会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政治学对政治的关系并非简单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治首先是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然后才是服务的对象，政治学研究并不仅仅是提供直接解决具体政治问题的“药方”，更重要的是提供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科学理论和方法。有鉴于此，政治学研究就应有其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要按照学术活动的固有规律开展其研究活动，特别是其中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是构建中国政治学的关键，迫切需要理论的创新：一是要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的政治思想，真正从理论体系、基本立场和方法的层次上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和邓小平理论思想的灵魂和精髓，作为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方法原则；二是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特别现代西方政治学的新思想、新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研究，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成分；三是总结中国历代政治学说和政治文化，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源流和脉胳，从而科学地吸收其精华，使之成为我国政治学理论中的有机内容。在前三项工作的基础上，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和时代气息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逻辑严密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其次，当代中国政治学仍应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这首先意味着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政治发展中的功能。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途径是改革现行政治体制，但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所存在的弊端完全是因为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故而民主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坐等这些条件的成熟才能有所突破。此种看法实际上忽视了执政党和政府的能动作用。从最终意义上中国的政治发展固然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但执政党和政府的积极引导，制度或政策正确，措施得当，便可以成为其强有力的推进器。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在这个问题上应正本清源，更深入地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政治体制中的弊端究竟有哪些源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又有哪些与我们工作中的失误有关，如何克服。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宪法早已明确规定人大是国家权力机关，但在国家实际政治生活中，人大的权力和职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其人员配备、机构设置和法律规定等方面均有与其职能不相适应的地方，究其原因，仅仅从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恐怕难以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要真正做到十五大报告所要求的：“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委员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我们党和政府的积极努力和创新精神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方面，政治学理论工作者应紧密结合政治现实，深入调查研究，并进行科学缜密的论证，及时向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切实可行的实际思想和具体方案。

当代中国政治学以国家和政治制度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还意味着必须加强对制度建设的研究。对中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虽然作为根本性或基本性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也已经确立，但它们并未达到成熟和完善的程度，与其相适应的具体的政治体制更存在着种种缺陷和弊端。因此，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就成为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的立法和监督职能，改善人大的组织和人大的工作方法；二是要研究如何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加强人民政协的建设，进一步改善共产党与派的关系，扩大政治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加强派的自身建设，充分发挥派的政党功能；三是要研究如何加强直接民主制度建设，主要是加强城乡群众自治制度和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四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选举制度建设，严格执行选举法，并在基层民主选举中引入竞争机制；五是要研究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监督制度，包括同体监督制度与异体监督制度，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

当代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的研究还要把静态方法与动态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政治学对政治制度问题的研究并不仅限于静态的规范化的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也包括动态的政治运行机制，例如既要研究在宏观政治结构中如何使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各国家政权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地方和基层之间的关系，依据民主原则形成明确的制度规范；又要研究在微观政治结构和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如何把民主原则同执政党的领导方式、组织方式联系在一起，同政府的各项职能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同各级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联系在一起，同人民群众的民主实践联系在一起，用沟通、创议、协商、选举、决策、监督、罢免、复决等具体的、制度化的程序来体现人民对国家的统治权和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从而建立和健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民主权利的政治运行机制。对上述这些问题的研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现实性和生命力之所在，是中国政治学研究方法和理论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希望之所在。

第三，当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应将规范方法与经验方法有机结合起来。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既有某种相似性，又有着迥然不同的一面。说两者相似，是因为它们都以揭示客观世界（包括自然界、社会界和人类思维等领域）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己任。就这个意义而言，采用自然科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它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在一定范围内对政治现象作尽可能准确的量化研究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深入探求政治活动的变化和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性。应该说，这是政治学科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

但是，政治学毕竟和自然科学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的差异。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盲目的、不自觉的、根本无需人参与的自然过程；而政治研究的则是社会领域这一大系统中最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其中活动的都是有意识、有目的、有激情的能动主体——政治人，这就决定了政治学所涉及的对象在量的表现上大都呈现出模糊性和规范性。因此无视两类科学性质的不同，醉心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对人的政治行为，对错综复杂的常常是随机的政治现象作微观上的“数量确定”和精确描绘，企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科学”，是失之偏颇的。在西方政治行为主义从风靡一时到陷入困境，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分强调了政治学的实证性和精确性，限制了政治学研究的范围所致。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则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经验—科学方法和规范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既研究个人的政治行为、政治心理、政治精英这类微观的政治现象，又研究政治制度、政府组织结构及其变迁，政治体系的目的、形式、政治理想等宏观的政治课题（注：参见拙作：《后行为主义政治学述评》，《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3期。），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行为主义的缺陷，弥补了?囊恍┎蛔阒Γ沟苯裎鞣秸窝Ю砺酆头椒厶逑蹈餮厦堋⑼暾⒊墒臁?/P>

前景展望范文篇5

关键词：蒙古国；电影产业；中蒙合作

中蒙两国进行电影产业比较研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现实语境。从历史上来说，蒙古国电影产业和中国电影产业同样曾经完全由国家主导进行影片的创作，都受到过苏联电影教育工作政策的影响。在苏联解体后也分别经历了电影生产的市场化改革，电影市场由国营电影厂主导转变为由民营公司主导。从现实语境来说，中国和蒙古国的关系由于复杂的历史渊源而颇为微妙。在全球形势变化的大背景下，中俄两国的关系日趋密切。对蒙古国电影产业的研究，可以丰富对全球电影文化产业的本土化研究，还可以为深化中蒙俄在文化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提供有力的支撑。

一、蒙古国电影概况

蒙古国最早的电影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12年起蒙古境内的外国机构和个人开始组织电影放映。这一时期主要放映的影片来自日本、墨西哥、英国和德国。1921年蒙古革命后，蒙古国开始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受到了苏联的很多帮助。学习苏联、模仿苏联模式长期作为蒙古电影事业的官方指导思想。20世纪30年代后，蒙古国陆续组织了多批电影工作者前往苏联电影学校学习，政府陆续出台了建设蒙古国电影制片厂，完善电影放映制度等方面的政策。1933年建立了第一家蒙古国电影院———人民电影院。1936年出品了蒙古国第一部故事片《蒙古之子》。1950-1960年代蒙古国的电影放映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1965年蒙古国已有电影院10座，固定放映点60余个，移动放映点300余个。并且从60年代蒙古国开始了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影片的译制工作，到1990年为止，累计翻译了400余部影片。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为现实主义题材和革命题材。到了1970-1980年代，蒙古国对电影的扶持力度进一步加大。目前全国已有25座电影院、常用电影厅34个、移动电影放映点470个。在此期间创作的104部作品中,现实题材影片约76部,并呈现新的艺术特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蒙古国的经济发展放缓，这对电影制片和放映事业都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新世纪后，蒙古国电影逐渐走出低迷，迈向了新的发展阶段。

二、中蒙电影合作的历史和现实

（一）中蒙电影合作的历史因素

中蒙电影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蒙两国就在文化交流的领域达成了广泛的共识。1950年7月10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就向蒙古提出了进行两国文化合作的倡议。［1］这为中蒙两国的电影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蒙古国各大电影院陆续放映了故事片《草原上的人们》戏剧舞台片《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纪录片《鞍钢在建设中》《抗美援朝人》。［2］1952年，两国正式签订了《中蒙经济及文化合化协定》。1959年前后，共同完成了大型纪录片《乌兰巴托———北京》的拍摄和制作工作。该片记录了中蒙建立以来两国的友好往来，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相互扶持。［3］除此之外，中蒙两国还相互开展了广泛的电影周交流活动。1959年9月，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蒙古国举办了中国电影周活动。1961年7月，为庆祝蒙古人民革命40周年，中国举办了蒙古电影周活动。［4］1962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三周年，蒙古再次举办了中国电影周活动。中蒙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友好合作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

（二）中蒙电影合作的现实语境

20世纪80年代末期，蒙古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极大影响到了电影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转型进一步加深了这些问题。这一时期蒙古国内的电影机构频繁改组加剧了电影业的混乱。诸多电影院转型成了商业场所。“蒙古国成为没有电影院的国家，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延续这种状态。”［5］直到2000年前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善。“出现了一些关于成吉思汗的电影，蒙古电影市场渐渐回暖，脱离意识形态背景讲述人民真实生活的影片成了蒙古电影的主流”［6］。然而近年来蒙古国电影产业的发展出了些问题。2011-2017年间，蒙古国的电影票房同比增长363.8%，但同期票价增幅达555.7%，人均观影次数则从0.78下降到了0.47［7］。长期以来政府没有专门的部门负责相关工作，甚至蒙古国独立的文化部门直至2020年蒙古才开始筹备建立。2017年，蒙古国政府经历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在国家财政艰难的时期对电影产业的支持更为捉襟见肘。在蒙古国政府没有能力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足够支持的现实语境下，蒙古国电影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也极为有限。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在好莱坞电影霸权的笼罩下，小国电影寡语希声。在以英语为主流的文化产品传播语境下，狭小的电影市场和有限的文化影响力无法推动蒙古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出于政治因素，各国对于文化领域的投资和交流都较为谨慎。近年蒙古国在经济方面对于中国依赖度的持续上升，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合作展现出了良好的走向。

三、新时期的中蒙电影合作

（一）蒙古国电影的危机与机遇

蒙古国在政府债务危机后，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资金上的匮乏。特别是同1935-1990年国家资助期间相比，目前蒙古国政府对于蒙古电影厂等国有电影生产制片机构的支持不足原先资金的百分之五［8］。20世纪90年代初，蒙古国政府试图将电影产业完全转向市场化的过程加剧了电影产业的衰落，诸多电影院被转化成为银行、商业中心等，行业经历了一次整体性瘫痪。［9］国有制片机构的现代摄录剪硬件和软件等基础设备的更新未曾跟上。学者吉·道力格尔苏荣认为蒙古国现行的电影政策没有涉及包括投入资金、引进技术、培养人才以及加强对外合作八个方面的内容。他提出为了改善蒙古国内的电影艺术法律环境，特别需要一项新的电影法。针对这些问题。2017年，蒙古国国家电影委员会在蒙古国总统办公室的支持下成立。专门致力于吸引外国投资进行影视制作。［10］2021年8月，蒙古国议会正式通过了蒙古国第一部电影法。从2022年1月开始，对于所有外国制作团队和工作人员，消费达到50万美元以上并持有三个月居留签证的，可以享受30%的现金退税。对于突出展示蒙古文化和遗产的作品额外获得10%的奖励，以及5%的外籍船员和人才奖励。［11］蒙古国官方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将本国打造成像新西兰或冰岛这样的大型电影取景地。这是中国电影跨国拍摄合作的一个良好契机。

（二）中蒙电影合作的有利因素

新世纪以后，蒙古国受制于市场所限，其国内的电影制作很难走向如今大投资、大制作、高特效的商业电影模式，主要依赖纪录片和艺术电影创作在国际电影上突围。蒙古国发展电影产业的优势主要是较为丰富的电影资源，包括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游牧文化，本土的优质作品也往往围绕这两方面展开。中国从2020年开始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影票仓，中国电影发展的新展望是实现电影的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电影走出去。在这一点上蒙古国的电影产业与中国电影产业有互补之处。1.对中国影视剧的认可度提升近年来中国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受到了蒙古观众的认可。2014年以来，广播影视成为中蒙两国文化交流的重点领域。“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项目向蒙古翻译了大量影视作品。从2014年起的5年内，中方向蒙方无偿提供25部中国优秀影视剧作品，翻译成蒙古语并在蒙古国多家电视台播出。中国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卫视频道2015年在乌兰巴托建立译制工作室，2016年成立译制中心，译制了36部、1603集中国优秀电视剧和4部电影，已播出30部、1346集电视剧和2部电影。同期中国影视剧在蒙古国的市场份额从2014年的不到百分之七，上升至了2019年的百分之二十。［12］2018年中国电视剧《小别离》在蒙古国收视率夺冠，电视剧《大丈夫》收视超过50万次，刷新了此前外国译制电视剧在蒙古国的收视纪录。［13］此外，2019年为庆祝中蒙建交70周年，蒙古举办了中国电影周等活动，展映了《流浪地球》《飞驰人生》《南极之恋》《大鱼海棠》等十余部蒙古语译制片。乌兰巴托市的沃尔格等五家影院展映近40场。［14］受到了当地观众的欢迎。这些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蒙古国掀起了一波“中国文化热”，为两国电影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蒙电影合作蒙古国是最早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2014年蒙古国提出了本国的“草原之路”计划，旨在振兴本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与我国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部级顶层合作倡议实现了战略层面的对接。两国在合作完成基础设施建设上达成了高度共识。蒙古国地旷人稀，许多道路、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客观上已不能满足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近年来中国政府增加了对蒙古国道路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规模。［15］基础设施建设将有效改善蒙古国内各区域电影资源的调动，为跨国电影合作提供有利条件。3.“书同文”背景下的电影合作蒙古国和中国，特别是和中国境内的蒙古族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由于受到政治上的影响，蒙古国在1946年后改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新蒙文即西里尔蒙文，这造成了两国人民在文字上的隔阂。2010年开始，蒙古国扩大了传统蒙古文的使用。2020年3月，蒙古官方正式通过了《蒙古文字国家大纲》，规定蒙古国将从2025年起在国家公务中同时使用西里尔蒙古文和回鹘式蒙古文。［16］同时在2024年以前，新闻出版部门必须同时使用西里尔蒙古文和回鹘式蒙古文、发表文字内容。所有国家公务人员参与传统蒙文培训，为最终全面使用回鹘式蒙古文做准备。官方层面对于文字使用的推行，将逐步实现蒙古国和中国内蒙古人民在文字上的“书同文”。文字系统上的对接是蒙古国继承历史，进一步去俄化，增强国民认同的重要举措。也为中蒙在电影上的进一步合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四、结语

前景展望范文篇6

关键词：郑州；休闲农业；发展；对策

休闲农业是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服务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近年来，中国休闲农业快速发展，产业规模日趋壮大、产业类型丰富多样、发展方式逐步转变、品牌建设不断推进，已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产业。发展休闲农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是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是增加就业容量、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渠道，是传承农耕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有效手段[1-10]。近年来，专家学者针对休闲农业的研究论述日益深入增多，王鋆等[11]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休闲农业定义与内涵做了充分的阐释；杨华等[12]对中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概念的模糊使用做了辨析与厘定；李旭东等[13]对中国休闲农业发展以及农业转型升级提出了相应的观点与对策。针对休闲农业概念的研究，有益于帮助产业梳理发展思路；针对休闲农业发展对策的研究，有利于帮助休闲农业整体升级，但具体到区域的休闲农业发展，因各地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相应研究报告提出对策的迁移性较差。王继东等[14-20]对郑州休闲农业的研究表明了郑州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与劣势，申丹萍[21]对丰乐农庄的研究为企业发展提供对策建议，但现有研究对郑州休闲农业整体发展的指导性不够清晰。郑州市是河南省会，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中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郑州休闲农业的发展在全国也越来越有影响力。笔者通过这几年休闲农业业务工作的开展，对郑州市所辖县（市）区休闲农园、休闲农庄、农家乐、休闲乡村和国家农业公园等多种经营形式进行了实地考察，与地方主管部门、经营者、从业人员、带动农户以及部分游客进行了深入交流，总结当前发展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郑州市休闲农业现状的调查分析，结合郑州农业资源优势，以期解决郑州休闲农业发展存在问题，针对郑州未来休闲农业发展的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

1现状与问题

近年来，郑州休闲农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尤其是在改善农村（庄园）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致富增收上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就。但调研组也发现，当前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的发展环境还需要净化，产业内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仍有待解决。

1.1主要成就

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紧扣现代农业和生态文明两大主题，依托农业特色产业和农村自然资源，立足“沟通城乡、优化生态、服务市民、富裕农民”，以挖掘农村文化内涵、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为抓手，以理念创新、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为支撑，着力绘制“山、河、沟、岭、原”美丽画卷。郑州休闲农业已初步成为市民休闲旅游目的地、农民致富增收平台、都市现代农业样板，为建设“美丽郑州”做出了重要贡献[22-27]。

1.1.1产业规模壮大，经营效益提高，带动能力增强

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郑州市共有休闲农业庄园186家（13.33hm2以上规模型），特色村18个，年接待游客超过1500万人次，年营业收入超过18亿元，带动5.9万农民致富增收。

1.1.2发展类型多样，经营主体多元，投资渠道拓宽

郑州各县（市、区）结合本地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地理区位、文化底蕴，挖掘乡土文化，注重文化创意，创新发展模式，形成了以休闲农庄、休闲农园、农家乐、休闲乡村和农事节会活动为主的休闲农业经营形式。中牟国家农业公园的建成已成为郑州休闲农业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并丰富了休闲农业发展类型。近年来，郑州市大力推动农耕文化依托型、农事节会带动型、农业景观拉动型等多样化模式发展，逐步形成了集休闲观光、养生度假、文化传播、科普教育等多功能的产业体系。随着社会资本大量进入休闲农业领域，逐步形成了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多元化的休闲农业投资格局。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格局，投资渠道不断拓宽，融资能力显著增强，促进了郑州休闲农业发展水平稳定持续提升。

1.1.3内涵不断丰富，功能日趋完善，品牌持续提升

郑州各类休闲农业经营主体充分挖掘中原乡土文化，展示农耕文明，走特色化经营、差异化发展、人文化创意的道路，将中原地域特色文化、自然景观、人文遗迹等纳入到经营范畴，使休闲农业内涵逐渐丰富。通过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品牌策划和文化消费项目开发，郑州休闲农业逐步形成了观光、游憩、娱乐、体验、科普、教育和文化传播的综合体系，不断提升了产业功能。近年来，惠济区的丰乐农庄、中牟弘亿国际庄园、新郑君源有机农场，以及二七区的“樱桃节”，荥阳的“河阴石榴节”，中牟的“西瓜节”、新郑市的“枣乡风情游”等已经成为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休闲农业品牌。

1.1.4休闲主题明确，空间布局优化，协调同步发展

2013年，郑州市围绕都市区建设规划，立足自然、历史、人文资源优势，结合自然禀赋及区域内休闲农业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按照布局区域化、建设规模化、主题特色化、市场差异化，规划了五大休闲农业示范区和五大精品线路。2013年以来，每年组织开展“走进乡村寻梦田园”系列主题宣传推介活动及休闲农业企业星级示范创建评定工作。郑州休闲农业发展逐步形成了从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星级示范企业，到休闲农业精品线路，再到休闲农业示范区的协同发展格局，呈现出点线面同步协调发展态势。

1.2存在的主要问题

郑州休闲农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发展环境和产业内部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1.2.1规模有待壮大，结构有待优化，服务有待提升

郑州休闲农业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发展，但产业规模依然较小，产品总量供给不足。2013年郑州常住人口已经超过900万，若按人均每年2次休闲农业消费计算，休闲农业市场规模将超过1800万人次，而目前年接待规模仅为1500万人次，接待能力尚有近300万人次的缺口，如果再加上省内、省外乃至国外游客，当前郑州休闲农业规模与庞大的市场需求仍有较大差距，尤其是在消费旺季，接待能力不足的现象更为突出。休闲农业产业结构还存在着“小、散、低”的问题，产业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当前休闲农业庄园低水平重复建设和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内部各行业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制约了行业间的合理分工，各个主体都比较重视自身内部资源，但对相互间的分工协作还不够重视，多数未能形成产业链共生关系，难以获得专业化分工效率，还会形成同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28-29]。服务接待水平有待提高，休闲农庄内部的导引、休息、安全、卫生、消防、娱乐、餐饮等服务设施的开发与管理还不完善，从业人员服务离专业化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员工缺少职业教育或专门培训，餐饮服务、客房管理、接待礼仪、导游讲解等水平有待提升[30-32]。

1.2.2产品品位不高，内容农味不足，项目内涵不丰富

项目内容上农耕文化内涵不突出，中原地域特色、文化特色缺乏，品味不高。农庄当中较多效仿西方都市风格，让农庄成为缩小版的都市，或者成为不土不洋的“混搭”，中原传统文化消失殆尽。产品结构单一，以吃住为主的观光型居多，缺乏农业休闲体验项目，农味严重不足[33]。未能深入挖掘农业产业文化资源，民俗文化内涵不够，产品功能主要以满足游客物质需求为主，缺乏满足精神层面需求的产品和氛围，难以满足游客对“游”、“娱”、“养”的需求，导致游客停留时间短，单体消费少，对带动农民致富增收的作用有限[34-36]。郑州休闲农业承载着中原农业文明，要能留得住乡愁，就要使农庄乡味更香，农味更浓。郑州传统民俗文化丰富多彩，如豫剧表演、剪纸等传统手工艺、传统习俗文化、农事节会等，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和利用。满眼望去尽是现代化的建筑和过分人工化的观光园，看不到农村的古朴与原生态、看不到农村的民风民俗，感受不到农味[37-42]。

1.2.3项目规划滞后，扶持政策不足，规范亟需出台

从整体上看，郑州休闲农业庄园规划经费投入不足，规划质量差，有的规划与建设环境不协调，导致规划难以实施，许多规划仅仅“纸上画画，墙上挂挂”。部分休闲农业经营者缺乏前期规划论证，加上后期投资跟不上，导致部分项目没有实现合理开发，土地闲置现象比较普遍。当前郑州市财政每年用于休闲农业的扶持资金已达3000万元，但这些资金对于全市的休闲农业主体带动还是有限的。目前政府和行业协会对休闲农业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有待细化。由于缺乏必要的培训，组织能力及管理技能准备不足，经营者凭着自己的经验对庄园的建设及经营管理做出决策，明显跟不上消费市场发展的要求，在充分利用区域优势资源，有效整合空间，优化生态环境，彰显特色方面比较滞后。

2发展定位与目标

经过“十二五”时期的快速发展，郑州休闲农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起点上。在新常态下，进一步加快休闲农业发展步伐，不仅要巩固产业基础，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还要进一步明确未来发展的战略定位，把握发展的基本方向，树立清晰的发展目标。

2.1战略定位

郑州拥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地貌、便捷的交通等独特优势，根据农业部提出的“以农为本、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规范管理、强化服务，政府引导、多方参与，保护环境、持续发展”的发展要求，郑州应确立“聚传统华夏文明，铸休闲农业辉煌”的总体定位。郑州休闲农业发展要与美丽乡村建设结合，与农业产业提升结合，与城市和谐发展结合，与农民增收致富结合，要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基础，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43-46]。

2.2总体思路

按照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的总体定位，依据“以农耕文化为魂，以美丽田园为韵，以生态农业为基，以创新创造为径，以古朴村落为形，以强村富民为本”发展的总体思路，对郑州市不同地区、不同休闲农业企业所拥有的人文历史文化和自然风貌进行深入研究、挖掘、整理，对产业发展所依托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产业特点等进行摸查，对现有的经营项目进行合理分类，统筹考虑，确定每种类型的发展定位和建设重点，科学规划，有序推进[16,18-19,47-54]。

2.2.1以农耕文化为魂

要加强中原农业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中原农耕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导郑州休闲农业发展的灵魂所在。要提高保护意识，完善保护机制，深挖科学内涵，着力发掘保护好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找出统摄休闲农业发展的文化之魂、趣味之魂。

2.2.2以田园风光为韵

要进一步加强保护建设，把美丽田园纳入基本农田或永久农田，加以珍惜和保护。强化动态管理，把创建过程与美丽田园的打造相结合，真正使那些田园美、山水美、人文美的典型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

2.2.3以生态农业为基

要把休闲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推进农村资源环境的保护利用。相互依存、相生共荣的好环境，天人共美、各美其美的好生态，天蓝地净、山青水绿的和谐美，是郑州休闲农业赖以生存发展的根本所在。

2.2.4以创新创造为径

要提高农业领域的创意与设计水平，推进农业与文化、科技、生态、旅游的融合。针对郑州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的服务功能单一、经营形式雷同、创意人才缺乏等问题，要切实引导休闲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创意策划水平，扎实推进创意农业的策划设计。

2.2.5以古朴村落为形

要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抓手，切实推进古朴村落的保护开发工作。古朴村落凝聚着古人“天人合一”的智慧，不仅有美学价值，而且是乡村文明的载体，是休闲农业的软实力，对完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提高城市建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2.6以强村富民为本

要以壮大村集体经济和促进农民致富增收为发展休闲农业的根本目的，着力壮大休闲乡村实力，大力发展农家乐集群。在保障乡村集体权益和确保农民主体地位不变的前提下，有序引入社会资本，推动当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

2.3发展目标

坚持把农业文化遗产、历史古村古寨、特色民居民俗等作为历史文化资源和景观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实现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原则，保护古建筑、原生态，着重突出中原文化特色，合理规划建设，使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和自然山水、文化传承相协调，逐步打造“河南休闲农业先行区”和“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区”。未来休闲农业发展要通过稳步扩大产业发展规模，着力提升产品品位，加强休闲农业各业态有机整合，推进休闲农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休闲农业产业价值，带动乡村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55-59]。

2.3.1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通过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休闲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联结，使发展类型更加丰富，经营项目更加多样，促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加速休闲农业实体和一定规模以上的休闲农业企业数量增加，实现接待人次和经营收入持续增长。

2.3.2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建设一批规模大、产业基础强、服务功能全、经营效益好、游客满意度高的休闲农业星级示范点；形成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休闲农业片；实现休闲农业的规范经营、科学发展，促进郑州农业农村经济更好发展。

2.3.3区域布局更趋合理

结合区位、资源禀赋、历史文化等条件，郑州各种休闲农业发展类型因地制宜，由城市郊区和名胜景区周边向传统农区等适宜区域发展，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原休闲农业集群发展格局。

2.3.4农民收入不断增加

休闲农业是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产业。通过提升产业的带动能力和辐射能力，促进农民就业增收，实现直接从事休闲农业经营的农民收入比本地一般农民高出一倍以上，收入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本地一般农民收入增长平均速度。

3发展思路与重点任务

在未来发展中，郑州休闲农业建设要稳步提升休闲农园，规范发展休闲农庄，大力发展农家乐集聚村。

3.1稳步提升休闲农园

针对休闲农园建设和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要围绕休闲、养生、度假功能，开展园区的规划与建设，提升建园水平、景观水平和服务水平。一是壮大规模，凸显特色。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开展特色农产品的种植和生产加工，做大规模，形成特色鲜明的景观，为休闲农园经营提供农业种植基础。二是优化布局，美化环境。重点围绕休闲功能优化园区空间布局，形成曲径通幽的休闲体验环境，打造休闲化的农业园区。三是完善设施，拓展服务。完善园区休闲服务设施，拓展休闲功能，提高服务水平，强化包装宣传为切入点，充实和提升休闲观光、农事体验、科普教育、娱乐健身、度假养生等休闲内容，为休闲农业发展提供多重便利[60]。

3.2规范发展休闲农庄

针对休闲农庄无序发展、对农民致富和农村建设带动不力的现实，要以规范发展为重点，加强休闲农庄的规范建设。一是严格准入机制和建设规范。严格执行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规划建设、产业要素配置、安全和卫生管理、组织机构设置等方面的建设要求，严格休闲农庄准入机制。以休闲农庄星级评定为抓手，加强建设标准和服务水平要求，规范休闲农庄建设和发展，确保休闲农庄的规范经营和持续发展。二是以市场为导向提高竞争能力。坚持现代市场机制驱动，提高休闲农庄的自我发展能力，要重点加强农庄景区化建设和特色化发展，切实增强休闲农庄的市场竞争能力。三是持续增强辐射能力。强化带动能力，以农庄企业为核心，以周边生产基地为支撑，打造“企业+基地+农户”的联动发展模式，形成休闲农庄与周边农村之间较强的产业发展联结机制，带动周边地区农村发展和农民致富[61-63]。休闲农庄通过创意、创新可以围绕某一主题，人为创建出一个可供游乐的景点。如“看涨台”、“点将台”、“官渡之战古战场”、“朝阳沟原形遗址”等吸引游人前往。

3.3大力发展农家乐集聚村

针对农家乐发展严重滞后的现实，要进一步鼓励农民合理开发自有资源，加强经营条件和环境建设，增强规范服务意识，提高品质和品位。一是加强政策扶助和规划引导。通过强化文化资源开发和景观建设，为农家乐发展提供更多文化创意元素。二是加速集中布局。围绕重点景区、道路等，开展集中布局，推进积聚发展，放大休闲农家发展积聚效应。三是加强规范引导。结合农业部《农家乐设施与服务规范》，加快制定郑州农家乐（休闲农家）发展规范和星级评定标准，推进建设和服务标准化建设，促进规范发展，鼓励农民在更高水平上实现致富增收[64-67]。郑州农家乐集聚村的发展理念可以借鉴台湾民宿的发展经验，重点围绕无景点旅游进行。所谓无景点旅游，就是游客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并不会去逛景点，而是一种自主、自愿、自助、自由的休闲游。现代人旅游更注重品质、休闲、舒适、灵活，更讲究精神内涵，更愿意彰显个性和独立，不愿扎堆，不愿走形式。围绕这一特点，农家乐可以通过创意、创新，围绕某一主题人为创建出一个可供游乐的地点。可供借鉴的创新、创意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3.3.1改造老房子

基本原则是“一切皆可为我所用，没有一件废物”。老房子越来越稀少，老房子本身就是稀缺的旅游资源。因此，保留老房子的外貌，赋予它现代化的内涵，这是吸引游客的一个重点。

3.3.2展示老物件

基本原则是“一切皆可为我所用，这里有你想不到的稀罕物”。收集各种农村以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品、娱乐用品、农具工具、牲畜用品，开设老物件展览馆。

3.3.3演示老手艺

基本原则是“一切皆可为我所用，这些都不仅出现在回忆中”。贯穿农村生产、生活的老手艺，如榨油、打铁、织布、点豆腐、纳鞋底、剪纸、剃头、捏面人、糊灯笼、补锅、修伞、染布以及各种编织刺绣、传统小吃、木工、泥瓦工等，都应当挖掘开发进行展示体验。为了增加体验活动，增强互动性、参与性、娱乐性，一方面可以现场展示，一方面可以传授体验。一个农村老人就可以操作几十样手艺，如果老手艺过于偏门，先找懂行的农村老人培训，然后让企业员工代为传授。

4对策措施

4.1完善休闲农业扶持政策体系设立专项扶持资金，重点用于休闲农业庄园、农家乐特色村基础服务设施提升和精品线路、农事节会活动的宣传推介工作。项目建设补助资金主要分两块，一是主要用于休闲农业庄园的基础设施、乡村民俗展览馆、公共卫生间、果蔬花卉廊亭、标识标牌等建设；二是农家乐特色村中农家乐外部的环境整治、美化绿化，农家乐内部即餐厅、客房、卫生间、厨房间的改造，消防、安全设施的建设等。三是主要用于全市休闲农业品牌的宣传、精品线路的推广及农事节会打造等活动。

4.2制定休闲农业准入机制和服务规范标准根据各区（县）发展实际，制定休闲农业行业准入标准[68-70]。通过项目管理，从运行机制、经营场所、接待设施、内部规章制度、会计核算、人力资源、安全生产、环境保护、服务质量等多个方面，加强对休闲农业经营主体行为的管理，做好对休闲农业星级评定、财政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的立项审批、指导协调、组织验收、监督管理等工作。加强行业自律和服务组织建设，鼓励发展协会等中介组织和农民旅游专业合作社，发挥社团组织作用，规范竞争行为，促进休闲农业良性发展。

4.3加强对休闲农业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强人才培训，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逐步把从业人员培养成具有现代经营理念、善于经营管理、掌握服务技能和营销手段的新型实用人才。组织基层管理人员和经营者到台湾等休闲农业发达地区进行实地参观考察，拓宽视野，增长见识，推动郑州休闲农业创特色、上台阶，早日成为河南省乃至全国现代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典范。

作者:朱桂霞 史亚军 单位:郑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北京农学院都市农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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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展望范文篇7

关键词“一带一路”;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丝绸之路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已圆满落幕。论坛期间成果丰硕，形成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方面、共计270余项具体成果。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从中国倡议，逐步成为国际共识，并将发展为全球行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中国既是“一带一路”的发起者、倡导者，也是受益者，正如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所言：我们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断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持续发展，为“一带一路”注入强大动力，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一、“一带一路”建设的丰富成果

“一带一路”建设秉承共商、共享、共建原则，聚焦五通发展，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实施三年多来，五通发展取得了丰富成果。政策沟通发展，推进战略对接，密切政策沟通。三年多来，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响应，先后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50多份“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协议。目前，我国已与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在内的11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双边税收合作法律机制，与25个国际组织确立合作关系，与美国、加拿大等9个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签署税务合作备忘录，与金砖国家建立税务局长会晤机制，并通过扩大国际税收合作网络。设施联通发展，深化项目合作，促进设施联通。2016年6月起，中欧班列穿上了统一的“制服”，深蓝色的集装箱格外醒目，品牌标志以红、黑为主色调，以奔驰的列车和飘扬的丝绸为造型，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蓬勃发展的最好代言与象征。2016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881列，其中，回程502列，实现进出口贸易总额170亿美元。目前，中国民航已与4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每周共有约4200个航班；国航、南航、东航等国内航空公司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运力投放，新开辟沿线国家航线240条。随着这些航线的开辟，“一带一路”国际客运量在国际旅客中的占比呈逐年提升的态势，已从2015年的39.8%提升到2017年1至4月份的47.1%。2017年中欧班列开行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612列，增长158%。中国铁路已经铺画了中欧班列运行线51条，国内开行城市达到28个，到达欧洲11个国家29个城市。贸易畅通发展，扩大产业投资，实现贸易畅通。“一带一路”建设实施三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约20万亿元人民币。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超过50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3049亿美元。在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方面，先后在20个沿线国家建设了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了超过11亿美元的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2016年中国与沿线国家实现进出口额6.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6%，约占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25.9%。其中出口3.8万亿元，同比增长0.7%；进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0.5%。资金融通发展，加强金融合作，促进资金融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2014年中国出资成立丝路基金，基金规模400亿美元，“一带一路”高峰会议上宣布新增1000亿人民币。截至2016年底，丝路基金实际投资额达到约40亿美元。目前，国开行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支持项目600余个，贷款总额突破1100亿美元。2016年，进出口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合作项目603个，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民心相通发展，增强民生投入，深化民心相通。据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双向旅游交流规模超过2500万人次。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将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8500万人次国际游客来华旅游，拉动旅游消费约1100亿美元。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达20多万，与此同时，2012年以来，我国共有35.19万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近年来，我国已经与沿线16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互译出版协议，翻译出版了近100种优秀图书，和15个国家签订了电影合拍协议。

二、前景与展望

前景展望范文篇8

关键词：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中美经贸关系

2021年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就美国对华贸易新举措发表演讲。同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官方网站《拜登—哈里斯政府对华贸易新政策事实清单》。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首次公开系统性阐述对华贸易政策，标志着为期数月的中美经贸关系评估结果最终公布。

一、拜登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分析

拜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服务于其增强美国经济、重塑美国全球领导力和扩大对中国竞争优势的总体战略思路和目标。

（一）修复特朗普贸易政策损害的美国经济和全球领导力

特朗普时期，美国贸易政策以逆全球化、本土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国内法至上”为特征，服务于“美国优先”的目标。在美国把中国定位为“首要竞争者”并着手开展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开展以加征关税为核心内容的贸易制裁，并辅之以限制对中国进出口、加码单边贸易执法、收紧涉华投资审查、强化对中国科技制裁等手段试图推动“经济脱钩”。同时，特朗普政府还把贸易制裁引向盟友及伙伴，不断退出或宣布重谈多个区域贸易协定，而且持续阻挠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极大削弱了美国的同盟凝聚力及全球领导力。然而，正如戴琪所说，此前处理对华经贸问题的手段未能解决美国根本关切。根据中国统计，2017—202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总额一直保持高位运行。根据美国统计，这期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未明显收窄。2021年2月，美国商会中国中心与荣鼎咨询公司联合研究报告指出，如果现有的25%关税税率覆盖所有中美双边贸易，那么到2025年美国每年将损失1900亿美元，到2030年每年损失2500亿美元，美国总共会损失近1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潜力。此外，“硬脱钩”还将影响近7640亿美元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并导致对华教育和旅游服务出口每年分别减少约15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穆迪公司研究显示，对华贸易制裁让美国失去约30万个就业岗位，加征关税成本的90%由美国进口商承担。2021年8月，超过30个美国工商业团体致信拜登政府，称对华加征关税拖累了美国经济增长，呼吁政府重启对华贸易谈判并开启削减和豁免程序。

（二）维护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提振美国国内竞争力

拜登在竞选期间的内外政策构想和就任后的数次演讲中，明确提出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密不可分，表示美国的繁荣“始于国内”，对外要推行“服务中产阶级”的政策。这一施政思路的目的在于，通过聚焦占人口总数比重超过50%的中产阶级的切身经济利益并增强其竞争力，达到修复国内经济和扩大选民基本盘的双重目的。同时，本届美国政府对外强化了对中国作为“最严峻竞争者”的战略定位，明确提出要“赢得对中国的竞争”，并强调对中国的竞争方式在于“对美国人民、经济和民主进行投资”。在这一背景下，戴琪提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要以工人为中心，并为工人、农民和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达到强化美国中产阶级、服务于拜登国内新政的总体目标。显然，这一目标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关切和“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贸易政策方向。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推出了三大增支计划——“救援计划”“就业计划”“家庭计划”，推动了系列法案审议与部分通过，完成了供应链百日评估，这些举措加大了对美国国内基础设施、技术研发、本土采购、制造业及供应链回归等事项的关注和投资。

（三）推动基于“价值观”的“规则制定”，强化美国全球竞争力

拜登政府在全球层面提振美国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在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经贸竞争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放大为“‘民主’国家应该对华开展规则竞争”。拜登明确提出，要确保“民主”，而不是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围绕贸易和技术制定21世纪的规则。戴琪指责中国“不遵守”全球贸易规则而获得了“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而美国要致力于制定21世纪的“公平”贸易规则，并促进“市场经济和民主”国家与中国开展竞争。这一表态同样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把中美经贸争端国家安全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趋势，试图用“价值观秩序”重塑生产要素全球流动方向，以期削弱中国与包括美国盟友及伙伴在内的国家的经贸联系，以及中国在现行全球经济体系中的优势。只不过，相对于特朗普政府伤害盟友利益的单边主义经贸措施，拜登政府则强调“要与盟友加强合作”，强化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上的主导权。

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态势走向

短期内，美国主要将与中国探讨并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经济贸易协议》（以下简称《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框架下相关事项。总体来看，拜登政府所提出的对华贸易政策“新方式”，既有对特朗普强硬贸易政策“拨乱反正”的一面，也有延续并强化其部分做法的一面。

（一）敦促中国加大对农产品等美国商品的采购力度

自《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以来，美国的重点关切始终包括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大对农产品在内的美国产品采购量。这既有特朗普政府安抚农业州基本盘的考量，也显示了美国试图扭转对华贸易逆差的目的。中国长期以来是美国农产品三大出口目的地之一，近年来美国对华农产品出口面临来自巴西、欧盟等的激烈竞争，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份额有所下降。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中国2020年从美国实际采购量为协议目标的59%，2021年1-9月为69%。拜登政府认为，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框架下，中国加大对包括农产品在内的美国商品采购力度符合美国利益。2021年10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第一阶段协议的实施情况交换了意见。预计下一阶段，美国将在中国采购农产品等美国商品问题上做文章。

（二）重启针对性加征关税排除程序

自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发起“301调查”以来，美国总共对中国加征四轮关税，截至2021年总加征关税的商品价值达3700亿美元，加征关税税率为7.5%~25%。在双方多轮贸易磋商谈判和达成《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后，美国政府对部分加征关税商品实施了排除措施，并分批部分降低了加征关税税率。2021年10月5日，USTR公告，就是否恢复此前延长的“301关税排除程序”征求意见。根据公告，关税排除的考虑因素将包括商品在美国或第三国的生产情况、产品供应链自2018年9月以来的变化情况、进口商自2018年9月以来从美国或第三国采购商品的情况、美国国内生产商品的能力等，还将考虑排除措施是否会对美国小企业、就业、制造业产出和关键供应链等产生影响。

（三）可能动用更多单边和多边贸易工具

拜登政府强调，对《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非市场政策、国有企业竞争和补贴、知识产权等“未尽问题”表示严重关切，并称美国将动用所有可动用的政策工具，以及开发新的政策工具来“捍卫”美国经济利益。可见，尽管当前美国在加征关税问题上显示出缓和态度，但依然延续了特朗普政府频频诉诸贸易惩罚措施的强硬态势。戴琪强调，“301调查”和WTO框架内的措施都很重要。这表明，下一阶段拜登政府可能同步使用单边贸易执法和多边贸易措施，以及可能在WTO中“联合盟友”。此外，如果围绕补贴问题磋商进展不大，拜登政府可能考虑就补贴问题对中国发起新一轮“301调查”，并联合欧盟、日本及其他盟友在WTO发起反补贴调查。美国企业研究所专家史剑道认为，针对中国补贴问题的新一轮关税可能取代特朗普时期以来的关税，在2022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拜登政府都会在动用贸易工具上保持强硬姿态。①

（四）联合盟友开展全球经贸规则竞争

与特朗普相比较，拜登对华贸易政策的最大特点是要激活“同盟力量放大器”的作用。为此，美国必须缓和与盟友的既有经贸争端，并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加强对华经贸政策协调。在双边层面，拜登政府通过暂缓航空补贴争端关税、达成金属关税“暂时休战协议”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欧洲的经贸争端。同时，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在首次会议上达成了约10个“规则制定”领域的合作。在区域层面，尽管拜登政府仍未表示将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但却计划推出《印太数字贸易协定》，以期在区域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下“先手棋”。在多边层面，拜登政府先后推动七国集团（G7）、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及二十国集团（G20）就“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达成一致，力图显示美国对同盟体系的号召力和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上的领导力。在WTO中，拜登政府一改特朗普做法，对新任总干事奥孔乔的WTO改革意见表示原则性支持，同时还推动与欧盟和日本在上诉机构改革、特殊与差别待遇、产业补贴规则、“竞争中立”等议题上加强立场协同。

三、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展望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无法实现“经济脱钩”。随着拜登政府更多地采取竞争为主的对华战略，双边经贸关系也将面临科技、规则制定等领域更大博弈态势的挑战。

（一）中美无法实现“经济脱钩”

尽管特朗普政府动用行政手段试图与中国“经济脱钩”，然而事与愿违。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全球供应链受阻的情况下，2020年中美贸易逆势增长，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580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8%。2021年1-8月，中美贸易额达到4703亿美元。尽管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均试图将供应链移出中国，然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21年的最新调查显示，87%的受访美国企业在过去一年都没有将任何供应链迁出中国，94%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未来一年对中国的投入将增加或保持不变。在中国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政策背景下，美国资金将持续流入中国债券和证券市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指出，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国公司的吸引力非常大，这种吸引力只会增加。戴琪在回应中美“经济脱钩”问题时也表示，全球两大经济体之间停止贸易并不现实，双方可寻求建设性的“再挂钩”。

（二）美国将持续推动与中国“科技脱钩”

高科技竞争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只有在高科技上占据领先地位，才能带来更大的经济繁荣和更强的安全保障。美国政府认为，相对于不现实的大面积“经济脱钩”，精准聚焦与中国“科技脱钩”将更能够提升自身竞争力。拜登政府在科技领域联合盟友伙伴，试图在科技出口管制、进口限制、供应链合作、投资审查、联合研发、人员交流等方面，围绕“限制和排除中国”的目的，形成范围更大、领域更广、程度更深的“小圈子”。目前，拜登政府已完成了对半导体制造、大容量电池、关键矿物和材料、药品制造四大领域的供应链评估，启动了第二阶段针对国防、公共卫生、通信科技、交通、能源和食品六大领域的供应链评估，提出了美国与盟友间加强供应链协作和减少对中国依赖的措施。在关键矿产领域，2021年初，美国国防部向澳大利亚一家稀土开发公司投资3040万美元，以资助得克萨斯州的稀土金属加工厂建设，力图增加美国本土稀土产量。美国还把科技合作作为升级全球盟友体系的关键：在首次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四边机制”线下首脑峰会期间，推出《“四边机制”技术设计、开发、管理和使用原则》，强调将打造半导体等关键技术和材料供应链；在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首次会议期间，双方围绕技术标准合作、供应链安全、气候和绿色科技、信息通信技术、数据治理和技术、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领域形成了10个工作组，并表示推动“共同应对中国”。

（三）中美全球经贸规则博弈将加剧

前景展望范文篇9

一、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文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之初多为歌颂体育事业成就的“冠军文学”；之后体育报告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小说、诗歌等也不断涌现，摆脱了原来发展的局限性，话题转向“问题文学”；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与消费主义的盛行，传统文学不断被边缘化，体育文学进入了“网络文学”的发展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冠军文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育事业快速发展。这一过程中，体育文学服务体育发展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先后有《腾飞》等体育文学杂志出现，一些刊物也创办了体育专栏，这使体育文学作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例如由作家创作的《扬眉剑出鞘》，描述了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为国争光的光荣事迹，刻画了她顽强不屈的性格；鲁光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则详细描述了中国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顽强拼搏精神。这些作品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将我国的体育文学带入了第一个发展高潮，但是“冠军文学”作品过度突出作品的政治功能和宣传教育作用，导致了文学作品的主题过于狭隘，内容有些脱离现实，使体育文学的发展陷入了误区。

（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文学”。随着改革的深入，体育事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日益凸显，面对这一时代巨变，体育文学的发展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问题报告文学日益成为我国体育报告文学的主流，一些优秀的作品直指体育界的问题。如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作者深入思考了金牌背后的东西，探索了当前我国的体育现实以及提升国民素质等问题，作品《万里壮游》《冒险、志气、浩歌》等描绘了一些普通的体育爱好者遇到的酸甜苦辣，通过这些故事表达出作者对体育精神与本质的理解。这一时期的体育文学关注的不只是奖杯，而是使文学包容了更多的内容，从不同的角度对体育存在的问题及其发展前景进行思考。

（三）网络时代的休闲体育文学。经济与社会的转型给以往的体育文学带来了新的挑战，而互联网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为体育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这些带来了网络体育文学的繁荣。例如杨杰创造的《假球》对体育市场化问题以及保持体育竞赛规则公平的重要性进行了思考；中篇小说《足球流氓》揭示了中国足球的真实发展状况，并对体育流氓这一特殊社会现象进行了思索；韦一笑的《尴尬时代的中国足球》则展示了足球运动中蕴含的社会文化内涵，抒发了足球引发的人生感慨。特别是北京奥运会的到来，为体育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与丰富的写作资源，《何振梁申奥日记》《向奥林匹克进军》等作品都用不同的方式表现了奥运健儿勇于拼搏的精神，体育文学借奥运的东风扬帆起航。

二、当前我国体育文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审视我国体育文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消费主义文化盛行、文学商业化程度日益明显、新的文学体裁与传媒方式不断涌现等新情况、新变化都给体育文学带来了挑战，使体育文学逐渐面临生存危机，具体表现为：

（一）体育文学的文学功能逐步发生改变。中国传统文化十分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文以载道”一直是文学创作坚守的信条，它强调文学应该承载教育人、激励人，揭露社会不公、弘扬社会正气的责任。在改革开放初期，体育小说、报告文学等文学作品还可以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针砭时弊、弘扬社会正气，但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文学的启蒙功能逐步丧失，呈现出庸俗化、世俗化的发展趋势，由大众传媒支配的以娱乐化、实用化为价值取向的体育文学消解了原有的体育文学。在消费文化、享乐主义盛行的今天，体育文学成为市场经济的附属品，成为人们娱乐的工具，成为大众消费的文化快餐。

（二）体育文学的创造群体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改革开放初期，体育文学的创作者大多是专业作家，有的甚至当过运动员，他们对体育事业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他们往往把体育文学当成一种崇高的事业，即使经济紧张、生活拮据，他们仍会坚守着精神家园。随着体育文学的快速发展，一些记者、业余爱好者加入了创作的行列，他们逐步成为创作的主体，他们以一种全新的心态审视体育事业，在他们身上明显有后现代的色彩，缺少对社会、体育事业的尊重与社会责任，其作品有明显的商业化、娱乐化、个性化色彩，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

（三）体育文学的文学性逐渐走向式微。体育文学经历了一个阶段的发展之后，其范围不断扩大，深度不断拓展。从讴歌体育精神到发现体育背后的深层次问题，从诗歌、小说到报告文学、体育网络文学，体育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文学性逐渐被边缘化，被实用性和娱乐性所取代。

三、当前我国体育文学存在问题的原因

体育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问题，影响了体育文学的健康发展，要促使其健康发展就必须找到问题的原因，对症下药。事物的发展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具体到体育文学就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和体育文学所处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为体育文学的演变提供了动力。

（一）体育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早期，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更加强调民族尊严、国家地位，强调通过各种国家比赛为国争光，从而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体育事业更多地和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一场比赛的过程对人们并不具有什么意义，人们关注最多的是比赛的结果，竞技体育成了体育事业的核心。在这一过程中，体育文学发挥了整合社会力量，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自信心的重要作用。九十年代之后，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与体制转轨期，进一步融入了全球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活质量，健康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体育锻炼成了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同时，后工业时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化生存成了人们的生存方式，这也深刻地影响了体育文学的发展。这些变化必然使体育文学的教育功能逐步消解，休闲娱乐功能越来越突出。同时西方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文化对我国的影响日益深刻，体育商业广告成了推销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手段，随着中国体育商业化程度的加剧，消费主义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社会环境的重大改变，体育文学的生存根基发生了转移和变化，这推动了体育文学从写作技巧到生产方式、传播方式以及文学功能的改变，这一变化意味着一些新的要素将要产生，原有的一些要素将逐步蜕变，体育文学将在这一演变中产生危机。

（二）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带来了体育文学的发展变化。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由传统社会逐步转向现代社会，关注人的发展和幸福日益成为社会的主题，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发展为了人成为一种新的价值取向，这使发展体育事业摆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通过体育运动调节心理、增进身体健康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一部分。在城市生活中体育运动成了和逛公园、进酒吧、进超市购物一样的消费活动，成为一种休闲需要。体育事业改革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体育价值观念。从1986年国家体委颁布体育体制改革的决议开始，我国的体育改革就拉开了序幕，虽然对体育训练、科研体制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但是这只是对原制度的修修补补，并没有触及深层次的问题，我国体育事业中衙门化、官本位等问题仍然层出不穷。一些作家开始对体育事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寻找问题的根源。

（三）网络媒体与价值观念的变化对体育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在网络中，大众可以平等地拥有和体育运动相关的各方面内容，使体育活动的公共性、大众性日益突出，也使体育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这种多元化源于社会转型期人们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经济社会转型带来了商品文化的繁荣，而商品经济则以休闲娱乐的方式来满足大众的需要，成为民主化、大众化的文化形态。同时，后现代主义也在不断地消解传统文化，后现代主义和网络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网络文化，使体育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以其特有的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对传统体育文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一过程中理性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传统体育追求的社会价值、教育价值等崇高的价值追求逐步被个人对体育的感受所取代，呈现出休闲文学和个性化的写作倾向。

前景展望范文篇10

关键词：人才需求；人才培养模式；酒店管理

一、武汉市酒店行业发展宏观背景解析

随着“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工作不断推进，截至2017年底，已有20家现象级公司在武汉市设立“第二总部”，另外武汉市也成为高附加值行业(如金融业、芯片产业、生物产业)设立研发中心的首选之地，发展至今武汉市已然成为一批知名企业的“会议城市”。这批知名企业，不仅和武汉市有着深刻的渊源，同时也是看好武汉市发展前景的代表企业。产业趋于高端、现代金融服务业聚集迭代、消费升级成为武汉市酒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内驱动力的同时，势必对酒店人才的需求有所变化，这就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企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酒店服务人才，酒店管理专业迫切需要在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缩小育人单位与用人单位的差距,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武汉市酒店行业前景展望与人才需求预测

尽管近年来高端酒店行业业绩增幅放缓，但却并未阻拦资本对武汉市这一市场的投资热情。近2年，有近15家奢华型酒店集中开业，使其成为继南京后，各大国际酒店连锁集团的战略高地。具体来讲，大部分国际酒店连锁集团在战略上已进入调整期，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市场区域饱和，市场潜力在纵横向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大量国际酒店连锁集团将目光投向武汉、南京、西安、成都、杭州等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新一线抑或二线强城市。以武汉为例，未来武汉将成为国内高星级酒店较为密集、国际品牌管理公司较为集中的城市，按照规划，还将有大量新建酒店出现。在产业趋于高端、现代金融服务业聚集迭代、消费升级成为武汉酒店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内驱动力的背景下，势必对酒店人才的需求有所变化，这就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的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企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酒店服务人才，酒店管理专业迫切需要在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缩小育人单位与用人单位的差距,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对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调查分析，我们了解到本专业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为95%，就业前景一片光明。但另一方面，酒店业的人才流动率(TurnoverRate)相对于其他行业仍保持在高位，与之矛盾的是，酒店人才从高端到基层岗位都存在较大的人才需求缺口。因此，对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三、武汉市酒店行业人才需求调研统计分析

(一)调研目的、方式与对象。2018年7月4日至10日，酒店管理教研室调研小组对武汉新华诺富特酒店、武汉国博洲际酒店、武汉光明万丽酒店、武汉光谷凯悦酒店、武汉金盾酒店、武汉全季酒店(光谷软件园店)、武汉全季酒店(新华路店)等合作企业进行了深入调查，深度了解酒店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特点，虚心接纳酒店专家对人才培养方面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及建议。调研目的:深度了解酒店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特点，以期缩小育人单位与用人单位的差距,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产业,加快区域经济的发展。调研方式:实地访谈、在线问询、问卷调查等方式。调研对象:对武汉新华诺富特酒店、武汉国博洲际酒店、武汉光明万丽酒店、武汉光谷凯悦酒店、武汉金盾酒店、武汉全季光谷软件园店、武汉全季新华路店的人力资源总监、部门经理和一线员工进行了调研，共发放问卷30份,回收30份,其中有效问卷27份,有效率为90%。(二)调研主要问题分析。为全面调研，深入了解企业对人才需求的细则，在设计问卷时，我们列入5个开放式问题。问卷共18个问题，涵盖行业对人才需求类型、职业素养、职业技能、职业发展等重要方面。1.人才类型需求排序从调研结果来看，人才需求类型前五位为收益管理、酒店销售、公共形象推广、客户关系、私人管家。2.行业对应届毕业生的素质青睐要素从调研结果来看，行业对应届毕业生的青睐要素前三要素为忠诚的、语言能力、沟通技巧。这说明酒店管理专业在人才培养上面还不够重视,对学生服务意识的培养还不够，人文素养还待进一步提高。3.行业对应届毕业生的能力青睐要素从调研结果来看，行业对应届毕业生的青睐要素前三要素为协调能力、服务能力、应变能力。

四、当前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在职业素养与技能上存在的问题

学生对自身职业规划与发展意识不到位，需要相当长时间才能完成从学生到职业酒店人角色的过程转变；职业素养不够，缺乏国际化视野，工作作风不够精细，对工作流程理解不够严谨，缺乏韧性；职业技能不强，应变、沟通与跨文化交际能力弱；口语功底弱，在“开口方面”畏难情绪严重；由于学校的知识体系陈旧，与行业结合不紧密，导致学生所学没有岗位针对性，致使其在相对应的工作上知识储备不足，不能学以致用，在工作上形成恶性循环。

五、对高职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方案制定的具体建议

通过此次专业人才需求调研，在掌握了许多一手资料的同时，也发现了诸多问题，为以后的教学、人才培养目标、专业培养规格及专业课程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与行业专家进行分析讨论，最终形成如下调整和改进建议：(一)继续探索“现代学徒制”与酒店的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性研究。各专业完善学分制人才培养方案，全系内各专业进行跨专业选课，强调技能与素质并重、知行合一，强调实践课程的主导；加强校企合作，优化现代学徒制“华住酒店集团”试点班、“雅高酒店集团”订单班的培养模式；丰富校企合作方式，与合作酒店联合开展主题沙龙、五星体验活动，加强学生对酒店的职业认识。(二)加强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建设了“菜单式”柔性化的课程体系。主要包括职业基础课程模块、职业技能课程模块和职业发展课程模块。学生可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需要，结合行业淡旺季规律，分阶段、分层次选择各个模块的课程进行专业课程学习、顶岗实习和考核。职业基础课程模块：将大学生在校期间及教育部要求完成的思想道德素质课程、身心健康素质课程、计算机及英语应用能力必备知识、人文艺术素质课程、科学技术素质课程、职业基本素质课程等课程内容，分为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两种形式，共计18门课程。学生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要求毕业生应完成学分情况，限定选修或任意选修以上课程。此部分课程大都集中在第一学期完成教学任务。1.职业技能课程模块本课程系列包括酒店概论、酒店服务礼仪、酒店职业英语前厅部运行与管理、餐厅部运行与管理、客房部运行与管理。此部分课程为后续的职业能力培养打下素质基础。2.职业发展课程模块设置职业发展课程模块根据学生职业发展的需求，设置了适应职业发展的相关课程，包括调酒与酒水、茶艺服务、酒店人力资源管理、酒店督导管理实务、酒店市场营销、酒店财务管理等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主要是为学生职业发展做好知识和管理能力的储备，让学生在不同的企业环境中进行学习和磨练，加快“职业经理人”的成长速度，使之早日走上管理岗位。3.校企共建“M+”(Multiplicity)一体化、共享型、多元化的教材体系酒店管理专业建设了多元化的教材体系。学院建设了共享教学资源库，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建设了网络学习平台，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学习、批阅作业、论文答辩相结合。4.提高实习质量在联系毕业实习单位时，考虑多样化、多元化，在选择时力求做到学生的自主化。在实习的过程中，实习带队老师要时刻关心各实习单位学生的心理状况，更要做好专业指导，让学生的能力在实习中能得到一次升华，力求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

参考文献：

[1]甑丽君.基于校企合作的高职旅游酒店管理专业实习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2).

[2]李庆苏,徐英.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办学模式研究———以黑龙江职业学院酒店管理专业为例[J].神州,201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