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级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05:56:05

评级范文篇1

关键词: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监管困境;法律

一、美国信用评级产业发展状况

信用评级机构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业务包括对企业、市政和主权政府等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信用评级服务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期,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出版了《普尔手册》,对关于铁路债券的商业信息进行了汇编和分析,被视为信用评级的起源。至20世纪初,华尔街金融分析师约翰•穆迪(JohnMoody)注意到商业机构出售的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和数据过于复杂,投资者难以理解,因此他在1909年了《铁路投资分析》,通过提供易于理解的简单字母符号来表达综合的信用质量信息,为信用评级行业带来革命性变革。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Moody's)成立于1914年,并于1922年创建了第一个评级部门。经过近百年的发展,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已成为全球评级市场中市场份额最大的三大信用评级机构。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进行了司法改革,重新制定了进入评级市场的具体注册要求,试图以此加强竞争,这使信用评级机构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在欧盟,根据2009年公布的《欧盟信用评级机构监管法规》的登记和认证制度,在欧洲注册的信用评级机构有30多家。在美国,符合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CreditRatingAgenciesandNationallyRecognizedStatisticalRatingOrganizations,简称NRSROs)资质的信用评级机构有10家。尽管如此,目前信用评级市场仍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市场,维持着其固有的寡头垄断结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评级机构是市场的领导者。尽管三大评级机构都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但这三家公司的总部都设在美国,被视为美国公司。它们提供各类型的信用评级服务,服务主体包括企业、主权政府和各类型的结构性融资产品。其他信用评级机构的业务规模和业务量相对较小,业务主要集中于本土特定部门。

二、监管依赖的成因

(一)信用评级的市场价值。1.信息服务和监控服务的价值信用评级机构占据了金融市场的中心位置,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衡量各种债务工具的信用质量。从本质上讲,信用评级机构的主要角色是信息中介,有助于协调投资者和发行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通过信用评级中体现的信用风险分析,缓解逆向选择问题。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信息提供服务:投资者可以获得更多交易对手的信用质量信息,并降低自己获取信息所需的成本;发行人如果获得较高评级,可以更容易进入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拥有足够的资源进行信用风险分析,提供信息服务,有助于避免投资者可能面临的高风险溢价以及交易成本。信用评级机构的信息服务功能奠定了其在金融市场中的中心地位,被称为金融市场的“看门人”。此外,作为“看门人”,信用评级机构还提供事后监控服务,这有助于控制借款人在获得融资后可能产生的道德风险。如果借款人将获得的融资投资于风险较高的项目,一旦项目失败,就可能会危及债务偿还。贷款人可以在合同中对资金使用施加限制并在违约情况下强制执行,但成本太高。通过信用评级的更新,以及评级展望和观察清单提供的监测服务,可以监控发行人的财务业绩以控制他们的信誉水平与其初期获得的良好评级保持一致。同样,发行人和投资者均受益于这种监管服务:为避免被降级,发行人面临维持信用质量水平的压力;投资者节省追踪成本,无需承担监控压力。更为重要的,由于降级是发行人信用质量下降的信号,可以帮助投资者评估引发债务重组的可能性,负面展望和信用观察公告也可以激励发行人提高其信誉度。2.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价值肯定信用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和监测服务被视为金融市场中有价值的信用风险评估方式在私营部门中被广泛使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andExchangeCommission,简称SEC)统计了信用评级的主要用户,主要包括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等买方公司。它们根据特定信用评级阈值确定投资政策,或按照各种监管要求使用信用评级。卖方公司也是信用评级的用户,它们主动征求信用评级以便发行短期或长期金融产品,使用信用评级进行风险管理,通过评级咨询小组提供的服务协助客户选择合适的产品。此外,在民事合同中使用信用评级的情况也较为普遍,许多金融合约中都包括评级触发条款,贷款人或投资者可以在降级的情况下加速清偿。私营部门对信用评级的广泛使用提升了信用评级在金融市场中的重要性。(二)认证功能和公共部门的监管依赖。根据“监管执照”理论,评级机构的认证功能使信用评级成为公共部门监管金融市场的工具,投资级信用评级成为进入资本市场的“许可证”①。公共部门和信用评级之间形成了一种隐性的委托关系,监管机构缺乏相应的能力和必要的资源分析信用风险信息,因此,在法律中规定以信用评级为参考,将监管任务下放或转移给评级机构[1]。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美国银行监管机构开始对银行持有的债券进行评级,以评级为投资决策基础。1936年,信用评级被纳入金融审慎监管,银行监管机构决定,银行只能持有“投资级”债券,但投资等级的划分和标准是由评级机构提出和设立的,而非监管机构。因此,由于监管依赖评级,评级机构不再仅仅是债券市场中的信息提供者,而是银行审慎监管体系的组成部分。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期间,信用评级被监管机构纳入对保险公司的审慎监管。70年代,美国劳工部在对养老基金的审慎监管中,同样将评级的使用纳入其监管制度。SEC在1975年创建了NRSROs,设立了市场准入门槛,指定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为国家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这一状态维持至2000年,使三大评级机构在美国债券市场以及新兴的欧洲债券市场中获得了明显优势,也造就了其后信用评级市场的寡头垄断结构的局面。显然,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的依赖意味着监管机构将信用评级视为可帮助其实现金融监管目标、限制风险和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工具。鉴于以上分析,在金融立法中对信用评级的大量参考是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产生的主要原因,评级机构的准监管机构身份使人们对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作用产生了误解,这种误解导致市场参与者在进行尽职调查和信用风险评估时过度依赖信用评级。

三、监管依赖导致的消极后果

信用评级的正面价值是市场参与者和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形成依赖的原因,但信用评级本身并非不存在缺陷。历史上数次发生的评级失败事件表明,信用评级的准确性、透明度和公正性均存在一定问题。因此,如果对其依赖程度过高,形成机械性或盲目依赖时,就是一种过度依赖,会产生消极后果。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安然公司的破产事件等都与评级失败相关,信用评级的顺周期性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评级机构先是没有及时下调主权评级,后来又过度下调评级,使危机进一步加剧。在美国能源公司安然破产事件中,信用评级公司甚至在破产前一天仍然维持着该公司良好的信用评级。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中,信用评级机构低估了复杂的结构性融资产品的信用风险,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支持的债务抵押债券(mortgage-backed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s,简称CDOs)的风险。世界各地的投资者都盲目依赖这些打包证券的3A评级,在并不了解其中隐含的信用风险的情况下进行购买。信用评级机构同样未能及时下调此类证券的评级,也未能正确识别这些复杂产品的风险程度。对于次级贷款的巨额增长,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度和地理范围的扩大,信用评级机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外,与安然事件类似,评级机构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前的一个月仍然将其评为A级。美国次贷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2008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中,主权评级使得信用评级机构成为欧洲政治争论的焦点。欧洲政客指责美国的评级机构未能预测危机,其后又过快下调欧元区国家的主权评级,使危机进一步加深[2]。顺周期的加剧和“羊群效应”使评级机构备受谴责,在危机时期引发信贷紧缩,并使已经陷入困境的欧洲国家产生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评级下调的时间是关注的焦点之一,例如在希腊救援计划之前下调评级使谈判者面临更大的压力。此外,对葡萄牙、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评级下调导致政府债券的利率大幅上升,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评级机构近年来频发的评级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导致目前金融市场诸多问题的重要源头,这些机构明显低估了某些复杂金融工具的发行人无法偿还债务的风险。评级机构在历次评级失败中暴露出了信用评级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结构性融资产品的虚高评级、评级方法和模型的缺陷以及顺周期性和滞后性等,这些缺陷使评级部门受到严格审查。金融危机之后,对信用评级的监管依赖开始广受质疑,监管当局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和立法之间的关系。危机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监管机构对信用评级的态度,评级的监管使用被重新定性为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硬件化”。信用评级下调本身传递的就是负面信息,会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特别是在按照法定要求参考信用评级的背景下,评级下调可能会产生“悬崖效应”,引发大量金融产品抛售,并可能产生“羊群效应”,引发其他市场参与者做出同样的非理性行为。市场参与者必须按照法规和监管要求,使用信用评级确定投资是否符合条件,在评级下调时,投资者行为同质化的程度越高,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就越大。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由于溢出效应,流动性问题进一步加剧,并最终影响全球层面的金融稳定。因此,过度依赖信用评级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信用评级在立法和监管框架中的法定使用使风险被进一步放大。然而,由于金融市场与公共部门对信用评级长期以来形成的监管依赖,大型信用评级机构已经成为该领域的认知权威,这种在公众间形成的专业性形象和政府对其赋权的结合,推动了监管依赖的进一步加深。对信用评级机构分析资源的持续依赖导致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在信用风险评估方面与专业评级机构的差距逐渐增大,演化成为一种结构性依赖。因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对维持或建立自身风险评估能力的忽视,致使市场迄今为止没有发展出任何可完美替代信用评级的分析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依赖开始产生黏性,退出监管依赖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四、美国去监管依赖的改革与困境

2008年金融危机和其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凸显了信用评级下调的系统性相关性,与降级相关的“悬崖效应”和群体行为可能会威胁到全球层面的金融稳定。当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将外部信用评级认定为评估信用的唯一基准时,金融危机因这种过度依赖现象而进一步恶化。危机后,在关于评级机构是非的辩论中,过度依赖的风险受到了各国监管机构的关注。在危机驱动下,美国于2010年颁布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以下简称《多德-弗兰克法案》),该法案几乎涉及美国金融体系的每一个方面,其中也包括对评级行业进行监管的相关规定。适用于评级机构的条款(Sec.931-Sec.939)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分要求联邦金融监管机构审查监管机构对评级的依赖程度,并在可行的情况下撤回对评级的引用,并制定实现审慎监管目标的替代方法。第二部分扩大了SEC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权力,要求SEC加强审查NRSROs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提高信用评级的透明度。SEC制定了相应的执行程序,包括对NRSROs进行年度检查,要求每个NRSROs提交年度报告;设立信用评级办公室,关于NRSROs活动及其年度考核的年度报告;如果在检查中发现严重问题,该机构可以征收罚款并禁止NRSROs特定的评级类别,直到问题解决。从本质上讲,新监管规则是结果导向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没有任何直接影响评级过程的监管规定,其中解决过度依赖问题的条款是第939A节。(一)《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及实施情况。第939A节标题为“对评级依赖的审查”,规定美国联邦机构需要审查其法规中对信用评级的引用,然后删除这些参考,并使用其他信誉标准予以替代[3]。这条规定的内容非常具有革命性,似乎直接终结了美国监管机构与信用评级之间的关系。第939A节规定必须删除目前的评级参考,这意味着公共部门与信用评级之间的联系被打破了,目的是在未来的法规中排除信用评级。显然,美国监管机构希望通过消除信用评级参考来解决过度依赖问题。关于《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在美国实施的进展情况,可以通过分析以下机构对其自身规则的修订逐一进行考察: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TradingCommission,简称CFTC)、货币监理署(OfficeoftheComptrolleroftheCurrency,简称OCC)、国家信用联盟管理局(NationalCreditUnionAdministration,简称NCUA)、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HousingFinanceAgency,简称FHFA)和SEC。1.CFTC的法规适用于期货佣金商、衍生品清算组织和商品基金经理,其中有两组法规与第939A节相关:一是使用信用评级限制委员会注册人投资或客户资金存款的法规;二是要求披露信用评级以描述投资特征的法规,相关规定均可视为以评级为基础的监管规则。按照第939A节的要求,CFTC删除了对信用评级参考,使用“信誉”替代NRSROs评级,但并未提出替代方案,信用评级仍然可以作为投资决策时考虑的因素之一[4]。2.OCC于2012年6月了新规则,自2013年1月起生效。在法规修订之前,NRSROs给出的投资等级是购买证券的条件。OCC在新规则中重新定义了投资级债券,即发行人有足够的能力在资产有效期内履行担保项下的财务承诺。由于不再以NRSROs的评级作为参考,认定发行人是否有足够资金履行其财务承诺的任务移交给了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协会,由其进行适当的尽职调查。取消信用评级参考的目的是加强内部风险评估能力,从而减少过度依赖外部信用评级的可能性。CFTC只是简单删除信用评级引用,与之相比,OCC的方法更具体,用新的投资等级定义取代信用评级,并让国家银行和联邦储蓄部门负责实施。但OCC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指导意见,仅指出了可能的替代方案,确定特定证券是否应被视为适当的投资,可以进行公司内部系统分析或第三方尽职调查[5]。3.NCUA针对信用联盟过度依赖NRSROs评级的指导意见,建议信用联盟考虑信用评级的几种替代方案:信用利差、证券相关研究、内部或外部信用评估、违约统计以及各种市场数据。信用评级可用于补充NCUA的分析,但不应作为确定投资是否合规的唯一依据。尽管没有明确提及信用评级,但间接提及可以将其作为外部信用风险评估。与OCC类似,NCUA也建立了新的基于还款能力和违约风险的定义,但该标准旨在促进相关金融机构在信用分析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6]。4.遵守第939A节的规定,OCC和NCUA所做的工作起到了示范性作用,成为了其他联邦机构制定标准的参考。2011年1月,FHFA根据SEC的要求公布:删除信用评级参考,并用新标准“投资质量”替代NRSROs认证的“投资级”的提案[7]。FHFA还建议修改相关投资法规,由银行确定投资质量状况,要求银行评估本金和利息的偿还风险。与NCUA的方法类似,这种评估要考虑各种因素和相关市场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信用评级不再是唯一基准,但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新标准将加强银行的内部信用风险评估和管理实践。5.SEC对消除监管规则对评级的依赖的改革集中体现在修订《证券交易法》下的净资本规则等内容,不再将信用评级应用于经纪交易商的净资本计算,经纪商需要自行制定评估信用风险的政策和程序。评估中要考虑的因素和NCUA确立的标准基本相同,包括信用利差、债券相关研究、内部或外部信用风险、违约统计、内部指数及不同资产类别的市场数据等。替代外部信用评级的信誉标准主要评估流动性是否充裕,以及发行人是否具备相应财务能力以履行证券抵押回购协议中的义务。同时规定董事会在分析信用质量和流动性时,可以考虑第三方的评估结果,包括NRSROs评级。如果使用NRSROs评级,也不能盲目依赖,必须评估每个NRSROs评级的质量。可见,外部信用评级虽然不再是排他性的信用风险评估工具,但并没有消失,仍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参考使用。此外,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的规定,一些监管机构不仅取消了对NRSROs评级的参考,还承诺帮助受监管机构平稳过渡,最终不再依赖评级。例如,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DepositInsuranceCorporation,简称FDIC)可以为受监管的银行提供指导,帮助银行进行尽职调查,摆脱对NRSROs评级的依赖。FDIC建议,银行应通过尽职调查确定债务人违约风险,关注“证券信用质量、结构的复杂性和投资的规模”。银行在尽职调查中可以使用信用评级,但也必须使用并记录其他因素,银行可以将数据和分析外包,但必须作出最终决定。FDIC引用基于市场的信用风险方法作为数据来源。通过对美国去除信用评级监管依赖的改革进程进行考察,发现美国各机构制定的提案或最终规则反映了一种折中的解决方案,既遵守第939A节的要求,试图找到其他信用评估工具,又要满足市场中习惯使用信用评级的用户需求。试图消除信用评级在立法中的排他性,但无法完全禁止使用信用评级。(二)难以消除的监管依赖黏性。按照《多德-弗兰克法案》第939A节的要求,信用评级不再是唯一的标准,而是各机构制定的确定信誉标准的因素之一。在法律中规定删除信用评级参考之后,需要建立更强大的内部风险评估体系来减少市场参与者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这种方法要求市场参与者具有进行本身的信用风险分析能力,也等同于只有拥有适当的内部资源和足够的专业知识,才能正确评估面临的信用风险,这显然增加了政府监管机构、评级机构和市场参与者的合规成本。事实上,目前尚未找到既适当又同时能被市场普遍接受的信用评级替代方案。虽然按照新法规的要求,美国各监管机构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监管依赖仍然存在,这说明监管依赖具有黏性。迄今为止,第939A节的目标仍未达成,原因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信用评级难以替代。第939A节应该为一种能被普遍接受的新信用标准铺平道路,以取代原来的信用评级标准。作为信用评级的替代方案,这一标准应该具有可靠的风险敏感性,可以有效地衡量不同类型债务工具的信用风险,也能够以透明的方式统一应用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此外,这样的标准应该能够根据产品信用风险状况的变化及时自动调整。该标准应易于理解且易于实施,以避免金融机构特别是小型银行和公司承担过度的监管负担。然而,以上列举的替代品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和信用评级的特征几乎相同。所以,监管机构是否考虑过所谓的替代方案有可能只是“换汤不换药”?这样的标准似乎是一个“乌托邦”的愿景,由于其主观性而备受争议。第二,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强制要求取消监管许可,但它没有扩及整个司法体系。部分美国联邦法律仍然包括对“投资级别”信用评级划分的参考引用[8]。实际上,大量的美国法典中仍然存在“投资级别”信用评级的要求。信用评级继续在美国金融监管中发挥重要作用,在许多领域,监管机构继续采用依赖评级的新法规。例如,2016年的美联储银行法规对于定期资产抵押证券贷款工具(TermAsset-BackedSecuritiesLoanFacility,简称TALF),信贷抵押品必须由在SEC注册为NRSROs的资产抵押证券发行人发行。2016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新规则中,信用要求是根据相关实体是否“保持标准普尔(或等同于NRSROs)的BBB-或更好的信用等级”。联邦运输法规中关于财务援助申请的部分规定要求申请人从一个或多个国家认可的评级机构获得最近的信用评级,该评级将被用于评估信用风险。可见,《多德-弗兰克法案》并未成功删除美国各州法律法规中对信用评级的引用,继续引用NRSROs的评级情况仍然存在。第三,《多德-弗兰克法案》仅限于美国联邦法律,信用评级的参考仍然包含在大部分国际监管体制中,包括巴塞尔银行资本要求,美国以外的监管机构继续以各种方式依赖信用评级。美国银行家协会(简称ABA)强调,信用评级在国际市场被广泛使用并接受,在美国监管机构采用的资本规则中完全放弃使用信用评级可能会对国际公认的巴塞尔协议III标准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并导致整个国际银行业的扭曲竞争。因此,ABA将第939A节的规定评价为不明智和反应过度[9]。同样,美国证券化论坛(简称ASF)认为,过度依赖可以通过改善对信用评级使用的监管和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来解决,而不是“禁止”使用信用评级。AFS警告说,从基于风险的资本规则中删除信用评级,可能会对资产支持证券(ABS)市场的流动性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流动性依赖于投资者在初始发行或随后的二级市场购买时做出实时决策的能力。因此,从这些规则中删除信用评级可能会危及大量银行组织参与ABS市场的能力,从而大幅降低市场流动性[10]。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仍然难以消除。美国近40年的监管依赖形成了一种惯性,尽管监管机构为此做出了努力,但许多市场领域依然对NRSROs评级存在机械性依赖,银行和信用联盟虽然在减少监管依赖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市政组织、养老基金等其他机构投资者继续依赖NRSROs评级。金融稳定理事会(简称FSB)在2013年的一份中期报告中提出,在没有进行充分的影响评估的情况下,通过新的替代方案,会增大过度依赖的风险[11]。

五、完善我国信用评级监管制度的几点建议

评级范文篇2

一、引言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的金融及保险监管机构都相继进行了改组或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大多数国家都在监管理念上引入了对金融机构进行整体风险监控的思想,也有一些国家开始尝试建立专门为监管部门服务的金融机构评级系统。这种评级系统不同于以往对一般企业的信用评级,而是将重点放在评估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重大整体风险以及该金融机构破产对整个行业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这表明各国的监管重心都不约而同地转移到了对机构整体安全性和行业整体安全性的评估上。虽然这些评级系统大多处于初期测试阶段,但是却代表了未来监管手段和工具的发展方向。本文将综合介绍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国家监管机构建立的机构风险评级系统,并探讨客观、有效、合理和可行的监管风险评级系统应该具有的主要特征。

首先简要总结这三个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的性质和定位。英国的金融监管机构FSA集各种金融行业监管、消费者服务和市场管理于一身,它是独立的的非政府组织,在FSMA法案授权的范围内行使其职权。加拿大的金融监管机构OSFI是代表政府对所有联邦金融机构进行监管的唯一监管机构,它将保护消费者作为首要监管目标。澳大利亚的金融监管机构APRA是政府金融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更强调审慎的监管理念,致力于确保被监管者建立了高质量的系统来识别、度量和管理其经营中出现的各种风险。这三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的共同点之一是至少在形式上都达到了混业监管。混业监管模式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监管要求,表现在一致的监管原则和有效的监管方法上。因为是混业监管,所以要求有一套对不同的被监管者一视同仁的处理原则,因此在看待被监管者时,有时就要透过各自所在行业的具体特征看到各种企业的实质风险特性。另外,在混业方式下,必然要求提高监管效率,很难采用“手工作坊”式的一对一监管,而是要求有一整套连贯的、系统的、科学有效和可行的监管过程。

可以看出,在新的监管体制下,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目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监管部门必须从金融体系的整体角度来考虑。为了实现这种体制下的监管目标,各国监管部门都建立了相应的整体监管方式(当然也要吸取原来体制下监管方式的经验教训)。一般来说,现行体制下监管方式的具体运作过程如下图所示:

很明显,风险确认和风险评估这两个步骤是整个监管流程的基础和根基,后面的监管决策和资源分配,以及监管实施和绩效评估都是以风险评估结构为依据的。风险确认就是判断出现的风险是否处于评级系统所处理的范围之内,各个国家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监管目标来确定其具体的风险种类。风险评估就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评估框架下,对已经确认的风险进行归类分级。

我们应该从整个监管框架的角度来客观的看待风险评级,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风险评估的实施。作为一个一般的评级系统,因为要对评估的对象给出明确的评估等级,所以首先需要确定一个明确的评估目标,即:评估结果是为谁服务?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这里的金融机构监管评级系统主要是为监管者服务的,因此一般应该将重点放在对被监管者所面临风险的确认与全面评估上,各个国家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一定调整。澳大利亚APRA的PAIRS评级系统将目标定在评估被监管者不能兑现其承诺的概率并且评价其破产后对澳大利亚金融系统的影响。FSA着眼于对法定目标有影响的风险进行评估,将精力优先放在那些最重要的风险上,以有效经济地利用资源。OSFI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有效的评估被监管者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过程,这是通过评估其风险、金融环境、风险管理过程和对适用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来实现。

虽然三个国家都采用了类似的风险评级系统来支持监管,但是具体的体系和方法却有所差异,接下来将分别介绍这三个国家在风险确认和风险评估这两个步骤中是如何建立具体的风险评级系统的。

二、英国FSA的评级系统

2.1影响FSA监管目标实现的金融机构风险

FSA有四个主要的监管目标。这些监管目标的实现会受到各种风险的影响,具体见下表:

监管目标风险

维护公众

对英国金

融市场的

信心大规模的金融犯罪和市场欺骗

金融机构大范围的管理不善或违规

金融系统中重要成员的财务崩溃

市场功能严重失效

对监管者的能力缺乏了解

提升公众

对金融体

系的认识公众缺乏基本的金融知识

消费者对某些特定金融产品或服务不够了解

确保给予

消费者适

度的保护金融机构的财务崩溃

金融犯罪或市场欺骗

金融机构管理不善或违规

市场功能失效

消费者对某些特定产品或服务不够了解

减少金融

犯罪欺诈或不诚实

金融市场上的违规行为或错误信息

不法收入的处理

2.2风险评估

在英国,新的金融监管立法要求FSA采取高效率的监管方法,根据监管收益与付出成本之间比例的高风险的优先度(Priority)要通过对影响(Impact)和概率(Probability)两个因素进行评估之后得到。影响指的是该风险一旦发生对FSA监管目标的影响;概率指的是该风险发生的概率。这样,根据下面的公式就可以确定处理风险的优先度:

优先度=影响概率

评估特定风险的影响

目前,FSA对被监管金融机构风险的影响评估主要是通过监管者的判断力和对该机构的现有认识来实现,当然也会利用FSA收集得来的一些数据(目前FSA可以得到的数据很有限而且集中于机构的活动方面,这与影响并不完全等价)。

FSA根据影响的大小将金融机构划分成四个等级——高、中一、中二和低。下表列出了FSA在确定机构的影响大小时使用的一些初始指标,这些指标还有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

机构类型指标

银行和购房融资所总资产/负债,根据存款所有者的类型赋予存款不同权重

信用合作社成员数

寿险公司和友好互助会总资产/负债

非寿险公司总保费收入

证券与期货公司总资产/负债,财力要求,注册个人数目,每日交易量与交易额

基金管理公司管理的基金额度

投资顾问公司注册个人的数目和每年的营业额

随着将来对风险评估框架的进一步开发,FSA会评估对每一项监管目标的影响,并会根据经验定性地和定量地改进评估方法。还有,FSA目前的分析仅基于很有限的数据,将来会从各种渠道收集更多的数据,确保影响分析的系统性和一致性。

评估特定风险的发生概率

对风险发生的影响做出评估后,下一步就要评估风险实际发生的概率。这就需要了解相关金融机构的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金融机构当前的战略与实际运营如何为监管目标的实现带来风险;

二是金融机构内部可能导致问题发生的各种商业风险类型。目前情况下,FSA只是对那些在影响评估中被划分为高、中(包括中一、中二)等级的金融机构进行初步测试,并且测试的风险只涉及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与控制风险。下表列出了金融机构可能产生风险的八个方面,从这八个方面来考虑会对监管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

也就是说,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要有一个清楚的描述。其中,很多方面能够完全量化,但也有一些方面要定性分析,需要监管者根据经验进行判断。

商业风险市场、信用、运营与法律风险

财务稳健度

公司战略

消费者、产品和服务的类型

控制风险市场、销售和顾问等

系统与控制

组织架构

董事会、管理层和员工

这项测试的最终结果如下:

概率等级

影响等级高中低

高0.5%3%1%

中一2.5%12%10%

中二5%25%41%

这次测试是FSA整体风险评估框架的第一次实际应用,目的是为新监管运作框架的进一步开发和完全实施提供反馈意见。当然,这项测试的结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FSA决定下一年度的监管资源分配。

鉴于这次测试的临时性,并且所采用的数据也不完整,FSA并没有公布测试的具体结果。不过,一旦新的监管框架完善之后,FSA就会与每个金融机构对其评估结果进行磋商,并且鼓励金融机构能够先按照适当的步骤来处理评估过程中确认的风险。只要金融机构自身做了足够多的工作,FSA就会相应减少对该机构的介入,这有利于机构的高级管理层自觉、及时地处理FSA提出的问题。

FSA也意识到,某些金融机构迫于一定的压力,可能会向第三方披露FSA对其评估的结果。事实上,除了必须向那些有权知晓的人员(如外部审计员)披露以外,这种做法并不是非常恰当的。因为FSA的评估是基于一个特殊目的——分析金融机构影响FSA实现监管目标的风险,从而帮助FSA合理地安排监管资源,如果将评估结果用于其它目的,就很可能会产生误导,所以FSA不赞成金融机构将评估结果公开。

三、加拿大的OSFI

OSFI的风险评估过程是从鉴别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经营活动开始的。定义这些有影响的经营活动的“净风险”为总体的内在风险与风险管理总体水平的函数,具体的评估可通过下面的方程简单说明:

内在风险-风险管理水平=净风险

3.1有影响的经营活动

有影响的经营活动包括所有的经营业务种类、经营单位(unit)或经营过程(process)。可通过许多渠道来确认这些活动,包括机构的组成构架、公司战略计划、资本分配和内外部财务报告。

在确定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大小时,需要有相当有效合理的判断力。以下是一些经常使用的判断标准:

总资产中该活动产生的资产(包括资产负债表表内和表外)

总的风险加权资产中该活动产生的风险加权资产

及总收入中该活动产生的收入

总的税前净收入的该活动产生中税前净收入

总风险加权资本中该活动的风险加权资本

总资本中该活动的内部分配资本

资本的保险核保风险

该活动准备金占总准备金的比例

3.2内在风险

内在风险将表现任何商业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产生于潜在的未来事件的不确定性。对内在风险的评估是通过考虑对公司资本或收入不利影响的概率和程度来实现的。

应该全面地理解公司经营和进行各种商业活动所处的环境,这对于有效地确认和评估经营活动中的风险非常重要。OSFI已经将评估风险归为以下几类:

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

保险风险

运营风险

流动性风险

法律法规风险

战略风险

在确认了有影响的经营活动后,其中的内在风险水平被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在这一步评估中不考虑公司的风险管理和控制过程对降低风险的作用。这些因素的作用将被分开考查,并与内在风险合并后决定经营活动的净风险。

3.3公司风险管理的质量

公司内各种有影响的经营活动都会受到公司风险管理水平的影响。除了考虑日常的运营管理外,OSFI还确定了六个其他的风险管理控制职能。它们分别是:财务分析、规章检查(compliance,根据外部法律法规和监管的要求为公司制定相应的政策,检查公司的日常运作是否符合相关的要求,向高级管理层或董事会报告执行的情况)、内部审计、风险管理、高层管理和董事会监督。它们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将随公司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而确定。

经营活动的运营管理基本上是负责日常管理,这一职能应确保运营政策、过程、控制系统、员工水平及经验足以补偿该经营活动产生的内在风险。公司必须从组织架构和整体控制上做到及时有效的防止和发现那些重大的失误和不规则的现象。

每个重大活动的风险管理过程的质量就是目前公司对该活动实施的各项风险管理职能的评价。风险管理过程的质量被分为强、可接受和弱三个等级。

3.4净风险

每项有意义的经营活动的净风险等级是内在风险的总水平被风险管理的总水平抵消后的结果。例如:公司的投资银行业活动由于高信用风险、高市场风险和高流动性风险,可能被评估为较高内在风险。但是,由于有较强的运营管理、较强的内部审计、较强的风险管理和较强的董事会监督构成了强有力的高质量的风险管理控制,以至使得该经营活动的净风险等级可能被评为是中等的。

净风险被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具体下表所示。

3.5净风险的趋势

以上的评估过程还要包括对风险趋势的确定。在一个适度的时间段(horizon)内,将风险的发展趋势被分为下降、平稳和上升三类。例如,为大集团公司选择的时间段会比小公司长。对各种情况都应该明确指出趋势分析的时间段。

风险管理的总质量内在风险的总水平

低中高

净风险评估

强低低中

可接受低中高

弱中高高

3.6风险矩阵

风险矩阵是用来记录每项重大经营活动的内在风险、风险管理水平和净风险的评估结果。

风险矩阵还要确定“整体净风险等级”(OverallRatingofNetRisk)和“风险趋势”(DirectionofRisk)。为了得到最终的整体风险等级,还要考虑这项经营活动对公司整体的影响,要保证那些具有较高净风险水平和影响较低的经营活动不会得出扭曲的整体风险等级。OSFI要将其监督力量集中关注于那些具有较高实质风险的经营活动。

风险矩阵还包括对公司最终的合成(Composite)评估等级以及这种评级的趋势。这些将受到资本和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估时还要审查内、外部产生资本的数量、质量和可获得性。

风险矩阵是总结风险评估结果的简便方法。

3.7风险评估总结

风险评估总结(RAS)汇总了被评估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预期的风险状况、关键性问题和以往的监管措施。RAS包括:

风险矩阵

对主要商业活动和策略的审查

对关键性风险管理控制职能有效性的评估

对资本充足或监管存款和公司的盈利性的评估

若被评估的公司是某外国母公司的一部分(分公司或子公司),还要适当的评估其外国母公司的情况以及其所在地监管的执行情况

过去12个月内的重大事项列表

财务汇总

监管介入情况报告

RAS便于直接关注那些带给公司重大风险的经营活动。

RAS只是为当年的监管指明优先次序(setpriority)。它并不包括具体的监管执行措施和需要的监管资源。

RAS还包含对被评估公司的“合并评估等级”(CompositeRating),这个评级结果是初步的,并不会告知公司,直至进行全面的现场审查之后才将评级确定下来。

在适当的原则确定之后,OSFI将在结合现场考察结果的基础上,提供给公司对其各项风险管理控制职能的整体评级结果。

公司的合并评估等级应该明确指示监管对其介入的程度。一个具有较“低”合并评估等级的公司应处于0介入阶段。一个“高”合并评估等级的公司应处于第2或更高介入阶段。一个被认为是“中等”风险级别的公司应处于0阶段或1阶段,这将根据风险趋势(下降、平稳、上升)和评估等级结果背后的原因(例如,非常弱的管理控制过程指出需要较高的阶段)分析来确定。

RAS是OSFI高级官员需要的主要公司评估文件。如果公司处于阶段1或更高的等级则需要提供其他更多的详细说明文件。

四、澳大利亚的APRA

APRA正式提出了名为ProbabilityandImpactRatingSystem(简称PAIRS)的风险评级系统。

4.1评估破产概率

APRA对公司破产概率的评估是基于公司的内在风险(inherentrisk),然后再加入管理与控制(managementandcontrol)和资本支持(capitalsupport)的调整。具体的风险评级模型如下:

内在风险-管理与控制=净风险

净风险-资本支持=整体破产风险(overallriskoffailure)

内在风险

对公司破产风险评估的第一步就是评估其内在风险。内在风险指的是由一个公司商业活动的性质与范围所引起的预期财务行为的任何不确定性。APRA通过统计数据、实地考察和其它渠道总结了八个内在风险要素。它们分别是:

资产质量和等价物(counterparty)的风险

资产负债表和市场风险

保险风险

运营风险

流动性风险

法律和监管风险

战略风险

腐败势力与关联组织的风险

在进行风险分析时,每个要素按照重要性赋予不同的权重然后累加起来得到整体内在风险。

管理与控制

评估破产概率的第二步就是评估公司的管理与控制系统。管理与控制系统指的是一个公司的管理结构、系统、政策、程序和与内在风险有关的控制系统。

APRA将管理与控制系统分解为七个基本组成部分,它们是:

理事会

高级管理层

运营管理

管理信息系统(MIS)/财务控制

风险管理

规章执行与检查(compliance)

专家控制

在考虑了管理与控制功能对减轻内在风险的影响后,剩余风险就是净风险。内在风险和管理与控制两个部分将被赋予相同的权重。

资本支持

PAIRS评估过程的第三步是对公司目前和潜在的资本支持进行评估。资本支持是每个公司能够负担意外损失的缓冲资本,这些资本也用来确保满足对APRA要求的对金融服务受益者的承诺(financialpromises)。公司的净风险越大,就需要越多的缓冲资本使整体风险降到可接受的水平。

资本支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

目前的赢余

收入

其它资本

在评估时,这三部分的权重对所有公司都是相同的。

评估整体破产风险

在考虑了净风险和资本支持后,APRA评估公司的整体风险。资本支持和内在风险、管理与控制将被分别赋予相同的权重。风险评级从1(最低风险)到225(极限风险)。数字又被分成五个等级:低、中低、中高、高和极限。

4.2评估影响

除了评估概率,APRA还预测了被评估公司破产后对澳大利亚整体金融系统的影响。

在PAIRS中,采用“影响指数”(ImpactIndex)和“描述性影响评级”(descriptiveImpactRatings)来衡量每个公司破产后所带来的潜在经济成本。衡量方法不仅包括对债权人的直接影响,还包括间接的冲击和系统性影响。

APRA计算影响指数(目前从0.25到225)时将数字分成“低、中、高、极限”四个等级。影响指数是一条连续曲线,它基于总资产的数量,从假设的最小5千万澳元到最大的500亿澳元。这些数字代表了一个公司破产所带来负面影响的假设下限和上限。

描述性影响评级与破产概率的评级类似。

接受APRA监管的大部分金融机构都处于低或中等影响水平,但是处于高或极限档次的公司却拥有大部分的资本。

五、分析和结论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1.风险评估应包括两大步骤:评估“净风险”发生的概率(水平)和该风险发生后对整个行业产生的影响,即“概率(Probability)”和“影响(Impact)”,然后再综合考虑这两个因素对风险进行排序以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手段。其中OSFI并未评定风险的影响而是风险发生的趋势,“影响”和“趋势”的含义虽然并不相同,但是都反映了风险动态发展情况的一个方面。至于选择哪个作为风险评级的一部分,并没有一定的结论,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

2.各国在评估中都提出了净风险的概念。也就是说既要考虑经营活动固有的内在风险,还要考虑公司采取的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对降低这些风险所起的作用。内在风险与最终的风险等级变动方向相同,即:内在风险越大风险等级越高;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与最终的风险等级变动方向相反,即:风险管理和控制措施的水平越高风险等级越低。

3.值得注意的是,只有APRA明确提出了名为PAIRS的风险评级系统,其他两个国家的监管机构的监管框架中虽然也有类似的功能,但是并未单独命名列出。这也说明APRA更加注重被监管者的抗风险能力。

4.各国监管机构的风险评级系统现在还基本都处于测试阶段,但是已经初步显现出其效果,基于风险的评估可以使监管机构和各个金融企业更好地规避风险。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转,将积累更多的经验和数据,有可能开发出更合适的评估模型。我们相信,风险评级系统将逐步成为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持金融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技术方法和工具,在保险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AShortGuideToOurPreparationsForTheNewRegulatoryRegime,January2000

[2]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ANewRegulatorForTheNewMillennium,January2000

[3]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BuildingTheNewRegulator,December2000

评级范文篇3

关键词:评级公司;财务管理;成本管理

评级公司主要是指在金融市场上为其他公司或者机构提供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机构[1]。当前,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金融市场日趋活跃,对评级公司的发展也提出了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评级公司应在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对公司经营过程中所需要的经营成本进行预算、核算与监督,强化财务成本管理工作对提高评级公司经营管理水平、降低财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2]。财务成本管理是一种通过对评级公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经营成本进行核算财务管理方法,除了需要对评级公司的经营成本进行核算,还要对企业在一定时期的管理成本进行评估,通过对评估公司经营状况进行评估,对公司的资产进行合理的配置[3]。由此可见,强化评级公司的财务成本管理工作对提高评级公司经营管理水平、规避财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当前评级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其次对加强评级公司加强财务成本管理的必要性进行分析;最后,对如何完善评级公司财务成本管理工作提出政策建议。

一、评级公司财务管理工作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评级公司财务管理工作主要存在以下3个问题:(1)预算管理方面:部分评级公司不重视预算管理的重要作用,对经营工作缺乏科学的预算编制。导致评级公司财务工作人员预算管理意识不强,预算编制不科学,对资金的使用未能做到严格控制,不利于评级公司有限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4]。(2)评级公司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评级公司财务管理工作过程中缺少一套涵括财务会计管理制度、预算编制准则、执行准则、考评标准等相关在内的系统科学的财务管理制度[5]。(3)评级公司的成本管理意识不强。由于评级公司是为金融市场上的公司或者机构提供信用评级机构的中介服务机构,对于设备更新等相关要求不高。因此,导致评级公司的财务管理人员在进行财务管理工作中其成本管理意识不强,导致评级公司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浪费。

二、评级公司强化财务成本管理的必要性

当前,随着市场机制的完善以及金融市场日趋活跃,评级公司发展迅速,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评级公司应在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质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强化财务成本管理工作,提升财务管理水平。但是,评级公司如果仅仅加强对经营管理日常财务工作,则不利于评级公司管理者全面了解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财务状况、掌握企业经营管理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将成本管理工作与日常财务管理工作割离并不能够更好的提升评级公司财务管理水平。因此,为了更加系统、全面的反映评级公司的经营运转状况和经营成本,评级公司应在财务管理工作中注重成本会计的作用。

三、推进评级公司成本管理运用的具体措施

通过对当前评级公司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强化成本管理工作必要性的分析可知,推进评级公司成本管理的运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将成本管理引入到评级财务管理工作中应做到:(1)转变评级公司财务管理工作的理念。评级公司在财务管理过程中重“会计”轻“成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评级公司长远发展,管理者应该及时转变财务管理工作理念,将成本管理及时引入财务工作。(2)强化财务管理人员的成本管理的技能培训。在经营过程中,在加强财务管理相关人员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之上,重视成本管理相关知识的培训,打造具有专业综合素养的财会人员队伍。

参考文献:

[1]郭濂.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的比较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01):36-39+131.

[2]苗雨君,孙博文.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6(01):117-119.

[3]谭志坚.企业成本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4,25(03):52-55.

[4]卢馨,吴俊勇,黄惠.中国企业成本管理趋势研究——基于文献数据的实证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14,28(02):8-16+7.

评级范文篇4

为更好地推进信贷企业社会性资信评级工作,进一步提高信贷企业资信评级公信度,增强企业信用意识,培育良好的招商投资信用环境,促进**经济金融的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意见。

一、进一步提高对信贷企业社会性资信评级的认识。资信评级作为揭示信用风险的有效手段,已成为国际社会管理市场的通行规则。开展信贷企业社会性资信评级工作,既是我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的必然趋势,更是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必然要求。建立和完善“以市场化为导向,以社会中介机构为基础,银企双方积极参与,资信评级公司诚信、规范、独立、透明、公正服务”的信贷企业社会性资信评级体系,对于推动我市信用环境进一步好转、企业竞争和融资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外形象进一步提升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认识,积极配合、协助评级机构开展信贷企业资信评级工作。

二、加快推进信贷企业社会性资信评级工作。各级政府要把各金融机构协助配合开展信贷企业社会性资信评级工作列入年度金融支持地方经济业绩综合考评的专项指标。对发生信贷业务和需担保公司提供担保业务的企业,相关金融机构和担保公司应要求企业经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资信评级认定。要认真研究金融机构内部评级与社会性外部评级相结合的有效办法,真正把资信等级作为向企业发放贷款、调整信贷结构、利率定价、票据承兑、保函签发及其他融资服务的重要参考依据。政府采购、资质认定、项目招投标及行业信用评定等管理部门,要把社会中介评级机构对信贷企业的资信等级评定结果作为考核和决策的重要评价指标。

三、加强对信贷企业资信评级市场监督和管理。人行**市中心支行作为**市信贷企业资信评级业的管理机关,依法负责审查确认信贷企业资信评级公司的资格,推动和监管资信评级公司合规开展业务,并对违规者予以处理。在我市开展信贷企业资信评级业务的评级机构,必须依据中国人民银行银发〔2006〕404号文件的《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JR/T0030)规定的主体规范、业务规范和业务管理规范,在当地人民银行和资信评级协调委员会的指导下,独立、公正、客观、科学地开展信用评级业务,严禁不遵守评级规范的行为和恶性竞争。评级收费程序和标准必须按照规定实施,并报当地人民银行审核同意,严禁以价定级、以级定价。

评级范文篇5

在资本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新形势下,在机构投资者日益壮大,并逐渐成为市场主力的情况下,发展债券市场已经成为完善市场结构的必然选择。近几年,我国的债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债券总量只占GDP的24%,相比国际上95%的比例,所占比重还很小,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我国债市无论是市场规模、债券品种,还是市场发育程度,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表现为市场规模过小,品种过少,市场参与者单一,债券流动性差,市场体系不完善,相关制度不健全。

截至2002年2月,国债余额约为14000亿元,金融债券余额接近8400亿元,全部为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发行的准政策性债券;作为企业债券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企业债券,在我国的规模较小,余额800亿元,仅为国债余额的5%,为同期股票市值的近2%,随着国债和金融债券规模的不断增加(见上图),相对而言,企业债券的规模还在不断的下降。即便是规模少之又少的企业债券,也全部为大型优质国有企业所发,具有准国债性质。

造成企业债券市场如此不发达的原因有多种,主要是一级市场严格受管制,企业更喜欢股权融资,债券市场的流动性不足等。除此之外,债券承诺了还本付息,对收益的满意程度和还本付息能力的综合评价是投资债券的前提。在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下,信用评级市场的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本文仅就信用评级存在的问题及其与企业债券的发展间的相互影响进行探讨。

二、造成评级市场不发达的主要原因

1.受债券品种缺陷的影响,信用评级的地位难以确立

在我国目前企业债券市场十分不发达的情况下,企业债券发行申报复杂、审批漫长、额度控制等措施严重制约了企业债券的发行,发行债券的企业几乎全部为大型优质企业,目前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债券,信用等级全部为AAA级,因此,债券评级意义不是很大,评级的目的在更大程度上是为满足主管部门的要求,评级地位的重要性很难确立。

2.利率限制的影响使信用评级失去了意义

按照《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的规定,企业债券发行利率按照不超过同期储蓄存款利率的40%为上限由人民银行审批。在银行利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债券的吸引力,企业债券的利率水平基本上要达到规定的利率上限,这就减弱了投资者的投资热情,给企业发行债券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也使债券信用评级失去了意义。因为,无论信用等级的高低,企业债券利率水平基本一致,在融资成本和收益的决定方面,资信评级无论对发行人还是投资人都失去了意义,发行人评级的积极性受到制约,投资人对信用评级的需求被弱化。

3.评级机构的权威性是制约自身发展的主要障碍

由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做假现象屡禁不绝,因而评级机构的形象在公众心目中权威性很难确立,评级结果的可信度自然受到很大影响,评级市场难以发展。在评级市场较小的情况下,评级机构的实践经验和技术很难长进,评级结果也难以得到市场检验,从而抑制了评级机构业务的开展以及评级结果权威性的确立。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很难形成像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等具有国际知名的评级公司,投资人很难根据评估结果对债券进行判断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4.制度缺陷限制了评级公司的业务发展

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是企业债券发行的重要条件之一,而作为企业债券之一的可转换企业债券,主管部门却没有对信用评级提出要求,无论前两年发行的还是近期发行的可转换企业债券(如机场转债、阳光转债等),均未进行债券的信用评级。可转换债券既然是企业债券的一种,而企业债券要求必须评级,为什么可转换债券可以不评级?此外,可转换债券的履约能力如何衡量?随着金融市场结构的变化,企业将考虑融资手段多样化,可转换债券的市场逐渐增大,但由于可转换债券不评级,评级市场失去了很大的市场份额,失去了原本不多的业务机会。任何新兴产业的成长均离不开政府部门的支持,在我国信用体系不发达、信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评级主体不会积极主动要求对其进行评级。对于评级行业的生存与发展,政府的扶持显得异常重要。在我国评级行业发展的进程中,不仅没有优惠政策,相反由于制度的偏差,还失去了原本应该存在的市场。不对可转换企业债券进行信用评级,不仅是评级机构的损失,也影响到可转换债券的规范化运作及发展,进而影响到债券市场的发展。

5.投资者风险教育不足也阻碍了评级事业的发展

受我国证券市场运行及发展不规范的影响和熏陶,投资者风险意识弱化。理性的投资者和对绩优蓝筹股的投资难以获得高额的投资回报,而“PT”、“ST”的投机却赚得盆盈钵满。所以,投资者在进行投资选择时,一般很少考虑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对于债券的选择,很可能只考虑收益而不考虑风险,信用评级的作用由此被弱化,影响了评级业的发展。

三、企业债券与信用评级业发展构想

(一)做大债券市场

1.用利率水平的高低来量化债券风险的大小

只有在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才能使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的发行成为可能,同时,不同级别债券的发行,必须以利率市场化为基础。(1)债券是利率产品,没有债券,就推不出利率产品。利率市场化是发展债券的前提,也是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2)债券市场上永远都存在着价值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两大类。不同风险程度的债券,收益水平不同,投资者将根据自己的对风险好恶而进行不同的选择。企业债券的票面利率高于国债的票面利率,并不会影响国债的发行。(3)有利于降低国债发行的成本,减少中央财政的负担,真正发挥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的作用。(4)根据风险大小,合理拉开不同债券之间的收益率,将吸引不同类别的投资者,增加整个债券市场的流动性和吸引力。

2.发债资格和额度的确立应由审批制向核准制转变继而向注册制转变

世界各国证券主管机关对债券发行都采取审核制度,审核方式主要有两种:核准制和注册制。注册制是指发行人在准备发行债券时,必须将依法公开的各种资料完全、准确地向证券主管机关呈报并申请注册。证券主管机关的职责是依据信息公开原则,对申报文件的全面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及时性作形式审查。至于发行人营业性质,发行人财力、素质及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与价格等实质条件均不作为发行审核要件。证券主管机关无权对债券发行行为及债券本身做出价值判断。申报文件提交后,在法定期间内,主管机关若无异议,申请即自动生效。在注册制下,发行人的发行权无须由主管机关批准。核准制是按照“实质管理原则”,由主管机关规定若干核准条件,按核准条件审查许可后,债券方可发行。发行人在发行债券时,不仅要充分公开企业的真实状况,而且还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证券管理机关规定的必备条件,证券主管机关有权否决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债券发行申请。证券主管机关除了进行注册制所需求的形式审查外。还对发行人的营业性质,发行人财力、素质及发展前景,发行数量与价格等条件进行实质审核,并由此做出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实质条件的价值判断。在核准制下,发行人的发行权由审核机构以法定方式授予。

在核准制下,虽然没有了发债额度的限制,凡符合发债规定标准的债券均可获得批准,债券能否发行完全取决于债券自身的条件,但由于要经主管机关的批准,而主管机关不仅要考虑债券是否符合规定标准,还必须考虑资本市场的整体状况。如我国目前股票发行虽由二级审批制转为核准制,并承诺符合一家批准一家,但自2001年7月以来,由于股票市场表现不佳,股票发行量锐减。因此,在核准制下,企业债券的发行不可能完全取决于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情况以及是否符合发债条件。

而注册制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发行方式,只要企业公布的材料真实,只要有市场需求,债券随时可以发行。但注册制不仅对投资人的要求较高,要求投资人有较高的分析能力和价值判断水平,并能够根据债券发行人公布的资料、评判风险和收益是否对等,风险溢价是否合理,对市场的规范化运作也有较高要求,所以注册制通常适用于发达的证券市场;而核准制较适用于证券市场历史不长、投资者素质有待提高的国家和地区。为使债券的发行更加市场化,核准制应向注册制过渡,但必须要求评级公司和承销商相互制约,共同完成债券的定价以及承担帮助投资者分析判断债券的投资价值的责任。

再者,还应降低企业发债资格的标准,在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更多的公司发行债券,同时应允许非保证或抵押债券即信用债券的发行。降低企业发债标准,允许低级别债券的发行,既有利于资信评估业业务的开展,也可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进行。因为当发债主体聘请评级公司对其即将发行的债券进行信用评级时,由于担心评级结果不符合审批要求,故要求评级公司保证评级结果达到一定级别,否则不评或评后不付费用,致使评级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如果债券的发行不受信用级别的限制,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券资金成本不同,即可大大提高债券的发行规模,增加投资人的选择范围,又有利于评级业务的规范化。

为了实现向注册制的转变,我认为应当取消额度规模限制。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其需要资金量的多少也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传统的审批制却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虽然这种制度有利于国家的宏观凋控,但却不能及时的满足企业的需要,大大降低了企业发行债券的积极性。

而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拓宽了企业的融资空间,也增加了投资者的选择和对投资效果的评判,因此企业在融资时必须既考虑融资成本又要满足投资者对资本最大化的投资需求。因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公司发行股票是在稀释所有者收益,而公司发行债券却是在充分发挥财务杠杆作用,扩大所有者收益,这对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有相当好的作用。并且企业在发行债券后,存在着资金的使用成本问题,客观上要求公司提高资金使用卑。而公司通过发行股票得到资金并不需要承担使用成本,因此很多公司只要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宁愿把资金沉淀在银行也不愿意投资于生产领域,以避免造成资金的浪费。在发达完善的资本市场中,股权融资成本低的错误观念将会被市场所修正,进而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

3.建立全国统一的企业债券交易市场

由于企业债券规模小,加之非市场化的利率上限的限制,制约了投资者投资债券的积极性;而且,目前我国债券形成了参与债券投资的个人和机构共分天下的格局,两者在交易数量和交易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这样两者之间的交易很难顺利进行。因此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债券交易市场,才能为企业发行债券提供充足的资金;只有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债券交易市场,才能对债券交易进行有效的监管,降低投资者购买债券的风险。为此,笔者主张取消对法人购买企业债券的限制,允许更多的法人利用自有资金投资债券市场。

4.设立债权人大会

设立债权人大会,并赋予债权人大会相应的权利,可避免公司内部人损害债券人利益;特别是当公司的重大决议与债权人利益相关时,应规定必须通过债权人大会方可生效。债权人大会常设代表或机构可由评级公司项目负责人或评级人员担任,定期对企业运作和资金投向进行监督,对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行分析,并定期或不定期向债权人大会汇报,这样可使债权人利益得到最大保障。

(二)规范信用评级

1.规范资信评级机构,建立风险赔偿机制

资信评级机构应对自己负责评定的企业债券负风险连带责任,对自己在评级过程中的重大遗漏、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对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只有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差错,提高评级质量,增加投资者对评级结果的信任度,提高资信评估公司在投资者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促进评估公司的发展及知名晶牌的确立。

2.全面披露评级结果

资信评级机构应对投资者全面披露整个评估过程,包括但不仅限于评估方法、重要数据和非数据化描述,以使投资人对信用评级结果的可信度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决定投资策略。

3.资信评级机构可以采用多种组织结构的形式

评级机构既可设立为公司制,也可实行合伙制,并且以合伙制作为发展方向。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可加强评级机构间的竞争,公司制清晰的产权制度、规范的运作机制与合伙制无限责任制可给债权人以最大保护,可促进评级行业的良性竞争,使评级机构的运作更加规范,风险赔偿制度得以落实。

4.实行评级回访制度

资信评级机构应建立定期的评级回访制度,及时公布回访信息,揭示债券风险,分析风险变化的原因,杜绝债务人逃逸债务责任的事项发生,最大限度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5.以独立董事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

资信评级机构的有关人员以独立董事的身份进入公司董事会,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广大债权人负责的一个重大举措。当评级公司的有关人员能够以独立董事的身份了解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状况,参与公司的重大决策时,就可以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和信息,避免因公司资料的虚假性和重大决策人失误对债权人造成侵害。

6.加强发行人与投资人教育

由于资信评估在中国还属于新兴事物,而且目前发行上市的企业债券全部为AAA级,从未出现过违约事项,因此投资者很少考虑债券的履约能力。当企业债券的发行完全市场化后,对投资人信用知识进行普及和风险教育将非常重要,这样可避免债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行为和非理性操作,减少中小投资者的操作失误和投资风险。

7.建立健全信用制度

评级范文篇6

一、项目评级公务员之家

1.项目评级指对单用户、多用户市场研究项目级别的评定。

2.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组织项目组成员进行总结,形成书面材料递交公司总裁。总裁或总裁指定领导组织有关人员对项目进行评级。公务员之家

3.总裁或总裁指定领导对项目级别进行最后审定。

4.项目级别实行五级制,由高到低依次是:优、良、中、合格、差。

5.项目级别的确定包括两大方面:

(1)研究报告级别的确定。包括报告的实用或学术价值、结构框架、词句组织等。

(2)项目组织实施进程级别的确定。包括项目可行性方案的质量、项目实施的效率、项目实施效果、项目经济效益等。

6.对不同级别的项目实行相应的奖惩。公务员之家

二、研究报告评级

1.研究报告评级包括单用户报告、多用户报告(含半年度/年度报告)、媒体刊登文章的评级。

2.研究报告定稿以后,总裁或总裁指定领导组织相关人员对报告评级。

3.研究报告级别实行五级制,由高到低依次是:优、良、中、合格、差。

4.研究报告级别的确定包括以下方面:

(1)报告的实用或学术价值;

(2)报告的结构框架;

(3)报告的语辞组织;

(4)报告的反馈效果,主要指客户反馈效果或社会反馈效果。

评级范文篇7

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是指与信用信息服务活动有关的体制框架和体系,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信用评级;另一类是征信(creditinvestigation或creditchecking),亦即习惯上所称的信用调查活动。相应的,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机构也大体上分为两大类,即评级机构和征信机构。信用评级公司提供的信用评级报告主要向社会公众公开,为公众决策提供参考。征信包括企业征信和个人信用征信,是指征信机构受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委托,通过采集、加工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提供关于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调查、评估或者评级报告等征信产品的经营性活动。征信公司提供的信用调查报告不向社会公开,仅供委托人决策参考。信用评级活动是属于征信活动的高级阶段,是建立在征信活动所收集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对征信活动获得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以获取更有价值信息的活动。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完善的信用信息服务体系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信用信息服务体系是最为滞后和缺失的,也是最需加强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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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CreditChecking或CreditInvestigation)源于左传:“君子之言,信而有征,故怨远于其身”,其具体涵义是指对他人的资信状况进行系统调查和评估。从行业分工的角度看,征信对应着有关信息产品的收集、加工和生产,而不强调信用管理咨询或顾问服务,与信用评级也有根本区别。资信调查服务(CRS-CredtReportingService)是信用风险管理服务中的一项最普遍、最基本的业务,它是专业服务机构(即通常意义的征信公司)客户对交易另一方的资历、信用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调查和判断,为决策人选择贸易伙伴、签约、确定结算方式或者处理逾期账款、经济纠纷等决策提供参考。世界上第一家征信公司于1830年在英国伦敦成立。从全球范围看,二战后,一些国家经过经济恢复时期后,到60年代普遍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内外贸易量大幅度增加,交易范围日益广泛,企业征信的业务量也随之迅速增大,从而进入了大规模信用交易的时代。又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发达国家的征信服务业已经比较成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运作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对各国经济发展和规范市场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完善的信用信息服务体系是改善社会信用状况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信用信息服务体系是最为滞后和缺失的,是导致当前我国信用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是最需加强的环节。因此,我们认为,建立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任务应该是,通过立法建立完善的信用信息公开和保护制度,在加强监督的基础上促进信用信息服务机构的发展,形成发达而完善的信用信息服务市场。信用信息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是使得信用信息的搜集和加工这一活动更加专业化,更加有效率,因而成本更低,搜集的信息更加全面,评价的方法更加专业和科学。因此,信用信息服务活动,本质上就是一种咨询服务活动,是企业本身信息搜集活动的延伸,没有更多的特殊之处。

评级范文篇8

【关键词】违约损失率;内部评级法;巴塞尔新资本协议

一、引言

从起草、征询意见到修改、定稿历时5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于2004年6月正式公布。新协议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信用风险估值的内部评级法(InternalRatingBasedApproach,简称IRB法)的推出。IRB法通过建立包括客户评级和债项评级的两维评级体系,规定银行在满足一定的技术和信息披露的要求以后,可以使用按照自己内部信用评级模型测算得到的违约率(PD,ProbabilityofDefault)、违约损失率(LGD,LossGivenDefault)等参数代入IRB方法,以增强风险计量的精确性、敏感性和标准化。IRB方法将监管资本的计算建立在商业银行内部评级系统基础上,体现了对银行改进风险管理水平的激励,有利于减少监管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差距,做到真正的风险敏感。

作为IRB法中的两个关键因素PD和LGD,PD的估算方法发展较早,相对比较成熟。人们不仅开发了针对客户特征的PD预测模型,而且对影响PD的各项因素、各种参数的选择与范围、模型的测评等均有非常深刻的讨论。和PD相比,对LGD的研究,不论是理论、方法还是实践,均远远不够成熟。但是,LGD同PD都是反映债权人面临债务人违约的信用风险的重要参数,对信用风险管理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尤其自新协议将LGD和PD一同纳入风险管理框架以来,LGD越来越受到业界和学术界的重视。本文将围绕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有关规定,对LGD的性质、影响因素和估计方法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最终探讨其在我国银行业中的实践。

二、违约损失率(LGD)的含义和性质

所谓违约损失率(LGD),就是指债务人一旦违约将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数额,即损失的严重程度。一旦违约事件发生,LGD包括以下损失:本金损失、不良贷款的财产维持费和清算费用(包括债务追索和法律费用等)。

新协议将IRB法划分为所谓的初级法和高级法两类,二者的根本区别集中在对数据的要求上,初级法要求的数据是由监管当局确定的,而高级法则要求银行自己对数据进行估计,二者的区别如表1所示:

IRB初级法下,LGD的实际取值与抵押物的情况有关。对公司、银行和国家的无抵押的高级债权,LGD为45%;对公司、银行和国家的无抵押的次级债权,LGD为75%;有抵押债权的LGD用公式LGD=(1-0.2×(C/E)/140%)×50%计算,其中(C/E)为押品值与授信额度之比。IRB高级法下,LGD由银行的内部模型计算得出。新协议第三支柱也规定,银行需披露其信贷组合的PD、LGD和EAD。因此,银行对于LGD的认知水平和预测能力决定了高级IRB法下确定LGD方面允诺的灵活性。

一般认为,违约损失率和清偿率之和为1,即LGD=1-清偿率。学术界和业界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出的与LGD有关的一般特征,包括:清偿率在经济低迷时期系统性的降低(可降低1/3);清偿率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债务是否受到保护和它在债务人资本结构中的位置;一般对实物资产依赖强的行业其清偿率要高于服务行业公司,不过也有例外,特别是高科技产业和电信业。

三、影响LGD的因素及表现形式

(一)与PD的关系

根据新协议公布的风险权重函数,对公司、银行和主权的风险暴露的监管资本(K)要求为:

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IRB法同时假设LGD和PD是独立的,而根据Altman等(2002)的实证表明,至少债券的LGD和PD间存在非常强的正相关性,即LGD随着PD的增加而增加。这样对于高PD的资产,银行的损失会超过IRB所估计的损失。同时,这一公式也表明:IRB法中的监管资本要求K是LGD的线性函数,从而使得LGD在IRB法计算的资本要求中的影响要大于PD的影响。这样便夸大了LGD在IRB法中的作用,从而导致银行在信贷过程中过于强调抵押和担保而忽略了企业本身的还款能力。我国目前商业银行在信用放贷时就有这种过大强调抵押和担保的现象。

(二)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经济周期的变化是影响LGD的重要因素。由于LGD=1-清偿率,因此,经济周期中清偿率的变化直接影响着LGD的相应变化。研究表明,经济衰退的清偿率明显低于繁荣期,Frye(2000)利用穆迪的数据得出衰退期的清偿率是繁荣期的1/3。Schuermann(2002)利用穆迪违约数据,对1970年开始衰退期与繁荣期的清偿率进行简单的统计对比,如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另外,Hu和Perraudin(2002)通过历史数据得出,经济体系中的累计违约率与清偿率呈负相关关系,在美国平均为-20%。

(三)行业因素影响

不同的行业往往有不同的LGD。Altman和Kishore(1996)发现,实物资产密集型行业(如公用事业)比隐性资本密集型行业(如服务业)的LGD低。Grossman等(2001)利用1997~2000年具有Fitch评级的债券和贷款进行统计,得出相似的结论,如表3:

(四)偿债因素

如果一家公司既发行债券又同时向银行贷款,破产清算时,债券和贷款哪一个优先偿还?在美国破产法中,债权人分配公司清算价值要遵循绝对优先原则(AbsolutePriorityRule),即破产企业的价值按照清偿优先性的先后顺序依次分配给不同的债权人,首先偿还给最高等级的债权人,然后才轮到下一个等级。然而,在破产过程中,债务偿还计划只有在各级别债权人全部通过的条件下才能执行。因此,这种绝对优先原则通常不会被完全遵守。因此,LGD不仅与公司资产和债权人的优先等级有关,也与谈判情况密不可分。

另外,LGD的高低与抵押品也有直接的关系。如果贷款合同中要求借款企业提供特定的抵押品,在借款企业一旦发生破产清算时,则可以直接提高银行的清偿率,从而降低LGD。当然,利用抵押品来降低LGD,其前提条件是银行对抵押品的有效管理。因此,国家应该有一套有效的司法系统来保障银行对抵押品的获取、变现和价值回收。

就各银行而言,影响LGD的因素在其各自不同的实践中有不同的理解。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关于自行估计违约损失率的要求中,至少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借款人的风险和抵押品风险的相关性、借款人的风险和抵押品提供方风险之间的相关性、抵押品历史清偿率、违约借款人的清收费用等因素。

四、LGD的估计模型

理论上,对LGD的影响因素较多,数据量要求大且难以把握。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IRB法分为初级IRB和高级IRB,就是为了区别不同银行的实际情况:有条件的银行运用其更为先进的工具评估风险因素;尚未有能力的银行,对目前还不能准确衡量的LGD使用新协议中的统一规定。

在新协议中对估计LGD的要求是很高的,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也很多,直接计算难度较大。为此,尝试从计算预期损失率(ExpectedLoss,EL)着手,通过EL、PD、及LGD之间的相互关系来间接计算LGD。实际上,企业发生违约与否可以看成为服从(0~1)分布的随机变量,一个企业未来发生损失程度的分布律为:

从上式可知,LGD×PD实际上就是贷款损失率的数学期望,由概率中的大数定理可知,贷款的损失率的实际值若可重复观察,是围绕其数学期望(EL)波动的。因此,为简化,可以通过构建适合的模型对贷款损失率进行准确预测,并作为数学期望的近似值,进而通过EL、PD和LGD的函数关系计算LGD。

目前用于估计LGD的模型只有穆迪公司根据自身数据库开发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根据历史数据在债务的违约损失率LGD和一组解释变量之间建立起一种统计关系,因而模型本质上是一个多元统计模型。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不是债项的历史平均损失率,而是特定债项在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预期损失比率。通常认为,违约债务的损失率不服从正态分布,而是更接近于Beta分布。大量研究显示,许多金融机构的LGD都呈现双峰分布。无论是Beta分布还是双峰分布,其值域均介于0和1之间,没有对称的条件限制。

对于解释变量的选择,是建立模型的关键。根据经济意义和统计上的显著性,该模型使用了9个变量来作为LGD的解释变量。通过这些变量共同对LGD进行预测。这些变量可以进一步细分为4组,如表4所示:

穆迪所考虑的因素与本文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一致。穆迪认为,这些因素之间的相关性较小,由此可以防止多重共线性问题,从而更加精确地预测LGD。另外,模型中的因子具有较高的显著度,其预测能力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在建模过程中,穆迪首先将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比如将某些宏观经济变量转换为复合指数,然后利用回归技术综合这些处理过的因素,得出尽可能准确的预测结果。

根据模型的计算结果,这4组因素在预测LGD时所起的相对作用大小是不同的:虽然债务类型和优先级别是影响LGD预测的主要因素,但是其影响程度不到40%;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状况对LGD的预测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说明了目前普遍使用的LGD估计方法具有相当大的局限。

五、我国银行业违约损失率(LGD)的估计

(一)从资产管理公司清偿率估计我国银行业的LGD

在国际上关于清偿率研究数据中,一般只公布债券的清偿率,对银行的清偿率数据则作为商业资料加以保护。目前可以采集到的数据中,比较清晰引用清偿率的有穆迪公司(1997)关于债券违约损失率和清偿率的数据,如表5。

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在IRB领域的整体水平还较低,LGD数据库还没有建立,因此,在对我国银行业风险情况的分析中我们无法得到直接的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清偿率中,间接估计我国银行业的违约损失率。

1999年,我国成立了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管理和处置四家国有银行的部分不良资产。这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在收购不良资产的同时,完成了涉及金额4000多亿元、近600户国有重点企业的债转股工作。通过剥离不良资产,中国大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

那么,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中,能挽回多少现金呢?据人民银行公布到2004年12月底,我国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不良资产6750.6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370.1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0.29%。其中:

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自中国银行)不良资产1045.5亿元,回收现金232.9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22.27%;华融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自工商银行)不良资产2095.4亿元,回收现金413.4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19.73%;长城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自农业银行)不良资产2099.1亿元,回收现金215.7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10.27%;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累计处置(自建设银行)不良资产1510.6亿元,回收现金508.1亿元,占处置不良资产的33.64%。

描述性统计表明,4家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的算术平均收回率为21.48%,真实的加权均值低于这一水平。4家资产管理公司已处置资产清偿率的标准差为9.6%。4家资产管理公司清偿率最小值为10.27%(长城公司),最大值为33.64%(信达公司),各公司之间的清偿率差异显著。

(二)LGD研究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

评级范文篇9

评级通常包括证券评级、企业评级、金融机构评级、国家主权评级等不同种类,其中证券评级的评估对象又可分为债券、优先股、基金、商业票据、银行承兑票据、大额可转让存单、信用证等。债券评级作为评级制度的起源,不仅是证券评级的核心业务,其做法也是其他评级的重要参考,因此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债券评级展开。

证券评级是指运用评估体系,通过对与该种证券有关的诸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与分析,对证券的安全性、盈利性、流动性等方面的质量作一综合评价,并以约定的符号予以列示的评估活动。作为降低资本市场交易费用的一种重要工具,证券评级已成为西方金融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内,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评级制度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然而,证券评级制度并非是作为一个制度体系中超然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的,它与所处的经济、法律等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将从制度比较的角度出发,对西方国家的评级制度加以研究,并与我国评级业现状及具体国情进行对比,以期得出具有政策性意义的结论。

西方国家的证券评级制度

证券评级始于本世纪初的美国,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其积极作用也逐步为其他国家所认识。目前,在日本、英国、法国、瑞典、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评级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考虑到制度变迁路径选择的不同,这里将选取美国、德国和日本的证券评级制度作为三种不同类型的代表。

一、美国的证券评级制度

1909年美国的约翰·穆迪(JohnMoody)在《铁路投资的分析》中,首次运用评级的方法对当时的各种铁路债券进行了分析。其后,普尔出版公司(S&P公司的前身)、标准统计公司(1941年与普尔出版公司合并)和菲奇公司(Fitch)也先后于1922年和1924年开始对工业证券进行评级。由于证券评级在30年代经济大危机中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始在资产评估、银行监管等方面引入评级的分类方法。进入70年代以后,企业财务状况的持续恶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风险的加大,也极大地提高了投资者对投资情报分析的需求,从而推动了证券评级制度的发展。

根据美国商法的规定,评级机构属于一般股份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立场是“评级机构的地位应由投资者予以确定,政府不得进行干涉,并不得以任何手段加以限制”。为了保证评级的公正,坚持“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评级机构极为重视自身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样做对于投资者来说,有利于规避风险、保护自身利益;对于发行者来说,有利于按照优惠条件迅速实现发行,并为在更大范围内筹资提供了可能;对于监管当局来说,有助于有甄别地实施监管,提高监管效率;而对于社会来说,则可以降低信息成本,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从上述美国证券评级的制度性安排和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来看,美国评级制度的发展更多地受到投资者的影响。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企业对直接融资的依存度远大于间接融资。首先,美国法律对银行发展的限制。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和《1935年银行法》的相继出台,标志着自由银行制度的终结。投资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合法分离,同时禁止商业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以及对利率和银行买卖证券的限制严重影响了银行的赢利状况。另外,美国法律也限制了银行在全国范围内的经营,分支机构在其他州的经营必须得到州一级政府的批准。1984年,平均每个美国银行只有2.6个分支机构。与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大公司甚至跨国公司相比,区域性银行的实力往往相对弱小。因此大公司在融资时就必须在金融市场上寻找多家区域性银行,或是采用直接融资的方式获得资金。而根据企业公开信息进行的评级,就为多家银行提供了重要的投资情报,从而大大降低了银行重复收集和处理信息的成本。

另一方面,则是证券市场的充分发展。在美国,资本市场的主体是企业的长期债券和股票,政府公债仅占10%左右。在这个市场上,企业提供关于自身的有限信息,各类投资者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选择效益好的企业作为投资的对象,并通过有效的市场约束机制保证这种契约关系的实现。投资者对投资情报分析的迫切需求,促进了评级制度的发展与完善。另外,有名的大公司在筹措长期资金时,往往通过投资银行这一中介机构进行。但1933年的证券法禁止证券承购业者对有价证券进行评级,从而也刺激了投资银行对评级的需求。因此,与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和相对微弱的银企关系相适应,美国的证券评级制度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

二、德国的证券评级制度

德国没有专门的评级机构,这一现象的成因同样是与经济体制内部的制度性安排密切相关的。出于对本文目的的考虑,下面将只对二战后至90年代初的原联邦德国进行考察。

1.全能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

德国奉行的是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其指导思想是建立有法律保证的经济自由和有社会保障的福利国家的综合体。这里,银行和企业同样是作为独立自主的参与方进入市场,联邦银行和各级政府只能通过制定有关的法律和规定间接干预。但与美国相对微弱的银企关系不同,德国历史上的综合银行制度使银行通过股权操作和人事安排,实现了对工商企业的监督和控制。其具体的机制安排如下:

投资者融资形成投资基金,并由投资公司管理,基金的投资者与投资公司之间是一种契约式的合同关系。该公司一般由若干家银行持股,其中的控股银行是投资者的真正受托人。根据投资银行法的规定,银行可以利用投资基金所持有股票的代表权在股东大会上进行表决。与美国银企之间在市场基础上建立的信贷关系相比,这种银行参与企业内部管理的监控方式,更有利于银行准确把握企业的内部信息,并且成本更低,从而使评级制度丧失了其经济上的可行性。

德国法律允许商业银行超越通常的银行储蓄、信贷、汇兑和结算的职权范围,从事证券市场等所有的投资、融资业务。而企业也十分愿意将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发行交由有关银行做主承销,这样一方面银行可以通过投资基金购买企业所发行的债券,保证资金迅速到位;另一方面,银行通过买进或卖出企业在二级市场上的有关证券,可以使公司股票有较好的市场形象。银行在债券市场上同时作为发行者和投资者的双重身份,使得以“向投资者提供准确的情报”为宗旨的评级机构丧失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2.私人企业发行债券受到限制。

原则上进入证券市场筹资是不受限制的,但直到1990年底,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除了联邦政府、州政府、联邦铁路局、联邦邮政局和“负担平衡基金”之外,其他借款人如欲发行境内不记名债券和记名债券均需获得官方批准。自70年代以来,德国工业债券的发行总额下降了很多。公司债规模的逐年减少也是造成评级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

3.不愿公开信息的企业传统。

欧洲企业不同于美国企业,一般不愿公开其信息,对于那些要求企业公开其信息的筹资手段,往往不予选择。在德国,大企业中有许多是同族公司,它们更不愿将秘密的企业信息暴露给外部。因此依赖于公开信息原则的美国式评级在这里无法进行。

三、日本的证券评级制度

日本评级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发债会进行的评级。1947年日本建立了发债调整协议会,统一决定各种债券的发行条件和发行利率。1959年以后,发债会开始对债券进行评级,最初划分为A、B、C三个等级,主要考察资本金、纯资产额、发债余额等反映规模状况的指标。进入60年代中后期,日本评级制度由注重规模向注重质量转变,指标设置日趋完善,级别分类也参照美国的评级制度作了一些调整。第二阶段,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专门的评级机构。1979年,日本经济新闻社附设的日本公社债研究所率先开展评级业务,并在1981年成立了御国信用评级社。1985~1986年间,日本信用评级公司和日本投资者服务公司也相继成立。下面将仍然从经济体制内部寻找日本评级制度安排的原因。

1.战后至70年代日本的经济体制与相应的金融制度的安排。

战后日本建立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技术立国,以获得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好处。为此政府制定了扶持具有出口竞争力产业的政策,以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产业升级。而金融支持又是扶持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并由此建立起了以主办银行制度为基础的银企关系。由于产业资本对借贷资本的高度依赖,推动了银行垄断资本与工商业资本的相互融合,并进一步形成了以银行为核心的企业集团。在这些集团中,工商企业相互持股,同时也对银行持股,但只能是银行的小股东。另一方面,战后日本的金融市场处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政府不允许个人和非金融机构参与票据贴现市场和活期放款市场,严格规定债券发行总量、利息支付、每种债券的最低限额以及有效期限等。因此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虽然初级市场较活跃,次级市场却相对呆滞。

在政府的强力扶持下形成的日本银企关系,造成了日本经济中银行作用显著,而证券市场的作用则相对微弱。因而日本银行同样可以发挥德国银行在银企关系中的作用,虽然如前所述,德国密切的银企关系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这也就同样解释了为什么在这一阶段日本没有美国意义上的评级机构,虽然存在发债会,但其评级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调整发债规模和决定发行条件,实质仍是为政府的金融政策服务。

2.80年代后的日本经济体制与相应的评级制度的安排。

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自有资金的增加,大企业开始大幅度降低对主办银行的借款依赖,更多地通过对外发行证券融资。而日本金融市场自由化和国际化的加快,则为日本企业的国际化和外国资本进入日本创造了条件。随着日本企业进入欧美市场融资以及外国公司进入日本市场融资的增多,参照美国模式建立专门的评级机构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并最终导致了日本目前的评级机构的出现。

从上述对各国证券评级制度的比较来看,一国评级制度的有无及其具体的实现模式,是与该国经济体制中的银企关系密切相关的。更进一步说,是由该国特定的经济发展时期的资源配置状况决定的。一般而言,在银企关系相对微弱、企业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制中,对评级的需求较强,其制度设计以美国为代表;若银企关系密切、企业融资以间接方式为主,则对评级的需求不足,其代表国家是德国和80年代以前的日本。

另外,对制度变迁路径最初的选择也影响到现今的制度安排,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论述(青木昌彦、奥野正宽,1999)。

我国评级业的现状及发展

我国的证券评级始于80年代,当时许多省市级人民银行在内部设立了评级委员会,它们在业务上接受省级人民银行的管理和监督,在行政上挂靠人民银行。1987年,我国第一家独立于银行系统的地方性评级机构--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成立。1992年10月,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首家全国性的证券评估机构--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成立。目前,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已发展到40多家,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依照其独立程度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银行系统的评级机构,包括挂靠于人民银行、专业银行的评级机构、专业银行自身成立的评级机构及直接开展评级业务的地方专业分行等。第二类是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的评级机构。

我国评级业虽然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现阶段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评级市场需求不足,评级机构缺乏权威性,其设立及评级程序的行政色彩太浓等。这些问题同样是与我国现阶段特有的经济体制密不可分的。其原因如下:

1.特殊的银企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资产向市场化、多元化方向发展,但主体仍然是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1995年银行和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占金融资产总量的83%。因此企业很难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直接融资方式来获得资金,更多地只能是向银行和金融机构贷款,银行贷款成为企业资金来源的主渠道。然而这种密切的银企关系并不能使我国的银行像日本和德国的银行那样,监督和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是因为:其一,我国目前国有大中型企业对银行的过度负债,使企业在与银行的委托-关系中处于强势的地位,企业采取各种方式套取银行信贷资金,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很难对企业作出准确的评价,从而使银行贷款的质量大打折扣。其二,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银行更多地是作为物质生产部门的附属部门而存在,为生产单位完成会计和结算等方面的工作。这种传统使得我国的银行在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过程中,难以发挥对企业经营管理应有的影响力。

2.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计划管制。各类证券的发行从总体发行额度的确定到具体上市公司的选定,都是在计划框架内通过行政分配的方式进行的。而可交易公司债、CP(商业票据)和ABS(资产担保债券)均未形成一个稳定和公开的交易市场,即使普通股和可转换公司债也在品种或数量上受到了严格限制。由此可见,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被人为地限制了,虽已起步但远未达到美国评级所要求的完善程度。另外,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市场的最大问题是很多企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由于这些公司债券发行时是由银行担保的,所以银行不得不替企业先垫付还债资金。这也严重影响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从而制约了我国评级业的发展。

3.政府对银行系统的严格控制。1997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在此之前,中央银行一直通过指令性的信贷额度计划控制银行系统的借贷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商业银行作为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与此同时,我国银行业法律关于分业管理和禁止商业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规定,以及宏观经济管理中的条块分割,也大大削弱了商业银行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使得银行虽然是企业最大的债权人,却无法对其实行类似于德国和日本严格的有效监督和控制。

评级范文篇10

关键词:信用评级风险防范议题

一、引言

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是内部评级,包括了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市场风险由于数据都来之外部资本市场,而且方法成熟,需要我们自行研究的较少;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还不够成熟;信用风险,虽然方法成熟,但是需要使用内部数据,从而更多的需要我们自行开发研究,而且对于中国的银行业,传统的信贷业务仍是比重最大的业务,所以信用风险评级是目前我国银行研究的重点,也是内部评级的突破口。

信用风险评级模型的基本思想是从已有信用表现的历史数据中提炼信息,得到客户属性和行为变量与客户违约概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从而来预测未来的客户信用状况。这种函数关系,是广义上的对应关系,并不一定存在显式的表达。

尽管信用风险计量有很多领域还处于研究阶段,不过信用风险评级发展较早,从1968年奥尔特曼(Altman)引入的Z-score模型开始,到现在的logistic模型、机器学习等方法,在发达国家,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际应用,信用风险评级都已经相当的成熟。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搬来使用呢?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模型,方法的选择固然重要,但是好的方法并不一定对应好的结果,实际上模型表现更多的决定于问题本身情况和问题解决的处理细节。我国的银行业进行信用风险评级,虽然在技术上的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是绝对不是简单的“直接拿来”。信用风险的内部评级工作需要根植于内部数据,来开发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评级模型。本文从银行内部评级的角度,对信用风险评级的若干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适当的处理方式。

二、数据特性

不同的数据特性适用不同的模型。例如,判别分析要求自变量符合多元正态分布;而Logistic回归对于数据的分布要求比较低,而且在处理纲目数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优越性。在变量不服从多元正态分布的情况下,Logistic回归优于判别回归;但是如果变量服从多元正态分布,那么线性判别规则是最优的。而机器学习类的模型,对于分布要求不高,而且处理离散变量也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决策树、神经网络。

模型没有绝对的最优,必须按照数据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模型。数据情况的统计分析,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国外已经有经验表明某种模型表现优异,也有结合实际的建模数据进行分析。如果我国的数据情况与国外不同,不符合该模型的假定,该模型就不可取。

所以,建模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分析数据情况,讨论各种可能模型的适用性,初步确定符合数据情况的模型框架。

三、分布的变化

既然信用评级的基本思想是从历史数据中提炼信息来预测未来的客户信用状况。那么,即使我们从历史数据中提炼出了完整的信息,如果历史数据与未来情况不同,预测的可信度也会成为问题。

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的变化。宏观经济的变化对于整体违约概率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图1所示,美国历年来的公司违约情况。公司客户的评级往往主要依据公司的财务数据来得出结论,而实际上,即使是相同的财务比例,在不同的宏观经济情况下,也有不同的表现。公司类客户同样还要考虑整体行业的演变过程,根据经济学理论,行业生命周期往往经历萌芽期-扩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周期。

在消费者评分模型中,还有一个问题是人口漂移。我国目前正处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的阶段,人口特性变化很快,如打工族的出现、贷款购房的增加、家用轿车消费增加等。这些变化会导致潜在信用消费人群和信用观念的变化。这种随着经济环境、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使样本人群的范围和特质发生变化,一般被称为人口漂移。人口漂移会使原有评分标准下的评价结果与现实情况不符,这时就应适当的调整权值修正人口漂移带来的偏差,并不断更新作为训练样本的数据。

在宏观经济的变化引起的违约概率的整体变化,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模型来调整客户评级;而类似人口漂移等问题,数据结构都已经发生了变化,需要经常的更新训练样本,升级评级模型。评级模型有个别模型本身对于分布变化的这类问题有一定的解决能力,例如最近邻法,它可以直接加入新的申请者或删除老的用户的方式动态升级系统,从而克服人口漂移带来的问题。

四、拒绝推断

当我们使用训练样本进行模型研究的时候,所有训练样本都是已经有信用表现的客户,即都是曾经被授信的客户,而申请被拒绝的客户不在其列。但是当我们使用模型的时候,却面对了所有的可能客户(即包括了按照以前的标准被授信或者被拒绝的客户),既然我们模型从来就不认识被拒绝客户,又如何对他们作出判断呢?所谓“拒绝推断”(refusereference)是指如何从被拒绝的申请人中鉴别出应向其授信的申请人的问题。模型开发者面临的情况如图2。

在完全不准确(近乎随机)的信用评分的情况下,跃为较为精确的评级模型,“拒绝推断”造成的影响不是很严重。当然实际情况不会如此,即使是简单的专家选择,也会使得训练样本有偏。而开始使用模型后,由于人口漂移等诸多因素,原有的信用评级模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失效,从而需要不断地更新。“拒绝推断”是信用操作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目前主要的解决有部分接受法、混合分解法等。

1.部分接受法

这是一种解决这类问题的较理想的方法,但是却不会受到经营者的欢迎。部分接受法就是在未被授信的客户集中进行随机的取样,批准他们的贷款申请,然后观察其以后的行为。这些申请者,被

(图2“拒绝推断”的图例)

赋以相应的权重,然后和那些通过原有规则获得批准的客户(或者是它们当中的随机取样)联系在一起,这将会带来完全随机的人群样本,可以用来创建新的评级模型。但是经营者往往不愿意这样做,他们的理由就是既然那些客户已经被认为是没有好的信用质量,批准他们的信用申请会带来损失。但是,如果授信方接收了当中一些人的申请,那么就可以通过建立更加具有预测能力的模型再长期获利。在任何情况下,授信方的利润都不会因为这些取样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因为这些取样都是经过仔细挑选的。关于部分接受法的研究还需要更加广泛的工作,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方法需要前台经营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的通力合作和预先的计划。

2.混合分解法

这是一种在没有任何关于人群信息的情况下,估计两种人群比例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关于好坏人群的性质分布的假设。特别是,必须假设知道这些分布就等同于知道一些参数的值,而这些值是可以通过数据估计的。这种方法的关键就在于将假定的优质客户分布与假定的劣质客户分布的加权平均作为观察值的分布与整体样本分布的匹配。如此得到的整体样本分布称为“混合分布”。

这一方法可以让人们能够利用已知分布的一些优异性质,但它的弊端也很明显,就是关于好坏分布的假设必须是准确的。不幸的是,信用数据的特征非常复杂,想准确的得到它的分布往往是很困难的。

五、数据真实性

这是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问题,虽然发达国家也有财务欺诈,但是绝对没有中国的严重。由于制度的缺失,或者制度执行的乏力,在中国,即使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出来的数据可能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反财务欺诈,对于模型开发者是面临的严峻问题。但是模型开发者能做的只能是发现在统计意义上或者逻辑关系上出现的异常现象。

六、数据缺失

我国银行建立评级模型,面临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数据缺失。在数据缺失非常严重的情况,建立一个优秀的模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在此讨论在能建模的前提下,数据缺失问题如何处理。

如果一个变量缺失一定比例(例如50%)以上,只有放弃该变量;如果从经济学含义上,该变量确实非常重要,那么只有通过专家的经验来寻找可替代的变量(或者变量组合)。例如,家庭地址的所属区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变量,但是并没有被记录,或者建模人员无法从家庭地址中提炼出区域,那么可以通过邮政编码和电话号码结合表征区域变量。

在数据缺失不是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采用缺值替代的方法,例如均值替代、同类均值替代等,或者在不影响数据量的前提下也可以直接删除数据缺失的记录。

以上讨论的都还是完全随机缺失,这类缺失是完全随机发生的,不影响样本的无偏性。但是缺失更常见的随机缺失和非随机缺失,所谓随机缺失是指该变量的数据缺失与其他变量有关,例如财务数据缺失情况与企业的大小有关;非随机缺失是该变量的缺失与本身取值有关,如高收入人群的不原意提供家庭收入,财务情况差的公司不提供财务报表。

对于随机缺失和非随机缺失,删除记录是不合适的,随机缺失可以通过已知变量对缺失值进行估计;而非随机缺失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总结而言,缺值问题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七、过度拟合

由于样本中存在噪音,所以模型的拟合优度只能达到一定程度,这是理论能达到的最优拟合度。有些时候,当模型把噪音当成了信息进行拟合,使得拟合优度超过了理论的最优拟合度,过度拟合的模型实际上包含了错误的信息,预测能力很差。如图3是一个过度拟合的简单例子,对于图中的点,我们通过线性拟合和非线性拟合得到拟合曲线a和b,显然的曲线b的拟合优度要高于曲线a,但是如果本质上y和x之间是线性关系,那么非线性拟合的模型假设是错误的,较高的拟合优度实际上是过度拟合造成的。

过度拟合可以通过评价样本等方法来解决,如图4,当训练不断进行,训练样本的误判率不断降低,而评价样本则呈现先降后升的情况,那么当评价样本的误判率到最低时,我们就应该停止训练。

八、指标选取中一些问题

信用评级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而发达国家已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的标准,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已有成果,但我国的文化习惯和道德标准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在选取指标时应注意国情和评估的具体目的。具体评价指标的选取各国具有不同,如美国法律不允许将性别、年龄等个人属性作为指标列入消费者信用评估体系,但这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指标,而且我国目前没有这样的法律规定;德国将是否服兵役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意大利将出生省份和婚约中对共同财产的要求作为重要指标;而日本则将供职公司是否上市以及公司的雇员数作为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