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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力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8 04:56:08

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1

一、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

1.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效益不仅体现在农业上、体现在农民收入上，而且体现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及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上。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一方面可以增加从事农业劳动力的资源占有规模，为农业走规模经营之路奠定基础，有力推动农业产业化进程。这是农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使农副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比例发生逆转，使农业生产者获得成倍的效益，并为工业生产提供充足的原料供给。

2.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繁荣农村经济的有效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农村劳动力的观念和意识，并在它的示范带动下，使城市中的先进思想在农村广泛传播，同时市场信息、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能够迅速在农村扩散，从而更有利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劳动力转移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巳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对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能够取得“多赢”的效果，可以加速农业发展、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对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仅如此，农村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也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法律保障建设创造了有利环境。政府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主要职责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保护会稳定。当前，一方面要坚决取缔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政策和做法，如同工不同酬、子女上学不能享受到义务教育、在户籍管理上农民进城仍然受到一定限制等。另一方面要制定一个保障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民进城的法规，使农民打工收入能够得到法律保障，使人住城市的农民真正与城里人一样，得到“国民”待遇，消除待转移劳动力面临的制度障碍。

4.地方政府要积极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全方位服务。目前，政府部门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管理和服务存在明显的“缺位”。面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一日益扩大的社会群体，大多数地方政府至今没有专门归口管理的机构，致使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处于“谁都管”又“谁都不管”的混乱状态。如农民缺少劳务需求信息而形成盲流的问题；工钱被拖欠等侵犯民工权益，受害者往往投诉无门、四处碰壁的问题；民工子女人托、入学问题；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指定相关部门加强全方位的服务和管理。

二、我市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1.转移规模比较显著，非农产业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

据统计，2006年末如皋市农村从业人员为91.14万人。其中，农林牧渔从业人员35.17万人，占比为38.6％；非农产业从业人员55.97万，人，占61.4％，其中工业25.60万人，建筑业10.59万人，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2.32万人，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4.79万人，占比分别为28.1％、11.6％、2.5％和5.3％。

2.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深度与地区经济水平基本对应

研究表明，如皋市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地区特征显著：北部、东部经济水平高，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高，非农业人员占比就高；而南部、西部经济水平较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就小，非农业人员占比就低。这说明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基本对应的关系。

3，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表现为周期性递增

从总体上分析，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与地区国民经济增长水平基本对应。因此，区域经济增长水平提高必然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提高。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的10年中，我市转移到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为14万人，平均每年转移1.4万人；农村非农产业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由1996年的43.1％提高到了2006年的61.4％。1996年到2002年，每年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都不高于0.86万人。而2003年之后转移规模明显增长，都超过了1万人，其中，2004年和2006年分别达到2.9万人和7.23万人。因此，农业劳动力转移表现出周期性递增的性质。

4.工业和建筑业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导行业

从两次普查资料分析，我市农业劳动力转移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两大行业。1996年至今的十年间，我市农村工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5.8％增至28.1％，提高了12.3个百分点；2006年我市建筑业吸纳农村就业人数保持在10.59万人，占比为11.6％。2006年我市农村外出从业人员合计为28.54万人，第二产业为21.07N人，占比高达73.83％。

5.外出人员以省内转移为主，省外转移速度偏低

从外出从业人员的地区分布看，我市外出从业人员以省内转移为主，省外转移速度偏低。从外出从业人员的区域构成看，县内乡镇外转移占23.2％，比1996年的34.4％低11.2个百分点；县外地区内转移占21.5％，比1996年的17.4％高4.1个百分点；地区外省内转移占28.5％。比1996年的17.5％高11个百分点；省外转移占26.8％，比1996年的30.7％低3.9个百分点。在转移的劳动力中，转移到县外省内的最多，占50％，增长64.8％。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2

二、农业部门中的工作分摊现象

工作分摊是指农业劳动力从总量上看，其边际生产力接近零或等于零；从单位劳动力看，存在着分摊别人工作量的现象。工作分摊现象的存在，说明我国有大量农业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利用，这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的根本原因。

1978年至2000年，我国水稻和其它粮食作物的标准用工量分别从每公顷571.5个和129.0个，下降到219.0个和159.0个，2000年水稻及其它粮食作物的每公顷标准用工量只相当于1978年的1/3左右。而在此期间，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增加的比例不大，农业或种植业劳动力人数却有大幅度增加，这说明我国农业部门中的确存在一定程度的工作分摊，这还可以从农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中得到证实。通过与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印度、墨西哥、泰国、伊朗等19个国家的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农业劳动力约为5.1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0.1％，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负担的耕地在上述国家中最少，只有0.3公顷，平均每一农业劳动力所生产的谷物、肉类、牛奶和鸡蛋几乎都是最少的，这就明确无误地表明了我国农业部门存在着相当规模的工作分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乡镇企业个数由1978年的152万个增加到2000年的2085万个，平均每年增加88万个，年平均增长率为12.6％。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由1978年的2827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1282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5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7.1％，乡镇企业的职工绝大多数来自农业部门。因此，通过这一途径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约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1/4，而且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为劳动力转移而受到太大的影响。虽然在农业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生产领域引入了大量的现代生产要素，使得工作分摊的准确计量复杂化了，但至少可以根据对乡镇企业吸纳大量劳动力的事实，进一步证实我国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工作分摊的情况。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3

关键词：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转移速度；转移方向

我国社会经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当前非常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核心又在于提高农民收入，而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能否顺利地完成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则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的情况与我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本文对中日两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若干特点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对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所借鉴。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

日本直到二战后经济中才出现具有实质意义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战后至5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日本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59.1%下降到37.9%，农业就业人数减少了10.4%。尽管农业劳动力转移趋势已明显加强，但转移规模仍然较小。这是由于经济刚刚开始恢复，再加之战后农村的，使大批农民获得了土地，因而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部门转移的力度。第二个阶段是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是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也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潮时期。1955—1975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37.9%下降到12.6%，减少了55.1%。第三个阶段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低速增长，农业机械化的高潮已经过去，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规模逐渐缩小。农业劳动力转移进人了稳定时期。1973—1984年，GDP年均增长率降低至4.3%.1980年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降为9.8%。1985年这一指标进一步下降至8.3%，标志着日本已经完成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慢时，转移的速度也相应较慢，而转移的高潮时期也正是经济高速发展，工业部门急剧扩张时期。这也验证了二元经济理论的重要观点，即如果非农业的就业机会扩大，农业就会向非农业转移劳动力，转移量对经济增长率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受流入部门的收入水平影响则较小。

同日本相比，我国要转移的农业劳动力的规模巨大，难度极大。从农业就业人数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反映实质意义上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从几个时期的情况来看，只有在1991—1995年以及2001—2005年两个时期内，农业就业人数绝对量呈现下降趋势。

此外还应注意，从城市就业中农民工的比重变化来看，农民工占城市就业人数的比重，1985年为2.9%；1990年为13.6%；1995年8.9%；2000年35.3%；2003年为38.9%，…可以看出，从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速度加快。

与日本不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并不一致。我国虽然经历了长达近30年年均9.4%的高速经济增长，但农业从业人员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下降相对缓慢，至今还在45%左右，相当于日本1950年的水平。经济增长对带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相对较弱。此外，在体制方面，改革开放以前，部门间、城乡间界限分明，严格的户籍管理以及一整套与其相关的医疗、社保、教育、福利和物资供应等等制度，限制了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种情况无疑延缓了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使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积累。达到了庞大的规模，从而加重了转移的负担。直到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这方面的体制虽然有所松动，但对农业劳动力转移仍还有不利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随着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部门的转移，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也会不断缩小。日本随着工业化高速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加快，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同步缩小。1960年农转移的速度相对较快，但时有反复，并没有呈现出连续的加速转移的情况。转移的总规模虽然相当大，但转移速度不够理想。

首先，从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从80年代开始至今，虽然平均每年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在1000万人的规模，农业劳动力人口占社会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仍然下降缓慢。降状态，分别下降9.1%和7%。进入新世纪以来，转移的速度在逐渐加快，且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绝对量也逐年下降，因此，这一转移具有实质性意义。民收入当相于城市居民收入的92%，1965年农民收入超过城市居民收入，是后者的107%，到1975年时，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时，农民收入已是城市居民收入的139%，达到了最高峰。需要指出的是在农民收入中占绝大部分的是非农收入，纯农业收入仅占1/7左右，同时农业劳动力的增长呈现连续负增长状况。

而我国的情况是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也经历了扩大、缩小的波浪式的发展，但总的趋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逐渐扩大。从1978—1984年间，农村人均收入增长达到16.4%，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为8%，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2.6：1，降到1984年1.8：1。1985年以后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1985—2004年间，农村收入的增长从1978—1984年的16.4%，降到4.4%，城市收入增长每年6.5%，在这种状况之下。城乡收入差距又由1984年1.8：1，扩大到2004年3.21：1；到2006年进一步达到3.23：1。

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向

1.劳动力的产业间转移

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转移是与产业结构变化相一致的。从日本的情况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初期，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大都流向了城市的工业部门。但在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高潮时期，却是以转向服务业部门的为多。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方向的这一特点，是与其产业结构的变化方向相一致的：即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在非农产业中所占比重的迅速提高，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则呈下降之势。一般而言，非农业产业的就业增长率受经济状况影响较大。经济增长率较高时，就业增长率也相应提高；经济增长率下降则会带来就业增长率的下降。这一特点在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对服务业部门来说，这一特点却并不显著。日本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业部门在吸纳劳动力方面有其特点，即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大体相对稳定。工业部门在经济景气时，从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不景气时，从农业部门中吸收劳动力被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在不景气时产生过剩就业劳动力。而服务业由于其吸收就业的相对稳定性，则在此时仍能发挥吸收劳动力的作用。此外日本学者的研究还表明，从部门转移的方向来看，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部分是转移到了服务业部门，而进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往往是来自服务业部门。因此服务业部门与农业部门一样，也是劳动力就业的蓄水池，而且还同时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我国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巨大，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的水平与所要转移的劳动力规模之间极不相称，加之体制转型等因素，决定了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方向虽然在总的趋势上与工业化国家所经历的过程大体一致，但又有其特殊性。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产业间转移表现为主要向农村中的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农村中产业转移的特点是，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占有最大的比重，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中的传统部门，如零售、批发业和餐饮业等也占一定比重。另一方面，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直接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比重相对较少，更多的是转向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及服务业部门中的传统部门和非正规部门。

从就业的行业结构来看，转移的劳动力大量流入到劳动力密集的行业。在第二产业中，劳动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并呈现出稳定增加的趋势。在第三产业中，主要集中在以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及所谓“其他”的杂项行业。从产业结构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1978—2005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由70.5%下降到44.8%，同期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明显快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上升了19.2%，后者只上升了6.5%。与此相应，第三产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收也一直快于第二产业，从1994年开始，农业劳动力转移到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了第二产业，2001年这一比重已占到55.04%。

2.劳动力的空间转移即城市化的发展问题

从国际经验来看，伴随着工业化的过程，一般劳动力在空间地域间的转移主要是由农村流向大城市。70年代以前，日本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1955—1975年，在日本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高潮时期，三大城市圈的人口增加了1.6倍，达到5215.6万人，其中东京圈为2704.2万人，增加了1.75倍。

70年代以后，日本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方向有了新的变化。196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1969和1977年两次提出《全国综合开发计划》，1971年还通过了《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等等，这些政策法令在不同程度上加速了、非农产业向农村地区的扩展，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小城市和农村区域的发展。如在1958—1962年，在转出的农村劳动力当中，离村到城市就业的约占40%，而离土不离乡的占40%。1973—1975年，前者比重下降为29.2%，而后者比重则提高到了70.8%。此外，还以大城市为依托大力发展了卫星城，以产业或大企业带动了周边乡村城市化。

在我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城市化进展较为缓慢，相对滞后。可以说，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城市化缺失的工业化过程。由于体制和制度等因素的限制，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转移受到很大的阻力，致使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形态主要是以向农村的非农部门转移的方式进行的。典型的是“离土不离乡”及“进厂不进城”的方式。这一方式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和小城镇的大量兴起。尽管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明显加快，但从总量上来看，农村内部的转移仍占绝大部分。这表明农村工业化方式已在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今后还将继续发挥其作用。

三、劳动力素质

无论从劳动力在产业问的转移还是城市化来看，劳动力的素质都是一个重要问题。日本能顺利地完成这一转移也与其农业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有关。农村教育的普及以及各类中等技术专科学校的存在，为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及其工业化的顺利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长期以来日本对农村教育和农业教育一直十分重视。早在50年代初，日本的农业劳动力已基本达到初中以上文化水平。1978年，农业劳动力整体已达到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短大和大学毕业生占16%。由于基础教育在城乡间的差距不大，使日本的农业劳动力得以顺利地转移到城市，进入现代化工业企业。

我国城乡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着很大的差距。1985年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6年，仅相当于小学文化程度；而城市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4年，相当于高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到2000年，农村提高到7.7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而同期城市劳动力达到12.2年，相当于高中毕业生的文化程度。

在日本农村，由于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向非农产业。而高年龄层劳动力因在非农业部门就业机会很少。很难流出农村，再加之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年老离职后返乡者不断增加，使农村_中60岁以上的劳动力增长较快。此外，随着60年代到70年代男性大量流向非农业部门，农村中女性劳动力占的比重也超过了男性，出现了“妇老农业”的说法。但由于日本长期坚持发展教育，这些老年和妇女劳动力也都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对发展现代农业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因而使日本在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同时，农业的现代化发展没有受到多少不利的影响，相反1955年-1970年农业生产综合指数创下增长39%的纪录。“

我国近几年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特别是向城市转移趋势的加强，农村中“妇老农业”也已非常突出，在这一情况下，能否确保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粮食生产的安全也是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四、关于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几点建议

根据我国的国情，结合日本的经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方面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与更多的关注：

1.重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在农业劳动力转移中的作用。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尽管不是我们发展的方向，但是它们具有投资少，门槛低，就业制度灵活，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和专业要求不高，分布面宽，吸收面广等特点，从而具有吸纳农业劳动力的巨大优势，因此在现阶段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何况，目前农业劳动力大量涌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国的现实。

2.重视农村地区涉农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实行农村工业化。围绕农业资源，从农业内部的需要出发，加强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产品深度加工，并延伸其产业链；充分发挥不同区域的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有地方特色产业，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005年我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1175元。首次突破千元，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总量的36.1%。这一情况说明，农村工业化已有明显进展，有关方面应因势利导。

3.重视第三产业中服务部门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特殊作用。服务业是一个层次极其多样化、要求高低悬殊、又能不断地涌现出新部门的产业。其中所包括的既有传统部门，又有现代部门，同时还有新兴的部门。进入的门坎有高有低，但多数对技术和文化要求不高，以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为主，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分布较散，适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

除了服务业在劳动力转移方面能起到有益的蓄水池作用外，尤其要重视它所起的中转站的作用。它能为工业储备大量素质较好的后备力量。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服务业，通过城市生活的学习效应，学习技术技能，体会城市文明，增强市场观念，扩展了社会关系，提高了文化知识。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和培训过程。它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进人工业部门准备了更好的条件，同时也为传统服务业部门的提升创造了条件，最终将会更强劲地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服务业目前是今后仍将是吸收农业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4

1.控制人口数量，减轻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压力

控制人口数量增长必须从人口增长的源头抓起，因而需要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我国计划生育的难点在农村，可以说，超生、多生现象普遍存在着。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还未将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长久以来，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的社会保障形式是家族式的，是以土地为依托的，农民家庭要获得必要的生存保障，就必须经营好自己承包的土地，那么，劳动力特别是男劳动力便成了农业生产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家庭都希望生男孩，并形成了“有了男孩想要女孩，有了一孩想要多孩”的生育观，多子多福的思想依然存在。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低，是促使超生多生的另一重要原因。在农村，由于消费水平较低，生育抚养子女的成本也低，特别是农业劳动力闲置，使妇女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低，而且越是贫穷的地方，生育和抚养小孩的成本和机会成本越低，生育孩子的欲望越强烈，因而，形成了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情况。

2.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增强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目前，农业仍然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阵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发展方向。农村产业结构和剩余劳动力之间关系紧密，既相互抑制又相互促进。通过将农村产业结构和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相互抑制关系转变为相互促进关系，代表了我国农村经济未来发展的基本思路。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使得农业生产排斥对农用机械的使用，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狭小，同时，较低的商品率和劳动边际产出率，使得农民缺少足够的生产剩余进行资本和技术投入。另一方面，不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剩余。首先，不合理、低层次的产业结构缩小了产业发展空间，降低了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其次，以往的结构调整和农业生产是在短缺经济下进行的，追求的是农产品数量的叠加。目前，就全国而言，农产品的买方市场已经形成，消费结构升级在对农村原有产业结构形成压力的同时，经济效益的下降导致农村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所削弱。因此，农村产业结构与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化解，主要应注意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有合理的农村产业结构才能在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产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所存在的不同的要素收益回报率必然促使要素在不同产业或行业之间的流动。刘易斯（W.A.Lewis）所描述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流动本质上就反映了这一客观规律。因为现代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高于传统部门边际劳动生产率，在这种不同劳动边际效率压力之下，现代部门便形成了对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因此，通过改善当前农村产业结构并保证生产具有充足的市场需求，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前提下，就能够更好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个过程既包括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包括向农业内部的转移。

3.促进乡镇企业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

乡镇企业的主体是中小企业，实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其主要社会经济功能。到2001年底，全国有27％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了乡镇企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在结构调整中，乡镇企业应妥善处理提高技术水平、竞争能力与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关系，并在产业发展的选择上得到体现。同时，重点发展六大产业。一是大力发展具有地区资源、传统工艺、特定市场优势的特色产业；二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三是大力发展具有传统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鼓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五是符合国家区域发展政策和为规模企业配套的产业；六是大力发展农村服务业。通过产业的发展，优化乡镇企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更多地转移农村劳动力。

4.打破户籍制度，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到目前为止，我国一直沿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制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产生的户籍管理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尽管多年来，改革和发展一再呼唤劳动力市场的解放，20世纪90年代也开始了对二元户籍制度的谨慎改革，但真正具有实质性的改革始于2001年，其突破口在于小城镇户口的大幅度放开。2001年3月，国务院转批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各地全面开展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并于2001年10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与此同时，一些大中城市也大幅度地调整户籍政策，放宽落户条件。国家“十五”计划已确定了在大中城市全面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并提出了在5年内完成这一改革的设想。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公安部制定计划，力争“十五”期间打破城乡分割的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管理结构，废除由二元户口管理结构衍生的户口“农转非”计划管理政策及蓝印户口、自理口粮户口、地方城镇户口、农场商品粮户口等多种户口形式，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不难预料，如果彻底取消户籍对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形成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让劳动力合理流动，虽然城市失业率会有所提高，但社会经济总收益将会大幅度提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5

一、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大意义

二、我市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特征

1.转移规模比较显著，非农产业成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行业

2.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深度与地区经济水平基本对应

3，农业劳动力转移规模表现为周期性递增

4.工业和建筑业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导行业

5.外出人员以省内转移为主，省外转移速度偏低

6.劳动力转移是农民收入提升的主要路径

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收入差别是造成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原因。从近几年我市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的关系看，农村农业劳动力转移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据统计，劳动者报酬增加额占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额的比重，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依次为22.6％、70.8％、54.2％、79.2％和60.9％；2003-2006年分别为88.5％、65.7％、32.6％和75.3％。因此，基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劳动者报酬收入已成为我市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6

关键词：劳动力女性化；茶叶生产；生产外包服务；影响研究

1引言

我国茶叶种植历史悠久，早在6000多年前，我国就已经开始了人工种植茶树，最早起源于浙江余姚田螺山一带。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饮茶文化和饮茶习惯广为流传，直至今日，饮茶也是中国人民钟爱的休闲方式之一[1]。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在2018年的茶叶消费总量达到了181.7万吨，成为仅次于印度、位居世界第二的茶叶消费大国，市场对茶叶的旺盛需求为茶种植业的发展提供了充沛动力，而充足的劳动力是保证茶叶生产动力的重要基础。茶叶作为一种特殊的高收益经济作物，其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及其结构也呈现出相应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茶叶采摘环节。茶叶不同于其他作物，其机械化程度远低于棉花、大豆、花生等大田经济作物，采摘茶叶仍然依靠传统的手工方式。农村妇女在茶叶采摘环节提供了充沛的劳动力，然而，随着茶种植业中女性劳动力比重不断增加，女性由于自身体力劣势、人力资本薄弱等问题的存在，可能影响茶种植业的长远发展。与此同时，由于外包市场的发育（对于茶叶生产而言，主要依赖于雇工市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由于劳动力转移带来的劳动力约束问题。鉴于此，本文基于对南京市茶农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从外包市场发育的视角探究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茶叶生产的影响，以期厘清在外部市场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与茶叶生产的关系。

2女性在茶叶生产中的重要性

中国的茶叶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一，而女性在茶叶生产中起了巨大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女性在采茶劳动中具有比较优势[2]，由于茶叶采摘环节机械化程度低，因而对人工的需求非常大。采茶人员需要具备耐心而细致的心思、细腻而娴熟的手法，女性因其柔美、温婉、和顺等品质，逐渐成为采茶人员的主力军，在茶叶采摘环节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月江南花似锦，采茶是清明，茶树成对也成双，芊芊手指忙”这几句诗便是描绘了一幅清明时节采茶女在茶田间采茶忙碌的景象。作为家庭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劳动力之一，农村妇女参与茶叶制作的产前、产中以及产后的全流程生产过程，在茶叶文明的历史发展中，有着突出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为了解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现状及其对茶叶生产的影响，本文对江苏省南京市5个茶叶种植村的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南京市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状况十分适宜茶树的生长，自20世纪80年代起南京周边地区的很多农村开始改变以往的作物种植结构，以经济收益高的茶树代替传统的、低收益价值的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逐渐孕育出被市场所熟知的雨花茶品牌。本次调查问卷涉及农户家庭基本特征、茶叶生产情况等内容，经过对数据的筛选和整理，得到有效问卷312份，问卷有效率为97.2%。随着南京市经济的提升，大量优质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发展，使得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现象逐渐凸显。根据已有文献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指标的微观化处理[4]，本文借鉴学术界目前普遍采用的劳动参与率作为计算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衡量指标，具体用女性农业劳动力人数占家庭总农业劳动力人数的比例衡量农户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程度，以此指标测度被调查区域的劳动力女性化程度。从表1中可以看出，所调查的312个样本中，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程度在67%以上的样本有292户，占总样本的比例高达93.6%，说明被调查区域茶叶生产劳动力女性化情况较为严重。

3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茶叶生产的影响

女性在茶叶种植上具有比较优势，种植茶叶极大地提高了女性的边际产出，茶叶相对价值的提高既增加了茶农家庭的总收入，也增加了女性的相对收入[2]。表面上看，女性劳动力比重增加对于茶叶生产具有积极作用，然而，由于农村男性劳动力的非农转移，留守在农村的妇女不仅要负责照料家中老人和孩子的饮食起居，而且还要负责春季和冬季茶园内部的打理，不可忽视的是农村女性同时承担着生活和农业生产的双重压力。此外，茶叶生长对时令的要求比较高，特定的时节伴随着特定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因此施肥、打药、修剪、除草等生产环节都需要适时地进行，如果农户无法及时地跟进茶叶生产，就会导致茶树生长缓慢，影响新叶的生长和新茶的品质，进而可能导致茶农的减产；并且，由于茶叶采摘的黄金期较短，如果采摘劳动力不足势必贻误黄金采摘期，进而影响农业收入。在茶叶生产劳动力不断外流以及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程度不断攀升的背景下，留守在农村的劳动力总数大幅减少，留存的女性劳动力难以维系采摘等环节所需的劳动力数量，茶叶生产劳动力受到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制约。由此可见，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茶叶生产具有不利影响。然而，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生产环节外包可以有效解决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被认为是解决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3]。茶叶生产环节外包服务是指茶农将技术要求较高的环节和短期劳动力需求极大的环节部分或全部外包给能够提供技术、设备以及劳动力的专业组织或个人的行为，以此弥补农户自身在茶叶生产中的短板。茶农可以选择雇工方式来解决劳动力不足等问题，极大地缓解了茶生产劳动力周期性短缺的压力。茶叶生产环节外包在提供技术和劳动力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茶叶生产效率，节约了茶农的时间成本和人力资本。

4外包市场作用下女性化对茶叶生产的影响

大量的农村优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了茶叶生产劳动力的不断流失，茶叶生产劳动力季节性短缺问题显著，短期、大量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催生出“生产外包服务”的发展，雇工方式成了解决短期劳动力不足的有效途径。为了解南京市茶叶生产环节外包的现状，对茶农在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修剪以及采摘等环节的雇工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如下图1所示。从图1中分析发现，所调查的农户在除草、施肥、病虫害防治、修剪以及采摘等环节中均部分或全部环节发生了雇工费用支出，其中在采摘环节发生雇工费用支出的农户占比高达72.27%，主要是因为采摘期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弥补自身劳动力的不足，劳动季节性短缺问题在这一环节体现的尤为明显；而除草环节、施肥环节、以及修剪环节也分别占有近20%的比例，虽然这几个环节在茶叶生产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远不及采摘环节，但在茶叶生产女性化的背景下，女性仍需要雇工和外包来弥补自身在体力上的不足；此外，在病虫害防治环节，选择外包服务的农户只占调查户的6.54%，这说明了选择种茶这一生计的农户在技术密集型环节上大都具备相应的种茶技能，即使是女性也可以胜任茶叶病虫害防治环节的工作。图2是2003年-2018年南京市茶叶产量趋势图，从图中能够明显的看出在2005年至2012年之间，南京市茶叶产量一直稳居于2000吨左右，但自2013年开始，南京市本土茶叶产量每年都在下跌，到2018年产量仅有1539吨，相较于2012年的峰值，跌幅高达29.4%。通过访谈得知，由于雇工价格不断攀升，近年来南京市本土的茶叶采摘量不断萎缩，市面上很多雨花茶并未采用本土生产的茶叶进行加工，而是从云南等雇工价格相对低廉的省份返购茶叶进行包装售卖。从此次调查数据中也得出，亩均雇工费用占亩均总费用支出的比例高达58.6%，每亩的雇工费用支出明显高于茶叶生产资料费用支出。由此可以看出，在茶叶生产劳动力女性化问题不断加重的现实背景下，南京市茶叶种植结构也在不断的调整，通过将部分茶叶种植面积转移至雇工价格较低的省份的做法，以适应农业劳动力非农转移带来的农业劳动力不足、雇工价格过高等问题，从而进一步缓解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茶叶生产的不利影响。

5结论和建议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7

【关键词】农业劳动力转移资源配置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科技的进步，农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使莱芜市农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尽管自1990年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步伐明显加快，然而其总量规模仍然居高不下，进一步转移的压力有增无减。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将会严重影响农村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和非农产业，不仅有利于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促进农民增收以及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具有深远意义。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推动农民收入增长的机制，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使得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减少，从而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使得人均农业收入增加，而这是农民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农业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村居民的时间资源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众所周知，农业劳动力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是就业不充分，而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由就业不足转向较为充分的就业，从而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特别是存在兼业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农户中，非农收入构成其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总量，这是不争的事实。1990年以来，莱芜市农民人均纯收入显著提高，从1990年的822元增加到2007年的5912.5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年均增长率为12.3%。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民收入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特点是，来自非农产业的收入在农民收入中的比重迅速攀升。在表1中可见：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收入占66.5％，而非农收入只占到33.5％，为农业收入的一半；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下降到48.4％，非农业收入已经超过农业收入，占到51.6％；2005年，非农收入的比重继续上升，达到52.39％。可以预见，随着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继续推进，非农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的上升趋势将会持续。非农收入增加对农民纯收入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0—2007年期间，非农收入增长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58.1％，远高于农业收入41.9％的贡献率。这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决定性因素，转移的数量越多、速度越快，对农民增收地促进作用就越强。

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效应

1、理论模型说明

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而且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结构主义增长理论认为，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因，产业结构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劳动力转移效益属于资源再配置或结构转换效益问题，这种部门间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是以不同部门间的劳动力生产效率不同为前提的，劳动力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势必会提高劳动力的总体效率。因此，在测量具有不同边际生产率的部门之间劳动力转移对增长的作用时，就要比较生产率总增长率与生产率部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两者之间的差距就是劳动力再配置效益。那么，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再配置对经济的贡献究竟有多大？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下面使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测度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配置作用。

社会总产出Y，可以表示为总劳动生产率P与投入劳动力数量L的乘积。用G（X）表示各要素的增长率，则可得：

GY=GL+GP+GLGP（1）

这说明，总产出的增长率可以分解为劳动力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以及二者乘积之和。因此可以分别得到考察期内劳动力增长率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L，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的贡献EP，以及劳动力与劳动生产率共同作用不可分解部分对产出增长得贡献ELP。

GP=（I1GP1+I2GP2）+（I1GR1+I2GR2）（2）

式（2）中I1、I2分别为农业与非农业部门在总产出中的比重，GP1、GP2分别代表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第二项代表了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就业变化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应，记为A（P）。因此，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贡献以及对总产出增长的贡献分别为：

Eap=A（P）/GP；EaY=A（P）/GP（3）

在具体测算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再配置效益为：

A（P）=GP-（I1GP1+I2GP2）（4）

2、实证分析

利用莱芜市1990—2007年的统计数据，采用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出1990年以来劳动力转移对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的贡献。

从表2中看出，1990—2007年，莱芜市GDP年均增长率10.39％，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增长6.78％，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分别年均增长3.69％和5.38％；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9.23％，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1.61％。

分段来看，1995—2000年，我国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增长，GDP年均增长9.83％，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达到10.89％。在此期间，农业劳动力素质得到一定提高，青年劳动力不愿再从事脏、苦、累的农业生产，开始向城市转移，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18.25％，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4.45％。2000—2005年，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对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约为9.13％，对GDP增长的贡献约为12.76％，比上一时期有所下降。但2005—2007年以来，劳动力部门间的再配置效益又有所回升，对GDP增长的贡献上升为15.29％，这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党和政府加大对农业扶持力度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直接结果。

总体来看，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构效应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尤其突出。研究农业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显得十分重要。

三、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模式选择

在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各区（县）先后创造和总结出以下几种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

1、进入乡镇企业

这种模式的优点是农民可以在工作之余从事农业生产，就地转移使劳动力的可分性较强，农业和本地兼业之间易于协调，而且农民的转移成本小。缺点是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在较低技术含量下增加投资的外延扩张。自1995年以来，乡镇企业由于有机构成提高、资源浪费严重，没有形成较好的规模经济，与城市工业竞争的优势不断减弱，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减弱。

2、进入城市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弥补了城市就业的供求缺口。城市建筑、家政、餐饮等脏、险、累的行业，其工资水平和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较低，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因而需求与供给缺口相对较大，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正好弥补了供求缺口，也有利于加快城市化的发展。缺点是农民进城与城市待业人员急剧增加之间存在着矛盾，使得农民进城就业的机会相对减少。另外，农民文化水平较低、转移到城市的成本较大、土地及家庭等因素都使农民转向城市就业受到一定的制约。

3、在农村内部消化吸收

这种转移模式的优点是可以促进农村各要素的重新配置。莱芜市目前有大量的三荒地、荒山等资源，如果将这些资源开发利用，可以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而且，实施农业产业化，将农业和产品优势转化为农民的就业机会，不但可以缓解城乡转移的就业压力，从长远来看，还可以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缺点是，由于目前许多地方农业比较利益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导致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不高。

四、结论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促进农民收入增加，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规律，寻求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分析得出，莱芜市农业剩余劳动力应选择以向城市转移为主、本地兼业转移为辅的转移模式。

【参考文献】

[1]莱芜统计局：莱芜统计年鉴[Z].莱芜：莱芜市统计局.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8

关键词：劳动力女性化；农业经济；影响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劳动自农村走向城镇，从事非农职业。男性劳动力率先进入城镇，将家中农业生产留给妇女，妇女在农业生产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形成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情况。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以及妇女自身的影响成为学术界争论的交点，至今没有达成共识。一种观点认为在农业生产中，妇女的贡献和作用较以前有所提高；一种观点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经济有负面影响。

一、我国农村劳动力女性化的现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逐步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我国各地都产生了农业女性化的发展趋势。按照我国相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1986年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东部地区的妇女占36.4%，西部地区占13.6%，中部地区占20.8%。所以农村妇女向城镇转移的速度比较慢，而且越在贫困、边远地区转移的妇女劳动力越少，农村留守人员女性化的趋势非常明显。由于贫困、边远地区的妇女文化水平较差，影响她们转移的能力。1990年妇女从事农、牧、渔、林的人数占从事农业生产总人数的52.4%，2000年为61.6%。2002年由全国妇联开展的妇女地位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在农业家庭中女性从事养殖、种植等农业劳动的人数占妇女总人数的82.1%，而男性占68.7%，女性高于男性17.4%。2006年妇联在甘肃、云南、四川、湖南、河南、江西、浙江、江苏、吉林、河北等十个省对万余名农村妇女进行调查，其结果显示：妇女参加农业生产的占总数的74.7%，妇女是生产生活的决策者，也是家务劳动的承担者。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和调整产业结构，妇女在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更加重要，“男耕女织”逐渐转化成为“男工女耕”。农业劳动力女性化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特征。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转移，是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主要原因。在转移过程中，转移的农村女性数量比较少，转移的代价相对较大，因为土地制度、家务、生育、素质、性别、户籍等原因的影响，大多数农村女性难以彻底离开农村外出打工，而是被限制在农业生产上。所以我们要正视女性在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过程中的贡献和作用，对于她们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在各有运用各种措施予以解决。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农业经济具有的影响

（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正面影响

第一、能在数量上满足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降低或避免因为劳动力缺乏而产生的耕地撂荒现象。第二、能够确保农民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作物的基本供应，减轻市场所面临的压力。第三、它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与生产条件，进而减少因为非农转移而产生的社会和经济风险。第四、能够让妇女运用闲暇时间对庭院经济进行发展，并投入到第二、第三产业的活动中，以降低城市交通、就业、住房的压力和负担，另外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第五、它能让农村的孩子和老人得到帮助和照顾，对维持社会稳定和农村正常生活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第六、它能够给农村妇女提供实践机会、经营管理机会、锻炼机会、学习和培训的机会等，进而增强农村劳动者的综合素质，并推动农村人口素质的提升。

（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对发展农业经济的负面影响

第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降低农业劳动力结构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因为各种原因，农村男性的文化水平高于女性。我国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5周岁以上有1.8亿文盲，其中1.54亿为农村文盲，城镇有0.28亿文盲，城乡文盲数量比为1：9，农村女性文盲是我国文盲的主体。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农民中很多转移到城镇中工作。所以随着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发展，会导致农业劳动力在整体文化结构方面有所下降，这是双重因素的减少，因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比全国农业劳动力所具有的文化水平高。另外农村留守女性，不但要进行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要教育子女、操持家务，让她们没有时间学习文化知识，造成其文化水平难以提高。第二、农业劳动力女性化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我国运行生产责任制后，生产决策、土地经营、技术选择等事情由户主决定，而农村家庭的户主基本是男性。从前农村女性很少有得到科学技术和管理技能的训练的机会和条件。就农业推广而言，以前女性很少参与推广工作，她们尽管广泛、大量的从事农业活动，但接受农业推广指导、培训、教育的一般都是男性。从调查结果看，女性通常只参与村社级培训活动，而参与县级培训的女性所占比例特别少。所以当会管理、懂技术、有能力的男性劳动力外出打工后，会造成劳动力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降低。第三、传统农业生产结构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当丈夫外出打工而出现劳动力不足的情况时，留守女性就会面对劳动时间长，购买生产资料困难、天旱、劳动设施陈旧等问题，让农业女性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处于困境之中。第四、农村缺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对农村女性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影响。现在农村社会保障能力差、水平较低，合作医疗的作用较小，重大疾病统筹体系还没有建立健全。造成家中老人生病时，加重农村女性的精神和经济负担。

三、应对农业劳动力女性化负面影响和提高农村经济的策略

（一）建立健全农村女性教育体系，提高其文化素质

生产力发展的核心要素是劳动者，所以要保证农业生产安全、稳定农业生产，就要增强农村留守女性的文化水平，改变和更新其陈旧的观念，以满足建设新农村、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农村女性没有完善的教育体系是客观事实。我国现在文盲群体，留守的农村妇女占据相当大的比例。这不但体现在由于农民工进城而出现的城市流动性打工子弟和农村留守学龄儿童的教育上，还反映出农村女性教育条件落后、教学资金不完善、教学内容较少等问题。面对这些情况，政府要从公正政策的环节入手予以解决。例如农村技术推广站可以运用夜校等形式开展农业知识的教育和普及活动，向广大农村女性劳动者传授科学技术知识，并开展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在增强她们农业知识的基础上，提高其减灾防灾的意识和实际操作能力，运用灵活有效的方式进行农业科技的教育和普及，进一步增强农村女性的技能水平和文化知识水平。

（二）推广农业信息和科技服务，激发农村女性农业生产的潜力

我国农业生产中不论是农产品还是生产方式具有的科技含量都较少，需要大幅度提高。在农村地区开展有效率的、规模大的信息服务与技术推广是建设农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方式。运用此方式为农村女性劳动力提供实用又灵活的生产服务，促进她们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技能，并让她们详细了解市场对各种农产品的需求情况，提高她们的经济意识，为调整农业结构，迈向国际化、现代化奠定基础。地方及中央政府要增强财政对于农业的扶持力度，以补偿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缺失。例如建立起科技下乡服务到农村的田间地头，发放科技资料，请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并开展专项技术讲座，提高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农业技术和知识。政府可以鼓励和动员高校农业专业人才，组织“教授顾问团”、“博士下乡服务团”等，对农业管理、栽培经济作物进行指导，并增强她们抗灾和作业的能力。在劳动力女性化的环境下，女人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困难时，就要运用信息、科技等要素所具有的潜力，以弥补缺憾，保证粮食安全、农业稳定与经济快速发展。

（三）对农村家庭的生产结构进行调整

为了解决家人外出务工产生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三层女性选择减少土地耕种面积，在这些女性中半数以上选择将土地交给其他人管理，两层人选择将土地出租出去，以获得租金或实物，具有不足一层人将土质差、距离远的土地撂荒不种。对农业生产类别进行调整的女性劳动力占总人数的三层左右，调整方式主要有：用单季稻代替双季稻、减少或增加水稻种植数量、减少或增加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减少或增加家禽或家畜的养殖数量等。农业女性劳动力对生产结构进行调整的影响因素有两个。其一是丈夫打工提高家庭的收入，女性一人耕种土地比较困难，她们会选择减少土地耕种的面积。其二是农村家庭粮食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丈夫外出打工致使家庭降低口粮需求，女性会降低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经济作物的面积来提高家庭经济。例如甘蔗、柑桔、种桑养蚕等作物比较省力，可以分散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比较符合女性劳动力的特点，其收益性较好，很多女性劳动力会降低水稻种植面积，选择经济作物来解决劳动力少的问题，还可以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

（四）建立完善的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减轻农业劳动力女性的负担

当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农村女性的负担更加沉重，她们不但从事农业的管理和生产，还负责赡养老人。而岁月流转，让老人的抵抗力不断下降，生病特别是重大疾病，会增加农村女性的负担。现代政府重要的属性是公共性，政府要担负起建设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的责任，在农村范围内积极推行现阶段能够实现的医疗体系，摆脱现在单一的家庭养老模式，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更加幸福。完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制能降低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负担，便于她们更好的参与农业生产，走好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每一步。四、结束语提高农业生产力、稳定农业地位是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必经途径和内在要求。我国已经体现出农业劳动力女性化的趋势，成为建设新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挑战。所以政府一定要正视农业劳动力女性带来的不良影响，在实践中要把性别意识引进到制定农村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全过程中，以达到发展经济、建设新农村的目标。

作者:王晓东单位:天津商务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汪卫霞.农业信息化：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J］.学术月刊，2011，（05）.

［2］张笑寒；洪艳.农业劳动力女性表征与妇女土地权益保障的思考［J］.湖南社会科学，2012，（05）.

［3］姚德超；汪超.农业女性化研究文献回顾与展望［J］.农业展望，2012，（02）.

农业劳动力范文篇9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