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史范文10篇

农史范文篇1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一百年；三农问题；探索；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至今，始终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懈奋斗。中国是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又是一个农业和农村经济十分薄弱的国家，可以说，三农问题在过去100年里都是制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日起，就对三农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践探索。

一、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一）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力量来源问题

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一开始，对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认识的深度不够。中共一大和二大确定的指导方向都侧重于发动工人阶级和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对农民的力量和工农联合重要性的认识是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不断深入的。1927年深入湖南农村，通过长达32天的实地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在全面总结湖南农民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和任务，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工农武装割据、依靠农民群众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方面进行过大量探索。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全国土地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要将生产资料收归公有，这是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战斗纲领，保证运动健康发展，为团结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积极支持和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创造了条件。可以判断，建立政权前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问题的主要理论可以归结于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体、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革命的根据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领导三农工作主要是为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核心在于解决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基地和力量问题。

（二）1949-1956年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重点是通过和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0年，中央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实行，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土地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较好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但中国共产党认为只解决了反封建问题，而没有解决小农经济的落后、分散、生产率低下等问题，并且小农经济自发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资本主义化而不会是社会主义化。因此，如何使中国广大农民既摆脱资本主义式的发展道路，又能够迅速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就成为之后中国共产党考虑三农问题的焦点。为此，中央曾多次召开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等，试图通过农民互助方式引导农民走集体致富的道路。从1953年到1956年，党一直以阶级观点来看待和处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改造后产生的问题，追求自身富裕的农民成为被摈弃的对象。可以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方面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但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完成“耕者有其田”和对分散落后的农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两次历史性社会变革。

（三）1956-1978年期间，我们党对三农探索由于大的政治环境影响在曲折中徘徊前进

1958年发动的“”是从农业开始的，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伴随“”[2]，政社合一的很快兴起。“左倾”的错误、“”及化运动对三农造成了不良后果，如农村混乱，干群关系紧张。全党进行了反思，决心努力纠错。过程中虽有曲折、反复和失误，但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总产量及粮棉产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许多农业基础设施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布局和建设的。应该说“”和初衷是解决吃饭问题，出发点是好的，但方法论出了问题，脱离实际、盲目大干快上。“”时期，“”等反革命集团认为农民的个体小生产是产生农村资本主义的源头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因此把经济有所攀升的农民作为批判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在农村大揪资本主义，到处割“资本主义尾巴”，批判按劳分配，只准农民搞集体粮食生产，不准搞副业等多种经营。尽管以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仍千方百计落实农业政策思路，务实地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进行了调整，使农业经济有一定发展。但总体看，农业生产仍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低下，经不少地方实验行之有效的包产到户也被封杀，农民普遍缺乏生产积极性。

（四）1978年到中共十八大召开期间，我们党对三农问题认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以基本经营制度确立为代表的改革步伐日益加快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新的改革尝试，给农民自主权，尊重农民的选择，不再要求为国家的工业化而影响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邓小平同志曾说“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一年翻了身，改变了面貌”[3]。于是，政社合一的被废除，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取代了集体统一生产和经营，努力破除“公地悲剧”；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松弛，小城镇化和农民异地流动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可以说，这一时期农村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证据。在认识论上，中国共产党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贡献型观点，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城镇化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因素。这一时期三农快速发展标志性代表之一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究其原因，家庭承包经营变革，诱发了乡镇企业这一市场主体，中央搞活经济的政策加速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制度创新的产物。同志继承了和邓小平的三农基础地位的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在农村实行规范化、法制化管理。同志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跳出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同时提出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这一时期标志性成就之一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总的看，这一时期农业农村持续发展，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束缚，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三农发展思路。3

（五）中共十八以来，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日益加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推动三农事业发展迈上快车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三农问题始终予以高度重视，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面加强了党对三农工作领导。党的三农政策主要围绕农村改革、农业现代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几个方面展开，其目的是要实现城乡均衡化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建成全面小康。相比之前三农政策，这一时期政策更加多维。特别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不仅体现了我们党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勇气，同时体现了我们党深厚的三农情怀。“精准扶贫”是2013年在湖南考察时提出的，后来发展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核心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具体措施是扶贫对象精准、措施到户要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在此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使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有机结合，推动了长期困扰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党的报告中提出的，这是我们党在新形势解决三农问题作出的新战略，核心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4]。可以说，这一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后，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深厚情怀和对初心与使命坚守的创新，是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政治定位提出的，必将开创中国特色三农事业崭新局面。从我们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轨迹看，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依据不同特征提出不同任务，并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予以保证。但中国共产党对于三农工作的重视和全面领导一脉相承，这种重视和全面领导不仅写进了各时期的历史文献中，也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三农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中国共产党人重要理论和政策贡献

回顾100年来中国三农革命、建设、改革、振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农情，领导亿万农民艰难探索、筚路蓝缕，谱写了三农改革发展的壮丽篇章。我国三农事业取得明显成就，主要有几方面的表现。一是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粮食总产量为2000多亿斤，后粮食生产有了一定发展，但未能突破4000亿斤，2020年粮食生产实现1.3万亿以上，“菜篮子”“果盘子”“奶瓶子”供给充足，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二是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共同富裕取得重大进展。三是农业现代化有了质的飞越。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0%，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0%，主要农作物实现良种全覆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稳定在97%以上。四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提升。基本实现村村通、通硬化路和4G网络，卫生厕所普及率超过6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五是农民收入不断增加。2019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元，增速连续10年高于城镇居民。六是中国特色三农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不断完善，搭建起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四梁八柱”并持续推进。三农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总结的理论和作出的政策，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农业地位的问题，深刻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其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

中国共产党在对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的科学规律。在抗战时期，解放区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坚持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主的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农业是基础”命题。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理论上对工业发展规模受到农业生产状况制约这一规律开始有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谈到工业与农业发展的辩证关系时，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思想。进入新时期，多次强调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必须长期坚持、毫不动摇[5]。他曾谈到2020年的肺炎疫情十分严重，但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稳定供给功不可没[6]。这些论述都深刻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

（二）关于农村经营制度的问题，探索出“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建国前的漫长历史中，私有制下的土地分散经营使得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缓慢。要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一步是将土地归还农民，第二步是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此我党进行了这方面的探索和实践。虽然最初“一大二公”的体制影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但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将安徽小岗村的经验在全国推开，并在农村率先改革，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体制使农户既有生产经营自主权，又坚持了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必要的统一经营，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可容纳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这是我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伟大创造[7]，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农民很快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总体小康迈进。进入新时期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实践发展要求，不断丰富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的有效实现形式，提出“三权分置”并行的重大改革思路[8]，这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又一次重大制度创新，推动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更具活力，可以说是对经营制度的加强和完善。

（三）关于农民富裕富足的问题，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乡镇企业、税费改革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

传统观念认为农民生活的改善来自于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的提高。建国初同志曾深入多地调查研究，系统总结了农民增产的经验，提出了“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农业八字宪法[9]，概括出中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科技兴农、集约经营”的道路。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但没有根本解决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没有达成农业强后农民富的目标。70年代末，苏南农村兴办乡镇企业，作为城市经济的拾遗补缺，既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力，又增加了农民收入。中国共产党对此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如对乡镇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等，并提出在实际工作中应当把“无工不富”与“无农不稳”有机地结合起来，乡镇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对于农民增收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认为，农民的富裕富足，一方面是增收，另一方面还在于减负。我们党积极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提出通过费改税的方式，从分配上理顺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推动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进入新时期，同志也多次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我们党在政策层面落实落细到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多个方面，可以说政策更加细化、多元、完善。

三、中国共产党探索领导三农工作的历史启示

回顾100多年来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和实践历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带给我们几点深刻启示。

（一）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对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经验的总结，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发展的需要。不难看出，在不同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不断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农村工作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为三农事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和工作保障。特别是“”“”等对三农造成了一定冲击之时，全党体现了强大的自我反思和自我纠错能力，保障了三农发展行稳致远。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及以此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开展扶贫工作，解决贫困地区农民的民生和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体现。可以说，正是不断发挥了这种优势，三农工作内生动力才不断增强。

（二）始终坚持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国家粮食安全底线

农业的基础地位是由农业性质决定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不仅适合于农业占主体地位时期,也适合于工业化高度发达时期。农业不仅提供了国计民生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还提供了工业发展的部分生产资料。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是不容改变的。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相比,农业和农村依然是薄弱环节。新阶段巩固农业基础地位,促进农业和农村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改变对农业投入不足现状，发挥好三农的压舱石作用，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为保持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大局稳定奠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则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任何时候这根弦都不能松。我们有过粮食供给困难的时期，在粮食问题上不能忘记历史、盲目乐观。不能今天温饱无虞，就忘了昨天饿肚子的滋味，粮食连年增产，就看不到今后保障粮食安全的难度和压力。对于粮食安全，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政治账”和“安全账”，这是100年来党对三农问题探索带给我们一条重要启示。

（三）始终将三农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统筹考虑

总书记提出，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三农工作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统筹谋划和推进。这是我国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的重大转变，是解决三农问题战略思维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三农工作探索带给我们另一条重要启示。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不能就乡村论乡村，就农业论农业，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全局的高度来促进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这是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要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求突破、在解决经济社会公平问题上求突破、在解决城乡共同发展问题上求突破，努力解决制约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促进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金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N].光明日报,2017-2-22.

[2]张静如.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421-422.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

[4].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5.

[5].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3.

[6]人民日报评论员.抓好粮食生产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N].人民日报,2020-7-26.

[7]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221.

[8].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53.

农史范文篇2

在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对国民经济运行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讲，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础和经济波动的起点。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与非农产业相比，呈现出明显的弱质性特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滞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弱质性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的共同作用，恰好是我国“三农”难题形成的市场之因。

(一)农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其他任何非农产业不可比拟的自然风险。

农业是以生命有机体作为生产对象的，具有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统一的生产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论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由此决定了自然条件与自然环境对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从而形成了无法预测的农业自然风险。一方面，农业要利用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来获取农产品，而这一过程中生命有机体的数量多少与质量高低和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优劣存在着直接的相关性，因此外部自然环境条件的不可预测性与不确定性，直接决定与影响到农业生产经营效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农业中的主体部分——种植业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布广延性特征，对自然环境条件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从现实层面来看，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农业物质基础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素质低下，各种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往往给农业生产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各种自然灾害中，水灾与旱灾对我国农业造成的效率损失大致在80%以上，我国粮食生产每年因水灾而减产约89亿公斤，因旱灾而减产约100亿公斤。与此同时，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在实现了年均8%左右的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自然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不仅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平衡，而且极大地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农业生产经营所面临的自然风险。

(二)农业生产经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市场风险

在传统计划经济环境中，农业生产经营几乎感受不到来自市场的挑战与风险；但是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转向现代市场经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性转轨，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农业生产与经营必须正面迎接各种市场经济的机遇和挑战。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必须借助于市场机制，因此市场供求状况与经济机制对农业生产经营效益的获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市场经济是通过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来决定社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的；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生产决策与产品销售在时间上被人为分割，因此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或供过于求时，潜在的供求均衡绝对先于市场上的供求均衡，只要这种局面存在，就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的市场供求失衡；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却无法有效根据市场格局的变化而做出及时的决策调整，这样价格调节滞后性就难以消除，最终导致农业生产周期性波动与农业投入效率的流失。同时农产品流通具有很强的生产延续性；如果处理不当也会加大农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的市场风险。第二，农业生产增长受凯恩斯定律和恩格尔定律的双重约束。前者的内涵在于人们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在此背景下，农业是典型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于是人们消费需求的相对缩小限制了农业的持续增长；后者的内涵在于人的消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而农业提供的主导产品恰恰是食物，于是在特定条件下农业生产发展往往会跌入恩格尔陷阱。这两种约束并不能很好地调节农产品的供给总量，因此农产品市场供求失衡与农业增产不增收也就在所难免。第三，相对于非农产品而言，农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与需求收入弹性均表现出显著的不灵敏与相对缺乏弹性。就价格而言，由于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相对不敏感，因此与经济发展与收入增加相适应。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需求量的增加相对有限，而不会像对工业产品或劳务品的需求那样迅速增加，而农产品需求收入弹性不足，必然导致农业生产需求拉力不足与市场竞争乏力。第四，在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的同时，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却相对强劲，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蛛网理论，由于农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于供给价格弹性，于是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农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这在农业现代化水平提高与农业科技广泛应用的条件下尤为明显，因此增产不增收的困境便成为现实。与此同时，以家庭小规模生产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形式使农产家庭在信息不完全与信息不对称的双重制约下显得无所适从，从而降低了市场效率，弱化了农民的利益谈判地位；而且伴随着中国入世与农业市场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获取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同时，将面临着更大市场波动的风险；而农业日趋明显的边际报酬递减趋势，使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获取与提高面临着比非农业产业更大的市场风险。

(三)农业生产经营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还受到制度风险的不断干扰

从本质上讲，社会经济转型既涵盖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也涵盖了社会制度的变迁。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直接引发了我国农业的超常规增长与农业投入产出效率的迅速提升；而从1985年开始，农业生产就陷入了持续低迷与徘徊不前的困境之中，尽管对此人们有不同的解释；如果从风险分析的视角出发，其根源则在于制度风险的加剧及效应。一般而言，制度风险是指制度或改革在变迁与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主体与制度客体对其制度结果的不可预见，导致制度绩效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可能性。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对于传统农业体制被市场化改革所突破，而全新的农业制度体系又未能适时建立起来，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失衡与冲突，从而影响农业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导致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市场经济体系本身的不完善与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市场中介经济体系发育的相对迟缓，必然从根本上制约制度变迁的路径与制度绩效的释放，从而产生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制度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农业发展中的制度风险往往与市场风险、技术风险等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加剧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风险性与不确定性。

(四)农业生产经营在市场的运作过程中还必须正视自身的弱势地位

1.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素质低下，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能力弱化产业科技含量是衡量其市场竞争能力强弱的主要指标，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30%左右；究其根源主要在于农业劳动力质量差与农业科技应用水平低。一方面在广大农村由于政府公共物品提供与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先天缺陷与后天乏力，导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文化素质与科技适应能力普遍低劣。据国家统计局1997年和2001年两次抽样调查，农村中文盲或半文盲劳动比重仍占总数的8.5%，小学文化程度的为33.9%，初中文化程度的为46.2%，高中文化程度的为10.19%，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为1.3。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在农村科技应用与推广中的“缺位”，导致农业科技应用与农业生产发展存在总量需求严重不足与转化手段目标严重脱节的双重困境，农业生产中科技含量低，直接影响到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目前我国农业生产经营中的科技贡献率大约在30%左右，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只有20%—30%，远远低于世界市场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在此社会背景之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对现代科技与现代要素的吸纳能力普遍弱化，从而根本无法在现代化市场经济中与非农产业展开有效的规范竞争。

2.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低，吸纳社会生产要素能力相对缺乏我国农业生产经营历来没有规模经营的传统，农户家庭经营分散狭小，市场组织化水平十分低下，作为世界上土地经营规模最小的国家，我国这种超小型土地资源环境格局显然不利于农业市场谈判地位的强化，因此农民不可能通过自我组织力量去影响市场价格，相反只能是市场价格的被动接收主体。与此同时，由于农业产业禀赋决定了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农业难以获取社会市场利润，于是在市场利润机制的作用驱动下，农业既没有能力吸纳外部生产要素的持续投入，又难以防范农业内部各生产要素的非农业外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业产业的弱势格局。

3.农业比较利益提升乏力，农民社会负担居高不下由于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惯性与农业宏观政府投入的相对不足，致使持续低下的农业比较利益状况得不到根本改观。这种状况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弱化了农业吸收利用社会生产要素的基础与动力，而且使农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的持续外流与农业发展所需要素补偿的严重短缺，导致了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难以在短期内有明显改变，其主要表现就在于农民负担的居高不下。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但目前农民各项社会负担仍然占据了人均收入的50%以上，而且与城市市民相比，农民的税赋负担显然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上述几个方面共同展示了农业产业弱质性的形成机理及现实表现，而从结果的视角出发，农业产业弱质性不仅加剧了其自然风险、市场风险与制度风险，而且还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弱质效应，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这种生产要素外溢大致表现为劳动力外流(不是相对于土地需要过剩而言，而是产生于劳动力投入边际效益与转弱成本的利益比较)、农业资本外流(由于农业资本投入边际生产率大大低于非农产业，因此通过投资性外流、储蓄性外流、价格性外流、迁移性外流等形式引发农业资本大量流向城市非农产业)、农村土地外流(主要是基于土地利用收益成本比较而形成的农地非农化利用、土地过度征用以及土地利用方向的不规范变更等)。农业生产要素的大量外溢，从根本上削弱了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进一步加剧了农业弱质性状况，在此格局之下，农业基础地位的巩固与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

二、制度之因——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

二元经济结构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结构的理论概括，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尽管在刘易斯之后不少经济学家对“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模型进行了多个层面的补充发展，但其基本理论框架大致相似。从基本内涵的视角来分析，二元经济结构的逻辑内涵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存在着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现达的工业部门两个产业部门；由于两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与劳动边际收益率的显著差异，引起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产业间流动，最终实现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目标追求；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经历以农支工、农工协调与工业“反哺”农业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核心内涵与关键环节。从国际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普遍化的经济现象；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同样面临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约束与现实困境；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为中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导致了“三农”问题的生成与加剧。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二元经济结构受到了来自市场化改革与农村制度创新的共同冲击，但迄今为止，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与历史惯性依然是制约“三农”难题化解的主要制度障碍。

按照刘易斯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界定，我国国民经济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二元经济是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城乡分割经济体制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它通过中国特色的资本原始积累克服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初期资本积累短缺与有效需求不足的双重困境，在较低的国民收入水平上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化水平；但从长远发展的视角出发，这种不断强化的二元经济结构不仅导致了农业生产的长期低速增长，而且也极大地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为了维持这种二元经济结构，政府逐步建立了三大制度体系，即户籍管理制度、制度与统购统销制度；其中户籍管理制度一方面在农村把土地与户口相结合，另一方面在城市把户口与就业、社会保障相结合，严格限制了人口自由流动；制度则通过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与统一经营，在组织上保证了政府对农民与农业剩余的控制；而统购统销制度则借助于对农产品市场交易渠道的人为干预保障了国家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始于1978年的农村经济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在各个层面上对传统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冲击，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改革对二元经济结构的冲击是弱化的；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新形势下反而呈现出新的运作特征，即：城乡隔离分而治之的制度体系、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严重失调、传统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发展、乡镇企业与城市大工业对立运行。传统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相对滞后必将给我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一系列难题，其中“三农”问题便是其中的焦点与核心。概而言之，二元经济结构对“三农”难题生成与发展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层面体现出来：

(一)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

按照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的增长、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共同导致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剩；另一方面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与生产规模扩张反过来又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历史转换。但是我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其相应的制度支撑体系，却使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的相对提升并没有吸纳与之相适应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是涌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本质上讲也没有被工业化与城市非农产业所真正有效接纳，绝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游离于现代化工业之外，农村居民转变成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严重受阻。而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成功的中心在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非农化转移，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程度与农业现代化水平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水平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使城市工业化脱离农业片面推进，城市工业化与农业人口非农化严重失衡；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迟滞，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农业产业化与适度规模经营难以正常运转，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模式的制度绩效与高度发达的非农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

(二)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升级换代滞后

对照国际经验，依据我国人均GDP1000美元的标准，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是严重滞后的。主要表现为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再加上城市服务功能的相对不足，共同导致了工业化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一城市化一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良性循环格局未能真正形成。之所以为此，一是由于工业自身产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升级不力，导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不仅没有真正从农村吸收剩余劳动力，反而形成城市中日益扩大的失业群体；二是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第三产业发展的严重不足，既制约了工业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又制约了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这种状况的直接后果就是，从产业产值结构上看我国已经是现代工业社会，而从就业结构上看我国仍然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在经济效益层面上就表现为传统农业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大大低于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非农产业的劳动边际生产力，因此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以较大的劳动力份额(50.1%)创造出较小的产出份额(17.7%)，而在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中较小的劳动力份额(23.7%)却创造出较大的产出份额(49.3%)。

(三)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导致政府制度供给在农村经济运行中的严重短缺

从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不仅存在着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现代部门与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部门之间的经济二元结构，同时也存在着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对立的社会二元结构，这种双二元结构的历史惯性进一步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性。具体说来就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缺陷导致其产出效率低下与产业结构固化，严格的户籍制度、城市劳动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城乡长期分割的鲜明界限造成生产与经营市场的严重失调，长期存在的“剪刀差”以及不合理的财税负担进一步加剧了农民收益流失，二元化的资本市场、组织结构与技术结构强化了农业的弱势地位。总之一句话，政府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制度创造与政策注入的城市化偏向于非农业倾斜，导致农村经济发展长期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撑，不仅引发了“三农”问题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困境与矛盾。

(四)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加剧了农业比较利益的低下与流失

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农业部门存在大量“隐蔽性失业”即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使用下其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正因为如此才为非农产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创造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与转换迟滞，致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不仅限制了农业生产单位产出效率的提高，而且阻滞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过程。因为二元经济的运行过程，同时也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换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的供给不是由技术产量决定的，而是由经济产量决定的；而工农城乡之间的利益结构倾斜必须使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微观利益出发，减少对农业的各种投入，缩小其生产经营的经济边界，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农业生产增长的缓慢；再加上二元经济结构所固有的国民收益分配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重工轻农”的政策制度倾向，共同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的持续流失与低下，从而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三、国情之因——人多地少的现实约束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以土为根，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与进步中的地位不容质疑。作为农业发展大国的我国，农村土地问题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首要问题；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硬性约束，同时也是“三农”问题生成发展的基本要素。对此“三农”问题研究专家温铁军明确指出：对我国“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立的二元经济结构。由此可见，我国“三农”问题的凸现与“三农”难题的化解必须高度关注人多地少这一基本国情约束。

从静态层面上看，我国特有的人多地少的国情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土地资源绝对数量与人均占有数量之间的矛盾。我国土地总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6.4%，仅次于前苏联与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但由于我国人口绝对基数的制约，人均土地占有比例很小，世界人均陆地面积2.97公顷，我国人均0.827公顷；世界人均耕地面积0.32公顷，我国人均0.08公顷；在全球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与日本，位列倒数第三；以我国目前13亿人口计算，我国现有耕地面积为130039.2千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4.2%，与美国的19.5%与印度的55.6%相比明显偏低。同时约有1／3的省份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有463个县人均耕地低于联合国0.5亩的危险线。其次，耕地数量不足与质量弱化同时并存。一方面我国耕地总量不足，可以开垦利用的后备耕地资源相对较少，二者相加总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4.9%。与此同时，可利用耕地质量总体较差，据全国第二次土壤普查资料显示，全国高产田占农村耕地总面积的21.5%，中产田占37.23%，低产田占41.2%；全国耕地面积中水产田占41.2%；而水土流失面积约占35%，沙漠化面积约占2%，盐碱地面积约占6%。再次，农村人口绝对增长与土地面积减少的冲突。近年来，我国人口每年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递增，而农村土地却以每年数百万亩的数量递减，从而形成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人增地减的尴尬格局。据资料显示，从1980年到1995年的10年间，我国耕地净减5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耕地面积的总和。我国现有耕地面积同历史上耕地面积最多的1951年相比，递减2.3亿亩，平均每年净减700多万亩，从而使本来已经紧张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导致耕地减少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主要的引发源在于人为因素，主要表现为：以开发区建设，越权批地，城镇化与非农业发展为特征的土地不合理利用与土地乱占滥用；以水土流失与过度开发为特征的耕地功能弱化与耕地面积锐减；以耕地污染与有机肥料过度使用为特征的耕地退化与肥力下降。农村耕地的锐减对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与国家的粮食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最后，农村土地闲置与耕地抛荒不良循环。由于受到产业利益驱动、产业结构调整、剩余劳动力流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近年来在我国农村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耕地抛荒与土地闲置现象。据1995年清查，全国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万公顷，其中耕地面积占45%，1996年底仅开发区占地中撂荒的耕地就达2万公顷；大量耕地抛荒现象的出现，致使耕地的生产及经济功能丧失，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与农村经济的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主要原因在于种植业比较经济效益下降、农业生产自然风险加剧、非农产业利益的诱导以及农村土地社会负担的不合理。从国情层面上看，人多地少的基本现实与人地关系的矛盾冲突，是引发“三农”问题生成的根本原因。这种国情约束对“三农”问题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人多地少的矛盾严重妨碍了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格局的生成与土地优化配置效率的正常获取。在市场化取向改革进程中，作为农村基本生产要素的土地理应按照市场效益原则进行合理流转与优化组合，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仅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农业现代化的根本标志。马克思曾经指出：“从经济观点看，大规模耕种土地比小块的和分散的土地上经营农业优越得多，我们所具有的科学知识，我们所拥有的耕作技术手段等，只有在大规模耕种土地时才能有效地加以利用。”而我国农村目前人多地少的现实，必然使以家庭小规模承包经营的格局长期化与凝固化，致使劳动投入与土地投入都超越了可替代的合理限度，农村土地的规模效益难以正当获取，不仅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与优化，而且阻碍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历史转换，最终使农业比较利益持续低下，从而使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丧失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的利益吸拉力与效率推动力。第二，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农业劳动率水平的提高与农业市场竞争地位的提升。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次上分析，由于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致使我国农业运行呈现出一种反常格局：土地生产率高与劳动生产率低同时并存，这在非农产业领域是不可能出现的。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能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的强化与现代农业投入数量的人为增加，致使经济学倡导的成本效益原则在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失去应有作用。另一方面，人多地少的现实格局如果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迟滞联结在一起，则必将会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形成并被人为积压在日益短缺的农村土地上，农村土地产出数量或许可以持续增加，但由于在科技进步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持续走低与农业劳动力人数绝对增加，致使农村土地的劳动生产效率不高；而在优胜劣汰的国内市场竞争中，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判断与衡量产业竞争优劣与竞争地位高低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伴随着市场化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运行，我国农业产业竞争力与农产品市场竞争力的劣势将更加明显地显现出来。第三，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有机耦合与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善。公平与效率双重目标的协调始终是社会经济进步中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国际经验充分表明，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过程中，处理二者关系的根本原则在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一直是我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一大难题，之所以如此，根源在于中国所特有的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在目前人地关系如此紧张的社会背景之下，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创新还是农户家庭的行为选择，均存在着“公平”为先、“效率”为后的选择倾向；因为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农村土地首先是一种“生存资料”和“生活保障”，而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生产要素，因此人们对待农村土地经营首先追求的是生活资料的基本满足，而不是投入产出效率的有效提高，人们经营农村土地的出发点不是市场利润的最大化，而是基本生活手段稳定性；于是在农村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公平原则高于效率原则。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中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的不合理错位，致使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农民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却无法从农业产业运作中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再加上“重工轻农”的倾斜发展战略与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对滞后，致使农民的社会负担相对较重，在人多地少的硬性约束下，农民的税费负担已经占到农业产值的20%以上，这显然有失公平待遇原则，其结果只能是农民社会经济地位改善的缓慢与农民收入水平提升的迟滞。

四、政策之因——国民经济运行中的政府行为偏向

在影响与决定农业发展的要素体系中宏观经济政策居于核心地位，正如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的那样：“一国农业所以停滞不前，不在于资源禀赋，而在于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的扭曲与失误。”在我国农业发展一贯倡导的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我们认为“三靠”的中心与关键在于“一靠政策”，因为政策既是决定科技与投入能否到位的关键，又是农业人为兴衰的根源；而作为政策制定与实施主体的政府则在农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历史检索，还是现实分析，我们都会发现政府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均表现出浓厚的工业偏向、城市偏向与市民偏向，而这恰恰是“三农”问题迟迟无法根除的宏观根源。

(一)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工业偏向

根据公共选择理论，政府也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也有其相对独立的利益目标与行为偏好，由此决定了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错位的可能性。由于我国是在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发展经济的，更由于政府与农民在产业上的分离与空间上的错位，政府的行为选择必然要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农民的利益，只有如此才能集中到足够的资源去实现工业化的既定目标。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国民经济发展的工业偏向更不可避免。一方面，依靠剥夺农业为特征的资本原始积累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隐蔽方式)与农民税费(公开方式)两种方式来进行。据统计，1950—1979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从农业取得51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978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1572亿元，最后政府从农业抽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4500亿元，即每年农业部门为工业无偿提供资本积累155亿元。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有所缓和，但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之上，1979—1994年，政府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抽取15000亿元收入，同期农业税收为1755亿元，减去财政支农支出3769亿元，政府从农业提取的农业剩余净额为12986亿元，即农业部门利益流失达到811亿元；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支出过程中也表现为显著的重工轻农倾向，尽管《农业法》明文规定：“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是，以1992—1996年为例，财政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6.8%，而向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年均增长23%；财政支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份额也逐年下降，1993—2000年分别为9.5%、9.2%、8.4%、8.8%、8.3%、10.7%、8.2%、7.8%；同时财政支农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远低于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前者仅仅为后者的1／2或1／3，从而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根本不相称。与此形成明显对照的是，工业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持续提升，在“一五”到“五五”期间政府对工业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在45%-62%之间，而对农业的财政投资从未超过8%，最少年份为3%。这种工业偏向运行格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业自我积累与自我发展后劲的不断弱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力，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不前，农民生活水平低下，从而使农业这一基础产业在垫高工业发展平台的同时，却使自身发展严重受阻，农业基础地位得不到真正落实与巩固。

(二)城乡发展中的城市偏向

这种城市偏向大致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资本流动的城市偏向。由于偏斜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资金流动的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以来我国社会资本大部分流向城市，从而使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正常发展所需要的资本支持严重缺位。二是劳动力流动的城市偏向。城乡分割的管理体制将农民严格束缚在农村土地上，阻止其自由择业，而城镇就业机会主要由城市居民来分割。尽管伴随着市场机制的发育，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向城市，但由于劳动力市场统一性的严重迟滞，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是一种体制外的暂时流动，无法真正纳入城市劳动力统一安置范围，从而形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就业的短期性与不稳定性，其直接后果就是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残缺与城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扩大。三是公共物品提供的城市偏向。公共物品的提供主体只能是政府，而政府在处理城乡利益关系上的主观偏好，导致城市公共物品几乎全部由国家负担，而农村公共物品的短缺却由农村居民自己负担与自主解决的不协调格局；这种非均衡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制度一方面产生了不公平的国民待遇，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引发了农村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从而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加重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农民负担。四是制度创新过程中的城市偏向。制度变迁与制度创造是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回顾历史还是立足现实，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中国的改革与创新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但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各种制度创新的主战场与重心却始终在城市。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影响，制度创新必然有前有后，但中央政府在特定时期内对城乡实行的差别政策，必然影响到城市与农村的发展格局。这种由于制度创新的先后顺序特别是制度变迁的主次差别，必然导致城市制度供给的充足与农村制度供给的缺失，从而使农林经济运行缺少持续有效的制度推动，这一点从近年来各种制度创新及政策安排上就可以得到充分佐证。

农史范文篇3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农业发展势头开始陷入僵局，农民的收入停滞不前甚至出现负增长。如何改善农民现状，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负担问题关系到国家的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土地是农业产业中最关键的市场要素，因此，土地产权的合理安排，税制的改革都是现实中急需研究的重大课题。不容乐观的社会现实促使学者们从其历史的渊源中寻找启示。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提交了论文《从古代十一税讨论当代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他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探讨了历史上赋税征收的对象——农民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以及赋与役的关系。他谈到：历史上赋税的征收都是向有土地的农民征收的，纳税者都是土地的拥有者，他们拥有对土地出卖、出租、转让的权益。尽管封建社会中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但佃农从未占据了农民的大多数，农业人口中实际以自耕农为主。解放以后，经过，农民有了耕地，但随着合作化、集体化的进程，土地实质变为国家所有；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土地为集体所有。今天，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再一次受的严重威胁。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区的建设，实质上是对农民土地的新型剥削。另外，徭役与赋税的关系，在上古、中古时期，表现为“役”重于“赋”，随着历史的发展，赋税逐渐重于徭役。役的削弱，意味着国家对农民人身控制的削弱。从历史的启示看今天的“三农”问题，他认为：一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剥夺农民；二是从徭与赋的关系上看，绝对不能忽视税收以外的东西，即税外之税；三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给农民以国民的待遇。此外，太原师范大学教授陈亚平就现代法理学意义上的财产权与传统财产权方面提出了问题。国家权力的无限地位与农民的应对，也是一个复杂的现象。

土地问题是造成“三农”之痛的症结所在，抓住了这个症结就是找到了“三农”问题的突破口，河北师范大学的王宏斌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促进土地制度改革，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一文中，对近代以来各种土地制度的改革思想、方案作了比较研究，并对解放后的以及1978年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从历史演变的视角作了探讨。认为每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均是对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的大解放。论文也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问题从几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1、农民土地占有量问题。家庭联产在承包责任制，虽然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农业人均占有的土地数量太少，对生产力的根本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形成了制约。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将农业税和农业以来的附加税全部免除，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因此，要想解决农民的富裕问题，对土地的占有必须达到一定数量。2、农业人口数量的问题。尽管目前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城市人口急剧扩张，但并不有改变农业总人口增长的趋势。3、土地资源的稀缺与土地浪费的严重问题。目前土地为国家所有，在农村，一方面是可耕地在减少，另一方面农村人口不断增加，宅基地相应扩大，导致对于土地资料严重浪费。他最后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尝试性方案，即将较小的村落向较大的村落集中，减少宅基地对土地资源造成的浪费。但他也指出这一方法难度很大。

当前我国的农村金融正处于危机当中，农村金融正大量外流，商业金融因经营不佳纷纷退出，支农资金连乡镇一级都很难达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农行作用有限。天津商学院副教授龚关提交了论文《农村金融问题》，在论文中，他考察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状况，并将现实农村金融问题与之对照，指出了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之处。他认为：民国时期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股将闲置资金投向农村的热潮，商业银行一则为了对其有效利用闲散资金，二则银行家看到了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遂将部分资金投向农村。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商业银行向农村所投资金仅占其可利用资金的1%，原因主要由于商业银行的运营以市场为导向，农村金融的特点是周期长，价格低、成本高，使得投入的资金不可能在短期受益，且利润偏低。因此，农村金融的解决需要政府出面，依靠政府行为才能得以解决。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此问题有意识，但由于资金受限以及种种内外原因，没有解决这一难题。从历史经验来讲，需要政府在农村金融问题上有所作为，然而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但作为极其有限；另一方面是政府对民间金融市场的严密控制，导致农村产生了地下金融市场，地下钱庄等非法金融组织。论者呼吁，在政府的作为有限的情形下，能否对民间的金融市场有所放开，从而缓解农村资金的不足现状。

农田水利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郑起东提交了《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论文及其报告，就国民政府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的三个阶段作了深入探讨。认为民国时期，农田水利的发展具有三个特点：一、统一水利行政，提升水利机构地位；二、因地制宜，开辟多种筹款渠道；三、中央、省、县结合，大、中、小并举。国民政府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保证了抗战时期的军粮民食；2.减轻了日伪破坏农田水利造成的损失；3.促进了西部的开发。此外，报告还对民国农村的差徭、税收等问题从史实和论证方面作了讨论。除了专题性研究，他还指出许多理论需要深化，提出在农村历史研究中注意三方面的结合：1、宏观与微观的结合。研究农民不能就农业谈农业，必须与财政、物价、税收、工资等因素联系起来，2、动态与静态的结合。如“三农”政策，政策本身是静态，政策的实行是动态的，政策本身与政策的实行往往有很大的反差。这就需要将动态与静态结合起来，作系统的长时期的考察，形成动态系列的历史分析。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农村问题，要注重历史的启示。民国时期政府的政策与现行政府的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将其对比研究。

二

长期以来，史学界围绕着施坚雅的市场理论所提出的六边型区域抽象模型，展开激烈的争论，至今余波未平。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史建云研究员在所提交的论文《对施坚雅市场场理论的若干思考》，从运输成本、生产及土地潜力开发、市场、社区理论等方面重新解读中国农村的模式建构，对施氏理论也提出了不同看法。报告从人口增长、村庄扩充、基层市场、中间市场、集成市场诸要素和层级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并从中国农民个体的理性选择与群体共生的发展趋向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南开大学的许檀教授也加入这一问题的争论，她在提交的《对史建云教授文章的一些补充》一文中，认为学界在批评施氏的理论时，将他的理论放在具体的事实情境中相比较，实在不妥。因为这一理论本身是纯粹的理论抽象，不能指望这一抽象的理论与任何具体市场时态相一致。她进一步指出，施氏的核心理论“中心地理论”并非施氏原创，而是由德国的地理学家提出的地理学概念，这一理论构建是以一系列理论假设为前提的。施氏的贡献在于将原属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引入历史学的考察中，为历史学开辟了广阔的新天地。施氏的市场体系理论与宏观区域理论结合上，存在着重要缺陷。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从实证的角度重新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市场体系。

在农业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市场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又有着相当的难度。为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市场与农民的关系。南开大学的丁长清教授在其《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再探讨——国家、市场与农民》一文中，阐明了国家、市场与农民关系的具体内容，即：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农民；国家引导农民，农民是市场的主体，国家的根基；农民关系到市场的发育水平。具体来说有五个问题：1、国家如何适度干预市场；2、市场如何引导农民；3、农民如何适应市场；4、国家如何减轻农民负担；5、农民如何为国家做贡献。最后他强调，实现国家、市场、农民的良性互动，才能使得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农民富裕、国家强盛。

就农村的具体市场而言，河北大学的黄正林教授做了《关于西北农村农村市场》的报告，他以西北地区这个比较特殊的区域为范围，利用了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这一区域近代农村市场进行了长时段细致地考察。报告更多地侧重于经济层面，不仅对农村市场主要形式如共同性市场集市、庙会、特殊性集市如寺院类等作了深入分析，也对其集期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集市功能及其特点、专业市场、特殊产品类市场等问题作了较详尽的探讨，还对晚清民国农村集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作了总体性和共趋性研究，指出晚清到民国时期西北农村集市处于一种衰落的状态，其原因有二：一是周期性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人口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二是周期性的社会动荡和自然灾害对西北农村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三是地方军阀的横征暴敛，使得农民非常穷困。

三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之一是解决农村城市化问题，其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核心问题，今后20-30年我国农村经济的最大课题也正是如何将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这一课题的解决也需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线索。天津社会科学院张利民研究员在其提交的论文《城市发展与农民进城》中，考察了近代以来城市移民的特征与农民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近代城市人口的增长是机械性的增长。论者将近代以前后近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作了比较，指出：近代以前的移民潮呈现出候鸟式的季节性特征，农忙和春节时期则返乡，其原因是城市发展程度不够，导致了城市的容纳能力极为有限，进而制约了农民向城市的流动。近代开埠以来，移民季节性特征有所改变，移民定居者增多，此局面得益于近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城市的容纳空间，为农民的城市化提供了契机与保障。这种趋势与当代极为相似。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城市的容纳能力绐终有限。农民的流动趋向并非是指向其熟悉的环境，指向与他们居住地靠近的中小城镇，而主要向较大的沿海城市、工矿企业较发达的城市集中。这进一步说明城市经济的发展不充分，限制了城市的容纳能力，从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论者还就人口流动对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双重作用作了分析，对城市化道路的选择谈了自己看法。他指出：对城市而言，外来人口产生了诸如暴力、下层社会、城市问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对乡村而言，导致青壮年劳力的缺乏和土地的荒芜。要缓解这一矛盾，从城市的角度讲，则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扩大社会化大生产，使更多的农民冲破身份的束缚，转变为真正的城市人口。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姜月忠则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农村城市化的途径。他在《从过去上山下乡运动到新时期的下乡上山实验工程》论文中，侧重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动态考察，对两个历史阶段的上山下乡运动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作了对比分析，从文化传播视角和城市化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了两个“上山下乡运动”。他认为：对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不能全盘否定。面对城乡差别，需要将城市中的先进文化、理念向农村扩散，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事实上一定程度也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而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与过去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目的手段不同，其绩效也是不同的，表现出几个方面的新特点；一是新时期的下乡运动不是强制性的政府行为，而是在政府指导下民间的自觉行为；二、不是临时性的，而是正常的城乡交流活动；三、不是城市援助农村，而是城乡互动。其交流的内容中广泛多面的，不仅可以推动农村的全面发展，也为城市的展提供了极为广阔空间。论者还从实地考察某企业下乡工程的基础上，论证了在这一工程中如何将处于小农生产的农民组织成现代化企业的生产模式。他最后强调：新时期的下乡上山运动不完全是城市援助农村的行为，还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传统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理论仍把目光局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实城市化的重要一部分是城市人员、城市要素、城市资金、城市文化向农村扩散。这还有待于经济学领域、社会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以及从历史学领域寻找相关的佐证材料。

农民“离村”，是民国时期最引人瞩目的社会问题之一，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学界媒体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推进，这一现象再次纳入研究者的视野。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王印焕在提交的论文《民国时期农民离村问题解决途径的现代反思》中，将民国时期的农民“离村”与现在的民工潮在比较的视野中加以分析，认为民工潮集中体现着三农问题，农民离村问题长期困扰着国家与社会。如何使之走上合理有序的轨道，不但是历史问题，更是现实问题。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农民离村问题采取过多种举措，不能说没有成效，但都没有解决根本。农民离村问题的症结不在离村本身，而在离村的原因与政府的治理方式。民工潮形成的原因是由于农民收入与城市的差距、工农差别以及城乡差别，而非西方国家现代意义上城市工业发展的需求。地方政府把农民外出当作致富的途径，往往采取鼓励的政策。由于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充分，导致了城市不能接纳所有的民工。流入城市的农民除体力劳动外，毫无其它生存的技能，且农民流入城市带有相当的盲目性，流入成员不能充分就业，即使就业的农民，在人身安全与工资问题上还会经历重重磨难。民工问题体现着“三农”问题。如民工子弟的教育问题，民工的医疗、卫生与社会保障问题，民工的待遇问题，都是“三农”问题的主要内容。中国乡村农民外出的解决需要以其他问题作为前提与凭借。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妥善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合理安置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异，提高文化素质，控制人口数量，等等。

针对农民城市化、改变农民的职业身份问题，有学者提出了异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夏明方教授认为，农民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消灭农民为出发点，除社会生态原因外，也还有文化传统的问题。他提出能否想出一个既不离土、也不离乡的方法，保住农民的职业身份，同时推动农民向前发展。他还强调：如果一味的想要“消灭农民”，其成本在中国可能是无法估量的。农民一旦消灭掉，社会生态环境恐极度恶化，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也会断裂。因此，除城市化外，中国农民和农村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选择？

四

目前中国农民缺乏自己的民间组织，使得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如农民缺乏代表自己的组织，很多权益则无法保护；没有合作组织，造成贷款困难；更重要的是没有民间组织，乡村文化习俗无法得以传承，乡村社会无法良好运行。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在其提交的论文《私塾的衰落与乡村话语权的消灭》中，以乡村私塾的作用为例，强调培育民间组织的重要性。他指出：相对农村社会，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全能组织，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几乎没有任何中介——民间组织作为农民的代言人，农民是作为一个一个散乱的个体直面国家的，而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国家的扩张。因此，不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不培育民间组织，农村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地解决。他对某一地区尚存的古代意义上的私熟经过实地调查，矫正了一些过去对私塾功能不全面的看法。过去认为，废除科举，私塾衰亡，一方面导致了农民的师资力量的下降，另一方面使得乡村精英的流失。但在实地的考察中，发现以前严重低估了私塾的地位，在实际生活中乡村真正的文化核心是私熟。私塾不仅仅是传授课业的场所，更承担着维护与承接乡村礼俗的功能，这一系列习俗恰恰构成了乡村文化的核心，是使乡村社会得以运转良好的重要组织形式。民间社会的存在，是农民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论者最后强调：要想减少国家对农民的伤害，就得在国家与社会的框架下重新培育农村的民间社会。

对于农村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正负作用效力，始终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南开大学副教授张思在《一个村庄共同体的五十年——外来压力与内部习惯》一文中，利用了大量通过实地考察搜集到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传统文化在乡村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他认为，解放以后的50年，国家对乡村的压力、渗透、扩张是空前绝后的，从、、四清运动等一系列运动，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社会意识，在其收集的农民的自述记录与来往信件中显示，国家对农民的控制已深入农民的灵魂。此外，各种收据、签单则表明国家对农民经济活动的控制程度也达到相当程度。而另一方面，在外来的压力下，村落内部传统习惯的作用力仍有相当的持续性，如村中保留的时期的分家单、换契单，实证了农村中的很多经济活动仍延用传统的形式。作者最后强调：如何用对立统一的视角来观察国家的变革与农村传统的关系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对于乡村社会的社会分层，过去的研究往往人为地将社会结构中不同的群体通过阶级区分法区分为地主与农民两大对立阶级。山东大学刘平教授在提交的论文《重视乡村边缘群体的研究》中，提出不同的观点。论者首先从边缘群体的概念入手，指出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的社会群体是农民，或者说自耕农。这一群体是乡村社会的主流群体。由于各种内外复杂动因，主流群体分化重新整合，部分农民向上流动而成为地主、士绅官僚或大商人；部分农民则向下流动，成为流氓无产者，土匪等，从而构成了边缘群体。论者进而又提出用同心圆概念来描述传统社会的结构层次。就乡村社会而言，他认为地主、农民是主流群体，流氓无产者是边缘群体，这一结构的稳定性极差。社会结构人群的观念趋向于主流群体，这就造成了现实与观念的心理落差，成为底层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论者认为学界对边缘群体的研究有所忽视，应从四个方面展开对边缘群体的研究：一是游民，如光棍、流氓；二是江湖人物；三是土匪、强盗；四是秘密会社、宗教组织。

五

就“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实质、演变趋向与解决办法，学者们还谈了总的看法。南开大学王先明教授在其论文《历史学视野下的“三农”问题——历史的沉积与现代趋向》认为，“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现实问题，而根本上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在30年代，《东方杂志》关于乡村问题关注的历史演进其实也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历史记录。虽然表现形式不同，时代特征有别，但根植于农村、农民、农业所形成的“三农”问题对于社会发展的根本性制约，却有着惊人的“历史相似”。困扰当代社会发展的“三农问题”有着近代以来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当然，也是近代历史进程中人们所曾着力解决的问题。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变迁的凸现可以说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出现的历史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乡村问题，必然是超越乡村本身的问题。回观历史，并将当代三农问题置于近代历史进程中审视，才能够厘清其形成、演变的趋向，也才可以认清其时代特征。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庄维民则在其《对农村问题的实质、缘由、出路》论文中，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的困顿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近代以来，人们始终围绕着地权问题在争论。80年代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在一定程度了解决的土地产权问题，使农业生产在一段时期内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这一发展并未得以持续，20年以后，农村的各种矛盾再次凸现。因此，农村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地权问题，也不在于采取何种措施减轻农业负担，保护农业的发展问题，而在于如何改变农业物质文明系统，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身份地位的问题。他提出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加速城市化发展，以城市文明系统改造农业文明系统，“消灭农民”，终结大部分农民的现状。他还强调研究农村历史应从长时段宏观的眼光看待农业物质文明，追溯农村问题的各种诱因，探寻对农村问题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公务员之家:

农史范文篇4

我们所知是如此。按照这个标准，史事和‘现状’之‘发生学的关系’愈深愈重要，故今通史家每以详尽略远为旨。”因此，由现代回观历史，从历史审视现代，就成为现代史学一个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三农”问题即是如此。

首先，“三农”问题虽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则是一个历史问题。根据现代化经典理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和乡村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乡村将面临严峻的挑战：是生存还是毁灭，是衰败还是复兴，是遗弃还是重建……任何走向现代化的国家都必然面临并必须解决这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正是在现代化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在古代，社会是乡土社会，农业是主要产业，民众主要是农民，以农耕文明为特质的均质性社会按照自身的逻辑演绎和发展。因此，农村、农业和农民并没有成为古代社会的重要问题。只是随着以工业文明为载体的工业、城市和工人等现代文明因素的出现，与传统农业文明密切相关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才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

虽然中国迟缓的现代化进程远不及西方那样对传统的乡村社会形成强劲的冲击，并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结构，但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剧变中，乡村社会所受到的冲击和沉积的矛盾已经是前所未有的了。故有人指出，民国以来的中国社会进程实际上是中国农村经济崩溃的过程，是中国广大农民贫穷化的过程。旧时代的矛盾依然存在，新的社会矛盾又闯了进来，再加上外国侵略和天灾人祸诸种因素，农村问题遂成为引人注目的大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农村危机’、‘救济农村’成为非常强烈的呼声；‘复兴农村’、‘乡村建设’、‘农村改进’、‘改革土地制度’成为一股强劲的浪潮。那时在几乎所有政党政派的政治纲领中，都有关于农村土地问题的主张。

农史范文篇5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强调要“坚决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县化健康发展”，并且从“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等五个方面深刻论述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

国内外观察家评论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的提出，将成为破解“三农”难题的历史拐点。“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则概括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勾勒出一幅令人向往的现代农村的美丽图景。

如何更加深刻地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本刊（《支部生活》杂志）记者专访了专门从事“三农”问题研究的河北省委党校孟志中教授。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在于破解“三农”问题

记者：“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时代就有的提法，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央文件中也多次出现。我们现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的高度，有专家说这是与我国发展战略重大转变相一致的深化改革的新提法，但也有人说是对过去的重复，您怎么看？

孟志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自1956年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一直使用的日常语言。只是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三农”问题的日益凸显和突出，人们才更多的使用了“三农”问题的术语。但是，这次《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绝不是要简单重复过去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许多错误做法，而是要“旧瓶装新酒”，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吸收了近些年党中央对于“三农”问题的思考探索和努力解决的实践尝试，融入了更多的时代新内容。

记者：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概念并不是新的，却有一个新的大背景？

孟志中：是这样的，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作出了“两个趋向”的科学判断，即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我国的工农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改变的关键点上，这就是新的大背景。

记者：十六大上，中央提出解决“三农”问题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了“五个统筹”最前面；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指出中国已进入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清晰的脉络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质就在于破解“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

孟志中：没错。“三农”问题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矛盾，即在不同的历史过程——商品化、市场化、城县化、工业化、现代化——的矛盾在当今时代的融合。沉重的千年历史包袱压在破旧不堪的传统农村经济这辆旧车上，必然使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而加入wto又增加了这些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同时，“三农”问题又是我国正处于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转型时期所不可避免的“阵痛”。为了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就要实现农民价值取向从自给自足型向市场开放型转变，农村产业结构从分割孤立型向联合互动型转变，农业经营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农业生产者技能从生产型向经营型转变，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完善基础设施、推进体制创新、加强支持保护、构建服务体系、注重引导示范等方面发挥作用。这种转变是脱胎换骨式的转化，转型时期的痛苦和艰难正是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体现，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破解“三农”难题，构建和谐社会。

记者：按照您刚才的理解，可以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标志着党中央在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那么，现在的思路和过去的思路有什么主要区别？

孟志中：过去，人们对于“三农”问题的探讨，常常是就“三农”问题谈“三农”问题。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和探索，党中央国务院在破解“三农”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条明晰的思路。这条思路就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在这条思路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当前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物质文明基础；乡风文明、村容整洁体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管理民主是新农村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则强调了我国农村幅员辽阔，东西南北差异极大，新农村建设只能从各地实际出发而不能搞绝对同一的模式；尊重农民意愿，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依靠力量是广大农民自己。这就从过去单纯地应付困难问题转为主动出击，在建设中克服问题，化消极为积极，化被动为主动。同时，这也意味着从孤立的破解转为全面的建设，破立结合，从而更全面、更具体地把握了我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是一个完整的时代新范畴

记者：简单地说，“三农”问题是指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孟志中：单纯的农业问题是个经济学范畴。作为单纯经济问题的农业问题，其范围包括土壤耕作、作物生长和收获、家畜饲养以及农产品加工等问题。进入现代农业发展阶段，农业问题还包括科教兴农问题、农业工业协调发展问题、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业投入问题、农业信贷问题、农业工程学问题等等。

单纯的农村问题是一个社会学范畴。在我国当代，单纯的农村问题也就是农村的种种社会问题，如，农村家庭关系问题；农村道德转型问题；农民移风易俗问题；农村民族宗教政策问题；农村文化建设问题；农村人口问题；农村医疗卫生建设问题等等。农村的这些社会问题具有关联性，我们应当从整体上加以把握，通过揭示农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找到解决农村问题的方法。

农民是农村和农业的主体，因此农民问题具有综合性。单纯的农民问题是一个政治学范畴。我国自秦朝以来，每一个政权的兴衰存亡都与农民问题相关。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伟人无不同农民问题联系在一起。洪秀全是农民乌托邦政治的代表者和实践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是要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千年封建帝制，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阐明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始于、也成于农民问题的解决。历史一再表明，只有正确地把握中国的农民问题，才能着手解决中国的其他现实问题。谁能富有成效地解决一个时代的农民问题，谁就能大大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他也就能成为中国的历史伟人。

记者：表面上看来，“三农”问题应该就是中国在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能不能说“三农”问题是这三者的简单统称？

孟志中：在现代化进程中单方面的研究、单方面的措施很难解决单方面的问题，“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成为研究对象才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任何一个“三农”具体问题都可能具有农业、农村、农民的三个方面，它们牵一发而动全身，都会影响到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全局的发展，并且在解决的思路和操作上也必须从“三农”总体上着眼着手才能奏效，因而具有整体性和内在一致性的特征。

解决“三农”问题就是农业经济要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要富裕幸福，农村社会要繁荣稳定。而农村稳定离不开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农业要靠政策、靠改革、靠科技，要城乡统筹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农民富裕在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走农业产业化经营之路。可以说，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三位一体，是同一个问题的三个侧面，是立足于国家大局和宏观长远发展而言的时代新范畴。实质是一个问题，即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记者：既然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么，解决“三农”问题是不是也相应地需要采取综合的措施？

孟志中：是这样的。中国的“三农”问题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种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问题并发并且交错纠缠的“综合症”。正如有人所说，农村问题是个永恒的问题，与之相关联的因素太多，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解决“三农”问题，靠单纯的经济手段、政治建设或文化发展难以奏效，就是多种手段一起使用而不能协调一致，恐怕也会收效甚微。

记者：也就是说，“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孟志中：其一，关于完善农村政策和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对农业和农村投入的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要搞好乡村建设规划，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继续完善现有农业补贴政策，逐步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稳定并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根据自愿、有偿的原则依法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基本完成乡县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和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任务；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征地制度改革；深化农村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增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鼓励发展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党组织和基层政权建设，健全村民自治机制。

其二，关于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以及农村公共事业：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加快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重点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学生免收杂费，对贫困家庭学生提供免费课本和寄宿生活费补助；加强农村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基本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扶贫工程；发展远程教育和广播电视“村村通”；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引导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县有序转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乡村道路建设，发展农村通信，继续完善农村电网，逐步解决农村饮水的困难和安全问题。

农史范文篇6

见此消息，教人不胜喜悦。看完整个报道，下面直率地谈谈个人的意见和建议。

一、主流不是源

研讨会上，有人主张从已知推未知，顺着夏商周断代工程往前推。有的专家明确讲：从夏商周三展情况看，中原文化是主流，探源工程应把考古龙山文化研究作为重点。这与我国史学界有的专家"重河轻江"、"重黄轻炎"的思想类似：认为"结合古代传说来考察龙山时代各种文化，将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有进一步的阐发。"

诚然，"中原文化是主流"，主流是流，但源是否就在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

从这次研讨会上反映的这种倾向探下去，就会探出"黄帝是人文初祖"，可能将古史前移四、五百年，虽然离"中国五千年"也差不离了，但依本人多年研究的结果：炎帝才是我国文明史的鼻祖，我国文明的根源早在5200年前！

二、历史上的炎黄二帝

理顺炎黄关系，特别是摆正炎帝神农氏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我国文明探源的关键所在。

现在的历史课本上，是将神农与炎帝分开的，而将神农说的非常古远。然而，历史上的炎黄关系，《史记》里讲得相当清楚。太史公司马迁认为：公孙轩辕就是生活在神农氏末帝榆罔时期。由于时代局限，当时对神农的故实，文献中记述不多；而在民间流传的，夹杂了许多神光幻影，"荐绅先生难言之"，于是史太公"择其言尤雅者"而作《五帝本纪》，其中点明，公孙轩辕是生活在神农天子之世，只是当时"神农氏世衰"。

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在司马迁生活时期及其以前，已有不少学者讲过有巢氏"王天下"，燧人氏"王天下"，还有人讲"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等等，讲到伏牺氏，还有人讲他为"百王先"，是乎在伏牺以前，我国就已有"天下共主"的王，早已进入文明时代。司马迁卓尔不凡，他虽讲"神农以前，尚矣！"表明了他对古圣先贤的崇敬。但开篇时，却从神农氏写起，认定神农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只是"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尽管他在《吕氏春秋·上德》中见过："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正，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但由于他对神农史实不多见，致使他不无遗憾地说："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而将他对神农王朝的承认，直率地写进卷首中：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莫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行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轩辕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过去讲炎黄关系时，不少学者，引用以上的材料时常常斩头去尾，将炎帝与神农两词拼凑一起，没有仔细考察这个炎帝的真伪。而引用司空季子的黄炎之说时，也没有结合有关传说来辨析。

太史公讲的“轩辕之时”，是神农王朝已势衰、历经五百余年了。而轩辕之父少典氏是神农天子驾下的有熊国的诸侯，这时的轩辕兄弟，刚从乃父手中各分得"天下之半。"也就是汉代学者贾谊在《新书.制不定》中讲的"炎帝者，黄帝同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这个"天下"系有熊国的天下，而不是华夏；不少学者都说成全中国。这里还得指出的是，这时的轩辕不应称黄帝，他只是诸侯，称黄帝，是禽杀蚩尤以后的事。炎帝不是名号，是轩辕之弟的冒号。都不应称"帝"。当时的帝就是神农天子。

上面那段文章，可以分为三层（已用句号隔开）：第一层是讲当时的天下大势。神农王朝已势衰力竭，而对"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天子"莫熊征"。这时公孙轩辕一作诸侯，即以天下为已任，"乃习用干戈"并宣言"以征不享"，表明他对天子的一片忠忱。这里得强调，他要征的是背叛天子的"不享"者，因此对诸侯之间的侵伐，即使是"最为暴"的蚩尤，轩辕也"莫能伐"；这说明轩辕是讲原则的。

第二层是写阪泉之战。这一战不少史家说成黄炎之战或炎黄之战，都不对，理由同前。这是轩辕尽诸侯之道而大义灭亲，实践他的"以征不享"。

这件事由晋大夫胥里臼季最早讲出，他说"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异什么德？他说"异姓异德"。贾谊讲得比较清楚，他在《新书.益壤》中讲："黄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弟无道，黄帝伐之涿鹿之野，诛炎而兼其地。"就是说轩辕之弟自称炎帝，要谋朝，无诸侯忠君爱民之道。遗憾的是季子和贾谊等人都将称号、冒号作了名号，以致后世为此纠缠了两千年，使有些人将叛贼当了初祖，也有人说他是末帝榆罔。反怪太史公"行文不密致"。

这里顺便说几句：阪泉是涿鹿下面的一个小镇，故称"涿鹿之野"，与下面的阪泉之战是两回事。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真正的炎帝，不论是初祖还是末帝，都未遭诛杀，据《路史》载榆罔是被降封于潞。

第三层是写涿鹿之战。这次是因为"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他公然扯起反旗，轩辕又得"以征不享"了。传说蚩尤将末帝榆罔赶走，在涿鹿兴封禅，号炎帝。传说轩辕这时已被委以摄政，他能"征师诸侯"了。这场战争打得很久，很艰苦，但最终"禽杀蚩尤"。

沧海横流显出英雄；因此"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这时，他本可称炎帝了；但因前两个篡逆者将炎帝称号用滥，他本着少典农业氏族的特点，"以土德瑞"而称黄帝，以示继往开来，显出罕见的睿智。

三．寻根探源

上面讲了，司马迁虽然以黄帝开篇，但他认为是神农开统，他不仅在《吕氏春秋》里见过，此前的《周易》里早有"伏牺氏没，神农氏作。"的说法。但对神农的建国立朝，那时尚无材料，他只好阙如。就像被日机炸沉在长江里的中山舰；过去几十年都知水下有船，但无法得到。现在我们有条件了，前几年不是打捞出来了吗？时代不同了，有关伏牺、神农的故实、轶事，今天已积累不少；近几十年还发掘出一些有关文物；更重要的是有了破谜的钥匙--马克思主义。

据王献唐的《炎黄氏族文化考·伏牺考》载：伏牺原属山东泗水流域的华胥氏族，这里开化很早。伏牺主事时发展较快：不仅邻近氏族拥护，还向西发展越过泰山。在距今6500年前后，在陈（河南淮阳）定都，建立了最早的最大的氏族联盟。因其间有巍巍泰山，人称泰皇，称他们为泰族。因伏牺出自华胥，也有称华族的。从社会发展阶段看，当时已进入父权奴隶制时期，就是恩格斯讲的"父权支配着妻子、子女和一定数量的奴隶并且对他们握有生杀之权。"③的时期。

当华族在黄河流域放射出远古文明异彩时，夏族先民则在长江中游的夏（汉）水流域崛起。长江流域的巫山，是世界古人类诞生地之一，其下游夏水的烈山一带，则是古夏族聚居的地方。据龚焱、李顺忠两先生讲：

"五千多年前，随州烈山（列山）这一带，就生活着许多氏族、部落，根据史籍记载，有名的就有烈山氏、伊耆氏、有虫乔氏、有蜗氏等。"④这个烈山氏，就是很多史家讲的少典氏。桐柏山南麓有一列九条余脉，人称列山。古老的少典氏族在这里"烈山泽而焚之"，开出大片良田沃土，发展早期的水稻种植，列山因此名"烈山"，少典氏族的领袖被拥戴为天子，人称烈山氏。春秋时鲁大夫柳下惠展禽曾讲："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

这个柱，因精于农，人称神农，有关他的传说，今天沉沉淀很多，其中不少神话，但可破译，对这些，我在《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约20万字，书稿已成待印）里论述较详，这里只简单谈谈"一没一作"。

这"一没一作"，意义极大：这是讲一个野蛮时代没落、结束；文明时代兴起、诞生！这不只是在我国，也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

恩格斯曾说："邻人的财富剌激了各民族的贪欲"。

古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是"望天收"。传说在距今五千二百年前后，一场天灾迫使神农率领烈山子弟，跨过桐柏山，夺取富庶的中原。野蛮时代虽有战争，都只是氏族间的小打小闹；像神农这种大规模有预谋的突袭，此前没有发生过。华族虽是庞大的氏族联盟，这是松散的组织，无常备军。传说神农运用快速、火攻，采取避实击虚，以迂为直，出奇制胜等战法，因此当伏牺末代无怀氏被俘时，还认为是神兵天降。这"一没一作"，给后人留下"神农受命之初，了无关争"的印象，王献唐先生还说是"牺农一族"而"迭相为皇，顺理依分，不须兵戎相见"⑥。但战国军事家吴起却说："承桑之君，修德忘武。以丧其国。""承桑之君"就是伏牺无怀氏；说他"修德忘武"确有点冤枉：当时并无常备军，此前也从未发生过异族入侵啊！这是时代的悲剧。这却反映了神农代伏牺是经过杀伐争夺的。

恩格斯在讲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时指出："我们知道，对被征服者统治，是和氏族制度不相容的……氏族制度的机关必须转化为国家机关，并且为时势所迫，这种转化还得非常迅速地进行。但是征服者氏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军事首长。被征服地区对内对外的安全，要求增大他的权力，于是军事首长的权力变为王权的时机便来到了，这一转变也终于实现了。"

传说神农进陈以后，变随征军为常备军，其亲信成为大臣并以之为骨干建起机构，"以火德王"称炎帝，成立大炎帝国。于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起了统一两河流域的多民族的、文明时代初级阶段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首创东方的"两河流域"文明。

初期的繁难的建国重任，历史地落在了炎帝神农肩上。传说他分封烈山子弟到各地作诸侯⑧，对中原华族采取团结笼络政策，提出华夏一家，并自称华夏。对华族中那些能归顺、肯合作的酋长就地封侯，一时间出现上万诸侯。而对以伏牺无怀氏为首的近亲权臣则离析远迁，流放到西鄙三危（今陕甘一带），这些人在那一带繁衍的后裔，时隔势移，后人中还以为这些流放到三危的远祖就是始祖。对战俘降而为奴，对东逃的贬称为东夷。对其周边的后进的兄弟民族，则贬称为西戎、南蛮、北狄等等。

至于有人将伏牺看作东夷，将神农看作南蛮，甚至讲舜亦东夷之人，文王亦西夷之人等等，这是出于古代学者狭隘的地域观念，不符合历史实际。其实伏牺、神农、舜和文王等人都属华夏。

神农建国之初大抵如此；还有不少轶闻趣事，如神农造耒耜、神农祭泰山、宿沙之叛自平、神农伐补遂、神农娶华族少女听言禾为妃以及神农时期的种种文明等等，等等，《跨越时代的巨人--炎帝神农氏》一书中记述较详，不是这篇小文所能尽述的。

神农率烈山子弟，跨越桐柏，跨越野蛮时代，在距今5200年前，在中原融合华夏建立了大炎帝国，揭开了我国文明史的新篇章，我国文明的根源就在这里！

四、说与信史材料

我国早就传说有"两河文明"，可是被信使所忽略。而谈到炎黄，我们又不能不动用传说。

上十年前，在一次炎黄文化研讨会上⑩，有的学者提出要弄清楚源流，弄清炎黄其人其事。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炎黄二帝事迹是传说而非信使"，不能"考与不可考之处"。那次研讨会就在"不忘先祖，面向未来"中结束。

我们主张"穷源"。当然这只能尽量根据传说来说清炎黄是怎样的人，中华文明的形成与炎黄的关系等等。至于传说能否作为信使材料，这就要看我们如何对待传说。

一般的信使材料，都是指典籍所载。其实典籍所载，有的也是来自传说。如很多学者引用过的《国语·晋语》所载有关炎黄之说，也不是司空季子的亲历、亲见。只是他亲闻而已。季子所闻也是经过了二千多年、辗转很多人之口；其中若有一个环节上的误传或误听，或者他自己误记甚至胡编，就会造成以讹传讹，贻害后代。

农史范文篇7

一、现代性的社会学视域与《讲话》的价值观照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视域，颇多争议。依照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对于现代性的认知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则，人们常常把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或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的总体来谈论。他们把现代性置于这样的日程中：现代性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或幼稚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于是，他们开始发出追问，现代性是否构成“启蒙”的继续和发展，或者是否应当从中看到现代性所造成的某些基本原则的断裂或背离。二则，福柯说“：我自问，人们是否能把现代性看作为一种态度而不是历史的一个时期。我说的态度是指对于现时性的一种关系方式：一些人所做的自愿选择，一种思考或感觉的方式、一种行动、行为的方式。”〔1〕在此，我们或许应该对现代性的解读选取一种比较宽泛的视域。它可以是前者，即一个时代、一种制度，或一个历史时期的范畴，更多是表现在社会内容方面，诸如，政治方面的世俗政体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积累，社会层面的劳动和性别分工体系的形成，文化层面的宗教衰落与世俗物质文化的兴起等。它也可以同时是后者，即一种态度、一种思想、一种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并更多地表现在文化、文学等领域。于是，我们的现代性思考便进入了社会学思考和审美思考两个视域，或者两个视域的交织互补。社会学视域把我们的文学思考引向了一个更为宽阔、更为开放的天地。安东尼?吉登斯在阐述现代性的体制维度时说，大多数社会学的理论总是倾向于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某种单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体制性关系。即，它到底是资本主义体制，还是工业化体制？面对这样的争论，与其去寻找或争论，毋宁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作是包含在现代性体制维度之中相互区别的两个“组织性群集”，“正如欧洲社会所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联合导致了人类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转变。”〔2〕我们当然不是要具体地讨论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的体制维度或生产过程，但这种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视域，不同于那些抽象化、学院化的学理思考，它携带着十分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它注重于社会体制变化、社会发展历程及其影响的思考，表现出鲜明的价值立场和社会态度。用社会学理论的现代性体系维度来审视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的历史，自然会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提升其学理认知的批判性和反思性。如此而来，对文学史中的理论思潮、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就不会局限于某种单一的思路和方法，而是携带着更多的对社会文化实践的直接反思。于是，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研究也就有了更为广阔的跨学科视野、更为博大的社会文化参照，和更为深刻的理论性、“反思性”的认知层面。如塞德曼所说“：社会理论通常采取了广义的社会叙事形式，他们讲述了关于起源和发展的故事以及关于危机、衰败和进步的故事。社会理论通常是和当代社会冲突和政治争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叙事的目的不仅是澄清一种实践或是社会构造，而且还要塑造它的结果———也许是通过赋予一种结果以合法性，或是用历史重要性来影响某些行动者、行为和机构，却将恶毒的邪恶的性质归因于其他的一些社会力量。社会理论讲述的是有现实意义的道德故事，它们体现了塑造历史的意愿。”〔3〕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程和社会文化实践的视域来解读《讲话》，我们可以确凿地认定它是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历程中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讲话》的基本精神和历史功绩在于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文艺创作的方向问题和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第一，文学发展的方向问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讲话》总结了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特别是革命文学发展的基本经验，明确提出文学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它系统而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明确解决了中国文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立场问题。说“：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4〕关于人民大众的具体内涵，又具体地解释，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是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第二，是文艺发展的道路问题，《讲话》紧密结合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和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明确指出中国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道路，是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深入现实生活、深入实际斗争，深入工农兵群众之中，既转变思想又获得创作源泉。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5〕时至今日，如何来认知《讲话》的基本精神呢？从社会学的理论和现代性的视域出发，现代性作为一种时间的存在，是始终处于变化之中、永远未完成的过程。波特莱尔“用现代性来意指处于‘现时性’和纯粹即时性中的现时。因而，现代性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悖论式的可能性，即通过处于最具体的当下和现时性中的历史性意识走出历史之流。……在波特莱尔那里现代性不再是一种给定的状况，认为无论好歹现代人都别无选择而只能变得现代的观点也不再有效。相反，变得现代是一种选择，而且是一种英勇的选择，因为现代性的道路充满艰险。”〔6〕无论是中国现代历史的政治变革、社会变革，还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都不可避免地置身于这样的现代性的矛盾存在和现代性的时间流程之中。《讲话》作为中国新文学现代性追求过程中的里程碑，既是紧密地根植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社会合理化进程中的工具理性世界之中，又是在以一种“英勇的选择”的姿态，以诸种“美的事物最新近、最当下的形式”积极从事着一种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伟大“救赎”。即，《讲话》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历史必然产物。

二、革命文学历史演进中的矛盾困惑与《讲话》的基本精神

从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发展的纵向历程中，可以看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题材主题、人物形象、语言形式等方面的选择和表现，与作家自身、与表现对象、与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存在和发展规律。在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旗帜上赫然地书写着两个口号：“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口号在当时主要指向“人”的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表现的一个主旋律。在当时，这种“人”的个性解放，主要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个性解放。如鲁迅所说，“新的智识者登了场”〔7〕，他们取代了古代文学中的勇将策士、才子佳人，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人公。“平民文学”口号的提出，表明五四新文学从其诞生之日就开始把目光投向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比西方文艺复兴更为深刻的地方。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作家，对农民的命运表现了特别深切的关注。在鲁迅等人的新文学作品中，农民第一次成为文学主人公，这是伴随着的社会转型而来的中国文学史上破天荒的变化。但是，这些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们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其文学表现的题材主题、情节冲突包括语言形式都可以选择农民的生活、农民的故事，他们的立场、情感以及思维方式却始终无法摆脱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视角。于是，五四时期文艺思潮的真实状况是，高高飘扬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旗帜下面，读者对象、服务对象，基本上还都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

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文坛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左翼作家强调，必须把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作为文学的服务对象和表现对象。从革命文学的发展立场来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的提出，同“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相比，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但由谁去表现呢？30年代的文学实绩证明，表现工农群众的人仍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的立场感情、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仍然都是小资产阶级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作家自身知识分子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态度、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文学宗旨之间的矛盾，这是新文学现代性发展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新的历史性矛盾。这种矛盾，在外国文学史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都未尝出现过。这种矛盾也并不是存在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所有的作家作品之中，例如巴金的作品中就没有这样的矛盾产生，因为巴金是站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上表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且是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服务的，在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中，作家的生活立场、情感体验与服务对象、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一致的。但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面临着这样的巨大矛盾：作家的思想立场、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形成不可回避的矛盾。很显然，能否正确认识和科学解决这个矛盾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能否继续发展的关键。令人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里，人们都无法找到解决这个重大矛盾的方式方法。

在30年代初，以创造社、太阳社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认为，作家只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可以宣布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可以立刻“突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这其中并不存在立场、世界观、思想感情的改造等基本过程。同时，他们还强调，文学创作不需要重视生活体验，作家只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的概念，去写工农生活，就可以创作出表现无产阶级现实生活的作品，这是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因此，无论是以蒋光慈、郭沫若、阳翰笙、钱杏邨为代表的革命文学派，还是以茅盾等人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这些作品中的人物穿的衣服是工农的，思想感情则是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随后“，左联”展开了“文艺大众化”讨论，抗战时期又有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这诸多问题的努力显然都是在寻求解决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问题、途径问题，他们或者认为矛盾在于工农本身思想文化的落后愚昧，或者认为矛盾在于作者语言表达的形式不够通俗。及至40年代，在延安解放区，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和小资产阶级态度与表现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依然没有得到解决。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问世。把《讲话》回归到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历史位置和历史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面对中国文学理性启蒙的现代性发展历程，它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责无旁贷地承担着规范、指导新中国文学实践的历史使命。在工农大众已经局部掌握政权，开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获得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讲话》第一次明确地揭示了新文学作家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感情、生活体验、艺术趣味与表现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历史要求之间的矛盾，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解决这一矛盾的正确途径：作家在深入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的过程中，一方面熟悉工农兵的生活以其作为创作的源泉；另一方面解决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立场态度问题，以最后达到作家的生活体验、思想感情与表现对象、服务对象的统一。在《讲话》中提出的作家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长期存在的而又未能解决的基本矛盾，解决了新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性结症。因此，《讲话》一经发表，革命文艺工作者豁然开朗，解放区文学面貌焕然一新。如何其芳说：“新的艺术开始真正为广大的工农兵所享有，推动了群众斗争的实际，而又因之开始了改造艺术自己。”〔8〕在《讲话》之前，知识分子的“自言自语”并没有使中国底层的大多数民众获得启蒙，但是在《讲话》之后，包括一些精英在内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们大都从五四时期提倡的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转向了现代政治的理性启蒙。《讲话》精神的理性启蒙作用使个体意识与集体意识统一、个人话语与民族话语相融合，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思考逐步扩展到民族国家现代性建构的完成。有学者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40到1942年传统，在延安形成了一股带有强烈启蒙意识、民族自我批评精神和干预现实生活的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迥异的文学新潮。”〔9〕

三、解放区文学面貌的变迁与《讲话》的前后

从《讲话》发表前后延安解放区的文学面貌的历史性变化来看，《讲话》在新文学发展历史的现代性追求中，其“现时性”的意义同样是重大的。第一，《讲话》导致了文艺队伍发生的变化。《讲话》以后，在解放区大致有三种类型作家群体的创作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种类型是30年代的青年作家，他们在20年代或30年代已经在文坛上初露头角。《讲话》发表后，他们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创作上获得了新的突破。例如，丁玲，五四时代以《莎菲女士日记》轰动文坛，随后又写作了中篇小说《韦护》《水》和《奔》等作品。《讲话》后，丁玲参加了河北地区，写作了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此时丁玲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度，标志其现实主义创作走向了成熟。与前期作品相比较，她更加侧重以纤细的情感和笔触，去捕捉在历史巨大变革时期人们心灵的颤动，作品满腔热忱地描述了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新生活、新精神。周立波也是30年代进入文坛的，《讲话》后参加了东北，写作了《暴风骤雨》等优秀作品。刘白羽在1937年写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草原上》，《讲话》后随第四野战军转战，写了《无敌三勇士》《政治委员》《火光在前》《为祖国而战》等。第二种类型作家群体是农村中的知识青年，他们出身于农村，大多具有初、高中文化程度，在《讲话》指引下，他们由爱好文艺的青年逐渐成长为优秀的人民艺术家。例如，赵树理，是农村出生、农村中长大的文化工作者，长期致力于农村通俗化、大众化的文学创作及宣传工作，《讲话》后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重要著作。柳青是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讲话》后在米脂县乡政府当了三年文书，写了《种谷记》。孙犁在晋察冀边区从事教育、编辑工作，写了《荷花淀》。第三种类型作家群体是工农兵作家，这是从社会底层的工农大众之中直接培养出来的作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工农作家。例如，马峰、西戎，都出身陕西农村，高小未毕业就参加了八路军，在宣传队当宣传员，后来到延安鲁艺文艺干部训练班学习，后又到报社学文化当编辑，边学习，边写作，写了《吕梁英雄传》等作品。这三种类型作家群体及其在创作面貌方面的变化，说明在《讲话》指引下，出现了一批新型的文学艺术家，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三代作家，他们具有与第一代、第二代作家完全不同的新特点，或者说，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性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些在《讲话》后获得新面貌的作家群体不仅熟悉社会底层的生活，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与工农兵融为一体。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是第一次从根本上改变了作家对自己的表现对象、服务对象———工农兵不熟悉不了解的状况，作家的思想感情、生命体验第一次和自己的表现对象获得了真正的统一，他们与人民群众特别是生活在农村田间地头或被封建地主恶霸压迫下的农民保持着最密切最深刻的血肉联系。这些第三代作家群体不仅只有一个作家的身份，很多人还同时以党的实际工作者身份活跃在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他们不仅是生活的观察者、描写者，而且是革命斗争的实践者，是大众生活的创作者。第二，《讲话》导致了文艺创作面貌的变化。由于作家队伍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坛创作趋向、创作实绩的变化。在《讲话》发表后的解放区文学作品中，工农兵群众获得了真正的主人公地位，工农兵以及生产劳动斗争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描写对象。在这里，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主题下的那种被侮辱被损害的形象，而真正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推动力量，他们作为历史的主人公出现在作品里；也不再是被作家同情、怜悯的对象，而是被作者热情地讴歌、倾注着理想、赋予着美感了；他们的形象也不再像30年代革命文学中那样空洞无力、简单苍白了。同时，作家在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之后，第一次认真地研究工农兵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感受，研究工农兵喜闻乐见的艺术风格及工农兵的语言形式。这就导致了文艺创作的表现形式、艺术趣味以及语言风格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是一种更加趋于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发展变化。例如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三仙姑、二诸葛，孙犁笔下的水生嫂等具有鲜明个性特征、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可以说，《讲话》后，解放区文艺的工农兵形象描写，达到了一种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前所未有的新水平。第三，《讲话》也导致了读者受众接受的变化。文学艺术本身革命性的变化以及工农兵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初步翻身，导致了文学艺术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之间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新文学作品第一次为广大工农兵群众接受，为他们所喜闻乐见，如新歌剧《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赵树理小说等都不胫而走，广泛流传，这是五四以来新文艺第一次真正回到人民群众之中。另一方面，人民群众自己也参加了新文学艺术的创作。在《讲话》后的解放区，出现了群众性戏剧创作和群众性诗歌创作的高潮，涌现出一大批民间艺术家，如孙万福、李有源、韩起祥，以及部队里面的毕革飞等。这样的民间艺术家和群众性文学艺术在如此的广度和深度上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也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四、新文学发展的现代性历程与《讲话》的研究

农史范文篇8

关键词：战国商鞅农本思想激励政策

战国时期，商鞅在秦国的改革是最为彻底的。它不仅使秦国实现了由弱变强的重大历史转折，而且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政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商鞅变法后，不仅使秦国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而且为中国第一次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他的农本思想与对农业的激励政策所起的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商鞅（前390～前338），又名卫鞅、公孙鞅，商鞅乃因其后来的封地而得名，是先秦法家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李悝的法制思想，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特别是以法治为依托，通过各种激励杠杆的运用，实施以强化农战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成效卓著，影响深远。成为我国先秦时期，以法治国，强化农战，富国强兵，大见成效的典型，具有划时代意义。

一、以农为本的战略思想

在中国先秦法家的经济思想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农业的基础地位与作用，商鞅的思想观点是最为明确和突出的，也是最为深刻和富有哲理性的。他指出，“国之所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商君书•农战》。“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商君书•去强》。“壹务则国富”，“田荒则国贫。”这里，商鞅把农业看作是国家和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农业发达，国家兴旺，农业贫弱，国家衰亡。由于中国古代的产业结构比较简单，农业是最基本的战略产业和基础产业，作为政治家的商鞅把发展战略集中在农业上，是符合当时形势发展需要的。战国时期，社会处于激烈动荡的兼并战争年代，在这种背景下，发达的农业和强大的军队，是治国平天下的首要条件。由此，商鞅认为，重农治军，富国强兵、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发展战略。所以，他的一切改革措施，都是围绕强化农战进行的。一方面，他以法制为后盾，通过采用财税杠杆和各种专一于农战的措施，强化了农业，发展了农业，壮大了军队，使国家财政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因为发达的农业，增加了国家的财政积累，为军队提供了充裕的军费。而军队征战的胜利，又增加了国家的战争收入。另一方面，他又用财税杠杆，有效地强化了农业和军队。

首先，商鞅特别强调了农业是富国之本，治国必须实施专一于农业的发展战略。他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全力以赴地抓紧抓好农业，就会在争霸斗争中无立足之地。“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商君书•农战》。他认为，发展农业，国家首先要从政策上使农民专一于务农。“事本不可不专”《商君书•农战》。他强调“令民归心于农，是圣人的治国之要”。他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能否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农业的强大，而农业能否兴旺发达，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农业的从业人数，“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商君书•农战》。为此，商鞅充分发挥了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农业的有力措施。其基本精神是，根据农民求利的欲望，国家采取鼓励和强制相结合的办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并以严明的赏罚使松散的农民专心于务农，使懒惰的人勤于农业，最大限度地提高农业的生产经营效率。

二、激励农业发展的土地政策

井田制是奴隶社会土地国有制的表现形式，到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缺乏激励机制的土地模式，已基本上失去了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商鞅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为田开阡陌封疆”《史记•商君列传》。打破旧的国有性的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市场转让，这不仅对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经济基础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调动社会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力，有重大的激励作用。在当时奴隶制走向衰亡，封建制进入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封建土地私有制所激发出来的发展农业的生机与活力，其速度与效率，是衰亡的井田制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商鞅从制度上与政策上打破井田制的束缚，确立具有激励机制的封建土地私有制，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重大改革措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商鞅推行的封建土地私有化的制度改革，是对旧的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曾引起后世推崇井田者的非议。董仲舒认为土地兼并就是由商鞅“废井田，开阡陌，民得自由买卖”引起的(《汉书•食货志》)。王莽也持类似看法。由此看来，对商鞅的土地政策在历史上持有异议，但从历史发展规律与当时实施的效果上考察，商鞅的土地制度变革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是基本应当肯定的。确立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合法地位，商鞅做得最为明确而彻底。这是对李悝“尽地力之教”的深入发展，它解决了如何从改革生产关系上调动人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用率的问题。李悝只强调人的勤谨对地力的影响，但怎样才能使人的勤谨发挥出来，李悝的政策措施并不十分明确，商鞅进一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旧的井田制无法“尽地力”，劳动者没有积极性，商鞅这个办法，从地权上解决了“尽地力”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商鞅还采取各种办法，使农民勤劳起来，提高农业生产。另外，确认土地私有制，固然首先对封建地主有利，但也同时有利于调动自耕农的积极性。这就使国家经济、政治建立在新的封建农业生产关系的基础之上，从而可以更好地发挥农业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作用。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是在不触动井田制的条件下，通过税率与土地的质量与产量挂钩，体现一下农税的公平与效率。“初税亩”只是把田赋扩大到私有土地上，仍然保留着旧的土地关系，而商鞅则既改变了旧的经济基础，又采取了一系列的促进农业发展的激励政策与措施，商鞅的思想与政策，比管仲的“相地而衰征”和鲁宣公的“初税亩”要深入得多。

三、以财税和价格杠杆激励农业

在春秋以前的统治者中，大多注重财税对保证国家机器运作的作用，对财税调节事务特别是农业发展的杠杆作用是认识不足的。从春秋战国开始，特别是战国的政治家，不仅明确认识到财税和价格杠杆对影响事物发展的作用，而且从政策措施上把它自觉的运用到对农业发展的激励中来，其中商鞅在这方面作法尤为突出，并很富有成效。可以说，商鞅从思想上、制度上与政策上进一步强化了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

以财税手段奖勤罚懒，是商鞅促进农业发展的重要的激励政策之一。凡勤于耕织、生产粮食和织帛多者，可以免除徭役；对懒惰、经商和游手好闲或不务正业而贫穷之民，国家不仅不给以帮助而且要收容为官奴婢，强制从事各种劳动。是谓“大小僇力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徭役是国家根据需要对劳动力的无偿占用，以免除徭役为手段鼓励耕织，这对社会特别是对农民是很大的激励。与此同时，减轻农税，提高粮价，增强务农的社会地位和积极性，也是商鞅激励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商鞅认为，农税重，直接影响到农民的收益，进而影响到农民务农的积极性。“禄厚而税多，食口众者，败农者也。”《商君书•垦草》。只有减轻农税，做到“征不烦，民不劳”，才有利于稳定农业，达到“业不败，草必垦”的目的。为此，他把“赀粟而税”作为促进农业的一个办法，以粮为税，以迫使那些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人转而务农，否则就会在国家税收的压力下处于更加困难的地步。另外，粮食的价格也直接关系到农民收益的大小，对农民种粮积极性有很大影响，他明确指出，提高粮价有利于鼓励农民，限制不农之民。“食贵则田者利，田者利则事者众”《商君书•外内》。为此他提出了提高粮价的改革措施，增加农民收入，使更多的人乐于从事农业，并以此使“籴者不利”，于是“市利尽归于农”《商君书•外内》。

商鞅还主张以粮取爵，以此作为一项激励农业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有利于充实国家财政。“粟爵粟任则国富”《商君书•去强》。这样既推动了农业的发展，又增加了国家的粮食积累。以粮换爵始于商鞅，后来发展为秦汉定制。

限制工商，强化农战，也是商鞅强化农业的重要举措。商鞅虽然不否认商业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但他从重农的角度出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所看重的是农商关系在发展中对立的一面。“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商君书•去强》。但他认为商业是非生产部门，用力少，获利多，“商贾之事佚且利”《商君书•算地》在他看来，商业的发展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是主要的，重农必须抑商。认为商业发展有损于农业。“农少商多贵人贫。”《商君书•去强》。因此，重农就必须抑商。抑商的主要办法首先是以重税抑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以其食口之数，贱而重使之。”《商君书•外内》。对有损于务农的消费品如酒的税收更重。“令其十倍于朴”，即酒税为其成本的十倍。其次，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使商“无得粜”，堵住了粮商谋利的渠道，从而使粮食经营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与此同时，还规定，商人和社会无业游民只能以高价向国家购买口粮，使这些人感到“食贵，籴食不利”以转而从事农业。为了强化农战，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商鞅在改革中，竭力限制一切不利于农战的思想和行为。他规定，富者不得随意动用农村劳力为其大兴土木，修建房屋和其他各种设施。农户有多劳力不事农者，国家要征发徭役。禁止富者到农村闲住和游览观光，禁止读书人到乡下讲学，以防止农民受到消极影响而“怠于农战”，造成“田荒而兵弱”的不良后果。

四、实行因地制宜的人口管理政策，稳定和发展农业生产力

商鞅极为重视强化人口管理在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主张根据国情，因地制宜地采取相应的人口政策，并以此保证农业劳动力的稳定。“故有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来。”《商君书•算地》。而当时的秦国正处于人多地少、“人不称土”（《商君书•算地》）的状况，因此，必须加快人口增长。其办法是，一是以财税杠杆加快人口的自然增长，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二是以优惠条件引进人口，提出凡迁入秦国的人口，由官府安排住房，免其三代的赋役。“利其田宅，复其三世”《商君书•徕民》。出于发展农业，征发赋税徭役和强化社会管理的需要，商鞅极为重视人口的调查登记，使“四境之内，丈夫子女，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商君书•境内》。并把壮男壮女，老弱病残加以区别，列出“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他认为，富国强兵必须对人口及其有关情况有准确的统计和掌握。“强国知十三数：境内仓口之数，壮男、壮女之数，老、弱之数，官、士之数，以言说取食者之数，利民之数，马、牛、刍藁之数。”《商君书•去强》。并以此作为治国的基本依据。在重农抑商、强化人口管理的基础上，商鞅实行农战结合的方针。他把农放在战的前边，说明他了解到军队的强大必须以农业的发展为基础。他把军队与农业相提并论，说明了军队对当时国家存亡的重大作用。为此，他把勤于务农和当兵打仗荣立战功作为取得名利的唯一途径。“民之欲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战不免。”《商君书•慎法》。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境内之民莫不先务于耕战，而后得其所乐”，做到“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商君书•算地》。使举国上下致力于耕战的奋斗中去。

五、从名利的分配上，激励农业发展

商鞅对旧势力享有的财政分配特权采取了比李悝更为彻底的否定态度。废除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制度，而以从事农战功劳的大小确定相应的财政特权。旧贵族如果在农战方面无功于国家，则不得列入享有国家财政优待的册籍。“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史记•商君列传》。这就等于取消了旧贵族享有的世封世禄。在打破旧的等级制的同时，按是否在农战方面有功于国家为标准，确立了新的封建制的财政分配标准。“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贵无所芬华”，“明尊卑爵籍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史记•商君列传》。按军功论田宅，不仅是对财政分配上的重大变革，同时更有利于激励农战的发展，增加秦国征战上的财政收入，并为新兴地主阶级按新的标准享有财政特权、登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商鞅的这一改革不仅有助于地主阶级上层通过军功取得名利，同时对于一些下层人民来说也提供了提高名利地位的机会。凡专一于农业，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国家就给以名利。农业搞得好的，国家可以免除徭役。有军功的国家根据功劳大小分别给以不同的奖励。如，凡斩得敌甲士一人，赐爵一级《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同时还赐田一顷，宅九亩《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集解》引谯周云。如果愿做官可做五十石俸禄之官。斩得二甲首者，可为百石之官《韩非子•定法》。斩得五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在众多的将士中，能达到上述标准的当不在少数。奖有功，对国家来说是财政支出。但功对国家却又是一种贡献，总的来说，是功大于奖的。在奖励军功的同时，商鞅还改革了行政体制，设立了县制，改革了官俸制度。公元前350年（孝公十二年），商鞅把全国的乡邑合并为三十一个县。第二年，设官吏统辖。是谓“初为县，有秩吏”。县令由国家任免，并根据统辖范围的大小享有多少不等的俸禄。一般来说，万户以上的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其俸禄一般在三百石至一千石不等。令、长以下设有丞和尉。尉负责全县的军事，俸禄在二百石至四百石。还有一些在百石以下的小吏。相当于县长的六百以上的俸禄的官吏称为“显大夫”，斗食以下的低级官吏称为“有秩之吏”。这样，旧贵族的地方统治权便被解除，世封世禄被彻底打破。俸禄支出仅限于任现职的官吏。商鞅对民间还实行什伍连保法，设有严密的管理体系，对保证国家租赋徭役的征收起了很大作用。

六、商鞅农本思想与激励政策的几点启示

（一）树立牢固的重农意识

商鞅的农业发展战略和对农业的激励机制与政策，是他的农本思想与高度的重农意识的生动体现。而这种重农意识又是来自于长期经济生活实践活动的检验。历史与现实的实践都反复证明，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在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一旦农业出了问题，其他各个产业都会受到严重的制约与影响。现代的产业结构虽然比古代更为多样化、现代化，农业的产值和对GDP的贡献率远远低于二、三产业，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力及战略意义，仍然是关系到国家宏观经济健康发展和全社会稳定的战略性产业，农业的状况，仍然是决定国民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基础与先决条件。它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任何产业所不能取代的。所以、传统的农本思想与重农意识仍然是我们今天强化农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由此，只有真正在思想上树立高度的重农意识，才能提高强化农业的自觉性、主动性，以极大的热情，千方百计地把农业的事情办好。

（二）以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激励农业的发展

商鞅以法治为后盾所采取的大力强化农业的政策措施，具有鲜明的务实与可操作性的特征，使每一个下力务农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政策的激励作用并从中受益。他把有关激励农业的各种杠杆包括名利的取得直接同农业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效益的大小挂钩，使战国李悝的尽地利思想更为制度化、政策化、具体化了。与此同时，商鞅在制定农业的发展战略和实施重农政策与激励机制的过程中，不仅考虑到农业本身政策的问题，也同时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特别注意从政策上制约和消除不利于农业发展的负面因素的影响。这对我们今天制定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措施也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三农问题上，不仅应在税收、价格和补贴等方面采取一些直接的惠农政策，还应对一些影响农业发展的相关领域采取相应的配套措施。如农业补贴，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其运行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各种事物有密切的的关联性。无论是这项政策本身还是实施的过程，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对这一问题，我们一方面，应在失践中不断的强化与完善农业补贴的各项政策，扩大补贴领域，延伸补贴的链条。另一方面，也应注意补贴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各种相关因素的影响，特别注意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消除不利因素的负面影响。如在落实补贴政策的同时，应制止化肥、农药、农机、种子等涉农物资的同步涨价，防止惠农政策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激励作用。应充分体现惠农政策的综合性，既有直接的惠农政策，也有配套的间接性的政策，这样才会把惠农政策落到实处。

农史范文篇9

从历史根源来说,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与农民大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古国,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历史根源对“三农”问题的形成至少有三重影响。———就经济而言,农业是古代中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这种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具有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等特征。这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盛衰往往决定着历代专制王朝的盛衰和整个社会的治乱。而且,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虽然规模十分细小,内容比较简单,彼此不产生分工与联系,但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再生能力极强,只要有简单的工具和一块土地,这种经济很快就会被复制出来。因此,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小农经济基础却从未动摇,一直在延续。虽然专制政治已走进历史,但这种小农经济仍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农业与农民,滋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政治影响而言,在封建专制时代,农民既是小生产者,又有小私有者,地位低下、负担沉重、生活困难,农民问题逐渐积累,最终演变为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失败,表示封建王朝的得救,又可以苟延残喘;而农民起义成功,则意味着农民领袖的得意,戴上被自己打落的皇冠,成为一代君王。因此,农民起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再生与复制的重要杠杆。在中国历史上11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分裂时期小王朝更替不算),虽然直接由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只有四个,但几乎所有的王朝更替都与农民起义有关。因此,黑格尔说,从本质上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封建王朝的再生与复制,只是封建王朝的起点与终点的转换而已。

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土地兼并有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才有希望。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又有本质区别。以明清为例,我国明清之际的土地兼并大致与英国圈地运动同期。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达到严重的程度,仅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的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超过当今一个县的耕地面积。清兵入关后,又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颁布圈地令,土地兼并与集中的程度远远高于同期进行圈地的英国。但同样是圈地,却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本质区别。英国的圈地更多是受到商品经济的刺激,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进而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则是统治阶级扩充自己财富和势力的手段,并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已,只能加剧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英国的圈地更多是通过经济手段,通过竞争逐渐淘汰小生产者,消灭封建小农,从而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使之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明清时期的土地兼并主要是统治阶级依靠强权与特权进行的,把广大以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逼上梁山,引发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不同的目的与手段,导致了不同结果:圈地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英国的圈地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虽然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而养成的特殊性格与特征,仍在程度不同地产生影响。

———就社会心理而言,农业、农村与农民是组成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形成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土壤与资源。中国农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根,其身上积淀与传载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如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等;但也背上了不少精神包袱,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中有不少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如安土重迁的人生哲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农民身上程度不同存在的狭隘、保守、封闭、愚昧、迷信等问题。而且这些精神包袱是润物细无声般长期熏陶而成的,具有内在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并使培养新型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农”问题的形成不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又与社会转型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三农”问题就是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一种转型之痛。这种转型之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从一般规律来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现代化包含紧密相连不能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的分化解体,一方面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整合生成。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城市逐渐取代农村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心、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这种现代化不可避免地给“三农”带来三大趋势:一是工业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由支柱产业变为一般产业再变为小比例产业,发达国家农业占比一般都在10%以下;二是城市化的推进与非农就业的增多造成农民人数的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绝对优势到平分秋色再到小比例化,发达国家农民人口一般在12%以下;三是农民的职业化,由传统农民变为现代农民,由Peasant变为Farmer,由先赋性身份变为后致性的职业选择。在这种趋势中,城乡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城乡关系表现为城市的乡村化;而在工业时代,则表现为乡村的城市化。这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逐渐变为中心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的兴起与农村的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开始形成,乡村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之痛。日本社会学家莲见音彦在其著作《苦恼的农村———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的变化》一书中分析了现代化引起的农村社会的变局,以及由这种变局引发的苦恼。这种苦恼就是现代化引起的不适应症与阵痛,就是一种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的转型之痛。

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引发了“三农”问题,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则加剧了“三农”问题。著名社会学家M•列维认为,现代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的变革过程。这一类现代化以英法为典型个案;另一类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来因素的冲击与压力形成为主要推动力。这类现代化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型。中国的现代化来得太迟太被动太突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古老的中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走上了坎坷的现代化之路。经洋务运动、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一战期间的经济发展等几个阶段,中国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仍为典型的农业国,现代经济成分只有10%左右,其中,使用机器的工业只占17%左右。1949年工业固定资产约为128亿元,工业职工仅为300万人。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非农产业占比上升到90%左右,农业占比下降到10%左右。中国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走上了西方现代化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了几代人的奇迹。中国这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固然有后发优势,也不可避免存有四大后发劣势,即由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因素生成的差异性而生成的错位现象、由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失衡现象、畸变现象与两难现象等。这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不可能循序渐进地按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与时序关系来推进现代化,而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国家在较长时间内实现的现代化,解决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又要在同一进程中消除西方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和“发展性危机”,解决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迫在眉睫。

这就等于要在相当程度上把先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矛盾与任务浓缩为后发外生型国家现代化过程的相同阶段与相同时期的任务与矛盾,表现为历时性的风险类型共时态地存在。这种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矛盾的交织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出现两大特点:即顺序性发展与跳跃性发展的统一、社会发展水平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这些特点加剧了转型之痛。中国“三农”问题还与中国特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安排分不开。新中国成立以后,鉴于当时特定的国际国内形势,为加速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我国实施了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推行“以农补业”政策。从1953年开始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人为地扩大工农产品的不等价变换,以剪刀差、农业税等形式源源不断地提取农业剩余,从农村抽取巨额资金支持工业化发展战略。据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取的资金高达5100亿元,而1978年-1991年,剪刀差累计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也就是说广大农民将自己创造的1/5财富无偿地贡献给国家的工业化,而自己收入提高不快。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又通过土地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村抽取资金,支持城市建设。据专家估算,按照当时的征地制度,征地价格大致为实际价格1/20,失地农民一年要为城市建设贡献1万亿资金,城市越建越美,而农村面貌改变不大,以致形成了“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时代反差。

农史范文篇10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