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群体范文10篇

农民群体范文篇1

摘要：在“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的解决是重中之重。多年来，农民在我国一直处于弱势群体地位，这种弱势群体地位是我国农业、农村中诸多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深化农村改革、实现农村社会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

判断某一群体是否处于弱势地位，不应该以该群体人数的多寡作为依据。农民虽然是我国人数最多的群体，但是其弱势地位在许多方面都有表现。

一、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表现

面对自然条件和市场的弱势。农业是自然依存度很高的产业，农民只能在既定的自然条件下开展生产；而在当前条件下，我国对水旱、台风、虫害、霜冻等不利自然因素的控制和抗拒能力还很弱。这使农民在自然条件面前处于弱势。农村信息闭塞，农民缺乏收集、运用市场信息的能力，难以灵活适应市场调整生产；农产品的难保存性、农业市场主体的多而分散等特点，使农民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余地较小；农产品市场需求弹性小，农民面临着更多的需求约束，农民收入增长和农业增产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正比关系；农业生产往往以“年”为单位，生产周期长，资金周转、积累速度慢，资金运用效率低；在加入WTO以后，相对发达国家运用现代化、资本化、规模化手段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群体而言，我国农民也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文化素质方面的弱势。农民受教育程度低，目前在我国9亿多农村人口中，有2亿多文盲和半文盲，占整个农村人口的23%。在4.6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2.61%。这种状况，使农民科技水平低下，法律法规也知之甚少，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在文化心理层面，农民普遍存在着逆来顺受的文化取向、消极认命的人生态度、迷信鬼神的封建意识等，折射出农民思维、行为方式的弱者取向。

在政府农民博弈中处于弱势。这种弱势又表现在：信息不对称，如基层地方政权对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了解比农民要多，这些部门可能通过隐瞒、曲解、拖延、篡改甚至伪造信息的方式蒙蔽农民，压制农民对政府的规章、制度以及国家法律的知情权，以实现自身利益；地位不对等，在某些政府官员眼中，政府部门与农民之间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官”民关系，后者只能以服从为要旨。而长期严酷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农民普遍存在着对政府机关及其代表的敬畏和顺从；农民力量分散薄弱，难以形成一致的诉求表达和行动，在国家制定政策和方针的博弈过程中，鲜能反映其心声，而农民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很难得到有力、有效的保护；农民的退出刚性，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生存技能的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退出这一博弈关系具有相当的难度，这使其在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更多的只能选择承受。

二、农民处于弱势群体地位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在农业和农村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可以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中找到原因。

抗自然灾害能力、市场适应能力差。正是农民在自然条件、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弱势，才使农民在自然灾害面前难有作为。在市场面前，出现盲目生产、从众跟风等非理性行为；坑农、害农、骗农事件屡屡发生并能得手。这种状况的长期延续，对于我国农业生产的稳定增长、农业参与国际竞争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

农村普遍存在乱收费、乱摊派问题。在农村，基层政权机关机构庞大、冗员众多。据国家统计局1996年调查显示：小城镇党政机构一般都多达30～40人，远远超出编制。平均每个乡镇预算内财政可用资金只有314万元，根本无法满足其工资性支出(262万元)和公务费支出(144.4万元)。由于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乡镇干部的公款消费、损农肥私现象十分严重。数目庞大的财政支出、挥霍浪费，最终都被基层政权机关利用自己的强势地位，以乱收费、乱摊派的形式转嫁到农民身上，而农民的弱势地位使农民即使知道是不合理负担也难以反对。

政策缺乏科学性、公平性。农民的意愿、要求、反应缺乏迅捷有效的上传渠道，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可能由于缺少必要的信息而出现偏差；或者由于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使政策制定者较少顾虑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从而做出不利于农民的政策安排。如通过剪刀差的价格政策等抽取农业剩余来为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这样的政策执行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据测算，1979～1994年的16年间，平均每年从农业部门流出的资金净额仍高达811亿元；这些缺乏科学性、公平性的政策，不仅损害农业的发展，而且最终会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带来一系列不良后果。

城乡差别扩大、二元结构固化。对于执政者而言，不同阶层是以不同的权数进入其效用函数的，其首先考虑的是某些强势群体的要求和支持。相对农民而言，官员、公务员、工人、商人等都是强势群体，这些群体多聚集在城市。从而，城市居民与农民在政策安排中的约束权数相差悬殊。这是公务员能不断的加薪、工人即使不工作也有最低生活保障的原因之一；城市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为1500元，而以土地为基本生存保障的农民月均收入不足300元，却还要不折不扣地按人头地亩征收各种税费。这在客观上使农村发展陷入谬尔达尔描述的城乡扩散效应模型，城乡差别呈现扩大之势，二元结构出现固化倾向：1998-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2.52倍、2.66倍和2.80倍。

农村社会稳定性较低。随着农村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信息量的扩大，农民对于自身在社会中所处的弱势位置会越来越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部分农民因而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被排斥感和被剥夺感，这些失范的人口可能会以一些激烈、非法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成为我国犯罪行为的主体，这些对农村乃至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三、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策略

既然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是农业、农村中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那么，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对于深化我国农村改革，推动我国农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现实中，可以通过以下一些手段来改变农民的弱势群体地位。

促进农业合作化与一体化。单个的农户面对自然、市场风险时，其力量是非常微小的，但多个农户的合作则能有效的增强农户实力。当然，这种合作化不是改革开放以前合作化的复制，而是适应新形势的产物：现代合作化完全秉持自愿、民主、互利原则，进退自由，从而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合作化应具有开放性，可以实现跨村、乡、镇的联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对于打破农村的封闭保守局面、扩大信息交流也是十分有效的。当前，国家应积极推动股份合作制等新型合作形式的探索、推广。农业一体化，包括贸工农、产加销一体化。目前已出现的模式有公司+农户、专业市场+农户、主导产业+农户、中介组织+农户、开发集团+农户等等。它有助于在工贸业与农业之间、农产品生产与加工销售之间形成相互依赖、制约的制衡关系，农户以平等伙伴身份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合同、协定等形式维护其合法权益。这能有效改变农民在市场中的弱势地位，对于农民积累市场经验、提高科技水平、增强自我积累能力等也是有益的。公务员之家

建立农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在各发达国家，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代表组织，为维护农民利益而奔走，如日本农民协会、美国大豆协会、谷物协会等等。这些利益代表组织不仅发挥着有效组织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而且扮演着政府施政载体的角色。如美国政府将美国农场主的利益代表组织——美国农场局视为重要的信息渠道和社会控制的中介，鼓励其开展活动。对于我国而言，设立全国性的农民群体利益代表组织及基层组织，对于国家和农民都是有益的。对于政府来说，能够听到来自农民的声音，并可得到专业的政策咨询，有助于其决策的科学化；对于农民来说，有利于其要求、反应等的迅速上传和有力表达，使国家在制定政策时尽可能兼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在农民利益受到损害时，代表组织以集体的名义出面，更能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方面，消费者协会成立后对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可作为例证。我国加入WTO后，农业面临国外农业严峻竞争压力的背景下，支持、鼓励农民利益代表组织的成立和活动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按照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自治制度奉行民主选举自治组织（村委会）领导人、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村务、民主监督自治组织领导人的原则。乡镇政府部门与村民自治组织之间是非强制性的协商、指导关系，而不是行政隶属关系。可以看到村民自治制度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的有效措施。但村民自治制度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实施以来，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许多地区根本没有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而按照《村组法》运作的地方，由于村委会设在原生产大队一级，村民人口众多、居住分散、作息时间不一，使开会、议事行使民主权利成本很高，各项民主权利多流于形式，对村委会无法形成有效的约束力。在面临乡镇政府机关压力的情况下，村委会往往倒向政府部门，为乱收费、乱摊派等推波助澜，不能坚持以农民利益为指向。为此，在大力推广村民自治制度的同时，可以考虑对其也进行一些改革，将村民自治组织下沉到自然村（生产小组）一级，这样，村民居住集中，人口较少，行使民主权利等制度运转成本较低、相关信息也更为充分，能有效增强对村委会的监督约束力，促使其成为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

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农民对政策、科技、文化知识等的匮乏是农民处于弱势地位的重要原因，从而加强面向农村的信息传播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可以考虑在完善、健全农村已有的有线广播网的基础上，在省市一级电视台开辟专门的面向农民的农村频道，节目重点在于宣传、讲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推广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农产品市场信息、反映农民愿望要求等，以扩大农民的信息量；同时应该鼓励农民的合理流动，这些人能将新的思想观念、经营手段、科技知识等带回农村，对于改变农村的信息闭塞也是很有帮助的。

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当前，无论是农业一体化进程中各参与主体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还是农地产权制度的变革、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都需要国家法律的确认、保护、规范。如在土地经营形式上，当前出现了转包、出租、抵押、全托等多种探索形式，但由于缺乏相关法律的规范，这些形式难以存续和推广。又如基层政府部门通过随意调拨、调整土地，少补偿或不补偿的批租等侵害农民利益，也需要通过立法保护农民承包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收益权等。所以，国家应该加强对农业、农民的立法保护，做好普法推广工作，依法行政，以维护农民权益。

此外，对于社会各阶层中的弱势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谋求各阶层在发展机遇、收入、财富等方面的相对平等，是现阶段国家应该秉持的价值观念。国家对农业的扶持也是改变农民弱势群体地位、推动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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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曹昆斌.农村税费改革及其完善[J].改革，2001(5)

3.刘鹏.结构性贫困:对中国农民弱势处境的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

农民群体范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一群体已经从职业群体变成一个特殊的身份群体。在不同时期，农民群体的变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变化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继续下去。

一、从职业群体向身份群体转变

农民本来是一个职业概念，是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依靠农业为生的人（我国通常所说的农民还包括从事林、牧、渔业和水利业生产的人）。但是，1958年以后，我国所有的居民被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的身份，农民的流动受到限制。从此，农民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身份，兼具两种属性。加之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村“以粮为纲”，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职业同质性强，人地矛盾没有显现出来。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很少有希望转变职业和身份。以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农民群体的职业分化度非常低。1949年，我国乡村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9．36%，这一比例1978年为82．08%。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例，1949年为91．5%，1978年为73．8%。30年间，农民基本没有大的职业分化。

1979年以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长期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很快就基本得到解决，同时也使农村内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中央政策的许可下，一部分农民就开始从事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到乡镇企业做工、搞长途运输、进入集镇做一些小生意等，农民群体的职业出现多元化。

农民职业分化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刘洪礼、李学广等人就提出了农民队伍构成的问题。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从职业的角度重新对农民群体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陆学艺先生提出的8个阶层的分析方法和观点。这8个农民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这里的“农民”主要是指农村户籍身份的人。各个阶层之间所从事的职业差异很大，但是他们却有着同样的户籍身份——农民户口。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受到很多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视。

二、1990年以来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改革又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农村和农民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仍然使用陆学艺先生的分析方法去分析我国农民群体的分化现象，我们发现上述8个阶层中各个阶层的数量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一是农民工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迅速，二是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减少，三是雇工阶层的分析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四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和阶层。

农民工阶层。这既是一个职业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且这一阶层的职业范围非常宽泛。首先，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其次是指这些人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层的一部分，但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不能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享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和保障。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非农产业，相对于从事传统农业的劳动者来说是“工人”。1988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2000万人；1993年以后，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约在6000万至700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尽管农民外出就业，特别是进城打工受到诸多限制，但是由于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负担沉重等多种原因，农民流动的脚步不断加快，农民工数量增加非常快。有资料显示，2002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有1．3亿人。1999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最多达到330万，后来市政府要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2000年前后外来人口数量曾经降到近200万人。但是，据最新公布的数字，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数量达到386万人北京市外来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阶层。这个阶层近十几年发展很快。1989年农村个体工商业户数为878万户，从业人员1381万人。1994年达到1467万户，从业人员2551万人。1998年为1943万户，从业人员3855万人。当然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业主而是雇工，所以真正的个体工商户主并没有3000多万人。但是，这一阶层是由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两个部分构成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改革开放以来的私营企业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以个体大户的形式自发萌生和发展起来的。1987年以前少量的私营企业是以个体大户的形式存在的。第一家私营企业是在农村创办的，也是在农村初步发展起来的，到1987年80%的私营企业在农村。但1992年以后，形势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不少规模大一些的私营企业向城市转移，以求得更好的发展，有些私营企业主的户籍也都转为城市居民户籍了。国家对私营经济作用以及性质的认识逐渐深化，政策从禁止向默许、鼓励和积极发展逐步转变。私营企业主阶层数量迅速扩张。1989年私营企业户数为9．1万户，1998年为120．1万户，增长了13．2倍，平均每年增长33．27%。2000年，乡村私营业主148万人，占全国私营业主的37．47%。另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从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中，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由13．9万户增加到202．85万户，增长了13．53倍。全国平均计算，每户投资者2．27人，1992年至2001年，私营企业主人数增加428．92万人。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是指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当时每年的增长速度均高达30%－40%，1987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被誉为我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但是，1995年下半年以后，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遇到很大困难，被迫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到2002年为止原有的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转制为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企业了。2002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97%，集体资本已降至16%，个人资本上升至50%。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性质的乡镇企业数量大大减少，原来意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规模大大缩小。另外，现在乡镇企业范围扩大，包括个体私营经济，从统计中已经很难区分出原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因此，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性的概念，“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阶层在不断缩小。1978年全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从业人员为28318万人，占从业人员的70．53%：1988年为59．35%，2000年为46．88%。比重不断下降。

雇工阶层。这是根据就业的劳动关系划分出来的，指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资企业的劳动者，他们的身份也是农民工。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渐完善，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出现，从职业标准中把劳动关系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突出出来，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已经意义不大。原来的雇工阶层可以归入农民工这一阶层。也就是说，原来的雇工阶层已经“消亡”。

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中出还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经纪人，这一群体无法归入到上述8个阶层中。

总之，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群体职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占人口60%以上的庞大群体尽管异质性逐渐增强，但是它们仍然有着一个共同的名称——农民，而这时的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由户籍决定的与权利差异相关的身份。从身份角度看，20多年来，农民群体的相对规模下降，但是绝对规模变化不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是扩大的。1978年，农村人口为79014万人，占总人口的82．08%。2001年为79563万人，占62．34%。23年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但是，2001年农村人口总数比1978年却增加了549万人。

三、农民群体变化的特点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大致表现为东中西三大板块。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中。以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变化为例，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在湖北省汉川市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7．57%；在贵州省镇宁县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占62%。汉川市属于中等发展地区，镇宁县属于部级贫困县。而在南方经济较发达的苏南等地区，农业劳动者则都在30%以下。在发达地区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雇工的比例比落后地区高得多，在许多落后地区农村，甚至难以见到私营企业主。不仅如此，即使是同属一个阶层，不同地区相同阶层之间在经济收入、就业要求以及生活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也有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工，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同属一个阶层，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发达地区农民工一般对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有相对较高的要求。一些粗活重活主要由中西部地区来的农民工完成。这表现为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层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即使有一些私营企业主，他们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鲜有大型企业。在经济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农村，产值上千万甚至超亿元的企业并不少见，往往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就有几个，它们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这些私营企业主也逐渐向现代企业家转变。

前面我们仅仅从就业形式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群体在阶层结构方面的变化。随着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变化，不同农民阶层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了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强势阶层，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弱势阶层。党国英曾经提出“乡村权势阶层”的概念，它的构成主要是：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裕起来的人，一部分乡级干部。这一阶层自1978年以来正在农村崛起，他们有权力、有势力，受普通农民的敬畏、羡慕、妒忌，有时是愤恨。这说明农民群体内部阶层之间出现了质的差异。农民群体中的强势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以及乡村管理者阶层等；农业劳动者、一部分农民工以及一些无业农民等则成为弱势阶层。强势阶层经济上占优势，政治上占主导，在农村社会中具有较强的影响。1980年代以后，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是仍然没有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合理范围。但是，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11，1996年为0．43227，说明农村内部农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造成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职业类型的角度看，199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主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为1678．96元，普通工人为2369．35元，技术工人为2050元，专业技术人员为2659．53元，乡村干部为2404．89元，企业的一般干部为2993元。收入最高的是企业一般干部，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再其次是乡村干部，最低收入的是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1996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改制以及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变差。因此，很多地方农民宁愿抛荒也不愿意种地，发达地区的农村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都有这种情况。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这封信把农村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信中说，在许多地方，农村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纷纷外出打工，一些人表示死也要死在城市。他们外出之前对所承包的土地不做任何安排，任凭土地抛荒。组织生产的干部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农民即使种了地也不好好管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种田亏本，而且负担很重。

1990年代初，农民的阶层意识普遍较弱。随着农民群体内部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出现，农民的阶层意识也逐渐清晰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于1996－2000年对河北省行仁庄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农民不仅从职业等方面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而且人们的阶层意识也较清晰。该村的一位村办厂厂长认为，农村的分层排序不能将收入和权力两个指标分开来衡量，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评价，他还把村里的农民分为9个等级。农民阶层意识的增强还表现为农村社会冲突增加，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组织化程度提高，二是产生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三是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曹锦清发现，在一些地方农村，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有之。个别地方出现村委会宗族化、地痞化的苗头。

四、农民群体变化的走向

农民群体的变化方向与速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谢志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前提；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条件；农业比较利益低，经营风险大，农民负担重，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外在压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桥梁和渠道；改变生存状态、致富奔小康，富而思进、永不满足的心理，这是农民职业不断分化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改革，是农民职业之所以大规模且持续分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是一种社会流动，它首先表现为职业的变化，从而引起农民群体经济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差异的出现。就业状况以及与此相连的职业地位是引起农民分层的直接动因。

社会学研究表明，影响人们获得职业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条件，二是社会条件。个人条件包括籍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年龄、体质、容貌等先赋性条件，以及一些通过努力获得的自致性条件，例如，技术、知识、个人成就等。就社会条件而言，有就业制度、就业机会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条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个人因素最终要通过社会因素起作用，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个人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也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一方面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受教育机会是个人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社会流动的方向和速度。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群体寻求非农就业的动力非常强，这在每年大批农民外出就业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彻底。近年来，国家也认识到农村的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应该允许他们进入城镇就业，实现城镇化。中共十六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2003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做好对农民工的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等问题。这些都表明国家对农民外出就业开始持一种积极的态度。2001年以来，各地纷纷降低农民进城就业的条件。北京市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广东已经开始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的操作。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群体本身的就业观念、国家对农民就业的政策等个人与社会条件有利于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发展。

不过，应该看到，上述国家放宽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农民外出就业的政策，还只是宏观层面上的。要完全取消过去的一些限制性政策措施，把有利于农民群体发展和进城就业的政策具体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即使打破对农民进城等限制，农民群体进一步向上流动变化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一是农民群体年龄结构的限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有70%居民在农村，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也由10年前的不到37岁上升到40岁。据预测，即使城镇化进程加快，到2040年人口老龄化峰值期，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人，农村老年人口总数超过城镇。二是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增大。“十五”时期（2001－2005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2002年1－9月，共有77．3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仅为15%。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求职竞争加剧，2002年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率只有70%。从2003年开始高校扩招学生将进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大农民进城就业的压力。三是经济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排斥。我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压力，农业、汽车、金融保险、医药等一些行业必然会受到冲击，势必会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些行业和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加大技术改造的步伐，提高企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技术进步又会造成对劳动力的排斥。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19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到19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

影响农民群体职业获得的第四个困难是农民仍然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这将导致农民群体个人相对素质下降，影响其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其向上的社会流动。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由乡村、农民自筹解决。城市的中学（特别是地级市以上城里的中学）不愿接收普通农民子女。农民自己出资办义务教育，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日子越发紧张。农村高昂的学费，加以其它一些原因，致使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率上升。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高达10%以上。据观察，农村学生的实际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高得多。由于农村教师工资由县乡财政解决，面对日益紧张的县乡财政，许多地方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农村教师工资，严重影响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一些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搞第二职业，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甚至辞职外出打工。从2000年起，国家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向农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各地也不准进行教育集资，从而使前些年事实上支撑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经济来源中断，在这一形势下，农村基础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这些情况造成农民子女很难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1960年前，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3∶7，那时全国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2∶8。现在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3∶7，但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7∶3。农民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将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农民群体的分化和社会流动，这也是制约农民群体分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

五、结语

农民群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农民群体范文篇3

「关键词」农民弱势群体宪法保护政治人权农村承包经营权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被归纳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三农”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将使中国农业更加现代化，中国农村更加繁荣，中国农民更加富强。但我们更应该看到21世纪中国的复兴、繁荣和强大，不解决十分突出的“三农”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现代化，中国法治化的社会理想也无从谈起。正如“十五”计划报告中所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学者们所高度重视。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到的“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农村包围城市”；从费孝通对“三农”问题的学院派研究到邓小平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创造的农村承包制、农民自治等制度；从过去的“问题导向”性研究，到“政策导向”性实践，再到“规范法治化”建设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实质问题是人权问题。谁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调动好了农民的积极性，利用好了农民这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谁就会取得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现代化的时候，农民更加边缘化，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权益保护、社会竞争力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弱势地位。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来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成功。但相对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农民的社会弱势群体状况仍未得到根本好转，有些方面还更加显得积贫积弱。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实践工作者也分别对“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从理论与实践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良方。法学工作者们在这研究和实践中，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中，但大多数均未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对策”。二十多年来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制度设计，似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度设计大都陷入了把农民排除在外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正如笔者前文已述：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而人权解决的关键是宪法问题。过去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之所以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对策，就在于没有从法律的源头、国家的根本大法上去寻找答案。近年来，一些法学工作者逐步意识到宪法保护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纷纷投入精力和热情去进行相应的研究和实践探讨。他们认为：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最神圣的宪法，是共和国的立国之纲；他们希望宪法之母，一方面要严厉约束易于膨胀的权力，一方面要慈祥地保护易于受害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他们更期盼在共和国宪法之母的眼中，没有权贵和贱民、富裕和贫困、工人与农民等区分；在共和国宪法之母的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宪法之母的高贵之子，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2]

二、农民弱势群体宪法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3]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解决好“三农”问题，特别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法治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从宪法的角度去研究和实践对逐步边缘化的农民弱势群体的保护，则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法源性问题，是法学工作者研究和实践解决农民问题的逻辑起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法源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地位。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首要义务是依宪治国，实行宪治。宪治是法治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4]不论从立宪制度，还是从行宪制度来看，对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进行宪法保护是依法治国、实行宪治的需要；是完善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需要；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人平等权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需要；是体现党的为民政策，实践“三个代表”的需要。

三、我国宪法对农民弱势群体保护的现状及分析

毋容置疑，我国宪法对农民的保护较解放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成为真正享有权利的人。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建国五十年来，我们在法律、政策、观念等方面还存在大量的对农民不公的歧视性待遇的情况。一提到农民，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农民的“愚昧无知”，“低三下四”、“贫穷落后”，乃至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笔者曾看到一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划分的文章，农民处于十大阶层的第九阶层，地位仅次于无业游民。由此可见，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等。在寻找这些原因，找到其决定性原因——经济基础——农民收入状况的同时，我们也从宪法等制度安排上寻找到宪法这个法源在保护农民弱势群体方面的不足。以下从公民基本权利的五个方面，来分析宪法在农民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现状及缺失情况。

（一）不平等权——国民待遇的缺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来的。洛克和卢梭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先后提出了“天赋平等论”和“自然平等论”[5]，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1793年法国宪法均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公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宪法中得到了更真实地体现，因为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地位上一律平等，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出身、职业、财产状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而有差别。

平等权（rightequality）是指以法律为尺度去衡量任何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都一律平等。简而言之：平等权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任何公民均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平等地履行法定义务；其二，在法律适用方面，平等的进行保护或惩罚；其三、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和法律面前无特殊公民。[6]我国早在革命根据地时，就确定了这一原则。1934年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实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4条规定：劳动人民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946年陕甘宁边区实施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原则。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则取消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理应不折不扣的遵行。禁止歧视对待是平等权的基本内涵、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自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在户籍、身份、待遇、权利、义务等方面的人为分割，使被定义为“户口在农村的公民”的农民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一些部门和地方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更强化了农民的“二等公民”身份，强化了对农民的制度歧视，弱化了农民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农民在户口转移、劳动就业、接受教育、税费交纳、社会保障，乃至选举代表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与城市市民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经常看到农民子女的失学；我们经常听到七八十岁的农民在耕田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交纳各种农业税费的反映；我们还继续执行着4比1代表选举分配原则，我们还不断进行着清退“农民工”的工作，不管他（她）们在城市中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事实，等等现象，促使人们认真进行思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给国民一律予以国民待遇，既是宪法平等权的基本要求，又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条宣称要实现“人类……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规定，不仅规定对外国人实行相互平等待遇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而且更完善和延伸了一国内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在很多方面对外国人也给予“国民待遇”，难道我们还有理由不让农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吗？正如一位委员在提案所说：农民已经为国家工业化进程进行了50年的积累，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总劳动人员的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给农民国民地位，歧视农村的做法如何再让农民发展起来？（丁瑜，2003）确实如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不仅是实现宪法平等权的要求，是实现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衡量全面小康的一项基本指标，我们决不能让其缺失。

（二）迁徙不自由——自由权的缺失

迁徙自由（freedomofmigration）是指公民在本国有自由选择生活地点和居住处所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自由权之一，是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迁徙自由起源于近代欧洲，伴随着自由贸易出现而出现。起初是为了打破人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后来演变为人的基本自由权，它要求社会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由伸展的空间。[7]

迁徙自由的规定，不是人们心血来潮的时髦产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制度均不约而同的对此进行了规定。它体现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表征的是人们为追求和获取幸福机会的自由和平等，体现一国宪法之母对其高贵之子的永远热爱的胸襟。它实现的是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和配置，成就的是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迁徙自由；1946年《日本宪法》第22条规定：“任何人在不违反公共福祉之范围内，均享有居住、徙移及职业选择之自由。”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规定：“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2.人人有权离开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合法处于一国领土内的每个人在民族领土内有权享有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事实上，在这之前旧中国的十五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文件中无一例外都有相同的规定。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我国的户口制度的沿革分成三阶段（陈泽权，2003），第一阶段，自由迁徙阶段（1949—1958）。由于《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具有迁徙与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十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迁徙最频繁的时期，仅从1954至1956年迁徙总人数就达7799万。第二阶段，控制迁徙阶段，从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至1980年前后，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控制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城乡有别的户口制度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尽管1954年宪法中的“迁徙自由”的条文没有废止，《户口登记条例》仍与后来连续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一道筑起了中国独特的二元制户籍法律体系。如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徙的规定》，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农转非”的概念，而且将每年“农转非”数量指标化，“每年批准从农村迁入市镇和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职工家属人数，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数的千分之一点五。”第三阶段，1980年以后，事实上丧失迁徙自由阶段，在政策与指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控制下，除了计划内招生、招工、招干、调动外，我们基本上丧失了迁徙自由，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这种“一国两民”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公民自由权的严重缺失。它不仅使公民平等权在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下显得苍白无力，将过多的剩余农业人口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既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又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减缓了市场的发育速度，更造成公民人身自由权、平等教育权等权利在执法中被随意侵犯和被剥夺的事情发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80%，我国目前只有37.7%，低于发展中国家近10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近一半，这就是明证；孙志刚被毒打之死案件亦有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错。尽快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不仅是弥补公民基本自由权，实现公民追求幸福权利，实现平等权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实行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顺应文明进步，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承诺和义务的需要。

（三）不平等选举权——政治人权的缺失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人是“政治动物”（亚里斯多德）。政治人权（HumanPoliticalRight）是人所固有的，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基本人权。[8]“政治权利是相对于公权力的‘公权利’，是公民参入政治国家的权利。它体现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民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权利”。[9]凯尔森认为政治权利是使得权利人对于国家意志的形成发生影响的权利，亦即参与法律程序的创立的权利。“[10]马克思认为：”人权的一部分是政治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自由政治范畴，属于公民权利范畴“。[1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政治人权既是公民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参加权，也是公民在政治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反抗权、革命权和自由权。

在社会民主化的今天，国家权利的一部分逐渐趋向社会化，公民的政治权利不仅仅是个人利益方面的权利，而且属于各种社会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权利。公民运用其政治权利对国家权利的参与与渗透，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公民凭借选举权、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权、监督权和各种政治自由的实现，实现公民“以权利制衡权力”的目的。公民政治权利以民主为其主要内容，民主权利作为集体政治权则体现为“人民主权”，作为公民权则主要体现为选举权和监督权。[12]公民其最重要民主权利的体现是选举权。

选举权（rightofelection）是指公民依法享受的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某些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人民代表；第二，公民有被选举为人民代表的权利；第三，公民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罢免不称职的人民代表。选举权有平等选举权、不平等选举权之分。平等选举权（rightofequalelection）是指每一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一切选民所投选票效力相等。它是选民投票权一律平等的选举投票制度的体现。不平等选举权（rightofunequalelection）是指选民所投选票效力不完全相等。它是选民投票权不一律平等的选举投票制度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选举制度已向着选举的普遍性、直接性、平等性方向发展。

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合《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来看，中国公民在选举权上是应当平等的。而实际情况怎样呢？让我们看一看，各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就会很自然的发现，选举权是不平等的。从1953年《选举法》颁布时起，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在农村、城市之间一直分别保持着八倍、五倍和四倍的不同比例。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与城市之间，每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全国人大代表为八与一之比，省为五与一之比，县为四与一之比。

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1979年《选举法》保持了上述作法。1982年《选举法》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1986年《选举法》第十四条有同样的规定。1995年《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此规定沿用至今。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名额分配上，1979年《选举法》仍保持1953年选举法的依据。1982年《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较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1986年《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教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1995年《选举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条沿用上述各规定。

这种不平等选举权使得中国农民的政治人权发生缺失。这种政治人权的缺失在改革开放之前存在时，还不足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产生影响。这一方面缘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宪法原则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一方面缘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公民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人们在优先选择解决好生存权问题。而时至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可控的资源逐步增多，各种利益的调配量巨大，加上“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进一步完善，人们逐步关心起来了政治人权。农民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对政治人权的关心，也大都显得有点“小农意识”，而这种“小农意识”将放大其在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利处境，使其处处感到不畅快的压力，处处感到被打压和被排挤。解决这种状况的重要方法是：努力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践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用完善的“议行合一”制度、平等的选举权，弥补政治人权的缺失，将个人的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形成集体权力，将民主权利转化为民主权力

（四）教育不平等——受教育权利的缺失

公民的受教育权利是指公民达到一定年龄且具备可以接受智力教育条件时有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权利。我国前三部宪法起初只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现行宪法第46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起初在西方封建时期原是一种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后来又发展成为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且这种权利也应是平等的。为落实这一基本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教育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在教育领域的自然反映和必然要求。教育平等包含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教育权利的平等问题，基础于社会的政治制度，根源于阶级在社会地位的平等问题，它从质上规定了人们是否可能接受教育。在剥削阶级社会，真正能充分享受教育的是少数剥削者——有产者，而广大劳动者——无产者只享有迫于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一点点教育。这是不同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地位不平等而造成的。而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根源于阶级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平等问题，它从量上规定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充分。[13]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消灭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成为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制度也为这种平等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宪法保障。换言之，在我国，公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已初步得到体现和实现。但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尚存在许多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东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而且更多的表现为城乡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明显差异。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失衡，已经影响了教育平等权利的实现，使教育公平无法很好地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构成公民公平受教育权利的严重缺失。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教育不均等现象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存在如下失衡现象，导致学生受到不均等、不公平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健康成长：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它表现为“流失生”，特别是农村“流失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无法享有，产生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均等。二是环境与要求的失衡，表现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个体学习和整体学习环境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三是质量与效益的失衡。学生个体的全面成长，既标志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办学效果，又很大程度上受置于学校的办学效益。城乡之间不同的学习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质量和效益。[14]以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担任组长的专家组作出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指出：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等的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中财政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等，从地区来看，义务教育财政责任的基层化和中央及省级政府用在义务教育方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使经济发展和财力差距巨大的地区之间义务教育财政资源的不平等达到惊人的程度。城乡之间的不均等除表现在学校教育资源的差距外，还表现在教育经费负担和对农村农民的教育歧视，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在师资、经费、教学条件等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仅1998年，全国城镇学生年平均预算经费，初中为813元，小学为520元，而农村学生初中为486元，小学为311元，差距是非常显著的。从升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分布来看，农村升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远低于城镇，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日益突出。

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市民与农民之间教育不均等现象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除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外，还有如下原因：其一是与宪法配套的实现公民平等教育权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存在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和不公。表现在：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公民的责任，没有政府的责任；在《义务教育法实现细则》中将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逐级向下转移，最终从农民口袋中掏出“教育附加费”，[15]而城市市民则没有这样的负担，这种“穷教育”只能寄希望于“希望工程”。其二，财政等政策在教育上的失衡。首先，我国教育经费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占GDP4%的平均水平，一直徘徊在2.5%左右。其次，在教育经费使用上，城乡差别较大，农村教育经费与适龄人口的匹配不相适。农村小学适龄人口占全国70.68%，而教育经费却只占全国56.77%，农村初级教育适龄人口占全国66.13%，而教育经费却只占全国49.87%.这种失衡的财政政策，使农村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明显少于城市孩子，使城乡居民之间的教育机会更加不能均等。这种由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因素形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将强化人的社会不公平感，引起更多的机会分配的不均，排斥了农村一大部分人凭能力、知识获得财富或社会承认的可能性。

农民受教育权的缺失，已经引起了农村生产力状况的恶性循环。农村“穷教育”，加速了农村生产力代际之间的越来越弱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如使其延续下去，将会影响几代、乃至更多代农村人口，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我们必须从宪法层面上予以高度重视。对农民平等教育权，特别是教育机会均等权利的目标追求和保障，应从宪法层次予以立制与规范。在宪法层次上确定国家和政府承担全额免费义务教育的主要职责，是解决平等教育权的“保障书”。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利的缺失

财产权（Propertyright）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不同经济制度下的财产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产权有不同的含义，国家政治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16]

财产权是人的自然不可动摇的权利。公民没有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利，就会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和条件。正如洛克的自然法基本权利论中所说的：财产就是自然人求生存的权利的自然延展。如果自然人没有了财产权，就可能丧失人身自由权，再而危及生命权，就更不能谈发展权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一经法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正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在社会连带主义理论中，财产权得履行一定的社会职务，财产权不复为绝对的了，而是要受到社会目的限制”[17]这种受社会目的限制的范围程序和程度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对财产权保护的社会效果，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进行保障。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但今天，大多数人对财产权的理解和把握，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法方面去思考。人们不仅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方面，有“物权”与“债权”等性质之争，[18]而且就其概念的存废方面还存在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识，诸如概念的规范、性质的确定、内涵的把握等都是重要的，但是，从宪法的角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加以确定与规范，显得更加重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人（个人或单位）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或其他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19]它属于物权，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是一种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新型用益物权。[20]不过，当人们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我们会顿然发现，在理论和立法等方面我们均有不足，特别是在宪法等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失。

第一，表现为权属主体的缺失。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然地、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从该规定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所有”。“集体”是什么？“集体”与“农民”之间是何种关系？这里的“集体”一般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土地管理法》第10条的规定，“集体”一共有三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说这种集体主体的虚拟和多样性，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现象严重，导致诸多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象的产生。用农民自己的话说：集体所有就是大家所有，个人没有。解决所有权主体缺失的基本要求，就是应在宪法层面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具体归属。一些学者提出将农村土地所有权性质确定为国家所有，再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永佃权的呼声，是可以考虑的一种解决所有权虚拟缺失的办法。

第二，表现为权属缺失物权法定的内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新型用益物权，这一点《土地承包法》已有明确的规定，相信未来的民法典也会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的内容相异的物权类型。而事实上，《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方与发包方可以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显然与物权法定要求相违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3条规定的关于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的纠纷处理按违约责任处理的做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的非自由处分性和管理债权化的特点，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上欠缺物权法定要求，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还尚未建立登记制度，使其缺乏物权公示法定要求，必将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不确定，效力的不稳定，权属的不稳定和交易安全无保障等问题。[21]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的基本内容。

第三，欠缺土地征用补偿的强制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的缺失还表现在宪法中没有规定征用土地时的赔偿或补偿的强制性规定。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因土地征用问题所产生的损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因土地征用问题而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事件。征地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割让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即使农民的土地产权被界定得相当清楚，国家仍然可以运用权力改变产权的归属。这种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盾割让老百姓财产权的行为，历来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对象。[22]

2004年3月，我国宪法第十条进行了修改：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看来，对包括农村土地在内的土地征用是法律赋予国家的权力，但对征用时对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宪法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而对征用必须给予充分、公正的补偿已成为各国宪法的基本制度。1814年荷兰王国宪法第13条第一款规定：“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法律规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53条规定：“公用征收，仅限于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帮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相当赔偿。”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还存在严重的缺失，这种财产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农民耕作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影响稳定相关权属关系和秩序，而且使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在谋生命根子的土地方面处于更加弱势无力的地位。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体现阶级、集团力量对比关系的宪法规范上去弥补对农民财产权属保障上的不足。

四、结语

农民弱势地位宪法保护的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缺失外，在农民税收负担、就业等劳动权实现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农村、农业、农民是中国社会问题中的重大问题，对农民弱势地位的保护需要从宪法到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多方面予以重视与规范。我们可以说：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法治化；没有农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发展和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和现代化。

「作者介绍」华中农业大学法学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三农”法律问题、经济法、国际经济法。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张英红《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南风窗》2002年1月，第44页。

[2]张英红《解放农民：宪法之子的呼唤》，依法治市综合网。

[3]敖带芽《中国农民政治参入的三种型态：族民——村民——公民》，《农民日报》2002年8月22日。

[4]尤俊意《实行宪治推进法治》，中国人大新闻，2000年第9期。

[5]、[6]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401、402页。

[7]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338页。

[8]、[9]、[10]郭道晖《政治权利与人权观念》《法学》2003年第九期，第3-4页。

[11]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

[12]郭道晖《政治权利与人权观念》《法学》2003年第九期，第4—7页。

[13]参见张铁明著《教育产业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2页。

[14]参见周宏《均等教育基本策略及对策》《教育探索》2003年第五期。

[1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16]、[17]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1-22页。

[18]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的说学有：1、物权说，典型代表有：杨立新，王利明，丁关良，崔建远，王礼福等。2、债权说，典型代表有：梁慧星等。3、物权兼债权说，债权兼物权说，代表有：吕明、李生等，4、复合所有权说，田面权说等。

[19]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262页

农民群体范文篇4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体的变化最为明显，这一群体已经从职业群体变成一个特殊的身份群体。在不同时期，农民群体的变化过程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种变化将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继续下去。

一、从职业群体向身份群体转变

农民本来是一个职业概念，是指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依靠农业为生的人（我国通常所说的农民还包括从事林、牧、渔业和水利业生产的人）。但是，1958年以后，我国所有的居民被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的身份，农民的流动受到限制。从此，农民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一种身份，兼具两种属性。加之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经济，农村“以粮为纲”，生产力水平较低，农村职业同质性强，人地矛盾没有显现出来。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很少有希望转变职业和身份。以致在改革开放以前的几十年间，农民群体的职业分化度非常低。1949年，我国乡村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9．36%，这一比例1978年为82．08%。农业劳动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比例，1949年为91．5%，1978年为73．8%。30年间，农民基本没有大的职业分化。

1979年以后，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长期困扰我国的吃饭问题很快就基本得到解决，同时也使农村内部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中央政策的许可下，一部分农民就开始从事非农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例如，到乡镇企业做工、搞长途运输、进入集镇做一些小生意等，农民群体的职业出现多元化。

农民职业分化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刘洪礼、李学广等人就提出了农民队伍构成的问题。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从职业的角度重新对农民群体进行分析研究。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陆学艺先生提出的8个阶层的分析方法和观点。这8个农民阶层包括：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村管理者阶层。这里的“农民”主要是指农村户籍身份的人。各个阶层之间所从事的职业差异很大，但是他们却有着同样的户籍身份——农民户口。这种分析方法和结论受到很多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机构的重视。

二、1990年以来的新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改革又走过了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农村和农民进一步发生了变化。仍然使用陆学艺先生的分析方法去分析我国农民群体的分化现象，我们发现上述8个阶层中各个阶层的数量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而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一是农民工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迅速，二是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减少，三是雇工阶层的分析已经不再具有实质意义，四是出现了一些新的职业和阶层。

农民工阶层。这既是一个职业概念，同时也是一个身份概念，而且这一阶层的职业范围非常宽泛。首先，农民工是指具有农村户口的人，其次是指这些人从事着工人的工作，他们实际上是工人阶层的一部分，但因为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所以不能与拥有城市户口的工人享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待遇和保障。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是非农产业，相对于从事传统农业的劳动者来说是“工人”。1988年，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已经超过2000万人；1993年以后，外出的农村劳动力约在6000万至7000万人，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7。尽管农民外出就业，特别是进城打工受到诸多限制，但是由于农业比较效益差，农民负担沉重等多种原因，农民流动的脚步不断加快，农民工数量增加非常快。有资料显示，2002年，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有1．3亿人。1999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最多达到330万，后来市政府要求控制外来人口规模，2000年前后外来人口数量曾经降到近200万人。但是，据最新公布的数字，北京市2002年外来人口数量达到386万人北京市外来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农民工。

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阶层。这个阶层近十几年发展很快。1989年农村个体工商业户数为878万户，从业人员1381万人。1994年达到1467万户，从业人员2551万人。1998年为1943万户，从业人员3855万人。当然个体工商户的从业人员中有一部分并不是业主而是雇工，所以真正的个体工商户主并没有3000多万人。但是，这一阶层是由个体劳动者与个体工商户两个部分构成的。

私营企业主阶层。改革开放以来的私营企业是在个体经济基础上、以个体大户的形式自发萌生和发展起来的。1987年以前少量的私营企业是以个体大户的形式存在的。第一家私营企业是在农村创办的，也是在农村初步发展起来的，到1987年80%的私营企业在农村。但1992年以后，形势有利于私营企业发展，不少规模大一些的私营企业向城市转移，以求得更好的发展，有些私营企业主的户籍也都转为城市居民户籍了。国家对私营经济作用以及性质的认识逐渐深化，政策从禁止向默许、鼓励和积极发展逐步转变。私营企业主阶层数量迅速扩张。1989年私营企业户数为9．1万户，1998年为120．1万户，增长了13．2倍，平均每年增长33．27%。2000年，乡村私营业主148万人，占全国私营业主的37．47%。另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资料，从1992年到2001年的10年中，全国登记的私营企业由13．9万户增加到202．85万户，增长了13．53倍。全国平均计算，每户投资者2．27人，1992年至2001年，私营企业主人数增加428．92万人。

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是指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经理、厂长以及主要科室领导和供销人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期是乡镇企业的高速发展时期，当时每年的增长速度均高达30%－40%，1987年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超过了农业总产值，乡镇企业被誉为我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但是，1995年下半年以后，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遇到很大困难，被迫进行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改制，到2002年为止原有的乡村两级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转制为私营企业或个体工商企业了。2002年，江苏省乡镇企业改制面达到97%，集体资本已降至16%，个人资本上升至50%。乡村两级集体企业性质的乡镇企业数量大大减少，原来意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规模大大缩小。另外，现在乡镇企业范围扩大，包括个体私营经济，从统计中已经很难区分出原有的乡镇企业管理者。因此，作为一个描述和分析性的概念，“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逐渐失去其原来的意义。

农业劳动者阶层。在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这一阶层在不断缩小。1978年全国从事农、林、牧、渔业生产的从业人员为28318万人，占从业人员的70．53%：1988年为59．35%，2000年为46．88%。比重不断下降。

雇工阶层。这是根据就业的劳动关系划分出来的，指受雇于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三资企业的劳动者，他们的身份也是农民工。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渐完善，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大力发展以及多种所有制并存局面的出现，从职业标准中把劳动关系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突出出来，作为划分阶层的标准已经意义不大。原来的雇工阶层可以归入农民工这一阶层。也就是说，原来的雇工阶层已经“消亡”。

1990年以来，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民群体中出还现了一些新的职业群体，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出现了农民经纪人，这一群体无法归入到上述8个阶层中。

总之，1978年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群体职业、阶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占人口60%以上的庞大群体尽管异质性逐渐增强，但是它们仍然有着一个共同的名称——农民，而这时的农民更多的是一种身份，一种由户籍决定的与权利差异相关的身份。从身份角度看，20多年来，农民群体的相对规模下降，但是绝对规模变化不大，甚至很长一段时间是扩大的。1978年，农村人口为79014万人，占总人口的82．08%。2001年为79563万人，占62．34%。23年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下降近20个百分点，但是，2001年农村人口总数比1978年却增加了549万人。

三、农民群体变化的特点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存在地区差异，大致表现为东中西三大板块。这种差距也体现在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中。以农业劳动者阶层的变化为例，199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在湖北省汉川市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占47．57%；在贵州省镇宁县调查，农业劳动者阶层占62%。汉川市属于中等发展地区，镇宁县属于部级贫困县。而在南方经济较发达的苏南等地区，农业劳动者则都在30%以下。在发达地区农村，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雇工的比例比落后地区高得多，在许多落后地区农村，甚至难以见到私营企业主。不仅如此，即使是同属一个阶层，不同地区相同阶层之间在经济收入、就业要求以及生活方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也有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成为农民工，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出就业的农民工同属一个阶层，但是，他们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发达地区农民工一般对工作环境以及工资有相对较高的要求。一些粗活重活主要由中西部地区来的农民工完成。这表现为农村就业市场的分层性。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即使有一些私营企业主，他们的企业一般规模较小，主要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鲜有大型企业。在经济发达地区，例如，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农村，产值上千万甚至超亿元的企业并不少见，往往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就有几个，它们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企业。这些私营企业主也逐渐向现代企业家转变。

前面我们仅仅从就业形式的角度分析了农民群体在阶层结构方面的变化。随着就业形式和方式的变化，不同农民阶层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也出现了较大的差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拥有了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强势阶层，另一部分人则成为弱势阶层。党国英曾经提出“乡村权势阶层”的概念，它的构成主要是：村级干部，乡村先富裕起来的人，一部分乡级干部。这一阶层自1978年以来正在农村崛起，他们有权力、有势力，受普通农民的敬畏、羡慕、妒忌，有时是愤恨。这说明农民群体内部阶层之间出现了质的差异。农民群体中的强势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农村知识分子以及乡村管理者阶层等；农业劳动者、一部分农民工以及一些无业农民等则成为弱势阶层。强势阶层经济上占优势，政治上占主导，在农村社会中具有较强的影响。1980年代以后，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是仍然没有超过国际上通常认为的合理范围。但是，1994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11，1996年为0．43227，说明农村内部农民群体之间收入差距已经相当大。造成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职业类型的角度看，1995年的调查资料显示，主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人均收入为1678．96元，普通工人为2369．35元，技术工人为2050元，专业技术人员为2659．53元，乡村干部为2404．89元，企业的一般干部为2993元。收入最高的是企业一般干部，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再其次是乡村干部，最低收入的是临时工或短期合同工。1996年以后，由于乡镇企业改制以及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农民群体内部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业劳动者阶层的状况变差。因此，很多地方农民宁愿抛荒也不愿意种地，发达地区的农村与中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都有这种情况。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发表了湖北省监利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给国务院领导的信。这封信把农村存在的问题概括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信中说，在许多地方，农村主要劳动力不愿种田，纷纷外出打工，一些人表示死也要死在城市。他们外出之前对所承包的土地不做任何安排，任凭土地抛荒。组织生产的干部无心管事，水利失修。农民即使种了地也不好好管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种田亏本，而且负担很重。

1990年代初，农民的阶层意识普遍较弱。随着农民群体内部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的出现，农民的阶层意识也逐渐清晰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课题组于1996－2000年对河北省行仁庄进行深入调查，发现农民不仅从职业等方面分化为不同的阶层，而且人们的阶层意识也较清晰。该村的一位村办厂厂长认为，农村的分层排序不能将收入和权力两个指标分开来衡量，需要结合在一起进行评价，他还把村里的农民分为9个等级。农民阶层意识的增强还表现为农村社会冲突增加，并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组织化程度提高，二是产生了一批新的农民领袖并具有极大的号召力，三是反抗形式逐渐升级，出现暴力化趋向。曹锦清发现，在一些地方农村，村干部拉帮结派、欺压弱小、贪污腐败之事往往有之。个别地方出现村委会宗族化、地痞化的苗头。

四、农民群体变化的走向

农民群体的变化方向与速度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谢志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是农民职业分化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前提；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条件；农业比较利益低，经营风险大，农民负担重，是农民职业分化的外在压力；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为农民职业分化提供了桥梁和渠道；改变生存状态、致富奔小康，富而思进、永不满足的心理，这是农民职业不断分化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不断向纵深推进的改革，是农民职业之所以大规模且持续分化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外部条件。农民群体的阶层分化是一种社会流动，它首先表现为职业的变化，从而引起农民群体经济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化及其差异的出现。就业状况以及与此相连的职业地位是引起农民分层的直接动因。

社会学研究表明，影响人们获得职业的条件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条件，二是社会条件。个人条件包括籍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年龄、体质、容貌等先赋性条件，以及一些通过努力获得的自致性条件，例如，技术、知识、个人成就等。就社会条件而言，有就业制度、就业机会和文化价值观念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条件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里，在不同的社会因素特别是结构性因素的作用下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而对个人的社会流动也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个人因素最终要通过社会因素起作用，对社会流动产生影响。个人自致性因素的获得也与社会条件密切相关，例如，个人的受教育机会一方面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而受教育机会是个人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社会流动的方向和速度。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农民群体寻求非农就业的动力非常强，这在每年大批农民外出就业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且彻底。近年来，国家也认识到农村的发展以至整个国家的现代化首先必须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应该允许他们进入城镇就业，实现城镇化。中共十六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关注“三农”问题。2003年新年伊始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做好对农民工的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等问题。这些都表明国家对农民外出就业开始持一种积极的态度。2001年以来，各地纷纷降低农民进城就业的条件。北京市已经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不许在招工时规定“只招北京户口”等条件；广东已经开始取消城乡户口差别的操作。中共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农民群体本身的就业观念、国家对农民就业的政策等个人与社会条件有利于农民群体的进一步分化与发展。

不过，应该看到，上述国家放宽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特别是农民外出就业的政策，还只是宏观层面上的。要完全取消过去的一些限制性政策措施，把有利于农民群体发展和进城就业的政策具体化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这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即使打破对农民进城等限制，农民群体进一步向上流动变化仍然存在诸多困难。一是农民群体年龄结构的限制。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约有70%居民在农村，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也由10年前的不到37岁上升到40岁。据预测，即使城镇化进程加快，到2040年人口老龄化峰值期，60岁以上人口将超过4亿人，农村老年人口总数超过城镇。二是城市本身就业压力增大。“十五”时期（2001－2005年）每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人数将达到2300万人左右，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达1500万人。2002年1－9月，共有77．3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再就业率仅为15%。与此同时，大学毕业生求职竞争加剧，2002年大学毕业生首次就业率只有70%。从2003年开始高校扩招学生将进入就业市场，进一步加大农民进城就业的压力。三是经济全球化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排斥。我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市场的压力，农业、汽车、金融保险、医药等一些行业必然会受到冲击，势必会影响到这些行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一些行业和企业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加大技术改造的步伐，提高企业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技术进步又会造成对劳动力的排斥。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198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到1990年代，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增加70万个就业岗位。

影响农民群体职业获得的第四个困难是农民仍然没有平等的国民待遇，特别是新一代农民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这将导致农民群体个人相对素质下降，影响其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利于其向上的社会流动。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的教育经费由乡村、农民自筹解决。城市的中学（特别是地级市以上城里的中学）不愿接收普通农民子女。农民自己出资办义务教育，增加了他们的负担，使本不富裕的农民日子越发紧张。农村高昂的学费，加以其它一些原因，致使近年来农村学生的辍学率上升。1998年，全国初中在校生辍学率3．23%，达167万人，而农村辍学率为4．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个百分点。有的地方农村辍学高达10%以上。据观察，农村学生的实际流失、辍学率比统计数字高得多。由于农村教师工资由县乡财政解决，面对日益紧张的县乡财政，许多地方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农村教师工资，严重影响了广大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一些教师不安心本职工作，搞第二职业，一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教师甚至辞职外出打工。从2000年起，国家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向农民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各地也不准进行教育集资，从而使前些年事实上支撑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经济来源中断，在这一形势下，农村基础教育面临更为严峻的考验。这些情况造成农民子女很难享受与城市孩子同样的受教育机会。1960年前，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3∶7，那时全国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2∶8。现在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3∶7，但大学生的出身，城乡比例是7∶3。农民子女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将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农民群体的分化和社会流动，这也是制约农民群体分化的一个深层次的因素。

五、结语

农民群体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农民群体范文篇5

关键词：农民群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差异化特殊性

一、党在农民群体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历史经验

1.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实际灵活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这段历史包括中国共产党成立、土地革命、抗战胜利、新中国的成立这些大事件，它们都体现了党用马克思主义去引导、教育农民群众的经验。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彭湃等人通过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协会、通过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方式把马克思主义贴近农民生活实际进行宣传。土地革命时期，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更加的系统化，创立师范院校、结合农民群众思想上的特殊性采取标语、口号等形式，充分调动了农民群众参与的主动性。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调动广大农民的抗战热情，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农民的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到改革开放后

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面临着经济落后、农民思想封建保守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为了激发农民投身于社会建设中的热情。思想上，党通过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中科学的、民主的、大众的思想观念破除农村落后、腐朽、封建迷信思想。经济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建立互助小组、合作社，用集体主义思想去代替自私自利的小农意识，走集体致富的道路。改革开放后，由于农民的职业构成多样化、思想观念混合化、国际形势复杂化，要求党推进马克思大众化的进程更迫切，形式更多样。这时党首先培养一批有力的基层队伍近距离的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让农民群体始终与党的领导保持一致。最后结合农民群众从事职业实践的特殊性，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农民的生产相结合，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二、新时期农民群体差异化对马克思的主要影响

1.农民群体中思想差异化的现象存在

由于生产方式的影响大多数农民受集体主义观念的影响，宗教思想在农村长期存在，农民群体思想存在多元化的现象。当时对农民群体的宣传方式主要是单一的基层党组织的上传下达，对农民群体的思想观念的宣传内容比较整齐划一。但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农民逐渐进入市民的角色，城市生活的开放性、融合性的特点促使了农民群体的思想产生多元化，主要表现在农民群体年龄层次思想状况的不同。50年代-60年代的农民，受传统生产方式的影响，思想价值观念相对传统，带有一定的保守性。70年代-80年代的农民主要适应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方式，而且经历过改革开放后思想逐渐开化，思念观念主要呈现一定的混合性。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义务教育的普遍施行，农民阶层思想文化素质不断提高，在思想上表现为新的状态。因此，整个农民阶层思想上出现了旧、混、新的分化趋势。

2.利益诉求逐渐分化

根据年龄阶段的分化，我们暂且把农民这个群体分为三代群体。第一代农民大约是在50-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农民的文化成都较低，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集中在农村的农业生产上，农业劳动技能熟练、收入比较低下、思想价值观念上比较单一，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比较低，主要希望通过从事体力劳动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开支就行。第二代农民主要集中在70-80年代出生，这一代农民家庭结构主要是核心家庭。由于传统农业所得收入逐渐减少，他们不得不外出打工以维持家庭开支，这一代农民面临很多问题，主要表现为住房问题和子女的教育问题。第三代的农民主要集中出生在90后，由于受目前婚恋习俗的影响，他们的父母会在城镇地区买房居住，生活方式逐步城镇化，由于缺乏从事农业劳动的过渡阶段，他们的利益诉求偏高，主要希望从事技能轻巧的工作，渴望能够自主创业，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政治权益上的保障，有一定的学习专门技能的渴望。

3.从事的职业实践的不同

要想实现马克思主义去“化”农民群体这个大众，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这个群体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那么要想在农民群体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目标必须要结合农民群众职业实践。从事不同职业实践的群体对同一理论有不同的理解，这是由于职业实践主体性的差异所造成的。所谓的职业实践主体性的差异化主要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职业选择变多影响人们的意识进而影响人们的理论选择。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方式主要分为两种:生产实践与处理社会关系的实践。生产实践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是人的生存、发展和全部社会的基础，因此只有结合农民群体从事的农林渔副牧业生产活动的具体特点选择不同马克思主义内容、教育手段、宣传方法、技巧才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结果。

三、推进农民群体马克思大众化路径选择

1.以解决实际需求为立足点

由于文化程度较低、农民从事的职业多集中在劳动、技术等就业环境较差的岗位，收入偏低、缺乏社会保障，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精神生活比较缺乏。因此马克思主义在精神层面可以结合各种各样的大众娱乐方式，在农村、或者城镇中农民工群体集中居住地定期举行汇演、开展新科技农业技能大赛，同时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容贯穿其中，增强农民群体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愉悦性，不断地丰富他们的物质文化精神生活。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相应的经济、政治制度、改革开放中始终保卫农民群体的利益。从宏观方面角度出发把农民群众基本利益通过制度的方式确定下来。同时在社会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环境，通过让农民群体能够真正享有改革的成果从而产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由衷的信仰。

2.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通俗化、宣传科学化

由于农民群体自身思想上比较保守、封建、滞后，在农村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要坚持在内容、宣传手段上要贴近农民群体生活实际，要通俗化。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要根据农民群众日常的生活实践方式进行宣传。在内容上，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引导农民生产活动的成功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破除错误的经验主义。在宣传上，利用基层党员干部的纽带作用，要求基层干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理论、方针通过结合党的故事、人物故事对农民群众进行讲解，激发群众主动学习的兴趣。在宣传方式上利用现在的大众传播媒介，设置红色革命网站、宣传栏张贴、公共基础设施出现标语等方式，让马克思主义在农民群体中做到入口入心。

3.力求建立农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倒逼机制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想长期的被农民群体所掌握、运用必须要激发农民群众学习它的积极性，从思想上主动地去学习它。这就要求在农民群体之间去建立一种倒逼机制。所谓的倒逼机制区别于过去“我教你学”的形式，而是一种“敏而好学”的状态。要形成这种机制必须从几个方面出发：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必须实现内容上与农民群体相契合，通过科学性的指导解决这个群体实际的需求；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在农民群体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时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方式，以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最后作为农民群众自身要不断提高文化素质，力求能够读懂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再运用到具体的实践生活中。

作者:胡琴 单位: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OL/EB][2009-9-26]新华网.

[2]李波.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J].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09（1）.

[3]吴欣.乡村治理中党的领导问题[J].理论与改革，2012(5).

[4]中共陕西省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若干意见[N].陕西日报，2011-9-30.

[5]列宁，列宁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69.

[6]，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1470.

[7]，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15.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新华网.

农民群体范文篇6

「关键词」农民弱势群体宪法保护政治人权农村承包经营权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才被归纳在一起的，我们称之为“三农”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里，我国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村有了很大的变化，农民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21世纪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世纪，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将使中国农业更加现代化，中国农村更加繁荣，中国农民更加富强。但我们更应该看到21世纪中国的复兴、繁荣和强大，不解决十分突出的“三农”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中国就不可能真正现代化，中国法治化的社会理想也无从谈起。正如“十五”计划报告中所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

回顾历史，我们很容易看到，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三农”问题均不同程度的被政治家、学者们所高度重视。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道路”到的“农民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农村包围城市”；从费孝通对“三农”问题的学院派研究到邓小平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创造的农村承包制、农民自治等制度；从过去的“问题导向”性研究，到“政策导向”性实践，再到“规范法治化”建设的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实质问题是人权问题。谁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调动好了农民的积极性，利用好了农民这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力量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体，谁就会取得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成功。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现代化的时候，农民更加边缘化，成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的积贫积弱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groups）。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权益保护、社会竞争力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处于困难和不利的弱势地位。党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来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成功。但相对其他社会主体而言，农民的社会弱势群体状况仍未得到根本好转，有些方面还更加显得积贫积弱。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实践工作者也分别对“三农”问题中的农民问题从理论与实践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实践，但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良方。法学工作者们在这研究和实践中，更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讨中，但大多数均未找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对策”。二十多年来的理论探讨和改革制度设计，似乎没有真正解决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理论探讨和政策制度设计大都陷入了把农民排除在外的思维定势，走入了人治的死胡同。[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正如笔者前文已述：解决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而人权解决的关键是宪法问题。过去的一些法学工作者们之所以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法律对策，就在于没有从法律的源头、国家的根本大法上去寻找答案。近年来，一些法学工作者逐步意识到宪法保护对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纷纷投入精力和热情去进行相应的研究和实践探讨。他们认为：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最神圣的宪法，是共和国的立国之纲；他们希望宪法之母，一方面要严厉约束易于膨胀的权力，一方面要慈祥地保护易于受害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他们更期盼在共和国宪法之母的眼中，没有权贵和贱民、富裕和贫困、工人与农民等区分；在共和国宪法之母的眼中，只有平等的公民概念，任何人都是慈祥的宪法之母的高贵之子，享有做人的基本权利。[2]

二、农民弱势群体宪法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8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农村。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的政治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3]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解决好“三农”问题，特别是解决好“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法治化过程中的基本问题，是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和成败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从宪法的角度去研究和实践对逐步边缘化的农民弱势群体的保护，则是解决好农民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法源性问题，是法学工作者研究和实践解决农民问题的逻辑起点。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宪法在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法源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效力地位。依法治国的核心和首要义务是依宪治国，实行宪治。宪治是法治的前提、基础、核心和关键。[4]不论从立宪制度，还是从行宪制度来看，对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进行宪法保护是依法治国、实行宪治的需要；是完善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需要；是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实现人人平等权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调动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需要；是体现党的为民政策，实践“三个代表”的需要。

三、我国宪法对农民弱势群体保护的现状及分析

毋容置疑，我国宪法对农民的保护较解放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千百年来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成为真正享有权利的人。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建国五十年来，我们在法律、政策、观念等方面还存在大量的对农民不公的歧视性待遇的情况。一提到农民，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农民的“愚昧无知”，“低三下四”、“贫穷落后”，乃至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抱怨。笔者曾看到一篇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划分的文章，农民处于十大阶层的第九阶层，地位仅次于无业游民。由此可见，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产生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原因，也有农民自身的原因等。在寻找这些原因，找到其决定性原因——经济基础——农民收入状况的同时，我们也从宪法等制度安排上寻找到宪法这个法源在保护农民弱势群体方面的不足。以下从公民基本权利的五个方面，来分析宪法在农民弱势群体保护方面的现状及缺失情况。

（一）不平等权——国民待遇的缺失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由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提出来的。洛克和卢梭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特权，先后提出了“天赋平等论”和“自然平等论”[5]，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和1793年法国宪法均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公平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宪法中得到了更真实地体现，因为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在社会地位上一律平等，不因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见解、出身、职业、财产状况和教育程度等不同而有差别。

平等权（rightequality）是指以法律为尺度去衡量任何公民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上都一律平等。简而言之：平等权是指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它包括三个方面：其一，任何公民均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平等地履行法定义务；其二，在法律适用方面，平等的进行保护或惩罚；其三、任何组织或个人均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宪法和法律面前无特殊公民。[6]我国早在革命根据地时，就确定了这一原则。1934年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实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4条规定：劳动人民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946年陕甘宁边区实施的《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规定：边区人民不分民族，一律平等。1949年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原则。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则取消了这一原则。1982年宪法第3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平等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我们理应不折不扣的遵行。禁止歧视对待是平等权的基本内涵、基本要求。然而，现实中，我们看到：自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城乡在户籍、身份、待遇、权利、义务等方面的人为分割，使被定义为“户口在农村的公民”的农民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一些部门和地方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更强化了农民的“二等公民”身份，强化了对农民的制度歧视，弱化了农民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农民在户口转移、劳动就业、接受教育、税费交纳、社会保障，乃至选举代表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与城市市民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我们经常看到农民子女的失学；我们经常听到七八十岁的农民在耕田养活自己的同时还要交纳各种农业税费的反映；我们还继续执行着4比1代表选举分配原则，我们还不断进行着清退“农民工”的工作，不管他（她）们在城市中已经工作了十多年、二十多年的事实，等等现象，促使人们认真进行思考：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给国民一律予以国民待遇，既是宪法平等权的基本要求，又是国际法的基本准则。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条宣称要实现“人类……在权利上是平等的”规定，不仅规定对外国人实行相互平等待遇原则，即“国民待遇原则”，而且更完善和延伸了一国内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中国加入WTO后，我们在很多方面对外国人也给予“国民待遇”，难道我们还有理由不让农民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吗？正如一位委员在提案所说：农民已经为国家工业化进程进行了50年的积累，占GDP15%的农业要养活总劳动人员的50%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给农民国民地位，歧视农村的做法如何再让农民发展起来？（丁瑜，2003）确实如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不仅是实现宪法平等权的要求，是实现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衡量全面小康的一项基本指标，我们决不能让其缺失。

（二）迁徙不自由——自由权的缺失

迁徙自由（freedomofmigration）是指公民在本国有自由选择生活地点和居住处所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自由权之一，是人权的必要组成部分。迁徙自由起源于近代欧洲，伴随着自由贸易出现而出现。起初是为了打破人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后来演变为人的基本自由权，它要求社会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自由伸展的空间。[7]

迁徙自由的规定，不是人们心血来潮的时髦产物，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制度均不约而同的对此进行了规定。它体现的是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它表征的是人们为追求和获取幸福机会的自由和平等，体现一国宪法之母对其高贵之子的永远热爱的胸襟。它实现的是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和配置，成就的是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中国公民有居住、迁徙自由；1946年《日本宪法》第22条规定：“任何人在不违反公共福祉之范围内，均享有居住、徙移及职业选择之自由。”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DeclarationofHumanRights）规定：“1.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2.人人有权离开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我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合法处于一国领土内的每个人在民族领土内有权享有迁徙自由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早在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和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均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居住和迁徙自由。事实上，在这之前旧中国的十五部宪法和宪法性法律文件中无一例外都有相同的规定。有学者将新中国成立我国的户口制度的沿革分成三阶段（陈泽权，2003），第一阶段，自由迁徙阶段（1949—1958）。由于《共同纲领》和1954年宪法赋予公民具有迁徙与自由选择居住地的权利，使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十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迁徙最频繁的时期，仅从1954至1956年迁徙总人数就达7799万。第二阶段，控制迁徙阶段，从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至1980年前后，为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控制中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城乡有别的户口制度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尽管1954年宪法中的“迁徙自由”的条文没有废止，《户口登记条例》仍与后来连续颁布的法律、法规、政策一道筑起了中国独特的二元制户籍法律体系。如1977年11月8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徙的规定》，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农转非”的概念，而且将每年“农转非”数量指标化，“每年批准从农村迁入市镇和转为非农业人口的职工家属人数，不得超过非农业人口数的千分之一点五。”第三阶段，1980年以后，事实上丧失迁徙自由阶段，在政策与指标、中央与地方的双重控制下，除了计划内招生、招工、招干、调动外，我们基本上丧失了迁徙自由，没有选择居住地的权利。

这种“一国两民”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公民自由权的严重缺失。它不仅使公民平等权在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下显得苍白无力，将过多的剩余农业人口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既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又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减缓了市场的发育速度，更造成公民人身自由权、平等教育权等权利在执法中被随意侵犯和被剥夺的事情发生。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80%，我国目前只有37.7%，低于发展中国家近10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近一半，这就是明证；孙志刚被毒打之死案件亦有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错。尽快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不仅是弥补公民基本自由权，实现公民追求幸福权利，实现平等权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实行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顺应文明进步，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承诺和义务的需要。

（三）不平等选举权——政治人权的缺失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人是“政治动物”（亚里斯多德）。政治人权（HumanPoliticalRight）是人所固有的，先于宪法而存在的基本人权。[8]“政治权利是相对于公权力的‘公权利’，是公民参入政治国家的权利。它体现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公民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权利”。[9]凯尔森认为政治权利是使得权利人对于国家意志的形成发生影响的权利，亦即参与法律程序的创立的权利。“[10]马克思认为：”人权的一部分是政治权利，……这种权利的内容就是参加这个共同体，而且是参加政治共同体，参加国家。这些权利属于自由政治范畴，属于公民权利范畴“。[11]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政治人权既是公民在国家政治活动中的参加权，也是公民在政治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反抗权、革命权和自由权。

在社会民主化的今天，国家权利的一部分逐渐趋向社会化，公民的政治权利不仅仅是个人利益方面的权利，而且属于各种社会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权利。公民运用其政治权利对国家权利的参与与渗透，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公民凭借选举权、立法行政与司法参与权、监督权和各种政治自由的实现，实现公民“以权利制衡权力”的目的。公民政治权利以民主为其主要内容，民主权利作为集体政治权则体现为“人民主权”，作为公民权则主要体现为选举权和监督权。[12]公民其最重要民主权利的体现是选举权。

选举权（rightofelection）是指公民依法享受的选举国家代表、机关代表或某些国家机关领导人的权利，是公民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公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人民代表；第二，公民有被选举为人民代表的权利；第三，公民有权依照法定程序罢免不称职的人民代表。选举权有平等选举权、不平等选举权之分。平等选举权（rightofequalelection）是指每一个选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一切选民所投选票效力相等。它是选民投票权一律平等的选举投票制度的体现。不平等选举权（rightofunequalelection）是指选民所投选票效力不完全相等。它是选民投票权不一律平等的选举投票制度的体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选举制度已向着选举的普遍性、直接性、平等性方向发展。

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结合《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来看，中国公民在选举权上是应当平等的。而实际情况怎样呢？让我们看一看，各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就会很自然的发现，选举权是不平等的。从1953年《选举法》颁布时起，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中，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在农村、城市之间一直分别保持着八倍、五倍和四倍的不同比例。1953年《选举法》规定，农村与城市之间，每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为：全国人大代表为八与一之比，省为五与一之比，县为四与一之比。

在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分配上，1979年《选举法》保持了上述作法。1982年《选举法》十四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八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1986年《选举法》第十四条有同样的规定。1995年《选举法》第十六条规定为：“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此规定沿用至今。

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名额分配上，1979年《选举法》仍保持1953年选举法的依据。1982年《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较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较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1986年《选举法》第十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个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县、自治县行政区域内，镇的人口特多的，或者不属于县级以下人民政府领导的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人数在全县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教大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同镇或者企业事业组织职工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可以小于四比一直至一比一。”第十一条规定：“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第十二条规定：“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五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1995年《选举法》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条沿用上述各规定。

这种不平等选举权使得中国农民的政治人权发生缺失。这种政治人权的缺失在改革开放之前存在时，还不足以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产生影响。这一方面缘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处在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宪法原则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一方面缘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公民还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人们在优先选择解决好生存权问题。而时至今天，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社会可控的资源逐步增多，各种利益的调配量巨大，加上“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进一步完善，人们逐步关心起来了政治人权。农民由于某种历史的原因，对政治人权的关心，也大都显得有点“小农意识”，而这种“小农意识”将放大其在社会经济生活的不利处境，使其处处感到不畅快的压力，处处感到被打压和被排挤。解决这种状况的重要方法是：努力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实践人民主权的宪法原则，用完善的“议行合一”制度、平等的选举权，弥补政治人权的缺失，将个人的政治权利（主要是选举权）形成集体权力，将民主权利转化为民主权力

（四）教育不平等——受教育权利的缺失

公民的受教育权利是指公民达到一定年龄且具备可以接受智力教育条件时有学习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权利。我国前三部宪法起初只规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现行宪法第46条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受教育权起初在西方封建时期原是一种特权，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成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后来又发展成为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公民的义务。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且这种权利也应是平等的。为落实这一基本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

平等地享有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是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教育平等是现代文明社会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目标在教育领域的自然反映和必然要求。教育平等包含教育权利的平等和教育机会的均等两个方面。在阶级社会，教育权利的平等问题，基础于社会的政治制度，根源于阶级在社会地位的平等问题，它从质上规定了人们是否可能接受教育。在剥削阶级社会，真正能充分享受教育的是少数剥削者——有产者，而广大劳动者——无产者只享有迫于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一点点教育。这是不同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地位不平等而造成的。而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出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根源于阶级在社会经济基础的平等问题，它从量上规定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充分。[13]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剥削阶级，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而消灭了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人人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成为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基本制度也为这种平等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宪法保障。换言之，在我国，公民教育权利的平等已初步得到体现和实现。但教育机会均等问题尚存在许多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东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而且更多的表现为城乡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的明显差异。城市市民与农村农民之间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和失衡，已经影响了教育平等权利的实现，使教育公平无法很好地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构成公民公平受教育权利的严重缺失。

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教育不均等现象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普遍存在如下失衡现象，导致学生受到不均等、不公平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健康成长：一是权利与义务的失衡，它表现为“流失生”，特别是农村“流失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无法享有，产生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均等。二是环境与要求的失衡，表现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个体学习和整体学习环境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城乡之间表现得非常明显。三是质量与效益的失衡。学生个体的全面成长，既标志一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办学效果，又很大程度上受置于学校的办学效益。城乡之间不同的学习环境会产生不同的质量和效益。[14]以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担任组长的专家组作出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指出：我国教育机会不均等的主要表现在义务教育中财政资源分布严重不均等，从地区来看，义务教育财政责任的基层化和中央及省级政府用在义务教育方面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使经济发展和财力差距巨大的地区之间义务教育财政资源的不平等达到惊人的程度。城乡之间的不均等除表现在学校教育资源的差距外，还表现在教育经费负担和对农村农民的教育歧视，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在师资、经费、教学条件等方面表现出很大差异。仅1998年，全国城镇学生年平均预算经费，初中为813元，小学为520元，而农村学生初中为486元，小学为311元，差距是非常显著的。从升入高等教育的机会分布来看，农村升入高等教育的机会远低于城镇，高等教育机会不均等问题日益突出。

笔者认为：我国城乡市民与农民之间教育不均等现象日益加剧的主要原因，除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外，还有如下原因：其一是与宪法配套的实现公民平等教育权的法律、法规在立法上存在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和不公。表现在：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公民的责任，没有政府的责任；在《义务教育法实现细则》中将中央政府承担的责任逐级向下转移，最终从农民口袋中掏出“教育附加费”，[15]而城市市民则没有这样的负担，这种“穷教育”只能寄希望于“希望工程”。其二，财政等政策在教育上的失衡。首先，我国教育经费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占GDP4%的平均水平，一直徘徊在2.5%左右。其次，在教育经费使用上，城乡差别较大，农村教育经费与适龄人口的匹配不相适。农村小学适龄人口占全国70.68%，而教育经费却只占全国56.77%，农村初级教育适龄人口占全国66.13%，而教育经费却只占全国49.87%.这种失衡的财政政策，使农村孩子获得的教育资源明显少于城市孩子，使城乡居民之间的教育机会更加不能均等。这种由直接或间接的强制性因素形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公，将强化人的社会不公平感，引起更多的机会分配的不均，排斥了农村一大部分人凭能力、知识获得财富或社会承认的可能性。

农民受教育权的缺失，已经引起了农村生产力状况的恶性循环。农村“穷教育”，加速了农村生产力代际之间的越来越弱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如使其延续下去，将会影响几代、乃至更多代农村人口，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我们必须从宪法层面上予以高度重视。对农民平等教育权，特别是教育机会均等权利的目标追求和保障，应从宪法层次予以立制与规范。在宪法层次上确定国家和政府承担全额免费义务教育的主要职责，是解决平等教育权的“保障书”。

（五）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财产权利的缺失

财产权（Propertyright）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不同经济制度下的财产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产权有不同的含义，国家政治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16]

财产权是人的自然不可动摇的权利。公民没有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利，就会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和条件。正如洛克的自然法基本权利论中所说的：财产就是自然人求生存的权利的自然延展。如果自然人没有了财产权，就可能丧失人身自由权，再而危及生命权，就更不能谈发展权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一经法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正如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在社会连带主义理论中，财产权得履行一定的社会职务，财产权不复为绝对的了，而是要受到社会目的限制”[17]这种受社会目的限制的范围程序和程度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对财产权保护的社会效果，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进行保障。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但今天，大多数人对财产权的理解和把握，往往更多的是从民法方面去思考。人们不仅在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方面，有“物权”与“债权”等性质之争，[18]而且就其概念的存废方面还存在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认识，诸如概念的规范、性质的确定、内涵的把握等都是重要的，但是，从宪法的角度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加以确定与规范，显得更加重要。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承包人（个人或单位）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或其他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19]它属于物权，属于物权中的他物权，他物权中的用益物权，是一种反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农村承包经营关系的新型用益物权。[20]不过，当人们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我们会顿然发现，在理论和立法等方面我们均有不足，特别是在宪法等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失。

第一，表现为权属主体的缺失。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然地、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从该规定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所有”。“集体”是什么？“集体”与“农民”之间是何种关系？这里的“集体”一般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土地管理法》第10条的规定，“集体”一共有三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说这种集体主体的虚拟和多样性，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现象严重，导致诸多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象的产生。用农民自己的话说：集体所有就是大家所有，个人没有。解决所有权主体缺失的基本要求，就是应在宪法层面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具体归属。一些学者提出将农村土地所有权性质确定为国家所有，再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永佃权的呼声，是可以考虑的一种解决所有权虚拟缺失的办法。

第二，表现为权属缺失物权法定的内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新型用益物权，这一点《土地承包法》已有明确的规定，相信未来的民法典也会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的内容相异的物权类型。而事实上，《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方与发包方可以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显然与物权法定要求相违背。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3条规定的关于农村承包经营合同的纠纷处理按违约责任处理的做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的非自由处分性和管理债权化的特点，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上欠缺物权法定要求，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还尚未建立登记制度，使其缺乏物权公示法定要求，必将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不确定，效力的不稳定，权属的不稳定和交易安全无保障等问题。[21]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的基本内容。

第三，欠缺土地征用补偿的强制性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的缺失还表现在宪法中没有规定征用土地时的赔偿或补偿的强制性规定。实践中，我们经常发现因土地征用问题所产生的损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因土地征用问题而引发的农民与政府的冲突事件。征地是国家运用公共权力割让农村土地所有权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即使农民的土地产权被界定得相当清楚，国家仍然可以运用权力改变产权的归属。这种以国家公共权力为后盾割让老百姓财产权的行为，历来是一个国家的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对象。[22]

2004年3月，我国宪法第十条进行了修改：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由此看来，对包括农村土地在内的土地征用是法律赋予国家的权力，但对征用时对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赔偿与补偿问题，宪法没有作出强制性规定。而对征用必须给予充分、公正的补偿已成为各国宪法的基本制度。1814年荷兰王国宪法第13条第一款规定：“因公益所需而征用财产，须依法律规定，并须事先保证给予充分补偿。”美国宪法第5条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53条规定：“公用征收，仅限于公共福利及有法律根据时，始得行之。公用征收，除联帮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予相当赔偿。”

综上所述，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还存在严重的缺失，这种财产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农民耕作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影响稳定相关权属关系和秩序，而且使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在谋生命根子的土地方面处于更加弱势无力的地位。归根结底，我们应该从体现阶级、集团力量对比关系的宪法规范上去弥补对农民财产权属保障上的不足。

四、结语

农民弱势地位宪法保护的问题是一项重大的系统工程。除了上述几个方面的缺失外，在农民税收负担、就业等劳动权实现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我们还存在许多不足。农村、农业、农民是中国社会问题中的重大问题，对农民弱势地位的保护需要从宪法到法律、行政法规和政策，从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等多方面予以重视与规范。我们可以说：没有中国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法治化；没有农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稳定；没有农民的发展和现代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和现代化。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张英红《给农民以宪法关怀》，《南风窗》2002年1月，第44页。

[2]张英红《解放农民：宪法之子的呼唤》，依法治市综合网。

[3]敖带芽《中国农民政治参入的三种型态：族民——村民——公民》，《农民日报》2002年8月22日。

[4]尤俊意《实行宪治推进法治》，中国人大新闻，2000年第9期。

[5]、[6]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401、402页。

[7]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338页。

[8]、[9]、[10]郭道晖《政治权利与人权观念》《法学》2003年第九期，第3-4页。

[11]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

[12]郭道晖《政治权利与人权观念》《法学》2003年第九期，第4—7页。

[13]参见张铁明著《教育产业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2页。

[14]参见周宏《均等教育基本策略及对策》《教育探索》2003年第五期。

[15]《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款：实施义务教育的学校、新建、改建、扩建所需资金，在城镇由当地人民政府负责列入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或者通过其他渠道筹措；在农村由乡、村负责筹措，县级人民政府对有困难的乡村可酌情予以补助。

[16]、[17]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宪法学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21-22页。

[18]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的说学有：1、物权说，典型代表有：杨立新，王利明，丁关良，崔建远，王礼福等。2、债权说，典型代表有：梁慧星等。3、物权兼债权说，债权兼物权说，代表有：吕明、李生等，4、复合所有权说，田面权说等。

[19]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第262页

农民群体范文篇7

一

众所周知，城市下层社会群体主要来源于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的农民，这些离村农民，由于受到交通、经济条件、心理成本等因素的制约，通常倾向于到距离最近的城市打工，由此形成了城市农民工群体“地缘”汇聚的特色。无论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农民工群体都以本地区为主，就是如政治中心北京、国际性大都会上海，各色人等来自全国各地，但地域构成的这种特色依然不减。陈华寅对劳工的抽样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表1所示。[1](P.408)

从表1可以看出，各城市都有本地、外来劳工聚集。劳工出生本地者，部分为城市郊区的农民，而外来者，以地利之便，大多为省内的农民。一份关于武汉劳工的调查，颇能说明问题。武汉“为我国通商大埠，上海、广州而外，此处最为繁盛。位置居长江上游，地势当各方冲要，自辟为商埠以来，水陆交通，日见发达，市廛罗列，密若繁星，商业发扬（展），一日千里。且自汉阳、汉冶萍铁厂，以及武昌之公立纺纱、织布、织麻、缫丝四局开办以后，中外私家工厂，接踵而起，工业之盛，远凌各地。因之工人需要，日益增多，劳动者之趋赴市场者，日见其众。”[2](P.717)民工来自湖北、江苏、浙江、湖南、安徽、广东、河南、江西、河北、山东、福建等省，而湖北一省即占到被调查总人数3621人的61.09％[2](P.726)，地域构成的地缘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武汉如此，其他城市概莫能外，如上海人口籍贯构成中，邻近的江苏籍最多，占上海总人口的48.06％（上海在民国时期划为特别市之前隶属于江苏），其次为相邻的浙江籍人，占25.78％；在北京，河北人最多，占北京总人口的35.54％；天津，河北人亦最多，占天津总人口的47.11％。[3](PP.1405－1406)在史籍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类似记载，如河北盐山，“单身男子，于无业时期，即出外工作。通常咸于秋收之后，赴天津或附近各处，寻觅短期工作”[4](P.644)；广东惠阳，不少农民“都趁着农闲时赴香港做季工”[5](PP.64－65)；在广西，“（靠）近城市的农村中男子许多跑到城市去做苦力的，到农忙时有些是转回农村耕田”[6](P.107)；在湖北，“在农闲的季节，农民家庭里身强体壮的农民及往附近乡镇做工”[7](P.11)；在山西，“自从禁种鸦片以后，大多数农民发现他们的农田不能生产足以维持他们日常生活的粮食，都跑到省会太原去寻求仆役之类的工作”[7](P.639)；在四川，“农民的数量，近年已逐渐减退……这些壮丁……跑向都会，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如成、渝两地人力车夫、山轿夫的年有增加”[8](P.901)；在江苏宜兴，“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9](P.89)。显然，作为城市下层社会群体的农民工“大多数是来自企业所在省的各县农村，少数来自邻省或比邻省稍远的省份，只有极少数的一部分是来自企业中心地区”[10](P.177)，是极普遍的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劳工会“在同一工业中心或企业里也易形成地区性或划分省份的彼此对抗”的原因之所在。这种地域构成的地缘特色，其实不难理解，一则距离近，交通便捷，可节约成本；二则在本区域范围内，心理上有归属感；三相对容易找到亲朋好友，有一种依靠，减轻对城市的陌生感和不适应性[2](P.726)，由此形成城市农民工群体地域构成的地缘特色。

二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性别构成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精确求证的问题。不过，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尤其值得关注：一是性别比例的失衡，二是性别分工存在差异性。

城市男女性别构成的不平衡性，固然有许多因素，但男性民工的大量涌入则是基本的。根据1910年（宣统二年）的统计，福建各商埠、江西各商埠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52∶100和189∶100。[11](P.174)中国近代第一大都会上海更具有典型性。一般说来，整个上海地区的性别比例是不平衡的，即男性超过女性很多。不仅如此，上海各组成部分（地区）之间，男女性别比例也有较大差别。例如，1930年公共租界男性人口对女性人口的比例是156∶100，同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9∶100，“华界”的比例是135∶100∶1936年法租界的比例是141∶100。即便同一地区，历年人口的性别比例，同样也有较大的差别。除“华界”在1929年以前并无资料可以作为依据以外，从1929年到1937年抗战的前一年为止，“华界”男对女的比例变动较小，仅从132∶100到137∶100。至于公共租界，就大不相同了。在公共租界开辟的初期，男性人口大大超过女性，例如，1870年（同治九年）、1876年（光绪二年）这种男女性别比例曾达到290∶100和297∶100。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是大量男性流入的缘故。[12](PP.45－46)另据1936年对城市人口性别比统计，南京为150.29∶100，杭州为147.29∶100，广州127.41∶100，北平160.18∶100，天津141.47∶100，青岛145.90∶100，汉口133.14∶100。[3]

可见性比例失调是一个普遍的社会存在，而其严重性因大量农民离村进城得以强化。这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城市农民工群体，其性别构成虽无全面系统的资料，但绝不会例外。南京棚户区——农民工群体居住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根据抽样调查，180家棚户共有人口742人，其中男子424人，女子318人，性别比例为133∶100，“由此可见棚户人口，男子比女子要多得多”，这是因为“棚户中有许多男子并未携眷同来，他们大都是为经济压迫之故而来都市谋生，妻子则留居原乡，或因原乡尚有田地须待耕种而不能携眷偕来，或因生活不安而不敢携眷偕来，而且中国人大都没有出外工作必带家眷的习惯，棚户自然也不能例外”。可是，通过比较可以发现，调查资料显示的棚户居民性别失衡何以反不如城市人口总体性别构成失衡之严重呢？因为“有许多棚户已经落籍都市，所以棚户性比例并不及都市的一般性比例之高。”[13](P.755)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至于性别分工，更是寻常之极。性别分工原本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14](P.47)根据男女身体、生理等条件，农民工从事的工种各有千秋，如码头工、搬运工、人力车夫等重体力活，当然由男性“垄断”，纺织工、家庭佣人、缝纫工等，自然为女性所长，由此形成劳动分工性别构成的千差万别，如表2所示[13](P.1399)。

表2是1936年对南京、上海、青岛、天津、沈阳、北平、兰州、西安、成都、重庆、昆明、汉口、广州、台北等14城市主要工业部门的统计，虽然有的工种非离村农民所能胜任，但多数工业需要民工挥洒汗水，从中不难发现劳动分工所体现出的性别“偏好”，这是考察城市农民工社会群体性别构成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三

城市农民工群体的年龄构成同样是一个复杂而难以精确求证的问题。因离村农民有的扶老携幼阖家进城，有的夫妻双方入城，有的只身前往，不少人穿梭于城乡之间，这就使年龄构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青壮年占据压倒优势。我们可以举3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1.从离村农民的年龄构成看，流向城市的农民工，虽然各地情况不尽相同，但均以青壮年为主。根据李景汉的调查，在1338位被调查者中，年龄构成如表3所示。[15](P.76)

从表3中不难发现，20岁至49岁“离村”的农民，占到71.28％。另据陈翰笙、刘宣、卜凯的调查，广东、广西及河北等省的离村人口中，男性占85％以上，而年龄在20—40岁之间者，占四分之三以上。[16](P.55－68，10－11，143)苏南的情况也不例外。据统计，江阴4579离村者中，15岁至45岁之间者占60％左右。[17](P.54)从无锡劳工的年龄构成看，在397位男工中，11岁至50岁者占89.94％，其中31岁至40岁者为最多，占33.50％。[18](P.165)就是说，无论在苏南，还是其他地方，离村农民，均以青壮年为主流，“为谋生而离村者的年龄，大都在少壮之年，当系自然之事”。[17](P.58)因为，只有身强体壮，或有一技之长，才能可望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城市立足。

例2.从城市下层社会群体（主要是农民工）聚居的棚户区居民的年龄构成看，南京棚户区调查可见一斑，见表4[14](P.756)。

表4可证棚户人口以壮年为最多，幼年人（15岁以下）只占26.56％，老年人（55岁及以上）只占11.36％，而壮年人（15岁至54岁）共占62.09％。显然，在合家进城的农民中，老年人随迁的情况不多，他们仍留守农村，看家种地，而让年青人外出闯荡，打工谋生。这是容易理解的。

例3.在进城谋生的农民工群体中，“打工妹”也是一支重要方面军，从她们的年龄构成中，我们也可以窥见端倪。这里以苏南工业中心无锡各丝厂19379名女工为例，进行一些分析，如表5所示[19](PP.23－24)：在女工年龄构成中，16岁至20岁年龄段所占比例最高，为44.69％，其次为21岁至25岁，占17.50％，26岁至30岁为15.74％，31岁至35岁为8.49％，四个年龄段相加为86.42％，也就是说，16岁至35岁的精壮劳力构成“打工妹”的“主力军”。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年青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无论是打工妹，还是打工仔，都是一样，因为“在农村，年青人由于各种牵累较少，纷纷离开农村到新建的企业里去找工作”[10](P.190)。况且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精壮的体力，很难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是不言而喻的。有人说农民进城，“不但只是量底问题，而同时还带着质底问题，所以关系就格外重大了。什么叫做质底问题呢？就是脱离农村而逃往都会的农民，大多都是贫农中间最有气概最能劳动的人，或者最聪明而有才能及雄心的青年。还有由农村供给学费往都会念书的人，毕业完成了之后大多都是还想在（为）都会之身，而绝少肯再回到农村工作的。还有一部分农村里边最强壮的青年……想留在都会里边过活。农村内较优秀一点的劳动力，这样地都被都会吸收了去。”[20](P.24)这个评论，也反证了城市农民工群体中精壮劳力为主流的事实。

四

根据上文的考察，进城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其家庭结构也必然多为核心家庭。这一判断，可以从民国时期社会学者所做的零星抽样调查中得到证实，如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对南京东瓜市与其附近的棚户调查结果，“143家棚户共有561人，平均每家人口为3.84人。若分析而看之，4人与3人者最多，各占全体26.78％。若再合起来看，则2人至5人之家却占了总数的84.21％。平常我们大概都以为棚户人口较普通家庭多，其实按此次调查结果，可证明他们家庭也并不特别大。”[21](P.810)此外吴文晖调查南京棚户家庭180家，户均人口4.12人；社会调查所调查上海贫民家庭230家，户均人口4.72人；房福安的上海抽样调查，100家平均人口4.11人；社会调查所的北平抽样调查，500家平均人口4.44人；甘博的北平抽样调查，113家平均人口4.10人。[21](P.810)把这6项对“都市的贫民家庭人口”调查的结果相加，平均每家人口4.22人，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城市下层社会群体农民工家庭构成之一般情形。大家庭（联合家庭）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小家庭（核心家庭）的普遍化，这是工业化、城市化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如研究苏南劳工家庭变迁的学者所指出的：“一切社会组织皆以家庭为其始基，而我国数千年来，一方缘于农村经济之需要，一方缘于儒家教养之孕（蕴）涵，生业所在，聚族而居，数世同堂，传为佳话，因以造成宗法社会中之庞大家庭。驯至施政视巨室之好恶，亲属有连坐之条律，族学家塾，自施教养，祠产宗会，互通缓急，凡在家族谨严之地，家庭俨为社会中心，而形成政治教育法律经济上一切活动之单位。然自海通以还，产业革变，交通发展，人口迁流，一方旧式农村渐趋破坏，一方近代都市勃然四起。全社会变动的总趋势，遂为原料资本及人口向工商大埠之集中，与各国产业革命之过程先后同出一辙。单从人口变动观察……其重要结果，则为大家庭之分化及小家庭之产生”。这是合乎世界潮流的趋势[22](P.134)。

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大小与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如上海，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家庭工资总收入每月20元以下者家庭平均人口为3.45人，20元至29元之间家庭平均人口为3.79人，30元至39元之间者4.98人，40元至49元之间者为6.03人，50元及50元以上者7.76人。工资最少的家庭，孩子也最少，“熟练工人的家庭成员比非熟练工人的多”[10](P.560)。换句话说，城市农民工群体家庭规模小，除了上述有的农民工没能把整个家庭迁到城市的因素外，与他们的收入、身份、地位也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农民群体范文篇8

关键词：品质城市；农民工城市融入；有序实现；政府职能

一、品质城市建设绕不开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问题

1.品质城市既需要“人脑”也需要“人手”。品质构成的要素包括“品位”和“质量”两方面。“质量”是满足人们基本生产生活需求，“品位”则是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品质城市是生态的、活力的、宜居的、个性的、规范的。城市产业升级一方面需要高端优质人才，这些人不仅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突出，而且能在思想、道德规范、人文文化与素质（精神面貌）、创新、城市品牌等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影响所在城市和区域的综合竞争力。另一方面城市中的苦活、累活、脏活、危险活也急需保洁、安保、快递等各类劳动力支撑。国家“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完成1亿左右农民工为主体的常住人口在城镇定居落户。农民工作为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俨然已经成为城市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和潜在的未来市民。2.“推拉理论”下农民工群体脱农进城需求刚性。“推拉理论”是研究人口迁移问题最具代表性的理论。该理论认为：之所以会发生人口迁移是迁入地拉力和迁出地推力两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迁出地来看，农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技术上的差距，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相比优势又不明显，虽然近年来新农村建设使农村面貌发生巨变，对农民产生了一定的粘力，但毕竟农村生活质量还不高，农民“脱农”信念依旧虔诚。与此同时，迁入地城市产业比较发达、比较收益高、工作环境好、发展机会多、设施更优越，人口聚集的“虹吸效应”明显。农民工基本定位：职业在城市，户籍在农村；自己在城市，家属在农村；生活在城市，根基在农村，成了我国特殊城乡关系的产物和双重体验者。3.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的无序影响城市品质。多年来，农民工通过自主的、理性的方式并按照一定的程序或秩序，长期居住和生活在市管辖区内，从事着非农业生产，接受着城市给予的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知识，努力改变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思想理念，梦想着成为城市的一分子，期望能争取到基本的经济、政治与广泛的社会权利，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始终感觉在受教育机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及政府公权力救济等方面有股排斥力，始终无法融入城市，更谈不上与城市融合。尤其在比拟其他同等主体拥有地位等级和生活质量时，这种被剥夺感与低归属感交织滋生出焦虑感也越会蔓延开来；2于是有些农民工选择非对抗性、无条件接受；有些“折衷”处理，候鸟式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始终处于“半城镇化”状态；有些认为既然城市的成就、荣誉、光荣与梦想与自己无关，既然自己漂泊到城市只是一个挣钱讨生活的“过客”，既然一辈子扎根城市如此困难，他们就会用脚投票，选择离开城市。农民工群体劳动供给的不确定性以及这种无序的融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品质城市的建设。

二、农民工无序融入原因分析——基于政府责任的视角

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障碍有很多原因，比如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低造成的“粘地板效应”，社会资本僵化，交往内卷化倾向。同时受经济上的贫困和时间上的不宽松影响，缺少参加职业培训等发展性消费的欲望和能力，不能被城市完全同化，始终处于城市“伪融入”状态；比如企业因为和政府之间的某种默契，违法成本很低，在农民工权益保障方面不作为；比如城市接纳条件不足，“城市病”和“挤出效应”造成的市民对农民工群体的贡献性接纳和参与性排斥；比如近年来务农比较利益上升带来的外出阻力等等。这里重点分析农民工城市无序融入的政府原因。1.社会转型的利益纠结与选择偏差。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实行城乡二元结构体系和工农剪刀差，即便近年来国家实施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但受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的影响，更优的发展路径很难突破旧制度顺从的惯性，依然显现出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保证城市和工业的发展的痕迹。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抽夺”相对落后的农村大量农民工积聚在低端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于价值链低端产业，劳动强度大、危险系数高、技术含量低、工资不仅低而且不能及时足额发放，存在就业歧视或失业风险，就业短工化、“爬塔吊”讨薪等成为普遍现象，难以满足农民工定居城市的生存需要。随着经济发展，国际分工体系中劳动力比较优势正逐步消失，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许多城市纷纷上演“抢人”风波，出发点不错，但是定位有偏差，大都只将目光放在年轻大学生身上，放在“高大上”特殊人才身上，完全忽视了城市产业结构多层次性与劳动力市场多结构性的特征，农民工成了政府规划和公共政策的人群盲点，“民工荒”引起了政府慌。2.自利型政府的地方保护主义。多年来，受绩效考核制度的引导，政府为了在自己的任期内积累成绩和好评，必然根据主观偏好和政绩考核指标来选择控制财政支出的方向和规模。因为农民工满意程度不是政府业绩考核的指标，所以面对城市资源供给稀缺与新增人口大量需求的现状，一个理性、自利型政府必然把优先发展经济当作惯性思维信条，缺少社会管理的意识；把大部分产品和资源放在形象工程上，农民工诉求只是盆景式应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满足本地市民的需求上，缺乏真正为农民工服务的动力和意愿。3.政府有形之手配置资源的缺位与错位。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市场失灵”领域，该政府管理的，恰恰被推给市场，导致各种乱象屡禁不止;而在部分公共产品供给领域，又抛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味按照行政等级，采用计划手段调配资源，造成了资源产品配置的低效或无效。土地为例，国土部门严格限制500万以上人口城市的建设用地供给，导致大城市的房价不断上调，人为地抬高了农民工落户的门槛。2农民工只能选择生活成本相对廉价的“城中村”租住。这些“孤岛”位于城郊接合部，地理位置零散，不仅与农民工的原有居住环境和文化几乎割裂，而且与城镇居民住宅之间存在明显交往边界，由于居住空间固化隔离，“碎片化”“原子式”堆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造成了农民工闭塞信息、排斥外族。近年来尽管政府也力推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行动，但只是打碎原有地理位置，把农民集中居住区挪得更远，产生了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结构。4.制度安排存在缺陷。目前，针对农民工的若干制度安排推行的是城乡分割的、封闭的、不可携带的属地化管理运行机制，输出地和输入地两地政府各扫门前雪，协调管理意识非常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流入地政府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如果再次对流入的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则不仅会造成“洼地效应”风险，农民大量集聚在这个“钱多、人傻”的城市，而且也会造成公共产品的双重补偿；如果流入地政府不提供公共服务，被贴上“外来人员”标签的农民工甚至在失业时还不能城享受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既脱离了农村扶贫体系，又不能加入城市社会救助体系，“两头落空”，极易产生“富裕社会的转移性贫困问题”。

三、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有序实现中政府职能的定位

品质城市不单单是建几个漂亮的公园和广场、修几座摩天高楼，而是一个系统的惠民工程。核心目标是提升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为此，各级政府必须提高思想认识，致力于帮助农民工尽快在城市建立起经济基础、获得政治权利、适应城市化的社会活动，积极落实服务型、有限型政府职能，力争不断提高“农民工满意度”。1.发展区域经济，扩大城市容量与吸引力。农民工的“中国梦”就是“城市梦”。而城市的活力在于经济发展水平。品质城市更是应当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构筑起包容性的城市产业体系。“推拉理论”的基础是“迁移法则”，而迁移最主要动因又是经济因素，即城乡劳动报酬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必须首先做大做强城市“产业容器”，布局好高中低端各类产业，在重视高层次人才的同时尤其不能忽略农民工就业群体，这样可以在经济层面上解决好农民工进城生存性适应问题。2.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供给，确保覆盖无盲区。“帮助穷人的最好办法不是将计划目标定位于更加关心穷人，而是确保对资源、公共服务与机会由一个总体的框架安排，这些资源、公共服务与机会应该可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可以为每一个人所利用”。3包括农民工群体在内的每一个国家公共服务的受众群体，不论财富、性别、年龄、种族和宗教信仰，都能共享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就医机会、住房保障机会、社会保障机会等，有了真正的获得感，才会进得来留得下。为此，政府至少应提供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等三个层次的保险保障，提供便捷的、促进市民提高自身身体、技能、素质的机构和设施，提供能够自发促使市民不断提升各方面能力、素养的环境，将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与居住地脱钩，全面对接农村社保与城镇社保两个体系，在城乡不完全统一、农民工流而不迁或经常返乡的背景下，可以尝试设计在城乡之间无缝转接的公共服务体系，比如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国民基础社会保障包”3，使农民工不论在哪里，都可以携带，都可以享受到和“市民”一样的公共服务。3.重构地理空间，避免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结构的产生。居住权是农民工获得其他市民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品质城市达标的重要内容。因此，政府要妥善安排好进城农民工的居住空间，不提倡修建特殊的、有区隔的农民工集中安置区或安置点，而是积极主动地将进城农民与城市低收入者一样，纳入城镇“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规划中。大力改造现有的棚户区，充分考虑人口增长对交通和各种社会服务需求的增长，增加医院、学校、休闲、运动等配套设施，充分考虑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沟通、交流，4充分考虑市民的切身需求和具体感受，因为他们才是世世代代要在此生息繁衍的城市主人。4.实施农民工素质提升工程，积淀可持续发展融城能力。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该让接受教育成为一种奢望。“授人鱼，不如授人渔”。针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必须开展大规模的免费培训，可以建立约束机制，从国家层面将农民工职业技能认证体系融入国家职业资格鉴定体系当中，成为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真正的门槛，给农民传递一定的教育压力；可以实施激励机制，鼓励农民工着眼于成为高素质的现代城市产业工人和满足自己对城市美好生活向往内在意愿成为新市民的目标，自我加压，主动钻研业务技能知识，主动学习城市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主动提升个人资本存量；通过政府减税或其他优惠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实施农民工群体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遴选一批优质职业院校，依托载体平台，建立一批有特色的农民工职业培训基地，形成分层次、一体化的职业教育供给体系。另外，由于大多数农民进城，还有让子女接受更好教育的预期，因此政府还要努力关注并解决好二代农民工教育起点、教育过程的公平问题。5.打造服务型政府，做好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顶层设计。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各项“推出机制”：比如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发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健全流转市场和交易平台，加大对土地流转的服务监管，对长期在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有稳定收入且有住房的农民工，可以保证他们在收益能得到补偿、权益能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劝说他们自愿退出耕地和宅基地，将农村土地的价值转变为在城市立足的物质资本；督促农民工输入地企业规范契约关系，构建工资拖欠的事前预防机制、事中联合督查机制以及事后严肃查处机制，切实解决好农民工在城市的经济生存问题；改革政府考核办法，将管理服务对象的农民工作为政府年度考核的重要参与人和监督人，将政府服务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成效纳入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绩效评价体系，从源头加强对农民工的关爱。6.致力于优化群际关系，营造多主体和谐包容的氛围。群际接触理论认为，各个群体之间产生偏见是因为一个群体对另一群体缺乏完整甚至是存在错误的认识造成的，强调群体之间增加相互了解，减少群际偏见。5农民工群体，你排斥或接纳，欢迎或不欢迎，它都在城市里。各主体只有双向理解认同，互相接纳，才能和谐共生。城市市民要尊重并接纳农民工，农民工进城所从事的行业与城市居民重合度并不高，彼此错位互补就业，形成更广泛的包容性多元社会和文化；社区要树立开放姿态，建立农民工社区工作服务站等组织机构，主动创新基层治理机制，改进群众工作方法，通过纽带网络和桥梁网络，将彼此熟悉和不熟悉的人们联系起来，消除隔阂，满足农民工工具性需求；主流媒体要注意舆论方向，多宣传报道农民工在城市建设、社会财富创造和保证人民正常生活秩序中发挥的正面作用，引导市民关注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积极向上的生活追求，切实感受到农民工的不容易和重要性；农民工群体要努力再造社会资本。进入城市后，失地农民失去了建立在原有人际关系上的依赖感和安全感。在完成了生存适应后，农民工需要处理好与同事及上司的关系，增加业缘社会资本存量；处理好与邻居的关系，构建起新的社会网络；进一步编织好同乡会这个熟人社会的重要关系网，拓展工会、农民工自治组织等组织型社会资本，利用“朋友圈”拓展异质性交往，推泄过量敌对情绪，重构心理资本，不断进行心理调适，提高自身利益表达效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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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群体范文篇9

某区是某市中心城区之一，辖区面积22平方公里，总人口71万，共有8个街道办事处，102个社区，15个行政村。区委直属党委（工委）24个，其中，8个街道党工委，1个直属机关党工委，15个系统党委。全区共有基层党支部（总支）508个，党员8810人。

一、农村党建工作

某区现有15个行政村，12个村民小组，总人口11,238人，总户数3，890户。共有15个党支部，党员274人，其中“两委会”班子成员102人，村党支部成员51人。

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都市村庄经济发展、城中村改造和社会稳定三大任务，以创建“五个好”基层组织为目标，以深入开展“三级联创”活动为依托，以提高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为重点，加强教育培训，创新工作机制，积极探索加强都市村庄党建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促进了全区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快速发展。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努力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新局面

我们从新形势下城区农村工作的实际出发，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将农村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一是研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实施意见》和《关于深入开展创建“五个好”党支部的实施意见》，落实了区委、区农村工作局党委、各行政村党支部三级党建工作责任制，在全区构筑了区委宏观指导，区委组织部重点督导，区农村工作局党委具体实施，各涉农部门协调配合，各村党支部积极落实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领导机制；二是明确了区委书记、区农村工作局党委书记、各村党支部书记抓“三级联创”工作的三级责任人职责体系，进一步落实了各级领导干部村级联系点制度，领导班子成员包片、原创：干部包村等各项制度，实现了各级领导干部对农村工作的认识、责任、措施、工作的“四到位”，从而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注重教育，强化培训，为加强农村党建工作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按照“分级负责，分层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我们制订了全区农村干部教育的长期规划和短期计划，以建立干部经常受教育机制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思想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

一是学习方式上讲求多样性。采取举办短期培训班、聘请专家授课、参观先进单位、外出考察学习等方式，不断丰富政策理论学习的形式。二是在培训内容上突出针对性。我们根据年度任务的不同，在内容上各有侧重。近几年主要以“城中村”改造和思想作风集中教育整顿活动为重点内容对干部进行培训。组织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大政方方针和中央领导的重要论述，开展了先进人物先进事迹学习活动和艰苦创业精神大讨论活动，提高了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理论修养。三是在教育效果上注重实效性。我们坚持“缺什么，补什么”和“实际、实用”的原则，先后组织农村“两委会”干部参加了城市规划法、房地产开发、“城中村”改造项目立项及审批实务等各方面政策法规和专业知识专题讲座，使大家在熟悉掌握相关政策法规和业务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法律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加快工作进程。

通过以“三级联创”为切入点的一系列党建载体活动的深入开展，有力地促进了我区农村各项工作。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得到了明显加强，村两委会班子干部队伍整齐，关系协调；经济逐年稳步递增，15个村经济总收入均在300万元以上，村民人均收入5000多元；基层干部以优良的为民服务行动，主动为民排忧解难，化解各种矛盾，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促使“城中村”改造工作稳步推进，保持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三、扎实工作，稳步推进，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

1、以“五个好”为目标，充分发挥农村工作局党委在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中的核心作用

一方面，切实加强对局党委班子和干部队伍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先后开展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思想作风集中整顿、“论团结”、“论勤政”、“论廉政”和“创佳争先评差”等学习教育和研讨活动，坚持用正确理论武装全体干部的头脑，教育引导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领导班子的整体素质和领导能力有了新的提高，工作作风有了新的转变。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局党委组织优势。一是健全完善包村制度。重新制定了包村干部的工作职责，明确了目标任务，并抽调了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成立了驻村督导组，对“两委会”矛盾突出的村先后进行了两次集中整建，较好地扭转了后进村的面貌。二是培养典型，抓点带面。在北沙坡村和南关村开展“三级联创”试点工作，帮助该村先后建立健全了《村民议事制度》、《村务公开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等17项制度。同时，召开全区农村规范化建设现场会，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为全区村级各项事务的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2、创新制度，扩大民主，积极探索都市农村党建工作新途径

一是切实加强村党支部领导班子建设。着眼于有效发挥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我们研究制定了党支部书记主持下的两委会联席会议制度和村委会定期向党支部汇报工作制度，进一步理顺了“两委会”的关系，实现了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二是加快农村基层民主进程。我们积极推行以“党内外推荐，上级党组织考察，党内民主选举”为主要内容的村党支部班子成员“两推一选”制度，不断改进党支部换届选举的方法和程序，扩大了党员、群众对党支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真正将那些政治素质高、群众公认，能带领群众致富的人选进班子。三是抓好党员队伍建设。结合“三级联创”活动，我们在党员中广泛开展了“1+1双联双带”、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活动。同时，严格规范程序，实行“公示制”，使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二、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中出现的一个越来越大的群体，他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近年来有关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权益保护等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已引起了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根据市委组织部的指示，今年二季度，我们在组织全区8个街道党工委，深入地区非公企业、区内重点项目工地、大型建筑工地、大型综合市场及劳务市场，采取召开座谈会、个别走访、发放调查表和调查问卷等方式，在全区范围内就农民工群体与基层党建工作进行了专题调研初步了解和掌握了我区农民工群体及其党建工作基本情况。

一、某区农民工群体基本情况

某区地处某市中心地带，面积22平方公里，人口71万，辖区内商业网点、旅游、餐饮等服务行业较为集中，吸引了大批外来农民工。目前，流入我区的农民工总数约为14，356余人，其中男性占98.4%，农民工党员为149人，占1.0%，入党积极分子294人，占2.0%，年龄结构在21—40岁之间的占66.1%，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70.0%，从事建筑、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占99.7%，平均月工资收入200—500元的占52.0%，工作时间在5年以下的占58.4%。

二、开展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的主要做法

就城区农民工总体状况而言，农民工群体具有文化素质较低、工作流动性大、党员比例明显偏低；从事的行业主要集中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大型集贸市场、建筑行业和劳务市场。基于这些特点，在农民工群体中建立党组织、开展党的工作普遍具有难易程度不一、发展不平衡的现状。

（一）在农民工群体集中的领域建立党组织

1、在非公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由于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城市非公组织中，积极在非公组织组建党组织，加强非公组织党建工作，不断扩大党的工作覆盖面，是做好农民工群体党建工作的重要领域。近年来，我们在辖区内的71个非公组织中建立了党组织，其中涉及农民工群体的组织达51家。

2、在大型集贸市场建立党组织。在许多商业市场中，存在着大量来自农村的商品经营者。随着城区大型商业集贸市场的不断建立，为在这一领域建立党组织，对市场中的党员经营者开展基层党建工作创造了条件。近年来，我区先后建立了建设路“双拥市场”党支部，太乙路铁永坊市场党支部，这些市场党支部在市场经营过程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由于城市拆迁改造等原因，这两个市场已不存在）。去年以来，我们又在文艺路地区的李家村服装城成立了市场党支部，为在集贸市场经营户的农民工党员中开展党建工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3、在社区建立流动党员管理站。在开展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中，我们明确要求各街道社区建立“八个一”的基层党建工作运行机制，其中之一就是在各社区建立流动党员联络站，这一机构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党员过正常的组织生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据统计，有40余名农民工党员曾经到社区流动党员联络站进行过登记和过组织生活。

（二）加强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

在不断扩大非公党建工作覆盖面的同时，我们在农民工和农民工党员较为集中的非公企业和集贸市场，着力巩固党的阵地，发挥党组织作用，加大党员教育管理监督力度。我区非公企业陕西亚鑫餐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目前有党员19名，入党积极分子约50名，其中农民工党员有12名，农民工入党积极分子45名。公司党组织在开展党组织生活中，通过支部学习和丰富多采的支部文化生活，吸引了一大批农民工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员工在提高政治理论和文化素质同时，也为企业的更大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公司支部为了调动农民工党员的入党积极性，采取对纳新农民工党员后，给其输出地党组织和本人家庭发放喜报的方式，极大地鼓舞和触动了入党的农民工和其他员工，为企业营造了一种积极健康的政治氛围。文艺路街道党工委在李家村服装城农民工党员经营户中开展争做“模范党员经营户”活动，为讲诚信、守信誉的党员经营户颁发“模范党员经营户”牌匾，为市场党员经营户办实事、解难题，解决后顾之忧，有效地增强了党组织、党员在农民工群体中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吸引了一批积极靠拢党组织的入党积极分子。许多原来不愿暴露身份的农民工经营户主动向党组织亮明了身份。今年以来，我区先后培养非公企业和市场中的农民工入党积极分子80余人，10余人加入了党组织。

（三）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活，增强党的感召力。

业余文化生活枯燥单调是农民工群体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关注农民工群体的文化生活，了解他们想什么、盼什么、怨什么，切实解决广大农民工的实际困难，是扩大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感召力的有力切入点。

1、开展文明市民教育进工地活动。农民工群体大量存在于城市建筑工地，据统计，我区目前现有施工工地54个，外来农民工5千余人。在农民工群体中开展文明市民教育活动，有助于农民工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社会生活，寻找并发挥自己的地位和作用。我区精神文明办公室通过指导全区各

街道建立文明市民总校和社区文明市民分校开展教育活动把农民工纳入文明市民教育范畴，得到了农民工的普遍欢迎。今年6月中旬，我区长乐坊街道办事处邀请市委讲师团

对地区建筑工地农民工进行文明、道德、遵法讲座，发放《文明市民教育读本》3000余份。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区各级文明市民学校组织的360余次各类讲座、授课中，参与活动的建筑工地农民工达1000余人次。

2、关心农民工群体业余文化生活。长期以来，远离家乡的农民工业余文化生活单调乏味，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街头文艺演出、纳凉晚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是教育农民工的重要手段。今年以来，我区柏树林、长乐坊街道党工委通过为骡马市等大型建筑工地的农民工举办了“夏日电影专场”、“走近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真情献给农民工”等文艺晚会，加大对农民工群体及党员的政策宣传和教育管理工作。在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社区、驻地单位、农民工代表同台演出，同唱革命歌曲，不仅教育了农民工，而且使农民工逐步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

三、存在问题及主要原因

目前，由于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及基层组织建设在我区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城市劳务市场中建立党组织尚属空白。目前，对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主要依托非公企业党组织、社区流动党员管理站等组织载体进行，对农民工的教育、管理、权益保障无法实现专门化和集中化，对他们的教育、管理仅限于“搭车”之列，这就影响了社会及用工单位对他们的重视程度，阻碍了党员作用的正常发挥。因此，在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区或单位单独建立党组织，专门负责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和组织发展工作，应是加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最有效的方法和措施。但是，由于农民工群体中党员数量极少，而且比较分散，党员流动性大等客观原因，加之许多农民工较为集中的用工单位负责人功利观念较强，主观上不愿意成立党组织，给在这一群体中建立党组织设置了重重障碍。

2、农民工党员身份无法确认和证明，存在着农民工不愿暴露身份问题。存在这一问题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一是党组织在这一群体中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力度不够，缺乏政治舆论宣传和社会氛围，从而使农民工群体感受不到党组织的存在，逐步形成了农民工党员党性观念不强，思想意识淡薄，政治上不积极要求进步的恶性循环。二是从农民工外出务工原因来看，他们主要是为了谋生、挣钱，满足自己和家人的物质需求，根本顾不上精神上的追求和政治上的进步。三是受现行党员管理的制度和政策的限制，如何证明农民工党员的身份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党员正常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

3、许多农民工党员长期游离于党组织之外，党员权利与义务无法履行，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存在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本人不愿意暴露党员身份，另一方面是流动党员的输出地与输入地的党组织不健全、工作不力，无法正常办理组织关系接转手续，输出地党组织由于距离远，对流出的党员疏于管理，输入地党组织怕增加负担，不愿意接收，致使许多农民工党员处于游离状态，作用难以发挥。

四、对策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区农民工群体及基层党组织现状，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和措施：

1、加大对农民工群体及党员的教育、管理和宣传力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对农民工群体及党员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尤其是农民工所在的非公企业党组织、社区流动党员管理站要经常深入这一群体，与其沟通交流，促膝谈心，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了解他们思想、工作和生活状况，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使其切身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和关怀，原创：增强他们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促使其自觉向党组织靠拢。另一方面，各级党组织要创新流动党员管理方法。针对农民工党员流动性大的特点，建议中组部明确农民工输入地劳动就业服务部门建立农民工流动党员联络站，加强与农民工所在企业或社区党支部的联系，及时为他们提供有关农民工及党员的有关情况，确保农民工党员全部接转组织关系，参加正常的组织生活，从而加强对农民工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农民群体范文篇10

一、注重技能培训，大力提高农民素质

为了确保农民工“输得出、扎稳根、收效好”，__市把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1.强化培训责任。一是科学制定培训规划。根据国内劳务市场的实际，__市不断调整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培训规划，从培训机构、培训科目、培训经费、培训方式到培训人数，都做出了明确规定，确保了整个培训工作的有序发展。二是强化部门培训责任。按照全市每年培训农民20万人次的工作目标，每年初把劳动力培训工作任务分解到劳动和社会保障、农业、教育、财政、科技等相关部门，定期进行调度。三是强化用工单位培训责任。切实加大危险岗位用工情况的督查力度，督促用工单位抓好用工岗前培训，强化用工单位的安全责任和农民工的安全意识。近两年来，汉寿县先后有20家企业的289名员工被强制实行岗前培训。2.突出培训重点。根据用工单位、企业不同的用工技能要求，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学设置培训科目，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活动，重点加强中高级技能人才培训。近年来，各级培训基地在加强对外出务工人员岗前劳动用工基本常识培训的同时，重点加强了劳务专业性人才的培养，先后开设了厨师、司机、机动车修理、电器维修、电工、缝纫、宾馆服务、家政服务以及外语、计算机等30多个劳务培训科目，并严格落实培训考核鉴定制度、职业资格评审制度、培训中心管理制度等，不断强化培训效果。澧县根据市场需求，每年举办2期高级技能人才培训和创业培训班，每期30人，经过这种培训的180人中，已有50多人当上了企业老板，40多人成为外地企业的中层骨干。

3.完善培训机制。切实改变单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培训的局面，大力整合培训资源，形成了“县乡村一起上、公办民办一起上、机关企事业单位一起上、办班培训与网络培训一起上”的多元化培训格局。一是整合教育资源抓培训。充分整合县乡农广校、农科教中心、人才交流培训中心、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和各类职业技术学校等培训资源，有计划、分层次地组织农民工培训，形成了专业互补、订单互通、资源互享的培训网络。二是整合市场资源抓培训。积极捕捉市场用工信息，与用工单位联系合作，定向为厂家培训专业对口人员。2005年，汉寿县先后与深圳富士康、东莞励发制衣厂等大型企业达成委托培训协议，定向培训农民工1321人。三是整合财力资源抓培训。采取政府财政挤一点、扶贫资金出一点、用工单位集一点的办法，积极筹措培训资金。去年市县财政共安排培训经费2000多万元，先后与市内相关用人单位联合开办培训班1500期，培训农民工8万余人。

二、拓宽就业渠道，多方转移富余农民

__市把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坚持域内消化与外向输出相结合，不断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1.城镇扩容转移。近年来，__市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扩大了城镇就业空间，全市城镇每年新增就业岗位5万多个。为了确保农民顺利进城务工，全面解除农民进城限制，先后清理、取消限制农民进城的规定30多项。石门县子良乡抓住务工人员返乡创业的机遇，科学规划集镇建设，引导回乡创业人员在集镇建房定居、创办实业。近3年来，先后有150户进镇定居，集中建成了“打工一条街”，创办各类实体30多家，吸纳当地农民300多人就业。

2.发展产业转移。近年来，__市把发展产业作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途径来抓，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是大上工业项目促进劳动就业。近3年来，全市共引进内外资220多亿元，引进投资上千万元的工业项目340个，新增就业岗位8万多个，安置农村富余劳动力2.5万人。二是推进农业产业化促进劳动就业。桃源县杉坪镇是个山区林业乡镇，他们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竹木资源，创办了60多家竹木加工企业，安置农民1117人。三是激活服务业促进劳动就业。近三年来，通过大力发展餐饮、旅游、营销、家政、医疗保健、机械维修等服务业，全市年均新增服务性就业岗位2万多个。3.外向输出转移。__农村劳动力的外向输出途径可归纳为四种：一是亲友介绍输出。一些农民以“血缘、人缘、地缘”关系为纽带，投亲靠友找信息，相互帮带谋就业，路子越走越宽。临澧县佘市桥镇340个在外工作的老乡先后接纳和帮助安置本镇劳动力2700多人。二是政府引导输出。为了提高劳务输出的规模化效应，许多乡镇政府积极主动寻求用工信息，与大企业签订用工合同。2002年，汉寿县三和乡政府与广东惠东丝花厂接洽，谈成了一次性接收400个农民工的“劳务订单”。三是中介组织输出。目前，全市共有各类规范的民办职介机构35家，这些职介机构积极开展有偿或无偿服务，广泛牵线搭桥，在劳务输出中发挥了生力军作用。2002年至2005年，全市通过职介机构介绍农民工就业达到20.7万人次。桃源县5家职介所每年组织输出农村劳动力3000多人。四是能人带动输出。近三年来，全市通过在外创业的__籍企业老板带动输出的劳动力累计超过13万人次。桃源县枫树乡袁家巷村有5位老板在广东东莞市办厂，2004年以来，在这5位老板的企业中安置了该村村民200多人。

三、制定政策措施，切实维护民工利益

农民工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不强，是典型的弱势群体。近年来，__市坚持把维护民工合法权益作为重要抓手，多途并举，构筑了比较完善的农民工维权服务体系。

1.加大维权力度。市、县两级都成立了农民工维权领导小组，由分管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的副市长、副县长任组长，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为主，组建了一支农民工维权工作队伍，负责调处因劳资关系、合同更改、社会保障、意外事故等引发的劳务纠纷，为劳务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各地农民工维权领导小组办公室都建立了劳务输出网站和维权服务热线电话，随时受理维权诉求。去年，全市仅建筑行业就为农民工追回拖欠的工资754万元，涉及民工3059人。桃源县对外出务工人员实行维权服务跟踪管理，采取层层签订责任状并与外出务工人员签订跟踪服务协议书等方式，构建起县、乡、村三级维权网。澧县去年在全县开展了5次大规模的农民工维权专项检查，共查处维权案件27起，为农民工追回工资23.5万元。石门县省人大代表陈建教，长期以来热心于农民工的维权行动，共解救被骗民工1080人，救助伤残民工558人，为农民工讨回工资1250人次，他的事迹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称赞，2005年被评为“全国十大法制人物”。

2.完善社会保障。一方面，对市内的各类用工单位，要求他们为农民工办理养老、工伤、医疗三项保险，由市县两级劳动监督部门督促执行。去年，全市农民工参加养老、工伤、医疗保险人数分别达到1.87万人、1.4万人、1.3万人。澧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为了抓好农民工参保工作，采取与干部职工福利挂钩的方式，实行层层包干，去年，农民工三类参保人数达到1.27万人，涉及用人单位182家。另一方面，对外出务工农民，在全国22个省、市、县劳动力市场设立劳动服务联络处和工作站，在劳务人员比较集中的地方派专人常驻，加强与当地劳动部门的衔接和配合，积极帮助外出务工农民办理社会保险。桃源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采取跟踪服务的方式，帮助在外务工农民参加当地社会保险，仅去年，全县外出务工农民中就有5000多人参加了当地三项社会保险。

3.搞好公共服务。近年来，__市大力加强劳务输出服务网络建设，投入5000多万元建成一座高15层的劳动力市场办公大楼，多功能劳动服务大厅面积达2000多平米，大幅电子显示墙每天滚动用工信息3000条以上，15个服务窗口每天接纳求职人员600多人。各区县（市）都建立了具备较高标准的劳动力市场，与全国各地联网。各乡镇都建立了劳动保障服务站，县财政每年拿出专项资金作为工作经费，每个服务站都配备有电话机、传真机、电脑等现代化办公设施，做到了机构、人员、场地、经费、设备“五到位”。为了切实提高服务水平，__市全面推行劳务服务“天天开放全日制”，在求职登记、职业介绍、职业培训、组织输出、跟踪管理等方面实行“一条龙”服务。市政府拔出专项经费，每天在__电视台黄金时段、《__日报》招聘广场栏目播放和刊发各类用人信息。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全社会公开承诺：只要不挑不拣，农民工年满18至50周岁，不分男女都可在三天内免费提供工作岗位。石门县去年组织4次大规模的劳务输出洽谈会，有1200多名农民工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汉寿县去年春节期间，主动为农民工免费联系包车接送80车次，购买火车票8000余张，广大农民工十分满意。

四、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工作机制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始终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农民脱贫致富的关键环节来抓，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小组和相应的工作班子，建立和完善了各项工作机制，为促进劳务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保证。

1.建立完善目标管理机制。市、县两级都建立了严格的责任机制，把劳务输出纳入对各区县（市）和各乡镇量化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将劳务输出、就业培训、跟踪维权等内容分解成量化指标，作为硬性任务下达到县、乡、村三级。目标管理考核的刚性化，促使各级各有关单位真正做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有专人管、培训有专人抓、信息有专人送、岗位有专人找、困难有专人帮。桃源县委县政府每年初与全县40个乡镇签订发展劳务经济工作责任状，把劳务输出工作分解成9项具体指标，进行严格考核。由于目标明确，工作落实，桃源县劳动输出工作一直走在全省、全国前列，去年被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评为“全国劳务输出示范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