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权利范文10篇

农民权利范文篇1

(演讲稿)

一，中央农村改革的基本方针——“多与、少取、放活”是正确的，执行的还不够好

我曾经用两句话概括上个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那就是“民营进、国营退”，“民权进、官权退”。对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改革我也作出过概括，那就是“国营进、民营退”，“民权退、官权进”。所以80年代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农村矛盾很少；90年代农村经济虽然也有发展，但农民的日子普遍难过，农村各种矛盾复杂尖锐。

2002年底，中央提出了“多与、少取、放活”的农村工作方针，正确的农村改革方针终于回来了。很明显，这两年农村有了可喜的变化，农民收入增加、负担减轻、建设加快、福利有所改善。农民过去种地亏本或微利，普遍撂荒；今年每亩纯收入600元以上，出现了挣田种、抢田种的局面。实践又一次证明“多与、少取、放活”的农村改革方针是正确的。

既然是正确的方针，就要坚决抓落实。但我认为，这两年农村的变化主要是“多与、少取”的结果，“放活”还没有执行好。主要表现：农产品流通不畅、金融服务萎缩、劳动力回流种植业过渡、小城镇发展滞后、农村各种组织不活跃、农民创业困难、产业结构调整徘徊、土地流转停滞等等。

农村发展，“多与、少取”固然很重要，但“放活”更重要。绝大多数人口在农村，农村有巨大的人力资源，有巨大的土地、矿产、水域、森林等自然资源，有巨大的潜在市场，只有“放活”才能使农村的各种优势得以开发，涌现出巨大的活力和财富。如果说“多与、少取”给农民的实惠是一杯水，那“放活”给农民的实惠就是奔腾的河流。中国农民的基数巨大，不“放活”，靠“多与、少取”是靠不得的。

不“放活”，“多与”难实现；（略）

不“放活”，“少取”难持久；（略）

不“放活”，农民权益难落实；（略）

不“放活”，村民自治难深入；（略）

不“放活”，基层的创造性就发挥不出来；（略）

不“放活”，就没有农村的持久繁荣；（略）

不“放活”，农村各种矛盾就只有上交；（略）

不“放活”，农村就不能创造出巨大的增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相反，还会拖现代化的后退；（略）

所以，“放活”是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中的关键”。

二，如何放活？——“国家”归还农民的权利，让农民拓展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空间。

1，归还村民集体的土地所有者权利；

虽然《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但实际上是国家所有，家庭承包经营。如承包合同不是村民和集体签的，而是国家与村民签的，承包多少年都是国家说了算的；交多少税和附税也是国家说了算的，与村集体没有关系；村民在农地里挖鱼塘不是村集体批准的，而是国家批准的，至于用农地做别的什么，村集体更没有发言权了。

土地集体所有的村子不是没有，南街村、华西村、温州的将军村坚持了集体所有，《承包法》在这些村子不起作用，税费负担政策在这些村子不起作用，这些村子依照《宪法》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力，普遍发展较好。特别是将军村，集体经济发展好，家庭经济在当地也是名列前茅。这些村子都在城市郊区，不仅土地没有被强占，还占用了附近村子的土地；农民不仅家庭富裕，还享受比城市人更好的集体福利；那些分田到户和国家签了承包合同的郊区村子，不仅土地被强占了，村民也没有福利，更可悲的是连村子都消亡了。那些把农民土地被强占的原因归结于村集体所有的说法不一定占得住脚，我认为，国家与家庭发生的土地承包关系，实际上是将《宪法》规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演化成了“土地国有制”，《承包法》强化了农村土地国家所有，国家瓦解了集体，农民失去了集体的保护，政府和商人以国家的名义勾结、利诱、逼迫村官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就更加容易了。很多人恨不能立马将农村土地私有化，认为这样可以保护农民的土地，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土地产权的充分实现需要多种制度的相互作用，如现代金融制度、破产保护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如果农民没有获得进入现代制度体系的权利，土地私有到人，对农民是危险的。我主张先修改《承包法》，将国家强占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归还给村民集体，恢复了集体所有制后，再由村民自己决定是“增人不增地、还是增人增地”；是“五年一小调、十年一大调，还是五十年或一百年不变”等等；还要不要集体，要什么样的集体，也应该由村民自己决定，要集体干什么也应该是村民自己的事情。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无力帮助小农应对大资本和大市场，这也就罢了，但如果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剥夺村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瓦解村民的集体经济组织，将村民原子化，这就是政府的偏心了。

2，归还村民自主选择土地经营模式的权利。

《承包法》规定30年或50年不变，这就是说，在30年或50年内，村子里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99.9％的村民不想继续8亩9块的小农生产，想联片开挖鱼池搞养殖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家五口人，一分地都没有，生活很可能，99％的村民想给他分地，只要有一户反对，也是不可以的；如果90％的人同意将土地集中起来，给1/3的劳动力承包，承包费用于养老、医疗、村内建设，2/3的人团结起来去找别的机会，如果有几户反对，那就干不成了；如果有1/3的人成为了市民，但他们在村里有地，他们不参加村内的农田基本建设和道路建设，那真正的村民拿他们什么办法都没有！

我认为国家不要管农民自己的事，管了农民自己的事，就会坑害农民，阻碍农民发展。农村不是不能发展，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国家干扰了农民发展；还会制造出很多矛盾，制造了矛盾，国家又解决不了，农村的不稳定很多都是“国家权力”制造的。

3，归还农民经营一切农产品、农用生产资料和杀猪宰羊的权利；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粮食、棉花、农药、种子、化肥、生猪运销加工等都是准许农民经营的；到了90年代，垄断利益集体代表在北京说上了话，农民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利又被“国家”收回去了。90年代的农民，只有两样权利没有收回——种地和养殖，为什么没有收回呀，因为亏本，有利可图的都收回了。亏本的事农民可不可以不做呀？不可以，休耕也要交农业税费；自己养了猪，杀猪过年的权利都收了！国家再不能做这样的事了，为什么为了垄断利益集团而伤害8亿农民呢？这样能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吗？

4，归还农民创建非正规金融组织服务农村经济的权利；

温州的发展，非正规金融起了很大的作用；云南贵州贫困的山村，社区发展基金对解决温饱作用也很大。现在，国有银行退出了农村，农村信用社由于种种原因总是不能为农民提供信贷服务。国家为什么就不能让农民自己给自己提供信用服务呢？为什么不能组织资金互助会呢？为什么不允许孙大午这样的加工企业为粮食生产者提供准信贷服务呢？既然官办信用社觉得直接对农户贷款存在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等等难题，为什么不准许村民以村为单位成立以承包地、住房为信用基础的社区信用合作社与官办的信用社对接呢？社区信用合作社不是可以解决成不高、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吗？

国家为什么不准许农民提供非正规金融服务呢？我实在替国家找不出理由。我看最大的理由是农村金融垄断有丰厚的利润，利益集体在国家的天平上比农民更重要。

5，归还农民组织参与工程招标、组织劳动力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权利；

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农村什么浪费最大？劳动力的浪费最大。政府把农村劳动力配置不起来，市场更配置不了农村的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什么？农民组织配置劳动力。农村很多的工程，为什么只对资本家招标？党支部、共青团、妇联会、村委会等农民组织为什么不可以参与招标。过去，党支部、共青团、妇联会、村委会5000元钱可以修1公里石子路，现在，资本家10万元修1公里，这样的好事为什么就不给农民的组织干呢？这样，农民的闲置劳动力不就可以换钱看病读书了吗？农民的组织不就有能力应对大资本和大市场了吗？农民的权益不就有能力维护了吗？

6，归还农民平等占有财政资源的权利；

农民没有文化、没有社会保障，所以农民走出去了还得回到土地上。国家的财政不能总是城市人的财政，应该一视同仁对待农民了。应该让农民平等享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好处，让农民有自由选择城市生活或农村生活的权利。城市化是大趋势，不能让农民只有为城市化流血流汗的权利，而不给农民平等生活在城市的权利。还农民的权利，总是说没有钱，农民是财富的创造者，不要别人的钱，要的是农民自己的钱。

7，归还村民自主选择和罢免村长、乡长的权力；

村民自治搞了十多年了，不得不承认，好村长越来越少了，村民的权利不是大了而是小了。要修改《村组法》，不要将从西方引进的竞选制嵌入农村，逼着最厚道的、最贫困的农民玩最先进的西式民主实验，这是怎么回事？！中国农村不是没有民主传统，族长是怎么产生的？户长是怎么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行规是怎样产生的？都是农民用民主方式产生的。我们的《村组法》哪一点继承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传统民主呀？中国乡村有中国乡村的传统民主文化——以理服人、以德服人；中国乡村有中国乡村的民主方式——推举协议制；中国乡村有中国乡村的民主解决争端的方式——评天理。知道什么叫评天理吗？当推举协议失败了，谁也不愿当选或谁也不能“合法”当选，怎么办呢？大家赌咒发誓后抓阄，无论谁当选，我们都承认，都必须服从，不然就会遭老天爷报应。

中国乡村社会推举协议出来的领袖，都具有很高的德行和威望，一呼百应。我们现在竞选出来的村长或政府操作出来的村长，有几个一呼百应的？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主要靠德治。我们的西式乡村民主，极大的破坏了乡村社会的和气，把本来和气的村子搞得四分五裂的，选举出来的村长，遇到几个人对立就没有办法，何况是派别对立呢？最后怎么治理呀？拳头治理！这种民主搞出来的有可能是——专制加黑社会。

如果把西式的竞选制稍作改进，用来选乡长也许还可以。因为，乡长是政府首脑，手上有机器——民主暴力，村长如果没有德行就只有拳头了。所以，我们不要拿西方的民主玩中国农民了，让中国的农民按照自己的民主方式玩吧！

现在，村民自治进入了另一个误区，那就是将自治等同选举。村民自治是一连串的事，主要体现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如，田怎么分、怎么承包、承包费怎么用；种植养殖什么、技术人员请谁、怎么签合同；村庄怎么规划、房屋怎么建、道路怎么修、水系怎么维护；社区信用社怎么管理、最高贷多少、利息多少、不还款怎么惩罚；村仆怎么选任罢免、学校教师怎么选任罢免等等。现在，选出了一个村长，工资乡里发，上述的这么多事都国家管了，村长一样都管不了，村民管不了村长，村长也管不了村民，自治个啥？这样的村民自治，你是村民你感兴趣吗？！

中国这么大，各地的情况又有很大的差异，基层民主最好不要全国一个模式。《宪法》规定县市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区域的乡村民主模式就可以了。多个模式竞争就会有比较，有选择，再改进，这多好啊！北京的官员、学者没有哪个头上长了家伙，有通天的本事，不要动不动就是“这个不行，哪个不许”，只能照一个模式做。集权主义、权威主义、专制主义在很多人的头脑里根深蒂固啊！

8，归还农民组织依法维权的权力；

现在损害农民利益的现象非常普遍，怎么才能避免呢.?办法只有一个，归还农民组织依法维权的权力。党应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维护群众的权利。现在有一种论调要不得，说什么农民组织起来会不稳定——造反。这样的论调是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的论调，像今天民进党陈水扁的言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如何建设？首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就没有了，共产党的宗旨就实现了。共产党不组织群众，群众必然被反对党的势力组织起来，我们党要警惕，更应该自信、自信、再自信！

9，归还农民管理乡镇政府的权力

我们的政府叫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就是人民管理的政府。现在是实践乡镇自治的时候了。可是一谈到人民直接选举乡长，就有人担心会出事。出啥事？阿富汗人民都能够当家作主选总统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还不能当家作主选乡长？我们共产党绝不能不做这样得民心的好事而留给势力以口实，我们党应该自信、自信、再自信！

让农民管理乡镇政府，国家部委垂直管理的绝大多数权力部门要从乡镇退回到县一级去。这些部门都是抽水机，中国农村是小农经济社会，这些抽水机不退出，乡村社会没有办法自治；这些部门都是垄断利益的代表，不离开乡村社会，乡村社会的经济就活不起来。总之，这些部门不撤出乡镇，乡镇不仅政治上难自治，而且经济上也不能自治。

三，“还权于民”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措施。

1，代表人就是要为人争权利。

基层党支部是做什么的？是“权为民所用”的组织保证，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组织保证。所以，基层党支部就是为村民争权力的组织。代表人就是要为人争权利，不然就不是合格代表。现在，有几个党的支部是为本村的村民争权利的？这是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现在，农村没有农会，村党支部就是要做农会。

2，给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什么原因？原因是农民没有平等的权利。所以，给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授人以渔，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最好体现。真的想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要还农民权利，放活农民。

3，人民有利益，党执政有基础；人民有权力，党执政有能力。

农民权利范文篇2

本文作者：高新军工作单位：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

农地征收中农民权益的保障更多体现为官民博弈的结果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既保护好农民的权利，又适应城市化的发展，一直是我们追求的双赢目标。其中，制度化一般被公认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手段。但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制度要真正起作用，则是官民博弈的结果。这种博弈既显示了农民在博弈中不断成长的过程，也反映了我国制度变迁的规律。一般认为，制度化是各种社会集团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正常和理想的规范化渠道。这种制度包括各种法律、规章、政府政策等是以明确形式确定下来的，并通过一定法定程序被立法和权力机构批准，向社会公布的正式制度。在中国目前的转轨时期，人们大多认为推进制度的不断演变，对于中国实现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非常重要。同时，我们也在社会实践中发现，尽管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正式的制度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制度的执行却相差很远。而且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显然，如果我们不能找到使制度真正起作用的关键环节的缺陷，并实际工作中加以改进，那么这种“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就仍会长期存在，并实际增加对我国成为现代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阻力，甚至可能造成转轨的失败。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制度才能真正起作用呢?这显然与制度所约束的社会各方的力量对比有密切的关系。在这里，实际上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监督的边际效用等于制度效用的临界点。这里的监督，是指制度所约束的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这种监督必须完全建立在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和平衡上。因此，如果社会利益集团关系中出现不平衡，即出现某一集团权力十分强大，而其他相关方力量十分弱小时，制度是不会被遵守的。这时，无论权力强大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利益团体，还是普通民众，都概莫能外。同时，社会各利益集团在博弈中，相互监督的边际效益正是制度发挥作用的临界点，也就是说，超出了这一边界，不仅监督的效益呈下降趋势，而且制度也不会被遵守，并开始失去作用。我国的制度变迁就是在这种平衡、平衡的打破、又建立起新的平衡的循环往复的螺旋式上升运动中，逐步实现的。我国目前在建立服务型政府、公共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创新及其可持续发展等很多方面面临的制度瓶颈，恰恰就是在实现社会各利益集团博弈、力量平衡和监督方面，存在着缺陷。笔者近期在对浙江温州、安徽淮北、重庆忠县和开县、内蒙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关于城镇土地征用的调查证明了这一点。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十分迅速。由此带来的城镇土地征用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也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反映出来的制度化矛盾与问题，有鲜明的典型意义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作用。对这个问题的剖析有助于对我国制度变迁轨迹的理解和认识。在调查中，浙江温州在土地征用和城市化方面走在了前列。②目前温州已经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过程。一个明显的迹象是，温州目前已经没有可供征用的土地了。温州市在土地征用上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③: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由于市场经济处于起步阶段，用地没有指标控制，用地政策比较宽松，地方政府在征地上所拥有的权力几乎是无限的，农民基本上处于被地方政府任意摆布的地位。对农民的安置主要是安排工作，户口迁为城市居民。第二阶段从90年代末到2005年。由于1999年新的《土地管理法》出台，房地产业开始启动，建设用地开始趋于紧张，安置用地指标的价值开始显现，农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逐渐增强，与政府开始就土地征用补偿进行博弈，并且开始迫使地方政府和企业在利益方面对农民的要求进行价外补偿。这个阶段的土地补偿形式主要是货币补偿为主。第三阶段从2005年至今。随着温州市土地价格的飞速飙升以及国家对土地管理的日益严格，农民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的博弈，开始进入了一个力量相对平衡的时期，即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方面不仅要面对中央政府的督查，而且要面对强大民间力量的对抗。过去地方政府常用的强力措施在这时已经大为削弱，农民、企业和地方政府此时都希望能够在现有法律政策的基础上，进行协商，用法律和政策来约束对方，实现三方的共赢。在调查中，当地官员也承认，当地方政府在征地问题上拥有几乎无限的权力时，他们是没有动力去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策规定的。最初对农民的补偿主要就是安排工作和将户口从农村迁往城市以及给予失去劳动能力农民的部分货币补偿。当1994年以上补偿措施失去作用后，货币补偿就成为了主要的形式。也就是从这时开始，1999—2004年，温州各级地方政府拖欠农民的征地款10亿元，占整个征地补偿款的1/8。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还以多种形式存在:2004年温州有开发区47个，实际批准的只有21个，26个未批准的开发区中还有15个未备案。1999—2003年，批准征用土地27万亩，实际征用数字是它的三倍，包括1/3的道路建设、1/3农户违章建设、1/3的开发区建设用地。地方政府违规通过低价收购储备农民的集体土地，用以今后高价出售。如2005年乐清北白象镇贷款一个多亿，收储农民土地5000余亩计划建设园区;洞头县在出台片区综合价之前，大肆收购储备农民集体土地，面积达该县前五年报经征用土地的三倍，并强迫农民领取“征地款”;另一个县也用建设经济开发区的名义，收储和预征农民集体土地2655.8亩，而支付的“征地补偿费”仅为规定金额的50%—70%。此种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强势剥夺，大多是地方政府与当地村干部联手实施的，这也引发了不少村干部的腐败行为，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反抗，甚至引起了社会的动荡。显然，农民并不会对此种剥夺熟视无睹和长期忍受下去。他们也在采取各种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价外补偿就是其中的一种。当农民对土地征用补偿感到不满时，他们通常的做法是通过阻拦施工来获得价外补偿。例如，1999—2003年瑞安市征地的标准补偿为每亩3.7万元，但安阳街道征地实际补偿款到村最少要每亩5.7万元，其中2万元为土地填方费用。实际上，被征地农民收到填土方的款项后，并不会去填，最终还是要用地单位去填。但是如果不交这笔钱，用地单位就无法进场施工。瑞安市1999—2003年五年间征地标准补偿总额为99065万元，实际到村委会账户的征地款达192240万元，额外补偿达93175万元，实际补偿水平超过标准补偿金额的94%。这种现象在温州非常普遍，而且到后来逐渐演变为农民和村委会对开发商和地方政府的敲诈勒索。由此，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也需要用法律法规和政策来约束农民和村委会的非法要求。④为了协调农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补偿方面的矛盾，除了需要各方都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来办事之外，温州也创造了一些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办法。其中，用位置较好的城镇宅基地置换农民的承包地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种存量土地的调整方法，农民把自己的承包地让出来，以换取在城镇里面积小很多的宅基地，多出来的土地就成为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可使用土地。用这种办法，农民可以获得价值很高、面积较小的宅基地，并可以在城市经商、居住，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得到的则是多出来的承包地。显然，在城市化和市场经济较之内地率先发展的温州，其在农民土地征用补偿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是有借鉴意义的。笔者在重庆市忠县调查时，就发现当地在如何处理农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关于土地征用的问题上，有了与温州类似的创造。⑤这种被称为“地票”的制度创新的含义是:地方政府通过政策鼓励和支持农民建设“巴渝新居”，将分散的农民住房相对集中起来，新建房按照“巴渝新居”的图纸进行施工，这就将节省出一部分宅基地的土地，这些节省出来的土地集中起来后，可以拿到重庆市的“土地交易所”挂牌交易，土地交易收益在扣除了成本后，每亩地当地镇政府可以得到5.4万元。2009年笔者调查的忠县三汇镇就通过这种土地整理，得到400亩地，准备在2010年拿去进行交易。农民建“巴渝新居”则可以得到政府的各种建房补助，包括:每人5000元;每户3000元;砖混结构住房每平米补助150元;砖木结构每平米补助80元;土木结构每平米补助50元。积极搬迁建房还在以上基础上再奖励5%。当地政府通过这种做法来实现农民、开发商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和补偿方面的三赢。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笔者在安徽淮北市⑥和内蒙古巴彦淖尔市⑦看到的农民土地征用补偿情况，都比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七八年好了许多。失地农民普遍得到了养老保险，征地补偿金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尽管还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有关利益集团都开始学习在法制轨道上，依法来解决彼此的利益分配关系。这显示出，经过30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民众的力量逐渐取得了与地方政府谈判的地位，双方力量开始向均势方向发展，这是值得我们期待的。笔者在很多地方城乡统筹综合发展试验中，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对农民财产权等权利的敬畏。这种制度创新是否可持续呢?地方政府能否在没有民众直接选举的压力下，在一轮又一轮地方经济发展的浪潮中，持续尊重农民的财产权等权利呢?换句话说，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么是什么促使他们尊重了农民的财产权和权利?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能够看到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尊重农民的权利，实现社会民主、科学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亟待突破的制度瓶颈。长期以来，在经济领域调整政府与资本的关系方面，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其核心是我们终于承认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在如何加快社会建设、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或者说，在处理好与人民的关系上，进步较小。所以，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这种一快一慢的不协调状况，很快成为矛盾的焦点。对于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民来说，如何保护好他们的权利，激发他们的参与意识，使他们真正成为与其他社会成员地位平等的公民，显然关系着我国改革开放成败的命运。历史发展规律告诉我们，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在尊重农民权利的基础上，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而农民的所有权利都是建立在土地产权基础上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满足了农民的愿望。可以看到他们在历史潮流方面的自觉和主动。二是地方官员在实践中认识到，尊重农民的财产权等权利是一个双赢的结果。强大的政府权力在中国始终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提高办事效率;也可能超越边界，管了它不该管的事;还可能由于缺乏监督，为政府官员留下贪污腐败的空间。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大都在扮演无限责任承担者的角色，如果这种状况长期下去，不仅政府将不堪重负，而且现代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将遥遥无期。现在，城乡统筹综合改革试验在农民的财产权等权利方面实现了突破，破解了长期困扰农民增收、农村公共服务、农民权利保护、农民参政议政、农村社区建设等一系列问题。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密切了和农民的关系，实现了多年的施政目标，促进了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缩小了城乡差别和贫富差别。显然，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民主政治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终于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地方干部也在实践中尝到了民主执政的甜头。三是农民的权利意识，随着城市化进程和土地流转，已经逐步觉醒。农民已经开始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中国社会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的城市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和农村都要经历巨大的变迁。对于城市来说，大量农民进城成为新市民，面对权利的不平等，这些新市民会为自己争取平等的权利。对于农村来说，土地流转凸显出土地作为农民财产和收入的重要性，也激发起农民组织起来，在与实力强大的公司谈判和与政府的对话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这些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农民议事会”、“土地股份合作社”，在维护农民利益，搭建土地流转平台，参与土地流转谈判，解决农民内部纠纷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可以想见，这还只是农民组织的初级形式，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组织还会有更高级的形式，实现全乡、全县的联合。有恒产者有恒心。当有了自己的财产权和经济利益时，农民组织起来，参政议政就是必然的选择。这也倒逼着地方政府加快职能转变，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实质是要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农民对自己财产权利的维护，既不能建立在地方官员个人品质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础上。这种基础是不牢固的，因为它可能会出现“人走政息”的情况，从而形成农民和地方政府的对峙局面，给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负面影响。从目前来看，制约地方政府比较有效的手段，是赋予农民对县乡级地方官员的直接选举权。在过渡期，我们通过扩大选拔地方官员的公开程度和参与程度，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希望在扩大基层选举范围和层次上有更大的突破，因为这是农民权利不受侵犯的基本制度保证。

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合法权益

温州市的农村土地流转肇始于20世纪80年2009年春耕备耕期间，温州瑞安市飞云镇农民出现竞价包地现象。农民历昌荣拿出29万元承包了1180亩农田，一举成为当地承包农田最多的大户。在此情形下，另一农民陈庆福赶紧在原有的每亩350元的价格基础上再加上20元，才挽回部分流转地。⑧在安徽淮北市，截止2010年3月底，全市农村土地流转面积已达22.5万亩，其中流转耕地面积16.7万亩。⑨流转的主要形式有:淮北市21个乡镇办事处普遍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或办公室)和土地流转市场，326个行政村全部配备了农村土地流转信息员。全市已有40多家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农村土地流转建立规模种养基地，发展高效规模农业。自2009年以来，淮北市通过土地流转新建规模(50亩以上)养殖小区(场)19个，高效种植(50亩以上)小区115个。该市还组建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4家;农村土地信用合作社13家;农村土地流转合作社4家。仅2009年，淮北市财政扶持土地流转资金就达到了617.55万元，而且每年安排300万元农村土地流转专项资金，用于扶持农业规模经营、土地流转合作社和中介组织建设，引导业主增加投入，放大资金扶持效果。⑩在安徽淮北濉溪县百善镇的“安徽省财政厅农业综合开发示范区”内，笔者了解到，该示范园区面积2.8万亩，现已经进入了4家企业。笔者考察了由顺达公司(经营房地产、建筑和酒类)和大自然公司(经营养猪)一期投入650万元成立的安徽厚望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2009年从农民那里承租土地520亩，每亩每年租金800元，期限30年，建起了100个半地下式日光温室，从事绿色蔬菜生产。出租土地的农民130多人在企业工作。农民收益是:公司保证每户农民每年每亩可得1000元租金;产品销售盈利四六分成，农民得六，公司得四;每月收入不低于1000元。该企业2009年10月成立，运转半年来已初见成效。公司则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贴，主要包括土地流转补贴:淮北市每亩200元，濉溪县每亩50元;菜篮子补助:市每亩8000元，县每亩5000元;省农业综合开发补助52.5万元(一次性);还有修路、水利补助等。厚望食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负责人王传魁告诉笔者，他们看好这项投资，预计三年后，就可收回投入。瑏瑡重庆市的忠县是柑桔之乡。那里的农地流转主要有五种形式:公司租赁;大户承包;农民公司;代耕代种;认购经营。到2009年底，该县已流转农民承包地31.25万亩，占全县耕地的1/3，28家龙头企业参与其中。具体分布是:用于粮油生产的13万多亩;蔬菜3万亩;水果14万亩;养殖业6000亩;茶叶2000亩。忠县流转土地的原则是:依法、自愿、有偿、有序、集中经营。美国博富文柑桔有限公司租赁了柑桔园9.62万亩，每年每亩租金440元，农民在该公司工作的劳务收入为每月400元。瑏瑢在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瑏瑣，当地企业“内蒙古游牧一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临河区一牧民租赁1.5万亩沙漠的50年使用权，用来种植中药材“苁蓉”。笔者访问了这位牧民，他表示非常乐意将自己承包的沙漠出租出去，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在笔者调查的很多中西部省区，劳动力转移的幅度非常大。在重庆市忠县的三汇镇，当地劳动力外出比例为70%—80%，有10%的农户已经不再回农村居住了。安徽淮北市2009年有农村劳动力65万人，其中外出务工的有39.7万人。由此可见，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必然带来农村生产要素土地的大规模流动。这是千家万户的农民与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必然选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政府在这种农民组织制度的创新中，要因势利导，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对制度创新进行规范。农村土地通过流动产生出的经济效益，必将成为农村继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之后，推动农业向前迅猛发展的强大引擎;预示着农村的经济发展，将在组织制度创新方面迎来新局面，展现更强的活力，持续支撑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健康、高速发展。

农民权利范文篇3

从表面上来看，新村运动的发动是为了加快现代化进程。朝鲜战争把朝鲜半岛一分为二，由于“南农北工”的经济格局3和“国父”李承晚“先统一、后建设，不统一、不建设”4的方针，韩国现代化速度非常缓慢。朴正熙发动政变上台后提出了“先建设、后统一”的方针5，“现代化”取代了“反共”并统帅一切，6经济发展成了政府的首要目标。朴正熙想以此改善军事政权的合法性，他常说，“除非让人民看到成绩，否则人民是不会合作的。”7为此，必须要大幅调整既有的农业政策，这似乎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赶超的共同经验：在进入工业化和市场经济为主的现代化初期，农业必须要对经济成长做出很大贡献，为使传统农业能生产工业化所需的大量盈余，它的结构和内容都要改变。8最初，朴正熙采取了牺牲农民发展工业的高速现代化政策。对此，时任总统秘书室长的金正濂先生也直言不讳地予以承认。9农民利益最大的牺牲表现在粮食的低价收购上，政府的收购价格几乎每年都低于市场价格，以便给城市工人提供低价食品，提高工业利润和资金积累。10但这种做法被指责为背叛了1963年“农业第一”的口号，11他看起来并不像自我标榜的“农民之子”那样关心农民。

真正促使朴正熙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发动新村运动的因素是农民的选票。尽管朴正熙是依靠军事政变上台的，但当时韩国的政治气候并不适合独裁统治。他在军事政变时只是一个陆军少将，在韩国尚没有绝对权威。政变成功后，青年军官们推举原陆军总参谋长张都英担任“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总统尹普善继续留任。待到张都英辞职后朴正熙才被支持者推选为“国家重建最高委员会”主席，尹普善总统也因反对“政务净化法”辞职后，朴正熙才代行总统职务行使国家最高统治权。12后来迫于民众及美国的压力，朴正熙又制定新宪法，恢复一人一票普选制、多党制和总统直选，并于1963年以文职当选总统。他要想长期执政施展自己的政治报复，也不得不参加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

农民是当时韩国最重要的选举力量，谋求连任必须取得农民的支持。1967年大选前两年，韩国尚有55.1%的农业人口，在发动新村运动的1970年即1971年大选前夕，韩国也仍有44.7%的农业人口13。加之韩国实行完全平等的一人一票制度，农民与城市居民的选举权完全平等。因此农民选票的流向将直接决定总统大权的归属，执政党或反对党的农业政策是否能赢得农民的支持将决定着他们在大选中的胜负。1960年代中期朴正熙推行的牺牲农民加快现代化的政策很快就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户与城市居户的收入比值从1965年的99.1%降到了1967年的59.6%，141967年成为了韩国历史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一年。城乡差距不但成了知识分子共同讨论的话题，也更是1967年大选的敏感问题。15朴正熙的连任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野党候选人尹普善以高价收购低价卖出的双重粮价和化肥半价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农民选票。在1967年大选――韩国成立后最公正的一次选举中，朴正熙只获得了51.44%的选票，险些丢掉总统宝座。16其支持票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工商界和军界，很多过去支持他的农民把票投给了对方。为挽回颓势，迎接1971年大选，朴正熙于1970年发动了新村运动，并采取了边建设边改善的推进模式。因此有人评论说，“新村运动只是延长其专制统治，改善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工具。”17

二、农民经济权的改善：新村运动的主要成就

经济权是一个很重要但却不常见的概念。根据《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谓经济权是指公民有通过参加工作或国家提供帮助而获得相当生活水准、免于饥饿的权利。18与该公约经济权相对应，新村运动发动时韩国农民受到宪法保护的经济权主要有经济平等权、迁徙自由、择业自主权、财产权及与之相关的征收征用补偿权、工作权和生活改善权等内容。19新村运动发动后，农民经济权有了较大的改善。

农民权利范文篇4

站在改革开放30年的新起点上，如何评价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作用？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轨迹和未来走向如何？为此，记者近日专访了参与中央有关文件起草工作的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

30年迈出三大步

凸现两个重要时期

记者：农村改革发展30年，阶段性比较明显，各自有什么特点？

陈锡文：我国农村改革30年，主要是迈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核心，建立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机制，保障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第二步是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统筹城乡发展，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第三步是以促进农村上层建筑变革为核心，实行农村综合改革，解决农村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30年来，为推动农村改革和发展，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农村工作文件不下40个，其中包括10个“一号文件”，足见党和政府对“三农”工作一直十分重视。

记者：30年来中央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的，迎来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是巧合吗？

段应碧：30年来，中央分别在改革初期（1982年到1986年）和新世纪初（2004年到2008年）发出10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记录了农村改革前进的步伐，闪烁着农民首创精神的光辉，也彰显出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

上个世纪80年代初，5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集中释放了压抑已久的农村社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中国人吃饭问题。从1980年至1985年，农民收入年增长率超过10％，出现了超常规增长。那时候农民是欢天喜地，城里人也高高兴兴。

陈锡文：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贯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精神，实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战略转变。受一系列惠农政策的支持，我国“三农”工作出现重要转机，粮食连续5年丰收，农民收入年均增长超过6％，又一个农村改革的重要时期到来。

如果说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着重解决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和人民温饱问题，为推动其他各领域的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党的十六大以来连续出台的5个“一号文件”，则以科学发展观为主线，以多予少取放活为方针，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对农民实行免税和直接补贴，开启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阶段。农村改革30年的两个重要时期，反映出两个时期农村改革的力度很大。

记者：除上述10个中央“一号文件”外，30年来还有许多重要的中央农村文件，其历史作用同样十分重大。请谈谈其中还有哪些重大的支农惠农举措？

段应碧：回顾农村改革30年的历程，中央领导集体对“三农”工作始终非常关注，高度重视，也很熟悉。总是在关键时刻及时采取切实措施，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把农村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每年都要对“三农”工作进行研究，出台相关文件。特别是1993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以后，每年都要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些文件归纳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增加农民收入，三是保持农村稳定。

具体地讲，1998年以前，重点是抓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减轻农民负担和扶贫工作。通过增加农业投入、建设商品粮基地和提高粮食价格等措施，1998年我国粮食产量超过1万亿斤。针对当时农民负担重的情况，1996年中央出台13号文件，就减轻农民负担规定了若干个“不准”和“严禁”，有效地遏制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趋势。此间，中央还先后召开了3次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加大扶贫力度，基本实现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8年以后，重点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和推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1999年中央提出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为此，出台了调整农业农村经济结构和改革农村税费的政策，从增收和减负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为新世纪最终取消农业税打下坚实基础。

一条“红线”：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

记者：如果将30年来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连在一起看，这其中所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有哪些？

陈锡文：一句话，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提出来的对待农民的准则，中央农村工作文件特别是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90年代至世纪之交，同志指出，实现跨世纪发展的目标，难度最大而又非完成不可的一项任务，就是保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他强调，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农业，把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强调统筹城乡，强调科学发展，强调社会和谐。党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不断创新。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总书记讲过的三句话很有代表性。第一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第二句，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句，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历史新阶段。这些话最终都指向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伟大目标，即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实际上，这也正是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的政策指向。我们就是要通过给农民平等权利，给农村更多支持，给农业更多反哺，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

记者：新世纪以前，中央农村文件各自侧重点是什么？在政策连续性上有什么内在逻辑关系？

段应碧：改革初期5个“一号文件”基本取向是“破”，即突破原有的体制。当然“立”也在其中，即确立家庭联产承包制度，但“破”是主要的，尤其是前3个“一号文件”。首个“一号文件”，明确了各种联产承包方式都是集体经济内部的责任制，这给了农民很大选择，把“一大二公”的体制打破。接下来的几个“一号文件”，先后回答了包产到户“姓社姓资”、延长土地承包期、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引领了农村改革。

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针对农村出现的“卖粮难”、农民负担加重、农民增收缓慢等矛盾，中央又连续出台文件，求解“三农”难题。如提出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出并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90年代中后期提出在沿海发达地区和大城市郊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目标；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等等。正是在这些政策措施的基础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努力和理论探索，中央不断加深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终于在新世纪提出统筹城乡发展、“两个趋势”的判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战略转变，最终形成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系统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体系。

记者：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跨了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有哪些重大突破？

陈锡文：世纪之交，中国实现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目标，综合国力明显提升，但离“全面小康”还有差距，主要表现为城乡二元体制未打破，“三农”问题依然突出。基于这样的背景，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标志着发展理念上的重大变化。

2004年“一号文件”出台前，我国粮食产量已连续下滑，农民增收低速徘徊，中央希望尽快扭转这种形势。当年“一号文件”锁定农民增收，出台了3项前所未有的惠农政策：一是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二是减轻农业税费负担，三是对重点农产品实行最低收购价制度。这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当年即增产粮食700多亿斤。

梳理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主题分别是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和加强农村基础建设。尽管内容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鲜明特点，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丰富系统的内容，凸显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按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要求，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的坚强决心。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解放思想贯穿文件起草过程

记者：中央农村工作文件起草过程是怎样的？能给我们透露些背后的故事吗？

段应碧：改革初期，一般都是先分门别类下去调研，还常常委托地方和外单位调研，广泛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起草、汇报、研究政策措施……最终由决策层定下来。

调研中把握两点：一是注意观察农民情绪和普遍性、苗头性问题。二是注意听取不同意见。这很重要，只有在不断讨论和争论中，才能明辨是非，升华认识。

“一号文件”一般起草需4个月左右，文件写了多少稿也不知道，就是要总结好亿万农民的实践，其中最大的难处是如何冲破传统观念。特别是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姓社”还是“姓资”、农民能否进入流通领域和城市、有雇工的私人企业允许不允许存在……这些争论在今天看来算不得什么，但当年却是闯了禁区。

第一轮土地承包即将到期时，一些地方借“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之机，不断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1993年，中央及时出台文件，明确提出第一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不变，给农民吃了“定心丸”。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政策，对农村发展和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期间，中央及时纠正了一些地方搞“两田制”等侵害农民权益的错误做法，保证了二轮承包工作顺利进行。2002年，国家又出台《农村土地承包法》，通过法律形式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农村土地使用权。

陈锡文：新世纪5个“一号文件”的出台，同样建立在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每个“一号文件”形成草案后，要经历科学严谨的讨论、报送周期，我们称之为“过五关斩六将”的程序：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讨论稿——“一号文件”。说实话，只有每年12月31日文件进了印厂，文件起草组的同志才如释重负。这个征求意见和最终定案的过程，实际就是认识升华、形成共识的过程。如文件中给农民“真金白银”的表述，必须和许多相关部委协商。中间要多次沟通、反复论证，也要考虑财政承受能力。

“一号文件”发出大都“震天响”。为什么？就在于看准了基本国情，找准了农民需求，促进了思想解放，有重大历史突破。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经过复杂的调查、讨论、研究和决策过程。因为文件一发出就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声音，就要面对全国人民，必须经得起群众考验，经得起历史检验。

农民希望：“我的事我作主”

记者：农民对“一号文件”很有感情，根据您的了解判断，农民现在主要有哪些期盼？

陈锡文：前不久总书记去河南考察，焦作市的农民讲得很好，从农业生产角度，农民期盼三点：“粮价涨一点，补贴多一点，生产资料价格稳一点”。在起草文件、制定政策过程中，显然要考虑这些问题。

从农民进城务工来看，最大希望是能获得公平公正对待。所以2004年的“一号文件”首次将农民工列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强调城市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如就业、教育、养老、医疗等，要覆盖农民工。

现在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府每年给农民的上千亿元财政补贴，有些被中间截留。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很好保障，农民希望“我的事我作主”。我现在经常会收到农民兄弟的来信，其中反映最多的是承包田被侵占。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的，是签了合同、受法律保护的，不容侵害。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总书记到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考察，他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段应碧：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广大农民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现在一些地方搞土地流转热情很高，关键要看是不是农民自己想干的。如果是，我举双手赞成。中央文件很早就提出了土地流转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原则，即依法、自愿、有偿。近年来出台的《物权法》明确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属性，强化了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中央希望的是在尊重农民意愿和合法权益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

农村改革要在3个层面突破

记者：有人说，新世纪农村改革的政策框架已基本形成，农村改革进入一个“平台期”。您认为今后农村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点在哪里？

陈锡文：从现状看，农村改革要在3个层面上突破：一是已有惠农政策，今后需配套出台细化措施，不断提高惠农水平。二是有些方面的改革不彻底，需要加速向前推进。三是一些改革尚未启动，需要尽快展开。

总体来看，除了中央已有的部署，农村有4个方面的改革需尽快推进：

第一，村级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要深化改革。目前只改了一半，要继续改下去，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第二，乡镇机构改革应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国务院已明确本届政府要把乡镇机构改革搞完，因为事关农村发展大局。现在我国有62万个行政村，3万多个乡镇，改革的目的很明确，一是乡镇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二是真正让农民实现基层自治。

第三，尽快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现代农业发展的经济组织。去年我们才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许多配套政策措施还没有跟进。下一步发展现代农业，“家庭承包制＋专业合作社”是符合国情的模式，必须大力培育合作经济组织。现阶段，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简单视为企业是不对的，应在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减免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否则现代农业很难发展起来。

第四，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市场取向改革搞了多年，农村规模经营水平一直较低，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这些年农业部门一直在抓小麦收割的社会化服务，几十万台联合收割机大规模转战南北，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后顾之忧。这就是社会化服务。有了这样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家庭经营的农业就完全可以走上现代化道路。

从我国实际来看，农民进城意味着3件事必须解决：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

农民权利范文篇5

[关键词]农民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制度和谐

当前我国农民权益这一问题的保护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所在。现阶段如何保护我国农民权益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而长期以来农民权益之所以得不到充分有效地保护其根源就在于制度上的缺位。目前已基本完成起草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准备通过专门立法来保护农民这一群体的利益的法律，这对保护我国农民权益无疑将有着重大意义。在这部对我国农民权益进行全方位保护的法律出台之前，有效地从法律制度层面来对我国农民权益保护进行全方位的制度设计并保证其和谐运行是非常必要的。

一、当前我国农民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我国农业有了很大发展，农村有了很大变化，农民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当前，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民问题，把农民问题作为社会建设的根本问题来看待，制定了一系列以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社会地位等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农村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应注意，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利益保护、社会竞争力、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农民的权益仍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保护，仍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

第一，农民的选举权、受教育权、身份平等权、迁徙自由权以及社会保障权等最普遍的社会权利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具体而言，在户籍身份上，农民进城打工受到各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在选举权和受教育权上，我国广大农民及其子女并不能充分享有和城市居民同等的权利；在社会保障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再分配政策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国家给予城镇居民那样全方位的保障。

第二，农民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特别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有效保护。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及城乡二元结构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民身份上的差异，这使农民利益得不到充分有效地保护，因而需要公正的法律制度安排来维护农民的利益。财产权是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显而易见，土地可以说几乎就是他们谋生的惟一手段。然而，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政府非法、强行征用土地的现象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权益。

第三，农民享受司法救济的权利也面临着严重缺位。在实际社会中，广大农民由于自身的经济条件限制等原因，在司法活动中也处于不利的境地。在诉讼、仲裁中通过法律援助解决广大农民在生活中遇到的法律纠纷，使社会成员获得公平的法律服务从而实现司法公正，是公民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也是广大农民实现其社会基本权利的重要途径。

之所以出现以上方面的问题，从社会方面的原因来看，尽管为乡规民约、宗教势力控制的乡土社会在当下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其残留影响仍然存在。与此同时，我国现代公民社会(其本质是法治社会)仍处于建设之中，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社会流动性强、社会心理失衡、社会控制的力量有所削弱。在广大农村社会，这种状态呈现得更为明显。从政治方面的原因来看，一直以来，政治过度组织化贯穿于我国历史的每一个时期，形成了国家对社会、政治对经济的超强力干预的政治思维定势。在法治化进程中，尽管我国正由权力型政府逐步转向服务型政府，但这种转化仍处于起步阶段。广大农民在其权益受到侵害时，并不能很好地利用法律这一武器来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从文化方面的原因来看，受我国传统文化中无讼思想的影响，广大农民法律意识淡薄，这就形成农民权益法律保护的消极氛围：广大农民对寻求法律的帮助以维护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存在心理阻碍，新的法治文化或公民文化的众多先进理念还远未深入广大农民的思想意识中。从最为根本的法治方面的原因来看，我国法治建设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还不够完善。我国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并没有很好地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得到体现，这使得我国农民权益保护存在立法源头上的空白和障碍。

二、制度回应：我国农民权益保护制度体系的架构

无论是基于对历史的回顾还是基于对现实的考察，架构农民权益保护制度体系都是我国保护农民权益的当务之急。之所以要架构整个体系，是因为在我国目前复杂的社会转型期，仅仅依靠某项或某部分法律制度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广大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的。它需要全方位的法律制度支撑，以保证农民权益的保护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即权利的保护问题要通过法律制度的规范转化为实有权利。同时，“所有这些被承认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时刻可能发生冲突。对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通法上的权利一直同司法救济相联系，有‘无救济就无权利’之说法。”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使他们在权益遭到损害时能够获得司法上的救济是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法律制度是保障社会有效运转的重要制度之一，从法律制度层面来全方位地对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进行制度设计并保证这些制度的和谐运行，才能彻底和有效地解决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

1.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宪法法律制度。

宪法被称为权利的脊梁，从宪法的角度来研究和实践对农民的保护，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最根本、最基础的法源性问题。目前，我国广大农民的平等权、选举权、教育权和自由权等诸多方面的权利都得不到充分行使。尤其是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农民自由权受损，也是我国广大农民在教育、选举、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直接原因。它不仅使公民平等权在这种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下显得苍白无力，而且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剩余农业人口的流动。这既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又大大地延缓了我国城市化进程，减缓了市场的发育速度。因此，应尽快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和平等的选举权，在宪法层次上确定国家和政府承担农村全额免费义务教育的主要职责。这不仅是弥补公民基本自由权、实现公民追求幸福权利和实现平等权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实现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顺应文明进步，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承诺和义务的需要。

2.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行政法律制度。

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法律义务。权利的最大危险不是来自个人权利的滥用，而是政治权力。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权力都有一种天然的扩张欲望，政府的公权力也不例外。为求得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政府公权力会调动一切强力资源，甚至是合法的暴力。这就使政府的权力在保护人权的同时也可能与公民个体权利发生冲突。而“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够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除了需要宪法这一最高母法的确认和保护，更需要我国行政法律制度的有力配合。我国法治建设要实现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的有机结合，在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上就必须尤其重视行政执法活动的规范化。

3.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经济法律制度。

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及其组织化程度与其权益保护存在很大的关联。在我国，由于农民经营的分散性使得其市场主体地位受到诸多限制，这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权益的保护。拥有合理的收益是农民的基本权益，要保护好农民权益最为根本的就是应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和福利。在这方面，经济法在农业补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等农业政策的落实方面是大有可为的。

4.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民商法律制度。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是人的自然不可动摇的权利。公民没有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利，就会失去其作为人的尊严和条件。如果自然人失去了财产权，就可能会丧失人身自由权，进而危及生命权，更不用说发展权了。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财产权一经法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民财产权利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组成内容。当前，作为农民财产权利的核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其在理论和立法等方面仍存在不足，特别是在宪法等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失：第一，表现为权属主体的缺失。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来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所有”。“集体”是指什么?“集体”与“农民”之间是何种关系?这里的“集体”一般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集体”一共有三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这种集体主体的不明确和多样性，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现象比较严重，进而客观上致使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象时有发生。第二，表现为权属缺失物权法定的内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新型的用益物权，这一点《土地承包法》已有明确的规定，相信将颁布的民法典也会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的内容相异的物权类型。而事实上，《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方与发包方可以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但这显然与物权法定要求相违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的非自由处分性和管理债权化的特点，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效力上也欠缺物权法定要求。这些必将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不确定、效力的不稳定、权属的不稳定和交易安全无保障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民商法律层面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方面的基本内容，以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财产权。

5.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依据一定的法律形式规定的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保证全体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制度安排。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受保障权的双重标准，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只以部分人即城镇人口受保障为设计主体。并且即使农村流动人口实现了农转非的职业转变，社会保障也并没有因此将他们纳入其覆盖范围。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并将其法律化，这对于保障当前我国农民的权益具有重大意义。目前，国家已出台了相关政策，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将逐步推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九年义务免费教育政策，这对于减轻我国广大农民的医疗负担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只有将这些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制定保护农民权益的《社会保障法》，才能更好地为农民权益保护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另外，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也日益凸显，并且随着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将会日益严峻。对此，我国《劳动法》应作出有力回应，进一步完善劳动合同制，保障广大农民特别是进城农民工平等的劳动权、工资待遇权和保险待遇权。

6.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诉讼仲裁法律制度。

“无权利救济就无权利”，诉讼仲裁法律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法律援助制度对于我国农民权益的保护也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只有政府(国务院和地方政府)进行的行政立法，且国家(全国人大及各级人大)并未进行专门立法。且现有立法无法协调、解决与法院、检察院的相关关系问题，法律援助法实施后的社会效果大打折扣。鉴于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正日益凸显，

并配合我国正准备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和《法律援助法》的即将出台，建议我国制定专门的农民权益保护法律援助法，并将其归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和《法律援助法》的范围和体系之下，对我国农民权益保护进行有效的制度安排。首先，确立基层司法所在维护我国广大农民权益方面的核心地位。目前我国参加法律援助的主体是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在实践中参与法律援助的主体主要是律师。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是无法或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而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因此，在我国广大农村社会最适宜担任农民权益保护法律援助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可在农民权益法律援助法中明确规定其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核心功能，而辅之以调解工作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其次切实加强法律援助中心对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工作。现阶段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贫困者，范围过于狭窄，削弱了法律援助的社会意义，应适当扩大援助的范围以及援助金额，并更多地关注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

7.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国际法制度。

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密切了“地球村落”里的各种关系，也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的问题，法律行为的产生、发展、结果也难以囿于一国境内，法律关系的涉外性与跨国性也明显增强。随着公民生存空间的拓展，特别是我国广大农村劳动力的国际转移，农民权益保护国家间的合作也成为必要。为了分享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农民权益保护也应从单向国际化走向双向国际化，并迅速走向多边国际化。公务员之家

三、制度公正和制度和谐：我国农民权益保护的必要结论

我国9亿农民的权益保护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需要各方面制度的有力和有效配合。“法律是一个带有许多大厅、房间、凹角和拐角的大厦，在同一时间里想用一盏探照灯照亮每一间房间、凹角和拐角是极为困难的。”诚然，现代的、作为制度化的法律或法治只是也只能对社会的权利作一种大致的公正的配置，它不可能保证一切损害都得到绝对公正的赔偿，它所能实现的只是制度的公正，而不是也从来不可能是“无讼”或绝对地在每个案件中令各方面都满意的那种公正。现代法治的实施更多的是需要一片适宜法律生存的土壤，而这一条件的具备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目前，我国法治最为重要的职责就是在广大公民之间尽可能地实现制度公正，对农民的权益保护进行必要的制度安排，给农民以公正的制度待遇。同时，制度和谐是社会和谐之根本，也是我国农民权益保护问题的根本所在。农民权益保护问题必须在我国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商法、社会保障法、诉讼仲裁法以及国际法等法律制度全方位的制度保护框架之下并在其和谐运行中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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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权利范文篇6

“三农”问题已成为我国当今社会的首要问题，而其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今年6月中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权益保护法》起草小组（简称〈农民权益保护法〉）先后召开第二次领导小组会和起草工作小组在起草工作中的第一个专家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准备通过立法来保护中国最广大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在我国特殊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项立法计划对保护我国农民权益无疑有着重大意义。现阶段如何保护我国农民权益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并被中央列入“三农”问题之一，正是由于农民正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越来越成为我国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给予农民国民待遇”成了解决“三农”问题的口号之一。农民法律处境上的尴尬使得其权益极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漠视和损害。长期以来农民权益遭到漠视和损害的根源不仅源于我国长期存在着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近年来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偏差，而且源于对农民权益保护方面长期存在着的法律上的缺位。

二、我国农民权益的现状分析

（一）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各方面的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包括公民的政治权利和广泛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在此对于公民的政治权利我们暂且不谈。社会权的中心是公民有权享有其自己和家庭活动相当水准的生活，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且能够不断得到改善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其次是经济权，这是公民从物质上享有社会权的重要源泉。公民享有自己的财产权，公民应当享有工作权、享有社会保障权。公民的经济权利，与其享有的文化权利是不可分离的，而文化权首先是受教育的权利。对此，我国的民法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对于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要给予平等地保护，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都不能侵犯公民这方面的权利。但是，现实生活中我国农民的权利状况不容乐观。

（二）当前我国农民权益问题

我国农民权益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于农民权益问题，突出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农民的最普遍的社会权利被漠视的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农民不能与市民一样成为整个社会中平等的一员，农民在事实上是处于低人一等的弱势群体的地位：在户籍身份上，农民进城打工受到各方面的歧视问题（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难，农民工的生活条件太差，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现象严重等），农民的迁徙和择业自由是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却被剥夺；在社会保障上，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再分配政策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农民不能享受国家给予城镇居民那样全方位的保障，只能把自己的生老病死全部寄托在贫瘠而又少量的土地上。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由于长期以来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政策偏差和法律保护的滞后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则是农民的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往往面临威胁甚至遭到严重侵害的问题，并且侵害农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者往往正是某些政治权力本身。财产权是公民最为基本的权利。“如果你剥夺了我谋身的手段，那不等于剥夺了我的生命吗？”《威尼斯商人》中的夏洛克虽然是一个非常讨厌的家伙，但这句话却可以说是至理名言。对于广大农民来说，显而易见，土地可以说几乎是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然而，现实生活中，基层政府非法、强行征用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于从过重的农民负担到事关生存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维权的重心出现了重大变化。

三、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

法律援助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组织、指导和统一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以保障实现其合法权益，完善国家司法公正，健全人权及社会保障机制的一项法律制度。这一狭义的法律援助概念定位于为那些由于经济状况贫困，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而不能进行诉讼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公民或法人提供法律帮助。但若仅仅从狭义的概念去理解农民法律援助机制，在当前复杂的情况下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的。它需要宏观上的立法支撑，以保证农民利益的保护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即权利的保护问题要通过法律或者制度的规范转化为实有权利。同时在微观上要保障农民的利益真正得以实现，就应该建立相应的法律援助机制。“所有这些被承认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或在某些时刻可能发生冲突。对法律活动来说，也许重要的不是承认权利，而在于如何恰当地配置权利，并因此给予恰当的救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普通法上的权利一直同司法救济相联系，“有无救济就无权利”之说法。”因此，法律援助机制的有效运转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民权益保护的宏观立法支撑

保障公民权利是建设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核心要求。而在我们这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无疑是法治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农村问题向来更多的是靠国家政策进行调整的，尽管我国目前正着手准备进行《农民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工作，但我国农民权利法律保障缺失的现象目前还很严重。

政策上的重视不能完全取代法律上的保护，政策只有上升为国家法律才能真正得到切实贯彻和落实。而且，原则性较强的政策只有具体化为法律上的措施，才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只有将国家政策上升为法律，农民利益的保护才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农民才能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因此我国应加强农民权利保护的立法工作，并尽可能将之细化以便于贯彻实施。具体而言，本文觉得应该做到如下几点：

1.在立法上规范执法行政执法活动，保护农民权益不受违法行政行为侵犯

在保护农民权益方面，政府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和法律义务。但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侵害农民利益的往往正是地方的政府组织。“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权利，它就不能够重建人们对法律的尊重。如果政府不认真地对待权利，那么它也不能够认真地对待法律。”对农民权益受到不法行政行为侵犯后，应该有适合农民特点的法定的援助措施。

2.对当前户籍制度中对农民的一些歧视性规定要及时加以修改

世界各国目前都普遍赋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全世界只有中国、朝鲜和贝宁等国家还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虽然目前我国的户籍制度已出现了松动，但对农民的一些歧视性规定以及广大市民对进城农民工的歧视性做法还普遍存在。这些规定严重损害了农民作为公民的合法权益，强化了农民的弱势地位。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的明确规定并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来摈除对农民的歧视。

“一国两民”的户籍管理制度，是公民自由权的严重缺失。它不仅使公民平等权在这种歧视性的户籍制度下显得苍白无力，将过多的剩余农业人口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既阻碍了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又大大地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减缓了市场的发育速度。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70—80%，我国目前只有37.7%，低于发展中国家近10个百分点，低于发达国家近一半，这就是明证；孙志刚被毒打之死案件亦有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错。尽快在宪法中恢复公民的“迁徙自由”，不仅是弥补公民基本自由权，实现公民追求幸福权利，实现平等权的需要，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实行依法治国的需要，更是顺应文明进步，遵守国际条约，履行国际承诺和义务的需要。

3.对农民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进城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保护问题应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上没有惠及农民，农民处于边缘化地位。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完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以及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保障当前我国农民的权益具有重大意义。

当前进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政府虽然给予了一定的政策支撑，但从长远和法治的角度考虑我们应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专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条例》，并且将其归入《农民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和体系之下。

4.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允许建立农民的维权组织

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此外，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就连私营企业主都有自己的协会，并且做得很成功。而我国9亿多的农民却没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建立我国的农会组织就显得更加必要。我们应从立法源头上确定中国农会的法律地位，制定促进中国农会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使亿万中国农村，在进行农业实践中有自己的代言人，弥补其在各级代表中的人数偏少，话语权较弱的现象，增强其与政府协商调整的能力，使农业发展有一个坚强的组织保证体，也使“三农”问题的解决，有一个有力的组织基础。目前，一些人对农会的建立抱有偏见，认为其可能被引向歧途。这应该是固执的偏见。中国农会就象其他社会中间层组织一样，同样可能成为进行行业自律，贯彻政府决策的值得依赖的力量。代表农民和农业界的利益，服务农业、农村和农民，执行政府有关三农政策的中国农会的建立和发展，应是我们促进中国农业发展的题中之义。

5.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必要的民法保护，防止财产权利保护规范的缺失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内容并体现为一定物质利益的权利，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财产权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不同经济制度下的财产权具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历史时期，财产权有不同的含义，国家政治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财产权是人的自然不可动摇的权利。公民没有明确具体的财产权利，就会失去作为人的尊严和条件。正如洛克的自然法基本权利论中所说的：财产就是自然人求生存的权利的自然延展。如果自然人没有了财产权，就可能丧失人身自由权，再而危及生命权，就更不能谈发展权了。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一经法律确定，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农民财产权利的重要组成进行保障，正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当人们问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和外延究竟是什么？我们会顿然发现，在理论和立法等方面我们均有不足，特别是在宪法等方面还存在立法上的缺失：第一，表现为权属主体的缺失。从法律规定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然地、自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从该规定看，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是“集体所有”。“集体”是什么？“集体”与“农民”之间是何种关系？这里的“集体”一般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合《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的规定，“集体”一共有三种：“村农民集体”、“乡（镇）农村集体”、“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说这种集体主体的虚拟和多样性，导致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模糊不清的现象严重，导致诸多损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现象的产生。用农民自己的话说：集体所有就是大家所有，个人没有。第二，表现为权属缺失物权法定的内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新型用益物权，这一点《土地承包法》已有明确的规定，相信未来的民法典也会作出相应的规定。但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当事人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的内容相异的物权类型。而事实上，《民法通则》、《农业法》、《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方与发包方可以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权利和义务，显然与物权法定要求相违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人对其权利在效力上的非自由处分性和管理债权化的特点，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效力上欠缺物权法定要求，再加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变动，还尚未建立登记制度，使其缺乏物权公示法定要求，必将导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的不确定，效力的不稳定，权属的不稳定和交易安全无保障等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从法律上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的基本内容。

我国法律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规定，存在严重的缺失，这种财产权方面规定的缺失，不仅影响了农民耕作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的积极性，影响稳定相关权属关系和秩序，而且使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在谋生命根子的土地方面处于更加弱势无力的地位。首先，我们应该从体现阶级、集团力量对比关系的宪法规范上去弥补对农民财产权属保障上的不足；其次，我们应该在未来的民法典中进行必要的保护性规定，建立可行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帮助制度。

（二）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的微观运作

1.完善基层司法架构，发挥基层司法作用

在当代中国社会，县一级的公检法司都有自己的组织延伸，有比较完备的体系，但到了乡镇这一级就只有少数的派出机构。检察院与公安系统的工作内容主要涉及治安和刑事案件，而大量的农民权益冲突已超出了这一范围，检察、公安机关显然不适合作为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至于各级人大和政府法制工作机构大都设立在县级以上，也是远乡村，无法提供及时的法律帮助。由于律师事务所的营利性质，农民往往无力或是不愿支付律师费用，要求一种营利机构长期法定地负担起公益性质的工作也不切实际。因此，在广大农村社会最适宜担任农民法援机构的就是乡镇司法所。

司法所是设置于乡镇人民政府的国家司法行政机关，是县司法行政机关的派出机构，司法助理员则是基层政权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他们是中国司法行政机关的神经末稍。在我国农村，大部分的乡镇都设立了司法所或者在乡镇政府中设置了司法助理员这一职务，他们在乡镇政府和县司法局的指导下工作，主要负责调解委员会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但在现实生活中，我国基层的乡镇司法所并不能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第一，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司法素质太低。在当前条件下，我国的基层法院的工作人员都普遍存在素质太低的情况，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复员转业军人，法律基础知识相对缺乏。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的法律素养问题也因而更为严重。而与此同时，我国法律院校的绝大部分毕业生都流向了其他工作领域，这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第二，乡镇司法所的经费缺乏以致于工作不能正常运转。目前在我国中西部的广大农村社会，由于经济的不景气，乡镇公务员的工资都很低，只能勉强维持日常生活。对此，为了使乡镇司法所能很好地运转，本文觉得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应加大对其的经费投入，提高司法助理员的各方面的待遇水平，引导我国法律院校的人才流向基层法院和乡镇司法所。与此同时也要加大对现有乡镇司法所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培训，提高其整体水平和业务能力。

2.确立农会的法律地位，开展农会法律服务

当前形势下建立我国广大农民的维权组织-----农会是具有很大的必要性的，对此前面已做了简要的论述。我国应建立的农会不但要发挥其应有的政治功能（政治参与）和经济功能（整合和统领各经济组织、推广农业技术和农业教育等），也应具有直接的社会功能，如防止农民的各方面利益被侵害，以及侵害后帮助农民获得司法救助，对外代表其会员参与社会的各类活动，不断扩大农会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进而以此来保障农民利益等。在这里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是农会必须代表广大农民的整体利益，要防止其异化而成为其他组织特别是政府的附属组织。

3.切实加强法律援助中心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中心是国家设立的负责组织、指导、协调、监督及实施本地区法律援助工作的专门机构，省市及各区、县均应设立法律援助机构。暂未设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区县，由各区县司法局指定职能部门代行法律援助中心职能。作为一个弱势群体的我国广大农民，法律援助中心更应加强对其的援助倾斜。法律援助的对象主要是因经济困难，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贫困者。但现实生活中法律援助的批准范围过于严格并且援助金额太少以致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适当扩大援助的范围以及援助金额。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历史传统与教育等诸多因素导致了我国广大农民的法律素质低、法律意识薄弱，即使有大量的法律援助机构存在，但农民却不知道如何用之来保护自己。因此，法律援助中心应加强法律援助这方面事项的宣传，使农民真正了解并能运用这只“法律援助之手”。“尽最大可能把关于他们的意志的知识散布在人们中间，这就是立法机关的义务。”同时，我们个人认为法律援助中心也应提供法律咨询这方面的服务。

一般而言，法律援助中心只为住所地在本市或持有本市暂住证的居民提供法律援助。但现实情况是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频繁地流向城市，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已提上日程。因此，法律援助中心不应仅仅对本市居民提供法律援助，而应更多地关注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对此，一些地区已经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例如拖欠工资、工伤索赔等问题，是长期困扰着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的主要问题。同时，由于绝大部分的农民工拿不出劳动合同、书面证明等相关证据，致使法援中心也难以受理。为解决此问题，重庆市法律援助中心受市司法局委托，就组织了专职律师，将劳动法律法规中关于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条文摘抄出来，汇编成《农民工维权手册》，以方便农民工查阅。但是对于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提供专门的法律援助还只是极个别的现象，并没有在全国大多数城市予以普遍推广。对此，我们在此提出呼吁，希望全国各省市的法律援助中心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给予特别关注！

我们还应规范和加强农村和城市的“148”法律服务热线工作，以及全方面地做好农民工《法律援助条例》的各方面工作。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民权利范文篇7

事实表征:农民“法律排斥”的法面目

从宪法规范层面看，宪法规定的权力是所有公民的法定权利，宪法保障的是所有公民的权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然而现实是:农民经济上的贫困、政治参与的不足、社会权利的缺乏、权利的不平等享有等问题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而这些问题正是农民“法律排斥”的事实表征。(一)部分权利:宪法有规定，但并不完善1.农民选举权的不对等。宪法对公民的选举权有明确规定，但现实国情下，农民的平等选举权未予明确。宪法第3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此规定，农民理应享有选举权。但农民拥有选举权，与在多大程度上能行使选举权，却很有差别。因为宪法并未明确规定农民的平等选举权，也由此产生了相关立法对农民的代表权与城市居民代表权的差别规定。如1979年《选举法》对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作了不同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这个比例延续到1995年。《选举法》第三次修正统一将各级人民代表选举中的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之比规定为4∶1。安排各级人民代表名额时，农村社区人民代表的人数仅及居民人数相当的城镇社区人民代表的1/4，换句话说，四个农民的选票只相当于一个城镇居民的选票。显然，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是不平等的。令人欣喜的是，2010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赞成2747票、反对108票、弃权47票通过了《选举法修正案》。此次《选举法》修改最大的亮点在于确立了“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原则。将《选举法》第16条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数，按照每一代表所代表的城乡人口数相同的原则，以及保证各地区、各民族、各方面都有适当数量代表的要求进行分配。”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的参政权因此会得到很大程度的保障，然而由于历史、现实以及农民自身等多方面的因素，农民参政权的真正实现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现实中有些情况是，“农村来的人大代表，基本都是‘农民精英’，他们已经不是纯粹农民，要么是乡村干部，要么是乡镇企业的负责人。农民无法选出真正的利益代言人。这种代表性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广大普通农民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他们无法对自身利益进行充分表达和有效控制。”〔7〕有学者指出“选举法的修改体现了国家在实现农民选举权平等保护上的努力，但若仅仅提出立法上的形式平等，则农民与城市居民在社会资源的竞争中是无法处于同一起点的，仍然可能造成事实上的不平等。”〔8〕2．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不明确。《宪法》第10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但在民法理论下，农村集体既不是法人，也不是非法人单位，那么，就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而言，其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性质，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中的“集体”如何界定〔9〕，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权利主体，其与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明确。同时，由于农村体制的变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缺位，使得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行使主体虚置。另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推行使得农民实际享有了对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但作为所有权核心内容的处分权却受到严格的限制。实际上，农民享有的这部分土地权利及其他产权还会受到来自政府及其他势力的种种剥夺和侵犯，如有些地区征地不征求农民意见，补偿标准农民无权商谈，补偿金不到位，失地农民生活得不到保障。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征收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就是: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对征地补偿应依据何种原则进行，规定并不明确;补偿标准极不合理;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补偿截留现象严重;补偿方式单一，安置责任不明确;补偿程序不完善，缺乏司法救济〔10〕。对此，总理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是法律赋予农民的财产权利，无论他们是否还需要以此作基本保障，也无论他们是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镇，任何人都无权剥夺。推进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关键在于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分配好土地非农化和城镇化产生的增值收益。”〔11〕(二)一些权利:宪法有明确规定，但未得到相关立法的落实1.农民结社权的悬空。《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表明公民享有结社权，但具体到各个不同的社会主体，却并不平等。如国家制定了《工会法》、《妇女权益保护法》、《青少年保护法》等，这些群体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法律法规，也都有自己的维权组织，如工人有工会、青年有青联、妇女有妇联。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的扩大，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等也相继成立了自己的协会。在现代法治国家，这些群众性组织在表达意见维护其成员利益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相比之下，农民作为中国国家政权阶级基础———工农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没有自己的组织，如农会等。于是一方面农民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现实中却没有具体的组织或部门能对农民直接负责，没有哪个组织或部门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没有农民自己的组织能直接代表农民参与政策制定、替农民说话办事。这使得中国《宪法》有关公民结社权的规定在农民群体中得不到体现，并与中国现阶段其他社会实际享有的结社权构成强烈的对比，甚至与土地革命时期农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中的突出作用形成鲜明的反差，这种状况一方面背离了农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地位，使得农民缺乏相应的话语权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基础的巩固;另一方面，农民因缺乏自己的组织无法争取自己的权利，也使得现实中各种坑农、伤农等侵犯农民权益的事件频频发生，客观上影响了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的社会稳定。2.农民物质帮助权的缺乏。《宪法》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此条是对公民物质帮助权的宪法规定，此规定从宪法层次上确立了我国公民的物质帮助权，是实现公民基本人权的重要形式〔12〕，该条第2款规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第3款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此两款规定是对残疾人等社会弱势群体的特别保护。“在权利的内容上，实质上的平等原理则主要适用于对社会经济权利的保障，其目的在于使经济强者与经济弱者之间恢复法律内在地所期待的那种主体之间的对等关系。”〔13〕可见对弱势群体的权利倾斜恰恰体现了宪法追求平等权利的实质保障以避免事实上的不平等。但农民同样是社会弱势群体，理应享有宪法规定的物质帮助权。而现实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镇居民享受着国家提供的优越的公共服务、相对良好的劳保条件、稳定的退休金以及诸如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而在广大农村，很多农民实际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那种相对良好的社会福利，农村的社会保障手段亦较为稀缺，农民养老基本上仍依赖于子女孝敬和家庭保障。宪法的物质帮助条款没有得到相关下位法的配套保障，也没有成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依据，没有转化为农民切实享有和行使的权利〔14〕，正所谓“法贵于施”，“徒法不足以自行”。

解决进路:农民“法律排斥”的法律消解

消解对农民的“法律排斥”，充分实现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是一项法治系统工程，我们认识“法律排斥”，既要关注引起法律调整的前提‘法律规范’，实现宪政意义上的立法平等，也要关注产生‘法律排斥’的整个司法过程、法律手段、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等。因此，寻求“法律排斥”的解决进路不仅需要从宪法高度加以认识、思考和分析，也需要国家和社会，城市与农村，政府部门与农民自身的共同努力和良好互动。(一)修改现行宪法，加强专门立法从宪法高度建构并完备农民权利法律体系，有利于实现对农民弱势群体权利的全面保障。一是修改现行宪法，给予农民权利保障的“宪法关怀”。〔15〕(1)补充完善选举权。建议在宪法第34条增加“农民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这是宪法对城乡居民“同票同权”问题的积极回应，从而有效避免农民与城市居民选举权上的实际不对等、事实不平等。(2)确认农民的土地产权主体地位。应从宪法上进一步明确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属，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确定土地征收或征用的补偿原则。“调查证明，对农民权利体系的保护，可以从确认他们对土地的产权开始，只有当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财产，即土地真正是‘我’的，而不是‘我们’的时候，农民从土地收益的获取中，才会发出对社会管理参与的强烈要求”〔16〕近年来，四川、江西、浙江等地出现的“土地股份合作社”、“土地信用合作社”等，深受农民欢迎。说明“土地确权”已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二是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给予农民权利保障的专门立法。对特殊群体的权利予以特别的关照和保护，是现代立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宪法对于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少数民族等特殊群体提供了特别保护，并进行了相应的专门立法，这对保护特殊群体的利益有着重大意义。“将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从一般的民政救助提升为人权层面的法律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现实性命题。”〔17〕同样，对于弱势的农民群体，也应对其权利予以专门保护。因此，制定《农民权益保护法》既有立法先例，也是现实所需。当前应在以全面维护农民权益为主题的前提下，进一步清理和完善“三农”法律体系;进一步明确农民应有的合法权益，赋予其与市民平等的法律权利，包括土地财产权、结社权、社会保障权、劳动就业权、受教育权等;建立农民权利的法律保障和救济措施，对侵害农民权利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及刑事责任。(二)推进依法行政，实施政策普惠〔18〕政府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政府必须让它所统治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它必须对每个人的生活给予平等的关切。”〔19〕农民宪法权利的全力保障离不开各级党委的政策支持和各级政府的依法行政。首先，政府应依法行使职权，做到不越权、不滥用权力。同时，政府对自身的违法行政，应严格追究、主动担责，所谓“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其次，国家应进一步拓展“三农”政策的广度，延伸“三农”政策的深度，充分将农民权利保护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全面纳入干部政绩考核范围;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降低对农民进城落户的资格准入，“今后城市户籍改革的发展趋势是逐渐放松户籍准入，从‘选择型制度’过渡到‘普惠型制度’，最终实现完全依居住地进行人口登记和管理。基于‘身份’的福利和权利将越来越少，福利和权利更多地基于‘贡献(或义务)’进行分配。”〔20〕政府应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努力推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广大农村真正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让中国农民真正过上“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舒心日子。(三)强化司法保障，推行违宪审查一方面，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21〕，国家应当重视发挥司法保护农民宪法权利的关键作用。尽管目前农民可以通过人大监督、信访监督、行政复议等多种路径来保障自身的权利，但从根本上说，司法才是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要实现农民宪法权利的平等保护，当务之急就是要积极发挥行政诉讼制度的优势。首先，应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一是农民的一些社会权利，如受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并非能为“人身权、财产权”所涵盖的权利，如受到公权力的侵害，皆应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二是应规定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行政机关制定和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只要违背了农民权利平等的要求，皆可提出诉讼。其次，应着力解决农民的“讼难”问题。由于农民缺乏相关法律知识，加之经济能力有限，在权利遭受侵害时，通常不能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农民往往处于“打官司难，赢官司更难”的窘境。因此，法院要降低纠纷解决成本，简化纠纷解决程序，完善对农民的法律援助制度。另一方面，从各国宪政实践来看，实行违宪审查制度是依法治国的通行做法和必然趋势。从有关农民的立法来看，违宪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不少，应加大违宪审查力度，逐步建立宪法诉讼制度，从而更好地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保障广大农民的权利。当然，这种违宪审查不能简单照搬西方宪政制度中的普通法院司法审查和宪法法院违宪审查模式，但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借鉴和参考以司法权为主进行宪法监督的优点，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

本文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法学院

农民权利范文篇8

一、农民工子女市民化及其市民权的实现

1.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内在本质农民工子女①的市民化，本质而言就是指获得流入地户籍儿童完整的市民权，进而实现“同城化”待遇的身份转换。②通常认为，这一过程至少需要从两方面来积极推进:一是外界赋予农民工子女完整的市民权进而实现相对公平的“同城化”待遇;二是农民工子女内在性地对新环境的接纳与认同(对新文化的服从、同化与内化)。对于前者，主要依赖于制度的引导;而后一方面，则主要是主体的继续社会化过程。相比之下，制度引导应当先行一步。这是因为，有效的制度设计，往往可以给每个公民带来稳定的追求预期，非常有利于推动“继续社会化”的健康环境快速生成。就此而言，即刻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化转换的权利保障制度，是当下政府义不容辞的一项责任。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农民工子女群体由于受自身的年龄及成长特征决定，对市民权的实现内容及制度引导的要求，都有相当的特殊性。那么，这种“特殊性”有何特殊内涵?具体的表现形式有哪些?等等，也就成为了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实质性问题，当然也是本文力求重点澄清的对象。2.农民工子女市民权的构成体系所谓“市民权”，就是指与公民、市民的资格相关的身份及权利。在我国，“市民权”概念因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而产生。原初意义上，“市民权”被指外来农民工拥有居住地城市户籍居民所享有的身份及相关权利，其内容主要包括居住权(如提供公益性住宅、廉价商品住房、住房补贴等等)、政治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以及享受城市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的权利，还有享受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权利等等。①从实践层面看，农民工子女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一个衍生类型，除政治权(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因年龄条件不符而无关联外，其他诸如居住、教育、就业、福利、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医疗卫生和最低生活保障)及公共服务等，都是他们市民化演进中应当涵盖的权利内容。其中，尤以“受教育保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和“医疗保障权”等权项，获得市民化待遇的需要最为迫切。因为事实表明，这些权利内容的严重缺损状态，已经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子女群体的基本生存及未来发展，不允许再以“看着办”的态度无限拖延了。3.农民工子女市民权的实现保障从权利的逻辑形态看，权利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通常认为:“要认真对待权利，就应关心应有权利，注重法定权利，着眼于现实权利，使权利内化为实现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普遍性力量。”②这就意味着，权利的最终归宿在于权利的实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只有转化为现实权利，才能成为或再现生活的事实，才对人具有实际价值，才是可求和完美的。否则，权利只能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可望而不可即。问题在于，权利如何才得以付诸真实的生活世界呢?仅就表象层面看，权利实现总是遵循着“应然权利———法定权利———现实权利———应然权利……”这样一种不断满足社会个体与社会集体发展需要而螺旋上升的递进过程。即是说，某一具体权利的阶段性实现一般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将应然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第二步再将法定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对于这“两步走”的技术操作问题，近年来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应然权利”向“法定权利”的演进，“法律认定”发挥主导作用，是权利实现的奠基石;而“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的演进，则“法律救济”必不可少，这是权利实现的核心。③该观点，笔者同样持支持态度，这是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作为一种权威性社会规范，具有普遍实用性、稳定持续性和明确规定性特征。“法律认定”如何实现权利?法律对权利的认定通常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最大化地将公民的权利纳入立法规制范围，二是最大限度地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基于前者或后者，凡立法义务，均为当今政治国家必须积极履行之责。这是因为，立法承负了现代社会的资源配置、冲突协调等关系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特殊功能。正如有学者所言，要求国家提供立法给付，“是期望国家能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和满足……体现人们……‘从安全到完美’的变迁”④。如此“期望”与“要求”的真实动因在于，“国家对财政、经济的投入有赖于立法机关参与外，利益分配和利益冲突的调和，这也都属于国家政治决策的内容，行政机关受权限制约根本无能力作出这种判断，立法机关无疑是天然的主导者”⑤。就此而言，致力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保障立法，通过“制度赋权”的外力推动模式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身份转换，并非一种恩赐，实为各类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的分内职责。“法律救济”如何实现权利?“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建立足够完美的救济机制，是权利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备性载体条件。通常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就是法律救济，“法律救济总是站在权利救济的第一线”⑥。从客观上看，法律救济大致表现为三种形态:一是恢复性救济，即通过法律强制力的救济干预，排除违法侵害行为，约束冲突主体继续履行义务，促使原有权利得到恢复或者实现;二是替代性救济，即在“恢复原状”不能之情形下，通过补偿或者赔偿等救济干预，保障法定权利或应有权利的替代性实现;三是具体化救济，即在法律对于权利的规定过于抽象或过于原则而处于“难以操作”之情景下，以“权利具体化”的救济路径，让一些必需的社会性权利走向人们现实生活中，如“平等受教育权”等。三种法律救济中，前两种已是通用的执法或司法行为，而第三种的“权利具体化救济”，则还是我国现行法律实践与法学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需要高度重视的是，对于农民工子女的市民权实现而言，“权利具体化救济”的重要价值将日渐凸显出来，因为他们大量保障性权利的实现，正期待着依赖这种救济方式来完成。

二、农民工子女法律保障机制的构建原则

必须明确，之所以主张即刻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制度机制，其基本要义在于，以期通过“法律力量”的外在推动，逐步消除农民工子女的过度弱势处境，促进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转换。所以，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保障机制构建，有着特殊的原则要求。1.完善立法与杜绝限权相统一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都是农民工子女迫切需要市民化待遇的权利内容。这些权利应当有法律条文做逐一规定。从实践运行层面看，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农民工子女的生存与发展保障，近年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农民工子女的国家立法及支持政策。但是，这些立法及政策意见，或涉及范围十分有限，难以全面保障农民工子女的基本权利，如2006年《义务教育法》，仅仅明确了平等接受义务教育机会权，无法解决他们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后升学等困难;或过于原则、效力不高，难以付诸具体操作，如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尽管范围甚广，但没有上升到法律强制力层面，从而给“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侥幸行为提供了寄生温床，农民工子女不能真正受益。客观而言，除“义务教育机会权”外，农民工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补偿、义务教育后公平升学、医疗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市民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权利内容，至今为止大都还处于“立法真空”状态。不言而喻，在国家立法严重滞后的前提下，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及其市民权实现进程，如果仅仅寄希望于地方立法或地方政策来做应对性干预，难有所建树。因为，地方立法特别是地方政策，出于财政支出、资源供给及管理成本等因素考虑，“限权”冲动往往是无法得到有效克制的。从上述简略的背景分析可看出，着眼于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立法完善进程，最起码应当践行“两步走”战略:一是要积极完善国家立法，即国务院行政法规以上效力等级的立法，应当逐步将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纳入规划范畴;二是要全面杜绝“限权”立法，即地方法规和部门规章以下效力等级的立法及规范性文件(即所谓的“政府红头文件”)，在“补缺”国家立法或具体化上位法的过程中，不仅有及时作为的义务，而且万万不能因顾及局部利益而限制甚至架空宪法原则乃至上位法赋予的权利范围。2.积极执法与自主行权相统一从理论上讲，在农民工子女的市民化演进中，必须尽快妥善解决的受教育保障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和医疗保障权，都属于典型的行政受益权。①而行政受益权的实现，实践中大都以政府提供必要的给付条件为基础。并且，行政受益权对于受益人而言，主要意味着权利，对于行政主体而言，主要意味着义务。由此，促进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行政执法机制构建，并非以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型”执法为主导，而应当以履行给付义务为基本方向的“服务型”执法占据中心地位。笔者认为，“服务型”执法的良好践行，并非行政主体的单向垄断行为可以包揽，必须有赖于“积极执法”与“自主行权”的高度统一。首先，行政主体要积极履行各类给付义务。政府的作为义务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不直接为给付请求对象，但应当积极进行相关制度建设，这类主体的义务在于根据宪法、法律及上位法的规定制定并解释相关政策法规、转移财政资金、提供信息和指导性建议等;另一类则是具体实施主体，直接为各种给付条件。这两类主体中，前者兼有执法和立法的双重义务，后者仅负有执法义务。目前看来，无论基于哪一类行政主体，其履行义务的情况，均与农民工子女的权利实现需要差距甚远。其次，行政相对人要充分行使自主权利。行政受益权的实现，通常表现为依申请进行特定行为和依政府职权主动进行特定行为两种。客观上，农民工子女公平接受教育、医疗及最低生活保障等市民权的实现，显然大都依赖于“依申请进行特定行为”的充分行使。这是因为，各项权利条件之满足，往往会因为流入地公共财政、行政成本等方面的付出而加大行政给付启动难度。因而，适当赋予农民工子女自主权行使空间，强化他们的程序发动权，不仅可以借此提升他们的法律地位，而且还能充分发挥他们有效监督行政主体的作用。①目前而言，此类自主权启动程序的制度规范还表现得极端贫乏。3.便捷司法与救济创新相统一如前所述，法律救济是现代社会权利实现最为可靠的保障方式之一。不过，对于农民工子女群体而言，目前还至少面临着“无力承担高昂救济成本”和“权利具体化救济渠道不畅通”两大现实难题。因此，完善农民工子女市民权实现的法律救济机制，应当以“便捷司法”与“救济创新”并重双向推进。首先，应快速建立低成本高效率的救济分摊机制。众所周知，农民工子女群体无论在经济能力还是其他社会资源拥有上，都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因而，当他们的权益受损时，若按照传统的救济方式对待，往往都会因为“经济负担不起”或“时间消耗不起”而绝望放弃，进而最终会导致他们的权利实现陷入遥遥无期。所以，对农民工子女的权利救济，需要探索费用减免、政府担保、法律援助等多元整合的救济分摊机制。目前，由于相应的配套制度不完善，这种救济分摊的整合机制基本还没有建立起来。“救济分摊机制”应当如何建立?显然，这无疑是构建农民工子女权利救济制度急需解决的一道现实难题，本文将尽力作进一步阐述。其次，应创造性拓展权利具体化救济的实现渠道。农民工子女市民化的本质就是实现“市民待遇”，而“市民待遇”的实现又必须以政府积极履行给付义务为前提。所以，对于政府的不作为侵权，必须得到有效的救济防范。政府不作为，一般分为具体的行政不作为和抽象的行政不作为两类，前者如不履行法定职责，后者如不履行上位法授权的立法义务。目前而言，对于抽象的行政不作为特别是“立法不作为”，在我国还是一个法律救济的难题。恰恰因为“立法不作为”的普遍存在，致使农民工子女的大量应有市民权只能停留在“方针条款”层面，没有获得具体法律条文的明确规定。按我国现行的司法惯例，严格遵循法律条文是行使司法裁决权的必要条件。由此，农民工子女的应有市民权即便遭遇实现不能时，也因缺乏法律依据支持而根本无从得到有效救济。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破冰之策并不多，最为直接的办法就是创造性地拓展传统司法的实现方式，即在借鉴国外成功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深度结合国情实际，探索既可行又有效的权利具体化法律救济机制，确保农民工子女市民化进程中必须拥有的市民权最终能走向真实生活。那么，“权利具体化救济”应当如何开展?这在我国还是一个十分艰难的研究课题，尽管如此，本文也将做一些尝试性探索。

农民权利范文篇9

一、问题的提出

三农问题0是制约中国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瓶颈,农业基础仍然薄弱,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增收仍然困难。生产力是发展的第一要素,要真正解决/三农问题0,首先要解决农村的经济发展问题。而农村金融作为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是/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素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0¹的核心支持因素。农民的金融权益是否得到真正的保护,农民能否获得金融服务对他们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住房条件、保障医疗和子女受教育有着重大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新农村建设新增资金需求总量为15万亿元左右。然而由于农村发展政策缺乏、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等原因,目前农村资金要素正在大规模流出。/失血0严重的农村金融市场如何完善自身、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是目前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真正解决/三农问题0的关键一环。仅靠国家的阶段性的政策倾斜、资金支持,恐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何形成给农村设计一套完备的/自我造血0机制,保障农民金融权益就成了农村金融发展的当务之急。但是,目前农村金融的具体制度的安排都带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制度的变迁始终是自上而下,由政府强势主导推动的,这样的政策缺乏被认可度和连贯性。因此,提出/农民金融发展权0的概念,为农村金融的发展提供合理法理依据,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推动农村金融的真正发展史必须的。

二、农民金融发展权的提出及其理论基础

(一)发展权社会发展中的基本人权

1972年塞内加尔法学家凯巴#姆巴耶(KebaMB''''aye)在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权0的概念,其指出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其后,发展权逐步从一个抽象的人权概念演变为内涵丰富的人权规范和人权制度,并被誉为/第三代人权0。当今世界,发展权已被认为和自由权、生存权一样,对全人类人权的实现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功能意义,从而被庄严的载入1986年联大通过的5发展权利宣言6之中。该宣言系统的阐明了发展权的整体思想框架,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获得充分实现0,/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一项特有权利0。¹作为基本人权的组成部分,发展权成为人类实现了自由权、生存权之后又一重要的基本权利形态。关于发展权的内涵,国际社会上观点纷争。有人认为发展权仅是个人人权,否定国家和民族的集体发展权。有的认为发展权只是/一项不可剥夺的国家的权利,不能将它视为是一项抽象的个人权利0。º上述各观点之间差异很大,但是学界的争论不能否认联合国通过的5发展权利宣言6对发展权的界定一个集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于一体的认定。这种广义的界定,从实践的角度,也是符合发展权的要求和内涵的。在不同的场合和语境下,发展权的内涵可以分解使用,其既可以是个人权利,也可以是国家权利、民族权利,更可以指各项权利的集合。本文在论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问题上,借用的是发展权中的个人权利的内涵。藉此,认为其是一项公民对社会的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和结果所享有的权利,具体包括政治发展权、经济发展权、文化发展权、社会发展权。

(二)农民发展权一个赋予农民弱势群体的母体性权利

农民权益是广大农民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其核心要义在于从传统落后生产力体制中解放农民、发展农民、富裕农民。农民应当享有与社会共同发展、平等发展的权利,具有与社会全面进步相协调的能力。农民发展权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主张,是农村改革发展中的权利体现与权利延伸。农民的发展权的实现过程其实也是赋予农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过程。这里赋权指赋予权利、使有能力,是人们使自己或群体重新获得权利。赋权的过程也是5发展权利宣言6所表明的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的过程,特别是增加、完善弱势者权利的过程。从5发展权利宣言6关于发展与人权关系的认知角度,发展权就其本质而言,主要是弱势群体的发展权利。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更符合发展权的本质特征。赋权使得发展权主体更为细化,即发展权是权利缺失者的发展,既可以是政治权利的缺失,也可以是经济、文化、社会等权利的缺失,发展就是增加这些弱势者掌握自身命运的权能。现今实现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权的现实、紧迫主体是农民,农民需要在发展权理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用农民发展权这一母体性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发展权益和发展诉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民发展权的理论极尽发展和完善,甚至有学者开始倡导发展权、农民发展权的入宪制度。所以,农民发展权并不特指某一项具体的农民权利,而是赋予农民与其他个人、群体平等参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并享受其成果的发展权利。第一,农民发展权不是孤立的经济发展权,而是全面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权;第二,农民发展权是一项母体性权利,其不是对农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益的简单综合,而是全面促进农民平等参与发展过程、享受发展成果的高度权利抽象。所以,保障农民发展权不应单指经济发展权,同时更应保障他们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发展权。

(三)农民金融发展权普惠制金融理论在农民发展权辐照下的结晶

虽然农民发展权是全面促进农民平等参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活动并享有发展成果的一个高度抽象。但是,在整个发展权这一母体性权利所孕育的子权利中,各类权利的发展程度和作用是各不相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毫无疑问,经济权利是其他各项权利存在的基础和实现的前提条件。同时,如同在生存权阶段,物质性权利的满足是要解决的第一问题一样,在继生存权之后的发展权利中,物质经济的发展问题亦是要解决的第一问题。经济生活权利的发展也应该是其他发展权利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在发展权的几项基本内容中,经济权利是重中之重,在对各项权利进行具体解读和深化的过程中,对经济权利的分析和细化也应当首先开始。在当今的知识经济和资本经济时代,金融已经成为实体经济的重要依托和支持,和实体经济一同支撑着整个经济的运行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而关注贫困地区、弱势群体的金融权益更是金融业深化发展的必需。在贫困地区,由于体制和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阻碍了金融体系的正常健康发展,进而使得经济和金融之间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状况。¹按照麦金农的理论,为消除金融抑制,必须采取放松金融管制为主要内容的金融深化手段,实行普惠制金融,实现金融服务的普遍可获性和平等性,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普惠制金融理论。为消除贫困地区严重的金融抑制,使被排斥于金融服务之外大量的穷人等中低收入经济群体能享受平等的金融服务,以帮助穷人和低收入群体为服务宗旨的普惠制金融理论被广为接受并在国内外得到广泛的实践,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金融权益在各国城镇居民中的发展状况,较之农村而言是较为良好的。而农民在金融发展方面的权利则极为欠缺,甚至根本没有。以我国的统计数据为例,平均每万名农民拥有银行业金融机构1.54个,平均每万名农民拥有银行业金融服务人员15.89人。无金融机构乡镇数在2007年末为2868个,其中2645个在西部地区,占全国总数的80%。另外,有2个县、8901个乡镇仅有1家金融机构。º因此,基于发展权主要是弱势群体的发展权的观点,金融发展权是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先见性的提出农民金融发展权可能在当下看来,似乎在实践中还不能感觉到它作为基本人权的必要性,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未来当金融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和衣食住行紧密联系的时候,就会发现,金融发展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价值之所在,农民金融发展权在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农村现代化方面的意义巨甚。农民金融发展权概念的突显和提出,是对发展权概念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是对农民发展权概念的支持和构建。而在现实社会中,将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利上升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高度,作为人权这一类基本权利大家族中的一员,对于我们从根本上重视农村金融问题,解决农村金融问题,发展农村金融市场是有利的理论支持和制度构建。在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发展农村的大契机下,构建农民金融发展权理论,形成支持农村金融发展,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政策,并在基本人权的要求下,大力推行,将推动我国进一步的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在如火如荼的研究发展权的大背景下,提出农民金融发展权的概念,具有理论深化和实践贡献的双重价值和意义。

三、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含义和内容

(一)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含义作为发展权属概念的子概念,金融发展权的概念依托/发展权0而存在。发展权的核心和重点在于/发展0,5发展权利宣言6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0。¹从中可见发展是对基本人权状态的延伸,发展权是对基本人权的巩固和加深,是民众对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和结果所享有的一项权利。作为发展权中经济权利的组成部分,金融发展权指全体公民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金融发展的情况和结果的所享有权利。在这个基础上,农民金融发展权便是指农民对整个社会生活中金融发展状况和结果所应享有的权利。结合当今世界金融发展的概况,农民金融发展权应该具体包括农民参与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发展、享受金融发展成果等方面的权利。1.参与金融发展的权利。农民参与金融发展的权利可以从两方面界定。宏观层面上,农民有在议会等利益表达机制中表达自己的金融意愿和要求,并将之立法确认、政策确立的权利。比如,要求国家提供专门的农村金融政策,制定专门的农村金融法规,提供专门的金融服务等。微观层面上,农民有参与一切金融活动,便利其生产、生活需要,帮助实现自身利益的权利。具体可以包括:使用银行体系、参与保险业务、参与证券融资业务等一系列金融活动的各个部分、各个环节。2.促进金融发展的权利。农民促进金融发展的权利是农民通过参与金融发展对整个金融活动带来的提高和推动,有权利将这种推动纳入到整个金融体系,并将之规范化、固定化。农民通过参与金融活动,表达自己的金融要求,对原有金融活动的内容和模式进行了有益的补充,农民有权要求将这种创新和补充纳入原有金融政策、法规体系,并将之制度化、常态化。比如,农民尝试农产品抵押贷款,如果切实可行,需要将这一融资制度正式写入担保、融资等相关的法律制度中。3.享受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农民享受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是农民金融发展权的核心内容,也是在现实中,存在问题最多的地方。享受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既是农民参与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发展的应有结果,更是具有独立意义和价值的权利项,它是指农民有权享受、消费一切金融活动的成果,包括金融设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当今社会金融服务发展迅速、日新月异,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但是农民却极少有机会享受这些日益便捷的融资服务方式。金融服务业的准入排斥(accessexclusion)º、条件排斥(conditionexclusion)»、营销排斥(marketingexclusion)¼,以及农民自身的自我排斥(sel-fexclusion)½等因素使得农民在享受金融发展成果方面的弱势地位与城市居民相比,甚为明显。因此,保障农民享受金融发展成果的权利意义尤为重大。

四、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国家保障责任

(一)国家是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首要的责任主体5发展权利宣言6在其宗旨中指出:/创造有利于各国人民和个人发展的条件是国家的主要责任0,并在具体条款中,将这一原则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和阐释,指出/所有的人单独地和集体地都对发展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本身就可确保人的愿望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实现,他们因而还应增进和保护一个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以利发展0,/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实现发展权利,并确保除其他事项外所有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粮食、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应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妇女在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应进行适当的经济和社会改革以根除所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各国应鼓励民众在各个领域的参与,这是发展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的重要因素0。¹国家负有对实现发展权这一母体性权利的首要责任,国家也当然负有对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这一子权利的义务和责任。国家负有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首要的义务和责任的论断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1.权利的受益性功能是国家给付义务的逻辑起点。权利受益性功能是公民有天赋的请求国家为某种行为,从而享受一定利益的功能。其要求国家以一定的积极作为,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服务和给付。权利的受益性功能是公民因其享有基本权利所具有的请求国家作为的一种功能,其所针对的是国家的给付义务。受益性功能是国家给予公民物质上、程序上的帮助和给付义务,又可称为/给付请求功能0,是国家的一种积极义务。因此,农民金融发展权作为发展权这一基本权益的一部分,也属于天赋基本权益的内容,当然要有国家来保障其确立和实现。2.公共物品供给是政府给付的首要义务。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领域,私人提供公共物品的外部效应、自然垄断、信息不完全,以及基于公平性目标的收入分配属性,将导致市场无效和社会整体福利的减少。由此,政府供给公共物品成为必然选择,公共物品供给也就成为政府的根本责任和首要义务,其可以提高市场效率并促进经济福利和公共福利。政府对社会和公民的基本给付义务主要包括物质、经济和程序救济等几个方面。农民的金融发展权制度性公共物品也属于国家给付义务的内容。同时,对国民基本经济权利和社会福利应获性的保障,是宪法权利的题中之义,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享受公共物品这一宪法性权利的实现。(二)国家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责任内容1.政府为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实现提供制度支持。在国家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义务和责任中,政府所应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制度的支持和保障。具体讲来,金融作为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保障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实现方面,政府是承担制度保障责任的最佳选择。政府承担保障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制度保障责任,主要应该负责保障农民参与金融发展、促进金融发展、享受金融发展成果等权利在制度和政策层面的实现,通过在国家的大政方针、发展政策、发展规划中,将农民的金融发展权益体现出来,彰显出来,从而为具体农民金融发展权益的实现提供政策指导和制度支持。2.央行保障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具体实现。央行作为国家金融体系的领导力量和具体实施机关,理应统一领导具体实现农民金融发展权的义务和责任。央行需要在国家关于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具体制度和政策的指导下,具体制定保障农民金融发展权实现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构建适应农民金融服务特点的金融机构体系,满足农民的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提供符合农村特点的金融产品和融资渠道,保障农民金融发展权的实现和落实,为农民生产、生活的开展做好金融保障。

农民权利范文篇10

和谐社会是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社会。近年来，我国农民人权及其保障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人权的保障程度在整体水平上得到了提高。但是,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公平、公正和平等对待在农民身上尚未得到完全体现，农民应该享有的人权诸如劳动保护权、选举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自由迁徙权等，要么被忽视，要么没有与别的阶层一样被法律进行同等保护。我国农民人权保障之所以存在不足，其主要根源是法治的缺失。加强农民人权保障，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的推动。法律自身具有的规范性、明确性、利导性、国家强制力的保证性等特性,决定了它能比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效地实现调控现代社会关系的优势和价值。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保护农民人权中将起到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从国外的经验看，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三农”问题上，都有比较健全的“三农”立法和严格执法司法，注重法治治农手段，促进和保障了“三农”良性发展。因此，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必须完善农民人权法律保障机制。

一、完善农民利益代表和表达机制

一个国家和社会,其成员组成都是多层次、多阶层的，每一层次或阶层的社会成员往往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一阶层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以组织的形式同国家和社会发生各种联系。其组织形式越完善,组织力量越强大，其利益保护就越有效。在当今社会，一个社会群体有没有自己的公民组织，会显现出巨大的利益差别。在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保护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建立自己的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例如美国农民有农民协会、农民联盟和农场局三大团体，日本则有全世界最大的全日农协联盟。这些组织都向其成员提供经济、教育服务。但是它们最主要的功能是谋求有利的立法，通过与立法人员的联系来谋求符合自己意愿的立法。在立法上对农村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农民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关键在于利益表达。在我国，代表工人、妇女、青年人的法定组织分别有工会、妇联和共青团。此外，尚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和协会。这些群众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该社会成员的利益。中国农民缺少自己的代言机构，自我保护能力弱，农民既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也无法影响国家的政策和行动。由于缺乏自己的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农民没有城镇居民所具有的那些参政、议政的机会与场合，政治权利被边缘化。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渠道和具体形式，导致农民参政能力弱化，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积极参与者，在政治决策上也就顺理成章地被忽视，农民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益逐渐失落，面对现代政治国家中不法权力的侵害，农民难以抗衡，权利不断受到伤害。外国经验值得借鉴，我们可以尝试建立以农民自治为主体的乡村农民组织制度，着手组织农会或其他社会中间组织，形成农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通过这类农民利益代表与表达组织，反映农民的要求与心声，加强与政府的沟通和对话，用制度方式消解社会矛盾，避免酿成农民与政府的大规模冲突，从而使农民在权利保护方面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力量。

二、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立法保障机制

要真正地实现人权保护，立法是前提，人权没有变成可执行的法律，人权保护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法是善和正义的艺术”。[1]必须从立法层面上以公平、正义的理念去完善农民人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首先，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宪法保障。宪法历来被称为人权保障书，人权的实现和保障离不开宪法和宪政制度。赋予农民以真正的宪法关怀,是保障农民人权的终极选择。迁徙自由是现代国家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1998年我国政府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明确规定了迁徙自由的权利。现在世界各国普遍赋予公民居住和迁徙自由权,全世界只有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使农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土地、选举、迁徙、社会保障等国民权利。中国应顺应历史潮流,改变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格局，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步伐，尽快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以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契机,将公民的“迁徙自由权”纳入宪法修正案，为公民的迁徙自由提供宪法依据。同时建立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严格按照迁徙自由原则设立户籍制度，取消对户口迁徙进行行政审批，要将户口行政审批制度改为迁徙登记制度，使“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只具有统计意义，从根本上改变人口迁移方式，形成国家立法规范、社会经济调控、个人自主选择的迁徙调控新格局，将居住和迁徙权纳入到公民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通过司法审查的方式推动制度的变迁。作为人权保障的宪法，在内容上应该突出对农民这一社会群体的特殊保护。尤其是在平等权方面，更应当明确加以规定，以改变目前农民平等权欠缺的状况。国际人权公约关于平等保护、禁止歧视的内容详细而明确，我们在宪法中应加以借鉴吸收，把平等权详细阐明于宪法之中，在法律上还农民以真正平等的权利。其次，要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我国的立法结构按从高到低的层次分别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低层次的法律规范如果与高层次的相抵触，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因此，法律无论何时都需遵守最高规范，与宪法相抵触者必须被确认为无效。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世纪，我们的立法部门决不应再制定出类似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之类削减公民权利的法律来。被制定出来的法律，应该是积极落实公民的宪法权利，至少不能克减公民的宪法权利。完善农民人权的具体法律保障要求立法要以农民人权为本位，切实保护农民人权。保护农民权利的立法应包括农民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内容。对于涉及农民基本权利的重要问题必须以立法的形式加以规定。要尽快填补农民人权立法空白,提高立法层次，不断修改、完善现有的法律法规。当前要加强涉及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农业问题、土地问题、承包经营问题、土地流失问题、乡镇企业问题、农民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等方面有关农民人权保护内容的立法，应明确地赋予农民以土地权利为核心的财产权利，赋予其平等的社会地位与平等的社会权利，尽快形成一个保障广大农民在政治上实行民主自治管理，在经济上实行独立自主生产经营，在生活上达到稳定有序、安居乐业的法律体系。

三、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

有权利必有救济，否则权利不过就是一句空话。当权利的侵害切实发生时，一种强大有力、健全完整的救济机制将是必然的选择。所以，给农民的权利以制度保障尤为关键。宪法作为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权利没有得到具体法律的落实，司法机关又不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判决依据，权利保障无疑便成为一纸空文。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权威不应只体现在它自身所作的宣告上，而更应体现在它是公民权利保护的根本手段和公民权利救济的最后措施上，体现在它可以作为审判机关维护正义的最后依据上。由于我国宪法缺乏现实约束力，当公民或单位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无法依据宪法提起违宪诉讼，请求国家机关对自己的宪法权利作出保护。这种状况说明，目前我国宪法缺乏一个切实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因此，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的宪法诉讼制度成为必要。宪法诉讼制度建立后，当农民的宪法权利遭受侵害时，就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需要确保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维护农民人权的制度保障底线。公正是司法的生命。一旦司法公正受到怀疑,社会公正便荡然无存了。英国思想家培根指出：“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2]司法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要尊重司法规律,以解决制约司法公正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为重点推进农村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建设，切实推进执法规范化,同时采取措施缓解农村基层司法机关人员、经费紧张状态,真正将农村基层司法机关建设作为整个司法系统建设的重中之重。实行司法公开特别是审判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高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尽力解决好争议比较大、农民群众上访的案件，以减少农村不和谐的社会因素等。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援助机制的本质是保障人权，实现社会公平。我们要建设的和谐社会，应该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进步的成果，如经济资源以外的其他社会资源的公平分配，其中包括法律服务资源的分配。当前，农民不仅在经济成果的分享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在包括法律服务资源在内的其他社会资源的分享方面同样处于弱势地位。要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农民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建立健全农民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必须完善现有法律援助机构，加强其对农民法律援助的职能。现有的专职法律援助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提供的法律援助应主动给农民以更多的关注，即变被动服务为积极主动服务。其次要建立专门面向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农民法律援助中心。农民法律援助中心的主要职能是面向全体农民，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非诉讼调解、提供法律性指导意见等法律援助，并为经济贫困的农民进行免费刑事辩护和刑事、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完善农民人权司法保障机制还必须建立健全农民司法救助制度。获得法律援助只是贫困农民能用法律来维护自己权益的第一步，这还远远不够。进入诉讼程序后，高昂的诉讼费用也往往使很多农民不得不放弃打官司，所以还需要审判机关司法救助制度来帮助贫困农民。要在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范围中增加关于农民司法救助的规定，对所有涉及农民根本利益的诉讼采取减、缓、免交诉讼费的救助措施，明确规定农民得到司法救助的条件，能让确实贫困的农民得到司法救助的实惠。加大对司法救助制度的宣传，特别是偏远农村，一定要通过多种手段让农民知晓司法救助制度。法院应进一步健全完善相关司法救助制度规定，要注意加强与法律援助的衔接、配合，加强与法援机构的联系沟通，对已经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应在形式审查后直接给予司法救助，不必双重审查。各级政府要加大对法院的经费支持力度，确保法院不因减免诉讼费而影响获得各项经费的数量。要把法院的司法救助费用列入财政预算，确保法院办公经费。同时要积极开展农村普法教育，增强农民法律意识。只有提高广大农民的综合法律素质，增强他们的法律意识才是保障农民人权的最根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