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文化范文10篇

农耕文化范文篇1

那么，意境在哪里呢?我们很容易想到浑然天成的唐诗、缠绵深婉的宋词，想到历史悠久、成就辉煌的山水画。山水画在当代仍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仍然显示着富于创造性的生命活力。这些充满意境的艺术创造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让我们安身立命，自由徜徉，澡雪精神，充满生机。它们从何而来呢?我们会想到更早的乐府民歌，想到《诗经》中的篇章。确实，这些作品有一脉相承的审美旨趣，有共同的精神追求，有共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只不过唐诗宋词是非常成熟的形态，丰满强健，仪态万千，韵味悠远，而《诗经》则像稚嫩的儿童，单纯质朴，天真无邪，亲切可爱。我们要探讨意境的起源，就要从中国最早的文明、最早的艺术创造开始，从甲骨文的出现、《诗经》的歌唱、《周易》的智慧中去寻找，即从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性中去寻找。与西方文明相比较，可以看出，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是海洋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则是完全不同的农耕文明。我们认为，正是在中国上古的农耕文明中诞生了中国艺术的意境创造。农耕文明决定了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决定了中国人理解的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与宇宙天地的关系，从而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的意境追求。文艺是精神的花朵，它必生长于一定的气候土壤之中，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就诞生于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中。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农耕文明，从而一直精心营造着艺术意境，才出现唐诗宋词等的成熟样态。我们先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进行考察。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标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产生于商代的甲骨文，甲骨文中就已经有“艺”、“美”等字。从有关于艺术、美的甲骨文中，我们可以找到与意境有关的一些信息，而这正好与中国的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是相联系的。我们知道，艺术源于生活，只不过后来与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了距离，有了更多的精神内涵，集中表现人们的思想情感，成为超越生活的艺术。人们思想情感的根源或焦点是什么呢?是生存。特别是在生产力非常低下的上古时期，人们更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即使是在生产力发达的当代，人的生存依然是各种精神活动的基础和源泉，人类的种种努力和创造都是为了达到更好的生存状态，为了“美好的明天”。如何保证生存，如何从自然中获得食物而生活下去呢?或渔猎，或农耕，或游牧等，特定的生存方式保证了人类生命的生存繁衍，也最多的凝聚着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在特定的生存方式中的生存状态、心理状态决定着人的精神世界。对于中国人的精神创造来说，上古的农业文明决定人们的生存状态，决定人们观照世界的方式，决定人们思想情感的内容和特点，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意境的产生和发展。

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艺术意境的端倪。甲骨文中的“艺”字————是一个象形字，左右结构，左边像一株禾苗，右边像一个人跪在禾苗旁边，伸出双手。“艺”的本意是一个人正在种植庄稼、呵护禾苗。这可以说是农耕文明的典型表现。农耕文明最基本最普遍的景象就是人们在天底下，在大地上种植庄稼，精心呵护禾苗成长、结实。人们付出辛苦的劳动，满怀着期盼、希望和理想。人们收获果实，获得生命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获得成功的喜悦，抚今追昔，深深感叹，也获得精神的发展，在他们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营建精神的家园。精神的家园即是现实家园的反映，精神的追求也是他们现实思想情感的体现。意境就产生在这种农耕文明的基础上。意境是一种生命哲学的体现。从“艺”字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农耕文明就是呵护生命的生存方式。禾苗是鲜活的生命，从萌芽、成长到结实，是生命的过程；而收获后的果实是食物，同时也是生命的形式，是来年要再播撒的种子、破土而出的嫩芽，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农耕生活中，侍弄、呵护禾苗的过程就是面对生命、培育生命的过程，要努力使禾苗茁壮成长，仔细观察禾苗的生长发育，像爱护自己一样爱护禾苗。因为自己的生存全系于此，有收获就有粮食，就能生存下去。禾苗长得不好，收获少或竟没有收获，就意味着自己的艰难困苦、饥馑甚至死亡。所以，爱护禾苗就是爱护自己、爱护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幸或不幸，喜悦和悲伤，快乐和痛苦，都和自己面前的、自己手下的禾苗密切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想情感，人的一举一动，都和禾苗，和生命联系在一起，人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面前的禾苗上。在人类发展史上，从采集野果、四处渔猎的游荡不定的生存状态到比较稳定的农耕文明，是历史的一大进步。这个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古代中国是典型的农耕文明的神会。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禾苗、呵护生命成为人们主要的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成为人们思想情感的中心，也成为以农耕文明为生存方式的文化创造的中心，成为审美和艺术创造的中心。有了这样的关注生命的心灵和眼光，人们便在一切事物上都看到生命的影子，看到庄稼，也看到自己。一切都充满生命的气息、节奏和韵律，或如春天的清新可爱，或如夏天的旺盛蓬勃，或如秋天的丰满成熟，而冬天则是休养生息，寂静无声的大地正孕育着又一场生命的奇迹。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在古希腊语中，“艺术”也是指人的活动，指技艺、技术。但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农业，他们那里“尤其土地贫瘠，海岸全是岩石，养不活居民。”…“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他们出身就是这样的角色，在整个历史L也是这样。”在《荷马史诗》中，古希腊人的技艺表现在制造盾牌、投枪、利剑的活动上，表现在战斗、竞技的过程中。古希腊人在从事最早的“艺术”活动时，面对的不是正在成长的禾苗，而是各种航海或战斗的器具，是要战胜的敌人、对手。他们所养成的心灵和眼光自然和古代中国人不同，不会创造出“意境”这种精神世界来。人们的现实生活必然反映在其创造的艺术中，所以我们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看到许多描绘农业生产的诗篇，如《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噫嘻》中有“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大意是周成王召集了官吏率领农夫去耕种田地。而在甲骨文中也已经记载了这种“王”率领人们去种地的事情。

这充分表明农业的重要性。耕种与收获是社会的重大事件，是人们生活、社会存在的基础。《丰年》中说收成很好，“为酒为醴，悉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农业丰收了，为人们聚会宴享、祭祀祖先、供奉神灵提供了物质基础，也承载着他们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追求。即农业孕育着他们的理想，寄托着他们的希望。《载芟》在《周颂》里是最长的一首诗，内容丰富，从耕作说到播种，说到禾苗茁壮，说到收成良好，以及祭祀祖宗，可以说是农业活动的一次巡礼。《甫田》中说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们欢庆娱乐，还说到国王也带着王妃和王子一起来与民同乐。在中国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一直到清代，皇帝还要象征性地耕种土地，以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直到当代中国，农业依然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因此，《诗经》中“彼黍离离，彼稷之茁。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的篇章感动着世代的中国人，而“黍离”也成为深深地表达故国之思的代名词。“艺”字在甲骨文中出现，在《诗经》中多处使用，都是种植的意思。如《南山》：“艺麻之如何?衡从其亩。”《鸨羽》：“王事靡盛，不能艺稷黍。”《生民》：“艺之荏菽，荏菽旆旆。”《楚茨》：“自昔何为?我艺黍稷。”“艺”是种植，是培育、呵护庄稼。人们种植黍、稷、荏菽、桑等植物，而哪一种植物不都是生命?不都对人有益处?由此，农耕生活中的人们关注植物，一草一木都像地里的禾苗一样，显现着生机，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所以《诗经》中有许多与植物有关的诗歌，如《葛覃》、《茉莒》、《桑中》、《葛蕞》、《采葛》、《蒹葭》等，不胜枚举。与农业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些小动物也成为歌咏的主题，如《蟋蟀》、《鹊巢》、《羔羊》、《燕燕》、《鹑之奔奔》、《相鼠》、《硕鼠》、《黄鸟》、《蜉蝣》、《鸱鹗》等，也不胜枚举。这些小动物呈现着自然的生机，流露这农耕生活的气息。《诗经》中没有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中的猛兽、怪物等。从禾苗到五谷，到各种各样的植物，到田野上的动物，可以看出古人开发自然、保证生存的能力在不断扩大。同时，精神领域也在不断扩大，要包含进更丰富的内容，要探索更深远的领域，不断把握更广大的世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人同样以饱含生命情感的眼光来看周围的环境，观照各种生命的景象，看到生命的无限丰富多样，感受生命力在天地间的充沛流溢，体会宇宙自然中生命运动的节奏与韵律。所以，《诗经》中有“秩秩斯干，幽幽南山”、“Ⅱ彗彼小星，三五在冬”、“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棠棣之华，鄂不耩辚”、“鹤鸣九皋，声闻于野”这样的句子。

在宇宙天地之间看到诸多的生命形式，看到处处是生动活泼的景象。那呵护禾苗、与生命相亲相融的习惯心理使得这诸多的景物，这天地自然，都洋溢着生命的意味，是自然界的生命，也是主体的生命，显现着农耕文明中人们的特有思想情感的色彩。而在这些句子中，我们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后世的唐诗宋词所特有的中国文学的韵味。禾苗的成长需要人们的种植、除草、浇灌，需要人们身心的投入。可是成长与收获还不只是决定于孕育生命的土地、禾苗成长的生命力以及农夫的辛勤劳动，还决定于阳光雨露，以及阴阳交替，风起云涌，寒来暑往的气象变化。农夫要精心培育禾苗，也要四处张望，观察物候的变化，体会其中的生命意味。至今中国人过春节贴对联时还念念不忘“风调雨顺”，这样才能“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有时收成就决定于自然气候的变化，特别是雨水，至关重要。在中国远古传说中有不少与天文气象特别是雨水有关的例子。后羿射日是因为天空中有十个太阳，大地干旱，草木不生。大禹治水则因为河水泛滥成灾，淹没大地、庄稼，民不聊生。一些先秦典籍中记载了商汤求雨的故事。商汤得天下后连年大旱，汤要焚烧自己献祭神灵，以求降雨。在甲骨文中也有许多卜雨的记载，如在郭沫若《卜辞通篡》中收有一条卜辞：“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3表现了人们迫切盼望春雨降临的心情，把内心焦急，严肃虔诚，而又小心谨慎地向神灵问讯的心理活动形象地呈现了出来。我们仿佛看见卜者跪在地上，四处张望期盼、察看宇宙天地的消息的神态。在甲骨文中也出现了“美”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其解释为“羊大为美”，把美与人类生存的物质性需要联系起来。当代则有人把“美”字与原始巫术联系起来，认为“美”是舞蹈娱神的巫师的形象。这种说法更强调了审美中人类精神活动的特性。而从甲骨文以及先秦典籍的记载看，许多巫术是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求雨活动。在神秘的歌舞仪式中，天人沟通，巫师向上天表达强烈的思想情感，祈求天降甘露，滋润生命。巫师和参与这种活动的人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这个活动中，歌舞的巫师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形象，也是最美的。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就是要振作人的精神，把人们从无聊、昏沉、混乱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一种活泼、振奋、激动的精神状态。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让中国人的艺术充满生命的气韵，让中国人的美流溢着生命的光彩。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中国人建构世界的方式：立足大地，环顾四周，观察自然，感受生命，体验自我。这在《诗经》中也有明显的表现。如《殷其雷》：“殷其雷，在南山之阳……在南山之侧……在南山之下……”，《风雨》：“风雨潇潇，鸡鸣胶胶……风雨凄凄，鸡鸣喈喈……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蒹葭》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未唏……白露未已……”。而“所谓伊人”则“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涣”。《七月》几乎把一年之中各个月的气候变化、草木枯荣，人的生活节律都一一道来，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其中。《小雅》《采薇》中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句子，被称为最动人，最有意境的千古佳句。或许就因为描绘了最能表现生命之美的杨柳，最关系生命的雨雪，更蕴含出征的战士对故土、家乡、亲人，对安居乐业的生活的思念和向往。《诗经》还有其他诗篇描写出征服役，如《东山》、《出车》、《六月》、《小明》等，其中都强烈表达了厌弃战争，思念家园、亲人的感情。相比之下，《荷马史诗》中的战士则主动出击，向往战斗，渴望胜利，然后掠夺财富回到家乡。出海、征战是海洋文明中的人们的主要生存方式。《荷马史诗》不留意山水草木，所歌颂的是英雄人物的勇敢、力量、智慧，以及战斗所需的铠甲、盾牌和投枪。

农耕文化范文篇2

［关键词］通识教育；农耕文化；传承保护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农耕文化经历了几千年的积淀和发展，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毫无疑问，农耕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干成分，也是构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精神文化资源。但是，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工业文明的兴起，农耕文化的一些表现形态常常被贴上“落后”“愚昧”的标签，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中对利益的重视，很多优秀的农耕文化形式面临着后继无人，逐渐走向衰亡的尴尬局面。在通识教育的大背景下，作为文化传播和研究的重要载体和组织机构的高等院校，尤其是农林院校，必须改变原有的农耕文化传承研究的学者模式，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广大青年学子可以认知和学习的人文素养知识，培养大学生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的意识。

1农耕文化的界定及研究情况

1.1农耕文化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基因

随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形成，农耕文化便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相关政权的更迭，还是中国传统的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无不体现着农业和农耕的社会影响力和内在的文化基因。从农耕文化的特征研究来看，彭金山教授总结出农耕文化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哲学意蕴，这也进一步体现出了农耕文化在生产、生活、政治、道德、文化方面的精神特质。从规定性研究来看，张永丽教授对农耕文化的界定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农耕文化，则是指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即小农意识，包括价值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式等。广义的传统农耕文化是建立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是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总和。从农耕文化的地域性研究看，其中的农耕文化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汉民族的中原农业文明研究，还将视野放宽至青藏高原的农牧文明、西南的梯田文化、北方的游牧文化、东北的狩猎文化、江南的圩田文化、蚕文化与茶文化等,这可以说是将农耕文化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的体现，同时也说明农耕文化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基于以上的研究，笔者认为，农耕文化应是一种以农业生产为重要载体的系列活动，包含了相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道德关系、文化教育等内容的意识形态性文化。

1.2农耕文化研究的成果丰富

农耕文化的研究离不开文化学者的努力。从研究思路来看，现有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结合一定的文学和文字功底进行学理性的归纳和研究；另从事相关的田野调查，对现有保存的农耕文化遗迹及文化形式进行记录和保存，以便其他学者进行农耕文化价值发掘和发展研究。从研究成果来看，2015-2017年，CNKI收录的关于以农耕文化为主题的研究论文1004篇，国家图书馆收录的相关图书23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20余项，可谓成果颇丰。从研究内容看，涉及不同地区农耕文化的表现形态、文化内涵、社会价值意义等方面，涉及的学科领域有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以及艺术学等多学科领域。从这些研究的成果来看，农耕文化的研究呈现出了多元化的趋势。

2农耕文化研究成果转变为通识教育的可行性分析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产，推动优秀农耕文化遗产合理适度利用”。高校作为文化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机构，必须承担起对农耕文化传承的责任，从科学的角度去解读、传播农耕文化，而通识教育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途径。

2.1通识教育为农耕文化的大学传播提供了课程支持

2014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从“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扎实的科学文化素质、健康的身心、良好的审美情趣”等方面，要求把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中华文化底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国际视野，成为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在此背景下，通过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将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引入到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教育中，将农耕文化中蕴含的中国传统的自然观、哲学观、道德观以及与农耕相关的农业生产、农耕民俗及民间文学带入到大学课堂不失为一种增强传统文化自信，提升大学生民族自豪感的有效途径。

2.2高校农耕文化研究者的双重身份有利于农耕文化的传承

在研究农耕文化的学者中，大部分为高校的教师，尤其在具有学科优势的农林院校尤其如此。这些研究者在从事农耕文化研究的同时，也承担了高校的教学任务，教学和科研的双重身份无疑对农耕文化转变为人文素养课程具有先天的优势。他们能够第一时间将最新的关于农耕文化的研究成果引入课程教学，帮助学生科学地认识农耕文化，培养对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进而培养更多的农耕文化的传承者。

3农耕文化转变为通识教育课程的意义

3.1促进科研反哺教学，实现科教互补

钱伟长院士对大学科研和教学关系的评价是“大学必须拆除教学与科研之间的高墙，教学没有科研做底蕴，就是一种没有观点的教育，没有灵魂的教育”。前文已经提及高校教师具有的双重身份，将农耕文化研究的最新成果带入人文素养课堂，在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也能够让当代大学生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所在；同时借助大学生社会来源广的优势，不断更新对农耕文化的研究内容和知识体系，起到很好的教学和科研相互促进的作用。

3.2实现相关社科研究成果的转化，发挥社会文化价值

在现阶段的科技成果转化主要是向生产力转化方面的评价，诸如技术转让、成果的经济效益转化等方面，而忽视了作为全社会人文素养提升重要支撑的人文社科类成果的转化。从社科研究的特殊性及高校职能的方面来看，社科研究的成果向人文素养课程内容的转化无疑是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的。农耕文化研究中提炼出的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传统自然观、历史积累下的优秀的农耕知识、绚丽多彩的农耕民俗以及具有朴素的道德教育的民间文学都对提升公民的传统文化素养、重新接纳认识中国农耕文化、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教育意义。

4大学通识教育对农耕文化传承的途径探索

根据农耕文化研究现状，可以将农耕文化研究的成果归纳为系统性的农耕文化的价值研究、农耕文化中重要的社会/文化/历史价值观点的阐发以及具有文化遗产性质的农耕传统的整理等三种主要形式，将农耕文化纳入到通识教育的人文素养课程建设就需要结合这三种形式，进行有针对性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调整，将理论知识的学习同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实现对农耕文化的现代传承。

4.1完善通识教育课程设置，增设农耕文化相关课程

通识教育的一个目标就是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水平，具备一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农耕文化的研究虽然需要系统的社会学、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的知识支撑，但是正因其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研究方法多样，可以全方面提升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从课程设置上，可以结合系统的农耕文化研究成果开设体系完整的相关选修课程，或者将原有的具有专业特点又涉及农耕文化内容的专业课程普化为各专业均可接受的公选类课程。例如浙江大学的《茶文化与茶健康》、华东师范大学的《中国民俗》就是将农耕文化中具有的体系性成果以独立课程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样在全国较多高校开设中文专业课程《民间文学》（包含农耕文化色彩的传说、歌谣等），在部分院校也逐渐转变为全校范围的公选课。推而广之，可以将农耕文化中其他相关的研究内容，例如中国传统农耕制度、中医药栽培历史、中国传统农作物历史、传统农耕习俗、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等设置为具有人文素养性质的课程。以系统的课堂知识和专业教材的形式将农耕文化的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保护和传承。

4.2丰富原有教学内容，更新相关知识体系

中国具有悠久的农耕历史，农耕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历史、政治、哲学以及文学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现代大学中的相关课程，诸如《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中国传统/古代哲学》《中国园林艺术》《大学语文》《中国古代文学》等均包含有农耕文化的相关内容，可设置与之相关的课程章节，对农耕文化中传统的哲学观点、艺术理论、文学表达进行较为充分介绍，丰富学生的文化视野，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以《中国文化概论》为例，其中涉及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农耕社会组织构成以及朴素的世界观，可以结合最新的农耕文化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现有课堂教学内容，启发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科学认识农耕文化历史意义，激发学生对农耕文化学习和传承的热情。

4.3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引入农耕文化实践教育

第二课堂是在正常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之外，在学校的支持和教师的引导下，通过有组织的课外集体活动对受教育对象施加影响的教学活动。第二课堂是对第一课堂的重要补充，是全面提升学生素养、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实现通识教育的重要手段。由于农耕文化研究的特殊性，很多内容是具有实践性质，要充分利用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实践能力，让学生感受农耕文化的独特魅力，思考其文化价值，具体来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实施途径：首先，开设关于农耕文化的专题性讲座，通过相关学者的系统介绍和广泛的互动交流，帮助学生科学认识农耕文化的历史意义，引导学生讨论农耕文化的当代社会文化价值；其次，将大学生吸收到农耕文化研究的团队中来，支持从事农耕文化研究的教师指导本科生开展科研训练，指导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收集整理农耕文化的相关资料，培养学生进行相关文化研究的兴趣，鼓励学生开展具有创新性的思考和分析；最后，结合农耕文化研究中的实践性成果举办农耕制度、方式、民俗、文学等方面的主题实践活动，让更多的不同专业的学生切身体验农耕文化的魅力，自觉传承优秀的农耕文化传统。

5结语

农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了中国古代人民的劳动智慧。高校通识课程的设置能够让更多大学生认识和感受到中国农耕文化具有的历史价值和当代社会意义，提升自身的传统文化素养，树立中国传统文化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对中国农耕文化的传承热情。

[参考文献]

[1]彭金山.农耕文化的内涵及对现代农业之意义[J].西北民族研究,2011(01).

[2]张永丽,孙群雯.我国西部地区农耕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J].科学•经济•社会,2013(04).

农耕文化范文篇3

一、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农耕文化背景

（一）以天、地为本的自然观

《黄帝四经》曰：“人之本在地。”《管子•乘马》曰：“地者，政之本也。”固守土地、崇拜自然是阜阳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核心思想，日月星辰的运行，四季的更替，植物的枯荣，土地的肥沃与贫瘠等，不仅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也会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情感。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地自然不仅是“本”，而且还拥有“大美”，故民间艺术自从产生之日起便表现出强烈的亲土地、亲自然的特性。余达忠先生认为：“自然作为一种背景性存在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对于自然的崇拜是自然而然的,尤其是农耕社会的早期,自然崇拜是一种普遍的思想观念,社会的神话、信仰、习俗、仪式、歌谣等就在这种自然崇拜中形成和奠基下来。”刘继成先生也认为：“人对自然的高度依附性,决定了观念领域对自然价值的全面肯定。正是因此,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天道自然,不管是对儒道还是墨名法,都是哲学认知的起点,‘天人合一’则是共同的价值选择。”通过对甲骨文中“艺”、“乐”和“美”字的分析，他认为这些能够反映精神特征的文字均与自然、农业有关，“后世‘艺’由农业种植发展成为雅化的技能,即‘六艺’,进而发展成精神性的‘艺术’‘；乐’由对谷物丰收的礼赞发展为普遍性的快，进而发展为表达快乐的艺术形式‘音乐’；‘美’则由视觉的胖大和味觉上的鲜,发展成为一般性的审美。这种词义的演进,一方面体现出人类从物质向精神、从实用向审美、从快感向美感进化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农耕文明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奠基性。”从对土地的关注到对田间劳动力的需求，生殖繁衍便成了农耕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命题，有趣的是，原本是人类生殖繁衍的问题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却与创造天地万物的阴阳观念紧紧缚在一起。天地、日月、昼夜、男女等等，在阴阳家看来世间万物皆归阴阳，即所谓“阴阳和而万物得”。阴阳观念关于事物发生、发展及相互关系的解释对古代农耕社会人们认识自然、安排农事具有重要意义，它深刻影响到民间习俗、信仰、文化、艺术的形成发展。尤其是“抓髻娃娃”、“生命树”、“葫芦娃娃”、“蛇盘兔”等这类关于生命主题的剪纸，刻意使用了许多象征阴阳两性的图像符号来表达阴阳相合孕育万物的观念，所以作品内容的释义性往往超过了审美性。对于农民来说，通过直观欣赏剪纸图像理解一种文化观念远比阅读文字来得容易，从这一方面讲，阜阳民间剪纸艺术也反过来促进了阴阳观念在民间的传播。

（二）忠义、孝悌，安土重迁的儒、道思想

阜阳地区民风朴厚，安土重迁，生活追求平淡、节俭、安稳。显然，这是与老子所倡导的“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5）的理想社会分不开的。封闭的社会生活造就了本分、知足、勤俭、朴实的农民性格，影响到民间剪纸艺术上则呈现出朴素、内敛、稳定、简约的风格。儒家所倡导的建立在家庭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道德伦理观念是阜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又一核心要素。受其影响，阜阳民间剪纸艺术在以视觉形式播布审美文化的同时，还承担着宣传道德伦理规范的任务。唐家路先生在详细分析了传统道德伦理规范对民间艺术的题材选择、创作观念、艺术样式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后，认为：“是民众普遍的道德伦理及情感要求,创造、选择了这些形象化的题材和内容,使其成为道德教化的工具和伦理情感的符号。与此相应,民间艺术健康、质朴、圆满、完美的艺术风格也常常遵循和追求美与善的统一,体现了民众广泛深沉的情感观念和道德伦理要求。”（6）

（三）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

除上述农耕文化的本原哲学观念以及儒、道诸家思想以外，南北自然地理的分界、南北文化的交汇也是阜阳农耕文化保持鲜明特征的原因之一。作物上稻麦同植，交通上舟车同行，甚至在民风上“北方人的强悍和南方人的柔和也交融于淮河流域人民的习性之中”（7）。从文化地理分布看，阜阳地区地处中原文化圈的东南部边缘，东北是齐鲁文化，西南是荆楚文化，东南是吴越文化。历史上由于战争、人口迁徙、商贸往来等原因，各种文化在此不断渗透、融合，形成兼容南北、承接东西的多元文化特征，反映在民间剪纸艺术上则呈现出“既有北方的简练和粗壮有力，又有南方的精巧和秀丽多姿、粗细相间、刚媚兼备、节奏协调”（8）的独特风格。

二、阜阳民间剪纸的题材与内容

吕胜中先生说：（民间剪纸是）“劳动人民为满足自身精神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并在他们自己当中应用和流传的一种艺术样式。”（9）以农耕为主的农村社会生活是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创作源泉，农事以及与农事相关的民俗现象是民间剪纸艺术最常表现的题材。《管子•牧民第一》说：“仓廪食而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10）《汉书•郦食其传》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11）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一生辛勤劳作，期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仓有余粮、衣食无忧、少病少灾，因此，土地、自然对他们来说具有特殊的感情，用朴实的艺术语言将田间劳作、养鸭放牧、扬场晒粮、家禽家畜、花草鱼虫等这些生活中最熟悉的形象再现出来，是表达他们思想情感的一种理想方式。利用谐音将自然界不同事物结合起来体现喜庆吉祥寓意是广大农民对土地、自然及农耕生活情感的升华和提炼，民间艺术的创作主体及欣赏主体均为土生土长的农民，共同的生活理想和审美追求使得利用谐音表达喜庆吉祥寓意题材成为民间艺术最流行、最通俗的题材。这类题材主要有连（莲）年有余（鱼）、五谷丰登、喜鹊报春、大吉（鸡）大利、福（蝠）禄（鹿）寿喜（鹊）等。一些具有喜庆、富贵、吉祥寓意的喜字、福字、牡丹、荷花、桃、鹤、狮子、麒麟等也是剪纸常表现的题材。（图一）阜阳地区农耕文化的形成发展受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影响较深，几千年来，以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伦理规范已深深植入农耕文化的土壤之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从艺术方面讲，以表现忠孝、正义、善良等内容的艺术题材反映了人们对道德伦理和情感的需求，实现了艺术审美功能与教化功能的完美统一，这类题材通常来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阜阳民间剪纸中最常见的题材有三娘教子、岳母刺字、钟馗捉鬼、嫦娥奔月、牛郎织女、白蛇传、木兰从军、夸父追日、关公、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图二）淮河流域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所以古老的生命信仰对阜阳地区的农耕文化传承具有深远影响，这类剪纸题材最具神秘感，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涉及到婚丧嫁娶、祭祖崇拜、求子纳福、驱邪避祸等诸多方面，常见的有关生命信仰内容的题材主要有抓髻娃娃、疗疳娃娃、生命树、扫天婆、牵马小、奈何桥、瓜瓞连绵、老鼠吃南瓜、葫芦、石榴、鱼钻莲花、双鱼、对猴、对马、五毒等。一般来说，剪纸的功能是与题材相一致的，各个时代在剪纸功能的追求上不尽相同，所表现的题材也会有所不同，如剪纸起源时期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出于生殖崇拜的需要以雕、镂、剔、刻之法在石壁、树叶、皮革等材料上留下影像。由于剪刻的影像与原物酷似，以至于在古人看来剪纸能够摄取人或物灵魂，所以剪纸才会有了“招魂”功能，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如《汉书•外戚传》、《搜神记》、《论衡•自然篇》、《汉书•郊祀志》等均记载有汉武帝因思念亡故的李夫人，命方士齐人李少翁以剪刻李夫人影像为其招魂之事。唐代诗人杜甫的《彭衙行》中也有“暖汤濯我足，剪纸招我魂”之句。由招魂发展到祈福纳祥，是剪纸功能的一大进步，也使得剪纸的题材得以大大拓展。唐代的剪纸在沿袭古人剪纸招魂习俗的同时，开始走入普通百姓的生活，成为节庆习俗的装饰品。如当时流行的“人日戴胜”、“镂金作胜”、“剪纸宜春”等习俗，《酉阳杂俎》记述有：“立春日，士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戏之。”（12）李商隐的《人日即事》中有：“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崔道融的《春闺二首》中有：“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唐代李远《剪彩》中有：“剪彩赠相亲，银钗缀凤真，双双衔绥鸟，两两度桥人，叶逐金刀出，花随玉指新，愿君千万岁，无岁不逢春。”可以看出，唐代的剪纸功能已由传统的招魂祭祀扩大到生活装饰，并且这种功能变化在经过宋、元、明、清等时期逐步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与此相适应，民间剪纸的题材也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民间剪纸不仅体现民间艺人的审美理想与动机，是作者和欣赏者内心情感的宣泄与寄托，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着功能上的实用性。”（13）剪纸艺术发展到今天，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极大提高，已无须再借助剪纸等形式从事驱邪避凶、衍生护生、招魂祭祀等活动，所以美化生活、祈福纳祥成为现代民间剪纸的主要功能，传统的驱邪避凶、衍生护生、招魂祭祀等仅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现象成为剪纸艺术表现的题材之一。

三、阜阳民间剪纸的艺术特征与文化内涵

（一）阜阳民间剪纸的艺术特征

“农耕文明是深植于泥土的文明。土地不仅决定着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国家形态,而且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和艺术的属性。”（14）阜阳民间剪纸所追求的朴实率真、火热喜庆的艺术风格以及驱邪避祸、祈子纳福的永恒主题，是当地劳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的具体体现，是农耕文明催生的审美情感的具体体现。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繁复与简约、喜庆与肃穆、张扬与抒情并存的特征，是与剪纸的内容以及思想情感要求相一致的。民间剪纸艺术是群体性艺术，创作和欣赏的主体均是民间百姓，共同的价值观、审美观造就了其特有的艺术形式。求大、求全、求满、求美是淮河两岸人民在长期生产劳动中形成的朴素的审美观，是美与善的统一。所谓“圆圆满满”、“和和美美”、“大大方方”、“实实在在”，不仅是艺术审美的标准，更是生活的标准、做人做事的标准，而建立这些标准的基础就是融儒、道、墨、法等思想于一体的农耕文化。受其影响，阜阳民间剪纸的形式多样而活泼，构图追求饱满而完整，造型粗犷而朴实，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例如，取材于现实生活的剪纸，其剪刻的刀功较为轻快洒脱，画面布局自由灵活，人或物的造型姿态悠闲，体现出农村地区恬淡宁静、幸福祥和的生活面貌；取材于喜庆吉祥寓意的题材则是采用满幅式构图，多使用牡丹、仙鹤、喜鹊、鹿、仙桃、鲤鱼、麒麟等农耕文化中的祥瑞动物、植物，画面物象造型活泼、喜庆，线条柔和多变，充满动感；（图三）而信仰类题材的剪纸，由于其特殊的表现对象和使用功能，多使用严谨的对称性构图，人物、动物的神态或威严或凝重，姿势动作夸张，具有强烈的仪式感，符号性特征明显。剪刻技法上也多使用简括的刀法，注重物象的外部轮廓特征，不做局部的精细刻画。当然，对于诸如花、蝶、仕女等一些柔美的题材也不失有细腻精巧的表现，但在人物动态处理、线条粗细变化、画面主次经营上仍不作过多修饰，以体现朴素大方的一面。

（二）阜阳民间剪纸艺术的农耕文化内涵

黄淮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祥地，历史上儒、道、法、释交汇融合，形成了以农耕为基础的多元文化特征，这种多元文化作用下产生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习惯、思想情感、行为方式等也直接影响到民间艺术的创作活动，从而使得“这种道德伦理及情感观念与民间艺术的审美观念一起,对民众的精神意识产生重要的影响,体现了民间艺术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15）。特别是一些表现忠孝、仁义、先贤、烈女的题材能够为广大民众所传诵，说明渗透了儒、道、等精神的农耕文化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观念、审美观念不仅成为人们待人处事的行为标准，也成为人们表达自己思想情感，追求理想生活的文化基础，艺术形式的圆满、大度、完美正是这种文化基础的具体体现。从文化传承的本原看，阜阳民间剪纸追求喜庆、吉祥、圆满，除了受儒、道诸家的道德观念、审美观念影响外，实质上也是驱邪避祸、求子纳福、祭祀崇拜等实用功能的延续，是对远古先民生命崇拜的继承和发展。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16）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多子不仅意味着“延续香火”、“孝敬祖先”，而且也意味着能够保持足够的家庭劳动力。从上古时代女娲造人神话到今天的遍布淮河两岸的生殖泥偶崇拜，生殖繁衍历来是民间文化传承的主题。民间剪纸中常出现的“生命树”、“喜娃娃”、“荷花仙子”、“抓髻娃娃”等题材，（图四）人物造型往往是呈正面，双手上举做蛙状，使人很容易想起远古时期的岩画和陶器中的人物形象。蛙纹造型在图像学中被认为是生殖崇拜的主要命题，反映了远古先民祈求子孙繁衍的强烈愿望。赵国华先生认为：“女娲本为蛙，蛙原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又发展为女性的象征，尔后再演为生殖女神。”（17）可见，民间剪纸中出现的蛙人形象是延续了远古时期的生殖崇拜的习俗。这类作品的人物造型很多都是以对称的形式出现，这种对称的形式不仅呈现出一种外在的形式美，更重要的是对称的造型形式反映了民间的一种偶数观念，一阴一阳，一正一负，成双成对，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18）。左汉中先生说：“中国人的‘偶’数观念中，反映着很强的生殖崇拜、生命繁衍意识。民间美术的造型体系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具有对应关系，潜藏着生命、生殖意识的造型规则。”（19）这种以偶数的观念来反映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生殖崇拜命题，一方面是中国道家阴阳哲学思想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根植于广大农村的关于生殖繁衍的朴素认知。对称手法并非只用于生殖崇拜命题的作品中，一些与生殖崇拜无关的日常生活情趣的题材中，往往也会出现左右或上下对称的人或物的造型。我们虽然不能将所有对称的造型形式都判定为阴阳交合化生万物思想的暗示，但仍然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民间习俗中所谓“好事成双”的偶数观念的体现，这种偶数观念同样与远古先民生殖崇拜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从化生万物的阴阳偶数对称形式中发现了美的规律，一旦这种美的规律被掌握，人们自然会把它运用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阜阳民间剪纸中还有一些将动物拟人化的题材，如《猴子抽烟》、《老鼠娶亲》、《猴子拉车》、《老鼠点灯》、《蛇盘兔》、《大鸡送子》等。这类题材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这些动物形象较为常见，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可能要与远古人类的图腾崇拜以及神话意识有关。从考古出土的原始陶器上的人面鱼纹、鲵鱼纹、蛙纹等大量拟人化的造型可以看出，远古时期的先民认同了动物与人类具有某种共同的灵性，或者说远古先民之所以将人类自身与一些动物建立联系，是看中了它们的某种超常的能力，从而加以崇拜。从民俗学上讲，阜阳地区动物拟人化剪纸题材的出现是远古先民的生命崇拜意识以及万物有灵观念不断演化发展的结果。

农耕文化范文篇4

1.1农耕环境观与园林自然观吻合

在农耕文化的农事活动中，对自然条件有极大的依赖性，自然条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存与发展。农事活动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决定了人们对周围的自然环境特别敏感，这在潜意识中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人事活动应该注意与自然节奏相互合拍，逐渐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观念，这种生存本质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人只是作为自然中微小的一个部分，人应该效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并形成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观，指导人们行为。在园林艺术的建造中，尽量选用自然之物，如：木材、山水、植物、动物等，以求能够真实原本的再现自然。将对大自然的概况和升华的园林艺术熔铸与园林艺术中，园林艺术中常常会有小溪、河流，在假山中有楼阁的映衬，从而创作出小桥流水、一片祥和的自然风光，使得园林从整体到布局都包含着较为浓郁的诗情画意，达到自然山水与精神艺术的和谐统一。在自认和谐的融合中真实反映出了中国园林的艺术美。除去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中国的农耕文明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私有生产，这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使得中国传统园林包括私家园林都属于基本上的都是庭院的模式。这使得文人、士大夫在自己的园林中孤芳自赏、自我陶醉。古代庭院的私有性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园林在选址、布局方面的自由性，基于园林建造的美观，园林选址通常依山傍水，在极小的尺度内酣畅淋漓的再现自然美，它突破了狭隘的有限空间，令人产生广袤的自然意境。

1.2农耕生活观与园林田园风格吻合

古代园林的设计和使用的主要人群是文人、士大夫，这一群体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及崇尚自然的生活情绪。因仕途道路的不顺畅，生活面临的烦恼与失望，让他们逐渐将感情寄托在园林的“清净”世界，巧妙地将精耕细作所表现的“田园风光”广泛渗透于园林景观的创造中，甚至延伸为造园风格中的主要意象和审美情趣。农耕闲情逸趣的生活观念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园林田园风格，提倡这种风格的大部分是在宦海沉浮的官场中得不到精神满足的文人与士大夫，他们想要忘却官场生活的尔虞我诈，将生活寄情于园林艺术中。农事是天下之根本，古代历代帝王都提倡耕战，下诏劝农，鼓舞天下农夫勤于耕种，对于皇家园林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劝耕重农的环境设计，如颐和园如意庄主体建筑乐农轩，崇尚农事；圆明园设有“北远山村”、“多稼如云”，都是以农村为题材的造景。承德山庄的东南部，地肥土厚，清初曾开辟为农田，瓜圃、桑麻千顷，果实累累。这一中国古代传统的恋农情节都对园林农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1.3园林表现手法与农耕的农事思维相吻合

农耕的农事活动对自然及土地强烈依赖，它要求人们必须适应自己的发展，容不得过多的非分之想。先人总结的自然经验对农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古人讲求“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生活需求，这一原始的生活需求不具备科学性的思考，但正是这种直观生存需要形成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及思维方式，这一以自然经验为生活导向，“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感情与思想必须借助于外在事物进行形象的表达。这一思维方式的渗透，创造出来极高的艺术思想与境界。园林艺术在此基础上，为了满足人们的感官享受将无限的遐想熔铸到对园林的艺术追求中，以期能够在其中窥探到历史的命运及人生的奥秘。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具备较强的民族特色倾向，对于古代文人而言，在官场宦海沉浮之后都想回归自然、回归本真，因此，他们在对园林进行建筑时不可避免的会将自然融入其中，他们或寄情山水，托物言志，以小见大，都意在为自己今后的安贫乐道，铸造世外桃源的生活。农事活动遵循时间周而复始的变化，在此基础上先民总结出了与农事活动嬉戏相关的时间历法，历法的出现直接地体现出华夏民族的农耕思想，歧视后人周而复始的思维观念，再加上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中华华夏民族的保守思想，可以看出，我国的古典园林在建筑的过程中深受这一保守思想的影响，中国古典园林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商朝甲骨文的记载中，囿是一个方框圈围着3、4株草或树木，象征园内草木繁盛之景，方框表示周边有围墙，植被用垣墙圈起来。秦汉以来，无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还是寺庙园林都无一例外的建造围墙。从实际来看，我国古代园林随着农业经济的嬗变经历了萌芽、生成、发展到全盛阶段，园林艺术不断得以升华和发展。在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民众讲求付出就有收获的质朴品质及务实精神，这种心理趋向在儒家学派的影响下不断的增强，在中华民族的民众中根深蒂固，演变成一种习惯和实践的准则。体现在古典的园林艺术中，主要是对建筑材料的选择，中国古典园林在建筑的过程中讲求“实”，因而在建筑材料的选择上多用木材和土石，而以木材的利用最为突出。我国的古典园林中，其建筑主体几乎都是用木架结构但对内墙外墙没有做硬性的规定。并且园林内部的建筑物运用了灵活及随意性，将千姿百态外观形象融入其中，获得与山水共融的世外桃源，同时将建筑物空间与自然的整体空间进行融合，形成与众不同的园林艺术美。

1.4农耕科技观与园林保护观念吻合

在长期的农事活动中，人们根据实践经验掌握了农作物的生长与栽培技术，使我国种植业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农耕文化体现在园林艺术中便是对园林中的绿化植物进行养护，园林中的植物之所以能够营造出大自然的美感完全在于对植物的养护的到位。园林中植物类型、品种较多，因此根据植物不同的生长需要和特定要求，及时采取施肥、修剪、防治病虫害、灌水、中耕除草等技术措施。同时在植物养护的过程中还应对植物扦插、嫁接，使之具有更良好的生长空间。在植物繁盛的园林中，不可缺少动物的映衬。中国园林动物起源于早期先民的狩猎活动，在旧石器时代，先民靠打猎来生存。并且古代对家畜实行的“野放”，使之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觅食、野宿、野交。这一思想体现在园林中便是在园林中饲养动物，最早在园林中饲养动物的是皇家园林，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发明了原始农业，在耕种饲养和采集的活动中，人们依据长久以来的对动物观察的习惯经验，将幼小的动物及没有捕猎的雏兽圈养起来，出现了最早的驯养动物，比较小的私家园林继承了这种动物饲养方式，但是在实际的驯养过程中还依靠一定的生活经验对动物进行饲养管理，使得园林中的饲养的动物能够适应原始野生的特点，古代先民的饲养动物的思想对园林艺术产生重要的影响。

2农耕文化对中国古典园林艺术风格的影响

2.1中国神话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灵感首先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神话，在远古社会人类祖先借助神话来解释生活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中国园林中的仙境反映出古人的思维模式，在中国古典园林之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史记•封禅记》记载，继秦始皇之后，汉武帝又在长安建宫内凿太液池，池中仿海上三神山，这一神话思想直接促使了我国的古典园林中“一池三山”手法的诞生，这一手法的诞生对我国皇家园林的布局产生重要的现实意义，既丰富了我国丰富的景观层次，又能够在空旷平淡的无穷中幻化为更为无穷无尽的景观特色，又能够显现出超凡脱俗的美感。在神话仙境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历史上很多园林艺术运用到这一思想，并且对园林的取名也颇具仙境意味，进行空灵、缥缈的意味。

2.2中国民俗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土民情。农民在辛勤的农业生产劳动中，总是用实用的态度去审视周围的农耕世界，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之下，农民都迫切希望自己的家庭安康祥和，所以在对园林建造的过程中会讲求风水、地理位置。风水理论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辨基础之上，它包含了风水思想，代表建筑领域中的一种吉祥文化。当前我国大多数的私家园林正门是东南朝向，这主要是因为在风水思想中，东南面为“青龙门”，语寓意为财源滚滚。这些民俗都对中国古代园林的建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2.3中国文化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几千年来的农耕文化孕育出较为深厚的农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直观性、象征性、经验性都长期的孕育在中国的艺术思维领域只能够，而且还发挥着特殊的审美功能。我国的古典园林是在中国古典文化的滋养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古典园林的建设大部分由文人采取，他们在园林的建设过程中容易将园林与园林文学艺术相互结合，并对我国园林美学的标准起到了推动作用，中国读点园林多以山水画的意境为出发点，在加以歌词诗赋，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诗情画意，中国文化对中国的古典园林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

3结语

农耕文化范文篇5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也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它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思想文化是奠定政治经济的基础,政治的文明需要文化基础,经济的兴盛需要文化内涵。而思想文化的兴盛,会促进经济的繁荣和政治的发展。任何政治和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文化中找到原因。中国14亿人口中，其中8亿多是农民，而对农民接触最密切的就是土地。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最深的情感莫过于浓浓的乡土情怀，中华儿女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自己家乡的山水，这造就了五千年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并影响至今。农耕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家国至上、善良淳朴、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等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理念，但土地的固定不流通、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耕作方式和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封闭性的生产生活等影响，衍生出了小富既贵、自给自足、封闭排外、默守陈规、宗派亲族等小农意识。尤其是以山地丘陵为主的内陆，交通不便，历史上没有做过政治经济中心和城市文化发源地导致发展缓慢的县级市，除了受地理环境、自然资源、投资要素的制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农意识的影响。

人员结构是导致这一情况长期存在的客观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在发展缓慢的县级市，绝大多数的基础组成人员都与农村从事务农的工作有关。这里面，少数人发展成在乡镇和城市边缘从事农业和生活资料等的经营者；还有一部分人通过招工、创业、考录等方式从农村进入到城市工作生活；只有极少数是城市本地和外地来此工作的市民。可以说，人口的组成与农村密不可分。由于大部分人来自农村，本身就带着许多农民的生活习惯，亲戚朋友很多是农民，过年过节走亲访友不可避免要回农村，因此在血缘地缘上始终和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这样的条件下，所谓的城乡融合仍是以农村农民农俗的大融合为主，这使农耕文化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这是现代化城市文明的理念很难形成影响力的重要原因。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大工业生产都有推动农民市民化，消除小农意识的功能，但真正具备条件的县级市少之又少。各地在历史上或多或少出现过很多家财雄厚的家族，但大多数是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地主模式，既不是有政治影响力的王公贵族，也不是门生故吏的文坛领袖，政治文化辐射力不足，自然无法发展成为交通和贸易的中心城市。而这些古代文化年代久远，并不全是先进性的文化，所以难以真正与现代人的思想生活创新融合，对今天生产生活的促进作用发挥不足。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在上个世纪70、80年代，县级国有工业的发展曾有过辉煌时期，但因为改革开放私有化改革、经营不善等原因，许多企业倒闭转型或者迁移到发展条件更好的地区，这中断了很多城市大工业生产的道路。倘若再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作为大工业生产基础，就没有工业发展带来的经济基础和推进城市规模的发展，工业现代化的思维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促进。而第二产业又是第三产业的基础，这导致第三产业需要的基本人员消费需求、丰富生活资料的积累，不管从量上还是质上都无法满足，文化艺术、娱乐、旅游等产业发展规模自然受限，新的文化氛围便无法形成。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文化的发展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要改变一种思想文化不是那么容易。在新的文化氛围无法产生的情况下，农耕文化的长期影响将逐步渗透到城市的方方面面并不断地加深。尤其是小农意识对人的影响，这一点，从干部、企业主、普通百姓身上，都有很明显的体现。首先，从干部层次来看。绝大多数本土干部来自农村，受过去教育水平和知识渠道的限制，知识范围狭窄，思想观念保守，眼界不够宽，思路不够广，人员结构老化，缺少解决新时期复杂问题的能力支持，所以即使有一腔的热血，却容易在挫折困难面前犯难，丧失信心。也有干部受官僚主义的影响，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导致干部将自己与普通群众相比后，自然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自然就逐渐脱离了人民群众，只为自己的个人前途奔波。当在仕途上受挫，稳定安逸的环境又会产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天下事都与我无关的避世思想。封闭的环境下，到其他先进地区参观了解的少，思想观念上的新方法不够，也导致工作和思维上停留在纵向比较，谋取创新的想法和动力自然不足。其次，从企业主的层次上看。大部分的人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白手起家到今天这种程度，与过去吃糠咽菜、风吹雨淋的生活比较，与其他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较，容易产生一种满足感。自然对当下的生活感到满意，奋斗的热情大大减少，不求突破，只求旱涝保收的导致企业在面对市场革新时，已经跟不上时代，改革创新的能力自然更加不足。加上身体、年龄、家庭等因素的影响，也会有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所以更多的是晚年求安稳不出问题，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而受官本位思想，以及创业艰辛的体会，更多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事公务员等这种稳定的工作，这造成了企业的后继无人。而这其中，极少数的企业主会抱有公益的想法投身于家乡建设，这是受小农意识保守自私思想的影响，也是中国商人的普遍现象，跟大的社会氛围有关。最后，从百姓的层次看，大部分的老百姓是对于现状感到满足，或者说不愿去改变现状。因为个人知识技能上的匮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人的思维局限，眼界不够，怕失败怕挫折，导致很多人无处下手不敢下手。所以更多的人寄希望于执政者带来巨大的转变。这种典型的臣民思想，是两千年来封建思想的消极影响。在《吾国吾民》曾有过这样的描写，人们围着一位刚离任的坐在轿子中的长官，跪在地上，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中国人常常认为这是对一个执政者所做工作最好的肯定，是感恩戴德的最好表现。但这恰恰反映了人民将希望寄托在青天老爷身上而不是自己的事实，这是民众社会自主意识的萎缩，是主观上对自己阶级利益的放弃。以上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最终形成一个稳定僵化的体制。主观意识具有能动性，要破除这种小农意识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的想法。无论是什么文化，一切的结果都是人思考的结果，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是要求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一切都是围绕人进行，都离不开人的关键作用。

只有把人从守旧的思想中解放出来，调动人的积极性，才能激发改革的活力，才能用新生的力量去开创新的未来。一是要解放干部思想，转变工作作风。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关键。例如，2019年，山东省召开了“担当作为、狠抓落实”动员大会，要求干部从思想转变上做起。更要坚持初心和使命教育，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的凝聚前进动力，对基本理论工作方法和新知识新理念进行补课，提高本领能力，抛开僵化的思维模式，摒弃抱圆补残的工作方式，改变圆滑处事的工作态度，力戒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容错机制落实到位，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允许干部犯错，让领导干部大展手脚。发扬党内外民主，在不违反法律政策的前提下，鼓励干部和社会各级群众积极发表意见，吸纳众人智慧，由干部队伍思想上的转变带动人民群众思想上的改变。二是加大政策扶持，加强人才建设。国家要发展，人才是关键。要打破僵化封闭的格局，必须依靠外来的力量来推动，将新的思维，新的技术引进来是十分重要的。科学技术离不开人，科技产业需要人、需要教育，它将带动各行各业、方方面面。通过全力引进国内外科研高校，加强推动政校配合、校企联合，为城市发展提供政策支持、技术人才和人口流动。实施抢人计划，对各类高校、各类专业研究生以上的大学毕业生推出创业扶持政、住房优惠等政策，吸引人才聚集，并且对县级房产过剩的情况也是一种有力的措施。三是改变产业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由于工业发展受多种因素的限制，需要漫长的时间物质积累，不能再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路子。应该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新发展理念，放弃以牺牲资源环境、靠人力和自然资源这种利润低的发展模式，应直接转向高新技术产业。高新技术的未来是无限的，它的投资虽然大，但在潜力和生态这两个方面，具有很强的优势，并且生命力旺盛。应加强与各个高新企业的联系，从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大力优惠政策，跨越式的引进和培育高新技术产业，走一条弯道超车发展之路。四是坚持以人为本，加强企业联合。发展要靠人，人民是最重要的力量，要从各个阶层改变保守落后的小农意识，灌输人民创造，人民发展的思维，突出社会力量基层治理作用，征求群众的意见建议，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动群众建设发展城市。培养塑造，特别是农民的“草根”创业家，为广大群众树立榜样，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摒弃小农意识中的等、靠、要落伍思想。充分发挥好企业商会作用，规范行业规则，由政府出面积极引导，提供政策解读指导，组团向先进地区取经学习，建立高效的协商制度，定期座谈讨论，减少化解本地企业单干造成的内部恶性竞争，报团取暖，扩大经营规模，对外统一价格，拓宽销售渠道，对行业内不法行为进行打击，营造健康有序的行业风气。

作者:苗恒源 于洋 单位:栖霞市委党校

农耕文化范文篇6

本文作者：余永红工作单位：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美术系

乞巧风俗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且流传广泛，这与中华民族悠久、发达的农耕文化有关。和目前国内其它地区零星流传的乞巧风俗相比，陇南北部的乞巧风俗规模更盛大，议程更完整，文化内涵更丰富，也更具有乞巧文化的原生态性，这也与陇南北部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历史文化相关。中华民族是历史悠久的农耕民族，而陇南北部地区也是古代农耕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从陇南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丰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可知，这一带很早就进入周秦文化融合后发达的农耕文明。农耕文化发达的标志就是“牛耕”和“女织”的发明与兴起，从陇南当地目前流传的“乞巧歌”内容可知，乞巧风俗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相关，乞巧风俗中敬拜的唯一神灵“巧娘娘”就是织女，而“牛郎织女”故事也正是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索引，所以乞巧文化也是农耕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赵逵夫先生指出，“牛郎织女”传说中的主人公“织女”源自秦人始祖“女修”，“牛郎”则来源于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叔均”，而天汉(银河)、牵牛星、织女星正是当地先民们仰观俯察，以汉水之名称银河系为“天汉”，以牵牛、织女命名其两侧星座的结果，［2］这也是“牛郎织女”故事的起点。织布技术和牛耕技术的发明与完善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具有重大意义，尤其牛耕的发明对农耕社会生产生活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而产生了古代西汉水上游先民对叔均和女修的纪念与崇拜，随以“牵牛”、“织女”来命名天汉两边的星座，上古时期以人名命名星座皆为部族始祖或杰出人物。［3］对女织和农耕的崇拜，显然是随着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因此，叔均和女修作为“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的始祖，不仅成为上古时代西汉水上游先民们崇拜的偶像，也为以后“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由此可知，最初的天汉、牵牛星、织女星具有原始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的痕迹，之后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男耕女织”型农耕经济和文化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模式，也是维系社会和谐的主体文化，并且伴随着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现象，才衍生为以向往自由爱情为主题的“牛郎织女”故事传说。乞巧顾名思义就是“乞讨灵巧”，但从其发生、发展、传承现状综合考察，其中包含了具有原始宗教意义的祖先崇拜、生殖崇拜，和以农耕文化为内核的女织崇拜等综合文化含义。一种民间风俗，在其成熟之前，一定存在相应的早期形态，乞巧风俗的早期形态可能与秦先民对其始祖女修的崇拜有关，从女修作为秦先民母性始祖来考察，早期崇拜的内在含义也可能包含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文化因素。这种崇拜因素在后来的乞巧活动中依然流传，有学者认为，早期的乞巧活动也与生殖崇拜相关，乞巧活动中的“巧果”就是“多子”的象征。［4］陇南当地乞巧风俗中的崇拜对象称为“巧娘娘”，而不直称“织女”，“娘娘”是当地对母性神灵的习惯称呼，例如“王母娘娘”、“送生娘娘”等，至于乞巧歌中的“牛郎织女”内容以及将巧娘娘与织女融而为一的现象，应是后来“牛郎织女”传说形成并广泛流传以后，对乞巧风俗的丰富和发展。所以正如“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发展一样，乞巧风俗也经历了原始祖先崇拜与“牛郎织女”神话传说逐渐融合的过程。因此，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应是乞巧风俗的初始阶段，具有更为深远的原始宗教文化含义。随着封建社会生产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男女社会地位与劳动分工逐渐明确，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核心的封建统治对人性进行了必要的规范，向往婚姻自由随成为整个封建社会妇女的心声，所以，“牛郎织女”传说的产生，也是男耕女织、男尊女卑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必然产物，天汉及其两边的牵牛星、织女星在外在形式和意象方面，与受封建制度阻隔的男女形成一种相对应的异质同构模式，进一步促成了“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与完善。同时妇女作为这一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受人尊重的德行除了美貌、温柔善良以外，还有心灵手巧、能织善绣，所以，中国古代妇女所接受的教育主要是以织绣为主要内容的“女红”文化，女人的聪明才智主要体现在织绣技巧方面，如何才能让自己变得聪明灵巧，就是女人一生的主要追求和愿望，因此通过向母性神灵“巧娘娘”祈求，让自己灵巧的乞巧活动便得以长期流传。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乞巧活动中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的痕迹逐渐淡化，生殖崇拜的文化因素更为隐晦，“女织”随成为乞巧风俗的主要文化含义。从陇南当地乞巧文化的内涵与乞巧仪式综合考察，虽然也不排除包含生殖崇拜在内的男女爱情因素，但“女红”文化才是主体内容，乞巧歌的每一唱段后面，都要唱“巧娘娘、下凡来，给我教针教线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向男子直接表达爱情的文化环境，她们更多地通过精湛的织绣技艺和精美的织绣品，间接地表达对心上人深厚真挚的感情，所以乞巧风俗中的爱情因素虽然隐晦，但确是客观存在的。综上所述，与“牛郎织女”传说密切关联的乞巧风俗其实是伴随男耕女织型农耕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农耕型封建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也折射出乞巧文化由原始宗教文化向农耕文化的过渡，并最终以封建农耕文化定格的发展轨迹。中国古代以农耕经济为主要形式的封建社会文化形成了乞巧风俗的文化基础，也构筑了乞巧风俗的文化生态，这种文化生态又一直维系着乞巧风俗的世代传承。

文化生态的形成，与一定时代的经济基础具有内在的本质联系，是文化系统内部以及自然环境、经济基础之间相互作用、构筑起来的有机整体。所以中国古代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是延续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城乡之间的差别，但农村和城市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维系其生产生活的基础都是农耕经济，历代统治者都把“农桑”和“耕织”定为“本业”，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5］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耕作仪式，男耕女织型农耕文化也是中国古代城市文化的主体，宫廷以及上层社会妇女接受的教育与从事的劳动也主要是“女红”文化与织绣活动，所以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一体的。乞巧风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过去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十分流行，汉魏时期的宫廷妇女就流行乞巧风俗，但较为古朴，到唐宋时期已发展为盛极一时的节日，吴自牧《梦梁录》卷四《七夕》云:“其日晚晡时，侵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着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尚节序。”在东京，富贵人家也是在自己的庭院内搭起华丽奢靡的“乞巧楼”，“铺陈磨喝乐、花果、酒炙、笔砚、针线，或儿童裁诗，女郎呈巧，焚香列拜，谓之乞巧。”民间则搭“乞巧棚”，以五色彩纸装饰，称为“仙楼”，上刻牛郎、织女及王母等仙人像以祭拜乞巧。［6］(P642)明清以后直至近代，乞巧风俗主要流传于民间，但清代宫廷妇女仍有乞巧风俗。概括起来，古代乞巧风俗的内容主要有穿七孔针、供巧果、丢巧针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都紧紧围绕乞巧的主题。中国是农业大国，上世纪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农业依然是经济的主体，尤其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不但是经济主体，而且生产方式与古代相比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经济模式使得一些古朴的民俗文化长期流传。另外城市与乡村、东部沿海与西部山区之间存在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前者深受西方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影响，后者则更多保留了一些原始古老的民俗文化。陇南作为西部贫困地区之一，现代化发展速度更为缓慢，工业发展滞后，农业依然是当地经济的绝对主体，直至上世纪80年代以前，陇南的广大地区基本延续着传统的耕作方式，这种传统农耕社会的文化生态仍然得以维系。所以，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陇南乞巧风俗依然延续了古朴的传统形式，活动的时间为农历六月晦日晚至七月七日晚，活动的内容包括设置神坛供奉巧娘娘纸偶像、迎巧娘娘、编唱乞巧歌、生巧芽、交神、迎水神、会餐、丢巧芽照花瓣、送巧娘娘等，表演的主要形式是姑娘们手拉手并前后摆动着唱乞巧歌，还有包含一定迷信色彩的“跳麻姐姐”(跳神)以及其它祭祀活动等，传递出乞巧民俗文化的原生态性。另外当时的一些乞巧歌也传达出一种传统、淳朴的地域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从紧张的生产运动、政治运动中解脱出来，生活相对富裕，为乞巧民俗规模的扩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虽然乞巧民俗活动的基本内容没有太多变化，但随着生活的相对富足以及物质的相对丰富，乞巧活动的节前准备比以前充分，视觉元素比以前丰富多彩，场面比以前盛大，真正成为民间少女的盛大节日。另外一些经典的戏剧电影在农村广泛流传，这些经典戏剧电影将古老的民间传说搬上银幕，使这些传统民间文化成为新的经典，并深深影响了陇南民间乞巧风俗的表演节目，例如《天仙配》、《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戏剧电影中的精彩唱段，也成为乞巧风俗中的表演节目;服饰方面也更为讲究，模仿古装戏剧装饰。过去乞巧中的交神活动祭祀的因素突出，村与村之间进行相互敬拜巧娘娘的活动，形式相对单纯;80年代以来的交神活动，像当地民间社火一样，已发展为村与村之间的民间乞巧文艺互演。每年农历七月一日至七日间，陇南北部地区的农村、街道，到处洋溢着七夕的节日气息。90年代以后，随着通讯媒介的发展，一些现代流行歌曲和舞蹈也进入乞巧活动中，体现出较强的时代感，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乞巧风俗的传统文化意蕴。进入9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陇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城市文化和科技文明不断进入农村，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乞巧文化生态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具体表现在:女孩子所接受的教育已完全脱离了“女红”文化，以接受正规的现代学校教育为主，平时的主要精力都用于文化课程学习，无暇顾及具有民俗文化意味的乞巧活动;另一部分农村女孩子则大量进入大城市打工，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为主，因此乞巧风俗也逐渐趋于衰落。尽管如此，作为目前全国唯一流传完整的七夕节民间风俗，陇南的乞巧节已经引起了国家和政府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2006年3月，西和县被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同时“西和县乞巧节”已被确定为甘肃省及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以来，西和县已举办了三届“乞巧民俗文化节”，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对传播乞巧民俗和乞巧文化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但从保护和传承乞巧民俗文化的角度来看，还缺乏必要的内在因素，尤其是缺乏文化生态保护的整体意识。

乞巧文化生态的保护与构建，应建立整体文化生态保护观念，不能单纯地以保护乞巧民俗文化为方式。文化生态既包括民俗文化与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俗文化之间相互关联、有机融合的整体关系。［7］农耕文化是由众多广谱性文化诸要素构成，其中不仅有组成这种文化必不可少的工具文化、畜牧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而且有陶文化、居住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精神文化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派生性文化，［8］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文化网络，也形成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循环链条，乞巧民俗文化是这个系统中的精神文化部分，所以在保护和传承方面应从宏观的、整体的大文化观念入手。而陇南当地的文化部门对乞巧民俗文化的保护，除了每年举办具有商业气息的“乞巧民俗文化节”以外，主要从传承人的发掘与培养方面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效果不理想。因此，保护乞巧民俗文化，应将有关与农耕文化相关的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结合起来进行。例如在新农村建设中，应注重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与传统民居的保护，建筑与村落本身就是农村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村落布局、民居风格中包含着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含义，以传统民俗文化及其观念构建的民居建筑群落所形成的自然村落，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和谐观，是一种有机整体，有其科学合理的生态价值。同时，这种自然优美的村落生态，又是生成和维系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传统民俗事象的自然基础。现代一些地区新农村建设中的新村落，片面追求整齐划一，一律为样式单调的钢筋水泥平顶房，不仅丧失了建筑中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且以浪费大片的良田耕地面积为代价，也给农村的自然生态形成破坏，从而也对传统民俗文化生态形成巨大冲击。此外，还应充分挖掘其它传统民间艺术和文化，进行系统的搜集、整理、研究、宣传，尤其应注重传统的“女红”文化的挖掘与保护，乞巧的主题是“女红”文化，所以与其相关的织绣技术与作品就成为保护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其中包含的服饰文化、婚姻文化、美术文化等是乞巧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因素。由于时代的发展，传统的织绣技术在农村已衰微，不仅一些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织绣作品在农村基本消失，过去一些精美的传统刺绣品，如出脱帽、裹肚子、缠腰子、枕头顶、绣花鞋、荷包、袜底等不仅是人们生活的必须品，也是重要的民间艺术品，造型和色彩中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而且传统织绣技艺面临断代，目前陇南地域内只有极少数农村中老年妇女能从事传统刺绣活动，而传统的织布技艺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织布机、纺线车等相关的设备已经成为地方民俗文化博物观的展品。在目前的乞巧活动中，传统“女织”文化意蕴淡薄，一些当代流行歌舞成为表演的主体，除了节日仍然称为“乞巧节”以外，其主题文化正在丧失。我们不是要求当地人们要回到过去纯粹的农耕时代，而是指出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要建立整体和全局意识，要将乞巧文化保护与充分认识和挖掘当地的其它民间文化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尤其是传统的织绣文化。笔者在考察研究陇南民间美术的过程中，发现地方文化部门对传统民间艺术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一些具有民俗文化博物馆性质的地方“文化大院”，在收集种类的全面性、陈列布置的科学性方面还有很大差距，整体构思方面更缺乏文化意识，因而使其沦为地方文化部门工作政绩的标志和行政官员观光的场所之一。陇南北部的乞巧民俗虽然是目前国内唯一流传完整的乞巧民俗文化，但在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工业文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其内在的核心文化含义已逐渐流失，作为国家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对其进行有效、科学的保护也刻不容缓。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传统民族文化保护，提出富有文化战略意义的“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这对包括乞巧民俗文化在内的各种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和艺术的有效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所以，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精神和科学实质，是地方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有效保护地方民族、民俗文化艺术的前提和基础，也是陇南乞巧民俗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关键所在，尤其在保护意识方面，更要建立全面的、整体的生态文化观，才能从本质上达到有效保护的目的。

农耕文化范文篇7

审美文化与农器具

审美文化（aesthetieculture）是指当代日常生活、文化娱乐与传统审美之间相互渗透的状态，泛指历史上与审美和艺术相关联的各种符号表意行为及其成果。审美文化在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19世纪就已经出现，当时，西方文化和艺术正受到工业革命和商品化大潮的冲击，更受到世俗化和消费化的侵袭。正是在这种情势下，西方文人学者开始关心和论证“审美文化”的真正含义。英国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把艺术作为文化的核子的文化”的观点；美国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生活与艺术融为一体的文化”的观点；欧洲大陆学者提出了“审美文化即文化的各个领域（道德、认识、艺术）在审美原则下融合的文化”的观点等。这种“文化”所追求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完美，还包括整个人类或整个社会的完美。在中国文化史上，“审美文化”虽然没有形成明确而独立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但孔子早在春秋时代提出的“兴于诗，成于乐”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是审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表述，其中所蕴含的意义是深远而广大的。当人们对物质功能性的基本需求特别满足时，人就会本能地将意志转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这个时候对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要求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文化人类学者认为：“艺术的基础也是确定它在于人类的生物需要方面。……艺术的要求，原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而艺术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这种需要。所以艺术中的审美要素是到处存在着的，因此，我们能很感动地听那单调的野蛮人的大鼓，悼亡的哀曲及巫术咒语的调子，或者鉴赏新爱尔兰所富于幻想的雕刻，西非的面具和美洲西部印第安人的图腾标记。”人的审美活动绝非简单对艺术的喜爱和欣赏，它是人根据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一门学问。审美，决定着人的处世态度、精神世界、举止行为。通过审美活动，为人提供一种生存方式与认知图式。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中，大部分审美文化的象征符号，如建筑、服装、房屋装潢、生活用品、工业设计、城市雕塑等与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品格是有一定距离的，也造成了当代中国“审美”使人深刻忧虑的后果。随着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市场经济以空前活跃的力量激活人们的功利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享乐意识。审美文化不仅在世俗人群中以一种最浅近的方式确立了自身的美学指向，而且以感性的审美形式浸入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成为中国社会最具力量的存在。江南农器具这一以实用生活功能为主的、富有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非纯粹审美个体，其消失似乎对现在物质而言的生活不构成威胁，但伴随其消失，记忆的流逝，还有与它相关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就是精神层面的消亡。站在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江南农器具的形制、江南农器具的审美图式和江南农器具的再现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审美愉悦的过程，它超越了生态学对于自然的研究范围，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形成一种系统的观察自然、科技以及社会和文化的整体方法和广阔视角。它开辟了审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拓宽了审美文化研究的领域。事实上，远在几千年前，古人用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大脑和原始的审美情趣所制作的、原本也只是应农业定居生活所需的“破碎”陶罐，在今天看来，不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折射吗？提出对江南农器具的保护并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审视我们民族古老的农器具的时代价值，更深刻、完整地理解我们民族由来已久的生存行为和感情基础，是基于当今社会的现代化、文化的快餐化、欣赏的同质化这一客观事实。另一方面也由于江南地区，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当今这种以城市化、国际化为目标诉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传统江南水乡的地理和人文景观消失的社会环境与社会现象所引起的一种思索。虽然在江南的部分地区和民间还保留着一些传统农器具，有的“农家乐”的娱乐休闲场所也在模仿农事活动，这可以理解为是人们对农耕审美文化的一种自觉。然而，这一点缀的农器具也似包裹在林立的厂房和轰鸣的机器声中的“文化动物园”，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所铸成的农器具文化和迅猛发展的现代化之间的矛盾，使得“文化割裂”和“审美图式”问题更加突出。维系于中国文化模式的农器具审美文化，必定要在同其他文化构成元素的整体关系的运动构造体中，才能充分体现其含义所在，才能获得生命力，才能形成其艺术精神、弥散力和凝聚力。农耕社会文化形态延绵不断地发展，其残存的农器具同样亦蕴含着大量古老的文化原型和生命内涵，它一定会成为我们研究民族艺术传统，认识并理解民族心理情感的重要文化参照之一。

审美图式与农器具

从审美本质上来看，江南农器具的审美文化，一般包含形而下的实物文化资源和形而上的审美意识文化资源。从实物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主要指以实物方式保留下来的因素。具体表现形式有农作物、耕作方式、农耕器具、农耕服饰和农用建筑等。从审美意识文化资源的角度来看，主要指以建立于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而产生的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化因素，具体包括岁时节日、农事礼仪等。而从江南农器具审美文化资源的特点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特点：多样性：江、浙、沪一带地处长江的出口处，地理形态大体相近。然而，各地的地貌分布也不尽相同，其农耕具及相关器具的形制也呈现出多样性，如灌溉用的龙骨水车，平原地区就使用得比较少，而在丘陵地带则被广泛使用。龙骨水车又会根据各地类型的落差多少使用二人水车、三人水车、四人水车等。广泛性：历史上“春花秋月，暖雨熏风”的江南，在当地人们的世代努力下，形成了历史悠久、底蕴浓厚、积淀丰富的江南农耕文化。这些都是可开发利用成为旅游资源的巨大因素，因此，江南农耕文化资源具有空间上的广泛性。生产性：从农业生产的角度来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自古就形成了江南特有的农耕文化习俗，这一农耕文化资源仍然具有生产的特性。如金光灿灿的稻田、龙骨水车的提水场景等，这些田园的“原真性”令人心旷神怡，具有鲜活的生命力。从文化休闲旅游的角度来看，江南农耕文化资源的开发，增加了旅游活动的多样性，也拓宽了旅游资源的广度。和谐性：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它与自然环境联系得更为紧密。江南农耕文化是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是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紧密结合而形成的统一体。因而，江南的农器具审美文化资源也与和谐的自然环境不可分割，在内容上也具有物质因素与非物质因素相结合的特征，两者相辅相成。传承性：在江南“士风”和江南特有的“水性”的熏染之下，江南的民众心智精巧、性格细腻这一特性深深地植入文化传统之中，这也使得江南的农器具制作工艺普遍比较细致精巧又显灵活。传承已有的传统农器具的制作工艺也成为当下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脆弱性：原本寂静、朴素的田园景色，通过旅游的开发，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的冲击和生态资源的污染。相对于都市旅游者的“强势文化”，江南的农耕文化显得非常脆弱。当江南农耕文化的支撑者—农民，在受到强势文化的熏陶，转化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时，江南的农耕审美文化在某特定地域有逐渐消亡的可能，作为旅游资源的江南农耕审美文化将呈现出过度商业化而失去原本的生命力的趋势。江南农器具的种类繁多，作为遗产保护的农器具主要指被现代工业和现代文明所取代的部分农器具。例如灌溉用的龙骨水车，扬谷用的风车，作为动力装置的水碓，挡雨的蓑衣，磨粉用的石磨……江南传统农器具需要保护，民俗博物馆可以对江南传统农器具进行收藏，江南农器具在生态旅游景点如何复原和再现，缩微农器具工艺品的开发、江南农器具摄影作品以及美术作品创作等都是当下审美文化的新视角。经济的发展必然渗透以至影响到文化的建设，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形态在其生存与发展的历程中必然会形成自身特有的审美文化。当前，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宗旨，正朝着全方位挖掘地方文化，构建地域特色发展宗旨，积极倡导各地对文化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我们可以以江南农耕文化的研究为依托，以农器具的审美文化研究为载体，寻找一种农器具之外的文化阐释或意义，并在实践上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优秀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提供另一种选择方式。

本文作者：陈民新工作单位：衢州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农耕文化范文篇8

［关键词］双高建设；休闲农业；文化育人；天府文化；课程思政

2019年，国家启动了对高职院校具有重大意义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该计划瞄准聚焦“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总目标，旨在推动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国家对高职院校的改革探索已进入新阶段，其中值得注意的就是高职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的休闲农业专业作为“双高”建设的核心专业，结合成都平原区域休闲农业发展的需要，开展了以天府农耕文化美德为引领的文化育人体系实践，培养了一批具有休闲农业一线岗位工作能力、具备文化自信、有三农情怀、能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农旅”人才，为探索高职文化育人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一、休闲农业专业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的背景

（一）“双高”专业群建设的内在要求

休闲农业是横跨第一、二、三产业，兼顾生产、生活、生态，融通工农城乡的新产业新业态，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双高计划”瞄准的是“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最重要的目标及检验标准也应当是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作为休闲农业专业群的核心专业，休闲农业专业如何实现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培养综合素质优异、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培养行业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如何凸显中国特色，是建设“双高”专业群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①，“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同理，一个缺乏优秀文化引领的专业，永远不可能达到世界水平，成为世界一流。对“双高”专业而言，文化是支撑专业建设、促进高层次人才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关于这一点，“双一流”建设或许能带来启示。2015年，国务院《关于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64号）确立了“双一流”建设的十大任务，其中第四条强调要传承创新优秀文化，“认真汲取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做到扬弃继承、转化创新，并充分发挥其教化育人作用，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基于此，“双高”建设要成为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示范样板，就必须发挥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职能。成都农业科技职业学院具有继承和发展地方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尤其是休闲农业等以“农”为核心的专业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主动融合、传承创新乡土农耕文化，全方位、多载体地开展文化育人工作。

（二）休闲农业产业发展的前提保证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休闲农业作为“立足一产、接二连三”的交叉复合型产业，在振兴乡村文化、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转型、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是新时期驱动乡村发展的重要引擎。当前农业产业正处于转型期，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人才问题。对高职院校而言，区域性是教育的重要内涵特征，构建育人体系应根植于区域产业发展的土壤，培养服务地方产业经济发展需求的人才。根据对休闲农业行业、企业的调研发现，现阶段缺乏既懂农业生产技术又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即能利用地方特色乡土文化在“农”的基础上从事旅游产业的复合型人才。因此，休闲农业专业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必须紧扣四川休闲农业产业人才需求，厚植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土壤，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三）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始终是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也是“双高”专业群建设人才培养的根本目的，更是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应服务于立德树人，坚持德育为先，把润物无声的思政元素融入文化育人体系，把课程思政理念贯穿专业人才培养全过程。要汲取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素养养成、综合素质提升等多方面主动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地探索开展育人工作的新模式、新方法，夯实人才培养基础。另一方面，文化育人之本也在于立德铸魂。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这一重要论述为高职院校坚定文化传承与创新、利用中华传统文化的血脉与基因构建起文化育人体系以及从根本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了基本遵循。因此，“双高”建设背景下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要瞄准中国特色，围绕课程思政理念，注入文化之魂，为产业培养高质量的技能技术型人才。

二、构建休闲农业专业文化育人体系的要素

（一）天府文化为文化育人体系构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天府文化孕育于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四川省，以“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③为精神内涵。从性质上讲，天府文化是以成都平原为主，并向四川盆地四周延伸的地域文化；从历史脉络上讲，天府文化是承继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等古蜀文明的文化；从发展意义上讲，天府文化是彰显成都魅力、弘扬特色乡土文化的一面旗帜。因此，包容开放的文化特性也使天府农耕文化在内容上逐渐形成了融百家之长的特点，农艺、茶艺、编艺、花艺等传统农耕技艺的传承背后凝聚了诸多优秀传统文化故事，蕴含了独特的中华传统美德元素，能够为专业文化育人体系提供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二）“双高”专业群为文化育人体系构建提供了保障

1.专业群课程体系是重要支撑。休闲农业专业群立足产业，依托“政行校企四位一体，农商文旅融合”的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对接以休闲农业专业为主的5个专业，完善了一套“基础+平台+模块+拓展”的专业群课程体系，实现了专业群内“底层的通识基础课与专业平台课程共享，中层的专业模块课程分离，高层的拓展课程互选”的课程组群逻辑，建立了专业群内教学资源与实践教学基地共享的机制。目前，专业群通过校企共建以“农旅融合平台”为主的3个专业平台，以休闲活动策划模块、农产品创意加工模块为主的9个专业模块课程以及近30门专业精品资源共享课，为休闲农业专业文化育人体系提供了课程体系保障。2.专业群师资力量是基础保证。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办出特色高水平专业群的基础和条件，也是文化育人体系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休闲农业专业有一支省级“双师型”教学团队，还有由多位行业专家、企业负责人、行家能手组成的兼职教师队伍，并专门组建了由企业负责人和部门主管组成的“休闲农业管培班”导师团队。“校内教师+校外兼职教师+企业导师”的师资团队组合为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师资力量。

三、构建专业文化育人体系的具体举措

（一）构建以“天府农耕文化美德”为引领的专业课程体系

文化育人是“双高”建设的必然要求，而德育是文化育人的重要方面。要树立“大思政”育人格局，把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核心，利用优秀区域文化有益于形成优秀思维创新力的特点，注重专业课程中乡土农耕文化德育资源的挖掘，形成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要基于工作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与专业能力的基本要求，设置“乡土文化”“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创意农业设计基础”“植物与植物生理”等专业基础课程；基于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职业成长规律，设置“农旅商品开发”“农业旅游资源开发应用”“植物造型艺术”“研学旅行策划管理”等专业核心课程；基于学生全面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开设“茶艺与茶文化”“农产品网络营销”“管理技巧”等专业拓展选修课。同时，基于学生综合素质养成，通过第二课堂中的公共基础课、专创融合课程等，同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和职业素养，构建与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专业课程体系。

（二）全面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文化育人

文化育人体系要成为服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着力点，课堂是主战场。要充分发挥专业课堂的主场优势，根据地方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内涵对专业课程思政进行全方位的改造。休闲农业专业挖掘天府农耕文化中的美德元素，并将其作为课程思政因子贯穿专业教学实践的各个环节，通过教学资源和师资的统筹、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革新，将文化育人理念渗透专业课堂教学全过程，并积极创新教学组织模式和教学评价方式。具体来说，一是利用美德文化的共融性串联专业课程，通过挖掘专业课程的德育内涵，将多门课程的德育元素进行提取整合、统筹协调、串联组合，形成了“课程融合、共建共享”的课堂教学模式。二是完善专业课程思政的目标和要求，将思政目标嵌入学生评价范畴。休闲农业专业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主要目的，将天府农耕文化的美德教育与专业素质教育目标有机结合并纳入学生成绩评价体系，通过校企合作共鉴、校内外导师共评、生生互评等多种方式，对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程度进行考核评价，从而构建有效的文化育人体系。交流平台。

（三）培育服务于文化育人体系的师资队伍

高职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因素是教师，师资队伍的学术素养与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文化育人体系的构建。对于休闲农业专业而言，如何发挥“双高”专业群的师资优势，培育能够服务于文化育人体系的师资团队，更好地实现文化育人的根本目的，尤为重要。首先，始终将提出的党和人民满意的好教师要具有的“四有”“四个引路人”和“四个相统一”的标准作为师资队伍建设的基本要求，把师德建设放在师资队伍建设的首位，树立“课程思政”育人格局观。教师在专业教学及科研过程中要全方位地开展课程思政，特别是在课程开发与实施的过程中，挖掘天府农耕文化的美德元素，在教学评价考核环节加入思政目标，重视课程思政目标的生成与实现。同时，教师也能在探索挖掘天府农耕文化美德历史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加强自身修养，坚定师德信念。其次，提高教师的文化素养是文化育人的重要保障。要将去企业实践、研修访学、素质拓展、服务“三农”等作为专业教师深入了解区域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发展的主要途径，并邀请企业技术能手、非遗大师、创业能手等高端技能型人才组成校外兼职教师队伍，共同参与教研室以及专业文化育人体系建设研讨，让教师在研讨学习的过程中加强对天府农耕传统文化的了解。这样既强化了教师的文化意识，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部分教师对地方文化了解不多、不深的不足。

四、休闲农业专业实施文化育人的实践探索

农耕文化范文篇9

【关键词】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

农史学家认为，进入传统农业时代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重农轻牧的跛行状态”，与欧洲中世纪一直保持着农牧并重的局面迥然不同，作物种植特别是谷物栽培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畜禽饲养业则无足轻重。因而，自战国以来，中国农业乃是一种“跛足农业”，即作物种植与畜禽饲养发展极不平衡的农业（注：参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编《中国农学史》上册，科学出版社，1984年，56、75页。）。大体说来，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在长城以南地区，自战国秦汉以来，畜牧业的确基本处于农耕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地位，并且从总体上说，其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呈下降的趋势。不过，具体就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这种下降的趋势是波浪式，而不是直线式的。在某些历史阶段，这一地区的畜牧经济比重曾经比前一历史时期有明显的上升，中古时期即是如此。

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业的问题，一些学者的论著曾有所涉及，比如关于中游地区畜牧业的分布、北魏时期的国营畜牧业、唐代的马政等均曾有所论述（注：谭其骧《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收入其《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为探讨东汉以后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曾对先秦至唐代黄河中游的农牧消长情况做了较多论述；史念海《隋唐时期重要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及其与人为作用的关系》和《论唐代前期陇右道的东部地区》等文（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对黄河中游的半农半牧地区和牧业生产有所论述；朱大渭《北魏的国营畜牧业经济》（收入所著《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对北魏国家牧场建立的动因、实况及其与北魏统一北方及国势强盛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马俊民、王世平著《唐代马政》（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对唐代马政（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进行了较系统研究。除此之外，唐启宇《中国农史稿》（农业出版社，1985年）4章2节、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2卷3章1节简述了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向内地扩张的史实；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5章则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畜牧业做了简要概述。还有一些学者的论著对这方面的问题也略有涉及。但已有的成果多限于讨论局部性具体问题或做笼统简略介绍，目前尚未见有关于这一问题的系统综合性论著发表。），但关于中古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历史变动及其社会生态导因、经济意义与文化内涵，尚未见有专门的讨论。为弥补这一欠缺，笔者曾在《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注：参拙著《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04-124页。）一书中对有关问题做了一些初步探讨，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申论。主要问题包括：1.中古以前黄河中下游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如何？2.中古时期本地区畜牧生产发生了哪些重要变动，原因何在？3.何以本地区畜牧经济在中古前期一度明显上升之后复转衰退？4.如何认识中古北方胡汉民族融合与农牧经济变动之间的关系？作者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探讨古代中国（不包括中国西北草原地区）农牧经济畸轻畸重、跛足发展的过程与原因提供新的思路，并对所谓民族文化融合与农牧生产方式选择的关系问题提供粗浅看法。由于直接有关的资料并不充分，笔者对一些问题较多地进行了个人认为是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结论恐难免有很大主观性，舛谬之处，恳请识者批评驳正。

一上古时期畜牧生产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趋向

考古资料证实，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开始踏入农业时代的门槛，畜禽饲养业也应运产生。在新石器时代，这一地区的畜牧生产取得初步发展，马、牛、羊、猪、鸡、犬相继被驯化家养，我国传统的“六畜”逐渐齐备。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大量的家养畜禽骨骸遗存，其中以猪的饲养最为普遍、数量也最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河北磁山文化遗址中，已有颇多的猪骨出土；至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龙山文化时期，家猪在各种家畜中占绝对优势，成为当时这一地区最为普遍饲养的家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37页。）。至于原始时期这一地区的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在经济比重上是否有明显的轻重大小之分，尚无法证明。

自原始社会末至春秋时期，当地居民的生业方式逐渐分化，一些部族主要从事农耕种植，另一些部族则以畜牧生产为主，当然也有少数部族可能仍以采集、捕猎为主，这就是所谓“夷夏杂处”的经济背景。在“夷夏杂处”时代，北方地区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长期并存，直到春秋时代这一地区还活跃着不少以游牧为主要生业的戎、狄，牧养着大量的畜群。由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仍然稀少，农田之外的森林草莱还很广袤，故即使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业的民族也拥有大群的家畜。例如据殷商甲骨卜辞的记载，商代祭祀用牲数目相当大，一次用牲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可达“五百牢”或“千牛”，说明当时拥有大量的存栏牲畜（注：参梁家勉《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89年，77-78页。）；周人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民族，但西周时期乡野中仍可见“三百维群”的羊和“九十其犉”的牛群，畜牧业亦堪称发达（注：《诗经·小雅·无羊》云：“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按：黑唇黄牛曰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吟颂牧人在野外大量放养牛羊的情景，其中羊三百成群，黑唇的黄牛则九十成群，反映西周部民畜牧规模亦甚可观，仍未出现农耕与畜牧经济畸轻畸重的局面。）。“夷夏杂处”时代，是农耕与畜牧两种经济文化类型激烈竞争的时代，夷夏部落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乃是这种经济文化竞争的政治表现，尽管农耕文化逐渐排挤畜牧文化是主线，经济比重的天平不断向农耕倾斜，最终以农耕生产为主的华夏部落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畜牧生产仍然占据较高的比重（注：有关问题，可参李根蟠等《我国古代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关系中的若干问题探讨》一文的论述，载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89-206页。）。不仅如此，文献资料还反映：在“夷夏杂处”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产构成中，马、牛、羊等单纯草食性的家畜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由于战争、运输和祭祀的需要，国家和领主贵族经营着规模相当大的马、牛、羊饲养业。

然而自战国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经济文化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牧畜为主业的民族不断向西北退却，农耕经济文化与畜牧经济文化在地理空间上日益呈现出明显的隔离，长城逐渐成为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地理分界线：长城以南属农耕区域，长城以北则为游牧民的天下。不过，这种隔离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在农区与牧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相当大的过渡地带——即半农半牧区。

从自然条件而言，冀晋山地和关中盆地以西、以北均为农牧兼宜地区，由于种种原因，在历史上这些地区业农业牧迭相变更，大抵取决于汉、胡力量的强弱对比，汉强胡弱则当地经济以农耕为主，胡强汉弱则往往转事畜牧。据《史记》卷129《货殖列传》记载：自战国至西汉初年，“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天水、陇西、北地、上郡，“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据此，则“那时的山陕峡谷流域和泾渭北洛上游二区还处于以畜牧射猎为主要生产活动方式的时代”，即黄河中游仍拥有相当广泛的畜牧区域（注：参前揭谭其骧文。）。然而自秦朝统一以后至西汉时期，随着西北边郡移民屯垦事业的发展，农耕经济曾经大幅度向西北推进，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自秦长城以南处处阡陌相连、村落相望，其中“河南地”（注：指关中盆地往北的黄河以南地区。）的新兴农业尤为繁荣，堪与关中地区相媲美，在当时被称为“新秦中”。故此，在秦汉时期，黄河中游地区的畜牧经济一度向西北明显退却。

至于中原内地，随着农田扩展、草场减少，大规模的野外放牧更日渐萎缩；同时，社会经济生产的不断个体家庭化，使得家庭小饲养业逐渐成为当地畜牧生产的主要方式，故战国时人议论畜牧业的重要性，多据家庭小饲养业而言，并且饲养对象以猪、鸡、犬等无需大片草场的杂食性畜禽为主（注：如《荀子·荣辱》说：“今人之生也，方畜鸡狗猪彘，又畜牛羊。”显然以畜养杂食性畜禽为主。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又云：“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则家庭饲养谋取肉食大抵均为无需大片草场的小畜禽。诸如此类，不一一俱引。）。畜牧生产的规模、畜产结构与发展趋向，与商代、西周和春秋时代相比，逐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两汉时期，内地虽然也曾出现过卜式这样以善牧畜而致富的大户，饲养的羊以百计，甚至可达千头（注：《汉书》卷58《卜式传》。），但在汉代这毕竟是绝无仅有的；整个社会则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除耕牛之外，猪、鸡等畜禽为主要饲养对象，养羊虽也不断见于文献记载，但远不能与养猪相比（注：《齐民要术·序》中列举了多位汉代循吏教民治生的事迹，俱称其督导百姓养猪、鸡、牛等。如黄霸在颍川（今河南禹县等地）“使邮亭、乡官，皆畜鸡、豚，以赡鳏、寡、贫穷者”；龚遂在渤海（汉渤海郡辖今河北沿渤海地区），令“家二母彘、五鸡”；僮种在不其，“率民养一猪、雌鸡四头，以供祭祀，死买棺木”；颜斐在京兆“课民无牛者、令畜猪，投贵时卖，以卖牛”；杜畿在河东（汉河东郡辖今山西西南部），“课民畜字牛、草马，下逮鸡、豚，皆有章程，家家丰实”等等，但都未言及课民养羊。足以说明当时北方内地养羊并不发达。另《世说新语》记载曹魏、西晋故事，有多条涉及猪，但羊却几乎未提到。）。这些情况说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农重牧轻、农牧比重失衡的状况已相当明显，这也反映了当地作为传统农耕区域经济生产的一般特征。

由上可见，自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畜牧经济在当地经济体系中的比重是逐步下降的，曾与农耕生产居于并重地位的畜禽饲养，至战国秦汉时期日渐沦为前者的附庸和补充，并且这看来似乎是一种必然的趋向。

二中古时期畜牧生产的主要变动及其原因

自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一路下滑的趋势，由于种种生态的和社会的原因而得到遏止，在中古时代即魏晋—隋唐时期，当地畜牧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反弹过程。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畜牧区域曾一度向东南方向显著扩张，国营和私营的大型畜牧业都取得明显发展，其畜产构成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首先看看畜牧区域的扩张情况。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区域的扩张过程，始自东汉，迤至唐初，以十六国及北朝前期为最盛期，而以中游地区最为显著。

如上所言，在秦代和西汉时期，农耕区域一直扩展到了阴山脚下，秦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成为以农为主的经济区域。然而，自东汉开始，可能由于气候转冷的关系，西北边境的匈奴、羌、胡、休屠、乌桓等少数民族的东南向运动逐渐活跃起来，加以东汉王朝绥抚失当，边境冲突不断加剧，农耕区域逐渐向南退缩，至东汉末年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注：谭其骧：《长水集》（下），22页；又参史念海《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收于《河山集》3集，55-75页。）直到北魏中期以后，上述地区由于政府力量的推动及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始出现由牧转农的迹象，但其转变过程却是十分缓慢的，在长达数个世纪中，这些地区的畜牧业均甚为发达。可以说，历十六国至于唐初，黄土高原地带一直是胡、汉混杂居处而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其经济生产也以畜牧业为重。

就分区情况而言，在今山西地区，北魏时期尔朱氏世居水草丰美的秀容川（注：据《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记载，当时秀容为郡，辖秀容、石城、肆卢、敷城四县，在今山西忻县、原平县一带。），以畜牧为业，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注：《魏书》卷74《尔朱荣传》。），可见这一地区在当时是畜产极为丰富的繁荣牧区。陇右地区的人民，直至隋代仍“以畜牧为事”，不便定居屯聚（注：《北史》卷73《贺娄子干传》。）；唐武则天时期，人们仍认为“陇右百姓，羊马是资”（注：《全唐文》卷269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直到唐代中期以后，位于京兆西北的邠、宁等州，还因产羊甚多成为人们贩羊的好去处（注：《太平广记》卷133“朱化”条引《奇事》载洛阳人朱化贞元初西行邠、宁贩羊事。）。由于畜牧经济发达，自北朝至于唐代，政府对牧民实行特殊的赋税政策，赋税征纳以羊、马等牲畜为准，北魏时期曾多次诏令向民间征调戎马、大牛（注：见《魏书》卷3《太宗纪》、卷4上《世祖纪上》。）；唐代的情况，据《大唐六典》称：“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为九等……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注：《魏书》卷3“户部郎中员外郎”条。），国家从这些地区获得了相当丰富的畜产。

事实上，当时畜牧区域的扩展并不局限于黄土高原，中原腹地也有不少一向以农耕经济繁盛而著称的州郡，农田大片沦为牧场。例如，曹魏时期即曾在号为农田沃野的“三魏近甸”区域设立“典牧”，大片土地被规占为养牛牧场，西晋初年尚有牛四万五千余头（注：《晋书》卷26《食货志》引杜预上疏。）；西晋的京畿之地——司州（辖今山西南部、河南北部，东接河北南部及山东西境），在两汉时期乃为人口最密、农业最盛之区，此时却是牧苑广阔，“猪羊马牧，布其境内”（注：《晋书》卷51《束皙传》。）。与司州相邻的冀州平原郡界，十六国时期亦有马牧苑的设置，羯人石勒起兵时，即利用了当时牧苑的马匹（注：《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北魏迁洛之后，更辟“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设立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注：《魏书》卷44《宇文福传》。）。这一时期，在内徙游牧民族聚居的其他地区，也有大片农田被规占为牧场的情况。一时间，黄河中下游在一定程度上复归于战国以前的“夷夏杂处”、农牧交错的局面。

与畜牧区域扩展相联系的，是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首先是这一时期的国营畜牧业空前繁荣。由于黄河中游地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件，故自两汉以来一直是发展国营畜牧业的主要地区，北魏隋唐时期更是主要的国家畜牧基地。

拓跋魏氏起于畜猎，对于官牧经营十分重视，曾先后设立了四处大型官牧场。早在道武帝天兴二年（399年）即在平城附近地区开鹿苑牧场，至明元帝泰常六年（421年），又“发京师六千人筑苑，起自旧苑，东包白登，周回三十余里”（注：《魏书》卷3《太宗纪》。），对旧牧场进行扩建；若干年后，太武帝拓跋焘在鄂尔多斯以南地区大兴官牧，建立了规模最为庞大的河西牧场。《魏书》卷110《食货志》称：“世祖之平统万，定秦陇，以河西（注：按：此“河西”指自今山西渡黄河而西的鄂尔多斯东南地区，非指河西走廊。）水草善，乃以为牧地。畜产滋息，马至二百余万匹，橐驼将半之，牛羊则无数。”其后复于漠南建立牧场。及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为满足京师洛阳军事警备的需要，复命宇文福主持兴建河阳牧场，更将国营畜牧经济推进到中原腹心地带。《魏书》卷44《宇文福传》载：“时仍迁洛，敕（宇文）福检行牧马之所。福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场是也。及从代移杂畜于牧所，福善于将养，并无损耗”；河阳牧场，“恒置戎马十万匹，以拟京师军警之备。每岁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渐南转，欲其习水土而无死伤也。”（注：《魏书》卷110《食货志》。）

唐代为古代中原王朝官牧发展的极盛时期，经营区域也基本上是黄河中游一带。史书记载：“国家自贞观中至于麟德，国马四十万匹在河陇间。开元中尚有二十七万，杂以牛羊杂畜，不啻百万，置八使四十八监，占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幅员千里，自长安至陇右，置七马坊，为会计都领。岐陇间善水草及腴田，皆属七马坊。”（注：《旧唐书》卷141《张孝忠传附茂宗传》。）关于以原州为中心的监牧，《元和郡县志》记载甚为具体：“监牧：贞观中自京师东赤岸泽移马牧于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置监牧使以掌其事。仍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寄理原州城内，东宫使寄理原州城内。天宝中，诸使共有五十监：南使管十八监，西使管十六监，北使管七监，东宫使管九监。监牧地，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注：《元和郡县志》卷3《关内道》三“原州”。另参《全唐文》卷226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资治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十三年。）自山陇以东，岐、邠、泾、宁诸州界也设有八坊，《新唐书·兵志》称：“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间，地广千里”。此外，夏州有群牧使，盐州也曾有八监，岚州有三监；而同州朝邑县的沙苑监，则牧养诸牧所送牛、羊，以供朝廷尚食、宴会和祭礼之用。本区域的其他地区，也有一定的国营牧养业生产，例如虢州即曾有官豕三千（注：《新唐书》卷223《卢杞传》。）。

由这些史实可见，中古特别是北魏和唐代，国营畜牧经济繁盛发展，生产规模之大超越西汉，以后的历史时期也罕能匹敌。

诚然，古代的国营畜牧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军事上的需要，特别是用马的需要，因此马匹是主要的牧养对象，国家牧政也因而常被概括为“马政”。对此，学者们已有相当详细的论述。但是本文要特别指出：谈论中古国营牧业，也不能忽视其中的肉畜，特别是羊的生产。实际上，在唐代监牧中，羊是除马之外数量最多的一种牲畜，其中的羊群数目是相当可观的。据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一文记载：开元元年（713年）监牧共有马24万匹，至十三年（725年）发展到43万匹；除此之外，牛由35000头发展到5万头，而羊则由112000口，发展到286000口（注：《全唐文》226。）；又据天宝十三载（754年）六月陇右群牧都使奏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及副使平原太守郑遵意等人的清点，当时陇右群牧总共有牲畜605603头匹口，其中有羊204134口（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羊的口数均超过全部牲畜头匹口数的三分之一，说明羊也是官牧经营的重要内容，唐代关于牧养的制度和法令也证实了这一点（注：具体内容参《唐律疏议》卷15《厩库律》“厩牧令”条；《大唐六典》卷17《太仆寺·典厩令》。）。国营牧场中的肉畜生产，至少在皇族和政府各司的肉食原料供应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据《魏书》的记载：北魏晚期，由于诸官牧相继丧失，不得不大量减少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的肉料供给（注：《魏书》卷110《食货志》载：当时群牧相继遭破坏，“而关西丧失尤甚，帑藏益以空竭。有司又奏内外百官及诸蕃客禀食及肉悉二分减一，计终岁省肉百五十九万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二石。”说明北魏时期政府肉料供应主要仰赖于官牧。）；唐代的御厨及诸司肉料供应，除上述同州沙苑监以外，在末期还由河南府的官牧供进（注：《册府元龟》卷621《卿监部·监牧》引哀帝天祐三年（906年）十一月敕称：“牛羊司牧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御厨物料元是河南府供进，其肉便在物料数内，续以诸处送到羊，且令牛羊司逐日送纳，今知旧数已尽，官吏所由多总逃去，其诸处续进到羊，并旧管乳牛并送河南府牧管，其牛羊司官吏并宜停废。”）。由此可见，中古国家经营畜牧业，并非完全是出于军事目的而牧养战马役畜，同时也是将其当做一种经济产业。过去史家对此似未给予足够的注意，故本文特加指出。

中古时期，特别是北朝时期，私营畜牧生产的规模也明显扩大。其时，领民酋长、官僚贵族往往规占广袤土地经营畜牧，如北魏时的尔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所占有的牧场面积，常多达方百里以上乃至三百里，牧场上从事放牧的“牧子”亦以千数计，所牧养的家畜则难以估算。如前引史料中的尔朱氏，在秀容川拥有私畜牛、羊、驼、马，“色别为群，谷量而已”。另一贵族娄提也拥有“家僮千数，牛马以谷量”（注：《北齐书》卷15《娄昭传》。）。在魏孝明帝时任恒州刺史的元渊，对“私家有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为恒”（注：《魏书》卷18《广阳王深传》。）。这些史实均说明当时本地区有相当多的大型私营畜牧业。

私营畜牧业不仅在西北高原地区取得显著发展，在东部农耕区域，家庭小型畜牧业的生产规模也有所扩大。魏晋北朝时期，庄园地主多以牧养畜禽为重要生产经营内容，西晋时期以豪奢著称的石崇在河南金谷庄园，“有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属，莫不毕备。”（注：《太平御览》卷919《羽族部》6引石崇《金谷诗序》。）潘岳则“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注：《晋书》卷55《潘岳传》引《闲居赋》。）。贾思勰《齐民要术》卷6更相当详细地记载了北魏时期河北、山东地区的畜禽饲养、相畜兽医和畜产品加工技术。据该书记载可知：当地，农家所饲养的畜禽主要是牛、马、羊、猪、鸡及鹅、鸭等等，其中养羊业受到高度重视，饲养的规模也最大。该书提到养羊生产，每以千口为言（注：如其《养羊》篇云：“羊一千口者，三四月中，种大豆一顷杂谷，并草留之，不须锄治，八九月中，刈作青茭”；又云：“一岁之中，牛马驴得两番，羊得四倍。羊羔腊月正月生者，留以作种；余月生者剩而卖之。用二万钱为羊本，必岁收千口”。）；作者本人也曾养有200口羊，因为没有准备足够的过冬茭豆，而致群羊饥死过半。从《齐民要术》的记载来看，当时有条件的人家还专门留出土地种植茭草以备牲畜冬季所需。石崇和贾思勰的生活区域都在本区东部的农耕地带，而他们家养的畜禽，仅羊即达200口，已是很不小的畜群了；但当时似乎还有养羊千口之家，否则贾思勰不会屡以千口为言。以单个家庭而论，即使在游牧区域，这样的家畜饲养规模也是少见的。当然，关于农耕区域家庭饲养大畜群的记载，只出现在魏晋北朝时期，唐代文献则未尝见之，这应是因前一时期人口较少，剩余土地较为充足之故，对此后文还将述及。关于寻常百姓之家的小饲养业，中古文献中也颇有记载，不能一一引证。

由于畜牧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北朝时期，“羊肉酪浆”之类的饮食物品乃成为“中国之味”，“食肉饮酪”在社会上一度曾相当流行，中原内地因而颇染牧区生活风气（注：有关当时中原内地的食肉饮酪之风，可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载《中国农史》2000年4期。）。唐代胡食风行，胡食的特点之一是食肉量较大，而畜牧业的发展，可为社会提供大量的肉食来源。《唐大诏令集》卷130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十月《讨高丽诏》的一段话很值得注意：“况今丰稔多年，家给人足，余粮栖亩，积粟红仓，虽足以为兵储，犹恐劳于转运，故多驱牛羊，以充军食，人无裹粮之费，众有随身之廪，如斯之事，岂不优于曩日。”肉畜大量驱做军粮，足证其多。

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另一重大变动，是畜产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具体来说是羊在当时的肉畜中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自古长期作为农耕区域主要肉畜的猪，则远不及羊的地位重要。

虽然在中古时期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猪仍被较为普遍地饲养，《齐民要术》也列有专篇，但与两汉相比，猪的地位明显下降，家庭饲养不成规模，与养羊常百十成群不能相比，与黄土高原畜牧地带的大规模养羊更无法同日而语。当时文献记载羊，其数量常以千、万乃至十万、百万计，而关于猪，前引虢州官猪3000头，已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大数字。从《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两部农书关于养猪和养羊技术的记载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农学家对养羊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养猪（注：《齐民要术》记载养羊技术甚详，其篇幅超过养猪、鸡、鹅、鸭等篇之和很多；而《四时纂要》中关于养猪的条文有8条，与养羊有关的条文则有13条。）。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不妨再来比较一下当时文献关于这两种肉畜食用的记载。关于食羊，魏晋文献的记载尚少，但自十六国之后则迅速增多。北朝社会是胡人占上风，牛羊当然是主要肉食。反映在礼俗上，北齐时期聘礼所用肉料主要是羊，其次则是牛犊，还有雁，但没有猪（注：《隋书》卷9《礼仪志四》。）。此外，北齐制度规定；百姓家“生两男者，赏羊五口”（注：《北史》卷43《邢峦传》。）。至于唐代的情况，据《六典》记载：唐时自亲王以下至五品官皆有肉料，其中亲王以下至二品以上，每月常食料有羊20口，猪肉60斤，羊、猪肉的数量相差很大；而三品至五品更只供羊肉而无猪肉，其中三品官每日羊肉4分（即每月12口羊），四、五品官每日羊肉3分（即每月羊9口）。显然当时官员肉食料是以羊肉为主。又，言及大庆献食和所司供进，没有提到猪，只提到了犊（小牛）和羊，也以羊为主（注：《大唐六典》卷4《膳部郎中员外郎》。）。此外，《太平广记》卷156“李德裕”引《补录纪传》的一则故事很有趣，说是有位僧人曾预测李德裕一生当食羊万口。故事本身当然未必可信，但其言居官食禄是以食多少口羊而论，没有说当食千头或万头猪。另有一条资料虽然是关于后唐御厨肉食用料的，也不妨将其引录下来。《册府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云：

（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年）十二月乙亥，三司使冯赟奏：奉圣旨赐内外臣僚节料羊，计支三千口。帝曰：“不亦多乎？”范廷光奏曰：“供卿厨及内史食羊每日二百口，岁计七万余口，酿酒糯米二万余石。”帝闻奏敛容良久，曰：“支费大过，如何减省？”初，庄宗同光时御厨自食羊二百口，当时物论已为大侈，今羊数既同，帝故骇心。

由这条资料可见，后唐内廷及诸司羊肉的消费量是十分惊人的。后唐去唐亡不远，在一定程度上当亦能反映唐时的情形。如据上文所引《六典》，唐代羊肉的消费量可能还有甚于此。相比之下，关于猪肉消费的记载则要少得多。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羊不仅可以提供肉食，而且还能提供乳品，事实上，中古时代人们所主要享用的并不是牛乳，也不是马乳，而是羊乳，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注：参拙文《中古时期的乳品生产与消费》。）。

此外，北魏至隋朝时期，皇帝常将数目可观的羊赐与大臣以示褒宠，比如北齐时期高欢曾一次赐与司马子如羊500口（注：《北史》卷54《司马子如传》。）、高洋也曾一次赐与平鉴羊200口（注：《北史》卷55《平鉴传》。），北周时期元景山因从周武帝平齐有功受到重赏，赐物中亦有“牛羊数千”（注：《隋书》卷39《元景山传》。）。隋代的赏赐就更重了，重臣高熲、杨素及宇文忻、李安等，均曾受到隋文帝一次赐羊千口以上的重赏，其中杨素曾一次受赐羊多达2000口（注：分见《隋书》卷41《高熲传》、卷48《杨素传》、卷50《李安传》及卷53《贺娄子干传》。）。这些事实进一步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养羊业十分发达，肉畜（不包括马、牛等役畜）之中独以羊为赐物，也说明羊的地位最为重要，为当时的主要肉食。在中古文献中，我们仅找到一条有关赐猪的记载，这就是唐德宗将官猪3000头赐与贫民（注：《册府元龟》卷106《帝王部·惠民二》，《新唐书》卷223下《卢杞传》。）。

根据以上史实，当时本地区猪、羊地位的轻重高下之分，自然不言而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以猪羊地位的升降为主要内容的畜产结构变动，造成了与前一时代迥然不同的肉畜生产结构——即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并维持了一千余年（宋元时代仍基本维持着这一结构），直到明代以后才逐渐恢复以养猪为主。对这一重要的结构性变动及其对于当地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影响，已往的经济史家和农史学家似均未曾加以注意。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初步结论，即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业曾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动过程，具体表现在：畜牧区域曾一度明显扩张，国营和私营、牧区和农区的畜牧生产规模均曾有所扩大，畜牧经济在整个区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此前的两汉时代相比，应有较大的增加；在此过程中，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地说是养羊业发达，羊在肉畜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猪的地位则相对下降。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生产的上述重大变动，具有深刻而广泛的内在和外在的、文化和生态的导因，是众多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交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简要地说，是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的互动与变迁，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特殊的契机和动力。

首先，中原社会的动乱为游牧文化的内侵提供了机会。自东汉末期以后，中原社会长期处于战乱之中，从事农耕的汉民族由于内部社会的激烈政治动荡，对西北游牧民族的抗御力量陷于瘫痪，为游牧文化突破农耕文化的疆防侵入内地提供了特殊的政治机遇。原来被阻挡在塞北的游牧民族，乘中原社会动荡、军事力量虚弱长驱直入，而畜牧经济亦得以越过原来的农牧分界线朝东南方向大举扩张。

其次，中古时期本地区人口的锐减，使人地比例关系得到调整，为畜牧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在汉末以后的数个世纪中，中原地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人口密度大大降低，曾是禾麦披野的广袤农田，由于人口急剧减少湮废为蒿莱丛生的荒原。但这种地旷人稀、农耕萧条的局面，却为畜群放牧提供了充裕的草场。

复次，游牧民族的大举内迁及其文化移入，为畜牧生产的变动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和特殊的文化条件。东汉末年以后，特别是永嘉之乱以后，游牧民族乘虚大量涌入中原内地，并带来了他们以畜牧为主业的生产习惯、他们的畜群和牧养经验技术以及“食肉饮酪”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人口的增加，社会上对畜产品的需求量也相应扩大，这就为国营和私营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动力；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北方草原的牧民崇尚“羊肉酪浆”，单纯草食性的羊因而取代了猪在肉畜生产的主要地位。

最后，自东汉以降，中国东部的气候逐渐转向寒冷，魏晋南北朝至唐初正值一个气候寒冷期（注：关于中古的气候变迁，参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由于气候转冷，草原地区的植物生产量降低，牲畜产量相应下降，生活资源渐趋匮乏；而寒冷期的冬季，异常酷寒天气频繁出现，更造成牧区人畜大量冻死，给游牧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生存危机，迫使他们逐渐向气候较为温暖的南方地区迁徙运动，畜牧生产区域亦随之南移。当此之时又适值中原丧乱，人口锐减，游牧民族更得以直驱中原腹地，成为当地的主人。由于他们的到来，大片农田沃野一度变成了驱马放羊的牧场。可见，中古时期农牧分界线大幅度南移、黄土高原退为牧区与当时的气候转冷直接相关，平原地区一度由耕稼独盛转为农牧交错，亦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

三畜牧生产的重新衰退及其解释

虽然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畜牧经济曾一度大幅反弹，黄土高原和中原腹地、国家经营和私人经营的畜牧生产均曾相当兴旺发达，内地不少地方重新出现农牧交错的局面，似乎获得了改变自战国以来所形成的“跛足农业”的良好机会。但是，这一地区最终并未从此走上农牧并重的道路，而是在这段插曲过后，重新返回农盛牧衰的老路，畜牧生产的比重复转下降。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度大大向南推进的游牧区域和农牧交错带，在北魏中期以后重又逐渐向西北退缩，中原地带曾变为牧场的土地又逐渐复垦为农田；其二，除官牧以外，大型畜牧业在隋唐以后复转衰退，农耕地带的家庭小畜牧业生产规模亦呈渐小的趋势，故在唐代文献中我们找不到魏晋北朝时期那样的关于家养大畜群的记载。这就是说，在新一回合的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竞争中，后者再次逐渐败下阵来，并且此后再也不曾出现过中古时期那样的大幅回升情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呢？这其中的问题十分复杂，涉及的自然与社会因素众多，恐怕难以简单做答，本文只能通过比较农耕与畜牧两种生业方式的能量生产效率，揭示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农牧生产的影响，就此陈述一点不成熟的想法。

前文曾不止一次暗示畜牧生产比重的升降与人口密度有直接关系：先秦时代畜牧业逐渐被排挤出北方内地，是由于人口增长和农田垦辟侵夺了畜牧业发展的空间；魏晋北朝时期畜牧业之所以能够明显发展回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这一时期的人口锐减和农田荒废，给畜群提供了广袤的草场。这里还要说，当地畜牧业重新走向衰退、农耕种植重新恢复绝对支配地位，虽然是由于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其关键的原因仍在于人口的逐步恢复和进一步增长。

我们知道，农耕主要是通过栽培植物来获得植物性产品，而畜牧则是通过饲养家畜来获得动物性产品，单从谋食的方式来说，两者获得食物能量的途径截然不同，根本区别在于：与种植者相比，畜牧者是从高一营养级（注：营养级(trophiclevels)，是生态学家为便于对生物之间复杂的营养关系进行简明分析、便于进行能流定量分析和物质循环研究，在“食物链”和“食物网”等概念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概念。一个营养级指处于食物链某一环节上的所有生物物种的总和，营养级之间的关系是一类生物和处于不同营养层次上的另一类生物之间的关系。国内的生态学著作对这一名词的译法似未完全统一，有的译作“营养层次”、也有写作“营养位”。本文特以1993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等学校教材《普通生态学》（孙泳儒、李博等编）为准。）上获得食物能量。以农耕种植为食物获得途径，食物消费者——人类乃是一种“食草者”，其食物能量获得的多寡决定于农田生态系统中的净“初级生产量”（或称“第一性生产量”，primaryproduction）的多少；而以畜牧为食物获得途径，生产对象（主要是各种食草畜禽）则相当于农耕系统中的人类的营养级，而人却变成了更高一营养级上的“食肉者”。在这一生产系统中，人类食物获得量的多少已不再直接与植物生产量有关，而是取决于系统中的净“次级生产量”（或称“第二性生产量”，secondaryproduction）亦即畜产品的多寡。

生态学告诉我们，生态系统中的食物能量传递受热力学第二定律支配，“当能量以食物的形式在生物之间传递时，食物中相当一部分能量被降解为热而消散掉，其余则用于合成新的组织作为潜能储存下来。所以一个动物在利用食物中的潜能时常把大部分转化成了热，只把一小部分转化为新的潜能。因此能量在生物之间每传递一次，一大部分的能量就被降解为热而损失掉”，“因此，在生态系统能流过程中，能量从一个营养级到另一个营养级的转化效率大致是在5%-30%之间。平均说来，从植物到植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0%，从植食动物到肉食动物的转化效率大约是15%。”（注：孙泳儒等：《普通生态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245、253页。）美国生态学家史密斯更具体地指出：“当能量通过生态系统比植物层次更高的层次传递时，能量大量减少，只有十分之一的能量从一个营养层次传递到另一个（更高）的营养层次。因此，假如食草动物所消耗的植物能量平均为1000千卡，那么将只有100千卡左右的能量转变为食草动物的组织，10千卡的能量变成一级食肉动物的生产量，1千卡的能量传递到二级食肉动物”（注：〔美〕R.L.史密斯：《生态学原理和野外生物学》，李建东等译，科学出版社，1988年，59-60页。）。这些观点的依据就是生态学中著名的“林德曼效率”理论（注：“林德曼效率”亦称“十分之一定律”，由美国生态学家林德曼1942年提出。参《普通生态学》，203-207、230-237页；马传栋《生态经济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59页。）。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一定的自然空间范围内，处于高一营养级上的生物量和能量生产力，总是要远低于下一营养级的生物量及能量生产力（比如食草动物低于植物、食肉动物又低于食草动物），形成所谓“生态金字塔”。正因如此，自然界中大型食肉动物如虎、狼等的种群数量相对于鹿、兔等食草动物总是少得多。

人类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能够运用各种文化手段（在这里主要指农牧生产技术）来扩大其食物来源，但人毕竟仍是生态系统食物链中的一员，其食物生产与消费同样受到上述规律的支配：同一块土地，如以农耕种植和素食为主，就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反之，如以畜牧业和肉食为主，并维持必需的热量摄取水平，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必须大大减少。现代农业生态学者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如以每人每天消耗3000千卡的热量计算，每人一年需109.5万千卡，以平均亩产400公斤粮食，每克粮食含4.15千卡能量计算，亩产能量是166万千卡，则每人只需0.66亩耕地。如再把种子和工业用粮的需要考虑在内，养活一个人的耕地面积还要大一些，需1-1.5亩。但如果把以粮食为食品改为以草食动物的肉为食品，按草食动物10%的转化效率计算，那么，每人所需的耕地要扩大10倍。实际上因为人们不能把所有食草动物在一年内利用完，还需要保持草食动物的一定群体，因此，实际需要耕地面积还要大些”（注：杨怀霖主编《农业生态学》，农业出版社，1992年，73页。）。

为使问题更加清晰明朗，我们不妨对中古北方单位面积土地的食物能量生产水平及其可能养活的人口做一假设性的（但却是合理的）测算比较，时间具体到唐代，土地面积假定为一平方公里。

先来估算一下在当时的农耕技术条件下，一平方公里土地可能提供的食物能量。一平方公里的土地，折合成市亩为1500亩。如据《汉书·食货志》估计方法，则其中1000亩可以开垦为农田（注：《汉书》卷24上《食货志》上记战国时期的李悝“尽地力之教”说：“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叁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而《商君书·徕民》则云：“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两书估算农田约占全部土地的五分之三至三分之二。这些是春秋、战国时人的估计，中古时代的情况与之相差不应太远；假如有差距，一般也是农田所占比例有所提高，故我们取李悝的估计数字进行测算。），除去15%的蔬菜及桑麻用地，剩余的850亩可做粮用耕地，折算成唐亩约1000亩；取当时北方粮食亩产的低值即每亩收粟1石（均为唐计量）计算（注：关于唐代单位面积粮食产量，学者有不同的估计，但估计数量都不低于亩产粟1石。唐人估计当时粟的亩产量也都不下于亩产粟1石，如《通典》卷7《食货典·历代盛衰户口》引开元中宇文融上疏论时事称：“营公田一顷……计平收一年不减百石”即亩收不少于一石；《李文公（翱）集》卷3《平赋书》也称：“一亩之田，以强并弱，水旱之不时，虽不能尽地力者，岁不下粟一石”。此类议论甚多，不一一具引。又，唐代粟麦两年三熟制种植及各种形式的套作、间作都有一定的发展，复种指数提高了，其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有相应的提高，所以亩产1石粟（唐制）应是当时北方地区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最低值。），共可收粟约1000石；其中除去10%的种子、牲畜饲料及其他用粮，共余900石可作粮用；以传统加工手段下粟的出米率约50%计算，共可加工成米450石；当时少长相均每人日食米2升，人均年耗粮约7石2斗，450石粟米可满足62.5人一年食用。这就是说，在唐代，农耕地区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理论上可以供养62.5人，而且热量摄取水平还相当高，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注：唐代2升约合1.2市升，按小米每市升重约1.5市斤计算，则唐人日均食米约1.8市斤，即人均日食粟米约900克。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每100克小米含热能约351千卡，则当时每人日均摄入热量达3100千卡以上，高出1980年我国人均日摄入热量的2450千卡不少。按：本文唐亩、唐石与市亩、市石的换算，粟的出米率及粟米比重，均依据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导论》（农业出版社，1990年）的意见。）。

下面再来估算一下经营放牧这一平方公里土地能养活多少人。从自然条件来说，黄河中下游地区西部为半湿润、半干旱典型草原，东部则是落叶阔叶林植被带。同样面积的土地，后者的净第一性生产总量要高于前者，但放牧条件则未必比前者优越。为了把问题简化，姑且将这一平方公里土地假定为载畜能力较高的草甸草原，并且假定畜物全部是能量生产力较高的羊。

由于游牧区域城郭道路甚少，而山陵泽薮溪谷亦可为牧场的一部分，故可假定这一平方公里全部为有效放牧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养一只羊约需8亩草地（注：李志农主编《中国养羊学》，农业出版社，1993年，373页。），则一平方公里草地共可牧羊不到190只。现代北方养羊的年均出栏率为28.5%，姑假定中古时期略高于现代，以年均出栏率30%计算，则每年出栏的羊约为57只；又，现代北方羊均肉产量约为13公斤，57只羊共产肉约为741公斤（注：羊的出栏率和羊均产肉量，均据上揭《中国养羊学》，138页。阳晔《膳夫经手录》称：其时“羊之大者不过五、六十斤，惟奚中所产者百余斤。”唐制1斤，约合1.19市斤，则当时羊之大者不过30余公斤（奚人地区不在本文范围内，姑置而不论），羊的平均重量肯定小于此数不少，肉用羊的平均屠宰率在40%-60%之间。据此推算，当时北方羊的平均产肉量当不会超过现代水平。）。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编制的《食物成分表》，羊肉肥瘦相均，每100克含热能307千卡，则这一平方公里土地所产羊肉共能提供热能2274870千卡，如保持上述农耕条件下人日均摄入3100千卡的水平，则可供一人消费约734天，亦即：这块土地仅可养活2人。当然，在这里我们尚未计算羊乳及内脏、头脚等部分，即使假定这些部分所能提供的热能为羊肉的2倍，这一平方公里也只能养活6人。显然，在同样面积的土地上，从事畜牧与从事农耕相比，人们所能获得的食物能量相差十分悬殊，前者所能养活的人口数量不到后者的1/10。

由于农耕与畜牧的食物能量生产和人口供养能力存在如上悬殊差距，故在一定的地区范围内，只要具备必要的耕作技术和自然条件，扩大耕地、增加谷物生产乃是一种优先合理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满足由于人口增长而不断增长的食物能量需求。必须具备地广人稀这一前提条件的典型放牧业，由于食物能量生产与人口供养能力低下，在人口密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必将逐渐退缩到那些不适合发展农耕种植的地区。中古前期在人口锐减、人口密度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曾一度扩展到内地的大型畜牧业，在北魏中期以后不得不再次退出内地，朝农业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边地收缩，其根本原因乃在于此后人口逐渐恢复，蒿莱草地被复垦为农田，农耕区域又呈扩展之势，发展大畜牧业的土地空间再度逐渐缩小。

农耕地区家庭小饲养业的规模大小，同样与人口密度的高低和空闲地的多少直接相关：在魏晋北朝时期地多人少的情况下，家庭小饲养业的发展余地较大，故文献记载中不时出现数目甚大的家养畜群；但随着人口逐渐增加，土狭人众的问题渐趋突出，农区家畜饲养日益受到限制，畜群的数量逐渐缩小到边际草地、消费剩余的粮食等等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因此之故，在隋唐文献中，再也找不到像《齐民要术》等书中那样的关于内地家庭牧养大畜群的记载。

对历史上这一地区畜产结构的改变，即猪、羊地位的升降，也可用同样的理由加以解释。在中古时代，养羊曾一度居于主导地位，这一方面固然由于民族构成发生了变化，对羊肉的需求量较之对猪肉要大等等因素的影响，但这两种肉畜食性不同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羊是一种典型的食草动物，对草料的要求较为严格，在人口密度不高、空闲草地较多的情况下，可以较大规模地发展养羊；而在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植率高、草场严重缺少的情况下，发展养羊生产是很困难的。相比较而言，猪的食性较杂，对饲料的要求不甚严格，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草场；特别是饲养方式由先前的放养改为圈养之后，猪在没有任何空闲草场的情况下仍可饲养，并且更有利于积粪肥田，与作物种植形成有机的配合。正因为如此，中古时代北方农区曾有相当发达的家庭养羊业，其经济地位甚至超过了养猪生产，在中国家畜饲养史上一度形成与战国秦汉和晚近时代颇不相同的以养羊为主、养猪为次的特殊局面。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局面在当地终究未能永久地维持下去，最终还是回到了中国农区家庭饲养业以养猪为主、养猪与耕种相配合的发展老路。

四农牧经济的消长与“胡化”、“汉化”

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和农牧经济消长，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变化过程，而是当时社会整体历史变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当时北方声势浩大的民族迁徙和融合过程密切关联，与所谓“胡化”和“汉化”问题互为表里。

中古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色彩斑斓，规模空前的游牧民族内迁运动和胡汉文化交流，为之涂上了最为醒目的浓墨重彩。长期以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社会文化的巨大影响，倍受史家关注，有些学者将这种影响概括为“胡化”，语词虽极简约，所蕴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却极其丰富，它包括游牧民族对内地种族血统、政治构造、经济生产、日常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等等众多方面的影响。由于游牧民族的内迁，游牧文化成分随之传入，逐渐融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古社会的许多方面，人们都能深切感受到浓重的游牧文化气息。对此，许多史学家已做过不少精辟的论述。

不过，在我看来，游牧民族对内地经济的影响尤为显著，而且最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这种经济影响，具体来说，就是畜牧业的发展及其在区域社会经济体系中比重的上升。认真分析文献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风尚的“胡化”，有许多方面与畜牧生产的发展直接相关。比如“食肉饮酪”风气的盛行，乃是由于当时有相当发达的畜牧业为之提供物质基础；许多地方民风悍猛、尚武成风，固然由于世道动乱，也未尝不因当地居民素习骑射牧畜，有日常生产生活的锻炼；而被学者指认为胡化区域者，大抵正是当时畜牧生产较为发达的地区。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当时，“食肉饮酪”、尚武骑射，并非内徙的牧民及其子孙的专利，与之共居杂处，一向“好儒学”、“重礼文”，视“食肉饮酪”为异俗的汉族“粒食之民”，亦深受此类风习的熏染。在所谓胡化区域，更是如此。

但是，就整个时代而言，一个显而易见的历史事实是，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更多地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接受了汉族文化，包括农耕技术，弃牧畜而事耕稼，其结果是，这些民族逐渐与汉族彻底地融为一体，甚至连族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通常所谓游牧民族的“汉化”。

所谓“汉化”，同“胡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综合的概念，其内涵比后者更为丰富，意义更为深远。它指少数民族在生业方式、政治制度、礼仪风俗、生活习惯乃至语言文字等等各方面全面接受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模式，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接受农耕方式，由游牧民转变为农耕民。这是在“汉化”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

关于中古北方游牧民族的“汉化”问题，历史学界曾长期进行了非常深入的探讨，有关著述篇牍众多，成绩斐然。在学习前贤宏论的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有不少论著关注了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逐渐放弃游牧、改事农耕的历史事实，并充分肯定了其对于这些民族本身，对于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及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注意到：大多数作者在探讨少数民族“汉化”问题时，习惯地将游牧民族的文化定性为“落后的文化”，而将中原汉族文化定性为“先进的文化”，于是，所谓“汉化”自然而然就被定义为：文化落后的（游牧民族）征服者为被征服者（汉族）的先进文化（或文明）所征服，其中包括接受汉族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这其中似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判断：即农耕文化是先进的，而游牧文化则是落后的。

无论就中国还是世界古代历史来说，农耕世界的社会文化（或文明）所达到的复杂程度，确实比游牧世界要高得多，因此，上述对于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文化的先进与落后的判断，就总体和一般意义上说也许是正确的；然而，当我们立足于文化与生态的交互关系来衡量所谓“先进”与“落后”，特别是其中的生计体系的“先进”与“落后”时，应该特别谨慎。

为什么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并一度掌握了当地政治统治权的游牧民族没有永久地坚持其“逐水草而牧畜”、“食肉饮酪”的固有传统，更没有将被统治的汉族人民改造为牧民，相反却是他们自己逐渐放弃，甚至是主动放弃游牧而走向定居的农耕生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真的和仅仅是因为农耕文化比他们的游牧文化先进吗？

诚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食物能量生产效率方面，农耕方式确实比游牧方式要高得多，在一系列精耕细作的生产技术被发明、使用之后更是如此。但是，农耕与游牧是两种具有不同能量转换机制和生态环境适应性的生业方式和食物生产体系，我们并不能绝对地判定其优与劣、先进与落后，正如我们不能绝对判定使用筷子和使用刀叉两种进食方式哪一种更为先进一样。在中原内地，我们承认农耕比游牧“先进”，但在这里，“先进”的涵义只是“更适应环境”，因此“具有更高的能量转换效率”：在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下，从事农耕种植比起实行放牧所能养活的人口确实要多得多，也可以积累更多的物质财富；但是，一旦越过年降水量为400mm的等降水线，农耕种植即不能显示出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其先进性也就无从谈起。在中原地区，游牧的能量生产效率诚然不能与农耕相比，但在长城以北地区，它却是一种经过了长期选择的最为合适的生业方式，而农耕经济则难以发展，在那里，游牧生产具有“先进性”。这样看来，进入内地的游牧民族放弃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转而接受定居的农耕生产和生活方式，尽管确实是因为农耕文化的“先进性”——具有更高的食物能量生产效率，但亦与生存环境的变化有关。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历史上也曾有大量内地人口由于种种原因流落塞外，这些人口大多为掌握了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民，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并没有凭借其所具有的“先进文化”，将草原大漠开垦为丰饶的农田，相反，许多人却逐渐在“胡风”的熏习下，接受了“逐水草而居处”和“食肉饮酪”的游牧生活方式，“胡化”为地地道道的游牧民。

因此，尽管将少数民族“汉化”笼统地理解为放弃“落后”游牧文化，转而接受“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并无不可，但更为确切的理解应当是：接受最适合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具有更高能量转换效率的农耕生产方式，以及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一套文化体系。

游牧民族一旦采用了农耕生产方式，其必然的后果都将是他们逐渐舍弃其固有的文化传统，转而接受建立在农耕基础之上的汉族文化，包括汉族的生活方式、社会规范、伦理观念和儒家思想体系等等——生业方式改变了，其他方面必然要发生相应的改变。因此，当我们认识北方少数民族“汉化”时，不仅应该注意汉文化对他们的典章制度、礼仪规范或生活习惯等等方面的影响，而且应该特别注意考察这些民族接受农耕，转变为农业生产者的特殊经历，因为在其走向“汉化”的历程中，与统治者接受汉人的治国安邦之道相比，或者与某些社会上层人士学会吟风弄月、投壶博弈相比，广大族众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

农耕文化范文篇10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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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迁.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4～27.

[10]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227～305.

[11]OwenLattimore.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NewYork:AmericanGeographicalSociety.[1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宁城南山根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1):117～140.

[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