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范文10篇

农村社区范文篇1

［关键词］农村社区；教育发展；问题；对策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之一，是居民社会生活的起点。而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新型农村基层组织。莆田市是一个农业大市，辖4个市辖区、1个县，共7个街道、38个镇、8个乡。其中，行政村879个。农村社区占全市社区总数的85%以上。发展农村社区文化教育，推进农村继续教育发展，对推动莆田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繁荣发展全市社区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前莆田市农村社区文化教育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村社区教育工作，面大线长基础差，加上城乡差别造成的观念和物质效应，导致文化教育需求相对短缺，文化教育环境相对失衡，文化教育服务相对滞后。综合起来，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一）“县（镇）长文化”倾向明显

从农村社区文化受教育主体自身看，有些农民思想保守，墨守成规，认为社区文化教育是城市人的专利。有些农民由于身处落后、封闭的偏远农村，仍然奉守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理念，对参与社区教育、丰富文化精神生活欲望不强。从各级领导来看，有的领导尤其是县区、乡镇领导不重视农村文化工作，对社区文化教育活动的组织、指导不够，许多基层村干部对社区教育的认识还处于刚启蒙或半启蒙的状态，在认识上存在着局限性和片面性。农村社区文化教育工作停留在县长、镇长会议部署、文件出台上，“县长文化”“镇长文化”的倾向较为明显。如涵江区江口镇、国欢镇，荔城区西天尾镇等一些经济较发达乡镇，年轻人外出经商、务工，老年人、妇女、儿童以及离开校门的青少年留守农村，当前这个群体的继续教育几乎呈沙漠化状态。社区文化教育建设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管理指导，处于无序和单调的状态。

（二）“吃饭财政”难以保证经费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投资渠道单一，大多由政府投资，而未能充分吸引农村社区居民、民间组织和各类经济主体参与农村文化建设。政府投资存在着成本高、难度大、形式单一的问题。许多乡镇一级财政还是“吃饭财政”，乡镇财政一般没有预算文化活动费，除了人员工资，几乎没有专门的业务费。如遇中心任务需要，必须开展文化活动，也只给补助性的追加。村级集体经济更是薄弱，根本没有能力支付一笔社区文化教育的费用。市社区大学教育经费有限，全市农村社区教育经费需求“僧多粥少”，极大地制约了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以我市879个行政村为例，830个村设立了文化室。但是这些文化室往往只有挂在门口的一张牌子和室内的一张办公桌，配备电脑设备、图书资料的不到50%。许多乡镇文化经费只体现在年初或年终的预决算报告上，真正投入到文化活动的经费少之又少，社区教育经费靠集资、民间筹资形式，缺少固定的经济保障，导致农村社区教育内力严重不足。

（三）队伍缺才缺人现象严重

现在农村基层的普遍现象是：乡镇、村居文化干部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乡镇文化站干部兼他职多、干本职少成为一种定律。从事社区文化教育服务的队伍力量不足，社区工作缺乏专业人员。例如，我市近年来，许多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长期不在岗，抽用、借用、借调现象占70%以上。一些村（居）文化室无人管理，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教育文化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设施资源缺乏有效整合

社区教育文化设施是社区教育发展的基础，但目前许多农村社区文化教育设施简陋，文化活动场地缺乏，社区文化教育资源配置得不到充分整合。一方面，市社区大学、各农村社区内的单位、学校与所在地社区割裂，单位、学校的文化教育、文化活动设施有的使用率低，甚至闲置。另一方面，所在地社区却缺乏文化活动设施，或另外投入资金，另外配备设置文化设施，同一区域内的文化设施重复配置、资源闲置与资源缺乏并存现象严重。如莆田市现有1个艺术馆，53个乡镇（街道）文化站、830多个村文化室，而真正投入使用的不到30%。西天尾镇、江口镇等一些经济较富裕的村（居）文化室，文化基础设施虽然相对完善，有图书阅览室，有室，但室红红火火，阅览室的桌上却布满灰尘。社区文化教育阵地使用率不高，农村文化设施在农村社区教育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加强农村社区文化教育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送文化与农民办文化相结合

一方面，充分发挥各地社区教育中心网络系统和电大现代化远程教育设施技术优势，联结农村社区各种教育资源，形成多维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农村社区教育超市。针对农村社区中不同群体、不同教育对象，市一级社区教育中心、市社区大学可与公务员局、教育局、科技局、社会劳动保障局、市农办等单位联合举办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农业技术培训、实用技术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弱势群体技能等培训，为农民创业就业导路引航；与市宣传、文化部门联合开展常年性面向农村的送戏、送电影、送图书、送文化器材活动，为农村送去文化大餐；与劳动保障部门实施外来工、农民免费培训再就业工程；与妇联等妇女工作机构联合开展“三八”维权周宣传活动，为农村妇女群众讲解妇女权益、婚姻家庭等法律知识。例如，我市涵西街道社区教育点利用孔庙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公祭活动，强化市民尊师重教意识；江口镇莆仙东岳观管理委员会社区教育中心邀请了法制专家为社区居民作法制专题讲座，都是政府送文化与农民办文化相结合的良好实例。另一方面，建立起“政府资助、部门救助、企业赞助、群众自助”相结合的投融资体系。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参与兴建农村公益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引导农民自办文化。通过举办各类村活动室、农家书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服务室等文化阵地，举办农民艺术节、农民电影节、莆仙戏民营剧团会演、乡土美术书画展等各种文化活动，让农民自娱自乐，在学习和活动中提高素质，陶冶情操，激发热情。

（二）资源整合与资源共享相结合

由于各农村社区地域文化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办学条件差异、农民需求差异，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强调因地制宜，建立灵活的办学机制、办学形式。在办学形式上，不一定拘泥于社区大学的课堂教学，田间地头、街头巷尾都是农村社区教育的大课堂。在办学条件上，社区文化建设所需的设施和教学设备，可通过资源整合得到解决，如基层乡镇的党校、人口学校，村级组织的党员活动室，各基层中小学校舍，合理整合这些资源，可减少很多基础投资。可与社区中小学共建教育基地，以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为目标，开展各类青少年社区教育活动，对社区居民的健康意识、法制意识、安全意识和科普知识等进行教育培训。同时，各地广播电视大学终身学习在线平台功能强大，资源丰富，可开辟“幼儿教育”“青少年教育”“老年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技能培训”“三农课堂”“残疾人课堂”等多系列多媒体课程。海量的数字化学习资源，跨越时空界限，也可以给农村社区居民开设一个“永下下课”的网络学堂。

（三）培育品牌与推广特色文化相结合

重点是运用四种方式：一是培养典型。着力抓好农家书屋、村文化室等方面的典型，推广提高。二是差异管理。不要一刀切，要区分城乡、沿海、山区、平原、经济力的强弱等综合因素。三是动态推进。重视发现亮点，加以扶持，以先进带后进。四是发展产业。把发展社区文化产业作为一个增长点和工作平台，在引导中扶持，在扶持中发展。建立两个机制：一是民俗文化推广机制。莆田市文化积淀深厚，农村人口占80%以上，各个社区民俗文化迥异。如莆田市的莆仙戏曲、民间音乐、工艺美术、春节、元宵民俗等都深深扎根在广大的农村，加上全市有1万多座宫庙和众多的文物点，这些资源是做好社区文化工作和丰富农民文化生活的有利条件。二是特色文化推广机制。地域和经济条件的差异造就了各地的文化各具特色。必须因势利导，因材施教，鼓励农民创造各地各具特色的文化产品。以特色立文，以品牌树威，培育全市不同地域、不同社区文化教育品牌，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活跃氛围。

作者:陈秀莺 单位:福建广播电视大学莆田分校

参考文献：

农村社区范文篇2

改革开放以来，**地区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外向型经济和园区经济蓬勃发展、小城镇和中心城市快速崛起的骄人业绩而闻名遐迩，开辟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之路，走出了一条率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城市化现代化的特色之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地区各级党组织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主动适应农村城市化的新形势，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新路子，拓宽工作思路，整合党建资源，创新活动载体，改进工作方式，巩固执政基础，为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注入了新动力，开拓了新视野，创造了新经验。

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社区党的建设势在必行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地区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大部分村镇实现了土地向非农产业转移，农业向无粮耕作转移，农民向城镇居民转移。90年代末，**农业占的比例降到了5%左右，人均达到2693美元，农村劳动力80%以上脱离了农业生产。到去年底，苏、锡、常城市化率分别达63%、66%、59%，三市共有街道168个，其中89个是由原来的乡镇改制而来，占街道总数的53%；社区（居委会）共有1277个，其中，由村改成的243个，占19%，村居合一的有233个，占18.2%，两者合占三市社区（居委会）总数的37.2%。城乡融合、城乡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传统的农村党建工作模式很难适应这些新变化。基层党建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必须顺应时展，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加强农村社区党建，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必然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省**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经济发展实现了重大飞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地区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二元结构不断被冲击，城乡经济互动不断增强，农村发展出现了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工业项目向园区集中、农民向社区集中的“三集中”趋势。张家港全市农村劳动力约31万人，其中从事非农产业的达到23.5万人，非农化率达到75.9%。昆山市在2001年9月尚有480多个村庄，通过拆迁并村和村改居、居并村，减少到目前的188个村，城乡社区居委会则达到了107个，增加了一倍多。常熟市计划用12年左右时间，建设52个农村居民集中居住区，1万多个零散的自然村落将逐步消失。**地区正在构筑城乡一体化的新目标，正在建立平等统一的新型城乡关系，创造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体制新环境，促进城市的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的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的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让所有农民共享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带来的利益。因此，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党建工作，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的迫切需要，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传统城乡关系，使农民逐步享受并融入现代城市文明；有利于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现代化、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进程，实现城乡良性互动；有利于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加强农村社区党建，是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迫切要求。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解决农民问题，不仅表现为增加农民收入，也表现为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赋予农民公平的待遇、完整的财产权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长期生活在**农村的农民逐步改变了以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小生产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价值观念等，实现了向产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生产方式和城市化生活方式的转变。多数农民在摆脱贫困逐步走向小康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渴望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渴望过上同城市人一样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渴望在拥有小康住宅的同时享受小康环境、小康文化和小康生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农民不断向农村社区集聚，以及住房、医疗、养老、就业等各项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完善，农民参与社区活动日益增多，与社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对社区的服务和管理、居住环境、文化娱乐、医疗卫生、人居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多层次、多样化的要求。主动接受现代城市文明的辐射，像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已越来越成为当代农民的迫切愿望。因此，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和党建工作，发挥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的优势，大力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化服务网络建设，加强对农民的教育管理，努力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有着十分重要而特殊的意义。

加强农村社区党建，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农村社区，不仅是城镇各项工作的承接点，也是社情民意的集中反映点、社会稳定的保障点，更是农村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点。由于农村社区是农村向城市迈进、农民向市民转变时期的特殊产物，生活在社区的农村拆迁户和失地农民，因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与城市不适应，加上失地、失业后导致的心理失衡等，很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因此，抓好农村社区党的建设，不仅关系党的基层政权的巩固，而且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地区部分市、县（市、区）的探索与实践证明，加强农村社区党的建设势在必行，对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现代化，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积极探索加强农村社区党的建设的有效模式

近年来，**地区部分市、县（市、区）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农村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主动顺应农村城市化的新变化，借鉴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经验，大胆探索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拓宽党建工作领域，发挥了党的建设在开展群众工作、保持社会稳定、巩固基层组织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了城乡三个文明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的协调发展，找到了一条实行农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初步形成了符合城乡一体化要求的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格局和运行机制。

1、健全组织，配强干部，夯实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基础

一是完善组织设置。各地十分注重农村社区及社区党组织的设置和调整。江阴、张家港、太仓等地参照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对城乡社区构架进行改革和调整，按照社区规模，将原来的居委会整合为社区居委会。对城郊结合部的一些村，以村居合一形式，组建了社区居委会。江阴市在实施村街合一的基础上，按副镇级建制组建了6个街道党委。张家港在镇、村因地制宜建立社区，形成了集镇所在地的中心社区和以村为单元的村级社区。目前，全市8个镇均建立了镇级中心社区，187个村均建立了村级社区。各地在建立健全社区组织的同时，本着有利于加强党对社区工作的领导，有利于开展党的活动，有利于加强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原则，同步建立了社区党组织。目前**农村社区党组织组建率达到100%，使社区党建工作有了健全的组织网络。

二是抓好队伍建设。加强农村社区领导班子建设，坚持“两推一选”和依法选举，采取“选、聘、派、挂”等多种方式，注重把那些有一定基层工作经验、思想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热爱社区事业的同志充实到农村社区“两委”班子中。各地加强对农村社区干部的教育培训，帮助他们确立现代社区工作理念，尽快适应新形势下农村社区工作的要求。同时，注重加强农村社区党员队伍建设。针对党员的不同类型和特点，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教育管理。对流动党员，严格实行《流动党员活动证》制度，采取就地管理、动态管理的办法，切实做到情况清、流向明、管到位，彻底消除党员管理中的“盲点”；对在职党员推行双重组织生活制度，驻社区单位党组织主动将党员基本情况提供给社区，并将其在社区表现纳入民主评议考核中，社区党组织将在职党员参加社区活动情况进行登记，并及时反映给党员所在单位党组织；对下岗党员及时掌握思想动态，解决生活困难，提供就业信息，使党员感受到党的温暖，激发其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

三是加强阵地建设。坚持“多轮驱动、多措并举”的方针，充分挖掘和发挥农村社区的各种资源优势，采取制定政策重点倾斜、驻区单位捐资助建、社区党员义务奉献等方式，大力推进农村社区的阵地建设。近年来，江阴市加大投入，改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为每个社区解决了130平方米以上的办公活动用房。从2004年1月起，市、镇两级财政为每个社区年拨工作经费15万元，每个新建社区给予一次性补助开办费10万元。同时，市财政每年列支500万元，用于社区办公用房的新建和改造，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使全市城镇社区办公用房面积均达到300平方米以上。市委组织部每年给每个社区下拨1200元活动经费，每年从留存党费中拨出专款，开展送电教设备进社区活动。目前，全市社区普遍达到了“八个一”标准，即有一块党支部牌子，有一个办公活动场所，有一套电教设备，有一台以上电脑，有一千册图书，有一个党建工作园地，有一个健身娱乐场所，有一笔党组织活动经费。张家港市先后多渠道投入20多亿元，新建和完善了一大批社区标志性公益设施和基础设施，新建绿化250余万平方米，完成了600多个村庄庭园绿化，80%社区居委会已达到“八个一”、“五个室”、“两块牌子”的标准。村级社区普遍建立四站两室，即求助服务站、农业服务站、医疗服务站、治安警务站和宣教活动室、文化活动室，面积达300平方米以上。

2、整合资源，完善机制，构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格局

各地按照区域共建的思路，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整合社区资源，丰富农村社区党建的工作内容和活动形式，初步形成了以乡镇（街道）党委为核心、农村社区党支部为基础、农村社区党员为主体、其他各基层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格局。

一是建立组织管理新体制。发挥社区党建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协调作用，从政府、驻地单位、街道及社区居委会、辖区居民群众四个层次入手，逐步实现集权管理模式向分权管理模式的转变，向街道、社区放权，给社会组织授权，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网络、四级落实”的新型管理体制。太仓市逐步建立健全了社区党建五大目标体系，即社区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组织体系，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的社区共建体系，重心下移、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社区工作体系，亲民、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体系，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社区活动体系。

二是建立工作运行机制。坚持“一社区一支部”的原则，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党的组织工作各项制度及议事决事规则，积极探索推行社区无职党员设岗定责制度、在职党员双重组织生活制度等，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创新。同时，从有利于党的活动、党的管理以及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特点出发，积极探索推动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有效途径，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组织载体。农村社区党组织也在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创新，逐步实现了领导方式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向协调服务的方向转变，组织方式从过去的以条为主、条块分割向条块结合的网络化方向转变，活动方式从过去各自封闭向形成社区合力的方向转变，形成了上下延伸、资源共享的农村社区党建工作运行机制。

三是建立共驻共建协调机制。按照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活动共建、工作共担的目标和平等、自愿、协商的原则，充分调动农村社区内一切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开放设施资源，充分挖掘并合理配置农村社区资源，努力实现农村社区服务联动、管理联抓、治安联防、卫生联管、环境联治，形成了社区和社区内各单位共驻共建的良好氛围。张家港市广泛开展结对共建活动，以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需要为纽带，加强农村社区内党组织的相互协作。在开展机关企事业单位与农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活动的同时，重点开展了农村社区与非公企业的共建活动。目前，全市农村社区党组织共向1000多家非公企业派出了800多名党建工作指导员，指导非公企业开展党建工作。

3、立足服务，拓展功能，增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活力

管理和服务是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重点。农村社区党组织的职能也要随之转变，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改进和加强。近年来，**地区部分市、县（市、区）在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中，通过构建完善、配套的服务体系，把社区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发挥同服务社区群众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增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活力。一是把农村社区党建融入小城镇建设和管理之中。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党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带动作用，以社会性、区域性、群众性、公益性工作为切入点，整合社区资源，聚合社区各类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力量，投身到整顿秩序、治理环境、绿化保洁、亮化美化等工作中去。通过建立党员先锋岗、党员示范责任区、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开展社区义务劳动、党员奉献日等活动，搞好城镇管理，服务居民群众。二是把农村社区党建融入到营造良好的创业和发展环境之中。社区党组织主动帮助驻区单位、企业及个体经营户解决工作、生产、经营中的困难和问题，努力为他们创业和发展提供服务。三是把农村社区党建融入为群众提供优质服务之中。坚持按照产业化、社会化、市场化的方向，建立和完善有一定规模的多功能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和农村社区服务求助网络，积极探索服务群众的工作载体。无锡惠山区、常州武进区等地以服务群众为重点，不断创新共驻共建的内容和形式。通过签订共建协议，确定服务主题，推出服务内容，丰富服务载体。农村社区党组织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兴办社区学校、医疗、家政、职业介绍等各种形式的农村社区服务性组织，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农村社区服务网络。张家港市针对外来人员不断增多的现状，建立了市级外来人员管理服务中心，并在各社区设立服务网点，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理和服务，使他们在就业、就学、医疗、住房等方面享有与本地人员的同等待遇。

4、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提升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水平

农村社区党建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新领域，涉及组织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近年来，**地区部分市、县（市、区）委始终把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整体布局，认真制定并组织实施工作规划和年度计划，实行目标管理。同时，坚持把抓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成效，作为考核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评比表彰先进的一个重要条件，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局面。江阴市专门成立了社区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自挂帅，下设社区党建工作指导小组等6个指导小组，负责对全市社区工作的协调指导。有些乡镇还成立了街道社区党建工作协调委员会，定期讨论研究街道社区党建工作中遇到的热点、难点问题，筹划共建活动，并明确要求驻区单位党组织把农村社区党建纳入本单位党建工作内容，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承担任务，积极参加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努力探索加强和改进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新途径、新办法。不少地方在符合条件的农村社区，建立了农村社区党建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成员单位由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组成，定期开展活动，研究讨论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方法措施，落实加强农村社区服务的具体工作。

**地区的成功实践带来的几点启示

农村社区是一个新生事物。**地区部分市、县（市、区）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党建的做法和经验，对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具有示范和导向作用，同时也为我们今后加强基层党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启示一：必须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摆到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位置。当前，我省改革发展处于关键时期，社会体制、利益关系格局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各种矛盾日益错综复杂。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已成为新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地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各级党组织必须积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化，通过加快经济发展，加快推进“两个率先”，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发展、富民、安民的实践中体现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社会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实现党的执政任务。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和把握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的本领、管理社会事务的本领、协调利益关系的本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本领、开展群众工作的本领、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落到实处。

启示二：必须始终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夯实建立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始终坚持加快经济发展不动摇，坚持富民优先不动摇。要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协调发展道路。要统筹兼顾城市与农村，在推动城市社会加快发展的同时，加快农村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的发展，通过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建立健全以城带乡机制，优化各种社会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带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让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群众共享现代文明。要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城乡分治的二元体制，消除影响“三农”发展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建立城乡平等的经济社会新体制，为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体制保障。要统筹城乡的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社会保障、规划建设，促进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按照优化城乡生产力和人口布局的要求，把城乡的居民社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和建设，着力形成中心城市、县城、中心镇、中心村的合理布局，居民社区、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相配套的规划体系和建设格局，同步推进城乡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同步推进城乡生态建设和污染治理，着力形成农村支撑城市、城市促进农村的生态环境优化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启示三：必须高度重视利益协调，夯实建立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各级党委、政府和领导干部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切实解决好“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政治问题，悉心研究和把握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建立和不断完善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切实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在推进改革和建设时，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政策、开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并切实维护和发展好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既要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等的利益，又要代表民营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既要代表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个人的正当利益，又要代表困难群众的利益，努力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既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又要维护其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能越来越拥护党的领导，建立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才能越来越巩固。

农村社区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慢性病高发等挑战，转变以医院和疾病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迫在眉睫。在全科医生制度不断完善、分级诊疗制度不断推进以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试点施行的背景下，2016年6月，由国务院医改办等七部委联合的《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以健康为中心，促进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结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和全科医生制度建设，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面启动。［1］2017年，已有27个省（区、市）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并取得了初步成效，2018年，“家庭医生”再度成为两会热点。新时代下我国城乡区域发展水平依旧存在一定的差距，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相比城镇社区而言起步较晚，发展也不够充分。从农村社区本身而言，社区人口密度小、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且居民传统就医观念浓厚。亟需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突破口，下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以改变农村社区“小病大医”和“小病扛，大病拖”的现象发生；从医疗资源上看来，各类资源的缺失使得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实施存在更多障碍。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强调要深入推进公共卫生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不断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2］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对完善农村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提高居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缩小城乡公共卫生服务差距的重要举措。当前对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探究，从学科上看来多集中于公共卫生领域，侯进等［3］从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效果评价出发，提出要从优化支付方式、确立全科基本服务项目、加强全科医生培养力度等方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周晓容等［4］则在对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访问后，提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依旧存在服务能力不足、服务包设计不够科学、设备及基本药物配备不足等问题。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学者们多选择从某一特定角度出发进行分析，张广东［5］在对乡村医生队伍建设进行探讨后，提出要想解决乡村医生队伍存在的问题就要加快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施行。何俊曦等［6］则从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的签约现状出发，提出农村社区居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和签约率还有待提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居民的签约意愿和就医习惯间依旧存在矛盾。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来，关于政府如何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施行上的研究还有所欠缺。本文选取了发展相对成熟的上海浦东新区L农村社区和处于起步阶段的福建漳州的J农村社区，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对相关人员的访问，采用案例比较的方法，对两社区所在政府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进行比较，分析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试图汲取L社区的优秀做法以不断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推进，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都有一定的创新。

二、调查概况

（一）社区选择。2010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L社区作为浦东新区家庭医生责任制的10大试点区域，在政策实施后取得了较为醒目的成绩。福建省漳州市J农村社区于2017年开始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对上海而言起步较晚，各方面发展不够成熟。之所以选择L社区和J社区两个农村社区进行比较，主要原因是二者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队伍组成、服务内容、签约服务模式等方面都较为相似（如表1），可以排除一些因素的干扰。本文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过程中政府的举措入手，通过比较和总结，试图阐释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实施过程中的困境并探索解决的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两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现状分析。由于受农村各因素的限制，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推行存在更大的障碍。虽然L农村社区和J农村社区推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时间不同、取得的成效也不一样，但二者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过程中都做出了相应积极的举动。1．L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现状在上海“1＋1＋1”的签约组合模式下，L社区形成了“社区首诊、联合体内梯度就诊”的服务模式。以社区为载体、家庭为单位、契约服务为形式并巧妙地利用电子档案对村民的健康资料进行管理，家庭医生团队主要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这两个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L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顺利推进离不开政府由内及外全方位的政策宣传。包括对政府内部公务人员、各级医务人员和各村村干部进行的政策培训。再由家庭医生和村委会组成流动宣传组，上门入户对村民进行详细的政策解读，主动解决村民的签约疑惑。而在资源投入上，首先，政府对家庭医生的薪酬给予了重点倾斜，每年增加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经费1万元。同时，也为全科医师提供了住房保障和培训实习的机会。对于乡村医生，政府则不断扩大其经费来源，除了业务收入、公共卫生服务费外也提供了更大力度的财政补贴；其次，L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软硬件设备齐全，公众号“医疗小I”有效实现预约就诊。近来，社区卫生服务站升级为家庭医生诊所，坐落于几个行政村的中心，方便了家庭医生看诊。2．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现状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起步较晚，2017年签约人数一万多户，签约覆盖率达30％。在采用漳州市“1＋1＋X”的签约服务模式下，J社区形成了由家庭医生、社区护士、公卫人员以及乡村医生组成的家庭医生团队。政府在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过程中做了一定的努力。首先，政策宣传和签约活动主要依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联合乡村医生以乡村卫生室为基地进行。其次，J社区对家庭医生实行绩效考核机制，而乡村医生除了享有基础工资和绩效工资以外，还增加了岗位津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不断完善各类医疗设备的同时也尝试利用家庭医生APP和WEB服务端扩大签约途径。近来，政府在各村投建村卫生室并公开招聘公办乡村医生以不断丰富家庭医生团队。3．不同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现状比较两社区所在政府都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做了较大的努力，将两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工作归纳为政策宣传、人才吸引以及医疗设备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投入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如表2所示。从宣传力度上看，L社区的宣传力度大且全面；而J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掌握不够，对村民的宣传历时短且方式单一。从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上看来，L社区除了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外还更加注重就医软环境的设计；而J社区各行政村村卫生室正处于投建阶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同诊室的装修如出一辙，可见对就医环境的设计也不够重视。在医疗设备配备上，L社区医院和诊所都配备有相应的医疗设备；而J社区的医疗设备有所欠缺，特别是乡村诊所更为匮乏。在人才吸引上，L社区所在政府坚持通过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吸引优秀人员加入，更加注重其长远发展；而J社区所在政府对家庭医生团队各医务人员的吸引仅限于绩效工资奖励和政府津贴。因而，J社区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过程中还凸显出一定的问题。

三、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中存在的问题。J社区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起步较晚尚处于摸索前进阶段。村民对该政策的知晓率和签约率不高，存在“代替签约”的现象，再者家庭医生队伍数量也有所欠缺，无法实现农村社区居民自由选择一组家庭医生团队进行签约的初衷，具体阐释如下。1．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知晓率和签约率不高J农村社区里共有31个行政村，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传活动主要通过社区医务人员和乡村医生进行。然而，宣传活动并没有提前开展，只在签约当天简单叙说，这就导致村民对该政策没有进行深入了解，存在不信任的心理。甚至有很大一部分村民表示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相关内容没有任何知晓。通过调查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J社区实施第一年签约率仅为30％且签约人群对签约服务的利用率也并不高，很多签约村民表示对所属家庭医生团队并不熟识，对自己所能拥有的权利也并不清楚。2．签约服务过程中存在“代替签约”的现象基于农村社区居民所处环境及自身的特点，其对政策的敏感度不够强，对信息的获取也不够及时，政府的政策宣传在这里就显得十分重要。然而为了实现高签约率，在J社区某些行政村甚至出现了“代替”签约的现象，即村委会或村卫生室等替代居民完成签约。居民对签约事项全然不知，直至签约服务合同书分发到各自手中。这显然违背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中规定的居民自愿选择家庭医生团队、自愿参与的原则。3．家庭医生队伍不足且乡村医生缺失《关于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在关于签订签约服务协定的规定中指出，居民和家庭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1个家庭医生团队进行签订。而事实上，J农村社区常住人口有27．3万，却只有36支家庭医生队伍，甚至出现几个行政村共用一支家庭医生队伍的现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平均每2000人就要配备1名家庭医生，才能满足人们对基层卫生保健的需求。按国家执业医生要求，基层卫生机构需至少配备辖区总人口数的0．85％医务人员。［7］这样看来，J社区家庭医生的配备远远不够，村民没有更多选择家庭医生团队的可能。而乡村医生的高龄化趋势，对家庭医生团队建设也造成很大影响。（二）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推进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1．对内对外政策宣传不足。政策的宣传对政策执行的顺利推进十分重要。首先在内部宣传上，政府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相关的各部门对政策的掌握并不够透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对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模式等内容并没有清晰的认知，为了达到上级所规定的签约率，负责签约的人员会容易做出“代替签约”的举动，可见政府内部的政策宣传活动并不够深入。其次在对外宣传上，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宣传活动多和签约活动一同进行，政策宣传时间短，村民对政策的了解程度浅，容易产生不信任感进而影响签约意愿。除此之外，相关人员对已签约的村民也没有做好情况跟进和服务宣讲，导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利用率低下。2．医疗设备和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不完备。J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重新改造后于2016年投入使用。服务中心医疗设备相对齐全，是集看诊、健康管理和基本医疗保障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层医疗机构。然而，J社区各行政村村卫生室正处于投建期，现阶段乡村医生主要于自家看诊，看诊环境不佳；再者，乡村诊所除了简单的血压仪和血糖仪等医疗设备外，再无其他辅助治疗设备。乡村医生是家庭团队重要的一员，村卫生室也是家庭医生签约和服务的重要场所，村卫生室的欠缺和诊所医疗设备的不完善容易让村民对乡村医生产生不信任感，固守“小病上大医院”的诊疗思想，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签约率。3．激励机制不健全影响人才的吸引力。J社区家庭医生团队除了享有一定的工资报酬外，并无更多的待遇保障。目前，为了缓解乡村医生的紧缺，随着公办村卫生室投建，乡村医生的招聘活动也陆续进行。从招聘公告上看来，公办乡村医生的报酬主要由基础工资、绩效津贴和岗位津贴构成，并无住房保障和更多的学习晋升机会，因而导致很多优秀人才“下不来，留不住”。一位退休却仍在岗的乡村医生提到：“现在没有年轻的医生愿意来当乡村医生，哎，待遇不够吸引人啊。”可见激励因素不足是导致基层医务人员欠缺的重要原因，而家庭医生团队的不完整和不富余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顺利推行的一大阻碍。

四、完善J农村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路径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深化医药卫生体质改革的重要举措，其转变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模式也切实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健康。近年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不断推进，这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居民看病难的问题，也能够更好地缩小城乡医疗卫生差距。但是基于农村各要素的特殊性，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的实施会遇到比城镇社区更大的障碍，出现更多的问题。因而，要从以下几方面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J社区的施行。（一）加强内外宣传，扩大政策知晓率。对内要加强各部门人员对政策的掌握。特别是J社区所在基层政府、各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以及31个行政村干部，都要清楚地了解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具体内容，为后期的宣传做好准备。内部宣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卫生管理局相关人员到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再到村干部和乡村医生通过专题汇报、访谈、培训等形式进行层层落实，由上及下充分了解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其次，对外宣传要多途径开展。首先，政府应该积极引导J社区各行政村村委会利用闲置的广播进行政策宣传。J社区处于闽南地区，村民日常通用语言为闽南语，为了让一些缺乏文化的村民能够对政策有深入了解，广播应该配合当地方言闽南语进行；其次，走访分发小册子进行宣传。J社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家庭为单位，因而，宣传对象也要着重以家庭为主。走访过程除了要对村民进行较为详尽的讲解外，还应该发放关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内容的小册子以便能随时翻阅进行了解；最后，可采用“小板凳”座谈方式进行反馈和答疑。政策宣传工作进行后，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派选一名代表参与座谈，由相关人员对J社区居民进行答疑解难并听取居民反馈，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和困难进行政策的补充和修改。（二）完善激励机制，吸引优秀人才加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在农村社区的顺利推行离不开医务人员的支持，而优秀人才的投入需要“外强保障，内修机制”。既要建立家庭医生团队内部良好的竞争环境，也要保障各医务人员的待遇，让优秀人才能够“下得来，留得住”。J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的医务人员除了能获取一些基本报酬外并无更多保障，这使得很多人才不愿进入农村去服务基层。因此，政府应当拨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专项资金并给予家庭医生的报酬和待遇以重点倾斜，为乡村医生提供住房保障、解决子女的教育问题，并建立实训和教学中心给予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更多的学习机会，为家庭医生团队的医务人员构建职业发展平台。只有不断完善保障机制才能吸引更多医务人员加入农村社区家庭医生团队中来，也只有保证医务人员“心里暖”，才能留住更多优秀的人才。（三）加大医疗设备投入，充分开发信息平台。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村卫生室的医疗设备不够完善会一定程度阻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推进，导致签约率的下降。J社区各行政村村卫生室的医疗设备都有所欠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村卫生室作为村民首要接受治疗的产所，若无完备的基础医疗设备，乡村医生就无法对村民的病情做出更为准确的判断。因而，要对J社区各村卫生室的医疗设备进行补充和完善，提供一些基本的检查设备和康复设施等等以增强村民对乡村医生的信心，进而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率。此外，还要加大对J社区的信息技术投入，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投放电子信息屏实现人机互动并通过创建微信公众号拓宽村民的签约、预约和反馈渠道。以此进一步拉近村民与家庭医生的联系，充分利用网络实现数据和信息的共享。（四）推进村卫生室建设，完善农村社区基层首诊。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主要包括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村卫生室，其中村卫生室的建设和完善至关重要。近来，J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发展越来越完善，然而各行政村的村卫生室还未完全建立，乡村医生在家里看诊，对看诊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因而，要持续投入建立公办村卫生室，只有给予乡村医生一个更好的办公场所才能吸引更多优秀年轻医师“下基层”；也只有这样才能为J社区的村民提供更好的就诊环境，进一步增强J社区村民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信心，提高签约率和有效利用率。公办村卫生室的建立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所提出的促进医疗资源下层目标的实现有一定推动作用，进一步完善了农村社区基层首诊。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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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者对农村居民公共需求意愿表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主要认为：居民收入的提高对公共需求有了更高要求。廖清成（2006）通过对中部地区居民调查后发现，农村居民的公共需求表达受收入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大，不同的收入水平有不同的需求表达意愿。二是受教育水平的不同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梁爽等（2005）通过对密云水库周边的实地调查，并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对居民环保支付意愿进行分析发现，年龄、家庭年均收入以及受教育水平都会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三是居民的组织化程度也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陈晓莉认为，农民进行政治参与，要想更好地实现自身利益及提高自身社会地位，农民就要联合起来形成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通过对相关文章的梳理，本文认为关于需求表达意愿的研究主要有两点结论：一是随着社会的转型，农村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正迅速增加；二是家庭收入水平、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会影响居民的需求表达意愿。

二、研究设计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最早提出社会分层理论，他提出社会地位等级的三重评价标准：一是财富———经济标准，二是威望———社会标准，三是权力———政治标准。他指出，财富是社会成员在经济社会中的能力，可以用经济收入来交换商品与劳务。威望是个体在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所获得的声誉与尊重。根据当前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居民中已出现分层的局面。从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看，网络是资源的载体，拥有网络意味着可以可以从网络关系中获取实现目标的资源。社会关系网络可以从网络规模和网络关系性质两方面来展开分析。一般来说，网络规模越大，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就越大。而网络关系性质不同，网络资源动员的能力也就不同。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为了探讨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笔者从人口学变量（性别、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是否传统）、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收入水平）、社会关系网络（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以下是对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健康状况、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交往人群、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这些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农村社区居民的职业越脱离农业、身体越健康、文化程度越高、收入水平在整个社区层级越高、与其交往的人群层级越高、在交往圈中的威信越高，他们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文化程度的提高、职业的多元化及信息的快速传播，这部分居民的人际交往圈子不断扩大，同学朋友越来越多，基于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利益等，“农民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圈子的一部分”，其主体意识增强，敢于表达自身的真实需求。农村社区居民的年龄、思想是否传统这两个因素与农村社区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意愿的程度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居民年龄越大、思想越传统，这些居民表达自身公共文化需求的意愿就越不强烈。其可能原因在于，一是居民的权利意识、政治意识相对淡薄，缺乏维护公共利益和关注公共生活的热情；二是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人们就变得相对圆滑，个人主义倾向严重，往往怕生出事端，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说为妙，多说无益”、“枪打出头鸟”的思想，缺乏合作意识；三是受世俗文化的影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某些居民存在“搭便车”心理，认为即便自己不参与公共文化供给决策，同样可以享受公共文化带来的好处，这就导致农村社区居民在进行需求表达时出现信息失真的情况。

四、结论与对策

其一，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与其社会认同度（身份）有关，认同度越高，需求表达意愿越强烈。除性别外，年龄、职业、健康状况、思想是否传统都对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产生影响。因此，一方面，举办社区文化活动，培育社区文化。通过社区宣传栏、讲座等宣传教育方式，增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认同感及凝聚力，培养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以及依法表达自身需求意愿的能力；另一方面，培育农村社区居民积极表达公共文化需求的意识。制定农村社区居民权益保障法，引导他们积极参与公共文化决策活动，改变被动消极的心态，摒除部分社区居民存在的“搭便车、随大流”思想，逐步形成主人翁意识。

其二，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地位越高，需求表达意愿越强烈。居民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都对农村社区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表达意愿产生影响。因此，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增加受教育年限和改变受教育方式，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社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居民的劳动技能，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

农村社区范文篇5

一、城市化快速推进过程中农村社区面临新的考验

**年常州高新区成立以来，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年，我区第一个街道──河海街道成立，**年，河海街道下属的塘桥村等4个行政村撤销，成立了燕兴社区等我区最早的6个社区；**年，由于我区区划调整，撤销三井乡和龙虎塘镇,分别以其原辖区域设立了三井街道和龙虎塘街道，三井乡下属的8个行政村同时撤村建立社区，龙虎塘街道的撤村建社区工作也正在积极谋划中。同时，由于区内各镇开发建设势头迅猛，春江、薛家和罗溪等镇的部分行政村也开始了拆迁，大量农民进入拆迁安置小区成为居民。

从本质上看，我区现阶段的农村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过渡社区，是脱胎于农村行政村到建成城市成熟社区之间的一个动态的过程和阶段。由于建成时间有早晚，城市化程度不一，各社区之间存在差异性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区农村社区的过渡特性决定了它存在着不同于农村行政村和城市社区的各种问题，例如，社区内居民大多为失地农民，需要解决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农村社区担负着原村集体经济职能；农村社区中原行政村农民要成为真正的市民。这些问题的存在使担负着社区领导职能的社区党组织面临新的考验，主要表现为“三难”：

1、社区社会利益关系难整合。征地拆迁后，农民进入社区居住，原行政村的所有制结构和利益分配格局均发生了变化，社区党组织整合社会利益要做到三个“必须”。必须维护社区居民(失地农民)的利益。社区党组织作为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最后一道关口，必须处处为维护失地农民利益着想，努力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如何为失地农民争取每一份应得的利益是党组织整合社会关系首要解决的问题。必须明晰量化村集体资产。农村社区居民失去了土地这个最基本的生存保证，对村级集体资产收益有着强烈的依赖，对村集体资产的处置成为农村社区居民最为关注的焦点之一。如何对村集体资产进行核实、评估，如何合理确定股权设置种类，股值大小，股权的性质如何量化分配、股份分红与现行的福利分配如何衔接等一系列问题，成为目前我区社区党组织重新整合社会关系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也是容易诱发各类矛盾乃至引起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必须实现原村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原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发展渠道不广、经营管理机制欠活和经营管理人才缺乏等困难，集体资产的增值保值问题突出。研究和制定管理使用土地出让金的有关政策，解决集体经济发展的空间和后劲，使留用的土地出让金成为集体经济一个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是社区党组织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实践表明，社区党组织在重新整合社会关系中，各种情况复杂，难度较大。

2、社区党组织功能职责难定位。农村行政村党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城市社区党组织重要的职能是领导、服务和协调社区工作。我区农村社区脱胎于农村行政村，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客观现实，社区党组织的功能职责既不同于农村行政村也不同于城市社区，既要行使城市社区的职能，同时还必须承担原村委会的部分职能，没有现成的经验模式可以借鉴采用。比如，在行政村改为社区后的一段时间内，社区党组织还要继续担负发展经济的职能，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为城市化进程中村民利益的实现提供保障；还必须继续承担原村委会的一些社会管理职能，如计划生育、社会福利、治安保洁等。而且，由于社区城市化进程不一，各社区承担的功能职责也不尽相同。比如，三井街道在撤村建社区过程中，对原村集体资产“不分、不乱、不平调”，现每个社区还掌握着较多的原村集体资产，社区党组织发展经济的任务较重；而河海街道下属的6个社区中原村集体资产较少，社区党组织发展经济的任务相对较轻，但由于地处区中心区域，社区城市化程度较高，社区管理和服务成为社区党组织的重要任务。

3、社区居民的需求难适应。社区的建立使社区党组织管理的对象扩大到了新建社区中的党员、原行政村党员、部分原村属企业中的党员以及部分退休或下岗失业的党员。与行政村党组织相比，社区党组织所管理的党员范围更广、构成更复杂、居住更分散，管理难度更大，任务更重。而社区居民的组成是多样性的，有很大一部分是被拆迁征地的农民、还有一些城市居民、退休职工、外来人员等。不同的居民有着不同的社会需求，社区党组织的群众工作面临着如何适应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多样化、个性化的趋势。如何针对不同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有效开展工作，使社区党组织发挥出最大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问题，这些都是城市化进程中社区党建所必须接受的新的考验。

二、当前我区农村社区党建的基本状况与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区认真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主动适应农村城市化新形势，创新思路，积极探索，扎实推进农村社区党的建设，共成立农村社区党支部14个，农村社区党员1484名，占全区党员总数的11%，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呈现三大特点：

1、在组织模式上呈现多样性。由于社区特点不同，目前我区农村社区党建主要有三种模式：燕兴模式、巢家模式和顺园模式。燕兴模式主要存在于河海街道下属的燕兴社区等6个社区中。这些社区建成时间较长，虽然大多数社区居民来自于拆迁安置农民，但由于拆迁时间相对较长，行政村建制早已取消，已经按地域成立了社区党支部。社区干部来源渠道较广，除由原村干部过渡的，还有从街道机关、事业单位中选派和向社会公开招聘来的。社区党组织功能职能与城市社区党组织比较接近，以社区服务、社区管理为主。巢家模式主要存在于三井街道下属的8个社区中。社区由原行政村直接挂社区牌转变而来，社区居民大多是原行政村居民，社区干部全部为原行政村干部，社区党组织除承担城市社区职能外还必须担负原村委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顺园模式主要存在于我区薛家、春江、罗溪等镇的拆迁安置小区中。这些小区的居民几乎全部是征地农民，社区建成时间短，原行政村的建制尚未撤销，村级管理体制依然存在，社区党组织尚未建立，入住社区的征地农民党员仍由原行政村党支部负责管理和教育。在我区已建的14个农村社区和12个安置小区中，按照燕兴模式开展党建工作的社区有6个，占总数的23.1%；按巢家模式开展党建工作的社区有8个，占总数的30.8%，按顺园模式开展党建工作的社区有12个，占总数的46.1%。

2、在职能定位上突出过渡性。我区农村社区处于由行政村向城市社区过渡的阶段，社区党建在服务对象、功能定位和管理职能上也呈现由农村向城市过渡的特点。在服务对象上，大多为农村拆迁户，这些居民虽然“洗脚上田”却没有“换脑进城”，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仍有农村惯性，自身素质还未能适应城市化要求，法制观念和现代市民意识仍不强烈，生活方式比较传统，文明程度相对比较低，由于田地被征，就业保障压力很大。在功能定位上，农村社区党建是我区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发挥社区党组织和党员作用为基础，把发展经济、致富农民作为社区党建的中心任务，把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党建的价值取向，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社区党建的重要任务，社区党组织对农村社区建设起到领导、推动、协调和把关的作用。在管理职能上，农村社区在借鉴城市社区管理经验的同时仍保留行政村的一些职能与做法，其运行方式既不同于城市社区又不同于农村行政村。各社区党组织均还掌握着总量规模不尽相同的原村集体资产，除河海街道的6个社区外，其余社区的经济都相对独立，一些社区还掌握着以标准厂房、店面房等为主要形态的经济。

3、在工作落实上注重实效性。我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坚持从群众利益出发，把和谐和稳定作为工作的关键与核心，想居民所想、急居民所急，办居民所盼，真心实意为社区居民办实事。一是搞好农民保障。完善了以被征地农民基本保障、农村医保、最低生活保障等“三道保障线”，河海、三井等街道的14个以征地农民为主体的社区全部实行了农保和最低保障。二是明晰集体资产。开展了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通过对村级集体资产产权的明晰和量化，完善所有制形式，使农民真正成为资产的所有者和受益者。今年11月份，三井街道巢家社区成立了全区首个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三是帮助群众就业。就业是农村社区居民的最迫切的要求，社区党支部千方百计地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春江镇的社区党支部多次跑上企业门为居民争取招工名额，并建立了居民就业安置台账，保证每个适龄社区居民至少一次的就业机会。

我区在加强农村社区党建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开展时间相对较短，再加上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诸多实际困难，目前农村社区党建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与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还存在着很大差距，一些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突出，其严重性不可低估，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社区党建思想认识滞后。目前，我区各个层面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对社区党建的滞后思想认识，并正在与不断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发生冲突和碰撞，突出表现为存在“三重三轻”现象。一是重实践，轻理论。农村社区党建的理论研究跟不上农村社区党建工作进展，全区尚未形成一个明确的农村社区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对如何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针对性地开展社区党建工作缺乏前瞻性思考。区、镇（街道）和社区三个层面上对农村社区党建工作尚未形成统一的工作思路，特别是部分镇（街道）和社区对社区党组织的地位、功能和任务概念模糊，对及时按地域成立社区党组织存在观望态度，在如何处置原行政村集体资产等关键问题上思想不统一。二是重经济，轻党建。党员干部中存在“抓经济发展劲大，抓党建工作劲小”的现象，认为社区党建是“虚事情、软任务”，不能带来物质利益和经济效益，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在社区党建上；同时，全区抓农村社区党建的合力不强，组织部门抓得多，其它部门抓得少，镇（街道）分管书记、组织委员抓得多，其他党委政府成员过问得少，全区没有能够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格局。三是重管理，轻服务。受农村传统工作思路和方法的影响，现在大多数农村社区还习惯沿用原先的行政村管理模式开展工作，社区党员对社区党组织认同感淡薄，社区党建与社区建设存在“两张皮”现象。进入社区的拆迁户党员由于拆迁村党组织还存在，年终分配等经济利益仍是由原拆迁村负责，许多党员不肯把组织关系转到社区；进入社区的退休党员，尤其是一些原单位效益较好的退休党员，担心会失去单位的一些待遇，不愿将组织关系转入社区，即使组织关系进入社区，对社区党组织活动也不够热心；失业、下岗等特殊群体党员忙于生计，对参加社区党组织活动“无暇顾及”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2、社区党建设施经费匮乏。目前，基础设施条件差、党建经费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区社区功能发挥和党建工作开展的“瓶颈”。我区农村社区党支部党员人数最多的有77人，最少的也有35人，而社区用房平均面积仅为234平方米，党员活动中心平均面积仅为60平方米，远远达不到省市规定的有关标准。社区党建专项经费缺乏，以河海街道和三井街道的社区为例,区、街道两级财政每年对各个社区的经费投入仅为4-7万元,这笔经费包括了除社区干部工资外的社区一年所有的开支,社区党建工作经费没有单独的专项资金保障。社区基础设施差、党建工作经费不足严重影响了社区党组织在党员、群众中的形象，削弱了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成为拆迁村党员不愿将党组织关系转入社区的主要原因之一。

3、社区党员干部素质不高。我区农村社区干部大多由原行政村干部直接过渡而来，在年龄结构、文化结构、观念素质、服务协调能力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距，已很难适应新形势下社区建设的创新和发展。据统计，全区91名农村社区干部中，由原行政村干部直接过渡为社区干部的为87人,占总数的95.6%；年龄在35岁以下只有寥寥可数的15人，占社区干部总数的15.8%；文化程度大专以上的有27人，占社区干部总数的29.6%。一些原行政村干部虽然已走上社区的工作岗位，但在工作思路、工作习惯和工作方法上仍是沿用原行政村的一套，对由行政村到社区已经变化了的新任务、新工作无所适从或疲于应付,仍然习惯于简单命令、服从操作式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无力开展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以致于在社区群众需要什么、发展什么、服务什么等主要问题上缺乏科学准确的定位和导向。农村社区党员总体状况相对薄弱，党员年龄老化现象严重，据统计，社区党员中年龄在60岁以上的社区党员总数的54.5%；另一方面，受到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社区党员意志消沉、将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不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4、社区党建活动载体单一。我区社区党组织活动大多数仍沿用农村一套,一些社区虽然建立了党建工作联系会和协调会，但还没有有效地运行起来，社区党组织在整个社区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有困难，没有足够的力量和手段来协调社区内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形成共驻共建机制比较困难。组织党员活动，开会布置工作的多,办实事、做好事、义务奉献等社会性活动只限于一般性号召、临时性发动，活动内容单调，形式单一。针对社区特点组织党员开展活动少，不能满足社区党员在社区中工作、生活、学习、活动的需求，党员的先进性、荣誉感、归属感得不到有效体现。

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认识上来看，我区对新形势下的社区党建重视不够。部分区级机关职能部门和镇、街道没有把农村社区工作放到应有的重要位置上来,工作中没有具体的措施和抓手，或是虽然有安排、有部署,但在抓落实方面做得不够。多少存在着只要把拆迁农民安置进小区，让他们有房可住就是完成任务，或是社区建设就是社区的治安保洁等片面思想，忽视了社区党建工作更为重要的内容，如发展经济、致富农民，服务居民，不断提高农民素质等。事实证明，社区党建工作能否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社区党建工作的认识是否到位。

二是从体制上看，社区组织体系的构建难与行政村完全脱钩。由于原村集体经济的相对独立，决定了社区在构建组织体系时必须为原村集体经济提供一个直接管理者，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形成社、村、企分开的良性社区组织体系。目前，我区26个农村社区有21个还在管理原行政村的集体经济，居民对原行政村的依赖还十分强烈，有的社区成立了党组织，可社区大多数党员的组织关系仍在原来的村里，同在一个社区生活的党员的组织关系却分属于三、四个行政村；有些社区没有及时建立党组织，造成对社区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出现“空白点”,严重影响了社区党建工作正常顺利开展。

三是从机制上看，对社区干部的管理、培养、关心激励措施不健全。社区干部长年工作在社区,处于群众工作的第一线，工作负担重、工作压力大，却感觉政治上无前途,经济上无保障。上级部门下任务多、提要求多、要成果多，但对社区干部的教育、培养、关心和激励的措施却相对较少。缺乏灵活的社区干部选任机制，出现选配“一把手”难和选配居住在本社区的社区干部难的“二难”状况。同时，对社区干部的教育培训力度不够，缺乏社区党建工作方面全面系统的培训；对社区干部的激励机制不到位，目前对社区干部的考核还大多是沿用村干部的考核办法。

三、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对策和建议

在刚刚结束的全省农村社区党的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对深入贯彻党的**届五中全会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推进新形势下农村社区党的建设进行了动员部署，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届五中全会和省经验交流会的精神，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高标准、高起点谋划农村社区党建工作。

（一）提高认识，合理定位，是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前提

虽然我区目前的农村社区党建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但对于农村社区党组织的职责定位、发展方向不能有丝毫犹疑。要坚持把发展经济、致富农民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把服务群众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价值取向；坚持把提高农民素质作为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任务；坚持把创新机制作为开创社区党建工作新局面的根本举措。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在社区党组织职能定位上，明确其主要职责和任务是：积极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上级组织的决议、决定，团结、组织党员和群众完成社区各项任务；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管好、用好村级集体资产，不断提高社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群众生活质量；领导社区居委会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支持和保证其依照法律和各自的章程开展工作，引导和推动社区依法开展民主自治；做好社区内非公有制企业、社会团体和社会中介组织党的工作；针对群众多样化的需求，做好服务工作，维护群众的正当权益；抓好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维护社会稳定；组织、协调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党员参加社区党建和社区建设；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和服务，做好发展党员工作；协助做好社区工作者的教育管理工作。

（二）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构建社区党建的坚强堡垒，是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基础

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顺应社区党建工作中的种种新情况、新变化，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党组织自身建设，为扎实开展社区党建工作提供有效的政治和组织保障。

一是加强农村社区党的组织建设。要按照有利于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有利于促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原则，及时健全完善社区党组织设置。积极探索在规模较大、党员较多，条件成熟的社区成立党总支，在所辖的居民片区成立党支部，以一个或多个楼幢为单元成立党小组，形成“社区党总支—居民片区党支部—楼幢党小组”三级社区党组织网络。在调整社区设置时，也要注意同步调整、健全社区党组织。对于新建拆迁安置小区的党组织设置，可采用“三步走”，第一步在不具备直接成立社区党组织条件的情况下，先由拆迁村党组织在小区设立临时党小组开展活动，保证党员教育管理不断线、不落空。第二步可以安置人数较多的村党组织为基础组建社区党组织，如村民安置较为平均、分散，还可从方便工作的角度出发，从相应村党支部中抽调村干部充实到社区党组织中，负责做好本村拆迁安置居民的工作。党组织成立后，在一定的过渡期内，尊重党员意愿的前提下，社区内拆迁安置党员的党组织关系仍可保留在原村党组织，同时，拆迁安置在外的党员的组织关系也可保留在本社区党支部。第三步随着社区党组织的逐步成熟和规范，再将社区党员的组织关系逐步理顺，实现属地管理，各项工作全面规范化。明年我区将在薛家镇顺园安置小区开展社区党建试点工作，探索实践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社区党建的对策思路，在党组织设置、党员教育管理、党组织阵地建设等方面为全区的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积累经验。

要加强社区内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镇（街道）党（工）委的支持下，社区党组织积极指导、帮助社区内具备条件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对暂不具体条件的，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的原则，建立联合党组织，暂时无法建立党组织的，也要采取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的办法，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努力消除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空白点”。

二是加强农村社区党建保障体系建设。要抓好农村社区党建经费保障。对于农村社区来说，党建经费的关键取决于社区经济实力，因此，管好、用好，而不是分光、用光社区集体资产，保证社区稳定的资产收益是社区党建经费来源的最重要保障。我区今年已在三井街道巢家社区进行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在理顺社区集体资产运作机制上进行了成功的实践。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规范社区集体资产运作的紧迫性、重要性日益突出，需要引起全区上下尤其是区相关部门和镇（街道）的高度重视。对于拆迁安置村的集体资产运作，目前全区还没有统一的规范化管理办法，建议在区相关部门牵头下，以各镇（街道）为主体，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按照“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集体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维护基层积极性、有利于规范化管理的角度出发，积极稳妥地抓好这项工作。对于经济确有困难的社区，也可以采取三个“一点”的办法保障社区党建工作经费，即区、镇（街道）两级财政拨一点、区委党费补助一点、社区自己筹一点。同时，可学习借鉴先进地区的经验，由拆迁居民原居住村按安置在社区的人数划拨一点，以此补充社区党建工作必要的经费来源。

要抓好农村社区党建基础设施保障。区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落实省民政厅、省委组织部等十部门联合下发的《转发民政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社区组织的工作用房、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苏民基[**]9号）文件精神，形成多方重视、上下一心、齐抓共管的运作机制。在拆迁安置小区建设中，社区管理服务用房要与小区建设“四同步”，即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竣工、同步投入使用。区委组织部要积极参与社区管理服务用房的规划布局，构建好社区党组织活动阵地的总体框架。在建设主体上，应按照“谁建设、谁负责”的原则，由区或镇（街道）统筹统建，确保社区管理和服务用房达到市、区规定标准，新建小区达每百户30平方米以上。在位置座落上，应建于小区中心区域或显著位置。在场所设置上，要逐步建成“三大中心”，即社区党员活动中心、党员服务中心、党员教育培训中心。以“三大中心”为依托，配备“两机一室”，开展党员电化教育；建立社区图书室，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条件较好的社区还要逐步建立电子阅览室、健身活动室、党员教育陈列室等。在改进服务上，要推广集中式办事大厅，将党员服务、民政、劳动就业、法律咨询、家政服务等职能集中在大厅办理，方便群众办事。在营造氛围上，党员教育管理各项制度要上墙，党员活动场所也要有明显标识。对于同步完成社区管理服务用房有困难的，也要预留地块，待条件成熟后再补建。

三是加强农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从**年开始，我区对社区党组织书记、主任和会计进行了轮训，社区干部的整体素质有了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在年龄和知识结构、工作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社区干部对于社区党建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仍存在着不明了、不适应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进一步加强社区干部队伍建设。在社区干部组成上，要做到既结合实际，以村干部为基础，充分发挥村干部熟悉人员、熟悉情况的长处，维护村干部队伍的总体平稳；又开拓思路，不局限于村干部，为社区干部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优化社区干部队伍结构。要引入竞争机制，积极采用公开招聘、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形式把政治素质好、年纪轻、文化程度高、真心实意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同志充实到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来；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班子“两推一选”、社区干部直选的方式，把真正符合“三个代表”要求、熟悉基层管理和社区建设、善于做群众工作的优秀党员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逐步推行社区党组织书记和社区居委会主任“一肩挑”，不断加大党组织成员与居委会成员交叉任职比例，建设精干、高效的社区干部队伍。

加强对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研究，针对农村社区既不同于农村行政村，又不同于城市社区的特性，明年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党建工作的意见》和《社区干部规范化管理办法》两个文件，编印《社区党务工作者手册》，加强对全区社区党务工作的指导。认真抓好社区干部培训，将社区干部培训纳入区、镇（街道）干部培训计划，在培训资金、场所、师资力量等方面统筹安排。在培训内容设置上认真听取镇（街道）和社区干部的意见，增强培训的实效性、针对性。通过较为系统的培训，使社区干部充分认识社区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明确农村社区党组织的性质、地位、作用和职责，从而不断提高管理与服务水平。认真贯彻落实《常州市社区专职工作者工资福利待遇实施意见》精神，社区党组织正、副书记，社区居委会正、副主任等的工资、生活补贴纳入财政预算，由市、区两级财政共同负担，工资福利水平不低于全区城镇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切实解决社区干部的后顾之忧。

（三）加强党员队伍建设，体现党员先进性，是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根本

党员是党的细胞，党的先进性要靠党员去体现，党的意志要靠党员去实现，开展社区党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提高党员队伍素质，体现党员先进性，从而不断提高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水平与能力。

一是强化党员教育管理。在农村社区内开展党员教育工作不仅要掌握了解社区党员队伍的思想脉搏,分析他们在想什么,需要学什么,而且要把党员教育的内容与党员自身的需求、与农村社区的实际状况密切联系起来,使教育内容向党员的思想深处渗透，增强党员教育的吸引力。教育形式要由集中短期向经常化分散型转变。针对社区党员数量不断增多、结构较为复杂的现状,根据社区党员年龄层次、文化结构和职业特点,划分入不同的党支部或党小组，增强党员教育的针对性。教育方式要由单一向灵活转变。社区党组织要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如参观访问、典型介绍、现身说法、走访慰问等，增强党员教育的生动性。教育手段要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不断创造和改善条件，积极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如党员电化教育、网络教育等，不断扩充党员教育的内容和开展形式，使党员教育管理“”等制度常抓常新,增强党员教育的时代性。明年我区将在春江镇开展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试点，通过建设区级党员远程教育平台和基层终端站点，将党员远程教育延伸到社区（村）党组织，切实解决农村社区党员学什么、怎么学的问题，满足社区不同类型、年龄、层次党员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二是实施党员分类管理。要按照“管严在职党员，管活流动党员，管好其他党员”的原则，在组织形式上实现从统一管理向分类管理的转变。社区直属单位党员和组织关系在社区党组织的居民党员，是管理的主体与重点，要根据其不同年龄、文化和专长，分别提出不同的目标和要求，通过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以及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切实加强教育管理，不断提高社区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对居住社区的在职党员逐步推行“双重”管理。建立和落实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参与社区党组织活动和双向联系、反馈等制度，做到“八小时以内”由单位管,“八小时以外”由社区管,使他们不仅在“工作圈”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且在“生活圈”内也能严格要求自己，扩展党员教育管理的覆盖面；对新社会群体党员逐步实行“属地”管理。对社区内的下岗、失业职工党员，建立登记制度、定期联系制度和教育考评制度，把他们纳入党组织的有效管理范围；对流动党员实行《流动党员活动证》制度，采用直管、协管、代管等方法，切实加强管理。对居住在社区，但党组织关系暂时没有转入的拆迁安置党员，在熟悉情况、建好档案的基础上，联络感情、抓好服务，为下一步实行属地管理做好准备。

三是创新党建活动载体。要根据农村社区特点，开展灵活多样、富有特色的社区党建活动，不断创新党建活动载体。深化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组织党员深化结对帮扶、党员志愿者、党员先锋岗等活动形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认真开展“五好”基层党组织、“学习型”党组织创建，将创建活动作为先进性教育活动长效机制的务实载体和重要内容，使先进性教育活动长效机制的确立有形式、有内容、有效果、有影响。社区党组织切实担负党建“带三建”的职责和使命，领导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如爱心助学、结对帮困、文艺汇演、才艺展示等，引导社区党员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充分形成社区党建工作合力，构建“大党建”工作格局。

（四）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建立健全社区党建体制和机制，是加强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的关键

抓好农村社区党建工作，体制是关键，制度是保证。只有不断完善社区党建的体制机制，构建和谐高效的社区党建工作体系，才能将社区党建工作持续推向深入。

一是建立农村社区党建的民主管理机制。要将农村社区党建工作纳入全区基层党建总体规划，制定《新北区社区党建工作三年规划》，将社区党建工作作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示范工程”，明确今后一段时期社区党建工作的目标、内容、职责，加强对社区党建的宏观指导。明确规定社区党组织在社区事务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引导社区党组织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形成社区党组织既能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又积极支持社区居委会依法行使权力、开展工作的制度保障，较好地保证社区党组织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落实。要大力推进社区党务、社区居务公开，广泛听取意见，充分集中群众的智慧，努力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二是建立农村社区党建的综合协调机制。社区党建具有区域性的特点，社区驻区单位党组织是社区党建工作的重要力量。要在区、镇（街道）、社区三个层面上建立社区党建工作协调议事机构，建立健全工作例会制度、重大事项通报制度等，围绕地区性、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等方面的工作，定期沟通情况，研究、协调社区党建和社区工作。驻区单位要围绕“党员教育联搞、思想工作联做、公益事业联办、贫困对象联帮、文明小区联创”目标，积极为社区建设出力献策。

农村社区范文篇6

一

2006年秋天以前，中国“农村社区”这个概念及农村社区建设还只是在少数学者中讨论和在少数地方试点，并不为关注三农问题的更多人所熟悉和认知。这一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中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标志着执政党已经意识到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加强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而在此前，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已经取得理论和实践上的某些成果。先是在理论上，由于“治理”理念的提出，学者和政府开始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基层的公共管理行为。治理的理念与中国农村管理的现代化进程有相当的契合，甚至有专家如贺雪峰认为：“治理”这个词，对农村政治社会研究与实践特别有用，比如农村的村民自治作为一种社会民主形式，就是一种治理。[i]因此“治理”理论也就指导了中国农村社区的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这种实践，表现为中国的某些地方政府和农村基层的管理者，开始在传统的“三农”工作中进行农村公共管理的治理，从某种角度上说，它就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的“社区化”。在这里，“社区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社会学意义上，它首先表现在政治学和管理学意义上，即它是一种新型的农村管理模式。它注重的是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这里就是农民）对农村公共事务及农村经济发展的“合作管理”，建立一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关系”。[ii]

其次在实践上，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提出，或者说，农村建设与管理的社区化。据了解，目前已有江西、浙江、湖北、山东、江苏、天津、广东、福建、安徽、青海、上海等省（区、市）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展了试点工作，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iii]而被称为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的江西，甚至早于“农村新政”，在2001年就进行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可以看出，将传统的农村建设与管理变为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改变，也不是一种理论上的探讨，而且已经是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相当广泛的实践。它表明了中国农村建设与管理正在从理念、体制、模式、途径和目标上，向着现代化与中国国情的结合迈进。中国农村的这样一种实践，也受到了已经有20多年历史的中国城市社区管理实践的启发，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统筹中国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的提出，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都促进了农村管理社区化。它虽然还在起步期，但无疑它具有光明的前景。

二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农村社区的定义。

在社会学的范畴中，本来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甚至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本身起源于对传统的农村社区的研究与定义。但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如果我们认识到必须进行农村社区重建的话，那么这种重建如何与中国农村的现实状况相结合，就凸显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我们弄不清楚建设的对象，那岂不是有很大的盲目性。

在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中，大多是把农村社区定位为行政村或自然村，后者也可以看作是村民小组。江西的实践操作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是“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而青岛的实践操作者虽然也定位于自然村，但考虑到青岛市所属五个县级市共有5651个自然村，设置5450个村民委员会，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村设置一个村民委员会，因此也可以说青岛的实际定位是行政村。农村社区建设的另一个典型——湖北姊归，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于村民小组的新的组合，其实也是自然村。

与上述观点和操作着力点不同，笔者认为：所谓农村社区，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建设需要，可以定位于：它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为主的，包括乡镇管辖区域和村民小组范围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这个定义指出：

首先，农村社区的主体应当是自然村或行政村，在条件可能时与现有村委会的管辖区域一致。在中国，行政村有两种情况，一是较大的自然村，本身设立村委会，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自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二是村落较小，由中心自然村带分散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组成一个村委会自治区域。

其次，农村社区也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这是由于两个理由：⑴农村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已经使得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发散性、通开性，密切了与外界特别是周边地区的联系，而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⑵乡镇党委和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担当着特别重要的责任，也面临着自身体制改革和工作方式转变的要求。可以说，乡镇党委与政府的行为，极其广泛而深入地影响着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因此，在谈到农村工作时，“乡政”与“村治”不可分，“乡村治理”也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离开乡镇党委和政府，离开较之行政村更大的地域范围，去谈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是不现实的。

再次，农村社区在许多地区应当特别关注村民小组这个层次。在很多情况下，这个层次也是自然村。特别是在一些传统色彩更浓、比较分散或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可以并且应当将农村社区建设的着力点放在这一层次。

自然村可以说是“原生形态”的农村社区，行政村可以说是“现实形态”的农村社区，而乡镇管辖范围可以说是“发展形态”的农村社区。这里特别要注意，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不要把村民自治权利与国家行政管理权力过于明确地划分。在社区意义上，如果将乡镇社区概念导入，既符合农村社区的发展趋势，也会促使乡镇党委和政府进一步的改革，如乡镇直选。当乡镇实现了较真实的直选，改变了乡镇领导的授权方式，将会使其更加融入农村社区。在那个时候，“乡政村治”将会有完全不同的涵义。

一般地说，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关注重点，应当是行政村。行政村是一个学者们感情复杂的对象，“我们有近100万个行政村，这些村庄的历史和地理格局、经济格局都很不相同，将如此复杂的村庄放在一起，给出一些一般的结论要冒很大风险，在如此多的村庄中找出反例是很容易的。……村庄并没有从农村社会结构中消失，只是在国家的干预下，村庄被重新创造出来，它与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有很大不同，首先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国家通过财产关系的变更、合并和权力赋予以后形成的；它们并非农民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被逐渐创造出来的。在农村改革以后，村庄的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村庄居民之间的认同越来越低，在国家不断强化对村庄管理的同时，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村庄正迅速地趋于解体。”[iv]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社区时，大多过于偏爱自然村，这也许有很多道理。但本书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中国大多数自然村也已经不是费孝通写的那种“乡土中国”了，虽然行政村带有过多行政色彩，也有过重的历史痕迹，但它已经形成一个农村治理的现实格局，并影响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方方面面。尽管它有一些弊端，但我们尚看不出这种格局有改变的可能。甚至，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行政村已经改变了农民的居住格局，在行政村的范围内，村民打破了原来的自然村分割，逐渐混合起来。过分割裂行政村与自然村的内在的经济、社会联系是不恰当的。行政村的存在，虽然是解体后国家干预的一个结果，但也必然有其自然条件的依据，甚至也是农民的一种认同。农民将行政村往往称为“大队”，绝不仅是一种习惯的称谓，其实也包括了一种感情和思想的认同。

同时，这个定位的一个好处是与现行村委会自治区域吻合，并与体制内资源对接。中国农村发展历来不能与基层政区的划分脱节，否认农村社区的范围与基层政区的重合，不符合中国历史的事实与发展规律。而在已有的村委会下，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有了现成的组织机构资源，便于与国家的政策（如农村医保、救济）、乡镇的指导和村民小组的活动对接。另一个好处是行政村有较大的建设容量，在进行有关基础设施、公益设施的建设和开展经济社会文化活动时，会具备起码的规模，形成更好的效益。

另外，因为社区建设实质是农民群体的自治动员机制的表达，所以当前由于税费免征改革等而导致的村两委会的功能转变也是与农村社区建设一致的。在中国农村特有的小农村社的地理状况和制度沿袭下，一个行政村的村两委班子如果一心地想干群众的事，那就必然是着力进行组织、协调、服务农民等合作上的事了。其实，合作的政治、合作的社会、合作的经济、合作的文化是四位一体的。这也是农村社区建设发育过程中积极借用村两委等体制内资源，促进村两委职能由行政职能为主转变为地方自治功能为主、促进村里人群（如阶层、代际、小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之间）关系改善的原因所在。我们希望在国家力量逐渐退出村庄或以新的方式如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显示存在、各种民间组织也会越来越多地介入乡村建设的条件下，一个村庄里的党组织、村委会、经济合作组织和其他农民自治组织能够相辅相成，整体地、循序渐进地形成村庄各种公共品的积累机制，满足村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卫生、科技、教育等全面发展的需求。

不过，行政村在当前税费改革后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有的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并村运动。比如安徽合肥市计划在“十一五”期间将所辖6个郊县区的原来的数千个村庄合并为500个。并村的后果虽然可以大幅度减少政府的管理成本（目前许多村干部也开始由政府发工资或者补贴），但却大大降低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同时，当一个行政村的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上万人，其原有的行政村的社区特征和资源将会损失惨重，其自治基础和质量也会在现有的条件下遭受打击。从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政府主导的消极作用：政府仅是从自己利益而不是从农民利益出发，就轻易做出了这种与当年盲目推行公社化运动类似的决策。其实，如果政府真正承认行政村是村民自治的政治单元，那么并村最起码应当征求村民的意见。认真考虑行政村的管辖规模，将其控制在一个适当的、不超出半熟人社会的、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有效进行村民自治的边界内，是我认可行政村为农村社区范围与层次的一个前提。

从具体情况说，在许多地区，农村社区建设应当在自然村或行政村的村民小组的层次进行，这也就是习惯说的“村落”。自然村有传统农村社区最显著的标志，即农民的熟人社会，以及在这一社会特征下的道德与伦理的特征与人际关系支配准则，由此构成了村庄认同和守望相助的行为规范。从现实的治理角度看，自然村的社区建设也有若干法律资源和管理资源。在法律上，按《村组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组织形式，是自治的一个层次。村民小组作为全体村民的一种组织，负责经营、管理属于村民小组的集体土地和其他财产”，同时，村民小组是农村村庄治理结构中的一个最基础的政治单元和一个有着较强行动能力的行动单位，并且村民组大都以自然村的名字来命名的。由小组全体成员选出的村民小组长负责全面管理，既要执行上面下来的各种命令和政策，比如收取税费、计划生育以及防治非典等，同时组内的各种大小事情，比如修路、维修堰塘、农业生产用水以及纠纷调解等都由组长来组织。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大规模村组合并，一下子打破了农民的日常生活界限，农民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村组合并后的“行政村”的新范围，他们的日常交往一如既往地局限在原来的界域内。

总之，关键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和层次定位，而不是一概而论。虽然乡镇范围、行政村范围、自然村范围三种农村社区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视野和现实实践活动中，但在不同地区，其着眼点和着力点不同。从一般意义上说，在经济发达地区，乡镇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在经济中等发达地区，行政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是侧重点；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也许自然村范围的农村社区更加合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当地实际确定农村社区建设的侧重点，是在中国农村状况极其复杂的国情下，一个必须始终坚持的原则。

三

关于将乡镇也纳入农村社区的范畴，会有较大争议。这里有必要再加以更加详细的阐述。

其实，江西省从2001年开始率先在全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在试行初期，是同时把着力点放在了乡镇、行政村、自然村三级，在一些试点县初步搭建了“一级政府、两级管理、三个层次”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但在实践中，感到乡镇和行政村两个层次，工作难以沉下去，难以动员和组织农民群众。特别是乡镇政府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村委会管理范围广，并承担着大量乡镇政府交办的事务，农村工作的许多问题，农民群众的种种企盼，完全靠乡镇、村来解决不太可能，很大程度上还得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经过反复探索和实践后，江西省民政部门决定将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转向村落。

但我们这里要注意，江西省的情况是2001年即农村新政前的情况。现在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上面已经说到农村社区应当拓展到乡镇所管辖的区域的两个理由，我们还可以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宏观的进程与中国特殊的国情两个方面来把握乡镇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作用。

从我国当前农村政治和治理结构与格局上看，乡镇与村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层次和两种不同的组织，乡镇是政府，而村委会是居民自治组织。这种结构，使得这两种组织在农村社区的治理中有不同的任务和行为特点。乡镇作为一个“秩序从的集结点”，“作为国家与农民直面遭遇的层面”（焦若水语），特别深刻而现实地表现了它在农村社区重建中的特殊地位与担当的责任。

前一段，乡镇政府的存废引发了一些讨论。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国家甚至农民自己都不认为乡镇政府应当取消，也不应改为派出机构，但是，乡镇党委和政府在保留的同时，必须重新塑造与社区的关系，实行社区化的转变。

中国县以下的治理，如果从历史上看，国家权力的影响代不相同，但大体上有着官民共治的传统。[v]官民共治是以农村社区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农村社区这个共同体中，即使是政治国家，也不得不尊重其治理的规律。这里我们要提到当代中国农村的体制改革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改革为乡镇政府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都发生在1980年。1980年6月18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在进行“政社分开”改革试点后，将已经挂了22年的“向阳管理委员会”牌子摘下来，换上“向阳乡人民政府”牌子，建立了乡党委、乡政府和农工商总公司。而1980年1月8日，在广西宜州市屏南乡合寨村产生了全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以蒙宝亮、蒙光新、韦焕能等为代表的合寨村村民，冲破了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僵化体制，率先实行村民自治，成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我们注意到，仅从时间上看，乡与村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改革为乡和生产大队改革为村委会，虽然起步于两个省，并且没有什么统一计划部署，但都是从1980年开始的。这种时间上的完全耦合，大概有巧合的因素，但这种基本的同步，并且村的改革还有农民自发的因素，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同步，反映了乡村关系的一种内在联系。过去，我们试图从国家管理（控制）与农民自治的关系的角度去理解，比如乡政村治，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出，它实际反映了一个更为深刻和本质的乡村关系：即它们是一个共同体，或者说，是一个社区。只不过“政”和“治”的表象掩盖了这一点。

后一点，可以从当前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看得更清楚。在国家“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确立后，几乎所有的学者和实践工作者都认为保留后的乡镇政府的职能是主要是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由于农民对公共服务的极大需求和现有农村公共品的短缺，以及国家正在大力加强对农村公共品的提供，都需要乡镇这个层次来行使国家公共服务的职能，并融合农村社区自身的公共服务资源。面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现实压力，乡镇政府作为与农民最接近的一级政府，应当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基本要求，把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能。无论是乡镇机构设置、组织形式的调整，还是管理机制、运作机制的改变，都要有利于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以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为重点，提高乡镇政府服务农民的水平，通过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来调节农村各种利益关系，逐步形成惠及农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创新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式，保持乡村安定有序。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效率和公共服务质量为中心，整合农村各种资源，以低廉的行政成本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vi]从某种意义上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国家提供给农民的一个公共产品。请注意农民当初自发成立村委会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什么自治，而是“协助乡政府（或者）维护社会治安和集体水利设施”，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初始动因是一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的需要，而且这种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基本还是由乡来提供的[vii]。

农村社区政治改革起步的同步现象和互动作用，使人们起码从表象上可以感知它们之间那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并促使我们思考更加深入的一些东西。比如，如果我们不那么加强国家含有控制因素的所谓种种主导措施，农村社区的自然发展，会否导致其重建的必然结果呢？对于乡镇常委和政府新的角度定位，即它应当是联结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一个柔软、顺畅的纽带，需要多方面改革配套，比如乡镇财政体制改革，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加大它的民主化程度。也就是说，要进行乡镇常委和政府的直选。乡镇自治也就是提高民主化制度化水平，应该是今后发展方向。具体说，其必要性如下：

⑴在农业税取消之后，毫无疑问的是乡镇政权面临着转型的艰巨任务。当然，乡镇政权的行政管理费用，可以由县、市、省甚至国家予以支持，但是，如何以创新思维来建构一个责任政府、有限政府，一个责任、权力和义务对应的政府，一个主要为社会提供公共品的服务型政府而非管制型政府，是摆在中国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乡镇政权因其直接面对农民，更迫切和更直接地面临着这一问题。陈文胜在对129个乡镇负责人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乡镇负责人有32%的时间参加会议，22%的时间对上接待，15%的时间应付各种考核，9%的时间用来发展经济，17%的时间用来计划生育，只有2%的时间是服务群众。而在问到向上级负责和向群众负责的关系时，只有13%的人认为这两者可以基本统一起来，其余87%的均认为难以统一；如果二者产生矛盾时，有63%的人选择向上级负责。而这样做的理由，有71%的人认为上级有权力。[viii]其实陈文胜的调查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大家公认的事实。

但是从已经试点直选的乡镇领导来看，他们的价值导向出现了真正的、具有根本意义的改变，从向上级负责变为向选民负责，这样，就为乡镇政府的各种任务的实现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基础。用成都市新都区委组织部部长的话说：“最重要的变化，是民主思想在我们选出来的干部中扎根了。他们当然还要受上面的制约，但考虑老百姓利益的倾向性肯定更强。他是群众选出来的，他不能不面临着一种民意压力。公推直选有效地解决了领导干部怎样对下负责的问题。可以说，基层民主让干部有了一种真正的群众意识。”同时，这种改革激活了干部动力资源，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提高了乡镇党委和政府工作能力和运转效率。

⑵更为重要的是，当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是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基础上进行的，其重大内容和手段是从中央到县的财政支出对农村的支持。在巨大的财富转移过程中，如果我们没有基层民主政权的有效运作和廉洁保证，各级财政的转移支付也许会变成又一次向上级邀功的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或各级贪官的又一次瓜分财富的饕餮盛宴。可以说，中央的财政支持必须得到具有一个从执政理念、价值取向、行为规则、权力制约的新型的乡镇党委和政府的配合，才能收到“建设新农村”之成效。

⑶激活了农村社区的重建资源，使得社区居民更加密切地融合到社区公共生活中去，并且对于公共服务机构也就是乡镇政府和党委官员的去留有了更大的参与权和决定权。直选后的乡镇这一级党委和政府在更大程度上把自己捆绑在这个社区中，他们的政治命运和社区建设事业有了更密切的关系。而农民则有了更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了更强烈的参与意识、更直接可行的参与渠道及必要的决定权力。这也有利于农民组织的建设，有利于形成农村社区丰富多彩而生机勃勃的治理生态，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的制度化水平。

⑷有利于中国整体的民主化建设。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必然要从基层民主发端。由于在村级自治上我们已经有了近二十年的经验和成就，现在应当向乡镇级上升。乡镇是我国国家政权的最基层一级。由于这一特点，它与其辖区的人民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过去封建社会称县令为“亲民之官”，因为那时“皇权不下县”，县令是政府最接近民众的官员。但是，今天，我们应当说乡镇领导才是“亲民之官”。农民对于乡镇党委和政府的关切度，由于与其利益直接相关，所以有着高度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反过来说，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执政与管理效果，也与农民的利益和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稳定与和谐，有着极大的关系。由于这个特点，乡镇直选不但有很好的选民基础，而且从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的进程来看，它是一个具有重要指标意义的进步。由于乡镇政府具有国家政权的特点，其直选将不仅是村级自治的简单上升，它有着性质的不同。乡镇直选不但具有民主政治内在的进程逻辑和现实的社会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大的先行意义。邓小平早就讲过中国的县可以进行直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的希望至今没有实现，但是在乡镇这个层次，如果我们能够进行直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中国现有较大的乡镇的人口，已经达到了四五万人。这在西方国家可以算是一个小市了。如果在乡镇进行直选，其意义相当于在西方国家进行小城市市长的直选，其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但表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而且会在世界上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树立中国政治的新的形象。

⑸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通过以上各种目标的实现，对巩固党在农村执政的社会基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地方党委主导下的乡镇直选大大密切了党与人民的关系，加强了党的威望，扩大和优化了党的执政基础。

综上所述，乡镇直选的改革，其实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如果我们不审时度势，顺应时代的要求，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从总体上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给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如果说在县以上的层次进行民主政治还有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的话，那么，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已是一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形势。

赵树凯说：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反方向的运行逻辑：一方面，村庄内部的自主性资源和自主性组织结构正在生成发展，农民的自治冲动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性运作并没有相应消解，某些环节比的行政控制还强劲。在村庄活动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自主化的同时，村庄内部的公共权力组织却被政府更多地作为科层制组织来管理了。形式上，乡镇对于村庄的控制日益强化，实际上，基层政府与村庄社会不断脱节。在行政控制和物质激励下，有些村庄干部还在围绕乡镇政府指令转，但是，更多的村庄干部则不然，村庄里的农民则更不然。在上级看来那些娓娓动听的工作，其实仅仅是基层政府“自己陪着自己玩”，与农民无涉。从上层听汇报，基层对于各种部署号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亦步亦趋，但事实上是貌合神离，渐行渐远。从政府的角度说，许多工作变成自说自话，对于乡村社会失去实际影响力，不能说是好事；从农民角度说，政府的行政控制和干预逐渐式微，社会正在自主运行，不能说是坏事。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农村工作应该首先考虑如何顺势而为，理清两者的关系边界，让农民成为乡村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现在的问题是，逆潮流而动的政府行为还有很多。[ix]如果是强化国家控制的乡镇政府改革，那么，乡镇政府越是强化，它也就越会成为农村社区重建的障碍。今天所有关于乡镇政府存废的争论，可以归结为一点：这个政府或派出机构或自治机构能为社区农民干什么，而不是能为国家干什么。如果它不能适应社区农民的基本需求，不能为农村社区的重建作出贡献，那么它的改革与创新就始终没有完成。

如果我们从社会迸发发展角度，把县与乡镇的管辖区域作一个分析，可以看出，它们并不仅是行政区划概念，而且是国家行政区划与农村社区的关系。社区的概念，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县的概念，是一个国家行政管理的层次和级别。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放在一起谈，都没有交集的语言。这就是问题所在。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它的体制虽然不能说很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但基本是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所以中国皇权专制社会能够维持数千年。但是在进入现代以后，中国从来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问题何在呢？关键在于中国现代社会进程中所有统治集团或者基本没有从社会角度来审视和决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而总是从国家控制的角度来观察和处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他们总以为国家的权力可以控制社会的全部，甚至边远的农村；或者虽然有这种审视，也有一些表面的措施，却形格势禁，无一不在现实的政治和利益格局中搞得面目全非。终于在一连串曲折和挫折之后，让我们有可能回到事物的本源上来。人，从其社会性来说，并不是非得需要国家的，只不过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由于公共管理的需要和私利对氏族统治者的异化，才产生了国家。“国家”在古今中外不同时代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的论述中，都是一种历史的概念。它既不伴随人类而来，也不伴随人类而去。当人类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国家退、社会进就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这一个阶段。即使我们不从中国特有的国情认识中国农村社区重建的重要意义，仅从一般规律看，“国退民进”在社会生态中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当然提出这个问题，即建构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国家与社区的关系，我们并不指望在现有的官员中都具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希望的是国家领导人能够体认这一点，并指导和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人能认识和服从社会的发展规律。如果有了这种认识，那么，政府对于农村社区也就是乡镇管辖区域的公共治理，就会从过去的控制、领导、汲取，转为认可、共建、扶持。在这样一种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化的基础上，我们才可以希望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农村社区的关系。

而在当前现实的政治体制下，乡镇党委和政府更多地是代表国家的利益，执行上级党委和政府的各种管理任务。由于政府天然的特性（即它不可避免的自利性）和当下中国政府固有的特性（即它较少被人民约束），因此在农村社区这个官民共治的社区范围内，我们看到了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办法，即使是在大的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加强乡镇党委和政府的民主化水平，即更多地通过社区党员和农民的直接民主，来实现乡镇党委和政府的角色改造，以期实现农村社区新的治理格局的形成。乡镇政府必须将自身改造成为国家与农民的良好结合点，成为行政管理与居民自治的平滑联接部，成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利益平衡器。只有乡镇的直选，才能完成这种柔性的过渡与角色的改造。

但当前我们还面临着现实的困惑，比如：

1．国家尚没有一个统一的乡镇政府改革的部署，而只是将其列入2007年整个国家改革的五项任务之一，[x]并且只有原则上的表述而没有具体的操作设计。

2．已有的各地区的乡镇改革，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如精简下来的乡镇干部得不到安置，并有不少地区出现人员数量的反弹；许多乡镇并没有将职能转变到为本社区提供公共服务上来，仍然将“招商引资”作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原来派驻乡镇的“七所八站”被取消事业费后，由财政统一“花钱买服务”，但这些原有的事业单位及人员不能适应这种服务方式的调整，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税费改革后，乡镇收入减少，而国家的转移支付又没有到位，其向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严重下降；县级改革不配套，仍然习惯沿用过去的方式向乡镇布置大量指令性的工作任务，并以此作为对乡镇工作人员的考核标准；部分地区出现了削弱乡镇政府权力的现象，如“乡财县管”；等等。

3．乡镇直选的试点没有得到国家的明确支持，反而由全国人大出面强调应按照现行法律进行乡镇长的间接选举[xi]。同时，从目前情况看，由于县乡改革不配套，一些乡镇长直选的试点出现了选举成果不能够延续下来的“孤岛”现象。除了自身改革需要完善外，主要问题出在当前的乡镇不是一级功能完整的政府，其责、权、财有着严重的错位和脱节。因此下一步要重点改革县级政府，一是向乡镇下放权力，将乡镇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所需要的权力下放给乡镇。二是改变管理方法，过去那种动辄以责任状、一票否决、层层落实责任等形式施加给乡镇政府的、根本与乡镇职能不符的、不切实际的任务目标的行政运行机制必须改变。县与公推直选乡镇领导的乡镇的关系，已经不应再是简单的上下级关系。这种乡镇领导已经有了新的权力来源，虽然这些乡镇领导人大多是县委推荐的，但起码从形式上讲，他们是老百姓选出来的，是农民直接授权和委托的。对于这种乡镇干部的管理，要有新的形式。县对他们要更多地放权，更少地下达各种指令性任务，更为尊重他们的治理方案，基本在任期内不变动他们的职务，在各种国家资源的转移支付中予以平等的待遇。

4．少数“扩权强乡”的试验，缺少配套的改革来支撑，其命运是否会与当年莱芜一样，还不好说。

5．国家有关新农村建设的部署与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即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还只是定位于一种服务和服从于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其意义在于发掘农村现行政治组织之外的治理资源和活跃农民文化生活，以维持一种国家主导的秩序。

总的看，当前我国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面对税费改革后的形势，国家还没有完全统一对下一步乡镇政府改革的认识，也没有能够从县乡村三级联动改革、乡镇改革与农村社区重建、乡镇改革与农民组织建设等方面系统谋划乡镇政府改革。

但乡镇政府的改革创新已经刻不容缓。在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改革虽然面临着空前的机遇，但也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在当前地方政府财政普遍困难，基层政府自身运转面临危机的情况下，作为一级政府，乡镇政府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问题。一方面前途的不确定性和财政的困难造成了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困窘与涣散，新的农村社区建设因此出现了迟滞；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自利性和缺少有效监督制约，使得它可能在新农村建设中扮演以前它所习惯的角色：贪腐和自肥。这样，在农村社区，就会造成新的社会冲突。

中国农村社区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一般认为有三大划时代的成绩，一是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经济结构新的格局，三是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开辟了农村新政。笔者认为，农村社区重建可能成为中国农村的第四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可能解决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建设的路径问题，对于中国新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政治体制改革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当然，这种结果和效益会否出现，最重要的是执政党和国家高屋建瓴，开拓创新，合理操作，顺势而为。

[i]见贺雪峰：《新乡土中国》。

[ii]治理的目标是善治。用俞可平先生的话来说：“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iii]引自民政部姜力副部长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信息网》。2007-3-23。

[iv]王晓毅：《村庄的建构与解构》。《中国社会学网》，2006-07-07。

[v]所谓“皇权不下县”并不是常态。

[vi]迟福林：《2007，走向全面的制度创新》。《天益网》，2007-03-15。

[vii]25年后，记者在见证那段历史的大樟树下，采访到了当年经村民自己选举产生的第一任村委会主任韦焕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现：“大伙相约在村子里的大樟树下，七嘴八舌议论着现状，‘大队的人连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我们这里的事呢’？为了防止耕牛被盗，‘村民就把牛拉进房子里与人同住，这总也不是长久之计吧’？‘快春耕了，合伙用的水渠总该理一理，人畜也不能每天都趟过村前这条小溪吧’？这些事没有人管只能自己管，属自己的事，自己都不管，还能傻乎乎地等别人管？但要管这些事总得有一个组织，有一个名义，有人牵头去办。那么这个组织叫什么，大队叫管委会，我们就叫个村委会——城里人叫居民，村里的人不就是村民吗？村民委员会这个称呼，既符合村里实际，又符合我们的身份。”留下来的问题是怎样产生这个组织，怎样来确定管事的人。韦焕能说，“过去生产队小队长是大队任命的，现在没有人任命了，我们总不能说自己出面说自己是什么吧？如果这样，人家的一句话能噎死你：‘谁说你是头呀，那么爱管事’。”最后几个人一合计，每户1人，选举村委会，依得票多少来确定在村委会中的职务。结果，韦焕能以票数最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依次产生。“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从此诞生。

[viii]陈文胜：《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政府的职能》。潘维、贺雪峰主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ix]赵树凯：《农村发展与新的治理范式》。《支农网》，2006-6-10。

农村社区范文篇7

一、培养目标

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通过几年努力，培养出具有良好思想品德和职业道德，能胜任农村社区全科医生岗位，留得住、用得上、受欢迎的农村社区实用型卫技人才。

二、招生

从今年起，由县区根据各自实际，以书面形式向**师范学院提出当年需要定向培养的农村社区医生人数，**师范学院再向省教育厅提出申请，列入当年全省统一招生计划。

三、学费

学费根据统一收费标准收取。为鼓励本市户籍考生报考，本市户籍学生学费分别由市、县区财政承担（各县定向培养的由县财政承担，两区定向培养的由市、区财政各承担50%），具体办法由县区制定。

四、就业、待遇

凡报考我市定向培养的全日制临床医学（社区医学）专科专业的考生，在录取时与定向就业的所在地县区卫生局（社发局）签订协议，毕业后到县区卫生局（社发局）指定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站工作。服务期限按协议履行。

毕业生服务期间，由县区财政出资按规定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月薪采取基础工资加绩效工资计算，基础工资由县区自行确定，绩效工资根据本人工作表现和业绩由社区卫生服务站（或中心）经考核后确定。

农村社区范文篇8

农村社区发展，面临着制度创新的任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明晰产权。农民取得的土地承包权，必须是长期而有保障的使用权。借以激励农民向土地增加投入，发展生产。为适应人口流动，允许土地有偿转让，逐步形成

土地市场。现在一些村庄流行“三年大调整，一年小调整”的做法，必须禁止，应坚持“生不添，死不减”的政策。可倡导以户为基础，创立联合体，推行产业化经营。

(二)保障民权。宪法赋予人民各项自由权利，如言论自由、学术讨论自由、批评政府官吏自由、谋求幸福生活自由等权利。这些权利不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每个公民的人身权利，都应得到法律保障，除由司法部门提起公诉，其他政府机关不得任意羁押公民，要遵守刑事法“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三)人文关怀。一个社区内所有公民，为本身利益扩大化自由发展是正常现象。由于主客观条件差异，经济收入上出现差别，也是不可避免的。作为农村社区、作为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组织，都应该关怀那些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如老、弱、病、残患者)。农村社区还应当参与政府社会保障行动，建立社会援助机制，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分配，避免两极分

农村社区范文篇9

关键词：社区；自治；制度变迁

一、社区和社区自治

“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F•腾尼斯在1887年《社区与社会》一文中提出。他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中文“社区”这个词语，最初是费孝通在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文Community一词的。帕克之后,不断有社会学家对社区的涵义进行探索并形成不同的理论流派。不同的流派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在社区是人们对其具有归属感和认同感的区域社会这一点上却已形成共识。后人又完善归纳出构成社区的七大要素：(1)人口，(2)地域，(3)经济，(4)社区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5)共同的文化制度，(6)居民的凝聚力和归属感，(7)为社区服务的公共设施。在社会学角度，社区就是一个小社会,社会学家常把它做为研究大社会的起点.我国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认为,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

社区作为一个学术名词,与现实实践中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唐忠新先生认为中国社区属于基层法定社区，将城市的区、街、居委会辖区都视为社区。我们认为，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本质所在，社区建设中要注重政府部门的指导作用，更要注重社区中居民的认同感、归宿感和利益的相关度，唯有这样才能顺利的开展社区建设，更为真实的体现社区建设的自治精神，推动基层民主的发展。因此,要推社区自治,首先必须将其操作化。有幸的是,当前我国社区自治的实践已经突破了原有理论设定的框架,将社区重新定位于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平台,社会结构从“多体(单位)一元(国家权力)”向“多元一体”的结构性变化,沟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己成为新型社区的题中之义和必须具备的功能,即基层自治必须以新型社区为载体,新型社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社会(市民社会),自治是其应有之义。

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城市的居民委员会和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居委会组织法》根据宪法的规定,对居委会的性质和职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解释,在第二条中规定:“居民委员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组织。”时下所建立的新型社区体制,是在遵循宪法和居委会组织法的根本原则和精神的前提下,所进行的一次改革,社区的自治性质及其“三自职能”仍然没有变。以自治为导向的社区定位与划分社区自治是符合法律规定,且受法律保护的行为。社区自治作为体现我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有效形式,是一种有限的自治,即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实行的社区自治并非是无原则的自治,而是要在社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指导下,发挥社区成员代表大会、社区协商议事委员会、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内各种协会组织的作用,实现依法自治。由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不是等值互补的,即社会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发展程度不单纯由国家权力从社会中退出的程度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水平、社会个体的素质以及社会动员的程度。因此,基层自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发展还需要有另一种政治发展,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社会进行新的、有效的动员和整合,以充分培育基层群众自治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基础。可见,中国社区自治的推进必将是一个规划性的变迁过程,其体现为当前基层政权力量通过社区建设耒动员和整合正日益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的城市居民,培育居民的社区认同、公益观念和参与意识。

二、社区比较：非均衡中国下的城市与乡村自治

我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建立的时间尚不长，其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发展不平衡。农村村民自治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但直到1998年才在全国广泛实行。城市社区自治的萌芽形式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产生，但直到20世纪结束之际才在全国广泛推行。而在城乡基层自治发展中，农村率先崛起，正在深度扩展；城市迅速突破，正在向广度蔓延，在其发展中有着不同的特点，并由于相关因素的制约而影响其走向。

从萌芽形式看，中国城市社区自治比农村村民自治萌生更早。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城市就建立了居民委员会。但是，50年代以后形成的城市社会是以“单位制”为主体的。各个企事业单位从属于各级政府，城市成员从属于各个单位。单位自成一体，包揽其成员的所有事务。居民委员会只是由少数缺乏就业能力而未能进入“单位”的人所组成，不仅处于边缘地位，而且高度依附于政府。为此，城市社会被高度结构化于国家体系，国家与城市社会几乎是重合的，城市社会的自主性及城市居民自治空间十分狭小。但是，这种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的结构难以持久。自20世纪60年代，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一部分成员因为难以进入“单位”而游离于“单位制”社会以外。成千万的城市成员“上山下乡”到农村虽然一度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但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成员大规模返城却造成更大压力，更多成员无法进入单位。这使得原有的国家统摄社会的体制不得不发生动摇。因为这一体制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充分就业等社会保障为前提的。而使这一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则是“单位制”本身的解体。在以政企分开起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生产单位的自主性增强；在市场导向下，企事业单位原来承载的社会功能被剥离，政府承载的部分社会职能也要被转移。为此，城市社会发生两方面重大变化。一是非固定单位的成员愈来愈多，二是“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人们的需要更多的是依靠社会而不是单位满足。一个自由自主的城市社会得以产生，并开始促进国家与城市社会的分离。在城市社会与国家的分离过程中，也伴随着社会的无序和失范。城市治理面临的公共秩序、公共卫生、公共治安等公共问题愈益突出。如尽管国家数次进行严厉打击犯罪活动，但城市公共安全仍然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20世纪90后期，“”团体大规模的挑战政府权威，显现了加强和改进城市治理的紧迫性。为此，国家民政部在倡导社区服务的基础上启动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在传统单位制解体的过程中对社会进行整合，重新建构一个以“社区制”为主体的治理体系。这一体系试图在政府权威能量愈来愈有限的基础上将一部分治理权力让渡给社会，通过社会自身的力量管理社会，以达至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为达到这一目的，一方面重新划分社区，并以新的社区为基础构造居民组织；另一方面承继居民自治传统，促使新建立的社区居民组织向自治精神回归。城市社区自治由此而产生和发展。从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看，中国的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有其共同特点：其一，两者都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并开始出现一个自由自主社会空间而发生的；其二，两者都是为了解决国家与社会分离过程中出现的紧迫性公共问题而对治理体系的变革；其三，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特点是向基层社会和公民让渡和下放部分治权，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结果是基层社会和公民通过运用这部分治权而行使民主权利，由此启动了社会民主化进程。

由于城市与农村在制度变迁中的次序和城乡社会结构不同，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在制度变迁的路径和特点方面又有不同之处：

第一，由于农村经济改革率先从分散落后的农村地方开始，使农村村民自治一开始具有较强的自发性，村民自治的特点较为突出。城市社区自治则具有很强的规划性，主要是政府有意识地推进社区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社区自治只是蕴含在社区建设之中，其特性尚没有充分显现出来。

第二，农村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的主要组织，对原有组织具有很强的替代性。而城市社区建设中建立的社区居民委员会更强调社区基础，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取代原有的城市组织，它主要是为城市治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制度平台。

第三，在农村村民自治活动中，自治主体基本上都是自然人。而在城市，除了作为自然人的居民外，还大量存在各种单位和组织。因此，在城市社区自治的制度平台上，法人团体也是自治活动中的重要角色，只是其地位及作用与自然人有所不同而已。

第四，农村村民自治建立在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共有基础上，村民一出生就是村庄的当然成员，自动享受自治权利。而城市社区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所维系，社区成员的界定较为困难，其流动性较强。在某一社区出生，之后并不一定就是该社区成员。不在某一社区出生，但也可能成为该社区成员，并享受社区自治权利。

第五，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经济管理职能，自治活动的内容不仅有公共社会事务，还包括经济事务。在城市，经济事务主要由各种企业所承担，社区自治组织一般不承担管理经济事务的职能，自治活动的内容主要是非经济的社会发展方面。因此，社区自治与社区建设密切相关，自治与民主紧密相连。民主以平等的个人权利为基础。平等的个人权利又来自于平等的财产支配权。

在中国农村，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作为集体一员的农民既是劳动者，同时处于经济主权者地位。正因为如此，制将不同层级的管理权力赋予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从而蕴含着一定的民主自治因素。但政社合一的行政统合和支配使这种民主自治实现的空间十分有限。只是随着农村“分田到户”的经济改革和“政社分开”的政治改革，才为民主自治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公社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组织具有很强的替代性。村民委员会替代的是原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村民小组替代的是原生产队，相当多数的村民在很长时间内还习惯于称村委会为大队，称村民小组为生产队。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毕竟与原公社组织有着根本的不同。最主要的是由于“分田到户”后，它不再直接组织生产；由于“政社分开”后，它不再直接行使政权职能。其主要功能是在一家一户自主生产经营基础上从事公共事务管理和发展公共事业。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直接关系到村民的切身利益，如承包经营权的获取、税费的收取、村集体经济收益的分配、村办学校、村建道路等公益事业的兴办及经费的筹集、村干部的工作补贴及村集体的公共财务等。这就使得村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必须依靠村民的广泛参与，村民处于主权者地位。因此，村民委员会一开始就是根据民主自治原则加以建构的。1998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条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村民委员会要按照便于群众自治的原则设立，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村的重要事项必须经由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由此可见，农村村民自治的组织体系建构在形式上源自于公社组织，但与公社组织的性质又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村民的主权者地位得以通过相应的形式加以表现。为保障这一主权者地位，在村民委员会的运作中创立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机制。民主选举指村民委员会成员必须经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民主决策指村庄重要事项必须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民主管理指村务管理必须遵循村民共同制定的村民自治章程等制度，并广泛听取村民意见。民主监督指村民委员会的工作必须接受村民的直接监督，实行村务公开。因此，从制度创设看，农村村民自治强调村民参与，具有较强的民间性、平等性色彩。

与农村村民自治不同，城市社区自治是在社区这一新的制度平台上形成的。尽管社区自治的主体是居民，但更突出其社区地域性。特别是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自治具有很强的政府规划性。在社区建设的初期，政府部门自觉不自觉地按政府模式建构社区组织，从而使社区组织具有较强的行政化色彩。如在社区建设之中，一些地方按照地方行政组织的模式成立社区管理委员会，社区负责人被称之为“小巷总理”；按照地方人大的模式建立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而未建立社区成员大会制度，前者被称之为“小人大”；按照地方政协的模式建立社区协商议事会。如加上社区党组织，社区与国家系统一样，也建立了所谓“四大班子”领导机构。

行政化的社区组织在运作机制方面具有较强的精英化色彩和代议性民主的特点，社区成员的广泛直接参与严重不足。如在中央两办23号文件下达之前，社区居民委员会的选举基本上都是实行社区成员代表大会间接选举，社区干部实行招聘、考试与选举相结合，社区事务的决策主要由社区居民委员会作出，很少经过社区成员代表大会讨论，更没有召开过社区成员会议。

出于我国的传统国情和由政府主导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在社区建设之初，政府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行政力量迅速建构城市基层组织，社区组织的行政性较为突出。但是，社区毕竟不是一级政府，社区建设如果没有社区成员的广泛参与，也难以获得持久的动力。随着社区建设的扩展，一些地方开始按照民主自治的导向建构社区组织，并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中央两办23号文件将扩大民主、居民自治作为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规定要按照便于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设立社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属于社区居民群众自治性组织。在社区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逐步实现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中央两办文件下达之后，为地方的大胆探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制度空间。特别是一些地方运用农村直接民主的经验建立新的社区组织。如在浙江、江苏、上海中小城市社区建设中，新建立的社区自治组织实行社区成员直接选举，通过“门栋自治”、居民论坛、居务公开等方式为居民直接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提供更多的制度化渠道。许多地方不再是按照国家系统，而是根据社区自治的原则建立社区组织，如更强调社区成员会议的地位与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市场经济较发达的城市，非常重视社区中介组织的培育，使社区自治更能体现自下而上的特点。

三、成绩与问题并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城市社区自治的组织建构正在由起初的行政主导向自治性复归，运作机制正在由精英主导向广泛直接参与扩展。我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尽管建立时间不长，但已展示其不可忽视的成效。

1。创造了国家与社会分权治理的一种新范式。在中国，长期历史上的专制集权体制使治理权高度垄断于皇帝—官僚体系，虽然出于统治成本的考虑，社会有一定的自治空间，但这种自治权高度依附于国家政权，且没有法律保障。当代中国城乡基层自治是在人民主权基本制度下国家将部分治权让渡于社会的结果，并由法律所认可。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在法律的框架内享有自主管理社会的自治权，城乡居民通过自治组织直接参与基层事务的管理，自己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由此在改变传统的一元性治理结构，在基层社会层面建构国家与社会分权治理体系创设了基本的制度范式。

2。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在中国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之中，必须建立一个以民主和法治为基本理念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民主导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自由自主的市民社会并不能自然导致公民社会的产生。要将一个自由的人变为一个具有坚定的民主和法治理念的人，其唯一方式就是民主实践。中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第一次大规模地将民主与法治制度输入到基层社会，成为城乡全体居民最广泛的民主与法治实践活动，也成为全体居民学、运用民主的大学校。正如原全国人大委员会长彭真在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时所说的，村民自治是亿万农民的民主训练班。因此，城乡基层自治的发展将有力的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从而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奠定牢固的基础。

3。推进改善党和政府的治理。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先从社会和基层开始的。社会的变化和基层改革一方面改变了原有治理体制的基础，另一方面也要求进一步推进治理体制的适应性和创新性改革。中国城乡基层自治制度是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建立的，它的发展又推动着党和政府治理方式的改变。如在村民自治的推动下，农村党支部实行“两票制”选举，乡镇一级实行乡镇长直接选举，县乡基层政权实行政务公开。在城市社区自治的推动下，城区政府转变职能，重心下移，公共服务意识得到强化；通过“民评官”和发挥社区中的人大代表的作用，将政府置于社区居民的监督之下。这种底层变革所引发的扩展效应还在继续延伸。

我国的城乡基层自治是在党和政府主导下兴起和发展的，其发展进程取决于党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城乡基层自治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和外部环境。在农村，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的组织体系一直延续下来，并成为领导核心。村庄事务的治理权力主要由党支部，特别是党支部书记所执掌，村民委员会受党支部领导。但是村民委员会由全休村民选举产生，其权力基础在程序上的更具有广泛性。根据法律，村务大事必须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这无疑会改变原有的权力格局。在村庄内部，如何处理好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关系，如何处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集体讨论决策和村支部决策的关系便成为村民自治能否有效贯彻的主要因素。而在村庄外部，根据法律，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而不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但是，乡镇管理要依托村民委员会加以实施。为此，乡镇政府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控制村民委员会的活动，从而压缩村民自治的空间。因此，“两委关系”（村支部与村委会）和“乡村关系”（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便成为农村村民自治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目前在这方面尚没有出现突破性的进展。

而在城市社区自治发展中，党和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方面有了一些新的突破。由于原有的居民委员会处于城市社会的边缘，居委会的党员不多，党组织也不健全。从事居务管理的主要是居委会成员。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虽然强调社区党组织建设，但党组织的权威力量和影响不如农村大。特别是党组织和社区自治组织是在社区建设中同步建立的，社区成员代表大会和社区协商议事会等组织相应建立，使社区党组织一开始就在社区自治的基本制度架构下运行。在社区事务管理中，具有多样合作治理的特点，党组织和自治组织的关系较为宽松。与此相应，为了创建城市治理的新的制度平台，在社区建设的一开始，一些实验区的政府就注意按照自治的原则构造一种新型的政府与社区的关系。如沈阳市在赋予社区组织自治权的过程中，明确规定社区自治包括社区组织有权拒绝政府部门不合理的任务摊派。武汉市江汉区更是从社区建设一开始就强调为保障社区自治，政府工作必须重心下移，转变政府职能，变过去的单向的行政管理为以服务为基础的管理，将政府工作置于社区居民的监督之下，实行“民评官”。这种在社区建设构造的政府与社区组织之间的新型关系无疑为社区自治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

当然，城市社区自治在党组织与自治组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关系方面的突破性进展，与城乡自治组织所承担的功能和面临的治理压力不同有关。在农村，村民委员会承担区域内所有事务的管理，包括促进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职能。政府往往将包括经济发展在内的各种行政指标直接下达给村。为保证这些任务的完成，政府更多的运用直接的行政干预方式，由此必然压缩村民自治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政府在下达行政任务时，不仅没有向村支付行政费用，反而要求村里支付更多的财力，导致为获利而收权。而这势必增加农民负担，并加剧村民与村干部的紧张关系，从而影响村民自治的开展。与农村不同，城市的经济功能主要由企业组织所承担，社区居委会主要承担的是非经济的社会事务。政府没有必要向社区居委会下达经济指标，并以行政压力的方式促使其完成。这是政府与社区的关系较为和谐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城市的经济实力较强，政府不仅不向社区收取行政管理费用，而且为社区提供财政支持，不仅放权，而且让利。如武汉市江汉区在社区建设中明确提出“费随事转，权随责走”，要求社区协助政府部门做事，政府必须支付相应的费用。不仅政府为社区干部支付工资，而且社区干部的报酬取决于其社区工作及其社区成员的评价。这自然有利于保障社区干部努力为社区居民服务，建立和谐的社区关系。

虽然城市社区自治发展的环境较为宽松，但与村民自治相比，也面临社区参与不足的问题。在农村，村庄是一个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融为一体的共同体，经济利益的关联度较高。为维护和扩展其经济利益，村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这正是农村村民委员会实行直接选举能够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而在城市，居民的经济利益与其工作单位密切相关，与社区的关联性不直接。在缺乏经济利益的牵引下，城市居民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缺乏足够的参与热情。这在公共意识较为薄弱的现阶段中国，尤其突出。这也是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大多实行间接选举的重要原因所在。所以，就公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城市尚不如农村。

在我国城乡基层自治发展中，还面临着共同性的问题，这就是自治能力的培育。农村村民自治的行政压力较大和城市社区自治的参与不足都与此相关。这是因为，无论是农村村民委员会，还是城市社区委员会都带有很强的政府建构性，公民的自组织性较弱。而公民的自我组织则是自治的重要条件。只有当农民通过自我组织，学会和掌握依法自治，才能有效抵制不适当的行政干预。而社区群众组织的发育，则有利于扩大城市居民的参与。总之，只有最终由公众的积极参与和发挥主导作用，才是社区自治的根本之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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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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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幽泓：国际社区发展协会2003年会综述.现代物业，2003（10）

[5]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工程[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

农村社区范文篇10

一、统一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的责任性和使命感

××市委、市政府决定，从今年起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百点示范攻坚行动，每年抓好100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每年相对集中在示范点内建设农村住房10万户，连续大抓几年，逐步将现在的行政村整合建设成为产业聚集发展、人口集中居住、公共服务集约提供的新型农村社区。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更是造福农民群众、惠及千家万户的民心工程。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完全符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真正顺应了农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首先，这是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民生的正确选择。近年来，各级在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加大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力度，农村总体面貌、农民生活质量得到一定改善。但由于以村为单元分散投入、部门各自为战，不仅成效不够明显，还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新农村建设，不是村村搞建设，不是就村建村，而是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整合城乡资源，推进农民居住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平房向楼房转变、村庄向社区转变，推动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加快农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路径，就是加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从而彻底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显著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高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其次，这是破解土地制约瓶颈、实现集约节约发展的有效途径。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就是土地制约、空间受限。一方面土地资源紧缺，耕地红线又必须守住；另一方面许多空心村、空闲农房宅基地闲置，有的还在进行浪费性建设。解决这一矛盾，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就是加快空心村旧村改造、合村并点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盘活农村建设用地存量，可以有效解决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走出一条以地生财兴业的新路子。第三，这是增投入、扩内需、保增长的重大机遇。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农村，农村消费的最大投资是住房建设。随着收入水平和经济积累的稳步提高，广大农民对改善居住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越来越迫切。国家和省市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市每年建设1万户农村住房，就可拉动投资10亿元，从而产生巨大的市场需求，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强劲引擎。今年3月份，省政府下发了《关于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意见》。4月初，省委、省政府在青岛城阳区召开现场会议，明确提出把加快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抓手。省里从2009年起将用3年时间，每年新建农房75万户，力争达到100万户；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山东省80万户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每年投资100亿元以上，统筹安排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用5年时间使山东省农村道路由“村村通”向网络化、“村内通”延伸，村庄基本实现“硬化、净化、亮化、绿化、美化”。××市也分别在15日、18日召开了全市新型乡镇新型农村社区暨农村住房建设现场推进会议、全市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工作会议，要求实施攻坚会战，全力全速推进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可以说，上级有政策、发展有需要、群众有期待。这些工作迟早要抓，晚抓不如早抓，抢先一步事半功倍，丧失机遇后悔莫及。大家一定要从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高度，从坚持以人为本、践行为民宗旨的高度，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抢抓机遇、创新政策，加大力度、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再上新台阶。

二、把握政策，掀起新型农村社区会战攻坚行动的热潮

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涉及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格局的调整，涉及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农业农村工作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始终坚持把统筹城乡发展、改善农村民生、提升新农村建设水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重点把握好以下四个要点：一要抓紧规划布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要与城市总体规划、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镇村体系规划、农村住房建设和危房改造规划有机衔接，与农田保护、生态涵养、基础设施、产业发展等空间布局紧密结合，同步规划，一步到位，合理确定中心村的区位、规模和布局，合理确定合村并点社区的村庄搬迁时序。同时高度重视具有传统历史文化价值和产业特色村庄的建设规划。根据各乡镇（街道）提报新型农村社区规划，经××市审定，确定了我市14个社区列入今年××百点攻坚名单。要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把农村社区一个点一个点地规划好、设计好、建设好，确保今年全市14个社区全部建成新农村建设的亮点工程、精品工程。昨天，刚刚接到××市委明传电报，要求各县市区6月底前必须完成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规划及年度计划、农村居民点用地挂钩规划，并将以上四个规划和农村住房集中建设改造详细规划上报××指挥部办公室，××指挥部将组织规划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未完成的，取消规划编制补助，并予以通报批评。因此，建设、土地、民政等部门要集中精力，靠上工作，务必按时完成规划并及时上报××指挥部。二要严格建设标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强化集约节约用地、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目标。根据××市指挥部要求，新型农村社区新建居住楼房居住人口验收的最低标准是500户以上，居住楼房不得低于四层；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场所建筑面积不得低于1000平方米，文化健身广场不低于3000平方米，这是××社区建设补助的硬杠杠。要在科学规划指导下规模开发、配套建设，把节地、节能、环保要求贯穿建设的全过程。社区住宅要向高层发展，尽量少占地。集中居住社区要与社区基础设施、服务中心配套建设，同步推进，一步到位，搞好道路硬化，实施绿化美化，完善供排水管线，有条件的要配备管道供气、集中供热设施，综合配置科教文卫、治安、社保、生产生活资料超市等便民利民服务设施。三要尊重群众意愿。农民是新型农村社区的主体。要坚持群众自愿、循序渐进、统筹兼顾、积极稳妥的原则，不能为了民生惹民怨，确保不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影响稳定的事件。坚持政府统筹、政策引导、市场运作，积极探索新路子，吸引房地产开发、工程设计、施工和其他企事业单位参与，形成多元化投入建设格局。要把安置工作放在首要位置，最好是先安置后拆迁，以降低成本，确保群众生活不因拆迁受到影响。四要坚持分类指导。各地基础条件、发展水平不同，必须分类指导、梯次推进，成熟一批建设一批，不搞一刀切。要突出重点、先易后难，从物质基础较好、基层班子较强的地方入手，凡是具备条件的，优先启动合村并点建设集中居住大社区，同步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和社区服务中心，一步到位实现农村变社区；暂不具备条件的，要按照合村并点规划，先启动中心村建设，同时把面向各村的服务资源整合起来，建设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社区服务中心，为逐步搬迁合并创造条件；暂未列入示范点的村，也要先从基础工作抓起，搞好环境综合整治和农民必需的配套服务。

为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工作的开展，××市成立了指挥部，并迅速展开了150天的会战攻坚行动。从××市各县市区进展情况看，我市工作相对滞后。下一步我市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指挥部办公室和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工作集中会战、资金统筹投入、政策配套运用、效果尽快显现”的要求，采取超常规举措，拉开攻坚战态势，全面掀起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的热潮。一是精力要集中投放。从现在起各级各有关部门就要以决战决胜的姿态、全力全速的状态，集中时间精力人力物力，千方百计争速度往前赶。14个示范点就是14个重点项目。按照项目建设和推进的要求，对每一个示范点要精心策划组织，明确建设标准和完成时限，实行包保责任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推进落实，确保按标准要求和时间节点完成攻坚任务，并形成长效机制持之以恒抓下去。二是资金要集中投入。市财政以及有关乡镇、部门要统筹整合新农村建设、新型乡镇建设、农村住房建设、土地整理、农村“五化建设”和社区建设所涉及的科教文卫体、农林水、农村公路、劳动保障、民政、司法、警务、信访、供销等各方面的专项资金，按照“捆绑使用、各记其功、统一拨付、集中投放”原则，集中用于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示范点建设。各级金融单位要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金融支持“三农”的重点，加大资金投放力度，保证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资金需要。三是用地要集中保障。创新思路，用足用好国家和省里相关政策，做好统筹利用土地这篇大文章，通过合村并点腾出土地，落实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收益用于农民建房贷款抵押担保或直接补贴建房，突破建设用地瓶颈，并有效解决社区建设资金问题。在土地利用计划安排上，对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用地要单独协调用地指标，优先保障，确保建设有地点、村庄迁得动、楼房建得起、农民上得去。

三、强化措施，全面推进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作

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既是“三农”问题，又事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既需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又必须遵循市场规律；既是当前一项紧迫的政治任务，又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惠民工程。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要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捆绑在一起抓，创新思路、突出重点，完善措施、狠抓落实，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求突破。

一要坚持规划先行。科学规划是搞好农村住房建设的前提。要在全面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抓紧着手修编三类规划。一是编制县域村镇体系规划。依据城市总体规划，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立足当地自然和经济社会条件，科学编制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中心镇、一般乡镇及中心村、一般村的规模和空间布局，为农房建设改造提供依据。二是编制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规划。制定农村住房建设3年规划和危房改造5年规划。住房规划设计总的要鼓励住楼房，但应区别不同群体需要，考虑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做到因地制宜。三是编制农房集中建设改造详细规划。结合当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建筑风格，组织搞好新型农房详细规划和工程设计，同时为自建房农户免费提供设计图样和技术咨询。在编制各类规划之前，要按照省建设厅制定的全省农村危房鉴定标准，逐村逐户建立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档案，并以此为依据确定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总量。要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由乡镇、村街负责具体落实。规划编制中要坚持适度超前的原则，在选点布局、户型设计、基础和公共设施配套方面，充分考虑农民的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农房建设标准和抗震等级，引导农民建设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安全实用、经济美观的“百年住宅”。规划一经确定，要严格执行，切实维护其严肃性，确保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有序进行。

二要认真落实政策。要在紧紧依靠广大农民群众和集体组织，引导他们自力更生搞建设的基础上，相应制定完善有关政策，调动多方力量进行倾斜扶持。一是落实资金政策。要把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对新建农房和改造危房的农户予以补助或贴息扶持。××市财政从今年起，连续3年设立专项资金，对各县市区给予扶持。我市也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统筹安排土地出让收益、耕地占用税新增部分和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合理使用可用于农村建设的有关专项资金，向农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倾斜。农村住房建设资金需求量大，要合理确定补贴标准和办法，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组织引导相关行业企业积极参与，多方缓解资金压力。二是落实用地政策。认真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节约用地制度，坚守耕地红线不动摇。要抓住当前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的机遇，与城市总体规划、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相衔接，统筹安排好城乡居民点、基础设施、公益事业、生态涵养、农林牧渔和二三产业发展用地，合理布局城市、小城镇、中心村周围的基本农田，为经济建设、城镇化发展和农房集中建设预留用地空间。要充分利用好国家有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等政策，统筹城乡建设用地，最大限度地支持农房建设和危房改造，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益。省国土资源厅确定，从今年起每年将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5％专项用于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年内全省安排10万亩以上的“增减挂钩”规模，我市国土部门要积极争取指标，充分发挥这项政策对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的保障和推动作用。三是落实信贷政策。引导和鼓励市内各金融机构参与农村住房建设。要以土地收益为基础，建立国有独资或股份制形式的融资平台，向金融单位融资贷款，统筹各种支农资金集中使用，支持农村住房建设。要积极探索实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农户住宅确权抵押、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等多种贷款方式，解决农村建房资金困难。对承担农村建房任务的具备相应资质的建筑企业，要优先给予贷款支持。四是落实规费减免政策。城市规划区内城中村、城边村和建制镇驻地村庄进行统一建设改造用于安置农村居民的住房，一律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等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城市规划区外旧村改造、整体迁建和农民自建住房，不收任何费用。严禁有关部门搭车收费，更不允许自立项目乱收费。五是落实产权政策。对农村住房，由市人民政府负责根据土地性质，依法核发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进行权属确认，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要坚持“一户一宅、建新拆旧”，鼓励农民拆除危旧房、交还宅基地。

三要做好结合文章。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要努力做到多方联动、统筹协调、双向促进，务求从整体上改善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要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相结合。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力度，统筹安排、配套建设村庄道路、供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沼气与供气、集中供热、路灯和科教文卫等设施。靠近城市或乡镇驻地的中心村优先选择配水管网延伸供水，完善排水收集系统和污水处理设施，推广“村收集、镇运输、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鼓励有条件的乡镇联合建设生态无害化垃圾处理设施，推广应用沼气、太阳能等新型能源。要与推行“大村庄制”相结合。着力规划建设好村庄公共服务设施，引导鼓励农户居住向乡镇驻地和中心村集中，为适度扩大行政村规模创造条件。要搞好农村供销社、农村信用社、农民专业合作社、邮政物流四大载体及相关设施建设，为农民群众提供良好的生产生活服务。要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村庄改造腾出的土地，要大力发展高效种植、养殖项目，统筹安排好二、三产业项目，促进农民群众持续增收。要与新型乡镇和农村社区建设相结合。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按照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要求，抓好14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争取建成城乡一体化的示范样板。同时还要结合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攻坚行动”，搞好村庄美化绿化，教育群众保持整洁卫生，提升农民群众生活质量；引导群众改变陈旧落后的传统习俗，倡树现代文明的新风尚，使农村住房建设与危房改造工程成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造就一代新型农民的推动力量。

四、加强领导，确保完成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任务，

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事关全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务必统一思想、完善机制，把工作做得细而又细、实而又实。

一是在指导思想把握上，要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住房建设结合起来。市里实行指挥部工作体制，成立了由市级领导任正、副总指挥，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为成员的新型农村社区和农村住房建设指挥部，集中办公，全面负责整个攻坚会战活动的组织领导、指挥协调和督导检查。要切实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住房建设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统筹考虑、有机衔接。要在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把所有涉及农村社区和住房建设的有关政策整合起来，统一在一个盘子里进行运作落实，不能出现“各吹各的号”和“两张皮”现象。建设、规划等部门要靠上指导督促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和其他相关规划的编制、衔接和实施，确保在6月底前全面完成，同时搞好建设施工技术服务；国土部门要抓紧组织申报和争取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周转指标，尽快落实建设用地规划布局和组织实施，制定相关配套政策；财政部门要抓紧制定统筹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和集中投入的具体操作办法，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管；民政部门要加强对社区服务中心建设的指导；金融部门要尽快拿出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信贷支持的政策措施；其他各有关部门都要各司其职、合力推进，尤其在支农资金统筹上必须自觉服从大局。

二是在部门工作协调上，要切实形成合力。要加强部门协作。农村社区建设牵涉面广，情况复杂，工作难度大，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职责，加强沟通，积极配合，密切协作，形成工作合力。指挥部办公室成立了综合协调、用地协调、规划协调、资金协调四个工作组，抽调人员要迅速到位集中办公。民政局、农工办作为牵头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及时发现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农村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定期对工作进展及运转情况进行调度，加强督导检查，推动面上工作的开展。公安、国土、供销、计生、教育、卫生、文化等与农村社区关系密切的部门，要针对社区需要，改进服务手段，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农资、供销、商贸、电信、金融等企业要积极在农村社区设立分支机构，开展相关业务。其他有关部门也要从各自的工作特点出发，尽职尽责，积极主动地做好配合工作，全力推动新型农村社区、农村住房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三是在工作机制推进上，要突出抓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住房建设的责任和考核体制。建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住房建设领导包保责任制，乡镇（街道）党（工）委是农村社区和住房建设的责任主体，乡镇（街道）党委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要自觉强化责任意识,对社区建设做到亲自抓、负总责，分管负责同志要具体抓、靠上抓。要定期召开工作调度会议，了解工作进展情况，及时研究解决问题，推进工作顺利开展。特别对当前正在规划建设的14个农村社区，要拿出精力、人力、财力、物力，加快运作步伐，争取早日为群众提供服务。在农村社区建设上，各级要保证投入，真正让农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建立农村社区建设的考评机制，制定科学的考核指标体系，完善评估推进机制，确保社区建设取得实效。各级要根据年度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对工作进行细化分解并建立责任制，年终由各级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对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情况进行考评，考评结果列入本部门和乡镇（街道）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