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范文10篇

尼克松范文篇1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尼克松范文篇2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尼克松范文篇3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尼克松范文篇4

一、现实的趋利选择

1969年1月尼克松执政伊始，美国世界战略赖以运行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尼克松政府面临着重大而艰难的抉择。

首先，美苏之间军事力量对比呈现新态势。60年代末，美苏战略武器相对均衡。1969年，美国共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苏联达到1050枚。1970年，美国继续保持原数，而苏联的洲际导弹则增至1300枚。（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98页。）到1972年美苏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数量，苏联2167件，美国2165件。美国的核弹头数量和准确性处于领先地位，苏联在运载工具和投掷重量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336页。）可见，美苏军事实力基本处于均衡状态。有鉴于此，尼克松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提出以“充足论”代替优势论，即均衡数量与质量，以确保美苏双方战略效能的均衡。另一方面，尼克松赋予美国外交战略以新的面容，他认为必须改变以强硬对抗的方式与苏联竞争，主张以谈判代替对抗，他说“美国需要一个谈判时代，而不是对抗时代”。

其次，国际战略格局呈现新局面，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有了重大发展。60年代之前，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是美苏两国。此后，西欧、日本、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不断增强，美苏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应付裕如地扩张争霸。加之，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第三世界国家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们强烈要求缓和国际局势，反对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这对美苏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震撼力量。一向自诩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美国，也需要有一种相应的姿态。

第三，越南战争使尼克松政府面临国内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多年的越南战争给美国社会带来了一场全面危机，美国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越南战争已使美国社会绷紧到了崩溃的边缘，并把自杜鲁门最初在1947年宣布了遏制主义以来逐渐形成的对冷战外交政策的一致支持打得粉碎。”（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65—66页。）尼克松政府成为“战后这一代第一个不得不在没有全国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来处理它的外交政策的政府。”（注：（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90页。）而且，从6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集中力量搞好国内问题，一股新孤立主义思潮随之衍生。新孤立主义者主张尽可能多地削减军费，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尼克松任职时只有不足10％的美国人赞成增加防务费用，而肯尼迪执政初始这个数字为70％。（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1.）尼克松政府既要同新孤立主义思潮做斗争，以防止出现轻率地迁就苏联的倾向，又不得不在国会及公众的强大压力下，削减防务开支。从这个意义上说，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也是受民意的趋动。

第四，国际战略流程的客观要求。依照国际战略学理论，在国际战略总流程的军事战阶段，对外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来实现；在经济战阶段，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交错并用；到知识战阶段，外交手段则成为经常性、主导性的手段。从50年代中期起，美国已进入信息社会，然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不是通过谈判解决战后一系列新问题，而是要把当时美国存在着的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即整体上的相对优势，转变成为整体上的绝对优势。”（注：转引自王家福：《国际战略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2—333页。）美国实际上是在新条件下重复旧时代的“绝对哲学”，即抱定绝对目的，实施绝对手段，以期取得绝对的胜利。退一步讲，如果美苏在达到战略均衡前，美国以军事手段为主体与苏联抗衡尚能够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的话，那么随着双方战略均势的形成，外交战略必然处于升势。尼克松不得不顺应国际战略流程演进的态势，更多地倚重外交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战略。“从根本上讲，缓和战略是采用外交途径来对付苏联的问题。”（注：现代国际关系译丛16：《中美苏战略三角》，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上述诸种因素汇集起来，促使尼克松政府因势利导地变换与苏联强硬对抗的策略，转而采用缓和战略。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美国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以“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为三大支柱的“和平新战略”。其宗旨是以与盟国的伙伴关系为核心，以实力为基础和后盾，以谈判为重要手段，推行美国的世界缓和新战略，用以达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的。

二、美苏关系的一把双刃剑

缓和外交必须具备一大前提，即对峙双方的共同利益必然大于冲突，它意味着与其它选择相比，缓和带来的利益将大于所付出的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苏缓和正是基于核时代的现实。在“恐怖核均势”形成后，避免一场将会两败俱伤的核大战是两国共同的选择，正如尼克松所说：“既然两个大国都有能力毁灭全球，在维护和平方面就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

当时苏联也有缓和的意图。首先，苏联国内面临经济困难，需要西方世界的技术、资金及贸易，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谋取和平红利，进而巩固自己在国内的政治地位。其次，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意欲阻止美中接近，转而联合美国共同孤立、遏制中国。第三，通过缓和确立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缓和对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来说，同样是有利可图的、必要的。”（注：（美）沃尔特·拉弗贝《（1945—1975）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91页。）1971年4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4次代表大会上发出缓和信号，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

美国方面，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就开始与苏联谋求紧张局势的松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后，美苏之间建立了热线，并达成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美苏还签订了若干双边协定。这一切为尼克松的缓和战略提供了一个起点。然而，肯尼迪与约翰逊时期的“缓和”仍然停留在该词的传统涵义上。

“缓和”（détente）是法语词，意思是“缓解紧张状态”。在传统的外交用法中，“缓和”意味着两个国家采取步骤远离武装敌意，它并不意味着存在敌意的强国间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的关系”。（注：MichaelRoskinandNicholasBerry,"IR:AnIntroductiontoInternationalRelations",Prentice-HallInc,1990,p.137。）尼克松时代，“缓和”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实质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与苏联搞缓和的观念是发展国际体系进程的一部分，而与传统的用维持国际体系来达到缓和的外交职能恰成鲜明的对照。”（注：（美）丹·考德威尔：《论美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尼克松的缓和是指一个建立规范与制度的复杂的过程，意在通过软手段谋求硬目标的实现。

在尼克松任期内，美苏共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首脑会晤是美苏缓和的重要形式与内容。

1972年5月22日，尼克松抵达莫斯科，美苏双方举行第一次首脑会晤，双方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该协定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是《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另一项是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协定使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保持大体平衡。这次首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确认以“和平共处”、“缓和”作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还签订了一系列涉及能源、医药和公共卫生、环境、扩大贸易、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科技等若干方面的协定。这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3年6月18日，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美苏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会谈的基本原则》、《防止核战争协定》及《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并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领导人还讨论了中东形势、欧洲安全、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和越南问题。

1974年6月27日，尼克松再次前往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苏美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和《苏美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议定书》，并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达成了合作协议。

70年代前期，美苏贸易有了很大发展，这也是缓和的一项标志。在对苏贸易问题上，尼克松和基辛格主张“联系论”，即把美苏间的贸易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苏联在越南、中东、柏林等问题上的让步与合作联系起来。简言之，通过贸易限制苏联的政治、外交行为。尼克松曾形象地将其表述为：“在我们的商品上不但要印上经济价码，而且要印上政治价码”。（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和平》，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订后不久，美国就与苏联签署了一项粮食贸易协议：三年内美国将向苏联出售价值7.5亿美元的粮食，同时向苏联提供7.5亿美元信贷用于粮食购买。此举可视为联系原则的一个应用。

1972年10月18日，美苏签订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全面贸易协定，共有四项主要条款：一、苏联同意在30年内向美国偿付按照租借法欠下的战时债务7.2亿美元，美国承诺要国会批准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二、反倾销条款。三、两国同意在对方国家的首都设立贸易办事处。四、要求贸易争端按照联合国机构欧洲经济委员会的仲裁规则在第三国解决。

但是，尼克松的战略构想受到国会的掣肘。1973年12月11日，国会通过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反对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贸易法案，要求苏联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把最惠国待遇同苏联的犹太人移民政策结合起来。该修正案限制了美苏贸易的发展，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加之由于苏联也不肯轻易就范，尼克松的“联系”政策当时未能取得相应的效用。但它仍为美国以非军事手段演变苏联打开了缺口。

在尼克松眼中，缓和不是威慑的替代物。他始终认为，缓和并不表明超级大国间对立和冲突的终结，缓和是通过有限的合作减少冲突；清醒的缓和是把缓和同威慑结合起来，缓和不是绥靖的同义词，也不是遏制的替代物。（注：（美）理查德·尼克松：《真正的战争》，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49、353页；前引《真正的和平》，第32页。）因此尼克松仍然强调力量的重要性：“在一个动乱和变化的世界上，我们的力量是个主要的稳定要素。我们的朋友们信赖它，我们的对手们尊敬它。它是我们致力于增进国际谅解和减少战争风险的外交的支柱。”（注：《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页。）正所谓不能言战就不能言和。尼克松时代，美苏之间曾有过几次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如1970年的约旦危机、古巴西恩富戈斯港核潜艇基地事件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对这些触及美国重大利益的事件，尼克松政府都采取强硬措施，以威慑手段予以解决。威慑加缓和的策略就是实力加谈判的写照。

60年代，欧洲兴起一股不可逆转的缓和浪潮，美国出于控制欧洲缓和进程的目的，积极参予其中。1970年3月26日，英、法、美、苏四国开始就棘手的柏林问题进行谈判。1971年9月3日，缔结了《四国柏林协定》。柏林协定有利于缓和该地区局势，对于美苏缓和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为加强东西欧之间的往来，进一步渗透、争夺东欧国家，美国还参加了欧洲安全会议和中欧裁军会议。欧洲缓和与美苏缓和相互促进。

三、缓和的战略得失

70年代前期的美苏缓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关系，这在双边关系史上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美苏缓和推动了整个东西方的缓和进程，也有助于缓和整体国际局势。美苏两国在极端复杂与微妙的核武器问题上进行谈判并达成一系列协议，虽然未能完全阻止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但它本身的意义仍是值得肯定的。

尼克松实施缓和战略有一个前提，即并没有假定苏联已成为一个友善的大国，或者冷战已经结束。缓和不是冷战的替代物，美苏之间仍视对方为主要对手，所以缓和并不意味着美苏竞争与冲突的消失。缓和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美国力图主要运用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的策略，“作为一种处理超级大国竞争关系的政治方法，这一战略寻求以较少紧张和较低代价保护美国的利益，而运用冷战对抗和经常的危机办法代价会更高。”（注：JohnSpanier,"AmericanForeignPolicySinceWorldWarⅡ",CongressionalQuarterlyInc,1992,p.191。）缓和不是遏制的终结，而是遏制的新形式，是遏制的继续。

对美国来说，缓和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缓和有助于结束越南战争，1973年1月27日，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和西贡政权四方在巴黎正式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长达十二年之久的越南战争终于结束。缓和使美国在从权力顶峰下落中获得一定的缓冲。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缓和战略加强了对苏联的渗透，“缓和为西方影响进入苏联打开了大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使苏联受到一定冲击。”（注：转引自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5页。）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整个70年代苏联凭借缓和之机，大力扩充军备，以咄咄逼人之势在世界各地大肆扩张。1971年，苏联利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纠纷及美国在亚洲收缩力量之机，支持印度肢解巴基斯坦，在东巴成立孟加拉国；美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后，苏联支持越南黎笋集团的“印度支那联邦”计划，吞并和侵占老挝和柬埔寨，并把原美军在越南的海军基地金兰湾变为苏联的海军基地。1974年苏联在索马里建立海军基地，1975年把安哥拉变为亲苏国家，1978年又渗透埃塞俄比亚。更为严重的是，1973年之后，苏联在阿富汗连续发动政变，直至1979年12月公然出兵全面占领阿富汗。（注：参见刘德斌：《美国世界战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

苏联的乘势扩张正是导致缓和在美国国国内颇有争议的主要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缓和时期美国失大于得；美苏战略态势是“苏攻美守”；也有学者认为缓和的结果对于美苏双方来讲都是有得有失。究竟如何看待缓和之“失”？若从美国短期国家利益看，苏联的扩张确实损害了美国，美国在军事上暂时处于劣势。但从长远战略角度审视，美国并没有遭到重创，恰恰是苏联那种缺乏深厚经济支撑的过度扩张使其元气大伤，极大地消耗了自身的实力，并在以后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经济是军事内涵性经济，其经济建设的步伐被扩张军备的高额费用拖得举步维艰。1969年，美国的防务费用（不包括在东南亚的战争费用）为520亿美元，1974年增至860亿美元。同期苏联的防务费用由640亿美元增加到1060亿美元。苏联的防务费用比美国高出20％以上。（注：“ColdWarPatriotandStatesman:RichardM.Nixon”,EditedByLeonFriedmanAndWilliamF.Levantrosser,GreenwoodPress,1993,p160.）据《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统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美国方面估计，1975年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57％。（注：转引自顾关福：《战后美苏关系的演变》，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79页。）由此可见，两国的经济实力不属同一个层次。在苏联变本加厉的扩张攻势背后，已经蕴含了战线过长、力不从心的危险因素。

尼克松范文篇5

关键词：缓和；外交政策；经贸关系；最惠国待遇

受水门事件影响，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杰拉尔德•福特（1974年-1977年在任）接任美国总统一职，但国务卿基辛格仍继续主持国务院工作，所以福特政府的外交常被看成是尼克松外交的简单延续而没有什么建树。[1]113事实上，虽然福特政府对苏继续实行缓和的外交政策，但并非尼克松政府外交的简单复制，而是有所变化。在对苏关系方面，福特政府时期继续推行缓和政策。但围绕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政府、国会及苏联三方进行了较量，致使作为缓和重要组成部分的美苏经贸关系的发展遇到了重重阻碍，结果美苏经贸关系最终恶化并给美国政治、经济等领域带来影响。

一、福特政府时期美苏经贸关系的背景

（一）尼克松政府时期的美苏经贸关系由于有丰富的外交经验，尼克松上台后优先考虑外交事务。早在1968年尼克松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即声称，在对苏关系方面，要从对抗走向谈判。[2]4041972年5月，美苏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除军事方面的合作外，双方在经贸关系领域也开始了新的谈判。在两国政府的推动下，双方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最终在1972年10月签订了《美苏贸易协定》，其中包括苏联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及苏联偿还债务的问题等。美苏经贸关系整体呈缓和之势。（二）福特上台初期的美苏经贸关系及苏联最惠国地位问题福特上台之初就继承了上述已成事实的协定，但这一协定缺少必要的执行法律，而这个法律必须由美国国会来制定。实际上，1972年缓和初期，美国国会与政府之间已开始产生分歧，而且此后双方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产生分歧的原因众多，如“水门事件”的影响，政府的秘密政策行为，参议员杰克逊与其他参议员共同的政治阴谋等。此外，还有福特自身的原因，任职之后，他的权力仅限于国内政策。而在外交领域，他完全依赖于基辛格，这一点在他就职当天所批准的国家安全备忘录中得到了明显体现，备忘录中再次强调了基辛格在外交领域的核心地位。[3]210福特上台之初，就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进行了会谈，在会谈中他表明对发展美苏经贸关系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同时希望协定能够最终达成并被批准，并且指出美国政府及国会也会认真考虑苏联方面提出的建议。[4]28-29国务卿基辛格也在一开始就表明了态度，支持与苏联建立正常关系，承认苏联享有最惠国待遇，但是他认为政府必须加强与国会以及苏联方面的协商，这样才能推动法案的通过。[5]9-11为加强两国的经贸联系，美国政府欲在经贸关系领域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并且此举也会让苏联感到美方已将其视为平等的贸易伙伴，从而有利于获得苏联在其它领域的让步与合作。[6]278-279但以参议员杰克逊为代表的国会部分议员认为必须先解决苏联35犹太人移民问题。

二、美国政府、国会及苏联围绕最惠国地位的较量

在上述背景下，围绕最惠国待遇问题，福特政府、国会及苏联进行了复杂的三角谈判。谈判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在保证美国国会可接受贸易法案的前提下，苏联还要同意附属于贸易法案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提出的大量条件；二是苏联必须保证犹太人移民数量。（一）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的争论。在对苏关系方面，美国政府欲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将其作为贸易伙伴，并同意给苏联诸多好处，例如降低关税，但苏联最终需偿还在二战中签订的租借法案中规定的7.22亿美元。最惠国待遇除了带给苏联在世界舞台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满足感外，还给双方都带来了经济利益。作为缓和的赠品，美国货物大量进入苏联有助于在此培养民主思想。其实，美国早已授予铁幕后的两个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最惠国待遇。授予苏联同样地位是随后必然的一步。[7]139但是国会认为授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必须附加一个条件。所以附属于1973年贸易改革法案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把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与犹太人移民问题联系在一起。该修正案规定只有停止对犹太人移民出境的限制，苏联才能获得最惠国待遇。修正案的发起者参议员杰克逊和众议员瓦尼克极力反对美苏缓和。此时正值杰克逊准备争取1976年的提名权之际，他将犹太人移民问题视为阻碍美苏贸易关系发展、反对缓和政策的有力武器，从而为自己谋取政治上的利益。[8]741杰克逊借犹太人移民问题为跳板寻求政治机遇，所以他极力要求由犹太人自行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归属。杰克逊要求苏联允许50000犹太人移民出境。[9]278如果苏联做出这个让步，他便准备开新闻会宣称自己的对苏强硬政策获得了阶段性胜利。许多国会议员也被犹太人移民问题所吸引，赞同杰克逊的做法，因为它不用军事干预就可以展示美国的道德力量，而军事干预正是已经对越南战争深感厌恶的美国人所极力避免的。然而苏联对人才流失非常不满，于是1972年开始对移民出境的犹太人征收“出境税”。该政策执行的前两年，效果十分显著，犹太人移民数额从34000大幅下降到20000。[10]278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出境税将弥补苏联对移民者教育方面的支出，同时还能阻止更多犹太人移民出境。（二）美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的谈判。苏联对美国把犹太人移民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联系在一起的做法非常生气。他们指责美国是干涉他们的内政。苏联“已意识到自己处于屈辱地位，因为苏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获得最惠国待遇时必须受到其他限制的国家。”在苏联看来，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是一种外交和经济敲诈。当1974年11月福特与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晤时，苏联领导人特别强调美国国会对美国外交的干预，因为这阻碍了总统促进自由贸易的尝试。[11]122过去尼克松常常对“杰克逊的抢先煽动行为”表示愤怒，现在福特也是，他反对杰克逊带有政治野心色彩的做事方法。福特注意到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和平外交使犹太人移民数额有所增加，从1968年的400人增长到1973年的35000人，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之后，1974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秘密告诉福特总统，苏联政府向他作出口头保证，每年允许50000名犹太人出境。多勃雷宁说明这只是口头协议，因为他不想肯定杰克逊在书面协议中获得的政治胜利。[12]385福特向杰克逊传达了多勃雷宁的保证，但发现杰克逊很固执，他一直说“我们对待苏联太软弱了……”，他打算开展他的总统竞选活动，把政治推到风口浪尖。[13]138-139之后，杰克逊公开了一封基辛格曾写给他的信，这封信中暗示了苏联将允许每年移民犹太人50000人，而克里姆林真正想要做出的保证是秘密不公开。莫斯科方面对杰克逊和基辛格感到非常愤怒，多勃雷宁不久便放弃了他所做的口头协议。最终美苏谈判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三、美苏经贸关系的最终恶化及对美国的影响

（一）美苏经贸关系的恶化。苏联一直都按照租借法案的要求分期付款，即使偿还这些欠款显然与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相关。然而莫斯科的许多人却怀疑美苏建立贸易关系的企图，还有一些人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也在政治上反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至此，整个苏联领导层得出一个结论：谈判不仅不能满足美国政府不断增长的需要，而且也不能满足参议院中公开反对与苏缓和的反对派的需要。10月24日，基辛格赴莫斯科与苏联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并寻求召开峰会的可能。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勃列日涅夫“很生气”，他反复对参议员杰克逊的欢呼表示“愤怒”。因为杰克逊为苏联的投降而欢呼，还把基辛格报道的苏联所做的普通“保证”延伸为犹太人移民数额每年达60000或更多的“保证”。[14]180-182基辛格告诉勃列日涅夫他也没有预料到信件内容会被公开。基辛格仍在莫斯科时，葛罗米科交给他一封信，信中表达的非常清楚：“我们坚决反对这样的解释”，并且“我们相信这在整个事件中都很重要。我们认为关于苏联地位这一问题不应该有任何歧义”。[15]274-275最终，在杰克逊的领导下，参议院以88:0的投票通过了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16]279对现实情况做了一番评估后福特签署了该修正案。因为他认36为自己别无选择。他回忆说：“国内政治压力太大，如果否决修正案的话，将被认为是软弱无能的表现，然后否决也会被撤销。”[17]279同月，国会也投票限制进出口银行四年内贷款给苏联3亿美元。这粉碎了莫斯科想通过获得美国贷款以提升本国经济的希望。12月18日，多勃雷宁发出信号表示将不接受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成为正式法律，那么1972年美苏贸易协定就将成为一纸空文。就此事进行外交协商后，苏联政府在1975年1月10日的谈话中以官方名义声明了自己的立场。1月14日，基辛格发表声明称在“这段时期”1972年美苏贸易协定不能生效。[18]442-443苏联也表示同意这一声明。至此，美苏官方贸易中缓和因素的核心已然倒塌。（二）对美国的影响。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引起了国会的独断，这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勃列日涅夫很生气，匆匆写了一封信给福特，信中说：“我们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遭受了巨大创伤，在此情况下美苏关系在其他领域也不会有所发展。”而且事实正如福特所回忆的那样——美苏之间的关系紧张，我们已经从迷人的缓和阶段进入了考验阶段。[19]125在与莫斯科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已明显感觉到了来自国会和共和党中反缓和成员的制约。美苏贸易关系正常化的失败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从苏联出境的犹太人人数急剧下降：1973年35000人，1974年下降到21000人，1975年只有13000人。[20]514另一个直接影响是苏联不再支付租借法案规定的欠款。1975年7月，苏联在偿还了第三笔贷款后，就再没有偿还剩余的7.22亿美元，除非美国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21]917-918由于处理问题不恰当，加上没有兑现与苏联签订的贸易协定中对美国的承诺，也没有产生预期的能够影响苏联外交政策的效果，美国政府遭受了一次惨败。福特本人也陷于尴尬境地。《纽约时报》评论说，福特给人的印象是“软弱的、无力的和令人失望的”。国会拒绝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不仅使美苏之间的关系更加僵化，而且表明基辛格的光辉正在逐渐消失。因与越南谈判停火基辛格获得了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以色列、埃及和叙利亚国家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新闻周刊》把基辛格作为封面人物，称他为穿着超人服装飞行的“超级K”；《时代》杂志授予他“奇迹工作者”的称号；在对官员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他的支持率高达85%，创造了最高纪录。直到1974年秋，国会和媒体早已厌烦了基辛格进行秘密活动和为获得名誉而迂回的手段。虽然他在全世界仍然是一位名人，但尼克松时期的胜利已经成为过去。基辛格似乎不再是超级外交家，因为的确是他的做法，尤其是他对葛罗米科信件的处理方式，使许多部门对他作为一名谈判伙伴的可靠性产生了严重怀疑。苏联方面也正面表现出他们的不快。1月30日苏联取消了某些与美国计划好的小麦交易。2月17日他们宣称用英国贷款与英国达成了价值20亿的五年购买技术协议。几个月内苏联就收到了来自西方的100亿贷款。苏联与西方贸易量持续激增，相比之下，在与苏贸易的西方伙伴中，美国的地位下降。[22]515

尼克松范文篇6

演讲与口才

著名诗人莫非应邀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作家班举办学术讲座。诗人讲到自己的诗作时，准备朗诵一段，可诗稿却放在一个学员的课桌上，诗人便走下讲台去拿。由于是阶梯式教室，诗人上台阶时，一不留神一个趔趄倒在第二级台阶上，学员们顿时哄堂大笑。诗人稳住身子，转向学员，指着台阶说：“你们看，上升一个台阶多么不易，生活是这样，作诗亦如此。”这一哲理性的话语顿时赢得了热烈的掌声。诗人笑了笑，接着说，“一次不成功不要紧，再努力!”说着，装着用力的样子走上讲台，继续他的讲座。

有一次，林肯在擦皮靴，某外交官不无揶揄地问：“总统先生，您总是擦自己的靴子吗？”林肯不动声色地回答说：“是啊，那你是经常擦谁的靴子呢？”林肯的高明在于他巧妙地绕开对方所提出的一个判断性问题，进而找出破绽，给对方回敬了一个特指性的反诘。

1972年，尼克松访华，登长城的时候，他因为腿疾只上了三步石级，就站着不动了。于是有记者问他：“总统先生，您为什么不登上最高峰？”尼克松轻松地说：“昨天我与的会见已经是最高峰了。”尼克松的高明也在于他善于跳脱，巧妙地避开私事谈国务，虽然答非所问，却能趣在言中。

杨澜在主持一次知识问答类节目时，问道：“阿拉伯某小国的公园里，常常有武士模样的人摇着铃铛走东串西，这是干什么的？”参赛者的回答各种各样，结果都是错的。最后杨澜告诉大家谜底：“这是卖茶水的人。”此时杨澜见参赛者情绪有些低落，赶快补上一句：“看来这地方的水真是太宝贵了，卖茶水的人也穿戴得这么漂亮，把我们都迷惑了。”这句话看来很平常，可一声“我们”，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化解了参赛者由于回答错误可能带来的尴尬；一个自圆其说的道理，消除了参赛者心中的不快，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冷场。

尼克松范文篇7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要圆满地完成这种交际任务,与翻译的目的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理论者各有自己观点。如有的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介绍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外事翻译肯定要显示其特殊性。一个翻译活动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我们认为,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译的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的翻译活动的特殊性。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也很注重翻译的目的,他将目的分为文本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两类。我们认为外事翻译的目的应该是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完美统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译,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代表国家说话。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说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国家起草文件、发表讲话。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和态度,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如果文本作者和译者不能完全统一,就会出现问题。大者会有损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会出现笑话和纰漏。而这种统一,则主要是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

外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它具有有别于其他领域翻译的特点:必须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首先,外事翻译政治性和政策性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外事翻译的内容多是国家的立场、政策。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地位及其国际关系等,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外事翻译的时代性强。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之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新的方针政策相继产生,新的提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这些都会给外事翻译带来新的挑战。如:

(1)朱总理在回答《时代周刊》记者时说:我不认为我访问美国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要遇到很多敌意,或者是不友好的气氛。Idon’tthinkmyvisittotheUnitedStateswillbringmeintoaminefield,butIdoexpecttoencountersomehostileorsomeunfriendlyatmospherethere.译文用了bringinto和Idoexpecttoencounter似乎访问美国就是进入地雷阵并确实期待敌意。若改为involveentering和mayreallymeetwith则更贴切。改译:Idon’tthinkmytriptotheUnitedStatesinvolvesenteringaminefield,butImayreallymeetwithmuchhostilityorunfriendlinessthere.

(2)美国总统布什在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檄文中说:Ournation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yetourpurposeissure.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andourfriendsandallieswillnotliveatthemercyofanoutlawregimethat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

出于政治目的,布什使用了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anoutlawregime;和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这些短语,因此以下翻译则更符合布什本意且能引起受众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并不愿意这场冲突发生,然而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美国人民、我们的盟友不会对一个非法的政权心慈手软,这个政权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

二、外事翻译的政治性

外事翻译是政治性翻译,译文除了要严格忠实于原文以外,在选择词语和句式时,还要仔细推敲,要准确表达原文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翻译要做到文字和思想的统一。要做到这点,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结合业务熟悉政策,对于重要的词,特别是涉及到领土主权、重大国家利益的词句,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好分寸。不仅要译出词的字面意思,而且要表达出原文词意的深刻内涵。为说明问题,现举数例如下。

(1)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TheCentralGovernmenthasrefrainedfrominterveningintheaffairsoftheHKSAR.“refrainedfromintervening”意思是克制自己不去干预。而事实是中央政府从不干预也不想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所以改译如下:TheCentralGovernmenthasneverintervenedintheaffairsoftheHKSAR.

(2)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withoutthehelpofothernations.

译文用了help一词,语气有些重了,不符合原文口气,这与我们强调的“自力更生”原则相矛盾,改译为: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inisolationfromtherestoftheworld.

(3)Realitydidn’tcatchupwithU.S.policyuntil1972,whenNixonwenttoChinatomakepeacewithChairmanMao.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讲和。“tomakepeaceof”译为“讲和”带有对以前所做的事情的某种歉意。当年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完全出自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会见尼克松也是基于中国利益的考虑。初译会给人一种尼克松是来中国登门道歉的意思,因此改译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共修两国之好。

(4)Thegovernmentiswagingacampaignagainstwasteandextravagance,withthebanquet,amainstayofallpublicfunctioninChina,aprimetarget.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宴会。

在这个句子中,banquet仅仅译成“宴会”二字似嫌不充分,没有把这个词在这个句子中应有的内涵完全表述出来。译者必须根据上下文给这个词作适当的放大处理。改译为: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摆宴席、搞宴请。

三、外事翻译的时代性

从事外事翻译,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国家的历史和旧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词语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翻译有关历史事件或时过境迁的事情时,译者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词要及时纠正。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发生世界瞩目的变化,因此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不断出现,在英文里找不到相应的词和词组。机构和部门名称、文章或演讲中的古文、诗词和对联,常常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译出。

1、旧词新用法

(1)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WeneedtomakefurthereffortstoimplementtheParty’spolicyonethnicaffairs,adheretoandbuildonthesystemofregionalautonomyofethnicminoritiesanddevelopsocialistethnicrelationshipcharacterizedbyequality,unityandmutualassistance.“民族”一词,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一直沿用前苏联的用法,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因此就有了“中国各族人民/theChinesepeopleofallnationalities”,“各少数民族/theminoritynationalities”,“党的民族政策/theParty’snationalitiespolicy”,“多民族的国家/themulti-nationalstate”的译法。而实际上,nationality的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有了变化,该词不再指少数民族的“民族”,而更多的是指“国籍”。在国外人类学的文献中“民族”一词的表述是“ethnicgrouporcommunity”。Nationality除了指“国籍”和“民族”外,还有“国民”和“国家”的意思,有时可与nation通用。如果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y,很容易引起误解。上句则是根据这个考虑,将“民族”的翻译做了相应改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都译为ethnicgroup,而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进行判断。如果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就应译为nationalunityorunityoftheChinesenation;如果指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则应译为unityamongethnicgroups。

2、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2)我们应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Weneedtogovernthecountrybycombiningtheruleoflawandtheruleofvirtue.“以德治国”是新的提法,英译文应与中文一样的言简意赅,形式上也应与“依法治国”对称,因此在翻译中采用theruleofvirtue。

(3)“863”计划theMarch1986High-techProgram“863”计划是我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如果翻译成为the”863”Program太简单,读者看不懂;但若翻译成为theMarch1986Programtostimulatethedevelopmentofhightechnologies则比较罗嗦。因此上文的翻译加字适当、简洁明了,说清了发展计划的内涵。

3、古语、诗词和对联文章或演讲中出现的古文、诗词和对联的翻译,首先要领会它的内涵,同时在表达时还要考虑语句的对称,甚至于是否押韵。

(4)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toformulat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respectandtomakelawinordertoestablishauthority这里“立刑”的意思是立刑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因此译为tomakelaw不够准确。另外,“制礼”与“立刑”应当对称,因此改译为:tointroduc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mutualrespectandtomakeapenalcodeinordertoreinforceauthority

(5)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Alargeheartistolerant;ittolerateswhatusuallycannotbetolerated.Akindlyfacelightsupwithsmiles;itsmilesatthosewhoaresmiledat.有人后面用laughsatthosetobelaughedat或者laughsatthefunnypeople,这是由于理解的不同。何种译法更好,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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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霄凌.论外事翻译的特点[J].济南大学学报,2002,(5).

[3]方梦之,马秉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

[4]何刚强.现代英汉翻译操作[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尼克松范文篇8

2001年4月1日上午，美国1架军用侦察机抵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与中方1架飞机相碰，致使中方飞机坠毁。事件发生后双方立即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布什政府在中国放回美机组人员后，立即将遏制中国的政策从原来的经济文化层面直截了当地上升到政治军事层面。4月7日正在美国访问的印度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贾斯旺特·辛格在与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会晤后对外界称：印美两国已达成国防合作协议。印度媒体报道称，印美国防合作协议将包括两国国防部长定期对话、两国军方领导人互访等内容。当问到是否与美方讨论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时，辛格称："答案非常肯定，而且正在进行。"24日布什在接受美国广播电台（ABC）"早安美国"节目专访之前，首度突破美国传統上模糊回应战略，以明确的口吻表示："一旦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有义务、并且將不计一切代价协助台灣。"4月2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政府执意向台湾出售基德级驱逐舰、常规动力潜艇、P-3反潜巡逻飞机等先进武器装备一事向美国提出警告。26日，新当选为日本执政的自民党领袖的小泉纯一郎表示赞成日本修宪建军并建议考虑允许日本自卫队扩大与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力量?暮献鳌M眨ㄍ宄滤饨邮芟愀坌艌笞ǚ檬背疲ㄍ宓奈蠢础⒑O苛桨兜墓叵担?quot;只有台湾二千三百万人才拥有最后的选择权、決定权。"27日美国国防部已派1700名军人赴菲律宾参加军事演习，美国驻菲代办迈克尔·马里诺斯基在菲律宾三军总部举行的演习开场仪式上说："这同美中关系和美台关系的最新事态发展毫无关联。这只是参加演习的美菲两国之间的事务。"5月1日，布什发表部署NMD的演讲，2日，印度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布什的讲话，同日，印度又在印巴边界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舆论无不注意到，此前印度政府一直在NMD问题上持批评立场，但就是美国在欧亚的盟国都对布什讲话普遍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印度的立场却发生了突变。这三个似不关联在时间上却前后相随的信息，无疑在对俄国、中国和美国分别传送着含义深远的信息。

从20世纪亚太地区的历史看，中美关系最终将是朋友关系。但在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词典中，"朋友"的含义就是打不败的对手。为取得先发制人式的战略主动，美国已在中国主权范围内公开向中国步步进逼并将快速出手。与19世纪末美国不得不接受并赢得英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的挑战一样，中国现已处在不直面接受并誓死赢得美国挑战就没有退路的关口。与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通过打赢朝鲜战争后获得国际社会尊重的道理一样，拥有光明前景的中国外交，在今天也不得不更多地依托于军事实力来实现。

现在，包括印度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场较量及其结果，并以此决定它们未来的对华政策。对印度而言，如果中国赢得这场挑战，印度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目前这种受到多种力量"追求"的外交环境和经济发展机遇；反之，印度将不可避免地在美国人垒起的自苏联经中国最后到印度的多米诺牌局中，成为最后倒下的一张。如果不信，那就请去研究一下美国在印度洋中心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及其作用。

目前印度以"中国威胁"做幌子，其海上军事力量已达到南中国海。其实，对此首先感到警觉的是美国；美在南中国海迅速加强海军力量意在防御的不仅是中国而且还有印度。2001年3月30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该报记者约翰·迪林《亚洲日益崛起，美军运筹帷幄》文章说得明白：美国是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主宰，它可能会遭遇到新的竞争。到2025年，中国和印度都会成为不可小视的海上对手。五角大楼正重新探讨今后20年对美军的要求。这项研究由战略家安德鲁·马歇尔负责。到目前为止，印度一直全力以赴处理与巴基斯坦风暴迭起的关系，今后20年内，它也有可能扬帆起航。五角大楼的规划者说，印度可能会跟中国一样，设法扩大海军，最终控制印度洋。美国可能会在印度洋和南中国海失去立足之地。

现在，印度开始扬帆进军南中国海，许多人都说，其目的意在遏制中国，但印度人必须明白，这实际上已经拔动了美国人最敏感的海上神经。现在，印度声称将具有导弹远程打击能力，【24】以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但事实上远程导弹对美国则更具有威慑力。可以肯定，今天印度的成就，尤其是海上而不是北方山区的国防成就，根本不可能象克林顿所说的那样被美国人也视为自己的成就。如果印度海权力量真的达到某种程度，即使遏制中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美国也会从太平洋迅速调头进入印度洋。如果印度届时没有能力迎接这场挑战并遭受厄运的话，西方大国在打败并肢解印度后，就会随后在某个"和?quot;上重新洗牌。于是，新一轮多米诺牌局将再次垒起并倒下，前后时间大概是一到两百年。届时世界就象是又玩了一场游戏。

注释:

【1】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59页。

【2】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29页。

【3】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4】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1页。

【5】马汉：《海权论》（中译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19页。

【6】与古代地域性和封闭性的古代地缘政治理论完全不同，现代地缘政治理论是在由英国资本开辟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进程中产生，因而是从世界体系的视角看待地缘政治的。

【7】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页。

【8】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

【9】转引自姜兆鸿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页。

【10】转引自JawaharlalNehru:TheDiscovryofIndia,TeenMurtiHouse,1999.P.438.

【11】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3页；第1页；第81页。

【12】K·M·潘尼迦：《印度和印度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81页。第88页。

【13】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92－93页。

【14】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8－89页。

【15】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16】尼克松：《真正的战争》（中译本）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36－37页。

【17】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130页，155页。

【18】JawaharlalNehru:TheDiscovryofIndia,TeenMurtiHouse,1999.P.56.

【19】《彼德一世遗嘱》，转引自李际均：《军事战略思维》，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20】尼赫鲁在接受埃德加·斯诺时说："印度永远不会出卖自己的独立而加入任何一个"阵营"。我们将竭尽自己一切力量防止它们之间的任何战争，万一发生这种战争，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卷进去。我们根本经受不起跟强大的敌人作对。我们唯一的机会是争取五到十年时间，搞建设。"《斯诺文集·第一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468页。

【21】2000年初，笔者赴印度学术访问一年，总的感觉是仿佛回到三十年前的中国。且不说穷人在印度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及贫困程度，仅就其"民主制度"的效果而言，笔者真不能给予较高的评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公务员为增加工资而拒绝上班，学校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和传单，就象中国的""在印度重演。

【22】曾参与解体苏联并成为俄罗斯联邦第一任总统的叶利钦在世纪末的最后一天，主动辞职并怀着内疚的心情要求人民原谅。他说："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对我们似乎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为他们的一些希望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事。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以前从未说过这些话，今天重要的是把话告诉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多少无眠的夜晚，担心地忧虑着，到底需要怎么做，才能使人民生活得更好。我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仅是尽我健康的所能，而是在所有难题的基础上尽了我的所能。

尼克松范文篇9

关键词：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

邓小平自1977年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从对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决断，到积极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直至处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对美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促进和稳定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邓小平与1977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双方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对中方做出承诺，要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因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无法实现诺言。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这种局面直至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1977年，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打开对美谈判僵局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Vance）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邓小平与1977年之后的中美关系美国研究万斯的这个方案不但没有在中美关系原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而且从实质上看是从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倒退了，因为它是变相要求中国以默认的方式，承诺不对台湾使用武力，而“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实际上等于再次提出了曾被中方否定的“倒联络处”方案，即中美间的联络处升格为大使馆，而美台间的“大使馆”降格为联络处。这与中方的要求相去甚远。

为了全面阐明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邓小平于8月24日会见了万斯，并且坦率地指出，“要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在台湾问题上有三个条件，即废约、撤军、断交，按日本方式。老实说，按日本方式本身就是一个让步。现在是要美国下决心。民间来往，我们可以同意。你们这个方案，集中起来是两个问题。第一，你们实际上要我们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还是干涉中国的内政。第二，你们提出不挂牌子的大使馆，实际上是倒联络处的翻版。我们对这个方案是不能同意的。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人不能干涉。我们准备按三个条件实现中美建交以后，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条件下，力求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排除用武力解决。……《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万斯时的谈话》，1977年8月24日。

这次中美会谈虽然未能就台湾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对双方熟悉和了解对方政策的底线是有帮助的，特别是邓小平在坚持中美建交三项条件方面的坚定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美国政府指望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较大让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1978年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出现了新的转机。这首先是由于美苏关系出现了波折。美国国内的舆论中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观点认为，苏联因“缓和”单方面获了利，而美国却吃了亏，从而对美国的对苏缓和政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政府重新关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因为，在美、中、苏战略三角关系中，虽然中国的力量最弱，但却能起到重要的“平衡”作用。为了对付苏联，美国需要再次打“中国牌”。另外，中国在邓小平复出后，加速经济发展，准备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对于美国无疑是有吸引力的。

在这种背景下，卡特于1978年5月17日，对即将访华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inski）下达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示，明确表示：“美国的决心已下”，已经准备积极协商向前推进，消除正常化的各种障碍。ZbigniewBrzeinski，PowerandPrinciple（Farrar，StrausandGiroux，1983），pp.207-209，Appendix1.

1978年5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布热津斯基带着这份条件明确的指示到达北京，先后与黄华外长和邓小平进行实质性的会谈。他表示，美中关系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一个中心环节，美国政府已下决心要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愿意接受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但希望（而非作为条件）在美方作出期待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的表示时，不会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驳，这样美国国内的困难将更容易解决。Ibid.，pp.211-212；薛谋洪、裴坚章主编：《当代中国外交》，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8页。邓小平对此不失分寸地做出了回应。他说：“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观点都是明确的，问题就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下了这个决心，事情就好办。我们双方随时可以签订关系正常化的文件。过去我们也说过，对自己国家统一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不关心，不急于解决呢？我们很希望能早日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到主权问题。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然我们历来说，我们之间的关系还有其他方面，主要是国际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合作的余地。有许多问题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不少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你们要表示你们的希望，这可以；但我们也要表示我们的立场，即中国人民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放台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的谈话》，1978年5月21日。在这次会谈中，布热津斯基还提议，如果中方方便的话，美国已授权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大使于6月开始就中美建交问题同中方进行高度机密性的谈判。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布热津斯基带来的美方最新信息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双方商定从1978年7月5日起，在北京开始举行中美建交秘密谈判。在谈判中，中方代表是外交部长黄华1978年11月下旬，黄华外长因病住院，中方任命韩念龙为外交部长与美方进行谈判。，美方代表是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Woodcock）。中国方面的谈判工作一直是在邓小平直接领导和主持下进行的。除此之外，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先后与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韩叙、柴泽民也举行了多次会谈，沟通情况，加深理解。

中美谈判的焦点是中美建交后的美台关系问题。经过多次磋商，中美双方的立场逐渐明确。1978年10月30日，布热津斯基再次约见柴泽民，表示卡特总统希望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并认为1978年12月或1979年1月将是“一个特殊的时机”。随后，在11月2日中美举行的第五次会谈时，美方提出了联合公报草案，一共16条，内容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互相建立外交关系；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非官方关系；美国行政部门将为调整与台湾的关系向立法部门提出特别立法。草案提出，中方可以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中国统一问题是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事情，别国无权干涉。中国还应表示，统一问题将和平地实现；美方将表示，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不提出异议，重申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邓小平在仔细分析了中美会谈的进展情况后，决心要加快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步伐。1978年11月2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看了布热津斯基同柴泽民的谈话和外交部报来的同伍德科克第五次会谈的请示，看来美方想加快正常化。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当然不一定赶在美苏限制战略武器第二阶段协议之前，同美国关系正常化要加快，从经济意义讲也要加快。原则当然不放弃。可以按美方提的问题谈。谈的时候不要把门关死。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三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这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都要求中国领导人抓住时机，早下决断。当时由于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苏越又签定了同盟条约，中国已在考虑对在边境不断挑衅的越南采取惩罚性的有限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牵制苏联，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就政治局根据邓小平建议提出的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已如箭在弦。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需要加强同美国的关系，尤其是经济关系。因此，邓小平这时在谈到中美建交问题时，强调“这确实是个大局。”《邓小平与李先念、许世友、李德生等人的谈话》，1978年12月1日。这些因素都增加了中国领导人尽早完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78年12月13日至15日连续三天与美方代表伍德科克进行了会谈。原外交部副部长朱启桢回忆道，中美建交谈判到最后，一个问题卡住了，就是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我们是三大原则，这三大原则美国接受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但是在出售武器给台湾这个问题上，美国不让步。当时如果坚持要美国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我们就可能丧失与美国建交的时机。但是如果说我们为了求得同美国建交，对武器问题就放过去的话，这个问题将来就成为一个长期解决不了的遗留问题，所以最后邓小平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谈判的时候，就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双方同意发表建交公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武器问题就留待双方建交以后两国政府继续商谈解决。因为有了这句话，才有后来的“八·一七公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电视台编著：《邓小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0-221页。邓小平还提出：“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要影响中国采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鉴于美国要求于1979年底按条约规定期满“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要求美方在该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要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从中美建交谈判的最后结果来看，中美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首先，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上，中国原来坚持建交前必须废约，后来体谅美方困难，同意美方在法律生效期满之时终止该项条约。第二，美方原来要求在建交之际将单方面发表声明，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而中国不要予以反驳。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双方通过协商，决定各自都可以发表声明陈述自己的立场。中国方面后来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内政。不过中方也表明了愿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立场。第三，在最棘手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双方决定保留分歧。中国保留以后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的权利，美方则表示相信，在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将会逐渐出现有利于讨论这个问题的气氛。美方还保证在美台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向台湾出售武器。双方一致同意不因这一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间表，从而表现出向前看的长远眼光。

至此，中美建交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这是中美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的决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双方达成上述协议的基础上，中美两国于1978年12月16日（美国时间12月15日），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美建交之后，邓小平把美国看作是实现对外开放、引进资金技术和扩大贸易的重点对象国。在此背景下，中国加大了对美经济贸易的力度。从中国方面说，打倒“”之后，国内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对外开放，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需要学习和借鉴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并从美国那里取得发展经济所缺少的资金和技术。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与中美建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几乎是同步，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1979年1月24日，邓小平在访美前夕会见美国客人时，曾阐明中美关系正常化对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他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这点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利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9页。中美建交伊始，邓小平就开始为克服发展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障碍，尤其是为早日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了艰辛的努力。

1979年1月2日，邓小平副总理在北京接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他在谈到中美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时说：“中美贸易有广阔的前景，美国科技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竞争力比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强一些。但还有一些障碍。既然两国关系正常化了，这些障碍就应排除，比如最惠国待遇问题如能解决，障碍就减少了”。《邓小平会见美国国会众议院银行、财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访华团的谈话》，1979年1月2日。随后，在邓小平访美期间，中美双方就解决两国被对方冻结征用的资产问题、签订长期贸易协定、航空协定和海运协定等问题交换了意见。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最惠国待遇问题，他说，你们不解决最惠国待遇问题，我们偿还能力就受限制，最惠国待遇不只是中国的需要，也是美国的需要，而美国的需要并不比中国小。宫力：《峰谷间的震荡：197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开始在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1979年5月6日至15日，美国商务部长访华，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实质性问题，双方于5月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人民日报》，1979年5月15日。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中美双方将在关税、手续税费用方面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向对方的商号、公司等贸易组织提供最惠国待遇，相互对等地保护专利、商标和版权，允许建立在本国领土内的对方的金融机构，根据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开展业务，协商解决双边贸易问题等。

1980年2月1日，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北京互换照会，确认各自已经完成必要的法律手续，从而使中美贸易协定即日起开始生效。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在这之后，中美贸易有了迅速的增长。

在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解决之后，邓小平又为在经济技术领域，解除美国政府限制美国技术进入中国问题进行努力。1982年9月8日，邓小平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我同黑格谈过，他也感到惊奇。就连联合国帮助我们普查人口的电子计算机也拖了好几年，拖到去年才最后批准。美国过去长期把中国放在‘Y’组，26个字母，是倒数第二个。”《邓小平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的谈话》，1982年9月8日。邓小平认为，这种状况应尽快改变。

在此之后，美国相继放宽高级技术产品对华出口限制，1982年美国总共向中国出口了价值5亿美元的防卫和高科技产品。JamesMann，AboutFace：AHistoryofAmericasCuriousRelationshipwithChina，FromNixontoClinton（AlfredAKnopf，Inc，1998），p.40.1983年6月21日，美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华技术转让的新规定，将中国从美国出口管制分类的国家改为V组，即列入与美国友好的非盟国一组内。邓小平抓住有利时机，继续对来访的美国政界人士做工作。他指出：“中美关系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台湾问题；一是技术转让。在技术转让问题上，美方有些松动，我们表示欢迎。但松动到什么程度，也还要看。”他还说，“在技术转让问题上，重要的是中美能成为什么样的朋友，是普通朋友，还是比较好的朋友。”《邓小平会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时的谈话》，1983年8月27日。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访华之后，美方承诺加速对中国出口技术产品和转让技术许可证的审批，并表示，在1983年已公布的七类产品放宽限制的基础上，将考虑制订另外十类产品放宽限制的指导方针，其中包括微波通讯、导航设备、激光、数控机床、非军用飞机等。这表明里根政府在中美关系方面更加强调发展中美经济贸易，这一方面是希望以经济贸易关系来推动双边政治关系，借以牵制中苏关系缓和；另一方面也是看好中国又一轮经济改革浪潮下的市场潜力。

在邓小平积极倡导下日益发展起来的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不仅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支点。正因如此，尽管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关系磕磕拌拌，时常遇到很大的麻烦，但中美间贸易却仍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并日益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主导因素之一，这对维护中美关系大局起到了的一个强有力的新的战略支撑的作用。中美在经贸方面的共同利益和相互需求，必将对今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走向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三、打破美国对华制裁

1989年，正当中美建交进入第二个十年，人们对此寄以很大期望的时候，中美关系却因春夏之交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骤然跌入低谷。美国在西方国家中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关系降温至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认为有必要表明中国政府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原则立场和决心。1989年7月2日，他在会见秘密访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时说：“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处在一个很微妙、甚至可以说相当危险的地步。中国没有触犯美国，任何一个小问题都没有触犯。问题出在美国，美国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我要明确告诉阁下，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不管后果如何，中国都不会让步。中国的内政要由中国来管，什么灾难到来，中国都可以承受，决不会让步。中国领导人不会轻率采取和发表处理两国关系的行动和言论，现在不会，今后也不会，但在捍卫中国的独立、主权和国家尊严方面也决不含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33页。此后，他又在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中国方面据此适时调整了对美方针，沉着应对。

在中美关系处在僵局的时刻，曾经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利用其与中国领导人有良好关系的特殊身份，再次肩负与中国领导人对话，共同探索摆脱危机的重任。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尼克松应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北京。尽管严格说来尼克松是以平民的身份出现的，但中美双方都清楚尼克松在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沟通方面所能起到的独特作用。因此，中国方面对尼克松的来访极为重视。邓小平与之进行了实质性的谈话。他对尼克松说，我们同美国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他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他请尼克松转告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邓小平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邓小平表示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并认为这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详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1—333页。

尼克松在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谈话之后，对中国的现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并且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希望恢复同美国的良好关系，但是坚持必须由华盛顿采取主动；二是北京目前不愿意对6月发生的事件重新做出评估。美联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尼克松说，在这件事上，他同中国领导人的谈话“就像是两条在黑夜中穿行的船。他们有他们的看法，而我有我不同的看法。合众国际社北京1989年11月1日电。但尼克松认为，中美双方应该讨论这些分歧，并尽力解决分歧。

尼克松回国后于11月5日向布什总统和政府高级官员汇报了此次中国之行的情况。这次访问所形成的第一手材料对于美国领导人准确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及中国领导人的看法是有意义的。1989年11月7日，布什总统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尼克松前总统这次私人访华是很有益的。但布什在谈到中国方面所坚持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点时又说，他认为“不是那种情况”。《人民日报》1989年11月9日。

在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又应中国外交部的邀请，于11月7日至10日访问中国。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会见了基辛格。他对基辛格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442页。在美国宣布中止中美高级官员接触的情况下，尼克松和基辛格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与之举行会谈，实际上起到官方的作用，维持了两国间的微妙联系，沟通了两国对彼此间立场的了解，而这对恢复和发展中美关系有重要意义。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总统布什开始考虑采取一项更大胆的行动探索阻止中美关系继续恶化的可能性，那就是派遣美国总统特使公开访华。1989年12月9日，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抵达北京。12月10日，邓小平会见斯考克罗夫特，并对他说：“你这个行动，是一个重要的行动。重要的意义就是，中美尽管有一些纠葛、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这句话点明了中美关系对稳定世界格局的重要性。他还说：“将军这次来访是通报马耳他会谈，实际上应该说是双方一个共同的愿望：能够尽快解决6月以来中美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纠葛，早点解决，使中美关系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新的前进。这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人民日报》1989年12月11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1972年到现在的17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邓小平还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351页。

在邓小平的讲话中，引人注目的是，他为改善中美关系提出双方都应让点步，要双方努力，不要久拖不决。这是在布什总统先采取主动行动在尼克松访华时，邓小平曾提出，中美要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之后，中国做出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方面对恢复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外交方面的灵活性。

斯考克罗夫特的这次中国之行虽然以通报美苏首脑会谈为名，但却是布什政府为响应中国方面“解铃还需系铃人”的一个打破僵局的主动行动。而中国方面在邓小平确定的基调下，显示出了改善关系的诚意。中美这次会谈的结果表明，双方承认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问题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但双方都认为两国在广泛的领域内仍存在着共同的利益，都愿意采取措施为减少分歧做出努力，以便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

布什总统在派特使访华后不久，便采取一系列主动行动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1989年12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中国出口三颗美制通讯卫星，实际上是在对华全面制裁中打开了一个缺口。1990年1月10日，美国政府还宣布将不再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国提供的所有贷款，但将密切注意贷款是否用以满足人们基本需要并在逐项的基础上进行考虑。美国政府的这项决定虽然还留有尾巴，但毕竟是在总体上减轻了对华制裁。

中国方面对于美国的上述姿态也做出了一些呼应。如针对美国所担心的武器扩散问题，中国公开声明，中国没有向任何中东国家出售过中程导弹，今后也不向中东出售中程导弹。中国还准许一名“美国之音”记者入境。中国原则上同意恢复富布赖特交流计划中的客座教授和学者互访，但不再向美国派出攻读学位的留学生。中国政府还宣布自1990年1月11日起解除在北京部分地区自1989年5月20日以来实行的戒严。这一决定既是基于国内政局已趋向稳定的考虑所采取的步骤，同时也有缓和中国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考虑。1990年6月，中美双方经过磋商解决了方励之滞留在美国大使馆长达一年的问题。

这样，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布什的决断下，双方为不使两国关系陷入完全破裂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终于使中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这就为中国逐步打破西方的制裁，争取日后中美关系的改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结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一时期邓小平处理中美关系和制订中国对美政策过程呈现出以下几个具有启发性的显著特点。

第一，邓小平是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来看待中美关系的。他曾一再强调：“如果要使中美关系不停滞并且要继续发展，关键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观察和对待中美关系，是从全球战略的角度来对待两国关系，还是从一些暂时的、战术的策略观点来对待两国关系。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中的一部分。”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91-192页。由此出发，尽管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但这一时期邓小平在制订对美政策时，已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而是根据国家的最高利益，从大局着眼，不仅在对付苏联威胁时，及时发展和维护了中美之间的合作，而且在中美关系遇到挫折时，仍能够保持冷静，从战略的高度和长远的观点看到，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仍然超过两国的分歧，由此做出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0页。的基本判断。

尼克松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政府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因而在外事翻译实践中要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为了正确地传达思想,译者在斟词酌句时要特别注意它的政治色彩。同时,还要不断学习新东西,研究新问题,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

外事翻译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外事口译和外事笔译。外事笔译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外交、外事场合的讲话稿,如在国际会议上的讲话稿,在宴会、招待会上的祝酒词,以及外交上交涉用的讲话、声明,国家间的照会、信函、公报、协议、条约等正式外交文件。

外事口译的主要任务是,担任我领导人出访或外国领导人来访时双方或多方谈判、会谈、交谈时的现场翻译,在各种场合的演讲、讲话或参观访问时的介绍等即席翻译。在双边会谈中,这种翻译通常采用交替传译方式。在国际研讨会、国际大会、国际组织的年会等各种会议上通常采用同声传译。在外事场合,口、笔译往往同时使用。如建交谈判、关于国际公约的谈判,都要求译员既能口译,又能将所谈的内容和结果落实到文字上,成为公报、公约、条约、备忘录、协议等。有时是先口译,然后产生文件。有时则在讲话、演讲前将稿件译好,再到现场作口译。

一、外事翻译的目的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行为,要圆满地完成这种交际任务,与翻译的目的密切相关。关于翻译的目的,翻译理论者各有自己观点。如有的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向受众介绍异域民族不同的社会生活、文化、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外事翻译肯定要显示其特殊性。一个翻译活动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我们认为,外事翻译主要是向对方传达国家和政府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等,因而外事翻译的特殊目的决定了外事翻译的翻译活动的特殊性。翻译理论家彼特·纽马克也很注重翻译的目的,他将目的分为文本的目的和译者的目的两类。我们认为外事翻译的目的应该是文本目的和译者目的的完美统一。如上所述,外事翻译,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都是代表国家说话。而文本的作者(包括文本的起草者、演说者)也都是奉命代表自己的国家起草文件、发表讲话。所以文本的作者和译者的目的是一致的,他们都是代表国家阐述观点,表明立场和态度,维护国家的利益。这是一个根本点,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如果文本作者和译者不能完全统一,就会出现问题。大者会有损国家的形象和利益,小者会出现笑话和纰漏。而这种统一,则主要是在政治观点和原则立场上的统一。

外事翻译的目的决定了它具有有别于其他领域翻译的特点:必须特别注重翻译的政治性和时代性。首先,外事翻译政治性和政策性强。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外事翻译的内容多是国家的立场、政策。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地位及其国际关系等,就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其次,外事翻译的时代性强。21世纪人类进入信息时代,高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已经成了时代的潮流。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整个世界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也处于日新月异的变革之中。新的事物层出不穷,新的方针政策相继产生,新的提法、新的词语不断涌现。这些都会给外事翻译带来新的挑战。如:

(1)朱总理在回答《时代周刊》记者时说:我不认为我访问美国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要遇到很多敌意,或者是不友好的气氛。Idon’tthinkmyvisittotheUnitedStateswillbringmeintoaminefield,butIdoexpecttoencountersomehostileorsomeunfriendlyatmospherethere.译文用了bringinto和Idoexpecttoencounter似乎访问美国就是进入地雷阵并确实期待敌意。若改为involveentering和mayreallymeetwith则更贴切。改译:Idon’tthinkmytriptotheUnitedStatesinvolvesenteringaminefield,butImayreallymeetwithmuchhostilityorunfriendlinessthere.

(2)美国总统布什在2003年3月20日的伊拉克战争檄文中说:Ournation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yetourpurposeissure.ThepeopleoftheUnitedStatesandourfriendsandallieswillnotliveatthemercyofanoutlawregimethat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

出于政治目的,布什使用了entersthisconflictreluctantly;anoutlawregime;和threatensthepeacewithweaponsofmassmurder这些短语,因此以下翻译则更符合布什本意且能引起受众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并不愿意这场冲突发生,然而我们的目标是明确的,美国人民、我们的盟友不会对一个非法的政权心慈手软,这个政权正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和平。

二、外事翻译的政治性

外事翻译是政治性翻译,译文除了要严格忠实于原文以外,在选择词语和句式时,还要仔细推敲,要准确表达原文的立场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翻译要做到文字和思想的统一。要做到这点,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结合业务熟悉政策,对于重要的词,特别是涉及到领土主权、重大国家利益的词句,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掌握好分寸。不仅要译出词的字面意思,而且要表达出原文词意的深刻内涵。为说明问题,现举数例如下。

(1)中央政府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TheCentralGovernmenthasrefrainedfrominterveningintheaffairsoftheHKSAR.“refrainedfromintervening”意思是克制自己不去干预。而事实是中央政府从不干预也不想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务,所以改译如下:TheCentralGovernmenthasneverintervenedintheaffairsoftheHKSAR.

(2)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withoutthehelpofothernations.

译文用了help一词,语气有些重了,不符合原文口气,这与我们强调的“自力更生”原则相矛盾,改译为:OurexperienceshowsthatChinacannotrebuilditselfwiththedoorclosedtotheoutsideworldandthatitcannotdevelopinisolationfromtherestoftheworld.

(3)Realitydidn’tcatchupwithU.S.policyuntil1972,whenNixonwenttoChinatomakepeacewithChairmanMao.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讲和。“tomakepeaceof”译为“讲和”带有对以前所做的事情的某种歉意。当年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尼克松的北京之行完全出自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利益考虑,会见尼克松也是基于中国利益的考虑。初译会给人一种尼克松是来中国登门道歉的意思,因此改译为:美国的对华政策直到1972年才回到现实的轨道上来。这一年尼克松去中国与共修两国之好。

(4)Thegovernmentiswagingacampaignagainstwasteandextravagance,withthebanquet,amainstayofallpublicfunctioninChina,aprimetarget.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宴会。

在这个句子中,banquet仅仅译成“宴会”二字似嫌不充分,没有把这个词在这个句子中应有的内涵完全表述出来。译者必须根据上下文给这个词作适当的放大处理。改译为:政府正在开展一场反铺张浪费的运动,目标首先对准中国所有的团体活动主项:摆宴席、搞宴请。

三、外事翻译的时代性

从事外事翻译,往往会涉及到一些国家的历史和旧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词语的意思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在翻译有关历史事件或时过境迁的事情时,译者对于一些不合时宜的词要及时纠正。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发生世界瞩目的变化,因此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不断出现,在英文里找不到相应的词和词组。机构和部门名称、文章或演讲中的古文、诗词和对联,常常要求在有限的时间内译出。1、旧词新用法

(1)进一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WeneedtomakefurthereffortstoimplementtheParty’spolicyonethnicaffairs,adheretoandbuildonthesystemofregionalautonomyofethnicminoritiesanddevelopsocialistethnicrelationshipcharacterizedbyequality,unityandmutualassistance.“民族”一词,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期一直沿用前苏联的用法,把“民族”译成“nationality”。因此就有了“中国各族人民/theChinesepeopleofallnationalities”,“各少数民族/theminoritynationalities”,“党的民族政策/theParty’snationalitiespolicy”,“多民族的国家/themulti-nationalstate”的译法。而实际上,nationality的含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有了变化,该词不再指少数民族的“民族”,而更多的是指“国籍”。在国外人类学的文献中“民族”一词的表述是“ethnicgrouporcommunity”。Nationality除了指“国籍”和“民族”外,还有“国民”和“国家”的意思,有时可与nation通用。如果将“民族”译为nationality,很容易引起误解。上句则是根据这个考虑,将“民族”的翻译做了相应改动。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都译为ethnicgroup,而要根据具体的上下文进行判断。如果指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就应译为nationalunityorunityoftheChinesenation;如果指的是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则应译为unityamongethnicgroups。

2、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2)我们应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Weneedtogovernthecountrybycombiningtheruleoflawandtheruleofvirtue.“以德治国”是新的提法,英译文应与中文一样的言简意赅,形式上也应与“依法治国”对称,因此在翻译中采用theruleofvirtue。

(3)“863”计划theMarch1986High-techProgram“863”计划是我国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如果翻译成为the”863”Program太简单,读者看不懂;但若翻译成为theMarch1986Programtostimulatethedevelopmentofhightechnologies则比较罗嗦。因此上文的翻译加字适当、简洁明了,说清了发展计划的内涵。

3、古语、诗词和对联文章或演讲中出现的古文、诗词和对联的翻译,首先要领会它的内涵,同时在表达时还要考虑语句的对称,甚至于是否押韵。

(4)制礼以崇敬,立刑以明威。toformulat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respectandtomakelawinordertoestablishauthority这里“立刑”的意思是立刑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因此译为tomakelaw不够准确。另外,“制礼”与“立刑”应当对称,因此改译为:tointroduceanethicalcodeinordertofostermutualrespectandtomakeapenalcodeinordertoreinforceauthority

(5)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Alargeheartistolerant;ittolerateswhatusuallycannotbetolerated.Akindlyfacelightsupwithsmiles;itsmilesatthosewhoaresmiledat.有人后面用laughsatthosetobelaughedat或者laughsatthefunnypeople,这是由于理解的不同。何种译法更好,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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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霄凌.论外事翻译的特点[J].济南大学学报,2002,(5).

[3]方梦之,马秉义.汉译英实践与技巧[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