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幕范文10篇

内幕范文篇1

（一）内幕信息的重大性

在《指引》中的第九条根据其显著影响给出一定的判断标准。即通常情况下，有关信息一旦公开，公司证券的交易价格在一段时期内与市场指数或相关分类指数发生显著偏离，或者致使大盘指数发生显著波动。该规定主要是以内幕信息公开后对公司股票造成重大影响作为判断的标准。这只是对内幕信息重大性的一种判断方法。有学者认为判断内幕信息的重大性要综合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信息一旦公开是否会对相关的股票价格产生影响，而不用考虑该信息最后是否会实现。第二，大部分投资者在知晓该信息后是否会重新估计相关股票的投资价格。第三，了解该信息的相关人员，是否在知晓该信息以后从事了与信息内容相一致的投资行为。第四，有关的上市公司是否按要求对该信息进行了保密。美国的证券法是非常发达和完备的，通过数起内幕交易案例的判决，美国司法界在判断内幕信息重大性方面总结出了“理性投资人”的判断标准——即“如果一个理智的投资者，在他作出投资时，可能认为这个被忽略的事实是重要的，那么它就是重要的。换句话说，即这个被忽略的事实公开后，极有可能被理智的投资者看成是改变了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的性质，那么，这些事实是重要的。”通过这一标准，我们可以排除一些可能影响公众投资，但是具有模糊性的信息成为内幕信息的可能，从而更加精确地打击内幕交易。因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在分析股票时都尽可能多的了解上市公司所的具体的、有实质影响力的信息，并不会根据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小道消息而改变自己的投资决定。正如投资者听说苹果公司总裁乔布斯生病，并不会立即作出抛售苹果公司股票的决定，因为这个信息过于模糊，具体情况不得而知。但是乔布斯去世的消息公布后，苹果股价大幅下跌，因为这个信息足够具体而且足以影响投资者做出决定。

（二）内幕信息的未公开性

未公开性。通过“内幕”二字，我们可以看出这类信息只能为上市公司内部的少数人员掌握，一旦公开也就无法称为“内幕”了，因此未公开性是内幕信息最重要的特征。未公开性简单地说就是信息还未被证券市场的有关投资者所知。我国对内幕信息是否公开存在三种界定标准：一是该信息已经在全国性的新闻媒介上公布；二是相关上市公司通过新闻会的方式向公众公开；三是证券市场已经消化了该信息，即市场对该信息已经做出了反应。前两种公开标准属于形式标准，后一种属于实质标准。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试行)》第11条规定：本指引所称的内幕信息公开，是指内幕信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披露，或者被一般投资者能够接触到的全国性报刊、网站等媒体揭露，或者被一般投资者广泛知悉和理解。在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第5条第3款中定义，所谓内幕信息的公开，是指内幕信息在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披露。通过以上法条我们得出结论：目前我国对于内幕信息公开的标准采取的是形式标准，即只需要上市公司将和其有关的内幕信息在相关媒体上合法披露，不论公众是否真的知晓都认为是公开了。这种公开的标准操作起来相对简单，也方便监管部门的监管，但是这种方式很容易被内幕人利用，并不能有效地打击内幕交易。而实质标准的要求就严格很多，即使企业已经通过合法的方式披露了内幕信息，但是由于该信息尚未被公众知晓以及被市场充分消化吸收，也不算已经公开了信息。这一严格的标准有利于打击企图逃避法律制裁的不法分子，但是由于该标准不容易确定，实践起来比较困难。不可否认的是，实质性的公开标准将是打击内幕交易需要努力的方向。

二、内幕信息具有真实性的探讨

各国(地区)对于内幕信息的构成有着不同的规定，英国等国家要求所谓的内幕信息必须是真实有效的信息，而美国证券法并没有如此的要求，我国也没有将真实性作为内幕信息的特征。内幕信息是否应该具备真实性依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信息真实性认识也有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信息确定；二是真实可靠。第一种标准主要是针对有关公司经营、财务状况的重要决定或重要事实通过或发生之前的信息，这种信息可以称“先期信息。”对这类先期信息的认定也存在诸多争议，因为这类信息有可能转化为内幕信息，也有可能因其他原因无法实现。那么利用先期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进行交易也是存在风险的。到底是像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认定其不是内幕信息，还是像美国那样将这类信息都认定为内幕信息？有人认为，应当看该信息是否转化为现实，如果该信息转化为事实，知悉相关先期信息的人员进行交易从中获益，即认定是内幕信息，相反则认定不是。

简单来说就是“内容成真的行为犯，内容落空的结果犯。”第二种标准主要是针对市场上散布的谣言和小道消息而言的。众所周知,从事内幕交易的人往往掌握着确切的消息,散步虚假信息的人通常是为了通过操纵股票市场从而获取非法利益,例如庄家在某股低价建仓时，可能利用网络散布该股票的利空消息，导致亲信该消息的股民对该股票大幅抛售。这时，需要相关上市公司及时澄清，以免受到损失。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不能排除一些上市公司利用虚假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例如某家上市公司为了自己的股票迅速升值，准备一则虚假的重大利好消息。在这则消息之前，公司的总经理乙将这一消息告诉自己的朋友甲。甲在利好消息之前就筹集资金大量低价买入股票，等到虚假的利好消息公布后，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如愿上涨，股民甲也随即抛售股票获得大笔收益。甲的行为是否已经构成内幕交易呢？虽然该上市公司的重大利好消息是虚假的，但是该消息无疑已经具有重大性和未公开性两个特征。认定股民甲是操纵市场显然不合适，相比较而言认定内幕交易比较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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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幕交易对公司造成损害。保护上市公司的利益，也是证券法的基本目标之一。反对内幕交易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内幕交易对涉及内幕信息的公司造成了损害。

第一，内幕交易会损害公司的声誉。当某公司的内部人利用重大非公开消息进行证券交易时，公司的大众投资者很可能会认为自己未受到公正的待遇，从而丧失对公司经理人员的信心，进而丧失对整个公司的信心，使公司的声誉受到损害。…公司的声誉对公司的股票价格有着重要的影响。作为大众投资者，由于财力有限，投入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同时又缺乏专业投资者的技巧，为了降低风险，当然愿意购买声誉比较好的公司的股票。当公司存在内部人交易，公司的声誉受到损害时，许多大众投资者就不愿意去购买该公司的股票。第二，内幕交易影响公司效率。当市场存在内幕交易时，公司股票的价格不能准确适当地在证券市场上反映出来，因为信息对公司股票的价格有最直接的影响。当内部人利用公司的重大非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内部人有可能尽量延迟公布公司的信息。重大非公开信息公布的越迟延，公司的股票市场价格和公司股票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别就越明显。公司股票市场价格，不能反映正常的公司生产经营状况，尤其是当公司的下层职位的员工在利用重大j#公开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时，为了长期获得利润，极力延迟向上层员工传达信息，使上层员工不能迅速而准确地获得作出决策的重大信息，最终影响到公司的营运效率。

2、内幕交易对投资者造成损害。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一直是各国证券法的基本目标。美国《1933年证券法》的核心是第五章，该章的主要精神是禁止公司在符合证券法要求的登记完成之前发行任何证券，《1933年证券法》的大部分规定及其附录的表格、规则都反映这一目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是为了保证有关各种证券的信息在证券市场上及时准确的公开。从根本上讲，美国这两部法律的基本目的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当证券市场存在内幕交易时，会对投资者产生误导，从而对投资者造成损害。对投资者造成的损害，主要发生在内幕信息是利好时。当内幕信息是利好信息时，从事内幕交易行为的人员要大量购人证券(主要是股票)，待信息公布之后，证券价格上涨时再适时抛售证券。

3、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造成损害。内幕交易对证券市场会造成损害，基本上是主张禁止内幕交易的所有学者所公认的理由。这种理由是基于“公共信心”或“市场正值性(完整性)”理论。一方面，如果证券法允许内幕交易，大众投资者就会对证券市场失去信心，从而影响大众投资者的投资热情，最终会使证券市场的资金越来越少。作为一名普通的大众投资者，在获得信息方面是无法与公司内部人相比的，当投资者认为自己对证券市场的投资不过是从事内幕交易者获利的陷阱时，自然不会自投罗网。此时证券市场的资金肯定会逐渐减少。证券市场的筹集资金的功能和对资本优化组合的功能就会丧失。另一方面，如果允许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内部人为了利用重大非公开信息长期获利，会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地延迟公布这些信息，而信息传递的迅捷与否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效率，内部人迟延公布信息的结果，必然导致证券市场效率降低。同时证券市场内部人延迟公布信息，又使大众投资者对证券缺乏效率不满，从而减少投资。而无论是投资者减少投资，还是信息传递的迟延，都会使证券市场的筹集资金的功能和对资本优化组合的功能逐渐丧失。

4、内幕交易会引发道德风险。道德风险是经济学上的概念，它最初是指在保险市场中，当一方保险之后，由于保险公司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督，因而其避免保险事故的积极性就会降低。后来道德风险泛指一切可能引发不良行为的现象。无论公司的利好信息或利空信息都会使从事内幕交易的人获利。当信息是利好信息时，内幕交易人员可以先购进证券，待信息公布以后再出售证券而获利。当信息是利空信息时，内幕交易人员在其他投资者出售证券以前出售证券，待信息公布以后，证券价格下降时，内幕交易人员已经获利。如果允许内幕交易，公司经营得差要比经营得好容易的多，而无论公司经营的好坏，内部人又可以利用内幕交易获利，此时就存在一种风险，即内部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让公司经营得较差，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证券市场的经营者道德风险。

5、内幕交易违反公平原则。证券市场上的内幕交易行为违反了的证券市场的公平原则，应当禁止。甚至有的学者主张用“公平原则”作为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学基础。有的学者认为内幕交易行为的性质是基于对重要市场信息的不公正占有而进行交易获利的行为，它违反市场公平原则。以内幕交易违反公平原则作为禁止内幕交易的理由，是基于“公共信心”或“市场正值性(完整性)”理论：投资者更愿意在没有内幕交易的证券市场投资，而不愿意在允许内幕交易的市场上投资。该理论的基本假设是证券市场上所有的投资者在获得信息方面都应当有平等的机会。如果证券市场不公平，即证券市场上有内幕交易时，大众投资者就会和从事内幕交易者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投资者会丧失对证券市场的信心，从而减少投资，证券市场最终会逐渐萎缩。这种理由和前述内幕交易损害证券市场的理由都是以证券市场的“公共信心”或“市场正值性(完整性)”为基础。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此种理由强凋证券市场的公平性，认为内幕交易违反证券市场的公平性；认为内幕交易损害证券市场，强凋内幕交易对证券市j的损害后果，而造成这种损害的原因恰恰是内幕交易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公平性。

二、内幕交易监管制度的完善

1、进一步完善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建立惩处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制度。我国证券立法没有建立明确的内幕交易民事责任制度，这影响了对内幕交易的惩罚力度。因此，我国应进一步完善禁止内幕交易的有关法律，建立和完善我国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首先证券法中要对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建立民事赔偿的基础；其次，要完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的诉讼制度，可以参照国际经验建立集体诉讼制度，也可以参照台湾“证券市场发展基金会”的模式建立团体诉讼制度，也可以采用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第三，在条件成熟时还可以考虑在民事诉讼中采用“举证责任在辩方”的举证责任制度，减轻民事诉讼的举证责任，强化对内幕交易的打击力度。

2、提高证券监管执法水平，追究内幕交易的刑事责任，形成对内幕交易的强大威慑力。我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整和严厉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但长期以来没有能够有效实施。执法的意愿不强和执法难度较大是其主要原因。

随着严格监管逐渐成为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共识，执法意愿不强的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执法难度大，主要是内幕交易调查取证较难。为了提高执法水平，首先，应该进一步强化证券监管稽查队伍，增强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的功能；其次，应该对我国有关证券监管的法律作出适当修改，授予中国证监会查处内幕交易更大的稽查、执法权力；第三，修订银行保密条例，保证证监会能获得银行帐目信息，以进行稽查调查和检查证券公司；第四，可以考虑对内幕交易、市场操纵等证券违法行为建立特别的举证责任制度，采用美国举证责任倒置(举证责任在辩方)的制度，减轻证券执法的取证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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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幕交易行为的主体

证券市场上可能实施内幕交易行为的人可分为三类：一是法定的内幕人员；二是利用职务之便窃取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三是通过其它便利条件知悉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我国新《证券法》第七十四条将内幕人员大致分为七类。非内幕人员能否成为内幕交易的主体，理论界一直存有争议，笔者认为，应将非内幕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的主体范畴。因为可能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并不仅仅是那些公司关系人，其他人如公司关系人的朋友、客户等，均可从其它渠道有意或无意获悉一些内幕信息。如果他们在交易中利用了该信息，其行为动机与危害程度实质上与内幕人员实施的内幕交易并无二致，因此非内幕人员同样也能进行内幕交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证券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从而把非内幕人员利用或者指使他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也纳入法律禁止之列，严密了法律规定。

二、内幕交易信息的界定字串4

内幕信息的判别源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有效市场理论，该理论认为，一旦信息被相当数量的投资者知悉，会影响他们的投资判断，相关公司的股价会很快发生波动，即可以此反证该信息是内幕信息。根据该理论及其发展，内幕信息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该信息为与公司有某种特定关系的内幕人员所掌握；（2）信息持有人所知悉的信息，尚未被市场上广大投资者所公知；（3）该信息本身具有重要性，足以对该证券的市场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

我国新《证券法》在这三个条件基础上，对内幕信息的外延作了进一步界定。新《证券法》第七十五条列举了八项属于内幕信息的重大信息。司法实践中应注意这样两个问题：（1）一些股评家和学者对证券市场作出的预测和分析，往往也能造成对股价走势的实质性影响，是否也应归属为内幕信息？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凡是依据归属内部不为他人知悉的重大决定或重大事实而作出的预测和分析，应认定为内幕信息，而不能以“调查数据”等草率定性；对于那些确是运用公开信息资料而作出的股评和预测，对发行人和投资者不负保密责任，不应归属于内幕信息。（2）股市上的传言是否构成内幕信息？从表面上看，传言也是一种信息，而且是非经合法渠道公开的信息，甚至有些传言也能对股票价格构成实质性影响。但是，传言未被证实之前，不足以判断其真伪，谈不上具有重要性，且传言持有人未必是与公司有某种特殊关系的内幕人员。因此，笔者认为，不宜将传言认定为内幕信息。传言如事后证实是虚构事实，企图以讹传讹，影响股市，从股价跌宕中牟取暴利，虽然它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已属于证券法禁止的另一类证券欺诈行为——操纵市场，而与内幕交易无关。传播谣言者除应承担民事责任外，还可能受到刑法的追究。字串9

三、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承担

内幕交易的民事责任主要是指，由于内幕交易行为而给一般投资者及上市公司造成财产损失，内幕交易者所应承担的赔偿责任。民事责任的承担，不但可以救济内幕交易受害人的民事权利，即以补偿、赔偿损失等手段使其恢复到原始状态，而且还可以通过追究财产责任的方式，达到惩戒和教育内幕交易者的目的，新《证券法》第七十六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

（一）原告主体资格的认定

以下几个问题须加以重视：（1）请求权的主体应当是因从事内幕交易的行为而遭受损害的反向交易投资者，并非所有与内幕交易者同时从事反向交易受损失的投资者都是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请求权主体，都能成为合格的原告。只有那些善意地从事反向买卖的投资者，才能成为请求权的主体。如果他们应当获利而没有获利，不应当受损而招致了损害，就可以要求从事内幕交易的人赔偿损失。（2）因内幕交易受损的公司亦可提出赔偿之诉。内幕信息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司财产，所以董事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泄露内幕信息，获取不正当利益，公司也可以以其违反了诚信义务，侵害了公司财产为由，要求董事等从事内幕交易的人员承担赔偿责任。（3）准确界定“同期交易”的“期间”。适用同期交易原则，最大的难题是如何确定同“期”之“期间”。同期交易原则的理论逻辑在于，一旦内幕信息公开后，就决策信息的掌握而言，所有的投资者都处在了同一水平线上，以后的投资者因此无权再主张因被人为地剥夺了信息知情权而遭受了意料之外的损失。沿着这一思路，将该“期间”界定为自第一笔交易发生之时开始计算，直至内幕信息被市场完全吸收时止，是容易理解的。当然，内幕信息何时已被市场完全吸收，仍无法武断地规定一个固定的日期，而只能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案件情况自由裁量，确定一个合理的期间。

（二）损害因果关系的确定

内幕交易中因果关系的认定，要求受害人证明因果关系的成立，除直接与内幕交易者进行证券买卖的相反交易受害人能够举证外，其他受害人举证极为困难。根据证券交易的特殊性，只要证明内幕交易者未披露内幕信息，法律就应当推定因果关系成立。

在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中可适用举证责任倒置，但应注意：（1）原告所负的证明责任。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说原告不负任何证明责任。受害人起诉内幕交易者必须举证证明自己符合起诉条件，主要是证明自己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具体而言要证明：被告在进行交易时知道相关公司的内幕信息；原告的交易行为与被告的交易行为同时发生；原告的交易行为是与被告反方向的交易行为；原告在此交易行为中确实遭受了损失等。（2）内幕交易者可以提出反证。应允许内幕交易者提出反证，推翻信赖推定。

（三）损害赔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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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内幕交易就是内幕信息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违法行为．我国证券法规定咐于内幕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这个规定比较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有规制内幕交易法律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完善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建议．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于2006年1月1日开始实施，第76条明确规定了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这一规定对证券市场健康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在法律修订后几个月内就发生了新疆天山股份原副总经理陈建良内幕交易案，吉林敖东内幕交易案和杭萧钢构内幕交易案等。尽管证券会加大查处内幕交易行为的力度并对其做出及其严厉的处罚，但是，不足以阻止内幕交易行为大量发生。主要原因是新《证券法》中内幕交易的规定不仅太原则，而且缺乏操作性，致使内幕交易受损的投资者不容易获得有效救济。

一、内幕交易概念

内幕交易，在英美称为内部人交易，在台湾地区称之为内线交易。0结合我国立法，在我国内幕交易的主流定义是指“有关证券发行和交易的内幕人员和非法获得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利用尚未公开的、可影响证券价格的重要信息，进行证券交易，以获取经济利益或减少经济损失的行为；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

我们认为，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是指因其特殊地位而获取证券市场内幕信息的人员，利用该信息转变为公开信息前的时间差，进行证券交易或泄露该信息或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也学者认为：“掌握未公开、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的人，以获取利益或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活动或者建议他人、或者泄漏该信息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活动的行为”。

我国的证券法没有正面对内幕交易做出定义，而是在第73条对内幕交易从反面做了规定，对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做了禁止性规定。内幕交易、欺诈客户、操纵市场和虚假陈述是证券市场中最为典型的四种违法行为，世界各国都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特别是对于内幕交易规定了非常严厉的处罚．证券市场有句老话“最黑黑不过内幕交易”，可以说内幕交易是证券市场中危害最大一种侵权行为直接和间接的侵害投资者的利益和证券市场的秩序。世界各国从立法上做出禁止内幕交易的规定，并且赋予投资者获得救济的途径。

二、我国现有管制内幕交易法律不足之处

(一)内幕人员规定的范围不全面，对内幕人员的规定有遗漏

《证券法》第74条关于内幕人员的规定列举性的规定几种内幕人员，还做了一个兜底条款，有证监会对这几种人员以外的内幕人员做出规定，而证监会对此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但是在许多内幕交易的案例中，有些违法主体在事实上属于内幕人员，但是其不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所以难以认定其法律责任。

(二)关于民事法律责任规定不具体

《证券法》第76对内幕交易民事法律责任规定失之于原则，仅仅规定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应当对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样的规定欠妥当，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很难追究内幕交易人的民事责任，利益受损的投资者也很难获得救济。

(三)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程序没有明确规定

由于涉及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程序非常特殊，首先诉讼当事人数量十分大，原告不容易认定，按照普通的民事程序很难解决，必须要用特殊的制度，就是集团诉讼制度在我国称之为代表人诉讼。其次，由于证券交易的方式十分特殊，其确定因果关系、分配举证责任也不同于一般的民事诉讼程序，在内幕交易的案件中更是如此，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对内幕交易案件的解决力不从心。因此必须有专门的诉讼程序解决内幕交易损害赔偿纠纷。此外，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案件的管辖问题，法律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因此必须尽快完善法律，从而解决内幕交易案件的受理难题。

三、完善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路径

(一)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制度程序方面的完善

1．设置必要的前置程序。所谓内幕交易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具有隐蔽性，普通的投资者是不知道内幕交易的详情，受害者在证明内幕交易是否存在已经自己的损失几乎不可能。在内幕交易的案件中，普通投资者只有在证券监管机构(证监会)对被告施以行政处罚后，才能依据处罚决定证明内幕交易行为存在。因此，内幕交易案件也需要设置必要前置程序。笔者认为在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中可以尝试设置前置程序。通过设黄前置程序，首先起到一个过滤作用，把不符合受理标准的案件提前排除，降低法院的负担，减少对上市公司正常经营的干扰。其次降低投资者的诉讼成本，投资者可以利用现有的证据。

2．明确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管辖案件的管辖包括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就级别管辖而言，由于内幕交易案件法律关系复杂，诉讼中涉及很多专业知识，当事人众多，诉讼标的也非常大，笔者认为适合中级法院管辖。而就地域管辖，由于当前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上市公司有一千多家，分布在全国各地，但是分布很不集中，这些上市公司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因此案件发生数量可能地区性差别，如果僵硬的适用原告就被告的原则，一概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将会增加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审判难度，同时导致原告诉讼费用增加。做为中立者的法院，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既特殊有复杂，大部分地区的法院不能完全胜任：从我国司法资源的配置情况来看，笔者建议通过在上海、深圳的中级人民法院设立专门的证券法庭，审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法律可以规定将这类案件管辖明确为证券交易所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专属管辖，有利于原告起诉、法院的审理、案件的执行。

(二)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实体方面的完善

1．认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权利人范围。权利人就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诉讼中的原告，有权向被告提出损害赔偿请求。1981年美国的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通过WilsonV．ComtechTclccommunicationsInc一案发展了一个理论，对认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权利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大意是内幕交易损害赔偿请求权主体资格应当具备“同时从事相反交易”和“善意”两个条件。在加害人从事内幕交易证券买卖的这一天与之为相反交易的善意投资者，应当是内幕交易受害人，有权提出损害赔偿，做出相反交易的投资者善意对内幕交易不知情，善意准据时点限定于内幕交易发生时间，这样能够准确的确定内幕交易受害人，排除仅仅因为市场风险而受损的投资。

2．确定内幕交易损害赔偿义务主体。赔偿义务人应当是内幕交易民事赔偿案件中的被告，了解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并因此而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各国立法和司法实践，赔偿义务主体主要分为三类：第一是公司内幕人员，基于其在证券发行公司的身份而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第二是市场内幕人员。因为职业或者职责与证券发行人有特殊关系的而接触内幕信息的人。第三就是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前两类内幕人员手中内幕信息的人员。因此，应当建议除了证券法第75条规定外，还应当对第三那种内幕人员做一个详细的规定。从而保障法律对内幕人员的规定不出现大的漏洞。

3．认定因果关系与归责原则。证券市场中的交易一般是利用计算机系统撮合完成，因而不易判定投资者是否是内幕交易相对方，更谈不上证明内幕交易因果关系存在。依据美国证券法理论中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定原则，向证券交易市场中披露不真实信息或者在交易时披露内幕信息影响了市场价格的真实性从而间接地欺诈了当时所有在市场中从事交易的其他投资者，投资者只要相信信息真实、不存在内幕信息而进行交易。如果因为内幕交易而导致投资者利益受损，则受害者无需证明内幕信息与损失之fHJ的凶果联系。对认定因果关系，我国法律该如何规定，笔者认为，吸收荚讧券法理沦t{的市场欺诈理论和信赖推推定二者存在着因果关系，但被告可以提出反证。若投资者的损失是由其它原因造成的，则内幕交易者不应当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在认定被告责任是，原告只需证明被告知晓内幕信息，并且完成了涉及该内幕信息的交易。但是被告可以以其并非利用内幕消息而完成交易、原告本身也存在过错为理由提出抗辩。但是应当不同类型被告区别对待，对于公司内幕人员和市场内幕人员的内幕交易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这些内幕人员对公司负有信托责任，其获悉信息是基于本身职务或公司的信赖，应当对公司负有保密义务：而对于第三类内幕人员一般大多是非法获取信息的人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可以证听自己不存在过错。

4．计算损害赔偿的数额。各国一般都确立了民事责任优先原则，根据证券市场股东本位论的思想，政府对内幕交易人的处罚其最终目的是保护每一个投资者的利益。所以在对内幕交易人进行财产处罚和对受害者给予损害赔偿出现冲突时，应当优先民事救济，财产处罚硬顶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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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证券内幕交易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分析

在所有的商业交易中，证券交易最具有风险性和投机性，作为证券交易中内幕交易受害人，对证券市场上的风险应该负有预期责任．再加上正常股市价格波动造成的损失与内幕交易造成的损失竞合，在技术上难以区分，因此有人主张，对内幕交易受害人不作赔偿．把这部分损失理解为其应当承担的投资风险．与此同时，对侵害人处以高额的罚款、罚金甚至科以刑罚，以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从而保护众多投资者(当然也包括内幕交易受害人)的利益。作者认为，对内幕交易受害人是否应该给予私权救济，换言之，认识构建内幕交易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基础．应该基于对内幕交易行为性质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一)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的界定，对于认定内幕交易是否成立具有至关重要作用。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内幕信息指“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由此可见，判定内部信息的标准有二：1．未披露标准。未披露即信息尚未公开，信息是内幕人员之外的人无法公开得到的信息；2．重要性标准。内幕信息并非指尚未公开的所有信息，只有那些重要的、足以对公司证券市场价格造成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才称之为内幕信息。

(二)行为主体

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是指掌握了内幕信息并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人。从理论上讲，凡掌握了内幕信息并据以进行交易的人都应成为内幕交易规则的适用对象。它包括：公司内部人员、通过职业关系或合法途径获得内幕交易信息的公司外部人员，以及通过其他途径、手段获取内幕信息并进行交易的非内幕人员。由此可说，该行为主体不限于公司内部人员，而且在实践中其范围呈现日益扩大的趋势。从我国《证券法》第67条、第68条以及《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5条、第13条等的规定来看．内幕交易行为主体包括内幕人员和以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交易信息进行交易的非内幕人员。

(三)行为条件

内幕交易必须以掌握内幕交易信息的人不当利用信息为要件。至于具体的行为方式．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及学理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二是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三是非内幕人员通过不正当手段或其他途径获得内幕信息，并根据该信息买卖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四是非内幕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交易信息，使他人利用该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所谓“不正当手段”可以理解为骗取、套取、偷听、监听、窃取等。因此，行为人是否利用该信息进行交易并非构成内幕交易的必备要件，即并不要求非公开信息与交易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只要内幕信息掌握者存在“不’当利用信息”之情况，即成为内幕交易的责任主体。

(四)主观心理

内幕交易行为应以主观故意为条件，即明知行为违法却仍然为之，具体包括故意隐瞒内幕信息并据此进行证券交易和故意向他人提供内幕信息或窃取内幕信息并据此进行证券交易的两种情况。在这里．主观故意仅仅指行为人明知行为违法而为之的主观心态．“营利动机”并不构成内幕交易的必备要件。因为即使内幕信息掌握者没有营利动机，也不排除交易相对人因内幕信息掌握者滥用内幕信息而受损的可能。因此，西方国家提出的“缺乏营利动机、因必要而交易、交易真正理由与获利或避免损失完全没有联系”等抗辩。不能成为阻却违法理由，对此应采取严格责任原则进行客观归责，只要内幕信息掌握者不当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并给他人造成损害，就应该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综上所述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的通知》第68条关于“一方当事人故意告诉对方当事人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做出错误意识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的规定．我们可以认定内幕交易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证券欺诈行为。《民法通则》第58条、第61条规定：“欺诈行为无效”，“民事行为被确定为无效或者被撤消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

二、建立证券内幕交易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分析

(一)关于诉讼主体资格问题

谁有权利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及向谁提起诉讼是内幕交易损害赔偿制度设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迄今仍有争议。内幕交易中受损的公众投资者无疑有权提起赔偿之诉．尽管如此。确定谁能当：。原告仍是实务中难以把握的问题。因为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股东身份具有极强的变动性．有的现在还持股，有的可能在公司证券停牌前已经将股票卖出而失去了股东身份，而且很难证明股东利益受损和内幕交易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笔者认为，难以操作并非不可操作，我们可以借鉴吸收甚至移植美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同时交易学说”。该学说认为．只要内幕交易人隐瞒信息与相对人交易，那么在同一时间进行相同证券交易的同时交易者，均可提起损害赔偿之诉，即便现在丧失了股东身份．也可以通过证券交易所电脑终端存储的交易记录来甄别过去曾有的股东身份及交易损失，这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是可行的。

与上述问题相关联的是，受害者有权向谁提起诉讼或寻求救济。实施内幕交易行为者成为责任主体当不存在理论障碍．问题是．上市公司可否成为被告并对受害者承担责任，对此人们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传统理论认为：能够成为原告和被告的应当是证券交易的主体，上市公司不参与交易，所以不能成为被告。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诉德克萨斯海湾硫磺一案中，被告即以此理由提出抗辩，认为它与交易无关，但法院拒绝采纳其主张，反而认为，在非面对面的证券交易的情况下．内部人不需要做任何说明，相反公布相关信息的义务主体为上市公司。可见．公司在特定情况下，也应该成为责任主体。笔者认为，对此应从严把握，“特定情况”应包括上市公司没有直接向公众信息或有意误导公众投资者等情形。当然，上市公司在对受害人实施救济后，当有权向内幕交易直接责任者追偿。

(二)关于举证责任问题

基于传统观点，对侵权行为追究损害赔偿责任时．受害者必须严密地证明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由于证券交易特点所决定，提起损害赔偿诉讼的原告，在证明损害事实与内幕交易行为之间因果关系上存在较大劣势和困难。因此，民法中关于因果关系的规定和民事诉讼中有关举证责任的规定很难适用于内幕交易损害赔偿问题。在此，笔者主张借鉴国外审判实践中采用的举证责任倒置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如果被控者无反证证明投资者损失是由其他原因造成，将推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存在，被控者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无疑为受害者主张权利提供了便利，也符合实质正义的要求。

(三)关于赔偿数额的确定

内幕范文篇6

一、世界各国内幕交易监管概况

1、立法严而执法松

尽管从上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就对“内幕交易是否应该禁止”这一论题争论不休，但是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由于内幕交易行为对市场公平投资秩序造成的破坏，对内幕交易进行限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如美国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英国1993年的《公平交易法》、德国1994年的《内幕交易法》、日本《证券交易法》、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香港1990年《证券(内幕交易)条例》、台湾的《台湾证券交易法》及中国大陆的《证券法》等，均有禁止或限制内幕交易的明文规定(张宗新、杨怀杰，2006)。令人遗憾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措施并未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真正能够规范市场不法行为的，是监管机构的执法行动。

然而，相对于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内幕交易的监管执法则要困难得多。即便是在被世界各国公认的禁止内幕交易最严格和最全面的美国，广泛对内幕交易进行诉讼也是较晚的事情。美国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明文禁止内幕交易，但在其证券监管体系建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该条款也几乎是个摆设，从未认真执行过，1961年才出现了根据联邦法律进行的第一起内幕交易诉讼。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七十年代，由于当时美国企业收购兼并盛行，投机分子乘机利用企业并购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十分猖獗，严重地扰乱了证券市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加强内幕交易监管。

为什么制定了限制内幕交易的法律却难以执行?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证券监管机构缺乏执法的主观愿望。除了对内幕交易带来的危害重视不够之外，一些国家还认为严厉的执法会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如有学者(StampandWelsh，1996)指出：“总而言之，许多司法当局显然是或者没有兴趣、或者没有作好准备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切实实施它们的反内幕交易立法。”许多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当局仍然强调在投资者保护和商业自由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内幕交易执法存在许多客观上的困难。首先，内幕交易并非总是内幕人员自己所为，而往往以他们亲戚朋友的名义进行；其次，内幕交易的手段非常复杂，内幕交易者往往对内幕交易的各种方法非常熟悉，也熟悉监管当局的监管技术，不断创造出更新更复杂的交易方式，使监管者防不胜防；第三，内幕交易的认定和取证非常困难，这使得监管当局在资金、技术和人力上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2、加强执法成为共同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美模式的证券市场治理模式并未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但是，随着证券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日本证券市场治理模式陷入困境，重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英美模式逐渐成为各国仿效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立法，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也开始把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作为监管工作的核心目标，内幕交易的执法活动由此得到了强化。

从内幕交易认定的举证责任制度来看，世界各国也有意识地在逐步向美国模式靠拢。美国规则明确指出对内幕交易的认定，控方不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事意图，只要有内幕交易的事实，不管是谁，只要你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得到这个内幕信息(初级举证责任在控方)，都被假设为从事了内幕交易，被告必须提供所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次级举证责任在辩方)(高如星，王敏祥，2000)。一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证实内幕人员有从事内幕交易的事实，被控方除非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就将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民事诉讼或者通过司法部进行的刑事诉讼。显然，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大大降低了监管部门的取证难度，因而更有利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

二、中国内幕交易监管的法律框架及执法现状

1、限制内幕交易的立法措施

我国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完善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刑法》、《证券法》、《公司法》、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行业自律性规定组成的，相对完整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的立法雏形是1990年1o月中国人民银行的《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后来有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第39条和42条，《深圳市股票发行与管理暂行办法》第43条。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内幕交易及其法律责任做出了初步规定。1993年9月22日，国务院证券委又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进一步对内幕交易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1997年10月生效的《刑法》纳入了证券欺诈条款，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证券内幕交易为刑事犯罪行为，并规定了其刑事责任，为打击内幕交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工具。1999年7月1日生效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定义、内幕人员的界定、内幕信息的内容、以及内幕交易的类型都做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刑法》、《证券法》和《公司法》中有关内幕交易的条款分别于1999年和2005年进行了适当修订，充实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内容，对诸多违法行为设定了追究民事、行政法律责任的条款。2007年，中国证监会又颁布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限制证券买卖实施办法》。同时，《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与《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也已开始在证监会内部试行并报最高法院研究，相信具体的司法解释会在不久的将来出台。可见，我国对于内幕交易以及相关行为的立法正朝着查缺补漏并不断细化的方向发展，相对于以往恪守大陆法系与国情的僵化处置，我国证券法律法规正向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借鉴成功之处，兼收并蓄，最终目的是增加内幕交易者的违规成本，对其形成法律威慑。

2、内幕交易监管的执法现状

虽然资本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是与国外经验相比，我国的内幕交易行为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内幕交易普遍、隐蔽性强、交易主体多样且与其他违法行为相关联(如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复杂的证券犯罪形态加上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我国在执行法律打击内幕交易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发现难、查处难和监管成本高昂的困境。因此，与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同样具有“立法严而执法松”的特点，发现效率和处罚力度均未能令广大投资者满意。

行政处罚方面，1994年的“襄樊信托内幕交易案”是中国证监会公开查处的第一起内幕交易案。截至2007年6月，在证监会查处的违规案件中出现“内幕交易”字样或被证监会按照与内幕交易相关规定公开处罚的案例仅有37件。它们有的只涉及内幕交易，有的则是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共同存在，共涉及沪深两市的36只股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与实际发生的内幕交易相比，被查处的案例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刑事制裁方面，虽然1999年的《刑法》就已经对内幕交易罪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直到2003年3月10日，“深深房”原董事长叶环保才成为因犯内幕交易罪被追究刑责的第一人。而时至今日，内幕交易罪的判例也只有区区的两例。除了上面提到的叶环保之外，另一个获刑人为恶意重组“长江包装”的泰港实业主要负责人刘邦成。

民事赔偿方面，情况则较为复杂。由于1999年7月开始实行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的规定语焉不详，但没有明确禁止。而2000年10月最高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有证券内幕交易纠纷、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纠纷、虚假证券信息纠纷等。于是，2001年中，有一批亿安科技操纵股价案、银广夏虚假陈述案的投资者向有关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仓促之间，2001年9月21日，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即《9．21通知》)，称因法院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条件，要求各地法院暂不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1月15日，最高法院颁布通知，宣布可以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2003年1月9日，又颁布了更为详尽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在此基础上，5年多来，全国各地法院共受理了近30家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总标的约7-8个亿，涉及股民近10000人。目前，80％以上的案件都已得到圆满解决。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受理一直未解禁。

直至2007年5月底，全国民商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已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侵权民事责任，因此对于投资者对侵权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应当参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前置程序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受理，并根据关于管辖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管辖。会后，奚晓明的讲话作为最高法院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级法院，这意味着尘封多年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终于解禁。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件的成立，需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及其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认定有罪的刑事判决为诉讼前提，诉讼时效为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书做出之日起两年内。因此，目前尚在诉讼时效内的案件有下述两例：陈建良买卖天山股份内幕交易案(诉讼时效截止日：009年5月23日)以及世纪中天股价操纵案(诉讼时效截止日：2007年l0月l5日)。在案件发生期间内买入并卖出相关股票而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由此可见，在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责任方面，我国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均存在较大欠缺。法律条文对于投资者因内幕交易造成的损失如何计算、内幕交易的时间应如何确定等关系到投资者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有明确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在内幕交易过程中是否应付连带责任，会不会成为共同被告等问题也尚未提及，需要司法解释做出相关规定。由于缺少相关司法解释，受损失投资者的民事索赔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这使得内幕交易受害者的维权之路显得崎岖而漫长。

三、加强内幕交易监管的政策建议

1、完善并落实民事赔偿制度，加强内幕交易执法

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对内幕交易的受害者给予充分的补偿，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可以充分发挥司法机构对内幕交易的裁判功能，预防与遏止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可以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动员广大投资者来参与对内幕交易的监控，更有效地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法律基础，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侵权民事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随着2007年5月底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所做出的重要指示，尘封多年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受理问题也终于解禁。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已经建立。但是，民事赔偿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小股民集体诉讼制度的确立，内幕交易中受害人遭受损失如何计算等，还需要立法机关及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说明。

除了完善立法，我国在内幕交易执法力度方面也需要加强。众所周知，法律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其条文字面上的严厉程度，而在于法律条文能否得到切实的执行。我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整和严厉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但长期以来没有能够有效地实施，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内幕交易调查取证较难。为了强化针对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首先，应对我国有关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做出适当修改，授予中国证监会查处内幕交易更大的稽查及执法权力；其次，修订银行保密条例，保证证监会能获得银行账目信息，方便对证券公司等潜在内幕交易主体的稽查调查；第三，借鉴国际经验，采用“举证责任在辩方”的制度，减轻证券执法的取证难度；第四，证券监管应该积极地利用司法手段，对违反法律的内幕交易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追究内幕交易者的刑事责任。

2、改善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完善交易制度

(1)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定期报告制度，预防内幕信息被利用。国内目前大部分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都与上市公司的内幕知情人员有关。为此，有必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内幕人员和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等中介机构的内幕人员，以及持股数量达到5％以上的大股东，要严格要求其申报持股种类、数量及其变动情况，并及时地公开披露。

内幕范文篇7

关键词：内幕交易主体内幕信息内幕交易行为

内幕交易是指公司内幕人员或其他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准公司人员，为了能获取更多利益以及减少最小损失，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内幕交易的出现不仅损害上市公司和一般投资人的财产利益，同时也破坏了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有着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由于内幕交易具有非洳}生以及一定的隐蔽性，因此在操作起来不容易被发现，而我国目前的相关法律又显得非常单薄，使得出现内幕交易违法行为之后无从下手，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利用健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制，使我国的证券市场步入正轨．从而真正保护广大投资人的合法利益。

一、上市公司内幕交易成因分析

1．传统文化影响导致内幕交易的发生。在我国由于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一些人具有较强的个人主义思想。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作为个体的个人为了自己或着家庭的利益，特别是在没有明显受害人的情况下，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理所当然会被社会所接受。正是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使得人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开始内幕交易来使自己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同时，由于中国二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人治思想和以官为本的社会规则，使得人们要想追逐权力和利益就必须仰赖于“人”。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关系的根深蒂固，所以就导致在某些时候某些人在利益以及社会关系的驱使下丧失原则，从而造成显失公平的内幕交易发生。

2．隐蔽性导致内幕交易难于发现。众所周知，内幕交易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因为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并不是普通的金钱交易，其显现的可能是简单的“信息交易”。也就是说，当市场开始并走向牛市时，信息便可以以最快速度转换成金钱，因此此时内幕交易也就孕育而生，同时．无论是那种形式的内幕交易，信息都是一种有用的、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在交易时起到很大的作用。目前由于网络信息化的发展。信息传递的方式和渠道也慢慢的趋向多元。在网络时代绝大多数内幕交易者在从事内幕交易时并不使用自己的账号，这就使得国家对内幕交易的查处和取证都非常困难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内幕交易所具有的隐蔽性使得内幕交易难以被监管部门发现，从而导致内幕交易的发生。

3．股权的高度集中导致权利失衡。在我国的上市公司很多都是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成，因此就会出现股权结构不合理以及股权的高度集中的现象发生，从而导致权利失衡。同时，由于其机构设置过于繁琐，并没有形成有效的内部控制结构。而仅仅是公司的“一把手”说了算，所以就会使得公司内部控制薄弱，以及由内部人控制的局面发生，从而使得一些上市公司为了提高自己的业绩，进行内幕交易来达到自己的非法目的以获取非法利益。

4．相关法律的缺失导致内幕交易泛滥。在我国关于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而建立起来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范围的不断扩张以及新的经济工具的出现使得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难以跟上世界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法律对内幕交易进行规制，但是其只是停留在含糊的、原则的、概念性规定，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而这种含糊的、原则的规定就会导致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执行，所以一些上市公司在利益的驱动下进行内幕交易，从而造成内幕交易的泛滥。

5．监管部门的执法不严导致内幕交易者铤而走险。导致内幕交易出现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执法不严。综观我国的证券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证券监管部门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内幕交易采取的都是放任、放纵的态度对内幕交易仅有的少数几次处罚行为，也都是发生在市场牛市、政府希望为市场降温进行宏观调控前提下进行的，并且处罚力度也明显偏轻，与内幕交易人员所获得的巨额收益相比显得微不足道，无法产生震慑的作用。正是由于监管部门的执法不严才使得内幕交易者铤而走险以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

二、我国对上市公司内幕交易的法律规制存在的问题及完善建议

1.扩大内幕交易主体范围。内幕交易主体，即内幕人员是指由于持有发行人的证券，或者在发行人、与发行人有密切联系的公司中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由于其会员地位、管理地位、监管地位和职业地位，或者作为发行人雇员、专业顾问履行职务，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我国《证券法》规定了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主要包括：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由于所任公司职务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由于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进行管理的其他人员；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其范围仅限于公司内部人员，而忽略了作为第三人的其他内幕交易者。这样粗糙的列举式法律规定使得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操作，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从而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为此笔者认为内幕交易主体可以划分为：第一，公司内部人员。其中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秘书、打字员，甚至包括其它可以通过履行职务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例如：这些人员的近亲属。第二，准公司内部人员。其中包括：与公司业务有关聘请的律师、会计师、资产评估人员、投资顾问等专业人员以及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发行人可以行使一定管理权或者监管权的人员，包括证券监管部门和证券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发行人的主管部门和审批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工商、税务等有关经济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等。第三，其他第三人。是指由于本人的职业地位、与发行人的合同关系或者工作联系，并且有可能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这样由内而外，有主到次的划分就会扩大内幕交易的范围，以便于实际的操作。

内幕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内幕交易民事救济民事责任归责

一、内幕交易的界定及其民事救济的必要性

1．内幕交易的内涵及其界定标准。狭义而言，内幕交易，又称知情证券交易，是指内幕人员或不正当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活动，其实质是一种证券欺诈行为。广义的内幕交易则包括公司内部人的短线交易行为。本文讨论仅限于狭义的内幕交易，从其定义中，我们不难发现，内幕交易的构成有三个基本条件：其一，存在交易行为；其二，该交易行为系知悉内幕信息的人所为；其三，该交易行为系利用内幕信息而进行的。具体说来，内幕交易行为应符合以下条件：

(1)内幕信息标准。行为人必须掌握且利用内幕信息。这是从事内幕交易行为的基本前提。那么，何谓内幕信息?判断内幕信息的标准是什么?关于内幕信息的涵义，英国1967年的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在他掌握一项未公布的能影响证券市场价格的情报时候，不允许对公司的证券进行交易，这些情报包括利润公告、红利公告等。我国《证券法》规定内幕信息是指“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由此可见，作为内幕信息应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尚未公开性。尚未公开，是指未通过公众媒体予以公开，意味着一般投资者无法在公众场合平等得到。信息一旦公开，则意味着该信息为一般投资主体所享有，其性质也转为非内幕信息。那么如何判断信息已经公开?其公开的标准是什么?一般认定内幕信息是否已经公开，依据有效市场理论，当某一信息对市场产生有效影响时该信息才算公开。如美国采取相当股票分析师获悉为标准，因为股票分析师可以通过其分析报告或评论文章，对该公司的股价造成相当影响。在我国，对于有关内幕信息公开标准，法律法规要求予以公告的就要按要求进行公告，比如中期报告、年度报告、重大事件报告。如《证券法》第64条规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作出的公告，应当在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报刊上或者在专项出版的公报上刊登，同时将其置备于公司住所、证交所，供社会公众查阅。”同时，《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63条则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将要求公布的信息刊登在证监会指定的全国性报刊上。”由此可见，我国信息公开的标准，是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或专项出版的公报上刊登为准。然而，内幕人是否可以将手指放在键盘上等待信息在指定认可的媒体后马上就进行交易呢?此情形下，行为人利用的该信息是否为内幕信息?或者说，这样的交易是否构成内幕交易?依据现有法律之规定，显然该信息不是内幕信息，但从内幕交易制度立法的本意及其保护证券市场公正公平的角度上，该证券交易行为应为法律所禁止。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对内幕信息公开制度应确立市场消化时间，以防内幕知情人规避法律。从本质上说，披露内幕信息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广大投资者对内幕信息享有平等知情权，而非对特定的投资者或团体公布或保护。因此从公平竞争的角度讲，规定一段市场对信息的消化时间比较合理。实践中，我国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惯例是当上市公司有重大消息公布，该股票暂停交易一日，以便公众知悉，其实质是部分地吸收了市场消化理论的公开标准。至于市场对信息消化的时间应以5～10天为宜．

第二，信息具有“重大性”。一个有效的证券市场，应当确保投资者及时准确地获得与投资决策有关的所有信息。由于信息对证券价格的重要影响，如何确保共享信息以消除信息失衡现象，成为证券监管的目标之一。同时，证券市场又充满了过多的噪音信息、垃圾信息，如果所有信息不论其内容、层次、情节而一概认定为内幕信息，既不合理增加内幕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义务，更会诱发投资者对内幕人的滥诉现象。如何判断信息是否符合“重大性”?从理论上说，如果重大性标准较低，内幕人就负有在更多的信息未披露之前不得交易，这样，构成侵权的门槛也随之越低；反之，重大性标准较高，构成侵权的门槛也相对较高。

(2)知情人员标准。内幕交易应当是由内幕人员实施了证券交易。在未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即使在内幕信息披露前进行证券交易也不构成内幕交易。世界证券立法对内幕人员范围的规定有加宽的趋势，即凡是获知内幕信息者均为内幕人员，其理由是“凡拥有与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而未公开的消息，除非该消息是基于自己的研究，或其利用不违背任何人的义务，在法律及社会观念上纯属正当外，都是内幕人员而需负责的。”这样，有助于防止内幕交易者对法律的规避，确保证券市场的公正、公平、公开原则，维系投资者的信心。我国在借鉴了国外证券立法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实践，将内幕交易者界定为知情人员。所谓知情人员是指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具体包括内幕人员和受领信息人。

(3)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标准。行为人的交易行为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的，这是内幕交易行为的最终行为。如果行为人虽然知悉内幕信息并利用了该信息，但并没有进行证券交易，或虽进行了有关证券交易，但与其知悉的内幕信息无关，则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因为，法律禁止内幕交易的目的是在于不让人们在证券市场上，以不公平的方式获取财富，行为人只有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前提下，才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同时也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应受到非难性的。行为人知情，又买卖了该证券，他是否利用了内幕信息，则主要应以其买卖的证券与所知情的内幕信息的问题是否有关系，是否涉及到该证券的发行、交易和交易价格进行判断，也就是说，只要他知悉的内幕信息涉及该证券，而且行为人又买卖了该证券或建议他人买卖了该证券，就应当认定是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综观我国现有立法对内幕交易行为、内幕信息和内幕人员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其实质在于是否利用内幕信息从事交易，而不在于是否属内幕人员；构成内幕人员，其实质在于是否能够通过合法途径接触或获得内幕信息，而不限于公司内部人员。换言之，内幕人员并非都为内幕交易者，内幕人员只有利用内幕信息实施了证券交易行为，才受各国禁止内幕交易的法律约束。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和能够通过合法途径接触或获得内幕信息，分别是构成内幕交易行为和内幕人员的充分条件。

2．内幕交易民事救济之必要及其性质。

(1)内幕交易民事救济之必要。我国《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条例》仅原则性地规定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然而，《证券法》对内幕交易只规定了行政、刑事责任，对民事责任则语焉不详。尤其是，最高法院在关于受理证券诉讼的《受理通知》中规定了对虚假陈述欺诈行为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而将与之同为被法律所禁止的内幕交易排除在民事诉讼受理范畴之外。“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权利本位的现代法律思想，其基本的内涵就是合理分配权利，切实地保障权利。受害者的权利是否能够得到法律的救济，是否能够通过诉讼保障正当的权益，是法治的应有之义，更是判断一国法律的可执行性标准。现实中，内幕交易之违法行为屡禁不绝，固然有内幕交易隐蔽而不易被发现的缘故，但监管机制存在的缺陷的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如民事赔偿制度的缺失，违规成本的弱化，潜在的巨大经济利益必然成为内幕交易的源动力显而易见，只有公权主导的行政、刑事制裁不足以制裁内幕交易行为。因为对行为责任人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不能替代民事责任。行政规制的结果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可以说，只有公权的制裁不足以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相反，赋以民事救济，其效果于投资者、内幕交易者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

(2)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性质。如前所述，内幕交易者由于其内幕交易行为造成投资者损失，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在民事责任中，最基本的是合同责任和侵权责任。对此，学术界关于内幕交易民事责任的性质，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内幕交易承担民事责任之性质，应以承担侵权责任更为妥当。其理由是：

第一，内幕交易民事责任承担的基础是对法定义务的违反，重大信息披露是法律规定的制度，而内幕人员在重大信息披露之前不得进行证券交易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义务，而不仅仅是基于一种契约性的约定。

第二内幕交易存在的非契约化倾向。实践中，内幕交易中固然存在面对面的交易，但由于证券交易是通过集合竞价或连续竞价，采取交易所撮合方式完成，内幕交易的相对方难以确定，此其一。其二，依据合同关系追究欺诈行为人民事责任应符合两个前提：一是存在合同关系，二是投资者尚持有该证券。显然，依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合同责任主体仅限于合同关系的相对人，而投资者因内幕交易产生的损失又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广大中小的受害投资者基于合同责任是难以得到保护的。相反，内幕交易者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本身就是对证券市场的欺诈，并造成与其反向交易相对人的投资损失，相关责任主体据此承担侵权责任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因为当事人之间没有交易关系而事实上又造成损害，要对这种损害进行补救找不到民法上其他的请求权基础，就可以用侵权来解释。对证券欺诈提出侵权之诉，这样就为民事诉讼提供了依据，也回答了诉因问题。

二、内幕交易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

1．内幕交易侵权责任归责的理论根据。关于内幕人承担责任的问题，最早援引民法中侵权行为理论。在传统民法中，如果行为人在进行某一具体的民事法律行为时，向行为相对人做了虚假陈述或隐瞒了事实真相．则被认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不但该民事行为本身因欺诈归于无效，而且行为人因欺诈侵犯了相对人的利益还要承担由此所产生的侵权责任在内幕交易中，知悉内幕信息的公司董事、监事、大股东等，隐瞒重要事实进行证券交易买入或卖出，致使公司股东以较低的价格卖出或买入股票，蒙受损失。这种行为即构成欺诈．相对人可以依据侵权责任要求损害赔偿。

然而．内幕交易中欺瞒事实真相这一行为与传统民法欺诈中的“隐瞒事实真相”不相同。民法上的隐瞒事实真相一般是指行为人对行为客体的品质瑕疵、权利瑕疵或其他瑕疵予以隐瞒。相反，证券交易中内幕信息分为利好、利坏两类。内幕交易中所涉及的证券也不一定是具有瑕疵的证券，尤其是隐瞒了好消息的证券，其非但不具有瑕疵，反而是品质上乘。其次，传统民法中有关欺诈行为的理论强调因果关系的存在，这种因果关系的认定，对于面对面的交易而言是容易认定的但多数情况下，证券交易采取电子化的竞价方式，采取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由交易所撮合成交，交易双方是在不知交易对手身份，也无磋商的状况下单独决定的交易，而且影响投资者买卖证券的主客观因素较为复杂。因此，内幕交易者利用内幕信息与投资者造成了损害存在因果关系也难以证明。显然，运用传统侵权行为理论解决内幕交易领域中的所有问题已显属不能，而内幕交易给一般投资者造成的损害又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侵权行为论的基础上发展了信用义务理论。

所谓信用义务理论，是指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与公司之间存在信用关系，公司股东是委托人，董事、监事、经理等是受托人，他们对公司股东负有信用义务。因此，在与股东进行证券交易时，若未将他们所知而其他股东所不知的公司信息披露，则不能与之交易。因为“信用义务”理论强调人和人之间应守信义，受托人应忠实地运用他的权利为委托人谋利益，受托人不能利用其身份，谋取自身利益，或使他自己的义务和利益发生冲突，即“不公布即不得交易”规则。具体说来，该信用义务体现为以下规则：一是内幕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得泄露；二是内幕人员不得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买卖。信息受领人与公司虽无直接的信用义务之约束，但对于正当获得内幕信息者，基于内幕人之信用义务而派生出其不得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之义务。对于以非法手段获得内幕信息者，其保密义务、不得利用内幕信息交易证券的义务来源于其先行为而派生出的不得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义务。

内幕范文篇9

关键词：内幕交易国际监管

内幕交易是一种证券欺诈行为，是市场信息不完整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内幕人利用其掌握的尚未披露的信息进行交易并从中获取收益或减少损失，这对市场中其他投资者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国际资本市场来说，加强各国间的监管合作是禁止内幕交易、保障国际资本市场稳定的重要手段。根据金融服务协议中的要求，我国应逐步开放金融市场。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加强涉外交易行为的监管，更有效的抑制内幕交易是我们面临的难题。

(一)内幕交易概述

内幕交易是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的证券交易活动。禁止内幕交易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信用义务和信托保密义务。要加强内幕交易的国际监管，首先要在世界范围内就什么是内幕交易达成一个共识。世界各国法律虽不尽相同，但均认为内幕交易的构成要件仃内幕人、内幕信息、内幕证券、内幕交易行为。

1．内幕人

美国规定知悉一般公众所不知悉事实的人士，包括公司管理层人士、董事、关键雇员及其亲属，以及其他在有关信息公开前非法获得信息的人士等：澳大利亚将法人也纳入内幕人范畴；德国则将内幕人分为主要内幕人员和次要内幕人员；台湾规定公司董事、监察人及经理人，持有公司股份超过10％的股东，基于职业或控制关系获悉消息的人，以及从上述人员处获悉消息的人。根据我国证券法相关规定，内幕人范围限于担任了相关职务的公司或其他机构的工作人员。可见，西方国家对内幕交易人的界定涵盖较广，不仅包括公司管理人员、证券发行人等相关当事人，还包括知悉内幕信息的第三方等重要内幕主体如相关人员的亲属，明确了通过非法途径获取内幕信息的内幕人。

2．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是对内幕证券的市场价格会产生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英国将内幕信息规定为：持有人与公司存在某种联系或基于其公共职务而取得的不得擅自向他人披露的将影响证券价格的非公开信息：美国通过判例，认为内幕信息包括两个核心要素即实质性和秘密性：我国将内幕信息归纳为在证券交易活动中，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尽管各国对此的定义有差异，但其基本特征是相同的：未公开；对证券价格有影响：与特定的证券相关。

3．内幕证券

内幕交易主要围绕的是特定的内幕证券进行，但各国对什么是内幕证券的看法不尽一致。如德国对内幕证券进行了规定且范围较广，即只要在市场上可转让的证券均可成为内幕证券：丽美国则并未对内幕证券做出规定，由法院在个案中进行解释，但各法院对此也未形成一致意见。我国的规定则包括了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认定的其他证券。可见，各国内幕证券的范围较宽。

4．内幕交易行为

内幕交易行为一般指内幕人员利用其知悉信息，为自己或他人的利益取得或处分内幕证券或将内幕信息告知他人，或建议他人进行交易。要求内幕人主观上存在利用内幕信息的故意，并进行了证券交易。主要有三种类型即为自己买卖、建议他人交易、将内幕信息告知他人并进行交易等，对此各国的规定基本上一致。

(二)世界上对跨境证券内幕交易的监管合作

各国和地区在内幕交易的认定上有类似的规定，这为内幕交易的国际监管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2O世纪8O年代以来，内幕交易监管的国际合作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表现在：

1．通过国际证券监督委员会组织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合作

国际证券监督委员会组织是关于内幕交易监管国际合作的主要国际组织，1986年，酋际证券监督委员会组织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相互协助的决议》，即《里约宣言》。呼吁成员在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在反对证券市场的欺诈行为方面，根据互惠原则向外国证券监管机关提供有关证券市场监管和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信息。后考虑到成员从境外获取有关内幕交易行为的信息的需要和现实中出现的种种困难，该委员会于1989年6月，在《里约宣言》的基础上又通过了《关于合作的决议》。呼吁成员在双边或多边的基础上就相互合作和协助进行协商，同时呼吁成员在本国国内提出立法建议，以加强证券监管国际合作和协助的立法。1994年l0月，国际证券监督委员会组织技术委员会发表了《监管不力和司法不合作对证券和期货监管所产生问题的报告》，介绍了技术委员会的专门工作小组从不合作的司法机关获取的信息及方法，指出各国司法机关监管合作有利于减少证券欺诈和投机泛滥。1994年在东京会议上通过了《遵守高龄管标准和相互合作与协助的国际证监会组织基本原则的决议》，要求成员对是否能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机关提供协助与援助做出出面评估。这个决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打击内幕交易的国际合作水平。

国际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各个决议和报告对国际间联合打击证券市场欺诈行为有着积极作用，但由于决议和报告提出的原则过于抽象，没有专门分析研究内幕交易监管国际合作中的具体问题，不具有实际操作性。且由于国际组织的各项决议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因此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各国或地区间建立双边合作以及通过在各国国内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规制内幕交易行为。

2．反内幕交易的双边协定和谅解备忘录

双边国际合作是证券市场监管国际合作的重要手段，各国在反内幕交易方面也是如此各国和地区之间主要通过签订双边协定或谅解备忘录来保证本国的反内幕交易法律得到更好的贯彻实施。有的国家或地区之间通过签订司法互助协定，对跨国证券违法行为的合作和管辖冲突等问题做出了具体的安排，这种方式具有很强的规制力，更利于联合打击证券市场的跨国或跨地区内幕交易行为。谅解备忘录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证券监管机关进行双边国际合作的主要形式，其形式灵活。但由于这种备忘录不具有强制力，因而其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从内容上看，目前双边国际合作还主要限于缔约方之间的信息和情报合作，协助对方获取证据等方面。

随着电子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证券市场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跨国证券内幕交易行为也越来越猖獗，并更具隐蔽性。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双边国际合作开始把网络环境下的内幕交易监管和合作问题作为跨境内幕交易监管合作的重要方面。

3．欧盟反内幕交易的法律制度一体化

欧盟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方面要求成员国采取统一的措施，在反内幕交易行为方面进行密切合作，以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先后通过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指令和法律，如1989年颁布了《内幕人交易指令》，要求当时的欧共体各成员国的证券监管机关进行紧密合作，共同执法；后又颁布了《内幕交易公约》，是各成员国国内内幕交易立法的范本，为各成员国反内幕交易提出了共同的要求和标准。现在，该公约已经对非欧盟成员国开放签署。

(三)我国对跨境证券内幕交易的监管

在加入WTO后我国切实履行了证券业对外开放的有关承诺，先后批准设立4家合资证券公司、28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批准45家境外证券类机构设立驻华代表处，许可7家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取得外资股业务资格，允许4家境外证券机构的驻华代表处成为沪、深证券交易所特别会员；在承诺范围外，我国主动实施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度等一系列开放政策。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框架下，我国又批准了5家境外证券交易所在华设立代表处。从中不难看出，对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境外投资者等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在为我国证券市场带来大量资金源的同时，也对我们的监管机制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目前，我国境内的外国投资者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包括中国境外基金管理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以及其他资产管理机构。在《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管理办法》、《证券法》、《内幕交易认定办法》、《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管理试行办法》、我国的刑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等中都对内幕交易的监管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我国于1996年加入国际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组织，并与境外证券机构达成了36个谅解备忘录，同时在双边协定、司法协助等中对犯罪行为包括证券犯罪行为的管辖问题、调查取证等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但对跨境证券内幕交易的监管仍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目前我国对跨境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监管机制是建立对境内证券内幕交易的基础上的，对于跨境证券内幕交易的规定缺乏针对性，未能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由于跨境证券内幕交易更具隐蔽性，并且由于其自身的国际性所带来的管辖权等系列问题，导致在发生问题时出现法律漏洞，因此，目前这种对跨境证券内幕交易的监管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监管需要。

建立独立完备的对跨境证券内幕交易的监管机制是当务之急。IOSCO的宗旨是维护证券市场的公正、有效和合理发展；会员相互交流经验、交换信息，促进内部市场的发展：设立国际标准，建立对国际证券与期货交易的有效监督；严格遵守有关准则，有效打击违规行为，相互提供协助，确保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根据IOSCO的相关要求，我国尚未能建立起独立的跨境证券监管机制，对内幕交易行为的临管也是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规章中。建立独立的监管机制更能有针对地监管和抑制跨境证券内幕交易行为。

其次，我国的监管部门本身缺乏独立性。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的主要监管机构之一，但证监会的性质是一个政府职能部门，行使职权时受到很多限制，如查封、冻结异动资金等存在一个与法院、检察院的职能交叉问题，尤其在对跨境证券的监管中，更缺乏法律授权。

资本市场是个极具时间效益性的市场，监管部门的监管效率也显得极为重要。保证监管部门的独立性，将监管权力和执法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赋予一个监管部门，可以避免多头监管、效率低下以及中国证监会在执法中的权力受限以致错失执法良机等的问题。同时，重视自律组织的一线监管作用。因为交易所建有一套系统的规章制度规范其下属会员、券商和工作人员，这种规章制度是以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为出发点，并育助于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三个原则。

内幕范文篇10

关键词：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监管

所谓内幕交易，指的是因地位或职务上的便利而能掌握内幕信息的人(即内幕人员)，直接或间接利用该信息进行证券买卖，获取不正当的经济利益，或泄露该信息，使他人非法获利的行为。中国股市是一个新兴的证券市场，市场结构和机制尚不完善，存在大量的内幕交易问题。2006-2007年，中国股市出现了新一轮大牛行情，伴随着股指的连续攀升和股权分置改革的逐步深入，各种以新手法操作的内幕交易和市场操纵行为不断滋生。延边公路、杭萧钢构、ST长控、ST金泰等象征着巨大财富的名字以及“史上最牛散户”刘芳的横空出世，使得证券市场的内幕交易问题再次受到学者及政府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一、世界各国内幕交易监管概况

1、立法严而执法松

尽管从上世纪60年代起经济学家们就对“内幕交易是否应该禁止”这一论题争论不休，但是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实践来看，由于内幕交易行为对市场公平投资秩序造成的破坏，对内幕交易进行限制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如美国的1934年《证券交易法》、英国1993年的《公平交易法》、德国1994年的《内幕交易法》、日本《证券交易法》、澳大利亚2001年《公司法》、香港1990年《证券(内幕交易)条例》、台湾的《台湾证券交易法》及中国大陆的《证券法》等，均有禁止或限制内幕交易的明文规定(张宗新、杨怀杰，2006)。令人遗憾的是，从世界范围来看，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措施并未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真正能够规范市场不法行为的，是监管机构的执法行动。

然而，相对于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内幕交易的监管执法则要困难得多。即便是在被世界各国公认的禁止内幕交易最严格和最全面的美国，广泛对内幕交易进行诉讼也是较晚的事情。美国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明文禁止内幕交易，但在其证券监管体系建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该条款也几乎是个摆设，从未认真执行过，1961年才出现了根据联邦法律进行的第一起内幕交易诉讼。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七十年代，由于当时美国企业收购兼并盛行，投机分子乘机利用企业并购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十分猖獗，严重地扰乱了证券市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才开始加强内幕交易监管。

为什么制定了限制内幕交易的法律却难以执行?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证券监管机构缺乏执法的主观愿望。除了对内幕交易带来的危害重视不够之外，一些国家还认为严厉的执法会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发展。如有学者(StampandWelsh，1996)指出：“总而言之，许多司法当局显然是或者没有兴趣、或者没有作好准备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切实实施它们的反内幕交易立法。”许多国家或地区的证券监管当局仍然强调在投资者保护和商业自由之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内幕交易执法存在许多客观上的困难。首先，内幕交易并非总是内幕人员自己所为，而往往以他们亲戚朋友的名义进行；其次，内幕交易的手段非常复杂，内幕交易者往往对内幕交易的各种方法非常熟悉，也熟悉监管当局的监管技术，不断创造出更新更复杂的交易方式，使监管者防不胜防；第三，内幕交易的认定和取证非常困难，这使得监管当局在资金、技术和人力上都面临极大的挑战。

2、加强执法成为共同趋势

20世纪90年代以前，英美模式的证券市场治理模式并未成为世界性的潮流。但是，随着证券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以及日本证券市场治理模式陷入困境，重视中小投资者保护的英美模式逐渐成为各国仿效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从90年代初期开始，世界各国纷纷加强了保护投资者权益的立法，各国证券监管机构也开始把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作为监管工作的核心目标，内幕交易的执法活动由此得到了强化。

从内幕交易认定的举证责任制度来看，世界各国也有意识地在逐步向美国模式靠拢。美国规则明确指出对内幕交易的认定，控方不需要证明被告的行事意图，只要有内幕交易的事实，不管是谁，只要你直接或间接、有意或无意得到这个内幕信息(初级举证责任在控方)，都被假设为从事了内幕交易，被告必须提供所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次级举证责任在辩方)(高如星，王敏祥，2000)。一旦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证实内幕人员有从事内幕交易的事实，被控方除非提供有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否则就将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民事诉讼或者通过司法部进行的刑事诉讼。显然，这种“举证责任倒置”的制度大大降低了监管部门的取证难度，因而更有利于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

二、中国内幕交易监管的法律框架及执法现状

1、限制内幕交易的立法措施

我国禁止内幕交易的立法是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完善的，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刑法》、《证券法》、《公司法》、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行业自律性规定组成的，相对完整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法规体系。

我国关于证券内幕交易的立法雏形是1990年1o月中国人民银行的《证券公司管理暂行办法》第17条，后来有了《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第39条和42条，《深圳市股票发行与管理暂行办法》第43条。1993年4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内幕交易及其法律责任做出了初步规定。1993年9月22日，国务院证券委又颁布了《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进一步对内幕交易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1997年10月生效的《刑法》纳入了证券欺诈条款，第一次以基本法的形式规定证券内幕交易为刑事犯罪行为，并规定了其刑事责任，为打击内幕交易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工具。1999年7月1日生效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的定义、内幕人员的界定、内幕信息的内容、以及内幕交易的类型都做出了详细具体的规定。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刑法》、《证券法》和《公司法》中有关内幕交易的条款分别于1999年和2005年进行了适当修订，充实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等内容，对诸多违法行为设定了追究民事、行政法律责任的条款。2007年，中国证监会又颁布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限制证券买卖实施办法》。同时，《证券市场内幕交易行为认定指引》与《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也已开始在证监会内部试行并报最高法院研究，相信具体的司法解释会在不久的将来出台。可见，我国对于内幕交易以及相关行为的立法正朝着查缺补漏并不断细化的方向发展，相对于以往恪守大陆法系与国情的僵化处置，我国证券法律法规正向英美等海洋法系国家借鉴成功之处，兼收并蓄，最终目的是增加内幕交易者的违规成本，对其形成法律威慑。

2、内幕交易监管的执法现状

虽然资本市场的发展起步较晚，但是与国外经验相比，我国的内幕交易行为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内幕交易普遍、隐蔽性强、交易主体多样且与其他违法行为相关联(如虚假陈述、操纵市场等)。复杂的证券犯罪形态加上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的相对滞后，使得我国在执行法律打击内幕交易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发现难、查处难和监管成本高昂的困境。因此，与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对内幕交易的监管同样具有“立法严而执法松”的特点，发现效率和处罚力度均未能令广大投资者满意。

行政处罚方面，1994年的“襄樊信托内幕交易案”是中国证监会公开查处的第一起内幕交易案。截至2007年6月，在证监会查处的违规案件中出现“内幕交易”字样或被证监会按照与内幕交易相关规定公开处罚的案例仅有37件。它们有的只涉及内幕交易，有的则是市场操纵与内幕交易共同存在，共涉及沪深两市的36只股票。业内人士普遍认为，与实际发生的内幕交易相比，被查处的案例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

刑事制裁方面，虽然1999年的《刑法》就已经对内幕交易罪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直到2003年3月10日，“深深房”原董事长叶环保才成为因犯内幕交易罪被追究刑责的第一人。而时至今日，内幕交易罪的判例也只有区区的两例。除了上面提到的叶环保之外，另一个获刑人为恶意重组“长江包装”的泰港实业主要负责人刘邦成。

民事赔偿方面，情况则较为复杂。由于1999年7月开始实行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的规定语焉不详，但没有明确禁止。而2000年10月最高法院颁布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有证券内幕交易纠纷、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纠纷、虚假证券信息纠纷等。于是，2001年中，有一批亿安科技操纵股价案、银广夏虚假陈述案的投资者向有关法院提起民事赔偿诉讼请求。仓促之间，2001年9月21日，最高法院下发了《关于涉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暂不予受理的通知》(即《9．21通知》)，称因法院尚不具备受理及审理条件，要求各地法院暂不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民事赔偿案件。2002年1月15日，最高法院颁布通知，宣布可以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诉讼，2003年1月9日，又颁布了更为详尽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在此基础上，5年多来，全国各地法院共受理了近30家上市公司的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总标的约7-8个亿，涉及股民近10000人。目前，80％以上的案件都已得到圆满解决。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受理一直未解禁。

直至2007年5月底，全国民商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做出了重要指示，强调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已明确规定了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侵权民事责任，因此对于投资者对侵权行为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法院应当参照虚假陈述司法解释前置程序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受理，并根据关于管辖的规定来确定案件的管辖。会后，奚晓明的讲话作为最高法院文件下发到全国各级法院，这意味着尘封多年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终于解禁。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案件的成立，需以中国证监会、财政部及其他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法院认定有罪的刑事判决为诉讼前提，诉讼时效为行政处罚决定、刑事判决书做出之日起两年内。因此，目前尚在诉讼时效内的案件有下述两例：陈建良买卖天山股份内幕交易案(诉讼时效截止日：009年5月23日)以及世纪中天股价操纵案(诉讼时效截止日：2007年l0月l5日)。在案件发生期间内买入并卖出相关股票而权益受损的投资者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

由此可见，在内幕交易的民事赔偿责任方面，我国在立法和执法两个层面均存在较大欠缺。法律条文对于投资者因内幕交易造成的损失如何计算、内幕交易的时间应如何确定等关系到投资者切身利益的问题未有明确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在内幕交易过程中是否应付连带责任，会不会成为共同被告等问题也尚未提及，需要司法解释做出相关规定。由于缺少相关司法解释，受损失投资者的民事索赔权利实际上无法行使，这使得内幕交易受害者的维权之路显得崎岖而漫长。

三、加强内幕交易监管的政策建议

1、完善并落实民事赔偿制度，加强内幕交易执法

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对内幕交易的受害者给予充分的补偿，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可以充分发挥司法机构对内幕交易的裁判功能，预防与遏止内幕交易行为的发生；可以通过民事责任的方式动员广大投资者来参与对内幕交易的监控，更有效地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

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内幕交易民事赔偿的法律基础，2005年修订后的《证券法》对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侵权民事责任做出了明确规定。随着2007年5月底最高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对证券民事赔偿案件所做出的重要指示，尘封多年的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赔偿诉讼受理问题也终于解禁。这些举措标志着我国内幕交易民事赔偿制度已经建立。但是，民事赔偿在实际操作中还有许多问题，例如小股民集体诉讼制度的确立，内幕交易中受害人遭受损失如何计算等，还需要立法机关及时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予以说明。

除了完善立法，我国在内幕交易执法力度方面也需要加强。众所周知，法律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其条文字面上的严厉程度，而在于法律条文能否得到切实的执行。我国已经制定了较为完整和严厉的禁止内幕交易法律，但长期以来没有能够有效地实施，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内幕交易调查取证较难。为了强化针对内幕交易的执法力度，首先，应对我国有关证券监管的法律法规做出适当修改，授予中国证监会查处内幕交易更大的稽查及执法权力；其次，修订银行保密条例，保证证监会能获得银行账目信息，方便对证券公司等潜在内幕交易主体的稽查调查；第三，借鉴国际经验，采用“举证责任在辩方”的制度，减轻证券执法的取证难度；第四，证券监管应该积极地利用司法手段，对违反法律的内幕交易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追究内幕交易者的刑事责任。

2、改善证券市场基础设施，完善交易制度

(1)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定期报告制度，预防内幕信息被利用。国内目前大部分的内幕交易和股价操纵都与上市公司的内幕知情人员有关。为此，有必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规定对于上市公司内幕人员和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等中介机构的内幕人员，以及持股数量达到5％以上的大股东，要严格要求其申报持股种类、数量及其变动情况，并及时地公开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