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范文10篇

南海范文篇1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政策的提出、发展等与本文关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论述）。这一政策使争议双方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而有利于将双方引向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共同开发”也可以避免南海问题被美日等国利用。为此，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签订了中、菲、越《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发表了中越双方《联合新闻公报》，但从目前南海各国所发生的事端来看，这些条约、公报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

1.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1]

2.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主权的侵犯，使“主权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主权。

3.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

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经济政策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我之经济依赖。

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增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我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2]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

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展开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肩并肩”、“金色眼镜蛇”、“卡特尔”等的展开，使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构成东南亚-台湾-朝鲜半岛三位一体的“环形岛屿链”，从而达到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如召开“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发展“东盟10+3”等经济合作，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

此外，因尽量发展海军，弱化美国在此区域的军事优势。

对于日本，则首要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明治时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在实力相当时，外交就是力量；在实力悬殊时，力量就是外交。”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主权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谈判期间可派遣渔民和渔政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展开大规模捕猎、巡逻行动，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对我军民伤亡，则可借此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压力，并博得国际舆论之同情，减少国际舆论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在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取得国际舆论对华支持。

待主权问题解决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机收回部分开发权，或者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既定政策，其底线是中国必须在南海拥有大部分利益。

3.军事政策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严格来说，打击海盗并不算是远洋作战），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中国海军之所长仅在近海作战（有沿海空军、陆军和二炮部队的支援），而远洋作战，非有航母不可。中国一日无航母，则一日不可轻易与日美交恶。

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

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

当前中国所能采取的仅仅是一些“准军事”手段，比如，海洋渔政船巡航等，这样能在目前能力范围内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维护我国主权，并且比较经济的手段。

4.政治策略

首先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领域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友好关系。

第三次“陈江会”签署三协议、发表一个共识，宣布将开通两岸定期航班、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致共识，两岸“三通”已经全面实现。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逐渐打破美国对华的军事遏制，而且，两岸的友好发展将大大有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大陆应力求与台湾达成共识，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岛驻军，这对于南海相关国家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加强全国人民的海权意识，保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减少在非正常时期的舆论压力和政策执行难度。

以上4个政策，当然是不能割裂来实施的，其中经济合作和军事建设将贯穿整个南海问题解决的过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点，造成敌我军民冲突、获取国际舆论同情是外交辅助，排除或减少美日压力是关键，与台湾达成政治和解与合作、唤起民众的海权意识是前提，4方面的政策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渊：《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载《学术探索》，2008年1月，第一期

[2]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论述》，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9月，第五期

[3]王秀英：《南海权益与中国崛起》，载《理论界》，2005年6月

[4]范晓婷：《对南海“共同开发”问题的现实思考》，载《海洋开发》，2007年12月

[5]刘中民：《被觊觎的岛屿》，载《海洋世界》，2007年10月

南海范文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保护；传承

2018年，国务院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提出：“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南海传统藤编手工技艺作为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已传承上千年。在地理位置上，地处珠江岸边的南海，是重要的对外通商口岸，内外贸易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南海藤编技艺得到快速改进和提高，花色品种也越来越多。到近现代，黄岐的陈溪、涌口、泌冲、白沙编织用品因做工精致而深受当地人们的喜爱，声名远扬，黄岐八乡更被誉为“藤乡”。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快速转变，原有材料和编织工艺局限，产品款式老旧，南海藤编产业市场进一步萎缩。大量技术师傅不得不转行、退休，藤编传统手工技艺受到严重冲击，传承和保护面临困境。因此，对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需要对其文化内涵抽丝剥茧，层层分析，明确各层级对应的措施方向和目标。根据轻重缓急逐步实施，放管结合，政企研共同推进，有序开展。

1国内外研究现状

1.1国内研究现状。近年来，在国家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振兴传统文化的指导下，国内针对藤编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也逐渐增多。张婉萍在《传统藤编，创新发展——广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藤编）分析》一文中首次对南海藤编的历史发展进行了梳理，探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现状和保护措施；刘肖建在《工业化背景下的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变迁》中分析了竹藤编织产品从手工业时代到工业化时代的价值观变迁；王媛在《线形线义——陕南民间竹藤编结图式研究》中对竹藤编结图式的线形线义、纹案形态、设计价值进行了理论挖掘；袁哲在《藤家具研究》中对藤材的材料与技术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总体来说，国内虽然有众多关于传统编织方面的研究，但着眼于南海藤编方面的研究还是稍有不足。1.2国外研究现状。国际上关于藤编应用的资料和研究较为丰富。《设计和制造竹藤家具》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藤材的培育、保护等进行讲解，并详细分析了藤编家具的造型和结构设计、加工工艺以及生产管控等方面的内容；《竹藤家具制作》介绍了东南亚藤编家具制作的工艺流程，从藤材的预处理技术、编织工艺到表面涂饰等。此外，在国际竹藤组织网站的相关信息和家具类相关网络及刊物上，可以全面了解国际编织类产品的工艺水平、设计创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内容，覆盖面较广。综上所述，欧美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藤编家具的研究成果较国内更加丰富，市场发展更加成熟，从设计、生产、销售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体系，有效支撑着藤编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而国内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或是从工艺美术的角度进行分析与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理论研究较多，创新实践研究并不多见，有市场影响力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对南海藤编而言，一方面可以借鉴国内外相关编织艺术的保护与传承经验，立足区域发展，明确定位；另一方面，还可以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各个层面重新确定方向，创新方式方法，面向世界，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2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保护和传承面临的困境

2.1发展定位难。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剧烈，文化传承中原有的适应性传承，逐渐被打乱，大量外来冲击和技术革新使原有技艺不是中断就是被迫加速转型。在很长的时间内，传统工艺处于生存的边缘，无法获得足够的资源进行改良创新。基于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文化的传承也必须基于现实的社会环境。如何合理定位，在生存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如何良性的发展，是南海藤编的保护与传承将面临的问题。2.2传承手段少。政府主导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传承，主要通过建设线上、线下博物馆、鼓励传承活动、扶持传承人等方式展开。但是现有保护和传承的手段仍然偏少，没有创新出新的传承手段。2.3评价体系弱。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提出了众多的方式方法，都显示出了一定的示范意义和价值，但大多数集中于保护层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关重要的活化方面，虽然有很多作品，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传承作用如何，传承深度、力度如何没有对应的评价指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如何评价其有效性，是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内生发展的基石。

3非物质文化遗产南海藤编保护与传承策略

南海藤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研究当地人民物质精神生活演变的“活化石”，更是具有极强文化和经济价值的现代产业。对其进行传承和创新的意义不仅在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在于传承地域文化，复活广府文化特征，避免区域发展“同质化”等。通过在家具设计中的创新，赋予南海藤编新的生命力和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在此提出以人为本，以传承研究为基础，以开发性保护为路径，以设计创新和市场营销为手段，满足当代生产生活方式为要求的“3+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3.1通过文献还原其历史文化本质。南海藤编是岭南编织艺术的代表，反映了千百年来地域、历史、人文、宗教、民风、民俗等的演变，在中国藤编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在社会、经济、文化领域都着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从南海藤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角度，探讨南海藤编技艺保护与传承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首先需要通过大量文献，考证南海藤编的起源及历史。通过实地的考查、访谈，与手工艺人一起对南海藤编的历史演变和现状进行记录和整理，最大化还原其历史文化本质。3.2利用数字化手段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技术的快速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了更直接有效的手段和方式。运用数字化保护的理念，利用互联网传播途径，采用虚拟现实技术（VR）推动传承的多样性、互动性，以适应互联网时代新媒体传播的需要，突破原有时空、技艺限制，让更多人熟悉这项古老的传统手工艺。将原生态的素材进行数码优化，予以分类：(1)对应编织历史，建立网上虚拟展览馆，动态展示其历史沿革的过程；(2)对应编织工艺，通过3D全方位、动态演示工艺过程、材料特性，文、图、影对应；(3)同种编织纹样切入不同形态、不同质感纹理的材质可获得更多的编织效果，增加了互动性，也为今后的活化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考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在口传心授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数字化的传承方式将提供科学而准确的信息，有效扩展传承的广度和深度。3.3依据精神层面进行传承和活化保护。根据现代物质精神生活的发展需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活化的具体内容从内涵到表现形式分层、分类，明确各层级实施主体，同时开展生产性保护研究，确立总体定位和目标。结合各层级保护的基本要求提出传承和创新的方法和路径：从“人（高校人才培养）、研（与高校或政府合作成立产业技术研究中心）、产（产业化、市场化）”三个方面进行编织、设计、策划人才的培养，注重藤编人才的培养和应用创新，使其劳有所得，使南海藤编焕发出新的活力，为藤编的活化发展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有效提升产业竞争力和区域就业质量。3.4结合地域特色和产业优势。一方面强化文化传承的归类整理、分析；另一方面，鼓励产业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打通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的经脉。承前启后、开拓创新，避免低层次的重复与竞争。从“展（国内国际展览）、赛（国内外各大设计竞赛）”两个方面进一步推动藤编产品的市场创新与开发，激发藤编这一古老技艺的自身活力。一方面通过产业调研，对藤编产业的需求现状、产品现状、营销方式等进行详细的调研和分析，找出南海藤编产业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另一方面分析国内外藤编家具的成功案例、经验、潮流与设计手法，探讨藤编工艺的创新应用。

4总结

通过对南海藤编的数字化保护，发掘传统工艺技术。从理论层面上，通过互联网进行推广，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社会价值，以新的弘扬形式，为本领域研究提供新的理论支撑；从精神层面上，生活方式的变革会带来消费的进一步升级；从可持续发展层面上，在传承的基础上开展应用创新，可以促进藤编技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优化阵地、搭建平台、深化机制、推广品牌，同时形成一套以促进藤编家具艺术传承、打通国际国内市场、搭建销售渠道的完整体系。

参考文献

[1]方科可．可拆装藤编家具创新设计研究[D]．浙江工业大学，2016．

[2]袁哲．藤家具的研究[D]．南京林业大学，2006．[3]林颖凡，孙涛，胡娜．藤家具的材料组合表现研究[J]．广西轻工业，2011，27（04）：84-85．

[4]何源源．藤编家具商业化设计问题与应对策略[J]．现代装饰（理论），2015（05）：255．

[5]张婉萍．传统藤编，创新发展——广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藤编）分析[A]．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2015（12下）．

[6]舒斌．藤编家具创新设计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7．

[7]刘肖健，徐瑶，吴艳燕．工业化背景下的竹藤编织产品的风格变迁[J]．包装工程，2013，34（16）：79-81+94．

[8]王媛．线形线义——陕南民间竹藤编结图式研究[D]．西安美术学院，2013．

南海范文篇3

多年来，各国侵犯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为屡见不鲜，因为其表现形式(如抢占岛屿和海域更名)与非法目的基本一致，所以个案分析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就地理位置而言，中菲海洋争端①更具有代表性。2009年，“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法”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纳入菲律宾管辖范围内，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近来菲律宾官方拟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的行为也使中菲南海争端日趋紧张。②2011年6月9日，越南在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进行非法油气勘探并驱赶中国渔船也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四日后(即6月13日)，越南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南海争端逐步升级。菲律宾之所以恣意妄为，其根本动因在于抢夺海洋资源，而菲美共同防御条约则为其行动提供了威慑性的军事保障。但是，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主权问题不可谈判，所以中菲南沙主权争端不可回避，而争端的有效解决也并非易事.为了和平而持久地解决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必须首先分析其国际环境和社会背景，为国际争端的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进而决定具体的外交谈判策略。南沙群岛领土归属的法律分析和“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探讨，可以为中国的外交谈判提供理论支持，也有利于在法律解决途径中提出合理的法律诉求。同时，争端的国际背景和双方主张的实证分析，也充分说明中菲争端在南海冲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该争端的有效解决必将为其他南海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可供仿效的对策，也必将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在海洋法领域的实践树立典范。

二、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背景分析

现代海洋勘探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意识到海洋资源和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可以说，21世纪是海洋油气的世纪，海洋将成为各国争夺自然资源的主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蓝色圈地运动”风起云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之前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①而以菲律宾为首的南海邻国纷纷通过不同方式对中国的部分岛屿提出主权要求，②从而为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划界提供所谓的法律依据。③在亚洲，南沙油气占整个南海油气资源的一半以上，有“第二个海湾”之称。因此，菲律宾制定“群岛基线法”，对中国南海中9300万公顷的海域提出了领土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使海洋争端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各国开展“蓝色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主权权利及其划界，取决于所依附的领土主权，没有领陆(包括具有划界效力的岛屿)，就不可能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21世纪的世界地图和各国的海洋划界实践已说明，领陆不可能再成为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律依据。④在这种情况下，“蓝色圈地运动”的合法依据，就是拥有海洋划界效果的岛屿。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能派生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所以，在“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各国的海洋争端⑤主要体现在或起源于岛屿主权争端。在这些争端当中，岛屿主权争端最为复杂。国际上，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在国内，领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及其居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领土主权争端往往为国内政治和极端民主主义所利用。2002年5月7日，菲律宾参议员罗伯特?贾沃斯基(RobertS．Jaworski)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参议院专属委员会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之机，进一步巩固菲律宾对黄岩岛、卡拉延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其他部分岛礁所提出的权利主张，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在某种程度上是菲律宾国会幕后推动的结果。⑦所以，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是整个南海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从地理划界来看，在南海北部大陆坡不同深度的台阶上分布着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南部大陆坡上分布着南沙群岛和南沙海槽。南沙群岛为海底高原之上的环礁结构，这些珊瑚礁深浅不一，形成星罗棋布的岛屿、沙洲、暗沙和暗礁等。①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南海邻国都是群岛国家，它们视海洋权益为立国之根本，而不论这些权益要求是否合法。在南海海域，中国要与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进行海洋划界。这些海洋划界取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最终解决，划界目的在于确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从而获得邻近海域的自然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也就是说，不能根据它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具有完全效力的岛屿，②则可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南沙群岛中，尽管有些岛礁不具有海洋划界效力，但是如果被确定为领海基线的基点，它便与合法领土一起产生海洋划界效力，从而间接地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时，岛屿领土的取得或领海基线的扩张，都可以使南海邻国通过外大陆架划界案的申请来进行“蓝色圈地运动”。所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的产生、特性及其解决途径，在南海争端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代表性。

三、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研判

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焦点在于:中国认为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其合法性根源于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而菲律宾则先后以“先占”行为和“国家安全原则”为由对南沙群岛主张领土主权。所以，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实证分析包括:中菲两国的先占行为和菲律宾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的领土主权，取决于传统领土取得方式的有效性，在现实中又与国家主权密切相联系。如果中国的先占行为早于菲律宾的“先占”行为，且符合有效治理的条件，那么菲律宾就无法依据先占原则要求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国家领土的传统取得方式有先占、时效、添附、征服以及割让，新方式有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而现代国际法所确认的合法方式并不包括“国家安全原则”。③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分析主要以先占原则为基础。先占原则有两个构成要件:对象为“无主地”;行为是有效占领。所谓“无主地”就是无国之地。④而“有效占领”是指占领者有效行使主权，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通常发展为“保持占有原则”和“有效治理原则”(effectivités)。根据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南沙群岛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和命名的“无主地”，汉朝时，中国已发现南沙群岛到印度洋的航线。中国人最先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是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在南沙海域捕鱼并在一些岛上居住。这些都是符合先占原则要求的先占事实。中国最早对南沙群岛宣示领土主权是在唐宋时期，南沙群岛划归琼州府管辖。元朝和明朝时，海军一直巡逻于南沙海域，并将其列为海军防守范围。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先占行为也符合“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所确立的有效治理要件。⑤因此，“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岛屿都应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大部分岛屿在解放前由国民党驻军，且上面都立有主权碑。国民党撤军后，只留下太平岛，其他许多岛屿被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非法占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相关的国际法规则，这些岛屿的主权毫无疑问应归属中国。尽管菲律宾先前通过1898年美西《巴黎和约》来确立其“条约界限”，从而扩大领海界限，①但是根据该条约及其后续的国际条约，南沙群岛完全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诸多领土法令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被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向来就在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菲律宾在1997年之前亦从未对黄岩岛提出过任何领土要求。1978年菲律宾地图与资源信息权威的地图也没有把黄岩岛标为菲律宾的领土。②根据1935年菲律宾宪法，黄岩岛位于东经117°44''''—117°48''''，明显不在“条约界限”(东经118°—127°)范围内，根本不属于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领土主权是无可置疑的。

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中，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岛屿的无居民状态，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菲律宾托马斯?克洛玛于1956年所“发现和占领”的“无主地”。根据先占原则，克洛玛所谓的“发现和占领”行为无法有效地为“自由地”取得主权，事实上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按照国际法，一块领土如果是无主地，则可以被占领，但是说南沙群岛是无主地则完全不对，早在菲律宾占据南沙群岛某些岛礁之前，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越南就已为群岛的主权争论不休。台湾自1956年就已在其最大的岛上驻军。这意味着菲律宾所说的无主地违背了原先人们广泛接受的原则，无主地的意思是，领土或无人居住，或不被其他国家有效地占领。所谓有效占领，如同一般可接受的那样，不一定要占领整个领土，只要对其中心实行有效的控制就行。”④至于所谓的中国的占领“因放弃而失效”，毫无法律依据，也违背了历史事实。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一块领土只有真正被放弃的时候，其他国家才可以用占领的方法取得该领土。只要该国还有重新占有的能力，并且正在作重新占有的努力，该领土就不算放弃。⑤二战后，当时的民国政府接收了南沙群岛，随后派军驻守其核心岛屿太平岛。虽然在1950年台湾方面对驻守有过短暂的放松，但到1956年又恢复了驻军，一直至今。这种情况不能视为“放弃”。尽管菲律宾曾在中越战争之际非法占领了南沙群岛中靠近菲律宾的几个岛礁，但中国政府对这种侵犯其领土主权的行为多次提出抗议，并反复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毫无放弃的主观意愿。任何国际法规则，包括有效占领标准，都具有其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基础。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确定了有效治理原则的一般构成应受时际法原则的支配。时际法原则由该案法官休伯首先提出: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法律来予以判决。⑥国家的行动能力、领土的地理条件以及海陆交通状况，都有可能影响有效控制的外在的客观表现。特定条件下的客观不能，并不意味着领土主权的放弃，除非他方公开地进行占领，而知情的领土归属国从未抗议过。一国发生内战，其有效占领的客观行为会发生改变，但它无法为他国的占领提供合法性。“充分的”和“持续的”控制，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有效治理的判断标准，但是对于历史上经济欠发达或军事行动能力有限的中国来说，对南沙群岛中的主体岛屿进行控制，就足以展示其有效治理。对于菲律宾的非法主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法博士申建明教授反驳说:“由于整个南沙群岛至少在宋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其大多数岛礁都无人居住，故中国没有必要为建立或维持主权而去实际‘占领’它们，没有必要在此地区进行长期驻军。国际法没有要求一个国家，在气候或地理条件不适合移居或其他活动的领土上保持长期的居住人口，更不必说驻军来维持其主权。因此，没有建立移民地不等于放弃这些地区。在印尼拥有的13667个岛礁上，有人居住的仅有931个，其他的则只是本质上的‘占领’而已，但是不能说，印尼对其他岛礁就没有取得主权，或者说，如果它有主权，已因没有‘占领’而丧失。同理，中国也不会仅仅因未长期居留而放弃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①正如帕尔马斯岛案②所表明的，国家权力不一定要在事实上，每一刻对每一寸领土都行使。③国际司法实践的若干案例也体现了这种相对性。例如，1986年“布基纳法索与马里边界争端案”和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领土争端案”指出了这么一个规则:当已经具有合法所有者的地区被其他主体所有效控制时，应当优先考虑的是权利的合法所有者，而非实际控制者。④因此，他国抢占并事实控制中国南沙群岛的行为，并不能依有效治理获得其领土主权。当克洛玛和菲律宾政府意识到其先占原则的非法性之后，他们于1974年12月4日签署了“转让证书和弃权声明书”，把“自由地”的全部领土要求让给菲律宾政府。这样，菲律宾政府就完成了对所谓“卡拉延群岛”的占领。随后，菲律宾政府提出“国家安全原则”代替先占原则，成为了菲律宾主张南沙群岛主权的法理基础。

四、菲律宾“国家安全原则”的法理辩驳

菲律宾政府最近主张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法理基础是“国家安全原则”。“国家安全原则”是基于保障国家利益而派生出来的概念，而所谓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总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该原则由意识形态阶段逐渐发展到经济利益阶段，其目的是争夺南海的自然资源。由国际法上领土取得方式及其合法性分析可知，“国家安全原则”只能保护菲律宾的领土安全，⑥而不能为其合法取得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原则”不但为国际法所遗弃，而且在法理上也缺乏正当性。“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取决于它与国家主权、国际法及其社会基础的相互关系。由其内涵可知，“国家安全原则”具有很大的抽象性和主观性，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概念，其国际实践必须得到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具体情势的支持。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及其法律的产生旨在避免人与人之间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人拥有绝对的权利，包括为了生存本能而剥夺他人生命和财产的权利，其结果是任何人都无法保障其生命和财产安全。当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后，这种“自然状态”就演变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对外战争也就成为早期国家的天赋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国家便拥有绝对的主权。然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史及其所造成的灾难，要求人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因此，国家主权不应当是绝对的。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派生了“国家安全原则”，⑦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来自于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的发展必然引起“国家安全原则”的发展变化，绝对的国家主权已为国际法和国家实践所抛弃。为了获得国家利益，运用绝对的主观的“国家安全原则”去侵犯他国领土主权，无疑会缺乏其合法性和正当性。领土既是国家发展及其居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各国政府行使管辖权的首要依据，属地管辖权优越于其他管辖权。领土完整是国家的内在客观构成要素，而“国家安全原则”只是派生于领土安全需要的主观性原则。菲律宾所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无法挑战中国对南沙群岛所拥有的领土主权。国际法和国内法都规定了法律主体之间的相邻关系。空间距离不能为一国出于安全考虑而获取他国领土提供法理支持。在“国家安全原则”的推动下，菲律宾政府于1974年2月5日向中国台湾当局发出所谓的外交“照会”，声称:“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岛屿曾被日本皇军利用作为侵略菲律宾的跳板。基此理由，菲律宾有获取该地区作为保护安全所必要的每一种权利。”如果依照这种逻辑推理，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化过程中，英法曾从中南半岛沿着河流入侵我国广西和云南，①自冷战以来，美国及其盟国所建立的海上封锁线就包围了我国南疆海域，如果依据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中南半岛以及环绕中国南疆的系列岛屿都应成为中国的领土。在国际法院审理的众多海洋争端案中，只有少数国家提出以“国家安全原则”来主张其领土主权，就其案情和地理状况而言，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爱琴海岛屿争端最为典型。②土耳其以“国家安全原则”要求根据“平分原则”将远离希腊大陆而靠近土耳其海岸的岛屿割让给土耳其。而希腊则认为，如果按照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原则”来主张领土，必将导致以下结果:一是拥有岛屿的国家必须与不拥有岛屿的国家平分领土;二是拥有辽阔海域的国家必须与拥有较少或完全没有海域的国家平分海域;三是拥有邻近别国领土的岛屿的国家必须将这些岛屿割让给领土邻近国;四是人口较少的国家必须割让一部分领土给人口较多的国家。③1976年8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双方考虑适当的司法手段(特别是国际法院)来解决争端。在国际法院所进行的调解中，土耳其基于“国家安全原则”提出的领土主张，实际上根本没有被列入法律议程，土耳其也事实上放弃了其主张，最后的争端仅限于争议岛屿在划分大陆架上的效力问题。也就是说，国际法院首先肯定了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希腊之后，才介入调解程序。在爱琴海岛屿主权争端案中，如果说安理会的决议强调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那么国际法院的调解则说明，“国家安全原则”无法为沿海国主张其他国家的岛屿主权提供正当的法理基础。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政治在南海海域的体现。菲律宾所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的含义变化，也根源于大国政治的变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上个世纪，冷战格局使美国组织其盟友(包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当局)形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这种背景下，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带有深厚的意识形态。菲律宾前总统季里诺在1950年5月17日的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国民党军队真的占领着南沙群岛，则菲律宾就无须要求占领该地。如果在敌人手里，即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④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日益激烈的“蓝色圈地运动”使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具有经济意义，中国台湾当局和菲律宾之间的海洋争端也逐渐露出水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国家安全原则”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削弱，相应地，抢夺海洋资源成为了“国家安全原则”新内涵。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但也有其利益斗争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一面。在冷战思维和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中美在太平洋海域仍然存在冲突，撞机事件和中美船舰对峙，就说明了中美海洋摩擦将长期化。“国家安全原则”的前提，是他国对菲律宾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中美南海对立为基础，部分亚洲国家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无疑成为了“国家安全原则”的幕后推动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亚太地区是国际组织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区域，“中国威胁论”使中国与南海邻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缺乏持久的良性互动，而美国和日本因素也使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难以发挥主导性作用。

五、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韬略筹划

南沙群岛主权归属和“国家安全原则”的实证分析，有助于探讨中菲海洋争端解决的具体策略。海洋争端背景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其对策的长期性和多样性。对于中国而言，应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为基础，既要确立切实可行的具体争端解决战术，又要制定长期的应对战略。以国际法中有关领土取得的实体法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法为基础，南海争端的对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从先占规则中证明其领土主张，二是如何有利地通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国际司法机制来维护其领土主权。为了支持其先占行为并排斥菲律宾的“先占”行为，中国应大力收集相关的历史性证据，将中国最早占领南沙群岛的事实公布于世，菲律宾的历史及其宗主国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条约，也是排除其领土主张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证明菲律宾立法中南沙群岛条款的非法性。中国对南沙群岛先占的合法性，也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效治理，为此中国必须展示有关南沙群岛管辖和开发行为以及历代疆土范围的历史文件。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中，部分当事国片面地认为，中国存在主观上的放弃意愿和客观上的疏于治理，因此中国应根据有效治理的判断标准来巩固其治理行为。有效治理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家的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立法方面，全国性立法可能会激化中菲之间的国家对立，而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海南省)立法则同样可在实践上为其海洋执法提供法律依据。有效治理在本质上体现为行政行为，中国应采取措施来提高其治理行为的有效性。根据国际法院的最新的司法实践可知，这些措施一般包括:主权宣示行为，颁布海洋法令、捕鱼等海洋活动的行政许可，海上执法，海洋事故处理、公共设施与军事设施的建设等。①在未来的南海战略中，中国应通过上述行为行使其对南沙群岛固有的管辖权，否则，就会像利吉丹岛和西巴丹案中的印尼与新马白礁案中的马来西亚那样处于不利地位而失去相关岛屿的领土主权。

在显示其有效治理时，私人活动不足以构成有效治理，官方和民间应互相配合，政府应制定正式的规章或者授权予私人进行捕鱼及海洋资源开发等活动。例如，国际法院在审理利吉丹岛和西巴丹案时指出，印尼所依据的活动③并未构成“以主权名义”的行为以及反映以该种名义行事的意图和意愿④，这也是印尼丧失相关岛屿领土主权的原因之一。同时，在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中，国际法院指出领土主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以下原因转移给其他国家，即拥有领土主权的国家未能回应其他国家的主权归属行为，或未能回应其他国家行使领土主权的具体表现。如果行使主权的表现形式与当事国不形成对抗，可能需要做出回应。不回应就相当于默许。①因此，中国应当对菲律宾行使领土主权行为作出积极的回应，从而阻却其对南沙群岛行使领土主权的有效性，否则会像马来西亚那样失去相关岛屿的领土主权。另外，中国可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权、自保权和反恐机制来进行护航或打击海盗。为了给日后的“共同开发”或岛屿主权归属及其划界效力提供证据，中国应加强对南海海域的调查和勘探，以从地理的角度论证其权利要求的合法性，这些勘探信息也有利于加快南海资源的开发。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尽管海洋争端在国际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但是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解决方法，必须反映亚洲国家争端解决的传统及其实践。西方国家所崇尚的法律途径在南海争端中未必有效，而缺乏合法性支持的外交诉求也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外交手段和法律途径的结合，将有利于南沙群岛争端的解决。虽然法律途径不太符合中国以及亚洲国家的争端解决实践，③但是，外交谈判与协商也离不开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的合法性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争端当事国协商的首要地位，而海洋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公平原则，主要是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特别是国际法院)来发挥作用。通过对大量岛屿争端案例的实证分析，中国可以确认那些可以有效支持其权利主张的历史事实和海洋信息的类别。就外交途径而言，中国应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加强中美、中日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加强中国与相关南海争端当事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良性互动。美国和菲律宾等南海国家之间的军事防御同盟，为其抢夺南沙群岛提供了安全保证，菲律宾的侵略南海政策严重依赖美国的政治立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将有利于中菲南海争端的解决。中日关系的改善，不但能减少西方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而且还能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发展与东盟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可以打消其对中国加强军事实力的顾虑，并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作用。而针对近期东南亚各国“合纵”谋吞南海的行为，中国在外交上应反对通过东盟、“南沙集团”④或任何国际化和同盟化手段来解决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各个击破的外交策略对中国更为有利。

内部原因往往是促进外部矛盾解决的重要条件，因此，良好的国内环境也有利于争端的解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利用国际机制解决争端的能力，取决于它的综合实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将有利于充分实现国家所固有的自保权，而自保权也包括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对争端岛屿的有效军事占领行为，会使中国在争端解决中处于有利地位。根据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的定义的决议》，他国在中国岛屿上的军事存在已构成侵略行为，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将对此保留自卫还击的权利。为了加强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控制，中国应加强海军建设，从而对他国侵犯我国领土完整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涉及海洋法、海洋地理和历史等多门学科，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外交部门应与高校积极开展合作，从而为其外交谈判与协商提供证据资料和合法性支持。在国际法领域，海洋法专业教育及其青年学者的培养是其薄弱环节，重点院校应大力加强海洋法的教学和研究，从而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提供理论基础。例如，菲律宾国立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便在菲律宾大陆架案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菲律宾参议员专属委员会也要求政府各机关和学术机构共同努力来巩固菲律宾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要求。⑤高校应培养既了解国际法基础理论、海洋法律制度、海洋地理，又具备外语和谈判技能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这样便可以提高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外交协商能力和法律抗辩能力。在国家海洋战略的统一指导下，教育部和国家海洋局应进行横向合作，通过设立各种科研项目来激励高校就南海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而为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和平解决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在南海的实施构建切实可行的方案。

南海范文篇4

关键词：南海问题；政策；配合；崛起

一、南海问题的由来及现状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无论从南海诸岛的考古发现还是从历史典籍，都证明了这一客观事实。在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国际社会也都承认中国队南海诸岛的主权。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地质考古发现我国南海地区储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后，相关的周边国家开始蚕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岛礁。而1982年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上获得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更加刺激了这些国家对南海诸岛的分割占领。这些国家利用《海洋法公约》中的某些对其有利的条款，在南海领土主权问题上与中国公然抗争，大大提高了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从而逐渐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势。目前，东沙群岛、中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在中国政府管辖之下。南沙群岛虽然主权属中国，但189个已有命名的岛、礁和暗滩、暗沙中，中国仅控制着9个岛礁，其中包括台湾控制的太平岛，大部分岛屿都不在中国控制之中。有关国家抢占我南中国海岛礁约50个。其中越南占据着南沙的29个岛礁，菲律宾占据9个，印度尼西亚2个，马来西亚抢占9个，文莱1个。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开始分别在所占据的岛礁上修建飞机跑道，建渔港、灯塔和旅游观光点，并纷纷与外国石油公司合作，开采南沙地区的油气资源。一些国家自从涉足这一海域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已从南海获取了重大经济利益，有的甚至从贫油国变成了油气资源出口国。到90年代末期，这些国家已经在南沙海域钻井1000多口，发现含油气构造200余个和油气田180个，仅1999年就年产石油4043万吨、天然气310亿立方米，分别是我国1999年整个近海石油年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2.5倍和7倍。目前，南沙海域已经有200多个油气田，超过1000口油井被东南亚国家勘探和开发，每年开采的石油超过5000万吨。各国对中国渔业资源的掠去是惊人的，并且还经常抓捕中国渔民。90年代东南亚的中国威胁论风嚣尘上，也是中国开始关注南中国海时，中国所处的地位十分被动。主要岛屿除太平岛为台湾所占之外，其余均控制在越、菲、马等国手上。

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南海问题主要包含着主权、领土、资源之争。但对于中国来说，则更事关国家崛起的大业。综观近代世界大国历史，海洋权益与其兴衰紧密相关——荷兰、英国都是借海洋而登上历史舞台，俄国彼得大帝发动对瑞典的战争、数次瓜分波兰以获取出海口，美国的领土扩展到太平洋东岸，才有了今日美国。今天，美国无疑要借南海问题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一个国家海洋权益的强弱，事关一个国家对海洋权力的争取、保护能力。中国的崛起，解决南海问题是题中应有之意。

其次，南海问题事关国家安全。对于中国来说，南海具有重要的战略地缘价值，它是我国东南部战略防御的前哨阵地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获得对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国的战略防御纵深向南推进数百海里，对于保障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重要意义。南海问题不解决，则中国与东盟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对于中国的海上贸易安全有重要经济意义。

二、中国政府南海政策的执行阻力分析

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的一贯政策是“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关于政策的提出、发展等与本文关系不大的地方不再论述）。这一政策使争议双方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到经济的优先发展上来从而有利于将双方引向和平解决争端的轨道上来，“共同开发”也可以避免南海问题被美日等国利用。为此，中国在经济、外交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签订了中、菲、越《在南中国海协议区三方联合海洋地震工作协议》，发表了中越双方《联合新闻公报》，但从目前南海各国所发生的事端来看，这些条约、公报都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实质的约束作用。

中国的政策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我认为，其原因在于：

1.大国的介入，南海地区国际形势复杂。南海各相关国家为造成既成事实，加紧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借助美日等国家的力量抗衡中国；其次，南海是重要国际贸易通道，主要各国（美、日、印、欧）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地区不稳定、中国的崛起，美国加紧对中国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纠缠，国际形势复杂。[1]

2.南海争端复杂。南海的争端，不仅仅在于南海相关国家对南海的资源开发，更在于对我主权的侵犯，使“主权在我”的前提形同虚设。各国在所占的岛屿上修筑机场、跑道、灯塔，并通过各种海基法案，无视本国政府的一再警告，肆无忌惮地侵犯我国主权。

3.南海各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合作，抗击中国，使中国面对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外交上十分被动。

显然，要解决南海问题，必须排除或者最大可能减少美、日等国的干预，加强军事建设，分化瓦解东南亚各相关国家，争取各个击破。

三、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经济政策

通过发展对东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加大东盟各国对我之经济依赖。

历史上，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用经济手段达到加紧联系德意志诸邦、孤立奥地利的目的，并最终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联邦。今天的欧盟，也正走着通过市场的统一走向政治的统一的进程中。古今历史的经验表明，经济决定政治，市场的统一使双方休戚相关、产生共同利益，最终导致政治上的统一。这是值得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进行借鉴的。我们当然不需要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达到与南海各相关国实现政治统一的目标，但通过发展东盟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可以大大加强南海各相关国的在华利益，从而增强其对华的经济依赖。这对于中国在南海争端较为不明显的时代，可以随时约束相关国家在此问题上不轻易作出冒进的政策举措。而日后在南海争端激化的情况下，则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份筹码，中国可以在必要的时候对南海各相关国家进行经济制裁，这对于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相关国家来说，将造成极大打击。

但是增加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中国与东盟各国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禀赋差异不如东盟与美国那么明显，中国于东盟处于同一国际市场梯次，传统经济领域的经济分工与合作对东盟吸引力不大。在国际社会，我国生产的那些基于科技地段、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玩具等）甚至与东盟相关国家存在竞争的局面。因而中国政府应在非传统经济领域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合作。中国应当积极与东南亚努力建立共同开发海洋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开发的合作机制，在不同的国际市场梯次中实现进一步的合作。以“海洋开发为例，如果各国能够从海域管辖权划分、油气田勘探开发、资金投入、技术开发、产品加工等多个层面探讨对争议海域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问题,那么在外部环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问题争议各方将很可能在海洋资源开发领域形成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2]一旦这种合作形成，经济的力量将把东盟与中国紧紧捆绑。而随着南海相关国家在这一领域经济利益不断扩张，它将很难离开南海。而中国根据现有的南海开发状况，保持对南海资源的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国在南海争端激化时游刃有余，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

其次，中国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如美国、日本、欧盟等的经济联系，因为当面对巨大的经济利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轻易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发展与中亚、俄罗斯、非洲的友好关系，保证石油进口渠道多元化。

相比较纯粹军事行动的政策而言，使用长久而渐进的经济政策显然不损国力，不伤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国际舆论对华的指控和世界大国对华的在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2.外交政策

在南海争端中，美国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区外角色。中国欲解决南海问题，首先必须排除或者尽量减少美国在此区域的干预和对我国在南海行动的阻挠。在地缘经济、政治战略的影响下，出于对海上贸易通道、南海油气资源等的考虑，美国积极干预南海问题。美国通过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军事合作，加强在此区域的军事存在，争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导权，以南海问题为契机打压中国的崛起。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和东南亚国家合作展开的军事演习更显频繁，“肩并肩”、“金色眼镜蛇”、“卡特尔”等的展开，使中国南海的周边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崛起必将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排挤美国在东南亚的势力，因而美国与东南亚的军事合作，其战略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即构成东南亚-台湾-朝鲜半岛三位一体的“环形岛屿链”，从而达到压缩中国向太平洋发展的战略空间，遏制中国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关国家也正好借美国之力打压中国，双方于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在国际上政治大国地位的确立是无法遏制的，美国急需中国在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对其予以支持。因此，我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应当由如下构成：1.尽可能发展与东盟各国的友好外交关系，如召开“东盟外长会议”、“东盟首脑会议”，发展“东盟10+3”等经济合作，排挤美国在此区域的势力；2.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对美国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问题上对我国的支持。

此外，因尽量发展海军，弱化美国在此区域的军事优势。

对于日本，则首要应在外交上承诺保证其南海贸易航线的安全，以此力争其对南海问题上持中立态度。

明治时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经说过：“在实力相当时，外交就是力量；在实力悬殊时，力量就是外交。”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外交政策——从这一点说，我们发展海洋军事力量，建造大型水上作战舰艇、建造航母的确已是燃眉之急。军事上的支持对于此类事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的外交谈判的胜利是不可或缺的。我国在南海问题相关谈判中的最主要目标是确立中国对南海岛屿的主权。我们必须加大外交斡旋，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以支持其对南海资源的开发为诱饵，逐一展开对南海相关各国的外交攻势，力求通过经济和军事上的压力，迫使其对南海（尤其是南沙诸岛）主权归我的外交要求达成妥协。之所以必须采取各个击破的方式，原因在于如果东盟相关国家出于其共同利益的考量，达成外交一致，这对于中国在外交谈判桌上的形势将极为不利，一个国家对抗一个国家利益集团，其信息之不对称不言而喻。毕竟对于东南亚相关国家来说，少一个分蛋糕的庞然大物显然更加符合其国家利益。

谈判期间可派遣渔民和渔政船在有争议的海域展开大规模捕猎、巡逻行动，力求制造事端，如造成对我军民伤亡，则可借此加大对相关国家的外交压力，并博得国际舆论之同情，减少国际舆论对华政治压力。同时，在历史和法理两个维度上向世界宣布中国对南海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取得国际舆论对华支持。

待主权问题解决后，亦可如上制造事端，借机收回部分开发权，或者真正实现“共同开发”的既定政策，其底线是中国必须在南海拥有大部分利益。

3.军事政策

首先，应加快建设航母、新型核潜艇和大型海上作战舰艇，加强远洋作战能力。综观二战以来海战经验，以制空权夺取制海权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以中国目前的海空军实力，尚不具备远洋作战的能力（严格来说，打击海盗并不算是远洋作战），完全无法与美国抗衡。一旦美国介入南海事端，则中国将处于极端劣势的地位。中国海军之所长仅在近海作战（有沿海空军、陆军和二炮部队的支援），而远洋作战，非有航母不可。中国一日无航母，则一日不可轻易与日美交恶。

其次，中国若对东南亚相关国家中的某一国发动战争，考虑到唇亡齿寒，相关国家极有可能相互联合，共同抗击中国海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而美国、印度等国出于对华遏制政策的考虑，日本出于对海上生命线安全的考虑，极有可能出兵干预，届时中国将处于极端恶劣的军事环境，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建设、海军发展将是一场灾难。战争只因当是政治的延续，单纯以军事手段解决南海问题可以说是下策。

第三，与南海各相关国家展开广泛的非传统安全的合作，促进军事互信，通过军事合作，打击该海区的海盗，展示中国海军实力，对南海各相关国家产生威慑作用。

当前中国所能采取的仅仅是一些“准军事”手段，比如，海洋渔政船巡航等，这样能在目前能力范围内既不引起外交事件也能有效维护我国主权，并且比较经济的手段。

4.政治策略

首先应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各领域加强与台湾地区的友好关系。

第三次“陈江会”签署三协议、发表一个共识，宣布将开通两岸定期航班、就大陆资本赴台投资达致共识，两岸“三通”已经全面实现。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友好发展，可以逐渐打破美国对华的军事遏制，而且，两岸的友好发展将大大有利于南海问题的解决。大陆应力求与台湾达成共识，在军事上加强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岛驻军，这对于南海相关国家的威慑力是不言而喻的。

其次，加强全国人民的海权意识，保证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足够的群众基础，减少在非正常时期的舆论压力和政策执行难度。

以上4个政策，当然是不能割裂来实施的，其中经济合作和军事建设将贯穿整个南海问题解决的过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点，造成敌我军民冲突、获取国际舆论同情是外交辅助，排除或减少美日压力是关键，与台湾达成政治和解与合作、唤起民众的海权意识是前提，4方面的政策应当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在南海问题上发挥最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郭渊：《冷战后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载《学术探索》，2008年1月，第一期

[2]刘中民：《海权问题与中美关系论述》，载《东北亚论坛》，2006年9月，第五期

[3]王秀英：《南海权益与中国崛起》，载《理论界》，2005年6月

南海范文篇5

关键词南海问题；海权；海洋政治

我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有人说我国的国土象一只雄鸡，但如果把我国的海洋算进去，我国的领土更像一把火炬。保护我们的蓝色国土是我们的责任。

近年来，人们在谈论蓝色国土的时候对南海问题投以高度关注的目光。所谓南海问题,即指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围绕南中国海主权归属及海洋资源开发所产生的争议。其实质是东南亚某些国家否认我国在南海U形断续线内的主权,从而非法占据并大肆掠夺资源。争议的主要内容有两个:领土主权争议和海洋资源开发权归属。[1]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其他南海周边国家关系中一个十分复杂而又重要的问题，由于其涉及国家主权、历史、法律及敏感的现状，使其成为政治学、历史学、国际法学、国际关系等学科专家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南沙群岛地处广阔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岛是我国南海四大群岛中分布最广，位置最南的群岛，位于北纬4度到11度30分和东经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间，有230多个岛屿、礁滩和沙洲，南北长500多海里，东西宽400多海里，总面积24.47万平方海里，现属海南省辖区。南沙群岛地处热带，渔业资源特别丰富，富含海藻、海带等热带资源，以及非常可观的海洋能源和盐业资源。此外，南沙还蕴含极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资源，据估计，南沙西南直到沙捞越的广大地区，是亚洲大陆架3个最大的贮油地区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科学家发现南沙地区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万安盆地的石油储量丰富，估计总储量将近二百亿吨，是世界上尚待开发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储量分布在中国海域。

南沙西邻越南，东濒菲律宾，南临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向北续西沙、中沙群岛与海南岛相望，是中国传统海疆的最南端。在战略上，南沙群岛地处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咽喉，扼守两洋海运的要冲，是多条国际海运线和航空运输线的必经之地，也是扼守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巴林塘海峡、巴拉巴海峡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南方海防前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2]

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即汉武帝时代，就发现了南沙，中国人是在长期的航海和生产实践中发现南沙群岛的。这在东汉杨孚《异物志》、三国时万震的《南国异物志》、东吴将领康泰的《扶南传》等书里均有记载。这些记载是中国人民对自己居住和生产经营的土地的认识，在国际法上具有重要意义。从国际法发展的过程来看，古代中国对南海群岛的发现足已证明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无可争辩的领土主权。南沙群岛不是“无主地”，而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以任何名义改变南沙群岛属于中国这一法律地位。

中国人民在发现南沙群岛后，最迟自唐宋以来就一直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从事捕捞、种植等生产经营活动。晋·裴渊《广州记》云：“珊瑚洲。在东莞县南五百里，昔人于海中捕鱼，得珊瑚。”此外，南海诸岛上陆续发现、出土的历代遗物、遗址更是有力的佐证。1868年《中国海指南》记载了我国渔民在南沙群岛活动情况。《更路簿》是中国人民明清以来开发南海诸岛的又一有力证明。民国以来我国渔民开发经营南沙群岛的史实，中外史料均有记载。[3]

中国政府对南沙群岛行使管辖还表现在一系列持续和有效的政府行为。自唐贞元以来，中国已将南沙群岛列入了中国的版图，至明、清则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大量的中国官方文件、地方志和官方地图都记载了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沙群岛的管辖，并将其列入中国的领土范围。比如宋朝宣布对南海群岛行使管辖权。《元史》地理志和《元代疆域图叙》记载元代疆域包括了南沙群岛。其中《元史》记载了元朝海军巡辖了南沙群岛。明代《海南卫指挥佥事柴公墓志铬》记载：“广东濒大海，海外诸国皆内属”，“公统兵万余，巨舰五十艘”，巡逻“海道几万里”。表明南沙群岛属于明代版图，明代海南卫巡辖了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在清代，中国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1724年的《清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55年《皇清各直省分图》之《天下总舆图》、1767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1810年《大清万年一统地量全图》和1817年《大清一统天下全图》等许多地图均将南沙群岛列入中国版图。直至本世纪初，中国政府一直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对南沙群岛行使着和平管辖。1932年和1935年，中国参谋本部、内政部、外交部、海军部、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共同组成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专门审定了中国南海各岛屿名称共132个，分属西沙、中沙、东沙和南沙群岛管辖。20世纪30年代，法国曾侵占南沙群岛的九个小岛，中国政府及时进行了外交交涉，中国渔民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维护主权的措施，如给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作业的中国渔民和渔船发放中国国旗，组织对南沙群岛的历史和地理调查，由政府地图出版审查机构重新命名和审定南海诸岛包括南沙群岛的群体和个体名称等。

二战期间，日本侵占了中国的南沙群岛。中国为收复被日本占领的南沙群岛进行了不懈努力。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宣布，此次战争的宗旨之一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此要求日本归还的中国领土当然包括南沙群岛。1945年《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了中国收复失地的立场。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中国于1946年收复南沙群岛，同时以一系列法律程序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恢复行使对南沙群岛的主权，包括举行接收仪式和派兵驻守，绘制南沙群岛地图，重新命名南沙群岛及其群体和个体的名称，编写和出版最早的南沙群岛地理志。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南沙群岛先后被划归广东省和海南省管辖，中国政府一直坚持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维护对南沙群岛的主权。

直到20世纪中叶，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主权提出任何质疑。而20世纪70年代后，风云骤起，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文莱诸国对整个南沙或其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并出兵占领了部分岛礁。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对南海问题强烈关注将并采取手段无端介入南海事务，插手南海问题。

南海问题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二十世纪中叶以来，人类遇到了严重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陆地空间和资源上的危机使人们把目光投向广阔的海洋。开发和利用海洋成为时代性的热潮。加之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过程的加速。海洋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海洋不仅是大国博弈的对象而且常常是地区问题的敏感点，海洋政治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成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空间与政治关系的角度探索的政治地理学（地缘政治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海洋政治，即围绕海洋的国家对外政治行为、战争与外交，成为国家间关系和国际事务的一个重要的领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传统海洋制度的衰落，新的安全威胁出现，海洋政治的主题远远超出传统范畴，从控制海权到追求海洋利益的多元化，海洋问题如跨国捕鱼、远洋航运、海底资源的开发与分配，海域和大陆架的划界，海洋污染与生态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打击海盗、偷渡、海上恐怖活动和非法飞越、广播等，在国际事务中日益突出，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外交领域重要的主题。沿海国与岛国为在海洋竞争中占据制高点，加强海洋战略研究，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的界限日益模糊。尽管海洋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因海岛主权和海洋资源争端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单纯使用军事手段已不能达到控制和利用海洋的目的，这就使国际海洋政治、外交事务日趋繁杂，促进海洋国际组织的制度建设和相关国际合作的发展。

南海诸岛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其主权从来就没有成为过问题。南海问题的核心问题是能源问题。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1967年间联合国东南亚大陆礁层探测团提出报告说，中南半岛和南中国海地区大陆架油矿丰富，有210万立方公里的储量，相当于中东各国或委内瑞拉加上墨西哥海湾附近与美国东南部沿海油藏之总和，而且含硫量少，品质优良。美国亨特号探测船在美国海洋研究所指挥下，曾于1969年6月至8月间，五度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探测。根据其探测报告显示，此一海域均以基盘为火成岩的海底山为主，山与山之间均有因沉积物形成的盆地，且盘地边缘均向上尖灭，形成地层封闭。海坪周围的地层封闭，有储积大量油气的可能性。虽然此次探测所用的仅为普通性质的闪电反射法震测，必须做出更详细的地球物理勘测才可确定，但是此项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了菲律宾及越南武力侵占南沙地区岛屿的动机。

第二的层面是南海是印度洋通向太平洋的必经之路，也是我国和美、日的能源之路。正因为如此，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各国对能源――石油的需求呈不断上升趋势。抗不见。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国防的命脉，没有哪个国家会对石油的来源和运输问题视而不见。南海周边国家对南海提出主权要求，主要是因为南海被相信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而世界大国美国和地区大国日本、印度等对南海问题的介入则主要是因为担心并认为承认中国一直强调的南海地区的主权，中国就会完全控制南海，就会扼住美日的石油命脉；同时也使得他们遏制中国的战略彻底失败。因此，这些大国总是变着法的支持南海周边国家和中国对抗。

我国需要南海地区和平，并南海各国签订《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规定，在南海问题争议解决之前，各方承诺保持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救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不过《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只是一份政治宣言，并不具备法律约束力，倒是各方领导人一言九鼎的承诺，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按照这个宣言，有关国家今后将不允许再占据南沙群礁并在上面建碉堡、飞机跑道等军事设施。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避免冲突的爆发创造客观条件。南海问题在现阶段，只能依靠外交斡旋和外交技巧进行巧妙周旋，才能最大程度的保证国家的利益。[4]

我国既是大陆国家，又是海洋国家。我国在海洋上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国防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当今的世界以苏东事变为转折，处于重新洗牌的维妙关口，后冷战时期的国际舞台上演的依然是大国博弈。面对多事之秋的南海，我们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中国是政治舞台上的大国，但还不是强国。而且大国政治中的中国总是遇到警惕的目光。还有，在东盟10＋3中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小心有人希望南海地区成为第一张多米诺骨牌。但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持消极沉默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国际法中的“领土变更方式”涉及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以及民族自决、公民投票、收复失地、交换领土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先占”、“时效”和“收复失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一种友好的表现，“不以武力相威胁”也同样，但事实上的占有和占领即使是非法的，也有一个时效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成了一种沉默的默认，为避免“默认”和“时效”，要有积极和及时的应对，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坐失“先手”。

海洋军事力量是大国海洋政治博弈的重要筹码。马汉说得明白:“光有法律而没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5]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特别是自人类进入主权国家时代后,情形更是如此。当然基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爱好和平的传统，在建设和谐社会和推行和平外交的大背景下，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思维取向一定是冷静的和平的友好的。而不是锋芒毕露、穷兵黩武的。现今中国需要的南海，是和平的南海而不是战争的南海。

参考文献

[1]崔荣伟.国际机制与南海问题探析[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7.10.

[2]南沙争端与中国海洋战略[EB/OL]

/read_art_sub.new.php?b=144481797&a=1096,2004.4.21.

[3]刘志鹏、刘建玉.南海诸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J]历史学习.2004.9;中国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EB/OL]/chn/ziliao/wzzt/2305/t10648.htm.

南海范文篇6

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成，2012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达到4000亿美元。目前，CAFTA的经济合作领域主要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投资，但随着CAFTA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尤其是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合作领域的广泛性也将会得到发展，其中必然包括能源合作开发。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能源合作上存在着优势互补、相互依赖的客观现实。目前，东盟是中国能源进口的重要来源地和中国能源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目的地。资源禀赋不同是中国与东盟开展能源安全合作的客观基础。中国能源资源相对匮乏，近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对能源的需求急剧上升，但中国在能源科技和资金方面的优势较为明显。东盟的油气资源，特别是天然气储量比较丰富，但经济、科技水平则相对落后，东盟国家尤其是其新成员，迫切需要勘探开发本国油气资源以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中国与东盟在制度层面也逐步建立了对话与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已就能源安全合作建立了一定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其中，专门性的机制主要有中印（尼）能源论坛“、10+3能源部长级会议”、APEC（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工作组以及中越北部湾油气联合勘探开发和中菲越南海油气资源联合调查制度等；2002年9月，第一次中印（尼）能源论坛在印尼举行，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最重要能源出口国的能源对话机制正式启动。2004年6月，中国正式加入东盟与中日韩的“10+3能源部长会议”，这为中国与东盟加强能源对话与协作提供了新的渠道。2005年3月，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了《在南中国海特定区域进行联合海洋地震研究的协议》，商定在南海的共同协定区开展联合调查。该协议虽未涉及能源勘探和开发，但为解决争议海域的能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开端。2005年10月和11月，中越两国石油公司分别签署了《北部湾油气合作框架协议》和《北部湾协议区联合勘探协议》，表示将联合勘察开发北部湾协议区的油气资源。

二、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法律基础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订了《南海各方行动宣言》，宣言第七条“：有关各方愿通过各方同意的模式，就有关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和对话，包括对遵守本宣言问题举行定期磋商，以增进睦邻友好关系和提高透明度，创造和谐、相互理解与合作，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彼此间争议。”2003年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四条规定：“缔约国应当促进在经济、社会、科学和管理方面的积极合作，同时也要为在本地区实现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共同理想和愿望以及所有其他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积极合作。”虽然这些国际协议未能对南海争端的解决形成直接影响，但它们为中国与东盟在解决南海争端问题上展开合作提供了可能性，构建南海能源共同体也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国际协议为基础条件。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现代国际法作为国际关系的调节器，具有广泛的社会职能，它以各国的协调意志为基础，通过某种强制的方式规范着国家的行动，因此，不论是南海争端的解决还是国际能源的合作开发都离不开现代国际法。CAFTA框架下构建的南海能源共同体是区域国际组织，成员国应限于南海周边国家，它为各国提供一个交流、对话的场所，提供了一个国际能源合作的平台，其运行机制和决议也将是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中国与东盟和欧洲煤钢共同体各成员国之间存在根本性区别，因此要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模式成功移植构建南海能源共同体，一定要进行本土化改造，否则容易“水土不服”，难以发挥应有的制度价值。然而，法律或制度作为一种文化，具有精神智慧的无形性和可共享性。

三、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构建

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法律框架构建基础是成员国签署的《巴黎公约》，是为ECSC的宪章性文件，对ECSC的法律地位、内部机构的权力分工、能源开采计划提出、审查与通过、争端解决等主要内容做出纲领性规定。南海各国如成立南海能源共同体，应以具有国际效力、充分反映南海各方意愿的国际条约为蓝本，可以以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为基础来签订宪章性文件。南海能源共同体最大的障碍是南海争端当事国能否像ECSC成员国那样，将部分国家权力移交其内部的超国家权力机构。另一方面，中国在国际能源秩序中也在逐渐经历观念的转变———从国际能源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革新者，和角色的转变———从国际能源事务的冷眼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加者，中国在变动的国际格局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在调整国际社会关系方面，与其他规范相比，国际法的优势十分明显。南海能源共同体能否构建成功的关键是南海争端当事国能够在开采海域能源方面做出主权让渡，将这一主权移交给南海能源共同体。同时，南海能源共同体行使各争端当事国让与的主权必须要有法律机制来规范，也应该成立一个机构来决定能源海域的确定、开采能源的分配收益等关键性事务。为了确保南海能源共同体的执行力，还必须设立监督执行机构和争端解决机制。

四、结语

南海范文篇7

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且复杂多样，业已成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最大障碍。人类对资源环境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增加，人类为此不合理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又造成生态破坏和资源浪费，尤其是沿海国家的海洋生态环境状况令人担忧。与此类比，在环南海各国加快开发南海资源步伐的情况下，除引发南海主权纠纷问题之外，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也相当严重。为此，我国作为南海主权的拥有者，在诸多国家随意开发南海资源并造成南海生态破坏的现实情况中，在坚决捍卫南海主权的同时，运用法律手段，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消除南海海洋生态补偿在实践中的不连续与不规范性，对维护南海生态环境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海洋生态补偿与我国海洋生态补偿法律现状

生态补偿是当今国内外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其实践运用也越来越广泛。正如其它热点问题一样，学术界对于生态补偿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能达成规范统一。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本学科的需要，对生态补偿从各学科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法学家也是如此。例如李文华将生态补偿归纳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广义的生态补偿包括污染环境的补偿和生态功能的补偿，即对损坏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对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补偿，以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狭义的生态补偿是指生态功能的补偿，即通过制度创新实行生态保护外部性的内部化，让生态保护成果的受益者支付相应的费用；通过制度设计解决好生态产品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消费中的“搭便车”现象，激励公共产品的足额供应；通过制度变迁解决好生态投资者的合理回报，激励人们从事生态保护投资，并使生态资本增值的一种经济制度。又如费世民等人则认为生态效益补偿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即为了控制生态破坏、遏制资源衰竭而征收的费用以及类似生态效益补偿的资源补偿费。由此可见，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它并不是通常人们理解的一种为保护资源环境而调动生态建设积极性、促进环境保护的利益驱动机制、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等经济手段，而可被认为是国家或社会主体之间的一项约定、并通过此项约定实施的补偿性措施，运用一定的法律手段来惩罚生态环境破坏者，通过对环境破坏者收取一定的费用给予保护生态环境者一定的补偿，从而体现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的公平分配，实现生态正义，并达到维护生态系统平衡和稳定性的目的。为此，所谓生态补偿是指自然资源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对自然资源所有权人或对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和鼓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而非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同理之下，海洋生态补偿，则指“海洋使用人或受益人在合法利用海洋资源过程中，对海洋资源的所有权人或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付出代价者支付相应的费用，其目的是支持与鼓励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行而不是一味地向海洋索取经济利益”[1]。由生态补偿在法律界产生的是生态补偿法律，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国家为了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公平正义，实现世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依照生态规律，通过法律法规建立起来的，对人们在生态补偿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国家的生态补偿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及其他政策倾斜制度、生态审计制度、生态税制度、生态补偿基金制度、生态补偿费制度以及生态补偿的责任制度等，是环境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我国引进生态补偿尤其是生态补偿法律等概念时间较晚，虽然现在全国统一的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尚未能够建立起来，但对制定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尝试发展迅速。我国在1996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要建立并完善有偿使用自然资源和恢复生态环境的经济补偿机制”，并确定了“利用者补偿”的生态补偿原则。随后在《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法律修订制定中在各自领域对生态补偿问题作了一些规定。特别是在2005年《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等关系中国未来环境与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提出要尽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为生态补偿法制建设指明了方向。除此之外，有些省份也对此进行一些探索。例如江西在2005年颁布了《东江源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实施方案》,海南在2008年出台了《关于建立完善中部山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试行办法》。但从这些相关的文法中发现的问题是，现有的生态补偿实践主要集中于陆地以及河湖等淡水水域,对海洋生态补偿涉及较少，主要集中在渔业资源管理和海洋生态保护领域。例如《渔业法》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专门用于增殖和保护渔业资源。具体到南海海洋生态保护方面,主要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南海沿岸各省区开始了人工增殖渔业资源和进行人工鱼礁建设。海南省自1999年提出生态省建设规划,到2006年,投入财政资金达120多亿元用于退耕还林、水土流失、采空矿区生态恢复和海洋生态保护等方面,近几年又从财政拨出专项资金,实现全省海防林断带合拢、窄带加宽、残带增强,全面恢复海防林的生态功能[3]。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南海是亚洲三大边缘海之一，北接中国广东、广西，属中国海南省管辖。南缘曾母暗沙，为中国领土的最南端。东面和南面分别隔菲律宾群岛和大巽他群岛，与太平洋、印度洋为邻，西临中南半岛和马来半岛，为面积3,500,000平方公里（1,351,350平方哩）的深海盆。当前，由于南海特殊的地理位置与丰厚的资源，环南海各国争相掠夺南海资源，南海生态环境破坏十分严重。因此，建立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具有重要的紧迫性。具体表现为：首先，南海海域地理位置显著，资源丰富。南海是中国最深、最大的海，也是仅次于珊瑚海和阿拉伯海的世界第三大陆缘海。南海位居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航运要冲，在经济、国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南海位于中国大陆的南方。南海北边是中国广东、广西、福建和台湾四省，东南边至菲律宾群岛，西南边至越南和马来半岛，最南边的曾母暗沙靠近加里曼丹岛。浩瀚的南海，通过巴士海峡、苏禄海和马六甲海峡等，与太平洋和印度洋相连。南海蕴藏丰富的资源。数据显示，南海海域有含油气构造200多个，油气田大约有180个，大概在230亿至300亿吨之间，相当于全球储量的12%，约占中国石油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有“第二个大庆”之称。仅仅在南海的曾母盆地、沙巴盆地和万安盆地的石油总储量，就将近200亿吨。这个区域里边一半的石油天然气储量分布在中国所主张管辖的海域之内。同样，西沙群岛、中沙群岛的水下阶地也有上千米的新生代沉积物披复，这些沉积物与我国北部湾、海南岛的新生代沉积物有密切的联系。因此也是大有希望的海底石油和天然气产地。海底资源还包括有各种金属矿产资源，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海洋开发的深入，西南中沙群岛海底资源有着非常广阔的开发前景和巨大的利用价值。西南中沙群岛岛礁上绮丽的热带海岛环境和海域中波澜壮阔的自然景色是开发海洋旅游的潜在资源。现代科学还发现海洋蕴藏巨大的潮汐能、波能、温差能、密度差能、压力差能等海洋动力资源，若能科学地加以利用，其社会和经济效益将不可估量。其次，南海海洋环境损害严重。随着海洋开发活动的纵深发展,人类利用海洋的能力与日俱增，环南海各国都加快了对南海的开发,导致了南海海洋环境的恶化。目前南海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三种:一是环南海周边各国陆源污染,即各国排入南海的废物、废水等；二是在开发南海海洋资源的过程中引起的环境污染如各国对海底油气、矿产资源的开发所造成的污染；三是48大量的航行于南海的船舶所造成的污染。南海海洋环境恶化的制度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从国际而言,目前环南海周边各国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对各种开发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各国都是开发利用得多,保护得少。其次,从国内而言,环南海周边各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大都还停留在排污收费等传统惩罚性措施上,而对生态补偿等正面激励措施的运用还很有限,无法有效解决海洋环境保护的公共性和外部性问题,因而保护效果不够理想。因此,解决南海海洋环境问题,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建立统一的南海开发、保护机制,约束各国开发利用南海的行为；另一方面有赖于环南海周边各国内部建立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南海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南海海洋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缺失。海洋生态补偿的立法几乎空白,仅有些地方性法规对此有一些模糊规定。比如《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建人工鱼礁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的决议》、《广西壮族自治区渔业管理实施办法》中有关建立人工鱼礁、人工增殖放流苗种各级人民政府应在资金、技术和物资上给予支持的规定、《海南省海洋环境保护规定》、《海南省珊瑚礁保护规定》对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珊瑚礁等行为做出显著成就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的规定等等。《渔业法》中规定可以向受益的单位和个人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相比其它领域，这一简单规定已经落在了后面。生态补偿涉及不同主体、不同区域间的广度利益协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需要多方的协调、监管，因而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保障。

南海范文篇8

区域发展实证分析

佛山市位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佛山五区的面积数据为：禅城区154km2、南海区1072km2、顺德区806km2、高明区938km2、三水区874km2。2019年年末，五区常住人口为：禅城区120.87万人、南海区303.17万人、顺德区278.32万人、高明区44.96万人、三水区68.55万人。可见，南海区是佛山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市辖区，其常住人口为高明区的6.7倍、三水区的4.4倍。——经济总量分析。根据佛山五区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梳理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进出口总值、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可大致反映五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均值为2150.12亿元，禅城区、高明区和三水区均低于均值，极差2651.60亿元，标准差1041.24亿元，表明五区地区生产总值的分布很不均衡。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均值为142.22亿元，禅城区、高明区和三水区均低于均值，极差204.31亿元，标准差87.50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均超过240亿元，占五区预算收入的69.23%，南海区预算收入为高明区5.8倍、三水区的3.7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5.8倍、三水区的3.7倍。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均值为685.20亿元，极差972.92亿元，标准差407.52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均超过1000亿元，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63.09%，高明、三水两区低于平均水平，南海区为高明区的7.6倍、三水区的4.6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7倍、三水区的4.2倍。从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贷款余额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的均值为3369.56亿元，极差5209.63亿元，标准差2258.80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均超过5500亿元，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的66.55%，南海区为高明区的12.5倍、三水区的6.2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12.7倍、三水区的6.3倍。从进出口总值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进口额均值为219.04亿元，极差363.9亿元，标准差174.2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占全市进口总值的77.05%，南海区为高明区的16倍、三水区的9.4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14倍、三水区的8.1倍。从实际利用外资来看，2019年佛山五区实际利用外资均值为10.23亿元，极差15.13亿元，标准差5.81亿元。南海、顺德两区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5.75%，南海区为高明区的6.7倍、三水区的1.8倍，顺德区为高明区的7.3倍、三水区的1.9倍。分析经济总量发现，佛山五区大致可分为高中低三个层次：顺德区、南海区位居全市前列，主要经济指标占全市的六到七成，是全市经济的领头羊；禅城区作为佛山市政府所在地，经济总量处于中游水平；而三水区、高明区的经济总量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位居全市第四、第五位。——产业结构分析。高明、三水两区第二产业比重超过70%，南海、顺德超过50%，而禅城区则以第三产业为主，比重约64%。这种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禅城区作为市政府所在地，是五区中面积最小的区，着力发展第三产业是最优发展战略。而南海、顺德两区的工业化程度已经很高，第三产业的发展已具备成熟的条件和坚实的基础，比重上升是产业结构演进的结果。高明、三水两区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有必要突出制造业的核心地位，加快追赶速度。——增长速度分析。从2011—2019年佛山五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上看，高明区、三水区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速分别为9.61%和8.20%，高于南海区的6.54%、顺德区的6.79%。一般预算收入、支出的增速也呈现相同的态势。主要原因是三水、高明两区的第二、第三产业增速高于南海、顺德两区。在统计意义上，三水、高明两区的平均发展速度超越南海、顺德，也与两区的基数较低有关。

发展差异的主要原因

从区位条件来看,佛山五区中，南海、顺德两区毗邻广东省会广州市，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自然和人文优势明显。而高明、三水两区则位于广(州)佛(山)地区的西南、西部，区位条件略逊一筹。从基础设施来看，基础设施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不仅可以改善投资硬环境，降低生产和运输成本，而且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佛山五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差距十分明显，仅以2019年等级公路里程数为例，南海区、顺德区分别为1726.9公里和1329.7公里，高明区、三水区分别为712.9公里和1070.2公里，极差高达1014公里。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2011—2019年，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四区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922.65亿元、6638.13亿元、3307.72亿元和5399.13亿元，极差高达5614.92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上的巨大差距，无疑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外贸出口来看，外贸出口对地区经济有明显的拉动作用，直接影响地区生产总值的总量和增速。分析2019年南海、顺德、高明、三水四区的出口总值情况发现，差距达到1340.5亿元。可见，外贸出口水平也是影响佛山五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因素之一。

平衡发展对策建议

南海范文篇9

第一条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正确反映国家版图的内容，加强地图管理，规范地图编制，提高地图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编制出版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各种载体表现的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包括各种类型的地图出版、印刷以及产品上附有示意性地图图形的工艺制品、地球仪等。

第三条公开地图和地图产品上不得表示下列内容：

1.国防、军事设施，及军事单位。

2.未经公开的港湾、港口、沿海潮浸地带的详细性质，火车站内站线的具体线路配置状况；

3.航道水深、船闸尺度、水库库容、输电线路电压等精确数据，桥梁、渡口、隧道的结构形式和河底性质；

4.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公开发表的各项经济建设的数据等；

5．未公开的机场（含民用、军民合用机场）和机关、单位；

6．其他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

第二章比例尺、开本、经纬线

第四条公开地图的比例尺、开本应符合以下规定：

1．中国地图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00万；

2．省、自治区地图，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50万；直辖市地图及辖区面积小于10万平方千米的省、自治区地图，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25万；

3．市、县地图，开幅为一个全张，最大不超过两个全张；

4．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地图（集、册）（内容以政区为主），开本一般不超过32开本；

5．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台湾省地图，比例尺、开本大小不限；

6．教学图、时事宣传图、旅游图、交通图、书刊插图和互联网上登载使用的各类示意性地图，其位置精度不能高于1：50万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的精度。

第五条比例尺等于或大于1：50万的各类公开地图均不得绘出经纬线和直角坐标网。

第三章界线

第六条中国国界线画法必须按照国务院批准的1：100万《中国国界线画法标准样图》以及根据该图制作的其他比例尺中国国界线画法标准样图绘制。中国地图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准确反映中国领土范围。

（1）图幅范围：东边绘出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西边绘出喷赤河南北流向的河段，北边绘出黑龙江最北江段，南边绘出曾母暗沙(汉朝以前的历史地图除外)；

（2）中国全图必须表示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并用相应的符号绘出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亿的，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可由9段线改为7段线，即从左起删去第2段和第7段线，可不表示钓鱼岛、赤尾屿岛点。

2.正确表示中国国界线与地貌、地物、经纬线、色带等要素之间的关系，正确标注国界线附近的地理名称。

第七条中国示意性地图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用实线表示中国疆域范围，陆地界线与海岸线粗细有区别，用相应的简化符号绘出南海诸岛范围线，并表示南海诸岛以及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岛礁；

2.用轮廓线或色块表示中国疆域范围，南海诸岛范围线可不表示，但必须表示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等重要岛屿岛礁；

3．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亿的，可不表示南海诸岛范围线以及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岛礁。

第八条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界线，参照由国家测绘局认定的最新世界地图集表示。

第九条中国历史疆界，参照由外交部和国家测绘局认定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表示。

第十条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界线依据民政部、国家测绘局制定并报国务院审批的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表示。

第四章有关省区及相邻国外地区地图

第十一条广东省地图必须包括东沙群岛。

第十二条海南省及南海诸岛地图表示规定：

1．海南省全图，其图幅范围必须包括南海诸岛。南海诸岛既可以包括在全图内，也可以作附图。以单幅表示南海诸岛地图时，应配置一幅“南海诸岛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图作附图，海南岛的区域地图，也必须附“南海诸岛”地图；

2．南海诸岛附图的四至范围是：北面绘出中国大陆和部分台湾岛，东面绘出马尼拉，南面绘出加里曼丹岛上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间的全部界线(对于不表示邻国间界线的专题图，南面绘出曾母暗沙和马来西亚的海岸线)，西面绘出河内；

3.南海诸岛作为海南省地图的附图时，附图名称为“海南省全图”；作为中国全图的附图时，一律称“南海诸岛”；

4.专题地图上，南海诸岛作附图时，正图重复出现时，附图也要重复出现，不得省略。必须与正图一样表示有关的专题内容；

5.东沙、西沙、中沙、南沙四群岛以及曾母暗沙、黄岩岛必须表示并注名称。大于1：400万的地图，黄岩岛应括注民主礁，即：黄岩岛（民主礁）。比例尺过小时，可只画岛礁符号，不注岛礁名称；

6.南海诸岛与大陆同时表示时，中国国名注在大陆上，南海诸岛范围内不注国名，不在岛屿名称下面括注“中国”字样。在不出现中国大陆的南海诸岛局部地图上，在各群岛和曾母暗沙、黄岩岛等名称下括注“中国”字样；

7．南海诸岛的岛礁名称，按照**年国务院批准公布的标准名称标注。

第十三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表示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和绘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的地区图，其图幅范围西部应绘出喷赤河南北流向的河段

第十四条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表示规定：

1.香港特别行政区界线必须按1：10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表示，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4000万的地图可不表示其界线；

澳门特别行政区地图内容必须按1：2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区域图》表示；

2.在分省设色的地图上，香港界内的陆地部分要单独设色；

澳门自关闸以南地区和氹仔、路环两岛，要单独设色。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600万时，可在澳门符号内设色；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图面注记应注全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600万的地图上可简注“香港”、“澳门”；

4.香港城市地图图名应称“香港岛·九龙”；澳门城市地图图名应称“澳门半岛”；

5.表示省级行政中心时，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与省级行政中心等级相同；

6.专题地图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应与内地一样表示相应的专题内容。资料不具备时，可在地图的适当位置注明：“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资料暂缺”的字样。

第十五条台湾省地图表示规定：

1.台湾省在地图上应按省级行政区划单位表示。台北市作为省级行政中心表示（图例中注省级行政中心）。在分省设色的地图上，台湾省要单独设色；

2.台湾省地图的图幅范围，必须绘出钓鱼岛和赤尾屿（以“台湾岛”命名的地图除外）。钓鱼岛和赤尾屿既可以包括在台湾省全图中，也可以用台湾本岛与钓鱼岛、赤尾屿的地理关系作插图反映；

3.台湾省挂图，必须反映台湾岛与大陆之间的地理关系或配置相应的插图；

4.专题地图上，台湾省应与中国大陆一样表示相应的专题内容，资料不具备时，必须在地图的适当位置注明：“台湾省资料暂缺”的字样；

5.台湾省的文字说明中，必须对台湾岛、澎湖列岛、钓鱼岛、赤尾屿、彭佳屿、兰屿、绿岛等内容作重点说明。

第十六条与中国接壤的克什米尔地区表示规定：

1.克什米尔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争议地区，在表示国外界线的地图上，必须画出克什米尔地区界范围线和停火线，并注明“印巴停火线”字样；

2.表示印巴停火线的地图上，应加印巴停火线图例；

3.在印度河以南跨印巴停火线注出不同于国名字体的地区名“克什米尔”；

4.印巴停火线两侧分别括注“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和“印度实际控制区”字样；

5.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2500万的地图，只画地区界、停火线，不注控制区和停火线注记；

6.比例尺等于或小于1：1亿的地图和1：2500万至1：1亿的专题地图，只画地区界，停火线可不表示；

7.“斯利那加”作一般城市表示，不作行政中心处理；

8.分国设色时，克什米尔不着色，在两控制区内沿停火线两侧和同中国接壤的地段，分别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颜色作色带。

第十七条有关地名注记表示规定：

俄罗斯境内以下地名必须括注中国名称，汉语拼音版地图和外文版地图除外：

1.“符拉迪沃斯托克”括注“海参崴”；

2.“乌苏里斯克”括注“双城子”；

3.“哈巴罗夫斯克”括注“伯力”；

4.“布拉戈维申斯克”括注“海兰泡”；

5.“萨哈林岛”括注“库页岛”；

6.“涅尔琴斯克”括注“尼布楚”；

7.“尼古拉耶夫斯克”括注“庙街”；

8.“斯塔诺夫山脉”括注“外兴安岭”。

其他地名表示：

1.长白山天池为中、朝界湖，湖名“长白山天池（白头山天池）”注国界内，不能简称“天池”；

2.西藏自治区门隅、珞瑜、下察隅地区附近的地名选取按1：400万公开地图表示。

3．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省地名的外文拼写，采用当地拼写法。

第五章其他

第十八条凡进口或引进、加工制作国外和港、澳、台地区的地图及附有中国地图图形产品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将中国国界线绘错或出现“一中一台”等问题的，必须修改；

2．地图文字内容（含语音部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第十九条互联网上使用的中国地图，以国家测绘局网站上的地图为准。

第六章附则

南海范文篇10

关键词: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东盟

长期以来，对抗性思维是各国处理传统国际关系的主要方法，国际社会也会因此产生一种周期性动荡。以对抗性观念为指导思想构建的国际体系从建立之日起就呈现出不稳定的特征，无论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是凡尔赛体系①都是如此。这种根植于零和博弈观念之下的周期性动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深重灾难，因此构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成为当务之急。与以各国对抗为主的传统国际关系相区别的是，这种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须在合作共赢理念的指导下进行。合作中谋求共赢在现实中不乏成功的案例，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近年来，中国与东盟不断深化合作，促进了两者经济战略的对接。但是，今天的国际社会，传统对抗性思维仍然占有一定的市场，且不时地冲击双边关系，以经贸交往为例，受冲击的双边经贸(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交流量急剧下降，而合作共赢理念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也难以生长。

一、新时代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与内涵

2013年3月，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而后总书记又在党的报告中对“新型国际关系”进行了具体的阐释，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2015年5月，外交部长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午餐会上发表演讲，用一句话阐述了新型国际关系“新”在何处，即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不再搞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那一套［1］。“新型国际关系”核心是“合作共赢”，它以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为基础。相较于过去的“你输我赢、你失我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合作共赢”是双方或者多方在合作中互惠互利、相得益彰，从而实现各方的共同收益。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尊重不同国家的制度模式和民族文化，把相互尊重作为国家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公平正义，反对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主张维护世界各个国家的合法权益，特别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权益。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时常用自己的力量威胁、霸凌弱小国家。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让每个国家都有平等的话语权和地位。第三，新型国际关系的达成方式是合作共赢，要求摒弃零和博弈、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以共赢为追求目标，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理念被提及最多的是在经济领域，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削减和取消了许多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最后，新型国际关系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它要求改变以往滥施权力、利益争斗、二元对立等思维，用新的理念来倡导，用新的制度去搭建，进而促使国际体系转型［2］。

(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时代意义

首先，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顺应时代呼声和世界潮流。值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世界形势和发展态势，西方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越来越不合时宜，零和博弈的旧思维，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政治上的二元对立已经严重阻碍当今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发展。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变化需要新的理念，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势必要成为主流，合作共赢也势必会给全球各国带来共同发展。其次，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利于应对和解决全球问题。2019年底爆发并蔓延至今的疫情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以及人员交流使得疫情迅速蔓延，确诊病例上亿甚至更多。面对当下严峻的疫情态势，唯有秉持全球合作理念，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抑制疫情的蔓延，最终战胜肺炎这个全人类的公敌。因此，新型国际关系理念的提出恰逢其时，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也为中国与个别东盟国家处理有关南海主权争议问题提供了思路。

二、双赢的范例: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构建及贸易发展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历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与现在的东盟国家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得到了发展。1950年中国和越南建交，双方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上升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不结盟运动为中国与东南亚新独立国家的交往提供了机会，中国在此期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成为长久以来指导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依据;20世纪60年代，冷战背景下的中苏交恶使中国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在此期间，相比于地理概念的东南亚更多地成为一个政治概念［3］，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趋于停滞甚至有所倒退;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国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虽然关系总体向好，但中国和东盟个别国家因为南海主权争议有时也会使得潜藏的对抗性思维导致双方关系紧张，影响双方的经贸交流;而在合作共赢思维指导下，双方的关系则会趋于缓和，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对抗导致俱伤

中国与东盟个别国家争议的焦点在于南海主权问题。南海问题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对南海进行勘测出具报告，分析认为南海大陆架上石油储量多达11亿吨。20世纪70年代初，时逢世界范围内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更加凸显出南海地区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内水、领海、毗连区、大陆架、专属经济区、公海等概念进行了界定，东南亚部分国家对此公约做出了利于自己的解释。东南亚诸国近代以来的殖民历史以及二战后的《日内瓦协议》和《旧金山和约》也成为东南亚个别国家对南海进行主权申诉的重要依据。2012年到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让南海问题的对抗程度达到顶峰。2012年4月，12艘在黄岩岛海域内例行作业的中国渔船被菲律宾军舰武装扣留，由此引起了中国的渔政、海监船只与菲律宾军舰多轮长时间对峙。此次激烈对峙后，菲律宾单方面开始向国际海洋法庭提出仲裁申请，将南海问题国际化。2016年仲裁案走到了最终宣判阶段，南海局势急剧恶化，美国舰队的介入让南海局势显得更加危险，走到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战争的边缘。菲律宾作为主动采取对抗性态度挑起事端的一方，在这一事态中逐渐影响到了其自身的发展。中国作为菲律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2011年双方的贸易额就已经打破了300亿美元大关，正在朝着2016年600亿美元的目标前进”［4］，却因为双方关系的猝然紧张，让这一良好发展的态势迅速冷却，给菲律宾经济带来沉重打击。南海争端不仅影响到菲律宾国内的经济发展，也给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贸合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如图1所示，中国与东盟的货物贸易额在2012—2016四年间均呈低位增长的状态，且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从2011年到2012年进出口增长率为10．08%下降到2015年的最低位－0．88%。图12012—2019中国—东盟自贸区商务门户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量在2010到2011年度保持高位增长率，到2011年南海问题激化后增长率呈现断崖式下跌，一度跌入－1．02%的负增长(见图2)。这10年间的中国与东盟的货物与服务贸易增减情况大体保持了这样一种趋势，就是没有南海争议发生的年份都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南海争议一旦发生并激烈化，便持续下跌。货物与服务的进出口的增长率急剧下降无论是顺差方还是逆差方，均会因此导致国内经济受到一定影响，政府税收减少，就业岗位锐减。

(二)合作中实现共赢

南海主权争议损害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的利益。东盟个别国家意识到问题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拾对华友好。例如，2016年下半年，菲律宾新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派出八十多岁高龄的前总统拉莫斯与中国政府就中菲关系在香港进行了会谈，商讨恢复双边关系等问题［5］。2016年10月18日至21日杜特尔特应邀访华，中方向菲律宾人民张开友谊之臂。在此次访问中，中菲两国签署了13个双边合作文件，涉及经贸、投资、产能、农业、旅游、禁毒、金融、海警、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两国还将进一步加强渔业和旅游合作。中方将取消几年前发出的对菲律宾的旅游警示提醒，还将恢复菲企对华热带水果的出口。2016年7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关于处理南海问题的政策》，该政策在“关于在南海管控分歧和开展海上务实合作”“关于南海航行自由和安全”“关于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三个部分多次提到“合作”字眼，并非常务实地提出“中国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通过各项能力建设，努力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导航助航、搜寻救助、海况和气象预报等方面的服务，以保障和促进南海海上航行通道的安全。同年9月，中国和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审议通过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对海上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指导方针》和《中国与东盟国家关于在南海适用〈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联合声明》。2019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推动《南海各方行动准则》向更高一层次的“准则”发展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预计2021年“南海行为准则”有望实现新突破，届时南海问题将向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这些机制上的合作不仅会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往向着更加有序的方向发展，且为双方在处理争议问题时提供对话与交流平台。合作态度指导下的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改善与缓和为双方的经济交流注入了巨大活力，双边经贸合作快速朝着更加繁荣以及合作机制更加健全的方向发展。201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全面生效，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多便利;2020年11月15日，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6］。在合作思维指导下的新型国际关系，还将促成各国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信，民生与社会领域的合作，为双方争议问题的解决提供长效的对话机制，促成双方贸易合作进一步腾飞。

三、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考

(一)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大势所趋

传统的国际关系往往以竞争性、冲突性、二元对立性、零和博弈等为标志，在这种对抗性思维指导下，国际关系必然以邻为壑，弱肉强食。近代以来，因为各国利益分配不均而导致频繁的战争，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二战结束以后形成了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在美苏核战争争霸的背景下，虽未爆发世界大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但局部战争不断，世界局势不时陷入紧张状态，迟滞了世界各国的发展。两极格局崩塌至今，世界处于快速变化时期。政治上，“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趋于调整;经济上，贸易保护主义回潮;文化上，民粹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和文明上冲突愈演愈烈。自2020年初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采取对抗性的态度，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其着力点并非寻求结束疫情恢复经济，而是希望通过疫情来实现其政治目的。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其防疫政策必然漏洞百出，导致疫情蔓延世界经济发展大幅缩水。面对这些传统或是非传统领域的挑战，如何让世界各国人民增进相互理解，成为国际社会的迫切需要。因此，关于国际社会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迫在眉睫，时代呼唤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是时代召唤，也是大势所趋。

(二)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需要双方共同的认知

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并非一方的努力即可达成。从上述中国与东盟关系案例来看，中方一直秉持的是合作与包容的态度，而东盟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一些国家则间断性地采取对抗性态度与中国交往，给双方关系造成伤害。2016年以后，东盟中与中国有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态度的转变为中国与该国及整个东盟之间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创造了条件。事实证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只有单方的努力是难以达成的，需要双方的共同认知和共同努力。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证明，达成共同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的对接来实现，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东盟各国的国家战略实现对接。目前，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已经与老挝的“陆锁国变陆联国”战略、泰国“现代化4．0”战略、缅甸经济特区发展计划、文莱的“2035宏愿”等进行对接。这些共赢项目工程的有效落实，将会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信，也会促进双方对新型国际关系共同认知的达成。

(三)合作共赢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