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范文10篇

历程范文篇1

————建筑工人的自白

开国的礼炮刚刚散去

带着硝烟的气息从玉门关

来到天山脚下

的一声令下

您拿起了锄头

握紧了钢枪

在烈日中开垦祖国的未来

在黑夜里守望母亲的未来

那沉睡千年的土地

被您的汗水浇灌

露出了丰收的笑容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

一阵阵急促的脚步

把您美好的梦境打破

又是一声令下

您从边疆的东大门

来到美丽的阿拉套山的脚下

担负起守卫祖国西大门的神圣责任

从那时起

您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炮营

从那时起

您在边锤的小城用握钢枪的双手拿起瓦刀

构筑起小城第一栋民居

第一座影剧院

您用描惯枪炮准星的双眼

瞄画出垦区第一条渠道的中心线轴

您用扛炮弹的双臂垒建起

垦区第一座水电站

您有一个军队的名字

在您的身上散发着

昂扬、向上的潜质

走向市场

走向辉煌

您敢于勇立潮头

向竞争激烈的市场挑战

无疑于您对奥林匹克精神的阐释

更高、更快、更强

写进您的终及目标

质量在您心中永存

您把质量视为生存的法宝

把安全当作企业第一要务

您把工人的生命融入到您的心坎

按国际化标准

把握工程质量的每一道关口

提升您的市场信誉

迎来的是一个又一个辉煌

您通过内部股份

完成了多年的梦想

塔吊林立，摊铺机的轰鸣

钢门窗制作，大型水利的修建

小区建设已成规模

内部管理的网络化、信息化

都在梦中成为现实

那低矮的平房已成过去

小套换大套，大套换楼中楼

也在建筑工人中成为时尚

您用白杨树杆搭建起脚手架

您用石滚辗压地基

您用梧桐树枝烧治第一炉砖瓦

您是兵，却用双手建筑着垦区

您是建设者，却时刻紧握钢枪

您的建制，班、排、连、营

您的作息：早操、点名、吹号、熄灯

您住房的编号也是建制所命名

这就是您呵

军垦第一代的建成筑工人

您肩上的重担

一头挑着边疆的安宁

一头挑着垦区的建设

这就是您呵

新疆兵团的建设者

您的脚步与时间同步

您的身影在阳光下延伸

这是一个变革的年月

这是一个竞争的时代

您和时间赛跑

您与世纪同在

南中国的海风吹到您的身旁

改革开放的大潮涌入您的心房

您打破了工资的界限

股份合作制在悄然兴起

新世纪建设者的生活

民用建筑、工业厂房

水利道路、设备安装

房产开发、物业管理

水泥制品、钢窗制作

门类齐全，综合：服务性企业

在这支队伍中延伸拓展

五十年的脚步

五十年的历程

五十年的艰难岁月

都在您履历表中书写

生命的轨迹

在灿烂的阳光下

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

我们又看到您忙碌的身影

您是在用全球定位仪

描准新的中轴线

您是在用电脑中的光标

描绘您心中的未来

您的脚步越来越沉稳

您从青春年华走向人生的最高处

这就是您啊

新世纪建设者的性格

刚毅、顽强、挺拔

这就是您啊

新世纪建设者的品格

永不疲倦的身影

永不停歇的脚步

我们为您祝福

我们为您歌唱

历程范文篇2

关键词：APEC；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

1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宗旨是：保持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促进成员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少区域贸易和投资壁垒，维护本地区人民的共同利益。自成立以来，APEC一直致力于为地区内成员提供开放、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环境，目前，APEC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已取得不少成效。

2APEC贸易便利化发展历程

2.1初期准备阶段（1989年—1993年）。1989年，APEC部长级会议上提出了评估海关程序和开展协调化的可能性要求，之后APEC开始强调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届部长级会议上，要求减少亚太地区货物、服务和投资流动障碍等方面的建议一直都在提出，但由于此时处于准备阶段，APEC在这一阶段开展的活动比较少。1993年APEC最重要的成果是成立了贸易投资委员会（CTI），负责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的工作。2.2确定目标阶段（1994年—1996年）。1994年，在印尼茂物召开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茂物宣言》，第一次提出要求发达成员在不少于2010年和发展中成员在不少于2020年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这一长期目标，即“茂物目标”。这一目标将会进一步减少贸易和投资的壁垒以及促进APEC经济体之间的商品、服务和资本的自由流动。1995年大阪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为了落实茂物目标，把目标变为现实，会议通过了《大阪行动议程》，规定了实现贸易便利化的原则、机制和具体领域，为《茂物宣言》的顺利实现制定了行动方针。1996年，第四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苏比克举行。会议通过了指导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亚太经合组织经济技术合作原则框架宣言》和为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马尼拉行动计划》。《马尼拉行动计划》的主要内容是根据《大阪行动议程》的要求逐步和全面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决心通过加强审查和协商的过程来不断维持马尼拉行动计划的活力。并改进单边行动计划，以及这些计划的可比性和全面性。2.3调整阶段（1997年—2000年）。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在亚洲爆发，然而这次金融危机也波及了APEC，导致APEC的发展和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缓慢，尤其是在1998年的吉隆会议上，部门自愿提前自由化计划遭遇挫败，这使得人们加剧了对APEC未来发展的悲观预期，APEC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几乎陷入了发展停滞状态。1998年—1999年的这两年，APEC进入了一个巩固、徘徊和再摸索的调整阶段。2002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再次强调了各成员应当继续坚持茂物宣言中所确定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目标，同时还要求增强成员国人力、机构、基础设施和市场等方面的能力建设活动。2.4持续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2001年以后APEC贸易便利化的进程得到了持续发展，主要分为两阶段来推进贸易便利化的进程，2002年—2010年，主要以降低交易成本为目标，2010年—2020年，主要通过打通供应链降低贸易成本，将区域内互联互通同贸易便利化紧密相连。2002年第十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等一系列重要的文件，使得APEC贸易便利化有了更具体的目标，实现贸易便利化的计划成为可操作的具体行动。以此行动计划为蓝本，各成员从中做出选择，并通过集体行动计划、单边行动计划、“探路者”等不同方式完成上海目标。在2005年APEC釜山会议上，领导人肯定了APEC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为了按期实现茂物目标，批准通过了《釜山路线图》，提出在2010年前将贸易交易成本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再降5％的目标。2010年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横滨宣言，在宣言中提出执行《APEC供应链连接框架行动计划》（SCFAPⅠ），这一计划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亚太地区供应链货物和服务流动方面面临的问题，从而实现到2015年将亚太地区供应链的总体绩效提升10%的总体目标。SCFAPⅠ的主要措施是通过实施能力建设计划，帮助APEC经济体突破透明度、基础设施、物流能力、通关、文件、运输链接、法规与标准、过境安排这八个阻塞点，以更好实现到2015年亚太地区供应链绩效提高10%的承诺。2016年，多数经济体的自评表明，通过实施SCFAP计划，各成员国在时间、成本、不确定性和总体效益的改进上已经取得了积极的进展。2016年，在秘鲁利马举行的APEC第24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批准了《第二期供应链连接框架行动计划（2017-2020）》（SCFAPⅡ），目标是进一步增进APEC地区的贸易便利化和供应链连接。2017年，在越南岘港召开的第25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通过了《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这一框架文件涉及了APEC的5个支柱领域：（1）加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电子商务法律框架的标准化；（2）加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能力建设活动；（3）推动成员国跨境贸易的隐私保护；（4）促进跨境个人数据的保护；（5）推进跨境无纸化贸易，解决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中的问题。《APEC跨境电子商务便利化框架》将会推动跨境电子商务政策环境的进一步完善，提高跨境无纸化贸易便利，增强中小企业参与跨境电子商务的能力，从而全方位推动贸易畅通，为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做出贡献。

3结语

自成立以来，APEC在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自由化发展进程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茂物目标2020年最后期限的临近，APEC将进入第4个十年,APEC承诺按期实现亚太地区自由、开放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一茂物目标，决心为促进亚太地区成员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采取有力行动。

参考文献

［1］沈铭辉,余振.APEC贸易便利化进展及变化［J］.国际经济合作,2009（2）.

历程范文篇3

一、20世纪初的钢琴作品创作

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革，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当时爱国进步青年在思想意识上产生了重大转变，在推动中国文化界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音乐文化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音乐教育和音乐文化活动全面展开，音乐创作开启了新的篇章。此时的音乐家从学堂乐歌时期的师法日本，将目光完全转向了欧秒H音乐，开始尝试用西方先进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法，突破中国传统以单音体系为主的创作手法，注重和声、旋律、调性布局的运用，与中国独特的古典诗词和韵律伴奏相结合，创作出富有中国特色的钢琴曲。1915年，中国钢琴音乐创作先驱赵元任先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和平进行曲》，作为我国第一部正式出版的钢琴创作，赵元任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将欧洲和声与中国民族音调有机地结合起来，迈出了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第一步。赵元任的创作具有中国化的特点，作品大多选用徐志摩、胡适、刘半农等创作的新诗，富有生动鲜明时代气息的同时又具有浓郁独特的民族风格。在保持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善于借鉴西方近代多声部音乐的创作手法。同时，他非常注重歌词与歌曲自然妥帖的高度结合，创作的曲调既流畅优美，又能琅琅上口，1926年创作的钢琴伴奏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是他最具有代表『生的作品。同时期另一位重要音乐家，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萧友梅先生也陆续发表了《哀悼引》、《新霓裳羽衣舞》、《夜曲》等作品。1916年发表的《哀悼引》是为了纪念黄兴、蔡锷的逝世而创作的，以管弦乐曲的形式创作，以钢琴曲的形式正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品在旋律和声等方面都力求中国化，这点非常难得。《新霓裳羽衣舞》在保留中国化的同时，在和声音调技法上的运用也更为专业。萧友梅将西方音乐中的诗歌、旋律、钢琴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融合于中国民族音乐的创作实践中，对中国后来的钢琴音乐创作有较大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萧友梅还致力于编写音乐教材并在1925年完成《钢琴教科书》，1927年时与蔡元培等人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将中国的钢琴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开辟了由高等音乐学校来培养音乐专业人才的新道路。2O世纪初是中国钢琴艺术起始阶段，钢琴作为舶来品的音乐艺术，在表现中国风格时必然会经历一个由试探摸索到成熟的尝试过程。这时期的中国钢琴作品创作处在一个学习阶段，创作手法相对较为简单，风格略显平淡，在曲式结构、和声构思和艺术风格上带有明显的模仿西方音乐创作的痕迹，尚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融合，但仍散发着耀眼的艺术光芒。

二、20世纪3o年代至建国前的钢琴作品创作

20世纪30年代至建国前，中华民族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个重大的历史时期，中国一直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时代种体裁的音乐创作之中，这时期音乐家所创作的钢琴作品，在中国化的原则上，将中国传统与民族音乐运用得更加纯熟，并充分发挥西方音乐技法的优势，使这时期钢琴作品大多富有时代精神并得到了新的发展，创作出了一批质量非常高，真正意义上的中国钢琴作品，从而成为中国钢琴音乐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同时，由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的成立，我国的专业音乐教育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以黄自、贺绿汀、丁善德为代表的学院派作曲家。30年代美籍俄国著名钢琴作曲家齐尔品来到中国，为中国传统音乐深深吸引，并于1934年委托萧友梅征求有中国风味的钢琴曲。这次比赛的获奖作品包括贺绿汀的《牧童短笛》《摇篮曲》；老志诚的《牧童之乐》《摇篮曲》；俞便民的《小调变奏曲》；江定仙的《摇篮曲》6首作品。其中，贺绿汀的获奖作品《牧童短笛》以简洁、层次分明的创作手法和简约、清新流畅的音乐词汇，将旋律和节奏紧密结合，成功地模仿出了中国民间乐器笛子的特色，犹如一幅意境悠远、清新淡雅的中国水墨画，描绘出宁静美丽的乡村生活。这部作品运用西方的音乐理论，却使之完全融合于中华民族艺术内涵之中，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本土艺术文化作了完美的结合，是中国近代钢琴作品创作中的重大突破，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意义上的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贺绿汀同在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学习，并首演过其作品《牧童短笛》及《摇篮曲》的著名音乐家丁善德在40年代时创作出《春之旅》、《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等具有代表性的钢琴作品。《春之旅》是丁善德正式出版的第一部作品，在西方传统的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使之在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同时充分显示了独特鲜明的音乐个性。1948年丁善德又根据藏族民歌谱写了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这些作品都表达作者向往光明和乐观向上的爱国思想，在当时颇具影响力。1946年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音乐系任教的瞿维，根据民间舞蹈及戏剧等艺术形式改编创作出的钢琴曲《花鼓》，成为40年代一部重要钢琴曲。这部作品以安徽《凤阳花鼓》为旋律，用锣鼓的节奏贯穿全曲，表现了民间热烈、欢腾的歌舞场面，用钢琴这种西方乐器成功地表现了深厚的中国乡土气息，开拓了钢琴创作的新局面。无论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中国钢琴作品创作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四m。

历程范文篇4

从16世纪到18世纪,就世界范围来看,会计披露实践虽然先后经历过上述几次转变,但这些都仅仅是对原有账薄披露方式边际的、局部的调整。会计披据实践真正的变革发生于19世纪。在英国产业革命的推动下,企业的组织形式得到创新,出现了大量的公司制企业。为了实现所有者对经营者有效的监督,同时也是为了解除经营者的受托经营责任,经营者定期向所有者提供会计信息已成必然。与此同时,历经3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准备,已经为会计披露模式的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844年英国颁发了《公司法>,对会计披露的形式——资产负债表作出了明确的规定;随后的1856年修订的《公司法》又对资产负债表的标准格式予以规范,从此,会计披露实践全面进入以财务报表披露为主体的时期。

1以资产负债表披露为中心的阶段

在19世纪,会计披露实践是通过会计信息生产者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资产负债表的方式来实现的,当时之所以采用这种会计披露模式,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

1.1外部使用者对于资产安全保障的关注。对于任何一个投资者来讲,当他(她)将自己的资产交付给经营者进行经营时,首先关注的是自己所投人资产的安全性问题,保证投人资本的完整无损是经营者所承担诸项受托经营责任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此前提下,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资产的收益性问题,这就决定了投资者必然倚重资产负债表所披露的信息;对于债权人来讲,资产负债表传递着非常关键的关于企业偿债能力的信息,通过比较、分析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长期资产、长期负债等项目,债权人可以及时获取企业资本结构的有关信息,并对其相应债权的安全度作出评价;对于供应商来讲,通过比较、分析资产负债表中有关往来项目,供应商可以对企业的信用状况作出评价,进而选择不同的结算方式。

1.2政府对于资产负债表的重视。其一,政府借助资产负债表实现其征税目的,例如在德国有一段时期的税率就是依据债务额和不动产的相对比率来确定的;其二,政府借助资产负债表加强对企业的管制。

1.3利益冲突各方对于资产负债表的依赖。众所周知,合伙人与合伙人、债权人与债务人、所有者与经营者、所有者与债权人、企业兼并者与被兼并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集中表现为资产计价和财务责任的公平分摊方面。

1.4试算表、余额账户发展的必然逻辑。从总账披露到试算表披露,再到账户余额披露,会计披露方式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由账薄披露到报表披露的渐进转变。账户余额披露仅仅向使用者提供了一组数据,它无法披露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其所反映的经济含义。这样,建立在余额账户基础上的依据复式簿记原理构建起来的能够反映数据之间内在关系的资产负债表代替余额账户就成为会计披露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

2以损益表披露为中心的阶段

进入20世纪以后,世界经济中心转移至美国,会计的发展中心随之易帜美国。幼年代以后,美国的会计环境发生了以下重大变化,导致会计披露实践的重心发生位移,由资产负债表转向损益表。

2.1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发生变化。进入80年代以后,美国企业的主要筹资方式发生重大变化,由银行贷款融资转变为通过发行股票和长期债券融资。由于长期证券的安全保障更多地取决于企业的赢利能力,投资者对于损益表的关注就成为必然结果。

2.2美国政府对于股利分配政策的管制。为了防止企业将资产重新计价所获得盈余用于发放股利,美国政府在80年代作出规定,企业股利的发放限于经营盈余,严禁将资产重估计价所产生的盈余作为计算股利的依据,这一规定,促使使用者越来越多地关注企业盈利,进而将注意力由资产负债表转向损益表。

2.3长期资产在企业资产构成中所占比例的急剧增加。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离不开大型机器设备的投人,如何将资本性支出调整为收益性支出,以确定已耗长期资产的费用,将会对当期及以后各期损益的形成产生重大的影响。对此经营者、所有者、政府之间存在较大的分歧,导致大家将关注的目光集聚在有关费用项目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是在损益表中详细披露有关费用的形成过程及制度依据,以获得有关各方的认可与支持。

3三表披露并重的阶段

20世纪70年代,由于市场的开拓和竞争的加剧,以及持续的通货膨胀等原因,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在这种背景下,原有的会计披露机制受到挑战。为了提高决策的效率和正确性,避免决策的盲目性,会计信息使用者不仅需要了解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而且需要进一步知道其变化的原因。1971年,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LASC)公布了国际会计准则第7号,也正式把财务状况变动表作为财务报表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该表,会计信息生产者向会计信息使用者传递着以下重要的信息:其一,企业在一定期间财务状况变动及其形成原因;其二,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理财方式及其效果;其三,企业未来的资金预算计划。至此,会计披露方式进入资产负债表、损益表、财务状况变动表三表并重的发展阶段。

4以财务报告披露为主体的时期

历程范文篇5

【关键词】幼儿歌曲；创作；发展历程

唱歌是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幼儿也如此，唱歌是童年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幼儿通过甜美、清脆的童声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同时也能从中获得演唱时的成就感。儿童歌曲的创作及历程前人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研究方向更多的还是把幼儿、儿童、少年期混为一谈，对于学前儿童歌曲的研究并不深入和具体，本文主要从分析儿童歌曲创作历程入手，分析其中属于幼儿歌曲创作的部分，通过创作历程研究得出有利于幼儿歌曲发展的方向和策略。

一、20世纪初期幼儿歌曲创作

这个时期幼儿歌曲创作受学堂乐歌的影响开始萌芽。学堂乐歌主要是指20世纪初学堂中传唱的歌曲，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紧密相连。受时代环境影响，这些作品均采用西方一些国家的经典曲目。音乐教育家沈心工作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在音乐教育中倾尽了毕生心血。他是最先针对中小学生及学前儿童特点，以接近口语式的新词来编写乐歌教科书的音乐教育家。由于他十分关注孩子的内心世界，在歌曲创作和教学中都紧扣孩子的心理特点，编写的歌词意浅而不俗。他从描绘孩子的现实生活入手，呈现出平易近人的特点，创作出的《竹马》等歌曲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学堂乐歌时期，幼儿歌曲的创作秉持中西合璧的原则，推动了幼儿音乐教育的发展。随着接踵而至的五四运动，幼儿歌曲创作又发生新的变化。在歌曲创作的过程中，民族元素的应用成为这个阶段重要的特征，走出西方音乐形式的束缚，推动了幼儿歌曲民族化的发展。黎锦晖是这个阶段幼儿歌曲音乐创作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歌曲创作中把握了孩子活泼好动的特点，将舞蹈与歌曲创作相结合，创作出儿童歌舞剧。黎锦晖所编写的歌词大多数都通俗易唱、非常口语化，剧情的发展也很适合儿童的理解力，音乐语言比较简练、生动、明快，他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沈心工等音乐教育家在学堂乐歌方面重视儿童特点的优秀传统。他创作了不少儿童歌舞剧。例如《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等，这使得幼儿歌曲创作的发展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二、20世纪30—40年代幼儿歌曲创作

本阶段中日战争影响着国内局势的发展，但幼儿歌曲向前的步伐并未被打断，反而因为民族情绪高涨而激发了国内音乐家们的创作激情。这些音乐家将音乐创作与自身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希望能利用音乐来鼓舞人民，也期盼能通过音乐教育深刻影响国家的年轻一代。因此。这个阶段的音乐教育有着鲜明的时代精神，音乐家聂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33年，聂耳创作了《小工人》《卖报歌》等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聂耳一直有一颗爱孩子的心，将复杂的局势与孩子的纯洁形成鲜明对比，将自己对孩子炽热的情感作为歌曲创作的铺垫。聂耳非常了解儿童的内心，也用真诚的心对待儿童，在他的笔下孩子们的形象生动富有社会意义。另一位优秀的音乐家麦新，也在儿童歌曲创作中有着重要贡献。他的儿童歌曲对象明确，主要针对抗战时期劳苦大众的孩子们，反映的内容大多是抗战爱国主义思想。在这一阶段创作出的幼儿歌曲，主要从开朗的人物形象入手，例如《保育员院歌》《勇敢的小娃娃》《儿童哨》等，充分考虑了孩子们天真活泼、热爱集体活动的特点。他创作的歌曲节奏明快趣味性强，考虑到了幼儿演唱音域不宽的特点，试图通过音乐教育达到鼓励孩子的目的，希望能在孩子幼小的心灵中种下保卫祖国的种子。由上可见，这个阶段幼儿歌曲的创作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将对孩子的希望与歌曲创作相结合，具有现实主义色彩。同时，这一阶段涌现的音乐家很多，都是幼儿歌曲后续发展的保障，也为幼儿歌曲的创作提供了活力。

三、20世纪50—70年代幼儿歌曲创作

抗战胜利，幼儿歌曲的创作进入了新的阶段。新中国成立，我国声乐艺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声乐作品主要表现的是劳动者对党、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强烈的责任感。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歌曲创作进入到一个稳定时期，为幼儿歌曲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许多音乐家在国家的支持下纷纷投身于音乐创作之中。在此环境下，幼儿教育中开始融入丰富的艺术形式，过往的儿歌已经难以满足这个阶段幼儿的成长需要，音乐家们在创作过程中将迎来新生活的喜悦融入其中，挖掘此阶段鲜明的时代气息。作曲家李群创作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儿童歌曲，例如《快乐的节日》等。在一个欣欣向荣的时代，她在作曲时将自己对新中国的希望融入其中，期盼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可以健康快乐地长大。李群所创作的歌曲以贴近孩子的现实生活为主基调，在创作过程中选择坚持儿歌口语化，这样歌曲的整体旋律十分轻快，所传达的感情很明朗。除此之外她也写了不少幼儿歌曲，例如《剪指甲》《摆积木》等，她捕捉的是孩子们多层次多角度的最基本的生活侧面，以小见大，寓教于乐。1954年1月，教育部聘请苏联专家玛努依连柯领导北师大学前教育教研室的教师编写了《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指南》附件部分的音乐教材是由我国幼教工作者编写的第一套幼儿园音乐教材，这套教材选用的许多优秀低幼儿童音乐作品流传全国，至今仍在幼儿园音乐教育活动中被广泛使用，深受幼儿的喜爱。60-70年代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几乎崩溃，教育领域更是重灾区，儿童歌曲创作进入了停滞不前和作品匮乏的阶段，幼儿歌曲的创作也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四、20世纪80—90年代后期幼儿歌曲创作

这个阶段幼儿歌曲发展受社会环境的影响进入到一个瓶颈期，但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艺术之风又重新吹进了人们的心里，唤醒了人们的创作热情。在此发展背景下，幼儿歌曲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这个阶段，中外文化的交流是影响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再加之宽松的创作环境，许多作曲家的创作灵感源源不断，幼儿歌曲的创作迎来了一个小高峰。例如寄明、谷建芬、王付林等人都在幼儿歌曲创作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创作出《小螺号》《种太阳》等传唱至今的歌曲。这个阶段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为儿童歌曲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儿童动画片的出现使儿歌的传播更为迅速，例如《黑猫警长》主题歌等，在当时红遍全国，甚至在今日仍被孩子喜爱。20世纪90年代后期与中前期相比发展速度有所下降，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与社会思潮的转变有关。从大众传播的角度看，人们对于艺术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加大，有的作曲家甚至一周可以创作出几首歌曲，这样的歌曲虽然迎合了大众的喜好，但却会出现音乐本体雷同的情况。有的创作者将这些创作方式应用到幼儿创作之中，不仅体裁没有亮点且歌曲调式也只是发生了轻微的变化，曲式结构自然也就十分类似。这样创作出的幼儿歌曲虽然凝聚了创作者的经验，但却未从学前儿童的角度出发，忽视了孩子的理解和把握能力，这种只为“完成任务”的形态也严重影响了儿歌创作的质量。随着音乐界对儿歌创作的问题引起重视之后，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流行一时的歌曲，例如1996年的《健康歌》，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演唱后，火遍了海峡两岸。此阶段的幼儿歌曲与传播媒介的联系更为紧密，歌曲的风格也更为活泼，主要反映的内容也是对于孩子的关爱，注重孩子身心健康的发展。

五、21世纪初期幼儿歌曲创作

21世纪以来儿童歌曲创作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一些音乐家为了拯救儿歌的发展空间，纷纷提出了一些意见和举措。例如在2004年中央召开的未成年人教育工作会上，谷建芬曾说“要为孩子写一些歌。”于是，她决定为中国的古典诗词谱曲，提出创作为孩子们演唱的“新学堂歌”，例如《春晓》《长歌行》等，这些古诗词被谷建芬配乐之后，既丰富了儿歌的表现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作用。随着声乐比赛的兴起，涌现了大批优秀儿童作品。其中“快乐阳光中国儿童歌曲卡拉ok电视大赛”成绩较为显著。该比赛创办于1995年，至今已创办了17届。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快乐阳光”童歌赛也将总主题定为“东方最美的红”。除主题歌《东方最美的红》以外共发行188首儿童歌曲，其中幼儿歌曲有13首，虽然和儿童、少年歌曲比起来总量不多，但是能坚持专门从幼儿的角度去编写歌曲，创作适合幼儿歌曲的作品还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六、幼儿歌曲创作的特点及发展对策

（一）幼儿歌曲创作特点

幼儿歌曲的创作一定要符合幼儿的性格特点与时代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幼儿歌曲很多都带有民族特色，和当时的国家政治形式相结合，侧重于主旋律的思想教育，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幼儿歌曲创作兼顾了教育与娱乐的特点，更加关注幼儿内心，符合幼儿演唱特点。幼儿由于注意力容易分散，容易被感性的事物吸引，因此写给他们的歌曲要有动作性、情节性；幼儿会对自然现象感兴趣，会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幻想，因此便会对童话的歌曲感兴趣，在幼儿歌曲中加入童话人物或者童话故事，也会让幼儿更加喜欢；幼儿也会因为生活里的点滴感受产生心理的变化，他们不会像大孩子一样完全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创作者通过研究幼儿心理，创作出的歌曲让孩子能够更好地抒发情绪；幼儿年龄小，语言、音乐能力都在萌芽阶段，对于歌词和旋律都不宜过于复杂，音域适中，一切以幼儿的年龄和心理特点为创作目的。2006年由彭野创作的幼儿歌曲《爱我你就抱抱我》一经发表就获得幼儿的极大喜爱与传唱。他的创作灵感就来源于他和女儿相处的点点滴滴。在女儿要求他多陪陪自己的时候，让他很受触动，他觉得除了物质，孩子更需要的是亲情，以此为灵感，创作了《爱我你就抱抱我》，这首歌曲之所以非常流行，传唱度高，就是因为它抒发了孩子渴望陪伴的心情，歌词简单，旋律流畅，节奏简单，非常适合幼儿演唱。

（二）幼儿歌曲创作发展对策

1.完善创作者队伍培养重视创作者专业素养在儿歌创作中的重要价值，通过“以老带新”等手段来提升创作队伍的整体素养。儿歌的主要对象有不同智力、年龄和性格的孩子，在进行幼儿歌曲创作时应该充分考虑孩子的特点，这样创作出的歌曲才能符合孩子的实际需求，从而能发挥出歌曲在幼儿成长中的内在价值。幼儿歌曲的创作者应该重视自身素质的提升，加强与艺术相关知识的学习，保持终身学习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由内而外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使自身所创作出的歌曲有底蕴，能在传播中升华艺术的价值。2.处理好儿歌商品化问题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儿歌创作急需解决、处理好商品化与精品化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提升儿歌创作的质量，通过创新儿歌创作的方式，应该将成人化严重的现象最大限度地避免，同时要创新和尝试各种形式的创作，更新观念，不断拓展创作手法，因此新时期需要彻底净化少儿歌曲，特别是幼儿歌曲市场，在不断筛选中产生更多优秀的幼儿歌曲作品。

七、结语

综上所述，儿童歌曲在历史长河中被保留下来有一定意义和价值，需要国人认真对待和高度重视，贴合儿童内心兴趣和生理特征等创作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不断壮大少儿歌曲创作队伍，吸引更多人加入其中，在新时期符合素质教育内涵，深入挖掘，融合不同元素，懂得创新，潜移默化影响儿童内心，净化儿童心灵，确保幼儿在儿童歌曲的熏陶下受到感染，发挥特长，促进其高度发展，同时也为幼儿歌曲在未来留下坚固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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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谢艾伶.论麦新儿童歌曲的创作特点[J].四川戏剧,2017,(03):134-137,141.

历程范文篇6

【正文】

世纪之交，在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我们需要追问：当代中国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哲学历程？这个哲学历程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哲学逻辑？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究竟孕育了怎样的哲学未来？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和它所预示的哲学未来，怎样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这应当是在搜集、整理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当代中国哲学的著作，均以建国50年来的哲学为研究对象。本文则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作为理论背景，集中地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本文关于研究对象的确认，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首先，这个研究对象的确认是基于我对“哲学历程”与“哲学事件”的区分。建国后的前30年，特别是“”十年，由于“哲学”在我国全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每个时期的哲学、每个时期提出的哲学问题、每个时期所出现的哲学论争，总是直接地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别是该时期特定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以至人们只能是把前30年的哲学史当作一个个的“哲学事件”来研究。具体地说，这种对“哲学事件”的研究主要是诉诸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形成每个“哲学事件”的现实基础——“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出发，以“历史事件”为根据去诠释和评论“哲学事件”；二是直接地以研究“历史事件”的方式去考察“哲学事件”，提供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资料、描述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过程以及梳理与评论一个个“哲学事件”中的理论观点；三是把某个时期的哲学当作“哲学事件”的集合，对这些集合起来的“哲学事件”进行某种总结性的概括与评论。

与“哲学事件”不同，所谓的“哲学历程”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逻辑”展开过程，而不是与一个个“历史事件”相对应的一个个“哲学事件”的集合。哲学的“逻辑”展开，蕴含着“历史”的要求，但它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为传统问题的深化、反思层次的跃迁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其二，它是一个以理论“表征”历史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个个可以被“历史事件”简单诠释的“哲学事件”。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并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不仅显示出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而且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因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其次，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是为了把前30年的“哲学事件”作为背景，集中地探讨迎接新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阐释它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揭示它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及其所预示的“哲学未来”。

建国以来前30年的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们把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当作模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以它为标准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它为指导来构建哲学的各二级学科（如中外哲学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还以它为根据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这种教科书哲学及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内在的否定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哲学研究便合乎逻辑地由教科书哲学转向反思教科书哲学的哲学改革。

以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为背景，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便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总体面貌显现出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两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两次大转变，即实现了两次思想的大解放。当代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自身的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既实现了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又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在冲破“两个凡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标准”的方式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的进程，而且以改革哲学教科书为出发点，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推进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出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史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潮，形成了关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一个又一个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心灵历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深化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方式而关注和反思市场经济及其正负两面效应，而且以深化“哲学”自我理解的方式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与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相比，90年代的中国哲学出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变化，以及从“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到以哲学的自我理解为核心开放性地研究各种哲学问题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既为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理论地表征了以改革、发展和稳定相协调为基本取向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市场经济正负两面效应冲击下的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从8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的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和哲学的自我理解，再到面向世界与未来、以理论创新的方式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改革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面向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指向的当然是长期以来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框架和理论内容。就体系而言，人们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铁”提出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述为“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是否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变革？人们由对“体系”的责难则又转向对“内容”的质疑，即：在这种分述的哲学框架里，其内容究竟怎样？比如，“唯物论”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物质”、“运动”、“意识”的理解究竟有没有实质区别？“辩证法”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有无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如何以“实践转向”的基本认识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对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的沉思中，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不得不逐渐地集中在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上：一是怎样从“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怎样从“哲学旨趣”和“理论使命”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在80年代初，前一个问题是以讨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集中体现的，后一个问题则是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集中体现的。

二十多年来，这两个问题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形成强烈反差。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受到整个理论界（而不仅仅是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构成延续至今的主要哲学问题。与此不同，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则仅限于哲学界内部，而且这个问题又被分别讨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所“遮蔽”，以至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并没有得到哲学界本身的认同。但在我看来，无论是“人道主义”问题，还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在理论上的深化，都有待于深入挖掘“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真实意义”。

80年代初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具有明显的理论背景。从最重要的基本文献上说，是两部“手稿”式的著作——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两部“手稿”式的著作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国理论界（后者主要是在哲学界）引起普遍的关注，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或重要命题之所以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某种出发点，不仅在于这是理论界在“”后所面对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资源”直接地影响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中国理论界。这就是以卢卡奇、葛兰西以及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凯德洛夫、柯普宁和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的“认识论学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的“手稿”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认识是，马克思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与后来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构成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特别是与斯大林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区别甚至是根本的不同。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从理论上批判“”并寻求哲学体系改革的中国哲学界是具有震撼力、吸引力和启发性的。但是，由于当时尚缺乏对马克思的“手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缺乏对作为改革对象——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困境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此，这个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似乎并未取得人们想像的那些结果。它的真实意义，也许主要是在于它理论地表征了人们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渴求，对改变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表面上似乎并不热烈的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却触及了哲学理论的性质、对象和功能等问题，因而也触及了通行教科书的真正的理论困境。就此而言，这个讨论的理论意义是重大的，因而也是应当深入展开的。

列宁在1914—1916年写下的关于哲学的“笔记”，主要是针对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认识论解释成费尔巴哈式的认识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成“实例的总和”等问题，以摘录和评论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的方式所构成的极其宝贵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的构成，主要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列宁）通过研究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而实现的对另一个“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批判。通过这个哲学历程，列宁曾尖锐地提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所得出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结论则是：“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这个论断，列宁特别强调地指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第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列宁《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命题，对于寻求哲学体系改革的中国哲学界具有最为直接的理论意义。教科书哲学的根本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告诉人们，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或“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不能离开这个问题去设想“辩证法”和所有哲学问题。这就是要从“思存”关系、“主客”关系即“认识论”去理解哲学的理论性质。然而，正是由于教科书哲学没有从理论性质上规定各种哲学问题，也就是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去阐述全部哲学问题，它才无法解决“两大块”、“四大部分”的统一问题。针对教科书哲学的这个根本性的理论缺陷，并以西方近代哲学已经实现的“认识论转向”和苏联“认识论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为主要的理论背景，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界便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以“认识论”模式构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的“手稿”和列宁的“笔记”，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认识论学派”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都凸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实践”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意义。在教科书哲学中，是狭义地把“实践”当作“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只是在“认识论”部分予以论述，而不是把“实践”当作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因此，80年代初的中国哲学界在以“手稿”和“笔记”为理论背景而展开的关于改革教科书哲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实践”的研究，并从而凸现了对恩格斯称之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究。翻阅8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人们便会发现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都是以《提纲》关于“实践”的论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表明，以“实践”的观点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

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全部哲学问题，首先引发的是关于“反映论”的讨论。显然，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理所当然地凸现了认识的“能动性”，由此便构成了关于认识论的“反映论”与“选择论”、“重构论”的讨论。这场讨论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要的理论背景，强调从S→R（刺激→反应）二项式图式转变为三项式图式结构，从而突出了主体及其思维结构在自在客体转化为观念客体中的作用，直接地深化了哲学界对主客关系和思存关系的认识。由于认识论研究中凸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因而在历史观研究中也相应地凸现了关于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与历史发展规律之间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以80年代在中国学界影响颇大的卡尔·波普的“非历史决定论”为背景，形成了关于“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的讨论，出现了“辩证决定论”等一系列关于历史观的新认识。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讨论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真理”的问题。具体地说，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即人的全部历史活动（包括人的认识活动）是否都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活动？而无论是从人的能动性去理解“认识论”，从人的创造活动去理解“历史观”，还是从人的价值追求去理解“真理观”，都理论地凸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主体性”问题。而这个“主体性”问题又是形成于以“实践”的观点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历程中。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便合乎逻辑地在中国哲学界凸现了两个密切相关的哲学概念——“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表层上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即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的这个提法之所以具有为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意义，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论内涵结晶了80年代中国哲学界经过近十年的哲学论争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借用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四大部分”的划分方式，我们就会看到：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变革了教科书的那种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的“世界观理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主体”出发去理解主体对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突出了主体在认识运动中的“选择”、“反思”、“建构”的作用，使“能动的反映论”获得了真实的“能动性”；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实践——出发去揭示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仅突出了辩证法的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的本质，而且在“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意义上丰富了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实现了辩证法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统一；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改变那种把“历史规律”视为超然于人的历史活动之外的东西的看法，并力图以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去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实现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统一。

正因为“实践唯物主义”具有为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意义，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这个“称谓”不仅受到学界反对这种提法的人的责难，而且在认同这个“称谓”的学者中也存在多方面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研究这些分歧，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具有“定位”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究竟予以怎样的理解和解释，主要是取决于对“理论”和“历史”这两方面的不同理解。

在“历史”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与人们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密切相关。简洁地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最为需要的是不是“大胆地闯”的实践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是不是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以计划经济模式为历史根据的教科书哲学体系是否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是否需要获得大发展？这些隐含在理论论争背后的“历史意识”，从深层制约着人们对理论的理解。

在“理论”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则是同人们对80年代近十年的哲学论争及其成果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密不可分的，其中，特别是与对“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这个命题的真实意义在于：哲学究竟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理论，即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之间“矛盾”的理论，还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因此，这个命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哲学的“性质”和“对象”问题，关系到能否从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关系到教科书哲学的理论困境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并因而对于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同时，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普列汉诺夫都不懂得，因而真正从理论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变革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决非易事。正因如此，这个关系到哲学的“性质”和“对象”的重大理论问题在80年代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讨论。这表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重新理解哲学，再以重新理解的哲学为基础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此而言，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的理论视野聚焦到“哲学的自我理解”，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三、重新理解哲学：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观”论争与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

与80年代的颇为热烈的“哲学景观”相比，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似乎是失去了某些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因此有人感叹，90年代的中国哲学由“中心”到了“边缘”，并认为这种“缺热点”、“少焦点”的哲学陷入了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窘境。哲学研究的这种状况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在总结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时，有的学者就提出，“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团块状态的结构，大家做什么，一窝蜂地去做，什么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实验文学等等，这表明了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状态，大家思考的问题、出发点、使用的批评方法，主要的思想资源大体相似。不过，80年代的文学批评虽然热闹，却始终是比较单纯的，比较简单的。90年代要比80年代有进步，已经蜕掉了表层的喧嚣与浮华。它虽然不如80年代来得灿烂，令人炫目，但从批评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建设性的成就要远远大于80年代”。（王光明等：《批评：自我反思与学理寻求——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载《山花》，2000（10）。）同样，如果我们从“哲学历程”的视野去观察、思考和总结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就会发现，90年代的中国哲学既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中合乎逻辑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理论表征。

从“哲学历程”看90年代的中国哲学，我以为可以作出两个重要的哲学概括：其一，90年代的中国哲学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转换；其二，90年代的中国哲学实现了从80年代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到“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的“共振”的重大转换。前一个转换是后一个转换的根据和实质，后一个转换则是前一个转换的内容和表现。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中国大踏步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而且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即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经济形式的多样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日常经验的科学化、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日常交往的社交化和日常行为的法治化，日益显著地改变着人们的存在方式。许多曾经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被色彩缤纷、急剧变化的生活本身“冲淡”了，而生活本身的多样化则向理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层出不穷的、甚至是“花样翻新”的问题。“问题”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90年代的中国哲学在突出地、集中地反思“哲学”本身的过程中，把对哲学的反思“发散”于空前增多的各式各样的“哲学问题”之中，特别是突出地“展现”在关于“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论争之中。这正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人的存在方式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代中国人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转换和重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心灵历程。这就是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转换的“历史”根据。

从“理论”的角度看，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这种具有标志性的重大转换，则在于它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整个80年代的哲学任务，是以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程中重建它的理论体系。“体系意识”是整个8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意识”、“主导意识”。所谓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无不与重构体系的“体系意识”密切相关。最为显著的标志是，80年代作为“热点”或“焦点”问题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问题、“反映论”与“选择论”问题、“辩证法”与“系统论”问题、“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问题，恰恰是作为“体系”的“四大部分”即“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中的核心问题而展开激烈论争的。具有“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更恰恰是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而提出的。

然而，这种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急迫的“体系意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除去应有的历史前提，还必须至少具备三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占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发现真正的“理论困境”，形成创新的“理论思路”。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从“理论资源”上说，由于哲学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因此就不仅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需要重新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现代新儒家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80年代，中国哲学界虽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马克思的“手稿”和“提纲”以及列宁的“笔记”，并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展开过较为深入的讨论，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还是对当今的时代都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在80年代，汹涌而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曾经从多方面引发中国哲学界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对“分析哲学”还是“解释哲学”，无论是对“结构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无论是对维特根斯坦还是对海德格尔，都还处于“引进”、“评述”而非“反思”、“消化”的阶段。对于中国传统哲学，80年代的哲学界基本上是局限于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而极少触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至于力图“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哲学，虽然引发了哲学界的某种“激情”或“热情”，但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对象而被学界的一些人予以研究。缺少对“文本”的系统研究，缺少马、中、西的沟通与交流，这就使得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理论资源”不足。

其次，从发现“理论困境”和创新“理论思路”上说，主要是存在理论深度不够和难以取得共识这两个方面。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究竟是什么？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真正的理论困难究竟是什么？在80年代的较长时间里，人们还主要是盯住“体系”本身作文章，提出或形成了一些互有差别的新体系，诸如“一总三分”或“一总四分”的方案。当超越对“体系”的构造而触及“内容”的时候，难以弥合的分歧造成了难以深入的研究，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怎样理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实践观”作为“解释原则”将构成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离开对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讨论，既不能找到真正的“理论困境”，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论思路”。

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体系”上陷入的困境，只能从“体系意识”的自我超越中获得新的出路。这就是90年代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历史性转换。由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资源”贮备不足、“理论困境”捕捉不准、“理论思路”深度不够的问题。因此，90年代的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对这三大根本性“问题”的探索。所谓“理论资源”不足，既是由于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系统研究，又是因为人们把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之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重要前提是如何理解哲学。正是因为人们对“哲学”有着相距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理解，才无法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理解。因此，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在当代的背景下进行哲学的自我理解。这表明，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逐渐地“聚焦”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即“元哲学”问题，并非偶然。

哲学的自我理解，既不是自我封闭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固执已见的自我认同，而是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以开放的哲学意识为基点，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特别是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正是由于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以“哲学观”为“聚焦点”，才逐步“激活”了包括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哲学流派、哲学观点在内的各种哲学问题。其中，首先是“激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其次是“激活”了对“两大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寻找到“超越”这两大思潮的“思路”；再次是“激活”了对“两种文化”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为“哲学”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智慧”。

以“哲学观”问题为“聚焦点”而“激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这就是“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的“共振”。这种“共振”，以“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兴起的方式实现了90年代的哲学繁荣。20世纪最后10年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繁荣，为跨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哲学”的自我追问，引发了对哲学的众多的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生活基础”、“派别冲突”及“社会功能”等“哲学观”问题，二是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发展观”等“基本理论”问题。正是对这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具有“开拓性”的理论进展。例如，围绕本体论问题展开的关于“在”与“在者”、“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讨论，从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中讨论认识论问题，以及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对发展观的反思，都拓宽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就是在基础理论上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和“所有问题”的“共振”。

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不少学者强调改变哲学各二级学科“壁垒森严”的状况，一些被视为专攻“哲学原理”的学者探索“原理”中所蕴含的“哲学史”问题，或从对“史”的探索中而阐发“原理”问题；而另一些被视为专攻“哲学史”的学者则以“论”即“哲学原理”为出发点而论述“史”的问题，或注重从“史”的研究中“提炼”出“哲学原理”。这种“双向融合”的研究方式，并不同于一般的“史论结合”，因为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在哲学理论上的突破或创新。我把“哲学原理”与“哲学史”的这种“双向融合”趋向，称之为“准原理哲学”的兴起。它真实地体现了“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深化了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认识。

历程范文篇7

【关键词】哲学历程/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观

【正文】

世纪之交，在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我们需要追问：当代中国究竟走过了怎样的哲学历程？这个哲学历程究竟蕴含了怎样的哲学逻辑？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究竟孕育了怎样的哲学未来？这个哲学历程及其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和它所预示的哲学未来，怎样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这应当是在搜集、整理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近年来出版的有关当代中国哲学的著作，均以建国50年来的哲学为研究对象。本文则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作为理论背景，集中地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本文关于研究对象的确认，主要是基于两点理由。

首先，这个研究对象的确认是基于我对“哲学历程”与“哲学事件”的区分。建国后的前30年，特别是“”十年，由于“哲学”在我国全部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每个时期的哲学、每个时期提出的哲学问题、每个时期所出现的哲学论争，总是直接地与该时期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别是该时期特定的“政治事件”密切相关，以至人们只能是把前30年的哲学史当作一个个的“哲学事件”来研究。具体地说，这种对“哲学事件”的研究主要是诉诸于三个方面：一是从形成每个“哲学事件”的现实基础——“历史事件”（特别是“政治事件”）——出发，以“历史事件”为根据去诠释和评论“哲学事件”；二是直接地以研究“历史事件”的方式去考察“哲学事件”，提供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资料、描述一个个“哲学事件”的基本过程以及梳理与评论一个个“哲学事件”中的理论观点；三是把某个时期的哲学当作“哲学事件”的集合，对这些集合起来的“哲学事件”进行某种总结性的概括与评论。

与“哲学事件”不同，所谓的“哲学历程”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它是一个以“历史”为基础的“逻辑”展开过程，而不是与一个个“历史事件”相对应的一个个“哲学事件”的集合。哲学的“逻辑”展开，蕴含着“历史”的要求，但它以哲学的方式表现为传统问题的深化、反思层次的跃迁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其二，它是一个以理论“表征”历史的展开过程，而不是一个个可以被“历史事件”简单诠释的“哲学事件”。哲学作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它并不仅仅是“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导”时代精神。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解放思想的过程中，不断地实现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不仅显示出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而且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因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

其次，确认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为研究对象，是为了把前30年的“哲学事件”作为背景，集中地探讨迎接新世纪的当代中国哲学，阐释它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揭示它所蕴含的“哲学逻辑”及其所预示的“哲学未来”。

建国以来前30年的哲学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人们把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当作模式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以它为标准来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以它为指导来构建哲学的各二级学科（如中外哲学史、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等），还以它为根据来规范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会生活。这种教科书哲学及其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从根本上说，是把社会主义归结为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改革开放以前的教科书哲学既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也蕴含着内在的否定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中国的哲学研究便合乎逻辑地由教科书哲学转向反思教科书哲学的哲学改革。

以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为背景，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便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总体面貌显现出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经历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两个阶段。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思想也经历了两次大转变，即实现了两次思想的大解放。当代中国哲学在推进社会的解放思想和自身的思想解放的过程中，既实现了哲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又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在冲破“两个凡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过程中，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标准”的方式而推进了当代中国的解放思想的进程，而且以改革哲学教科书为出发点，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中推进了哲学自身的思想解放，出现了当代中国哲学史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热潮，形成了关于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的一个又一个的“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中国人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心灵历程。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深化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哲学界不仅以讨论“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方式而关注和反思市场经济及其正负两面效应，而且以深化“哲学”自我理解的方式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发展。与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相比，90年代的中国哲学出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变化，以及从“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到以哲学的自我理解为核心开放性地研究各种哲学问题的重大变化。这种重大变化，既为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又理论地表征了以改革、发展和稳定相协调为基本取向的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以及在市场经济正负两面效应冲击下的中国人的心灵历程。

从80年代的教科书体系改革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90年代的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和哲学的自我理解，再到面向世界与未来、以理论创新的方式重新建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历程。

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80年代的哲学教科书改革与“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哲学界面向现实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指向的当然是长期以来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体系框架和理论内容。就体系而言，人们从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铁”提出问题，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述为“两大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部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是否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变革？人们由对“体系”的责难则又转向对“内容”的质疑，即：在这种分述的哲学框架里，其内容究竟怎样？比如，“唯物论”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对“物质”、“运动”、“意识”的理解究竟有没有实质区别？“辩证法”部分所叙述的内容与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究竟有无关系？怎样才能实现“唯物论”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如何以“实践转向”的基本认识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对教科书的体系和内容的沉思中，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不得不逐渐地集中在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上：一是怎样从“研究对象”和“理论性质”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二是怎样从“哲学旨趣”和“理论使命”上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新理解？在80年代初，前一个问题是以讨论“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集中体现的，后一个问题则是以讨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集中体现的。

二十多年来，这两个问题所受到的关注程度形成强烈反差。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仅受到整个理论界（而不仅仅是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且还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并构成延续至今的主要哲学问题。与此不同，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则仅限于哲学界内部，而且这个问题又被分别讨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等问题所“遮蔽”，以至这个问题的“真实意义”并没有得到哲学界本身的认同。但在我看来，无论是“人道主义”问题，还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在理论上的深化，都有待于深入挖掘“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真实意义”。

80年代初所展开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具有明显的理论背景。从最重要的基本文献上说，是两部“手稿”式的著作——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列宁的《哲学笔记》。这两部“手稿”式的著作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国理论界（后者主要是在哲学界）引起普遍的关注，这两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或重要命题之所以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某种出发点，不仅在于这是理论界在“”后所面对的“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根本性问题，而且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有两个重要的“理论资源”直接地影响到“重新理解马克思”的中国理论界。这就是以卢卡奇、葛兰西以及马尔库塞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以凯德洛夫、柯普宁和伊里因科夫为代表的苏联哲学界的“认识论学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马克思的“手稿”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认识是，马克思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人道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与后来以“科学主义”的方式构成并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学、特别是与斯大林版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具有显著的区别甚至是根本的不同。应当说，这些观点对于改革开放之初从理论上批判“”并寻求哲学体系改革的中国哲学界是具有震撼力、吸引力和启发性的。但是，由于当时尚缺乏对马克思的“手稿”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缺乏对作为改革对象——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理论困境的系统研究，特别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和“科学主义”及其相互关系的深入研究。因此，这个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似乎并未取得人们想像的那些结果。它的真实意义，也许主要是在于它理论地表征了人们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渴求，对改变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渴求。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表面上似乎并不热烈的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讨论，却触及了哲学理论的性质、对象和功能等问题，因而也触及了通行教科书的真正的理论困境。就此而言，这个讨论的理论意义是重大的，因而也是应当深入展开的。

列宁在1914—1916年写下的关于哲学的“笔记”，主要是针对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认识论解释成费尔巴哈式的认识论、把马克思的辩证法解释成“实例的总和”等问题，以摘录和评论黑格尔《逻辑学》等著作的方式所构成的极其宝贵的哲学思想。这些思想的构成，主要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列宁）通过研究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而实现的对另一个“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的批判。通过这个哲学历程，列宁曾尖锐地提出：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加接近于聪明的唯物主义；列宁所得出的最为重要的哲学结论则是：“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于这个论断，列宁特别强调地指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列宁全集》，中文2版，第55卷，第3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列宁《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他关于“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基本命题，对于寻求哲学体系改革的中国哲学界具有最为直接的理论意义。教科书哲学的根本理论问题到底是什么？《哲学笔记》的基本思想告诉人们，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一个问题”或“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实质”，不能离开这个问题去设想“辩证法”和所有哲学问题。这就是要从“思存”关系、“主客”关系即“认识论”去理解哲学的理论性质。然而，正是由于教科书哲学没有从理论性质上规定各种哲学问题，也就是没有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出发去阐述全部哲学问题，它才无法解决“两大块”、“四大部分”的统一问题。针对教科书哲学的这个根本性的理论缺陷，并以西方近代哲学已经实现的“认识论转向”和苏联“认识论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为主要的理论背景，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哲学界便合乎逻辑地形成了以“认识论”模式构成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马克思的“手稿”和列宁的“笔记”，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认识论学派”对这两部著作的研究，都凸现了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实践”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意义。在教科书哲学中，是狭义地把“实践”当作“认识论”的首要的观点，只是在“认识论”部分予以论述，而不是把“实践”当作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因此，80年代初的中国哲学界在以“手稿”和“笔记”为理论背景而展开的关于改革教科书哲学的过程中，越来越注重对“实践”的研究，并从而凸现了对恩格斯称之为包含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宝贵文件即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研究。翻阅80年代中期以来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人们便会发现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不计其数的哲学论著都是以《提纲》关于“实践”的论述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表明，以“实践”的观点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为8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

以“实践”的观点去理解全部哲学问题，首先引发的是关于“反映论”的讨论。显然，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理所当然地凸现了认识的“能动性”，由此便构成了关于认识论的“反映论”与“选择论”、“重构论”的讨论。这场讨论以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为主要的理论背景，强调从S→R（刺激→反应）二项式图式转变为三项式图式结构，从而突出了主体及其思维结构在自在客体转化为观念客体中的作用，直接地深化了哲学界对主客关系和思存关系的认识。由于认识论研究中凸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因而在历史观研究中也相应地凸现了关于主体的创造性活动与历史发展规律之间关系的讨论。这场讨论以80年代在中国学界影响颇大的卡尔·波普的“非历史决定论”为背景，形成了关于“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的讨论，出现了“辩证决定论”等一系列关于历史观的新认识。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讨论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看待“真理”的问题。具体地说，是“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即人的全部历史活动（包括人的认识活动）是否都是实现人的“价值”的活动？而无论是从人的能动性去理解“认识论”，从人的创造活动去理解“历史观”，还是从人的价值追求去理解“真理观”，都理论地凸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主体性”问题。而这个“主体性”问题又是形成于以“实践”的观点去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历程中。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便合乎逻辑地在中国哲学界凸现了两个密切相关的哲学概念——“主体性”和“实践唯物主义”。

“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从表层上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但从实质上看，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即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

“实践唯物主义”的这个提法之所以具有为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意义，主要是因为它的理论内涵结晶了80年代中国哲学界经过近十年的哲学论争所形成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如果借用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四大部分”的划分方式，我们就会看到：在世界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实践”出发去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从而变革了教科书的那种人站在“世界”之外“观”世界的“世界观理论”；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主体”出发去理解主体对客体的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突出了主体在认识运动中的“选择”、“反思”、“建构”的作用，使“能动的反映论”获得了真实的“能动性”；在辩证法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方式——实践——出发去揭示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不仅突出了辩证法的反思的思维方式和批判性的本质，而且在“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的意义上丰富了辩证法的理论内容，实现了辩证法问题与哲学基本问题的统一；在历史观的意义上，“实践唯物主义”强调从人的历史活动出发去理解历史的发展规律，改变那种把“历史规律”视为超然于人的历史活动之外的东西的看法，并力图以人的存在的历史性去解释全部哲学问题，实现以实践观为基础的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和历史观的统一。

正因为“实践唯物主义”具有为重新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位”的意义，因此“实践唯物主义”这个“称谓”不仅受到学界反对这种提法的人的责难，而且在认同这个“称谓”的学者中也存在多方面的甚至是原则性的分歧。研究这些分歧，我们就会发现，对于具有“定位”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究竟予以怎样的理解和解释，主要是取决于对“理论”和“历史”这两方面的不同理解。

在“历史”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与人们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如何理解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化密切相关。简洁地说，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最为需要的是不是“大胆地闯”的实践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重要的是不是弘扬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以计划经济模式为历史根据的教科书哲学体系是否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时代是否需要获得大发展？这些隐含在理论论争背后的“历史意识”，从深层制约着人们对理论的理解。

在“理论”的意义上，如何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则是同人们对80年代近十年的哲学论争及其成果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密不可分的，其中，特别是与对“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这个命题的真实意义在于：哲学究竟是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的理论，即理解和协调人与世界之间“矛盾”的理论，还是关于“整个世界”的理论？因此，这个命题关系到如何理解哲学的“性质”和“对象”问题，关系到能否从哲学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关系到教科书哲学的理论困境究竟在哪里的问题，并因而对于理解“实践唯物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意义。同时，正如列宁所说，“辩证法也就是认识论”这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宣传家普列汉诺夫都不懂得，因而真正从理论上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变革通行的哲学教科书体系，决非易事。正因如此，这个关系到哲学的“性质”和“对象”的重大理论问题在80年代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和深入的讨论。这表明，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从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到重新理解哲学，再以重新理解的哲学为基础而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此而言，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的理论视野聚焦到“哲学的自我理解”，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三、重新理解哲学：20世纪90年代的“哲学观”论争与哲学“问题意识”的兴起

与80年代的颇为热烈的“哲学景观”相比，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似乎是失去了某些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因此有人感叹，90年代的中国哲学由“中心”到了“边缘”，并认为这种“缺热点”、“少焦点”的哲学陷入了扑朔迷离、难以预料的窘境。哲学研究的这种状况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在总结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时，有的学者就提出，“80年代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团块状态的结构，大家做什么，一窝蜂地去做，什么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实验文学等等，这表明了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一种状态，大家思考的问题、出发点、使用的批评方法，主要的思想资源大体相似。不过，80年代的文学批评虽然热闹，却始终是比较单纯的，比较简单的。90年代要比80年代有进步，已经蜕掉了表层的喧嚣与浮华。它虽然不如80年代来得灿烂，令人炫目，但从批评知识学的意义上讲，建设性的成就要远远大于80年代”。（王光明等：《批评：自我反思与学理寻求——关于90年代文学批评的对话》，载《山花》，2000（10）。）同样，如果我们从“哲学历程”的视野去观察、思考和总结刚刚过去的十年，我们就会发现，90年代的中国哲学既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中合乎逻辑的重要环节，也是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理论表征。

从“哲学历程”看90年代的中国哲学，我以为可以作出两个重要的哲学概括：其一，90年代的中国哲学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转换；其二，90年代的中国哲学实现了从80年代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到“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的“共振”的重大转换。前一个转换是后一个转换的根据和实质，后一个转换则是前一个转换的内容和表现。经过80年代的改革开放，90年代的中国大踏步地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并不仅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而且是以经济生活为基础的全部社会生活的重大变革，即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经济形式的多样化，经济利益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的多样化，以及日常经验的科学化、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日常交往的社交化和日常行为的法治化，日益显著地改变着人们的存在方式。许多曾经备受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被色彩缤纷、急剧变化的生活本身“冲淡”了，而生活本身的多样化则向理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层出不穷的、甚至是“花样翻新”的问题。“问题”日益成为哲学研究的出发点。

90年代的中国哲学在突出地、集中地反思“哲学”本身的过程中，把对哲学的反思“发散”于空前增多的各式各样的“哲学问题”之中，特别是突出地“展现”在关于“真理与价值”、“公平与效率”、“发展与代价”、“理性与非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论争之中。这正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人的存在方式多样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当代中国人在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转换和重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心灵历程。这就是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重大转换的“历史”根据。

从“理论”的角度看，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这种具有标志性的重大转换，则在于它是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整个80年代的哲学任务，是以变革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为出发点，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程中重建它的理论体系。“体系意识”是整个80年代中国哲学界的“主流意识”、“主导意识”。所谓的“热点”问题或“焦点”问题，无不与重构体系的“体系意识”密切相关。最为显著的标志是，80年代作为“热点”或“焦点”问题的“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问题、“反映论”与“选择论”问题、“辩证法”与“系统论”问题、“历史决定论”与“非历史决定论”问题，恰恰是作为“体系”的“四大部分”即“世界观”、“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观”中的核心问题而展开激烈论争的。具有“称谓”和“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更恰恰是作为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解释原则”而提出的。

然而，这种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急迫的“体系意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除去应有的历史前提，还必须至少具备三个重要的理论前提，即：占有充分的“理论资源”，发现真正的“理论困境”，形成创新的“理论思路”。

首先，从“理论资源”上说，由于哲学总是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特色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因此就不仅需要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需要重新研究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现代新儒家哲学）及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在80年代，中国哲学界虽然比较集中地讨论了马克思的“手稿”和“提纲”以及列宁的“笔记”，并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问题展开过较为深入的讨论，但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还是对当今的时代都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在80年代，汹涌而入的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思潮，曾经从多方面引发中国哲学界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对“分析哲学”还是“解释哲学”，无论是对“结构主义”还是“存在主义”，无论是对维特根斯坦还是对海德格尔，都还处于“引进”、“评述”而非“反思”、“消化”的阶段。对于中国传统哲学，80年代的哲学界基本上是局限于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而极少触及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至于力图“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哲学，虽然引发了哲学界的某种“激情”或“热情”，但主要是作为一种特定的对象而被学界的一些人予以研究。缺少对“文本”的系统研究，缺少马、中、西的沟通与交流，这就使得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理论资源”不足。

其次，从发现“理论困境”和创新“理论思路”上说，主要是存在理论深度不够和难以取得共识这两个方面。科学家爱因斯坦认为，“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通行的哲学教科书的根本性的理论问题究竟是什么？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真正的理论困难究竟是什么？在80年代的较长时间里，人们还主要是盯住“体系”本身作文章，提出或形成了一些互有差别的新体系，诸如“一总三分”或“一总四分”的方案。当超越对“体系”的构造而触及“内容”的时候，难以弥合的分歧造成了难以深入的研究，其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究竟怎样理解“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实践观”作为“解释原则”将构成怎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离开对这个根本性问题的讨论，既不能找到真正的“理论困境”，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论思路”。

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在“体系”上陷入的困境，只能从“体系意识”的自我超越中获得新的出路。这就是90年代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历史性转换。由于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理论资源”贮备不足、“理论困境”捕捉不准、“理论思路”深度不够的问题。因此，90年代的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主要表现在对这三大根本性“问题”的探索。所谓“理论资源”不足，既是由于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系统研究，又是因为人们把研究的视野仅仅局限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之中。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重要前提是如何理解哲学。正是因为人们对“哲学”有着相距甚远乃至截然不同的理解，才无法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统一性理解。因此，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在当代的背景下进行哲学的自我理解。这表明，进入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逐渐地“聚焦”于哲学的自我理解，即“元哲学”问题，并非偶然。

哲学的自我理解，既不是自我封闭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固执已见的自我认同，而是以广阔的哲学视野为背景，以开放的哲学意识为基点，在各种各样的哲学观、特别是当代的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鉴别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正是由于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以“哲学观”为“聚焦点”，才逐步“激活”了包括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潮、哲学流派、哲学观点在内的各种哲学问题。其中，首先是“激活”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深化对“哲学”的理解。其次是“激活”了对“两大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与人本主义思潮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寻找到“超越”这两大思潮的“思路”；再次是“激活”了对“两种文化”即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试图从这种比较研究中为“哲学”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获得具有现代意义的“东方智慧”。

以“哲学观”问题为“聚焦点”而“激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研究，这就是“一个问题”与“所有问题”的“共振”。这种“共振”，以“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分支哲学”和“部门哲学”兴起的方式实现了90年代的哲学繁荣。20世纪最后10年的当代中国哲学的繁荣，为跨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由于“哲学”的自我追问，引发了对哲学的众多的基础理论问题的反思。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哲学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生活基础”、“派别冲突”及“社会功能”等“哲学观”问题，二是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价值观”、“历史观”、“发展观”等“基本理论”问题。正是对这些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的探索，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具有“开拓性”的理论进展。例如，围绕本体论问题展开的关于“在”与“在者”、“实体主义”与“非实体主义”的讨论，从真理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中讨论认识论问题，以及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可持续性发展对发展观的反思，都拓宽了哲学基础理论研究。这就是在基础理论上所出现的“一个问题”和“所有问题”的“共振”。

9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不少学者强调改变哲学各二级学科“壁垒森严”的状况，一些被视为专攻“哲学原理”的学者探索“原理”中所蕴含的“哲学史”问题，或从对“史”的探索中而阐发“原理”问题；而另一些被视为专攻“哲学史”的学者则以“论”即“哲学原理”为出发点而论述“史”的问题，或注重从“史”的研究中“提炼”出“哲学原理”。这种“双向融合”的研究方式，并不同于一般的“史论结合”，因为它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都是在哲学理论上的突破或创新。我把“哲学原理”与“哲学史”的这种“双向融合”趋向，称之为“准原理哲学”的兴起。它真实地体现了“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的统一。正是在这种统一中，深化了人们对恩格斯关于哲学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认识。

90年代中国哲学的繁荣，还在于“专门化哲学”的兴起。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学哲学”、“文化哲学”、“语言哲学”、“管理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等分支或部门哲学的兴起。这些在80年代已见端倪的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在90年代的“问题意识”兴起的背景下，不断地获得了真正的“哲学意识”，即逐步地形成了关于这些分支哲学或部门哲学的“哲学性质”的“自我意识”。“专门化哲学”兴起的另一种表现，则是某些具有强烈的“思想家意识”的“专家”的涌现。在80年代，“现象学”、“分析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主要还是像一些五颜六色的“思潮”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到90年代，中国哲学界则涌现了一批研究杜威、维特根斯坦、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以及福柯、德里达、哈贝马斯等等的专家；他们不仅分别探索了这些现当代哲学家的各种哲学思想，而且致力于挖掘和展现这些哲学家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从而在“哲学观”的意义上拓宽和深化了人们对哲学的现解。

90年代的中国哲学所出现的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个问题”（哲学的自我理解问题）和“所有问题”（开放性的各种哲学问题）的“共振”，为跨入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奠定了两个坚实的基础：一是使中国哲学界走出了“理论资源”匮乏的简单、抽象、空洞的哲学论争，为新世纪的哲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二是规范着新世纪的中国哲学沿着当代中国的“哲学历程”所展现的“哲学逻辑”而实现自己的发展。这就是以反思90年代的哲学自我理解为基础，面向世界与未来，创造性地重构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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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任平．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C］．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历程范文篇8

指出："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而且，严格意义的宪法是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法治同时产生；现代法治应与宪政同一涵义。因此，可以说，宪法是民主与法治的集中、概括、联结部和统一体。法治是宪政之纲，民主是宪政之魂。在近现代社会，共和国首先是实行宪政的国家，正如卢梭所说："凡是实行法治的国家--无论它的行政形式如何--我就称之为共和国②"而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就是民主为本、法律至上、宪法至尊。然而世界各国所实行的宪政和法治在阶级基础，实际内容和实现过程上都迥然不同，其民主的性质和实现程度也有差别。一个国家实行宪政的历史既浓缩着这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史，又浓缩着它法制建设的历史。

中国近现代的宪政史③是中华民族奋力从贫弱走向自强的历史，它蕴含了多少辛酸血泪和惨痛教训；而新中国成立以来40余年的社会主义宪政史，既书写了崭新的历史篇章，又留下了发人深省的足迹。

且不说从中资产阶级改良派倡言的君主立宪的破产，到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被窃国大盗所撕毁；更不用说逊清末叶的"预备立宪"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门的一幕幕"立宪"骗局。令人感叹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一生追求民主，舍身缔造共和，衷心企盼宪政。他在完成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伟业后，曾预言浩浩荡荡的民主大潮；他的《建国方略》所构想的"民国三阶段"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宪政时期"。但是，后来国民党搞出来的"五五宪章"却并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民主，而是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一种粉饰。更有甚者，国民党政府为了维护其摇摇欲坠的统治，加紧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继1947年7月出台《勘乱总动员令》和《动员勘乱完成实施纲要》之后，又于1948年4月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实行所谓"非常时期的宪政体制"，这真是对民主的讽刺！而1946年出台的《中国民国宪法》及1947年召开的所谓"行宪国大"，竟成为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总崩溃的一曲挽歌。直到1991年5月1日台湾当局才宣布废除"临时条款"，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所以，台湾出版的一部宪法学著作中有这样的慨叹："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政象我国的宪政这么多灾多难。那就是，在国难重重中酝酿和准备宪政，在炮火下制定和实行宪法"④。宪政在国民党手中真是命运多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最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一就是立足于世界东方，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发展和实现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发展和实现为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争取人民民主的大旗，为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运动而斗争，先后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里制定和施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宪法性文件。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华北人民政府施政纲领》等。从民主政权建立时起，共产党就不懈地进行着宪政尝试。在国民党统治区，还为召开各党派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争取民主的宪法而努力。这都足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真诚愿望，而且共产党还曾把这种新型的民主作为建设新中国的立国支柱之一。在中，把郭沫若所著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干部学习的文件之一，他自己在读过此文后写到：小胜小失败，大胜大失败，何以如此？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1945年7月黄炎培造访延安，向提出了同样的疑问：历代王朝几经更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凡事业初起之时，面对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因此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一旦功成业就，难免就惰性发作，所以"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如何摆脱这恶性周期率？希望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显然已经过深思熟虑，微笑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也许和黄炎培在熟读史书时亦仔细体味过唐朝名相魏徵的忠言："善始者实繁，克终者实寡。岂取之易，守之难乎？盖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物，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看来，黄炎培与魏徵之忧患同在，以史为鉴决心使共产党人摆脱这恶性周期律。这将是革新人类历史的创举。

正因为如此，伟大的历史新纪元的开始--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在民主程序的基础上（1949年9月21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通过宪法性文件（9月29日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时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而于10月1日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政协的召开和《共同钢领》的制定与颁行成为新中国宪政建设的奠基礼。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立宪治国"的良好开端--中国第一部正式宪法即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五四宪法"，正是建国之初至5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各方面繁荣兴旺的重要法治保证。作为创建新中国和开展社会主义改造的法制总结的"五四宪法"，不仅其本身是中国法制史的里程碑，而且其起草和讨论过程也成为新中国最大规模和最有实效的一次全民法制教育和宪法教育运动，关于该宪法草案的讲话，也成为他最为精辟的一次法治思想的表述。

然而，新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不能不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联。正象民主革命我们要付出惨痛的代价从"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换取正确路线的胜利一样，探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我们也付出了高昂的学费。而由于封建主义的沉重历史枷锁和小农经济的牢固社会基础，使"左"的错误和人治思想更易通行。中国的宪政建设从50年代后期开始到70年代也经历了十分艰难曲折甚至悲壮的历程。"法律虚无主义"的冲击使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专制主义的肆虐使宪法的法治原则和民主精神荡然无存。那不堪回首的""十年内乱，民主的异化物，法制灾星--"大民主"，把中国社会推向了疯狂的无序状态，乃至国家主席的人身和人格都得不到宪法的保护。握着精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哪怕他义正辞严欲以宪法来保护自己，也依然被造反派们"彻底打倒"，并被"踏上千万只脚"！而""临近尾声之时，延迟多年后召开的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五宪法"，就象中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一样，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忠实记录。

随着""劫难的终结，特别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以及宪政建设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但是，这一历史转折的实现和新的历史任务的完成都决非易事，所以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七八宪法"就是带着""的痕迹来宣示和迎接伟大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召开了开创新局面的党的十二大，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八二宪法"才真正成为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总章程。它是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史上又一里程碑，其全民讨论和学者参与的程度，以及所引起的人们的参政议政热，都是多年来未曾有过的。表明了痛定思痛之后，中国人民对民主和法制的热切渴求以及公民的主人翁意识的觉醒。

我们欣喜地看到，改革开放的十余年来，中国宪政建设围绕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中心，在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扩大和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和其他各项权利，吸引人民群众和各民主力量参政议政，加强宪法的实施以及加强国家机构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书写了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以及民主、法制建设的绚丽篇章。但是，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加快，对制度建设的要求也愈高，不断深化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都对社会主义宪政建设提出修宪的问题乃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卷入修宪浪潮中的既有人们冷静的理性思考和正确结论；又有某种狂躁的自由化思潮和言论。新宪法面临着对其价值的诘问和再思考。另一方面，随着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之确立，就必然要求真正发挥出它的效力和功能，因此行宪问题，包括宪法的有效实施，违宪监督、宪法诉讼和救济，以及宪法原则的具体化和宪法规范的配套建设等都被提上了日程。足见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之任重而道远。

而进入90年代和面临世纪之交，时代既赋予中国宪政建设以进一步发展的机遇和条件，又使它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难题。诸如人权的宪法保障，"一国两制"的逐步实现，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展开，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真正转轨等，其目标指向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宪政。这是需要我们不只一两代人的坚韧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重任。

本书通过对建国40年多来曾有过的五部宪法性文件的酝酿、产生、发展过程以及其各自命运的历史考察，勾画出我们人民共和国40多年来有关宪政建设的风风雨雨的曲折艰辛而又光荣豪迈的历程，从而力求揭示和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客观规律，总结其中所蕴含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以期能对读者有所启迪。

①《选集》第二卷第690页《新民主主义的宪政》。

②卢梭《社会契约论》第31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历程范文篇9

每个民族和国家都有他民族的某种共性，而这种共性造就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于是便产生了不同的科学体系和文化体系。

古希腊，古雅典的“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决定了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势必会极重视思维、逻辑、科学和真理的因素，少了主观感情和形而上学的思想。

我国古代的思想和科学都是将人放在首位，其思想讲究的是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关注宇宙和自然环境和逻辑思维的要少得多。在我国关于自然科学的理论比较少，这与古罗马的思维有些相似。讲伦理的多，谈科学的少。

历程范文篇10

【关键词】政治学政治发展中国

如果以邓小平于1979年提出政治学要补课为标志，中国政治学恢复至今，已发展了近20年。（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到这个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0页。）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实际历史不是20年，而是半个多世纪，甚至可能更长些。（注：北京大学的前身，即京师大学堂，于1902年率先开设了政治学课程。辛亥革命后，国内各著名大学相继成立政治学专业或政治学系。1932年9月1日，全国性的政治学会“中国政治学会”在南京成立。）然而，这段历史不是完全连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充分映照出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曲折历程与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有关；而改革开放前中国政治发展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则与中国政治学曾经被严重忽视有关。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整个历史相比，这20年的发展要顺利许多。

20年前，长期被搁置的中国政治学在变革时代的呼唤中重新恢复，因此，中国政治学从其恢复的那一刻起，就与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形成了密切的关系：20年的中国政治学发展得益于2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20年的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又从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得到重要的推动力量。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大潮表明：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需要政治学发展，而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所展现出的蓬勃景象，则一定会给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春天。

20年，对一门学科的发展历史来说，不算长，但对一门学科从恢复到发展，并逐步走向兴旺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20年对未来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会形成深远的影响。因此，总结这一段发展，对思考和设计中国政治学的跨世纪发展是十分有益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一、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历程

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基本上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再到丰富发展的过程。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一定的发展，但它毕竟是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学，所以，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旧时代的结束，这种发展也就基本停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各种原因，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消失了，同时，它的教学和研究也停止了。在此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几乎是空白。所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中国政治学，是在70年代末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被重新恢复后，才开始真正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20年，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重新恢复和发展的20年，同时也是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20年。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是这20年间中国政治学发展的主题。从新中国政治学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经历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恢复学科（1977年—1985年）。70年代末，恢复政治学学科，不仅标志着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重新获得了地位，而且标志着新中国政治学研究的真正开始。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集中于学科发展的基础建设：（一）成立政治学会。于1977年最早成立的湖北省政治学会，为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迈出了第一步。1980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为全面恢复政治学奠定了基础。此后，政治学会和政治学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在各地涌出。（二）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市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了政治学研究所或研究室。（三）开设专业，招收学生。1981年，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招收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学专业的本科生，从此开始了政治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四）培养专业骨干。1982年，复旦大学举办了第一届政治学专业讲习班，为在全国各地开展政治学教学和科研活动培养了基本力量。（五）开展研究，构建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呼唤出中国政治学，所以，政治学一恢复就面临着许多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其中最核心、最现实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民主化问题。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虽然还比较稚嫩，但还是以极大的热情开展了研究工作，并取得了许多可喜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初步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治学学科体系。（六）创办杂志。1985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主办的全国性专业期刊《政治学研究》发刊，“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史上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获得全面恢复。”（注：张友渔:《中国政治学的兴起——刊词》，见《政治学研究》，1985年，第1期。）

第二，转换范式（1985年—1988年）。当中国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全面恢复后，它所面临的最现实问题是如何尽快实现政治学研究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而缩短中国政治学在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上与世界政治学发展，尤其是发达国家政治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客观差距。这个问题不仅来自政治学发展本身，而且也来自现实的政治民主化发展对政治学所提出的要求。由于时代和条件的限制，我国的政治学很大程度上是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科体系为基础恢复起来的，所以，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的早期，在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上都带有这些传统学科的色彩。（注：学科范式是指由特定的学科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构成；研究范式是指范畴体系和基本的理论逻辑结构。）这个现实决定了中国政治学发展要实现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缩短与国际水平的差距，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转换其学科范式和研究范式。为此，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在这两方面进行了努力。

从学科范式转化来看，这种努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明确学科研究对象，完善学科体系。政治学研究对象的确定直接取决于对“政治”含义的认识。政治学刚恢复时，由于受传统的阶级斗争观念的影响，人们对政治含义的理解比较狭隘，因此所确定的研究对象也比较狭隘。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人们对政治的含义和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趋向科学，并在这基础上，开始建立更加完善的学科体系。在这个时期，我们引进的以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为代表的比较政治学，为学科范式的转换提供了实际的帮助。（注：80年代中期，政治学界就开始比较系统地介绍比较政治学，其中比较多地介绍了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理论和戴维·伊斯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1987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了1978年版的阿尔蒙德的《比较政治学》、达尔的《现代政治分析》，在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二是拓展学科研究领域，充实学科研究内容。这一方面的努力与前一方面的努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之一是细化学科研究领域，如政治制度研究细化为比较政治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地方政府、政党政治等；表现之二是逐步涉猎政治学的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前沿学科，如政治社会学、政治心理学、政治文化学、政治发展学、政治伦理学、政治人类学等。

从研究范式转换来看，这个时期的研究逐渐从传统的政治思维范式走出来，开始用政治学的理论逻辑和范畴体系来思考政治学问题，并在具体的研究中运用规范的政治学概念来分析和说明问题。与此同时，政治学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尤其是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已从一般的分析研究，开始逐步形成具有政治学特色的研究，提出或阐明了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概念，如主权与治权、权力与权威、政治参与和政治秩序、决策民主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公共权力与公共利益等。1987年底，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并使其达到一个高潮。

第三，确定价值（1988年—1992年）。党的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后，现实的改革热情大大促进了我国的政治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论文和论著。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两个目标下启动的：一是简政放权、完善管理体制；二是扩大民主，实现政治民主化。前者出于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要求，后者出于中国政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发展要求，因而，相对来说，前者是改革的近期目标，后者是改革的长远目标。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想，但由于种种原因，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具体化，因而也没有得到有效展开，直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的80年代中期，政治体制改革才开始全面提上议事日程（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从第159页到第180页之间的各篇文章。）。党的十三大设计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是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为指导思想的，其目标是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有机结合。但是，由于这场改革是在政治与经济关系比较紧张、经济问题比较突出的背景下提到日程上来的，所以，改革一开始，人们对其的期望就出现了严重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的冲?唬庖坏阍?988年前后围绕“新权威主义”而展开的争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注：在这场论争中，关于中国政治发展战略形成了两种鲜明对立的观点：一是被称为政治现实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推动；二是被称为政治浪漫主义的观点，即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必须通过全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民主有了保障，中国经济才能得到有效的发展。）由于当时改革正处于体制转轨的艰难阶段，经济和社会问题比较多，于是人们比较多地把改革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过高的期望使人们普遍以政治发展长远目标来要求现实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达到长远的目标需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政治民主化只有在实实在在的改革和发展中才能实现。1989年之后，随着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调整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发展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定位。这里所说的价值定位，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的价值定位，一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最大价值是什么；二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即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判断取向。显然，这种对学科和学术生命的关怀，只有在把学科或学术真正作为对社会发展有益的科学，而不仅仅是解决现实问题的工具来冷静思考的时候才能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时期的出现，并不表明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衰退，相反，它表明中国政治学的一个新发展，只是这种发展不是体现在量的增长上，而是体现在质的变化上。从这个时期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和学术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内在精神走向来看，政治学者对中国政治学进行价值定位的思想基础，一方面是基于对政治学本身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以及对中国政治学恢复以来发展的反思；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发展趋势及其理论意义的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因此，这种定位在总体上是比较科学的，具体来说：（一）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所在，定位于关注中国政治，研究中国政治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种定位不仅符合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而且也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对政治学发展的要求。（二）把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定位在“民主”与“发展”上。民主本来就是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但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所关怀的主要是政治发展本身，因而，如果仅仅以民主为价值取向，政治学研究就可能脱离现实的社会发展，而趋向理想化、甚至空想化。中国社会发展的国情以及改革现实，使人们意识到政治学研究必须充分关怀社会总体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政治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从社会发展中寻求政治发展的动力和进程，从政治发展的规律中思考政治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形式、途径与力度。这样，我们就能把政治研究置于整个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的大系统中，科学地思考和寻求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在中国这种社会背景下成长的政治学来说，选择“发展”为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取向，不仅有其学术上的理论意义，同时也有其学科发展上的现实意义。在中国社会，民主和发展的内在目标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四，发展学术（1992年——）。作为社会科学，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一样，都需要社会变革与发展提出的发展要求和提供的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新的社会发展推动下，中国政治学发展也就从调整时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于有此前十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中国政治学在这个时期的发展，不是对以往发展的简单重复，而是在一个新起点上的发展。如果说此前十多年发展的起点是恢复和发展科学，那么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则是发展学术。与恢复发展学科相比，发展学术无疑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因为，发展学术必须有比较完善的学科体系、规范的概念系统、比较丰厚的理论积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新的发展起点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政治学开始走向成熟。从这个新的发展起点出发，中国政治学在这些年主要进行了这样几方面的努力：一是在研究态度上，开始逐步重视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主要表现为政治学学术研究开始用规范的概念性语言代替政策性语言，开始用有据可查的资料论证代替想当然的主观分析，开始用理性的理论分析代替简单的理论套用。二是在研究的选题上，在注重选题本身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同时，开始注重选题本身的学术意义，如在“九五”国家项目中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很强的科研选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制度史、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等。三是在研究成果上，出现了一些具有长期学术影响的学术著作，如多卷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刘泽华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白纲主编）。四是在研究的深度上，开始从概论性分析和一般的介绍走向专项的深度研究，如对中国古代政治和政治制度的专项研究，对中国政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专项研究，中国农村基层政治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对西方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经验的专项研究。这些专项研究十分重视现实状况的调查和历史资料的充分占有，力求用第一、二手资料说话，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五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开始重视从单纯的规范研究走向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并用，出现了一些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规范研究研究成果（如王沪宁撰著的《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一些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为政治学研究学术性的整体提高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政治体制变革和政治发展为政治学发展提供了研究空间，而政治学的研究也在相当程度上为推进中国政治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在这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学研究所围绕的主题，除了学科发展本身提出的研究主题外，绝大多数研究主题都是来自现实社会变革和发展所提出的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时间有限，但是在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它始终都以比较大的热情关注着现实提出的问题，并努力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体现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所应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总结这近20年的研究，中国政治学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主要有以下十二项：

1、范畴与体系。范畴与体系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中国政治学恢复后，为了学科健康发展，对学科的范畴和体系进行了系统研究，不仅澄清了政治的含义，而且明确了政治学研究对象和研究体系。（注：王沪宁：《中国政治学研究的新趋向》(1980—1986)，见《政治学研究》，1987年，第2期。）这项研究工作为学科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也有力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对政治和政治研究的传统偏见，为政治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尽管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目前还有人在讨论，但这已属于学科发展中的问题。

2、国家与社会。这个主题的研究贯穿中国政治学发展始终，但在不同时期，其侧重点有所不同。在80年代初期，主要是对国家职能再确定的研究，强调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后，社会主义国家应充分发展社会管理职能。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改革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推行，国家全面管理社会的传统局面开始动摇，社会自主性日益增强，于是，研究的焦点转向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探讨了市民社会、国家相对自主性、政治管理等理论问题。

3、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主题，同样也是政治学研究的主题。在这对关系中，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发展；关注如何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其代议功能、立法功能和监督功能；关注宪法在政治生活中作用和地位的提高对民主政治发展的意义。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后，政治学关注的焦点从原来的法制建设扩展到如何在完善法制的基础上建立法治国家的问题，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有：依法治国的政治基础、制度条件、实践机制和政治文化背景。

4、发展与稳定。在中国社会，政治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它是保障改革成功的重要前提条件。这种要求从一种简单的政治要求变成社会变革和发展本身的内在要求，是在80年代末。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一问题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中国政治学主要从政权体系的建设、利益关系的协调、权力结构的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政治参与的发展、社会调控体系的健全等角度来研究这个主题。在“八五”和“九五”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中，国家对这方面的研究给予比较大的重视。（注：“八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这类项目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研究”、“中国政治稳定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反渗透”等，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历年立项课题汇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5、人权与主权。这是中国在开放条件下政治发展面临的一大主题。政治学对人权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展开：一是在政治学基础理论领域，即主要研究人权理论的政治哲学基础和理论意义；二是在国际政治理论和实践领域，即研究人权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中，人权与主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主权有了保障，国家才能独立和发展，从而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政治学对主权的关注，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主权的一般理论；二是国际关系中的主权问题；三是国家统一中的主权问题，即“一国两制”中的主权问题。在这三方面，中国政治学研究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6、政党与政权。党政关系问题，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邓小平在设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时，将其置于改革的首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页。）因而，它成为中国政治学恢复后首先触及的三大现实政治问题（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政府机构改革和党政关系）之一。政治学在这方面主要研究了这样一些问题：党政职能分开；党实行政治领导的制度途径；党与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党的组织建设与党的领导；中国此帖为广告帖！！！！！！点击后出现病毒后果自负！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党的领导与基层政权建设；党政关系与中央政府权威；党的治国方略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等。（注：由聂高民、李逸舟、王仲田编的《党政分开理论探讨》（春秋出版社，1987年版）是比较早系统探讨党政分开中各主要问题的论文集。）

7、机构与职能。政府机构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都同时面临的重要问题，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难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消除政府机构改革中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为此，政治学提出了以改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机构改革。（注：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的《政府机构和干部制度改革问题论文选》，是政治学恢复后第一本比较系统探讨政府机构改革的论文集，有一定的影响。在谢林、方晓主编的《外国政府机构设置和职能》与谭健主编的《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两本论著中，政府职能和机构改革的关系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讨论。）这个原则后来成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指导性原则。在具体的机构改革上，政治学研究还在政府职能、机构的合并与调整、公务员制度的建立、编制管理和科学化以及人事行政的现代化等方面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8、政府与市场。这是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提出的问题，其核心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以及管理经济和社会的方式。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的关系。在这些问题中，目前政治学研究的课题有：产权问题、政府职能转化问题、政府职能实现方式问题、政府提供公共政策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和指导经济的途径与手段问题、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推动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正与正义问题等。由于这些问题多与经济有关，所以，政治学在这些课题研究中大量借鉴了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从而丰富了政治思维、扩展了政治学研究的理论视野。

9、中央与地方。中国的改革是以放权为其逻辑起点的。放权包括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放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社会来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由于这其中涉及到权力与利益、集中与民主等重要问题，所以，这个问题的处理一向十分困难。改革初期的放权，是针对改革前的高度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控机制，到80年代中期，地方主义膨胀所导致的“地方割据”、中央权威弱化，使地方分权陷入危机，直到90年代初，实行分税制后，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变化的过程中，政治学研究在总体上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中央集权是必要的；财税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手段；应以法律的形式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保障地方自主权力；地方政府应尊重中央权威，服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央应在提供地方必要的自主发展空间的同时，通过发展社会大市场和对地方政策的有效调控，有效地消除地方割据。

10、决策与行政。决策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后提出来的。它一方面是针对改革开放前形成的以长官意志为特征的非理性决策的严重弊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变革发展对提高政府决策水平要求的日益提高，其核心是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学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并从推进中国政治民主化和政府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来研究这个问题。（注：1986年，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言强调指出：“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课题”。见《光明日报》，1986年8月1日。）在这方面，政治学研究涉及了这样几个问题：干部“四化”与科学决策、政治民主与决策、政治过程程序化与决策、政府智囊机构与决策科学化、政治参与与决策民主、法制建设与科学决策等。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的发展，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政治生活中的家长制作风和长官意志，扩大了知识、人才以及社会舆论在政府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作用。

11、权力与腐败。随着改革所带来的体制转轨、资源分配方式变化、利益重新组合和价值观念变化，以权力为核心的腐败开始滋长和蔓延，并逐步演化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页。）政治学对腐败问题关注比较早，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80年代末，并很快形成热潮。（注：王沪宁著的《反腐败：中国的实验》，是中国政治学界系统研究中国反腐败问题的第一部论著。该书出版于1990年。）政治学的研究主要从权力制约、法律约束、体制完善和政府职能转化等角度探讨防止和约束腐败的途径和方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在这其中，对如何通过权力制约来限制腐败的研究最为活跃。在反腐败的研究中，政治学者还把腐败作为一种在各种政治体系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的政治现象进行比较研究和理论分析。

12、自治与民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以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包括各种社区管理组织）为代表的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凸现出来。这个问题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些基层自治组织由于没有必要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支持，严重涣散，不起作用，以至于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调控最基层社会的机制和基础，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部分农村；一种是由于有比较好的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社会文化力量的支撑，这些基层群众自治不论在民主的形式还是在自我管理的功能上都得到了良好发展，展现出获得自主性的社会和社会主体的新的发展趋向。这两个极端对中国政治发展都具有十分深刻的政治内涵，前者关系到中国社会调控和政治稳定问题，后者关系到中国民主发展基础和前途问题，这样，基层群众自治问题很自然地成为90年代中国政治学关心的重点问题。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但从总体上讲，还仅仅是个开始，方兴未艾。

三、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

以美国学者华勒斯坦为主席的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近年出版的《开放社会科学》一书中，分析了社会科学发展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内在关系：“若要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的组织，那就必须首先去研究它，了解支配它的种种规则。这就不仅为我们后来称为社会科学的那一类学科提供了发展空间，而且还对它们产生了深刻的社会需求。”（注：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中文版，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深刻需要而恢复和发展的中国政治学，在其发展中对中国政治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要求。这也就是说，中国政治学发展所贡献给中国政治发展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治发展本身的客观要求，而且这些贡献是在政治发展与政治学发展的相互推动中实现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贡献是复合性的和内在性的，而不是体现为简单的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而，很难确定政治学研究的某一项具体的研究或成果对中国政治发展形成的实际作用和影响是什么。所以，这里就中国政治学发展对中国政治发展贡献的考察，不是从中国政治发展所取得的实际成就出发，而是从中国政治学发展本身为中国政治发展所创造的积极条件出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1985年，邓小平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着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其发表的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性文件的指导下，政治学研究深入探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内容：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完善选举制度、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但是，邓小平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谨慎，需要认真研究，所以，认为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180页。）这个要求，既是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的，同时也是对政治学研究提出的。为此，政治学研究对以往已提出的具体目标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提出更为具体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例如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注：《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显然，这个具体目标体系中包含了不少政治学研究成果。目标与手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政治学为政治发展提供具体发展目标的同时，实际上也提供了各种可选择的改革手段，这实际上为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途径。

其次，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到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深厚、规模巨大、法制薄弱的社会中，政治改革所可能面临的问题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发展。但是，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所以，我们的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一样，只有自己的和别人的经验与教训，而没有现成的发展战略，我们的发展战略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中国的现实发展状况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从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出发、从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种合理的发展战略的形成，一方面是基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的实践和探索，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政治学研究为发展战略选择所提供的理论依据。政治学研究在这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做了研究和回答。这些重大理论问题有：政治发展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关系；政治民主化过程中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征与内涵；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强化中央权威与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民主政治；政治体制改革中的权力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依法治国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功能等。虽然从总体上讲，政治学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回答还是初步的，但是政治学对这些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形成合理的中国政治发展战略还是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最后，中国政治学发展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虽然政治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体现为政治主体的政治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的政治文化对政治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作用可能是决定性的。因而，良好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政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前提因素。在这近20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中，政治学发展对促进中国政治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政治观念，传播了新的政治意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年代，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观念被严重扭曲。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改变人们旧的政治观念，对政治和政治生活形成新的认识。中国政治学恢复后，在普及政治学基础知识的过程中，也向人们传递了正确的政治观念和新的政治意识，使人们不仅意识到作为公民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而且认识到政治和社会发展的真正目标以及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和规则。这些观念和意识上的变化和发展，为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心理和文化基础。二是中国政治学发展培养了一大批直接从事政治学研究和党政管理的人才。政治学之所以是一门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学所研究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发展有其内在的基本规律。政治发展的一个关键就是人们对其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对这种规律缺乏科学认识和把握的政治发展将不可能成功，甚至可能走向危险。“”的教训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专门研究政治的学科和培养专门从事政治研究的人才，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具有深刻的意义。与此同时，政治学学科体系和培养体系的确立，就使得政治学能够不断地向政治体系输送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管理知识的党政管理人才，而且随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确立，政治学发展在这方面的贡献还将继续扩大。这些新生力量不断进入政治体系，不仅有助于实现邓小平确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个目标，即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注：邓小平认为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保持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9页。）而且也为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中实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提供了基础。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对政治发展的贡献问题上，虽然我们不能说没有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中国政治发展，但是我们能够说中国的政治发展不能没有政治学的贡献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政治学发展，需要政治学有更大的作为和贡献。

四、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启示

自中国有政治学研究以来，这20年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最大的。我们总结这段历史，一方面要肯定我们的成就，但更重要的是认识我们的不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政治学才能继续发展，才能有更大的进步。概括来说，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学科建设上，我们的学科体系在总体上与国际水平还有一定的差距；在研究内容上，还有不少重大政治理论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回答和解决，政治学基础研究还比较薄弱；在研究的效果上，政治学研究的理论创新性还不够，因而突破性成果不多；在研究的取向上，对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关注还不够全面和深入，有许多应由政治学回答的问题，政治学没有去研究、去回答；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研究对研究方法的创新重视不够，因而，从总体上讲，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在研究的学术性上，政治学研究的总体学术水准和科学性还有待提高。

正像中国政治学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总体性的一样，中国政治学目前存在的不足也是总体性的。这种不足，除与其发展的客观条件和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有关外，更重要的还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中国还处于发展、成熟过程中这一客观事实有关。显然，对于发展一门成熟的社会科学来说，20年时间还略显短了些。因此，要弥补或消除这些不足，除了政治学者的主观努力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赖于政治学这门学科在整体上的不断充实和发展。在中国社会，政治学要继续获得整体的充实和发展，从根本上讲，有赖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有赖于中国政治的进一步发展。

总结历史是为了未来更好地发展，因此，对于历史的总结，重要的不是在于整理过去，而是在于从整理过去中寻求能够对未来发展有启示的东西。本文在这方面作了一些思考和努力，笔者认为，这种启示主要有以下内容：

启示之一，必须把学科建设置于战略地位，没有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的总体发展就必将因缺乏后劲而自然萎缩。中国政治学的这20年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80年代政治学恢复后的学科建设和发展。但遗憾的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今天的学科体系并没有比20年前发展多少。在当今时代，陈旧的学科体系是无论如何也产生不出一流的学术的。

启示之二，政治学发展应坚持引进和创新并举，不可偏废。有分析地引进国外的前沿理论和先进方法，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但是，这不是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力所在。中国政治学的生命应是自己的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基础，一方面是对前沿理论的把握，另一方面则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入研究和科学把握。因此，对于中国政治学的整体发展来说，引进和创新都具有重要意义，引进不能代替创新，而创新不能否定引进。只要有创新的精神，任何引进都将不是盲目的接受。

启示之三，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应是对中国政治的系统研究。中国政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的中国政治，二是发展中的中国政治。前者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明而对世界有意义；后者作为政治发展的经验而对世界有意义。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政治是个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课题。中国政治学在这方面自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当然，把对中国政治研究作为中国政治学走向世界的资本，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个问题不是绝对的，也不能是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