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弊范文10篇

利弊范文篇1

国际商事仲裁日益诉讼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就“仲裁诉讼化”这个命题来言，究竟是利还是弊，可谓褒贬不一。上世纪末，美国国会在对美国统一仲裁法案进行四十多年以来第一次修订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根本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面对现代复杂的仲裁实践，需要制定更多、更细致的仲裁法律及仲裁规则来规范仲裁实践;并且单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法律意义上的仲裁制度的完善就是一个诉讼化的过程，就是其不断制度化、系统化的表现，也是法制规律的必然要求。另一派则认为：试图用僵硬的条文来约束自由灵活的仲裁是徒劳的。相反只会抹杀掉仲裁赖以生存的本质特征，使得仲裁成为诉讼的简单翻版，丧失蓬勃生机。那究竟仲裁诉讼化是好还是坏呢?根据辩证唯物主义，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就“仲裁诉讼化”而言，笔者认为弊大于利。

我们可以从分析仲裁的性质入手来思考“仲裁诉讼化的利弊”这个问题，看究竟诉讼化是与其本质属性相符合还是相背离?仲裁具有不同于诉讼、ADR中其他争议解决方式的独特性质，关于仲裁性质问题理论界争论颇多，迄今为止主要有主要有四种理论。传统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或者具有司法性,或者认为仲裁兼具司法性和契约性，即混合论,第四种理论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自治说。四种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仲裁的某种属性，但都失之偏颇或折中调和，均未抓住仲裁最本质属性。司法说肯定了国家法律对仲裁的监督与影响，却片面的扩大了这种监督，完全抹杀了仲裁产生发展的基石即当事人意思自治。持该理论的人定会肯定仲裁诉讼化，认为是其司法性所决定的。契约论则走到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无限制的意思自治，否认国家对诉讼的任何作用。持该理论的人定会全面否认诉讼化，认为诉讼化的结果只会让仲裁丧失意思自治的本性。混合论试图折中调和前两种理论，但只是将二者简单相加，一样一半，也未能从整体上回答仲裁最本质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持该理论的人面对仲裁诉讼化时只会不知所措，人云亦云。自治说基本上抓住了仲裁的本质性质，但又主张这种自治性具有超国家的性质，却也是不符和仲裁现实的。我认为要想弄清仲裁性质，首先应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仲裁与诉讼一样，都是解决争议的手段，那么为什么在已经有了诉讼之后，还要一个独立的仲裁制度存在呢?很显然，是因为人们希望有一种不同于诉讼，又比诉讼更具优点的解决商事争议的方法或制度，于是人们在长期的商事交往中逐渐创设了仲裁制度。这个仲裁具有但诉讼不具有的优点就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仲裁首要的、第一位的属性是契约性。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施米托夫所说：“商事仲裁的首要原则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但现代仲裁又离不开国家司法机关的支持与协助，如财产保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等等。因此仲裁又具有司法性，但它是辅助的、第二位的。所以我认为仲裁的性质是以契约性为主、司法性为辅的二者有机结合。据此再来分析“仲裁诉讼化的利弊”就很容易得出“弊大于利”这个结论，因为其颠倒了契约性与司法性的主次关系，过分张扬了仲裁的司法性而忽略了首要的契约性。

弄清了为何仲裁诉讼化是弊大于利，下面将以我国1994年《仲裁法》实施后的仲裁现实为背景，给大家讲述我国仲裁诉讼化的一系列突出表现，及其带来的种种弊端，并尝试性的提出一些可行的改进方法。

一、仲裁程序规定过于严格，缺乏灵活性

在国际仲裁中，各国实践几乎都允许当事人在不背离强行法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仲裁程序及确定仲裁程序法，被称为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家都有类似规定。我国94年《仲裁法》不但没有规定当事人有选择仲裁程序的权利，并且在程序方面的规定繁琐又严格。比如根据第45条规定：“证据应在开庭时出示，并且由当事人进行质证。”这一规定不仅排斥了仲裁活动中的其他质证方式，而且对于采用书面审理的案件的形式制造了障碍，因无法当庭质证而不能推进程序的进行，造成了拖延。这都与仲裁应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经济快捷的价值背道而驰，使我国仲裁程序在操作中缺乏一定灵活性，沦为诉讼的翻版。“仲裁的契约性”使其与诉讼不同，当事人不仅在实体问题上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在程序问题上亦有充分的自主权。这种双重意思自治是现代商事仲裁的重要特色，也是自由经济的必然结果。为使中国内地成为有竞争力的国际仲裁中心，未来的仲裁法有必要赋予当事人选择仲裁程序规则和仲裁程序法的自由。借鉴国外立法经验，只需规定仲裁程序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即可。

二、仲裁协议形式要件过于僵化

仲裁协议是仲裁的基石，有效的仲裁协议不仅使仲裁庭取得合法的管辖权，也是裁决得到强制执行的前提条件。随着仲裁产业化的发展，各国都本着“尽量使其有效”的思想，对仲裁协议形式要件仅限于书面性，而没有其他要求。素以对待仲裁严格著称的英国，96年《仲裁法案》也只要求“仲裁协议为书面形式或经书面证实即可”。但根据我国《仲裁法》第16条、第18条的规定，一个有效的仲裁协议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形式要件，即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委员会。这样过分的约束，使许多当事人本有意愿将纠纷提交仲裁但因非关键性内容的欠缺而导致无效，而且实践中争议发生后再来补充协议的可能性极小。既与国际通行做法相背，又违背了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最初意愿。作为《纽约公约》的参加国，我国应执行公约第2条的规定，更好的与国际惯常做法一致。

三、只承认机构仲裁，完全否认了临时仲裁和友好仲裁

机构仲裁以其规范性、确定性是各类仲裁中与诉讼最为接近的一种;临时仲裁是几千年仲裁的较原始形态，保留了仲裁最原汁原味的风格与特性;友好仲裁起源于欧洲大陆，现在已得到普遍运用，其程序运作、法律适用更为宽松自由。三种仲裁类型各具特色，相得益彰。

如果说，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些大标的案件主要在常设仲裁机构审理的话，一些争议金额不大且当事人希望尽快了结的案件，特别是一些海事案件，通过自愿选择他们共同信任的仲裁员组成临时仲裁庭，审理完毕即告解散的方式，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裁决。经济快捷的临时仲裁更受欢迎，其优势不容忽视。临时仲裁远远先于机构仲裁而存在，是商人自治、契约自由在国际商事仲裁领域最完美、最具特色的表现，否定了它就等于折断了仲裁一只高飞的翅膀，变的僵硬机诫，蒙上了诉讼化的色彩。

中国的国内仲裁制度尚在转型期，但国际仲裁几乎同步于其他国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享有一定声誉。而且国际仲裁人才的资源是各国共享的，人民法院在处理与国际仲裁的关系上也更加重视和相对正规。因此对于自主性较强的临时仲裁，可先考虑纳入国际仲裁制度中，使当事人有更多可供选择的争议解决方法，有助于增强中国仲裁制度的活力与吸引力。

至于友好仲裁，则“与诉讼有霄壤之别”。友好仲裁意味着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允善良(exaequoetbono)或衡平(aeguitas)观念，而不必严格依照法律做出裁决。无疑法官是绝不能这样断案。事实上，国际仲裁界鲜有不承认友好仲裁的。承认友好仲裁，不但赋予当事人更广阔的选择空间，仲裁庭也能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受到法律形式主义和概念主义的束缚要小的多，使仲裁结果更加切实可行，合理公平，而不必刻意追求其“合法性”。因此我认为在我国仲裁制度中加入友好仲裁，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又一表现。

四、仲裁员制度中的诉讼化问题

“有什么样的仲裁员就有什么样的仲裁。”仲裁员是整个仲裁的核心与灵魂。我国的仲裁员制度则存在着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带有明显的诉讼化倾向。①强制名册制限制了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意志，类似诉讼当事人无法选择法官一样。本来施行名册制的目的是使当事人及时、准确、有针对性的选任仲裁员，但以CIETAC最新的仲裁员名册为例，共有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518名仲裁员，而1999年处理的案件涉及的当事人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也就是说至少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当事人无法选择本国人作仲裁员。而且有些国家和地区被列入仲裁员名册的人数极少，甚至仅一个。这种迫使当事人无人可选的强制名册制完全违背了名册制的初衷。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强制名册制使仲裁员成为稀缺资源，成为一个带有神圣光圈的高雅头衔，许多法院的离退休法官甚至在职法官都想挤进这支队伍，以图名利双收。过多没经过仲裁专业培训的法官成为仲裁员，其固有的诉讼思维模式和经验很可能做出合乎法律但不切合商业实际的机诫的裁决，使得仲裁诉讼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剧。因此摒弃强制名册制，采用推荐名册制势在必行。②驻会仲裁员制度所体现的程序诉讼化倾向有悖于仲裁的民间性。专家断案是仲裁的又一特色优势，它甚至不要求仲裁员有法律教育背景，会计师、工程师、商界德高望众人士均可担当。就象杨良宜先生所说：“仲裁员并不是什么专业资格。”而驻会仲裁员其半职业的特征，容易形成定式思维，导致诉讼化。“有些内部仲裁员的本职工作是仲裁案件的程序管理，类似于法院的书记员，而当其被选任为仲裁员时就摇身一变成为裁判者。这种角色和功能的不停转换，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诉讼化倾向。”我国立法应明确规定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不应在本机构受理的案件中担任仲裁员，或者出任当事人的人及顾问。

五、过度的司法监督只会使仲裁演变为另一个诉讼

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的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的司法监督。现代国际商事仲裁绝对不能脱离法院的支持而独立存在。并且协助与支持仲裁的职能在不断加强，监督与审查的职能在不断弱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规定了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只不过实施监督的具体方式、程度与范围不同罢了。但是司法监督是否越多越好呢?当然不是!“过多的司法监督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丛生。”那样只会抹杀仲裁的民间性、高效灵活、一裁终局等等优势，使仲裁沦为法院的附庸。实际上成为仲裁“一审”，法院“二审”，这种“二审”既包括撤消仲裁裁决，也包括退回仲裁机构重新仲裁，还可以拒绝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这样下来所耗费的时间与金钱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仲裁简便、快捷、经济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可悲的是当事人往往还要掉过头来重走诉讼之路。

大多数国家都尽力缩小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其缩小在程序问题上面，并且是基于当事人的自愿申请而启动的。如裁决是否超出了仲裁协议约定的范围，仲裁庭的组成是否符合仲裁程序等等，仅有英美少数几个国家规定可以审查事实与法律适用是否正确。但目前这些国家正在修改仲裁法，减少司法干预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英国学者施米托夫(CliveM.Schmitthoff)认为司法审查应只针对仲裁程序的“自然正义”，而不论裁决的“是非曲直”。

在我国，内国仲裁和涉外仲裁实行的是区别对待的“双轨制”，对国内仲裁既审查程序又审查实体，对涉外仲裁只审查程序不审查实体。我认为，依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对国内仲裁的实体问题审查应严格限制在“可仲裁性”以及“公共政策”两个方面，涉外仲裁虽不审查实体问题，但程序的司法监督仍存在干涉过严、过多的地方。例如，关于仲裁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仲裁法》第20条“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决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见在该问题上法院拥有最终的决定权。这与国际普遍采纳的管辖权/管辖权原则(自裁原则、自决原则)即“仲裁庭有权决定自己的管辖权”背道而驰。是法院过度干预仲裁的典型表现。

因此仲裁的司法监督应坚持“适度”原则本着支持与鼓励仲裁这一根本出发点，避免过度的法院干预造成的诉讼化倾向，“尽量减少以至消除司法干预对仲裁发展的消极作用，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从而在当事人充分意思自治与适当的司法干预之间寻求平衡。”公务员之家:

小结：纵观仲裁的发展历程从公元前六世纪至今，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这是一种进步趋势，是法治现代化的必然结果。我认为仲裁并不排斥制度化，只是排斥按照诉讼模式和诉讼思维理念的制度化。按照诉讼的思维观念，套用诉讼的制度模式来推进仲裁的制度化，是不可取的，只会使仲裁一步步丧失生命力。我的观点就是：坚持制度化，反对诉讼化，“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必须在寻求制度化和避免诉讼化的悖论之间求的平衡!”

参考文献：

1.ThomasJ.Stipanowich，ArbitrationExpertPredicts21stCenturyTrends,speechedattheADRSection''''sAnnualMeetingofAmericaonSeptember16,1998.

2.李双元著：《中国国际私法通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英)施米托夫：《国际贸易法文选》，赵秀文译，中国大百科贸易出版社出版，1993年

利弊范文篇2

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基本同期，世界上也兴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其主要内容是：汇率和利率的自由化、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以及银行业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十余年来的世界性金融自由化强有力地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其积极作用有目共睹，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预计在今后的若干年内，世界性金融自由化的潮流将继续向前推进。

第一，金融自由化无疑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场的效率，促进了世界银行业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对所有的金融市场参与者，无论是借款者还是贷款人，都既形成了压力也提供了机会，使他们有可能，也有必要降低成本或提高收益。

第二，人们普遍认为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金融信息更具公开性，能够更为准确，更为迅速地反映市场的供求状况，亦即资金的稀缺程度，形成更为有效的价格信号体系。尤为重要的是，金融自由化减少了产品间、银行间的资金流动障碍，从而使资源配置更为接近最优化。

第三，金融自由化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多的盈利机会。一方面，金融自由化极大地推动了金融资本的形成，为金融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金融企业（尤其是商业银行）提供了更灵活的经营手段。

第四，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分业管理制度的逐步解除，为商业银行在盈利性与安全性之间的平衡选择提供了条件和手段。分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原本着眼于商业银行的安全性，然而在传统的分业管理制度下，由于商业银行一方面囿于经营手段的匮乏，另一方面却面对国内外同业的竞争，安全性并未真正得到保障，银行破产倒闭现象依旧层出不穷。在分业管理制度逐步解除之后，商业银行的经营手段大量增加，从而有可能将高风险高收益的产品与低风险低收益的产品合理地搭配起来，使商业银行从原有的两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第五，金融自由化推动了世界性的金融一体化，随着各国日益敞开本国金融市场的大门，资本流动的速度不断加快。如果不考虑时区划分，世界性金融市场应当说已经初具雏形。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使资源配置能够在世界范围得到改善。

然而，金融自由化也决非尽善尽美，它也有其不利的一面。

第一，金融自由化在某些方面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却在其他方面也有其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例如．金融市场的一体化、数不胜数的金融创新、大量金融机构的出现降低了金融市场的透明度。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从而使银行对提高效率的积极性下降。此外，金融市场容量的扩张给银行带一来了机会，同时也减弱了银行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压力。

第二，银行致力于金融创新的动力明显下降。在实行严厉金融管制的条件下，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被迫不断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以便绕开金融管制，增强自身竞争实力。而在金融自由化已成气候的今天，当世界各国普遍实行利率、汇率自由化．分业管理的藩篱已基本拆除．金融创新的必要性也就不再那么突出。近些年，金融创新的势头减缓．传统业务的比重逐渐回升，便是根源于此。

第三，最为明显的是，也是最少争议的是．金融自由化加大了客户和金融业自身的风险。利率和汇率管制的解除导致市场波动幅度剧增。解除分业管理制度实行商业银行全能化之后，商业银行大量涉足高风险的业务领域，风险资产明显增多。资本流动障碍的削减以及各国金融市场的日益对外开放，加快了资本的国际流动。虽然从理论上讲，更为顺畅的资本流动有助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半完善”市场条件下，游资的冲击有时也会造成巨大危害。

第四，在金融自由化之后，银行之间，商业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企业财务危机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危险加大。

第五，由于银行客户面对极端复杂的衍生工具、茫然不知所措，只能听从银行的建议．由此而生的银行员工诈骗案件频频出现。而与此同时，在竞争加剧的条件下，为了追求效益．银行普遍出现了忽视风险追求利润的倾向，放松了客户审查，客户违约率不断上升，银行遭到诈骗的事件也屡见不鲜。

第六，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后．尽管商业银行获得了更多的赢利机会，但垄断地位的丧失和竞争的加剧、却又导致商业银行利润率出现下降苗头。

上述情况都表明，金融自由化绝非有利无害。金融自由化在增强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往往在其他方面又具有降低金融市场效率的作用；在提供了提高安全性的金融工具的同时又是增加风险的因素，切不可把金融自由化理想化。即使是在金融体系相当完善的西方国家，金融自由化也是权衡利害之后的抉择，有时甚至是不得已而为之。以取消金融分业管理为例，80年代初英国的BigBang和1995年美国旨在取消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案的里奇法案的主要背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在世界各国金融市场日益开放的条件下，采取分业管理的国家银行业受到外资金融机构严重冲击，因而取消分业管理加强本国银行实力的呼声日益高涨。

事实上，金融自由化之后金融风险加大的现象早已引起金融界，尤其是各国中央银行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高度重视，加强金融监管、强化商业银行风险自律的呼声极为高涨．然而迄今却迟迟未见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和风险管理手段出台。这一方面表明金融自由化以后（尤其是实行了商业银行全能化以后）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投鼠忌器，蜘躇不决的态度。就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不充分利用金融自由化之后所出现的宽松经营环境提高收益率．无视金融自由化后出现的机遇一味退守传统业务，就有可能在激烈的竞争之中败下阵来。而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一味加强监管，则有可能使金融自由化的成果付之东流，不仅对金融业，而且对国民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不愿骤然采取过于严厉的措施。处于两难窘境之中的各国中央银行都在试图探索出一条两全之策，但又一时难以有所突破。虽然从逻辑上讲．金融

利弊范文篇3

东亚金融危机后对于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焦点。本文详细探讨了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并将东亚国家“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以英、美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肯定了作为一种温和的金融约束的东亚金融控制模式在经济赶超时期积极的经济绩效。同时，本文也对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的潜在弊端作了全面的分析，并探讨了金融约束与金融体系的脆化之间的相关关系。

关键词

东亚模式金融约束金融抑制金融脆化东亚奇迹

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

Abstract

Thediscussionon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East-AsianFinancialControlRegimebecomescentralissueafterEast-AsianFinancialCrisis.Thispaperanalyzesthemaincharactersofthisregime,andmakesdeepcomparativestudybetweenthe“Bank-basedfinancialsystem”inEastAsiancountriesandthe“Market-basedfinancialsystem”inEuropeancountriesandAmerica.ThispapergivespositiveappraisalontheeconomicperformanceofEast-AsianRegimeasfinancialconstraintinthecatch-upperiod,butmeanwhilediscusstheinnerdisadvantagesofthisRegimeinfinancialfragilityinthefinancialsysteminEastAsia.

KeyWords

East-AsianRegimeFinancialConstraintFinancialRepressionFinancialFragilityEastAsia’sMiracle

试论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

对于金融控制的东亚模式之利弊，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东亚的金融体制和金融发展模式基本上以日本式体制（Japanesefinancialregime）为基础演变而来；尽管东亚国家在金融发展的阶段和特征上有所差异，但是就金融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言，东亚国家的金融体制或者金融模式基本上都属于日本模式。日本的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则滥觞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MeijiRestoration），在二战之后臻至成熟；其他东亚国家，尤其是韩国、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在经济起飞和经济赶超时期也基本上沿袭或者模仿日本式金融体制，所以在学术界将这种金融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统称为“东亚金融体制”，这当然是一个笼统的不甚严密的术语。

东亚金融体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注重和强调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作用，政府对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保持着强大有力的介入和干预。在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将金融体系视为实施政府产业政策的工具，金融体系按照政府产业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利用金融中介（主要是银行）的作用，将资金从盈余部门转移到赤字部门。这些中介融资的主要接受者是那些资产负债比率低（高杠杆比率）的大企业。在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不但通过金融中介影响资金的流动方向，而且还存在着大量隐含的或者是明显的政府直接信贷配给，信贷配给的主要对象是能够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企业，或者是政府认为需要扶植的产业。同时，东亚金融体制中，政府的金融监管框架是比较模糊和不透明的，这为大量政策性优惠和妥协、政府与企业以及金融部门之间的关系融资行为提供了广阔的制度空间。在东亚金融体制中，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被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中央银行成为政府的人，成为执行政府产业政策的工具，不能根据宏观经济状况独立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不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实施独立的严格的金融监管。东亚金融体制中广泛存在着存款担保制度，对投资组合多样化进行诸多限制，同时中央银行对那些陷入财务危机的银行部门负有最后贷款人和最后救助者之义务，因而在日本或者其他东亚国家，素有“银行不破产神话”的说法。东亚各国在经济起飞的早期阶段，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日本这种金融体制，东亚国家尽管在具体政策措施和实施深度上略有差异，但却基本上具备了日本式金融体制的本质要素：政府在金融体制中的主导作用，金融体系的产业工具性质，广泛的信贷配给现象，不透明不明确的金融监管框架，中央银行缺乏独立性，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特殊核心地位等，这些特征，与我们所熟悉的金融抑制措施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

与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market-basedfinancialsystem）不同，东亚传统的金融体制是一种“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bank-basedfinancialsystem）。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证券市场在积聚社会资金和向企业融资方面与银行一样居于核心地位，在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典型的市场化金融体系国家，证券市场在金融体制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银行部门，证券市场在融通资金、实施公司控制和进行风险管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在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中，特别是在德国和日本式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着绝对重要的地位，银行在动员储蓄、配置资本、监督公司投资决策以及提供风险管理工具方面发挥关键性作用。有关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和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之优劣的争议由来已久，至今并没有明确的结论。Demirgüç-Kunt&Levine(1999)的研究囊括了150个国家的数据，得到以下结论：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银行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均比较活跃和有效率；在高收入国家，股票市场相对于银行而言更加活跃和有效率，而且随着一个国家经济不断增长，其金融体系也显示出更加以市场为导向的趋势；那些具有习惯法传统（CommonLawtradition）、对股东权益进行严格保护、会计监管良好、腐败行为较轻、不存在明显的存款保险的国家，一般有着更加市场导向型的金融体系；那些具有法国民法传统（FrenchCivilLawtradition）、对股东和贷款人权益保护不力、合约执行质量较差、腐败行为严重、会计标准不严格、银行管制较多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一般不发达，银行和股票市场均处于幼稚状态。这项研究虽然揭示了经济发展中金融结构的一般趋势，但是仍旧难以说明一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与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静态的比较研究无法说明两种体系在动态经济中的作用。在执行经济赶超的国家，由于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约束和法律框架约束，在经济赶超和经济起飞的初期阶段就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是不现实的，也往往是无效率的：资金的瓶颈制约使得股票市场的发展缺乏资本基础，而且股票市场在动员储蓄方面的作用远远逊于传统的银行部门；经济赶超国家由于金融体系发展滞后，相关的金融规则和法律框架尚未形成，同时不具备管理和监督股票市场的知识储备和人力资源，因此很难在短时期之内以发展资本市场作为金融发展的主要方向。更为重要的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比较适合作为政府执行赶超战略和产业政策的工具，在资金配置的规模和资金流动的方向上也更容易控制。银行部门在东亚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在动员储蓄、资本配置、监管企业运作、保持金融体系稳定、实现产业政策目标方面，银行承担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1993)对银行在东亚经济奇迹中的作用给予充分肯定。

利弊范文篇4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风险，金融改革

存款保险制度起源于美国，美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中，曾发生过大量商业银行的倒闭事件：初期每年商业银行倒闭的数量为两位数，1987～1991年平均每年则达到200家，最高一年达到250家。银行的大量倒闭使得凝聚的人们血汗的储蓄顷刻间灰飞烟灭，严重损害了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由于投保银行可以从保险机构取得资金救助或得到存款理赔，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也极大地减轻银行的压力和风险。历史经验和国际实践表明，存款保险制度已成为抵御金融风险的一道重要防线。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利弊分析

中国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战略调整必须要有一整套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是否应成立存款保险公司自然成为了各方关注和讨论的重点问题。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为有效借鉴国际经验，以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实际的、较为完善的存款保险体系。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分析一下存款保险制度的利与弊。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消极影响：

1、存款保险制度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它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的存在使得存款者风险意识下降，特别是在利率市场化实现以后，他们就可能不顾银行经营风险，将钱存到愿意支付最高存款利息的银行；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约束机制也会弱化，在经营活动中就可能为追求高额利润而过度投机。此外，在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还有特殊问题：主要是四大国有银行有政府为其做后盾，无偿享受政府提供的保险，为了节省运行成本，显然不愿加入存款保险体系。如果不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纳入这一体系，那么由于保险基金数额小、范围狭窄，就很难保证银行资金发生大量损失的时候对储户进行赔付。

2、鼓励银行铤而走险。也就是说，存款保险制度刺激银行承受更多的风险，鼓励银行的冒险行为。因为银行知道，一旦遇到麻烦，存款保险机构会挽救它们。特别是当一家银行出现危机而又没被关闭时，所有者便用存款保险机构的钱孤注一掷，因为这时全部的风险由承保人承担。这样那些资金实力弱、风险程度高的金融机构会得到实际的好处，而经营稳健的银行会在竞争中受到损害，从而给整个金融体系注入了不稳定因素并增大了银行体系的经营风险。这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本来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积极影响：

1、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稳定一国金融体系。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频频发生金融风波。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5年的英国巴林银行倒闭事件，1996年的日本阪和银行倒闭事件，1997年席卷东南亚和日韩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最近日本保险公司的频频破产等等，不仅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的正常运转和社会安定，还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些国家为解决这些金融问题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国目前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系统性的金融风波，但随着金融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创新产品逐渐增多，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纷纷成立，在商业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银行自身风险在逐渐增加。要防范风险，稳定金融，只能“防患于未然”，国际经验表明，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失为防范金融风险的可行选择之一。

2、有利于保护广大存户利益，总体上增强银行信用。作为信用中介的银行，其基本特征是高风险性和不稳定性，即银行大部分资金是以负债的形式吸收的机构和个人存款，自有资金只占全部资本的小部分，在经营管理不善或其他因素作用下导致不能按时清偿债务时，就易引起银行信用危机。我国金融业目前的现状是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机制尚未完全转变，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风险抵御能力较差，在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金融监管手段和方法落伍的背景下，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实际上也是对银行业发展的一种强制性保护。

3、有利于革新传统观念，提高了公众风险意识。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我国的银行储蓄存款不仅没有风险，而且收益可观，一直是人们投资的首选渠道。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破产不仅在理论上已被公众接受，而且在实践中已实施，因此作为经营货币这一特殊商品的商业银行所潜在的风险也应为公众所接受。

4、有利于加强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减轻中央银行的负担。存款保险的目的，一方面是在心要的情况下，执行赔偿的职责，另一方面，更为主要的是为了保障整金融体系的稳定。这就要求存款保险机构要对日常的银行经营活动进行监督，而且要定期对银行的财务状况进行检查，审查其上报的统计报表和帐目。当银行管理不善或经营非法、风险较大的业务时，存款保险机构可以提出警告，勒令整改，帮助银行渡过难关，或促成其它银行的并购，从而实现中央银行的监管意图。

二、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银行商业化步伐已逐步加快。为了保证我国存款人权益不受损害，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保护正常的国际交往，实行存款保险势在必行。分析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我国现在的存款金融机构资金来源渠道单一，破产风险客观存在。在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各项存款，一般国有商业银行中各项存款在资金来源中占70%以上，而居民储蓄存款则要占到一半，银行的自有资金即资本金不足的情况普遍存在，资产负债流动性不对称，这就大大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一旦管理有所松懈或出现大规模的经济不景气，就很可能出现支付危机。此外，各种信用，流动，利率风险也加大了银行经营的难度。

其次，我国正在努力转换银行经营机制，建立我过金融组织体系，这样就有了要打破原有的"国家为银行保险"的旧体制，增强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而少了国家的保护银行特别是一些以前国家特别照顾的大银行的风险就大大增大了，而存款保险制度正好能规避其中的风险奠定银行转轨的基础。

第三，我国现今居民投资渠道日益增多，而国家对国民储蓄率的稳定有一定的需要。而保持较高的储蓄率无论对国家经济，企业还是银行本身都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行能减轻公众的担心，增强公众信心，从而提高和稳定国民储蓄率。

第四，我国已经加入WTO，而我国各类金融机构也正要走向世界，与此同时，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将进入我国市场，这样一来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风险无论从范围上讲，还是程度上看都将是空前的，国际上金融自由化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相继而来的是各类金融业务的交叉发展，这种日趋白热化的竞争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为了维护金融体系安全与稳定，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必须实行有效的存款保险制度。

第五，我国金融业虽正处于健康发展阶段，但因多种原因形成和积累的金融风险也逐步暴露。央行虽然调整和充实了监管力度，改进了监管手段，对存在严重金融风险的机构分别采取财政注资，央行接管，银行收购，债权转股权和关闭等整改措施，但金融环境中仍潜伏着风险和隐患。90年代中期，我国先后爆发了中银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经营失败，海南34家城市信用社危机，以及海南发展银行关闭，广东信托投资公司破产等事件。这表明，那些累积的金融风险已开始在个别地区和个别金融机构释放出来。

总的说来，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也有弊，但无论是从客观需要还是问题的解决上，我国都有必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当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使我国在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上少走弯路。

三、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步骤和策略

1、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也不要操之过急，不妨先在各商业银行的系统内部实行存款保险，或按区域建立存款保险基金，然后再逐步向全国集中统一的存款保险制度过渡。这样一个缓冲是可以让执行者接受的。

2、确立金融效率为监管目标，制定相应的奖惩标准和制度，以不实施监管的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为下限，以实施最优监管的社会福利为上限，将监管的业绩与金融体系的社会福利直接挂钩，然后根据业绩来确定奖惩方案和数额。

3、对金融机构管理者实施管理补偿制度，以调和监管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冲突。

中国加入WTO后，国内市场必须与国际市场接轨，建立统一、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迎接挑战。本文中论述的活跃的、有弹性的、全面的监管体系仅是描述了金融监管的基本性格，如何将其融入到每一项基本规则中，体现到每一份立法文件中，笔者认为，不妨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制定产业政策，壮大我国金融机构的力量。创造条件，稳步推进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的混业经营，培植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跨国金融机构，以适应入世后面临的挑战。

其次，积极贯彻“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加强银行贷款风险管理，减少不良资产。

再则，金融改革我国尚需要制定一部统一的、能够调整和规范外资金融机构的法律。还要尊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取消“超国民待遇”，以形成金融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并且，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促进国际间金融监管的合作，倡导建立共同的防御金融危机的协调机制。

参考文献：

1、冯肇伯张桥云“刍议存款保险制度－兼谈我国构建存款保险制度”《四川金融》[J]1998.6

2、刘吉舫“也谈存款保险制度”《税务与经济》[J]1996.6

3、刘泽华王晓宁“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J]1996.3

4、张萍“美国存款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动向”《安徽金融》[J]1996.8

5、郭力璞、解少锋“各国存款保险制度比较”《保险研究》[J]1996.3

6、张国海、汪宗俊“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探讨”《保险研究》[J]1996.3

利弊范文篇5

摘要认识了公允价值的涵义及基本特征，分析了公允价值计量的利弊，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克服弊端，发挥优越性的举措。公允价值计量的优越性表现为：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使会计收益更加真实、全面；有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更加符合配比原则的要求；提高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公允价值计量的不足之处在于：公允价值确定的主观性较强；可操作性较差；容易导致利润操纵；信息成本较高。基于此认识，提出克服弊端，发挥优越性的两点举措：普及公允价值计量观念和计量的专门技能；尽快完善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优越性弊端举措1公允价值的涵义及基本特征公允价值（Fairvalue）在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第32号公告中是指“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由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双方，能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在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第7号概念公告中是指“在当前的非强迫或非清算的交易中，自愿双方之间进行资产（或负债）的买卖（或发生与清偿）的价格。”我国的会计准则对公允价值所下定义是：“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债务清偿的金额。”从各国对公允价值所下定义可以概括出其基本特征是：①公允价值的本质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是市场而不是其他主体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认定。②交易双方平等、自愿，熟悉情况是构成公允价值的三大要件。③公允价值立足于当前交易，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动态观。三大要件是前提，市场信息的评价是核心，动态是表现。关于市场信息的评价即公允价值计量问题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4年6月23日了《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利益相关集团征求意见。在此后的年内，FASB与其他各方组织展开多方合作，终于在2005年10月21日了《工作稿》。对公允价值的估计主要涉及三种方法，即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无论运用哪种方法估计公允价值，都涉及到选择合适的市场数据，然后导入估计方法的模型中，从而对公允价值进行估算。公允价值等级结构的功能便是对导入模型的市场数据的可靠性进行分类、选择，保证估算的公允价值数据更为准确可靠。公允价值等级结构划分为五个层次：①活跃市场中的公开报价；②相同资产或负债在不甚活跃的市场中的公开报价；无论市场活跃与否，类似资产或负债在市场中的公开报价；③市场中可以观测到与资产或负债相关的非价格信息；④资产或负债相关，但只能间接观测到的市场信息；⑤公司内部数据。五个层次的市场数据的可靠性由强到弱依次降低，因此，在选择上的优先顺序也是从①至⑤。只有在无法获得前4个层次市场数据的情形下，才可以选择第5级公司内部数据来代替市场数据，但即使选择内部数据，在计算时也应尽量考察市场因素，把个体因素的影响降至最低。选择可靠性越强的市场数据进行估计，所得到的公允价值的可靠性也越强。2公允价值计量的优越性2.1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主要以合约形式出现的金融衍生工具因不具有实物形态和货币形态，加之交易和事项大多并未实际发生，传统的历史成本无法对其进行会计处理。传统的成本计量必须等到合约真正履行或取消之时，才一次性地报告，企业在该金融衍生工具上的损益，实际上揭示的将是一个累积数字。公允价值计量却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其价值的确定并不取决于业务是否发生，只要双方一致同意就可形成一个对市场价值判断的价值。因此，公允价值能计量、反映金融衍生工具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向信息使用者提供信息。同时，将金融衍生工具的到期累计风险分散到其合约的存续期间，也符合稳健性原则。2.2使会计收益更加真实、全面按传统的会计学收益概念，会计收益是指来自于交易期间已实现的投入和对应费用之间的差额。经济学的收益概念除包括会计收益外，还包括非交易和未实现的资产价值变动形成的利益或损失，较之会计收益在内容上更为真实和全面。而公允价值会计计量恰恰就是既要计量资产和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的公允价值，也要计量公允价值变动所造成的利益和损失。这样可弥补会计收益的不足而向经济收益看齐，更加准确地披露企业获得的现金流量，更确切地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更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以及企业的真实收益，可以全面评价企业管理当局的经营业绩。2.3有利于企业的资本保全企业对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能力必须回购，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如果采用历史成本计量，计量得出的金额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将购不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时，不管何时耗费的生产能力一律按现行市价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计量，计量得出的金额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环境下也可以购回原来相应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实物资本得到维护。2.4更加符合配比原则的要求对于非货币性资产而言，其计量的一个主要目标在于计算本期的企业收益。现行企业计算收益时，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费用则按历史成本计量，收益包括劳动者创造的纯利润和由经济因素影响形成的价格差。现行的利润分配制度对这两者不加区分，从而出现收益超分配、虚利实分的现象。采用公允价值计量，这种问题就可得到很好地解决。在公允价值计量下，收益是现时收入与按公允价值计算的成本费用配比的结果，因而更能体现配比原则。2.5提高信息的决策有用性由上述优点很容易看出，按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较之于历史成本计量提供的会计信息而言，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从而提高信息决策的有用性。按公允价值计量得出的信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债权人、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更为相关的会计信息，避免因历史成本无法反映未实现利得或损失而做出错误判断，从而为他们的经营、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1][2][][]3公允价值计量的不足3.1公允价值确定的主观性较强公允价值是参与交易的双方对市场价值的一种判断，而市场环境是复杂多变的，有的会计事项可以确认或寻找相类似的交易价格，有的却无法寻找而只能估计。由于存在商业秘密的保密原则，信息阻断等因素，公允价值的取得和公允性判断难度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会计数据的客观性，进而其可靠性也大为减弱。3.2可操作性较差一方面，企业的资产种类繁多，并处于不同的市场环境中，市场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认，是否存在活跃市场交易价格的判断难度较大等问题难以解决。在实际工作中，只能大致的估计或采取近似价值的操作。在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容易形成操纵利润的嫌疑。另一方面，对公允价值进行判断的主要形式———现值技术的运用，因不同投资者之间、投资者与管理当局之间对投资的期望报酬率不可能完全统一，对未来现金流量的估计具有较大不确定性，这同样导致在具体的技术操作上难度较大。3.3容易导致利润操纵如上两点所述，公允价值的确定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较差的可操作性，这容易导致管理当局利用公允价值进行利润操纵，使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信息失真。3.4信息成本较高运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计量，要求企业会计人员在每个会计期末分析各种因素，对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做出认定，这个过程将会增大企业的信息成本。与历史成本相比，取得公允价值要花费更多的成本，增加了报表的准备成本，当取得成本超过效益时，若仍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则有违会计的成本效益原则。4克服公允价值计量的弊端，发挥其优越性的举措尽管公允价值的运用利弊并存，但只要能形成实现公允价值的三大要件，充分掌握公允价值的计量技术，就一定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克服其运用上的弊端。为此，目前必须着手做好以下工作。4.1普及公允价值计量观念和计量的专门技能由于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在会计实务中到底选择哪种表现形式，有时就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因此，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势在必行。我国应当在今后加强会计人员的职业教育，大力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普及公允价值计量观念和计量的专门技能。这一目标可以通过广泛宣传有关准则及其指南，使每个人都知道按准则的要求来实施。实施包括教育和实地测试在内的周密计划和国际合作的执行程序是极其重要的，而有一个足够的过渡期以使各方掌握专门技能也是很重要的。总之，公允价值计量成功实行需要:教育、实践和时间，这样才能使公允价值计量观念和计量的专门技能得到普及。4.2尽快完善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公允价值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交易双方平等、自愿、熟悉情况是构成公允价值的三大要件，三大要件的形成依托于完善的市场。2003年我国做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确立，但仍处在发展的阶段，现实中存在很多不完善的环境。例如普遍存在的关联方交易，上市公司和大股东之间的交易，尤其是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关联公司进行债务重组、资产交换等交易中，在交易价格缺乏公允性的情况下会发生很多上市公司利用关联方交易粉饰报表、虚增会计利润。为此，必须强化公司治理，提高交易运作透明度，清理违规行为，构建上市公司综合监管体系，提高广大投资者对会计信息进行分析判断、有效甄别的能力，从而尽快完善与公允价值相适应的市场环境。参考文献1蔡丽霞.公允价值计量:现实思考与未来展望[J].北方经贸，2006（7）2陈敏.公允价值的本质及其理论缺陷浅探[J].财会月刊，2006（1）3高垚，鄢宇.公允价值计量框架解析[J].财会月刊，2006（7）[][][1][2]

利弊范文篇6

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有喜有忧。庞大的外汇储备，表明我国经济地位的提高，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实力的增强。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因为外汇储备过多，不仅会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造成宝贵外汇资源的闲置和浪费，而且还会加大通货膨胀压力，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必须调整我国一贯坚持的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政策，适度控制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以及对外资吸引力的增强是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其他一些因素对外汇储备高速增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人民币汇率偏低是促使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从整体上看是成功的，这已是被证明的不争事实。但其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确定的8.7元人民币兑1美元的汇率实有超跌之嫌。现由有二：一是以1993年12月31日外汇调。剂市场的美元汇价作为新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价本身就不合理。因为当时我国仍处于经济过热时期，通货膨胀率高达14%左右，加之人为炒作，外汇调剂市场异常火爆，汇率严重扭曲，尽管中央银行入市干预，美元汇率仍然偏高；二是有人曾做过若干商品国内外价格的比较，在一般情况下，用1美元在美国买不到8.7元人民币在国内所购买的商品。正是人民币汇率偏低，加之各种名目的出口补贴，极大地刺激了出口，抑制了进口，成为我国国际收支中最大项目——贸易收支——连续10年顺差的重要原因，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

2、过度的引进外资是促使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另一原因。扩大利用外资，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确性、积极意义毋庸置疑。但有些地方、有些部门片面理解利用外资的含义，不论条件的滥用外资。有些地方为引进外资竟相放宽条件，肆意降低地价，越权减免税赋，严重地扰乱了经济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有的部门将引资数量作为考核下级政绩的重要指标，诱使一些单位不择手段、不讲效益，盲目引进外资。

3、国际游资的不断渗入，对我国外汇储备超速增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预期资金套利几率剧增的状况下，我们不能排除国际游资渗入因素对我国外汇储备持续高速增长的影响。而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中一些迹象也明显反映出国际“热钱”正在悄悄流入国内。从宏观上看，连续4年的贸易顺收大于贸易顺差，其差额不可能都是以前出口未收回的外汇。从微观上看，一些地方出口项下预收货款金额猛增，有的外贸企业转口贸易的收益率高达40%以上，有些居民个人突然收汇、结汇多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诸如此类的异常现象，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国际游资正在以各种隐密的方式不断渗入我国。

外汇储备高增长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

1、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资信。外汇储备是体现一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标志着我国对外支付能力和调节国际收支实力的增强，为我国举借外债以及债务的还本付息提供了可靠保证，对维护我国在国际上的良好信誉，吸引外资，争取国际竞争优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使我国中央银行有效干预外汇市场，支持本币汇率。一国所拥有的外汇储备表明了其干预外汇市场和维持本币汇率的能力。各国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在外汇市场上抛售外汇或收购本币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达到调节外汇市场、稳定汇率的目的。干预外汇市场所需的资金具有时间不确定、数额巨大的特点，因此，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保证我国能够从容应对突发金融风险，满足有效干预外汇市场、维护本币汇率稳定的需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良好表现再次证明，充足的外汇储备对于稳定人民币币值、维护投资者信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充足的外汇储备有力地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一是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提高我国对外融资能力，降低境内机构进入国际市场的融资成本，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寻求更优的投资环境和更大的利润空间；二是充足的外汇储备在深化经济改革、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生产技术等方面都能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外贸易的发展大大加速，充足的外汇储备可以满足进口先进技术设备的需求；三是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居民正常用汇需求。

4、充足的外汇储备也是人民币最终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一个必备条件。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我国在1996年底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我国拥有雄厚的外汇储备确保了我国能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维持外汇市场汇率的相对稳定，抵御货币兑换所带来的风险，削弱其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在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后，我们的目标便是取消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制，对国际间正常的汇兑活动和资金流动不予限制，从而实现人民币完全自由兑换。充足的外汇储备使中央银行能有效地调节外汇市场，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使人民币在迈向自由兑换的过程中保持汇率的基本稳定。

外汇储备持续高增长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1、外汇储备过多，会造成我国外汇资本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成本代价高昂。我国内地外汇储备的结构与日本、中国港台相比有很大差别，后者是以自有储备为主，而我国则借入储备（借入的国际贷款）的比例比较大。过高的借入储备也就表明容易造成外汇资金资源的浪费。因为外汇储备是一种实际资源的象征，它的持有是有机会成本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等于国内资本生产率减去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如果我国持有巨额外汇储备并借入大量外债，等于是以低价将国内资金转到国外给外国人使用，同时又以高价从国外借入资金，其潜在的损失是显然的。同时，持有外汇储备表示暂时放弃一定量实际资源的使用，从而也就丧失了这些资源投入所引起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借入储备比例过高时，过多的持有外汇储备既不经济，也将影响国内经济的增长。

2、过多的外汇储备带来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外汇储备作为一种金融资产，它的增加需要相应的人民币来置换。外汇储备增加越多，人民币的发放增长越快。因为外汇储备是由中央银行购买并持有的，其在中央银行帐目上的对应科目就是外汇占款，外汇占款的增加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量，然后再通过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增加了16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按现行比价换算，就有1.3万亿元的基础货币被投放到市场。这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弱化了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

3、外汇储备的迅猛增加会推动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近两年来，不仅日本、美国等国家正在极力地鼓吹人民币升值，而且过去从我国外逃的资金也有回流的迹象，甚至于还有国际“热钱”潜渡中国。人民币升值自然是好事，人民币的坚挺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促使人民币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但人民币的升值是一把双刃剑，它同样会削弱我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特别是在目前出口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大动力的情况下，出口竞争力的弱化不仅直接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速度，而且会影响国内劳动力的就业，影响到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所以目前人民币不宜大幅升值。从这个角度看，外汇储备也不宜过多。

4、过多的外汇储备，增加了储备资产管理的难度和风险。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由于国际资本迅速大规模的流动，金融市场的利率与汇率波动十分激烈。作为国家财富的外汇储备，它的规模过大也就会使国家财富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高额的外汇储备给储备资产的保值增值管理带来了难度。因为我国外汇储备中约有60%—70%是美元资产，近一年多来美元与欧元的汇价跌幅在30%以上，美元汇率的持续走低，使较大比例持有美元的我国外汇储备缩水不可避免。如果按60%为美元储备计算，我国外汇储备中约有2400亿美元正在发生帐面损失，而且近一年多来损失额高达700亿美元之多。这种外汇储备过多导致的赔本生意应引以为诫。

几点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外汇储备既不能过少，也不宜过多，外汇储备规模必须合理适度。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相当于2003年全年的外贸进口额，是短期外债余额的15倍，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最合理水平。因此，有必要调整外汇储备的政策取向，彻底摒弃外汇储备越多越好的陈旧观念，采取有效的措施，适度控制外汇储备的增长速度。

1、调整汇率形成机制，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如前所述，我国外汇储备过快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汇率水平不合理，而造成人民币汇率偏低的根源是其形成机制的扭曲，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过度。要想抑制储备增长过快的势头，减轻储备过快增长的压力，必须弱化央行干预力度，理顺人民币汇率运行机制，加大汇率浮动幅度，减少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买入的数量。需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调整传统的鼓励出口政策是理顺汇率形成机制的前提，对各种刺激出口的措施，如出口退税、补贴等，必须先行逐步调整、削减；二是不要对由此可能产生的出口增长减缓反应过度，因为这种增长减缓正是对长期以来出口过快增长的合理回落。

2、改进利用外资工作，减缓外资流入的进度。利用外资应坚持以效益为核心，对收益高、有利于国家发展的外资项目，我们欢迎。对只想利用我们的资源、市场、转嫁污染，破坏我们环境的外资项目当以拒绝。不能再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地方、部门、企业政绩的硬指标，诱使其为功名而引进、为数量而引进，不能再搞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外资就好的项目。要痛下决心转变观念，顺应经济规律，把以牺牲国家、民族工业利益为代价促成的“刺激流外资”变为符合经济规律的“自然流外资”。

3、加强对外汇收支交易背景的审核，严防国际热钱的涌入。全社会都应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的高度，警惕和阻止国际“热钱”的涌入。各商业银行要认真履行临柜依法审核职责，对无贸易背景的可疑外汇资金流动，拒绝结汇，及时上报。外汇局要加大对可疑外汇资金流动的检查，一经发现“热钱”流入，立即采取措施，配合有关部门及时予以处理。各企业、单位都要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不能为国际游资流入提供方便，更不能与境外势力共谋非法套利之勾当。

4、动用超额外汇储备，扩大引进国内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许多方面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核心竞争力。所以，我国可以在外汇储备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根据国民经济长远发展的需要，针对存在的薄弱环节，有计划地引进一批关键技术，如节水、环保、冶金、制药、计算机、精密机床、制导等方面的技术，切实提高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利弊范文篇7

【摘要题】WTO法制专栏

【英文摘要】WhethertodraftnewinvestmentregulationsthroughnegotiationsintheWTOremainsaboneofcontention.ThepaperexaminestherespectivepositionsoftheEuropeanUnion,NGO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nitdiscusses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inWTO''''smulti-partynegotiationsoninvestmentregulations.Broaderinternationalparticipation,improvementofthecurrentbi-partyinvestmentagreementsandbalanceofinterdependencearebelievedtobetheadvantageswhiletheunconformityofWTO''''sinvestmentregulationswiththecurrentregionalinvestmentaccordsisadisadvantage.Thepaperholdsthattheadvantagesoutweighthedisadvantages.

【关键词】多边投资规则/WTO/OECD/MAI

multi-partyinvestmentregulations/WTO/OECD/MAI

【正文】

制定一套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的理想由来已久，而真正开始将这一理想付诸于实践的努力则应该是1995年起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举行的有关《多边投资协定》(MAI)的谈判。虽然OECD关于投资问题谈判的结果以失败告终，但是这项令世界各国密切关注的协定的谈判终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教训，可为未来国际社会在这方面新的努力提供前车之鉴。有人分析OECD失败的原因是法国在文化等问题方面坚持了非常保守的态度而德国等国又附和了法国的立场，也有人认为是美国政府所追求的目标太高以致于OECD的29个成员国在众多问题上难于达成一致意见，还有人认为是非政府组织的强烈反对[1]。毫无疑问，上面这些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OECD谈判结果，可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作为局外者，特别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判断，问题症结之所在一目了然。那就是OECD不应该也没有能力作为一项综合性多边国际投资协议的谈判场所。我们承认目前世界上近8成以上的外向投资和6成以上的内向投资都是在OECD成员国之间进行的[2]，但是这改变不了OECD本身作为非全球性国际组织的性质，而区域或诸边层面上达成的协议，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国际性协议并且对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具有法律约束力，其过程还相当漫长，况且作为富人俱乐部的OECD无论在其试图达到的目标方面还是在谈判所适用的基本方法方面都不可能为OECD之外多数国家所认同。所以OECD的失败是必然的。

当然，OECD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不需要有一套统一的投资规则。事实上，如同国际贸易与统一的国际贸易规则关系一样，国际间的投资活动非常需要用统一的投资规则加以规范。这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贸易自由化趋势之必然要求。实际情形是，通过谈判来制定这种规则的时机已经成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制定一套什么样的投资规则。包括OECD投资规则谈判在内的无数国际协议谈判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国际协议的最终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该项规则谈判场所的选择。这里的场所不只是指谈判的地点，而主要是指由谁来主持谈判。谈判场所不同，谈判的参与方可能就不同。OECD的最大教训就是29个富裕的国家“秘密地”聚在一起，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不切实际地为整个世界制定如世贸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称之为“全球经济宪章”的统一的投资规则。

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已经没有太多人反对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眼下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两个“程序性”的问题上。其一，是在现有的双边、区域或诸边以及多边国际投资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统一规则还是通过国际谈判尽快制定出这样的规则；其二，如果通过谈判制定规则，那么在什么场所进行这种谈判。

过去，发展中国家多半消极地倾向于支持在现有安排基础上逐渐发展投资规则，而反对即刻在任何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场所经由谈判来制定这样的规则。而现实的情形则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正积极地调整自己的战略和策略，希望在未来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制定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3]。于是，选择什么场所进行统一的国际投资规则谈判已经成为极其重要的前提性的问题。鉴于OECD谈判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未来投资协议谈判的场所应该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更大的透明度，并且能够在赋予协议参与各方一定程度灵活性和自主权利的基础上实现相对合理的目标。

在今天世界上，可以担此重任的国际组织或国际会议只有世界贸易组织(WTO)和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本文将重点研究在WTO体系中进行该项谈判的各种利害关系，以期为谈判场所的选择提供一种理性参考。

有关WTO作为国际投资规则谈判之场所的各方观点

在是否支持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问题上，不能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作为界限来加以简单的区分。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既可以在支持者占主流的发达国家中听到强烈的反对之声，也可以在反对者占主流的发展中国家中看到支持者身影。了解一下各方针对在WTO内举行有关投资问题谈判所表示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归纳在错综复杂的表现后面实际存在着的两派针锋相对的意见倾向。

1999年7月28日，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副秘书长比特·卡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欧盟委员会已经决定结束在巴黎OECD内的有关MAI的谈判，开始着手在WTO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比特·卡尔认为，在OECD的MAI谈判与在WTO的多边投资规则谈判之间有一个重大的区别，那就是后者将把谈判的范围局限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上而排斥任何与证券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动相关的问题。比特·卡尔承认目前在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其他形式资本之间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但是他认为在一项WTO的协议中做出这样的区分仍然是应该的。欧盟委员会只要求国民待遇原则适用于投资开业以后阶段而不包括开业前阶段，并且希望赋予国家以规范和控制其投资者活动的充分权利从而保证这样的投资活动与它们的国家政策目标一致[4]。在一份提交讨论的报告中，欧盟方面认为在WTO内谈判一项确保世界范围稳定和可预见之投资环境的多边投资协议的时机已经成熟。该报告解释说在WTO内谈判多边投资协议，在争端解决和基本的非歧视原则方面具有不可否认的长处。但是欧盟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提及在可能的WTO投资规则中投资母国对于其投资者的活动应当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

在1999年2月WTO总理事会上，日本做出了与欧盟委员会相近似的提议。早在1986年埃斯特角城谈判会议上，日本就曾寻求在世界贸易体系内谈判制定影响重大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规则。日本方面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行，投资已经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工具，并且在世界经济中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它对于确保长期资本流动的稳定，促进技术转让和增进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在埃斯特角城会议和整个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一直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视为彼此替代且又互为关联的几个重要方面，认为它们可以帮助其实现企业的国际渗透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控制。不过，在WTO建立以及经由自下而上积极承诺方式谈判而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形成之后，美国把注意力转向OECD以期达成一项“高水平”的投资协议。而在OECD投资协议谈判破产以及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强烈地反对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之后，美国则开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生兴趣[4]。其实，美国反对在WTO进行投资规则谈判的立场早在OECD谈判失败前就已经是非常确定的了。这可以从1997年4月一次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记者专题访谈中得到印证。负责经济和商业事务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兰·拉尔森承认，美国不希望在WTO内进行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如下两个考虑：首先，美国所期望的高标准投资协议易于在经济文化和价值观念取向一致的谈判对手之间达成，而OECD正是这样的谈判对手的集合，谈判各方不应为目前所遭遇的困难而放弃最后的努力；其次，WTO中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没有准备也没有兴趣参与这样的谈判，强迫其做不愿做的事情是很愚蠢的[5]。

非政府组织还在OECD进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之时就已经发起规模宏大的抗议活动。从近几年来各种媒体所反映出来的信息分析，非政府组织反对在WTO内进行任何投资规则的谈判，是基于下面理由的。

第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WTO成员国，一旦这样的投资规则在WTO体系内制定，那他们势必都得加入。而这样的协议如果是在OECD制定，发展中国家则还有机会决定他们是否愿意加入。

第二，WTO不是一个民主和透明的机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不能够决定(任何协议谈判的)最后结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也不能够参加真正的谈判，而这类谈判通常发生在只有少数重要国家受到邀请的“非正式会议”场合。例如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尽管一些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TRIPs协定的很多方面，但是最终美国仍然自行其是。所以，即使有发展中国家不同意在WTO体系内谈判MAI之类的多边国际投资规则，他们终究还是会被排斥在谈判过程之外，而且这样的规则也终将产生。

第三，在束缚发展中国家履行未来的多边投资规则方面，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因为不遵守协议某些部分的国家可能面临贸易制裁，或者至少面临着接受WTO专家组审判的威胁。所以说，WTO是深受那些可以利用它来强迫不发达国家遵守各种规则的富裕国家欢迎的。

第四，WTO原本设计的目标就是一个贸易组织。它的使命不应该扩张到投资政策和规则。假若MAI之类的投资条约在WTO内谈判，那么WTO现有的原则如国民待遇原则就可能相当容易地伸延到投资领域[6]。

发展中国家在WTO是否应该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致的。这较早表现在对WTO“贸易与投资关系工作组(WGTI)”①拟提交WTO部长会议的报告的有关内容讨论之中②。以韩国、哥斯达黎加、阿根廷、巴西和委内瑞拉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支持欧盟、瑞士、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立场，强调外国直接投资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强调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发展的积极作用[7]。本来，如何评价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似乎与是否支持在WTO内谈判投资协议没有必然联系，但如果把WGTI设立之背景和宗旨等因素作一番考量，是不难看出对于外国直接投资作用评价之积极与否的潜在意味了。

当然，反对在WTO内讨论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少。1996年10月底，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埃及、坦桑尼亚、乌干达、加纳和海地等8个国家联合向日内瓦的WTO提交了一份声明[8]。它们在声明中表达了这样4层意见。第一，WTO部长会议不是研究和讨论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合适场合；第二，如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有关贸易与投资关系的研究和讨论就不应该放在WTO之内，而应在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中进行；第三，WTO内开始的所谓表面上无关紧要的有关投资的“研究工作”，一旦遭遇强压，就会转变成谈判，乃至最后达成协议，WTO的经验可以说明这一点；第四，WTO内任何关于贸易与投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应该仅仅局限于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的审查，因为这项要求事实上已经成为乌拉圭回合既定议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99年1月，WTO总理事会举行特别会议，就是否将投资、竞争政策和政府采购等问题纳入千年回合的谈判议程进行讨论。尽管欧盟、日本和瑞士支持将投资问题纳入WTO议程的立场非常强硬，但是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表达了它们的反对意见。在会上，马来西亚代表东盟各国表示，“没有充分理由显示有必要在WTO内制定投资或竞争政策的全球性规则”，“倒是有充分理由证明应该在WTO的工作组内继续就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以及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进行研究。”[9]

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

以上所述的各方观点，错综复杂。我们难于从中概括出在WTO体系内进行多边投资规则谈判的利与弊。究其原因，是各方观察问题的角度和评判事务的标准存在着天壤之别。

那么，什么是恰当的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标准呢？我们以为那种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或者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所共同接受的角度和标准，相对而言就是恰当地观察问题的角度和客观公正的评判事务的标准。只有从这样的角度依据这样的标准对WTO作为投资规则谈判场所之利弊进行分析，才有意义。

1996年2月，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曾经在联合国贸发会议举办的一次主题为“全球化经济中的外国直接投资”讨论会上发表了一个重要演讲。这个演讲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经济全球化时代多边投资规则的制定。他认为有一些因素是在制定多边投资规则时应该着重考虑的，也是评判这一工作的标准[10]。这些因素总共有8项，分别概括如下：(1)是否保证国际社会各个层面的充分参与；(2)是否保证既不取代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又不再重新制定与多边国际规则具有相等效果的数以万计的双边投资条约；(3)是否保证将区域和其他更具局限性的安排吸纳到这个不歧视第三方的框架中来；(4)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减少这种流动的成本；(5)是否保证增强而非削弱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6)是否保证投资国与东道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充分平衡；(7)是否保证投资规则的制定是一个关涉共同利益的问题，而不被视为南北问题中的一个问题；(8)是否保证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并扩大公众的支持。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并不是所有各方所共同关心问题的全部，但它们是主要的方面。这些因素用来作为我们观察和评判WTO是否适于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角度和标准是再适合不过了。参照上面这些因素，我们便不难对WTO主持制定多边投资规则的利与弊进行剖析在利的方面，在WTO进行多边投资规则的谈判首先能够保证比OECD更加广泛得多的国际社会的参与。OECD充其量只是29个富裕或比较富裕的国家的俱乐部。与此相比较，WTO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的优势，而且包容了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或不甚发达的发展中国家。WTO的这一特点非常重要。因为“投资障碍的大部分都存在于不发达国家”[11]，而如果这些国家不参与旨在消除这种障碍的投资规则的制定，那制定出来的规则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退一步讲，即便MAI在OECD内通过，等待它的命运仍然无非有两种：一是吸引非OECD成员国加入，以此增加该协定的适用面，二是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被吸纳到其他多边机制比如WTO之中，成为其组成部分[12]。否则，MAI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就把OECD最大的不足转化为了优势。

其次，WTO的多边投资规则可以弥补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的不足。不容否认，双边投资条约是目前国际投资立法中的一种主要形式，在保护投资者利益和维护东道国外资管理权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中，双边投资条约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方面缔约国要根据彼此关系的不同状况缔结为数众多的这类条约以确定不同的保护和待遇标准，即便有的时候各个条约的基本内容大同小异；而在另一方面，投资者为了进入不同的国家则要适应不同的双边投资条约的规定。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的问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研究，若要在全球近200个国家之间健全双边投资条约网络，大约需要签订2万多个这样的条约，而目前这类条约的总数尚不及该目标的1/10。而且，即使是这样的目标能够达成，在范围广泛的双边投资条约网络中所存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及其给投资者和各国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将更加严重，解决这些问题的代价将更大[13]。所以，通过制定更多双边投资条约来实现对不断发展之中的国际投资的有效规范是不现实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于是，现行双边投资条约留下的空档就只能由综合性多边投资规则来加以填补了。然而，在这一点上，OECD的MAI即使没有遭遇失败的命运，也没有能力担当此任。它或许可以取代29个OECD成员国之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努力，但是无法影响全球范围的所有国家。WTO的情形则不同。随着中国的加入，它的成员涵盖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其中包括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经济最活跃的发展中国家。如果在WTO内有一项统一的投资规则，全球范围制定新的双边投资条约的工作势必将逐渐停顿下来。当然这在短时期内并不会使现有的双边投资条约失去存在的意义。毕竟在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保护问题上，一般的趋势是双边投资条约所采用的标准要高于多边规则的规定，后者通常只是取各项双边投资条约之最大公的“数”。

再次，在WTO内谈判投资规则，容易保障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平衡。所谓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我们的理解是它有两层基本的意思：其一是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与维护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限制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权利与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之间的关系。在现有双边、区域和多边的投资法律制度中，能够有效平衡上述关系者微乎其微。比如各国间的双边投资条约虽然在保护外国投资者权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东道国规范外国投资的权利，但是在为了确保投资者权利而限制东道国某些权利的情况下，却没有相应地限制外国投资者权利。又比如，国际社会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直试图制定专门的规则③以限制外国投资者的权利，但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反对，都没有获得法律的效力。一般发达国家认为，国际投资规则的重心应该是强调东道国对于投资者及其投资的义务而不是投资者对于东道国的义务[3]。只有在WTO体系下，投资国与东道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才有可能实现平衡。这是由WTO成员的构成和其谈判议事程序的特点所决定的。根据WTO各项协议形成的经验，在目前阶段多以东道国身份出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在未来的投资规则谈判中运用GATS正面列表承诺义务的“自下而上”的方法，而且还可以要求在该规则的执行中享受非互惠的特别待遇和差别待遇。

另外，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有助于讨论和解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果说OECD只关心投资者利益而不重视东道国利益的倾向是与该组织的成份和性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么可以说WTO注定是一个让两种不同利益相互交汇和协调的场所。诚然，在WTO里发达国家的影响力与其经济实力成正比，但是WTO成员的近2/3为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声音也不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包括：投资增长与投资政策自由化的关系、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以及投资与服务贸易和技术转让的关系等等。无论是从其背景和经验来看，还是从其实际和潜在能力来看，WTO都是讨论和解决这些问题最适合的场所。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也有其弊。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WTO的投资规则难于与现行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保持一致，更难于将后者吸纳进来成为一个整体。通常，区域协定或安排都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它们多在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背景相近的国家之间缔结或形成。二是它们具有排他的或歧视第三方的倾向。区域投资协定或安排容易产生高水平的投资保护标准，比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与此相对应，WTO作为一个多边性国际经济组织，在其组成方面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非歧视性原则体现在它的各个重要的协定之中。即使它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有机会主持制定一项投资规则，那这项规则也只会是广大成员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之产物，不可能在对投资的保护方面实行如NAFTA和MAI一般高的标准。除此之外，WTO新的投资规则还有一个如何与其内部别的相关协定相协调的难题。比如GATS、TRIMs和TRIPs等协定都有投资方面的规定。新的投资规则是将这些协定的投资规定吸纳进来而以一个独立的协定存在呢？还是作为只具有原则规定的核心性质的协定以履行协调其他各项相关协定之职能？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在WTO制定投资规则，虽然不会因力量对比等问题而使一般国家的利益蒙受巨大损失，但是也不能保证必然增强国家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就发展中国家而言，情况尤其如此。从宏观上看，所有的国际条约或协定，都是国家主权让与和妥协的产物。国家缔结条约或协定本身就是行使主权。而国家以这种特定的方式做出某一或某些承诺实际上是对其未来行为的一种限制[14]。WTO的情形当然也不例外。从微观上看，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主要是为了促进成员国之间投资的自流流动和消除阻碍这种流动的因素，并为投资增长创造稳定的环境。比较起来，由于发达国家在外国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障碍要少一些，该投资规则对其国家政府活动能力的约束或限制便会小一些。发展中国家则不然。虽然总的来说近一二十年来它们在投资政策法规自由化方面已经迈出了很大的步子，但是远远还没有达到不在乎新的投资规则如何规定的地步。可以这样说，WTO投资规则保护投资的标准的高低，将是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规范外国投资的自由度大小成反比例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WTO一揽子计划谈判的方式，有可能在投资规则的谈判中再显神通。发达国家会以在其他问题方面的某种让步换取发展中国家放宽对外国投资的规范标准。发展中国家如果疏于防备难免在不自觉中削弱其政府的行为能力。

至于WTO投资规则是否保证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和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这要视不同情况而定。一般说来，一项参与面非常广泛的多边投资规则肯定有助于全球范围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但是，以印度前商务部长甘尼圣(A.V.Ganesan)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人士则认为，多边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与国际投资的增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投资的增长没有必然的关系，决定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东道国市场的规模、投资的机会、宏观的经济条件、经济发展前景和整体的投资气候。他们的理论也不无道理。至少在短时期内，WTO的投资规则是比较难以明显地影响其缔约国外国投资的增长的。同样，WTO的投资规则也不一定会巩固各方对投资、货物和服务自由流动的承诺。因为这要看各方在参与制定投资规则之前做出了何种承诺，也要看投资规则在有关方面的规定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以上论述和分析显示，在WTO内制定投资规则的积极因素似乎多于消极因素。如果在不久的将来WTO承担起制定新的投资规则的使命，它从谈判一开始就应该努力化解一切不利的因素，至少将其压缩在最低的限度，以满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要求。在这一点上，WTO有两个方面的力量可以借助。

首先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该机构的职能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层面的国际投资立法活动”。它在过去几十年里就多边国际投资立法组织召开了无数次的专题研讨会，出版了大量极具影响力的书刊和研究报告④。因为在它的周围积聚了一大批世界级的国际投资问题专家，它可以从技术上对WTO的投资规则制定提供指导。不仅如此，也许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把联合国过去在规范跨国公司行为方面的实践经验借鉴过来，将其中重要的观念转化为WTO投资规则的具体内容，使WTO的投资规则在对东道国和投资人的规定上保持一种合理的平衡。

其次是中国。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平均每年外资引进规模约占整个发展中国家的1/3。不论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还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它都有充分的理由参与任何国际投资规则的制定，并且发挥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国加入WTO，作为一个重要的成员，它应该在WTO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向前发展，国际间贸易与投资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难分。原先主要是以促进贸易发展为己任的WTO，是否会在新的世纪开始之初在注入了新的积极因素之后担负起双重的责任，我们翘首以待。

注释：

①1996年11月WTO新加坡部长会议设立的机构，其目的在于研究贸易与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为WTO在将来决定是否把多边投资规则问题纳入谈判议程提供重要参考意见。该机构也是WTO成员国内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妥协的产物。

②该项报告于1998年12月已提交到WTO总理事会。

利弊范文篇8

关键词：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优势；不足；对策

会计集中核算机制被广泛应用于政府分配行为中，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同时也有效提升了会计管理功能。近年来随着我国试产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存在的问题更加凸显，进而会给会计核算带来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我们应认清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利弊，并就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采取相应的对策加以完善，提升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作用。

一、会计集中核算模式推行的背景与特点分析

（一）会计集中核算模式推行的背景。传统的核算方法已经难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其自身存在的弊端更加凸显，比如白条入账问题、政府采购执行不力问题等。在此背景下，需要不断完善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积极探寻更加有效的稳定财政基础的措施。财政部门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并结合国际上的先进禁言，不断完善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并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广应用，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效果。（二）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特点分析。会计集中核算模式是指在单位预算管理体制不变、会计主体不变以及资金支配权不变的基础上，取消单位现有的银行账户以及会计岗位，统一在银行开设账户，集中实施会计核算。其特点主要体现先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具有集中性的特点。集中性特点是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最主要特点，会计核算中心是委托单位收支核算的基础，针对收入和支出的处理都在核算中心的账务控制之下。其次，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具有独立性的特点。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委托单位与核算中心属于监督与服务的关系，同时也是委托与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核算中心的独立性较强，这种独立性使得会计与委托单位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会计人员独立于委托单位，因此有助于保障会计集中核算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最后，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具有全面性的特点。全面性特点主要体现在来及监督是对全过程监督，同时也是全方位的监督，会计人员对单位的会计监督贯穿于单位经济活动的始终。

二、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优点分析

（一）有助于提升会计工作效率。会计信息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数据信息，按照会计制度以及相关法规对这些信息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进行形成更具价值的会计信息，为企业的决策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要想充分发挥出会计信息的作用，最为重要的便是确保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基础。会计集中核算模式，通过“三分离一公开”的方式，能够有效避免会计信息失真，这对于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以及提升会计信息的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有助于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实行会计集中核算，有助于提升会计的监管力度。会计核算以往采用分散核算的形式，但是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使得会计业务处理过程公开化，同时将单位自设的银行账户取消，由会计中心统一对单位的资金支出进行管理，并且进行统一核算。与此同时，会计中心还有权对各单位以及各部门的每比支出进行审查，同时对相关凭证也有权进行审核。为保障顺利通过审核，各单位需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进行操作，有助于提升单位的法律意识，同时也弥补了见证监督管理缺位的问题。通过会计集中核算模式，可以对单位的每笔资金支出和凭证进行有效的监督，进而可以确保资金能够按照预算进行使用，有助于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有助于落实内部控制制度。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应用，可以对资金的全过程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督，实现了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以及事后问效。这使得资金的应用效益更高，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报销业务的处理为例，由核算中心负责对保障人员出示的票据等凭证进行审核，审核的过程与原单位无关，因此原单位领导人无法对审核过程中进行人为干预，保障了票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与此同时，所批的款项也会直接到达单位，保障了资金去向的明确。在审核过程中，会计中心应用会计一级核算系统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同时还能实现对资金的去向以及资金的使用效果等进行有效的监督，通过这种方式保障资金流动的合理性，有助于落实内部控制制度。（四）保障财务报表及时准确上报。应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核算中心负责出具财务报表，同时也负责财财务报表的上报，这样一来，可以使中间环节更加简化，既能提升工作效率，也能节省大量的时间，同时还有助于提升财务报表上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财务报表上报及时，并且准确，可以帮助单位领导人员更加及时全面的了解单位的资金使用状况和经营情况等，做到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同时还可以帮助单位领导人员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为单位的经济决策提供更加有效的依据。

三、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缺点分析

（一）弱化了核算单位的财务管理与内部监督。会计集中核算模式虽然具有多方面的优势，但是也存在相应的不足，比如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财务管理与会计核算之间出现了脱节，原单位虽然将会计核算工作交由会计核算中心完成，但是自身仍然保留财务管理职能，这种情况下，会给财务工作的有效性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并且会进一步弱化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除此之外，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会计与出纳牵制机制消失，会计与出纳的职责则由报账员来承担，这会严重影响单位经济业务活动的有效开展。（二）会计责任主体不明确。在实施会计集中核算的过程中，使得会计业务的决策与执行二者分离，同时也会导致会计监督与财务审批二者分离。在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单位的会计监督权与核算权分离，进而改变了会计责任主体资格。核算中心虽然具有会计监督责任，但是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难免有所遗漏，这会是会计责任方面出现盲区，给追责工作带来更大的挑战。如果出现违法经济事件或者财务处理差错等，被核算单位认为自身没有账户及会计人员，因此无需承担会计责任，会将责任推给核算中心。在这种情况下，给责任的界定以及责任的认定等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三）难以充分发挥会计的监督职能。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一名会计人员需要兼任多个单位财务，甚至有的会计人员还要负责单位的电脑记账工作。如此一来，使得会计核算中心转变成为了单纯的记账单位，难以充分掌握保障单位的业务事项。会计人员缺乏对单位凭证的有效审核，通常情况下，只要手续齐全便予以入账，难以对经济事项的合法性以及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进而难以充分发挥出会计的监督职能。（四）难以保障会计信息的真实性。会计资料是判断会计信息真实性的重要依据，这使得原始凭证的审核监督显得至关重要。但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下，会计中心工作人员并不能直接参与到单位的具体业务之中，判断单位保障是否可以报销，只能根据票据的有效性以及相关手续是否齐全等，但是通过相关手续以及票据并不能有效地反映出经济内容的真实性，导致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四、完善会计中核算的建议

（一）明确会计责任主体。针对会计集中核算，立法部门应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规范会计集中核算行为，为会计集中核算提供法律依据。通过相关法律法规来明确被监督对象的主体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同时还要明确会计核算中心的监督责任。只有在完善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才能促使会计集中核算制度规范运行。（二）强化核算中心的监管职能。对于会计核算中心而言，其存在“重核算轻监督”的问题。针对这种情况，应注重强化核算中心的监管职能，促使核算中心由核算型朝着管理型转化。要摒弃传统的视核算中心为单纯的核算机构的理念，注重发挥核算中心的监督管理作用，促使核算中心强化预算资金支付的事前监督。在资金支付之前，不仅要明确资金是否可以支付，而且还要明确支付方式。在此基础上才能通知银行付款，促使核算中心由核算型向管理型转化，这是保障核算中心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三）健全机制规范管理。为了能够充分发挥出会计职能的作用，需要不断健全机制，积极构建经济活动分析制以及定期深入单位制等约束性的机制，有助于提升核算中心的职能和作用。各个单位也应积极配合核算中心所开展的各项业务，积极配合会计人员到本单位调查研究，并且要主动接受和积极配合会计监督，不仅要给予会计监督更多的支持，而且还要认真听取相关意见，同时还要不定期的向会计核算中心提供相关的会计信息。

五、结语

应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能够有效遏制各种违法违纪行为，但是在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应用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财务有效措施，不断完善会计集中核算模式，促进会计集中核算模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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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弊范文篇9

1信息化管理的优势

信息化管理已经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大趋势，通过日常生活中的观察和对相关资料的查阅，得出信息化管理具有以下优势:(1)提高工作效率。传统的管理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员进行操作，同时也需要耗费掉很多时间。现在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发展就使得管理变得更加轻松方便，对管理数据只需要进行系统输入，管理系统就会自动对数据进行处理与总结。这些功能都大大地提高了管理工作的效率。同时在后期数据整理等工作中，系统也会智能化的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2)降低工作难度。传统的管理大多数都需要进行大量的材料整理，例如商城货物管理，用传统的货物管理方式需要耗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同时由于货物种类繁多、商品数量繁多等等因素，不仅仅在管理方面难度大，还会出现很多人工错误。现代信息化管理系统能够使管理工作的难度降到最低，对货物进行管理的系统中会有出货与进货的相关数据。因此通过信息化管理能够大大的降低管理工作者的难度，同时增加信息管理的正确性，毕竟机械化的智能管理比人工管理出错的概率低。(3)信息查阅方便。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管理变得主流。利用信息化管理系统进行管理的一大优势就是它能够随时随地进入，对系统中的内容进行查阅。依旧以商品管理为例子来说明，进行货物信息查阅的时候就不用像传统仓库管理那样到仓库中去找货物，只需要在系统中搜索商品的信息系统就会给出对应的展示。(4)信息流通快速。信息化管理能够实现信息的实时传送，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网络就能够实现信息的快速传达。例如公司内部上下传达通知的时候，不需要每次都召集人员进行口头通知，运用信息化管理系统就可以直接给每个工作人员的系统内发送通知。

2信息化管理的弊端

信息化管理能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多便利，但是依旧存在着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信息在网络中传输存在风险，网络传输的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信息被破坏或者被窃取，网络安全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也是企业在信息化管理中的一个较大的弊端。在企业之间进行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一旦有价值的信息被黑客窃取，将给公司带来不可预估的损失。(2)信息泄露问题。信息泄露多数是因为信息系统存在漏洞，漏洞会被黑客利用，造成信息泄露等后果，这一点是信息化管理最大的弊端。(3)软件的局限性。在系统软件开发过程中需要大量的接口，同时软件在应对商业市场以及业务变化时无法灵活应变。一旦发生变化就涉及到软件系统的二次开发问题，同时也涉及到数据库更新问题，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安全问题。

3信息化管理的改进建议

硬件方面。在信息化管理的建设空间上需要加强针对性，也就是说在构建系统的时候要针对单位企业的特征，同时也要在存储空间上不断进行扩展，加强存储空间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安全性的建设需要对系统的安全密钥不断加强，并且能够实现定期对系统网络进行病毒查杀，同时检查安全漏洞并及时的打上补丁;可靠性的建设需要对系统投入大量的硬件设施，在建设的过程中对设备进行升级，以及后期良好的维护，不断增强设备的可靠性。软件方面。整个信息化管理系统软件的开发要符合单位的具体要求，技术上不但要与时俱进，而且开发出来的软件要具备很强的安全保护措施，软件的安全性是整个信息化管理的重点。所谓的软件在这里还特指操作信息化管理系统的技术人员，要提高他们在管理上的认识，并定期加强其在相关专业领域的培训。综上所述，信息化管理虽然已是现代科技进步的必然方向，它让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变得更加高效，但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安全问题是我们能否继续应用信息化管理最大的支撑和保障。因此，加强信息安全方面的建设是我们今后要研究的重点，这条路任重道远!

作者:罗程 单位:江西省安福中学

参考文献:

［1］董可青．论高校学生管理信息化发展之利弊［J］．中国科技纵横，2009(10)．

［2］吕翮鸣，李冰．试论中小企业的家族式管理的利弊［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6):52～53．

［3］海平．试论档案管理的信息化建设［J］．档案，2016(8)．

利弊范文篇10

在短短的半年里，东南亚各国货币如此大幅度贬值，就其外因看是由于货币体系受到了外部冲击，而内因则是由其自身蕴藏的经济畸型增长使之。泰国的危机是“泡沫经济”的破灭引起；马币贬值主要是由过分依赖从日本进口原材料，追求加工出口的高增长而产生的经常项目赤字所致；印尼和菲律宾则是泰国的泡沫，马币的赤字兼而有之；新加坡的贬值是受迫于货币的区域性联系；韩国则由工业品国内市场开发不够，国际市场销路受阻，产品相对过剩所致；日元贬值是其1990～1992年泡沫崩溃时的余震效应。此间，台币曾主动贬值，目的是为了增加出口收益。

然而，通过货币贬值，增加出口收益究竟有何利弊？得失孰轻孰重？本文试图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性分析。

一、物价水平是决定汇率的根本因素

汇率是货币的“对外价值”，物价是货币的“对内价值”，从根本上讲，汇率是由物价水平决定的。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首先提出了绝对购买力平价学说。他主张，以各国单位通货的国内购买力为依据，来计算各国间的外汇率。他认为两个国家中的任一国或两国的货币国内购买力的变动，必然引起两国间的外汇率的变动，并由此得出汇率E=P/P[F]（P为国内价格指数，P[F]为国外价格指数）的计算公式。

由于价格水平在统计口径上有几种不同的方法，另就同种口径而言，两国之间也有一定差别，因此，一些学者提出以两国价格水平变化的百分比来表示汇率的变化，因而得出相对购买力平价公式即

附图{图}国内、外价格水平变化百分比）。通常，价格水平的百分比变化被看成是通货膨胀率，因此相对购买力平价公式可以解释成汇率变化的百分比等于国内外通货膨胀率差。

但是，在一国的价格变化中，非贸易品（住房、服务）的价格变化与两国的货币交换活动无关。再者，在发展中国家里，非贸易品的涨价幅度远远高于贸易品的涨幅，因此非贸易品的涨价因素应从通胀率中扣除。另外在考察通胀率和汇率变化的关系时，两国可贸易品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差对货币的稳定与通胀率起着相反的作用，因而生产力提高速度也应从相对购买力平价中扣除（由于发展中国家使用成熟技术，而发达国家承担着开发新技术的高风险任务，因而在一段时间内，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力提高速度高于发达国家）。

如果要分析中美两国间的汇率变化，考虑上述因素后，相对购买力公式表示为：

附图{图}也就是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可以保持不变。

无论是相对购买力平价还是绝对购买力平价，都揭示了物价与汇率之间的因果关系。在货币流通总量不变的条件下，国内生产力水平提高，可贸易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物价水平降低，汇率就提高，货币也就升值。因此，一国货币的升值与贬值，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由国内生产力效率导致的物价水平决定的。

我们说物价变动是汇率变化的基本因素，并不否认引起汇率变动的其它因素：在复杂的国际货币运动中，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国际收支如资本的流动，资产结构的变化，利率的变动，财政扩张，中央银行的消毒干预，人们的预期，新闻传媒的作用等等都能使汇率发生偏离物价内核的运动。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是即时的，派生的，技术性的。

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说明两国间生产技术水平的变化，内含着两国生产力水平对比变化而引起的物价变化。资本流动在国际收支中往往是对由物价决定的以商品贸易为主的经常性项目盈亏的一种补充；资产结构则是经常项目盈余积累的结果；利率是刺激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消毒干预是货币当局通过货币的供应量来改变两类货币金融资产的比率，从而使汇率变化回归到物价变化上来的一种手段；至于人们的预期和新闻传媒的作用，再也没有什么比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更为人们及新闻媒介关注的了。所以，从长远看，上述能使汇率变化的因素与物价变动比较起来总是处于从属的地位。

二、货币贬值与出口增长的潜力分析

然而，不管本国物价水平如何，只要汇率下降，人为地使货币贬值，就可以用同样多的外币买到更多的本国商品。由于低价是商品竞争的主要手段之一，因而，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一些外贸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以此理论为依据，也要求国家采取货币贬值的政策来增加商品出口。在此我们暂不提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政策的得与失，首先对货币贬值与贸易收支的增长潜力作一理论分析。

由于汇率下调，主动贬值的目的是通过降低出口品物价来求得出口量的增长，这是一种价格对需求量的变化运动。因此，理论分析应从弹性系数Ed入手。这里又分为低弹性和高弹性两种情况。

1.低弹性

按推论，在本币贬值后，由于出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产品的需求量将增加。相应地，进口价格上升，进口量应当减少，从而使贸易收支得到改善。然而，在出口需求对价格低弹性时，买主对出口商品较低的价格作出的反应相对较小，在短期内不会增加购买量。这时，由于汇率降低，出口量不变，反而使出口商品总值降低。反之，在进口商品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由于合同的制约以及寻找能较好地替代价格较高的进口商品的产品需要时间，这样，进口总额不是下降反而上升。于是在期初，货币贬值使得贸易收支状况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这种情况得持续一段时间后，弹性会慢慢增加，贸易收支随之得到改善，贸易收支的这种先下降后增长的一般型态与字母J相似。

但是J曲线的后期上升不是由提高生产率，而是人为的贬值作用引起的。这样，由于需求拉动作用和人们的心理预期，汇率下降将反作用于物价，引起通货膨胀。由于通货膨胀，工资，原料的上升，使前期货币贬值刺激出口的正效应降为零。

2.高弹性

当需求对物价高弹性时，若Ed趋近于1，则出口量的增长和价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出口总值没有变化。

若Ed>1，按推论，则货币贬值能有效地增加出口总值。但是人为降低汇率使货币贬值不是没有限量的。在相对购买力平价公式中，

附图{图}此即为国内发生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再如国内价格不变，设外贸利润为10%，此时若人为使汇率下降10%以上，这就是低于成本销售，要受到《反倾销法》的制裁。

由此看来，在高弹性下，尽管货币贬值能增加出口总值，但因货币贬值的幅度有各种限制，使得这一技术措施增加的出口总值也有一定限度。

例如，根据统计测算，我国1980～1989年的进口需求弹性为-0.3007，出口需求弹性为-0.7241，这就是说人民币无论贬值与升值其对贸易收支的改善作用不太明显。如按1996年我国出口产品需求的短期价格弹性Ed=-1.0331计算。若人民币汇率贬1%，则出口数量增长1.0331%，若汇率下降4个点，则货币贬值使出口总值的净增长只有0.132%。

此外，一些经济学家对货币贬值与贸易收支的关系作了大量实证研究，但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

1974年阿瑟·拉弗调查研究了60年代15个贬值国贸易收支的时间变化型态。总的看来，在贬值后贸易收支是改善的，但然后又恶化了。15个国家中有4国提供了J曲线的事实。

马克·麦尔斯分析了14个国家中16次贬值的情况，基本上没有发现贬值能改善贸易收支的事实（据报道，1998年一季度越南盾贬值后，出口量有所增长，但效益没有增加）。他找到的只是一些贬值能改善国际收支的事实，这意味着，贬值后，资本项目会有盈余增加。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投资者预期贬值时，提前将资本抽逃，一旦贬值发生，则抽逃的资本重新返回，从而创造了较高的资本项目盈余。

考察我国改革以来汇率与贸易收支的情况，货币贬值对贸易收支的改善却是明显的。但这种改善持续时间不长，很快又会出现新的变化（如表1、图1所示）。

附图{图}

从以上图形中可以看到，汇率下跌、出口增长服从出口恶化——货币贬值——出口改善——出口恶化——再贬值——再改善——再恶化这样一条循环路径，由于这条路径类似于通货膨胀中的物价与工资竞相增长的“跳背”游戏，所以，我把人为贬值造成的出口增长叫做“刚性增长”。“跳背”游戏的发展结果是对工资和物价的双重管制。由贬值造成的出口刚性增长其结果也必然受到世界经贸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调干预。

三、两种政策、两种结局

1997年，我国的外贸从总量上看，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超过了30%。从结构上看，我国出口产品的2/3来源于服装、鞋帽等杂项制品。出口地区分布为欧美、东南亚、日本。在东南亚，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本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抑制了消费，减少了从我国的进口；在欧美市场，由于东南亚货币贬值，这些国家与我国出口同类产品的价格几乎便宜了一半，也对我国出口总额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今年一季度，广东省的出口总量比同期减少了二成半。在这种压力下，尽管我国政府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但在我国南方，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和呼声至今仍然很高。

因此，稳定汇率和调整汇率就成了政府的两种政策选择。

如果选择汇率下调、货币贬值的政策，则对于缓解目前的出口压力、增加简单的竞争能力会有一些作用。但是，只要人民币贬值达不到40%的程度，我们仍然不能与东南亚破坏性的廉价商品竞争。若是为了增加出口而使人民币贬值达到和东南亚相近的程度，那么出口的刚性增长换来的则是“整整十年的倒退”，这便是哪一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实际上，东南亚各国一直采用的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只是在国内经济出现问题后，不是不从汇率防线上大溃退，发生了大幅贬值的货币灾难。

勿用讳言，同东亚、东南亚国家一样，我国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内部隐患。例如，由于我国过去企业制度僵化，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竞争的加剧，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亏损不断增加，1996年国有企业出现净亏378亿，企业还款十分困难，但是这一年银行23071.3亿方向性贷款中，有70%～80%贷给了这些效益较差的企业。贷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会像韩国一样出现金融风险。再如，我国银行企业的行为不规范，国家对金融机构的监控手段又不完善，致使一些银行资金脱离产业资本自己去“创造”利润，参与房地产和股市炒作，像泰国金融业一样去吹经济气泡，这类违规现象还相当普遍。

对于这些隐患，我们如果不是吸取教训，从根本上化解风险，而只是肤浅地从降低汇率上去寻求出路，这将不仅使我国的金融环境恶化，加重1160亿美元的还债负担，使治理整理出现低通胀下的高增长成果功亏一篑，更重要的是将进一步加剧东南亚、东亚的货币震荡，引发各国货币之间的竞争性贬值，从而使整个国际经济体系陷于崩溃的境地。

若是采取稳定汇率的政策，我国现阶段的出口贸易可能会受挫，甚至会使一些传统出口商品市场丢失。

然而，这又正是我国出口产品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的一次绝好机会。

例如，日本在战后由于受战胜国制定的国际货币体制约束，即使出现贸易收支赤字，也不许通过汇率下调来改善解决。严格的控制，反而使得日本从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提高出口产业的生产率，以降低成本、改善质量、艰苦竞争，求得贸易发展。特别是80年代中期，汇率从此前的360日元／美元一下升到120日元／美元，日元整整升值了两倍。在这种情况下，以出口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日本为了谋求生存，彻底改变了出口战略的内容。

其一，他们将日元大幅升值后难以为继的技术含量低的产品要么停止生产，要么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东南亚各国。日本国内集中生产零部件，然后出口零部件到低工资国家组装产品，以降低生产成本。

其二，日本国内的主要精力则放在高精尖、高附加值产品的研究开发上。日本主要制造企业在这一阶段投入到新产品研究开发中的费用占设备总投资额的比重由80年代初期的7.9%上升到了23.3%（我国四川长虹电器在1996年的这一比例为5.8%）。

其三，日元升值有利于进口，但日本与近年来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做法不同，不是进口高档轿车、高级消费品，而是大量进口先进设备，对半导体、新材料进行技术革新。

其四，在升值的压力下，日本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资成本，缩短劳动时间，大力推行了机器人的操作，同时在节约资源，利用能源方面加大投资，从而使日本的产业化水平整整提高了一个等级。

由此可见，尽管货币升值给日本出口贸易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正是在这一压力下，日本反而发展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对照日本，我国目前货币升值的压力可以忽略不计。而我们在加强宏观管理，挖掘内部潜力，增强出口实力上却比当时的日本开拓空间更大。

首先，我国出口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就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而言，大多数企业技术陈旧，产品老化，效率低下，若再不进行技术和设备投资，迟早会被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淘汰出局。因此，利用目前汇率稳定的良好条件，进行设备和产品的更新换代是赶超发达国家、提高我国劳动生产率及产业水平的大好时机。劳动生产率和技术等级的提高是增强出口实力的最根本的途径。

其次，我国外贸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于先进部门，因而，这些企业在制度创新、改善经营、降低流通成本、堵塞漏洞、开拓市场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余地和潜力可挖。

再者，人民币已实现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因而国际上对我国以货币为手段的宏观调节政策水平要求更高了。任何人为地使汇率脱离物价实际的做法都将受到严格控制。所以，对于东南亚货币贬值对我国出口造成的损失，我们完全可以采用货币调控，消毒干预或财政税收等一套组合政策进行弥补，从而使我国出口贸易由过去单纯重视量的扩张，真正转到追求结构优化下的良性增长中来。

【责任编辑】李振佑

【参考文献】

1.〔日〕铃木淑夫：《日本的金融政策》中译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版。

2.〔美〕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中译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