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范文10篇

老作家范文篇1

走进那条小巷，远远地就闻见了焦面的芬芳。那熟悉的麦香，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儿时的故乡。那里没有现在的山珍海味，但是有焦面那诱人的芬芳。

不怕读者笑话，我写下焦面这两个字的时候，我心中惴惴不安。因为我不知道我记忆中的焦面，是不是就是我笔下焦面的写法。但是，我揣测半天，还是写下了焦面这两个字。因为我清楚，焦面是炒出来的。应该是这个焦，而不应该是辣椒的椒或搅拌的搅。但是，焦面却不能炒焦了。我奶奶是炒焦面的好手。印象中，奶奶站在厨房的锅台前，在飘摇的油灯下，一锅铲一锅铲地炒着锅里的焦面，心平气和，不急不躁。我们兄弟两个则围在锅台前，看着越炒越香的焦面，馋得直流口水。母亲虽然不掌勺炒面，但是也紧密配合。因为她知道，这炒面要用文火。火大了，面就糊了；火小了，面又不熟。那喷香的热气从翻炒的焦面中升腾起来，升腾到奶奶笑眯眯的脸上。连奶奶脑后扁巴巴的发髻上的银簪子，也沐浴着焦面的芬芳。被焦面充盈着的厨房是温馨的。在这样温馨的厨房里，等待也涂上了幸福的色彩。七十年代末，是个并不富裕的时期。老百姓还在为吃饱饭，而劳碌甚至愁苦。这芬芳的焦面就成了宝贝。既然是宝贝，那就不是轻易能享用的了。眼见着，奶奶将炒熟的焦面就着锅，一铲一铲地装进大口的瓶罐里。我们失望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不是奶奶不心疼你们，而是这东西要留着待客和应急！”奶奶嘴上这样说着，手上还是将最后半铲子的焦面倒进了早已放在锅台上的一个空碗里。此刻，我们兄弟像饿极了的猪崽一样，不约而同地扑向那只碗，争抢那仅有的一点美味。“别抢，别抢，每人都有一份！”母亲说着拿过那只碗，倒上一两滴香油，再用勺子从糖壶里挖点白糖，撒在碗里的焦面上，最后倒上合适的白开水，使劲地搅拌，那焦面就调好了，可以享用了。母亲公平地将焦面分成两份，我们兄弟一人一份。弟弟非要原先盛焦面的那个碗，因为那个碗的内一侧还多些焦面分摊时的残留。看着我们俩狼吞虎咽的样子，在一旁干看着的奶奶和母亲都开心地笑了。“慢点慢点，没有人跟你们抢！千万别噎着！”奶奶还不忘了提醒我们。可我们已经被焦面的芬芳，陶醉得忘乎所以了。更加可笑的是，第二天，母亲还笑着告诉我说：“娃，你夜里还说梦话呢！”我问母亲我说了什么梦话。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过了半晌才说：“你在梦里还问我，凭什么把那个碗给弟弟？说我偏心！”公务员之家:

往事如烟，光阴似箭。一晃，改革开放已过三十年，如今又迎来了建国六十年大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富裕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提高。吃穿不愁的老百姓们，又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吃出健康吃出长寿来了。于是，玉米、山芋、饭瓜等粗粮又成了大小酒店和城市人饭桌上的新宠。儿时的焦面堂而皇之地在城市里登堂入室，儿时那熟悉的麦香在城市的天空下到处留芳。这其实也不奇怪，因为讲究科学饮食的城里人，知道了看起来并这不起眼的焦面，原来还有除热、补虚、通便的作用，对降低胆固醇，预防动脉硬化、心脏病大有好处。如此说来，还有可能出现焦面有供不应求的状况。想到这里，我径直奔向卖焦面的铺子，准备多买几袋在家放着。不是待贵客，也不是防不时之需，而是为了身体健康。

老作家范文篇2

若夫民为国本，农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义斯在，今亦为然。衣食之重，国家凭赖；改革之功，农村肇端。破除集体主义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大包干。遂界畎亩，画畛甽，兴垄畦，刳沟洫，濬漕渠，引溉灌，艺禾黍，垦良田。水库往往而有，河道历历可观。东北黑壤，颇宜种稻；新疆沃野，尽使植棉。更有推行机械化，愈增工效；倡导科技化，倍增亩产。实行产业化，巩固市场；促进国际化，突破篱藩。传统农业，力树桑麻，自给自足，自封自闭，当年曾见饱腹少；现代科技，杂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种自产，从此不谓吃饭难。尝谓以微薄之耕地，活烝众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麦稷粱豆，瓜茄菇笋，桃李杏柿之属，随处皆见，不可尽记焉。香椰芒果，荔枝龙眼，丰殖两广；松茸紫薯，竹荪椪柑，富产四川。青鲫鲤鲳之鱼，犬豕牛羊之肉，陈城乡之店铺，走往来之商贩。自羲农稷契以来，稼穑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创新思维，改变观念，活跃市场，鼓励工商。有无贸迁，供销两旺。西陲珍货，顺康衢而东进；南域奇宝，浮舟楫而北上。丽都名会，不乏瑰异；闾阎乡廛，时见琳琅。辐辏所及，毂轮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广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阳，西有成都重庆，东有南京苏杭，并人烟阜密，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店铺栉比，远轶汉之宛洛，绝胜唐之蜀扬。更兼合肥武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堪称繁华者，则星罗棋布，车载斗量。渔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芜城上海，陡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频惊新变；开放以来，不复旧样。设特区，引资本，建城市，办工厂，小企业若雨后春笋，大公司似阳来草长。加工车间，绵绵流水线；制造企业，轰轰机车床。税出名区，财开多道，宝泉流转不息，银行出纳无妨。古谓食货为先，食有余而货乃足，以今日观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赡货富，国家乃思经始，造道梁，兴土功。建国伊始，有周台之谋，惧秦宫之力；改革之后，修汉道之远，筑唐殿之雄。斯非穷竭人力，乃因百业兴隆。地有贫富，丰殷于此而疏于彼；国如棋局，运筹乎外而总乎中。是以五纵七横，连都邑而有达；二滩三峡，蓄能源以无穷。西气东输，酌油烷而损益；南水北调，沟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众，无嗟缺水之苦；东省家庭，不虞乏气之用。九州一家，正当如此，四海无外，理应攸同。更有火箭绝霄，尽人皆知长征号；卫星绕地，举世犹称东方红。神九飞天，远揖织女邈汉；嫦娥探月，近窥玉兔桂宫。珠峰测绘，度量穹柱；南极科考，舟乘雪龙。伟功今造，揽历史而绝无，视世界亦仅有，可不为颂？

至夫建国未几，庠序之谨一度沉沦，幸赖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忆兹三中全会，复开高考；千万学子，再试经纶。于是礼乐备，学校密，文化兴，教育敦。处穷困之士，岂遇穷困之时？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长沙之堕马，赋相如之凌云。青山绿水，勿为严子；朱门紫闼，正待终军。堂集俊彦，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定华夏五千载；清朝史重修盛举，再论沧桑十二君。夺首金于洛城，洗雪体坛屈辱；邀百国于北京，弘扬奥运精神。如斯种种礼节复兴者，非仓廪丰实，孰能致之哉？

至乃文教敷宣，武备不櫜。卫江山以永固，缮甲兵而勿韬。英雄浴血，青简不灭；国家遭辱，丹心常表。矻矻于民主独立，反帝反寇；孜孜于和平自由，援越援朝。国有利器，方能长保。导弹装，机枪配，潜艇深，舰船巡，坦克冲，飞机啸。震迩慑远，两弹爆炸；游天窥地，一星环绕。同根同祖，两岸孤峡，怎限台湾？顺天顺人，一国两制，回归港澳。兵不可玩，然不可不威，衅不可生，然不可不防。当今和平之世，尤非忘危之时也。

盛矣哉！国庆六十周年，援笔而歌曰：

赫赫华夏，承天之光。巍巍道德，祖述炎黄。文明用兴，干戈斯扬。

焕乎日月，邈哉河江。惕厉周秦，含弘汉唐。五千余载，惟丕惟臧。

老作家范文篇3

方今建国六十岁矣，正汉武扬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叹老耄；国逢五纪，犹称弱冠。踔厉奋发，昂藏伟建。切磋兮琮璧，华彩渐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积云，荫翳天衢；剽疾兮怒风，冲腾霄汉。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矫兮翠松，挺秀出涧。猛捷兮乳虎，乍啸出谷；回舞兮飞龙，正跃自渊。念兹明时，何惭子云之赋咏？躬此盛世，当效太白之书剑。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实赖改革开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来，突破枷锁，摆脱束缚，涤除计划旧制，开启市场新篇。劝农兴商，去陋纳善，力行改革开放路，树立科学发展观。乃至庶物丰盈，贸易活跃，经济增长，人民乂安。

若夫民为国本，农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义斯在，今亦为然。衣食之重，国家凭赖；改革之功，农村肇端。破除集体主义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大包干。遂界畎亩，画畛甽，兴垄畦，刳沟洫，濬漕渠，引溉灌，艺禾黍，垦良田。水库往往而有，河道历历可观。东北黑壤，颇宜种稻；新疆沃野，尽使植棉。更有推行机械化，愈增工效；倡导科技化，倍增亩产。实行产业化，巩固市场；促进国际化，突破篱藩。传统农业，力树桑麻，自给自足，自封自闭，当年曾见饱腹少；现代科技，杂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种自产，从此不谓吃饭难。尝谓以微薄之耕地，活烝众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麦稷粱豆，瓜茄菇笋，桃李杏柿之属，随处皆见，不可尽记焉。香椰芒果，荔枝龙眼，丰殖两广；松茸紫薯，竹荪椪柑，富产四川。青鲫鲤鲳之鱼，犬豕牛羊之肉，陈城乡之店铺，走往来之商贩。自羲农稷契以来，稼穑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创新思维，改变观念，活跃市场，鼓励工商。有无贸迁，供销两旺。西陲珍货，顺康衢而东进；南域奇宝，浮舟楫而北上。丽都名会，不乏瑰异；闾阎乡廛，时见琳琅。辐辏所及，毂轮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广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阳，西有成都重庆，东有南京苏杭，并人烟阜密，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店铺栉比，远轶汉之宛洛，绝胜唐之蜀扬。更兼合肥武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堪称繁华者，则星罗棋布，车载斗量。渔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芜城上海，陡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频惊新变；开放以来，不复旧样。设特区，引资本，建城市，办工厂，小企业若雨后春笋，大公司似阳来草长。加工车间，绵绵流水线；制造企业，轰轰机车床。税出名区，财开多道，宝泉流转不息，银行出纳无妨。古谓食货为先，食有余而货乃足，以今日观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赡货富，国家乃思经始，造道梁，兴土功。建国伊始，有周台之谋，惧秦宫之力；改革之后，修汉道之远，筑唐殿之雄。斯非穷竭人力，乃因百业兴隆。地有贫富，丰殷于此而疏于彼；国如棋局，运筹乎外而总乎中。是以五纵七横，连都邑而有达；二滩三峡，蓄能源以无穷。西气东输，酌油烷而损益；南水北调，沟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众，无嗟缺水之苦；东省家庭，不虞乏气之用。九州一家，正当如此，四海无外，理应攸同。更有火箭绝霄，尽人皆知长征号；卫星绕地，举世犹称东方红。神九飞天，远揖织女邈汉；嫦娥探月，近窥玉兔桂宫。珠峰测绘，度量穹柱；南极科考，舟乘雪龙。伟功今造，揽历史而绝无，视世界亦仅有，可不为颂？

至夫建国未几，庠序之谨一度沉沦，幸赖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忆兹三中全会，复开高考；千万学子，再试经纶。于是礼乐备，学校密，文化兴，教育敦。处穷困之士，岂遇穷困之时？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长沙之堕马，赋相如之凌云。青山绿水，勿为严子；朱门紫闼，正待终军。堂集俊彦，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定华夏五千载；清朝史重修盛举，再论沧桑十二君。夺首金于洛城，洗雪体坛屈辱；邀百国于北京，弘扬奥运精神。如斯种种礼节复兴者，非仓廪丰实，孰能致之哉？

至乃文教敷宣，武备不櫜。卫江山以永固，缮甲兵而勿韬。英雄浴血，青简不灭；国家遭辱，丹心常表。矻矻于民主独立，反帝反寇；孜孜于和平自由，援越援朝。国有利器，方能长保。导弹装，机枪配，潜艇深，舰船巡，坦克冲，飞机啸。震迩慑远，两弹爆炸；游天窥地，一星环绕。同根同祖，两岸孤峡，怎限台湾？顺天顺人，一国两制，回归港澳。兵不可玩，然不可不威，衅不可生，然不可不防。当今和平之世，尤非忘危之时也。

盛矣哉！国庆六十周年，援笔而歌曰：

赫赫华夏，承天之光。巍巍道德，祖述炎黄。文明用兴，干戈斯扬。

焕乎日月，邈哉河江。惕厉周秦，含弘汉唐。五千余载，惟丕惟臧。

老作家范文篇4

方今建国六十岁矣，正汉武扬威之日，唐高崇文之年。人至花甲，稍叹老耄；国逢五纪，犹称弱冠。踔厉奋发，昂藏伟建。切磋兮琮璧，华彩渐美；煊赫兮日月，光芒正眩。蓊蔚兮积云，荫翳天衢；剽疾兮怒风，冲腾霄汉。勃郁兮菁草，含熙破土；夭矫兮翠松，挺秀出涧。猛捷兮乳虎，乍啸出谷；回舞兮飞龙，正跃自渊。念兹明时，何惭子云之赋咏？躬此盛世，当效太白之书剑。深惟此何以致之者，实赖改革开放之功焉。改革三十年来，突破枷锁，摆脱束缚，涤除计划旧制，开启市场新篇。劝农兴商，去陋纳善，力行改革开放路，树立科学发展观。乃至庶物丰盈，贸易活跃，经济增长，人民乂安。

若夫民为国本，农为民先。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古义斯在，今亦为然。衣食之重，国家凭赖；改革之功，农村肇端。破除集体主义大锅饭，实行家庭联产大包干。遂界畎亩，画畛甽，兴垄畦，刳沟洫，濬漕渠，引溉灌，艺禾黍，垦良田。水库往往而有，河道历历可观。东北黑壤，颇宜种稻；新疆沃野，尽使植棉。更有推行机械化，愈增工效；倡导科技化，倍增亩产。实行产业化，巩固市场；促进国际化，突破篱藩。传统农业，力树桑麻，自给自足，自封自闭，当年曾见饱腹少；现代科技，杂交水稻，自主自立，自种自产，从此不谓吃饭难。尝谓以微薄之耕地，活烝众之人口，亦非易也。至于松竹麻枲，麦稷粱豆，瓜茄菇笋，桃李杏柿之属，随处皆见，不可尽记焉。香椰芒果，荔枝龙眼，丰殖两广；松茸紫薯，竹荪椪柑，富产四川。青鲫鲤鲳之鱼，犬豕牛羊之肉，陈城乡之店铺，走往来之商贩。自羲农稷契以来，稼穑之事，未有如此之盛也。

若乃创新思维，改变观念，活跃市场，鼓励工商。有无贸迁，供销两旺。西陲珍货，顺康衢而东进；南域奇宝，浮舟楫而北上。丽都名会，不乏瑰异；闾阎乡廛，时见琳琅。辐辏所及，毂轮所到，皆成通衢大邑，各雄一方。若南有广州深圳，北有北京沈阳，西有成都重庆，东有南京苏杭，并人烟阜密，街道纵横，高楼林立，店铺栉比，远轶汉之宛洛，绝胜唐之蜀扬。更兼合肥武汉、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堪称繁华者，则星罗棋布，车载斗量。渔村深圳，崛起通天富邑；芜城上海，陡为吞洋巨港。改革之后，频惊新变；开放以来，不复旧样。设特区，引资本，建城市，办工厂，小企业若雨后春笋，大公司似阳来草长。加工车间，绵绵流水线；制造企业，轰轰机车床。税出名区，财开多道，宝泉流转不息，银行出纳无妨。古谓食货为先，食有余而货乃足，以今日观之，良有以也。

至若食赡货富，国家乃思经始，造道梁，兴土功。建国伊始，有周台之谋，惧秦宫之力；改革之后，修汉道之远，筑唐殿之雄。斯非穷竭人力，乃因百业兴隆。地有贫富，丰殷于此而疏于彼；国如棋局，运筹乎外而总乎中。是以五纵七横，连都邑而有达；二滩三峡，蓄能源以无穷。西气东输，酌油烷而损益；南水北调，沟江河以交通。遂令北方民众，无嗟缺水之苦；东省家庭，不虞乏气之用。九州一家，正当如此，四海无外，理应攸同。更有火箭绝霄，尽人皆知长征号；卫星绕地，举世犹称东方红。神九飞天，远揖织女邈汉；嫦娥探月，近窥玉兔桂宫。珠峰测绘，度量穹柱；南极科考，舟乘雪龙。伟功今造，揽历史而绝无，视世界亦仅有，可不为颂？

至夫建国未几，庠序之谨一度沉沦，幸赖改革之力，文科之教重又回春。忆兹三中全会，复开高考；千万学子，再试经纶。于是礼乐备，学校密，文化兴，教育敦。处穷困之士，岂遇穷困之时？建非常之功，唯待非常之人。慨长沙之堕马，赋相如之凌云。青山绿水，勿为严子；朱门紫闼，正待终军。堂集俊彦，才展芳芬。乃有夏商周断代工程，一定华夏五千载；清朝史重修盛举，再论沧桑十二君。夺首金于洛城，洗雪体坛屈辱；邀百国于北京，弘扬奥运精神。如斯种种礼节复兴者，非仓廪丰实，孰能致之哉？

至乃文教敷宣，武备不櫜。卫江山以永固，缮甲兵而勿韬。英雄浴血，青简不灭；国家遭辱，丹心常表。矻矻于民主独立，反帝反寇；孜孜于和平自由，援越援朝。国有利器，方能长保。导弹装，机枪配，潜艇深，舰船巡，坦克冲，飞机啸。震迩慑远，两弹爆炸；游天窥地，一星环绕。同根同祖，两岸孤峡，怎限台湾？顺天顺人，一国两制，回归港澳。兵不可玩，然不可不威，衅不可生，然不可不防。当今和平之世，尤非忘危之时也。

盛矣哉！国庆六十周年，援笔而歌曰：

赫赫华夏，承天之光。巍巍道德，祖述炎黄。文明用兴，干戈斯扬。

焕乎日月，邈哉河江。惕厉周秦，含弘汉唐。五千余载，惟丕惟臧。

老作家范文篇5

人物：

胡超男，某企业职工，三十岁左右。

胡妻女，胡超妻子，三十岁左右。

老马男，某企业内部刊物主编，五十多岁，高度近视。

老作家男，近八十左右，（可由扮演马老师者改扮）。

[胡超家客厅。摆设一般，一张小方桌，三把椅子，桌上放一台电话，舞台西边竖立一扇木门。

[胡超忐忑不安、抓耳挠腮地上

胡超工会组织征文赛，号召员工都参赛；名次评出有奖金，奖励钞票五百块。为了奖金五百块，不会写作也忙坏；明知自己半文盲，硬着脑袋充英豪。初中毕业到现在，瓜大字识一箩筐；要我拿笔写文章，好比哑巴把歌唱。只为奖金好诱人，老婆全力做参谋；弄来旧书一大堆，叫我随便抄一篇。嘿！我就改头换面抄一篇，署上大名交到工会。能否得奖不晓得，最近心里老紧张；刚才工会来电话，主编老马要来家。我心虚好是像做贼——害怕！害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啥？就怕抄袭文章被揭发！哎呀妈，这可怎么办好呀？

[胡妻系着围裙地上，一边拿抹布擦桌面

胡妻刚才谁的电话？看你慌手慌脚好象什么似的。哎，你怎么啦？

胡超谁的电话？就那组织发动征文的老马。（惴惴地）他说看了我的那篇文章，要来我家跟我谈谈。

胡妻要来跟你谈谈？谈什么哟？（警觉地）他电话里还说什么了？

胡超他说到了面谈。（惶惶地）我猜八成我那篇东西让老头看出问题来了。

胡妻不会吧！我们抄的又不是大名鼎鼎的名家名作，谁会注意你写的什么？

胡超哪可不一定。老马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老头书看得多，难保不会看过我们抄的那本，世界上巧合的事多哩（埋怨地）都怪你，当初出这馊注意。这下好了，饭碗保得牢保不牢先不去说，一旦我抄袭文章的丑闻传扬出去，叫我以后怎么抬得起头哟！

胡妻哪——哪怎么办呢？

胡超你问我我去问谁？弄不好要吃官司哩！

胡妻有那么严重吗？那书五十年前出的，写书的那叫什么陈默的恐怕也早死得没影了，我想应该不会有人知道了。

胡超你真傻还是故意装傻？他人死没了，写的书还在；有书在，难免不会有人看。（自怨自艾地）我真昏了头，当初不该听你。（打自己一嘴巴）我打你！你说你，写不出就写不出，非得猪鼻孔里插蒜——装什么象，现在可抄出祸事来了！看怎么收场！

[门铃叮当响起

胡超糟了，准是老马来了！

胡妻哪--哪--你开门去呀。

胡超（哆嗦着）我的腿怎么不听使唤。阿芳——你去开门。去呀！要不我先躲躲再说。

胡妻你瞧你个窝囊样！跟个兔子似的！老马难道一进来就拉你去枪毙！（犹豫了一会儿毅然地）是福不是祸，是祸想躲也躲不过。

[胡妻开门，老马上

老马这是胡超同志家没错吧？

胡妻没错没错。您是马老师吧？请进！（搬椅子）请坐！

胡超（畏畏缩缩地）马--马老师······

老马哎哟！胡超同志呀！（抓住胡超的手热烈地握着）你好你好！该怪我姓马的有眼不识泰山。胡超同志呀！你了不起啊！今天我不但向你表示祝贺，还算特地向你负荆请罪来了。我长常常抱怨企业没有人才，其实真正的人才就在眼皮子底下，竟没发觉。（感慨地）世上有千里马而无伯乐呵！（拉着坐在一起）

胡妻（疑惑）马老师，您唱的这是哪出呀？

老马（吟诵）元冈生宝玉，大海出明珠。胡超同志呵，你写那篇文章——

胡超（惊恐而颓唐地）您看出来了？

老马是呀，我看出来了。我看出这篇文章好象不是你写的——

胡超哎呀！（从椅子上差点跌滑下来）

老马你怎么了？

胡妻（急忙扶住丈夫）他头晕。

胡超·我——头晕。

老马一定是神经衰弱。我也经常头晕。脑力劳动者的常见症状嘛！

胡妻（试探地）马老师，您刚才说我们胡超那篇文章——？

老马噢！你们别误会！我的意思说那篇文章不像胡超同志写的一样，因为胡超同志以往在我的印象中倒不象会写文章的样子。不过话说回来，这样高水准的文章除胡超同志外企业里还有谁能写得出？写得好，写得实在好！我由衷为胡超同志的优美文笔惊叹，折服！（又去抓住胡超的手时却错抓了胡妻的手握着捏着）胡超同志，你真人不露相呀！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忽然觉得握的手感异样）咿！——

胡妻（不好意思地）您握着我的手哩！

老马（把手提到鼻尖一看，霍地慌忙甩开）我说怎么胡超同志的手突然间变得滑溜溜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胡超同志，我怎么以前就没发现你的超凡才能呢？

胡妻（脱口而出）别说是你，就连我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都发现不了——不——我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也新近才发觉他是个人才！（瞟一眼丈夫，努努嘴）

老马难怪人们常说，越和天才离得近的人越不易发觉天才的伟大。胡超同志呀，你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呐。这次工会组织举办征文大赛你是大显身手，脱颖而出！你的那篇文章写得真是好，逻辑严密，风格隽永，辞藻典雅而不失华丽，意境开阔而洋溢诗情画意，绝对是篇一流的上乘佳作。后生可畏呀！

胡超（得意地）我闹着玩哩！

老马闹着玩？看不出你还那么谦虚。

胡超谦虚？（一不留神脱口而出）其实还真不是——

胡妻（慌忙接口）——真不是第一次写了（提醒似地拧了一把丈夫的腰）。

胡超（恼怒地对妻子）你揪我干什么？

胡妻好端端地我揪你干什么，我看是蚊子蛰呢！

胡超哪里有——（看见妻子瞪自己一眼，恍然领悟地）是——是——是蚊子蛰的。（笑对妻子）这么大蚊子，还能吞下一个人哩！

老马这么说胡超同志是经常写的？都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吧？有机会我找来一定好好拜读。恕马某孤陋寡闻，以前确实没听说胡超同志在写作方面的非凡才能和本领。看来人断然不可貌相。十步之泽，必有香草——这古人的话想必错不到到哪里去。

胡妻马老师，这次比赛我们胡超能得奖不能？

老马这还用说，当然是魁首独占。我们几个评委一致决定将一等奖颁发给胡超同志。恭喜呀！

胡超我得一等奖？那个——那个——奖金就归我喽？

老马舍你其谁呀？你就等着请客吧！呵呵呵！

胡妻真的？哪太好了！——心血终没白费！

胡超真没想到——

[夫妻俩得意忘形地拥抱着

老马别急着拥抱呢，还有更好的消息在后头哩！——瞧你们夫妻俩高兴得连水都不给倒一杯。

胡妻对对！我这就给您泡茶去。（笑嘻嘻地去倒茶水）

胡超（又坐回去）马老师，您还带来啥好消息？

胡妻（端上茶水递给老马）马老师您请喝茶。

老马（接过茶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子一嗅，）好香！这茶很贵吧？有龙井的味道。

胡妻是很贵。（低声地自语）这都什么眼神。市场上十块能买得两三斤哩！

老马我就好茶，胡超同志想必也是同道中人也。古人说，酒壮英雄胆，茶助文人思嘛！呵呵呵。

胡妻马老师，您刚才说还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

老马对！好消息，大大的好消息！前几天我获悉市文联举办的文艺作品大奖赛还没结束，就自作主张把你的那篇文章复印后送了一份上去，谁料今天上午文联负责同志来电告知，说有两篇文章进入决赛，其中一篇就是你的大作。哎呀呀！胡超同志，你真了不起。我涂涂写写大半辈子也没获过地区级奖项，你却一炮打红！后起之秀，后生可畏！我都羡慕得有点嫉妒了呢！你着实不得了，了不得！

胡超（惊慌失措地蹿起来）什么？马老师，你--你把我那篇东西搞市里去了？

老马怎么你不高兴？不会是责怪我没有事先通知你吧？呵呵呵！瞧你的脸怎么一下子变得像包龙图样难看！你小子可要名利双收嘞！

胡超马老师--（团团转）你这么可以这样做呢！哎哟！这--这下我完了！

老马完了？你完什么？（愕然不解）你别一个劲转圈子哟？

胡超（焦急地用拳头敲打额头）哎哟！完了！完了！

老马（不解地问胡妻）他这是怎么了？

胡妻他————他头疼！

老马头疼也用不着拳头打呀！赶紧拿冷毛巾先给他敷敷——看样子疼得不轻嘛！

胡超（一把拽走妻子到另一旁）这下糟了！我们让这老头害惨啦！事情怕会越闹越大哩！不获奖倒罢，一旦获头奖，文章肯定会公开在报刊上登出来，再加上新闻媒体一报道，到那时，知情面扩大到全市范围，纸里还能包得住火？这可怎么办好？这个多事的老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阿芳，想想我就胆战心惊后背冒冷汗！

胡妻（暗暗地开始有所担心，但表面装作泰然镇定，安慰丈夫地）你放心吧！即使报上登出来，也未必多少人留意那篇破东西。人家读者关注股票、汽车、情杀、伊拉克战况还来不及呢。何况现在抄袭剽窃的人比比皆是，有的还是大教授、大明星呢！我们同他们比连提夜壶的资格都没。反正我们抄那叫陈默的老家伙属于无名之辈，他的书恐怕全中国也没几人看。你就放一百二十个心吧！

胡超可我心里老砰砰跳，我就怕——。

胡妻没出息！抄都抄了，马老头都弄市里去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胡超都怪你的馊注意。什么不好干，偏叫我做贼一样抄人家的。知道现在这般提心吊胆的，当初还不如让咱儿子写一篇倒来得心安理得。（叹息地）唉！但愿那篇东西被淘汰掉。

老马你们夫妻俩嘀嘀咕咕老半天，我可抗议了！

胡妻（拉丈夫走近老马）马老师，您估计胡超的文章能有中头奖的希望吗？

老马我看问题不大，必中无疑。据上面传来的可靠消息，说决赛两篇文章各有千秋，评委会争执不下，已经在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进行裁夺。但大多评委看好胡超的作品。当然，话又说回来，得不得奖还是次要，重在参与嘛！

胡超老作家裁夺的结果还没出来吗？

老马大概快了。一有结果市文联会立刻通知我们。你很紧张吧？我也紧张。

胡超（喃喃自语地）希望老作家是老糊涂——

老马你说什么？

胡妻他说怕老作家是老糊涂啊。

老马不会不会！

[老马的手机忽然响起

老马喂，我是老马。哦！哦！裁决结束了是吧？什么，胡超的文章没获奖？这怎么回事？什么？老作家还把胡超的文章批评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怎么可能呢？老作家不会真老糊涂了吧！喂！喂喂！（对方已经挂机，自言自语地）这怎么可能呢？

胡妻（失望地）我们胡超被筛了下来？

胡超（如获重释地松口气）我说没错吧--老作家老糊涂啦！我也算是逃过一劫。以后杀了我的头也不抄--也不写了。

老马（困惑地）咦？胡超同志，我看你怎么反而挺高兴似的？不会故意在我面前装坚强吧？我猜你此刻心里肯定难受得刀割一样。哎呀小胡，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点小小挫折，你可不要灰心丧志嘛。所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这个道理你是要懂的！男子汉大丈夫该越挫越勇、屡败屡战才嘛！（忿忿不平地）我怀疑那老作家要么徒有虚名，要么中人家的糖衣炮弹，否则怎会良莠不分。什么德高望重，我看是欺世盗名。

[电话铃骤然响起，胡妻接听

胡妻喂？是胡超家。他在家--（把电话递给丈夫）找你的。

胡超我是胡超，请问你——你是市文化局的？什么，你们陪同一位老作家要来我家访问？是把我文章批评得的一屁不值哪老作家吗？欢迎欢迎！——不会不会，我怎么会生他的气，可能我的文章确实还不够火候——请问他来做什么？——他什么时候来？什么，车子快到我们家了。好的，好的！我们尽量招待好（挂机）。

老马（敏感地）文化局来的电话？

胡超说那老作家要来我家访问。

胡妻（困惑地）他来做什么呢？

老马也许老作家跟你切磋技艺来的呢。总不会特地赶着安慰你来的吧？虽然你文章没被他青睐，可能他要培养你也未可知。小胡——胡超同志，你真走运！——他们快到了是吧？文化局领导肯定也会一起陪来。不知是哪位局长？嘿嘿嘿！我下去迎接他们一下。（火急火燎地下）

胡超幸好遇上老糊涂，也算化险为夷。若被人家发现告我们侵犯著作权，哪得负法律责任。偷鸡不着把蚀把米！

胡妻就你胆小得像老鼠。有什么好怕的。这样狗屁文章，也就马老头这种三流货色看出好来，人家懂行的老作家一看就毛病百出！嘿嘿，也不晓得三块多点一斤的烂茶叶到他嘴里成龙井了。——你看刚才那副去献媚的模样，我看着就恶心。

[门铃响，一位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作家拄着手杖上

老作家是胡超先生的家吗？

胡超是！是！老先生请进！

胡妻咦，马老师呢？他不是下去接你们去了？

老作家我让他们都在楼下等，不要他们一起陪来，我一个人来就可以了。

我可不喜欢前呼后拥呀。

胡超（握住老人的手）老先生，我谢谢您帮我一个大忙呀！

老作家（爽朗地呵呵笑）这有什么可以谢的？要说谢，小伙子，其实是我应该谢谢你呵！

胡超（迷惑地）您谢我？您谢我干什么？

老作家我要好好谢谢你。（慨叹地）想不到呀，半个世纪后

居然还会有人看我的书。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是没有比这更让人欣慰的啦！谢谢你呀！——我就是陈默！

胡超

老作家范文篇6

一、《花城》与“新时期”作家的构成

《花城》前七期虽然顺利打开了局面（创刊号印数即达25万册），两年内就已经站在了很高的文学平台上，但直到80年代其作者群才算基本上全面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的作家构成。不过，《花城》在创刊阶段就建起了一个水准很高的老中青作家梯队，这已十分不易。早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时，出席会议的作家代表可谓“五世同堂”（五四时期的“文坛老将”、五四以后的作家、新中国培养的作家、“右派”作家、文坛新秀）。《花城》前七期的作者，恰能展现这一构成的概貌。老作家有：巴金、沈从文、叶圣陶、夏衍、卞之琳、萧军、萧乾、端木蕻良、臧克家、姚雪垠、艾芜、徐迟、杨沫、聂绀弩、陈登科、欧阳山、秦牧、王西彦、黄药眠、黄裳、叶君健、严辰、邹荻帆、蔡其矫、吴有恒、李克异、曾敏之，等等；中青年作家有：张洁、林斤澜、从维熙、彭燕郊、李瑛、沙鸥、黄永玉、柯蓝、李晴、雁翼、范若丁、梁信、祖慰、王先霈、陈伯坚、程贤章、谢竟成、、彭拜、韦丘，等等；青年作家有：刘心武、史铁生、高行健、孔捷生、郑义、陈建功、洪三泰、杨干华、林贤治、段剑秋、毕必成、王梓夫、翟禹钟、林雨纯、李钢，等等。从以上作家队伍的构成来看，其影响已是非同一般。1981年，《花城》与《收获》《当代》《十月》一道被誉为“新时期”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后又与《收获》《钟山》形成所谓“三足鼎立”，《大家》创刊后，又有了“四分天下”之说。正是由于《花城》的高水准作家队伍的建构，以及其先锋探索姿态，才使它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成为当代文学的重镇。当代文学史一般认为，80年代作家的“主体”由“复出作家”（或“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两部分组成。然而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始，作家的“主体”实际上由老作家和“复出作家”构成，《花城》前七期可以证实这点。只是，作家队伍在当时已开始出现分化与重组，最明显的莫过于，老作家与“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已在加速失去文坛的中心地位。其原因大致有三：一，老作家已难维持曾经旺盛的创作活力，他们已处于人生的回忆与整理阶段，更容易被作为“财富”或“资源”来对待；二，“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已难合拍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由于历史与政治的原因，他们不再受到重视；三，思想解放运动与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对很多老作家和“十七年”时期的中心作家往往持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文坛热点集中于对外来文化思想的转化吸收与自我创新上。不过，这并非意味着老作家在“新时期”无所作为。事实上，诸如巴金、杨沫在内的很多老作家及其曾经的中心作家，在当时及之后的八十年代，都激起过很大的反响。《花城》前七期的作家作品，就很能说明问题。“复出作家”和知青作家后来成为“主体”，这是一种必然。前者以文化英雄的身份回归文坛，社会心理优势明显；另外，他们的创作观念与“新时期”的潮流并无隔膜，复出之时即能融入；再者，“复出作家”正处中青年精力旺盛期，生活储备充足，他们一度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中坚，委实不足为怪。与此同时，知青作家已经成长起来。他们经历了特殊年代，饱含倾诉的欲望，更希望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这些都会促使他们迅速作出反应，迎时代潮流而上。其中，不少知青作家“”时期已开始创作，只是还未定型尚处探索阶段，“新时期”的到来，正给他们一展身手提供了良好的机会。知青与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始，即已显示非凡的实力。《花城》前七期不仅发现了一批青年作家，而且努力发掘他们的潜力。《花城》在“新时期”文学发端时期所作的巨大贡献，在很大程度上正源于此。当时刘心武37岁，高行健39岁，史铁生28岁，郑义32岁，陈建功30岁，孔捷生27岁，林贤治31岁，李钢31岁，等等。洪子诚在《花城》上发表文章，当时也只有39岁。其中刘心武、高行健、史铁生等人，在当代文学史上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总之，《花城》自创刊之后的七期，我们从中不仅能够看到“新时期”作家构成的概貌，而且《花城》也为青年作家的发现、培养与整体文坛格局的重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花城》与“伤痕文学”

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发表后，“”之后的文学就在“伤痛”中开始复苏。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正是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后出现与交叉汇流中开始的。“伤痕文学”最早出现，但是在渴望光明与未来的时代潮流之下，以上三者很快变得模糊不清，融合难辨。或者可以这样理解，在控诉“”给人造成“内伤”的同时，进而将“”发生的历史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十七年”时期，痛定思痛后，最终把眼光放到对未来的希冀上。《花城》创刊期与“伤痕”叙事密不可分。“伤痕文学”本指小说，但从《花城》前七期来看，“伤痕”在每种文体中都是集束式出现，可谓“遍体鳞伤”。除海外港台小说外，前七期共发表完整小说38篇，其中包含“伤痕”内容的竟达30篇。其他文体，包括诗歌、散文、电影文学、访问记，甚至是“花城论坛”的批评文章，涉及“伤痕”的内容竟也占六成以上。以现在眼光看，这类叙事似乎过于泛滥，可“新时期”文学恰恰是在“伤痛”之下揭开序幕的。所以，这是完全可以理解与谅解的一股文学思潮，《花城》也可谓扣紧了时代的脉搏，充分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盛产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几近于无。《花城》虽有长篇小说连载，比如创刊号上有欧阳山的《柳暗花明》，但作品并非写于“新时期”；第二期有李克异的《历史的回声》，但其不仅写于“”期间，内容也是关于抗战的，着实没有“伤痕“的影子。研究者阎纲在当时就指出：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话剧、散文报告文学，在“新时期”之初都已复兴，唯有长篇小说落后了。“长篇，制作困难；三年，时间太短”，“现代迷信和非现实主义侵蚀严重，包袱太重，积重难返，恐怕也是原因之一”②。其实不需做深刻的原因分析，“”刚过，文学大门洞开，“春风”吹拂之下，病树吐芽，鲜花含苞，大多数作家急切表现创伤性的记忆与进行短平快的控诉，实在来不及进行大架构的思考，这确乎合乎常理。结合当时实际情况，《花城》创刊号即创20多万册的发行纪录，确实得益于“伤痕文学”。创刊号之所以畅销，极可能是因为头条发表了华夏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小说讲述了“四•五”中的一个英雄人物，被当作反革命入狱又最终平反的故事。据说，当时多家杂志不敢发表，《花城》编辑部主任李士非坚信，平反是众望所归的、也是必然的，于是大胆采用了这篇稿子。小说发表后迅即引起轰动。就在小说发表后不久，也得到了平反。《花城》用稿之慧之锐之大胆，由此可窥一斑，也算是引领了“新时期”文学风气之先。同期还发表“伤痕文学”开创者刘心武的短篇小说《干杯之后》。从文末标注的写作时间来看，大概是《班主任》发表一年后的作品。这个短篇与《班主任》一样，都存在艺术上的粗糙与严重的“”文学的痕迹。比如小说一开始就说：“经历了一场‘’造成的洗劫以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便春风重降，温暖和煦，万物苏生”；类似政策说教的也不在少数，如：“新时期对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不是可以降低而是必须更高。党委需要立即更深入地学习领会、更坚决积极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新时期的总路线，以及由这总路线所决定的各项方针和政策”。这些语言显得干枯与牵强，极大影响了小说的文学性表达。本来是写新老两代科学家在“经典理论”与“新理论”之间的争锋与所造成的心灵创伤的，结果让党委书记贺真架在当中，读来不伦不类，使得小说的主人公被喧宾夺主了。这类情形与“”遗风，以及不经意之间就冒现出来的“毛语体”，在前七期《花城》“伤痕”类作品中可谓俯拾即是，确实留下了“新时期“文学弊端的证据。然而，我们却可以反过来思考这个缺陷。这些带有“伤痕”的“伤痕文学”恰恰是最真实的文学史痕迹，重读《花城》创刊阶段的文学，能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这种历史原貌与“新时期”文学的发端及其发展的历程。其实也并非没有异质性的“伤痕”作品。创刊号上林斤澜的短篇《一字师》读来就颇含深意，饶有趣味。《一字师》以第一人称述说了中学语文教师吴白亭对错别字十分敏感，出于职业习惯，看见错别字如不纠正就坐立不安，为了改正造反派小将大字报里的某个错字，曾几次被当场揪住批斗。这种近乎迂腐的固执行为或奇异之举，却饱含了一颗忠于教育事业，又顽强地同愚昧抗争的伟大心灵。第五期头条发表从维熙的中篇《泥泞》，这部小说已从纯粹的“伤痕”中挣脱出来，饱蕴反思与改革的意味，而且颇具历史感，让人耳目一新。小说以作者“我”和一个回北京途中的旅伴共同失眠而攀谈，来展开“我”与旅伴对往昔的追忆。小说的“伤痕”意味浓厚，被迫害者在反右派斗争和中先后遭遇悲惨迫害，从中看到在罪恶的年代中各种人物的伤痛与悲哀。尽管伤痛永远无法弥合，但作者却寄予了对光明的向往，最终以一种美好的理想来结束小说。伤痛中带着乐观，而不是停留在悲哀中无法自拔，从而催人反思、励人奋发成为小说的主旨。除了纯粹的“伤痕”叙事之外，有些作品以爱情为背景来写“伤痕”。毕必成的电影文学《庐山恋》（四期），李晴的短篇《茉莉啊，茉莉》（七期），两者中的恋人都因“”被拆开，也都因新时期的到来而再次重逢与结合，情节感人，且令人充满期待。此类作品在“新时期”同属“解冻”之列，是很有影响且非常受欢迎的。杨沫的报告文学《不是日记的日记》（七期），则从另一角度来抒写科学家的“伤痕”，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创伤性记忆。杨沫是放下正在创作的《东方欲晓》来写这个报告文学的，她的写作姿态深深体现了一个老作家的责任感与良心。说《花城》在创刊阶段一“伤”到底，未免有失察之嫌。《花城》似乎在遍地“伤痕”中寻求某种平衡，海外与港台文学的引入恰如起到一种中和的功效。更何况，我们从第四期发表的小说来看，又似乎能感受到《花城》的某种努力与倾向。在本期的四个短篇与一个中篇中，我们实难捕捉到“伤痕”的影子，历史题材与民间传说成为叙事的内容。

三、《花城》与巴金、高行健

巴金是功成名就的老作家，高行健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在此把两者并列来与《花城》进行讨论，似乎不太搭边。承前启后的两代作家，其实在“新时期”确实与《花城》有过关联，并且二者很具代表性。巴金是少见的能保持旺盛创作力的老作家，他几乎是在病榻上写成了《随想录》，这部随笔集被公认为“新时期”文学的重大收获，是一部“说真话的大书”。高行健在《花城》上发表处女作，之后频频在上面发稿；他的实验性的戏剧创作对新时期文学影响很大；1981年《花城》出版了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可以说这部书多少影响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再加上他2000年作为法国华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故其特殊性确实不可小视。《花城》前七期先后推出了沈从文（五期）、巴金（六期）、端木蕻良（七期）三个老作家专辑。其中仅有巴金是作为头条推出的，可见《花城》对巴金的重视程度。该专辑包括巴金的《文学生活五十年》、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黄裳的《思索》、高行健的《关于巴金的传奇》，还有由巴金手订的《巴金文学创作目录》。巴金于1978年至1986年的8年期间应香港《大公报》之约，先后写了150篇“随想”，后总结集为《随想录》出版。在此再次着重提到《随想录》，是因为巴金在这本书中，明确提到《花城》的有四处之多，可见巴金是重视《花城》这本刊物的。《花城》中的文章影响着巴金，特别是“伤痕”作品对巴金触动颇大，比如当他读到《花城》上杨沫的日记《风雨十年家国事》时，竟然能使他“浑身颤栗”③。尽管这已不是《花城》创刊阶段的文章，但我们却可以看出一直以来巴金对这本文学期刊的关注。另一方面，《花城》重头推出巴金时，《随想录》还仍处写作过程之中，这不但体现了《花城》对巴金的尊重与期待，而且也在不经意间也融入到巴金《随想录》的写作过程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讲，《花城》与“新时期”文学发端的关系又紧密了一层。《花城》与高行健的结缘，或许是因为独具慧眼地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中篇小说《寒夜的星辰》。这是一部不像小说倒像散文的中篇，当时不为很多期刊所接受。高行健较早接触西方现代派的写作手法，这部小说用日记体的叙述方式，写一个老干部在“”期间的遭遇，涉及对革命信仰的忠诚，同时也是对“”的反思。这说明了，高行健在“新时期”文学发端之时，仍没有脱离“伤痕”文学的套路，只是写作手法不同，不过，他已从纯粹的“伤痕”发展到了“反思”阶段。《花城》对高行健充分肯定，而且高频率发表他的作品，这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的创作欲望，《现代小说技巧》的出版，同样也大大刺激了他对现代小说技巧的探索。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他日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归功于《花城》对他早期创作的提携与帮助，但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花城》对“新时期”文学的推动与发展所做过的不同寻常的努力。在这点上，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关于高行健，还有一点值得我们关注。他在评论法国现代派人民诗人普列维尔和他的《歌词集》时，体现出了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高行健，他的评论，显示出了他对文学的清醒，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学的亲和。“诗人脱离人民，不为人民所了解，是本世纪西方现代诗歌的不幸。”④从中可看出，一方面，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当代文学的语境规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对西方现代手法的敏感。或许，他的批评，正切中了中西方文学各自的要害。在“新时期”文学发端时期，巴金的“写真实”与“反思”的姿态，高行健对现代派文学技巧的追求，颇具代表性的二者的合力，恰恰是推动“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动力源所在。而这两者，尤其是后者，与《花城》确实有着难以抹去的紧密联系。

四、《花城》与国外文学思潮

老作家范文篇7

“情愫”，也作“情素”；愫：真实的情意，诚意；“情愫”本意，就是真情实意。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通过记写“湘西世界”自然优美、健康人生形式等方面的“美”来展现本意。本文将从“人情美”、“风俗美”和“写作动因”三个部分作阐释，分析作家从作品到理论构建的如诗如画、恬静淡远、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和独特的功利原则与美学观的显现，以及构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动因，进而展现作者对湘西人民命运的关注，对故乡发展的关切，体现作家创作的理性精神与文化情怀，反映作家对湘西故土的深深情愫。

关键词：《边城》故乡情愫人情美风俗美

前言

《边城》是沈从文最具影响的代表作，创作于一九三三年秋到一九三四年春，最初在天津《国闻周报》第一卷第一期至第十六期上连载，一九三四年九月由上海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在作者本人的《选集》和《文集》中都曾被编选过。这部作品先后被翻译为多种外文流传世界，曾有“震动中外文坛”之誉。《边城》的故事梗概是：在湘西山城茶峒，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兄弟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翠翠虽然对二人都有好感，内心却深爱着傩送。天保因为自己的爱得不到理会，在痛苦烦闷中坐水船外出不幸遇难。哀伤悲痛的傩送一时无心耽恋爱情，又与家里为婚事发生摩擦，随后也随船出走下桃源，不知归期。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经不起打击的老船夫溘然长逝，留下孤独的翠翠，怀着对祖父伤悼和对情人思念的双重感情继续守着渡口，而傩送却不知何时归来，也许明天，也许永远都不回来。

纵观《边城》中形形色色的故事和人物，我们不难看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也是他创作的起点和归宿。小说《边城》无论从独特的艺术风格，还是它所表现的故乡美景，即人情美和风俗美，这无疑是沈从文讴歌与赞美故乡的代表作。同时，他用柔美的笔墨、深沉的感情描绘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缚的原始古朴的湘西，讴歌自由、自得的人生，表现出一种伦理的善与道德的美，与都市绅士阶层的道德沦丧形成鲜明对照，除了带有30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外，还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边城》中所描写的“美”，即是故乡的“人情美”和“风俗美”，作家不仅着笔于神秘绮丽的自然风光，更蕴含于人身上，是作者对故乡挥之不去的深深依恋的集中表现。

一、浅析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的人情美

《边城》以湘西边境的山城茶峒和附近农村为背景,描写了一个驾船老人和他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生活,以及当地掌水码头团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同时爱上翠翠以致酿成悲剧的故事。全篇以翠翠的爱情悲剧作为线索,既对边城富有特色的自然景致、风土习俗作了诗情画意的描绘,又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湘西地方淳朴的人情美,其淳朴的人情美主要是通过“边城”社会各式各样的人物及其相互间的人际交往呈现出来的，体现了“边城”人与人之间自然、和谐、融洽的关系。文中对男女之爱、亲属之情、邻里之睦等世态人情的细腻刻画，生动地展现了边城人民的健康、优美、质朴的民风和人情，表达了作者内心对理想人生的执着追求。

（一）事故中的主人公——美善诚恳

女主人公翠翠是一个十五岁的山村姑娘。美丽、天真、明慧、善良、柔和、而又有点胆小，带着几分野气。第一章叙述了这个人物的身世、父母之后，这样写道：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小小一段文字，笔疏意丰，如画家速写一样简洁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清纯可爱的湘西少女形象。

男主人公傩送则勤快、大方、勇敢、英俊、强健、善良。第二章介绍到傩送兄弟时如此写到：

两个年青人皆结实如小公牛，能驾船，能泅水，能走长路。凡从小乡城里出身的年青人所能做的事，他们无一不作，作去无一不精。……（傩送）不爱说话，眉眼却秀拔出群，一望即知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

这些不多的文字，充分展现了傩送兄弟俩尤其是傩送的英俊有为，和洋溢着男性阳刚的人格之美。

（二）故事中人们之间的情感——自然真挚

1.古老法则下的爱情。翠翠与天保、傩送生活在一个没有阶级、不带政治经济色彩，有着古老生活节奏与情调的环境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一辈对后一代的婚姻怀着“不可言说的温爱”，充分表现出了一种伦理的善与道德的美。他们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感受着爱情的古老法则：不疾不徐，当来则来，该去则去，不可强求，不能怠慢。《边城》的结尾“到了冬天，那个劈断了的白塔又修好了。……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就是一个明证，在归诘中体现了中庸之美，回与不回，哀而不伤，含蓄隽永，令人回味。

翠翠和傩送作为作品《边城》中的两个主人公，虽然可能不像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和贾宝玉那样，“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但也都是美丽善良、诚恳朴实、秀外慧中的人儿。基于这样的基础，自从两年前在河岸上第一次偶遇那一刻起，他们便从心底钟情于彼此。

作品中写到:“她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脸红,她喜欢看新嫁娘,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喜欢听缠绵的情歌;喜欢一个人坐在岩上向天空中的一片云一颗心凝眸驻望。外祖父若问:‘你想什么?’她便带点儿害羞地说:‘翠翠不想什么。’但心里同时又自问:‘翠翠你真在想什么?’同时自己也就在心里答道:‘我想得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道在想什么。’”作品正是透过这样细微的心理描写把受青山绿水抚育、承阳光雨露沐浴的山村少女那情窦初开、青春初萌的爱情感受揭示了出来。翠翠这一少女，正是沈从文向往的优美人性与人情的化身，青山绿水和古朴的环境，造就了翠翠清澈透明的性格，她美丽、热情、纯真，心怀美好的憧憬和期待，依循古老的原法则、传统的方式生活着。作者通过这一形象，讴歌一种淳厚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生态度。

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是边城人爱与美的化身,作品正是以此来歌颂边城百姓的人情美的。翠翠对傩送的爱,虽有一个由下意识的朦胧感受到明确的体验的发展过程,但在事件的全部发展过程中,她始终信守着自己梦魂牵绕的最初选择,没有因为人事出现的周折而改变初衷。她对傩送的爱是忠诚的,坚贞的。由于性格的内向、少年的羞涩,在爷爷面前她不敢明言,相反时而掩饰,致使爷爷没有摸准她的心,错点鸳鸯谱,无意中促成了二老傩送的哥哥天保派媒人前来求婚,而对傩送亲自前来表态却支吾其词答非所问,使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波折迭起。翠翠拒绝了天保的托媒提亲,感情始终倾注在傩送身上,即使在天保因情场失意驾船外出溺死于茨滩,爷爷掉头来为翠翠与傩送的婚姻撮合,因眼看事情无法成功而死于暴风雨之夜,爱人傩送也因误会一气之下驾船外出,但翠翠仍然不改初衷。她从杨马兵口中明白这一切误会的经过和前因后果之后“哭了一个晚上”,最后独守渡船等待着未有归期的爱人傩送的归来。2、白塔下的祖孙情。祖孙以船为家，迎来送往。爷爷教会了翠翠牵船的活计，讲述关于翠翠母亲凄婉的故事，把孙女看得如掌上明珠，从不呵斥，从不责难，于是翠翠就在“风日里长养着”，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常日子就在祖孙俩的一片亲情中打发过去。他为翠翠的婚事多次向傩送及其父亲探听消息,遭到淡漠的回答,使他伤心烦闷,但他并不因此对船总父子怀恨,他相信他们是好的,并企图继续寻找机会撮合外孙女与傩送的婚姻,这种努力直至他病逝。

3、渡船上的乡亲情和茶峒河边的城乡情。老船夫好意谢绝过渡人掷在船板上的钱，每每推却不过，就必另设法或赠草烟或供凉茶予以回报，于是，碧溪的方头渡船上就常常演绎出一个又一个浓烈的乡

情故事。渡船是公家的，人情却是私家的。正是因为公私分明，古渡口的老船夫祖孙俩才给过往行人客商那么深的印象，从这里更可看出边城人纯朴的乡情。“边城”社会,人人靠自身的劳动生活,与人为善,待人以诚。老船夫是管理渡船的公仆,他爱这里的青山翠竹、清溪渡船,更爱来往过渡的人。他摆渡撑船50年,忠于职守,风雨无误。他把固守渡船为过客服务作为自己的天职,只要活着就不离开岗位。“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

他忠厚朴实,只靠公家发给的三斗米、七百钱过着简陋的生活,从不收取过往客人的额外的渡钱。有时感情难却,只好将收入的钱买草烟奉赠过渡客人,买茶叶泡水给过路人随意解渴。他宽厚热情,重义轻利,慷慨大度,偶尔进城买酒,每遇熟人他必邀请到他家喝酒。若有人想马上尝尝他的酒,他立即把葫芦推给别人喝光为止。这种境界也只有在湘西的边城才能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爱不仅关乎其生，甚而关乎其死。不像现在人和人之间隔膜如此之大，更体现出边城人之间的人情之淳朴。在作品中,宽厚善良的老船夫是“人性善”的化身,也是“边城”人真、善、美的化身。

4、码头边的父子情。船总顺顺慷慨豪爽，常常济人之危，处事公正无私，成了当地德高望重的名宿。而他对儿子的要求也相当严格，长大后，随船见识，甘苦与共，划桨拉纤，一视同仁。在旱路做生意不避寒暑，学贸易，学应酬，练得身体结实，和气亲人，不骄不惰，与父亲一样受人尊重。父与子之间如同朋友，相亲相爱，没有家长命令，没有族规拘束，演绎着边城人特有的人世真情。“边城”社会有贫有富,却不因贫富分等级。掌水码头船总顺顺虽然武家出身,家有巨富,但绝不以财富自居,盛气凌人,相反为人侠骨柔肠,慷慨大度,广交朋友,济世救人。他为人处世,公正无私,正直和平,明事识理,豪放豁达,是地方上德高望重的人。在处理与老船夫一家的关系上他做得特别感人:体恤老人生活穷困,送给白鸭、粽子;不嫌翠翠家贫,打发媒人前去提亲;天宝情场失意,驾船外出溺死于茨滩,他虽知与老船夫迟迟不答应有关,但并不责备、怨恨;因失儿伤心曾一度反对傩送与翠翠的婚姻,但一旦他知道孩子们是真心恋爱之后也就不再阻挠;老船夫病逝,他前来帮忙料理后事,并屡次提出接孤女翠翠到他家住着,等待傩送回来再解决婚姻大事。

小说中描写的爱和美的人生，是在一种洋溢着诗情画意和浓厚的地方色彩的特定环境中展开的。优美的湘西风景画和迷人的湘西风俗画，散发着清新的气息，与作品中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人物独具的风采，浑然交融。给人一种美的享受！沈从文将散文的笔法和诗歌的抒情因素融入小说中，创造出一种抒情写意的表现方式。整个小说回荡着作者对故乡的挚爱和眷恋，这一切,都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图景,体现着浓浓的人情美。

（三）《边城》写作的人文背景

在《边城》中，小说情节的发展始终是围绕翠翠与傩送兄弟的爱情故事进行的。作品中的爱情，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湘西边地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汉族、土家族、苗族等杂居在重山叠嶂的穷山僻壤，长期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形成了他们带有地域性的生活风习、道德观念和性格特点。加之由于地处偏僻，交通闭塞不便，没有像较为发达的地方那样，受到外来文化的明显影响。因此，生活的变化较小较慢，基本保持着固有的传统生活风习和思想观念，民风也较为淳厚朴实。生活在其中的人，性情粗犷豪放、爽直豁达、重感情、轻钱财、讲义气、是非分明、爱憎强烈。他们表里如一，“说定了又反悔，和茶峒人平素品德不相称”；仗义任狭，“凡帮助人远离患难，便是入火，人到八十，也还是成为这个人一种不可逃避的责任”。作者把祖孙之爱、父子之爱、人们之间的互助友爱，以及他们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等穿插交织起来，生动地写出了以老船夫、船总和杨马兵为代表的茶峒人民的精神品质，写出了茶峒古朴淳厚的社会风尚。

二、浅析沈从文小说作品中的风俗美

对于湘西——这个偏僻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和事情，作者勇敢的将它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些叙述看似平静，无慷慨愤激之词，然而内心里却奔涌着滚滚的热流，既包含着揭露与批判、沉痛与隐忧，归根结蒂，作者对故乡、故土有着割舍不断的缕缕情丝。

作品中描写的边城里，故事发生的环境——景美风淳，青山秀水、碧溪渡船、翠竹白塔、黄墙黑瓦，以及河街独特的吊脚楼等等，无不构成了一幅幅静谧怡人的风景画，使得读者无比神往。如文中所言：“一个对于诗歌图画稍有兴味的旅客，在这小河中，蜷伏于一只小船上，作三十天的旅行，必不至于感到厌烦。正因为处处有奇迹，自然的大胆与精妙处，无一处不使人神往倾心”。

每年端午时，妇女小孩穿了新衣，额角用雄黄蘸酒画了王字，家家户户锁门到河街码头看梭行的龙舟、听震天的锣鼓以及善游的人在河里捉缚着红布的鸭子等等，又呈现了一幅幅热闹非凡的风俗画。还有新年元宵节时舞龙耍狮子、打灯放炮仗，以及平时的花轿迎新娘、唱歌求爱等等，都是富于湘西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致和风土习俗，具有古朴淳厚的浓郁乡土气息。

老作家范文篇8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一是塑造了一批崭新、独特的典型形象，丰富了我国乃至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前，独特的典型形象和独特的思想感悟，一直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最重要的标尺；而在西方现代派出现之后，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想感悟被视作最为重要的成功标志，但塑造典型人物依然是研究者和其他许多读者的重要期待。直到今天，那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之所以能够长久留在人们的心中，其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至为重要的原因。诚然，中国文学有重视典型人物塑造的传统，古代戏剧和古代小说都塑造出了许多独特的典型，如崔莺莺、杜丽娘、李逵、林冲、贾宝玉、林黛玉、曹操、孙悟空等一大批人物形象，而工农兵文学显然也是在努力继承这一传统。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包括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以及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贺敬之、丁毅的《白毛女》以及王希坚的《地覆天翻记》等等，都在尽力地描写人物性格。但是应当承认，它们都还没有塑造出一个真正够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它们所写的人物，虽有某些性格特征，但作为典型形象应有的独特性和概括力，那种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厚重感，都还明显不足，即使那位赫赫有名的杨白劳，依然显得单薄，且和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有某种相似之处。而后期的工农兵文学，即“”期间的工农兵文学，其许许多多的人物，往往只是一种思想意识的符号，谈不上什么艺术典型。当然，那些至今还留在许多人记忆之中的样板戏，其中的阿庆嫂，有独特的个性，也具有文化的意蕴，可惜描写得不够充分，和“典型”的要求仍有一些距离。在人物塑造上最有成就的是建国后至前的工农兵文学，对于其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可以点出一大串：朱老忠、梁三老汉、林道静、江姐、杨子荣。按照中外的典型理论，典型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融合型典型形象和类型性典型形象。《红旗谱》中的朱老忠和《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属于融合型典型人物；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红岩》中的江姐以及《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则属于类型性典型人物。值得称道的是，无论哪一种、哪一个，都不但是活生生的，性格丰满、独特的，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地域特点和历史积淀，因而充满文化厚重感的人物。以往的文学史著作和评论文章，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都只从政治的角度着眼，只注意他们无产阶级的阶级特征，或者只注意其个性，这是不够的。实际上，这些人物身上远远突破了阶级的局限，而透露出文化的意蕴。具体说来，他们的性格体现出以下的特点：

1.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6]74因此，阶级性当然是工农兵文学典型人物的重要特征，比如作为融合型典型形象的朱老忠是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对于封建地主的仇视和憎恨，无疑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但他和地主冯兰池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而是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冯兰池为了霸占黄河堤下农民们的大片土地，受到农民们的阻挠和抗拒，他竟然指使狗腿子打死了领头抗拒的朱老忠的父亲朱老巩，同时还要对朱老忠斩草除根。如此，他的品行就不再是作为地主的一般的贪婪与凶恶，而且还是属于非正义的灭绝人性的邪恶，这却不但是农民而且是全人类都要憎恨和仇视的，因而也就让朱老忠对他的憎恨变成了对邪恶的憎恨，而朱老忠的报仇和反抗也就超越了阶级性，而具有了社会性，朱老忠的性格中也就添加了憎恨邪恶、追求正义的社会、文化意义。梁三老汉作为农民，他的阶级性表现为思想上的保守、怯懦和憨厚，这表现在他在加不加入合作社的问题上长久犹豫徘徊，不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是在由封建思想长期统治的中国，这种保守和怯懦以及憨厚，却又不是农民所独有，而是老一代工人、农民甚至其他老人普遍所具有的，因而，他的保守、他的犹豫也就有了社会性。而作为类型性典型人物的林道静，她是在革命中成长的青年的代表。但她的成长进步，并不只是表现为由一个不满封建军阀统治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具有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战士，而且是由一个向往公平正义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愿为人民谋幸福的人，她既是一个青年共产党员，又是具有社会正义感的社会青年，因而也具有了社会性。杨子荣当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侦察英雄，但因作品中具体描写了座山雕等匪徒对夹皮沟普通民众的作恶多端，所以，杨子荣对他们的清剿，并不只是表现出他是清剿国民党残匪的英雄，而是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这同样也给他的思想性格赋予了社会性。同样，江姐并不只是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狱中英雄，她面对的是与人民为敌的凶狠无比、丧失人性的国民党特工，因而，江姐与反对人民的势力斗争到底的大无畏精神也有了社会的意义。

2.时代性与历史性的融合工农兵文学是在大变革的时代格局中审察、认识人物的，因此这些典型人物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同时工农兵文学又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塑造典型形象的，做到了时代性和历史性的融合。比如朱老忠，他是一位大革命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受到当时大革命时代的革命浪潮的影响和裹挟，具有革命的觉悟和要求，所以他才会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另一方面，他的革命意识又是历史上农民造反意识的延续，在他身上，既有水浒英雄的粗豪气息，也有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时代的勇猛精神。梁三老汉既有上世纪50年代农业合作化、历史大变动时代的心理波动，又有历史所造成的下层人民的胆怯和固执。林道静既有大革命运动时期的革命冲动，又有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先锋意识。杨子荣既有解放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往无前的气概，又有历史上革命志士坚忍不拔的英气。江姐既有革命胜利前夕的坚韧，也有历史上革命者舍生取义的文化积淀。

3.地域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成中国地缘广阔，各地的生活风俗、精神气质有不少的差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人物塑造很注意这一问题，努力表现人物的地域特点。但是中国又长期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文化。工农兵文学在塑造典型人物是注意把地域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朱老忠在他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坚持的“出水才看两腿泥”的坚韧中，显现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清而沉稳的燕赵风骨，而这又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苍凉之风；梁三老汉身上的保守，既体现出终南山的封闭，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林道静身上既有北方学生的率直和执着，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君子骨气。杨子荣既有东北军人的豪爽和勇猛，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武侠气。江姐身上既有巴蜀地域的坚韧和沉敏，也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深沉和韧性。总起来说，朱老忠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有仇必报、勇于反抗的，寻求翻身解放、追寻公平正义的，豪爽、坚韧、凄清的、时代大动荡中理性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寄托着广大底层民众的理想和愿望；梁三老汉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憨厚、怯懦而守旧的，在社会变革面前犹豫、徘徊的普通农民；林道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执着、率性，充满远大理想的革命青年；杨子荣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英勇机智而又豪情满怀、为民除害的革命侦察英雄；而江姐则是一位融合着个人和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从容、沉敏，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甘洒热血的无产阶级的狱中英雄。

这些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独特的。同是农民的典型，朱老忠明显的不同于《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两者都具有反抗精神，但后者的反抗是本能的反抗，充满了蒙昧、鲁莽的色彩，相比之下，即使是在接受党的教育之前，前者也显得理性得多。梁三老汉更是完全不同于阿Q，虽然两者都是种地的农民，但后者懒惰、奸狡，前者勤劳、憨厚。后者愚昧，而前者清醒，只是保守而已。林道静当然也不同于古代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比如吴用，吴用参加起义是以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个人的眼光看待天下的不平，而林道静则是以追求远大的革命的理想的心胸来感受革命浪潮的汹涌。她也不同于鲁迅笔下的狂人和夏瑜，后两者虽然觉醒，但脱离人民大众，而前者却是和人民共同斗争，她身上体现出一种亲民性。江姐更不同于历史上的造反者，她的从容坚定是由远大的理想所支撑的，而历史上的造反者当然没有这种思想和胸怀。这些典型形象也不同于世界文学史上别的典型人物。西方古典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典型，大多数是王孙贵族，或者资产阶级人物，只有少数平民百姓，同时因为“欧洲和地中海的北部和西部地区”在中古“以后漫长岁月里，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逐渐消失”，“中古欧洲发生了工商业革命，导致了一个工业社会的兴起”[7]34，原本样式的农村和农民已基本不复存在，所以以农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作品不多，真正的农民形象更少。即使有，也同朱老忠、梁三老汉大相径庭，如19世纪初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小说《艾凡赫》中的罗宾汉，他虽然反抗封建压迫，但又充绿林好汉，有百步穿杨的绝技，是个传奇式的人物，“表现出他狭义的性格”[8]；巴尔扎克小说《农民》中的尼雪龙是“热诚地信仰者共和主义理想，严格说，不过是小生产者模糊的向往和追求”的、“坚硬如铁，纯净似水”，不谋私利，“忠肝义胆”的、“寻常中的优秀人物”，这一形象“不免显得有些苍白”，只能作为“一个道德象征”[9]；《堂吉诃德》中的桑丘则是一个朴实善良、机灵乐观、目光短浅、自私狭隘的普通农民形象；前苏联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中的青年农民潘苔莱是“勤劳作，爱家园，具有一些善良本性，却又被虚荣弄得错头错脑，其灵魂卑鄙恶劣”[10]的小人；还有印度作家普列姆昌德小说《戈丹》中的农民何利，是一个虽有同情心，但愚昧麻木、毫无反抗意识的农民。这些人物和朱老忠相比，在于朱老忠那种追求人民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思想愿望，是外国文学中所有的农民形象绝对没有的。而梁三老汉那种在新事物面前表现出来的中国式农民的守旧和犹豫，特别是由个人发家致富到集体富裕的历史性向往，更是外国文学中的农民形象所不具备的。作为知识分子的林道静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红与黑》中的于连，也完全是不同的人物，前者是不断追求广大人民的共同理想的革命青年，而后者则是只图个人利益、一心向上爬的人物。杨子荣一身正义，他是为民除害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化身，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则是维护正义的个人英雄。江姐是“为天下劳动人民的解放”而奋斗的狱中英雄，而爱尔兰作家伏尼契笔下的牛虻则只是同情下层人民的志士。总的说来，工农兵文学同以往中国文学以及外国文学中的其他典型形象最重要、最根本的差别，在于胸怀和理想上面，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还是为了自己或者所在的利益群体，这是他们思想意识的分水岭。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独特性，确立了工农兵文学典型形象的无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从而丰富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人物画廊，彰显了工农兵文学的艺术成就和艺术贡献。否定这些形象的人往往认定这些形象是用作政治宣传的虚假人物，其实从这一时代过来的人都可作证：这样的人物形象是真实的，因为那一时代就是那样。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二是确立了反映底层民众生活，并表现底层民众情怀的写作规范，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展示了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一种新的内容样式。由于文学（此指书面文学）是一种以文字表达能力为基础的精神活动，而具有这种能力的底层民众极为有限，所以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的底层民众作者是极少的。同时又由于文学作品对作者生活体验的依赖，所以真正反映底层民众生活的作品并不多。即使有，也是以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的眼光来审察和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现上层阶级或知识分子情怀的作品，我国封建时代的市井小说就是如此，西方那些粗俗文艺亦是如此。而工农兵文学则不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表现工农兵群众”[6]59，这“工农兵群众”就是指底层民众。所谓“表现工农兵群众”，就是要以他们的生活为题材。但又不止这些，因为这“表现”是可以持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感情的，为此，又说：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6]49，“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要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6]52，这实际上是要用底层民众的眼光来审察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要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来表现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生活。当然，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眼光”是指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实际上是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眼光，这“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觉悟了的、代表底层民众整体利益的思想感情。而进一步说，所表现的就是底层民众自己感受到的、表现底层民众自己利益的生活。简言之，就是底层民众自己表现自己。我们看看，不但是赵树理小说以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种谷记》、《吕梁英雄传》等早期的工农兵文学作品，就是建国后《红旗谱》、《保卫延安》、《创业史》以及其他众多的工农兵文学作品，也都是这样的作品。比如赵树理小说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思想感情来审察、来描写青年男女的婚姻爱情的，所以才会有对二诸葛、三仙姑阻挠小二黑和小芹自由恋爱的不满和反叛；《红旗谱》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感情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大革命时期农民对封建地主的反抗，所以才会有作品对朱老忠们的赞颂；《创业史》是以觉悟了的底层民众的情怀和利益要求，来看待和描写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村合作化运动，所以才会有对梁三老汉的怨艾和惋叹。同样，正是因为以工农兵群众的眼光来看待新中国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生活，以工农兵群众的情怀来感受新社会的新人物，所以才会有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1958）中张腊月、吴淑兰这两个喜气洋洋、充满自豪感和生命活力的妇女形象；正是因为以觉悟了的工农兵群众热切的眼光和心胸来关注、体察上世纪50、60年代新生活、新变化，所以才会有李准《李双双小传》（1960）中李双双这一崭新的妇女形象，才会有她敢于同落后思想作斗争的行为，以及她内心的喜悦和自豪。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那些表现底层民众的理想和生活态度的，只不过是些原本为口头文学的民间故事。直接描写底层民众生活的书面文学，不用说古代极少，就是有，如《水浒传》也不具有底层民众的情怀，而是以封建统治阶级的眼光来审视生活的，所以才会认为造反的农民必须招安。再比如对于李逵的描写，既写他的造反，同时又以把玩、嘲笑的心态写他的鲁莽，这都是缺少底层民众思想感情的结果。看看世界文学，哪里会有以底层民众的情怀来审视和表现民众生活的作品呢？上面所谈到的西方描写农民的作品，都是以上层社会的眼光来审视的，如《堂吉诃德》所写的桑丘，他的目光短浅、自私狭隘，是饱含着作者对他的嘲笑和嫌弃的，这和农民自己的情感不同。所以，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工农兵文学的内容也是独特的。世界文学是由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多样性应该是它重要的特征。而工农兵文学的这种以底层民众的眼光和情感来审察和表现底层民众生活的内容范式，就不但为中国文学，同时也为世界文学展示了一种新的表现生活的新的内容样式，是为世界文学已有的内容作了重要的补充。

工农兵文学的贡献之三是树立了大众视角下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与作家的不同艺术风格相结合，为中国和世界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风格式样。在1942年2月写的《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曾经强调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在1956年，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6]147还说：“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6]151“应该越搞越中国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6]153应该说，此前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个人风格的问题。但是在1951年，他在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中，提出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在1956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他又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6]143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们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还说：“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6]158这就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艺术风格可以多样化的意思。他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在和“洋化”的比照中提出的，是在世界的格局中强调中国化；而艺术上的不同风格是在作家之间提出的，是强调作家作品的特异性和多样性。他对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是要求工农兵文学作品，既要有个人风格，又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实际上就是中国的民族风格。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问题是，就文学而言，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文学口味是很不相同的，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泾渭分明的精英文学和通俗文学之别。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通俗文学是遭到蔑视和鄙视的，因而也是遭到压制的。因此，中庸性质的“平和、雅致”就成为上层社会的作风和气派。那么，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到底是指底层民众的，还是指上层社会的呢？当然是指底层民众即工农兵群众的。因为特别的强调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他一再提醒文艺工作者要重视工农兵的墙报、民歌、民间故事[6]93，以及秧歌、春联、年画[6]107，这些都说明所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以工农兵，即底层民众的喜好为准则，是大众视角下的，不是以上层社会视角下的作风和气派。所以，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既是指民族化，又是指大众化。换言之，即大众的民族化。

老作家范文篇9

一、文学研究会倡导的“革命文学”

1921年前后，文学研究会的核心成员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李之常等人在《文学旬刊》、《文学》周报上展开过一次关于“文学与革命”问题的讨论，讨论者曾积极倡导“革命文学”。一般文学史著作往往从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出发，对这次讨论要么避而不谈，要么只看作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一种过渡，零星地谈到其中的某些观点，作为文学研究会的“先进性”或“局限性”的注脚。其实，这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关于“革命文学”的讨论，更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和意义的文学现象，它展示了文学研究会作家对“革命文学”的独特想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既强调文学的功利性，也强调其独立价值

文学研究会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观闻名，但它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谈文学的使命的。它倡导“革命文学”，也是立足于“文学”。无论是要求揭示现实社会的黑暗，还是要求展示未来社会的光明;无论是强调反映底层民众生存的悲惨，还是强调要担当唤醒民众的重大责任，都是以“文学”为轴心，在强调“文学”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文学家具有重要的主体性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其强烈的文学功利性目的与相对的文学独立性追求，既矛盾又统一。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一文，就是从“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出发，强调“文学之高尚使命与文学之天真”共存，认为:“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是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4］(P347、346)。李之常在《支配社会底文学论》一文中，以与郑振铎同样的思路来说明:在鼓动民众起来革命的过程中，文学和文学家的作用高于革命理论和革命家的作用。他认为:“今日底文学是人类活动底结晶”，是“新时代底指导者，鞭策者”，断言“革命底完成者在中国舍文学又有什么呢?”［5］(P82、81)郑振铎、李之常的观点合乎文学研究会的主流意见。文学研究会在提倡“为人生”的功利性文学观时，就强调“文学”本身也“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应该成为“治文学的人”的“终身的事业”［6］(P72)。文学研究会之所以会由最初的着重批判传统的“文以载道”，到把全部工作的重心放在扫除“游戏消遣”的文学，当然有与鸳鸯蝴蝶派争夺文学阵地和读者等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认为“游戏消遣”的文学既像“载道”文学一样具有宣扬“卑劣的思想”以毒害青年的作用，又以“游戏”的态度纯粹把文学当作“工具”而不是“终身的事业”，因而对“文艺”的“侮蔑”就更甚。

(二)既要求表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也宣扬“爱”与“美”

文学研究会从“思想与文化革命”的层面来确立其“革命文学”话题。他们既强调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差异，又专注于“人”的思想情感的革新;既要求揭示社会的黑暗腐败、写出底层民众“血与泪”的悲惨生活，又突出宣扬超阶级的“爱”与“美”的理想。郑振铎主张创作“血和泪的文学”［7］(P391)，希望运用文学去表现社会黑暗和人生的缺陷，但他同时又认为:文学的使命和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4］(P346)。沈雁冰、王统照等人的批评话语和文学作品，也都既清晰地显示了社会生活中不同人群的差异与隔阂，又极力宣扬超阶级的“爱”与“美”的理想。文学研究会初期以“人类意识”为中心，多数成员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阶级论。即使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就转为中共党员的沈雁冰，在1922年作《文学与人生》的演讲时，还是运用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关于文学与种族、环境、时代三者关系的批评原则来分析问题。所以，文学研究会所倡导的“革命文学”，虽然看到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对立，强调反映底层民众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生活，甚至在自己的批评话语中还多次提及“第四阶级”、“阶级隔阂”、“阶级压迫”等概念，不时出现“政治”、“阶级”、“社会革命”等字眼，但其实都是立足于思想启蒙、社会进化、时代环境等比较宽泛的社会思想与文化层面来探讨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并不具有明确的阶级意识，更不具有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意义。沈泽民在《文学与革命的文学》一文中就曾直接明了地说到:他与郑振铎都“主张过‘血与泪’的文学”，但两人的“意思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根本的差异，“就是郑先生所提倡的，并没有把文学的阶级性指示出来，也没有明白指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文学。”［8］(P406)文学研究会作家将“爱”与“美”看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表达了倡导“革命文学”的作家们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生活状态。他们往往都喜欢把客观的写实与主观的浪漫理想融合在一起。这从学理上来看，一方面与他们认同文学既要揭露社会的黑暗又要展示未来的光明的思想相一致;一方面也表明他们看到了用“爱”与“美”来“革新”人的思想与感情时，文学与文学家有着巨大的活动与作用空间。

(三)只有切身体验过革命的人才能创造真正的“革命文学”

叶绍钧在《诗的泉源》一文中强调作家要积极参与和深切体验生活，认为:“生活是一切的泉源，也就是诗的泉源。”［9］(P75)在《文艺谈》中又强调:“单有材料，没有文艺家深深地感受，……便没有文艺作品。”［10］(P3－4)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也指出:“凡是一种痛苦的情形，非身入其中的人决不能极真切极感动的把它写出”，所以，“理想的革命文学家决不是现在的一般作家，而是崛起于险难中的诗人或小说家”［11］(P335)。当然，他们强调生活体验并不是排斥作家自我，而是要求文学创作主客观的统一。沈雁冰在《一般的倾向》一文中说得很清楚:之所以要求文学家对社会人生作精密观察和认真研究，是“因为从客观方面说，天下本无绝对相同的两件事，从主观方面说，天下亦决无两人观察一件事而所见完全相同的。”［12］(P178)因此，他们在要求作家深入地观察、体验革命生活，培养革命的思想和感情的同时，也希望尊重作家的主观理想和创造的能动性。这是文学研究会倡导“革命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特点。

二、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

早期共产党人倡导“革命文学”，与文学研究会存有重大差异。这不仅因为他们的知识结构明显不同———早期共产党人除瞿秋白、蒋光赤等人外，文学并不是他们的专长;也不仅因为他们所借鉴的理论资源明显不同———早期共产党人所借鉴的主要是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理论，文学研究会所借鉴的则主要是西方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最主要的是他们看问题的角度和思考问题的重心存在巨大差异。早期共产党人倡导的“革命文学”，在许多方面显然都深深打上了职业革命家与党派政治家的烙印。具体说来，其特点主要有三:

(一)强调无产阶级对“革命文学”的指导权

1921年，邓中夏在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大会上号召会员作家要坚信“第四阶级”和“主张共产”的“主义”，并态度强硬地说:“至于规定主义，怕引起学会分裂，我想苟于创进少年中国有益，即破裂亦何妨。”［13］瞿秋白在其撰写的《新青年》季刊的《新宣言》中，更是把指导权的问题看作是“革命文学”成败的关键，认为中国革命和文学运动“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14］(P7)。蒋光赤在《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文中也认为:“整理过去的文化，创造将来的文化，本是无产阶级革命对于人类的责任，这种责任也只有无产阶级能够负担。”［15］(P138)很显然，文学研究会作家在讨论“革命文学”时，突出的是社会上层与下层的对立，并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他们在思想感情上偏向于人道主义的“阶级同情”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当然更不具有把无产阶级看作是“革命文学”的“指导阶级”的涵义。像邓中夏、瞿秋白、蒋光赤等人这样强调无产阶级在“革命文学”中的“指导”作用和“主体”地位，是文学研究会所不具备的。看一看1920年瞿秋白与郑振铎对待《人道》杂志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到他们之间早期的分歧。《人道》是瞿秋白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于1920年8月创办的一份探讨新思想的杂志。据郑振铎回忆:瞿秋白当时反对用“人道”作刊名，但郑振铎是编辑负责人，没有采纳瞿秋白的意见。郑振铎说:“秋白那时已有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把一切社会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我们其余的人，则往往孤立的看问题，有浓厚的唯心论的倾向。”［16］(P110－111)瞿秋白也说到过他们之间的不同意见:“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瞭，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17］(P27)这里的分歧，即反映了一般社会革命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论的差异。再比较一下瞿秋白与沈雁冰，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种差异。瞿秋白和沈雁冰都是中共最早的党员，又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俩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比较早，但沈雁冰自1916年至1925年一直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其间一度担任《小说月报》主编，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瞿秋白则在1921年去莫斯科，经历了为期两年的旅俄生活，并在回国后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和另一刊物《前锋》的主编。身份与角色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革命文学”的想象也就明显不同。沈雁冰总是从文学的角度看问题，肯定“革命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文学特性;瞿秋白则是站在职业革命家的角度来看文学，强调文学的阶级斗争性和工具性，要求无产阶级牢牢把握革命文学的“指导权”。

(二)认为文学应该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

从强调文学的功利性的表层涵义来看，早期共产党人与文学研究会作家是相通的。但文学研究会的立足点是文学，突出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甚至认为在中国革命运动中，文学家比社会运动家更重要。就像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所大加赞赏的:“我相信今日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全视在此期间能否产生出几个革命的文学家。”［11］(P332)早期共产党人的立足点则是阶级斗争，强调文学只是一种工具，认为实际的革命运动和“实行家”更加重要。就像秋士在《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一文中所说:文学只是“助进社会问题解决的工具”，“俄国的革命，固然很得力于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杜斯退衣夫斯基等文学家，但终应归功于列宁等实行家。印度有了一个甘地，胜过了一百个文学家的泰戈尔!”［18］(P391、392)既然把文学纯粹看作是一种工具，那就很自然地会把不具备工具性作用的文学看作是像八股一样的无用文字:“我们正不必问他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我们应当像反对八股一样地反对他。”［19］(P39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早期共产党人不但忽视文学的艺术性和独立价值，而且还出现了否定文学本身的倾向。这在以《中国青年》为阵地的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人的言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邓中夏在《新诗人的棒喝》中断然说:“青年们!醒来哟!……新中华的改造只仗你们了，却不是仗你们几首新诗。”［20］萧楚女在《〈中国青年〉与文学》中也认为:社会现实需要的是“怎么样去改造中国的实际‘动作’”，对于“纯粹的供人欣赏的文艺”“不宜提倡”［21］(P125)。

(三)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几乎全盘否定

瞿秋白在《新青年》季刊的《新宣言》中，就对当时的文学思潮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认为:“现时中国文学思想，———资产阶级的‘诗思’，往往有颓废派的倾向”［14］(P10)。邓中夏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也说:“现在的新诗人实在太令我们失望了……他们的作品，上等的不是怡性陶情的快乐主义，便是怨天尤人的颓废主义……下等的，便是无病而呻，莫名其妙了。”［22］(P394－395)恽代英在《文学与革命》中进一步指出了否定的理由:“现在的青年，许多正经问题不研究，许多正经事不做，自己顺着他那种浅薄而卑污的感情，做那些像有神经病，或者甚至于肉麻的哼哼调，自命为是文学，自命为是文学家，这却不怪我们藐视而抹煞了。”［23］(P532－533)早期共产党人的这种观点很耐人寻味:因为他们中有的曾是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助产婆和强有力的推动者，有的是深受其影响的文学青年，但当他们接受了俄苏版的马克思主义后，就对自己曾经积极参与并深受其熏染的那个短暂的历史过程产生了不满，甚至反戈一击，认定那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已经不适应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潮流，现在应予以彻底批判。这一现象所包含的历史文化内容非常复杂，有四点很明显:一是工具性思维的作用;二是强调阶级斗争、党的领导和集体主义价值观，必然与主张解放个性、强化自我、尊重人权和人道主义的五四新文学水火不容;三是深受俄苏“无产阶级文化派”理论的影响———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派”持全盘否定态度;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那种激进的否定式思维的历史惯性。

三、创造社“元老”们倡导的“革命文学”

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观，是与文学研究会、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文学”观构成并列的重要文学现象，其特点主要有:

(一)始终强调文学的重要作用

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论文本身就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这表明在他们的潜意识中非常注重文学形式的感染力。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革命与文学》、《英雄树》等一系列论文，都不讲究严密的论证逻辑，而是洋溢着一种澎湃的诗情。不少学者尖锐地指出过郭沫若的文艺论文存在概念含混甚至误用和自相矛盾的情况，其实，这正展示了其诗人的特点。郁达夫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等论文，都充溢着作者个人的感情色彩。成仿吾的文艺论文，也都颇具“文学”特色。另一方面，他们的“革命文学”观念也始终注重文学。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说:“我觉得要挽救我们中国，艺术运动是不可少的事”［24］(P205);在《英雄树》中仍然说:“文艺是应该领导着时代走的”［25］(P45)。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说:“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26］(P91);在《全部的批判之必要》中还是说:“文艺决不能与社会的关系分离，也决不应止于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应该积极地成为变革社会的手段。”［27］(P254)郁达夫虽然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者一定要出身于无产阶级，对于创作“革命文学”不像郭沫若、成仿吾等人那么乐观，但在强调“革命文学”的重要作用方面两者还是一致的，他在《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中认为:“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德国的反拿破仑同盟，意大利的统一运动，都是些青年的文学家演出来的活剧。”［28］(P136)创造社“元老”们是以强调文学要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而走上文坛的。文学既是他们安身立命的处所，也是他们开展社会活动的重要媒介。深厚的文学修养，过人的艺术才华，以及对文学事业的深深的热爱，使得他们无论接受什么新奇的理论，都无法割断与文学的血脉姻缘。他们在倡导“革命文学”时不忘文学的重要作用，完全合乎他们的个性意识。这一点与文学研究会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与早期共产党人则有着鲜明的差异。

(二)始终强调“叛逆与反抗”的精神

创造社“元老”们的“革命文学”理论，阶级对立意识有一个从获得到逐渐成形的过程，而他们所倡导的“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则贯穿他们文学活动的始终。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鼓吹的核心思想就是“叛逆与反抗”。他之所以要掀起“黄河扬子江一样”的文学新运动，根本原因就在于黄河扬子江能够做到“有崖石的抵抗则破坏，有不合理的堤防则破坏，提起全部的血力，提起全部的精神，向永恒的和平海洋滔滔前进!”［29］(P5)这种思想在他发生“剧变”之后同样存在。他在《英雄树》一文中直言:“文艺界中应该产生出些暴徒出来才行”，应该“一齿还十齿，一目还十目!”［25］(P45)郁达夫的文学创作带有灰色和感伤的调子，但他的文学思想也有着鲜明的“叛逆与反抗”的精神。当然，在郁达夫看来，所谓“灰色和感伤的情调”也是一种反抗，是“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绝了望”［28］(P135)以后的反抗。他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把古往今来的艺术创作，归结为艺术家的“满腔郁愤，无处发泄;只好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28］(P134)。直至1926年，在《创造月刊•卷头语》中，郁达夫还是言词恳切地希望《创造月刊》能坚持到底，“为天下的无能力者被压迫者吐一口气。”［30］(P519)比较而言，成仿吾更加特别。郭沫若、郁达夫毕竟都属于“神经质”一类的作家，他们的文章虽然充满叛逆情绪，却具有情感的亲和力。成仿吾的论文相对比较理性，因此也显得比较生硬。虽然他多次强调要进行理论的分析与批判，抨击暴君式的文学评论，但他自己写文章却常常用真理在握的教训式口吻，其间还搀和着带有暴力色彩的语言，因而呈现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武断和粗暴。他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对新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甚至使用了“十万两烟火药”那样的文字，来表达对“北京的乌烟瘴气”［31］(P245)的不满。不久后发表的《打发他们去!》一文，又把军事名词“工事”应用于文艺斗争，主张必要时需用武力把布尔乔亚的根性与它们的代言者“踢他们出去”［32］(P152)。

老作家范文篇10

新闻特写是区别于消息与通讯和一种体裁。它摄取新闻事实中最富有特征和表现力的片断，通过多种表现手法做具有强烈视觉及情感效果的着力刻画，使其产生立体感，从而更集中、突出地表现新闻事实和主题。

2．新闻

特点

（1）生动而集中地再现场景与人物。

（2）渲染与烘托气氛，形成视觉——神经——情感——思维的感应过程。

（3）透视全局。

3．特写的种类

特写共分以下几种：

（1）事件特写：摄取与再现重大事件的关键性场面。

（2）场面特写：新闻事件中精彩场面的再现。

（3）人物特写：再现人物的某种行为，绘声、绘色，有强烈动感。

（4）景物特写：对于有特殊意义或有价值的罕见景物的描写。

（5）工作特写：对于某一工作场面的生动再现。

（6）杂记性特写：各种具有特写价值的新闻现场之生动再现。

4．新闻稿特写的写作

第一，选准一个“镜头”，加以“放大”。

第二，要抓住人物和事物的特点。

第三，要抓生动的形象，捕捉人物、事物的动态、动势。

第四，要抓有感情色彩的东西。情能感人，要善于把人的喜怒惊思忧悲恐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达出来，让情融于事中，使情满而不溢。

第五，要抓取新闻事件的高潮部分。

第六，要运用较多的描绘手法，把已逝的情景写得栩栩如生，但必须严格遵守新闻真实性的原则，不能夸张、虚构，更不能合理想象。

4．新闻稿特写的范文

<范文>一

特殊的捐赠

作者：

下午3点刚过，门厅接待捐款的刘云杰老师告诉我：“王镜师傅又来了！”在场的人心里都一阵高兴，我撂下手头工作赶忙走到前厅：“大冷的天，这么远您怎么来了？”我问。他迎过来，右手拿着200块钱一扬：“这不，我把这钱捐了。”

王镜——就是那位住在北京黄杉木店周转房、捡破烂向希望工程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捐款万元的退休老工人。今天出现在我眼前的王镜老人，无论从脸色上，还是穿着上，都和以往来时大不一样了：他的脸黑中透出红润，而且胖了；身穿黑色棉外套、土黄色新工作罩裤，足下一双黑色包头胶底棉鞋，显得干净利落。我请老人坐下，没等我问寒问暖，他就满脸堆笑地说：“这不，人家知道我困难，给我寄来200块钱，好人哪！我怎么能要人家的钱呢？”我接过话茬：“你节衣缩食，捡破烂把1万元都捐了，这200块钱人家给您，您留下用也是应该的。”老人立即反驳道：“不能！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要。人家一片好心。退休费我足够用了，还是捐给希望工程，给贫困山区办教育吧。”说着，他转过脸对刘老师说：“你一定要写人家的名字，我把收据给他寄去，好好谢谢人家。这情我领了。”“我琢磨，退回去也太不尽人情。可我又不能要，还是给希望工程，顶好！”我一边聆听，一边凑过去接过老人手中的一个信封，那上面写着：河南洛阳一拖公司油泵厂安环科高防。我明白了，这200块钱就是素不相识的高防同志看了中国青年报1994年12月19日刊登的《黄杉木店陋室铭》后汇给王境老人的。

这就是数天前发生在北京北新桥香饵胡同3号——希望工程北京捐助中心捐款大厅的一幕动人情景。

<范文>二

时代需要最可爱的人

——记著名作家魏巍同李国安会见

作者：

一双写英雄的手和一双紧握钻杆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28日下午，76岁的老作家魏巍在他的寓所会见了北京军区给水工程团“模范团长”李国安。公务员之家:

老作家握着李国安的手高兴地说：“你的事迹我都看了，很感人。你是改革开放年代的英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有人向钱看，有人说空话，你是无私奉献，为老百姓办实事，扎着‘钢围腰’一步一个脚印，走的是新的万里长征。我们的时代需要你这样最可爱的人。”

“老首长，我从小就读了您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是在志愿军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了老前辈，想起了舍生忘死的志愿军英雄。”李国安崇敬地对魏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