框架范文10篇

框架范文篇1

关键词：房屋框架梁；裂缝；检测鉴定；加固设计

房屋框架梁裂缝的检测鉴定能够明确裂缝的起因、属性、类别，裂缝所处位置、所处环境、发展程度也能够得到直观揭示，近年来相关研究大量涌现也能够证明这一认知，而为了保证框架梁裂缝检测鉴定能够为加固设计工作的开展提供更有力支持，正是本文围绕该课题开展具体研究的原因所在。

1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的基本路径

1.1检测鉴定检测鉴定得出的结论能够为裂缝的修补提供支持，通过现场调研、检测以及分析，可以明确判断出裂缝的类别、属性以及起因，同时，还应该在综合考虑裂缝所处的环境、位置以及发展程度等情况的基础上，鉴定出裂缝可能带来的危害，才能选择出针对性较强的修补方法。具体检测过程需严格遵循《混凝土结构现场检测技术标准》（GB/T50784-2013）进行检测，主要检测内容包括梁外观、裂缝情况检查，以及受力钢筋保护层厚度、梁底受力钢筋配置情况、梁混凝土截面尺寸与抗压强度检测，由此即可分析裂缝出现的原因。在具体检测过程中，混凝土抗压强度的检测一般应用回弹仪，梁钢筋保护层厚度和配置情况检测则运用钢筋位置测定仪，裂缝的宽度和长度检测运用钢卷尺和裂缝测宽仪，梁的截面尺寸检测应用非金属板厚检测仪和钢卷尺[1]。1.2加固设计混凝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方式就是尽可能延长其使用寿命，而开裂问题则会在较大程度上缩短混凝土的使用寿命。即使房屋框架梁的裂缝并不大，但只要存在裂缝，就会使结构构件气密性降低，不但会导致钢筋出现锈蚀现象，降低结构耐久性，还会给建筑物美观度带来不良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会让人因担心安全性而产生一种心理负担与精神压力。因此，必须及时加固修补房屋框架梁中出现的裂缝。基于房屋框架梁裂缝检测鉴定结果开展的加固设计需遵循一定原则，即经济性、耐久性、适用性、安全性，且保证加固过程尽可能不影响其他结构配件，同时不能够对室内空间使用造成影响。常用的加固材料有修补胶液、碳纤维布，其中修补胶液需具备低黏度、渗透性较优秀特点，碳纤维布则需要具备较高强度并应用专用胶[2]。

2实例分析

2.1工程概况。为提升研究的实践价值，本文选择了位于上海地区的商住综合楼地上6层建筑作为研究对象，建筑面积为8700m2，采用柱下钢筋混凝土交叉条形基础，同时采用压密注浆加固处理方式进行地质状况较差的场地地基土处理，处理后的复合地基承载力为180kPa。工程除底层框架外，二层及以上框架的现浇结构混凝土设计强度等级均为C25，底层为C30。工程为底框结构，①~③轴为一层，③~⑧轴为六层，二层以上采用M5混合砂浆、MUO粘土实心砖砌筑，底层砖砌剪力墙采用M5混合砂浆、MU10粘土实心砖砌筑，除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二层楼面及屋面外，其他部位采用预应力多孔板结构，抗震设防等级为6。压密注浆加固主要负责进行场地的杂填土和部分深度的淤泥质粉土展开，并在②～③轴间靠近③轴约600mm处设置了后浇带，施工完成后发现底层局部框架梁板出现结构裂缝。2.2裂缝分布及原因调查。经过现场调查，发现裂缝主要存在于底层轴间框架梁和填充墙体上（底层②~③），其中框架梁裂缝呈竖向。②轴框架梁、③轴框架梁端梁端头处裂缝最大宽度分别为0.80mm、2.50mm，裂缝均上宽下窄且沿粱两侧面贯穿。②③轴间填充墙体存在斜裂缝，裂缝呈③轴方向，最大裂缝宽度为4.00mm。为明确裂缝成因，现场采用回弹法对底层开裂的5根梁开展了强度检测，回弹值修正通过钻取一个混凝土占样实现，最终得出了表1所示的建筑构件混凝土强度检测结果汇总。其中，钻取的梁3混凝土芯样强度换算为37.2MPa，而结合构件混凝土抗压强度推定值不难发现，5根梁均达到设计要求（C30）。结合施工期间沉降观测资料，可发现研究对象房屋建筑在施工期间的各观测点基础沉降较为均匀，最大、最小沉降分别为19.0mm、17.5mm。但在笔者的实际调研中发现，测量用仪器及沉降点埋设存在测量精度不足问题，因此检测人员采用二级精度要求开展了连续三个月的沉降观测，观测围绕轴底层框架柱现场重新埋设的沉降观测点展开，共观测9次。结合观测结果，可确定②轴与③轴基础之间存在5.5mm的差异沉降量，且观测期间沉降速率为0.043mm/d，可见房屋建筑的沉降未达到稳定状态[3]。2.3裂缝成因分析。结合上述检测结果，可开展以下裂缝成因分析：（1）结合表1、表2，可确定出现裂缝的混凝土梁在钢筋配置、截面尺寸、混凝土强度等方面均符合设计要求。（2）结合框架梁裂缝形态，可初步确定裂缝源于相邻基础不均匀沉降，这是由于沉降较大柱相连处梁顶裂缝小于梁底裂缝，而与沉降较小柱相连处梁底裂缝小于梁顶裂缝，这是由于基础不均匀沉降对框架梁支座处的影响较为直接所致。结合裂缝走向进行分析不难发现，③轴基础沉降量大于②轴基础属于裂缝产生的源头，梁两端因由此产生的附加弯矩出现竖向裂缝。（3）结合沉降观测数据，可确定②轴与③轴基础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沉降，55mm的差异沉降量与裂缝的产生存在直接关联。（4）结合调研资料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虽然工程采用了压密注浆法对地基进行了加固处理，但由于场地仍存在较厚的淤泥质粉土，这就使得压密注浆法未能完成改变较差的地质条件。此外，后浇带的设置虽然在思路上正确，但由于软土地基沉降稳定期较长，施工阶段完成的后浇带浇筑无法真正解决基础差异沉降问题，这也最终导致了裂缝的产生。2.4裂缝检测鉴定结果。结合上述检测与分析，可得出以下房屋框架梁裂缝检测结果：（1）底层②③轴间基础差异沉降为裂缝产生的主要原因。（2）应及时进行有效的支撑卸荷，并观测房屋裂缝变化情况和基础沉降情况，发现异常后需及时上报。（3）沉降稳定后，需进行可靠的加固补强处理开裂构件，且处理过程不宜考虑原配置钢筋的抗力作用，这是由于裂缝的开展宽度较大。综上所述，虽然该工程房屋框架梁中的裂缝不会给结构构件安全带来不良影响，但却会降低构件的耐久性与使用性，因此，必须及时修复出现的裂缝，以此来为工程质量与结构构件耐久性提供有力保障。2.5裂缝加固处理。在经过一年多的观测后，房屋裂缝变化、基础沉降均趋于稳定，由此原设计单位提供了加固设计方案，并委托专业施工团队开展了加固施工，具体方案与施工如下：（1）加固设计方案。采用低粘度环氧树脂进行裂缝的处理，为保证灌缝密实，采用压力灌浆方法；框架梁加固采用JGN建筑结构粘合剂、钢板穿心锚杆、螺栓，梁底采用的长钢板厚8mm，梁端侧面采用的长钢板厚10mm，为保证粘贴质量，采用加压固定方式；采用双面6双向@150冷轧带肋钢筋网片进行填充墙加固，分层压实抹平采用1:3水泥砂浆。（2）加固施工。裂缝处理流程可概括为：“骑缝粘贴灌浆嘴→使用环氧胶泥封闭灌浆嘴间裂缝→试气至完全封闭→浆液配置→压力灌浆→浆液固化→封口”，梁底、梁柱端粘钢采用甲:乙=4:1配合比的结构胶。（3）加固效果。经过近3年的跟踪回访调查，可确定加固处理后的房屋未出现明显变形和裂缝，加固效果良好。2.6粘贴碳纤维布的施工工艺。具体的粘贴工艺流程可概括为：“准备→混凝土表面清理→表面修复处理→配置粘贴树脂→涂刷→碳纤维布粘贴→固化→验收→表面防护”。在混凝土表面清理过程中，应该将表面上的浮浆与油污彻底清除，并通过打磨的方式让其成为坚实基层，还应该严格依照具体要求对缺陷部位进行相应修复处理，然后把表面的粉尘清理干净。在粘贴树脂配置阶段，应该以结构胶说明书为依据，严格按照其中的科学配比进行配制，并经过均匀搅拌之后再将其投入使用。每次的配胶量应该适量，最好是在40到50分钟内就可以用完。其中，应该通过对低速搅拌机的利用来完成充分搅拌，这一操作完成后的胶液必须是没有气泡并且色泽均匀的。在将胶液灌入盛胶的容器之后，还要通过相应措施的实施来避免各种杂质混入其中，如灰尘、油以及水等。在炭纤维布粘贴阶段，必须保证炭纤维布尺寸的准确性，并且不能对其进行折叠，如果炭纤维布原件存在折痕，那么应该把带有折痕的炭纤维布裁去。相较于设计位置，实际粘贴位置的长度负偏差应该在15毫米之下，而中心线的偏差则应该控制在10毫米范围内。在验收阶段，可以通过锤击法来检验混凝土和碳纤维布间的粘接质量。通常情况下，在总的粘接面积中，有效粘接面积只有占据95%以上的比例，才能使二者的正拉结粘接强度与要求相符。最后，在表面防护工作中，应该将聚合物砂浆涂刷在构件表面，以此来对其进行有效防护，同时，构件防护必须满足耐火等级与相关规范提出的要求。

综上所述，房屋框架梁裂缝的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联系紧密，在此基础上，本文涉及的上海地区工程实例、裂缝加固处理内容，则提供了可行性较高的房屋框架梁裂缝的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路径，而为了更好保障房屋安全，各类裂缝特点的明确、冬季施工环境影响、粘钢过程中各方面清理均需要得到重点关注。

参考文献

[1]漆成,董志冬,刘子毅.混凝土框架梁、顶板裂缝鉴定分析及加固处理[J].华北地震科学,2017,35(S1):30-33.

[2]曹将.某住宅小区地库框架梁裂缝加固技术[J].安徽建筑,2016,23(04):103-104.

框架范文篇2

农民扩大出口的剩余产品出路过程是因引进有效的现代管理和政府帮助改善运输通讯设施而发生的。由于这一有利的经济环境，农民生产者就响应市场的刺激并通过在未开垦的荒地上扩大种植面积，采用传统的农业方法来扩大出口生产。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得到了未开垦的土地和在生存农业中未被雇佣的劳动力。相比之下，在经历了沉重的人口压力的东亚经济中，残余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业和制造业资源生产率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通过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和农民与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的加强而带来的。

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内制度框架的扩大是迅速但不平衡的。市场体制在外贸部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出口公司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接触到农民出口商，而且当地市场的农产品也因共享运输和市场设施而受益。但是，在传统部门与包括进出口公司和其他大企业及商业银行的现代部门之间仍然存在着二元性。

这种二元性表现在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格差异上，它反映了一个相对不发达的市场和传输体制。这一点在国内资本市场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传统部门的小借贷者只能在“无组织”的市场内从当地放贷者那里借到钱，利息高出现代银行通行利率很多。原因是信息不全、借钱给小借贷者的高风险以及当地信贷中间商这一职业阶层的缓慢增长，这些中间商具有从银行借钱所需要的信贷信誉，非常熟悉将贷款用于生产的当地传统部门的条件。

大战略与传统部门的抑制

在继续探讨国内制度框架的深化阶段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50年代出口和增长遭到严重衰退的那段中断期。在那段时间内，新独立的国家，包括农民出口经济，都反对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并根据以计划、直接国家控制以及目的在于促进国内工业化的进口替代为基础的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从事批发业务。从自由贸易到进口替代的转变本身会引起资源配置的大规模“扭曲”，不过最严重的是，由于直接控制和国家机构代替了市场，国内制度框架受到了损害。政府控制将有限的外汇和资本基金中的最大份额以极为有利的条件转给了现代部门中大型的、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因此使这些极为需要资源的传统部门供应不足。特别是国内资本市场受到抑制：外汇控制切断了银行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与此同时，政府的政策是为了鼓励国内制造业而将官方利息率控制得很低，因此减少了国内储蓄。借贷人和其他中间商接触不到银行，只能遵守那些规定最高借贷利率的条例。

总之，50年代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后果是，抑制了国内制度框架中最不发达的部分——“传统的”和“无组织”的部门。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样，正是国内制度框架中适应农村地区小农和小企业家需要的这部分的再生和发展，才为韩国和台湾扩大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辟了道路。

“深化”：东亚的两个例子

像其他发展中的经济一样，韩国和台湾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经历了最初计划和进口替代阶段。它们也奉行了低利率政策以鼓励本国的制造业。只是面临到高通货膨胀和支付平衡的困难，它们才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并把利率提高到很高的水平。这不仅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取得了经济稳定，而且也增加了国内的储蓄。

根据比较优势的要素比例理论，具有土地稀少、人力充足等初始条件的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得到持续的经济增长。从高度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出口开始，它们可以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在劳动力市场紧缺和工资上升使它们的比较优势向劳动力密集程度较低，资本密集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出口转变的时候，向那个方向转变。然而，韩国和台湾扩大出口和增长率似乎太高了，仅仅根据因消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而得到好处这一点是很难解释的。考虑到这两种经济绝对没有奉行教科书上的自由贸易政策，就更是如此。它们通过提供各种促进出口的刺激而扭曲了有利于出口的资源配置，它们在资本较为密集的和技术先进的行业中继续推行某些进口替代政策以加快这部分行业的成熟。当然，人们可以认为由于它们适当地奉行这些扭曲的政策，因此从贸易自由化中得到的好处要多于因贸易扭曲而受到的损失，但这一点似乎不能充分解释明显的高增长率。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农业和制造业的资源生产率大幅度增长的残留因素，并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这些成为可能的制度框架的改善上。

正式的国际贸易理论往往假定，一旦贸易扭曲被清除，一个国家潜在的比较优势就会通过协调良好的市场体制和充分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所发挥的作用自动出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把充分的劳动力供应转变为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之前，必须满足两个关键性的条件。第一，必须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保持低工资并把劳动力投入到制造业中去。第二，必须提高与低工资联系在一起的制造业的生产率，以在世界市场上为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赢得竞争优势。这两个条件都要求国内制度框架有很大的改进。韩国和台湾都很幸运，它们继承了日本殖民时期在农业和制造业方面的制度遗产——这是日本在开始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时适应其充足的劳动力供应的结果。

在农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能依靠日本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农村基础设施，通过引进高产品种和肥料以及通过以经改进的灌溉为基础的多种种植来推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政策。积极的政府政策创立了一些组织和机构，它们迎合了分散在农村的大批小农的需要——向他们提供运输、通讯和电力；提供完善的市场条件和信贷设施，以便让农民能够采用新的资金密集型的农业方法；并改善教育和信息状况，以便使新技术知识得到传播。

在制造业方面，这两种经济都受益于日本在分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的方法，政府的政策是鼓励分散在农村地区的小型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的增长和效率。这种方法避免了在社会间接资本中为在城市中心建造大型工厂支付所要求的庞大开支。相反，小型企业可以与小农分享覆盖大批小型的、分散的经济单位的农村社会基础设施和组织网络。小型企业还享有地域优势，可以使用充足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便宜、灵活，而且常常是可以每天往返上下班；也可以使用非全职工和季节工。它们还可以利用当地提供的农业原材料来进行加工。

还有其他获利的原因。随着因运输的改善而带来的当地市场的扩大，很多小企业可以更为充分地利用它们现有的资本设备和管理能力。市场的拓宽导致了（亚当·史密斯所说的）更大程度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导致了适应当地条件的技术的改进。从单个的企业来说，更充分地利用现存的能力而达到的经济效益和因一些小的革新而获得的收益，也许不是很大，但加在一起，它们就大大提高了小企业的生产率。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比如转包、质量控制以及利用懂得潜在海外市场的专业知识的大型贸易公司，促进了它们的产品出口。

最后，应考虑到外国直接投资的贡献。起初外国投资利用了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在出口加工区的投资扩大了当地的就业。以后，因为合适的要素比例，来自日本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技术转让的有效方法。在日本的工资成本提高时，日本公司发现把它们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制造业放在低工资的相邻经济体中会产生更多的利润。这种投资是同在日本经过成功实验并准备在具有相似要素基础的韩国和台湾采纳和复制的技术、管理方法和工作程序一起进来的。这样就促进了这两种经济体爬上比较优势的阶梯。

现在，我们也许可以概括一下由我们的分析所提出的国家和市场的相关作用。韩国和台湾的成功率先证明了“新古典主义的复活”。毫无疑问，人们熟悉的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的重要性是建立在维护宏观稳定的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础之上的。然而，我更关注这些经济成功中的不太为人们所认识的方面：通过改善社会基础设施，通过建立适应广泛分散在农村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所需要的组织和制度，它们积极的政府政策提高了农村地区资源的生产力。这些政策不仅对韩国和台湾是重要的；它们对把经济理论应用到发展中国家也是恰当的。

国家干预的好处及缺点

根据我的观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弱点是，它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除资源配置中的“扭曲”的“消极”政策上，把改进发展中国家制度框架的“积极”政策推到幕后。正式的国际理论暗含的一个假定是，国内制度框架，经一个“没有摩擦”的完全竞争的经济模式的检验，已经完全形成了。然而，这一模式之所以得到采用，仅仅是因为在理论上能够方便地将各种扭曲定义为偏离最佳资源配置。当我们精确地从不发达的国内制度框架进行分析时，显然需要积极的政府政策，以便通过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使市场体制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市场”的政策也许可以被认为是自由市场政策在实践层面的延伸。因此，甚至在殖民地的自由放任主义时期，作为一种必然的结果，政府也承认它的作用包括提供社会间接资本，比如为减少运输成本的道路。从原则上说，为减少运输成本提供物质基础设施与为减少交易和信息成本提供无形社会基础设施，这二者是没有区别的。

现在，我们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国内制度框架的组成部分——市场体制与管理和金融体制——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时期，扩大这一框架是因采用现代管理形式而进行的，这种管理形式有效地和忠实地发挥了治理的基本功能，如维护法律和秩序、保护生命与财产以及维护公正。对50年代有利于发展计划的殖民地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抵制导致了将政府的功能扩大到控制经济的多种任务。治理的基本功能被认为是“守夜人”的功能，并且紧缺的财政和行政资源都被转移到更吸引人的促进增长的任务上去了。这种财政和行政体制上的过重负担往往导致国家日常管理的低效和腐败，严重削弱了政府追求它所选择的经济目标的能力。我认为，这种政府体制负担过重的危险始终存在，不管所选择的目标是经济增长还是其他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理想目标。

全球化的挑战

在80年代和90年代，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始以韩国和台湾（以及香港和新加坡）为榜样，通过扩大出口来取得快速增长。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从整体上转向外向型的经济自由化政策，这种政策不仅要取消对国际贸易的限制，而且要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在第二代“亚洲虎经济体”中，外国直接投资再次在技术转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它们爬上了比较优势的阶梯，能够出口精密工业产品。环太平洋地区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后来发生了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这场危机是在投机压力下从泰铢的贬值开始的，并传播到临近国家，引起了股票市场的进一步贬值和剧烈下跌。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放慢了，亚洲虎的经济神话破灭了。这使传统的内向型倾向又活跃了起来。马来西亚的反应是强化对其资本市场的控制，而且它的总理加入了谴责现在称之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力量的大合唱。

这种重新掀起的反对世界市场力量的浪潮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解释为回到50年代的内向型发展理论和政策上了呢？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清楚地证明，国外投资的长期流动可能会因与经济的基本规律和长期投资的生产率无关的短期投机资金的不稳定流动而受到严重损害。在亚洲，危机是由多种因素的结合而造成的：资本市场控制的取消、诸如安全化和金融衍生物这类的金融改革以及香港和新加坡新的金融中心的崛起。长期证券资本和短期银行资金之间的差别是模糊的，因为二者都可以迅速地从一个金融中心转到另一个金融中心。

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不能控制在世界金融中心周围流动的数额巨大的投机资金，也不能保护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免受投机者的侵害。投机者瞄上一种货币，一旦它开始挤兑并形成一定的势头，就会超出单个国家的抵御能力。惟一实际的选择就是首先要通过实行严格的财政和货币管制（例如，不要把不可靠的银行贷款贷给“政治密朋”），避免引来投机者。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国内高储蓄率的新加坡和台湾已经成功地采取了一种预防性措施，就是把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同为动员国内储蓄而建立国内金融制度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的一个例子就是收集高比例强制性分担款的新加坡储备金制度。

从凯恩斯主义对亚洲经济危机的诊断出发，我们似乎已经得出了传统的政策结论！我们也许还应该注意，虽然正如在50年代所认为的那样，对于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国内的高储蓄率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但它的确对短期经济不稳定和投机行为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保护。反对世界市场力量——它的时髦标签是全球化——的新浪潮一直鼓励发展中国家潜在的内向型倾向。但是，更近距离地看，50年代类型的发展经济的目标和目的与今天反对全球化的目标和目的，是有很大区别的。

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反对世界市场体制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没有国家干预和计划的情况下，世界市场体制不可能带来快速的经济增长。一般来说，依赖一两种主要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对于世界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会特别脆弱。回过头来看，在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常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目标放在减少对短期不稳定的世界市场的脆弱性这一目标之上。其目的是保护农民免受出口市场波动影响的国家农业营销部门很快就变成了为在资金上帮助国内企业而无情向农民征税的工具。同样，提出国际市场稳定初级产品价格的要求很快就变成了为促进增长而增加长期国际资本流入的要求。

谴责全球化的论调宣称，经济自由化政策和快速的技术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释放出了破坏性的力量，其速度超过这些国家国内制度框架的承受力，并宣称，不考虑社会代价就讨论灵活调整的需要是不够的。他们认为，不跟上经济增长的迅猛步伐，不解决随它而来的混乱后果，将引发社会和经济的紧张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这与50年展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速成计划”和“大推动”是完全相反的。

对全球化的批评涉及到世界市场力量对所有暴露在它面前的国家——不管是工业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不过，当他们的观点在应用到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时还是很有说服力的：这个国家处在一个长期的过渡时期，在市场力量的影响下，减轻经济阵痛和减少失业的传统的社会安排已经崩溃，但现代政府社会福利体制还没有出现。注意到这一点是具有讽刺意味的：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竭力反对的“变相失业”，现在应该重新被认为是传统社会福利安排的有价值的因素。

框架范文篇3

首先，这里的“框架”(fames)与“语境”(context)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语境”是事实的一种外在体现;“框架”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心理状态，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字面意义，它构成了我们观察世界的一种图式;因此，“框架”并不是“真实的”，就好似我们认识世界的图式并不是实际区域环境真实、完整的再现［3］(P34)。例如:“Ihateyou”从表层意义上来看，是说话者在表达对听者的厌恶之情，但是这句话的深层意义可以是“Iloveyou”;即表层意义“Ihateyou”是深层框架“Iloveyou”的戏谑之语，这种“框架”反映了表层意义(surfacemeaning)与深层意义(deepmeaning)之间的差距。除了对于真实世界的内在的心理再现，“框架”也包括人们心理预期的一种典型范例或原型(Prototype):它是人们自己理想化的、意中的一种具体形象，是抽象的具体化，是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为了交际的进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把自己的内在心理图式与真实场景中的事物进行一定形式的匹配。不同的文化对于同一事物或概念会有不同的理想原型，即使处在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区域的群体和个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心理预期。例如:当提到“鸟”时，美国成年人首先会联想到“知更鸟(robin)”，但是十二岁左右的儿童则会想到“鹦鹉(Parrot)”，而我们中国人则想到“麻雀(sparrow)”。显然，这种“框架”是由文化决定的(cultur-allydetermined)，也可以称之为“文化框架”(culturalframes):即把文化视为一个框架体系，在这个框架内部，人们可以对外部事物进行理解和阐释;所以，框架对于文化具有阐释的辅助作用。Tannen［3］(P125)则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将其定义为“人们关于文本已有的知识、以及对该文本作出的概括和预期内容的集合体”。因此，文化翻译者要特别注意的是:意义并不是内在固有的，而是不同的文化群体和个体经过自己的理解和阐释而附加上去的;翻译是不能过于强调字面表层意义，也不能过于强调内涵深层意义。(从认知学出发，“文化”被定义为一种共有的、观察世界的心理模式或图式(mentalmodelormapoftheworld);文化就是认知;认知不同，产生的文化也就不同。文化心理图式是积淀着特定文化蕴涵的心理结构，或者说是一种文化无意识;它影响着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体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1.影响因素。Hofstede［3］(P88)列出了影响人类感知世界的“感知过滤器”(Perceptionfilters)———人类活动过程中特有的三个层次，从低层到高层依次是:人类本性(humannature)、文化(culture)和人格特征(Personality)。Katan［3］(P88－89)在此基础之上，加入了“语言”因素，从而总结出了四个影响人类心理感知的因素。首先是“生理因素”(Physiological)，这与Hofstede的“人类本性”是相对应的，属于最低层次。此时，我们与外界唯一的接触，就是解读自我感觉接收器传递给我们的信息。一方面，人类的感觉器官在进化领域内并不是最先进的，如我们的听觉和触觉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不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这种感官上的局限是无意识的。其次是“社会工程因素”(socialengineering)，即对应Hofstede的“文化”因素。人类通过神经能够感知、触及的世界是非常广泛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自我的“感觉性需求”(Perceivedneed)对听觉、视觉、触觉等不同方面进行选择这种。选择过程就是所谓的“社会工程”(socialengineering);它不仅因文化而异，也因人而异。再者是“个体因素”(individual)，对应Hofst-ede的“人格”因素。这种因素不仅取决于先天性的、个体独有的基因结构，也受后天教化的影响。最高层次的就是“语言因素”(language)。在很大程度上与Sapir－Whorf假说相类似:一方面，语言影响着我们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语言在构建、反映事实的同时，也会有压制和曲解。2.实现工具。既然真实世界(realworld)与人们感知的文化心理图式不同，人们更倾向于文化心理图式;而“文化心理模式”正是通过“元模式”(meta－model)这一工具在语言中加以应用。和地理结构图式一样，文化图式也往往过于详尽和繁琐;为了提高其有效性，必须对真实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概括(generalize)、曲解(distort)或删减(delete)，使文化心理图式得以简化。这种起简化作用的模式就是“元模式”。“元模式”是文化的集合模式，不仅明确了意义简化模式的三种形式，也为我们的交际提供简略的表达方式。第一种是概括(generalization)，是预知世界的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人类才具有这种概括能力。第二种是删减(deletion)，对于感知的事物，只能抓住其中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内容就要有意删除;例如“鸡尾酒会现象”(cock－tailpar-ty)就是与会者有意删减不必要的东西，即使在如此嘈杂的环境下也能听见对方所讲话语。第三种是曲解(distortion)，它可以是有意、也可是无意的:有时为了更方便地把握事件内容，便会故意曲解，把明知不是的那些事物变作是的东西———这在翻译中时很普遍的，“意译”就是一种曲解;而有时曲解完全是由于人类经验的有限造成的。

传统的翻译方法采用的是“解码－编码”(decoding/encoding):先在源语内部对文本进行解码，从文本表层意义揭露其深层意义;然后通过语际转换成目的语的深层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在目的语内部编码成表层意义，最终形成目的语文本。但是这种局限于语言层面的翻译方法，无法解决不同文化框架内部、不同文化心理图式作用下的文化差异问题，无法对抗文化冲突。“解构”和“重构”作为一种文化对抗策略，已成为文化翻译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因素。解构阅读是一种揭露文本结构与其西方形上本质(Westernmetaphysicalessence)之间差异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不能仅仅局限于被解读成单一作者在传达一个明显的讯息，而应该被解读为在某个文化或世界观中各种冲突的体现。一个被解构的文本会显示出许多同时存在的各种观点，而这些观点通常会彼此冲突。若将一个文本的解构阅读与其传统阅读来相比较的话，也会发现源文本中有许多被压抑与忽视的观点。在语言文化差异甚至冲突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译过程中，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文本的解读［5］。因此，传统的语言层面上的文本解码已远远不能满足译者与目的语读者的期望和需求，这也就更加突显出译者“文化协调者”的身份与作用———在实际翻译活动开展之前，必须首先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对源语文本实行“文化框架解构”，全面分析源文本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分布，为有效的文化翻译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解构”源语文化框架，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及其体现的文化心理图式，并输入到目的语大背景下，接下来“文化协调者”的另一个关键任务就是在目的语文化中“重构”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是指编码后在不更改代码的外部行为的前提下，通过更改代码的内部结构来改进代码的过程。顾名思义，广义上的“文化重构”(culturalreconstruction)就是文化的重新构建，它包含两个层次:低层次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自身的“重构”，即对于已有某个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也是人们对于已有文化现象的再认知，例如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或者将某一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作品，都属于重构;高层次的“重构”是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跨文化重构”(cross－culturalreconstruction)———即以保留再现源语文化功能为前提，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部对于某个已有的或缺省的文化现象的再加工、再创造，尽可能追求文化间的“留异存同”。在中国，“除夕”是农历新年的前一个夜晚，而西方的“平安夜”(ChristmasEve)同样也是西方新年“圣诞节”的前一夜;参照中西方在新年及新年前一夜这一文化现象上的共性，把中国的“除夕”译为“ChineseNewYear’sEve”，既实现了“存同”———“eve”，又达到了“留异”———“Chi-neseNewYear”。而文化翻译过程中的“文化框架重构”显然隶属于“跨文化重构”。鉴于文化差异性，必须关照目的语文化心理图式，顺应其独特的思维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运用概括、删减或曲解等一系列策略对新输入的源语文化进行适当处理，以目的语读者熟悉、可接受的语言方式，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纵观整个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步骤:文化框架解构、文化框架转换、文化框架重构。从操作内容来看，“文化框架解构”(decon-structionofsourcecultureframes)是在在源语文化框架内部全面分析源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及其分布，“文化框架转换”(shiftingfromsourcecultureframestotargetcultureframes)是采用适当的策略方法加工源语文化信息使其顺利进入目的语文化语境，“文化框架重构”(reconstructionoftargetcultureframes)则是在目的语文化框架内依据其独特的文化心理图式创造新的文本并成功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从过程本质来看，“文化框架解构”和“文化框架重构”都属“语内转换”(intralingualtransformations)，“文化框架转换”则是“语际转换”(interlingualtransformations)。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活动，必然涉及到文化框架的转换，即从源文本解构后的框架到目的语文本重构前的框架，这就要求译者必须熟知两种文化各自的本质特征(包括文化框架和文化心理图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总之，这一核心环节不仅是文化翻译者作为文化协调者与传统译者之间的本质区别，而且译者转换文化框架的能力更是决定译文成败的关键。具体来说，框架转换主要包括三种策略:归纳(generalization)、删减(deletion)和曲解(distortion)。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的三种翻译策略虽然与元模式中的三种意义简化形式名称相同，但本质是不同的:在元模式中，这三者作为人们感知世界、认知世界的方法是抽象的、理论心理层面上的;而在翻译过程中，作为处理文化异同现象的策略，是具体的、实践操作层面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身处的环境、所经历的事物，常常会通过语言对事物现象进行范畴化，即归类:用某一上义词(superordinate)来统领众多的下义词(hyponyms)，类似于“原型(Prototype)”理论;或者用已有的文化意识和观念来引领对于未知事物和现象的观点看法。这种归纳分类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它不仅受文化的影响、与文化密切相关，且通常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同一文化大背景下的不同群体或个人，都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归纳方式;有时这种归纳是不准确、以偏概全的，有时又包含了正反两面观点。总之，任何一种归纳法都只适用于特定场合下的目标群体，而非所有场合、所有对象［6］。这里“归纳”作为文化翻译的一项策略，适用于文化不对等或文化缺省现象:即当源语文化框架中的某一文化现象，在目的语文化框架中不能够找到与之对等的或近似的语言词汇，就只能翻译成语义范畴上更广泛的词汇———上义词(superordi-nate)。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语文化中纷繁复杂的家族称谓词，如“爷爷”与“外公”，“奶奶”与“外婆”，“舅舅”、“伯父”、“姑父”、“叔叔”等等，在西方文化中没有如此细化的上下义关系，因此可以归纳翻译为“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等汉语中对应的上义词。在某一文化框架内部，人们往往会把大众普遍认知的、已成惯例的文化信息省去，或者说这已经成为了该文化群体共享的文化心理图式，甚至是一种文化定势。这种隐藏在文本内部、看似缺损的文化信息，是可以通过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contextofculture)推导并重新获得的，对于文化翻译者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文化协调者”一方面要凭借自己的素养敏感地感知这些隐含信息(implicitinformation)，使之从文本中突显出来，另一方面必须采用一定的策略手段对这些信息加以处理，最后传递给目标读者。1.从隐性到显性:增译/补译。在一定场合下，如果目标读者缺乏源语读者特有的那部分文化信息知识，就无法准确地体会原作者所要表达的内容或情感，更无法了解和体会外来文化，这就违背了文化翻译的跨文化交际宗旨与意图。这时就需要采用“增译/补译”(addition)的方法，将原文本隐含的信息完整地呈现，即目标文化的读者(tar-getculturereader)也能感知源文化读者(sourcelanguagereader)享有的文化框架。例如:…WhenIshutthelastlunchboxandhadthehousetomyself…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家庭女性，从“shutthelastlunchbox”(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可以看出文中的具体时间是在为家人准备好午餐后，因此是中午以前，即早上;“hadthehousetomyself”是指“我一个人独居家中”，结合前半句“为家人准备午餐”及以此推断出的时间信息，可以进一步推测出这里隐含了“送走丈夫和孩子”的前提条件。若按照原文直接译成“在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后，我独居家中”，会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为什么准备好午餐后就一定是一个人在家呢?这里必须将作者隐含的其“家庭妇女”的身份信息加以交代:“盖上最后一份午餐盒，送走丈夫上班和孩子们上学后，独居家中时……”2.从隐性到删去:减译/删译。在其他场合下，隐含的信息不一定能增加目标读者对于源文化思维、处事方式的知识储备，反而会使目标读者在理解源文化框架核心内容的道路上南辕北辙。所以说，最捷径有效的方法就是删去隐含的信息不译，或者减译更多内容。例如: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里隐含的源文化框架信息就是历史人物诸葛亮，这在目标文化框架内是空缺的。如果直译为“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ChukehLiang”，英语读者根本不能明白这句谚语的内涵意义。但是，若将“诸葛亮”背后隐藏的信息补译出来，那么译句就会过于冗长，不像是谚语了。所以，完全可以大胆地采用“减译/删译”方法，删去“诸葛亮”和“臭皮匠”及其背后隐藏的信息，从而意译为“Two/Manyheadsarebetterthanonehead”，这样既短小精悍，又保留了原句所要传达的“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思想意图。除了上述的文化缺省和空缺，对于文化差异现象，可以采用“曲解”(distortion)策略。这里的“曲解”是属于中性词汇，它是译者把目标读者导向说话人或作者所认为的重要内容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翻译策略，目标读者仅仅聚焦于某些方面，而忽视了整个大背景下的其他部分。其具体方法主要是意译、替换等。1.词汇－语法重心转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语言会采用不同的词汇－语法形式来表述同一个深层次意义或概念:不同的主语、不同的重心、以及不同的强调内容。例如:Althoughtheproductionofsuchtransgenicstrainsofanimalscarryingforeigngenesisnowarela-tivelyroutinetechniqueinmanylaboratories…尽管目前在许多实验室里，培养这种携带异体基因的动物转基因株是一种较常规的技术英语是一种“名词优势于动词”(Preponder-anceofnounsoververbs)的语言，倾向于使用抽象名词来代替动词;汉语作为一种最缺乏屈折形态的语言，其语法结构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较强的象似性(iconicity)，即汉语“以动词为中心”。英汉两种语言文化在名词化上表现的不同，又反映了两种语言在意念、结构上的差异2.前景化。在文本翻译中，译者特别注重某些语言要素或句子成分并对此做特殊的处理，就能“突显”(foregrounding)译者认为的文本中的关键信息，并引起读者的关注。例如:Ispentaninterruptedmorningwriting，whichIlove.我花了整个上午进行写作，无人打搅———我非常喜欢写作。译者把“interrupted”一词特别拎出来，放到译句的最后，特别强调“不受人打搅”这一关键信息，并把它一下子突显出来，瞬间抓住了目标读者的眼球。3.操控。在大多数情况下，译者的这种“操控”(manipulation)是有意识的、故意为之的，目的就是强调那些他认为重要的文化信息。例如:TocarrycoalstoNewcastle.运煤到纽卡索，多此一举。纽卡索是英国的一个产煤中心地，如此煤矿丰富之地却还把煤运往那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但若是直接将之译成“运煤到纽卡索”可能会给读者造成相当的阅读困难，因为大部分中文读者并不了解这一背景预设，因此译者相应的增添了一条信息“多此一举”，从而更加强调原文的深层关系。4.替换法。有时译者为了加强原文中所要表达的情感、语气，更加突出作者的目的、意图，译者将某些信息“替换”(translationshifts)为目的语文化中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的文化意象。例如:IfyouareexpectingthestorktovisityourhomethisyearandhehastocomebywayofRoycecit-y，hewillhavetobringacheck－booktopayhisbillbeforedelivery.如尊夫人有喜，要来罗伊斯城留产，请备足款项交费，才能接生。特此通告。该句是德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位医生所登的一则广告，目的是为了预防经济大萧条年代的美国人产后赖帐。对原文的理解关键在于如何理解stork内涵。根据英国民间传说，婴孩是由鹤鹤stork带来的，因此“expectingthestork”的表达意图就是指“生孩子”，这是较正式的表达。在汉语文化中表达相同意义的正式说法就是“有喜”。因此，这种替换使得译文与原文一样符合特定的文本类型、具有相同的内涵作用。新形势下的译者必须重视文化翻译，即通过文化输入和文化建构，在目的语文化中再现源语所承载的文化功能。因此，译者在文化翻译过程中，与其说是翻译者，不如说是一位“文化协调者”。不同的文化群体拥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图式，因而也构建出不同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步骤:解构源文化框架，源文化与目的文化之间的框架转换，重构目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译的关键，一方面是全面、准确诠释源语语文化，因为有效的文化翻译，必须首先充分掌握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若没有准确的语义文化诠释，就谈不上对文本的解读，也就不会有成功的译本产生;另一方面就是框架转换，从源文化框架转换到目的文化框架，这一过程主要通过归纳、删减和曲解这三种策略进行。综上所述，文化框架是文化翻译的充要条件。如果把跨文化交际比作一棵参天大树，文化翻译是主杆，那么文化框架就是肥沃的土壤;主干必须根植于土壤中，源源不断地从中吸取充足的养料，从而输送到全树的各个分支丫节。总之，只有根植于文化框架理念、基于文化框架解构、转换和重构的文化翻译，才能真正传递文化信息，在目的语中再现原语的文化负载功能。

本文作者：张钧伟工作单位：浙江工商大学

框架范文篇4

［关键词］客户盈利能力；财务报表分析；企业管理

企业财务报告是企业经营一段时间内的财务成果，向报告阅读者传递了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以及相关的非财务信息。而企业的综合盈利能力作为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可以体现公司的管理水平，还反映公司的战略定位及其商业模式。一般而言，企业的盈利能力可以从多维度分析，如产品、地区、客户、渠道（线上和线下、自营和）等。然而，实务中很少见到公司分析客户盈利能力的案例。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客户盈利能力分析存在的困境、主要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1现行财务报告中客户盈利能力分析的缺失

客户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顾客就是上帝”和“以客户为中心”销售和服务的理念深入人心，企业对客户的要求积极响应，尤其是市场营销和销售部门都在争取利用公司内各种资源，努力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并希望客户能够回馈公司更多的订单。然而，通过阅读国内A股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可以发现，上市公司对企业盈利的分析还停留在常规的毛利、地域及渠道方面，涉及客户的也仅仅列举前几大客户名称及其销售额，往往忽略了对客户盈利能力的分析。对于非上市公司而言，更难见到分析客户盈利能力的相关报道。那么，既然企业高度重视客户，那么为何对客户的结构及客户给公司带来的贡献缺少深入的分析呢？1．1传统财务报告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欠缺的原因。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一，客户盈利状况的资料分散在公司内各个部门，无法及时协调并汇总。从开发一个新客户到交付产品或服务（以下统称为“产品”），需要的周期较长，而且涉及市场营销、研发（尤其是定制化的产品）、采购、制造、财务和售后服务等部门，资料散放在上述部门，很难按照客户的口径归档。第二，现有的财务会计核算模式不适应按照客户归集收入和相关成本的要求。由于现行会计的假设之一便是会计分期，而且会计期间一般按照自然年度，跨年度的成本和费用因为编制会计报表的需要而结转。同时，会计核算系统中也未按照客户的维度设置辅助账，不便于统计相关数据。第三，客户给企业带来的贡献有滞后性。毕竟，从开发新客户到产生订单需要一定时间，对客户未来的贡献更难准确地预测。第四，企业观念短期内很难转变。通常认为，对待客户应该一视同仁，不应因其订单给公司带来的贡献不同而被贴上不同的标签。1．2客户盈利能力分析不足的影响。然而，由于“二八定律”（帕累托法则）的存在，从管理角度而言，并非所有的客户都能给企业带来等价的贡献，通常而言，只有少部分的客户能够给企业带来持续的高价值的贡献。如果对所有客户采取同样百分百满意的策略，那么很可能会出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企业将会花费大量的资源来维护客户，在企业资源既定的条件下，很明显存在浪费资源或资源错配的现象。第二，公司的整体财务绩效受影响。由于选择了错误的客户，企业的业绩自然受到影响。第三，对公司商业模式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对于选择线上和线下销售的企业而言，客户定位和细分客户的统计选择将会影响到公司的客户战略。相应的，企业的主要活动也会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公司的商业模式，最终影响公司的整体战略。

2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框架

基于前面的讨论，有必要围绕客户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分析。为此，在明确企业内部价值链的基础上重新分配客户的成本和费用，包括直接成本、支持性成本与费用（以下统称为“支持性成本”），通过与来自客户的收入进行匹配，从而判定客户的真实贡献。2．1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框架的设计。以制造型企业为例，根据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分析模型，企业的基本活动包括：进料、生产、发货、销售、售后服务。支持性活动包括：企业基础设施（包括财务、计划等）、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开发、采购等。企业通过整合自己的资源为客户提供适合的产品而获取适当的利润。其实，在互联网普及的背景下，企业的价值链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如研究开发与客户之间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企业产品销售从原来的线下销售也逐步尝试线上销售等。对于企业而言，基本活动和支持性活动边界越来越模糊，凡是为客户及企业创造价值的活动都可以称为主要活动。基于此，将以客户为中心的价值链变换成环形的话可能更为合适（如图1所示）。图1中的逻辑是，围绕着客户的需求，从研究与开发入手，通过材料采购、生产、销售、售后服务及公司内其他管理性职能部门的支持，从而完成公司产品的价值实现。组织保障包括市场销售、质量控制、管理层等职能部门为了维护客户关系而发生的相关费用。为了方便计算，设计相应的计算表格（详见表1），并说明如下。2．1．1客户收入。很明显，来自客户的收入主要是产品销售收入，无论从会计核算还是统计的角度而言，来自客户的收入都可以直接从与之相关的订单中获取，只是涉及跨年度数据时，需要从不同年度账套中提取。由于会计核算采取了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对于尚未实现的客户收入可以不包含在统计范围之内。如果是为了预测客户未来一段时间之内的收入，也可以将未实现或预期可以实现的收入一并统计。当然，基于收入成本配比的原则，与未来收入相关的成本也应予以考虑。2．1．2客户成本。客户成本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其中，直接成本是与客户收入直接相关的成本，包括直接销售给客户的产品成本与企业承担的运输费用，即结转的产品销售成本。间接成本则是与为了获取客户以及维护客户关系相关的成本，即表1中的组织保障费用，包括市场销售费用、售后服务费用、质量成本、管理费用以及研究开发费用等。其中，属于公司公共费用的管理费用既可以分配，也可以不用分配，这主要取决于管理层的目的。另外，由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不管是进行费用化处理还是资本化处理，都与产品相关，是否作为相关费用分配到客户也可以酌情考虑。毕竟，客户盈利能力分析作为管理会计的一项工作内容，并不像对财务会计核算的要求那么明确，主要取决于管理层的决策需要。2．1．3客户间接成本分配方法。分配客户间接成本或相关费用的难点在于采取何种方法。就像制造型企业分配制造费用时，无论采取时间标准还是材料直接成本等标准，都可能导致成本或费用分配不合理。一种比较理想的方式是采用作业成本法（ABC）的思路，通过划分为客户服务的相关活动来分配。然而，由于ABC核算体系的复杂性，在实务中并不易操作。有学者曾提出可以采用估时作业成本法（Time－DrivenActivity－BasedCosting，TDABC）来解决成本分配的问题。即便如此，采用TDABC对于企业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变革，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操作的难度较大。基于此，笔者的建议是对于直接与客户相关的费用，如市场销售人员发生的与客户有关的费用以及因客户退货而产生的质量成本，直接计入即可。如果销售人员同一期间为较多客户服务，则可以按照其服务时间简单分配即可。而对于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企业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太可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出这些费用和客户收入内在的关联性。建议对于此类费用区别对待，其中的固定成本（如固定资产折旧、水电费等）不予以分配，对于此外的相对变动性的固定费用（如差旅费、工资等）则按照客户收入的占比予以分配。这样的分配肯定不够准确，但如果采用一贯的分配口径，从长期看还是可以从中发现客户的贡献度。2．2客户盈利能力分析的运用。在做完客户盈利能力分析之后，从客户盈利能力水平和客户市场增长率这两个维度，将企业的客户分为不同的类别，按照上述两个维度从低到高的趋势看，客户呈现出显著的差异，为了说明客户对公司的现有贡献程度，以图2展示如下。A象限的客户是企业最有价值的客户，属于重点发展和维护的对象；B象限的客户其盈利贡献程度较高，但市场份额增长有限，企业只要维护即可；C象限的客户，虽然客户盈利水平较低，但市场增长率可能快速提高，企业应采取增加订单的形式，通过销售规模效应提升盈利能力；对于D象限的客户，由于客户的贡献较小，且市场份额增长有限，可以采取放弃的策略，从而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转到其他象限的客户。需要说明的是，图2所示的策略主要是基于现状的静态描绘，存在固有的局限性。实际上，客户和企业的关系总是处在动态变化中。实务中，企业不可因此而“刻舟求剑”，而应采用积极的策略将现存的有增长潜质的客户都发展为价值型客户。

3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框架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框架在实务中并未全部应用，还处于验证阶段，要运用好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框架，还需要重点关注以下事项。3．1组织变革和高层的支持至关重要。客户盈利能力分析由于跨部门、跨年度和跨地区，需要协调的事项较多，这对于一般的企业而言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因此企业管理层的支持就变得非常重要，高管层不但可以从绩效考核角度推动跨部门的合作，而且可以在公司内培育良好的协同文化。必要时，由于工作的需要，可能需要对公司的组织架构进行适当的调整，树立“以客户为中心，与客户共同创造价值”的理念以配置相应的资源，破除企业仅仅以客户或者企业自身为核心的经营理念，逐步形成企业与客户双赢的局面。在企业普遍采用“金字塔”式组织架构的状况下，任何革新都需要得到企业高层的支持，客户盈利能力分析只是企业诸多变革中的一部分而已。3．2跨部门的合作是应用的重要基础。由于绩效考核的导向和全面预算管理的约束，公司内各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部门利益，对于跨部门的业务，如果仅仅依赖部门领导的自觉意识是很难推动的，这需要公司整体文化氛围的熏陶、跨部门合作的奖励机制等，如在公司考核时引入“相关部门对本部门的满意度”则可以适当减少跨部门的壁垒。更为重要的是，企业需要借鉴经济增加值的管理理念，引导各部门站在公司整体利益考虑业务的开展情况。就客户盈利能力分析而言，企业需要明确主要责任部门（如财务部）以及相关配合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研发、生产、市场销售、其他职能部门等）的具体职责，尤其是各部门需要提供的信息通过相关表单来明确，从而为分析客户盈利能力提供及时、完整和相对准确的基础信息。3．3信息化系统的支持是必要的保证。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信息化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了。企业通过实施ERP或其他管理软件，不但为会计核算及日常管理提供了便利，更为企业的重大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客户盈利能力分析而言，借助信息化工具，可以围绕客户，全面收集和整理客户的基础信息、产品要求、采购频次、售后服务、参与本公司产品设计的意愿等相关信息。必要时，还可以互相开放彼此之间的供应链系统，以做到材料信息共享。在通过信息化平台具体分析客户盈利能力时，需要关注相关信息的时效性和口径的一致性，做到应取尽取，不重不漏，而且通过模型的建立，尽量减少人工的干预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防范内部的财务舞弊行为。3．4良好的绩效考核体系是有效保障。绩效考核体系作为公司各项行为准则的指挥棒，在日常管理中发挥着无形的、深刻的影响。前已述及，为了推动客户盈利分析这种跨部门的合作以及深刻分析客户的行为倾向，有必要推动公司层面的绩效考核，以此奖励在客户盈利能力分析方面表现得优秀的部门和个人。这种正面的鼓励行为更加有助于分清客户的种类，即哪些客户是能为企业带来持续贡献的价值型合作伙伴，哪些客户是临时性交易对象，哪些客户是战略型客户。只有准确地为客户画像，才能更好地为客户服务。3．5其他管理工具的综合运用是补充。站在企业的角度而言，客户盈利能力分析只是为了准确识别有价值的客户。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还要提供合适的产品，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也会直接影响着客户的选择。因此，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产品盈利能力分析一样重要，通过甄别各类产品对公司的贡献程度，采取不同的市场策略，才能有效地推广公司的产品。无论是客户盈利能力分析还是产品盈利能力分析，都属于管理会计的范畴，企业可以借鉴财政部的《管理会计应用指引》系列指南，在财务管理活动中灵活运用相关管理工具，为企业创造价值。

总之，客户盈利分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鉴于实务中缺少应用案例，上述探讨也仅限于理论上的探索，尚待实践的进一步检验。不过，在国家大力推行管理会计创新应用的背景下，任何旨在推动企业改良或创新的做法都值得鼓励。毕竟，企业作为营利性组织，企业的适度盈利及其可持续发展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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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团结，徐开磊，查燕云．借助商业模式画布分析公司财务绩效［J］．国际商务财会，2020（6）：17－22．

框架范文篇5

人类活动是以地球空间为基础，空间信息既是人类社会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相关社会信息的重要载体。据分析统计，在全世界数据中，约有75%到80%的数据与地理参考特征有关[1]。因此，研究空间信息成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的重要方面，空间基础框架也成为建设数字地球、数字城市以及数字行业的重要基础[2-4]。空间基础框架建设以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3S”技术、空间数据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建成多尺度、多类型、多分辨率的空间基础框架数据库，并以此为基础建成专题的地理信息应用系统服务于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各行各业。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决策部门、社会公众等统计服务对象对统计数据真实、客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更好地完成统计基本任务上，现有的统计方法体系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因此，提高统计信誉，提高数据质量，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的统计方式以提高统计工作水平，实现国家统计手段的革命性发展，更好地支持宏观决策与管理，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空间统计信息服务，成为当前国家统计工作的新目标。以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导航定位为核心的“3S”空间信息技术，则是实现统计工作技术提升、理念革新的关键支撑技术之一，也是实现常规目录统计进入空间统计时代的重要保障。随着以遥感为主的“3S”空间信息技术在统计业务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5-7]，传统的目录统计将逐渐向以空间对象为基本统计单元的空间统计转化。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能够为这一转化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统计业务部门在业务应用服务、空间信息管理和空间信息服务等方面对空间基础框架建设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本文对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应用。

2框架建设关键技术研究

2.1目标与任务

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建设目标和任务是以满足国家空间统计的重大需求为出发点，与国家统计部门广泛开展合作，针对统计遥感业务对各类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统计业务专题数据、遥感影像底图数据以及空间信息技术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充分运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定位导航和计算机网络等技术，建立多尺度、多分辨率、多种类的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体系；构建统一的统计遥感空间基础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空间统计信息数据的管理、维护、更新、共享、统计查询、报表生成、数据表现与产品制图等方面的功能；形成有效的空间统计数据共享体系，为各级统计部门提供高质量的基于空间位置的应用服务，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空间统计信息服务；为实现国家统计手段的革命性发展，最终建立国家空间统计体系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支持。

2.2框架构成

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是地理空间框架在统计业务领域中的应用，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参考了国家在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8-10]。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的体系结构（图1）包括：数据体系、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目录与元数据体系、组织运行体系、公共服务体系。

图1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的体系结构2.3数据体系空间基础数据的外延比较广泛，需要确定一个有限的、与统计遥感业务需求密切相关的数据体系。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的作用一方面是为统计业务提供基本的空间统计单元和空间基础信息；另一方面是为统计人员增加各种与空间位置相关的专题统计信息提供空间定位基准与载体。作为一个实际应用、运行于统计遥感业务中的空间基础框架数据库，其数据分类体系不但要考虑空间数据的实体特征，还应考虑数据来源、数据生产与更新机制、数据使用者的需求等等。基于上述考虑，把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分成了3大框架、10大数据集（表1）。

2.4标准体系

国家测绘局于2009年制定了《地理空间框架基本规定》，《地理信息公共平台基本规定》和《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基本规定》三个推荐性测绘行业标准，对我国地理空间框架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的建设、管理和应用涉及国家统计业务的各个方面，其建设的标准规范应符合国家在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法规与标准体系。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的政策法规参照国家对地理空间框架的相关政策法规和行业规定，这里不做讨论。从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生产、管理、、共享等方面考虑，其完整的标准体系应包括参考系统标准、数据模型标准、数据字典标准、数据采集标准、数据质量标准、元数据标准、数据交换标准。

1）参考系统标准参考系统标准是指地理参考或大地坐标等标准，是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的定位基础。所有框架数据统一存储在一个精确的参考系统中。①坐标系统：统计遥感业务的重要工作之一是利用现代化的统计调查工具（带有GPS系统的PDA设备）进行野外数据的采集。GPS系统采用“1984年世界大地坐标系”，即WGS84坐标系，因此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直接采用WGS84坐标系；②高程基准：统计遥感业务对高程没有特殊的要求，因此按照我国测绘行业标准采用“1985国家黄海高程基准”；③地图投影：对于统计遥感业务，对空间数据最主要的需求是进行面积量算，而不是绝对位置，或者长度的量算，因此，在全国尺度必须采用等面积投影的投影方式。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采用“Albers等面积割圆锥投影”，其中：中央经线为东经105o、第一标准纬线为北纬25o、第二标准纬线为北纬47o。

2）数据模型标准数据模型标准对于在空间基础框架中如何表达和存储空间数据具有基础作用。概念模型提供了空间数据来表达统计单元的一种模式，逻辑模型则在概念模型的基础上对空间统计数据之间的存储关系进行表达。框架数据组织方面，在横向上框架数据以省级为单位组织，省与省之间逻辑上无缝接边；在纵向上各种数据要在空间坐标定位的基础上进行相互叠加和套合；在物理存储上可以把连续的实体分离到不同的存储空间和存储单元中进行存储。

3）数据字典标准数据字典标准是以概念数据模型为基础，提供基础数据集的空间与层次要素的标准定义，数据字典的定义必须完全一致，才能进行准确解释，并在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应用中对数据进行有效的集成。

4）数据采集标准数据采集标准用于确定在生产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时，使用的硬件设备所应具备的基本性能和数据采集方式，以及软件的处理方法，以保证数据的质量达到要求。

5）数据质量标准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数据质量标准可分为描述性、指示性或混合使用。描述性标准以“真实地标记”为基础，要求数据生产者报告对数据质量的已知部分，描述性标准一般要求生产者提供以下信息：分层说明、位置转换、层转换、逻辑一致性及完整性。指示性标准将规定每一特征的质量参考，从而使数据使用者确定数据的适用性。

6）元数据标准元数据标准参照相关的国家标准制定，包括：影像数据标准和矢量数据标准。影像数据标准适用于多源遥感影像，矢量数据标准适用于基础地理信息、空间化后的统计专题数据和业务测量数据。

7）数据交换标准数据交换标准提供在不同的硬件、软件环境下进行数据转换的中间格式，使数据按字段、记录和文件要求进行编码的规划。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中，矢量数据成果统一采用Shapefile格式存储、交换；栅格数据成果统一采用GeoTiff格式存储、交换；属性数据统一采用dbf格式存储、交换。

2.5技术体系

根据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的构成，目录与交换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同属于空间基础框架的技术范畴，共同组成了统计遥感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空间基础框架数据的共享和服务，使空间基础框架成为一个以先进的计算机网络技术、“3S”技术、空间数据库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为依托，集统计数据获取与统计信息管理、统计业务应用于一体的共享与服务平台[11]。这个平台是实现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应用服务功能的数据、软件及其支撑环境的总称，由支撑环境、数据库、交换管理系统和在线服务系统组成，涉及到数据管理、共享和服务等多方面的技术。

1）框架数据的管理和应用模式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是一个分布式的体系，按照职能分为管理节点、业务节点和终端节点三级，三级节点都是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的管理和应用模式如图2所示。①管理节点：管理节点主要承担系统管理和监督的职能，设有管理服务器、Web服务器和目录服务器。系统的安全、认证和权限管理等工作都通过管理服务器统一实现和维护。目录服务器是整个系统的“服务注册中心”，业务节点将其提供的数据资源和服务内容注册在其中，同时，其他业务节点在目录服务器上获取希望的内容。全部业务逻辑都通过Web服务器以WebService的形式提供到互联网，以供其他所有节点访问；②业务节点：业务节点是真正的业务实施单元，设有大型存储设备（磁盘阵列）、Web服务器、FTP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GIS服务器和应用服务器。业务节点中提供了该节点管辖范围的数据或者服务，大多数的数据和业务逻辑都是在该节点存储和实现；③终端节点：终端节点是系统的终端用户，主要是针对现场调查活动。该节点只作为业务的执行者，不承担数据或服务的管理职能。移动终端通过互联网或者无线传输技术将采集的数据发送到业务节点，由业务节点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2）框架数据的共享和服务技术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采用面向服务的系统构架，通过地理信息服务聚合技术，实现数据和业务分布式、松耦合的调用。部级节点和省级节点是按照各节点的职能进行划分的，并不代表该节点实际的物理位置。既可以将全部节点部署在同一位置，实现全部数据的统一订购、管理和分发；也可以将省级节点部署在省级行政单位，由各省独立开展业务。

2.6组织运行体系

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在国家现有的调查体系基础上分为国家、省（区）和县三级，建立部级—省级—县级—调查人员的四级业务运行管理体系。1）部级的主要任务：制定全国测量方案，整理分析野外测量数据，采购、处理、分发空间数据，全国数据产品分析，全国数据库维护，反馈省级测量结果。管理节点设在国家统计部门，同时，国家层面还设有一个提供全国范围数据的公共数据节点，为省级节点提供必要的全国尺度的数据和服务。2）省级的主要任务：制定全省测量方案，整理分析野外测量数据，分发空间数据，数据产品分析，全省数据库维护。各省设有业务节点，每个业务节点自成体系，在数据和工作方式上不依赖于国家节点，可以独立开展统计遥感测量和调查工作，但工作的进展和结果被国家监督和指导。3）县级的主要任务：采集、标准化野外数据。县级节点是系统的终端节点。4）调查人员的主要任务：开展野外调查工作，任务由县级节点安排。各级管理体系（以农业调查为例）的关系如图3所示。

3框架建设应用系统示范

3.1系统背景

国家统计遥感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测量与估产业务运行系统是根据统计部门对于农作物播种面积、产量等统计调查的业务需求而设计的，将传统的目录抽样与遥感对地抽样和空间抽样相结合，并建立在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之上的业务运行系统。通过典型区的示范推广，最终建立县级、省级、部级粮食作物种植面积遥感测量与估产业务系统，实现我国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的实时动态监测。

3.2系统组成

国家统计遥感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测量与估产业务运行系统组成如图4所示。在该系统中，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由软硬件支撑环境、基础数据库、在线服务系统、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以及业务组织运行体系构成，以支撑系统的数据流。在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的基础上，国家统计遥感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测量与估产业务运行系统分为以下六个业务子系统：农作物播种面积测量系统、农作物长势监测与估产系统、空间抽样系统、数据分析与决策系统、野外测量与填报系统、业务运行管理系统，以支撑系统的业务流。

3.3应用实例

农作物种植面积遥感测量工作主要包括：区域测量、面积估算和地面调查。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在各个部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节以2009年江苏省冬小麦面积遥感测量过程中的几个环节为例，简要介绍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在系统中的作用和应用情况。系统主界面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与冬小麦面积测量结果的聚合图6是测量成果在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上的集成。A图为江苏省面积测量结果的空间分布图，B图为面积测量结果与2.5m分辨率的SPOT服务进行聚合。与地面调查数据聚合测量人员可以直接在系统中进行地面调查工作。图7中A图所示是进行抽样地块的地面调查和属性填报。B图是调查人员在统计遥感空间基础框架上勾绘待调查的抽样地块。4）业务管理和监控图8中A图右侧显示的是全国粮食主产省的分布情况，并在用形象的图表表示了该省的主产作物；点击各省，在左侧会出现相应省的测量进度表，A图上所示的是江苏省2009年主要粮食作物面积和估产测量进度表。B图所示的图表反映了2009年江苏省遥感影像订购和覆盖情况。图8业务管理和监控

框架范文篇6

[关键词]WTO；多边投资框架；外国直接投资

根据2001年11月WTO多哈部长宣言，多边投资框架有助于建立一个透明、稳定和可预测的投资环境，推动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从而促进全球贸易的增长。如果WTO成员在谈判模式上达成一致，那么实质性的谈判将在2003年9月的坎昆部长会议后启动。多边投资框架是一个迄今为止范围广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针对投资的国际协定，将对WTO成员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主要分析该框架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我国应该采取的基本立场和在7项具体议题上的对策。

一、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的基本立场

建立一个普遍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投资框架，已经成为当前WTO等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国际经济政策议程中的核心议题。中国作为现实的利用外资的大国、作为潜在的对外投资大国，在应对多边投资框架谈判问题上，是积极推动还是被动选择，是我国面临的重要选择。本文认为，中国的基本立场应当建立在多边投资框架是否有利于更多地吸引外资，增加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减少外资的负面效应；是否有利于我国的“走出去”战略；是否超越我国现有的国际投资承诺能力上面。

(一)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利用外资

理论上，加入多边投资协定有利于外资的流入。因为多边投资协定将对市场准入及潜在投资者的法律保护建立一套国际公认的规则，加人多边投资协定对投资者意味着该国已达到这一规则并承诺维持该规则，使外资享受更安全、更公平的待遇及更可靠的市场准入，因此有望更多的外资流入。

事实上，中国在利用外资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国际投资协定是否是一个关键变量?加入多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引致外资大量流入，或者避免已经流入的外资撤资或转移投资?这是有待研究的问题。美国与中国没有签订投资保护协定，但来自美国的外资已占我国利用外资的8．7％。

外资对我国扩大投资、促进出口、开发人力资本、发展关联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地吸引外资成为各国制定外资政策的基本导向。因此，多边投资框架应该有利于促进和扩大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而不能背离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其行为可能与我国的发展政策与目标相互冲突。跨国公司凭借其巨大的经济实力和全球性运作的便利，实施限制性商业措施、转移价格、技术控制与技术倾销、偷逃税收等行为。多边投资框架的建立应当有助于减少或者克服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促使其在我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由此可见，参与多边投资框架有利于我国外资的流入和贡献，但影响程度难以衡量，框架中应当涉及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承担社会责任的条款和保障措施，并避免或降低外资企业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二)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对于我国已经具备国际竞争能力的优势企业来说，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国际分工与合作，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不断拓展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是一种必然选择。

参与多边投资框架对我国跨国公司的国际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框架有利于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的安全环境。由于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多在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的对外投资绝大多数东道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也多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而多数发展中国家投资立法不健全，投资保护措施不完善。所以，建立一个维护对外投资者权益的多边投资框架，符合我国对外投资的战略利益。其次，与西方跨国公司的实力和开拓国际市场的经验相比，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与东道国打交道的能力较弱。国内企业在海外经营过程中，比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需要稳定、可靠、有透明度和保障的法律体系，更需要依靠多边机制解决纠纷。最后，政府制定国际标准与规则的竞争是更高层次的竞争，是企业新的竞争优势的来源。我国政府通过参与有关国际统一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权，有利于维护和提升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从本质上看，框架的投资保护倾向大于自由化倾向。单纯从我国“走出去”的战略考虑，无疑应该积极参与并推动多边投资框架的行动。但从目前我国“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格局来看，前者的规模远远大于后者。也就是说，我国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外资的东道国角色，而不是母国角色。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对外投资的规模与速度会趋于增加，未来发展潜力巨大。但我国的投资角色何时发生转变，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在3年以内就达成一个全面的多边投资框架协定是不符合我国作为东道国角色利益的。从这方面来讲，参与多边投资框架有利于我国的长期利益，但不符合我国的眼前利益。

(三)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现有国际投资承诺

目前，我国现有的国际投资承诺存在于三个层面：第一，已经签订的107个《双边投资保护协议》和78个《避免双重征税协议》。第二，我国参与的区域性协定，如亚太经合组织。第三，WTO中的有关协定，例如与贸易相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服务业贸易总协定；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

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现有的国际投资承诺是一种什么关系(是替代还是互补，是高标准还是低标准)?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原则上，可将我国现有承诺作为未来参与多边投资框架谈判的参考标准，但需对现存的国际投资承诺加以研究甄别，对于不能承受或标准过高的条款，在多边框架谈判中应降低标准，并坚持适当过渡期和灵活性安排。

(四)关于多边投资框架的原则立场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的基本判断是：(1)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多边投资框架有其客观需要，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2)积极参与有关多边投资谈判的各种行动优于被动接受，所以，我国应积极参与WTO工作组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所开展的各项行动，参与各种形式的场外活动，寻求共同利益者同盟，在有关框架原则立场、模式选择、进程控制和具体议题确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3)不主动推进谈判进程，目的是为我们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4)低标准的多边投资框架优于高标准的多边投资框架，远期达成的多边投资框架优于近期达成的多边投资框架；(5)发展条款与灵活性要求是必要的。

二、“投资”定义与我国对策选择

根据多哈部长宣言，未来多边投资框架可能包括的主要条款是：投资定义与范围、透明度、非歧视、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正面列表方式的准入前承诺模式、发展条款、例外和收支平衡保障措施、成员之间磋商和争端解决机制。

“投资”定义及其涵盖范围，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保护的程度。“投资”的定义与范围在准入前后所代表的意义是不同的。准入前强调的是投资自由化，准入后关注的是投资保护。根据我国法律，在投资准入前使用狭义定义，而在准入后的待遇方面，使用以资产为基础的宽泛定义。前者维护了我国对外资进入的选择权和管理权，以确保吸收到长期稳定的直接投资，规避短期资本的投机行为，使外资的结构符合我国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后者是一方面，因为外资进入国内市场后，技术上很难甚至不可能将直接投资与其他形式的外资资产区别对待；另一方面，我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均已使用了宽泛定义。在投资准入后，受协定保护的范围与我国现存的双边投资协定是一致的。

选择不同的“投资”定义主要取决于协定的目标。如果我国参与框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保护外国投资企业在我国建立和开业之后的利益，那么就采用高标准的广义定义。如果旨在管制或者促进跨国界投资的自由化，避免短期资本流动和宏观经济波动等负面效应，就应使用狭义定义。

“投资”定义的选择与我国的投资角色相关。如果我国主要作为外资的东道国角色，应选择狭义定义；如果倾向于作为母国角色，则应选择广义定义。

“投资”定义的选择与我国对金融部门监管的完善程度有关。就间接投资而言，其大幅度的波动特征，可对国民经济产生极大冲击，亚洲金融风暴的教训是深刻的。在我国资本市场尚未健全、未能与国际完全接轨的情况下，将短期资本市场管理纳入多边投资框架的约束中是不明智的。

“投资”定义与其他条款的内容和方式有关。框架是一个完整体系，“投资”的定义与范围可以通过其他条款加以限制。如果其他条款严格，那么，定义的方式与范围也可适当放宽。“投资”定义总的发展趋势是，首先倾向于采取比较谨慎和保守的方法，然后逐渐放开。

因此，在框架谈判中，我们的建议是：

反对将宽泛的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定义无条件地纳入准入前阶段。

如果有条件使用广义定义，那么具体条件是什么?如果前提条件是受框架保护的“投资”必须满足于东道国“接受”或“允许”的投资，这种定义方式可以接受，因为该条件实际上是将“投资”置于我国国内法律的约束之下。只有法律允许的、通过审查批准接受的“投资”，才受到框架的保护。我国近期签订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显示出这种立场。如果前提条件是准予发展中国家施加一定的限制性措施和灵活性安排，对之应持谨慎；态度，因为，宽泛的定义和范围涉及众多不确定性因素，需要认：真研究和甄别。

在“投资”定义选择上，我们主张使用范围有限制的混合义，将准入时的“投资”与准入后的“投资”加以区别。前者使用以企业为基础的狭义定义；后者使用宽泛的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定义。

三、透明度条款与我国对策选择

“透明度”是指在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中保证相关规则和程序明确可预测的一般和具体要求，其核心要素是：(1)公开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2)向利益相关者通知有关法律、法规及其变更；(3)确保法律、法规执行的统一、公正、合理。

透明度是影响东道国外资流入的重要因素。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投资环境有助于增强投资者信心，降低投资风险，提高投资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因此，致力于提高和改进我国的透明度有利于提高我国吸引外资的国际竞争力，是符合我国长远的战略利益的。

鉴于提高透明度对我国利用外资的现实意义以及考虑我国在多边层面上已有的承诺，在多边投资框架的谈判中，有关投资透明度条款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第一，我国支持在未来的多边投资协定中纳入透明度条款，包括公布与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以及提供咨询等内容。事实上，这些义务我国都已经在履行。

第二，多边投资协定的透明度要求必须兼顾不同成员发展水平的差异，特别要考虑发展中国家履行透明度义务的能力。为确保透明度原则的实现，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困难，因此，在制定透明度条款时，应当给予发展中国家以特殊和差别待遇。

第三，因为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而透明度对引进外资又非常重要，因此发展中国家希望提高透明度。但是它们又缺少必要的资源和技术能力，在未来的多边投资协定中，应该规定一系列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和资源援助的规则，以帮助其提高透明度，改善投资环境。发达国家在提高发展中国家的透明度方面负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第四，透明度所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例如企业设立和运行相关的法规、税收、竞争等一系列内容，需要对透明度条款的范围加以明示。透明度条款仅限于与投资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不应包括各成员的国内立法、司法、仲裁和行政程序内容。否则，不但有可能会干预一国的主权，也会给各方就透明度范围达成一致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第五，透明度义务不应仅仅是对东道国的单向义务，应同样适用于投资者和投资母国。这样有助于东道国对外资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控，以最大限度地限制跨国公司可能对东道国产生的消极影响。但考虑到我国作为对外投资潜在大国的利益，在支持增加投资者和投资母国的义务时，应以不加重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管理上的过重负担为底线。

第六，在机密信息的保护问题上，应参照关税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规定，允许一些涉及国家机密和公共利益方面的信息保持例外，不受透明度原则的约束，排除在公布和通报义务之外。

四、非歧视性原则与我国对策选择

非歧视原则是框架的核心原则，主要包括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原则。由于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往往并用，只要一国所签订的投资保护条约订有国民待遇条款，那么，所有与该国签订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都可以援引最惠国待遇条款要求国民待遇，由此会使该国有关外国投资者待遇的制度发生根本变化。

我国所有的双边协定都规定了缔约双方彼此给予另一方投资者公平和公正待遇。公正、公平待遇包括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适用范围广泛，包括管理、维持、使用、享有和处置投资在内的一切活动。

最惠国待遇是我国签订的投资协定中的主要待遇制度，而且都附加了一些例外条件。由于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彼此间权利义务不同，依据的法律、政策也不同，对外国投资者实行“国民待遇”，在执行中将十分复杂。因此，我国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一般不采纳国民待遇制度。可以在条件成熟的领域通过列表的方法规定国民待遇制度。

在框架的非歧视性条款上，我国应当关注：

1．将“开业前”和“开业后”待遇区别开来。在给予外国投资者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时，将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仅适用于已经进入我国和已在我国开业的投资。对准入前阶段，仅给予最惠国待遇。

2．把握非歧视性原则例外条款的使用。非歧视原则允许例外，这对决定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适用范围非常重要。而且，针对国民待遇的例外多于针对最惠国待遇的例外。

在非歧视性原则的例外条款上，应将特定的投资活动、投资部门和投资方式排除在非歧视原则的适用之外。例如我国在管理公共卫生、秩序和道德等领域的公共利益所采取的措施需要例外；区域贸易和经济一体化协定也需保留例外；特定国家的例外等。这些例外，可以通过“负向”列表方式加以规定。

3．“同等”条件的应用。由于最惠国和国民待遇是相对的待遇标准，它们是通过对比给予投资者的待遇进行衡量。可以参照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做法，指明非歧视性原则只适用于“同等”或“相似”条件的投资。不一定要对投资者同等对待而不考虑它们在东道国的活动。如果投资者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如在不同的产业部门经营，对它们进行差别对待是合理的。例如，可以规定对我国投资者的补贴仅限于高科技行业而不是其他行业，或设定雇用劳动力的规模作为国内和国外投资者获得补贴的门槛，并不违背最惠国和国民待遇原则。只有当特定国籍的投资者，或外国投资者整体发现它们系统地被排除在最惠国和国民待遇之外，或某一措施被发现是故意的保护主义，才有理由认为是实际的歧视。在非歧视性原则上，我国需要在众多细节问题上加以认真研究。五、例外条款及国际收支安全保障与我国对策选择

例外条款分为三类：一是一般例外，用于调节公共利益，例如公众安全和健康保护、环境和文化保护等；二是安全例外，包括成员认为出于安全的考虑需要进行保护，如军事装备及其相关服务贸易等；三是其他例外，主要出于国家或区域性目的，例如，区域性协议例外条款和国家对特殊部门自由化的保留条款。

虽然国际收支安全保障条款对吸引外资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直接投资的撤资成本问题也会阻碍投资者撤资，但是考虑到现金交易以及证券投资，框架中包括国际收支安全保障条款对中国非常重要。资本账户开放是一国经济市场化改革中的最后次序，目前我国的资本账户还未开放，比较严格的外汇管理在某种程度上利于外资的进入而不便于外资的撤回。考虑到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要求以及汇率制度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会逐渐放松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考虑到目前我国实际情况、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以及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支持国际收支安全的保障是理所当然的。

在框架的谈判上，例外条款和国际收支安全保障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例外条款的内容一定程度上会取决于框架的其他因素，如谈判方式、最惠国待遇规定等。由于投资的影响远大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影响，所以投资例外条款根据多边投资框架谈判方式、投资的定义和范围等确定，必要时需要超出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在国际收支安全保障方面，由于国际货币基金有一定的发言权，我国在资本市场开放以及人民币可兑换上有一段的路要走，这一条款近期对我国的影响不大，建议支持这一内容。根据其他成员的意见以及这一问题与其他问题的关联性，建议目前我们应该表示例外条款对多边投资框架是必要的，但需要研究关贸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例外条款在投资问题上的适用性和差异性。

六、准入前模式与我国对策选择

常见的准入前模式有：“投资控制模式”、“最惠国／国民待遇模式”以及“有选择的开放模式”。目前，与我国已经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基本采取了投资控制模式。该模式比较适宜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与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格局，也为我国提供了适应国际投资自由化总体趋势的渐进空间。但未来的多边投资框架采用投资控制模式的可能性非常低。

如果选择基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肯定列表方式的开业前模式，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

1．采取肯定式列表方式。成员只对其认可的领域给予国民待遇和自由化承诺，这对要兼顾本国发展政策的国家来说是一个灵活方式，它与我国已经接受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相一致。

2．在服务贸易总协定谈判过程中，采用了询问和反馈模式。在多边投资框架中，我国不应积极主张采纳询问与反馈模式。否则，会经常陷于被动。

3．行业划分非常关键。WTO有众多的成员，需要在成员中有一个标准的行业划分系统。作为成员承诺基础的行业划分对承诺的透明度和效率具有重要影响。部门划分得过宽或过细都不利于成员做出具体承诺。现在，需要为将来的投资框架制定一个适用于非服务业(或制造业)的分类表。何种行业划分方式对我国有利?服务业的产品总分类值得借鉴吗?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七、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对策选择

关于“多边投资框架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我们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点：

1．多边投资框架的范围与其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

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键区别之一在于国际投资并不是一笔交易，投资完成后，投资者和资本输出国的利益才刚刚开始，东道国必须长期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换言之，国际投资具有存量效应，需要东道国提供长期的保护，这一特点是国际货物贸易所不具备的。“多边投资框架”如何平衡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之间的关系，值得研究。若多边投资框架的范围仅为推进投资自由化，则以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是足够的；若框架兼具投资保护性质，则仅以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投资争端是不够的，因为：投资保护很难不涉及投资者的权利保障，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允许投资者与东道国就争端进行国际仲裁已成为惯例，争端解决机制作为一个纯粹的政府间机制，很难承担保护投资者权利的责任。

2．多边投资框架争端解决机制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政府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

因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一般都有关于政府间争端解决机制的条款，未来的多边框架争端解决机制是否排除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政府间争端解决机制?我们认为，框架争端解决机制应该明确排除WTO成员之间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政府间争端解决机制，以免发生WTO成员利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中的政府间争端解决机制规避WTO解决机制的情况。

3．多边投资框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争端解决的问题

框架包含最惠国待遇条款，从而使没有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之间产生间接适用某些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效果，框架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是否适用于争端解决，特别是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解决，需要澄清。

4．框架争端解决中的“利益损害与丧失”程度估算问题

日本的提案已经关注到国际投资与贸易的不同特点，在多边投资框架争端解决中，一旦WTO成员违反框架造成另一WTO成员“利益损害与丧失”，这种定性是无可置疑的，但在定量分析上，“利益损害与丧失”程度以何种数据指标进行评估和表示却存在疑问。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可以将投资框架的性质定义为一个投资自由化协定，而非一个投资保护协定，则投资框架争端解决中对“利益损害与丧失”程度的评估将应仅限于一个WTO成员所遭受的投资机会的损失，而不涉及投资者利益的损失。

5．多边投资框架争端解决中的授权报复方式问题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以授权胜诉国对败诉国进行贸易报复为最终武器的。贸易报复的手段是提高关税和配额限制。投资框架的争端解决中的授权投资报复的方式应该如何设计?我们认为，投资报复一般采用限制投资准入的方式，应无异议，但是否允许跨部门报复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可授权进行跨部门报复，应该在框架中明确。

八、发展条款与我国对策选择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促进发展一直是最为重要的目标。参与国际投资协定可以促使政府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并且透明的外资政策框架。同时，政府又要保留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制定政策的自由空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政策，影响它们所吸引的外资数量和类型，规范跨国公司的行为，避免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东道国实现发展的目标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措施：(1)对外资进入和外国投资者行为实施控制；(2)采用能使外资对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发挥更大作用的政策。主要的政策范围包括：对不同种类外资(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进入的控制；国民待遇原则的应用；采用支持国内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包括工业化、技术进步、国际收支管理和竞争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市场准入。

在发展条款上，注意防止主要是通过义务而不是范围来限制协定所适用的范围。也就是首先让发展中国家承担普遍的义务，然后，出于发展的要求和能力的限制，允许发展中国家列出具体的例外行业。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清楚自己比较优势的规模和情况，很难列出一个有利于发展目标的豁免清单。

因此，我们建议：(1)发展条款应当是任何一个投资协定及其内容的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发展的条款不仅贯彻于各个议题之中，而且要作为独立议题，具备具体的、实质性的和具有法律约束型条款特征。(2)发展的条款应同国内的外资政策结合起来。对发展条款的要求，不应对我国吸引外资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是致力于使外资的积极影响最大化，消极影响最小化。(3)对任何一项灵活性的要求，都应该建立在科学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防止一些利益集团出于对本部门利益的维护，滥用灵活性安排。(4)强调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将跨国公司投资的利润收益同其对发展中东道国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结合起来。(5)鉴于我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正日益成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因此，对灵活性的要求，需要考虑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潜在影响。

九、多边投资框架与我国谈判策略

在建立国际多边投资框架方面，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积极参与全球性规则的制订；二是简单地遵循别人已经制定好的规则。我们的对策是：

框架范文篇7

关键词：文化产业；卫星账户；国民经济核算

近年来，新型文化业态蓬勃发展，文化消费模式日趋便捷，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1]。中国文化产业稳步向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迈进，文化与科技、旅游、创意、金融等产业不断融合发展。随着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科学准确衡量文化产业规模、测算文化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科技、金融、旅游、综合零售等产业已具有完整的统计体系，因此，国家统计局编制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未将上述经济活动纳入分类体系中，但文化活动又与上述经济活动密切相关，这导致文化产业统计并不完整，未包括“全口径文化产业”。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是国际公认的标准框架，其表现形式是一套完整的概念、定义、分类和核算规则。因此，不可能将文化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全部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否则会造成整体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于繁杂。卫星账户在保证国民经济核算的严密性和操作的灵活性的同时，能够以行业角度为切入点，因此在研究整个文化产业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SNA2008全面阐释了旅游卫星账户等卫星账户的开展情况，这为构建文化卫星账户奠定了良好基础[2]。近年来，文化卫星账户的编制和文化产业规模测度等已经引起了各个国际组织或国家的高度重视，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正在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文化卫星账户。因此，本文认为在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中心框架体系完整性的前提下，为了全面阐释文化产业的发展路径，探究文化产业与相关产业间的互动机制，全面衡量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及其对宏观经济的贡献程度，构建中国文化卫星账户兼具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在总结文化卫星账户国际标准和结合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

1文献综述

当前，有关文化卫星账户方面的研究已经引起了一些国际研究机构的广泛重视。对文化卫星账户的核算范围和核算方法的研究成果不尽相同，但纵观国外对文化卫星账户的研究，以联合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伊比利亚美洲关于文化卫星账户的研究较为成熟[3]。一是联合国对文化卫星账户的研究。联合国为适应2008年国民核算体系和构建文化卫星账户（CSA），建立了文化产品和产业清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化部门及其各自的行业和产品进行了界定[4,5]。2009年该组织《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统计框架》（FCS），将文化产业分为8大类和28个小类。2015年该组织提出文化卫星账户是各国衡量文化部门经济贡献的替代方法，2017年起草了《国际文化卫星账户建议草案》。二是美国艺术和文化生产卫星账户（ACPSA）[6]。ACPSA于2013年首次，并使用投入产出模型衡量文化部门对美国经济的贡献。ACPSA通过同心圆模型将文化产业分为四个逐步递进的层次：核心创意产业、其他核心创意产业、广义文化产业和相关产业。ACPSA包括识别ACP产品、定义ACP产业、确定艺术和文化部分、估算ACP产出、估算增加值、估算就业和薪酬、估算总产出和间接产出等内容。三是加拿大关于文化卫星账户（CSA）的研究。为准确衡量文化产业，加拿大统计局和加拿大文化遗产局联合开发了文化卫星账户（CSA）。CSA认为共有六个文化领域：遗产和图书馆、现场表演、视觉和应用艺术、书面和出版作品、视听和互动媒体、录音，并规定每个文化领域都由核心文化和附属文化组合而成。加拿大投入产出表是CSA的组成部分，其中包括行业维度和产品维度。但是，投入产出表中使用的产品和行业分类过于笼统，无法直接纳入CSA，且包括非文化行业，因此需要将基于加拿大投入产出行业分类体系（IOIC）的行业分解为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基础6位数行业，并最终计算出每个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产出和增加值。四是澳大利亚文化和创意活动卫星账户。该卫星账户主要核算文化创意产业、其他行业的文化创业活动、文化创意活动机构的志愿者工作、文化创意活动生产者的非市场活动。同时，澳大利亚使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标准职业分类（ANZSCO），根据技能水平和专长对职业进行分类。五是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卫星账户（CSC）。CSC包括文化卫星账户的核算框架、文化卫星账户特征和具体对应账户、文化卫星账户实施这三个模块的内容，确定了文化产业的基本概念、核算目标、核算范围，并将非正规经济和非法生产以及促进文化活动的其他非文化产品纳入统计范畴，介绍了确定不同文化部门的方法，以及每个部门对应的账户特征及分类情况，并对构建文化卫星账户提供了建议措施，确定了文化卫星账户实施路线图；同时，还确定了以生产账户、文化供给表和使用表在内的文化卫星账户核心表式。

2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框架设计

文化卫星账户能够全面反映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反映文化产业资源配置效率、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本文根据国外文化卫星账户的先进经验，在确定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构建思路的基础上，拟以文化产业、文化产品为核算对象，构建以文化产业供给表、文化产业使用表、文化产业就业表为核心表式的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框架。

2.1构建中国文化卫星账户的总体思路

卫星账户具有内部与外部卫星账户两种形式。就文化卫星账户而言，如果SNA2008的中心框架已包含文化产业活动，但不能够单独核算，则这种情况需要构建内部卫星账户。内部卫星账户采用SNA的全部规则，但通过改变标准分类和层次结构，按照研究主题或关注的行业等对中心框架的产业、产品分类进行重组。如果SNA2008的中心框架未包含相关文化产业活动，那么需要拓展现行概念框架，构建外部卫星账户。外部卫星账户需要对中心框架的核算范围等进行拓展。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框架的设计应同时具备上述两种卫星账户的特征，本文在梳理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框架进行了设计，如表1所示。

2.2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的辐射功能较强，能够影响生产和生活的诸多领域，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也较为普遍。因此，核算文化产业的首要问题是界定文化产业的概念和核算范畴，但由于文化可以通过语言、传统、信仰和价值观等多种方式定义，加之各个国家发展文化产业的阶段不同，因此，其文化产业的定义也不尽相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对文化产业系列研究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分析，国家统计局也定义了文化及相关产业，伊比利亚美洲确立了文化产业的基本特征和识别方法，具体如表2所示。文化卫星账户在保证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心框架体系完整性的前提下，将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整体衡量文化部门的经济贡献，具有全口径文化产业统计特征。除文化产品和服务外，文化产业也应包括生产和消费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所必需的相关文化产品和服务。例如音频设备、电视、照相机、胶卷等，尽管这些相关文化产品并不是文化生产或消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文化产业分类、ISIC的文化产业分类、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卫星账户、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为编制中国文化卫星账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中国的具体实践看，国家统计局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并没有完全将文化产业活动纳入文化产业中，文化产品和服务产生的间接影响尚未量化。例如，当开展演出等活动时，文化部门直接活动的产品或服务消费显然已被纳入文化产业统计范畴，但文化部门直接活动还会伴生交通、餐饮、住宿等间接消费，显然如果没有文化部门的直接活动，其间接活动并不会发生，但这部分内容在现有统计分类中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中。因此，为确保文化产业整体性，应当全面衡量文化部门的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测算全口径文化产业增加值。另外，应当充分考虑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国家统计局《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相比，一方面应当在文化核心领域充分考虑对于文化的促进作用，将产业纳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领域，并全面考虑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武术、活动等纳入文化娱乐休闲服务领域；另一方面，应考虑在文化活动中产生的交通运输、零售、住宿等方面的文化间接消费和间接活动，即文化间接产品。

2.3文化卫星账户的整体框架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根据SNA（2008）编制的，它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账户和一套概念、定义、分类和核算规则，用于编制和整合经济数据，以全面了解经济及其运作方式。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可用于按行业分析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使用、生产中产生的收入以及家庭和政府以及为家庭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对货物和服务的需求。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本质上是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文化部分的详细演绎，《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为其提供了用于筛选与文化相关的经济活动的概念、定义和分类。图1描述了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和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间的关系。因此，在明确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框架围绕的主要核算问题及相应设计思路，准确界定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明确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和中国文化卫星账户之间关系的情况下，可以设计中国文化卫星账户的编制框架，如图2所示。

2.4中国文化卫星账户的核心表式

在上述产品分类和产业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理论，本文初步构建中国文化卫星账户供给表。文化卫星账户供给表主栏的产品部门主要包括3类产品，供给表宾栏主要包括文化核心产业、文化相关产业、文化间接产业和非文化产业。详见表3。中国文化卫星账户使用表（见表4）中主栏的产品分类和宾栏的产业分类与表3保持一致。中国文化卫星账户的使用表反映了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文化产品和非文化产品的中间投入及最终使用情况。

2.5文化产业就业核心表式

由于文化卫星账户突破了2008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分析文化领域的就业非常重要，有助于理解文化活动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具体情况如图3所示。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卫星账户按照文化经济活动和职业分类构建了劳动力供需平衡产出表，其中包括志愿者或无偿的劳动，如图3所示，这部分内容超出了2008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仍然存在于经济社会当中，并创造了相应的价值。因此，在构建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时，可参照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卫星账户，构建按文化经济活动和职业分类的劳动力供需平衡产出表，如下页表5所示。

3结束语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文化产业统计体系亟须完善的现状并存。针对文化产业统计面临的问题，积极探索中国文化产业卫星账户编制方案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构建了中国文化卫星账户整体框架，编制了文化供给表和使用表，较为系统地设计了文化产业就业核心表式，以期更好地适应文化产业统计的迫切需要。由于各国统计基础不同，其文化产业统计范围也不完全相同，加之存在卫星账户编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一些国家和组织编制的文化卫星账户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在编制中国文化卫星账户过程中需注意以下问题[5]：一是加强文化产业相关部门合作；二是文化产业测度口径的甄别；三是完善文化产业分类体系；四是加强文化创意产业新业态统计；五是网络来源数据的拓展。

参考文献：

[1]周宇,林翔,田雪枫.转型与赋能:“十四五”时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以湖北省为例[J].学习与实践,2021,(8).

[2]联合国,欧盟委员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民账户体系(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框架范文篇8

关键词：轿车；衣帽架；框架结构；优化设计

汽车的衣帽架结构主要由后座椅靠背横梁、后风窗流水槽横梁、衣帽架覆盖件等组成，左右两侧与侧围总成连接。从功能上说，前侧支撑后座椅靠背，上侧安装搁物板，并能承载一定的搁物重量，后侧设计有后风挡安装面和流水槽，也需要承载一定载荷[1]。从性能上说，衣帽架结构的设计，对车身的尾碰性能、行李箱入侵、车身扭转刚度都有较大的决定因素。

1常用衣帽架框架结构

1.1常用设计方案目前常用衣帽架框架结构主要是在前部设计有后座椅靠背横梁，后部有后风窗流水槽横梁，该两横梁在与左右侧围总成连接。图1为现有衣帽架结构示意图。图中，衣帽架总成1与左右侧围总成2、3连接成整体结构，4为后地板框架总成（简化为虚线所示）。衣帽架总成与上车体侧围总成2、3连接，并与下车体后地板框架总成4连接。1—衣帽架总成；2—左侧围总成；3—右侧围总成；4—后地板框架总成图2为现有衣帽架结构A-A视图。衣帽架总成1由后座椅靠背横梁5、后风窗流水槽横梁6、衣帽架7组成。5—后座椅靠背横梁；6—后风窗流水槽横梁；7—衣帽架图2A-A视图Fig.2SectionA-A由图1、图2所示，现有衣帽架结构设计时，衣帽架总成1中的后座椅靠背横梁5、后风窗流水槽横梁6只与左右侧围总成2、3连接，侧围总成上没有设计竖粱，用来连接衣帽架总成1和后地板框架总成4。1.2常用方案的缺陷由于结构原因，导致衣帽架总成1中的框架和后地板总成框架4没有形成封闭的整体框架结构。在尾碰撞时，碰撞力通过后地板框架中纵梁直接传到前部，增加伤害后排乘客人员伤害。在车辆行驶时，突然的刹车，会导致行李箱的行李也会直接碰撞后排成员，造成人员人身伤害。在市场车型中，也会经常反馈后轮包动刚度不足，导致车辆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后轮包开裂现象。另外，不封闭的框架结构大大影响车身的扭转刚度。

2优化衣帽架框架结构

2.1优化设计方案本优化设计着手解决以下问题：在左右侧围两侧，增加衣帽架两侧竖梁设计，使衣帽架框架和后地板框架形成整体封闭结构，以增加车身性能，减少成员伤害。如图3所示，在左右侧围总成2、3上，设计有衣帽左、右侧竖梁11、12。2—左侧围总成；3—右侧围总成；5—后座椅靠背横梁；6—后风窗流水槽横梁；8—后地板左纵梁；9—后地板右纵梁；10—后地板横梁；11—衣帽架左竖梁；12—衣帽架右竖梁图3衣帽架结构优化设计示意图Fig.3Optimizationdesignchartofshelf如下图4所示，在优化设计结构中，衣帽架上侧Y方向（B-B视图）仍然由后座椅靠背横梁5、后风窗流水槽横梁6和衣帽架7组成，与原来结构相同。5—后座椅靠背横梁；6—后风窗流水槽横梁；7—衣帽架图4B-B视图Fig.4SectionB-B如图5所示，在优化设计结构中，衣帽架前侧Z方向（C-C视图）结构与原来相差较大。增加衣帽架左、右竖梁11、12后，衣帽架前横梁5通过衣帽架左、右竖梁11、12与后地板左右纵梁8、9形成立体框架结构，下侧的后地板横梁10又将衣帽架左、右竖梁11、12从左到右有效连接成平面内框架结构。2—左侧围总成；3—右侧围总成；5—后座椅靠背横梁；8—后地板左纵梁；9—后地板右纵梁；10—后地板横梁；11—衣帽架左前竖梁；12—衣帽架右前竖梁图5C-C视图Fig.5SectionC-C2.2优化效果该优化衣帽架框架结构设计中，在衣帽架框架横梁与后地板框架之间增加左右衣帽架竖梁设计，使衣帽架框架和后地板框架形成整体立体框架结构。在尾碰方面，由于增加了衣帽架强度，使碰撞力有效分散到上车身上；在行李箱入侵方面，也是由于衣帽架前部强度增加，都能减少对后排乘员的伤害[2]。从整个车身刚度来看，由于衣帽架框架和左右侧围、后地板框架合理连接，形成整体立体框架结构，大大增强了后轮包的动刚度，也增加车身的扭转刚度。

3结论

对于常用汽车衣帽架框架结构设计的缺点，优化框架结构形式，在左右侧后轮包上各增加左、右竖梁设计，将衣帽架框架和后地板框架总成连接为整体封闭的空腔框架结构设计。达到增强车身结构性能的目的，提高车身设计质量。

参考文献

[1]乐玉汉.轿车车身设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框架范文篇9

关键词：MSS移动模架，主梁拼装，施工方案

1.工程概况

苏通长江公路大桥D2合同段位于南引桥区，起迄点桩号为：K21+967.00～K23+617.00。上部构造采用跨径50m预应力混凝土等截面连续箱梁，梁高2.8m，单箱单室。单幅共分三联，每联11孔。箱梁顶面设有2％的横坡。桥位处于水陆两地，陆地30孔，水上3孔，最大水深3米，由于地处长江河道入海口，受潮水影响非常大。墩身高度13.725m~48.344m。根据现场工程实际及投标承诺，该工程上部结构采用与挪威NRS公司联合开发研制的移动模架施工。

2.移动模架概况

移动支撑系统（MSS）主要由牛腿、主梁、横梁、后横梁、外模及内模组成。每一部分都配有相应的液压或机械系统。各组成部分及结构功能如下：

1.托架：托架俗称牛腿、三角结构。通过墩身预留孔（孔径：80cm*100cm）插入墩身，附着在墩身上。它的作用是支撑主梁，把主梁上的荷载通过牛腿传递到墩身上。每个牛腿顶部滑面安装有天车。并配有两对20t横向自动移动液压千斤顶。一个450t竖向自动液压千斤顶，一个纵向移动液压千斤顶。主梁嵌在天车上。为减少主梁在纵向移动时与天车接触的摩阻，天车上装有聚四氯乙烯滑板，通过三向液压系统使主梁在板桥向、顺桥向及竖向高度上正确就位。

2.主梁：滑模主梁为一对钢箱梁。钢箱梁的断面尺寸为1.824×3.438m，长度63m，分为六节——8.5m＋11.5*3m+11m+9m））。节间由摩擦型高强度螺栓连接。为使主梁在顺桥向由上一孔滑移至下一孔，主梁前、后两端配有桥架式鼻梁，长21m。主梁是整套滑模的承重部件，重约360t。主梁上开有窗口，横梁由此置入主梁，窗口内设有竖向液压千斤顶、机械千斤顶及横向千斤顶。钢横梁通过压力系统与主梁铰接，主梁承受由横梁传递来的外模、内模及上部结构的施工荷载。

3.横梁：整套滑模共有18对横梁，横梁为“H”型，钢结构尺寸为35cm*90cm*900cm，每对横梁为销连接，横梁间距3.6m，横梁上没有销孔，以便安置外模支架。横梁通过主梁内的压力系统，可进行竖向、横向调整。

4．外模：外模由底板、腹板、肋板及翼缘板组成。底板直接铺设两相邻横梁间与横梁相对应。每对底板沿横梁销接方向由普通螺栓连接。连接外模板缝实为外模中轴线。底板总宽6.5m。腹板、肋板及翼缘板也与横梁相对应，并通过在横梁设置的模板支架及支撑来安装。

5.内模：本工程模架内模自行设计加工。

3.滑模施工原理及工艺流程

MSS滑移模架的滑移及模板的安装调整是以"液压"为动力，以液压千斤顶为工作机具，在液压控制装置的控制下，通过液压千斤顶的顶推，从而完成主梁的就位、横梁的调整及内外模的安装和调整。施工前，首先编制好施工技术方案。购置专用设备、机具，租赁大型吊装设备。滑模按如下工序进行施工：托架（牛腿）的组装，主梁的拼装及有关施工设体机具的就位→托架吊装→主梁吊装及主梁就位→安装横梁→铺设底板、安装模板支架→安装外腹板及翼缘板、底板→内模施工。

滑模现场组装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箱梁施工的工程质量、进度及施工安全。其中移动模架主梁作为系统的主要应力支撑系统，在整套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十分的重要，但是由于移动模架主梁为大截面箱型钢制构件，具有体积大，重量重等特点，对于拼装施工机械设备的要求及现场安全作业的影响相当大。因而选择一种最佳主梁拼装施工方案尤为重要。

本工程所采用移动模架主梁、前、后鼻梁的分节长及分节重如下表所示：

图3.1-1移动模架主梁及前、后鼻梁分节拼装平面布置图

图3.1-2后鼻梁、主梁、前鼻梁分块重心布置示意图

主梁及前、后鼻梁加的重心位置距后鼻梁端部54.59m，与其中心位置相差6.61m。

图3.1-3主梁及前、后鼻梁拼装完成后重心与中心相差示意图

主梁截面尺寸为1.824×3.438m，前鼻梁截面尺寸为1.992×3.494m，后鼻梁截面尺寸为1.812×4.52m，如图3.1-3所示。

图3.1-4主梁及前、后鼻梁截面示意图

主梁各梁段之间用高强螺栓连接，前鼻梁各梁段之间用高强螺栓连接，主梁、前、后鼻梁之间用销子连接。

牛腿托架加推进小车高5.766m，全长7.822m，托架单个重22.75t，推进小车单个重5.25t。

4.方案比选

针对此套滑模特点及现场工程实际，MSS移动模架主梁的拼装初步拟有三个方案：方案一（支架法）为现场搭设贝雷支架，采用2台50t履带吊分节段拼装主梁、前后鼻梁，然后采用4台100t千斤顶调整到位，牛腿托架在前、后鼻梁及主梁拼装前采用吊车吊装就位；方案二为用精扎螺纹钢整体提升前、后鼻梁及主梁到位，牛腿托架采用支架拼装然后横移就位；方案三（卷扬机提升法）为用卷扬机整体提升已在地面拼装好的前后鼻梁及主梁，牛腿托架采用支架拼装然后横移就位。

三种施工方案优缺点分析表4－1

优点缺点

方案一

（支架拼装法）1．一次性安装到位，工艺简便。

1．支架材料消耗多；施工时间长；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2．需要大型起吊设备配合作业；台班费用支出大；

3．高空拼装作业，施工困难，安全性较差。

4．牛腿安装受支架搭设位置影响较大

方案二

（千斤顶顶升法）1．地面拼装，操作方便安全；拼装质量有保证；1．液压千斤顶吨位要求比较高，设备不易获取，工作过程中各千斤顶同步性较难把握，且千斤顶行程有限，主梁安装到位需顶升多次，安全性低；

2．横向对拉精扎螺纹钢刚性较大，摇摆或震动都可能造成断裂损坏以及支架系统的倾倒。

3．施工时间长；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大；

方案三

（卷扬机提升法）1．地面拼装，操作方便安全；质量有保证；

2．整体一次性吊装就位，有利于缩短工期；

3．利用钢管桩支架设精轧螺纹钢做提升保护装置，安全有保障；

4．牛腿采用滑移法就位，避免了与吊装空间位置冲突；

5．支架材料可重复利用。1．由于重心偏位，起吊时有前后摆动现象，施工安全性较低；但准确计算重心位置可以缓解。

2．需另行加工扁担梁、吊架

3.起吊同步性较难控制。

5.现场拼装施工

最后通过对以上三个方案的优缺点进行比较之后，我部确定采用第三个方案进行主梁的拼装及吊升。

5.1场地布置与基础处理

⑴地基处理

在113＃、112＃、111#墩墩身两侧进行地基处理，地基沿墩身两侧分块处理用于放置贝雷支架，单个分块平面尺寸为1.5×3.4m。地面用推土机推平并铲除表面土，用碾压机压实后铺10cm厚二灰土做垫层，再在硬化后的二灰土上浇注5cm厚C15号混凝土做基础。

在处理好的地基上铺设贝雷桁架用以支撑梁段以便于梁段连接施工，每两片贝雷用90cm花架组成一组，每段梁下面安放两组，贝雷花架距离梁端距离除前鼻梁第一段为4.5m外，其余为1m。

⑵钢管桩吊装平台搭设

在112＃、113＃墩两侧打设φ630×8mm钢管桩，作为整体吊装主梁的平台基础。每个吊装平台有四根钢管桩，沿横桥向距墩身0.5、4.5m，沿纵桥向间距为4m，对称布设在墩身中线两侧。距墩身0.5m的钢管桩通过膨胀螺栓固定在承台上，另外两根钢管桩打入土内。每根主梁设两个吊点，则需要搭设两个吊装平台，其场地处理如图5.1-1，吊装平台平面布置及立面布置分别如图5.1-2和图5.1-3所示。

图5.1-1贝雷支架布置图

图5.1-2钢管桩吊装平台平面图

在钢管桩顶沿横桥向布设两排2H450型钢，单根长5m；2H450型钢与钢管桩之间焊接，其中一排2H450型钢用于安放2台卷扬机的吊勾，另一排2H450型钢中间留一定空隙，用钢板联结，其中间能通过精轧螺纹钢以便吊装前、后鼻梁及主梁，以作为卷扬机吊升过程中的保险措施；2H450上铺设I32做分配梁，单根长5m，间距0.5m；在I32上铺设6mm厚钢板，用于布设卷扬机和便于人员行走，注意钢板铺设时让出2H450型钢上的操作空间。

钢管桩沿顺桥向打设［16剪刀撑及平连，剪刀撑及平连竖向为2道，间距5m。

图5.1-3钢管支架布置立面图、侧面图

5.2主梁安装

主梁组装时，应根据沿模设计图纸，严格按照《钢结构施工技术规范》进行操作，对于高强螺栓连接面，仔细检查，逐一进行表面处理，使其达到应有的摩阻系数。高强螺栓连接，采取初材、终抒，循环重复操作，使每一高强螺栓都达到设计扭矩值，并对扭矩扳手定期进行标定，保证连接面的受力强度，防止工程事故隐患，对质量和施工安全有影响的构（配）件必须剔除或经过处理，合格后方可使用。具体步骤如下：

⑴安装第一节主梁到贝雷支架上；

⑵在靠近连接点的滑轨下分别布置一个10吨的千斤顶，共计4个；

⑶调整第一节主梁到正确的标高；

⑷用楔块楔住主梁，放松四个千斤顶；

⑸再次检查第一节主梁的标高确保还处于正确位置；

⑹在贝雷支架上安放第二节主梁，与第一节间距10mm；

⑺用千斤顶调节第二节主梁的标高，安装两节主梁间的连接板，先不必拧紧；

⑻用楔块楔住第二节主梁，放松四个千斤顶；

⑼检查第二节主梁的标高，确保相对第一节处于正确位置；

⑽使用转角法拧紧第1、2节主梁间的螺栓设计扭矩值。顺序为从连接板的中间向外侧依次施拧；

⑾重复6-10步骤将每两节主梁连接在一起。

5.3前鼻梁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⑴使用2台吊车吊装第一节前鼻梁，易于调节角度完成阴阳连接处的安装；

⑵正确使用垫片，安装销栓，连接主梁与鼻梁的下弦；

⑶插入衬板，使用36mm筋扎螺纹钢紧固上弦连接法兰，共5根筋扎螺纹钢；

⑷第一节前鼻梁松钩,吊装第二节前鼻梁；

⑸插入销轴，连接第一、二节鼻梁的下弦；

⑹插入衬板，使用36mm筋扎螺纹钢紧固上弦连接法兰，共4根筋扎螺纹钢；

⑺第二节前鼻梁松钩，吊装第三节前鼻梁；

⑻插入销轴，连接第二、三节鼻梁的下弦；

⑼插入衬板，使用36mm筋扎螺纹钢紧固上弦连接法兰，共4根筋扎螺纹钢；

⑽第三节前鼻梁松钩,通过增减上弦连接处的垫板来调节前鼻梁的纵向坡度。

⑾安装张拉工作平台。

5.4后鼻梁安装

具体步骤如下：

⑴使用2台吊车吊装后鼻梁，易于调节角度完成阴阳连接处的安装；

⑵正确使用垫片及安装销栓连接主梁与鼻梁的下弦；

⑶调解后鼻梁的纵坡与主梁一致；

⑷将连接板焊接到主梁的顶部，即完成后鼻梁与主梁的连接；

5.5牛腿托架安装

牛腿托架加推进小车高5.766m，全长7.822m，托架单个重22.75t，推进小车单个重5.25t。由于托架呈三角形且有一定高度，拼装放置不稳定，现场在113#、112＃墩身两侧搭设牛腿托架安装三角支架进行支撑。按图纸要求将牛腿托架在支架上安装好，支架中心同墩中心，支架位置避开主梁拼装架位置。在支架底部安装滑船和滑移轨道，用于牛腿托架就位，支架搭设高度应严格控制，以免牛腿托架不能准确在墩身预留孔内就位。牛腿托架安装及滑移支架见图5.5-1、图5.5-2所示。

图5.5-1牛腿托架安装及就位支架、轨道立面图

图5.5-2牛腿托架安装及就位支架、轨道侧面图

托架置入墩身预留孔时，应对托架顶面用水准仪抄平，以便使天车在板面上顺利滑移。为防止墩身两侧托架在受力时倾覆，两侧对穿精轧螺纹钢拉紧，以防失稳。

5.6主梁和前、后鼻梁整体吊装

在每个钢管桩顶平台上布设2台卷扬机，用于提升前、后鼻梁及主梁，卷扬机吊勾放置在焊接在一起的2H450型钢上。主梁提升吊架由I32、［32型钢和扁钢吊带组成，布置形式见图5.6-1。在中间留缝隙的2H450型钢上布设由2I16型钢加工成的扁担梁，每个平台上放置4个扁担梁，用于穿布Φ32精轧螺纹钢，作为主梁和前、后鼻梁整体吊装时的保险装置。精轧螺纹钢吊在主梁和前、后鼻梁上的扁担梁亦由2H450和2I16型钢组成具体布置形式见图5.6-2。

主梁吊装高度超过拼装设计标高30cm以上，然后安放在2I36型钢上，2I36型钢临时焊接在已经焊接好的牛腿上，以便牛腿托架安装就位，牛腿托架就位后，用卷扬机起吊前、后鼻梁及主梁，割除钢管桩上的临时牛腿，下放至牛腿托架上，然后将前、后鼻梁及主梁横移就位，及时安装横梁连接。

4.结束语：

采用卷扬机提升法进行移动模架主梁拼装，利用企业自身拥有的常规设备，降低了施工难度。具有施工平稳，安全可靠，拼装时间短，使用辅助设备少等优点，减少了人力物资的浪费，在满足现场施工要求的同时，既保证了工程质量，又能加快施工进度，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对同类型的现场施工有一定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⑴交通部第一公路工程局.公路施工手册（桥涵）.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0

框架范文篇10

[关键词]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准则

一、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信息认证

审计理论框架逻辑起点的择定是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关键。一种学科理论的逻辑起点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框架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便提出了《资本论》的逻辑起点，即“商品”。然后运用历史和逻辑统一的方法以商品为起点建立起《资本论》严密的逻辑体系。“列宁一再指出，马克思是从商品交换——这个最简单的现象，资本主义主义社会的这个‘细胞’的分析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萌芽)。”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亦应是该体系中的最抽象、最一般、最简单的要素，而且是体系中的直接存在物并包含体系内在矛盾的一切萌芽，应从具备这些特征的要素去寻找。从审计产生的历史看，审计的萌芽状态是信息认证。信息认证是审计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出现之初的状态特征，它既是审计活动的历史起点，也是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逻辑起点。

审计是由原始的会计信息或经济信息的认证活动发展而来的。从信息认证的产生到审计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会计及经济信息的认证开始。

会计信息，无论是在远古还是当今，都是经济活动及其结果的记录与反映。如果会计信息不真实、不准确，就会导致管理的失误，从而损害财产或资产所有者的利益。所以会计信息的记录与反映是否正确自然需要检查、验证。在人类的会计行为产生之初的原始社会，实行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公有制，在会计的萌芽阶段，所有者或所有者的代表是自己对其所管理的财物进行会计记录，并同时对会计记录与实物是否一致、相符进行核对。所以，此时的会计信息认证是由财产的所有者自己对自己实施的，是一种自我认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财产的数量不断增加，其形成的空间也不断扩大。所有者开始将自己的财产交由他人来管理，所有权与管理权发生了分离。所有者与管理者之间信息的非对称性，隐含着管理者操纵信息使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受到侵害的可能性。为了防止管理者提供虚假的经济或会计信息，加强对管理者行为的控制，所有者要对管理者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认证，以确定其真实性和可靠性。此时的会计信息认证是由财产的所有者自亲对他人即财产的管理者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实施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所有者拥有财产的数量越发增加，另一方面，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不断增强，导致记录和反映管理活动、经济活动的会计信息量越来越大、技术性要求越来越高，没有一定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就无法对复杂的会计信息进行认证。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难以掌握认证所需要的方法和技能，也不可能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实施认证，便委派他人代为行使认证的权力。

会计信息的认证作为社会经济监督的手段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发展为审计的。只有当会计信息的认证活动从相关活动中独立出来成为一种专门职能时，真正意义上的审计才形成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质和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客观上产生了设立专门的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的需要。

审计是由会计信息及相关经济信息的认证发展而来的，这种信息的认证活动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由所有者的自身行为转化为他人的行为进而演化为审计。信息认证是审计实践活动的历史起点，也是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从信息认证这个审计的逻辑起点出发能推论出审计的终级本质，即审计是独立的会计及相关经济信息的认证活动；然后再从终级本质出发推导出审计框架的其他要素。以此为基点构建审计理论框架的基本思路如下：

信息认证——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准则。

二、审计本质的再认识：信息转化的手段

审计本质是审计理论结构的中心范畴，决定并制约着审计理论结构其他安素，是其他要素建立的基础。从哲学的角度看，所谓中心范畴是指在辩证理论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规定着该体系的整体性质的那个范畴。

审计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是信息认证，信息认证是审计萌芽状态。审计是从信息认证这种萌芽状态不断成长，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长成今天这棵参天大树的。今天的审计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信息认证，从本质上说是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一种途径。

就现代企业而言，会计信息是作为私人信息在企业内部由其会计信息系统生成的，这个生成的过程对企业外部来说是一个“暗箱操作”的过程，会计信息是不是按照规则生成的、是不是真实的，企业外部的人不清楚。而会计信息又与会计信息提供者的经营业绩、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因此，在会计信息形成的过程中，利益驱动的作用会更大，会计信息被扭曲的情况会更多。由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自行的会计信息其可信性值得怀疑，难以实现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的转化。当今社会发生的大量会计舞弊案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由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自己去认证会计信息真实性的个人成本过高，对整个社会来说更是资源的浪费；况且，信息的使用者自己认证还会遇到技术、地域、法律等方面的障碍。

会计信息记录、反映了企业在交易活动中的经营过程和经营成果，这些信息是企业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最为关注、最需要的信息。会计信息实现了社会化，为社会上的各个利益相关者所信任并依赖，才能发挥引导社会资本流动的功能和作用。要实现社会化亦需要有专门的组织作为第三者给予认证，才能完成会计信息由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的转化。

从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功能层面看，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会计信息作为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手段发挥作用的。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其主体、依据、标准等都已为社会所认可，即实现了社会化。首先，认证的主体社会化——会计师事务所是社会中介性质的组织。会计师事务所是与信息的提供者和信息的使用者均无利害关联的独立组织。其次，认证主体行为标准社会化——审计准则是社会公认的认证主体行为标准。第三，认证的依据社会化——会计准则是社会公认认证依据。第四，认证服务的对象社会化——注册会计师服务的对象是与企业有关的各利益相关者，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的期望决定了其审计的目标，进一步决定了审计模式和审计程序。从本质上说，从审计的社会功能来说，审计是会计信息由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手段。当然，审计作为私人信息向社会信息转化的制度安排也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是在不断出现新问题、不断解决新问题过程中逐步完善的。三、审计目标的定位

审计目标是审计活动要达到的境地和结果，整个审计活动是从其目标出发，围绕其目标的实现进行的。由于审计理论来源于审计实践，因此，研究审计目标应将视野扩展到审计系统以外的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根据社会环境诸要素对审计的影响和要求来确定审计的目标。

审计产生之初，由于经济业务比较简单，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经营者最关心的是其诚实性，在经济业务简单的情况下，审计也有能力通过详细检查使受托者更加诚实。审计目标是揭露会计信息账户层面的舞弊，审计模式为账项基础审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及世界资本市场的发展，证券市场的涌现，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收益表，社会公众对财务报表提供信息的可靠性日益重视，从而对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公允表述的审查成了审计的主要目标，这个时期的审计模式是制度基础审计模式。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管理层舞弊事件越来越多，社会公众对审计人员承担揭弊查错的责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社会环境的强烈要求与自然界适者生存的法则使得审计人员不得不对审计目标进行重新思考，这样审计目标表现为双重目标：揭露中低层人员会计信息舞弊行为和审查财务报表提供会计信息的公允性。这时候审计模式是传统的风险导向审计。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审计期望差距越来越大，审计人员的社会责任不断扩大，仅靠财务报表的审计已无法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在大量诉讼的压力下，审计目标一方面是对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的公允性发表审计意见，同时，确认了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检查舞弊的责任。

安然事件后，在社会公众的压力下，审计人员开始把目标转向非财务信息的鉴证上，审计目标同时要揭露管理层舞弊，分析管理层倾向性认定，分析经营风险对财务报表的影响，审计模式发展到现代风险导向模式。现代风险导向审计是以揭示财务报表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存在重大错报风险的审计。

四、审计假设

审计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审计活动一般会受到一些基本因素的引导和制约，如审计目标、审计对象、审计主体等。审计有既定的目标引导审计活动的开展。为此，审计假设可定义为：在审计目标的引导下，为指导和约束具体审计活动的实施而设定的前提。审计假设的形成是审计人员长期审计实践的结晶，是审计行为的“惯例”。

(一)存在错弊假设

审计是以会计及相关信息为对象的认证活动，其目标是认定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合规性。企业的会计及相关信息是由企业内部的会计信息系统收集、加工、生成和提供的，经营者的行为会直接影响生成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合规。

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是理性经济人，会计信息的情况关系其个人利益。在利益驱动下，企业经营管理者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行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有意对会计信息进行控制，使之有利于自己。如粉饰经营业绩，进而增加在薪酬问题上与企业所有者博弈的砝码。其二，当经营风险、财务风险来临而又无法有效应对时，利用会计信息控制权来操纵会计信息，通过会计信息造假来掩盖经营或财务危机。另外，会计核算过程中也会因技术性差错导致会计信息错误。所以企业会计信息存在错弊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审计人员以假设企业会计信息存在错弊为前提组织实施审计工作，才会保持应有的职业谨慎，细查深究，进而查出可能存在的问题，实现证实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合规的审计目标。所以存在错弊是审计首要的基本的假设。审计，特别是民间审计的产生即以会计信息存在错弊为动因，长期的审计实践亦以会计信息存在错弊为前提。

(二)信息验证假设

在会计信息存在错弊的假设前提下实施审计，要通过审计获取错弊存在的证据来证明。审计要对已经存在的会计信息进行审查，要收集记录企业各种经济业务的原始凭据，还原经济活动的原始面目，以验证会计报表信息、被审计事项信息是否如实地反映了经济活动的真实情况，进而作出审计结论、发表审计意见。而收集审计证据就要以存在证据为前提，然后运用审计固有的方法获取这些证据。取得了证据，就可以依据证据所证明的事项做出审计结论。所以，审计人员是以会计信息可以验证为前提收集审计证据的，取证是审计的基本实践活动。否则，如果没有证据或无法取得证据，审计就无从实施。信息验证假设为搜集审计证据的范围确定了空间界限和时间界限。不可验证的内容、不能获取证据的内容，审计人员不可做结论，只能放弃表示审计意见。对于尚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交易、事项，审计人员不可做肯定的结论。如盈利预测审核也是依据现实的赢利水平和赢利能力对未来利润指标实现的可能性做出评价。

(三)控制局限假设

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在其内部控制制度运行下生成的，所以内部控制会对会计信息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企业的内部控制再完善、严密，也只能对员工舞弊起到控制作用，而对管理舞弊不起作用。而且，客观地说，内部控制也不可能做到天衣无缝、滴水不漏，总会有缺陷。如果前提是企业的内部控制是完善有效的，内部控制的评价就没有必要了。所以，在实践中审计人员以内部控制有局限为前提，进而对其进行测试。由于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生成有密切的联系，内部控制有问题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合规性，而内部控制的局限性是比较普遍存在的，所以审计不能仅仅审查会计信息资料，要对内部控制进行必要测试，采用相应的方法找出其不足和缺欠，并以相关的会计信息作为重点进行审查，进而提出完善的建议。

(四)审计成本有限假设

从审计主体的角度看，审计资源和审计实施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对于一个具体的审计项目不可能无限制地投入资源和时间。所以审计活动要受到审计成本和审计时间的约束，以审计成本和审计实施的时间有限为前提安排审计计划，指导审计活动。成本有限假设为在审计实务中审计计划的编制、重要性的确定、抽样方法的采用等提供前提。因为审计资源、审计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对审计对象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实施审计。采用抽样的方法，以样本的审查代替总体的审查，既可以达到审计的目的，又可以节省审计成本。

五、审计准则

审计准则是为了实现审计目标，以审计假设为前提制定的指导审计工作的规范，是审计系统的运行规则。它是联系审计理论与实务的桥梁。

20世纪以来，审计准则建设分为两个阶段：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归纳法建设阶段和以理论指导实践为主题思想的演绎法建设阶段。

20世纪初到60年代，是按归纳法建立审计准则的阶段，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归纳法占主导地位。它是从已有的审计惯例出发，对大量的个别审计实务处理进行详细分析，从中归纳出普遍性认识，即主要采用归纳法建立审计准则。归纳法的特点是强调审计实务，认为审计实务是制定审计准则的基础。从理论上说，这样形成的审计准则属于描述性范畴。

在莫茨和夏拉夫出版《审计哲学》之前，没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演绎法建立审计准则。莫茨和夏拉夫在其所著的被人们誉为审计理论第一座里程碑的《审计哲学》一书中，认为审计也有理论可言，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一组基本的假设和完整的概念体系，即存在着对开展和实施审计实务有直接帮助的知识。这开创了审计准则建设以理论指导实践为主导的演绎法建设阶段。

笔者认为，单纯地运用归纳法与演绎法都不能建立科学的审计准则体系。对于审计准则的建立，我们必须遵循辩证法。归纳法要以演绎法为前导，而演绎法又要以归纳法为基础；既要防止实用主义的观点，又要反对脱离实务、空谈理论的做法，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审计准则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波浪式发展的运动中不断完善的。

安然事件后，国际会计师联合会下属的国际审计和保证准则委员会(IAASB)适时地对现行审计风险准则做了一系列的重大修订。与以前相比，新国际审计风险准则主要引入“重大错报风险”概念，重建审计风险模型。这不是简单地将固有和控制风险并称为重大错报风险，而是重大的实质性改进。不仅明确规定了审计工作以评估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作为新的正确起点和导向，抓住了审计工作的“牛鼻子”，而且与现行审计目标责任定位紧紧相扣，有利于履行审计责任，实现审计目标。

近年来，随着国内银广夏、琼民源等涉及管理层舞弊的重大财务舞弊案件的出现，亦使中国审计界加大了对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的关注和研讨。2007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审计准则，着力于增强CPA的执业能力，突出了维护公众利益的行业宗旨，同时对CPA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新审计准则既是对审计实务工作的总结，又是审计理论发展的结果。对于新审计准则体现的审计理念_风险导向审计，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指导审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