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化范文10篇

狂欢化范文篇1

论文摘要：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兵体分析喜别电影的生成过程，观众的观彩心态，提出真正优秀的喜别屯影应该超越狂欢化理论规范。

喜剧影片是一种颇难界定的电影类型，在电影评论界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最近，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像刚刚发掘出来的古董，被理论家所珍爱与赏析。使用“狂欢化”理论来分析喜剧影片，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喜剧电影脱胎于戏剧中的喜剧，而古希腊的喜剧起源到祭祀酒神的即兴表演，发展略晚于悲剧，可分为旧喜剧、中期喜剧和新喜剧三个时期。公元前487一前404年是旧喜剧时期，多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名人，特别是当权人物。公元前404一前338年是中期喜剧时期，以讨论神学、哲学、文学和社会间题为主。公元前338一前120年是新喜剧时期，大都是世态喜剧，主要描写日常生活、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

到了中世纪，为了表现对官方宗教的令人苦恼的严肃性的反抗，人们通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使得郁积的情感得以宣泄。喜剧便是狂欢节上的一种主要的表演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需要虔诚和严肃的调子，也不需要命令和允许，它只需要发出一个开始玩乐和戏耍的简单的信号。狂欢节使意识摆脱了官方世界观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观世界;它没有恐俱，没有虔诚，它是以彻底批判的但又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展示世界的，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因为它展示了世界无限丰富的物质基础，展示了生成和更替，展示了新生事物的不可制服和无往不胜，展示了人民大众的永生。狂欢不仅是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而且还是一种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民间狂欢节上关于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冬与夏等等之类的‘争辩’，充满了除旧布新的情神，具有轻松愉快的相对性，即不让思想停滞、不让思想陷入片面的严肃之中，呆板和单调之中。也可以说，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对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抗，预示着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中国的喜剧起源于徘优的表演。远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宫廷中便蓄养培训了一批徘优，供帝王将相玩弄。这些徘优能歌善舞，口才出众，有些甚至相当聪明，然而地位低下，与宫中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自汉魏以来的参军戏、角抵戏、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都有不少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武汉帝时，东方朔作为滑稽家，经常给皇帝讲些谐谑的故事，引得王公大巨哈哈大笑。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喜剧也具有某种西方狂欢节的特点，“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止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崇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听造成的一切现象，尽管这种乌托邦是短暂的时刻，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个体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行拆解社会政治的束缚，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这就是入类生存的喜剧体验。

一、喜剧电影与汪欢节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有些喜剧影片，如卓别林的谐剧、王朔的侃剧、陈佩斯的闹剧，影视研究者的定位显得有些勉强。这些作品难以用传统的文艺学、美学理论来加以鉴定，而引进大众狂欢化理论、从大众文化角度来进行探寻，恐怕有助于对此类影视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狂欢化理论首先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它既是对16世纪法国医生拉伯雷创作的《巨入传》所进行的具体分析，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

狂欢化理论来自于西方的狂欢节。在狂欢节上，入们排斥封闭和关门主义，否定禁令和绝对理性，抛弃说教和禁忌，把日常的典章制度和清规戒律完全抛开。狂欢节摆脱等级制度，呈现出平等，民主和自由。狂欢节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和没有界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享乐主义，满足了人类的多方面需求，甚至是一种纵欲主义。

根据汪欢节的这些特征，巴赫金建立了狂欢化理论。在狂欢化理论中，文明与戏，荣誉与失落、歌颂与诅咒，严肃与纵欲，都是“正反同体”和“互为嘲讽”的、卓别林、王朔、陈佩斯的电影作品，正好符合巴赫金的理论规范、卓别林饰演的流浪汉夏洛克，头戴黑色的礼帽，身穿过小的西服，脚蹬过大的皮鞋，举止滑稽可笑，却为入善良，主持正义。据专家考证，这个形象脱胎于狂欢节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小丑，但在小丑的身上增加了道德评判，以谑演庄，揭示出喜剧深层的悲剧，使观众“含泪微笑”。巴赫金说：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观看卓别林的喜剧，便能得到这么一种感受，使观众暂时忘记了影院外严酷的社会现实，在影院内与大家一起经历一次心灵的狂欢。对于王朔的影视作品，近年来争论较大。贬之者认为它是“痞子作品”，有违传统的道德规范，否定荣誉与崇高，嘲笑真挚的爱情，褒之者却认为它有‘微言大意，是想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评判标准。其实，王朔的作品，如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大撒把等，既没有高深的思想，也没有邪恶的企图，只是一种游戏，文艺失去崇高、失去中心之后的自理补偿。观众愿意观看此类作品，只不过想投入狂欢之中。东方缺少幽默，但人类都向往幽默。

二、影视观众是文化工业的主要消费者，文化工业产品只有通过影视观众才能真正进入社会。影视观众是大众文化发生社会影响的主要对象。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影视观众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接受方式、条件和效果上。喜剧作品可说是观众的一种恰当的宣泄对象，满足了人们汪欢化需要。喜剧影片中的怪诞是狂欢节情神在艺术中的体现，表现出诙谐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反规范性等特点，符合大众追求平等的心理

喜剧影片与“玩”难分彼此。“玩”是什么?即是“戏”也。英语中“Plan"便具有”卜戏”和“玩”的双重含义。在喜剧电影中，“，玩”成为消解刻板模式、突出创造主体和沟通作者与观众的重要机制。“玩”需要一种气质，需要一种对人生世事的洞达心境。

狂欢化范文篇2

【关键词】电视狂欢；后现代；线性；文化工业

一、如是狂欢：每周每天此刻，成千成万看客

“斯蒂夫在电视机前大叫着：‘回答是B！白痴！B！法国革命是1789年！B！B！B！No！No！’斯蒂夫自知强抢答的速度不够，自知是场外指导的人选，不过，也就是一晚上一晚上地嚷嚷着，过把瘾算完。听着他在那儿嚷嚷，这可能是我觉得最过瘾的地方，似乎离那些大钱真近呀”，这是美籍华人作家张辛欣对丈夫收看美国游戏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WhoWantstobeaMillionnaire·》）时情状的描写。

事实上，不只在《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其实无论是游戏节目、还是新闻、谈话和综艺类节目，在电视机前，电视受众几乎都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狂欢状态，他们或是哈哈大笑，或是巨声嘶叫，或是涕泪纵横，或是纵情咒骂，似乎有意为之，又似乎并没有察觉到自己在做什么，处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某种状态。此外，另一个突出表现受众狂欢性的是收看、收看节目的人群是如此地庞大，每周播放四次的游戏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在1999年—2000年度，“平均每晚的观众达2900万人”，“在《百万富翁》最终红火的时期，一周观众高达7700万人”；真人秀节目《幸存者》第一季最后一集播放时，“全美约有44%的家庭，5800万人收看”，“第二季最后一集也有3580万的观众”；同样作为真人秀节目的《美国偶像》2004年的“决赛吸引了6500万人次投票，相当于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人数”；CNN播出的脱口秀节目《拉里·金现场》“平均每晚的观众人数都超过100万”；谈话节目《奥普拉·温弗瑞节目》在1986年开播后三个月，即在全美“192个城市播出，拥有了900万到1000万的观众”，“1993年那期采访杰克逊的节目对全球7000万观众进行了直播”；周播的综艺节目《周六夜直播》“每周有数百万名观众在观看它”，而对于日播的新闻杂志节目《今天》，在2000年《TheNewYorkTimesTelevisionReviews》的427页则如是写道，“上周，平均每天看《今天》的观众有670万”，我们可以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作“电视狂欢”。

对于电视狂欢这一现象，如果仅仅从观众随着节目表现出了各种超出常情的举动而呈现出了“异常性”，仅仅从收看这些电视节目的人群十分庞大而呈现出的“群体性”，那么，我认为这还不足以展现这一现象被专门提取出来的特殊意义，我要说的是，这种狂欢的“日常性”更值得关注，在每周、甚至于每天的同一时间，一个国家、甚至于全世界，如上面这些数字所说明的，有数以万计的观众如约会般、如信众参加礼拜般、习惯性地守坐在电视机旁，等待着喜爱节目的播出，并随着节目的进展欢笑哭泣，这种形态是日常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近乎机械的。因而，与米哈依尔·巴赫金狂欢节上的广场狂欢不同，与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所说的媒介事件也不同，电视狂欢呈现出不同于这二者的许多出人意料的特点，此处，我们可以先给出一个关于它的粗略的描述性定义以确定这个概念的大致内涵：巨大数量的受众在每天或者每周固定的某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收看预知的电视节目，并随之表现出各种超乎常态的情绪和行为，这种状态称之为电视狂欢。值得注意的是，我并不认为所有由电视带来的狂欢都可称作电视狂欢，它需要具备以上分析所得的三个特点，即异常性、群体性和日常性。

二、狂欢：反叛现代性

现在，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对狂欢的概念做出一个明确的解释，以使这里新生出来的“电视狂欢”的概念能从它的上级概念中找到一些相关的描述。

首先我们抛开一切旧有的关于狂欢的分析，单从汉语语义学的角度来理解。“狂欢”由“狂”与“欢”组成，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般解释二者，“狂，狾犬也”，“欢，喜乐也”，在二者的关系上，“欢”偏重于“狂欢”过程中的精神状态，而“狂”则偏重于实现“欢”的手段，体现的是对秩序的破坏，“狂欢”实际上是原因与结果、手段与目的的融合，其中既有反叛秩序的冲动和行为，又有这种冲动和行为的目的或者说后果。

而为了更深刻地理解狂欢的一般概念，我们可以看看巴赫金是如何分析拉伯雷小说中所描述的中世纪的以广场狂欢为主要内容的狂欢节的，在他的描述中，狂欢变得更加深刻和鲜活：“狂欢节仿佛是庆贺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贺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在狂欢节上，大家一律平等。在这里，在狂欢节广场上，支配一切的是人们之间不拘形迹地自由接触的特殊形式，而在日常的，即非狂欢节的生活中，人们被不可逾越的等级、财产、职位、家庭和年龄差异的屏障所分割开来。”，显然，我们可以发现，这里实际上不仅仅是在阐述广场狂欢这一特殊的狂欢形式，而是对狂欢这一状态在一般意义上的描述，巴赫金也对广场狂欢中个人的感受进行了分析，“这种世界感受与一切现成的、完成性的东西相敌对，与一切妄想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永恒性的东西相敌对，为了表现自己，它所要求的是动态的和变易的（‘普罗透斯’式的）、闪烁不定、变幻无常的形式。狂欢节语言的一切形式和象征都洋溢着交替和更新的激情，充溢着对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权力的可笑的相对性的意识”。

而实际上，无论是单纯的语义学的解析，还是巴赫金的论述，对狂欢的理解都无法脱离后现代的语境。利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理论，我们也许会发现一种更为深刻并且更为简洁的叙述和分析框架。约瑟夫·纳托利在《后现代性导论》中这样写道“社会是一种源自文化炮制品的特定‘事物秩序’的提取物。尽管启蒙现代性在我们西方秩序的各个方面都已经被表达过了，后现代性却向‘整个文化生活方式’中任何享有特权的社会安排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没有一种被普遍接受的普适的和绝对的判断规则”，更谈到了在反叛现代性的这场“革命”中，“并不是这个世界变成了后现代的世界，而是我们应对这个世界的方式成了后现代的”，对照前面引述的巴赫金对于广场狂欢的描述与分析，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后现代的理论几乎便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在“理念世界”的原型。

借助巴赫金对广场狂欢的分析，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对狂欢的概念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狂欢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在狂欢中，人们通过消解现代性以获得暂时的平等甚至于自由的状态，这种状态更着重于心理层面。

三、电视：与狂欢的天然默契

电视狂欢除了其作为狂欢的一般特征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种狂欢形式的特殊性与电视这一特殊媒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抛出的“媒介即讯息”，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道出的掷地有声的“媒介即隐喻”、“媒介即认识论”的观点，我们都能看到其中对“媒介中性”这一观点天才般的嘲讽，如波兹曼所说“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议程，都是等待被揭示的一个隐喻”，“和大脑一样，每种技术都有自己的内在偏向，在它的物质外壳下，他常常表现出派何种用场的偏向，只有那些对技术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相信技术是完全中立的”，而针对电视，比约翰·菲斯克把“电视看成是意义与快乐的承载体和激励体”更为大胆的，他则更明确地指出“电视把娱乐本身变成了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若是按波兹曼所言，电视既然可以使娱乐本身变成表现一切经历的形式，那么，电视在实现狂欢方面也必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娱乐虽未必属于狂欢，但狂欢却必定是娱乐的一种。

虽然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并没有具体说明造成电视内在偏向性的原因，但他所说的这句话却为我们做出相关分析提供了启示：“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电视的视觉优先原则是导致其成为狂欢媒介的重要原因。线性是逻辑、秩序和理性的根本特征，离开线性就无所谓逻辑、秩序和理性，与印刷品和广播不同，电视的信息传播模式则并非线性，而是主要通过图像实现的体验式（直观）传播，这种非线性的信息传播模式体现的正是电视以反秩序、反逻辑、反理性为核心的技术偏向，这正与波兹曼利用反交流理论对电视进行的批判不谋而合：“掩藏在电视新闻节目超现实外壳下的是反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以一种抛弃逻辑、理性和秩序的话语为特点”，电视只告诉观众们简单的“是什么”，对“为什么”的问题却不会给予大多的关注，即便有表面看似“释疑解惑”的内容，其表现的形式也着重于娱乐，“释疑解惑”对电视而言，仅是手段，而非目的，而互动手段的增加也并非以增进“交流”为目的，娱乐仍是电视永不变更的主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天生便有反叛现代性的因子，电视为娱乐而生，电视在诞生之日似乎便与狂欢结下了某种默契。

四、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消解舞台性与现代性压迫的加深

分析到此处，我们毫无疑问要将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做一个对比分析，因为，广场狂欢一直便是传统狂欢分析的重中之重。

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一个鲜明差别似乎就在于，广场狂欢并没有舞台，巴赫金认为“它甚至连萌芽状态的舞台也没有。舞台会破坏狂欢节”，而在电视狂欢中，显然有一个由节目生产商制造出来的核心舞台，在那个舞台上，有为数以万计的受众所关注的主持人、嘉宾或者参赛者。但实际上，广场狂欢没有舞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在西方的狂欢节上，有小丑的表演，而在东方的中国，每年的庙会则会有扭秧歌、舞龙队成为公共场合众人关注的焦点，这里，我们仅仅能说，在广场狂欢中，舞台的存在很容易被忽视，但这并非说舞台本身不存在或不重要。

广场狂欢中，参与者与参与者之间存在“情绪传染”的现象，这与大众心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这样写道：“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个人的利益”，这种“心理群体”的诞生正是广场狂欢中舞台“消失”的原因所在。而在电视狂欢中，由于受众被住所分割成了个体或者家庭，相互之间情绪传染被大大削弱。实际上，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在这两方面的差别并没有削弱电视狂欢的狂欢性。因为，狂欢的本质在于以一种“狂”的方式（即反叛现代性的方式）使受众的暂时获得平等乃至于自由的体验。在广场狂欢中，无论是舞台性被削弱，还是传染性的加强，都是本着这个目的，而在电视狂欢中，无论是舞台形态的加强还是传染性的削弱，都从来没有背离过这个目标。

“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因为从其观念上说，它是全民的”，“在狂欢节上是生活本身在表演，而表演又暂时变成了生活本身”。广场狂欢对舞台性的轻视源于对平等性的重视，平等正是狂欢所要到达的暂时幻觉，这在电视狂欢中同样得到体现，在对名人的访谈中，主持人着重揭露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的一面，以消除萦绕在他们头上的光环，加大对普通人采访和访谈及故事报道，以及改进技术，以加强受众与节目的互动，而更明显地削弱舞台性的体现则是对舞台进行特殊的设计，如NBC为《今天》在其总部街道对过的曼哈顿城中的洛克菲勒广场制造了“玻璃做成的开放式的透明型的演播室”，这是电视向狂欢致敬，体现了电视狂欢向广场狂欢回归的冲动。而广场狂欢中个体间情绪的相互传染表现的实际是“群体冲动、易变、急躁”这一特点，“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同样，电视狂欢虽然大大削弱了通过相互间情绪传染的方式激发人们打破秩序、消解现代性的热情和胆量，但它通过从内容选择到舞台形态的改变，以不遗余力地削弱舞台性的方式弥补个体“情绪传染”被削弱带来的狂欢情绪的损失。

而实际上，在电视狂欢和广场狂欢之间，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二者在频次上的巨大差异，广场狂欢包含在狂欢节当中，一般以一年为单位，一年一次，而电视狂欢则大都以一周、甚至于一天为单位，是一周一次或者多次，有的一天一次，甚至一天多次。这里，反映的问题可不仅仅是频次的增加那么简单，更深层地，是现代性压迫的加强，同时，也是后现代冲动的增强。现代性的压迫是秩序的压迫，是逻辑的压迫，也是理性的压迫。社会发展总有一种“理性化”的倾向，这与人们对理性的迷信是密不可分的，整个社会在人类对理性的迷信中朝着极端有序的方向发展，而这与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本能冲动是异向而动的，故在社会与个人，理性与本能之间，存在着不休不止的战争，这一战争，用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话语框架来解释，体现的则是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冲突。现代性压迫的增强体现的正是社会有序化速度的加大，这强化了个体回归后现代的冲动，使得个体必然也会产生更多地针对现代性的反叛行为，由于电视这种天生适于反叛现代性的媒介的诞生，人类反抗现代性压迫的能力也随之增强，而更有趣的是，这种能力的运用往往并非主动和有意为之，常常是现代性压迫的加深直接导致了反抗现代性压迫的的努力也随之自动加大，因为人追求自由平等的本能常常存在于无意识当中，被自觉意识到的情况常常不会在大多数人身上发生，也很难在个体中被长久地意识到。

五、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形式上对后现代的背叛

接着，我们毫无疑问要对电视狂欢和媒介事件做一个异同分析，因为二者是如此的相似，无论是收看、参与节目的庞大群体，还是受众异乎常态的表现，我们都很容易误以为二者不过是同一现象的不同称呼罢了，而实际上，二者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上面我们已经给出了电视狂欢的定义：“人们在每天或者每周固定的某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收看预知的电视节目，并随之表现出各种超乎常态的情绪和行为，这种状态称之为电视狂欢。”这个定义我早已说过是描述性的，粗浅而不细致，其概念只有在全文慢慢的分析中才能得到不断的完善，但这个描述性的定义基本指出了电视狂欢异于媒介事件的关键特点。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在《媒介事件》中开头即给出了关于媒介事件的明确定义：媒介事件“是对电视的节日性收看，即是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部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对比，我们很容易发现二者的关键性差别：媒介事件是节日性的，而电视狂欢则是日常性的。因为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一样“都是经过提前策划、宣布和广告宣传的”，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二者都生于现代性，也就是说不管它们本身是多么地反对现代性，但它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承认，它们的做法实际是欺师灭祖的大不敬。但抛开这种溯源分析，我们仅从其本身的内容和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则会发现，他们在对待现代性的态度上，是多么地不同。

在内容上，媒介事件强调仪式性，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如是说道：“我们发现这些事件的播出是在崇敬和礼仪的氛围中完成的”，“即使在这些节目强调冲突的时候（难免有这种情况）——他们庆祝的不是冲突而和解”，很明显，这种仪式性中包含着对秩序、权威与和谐的肯定，是对现代性的肯定，从观众的反应中我们也能看到媒介事件在强化人们心灵中的现代性成分方面是多么地成功，“节日观众在媒介事件进行到演奏国歌时并不总是起立，但他们往往感觉应这么做。他们拿出极大的情感：欢呼，哭泣，感到自豪。他们是做好准备受感动的”，“观众注意到几家主要频道播放着同样的节目。这里别无选择——只是挑了一个频道而已。甚至没有关闭的选择。没有消费主义，因为广告会损害事件的圣洁；也没有打瞌睡，没有把电视作为活动墙报或口香糖来使用。没有逃避主义，只有要求关闭日常生活的关怀，这样有利于唤起对某种平时难得被称颂的共同价值的专心致志的注意。事实上，如果是不是因为观众有接受节目的动机，那么，这种占据我们时间的祭司般的电视将是一种权威的强加，与日常电视的明显的自由选择完全不同”。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媒介事件甚至表现为一种极权主义的形式，这显然是对现代性无以复加的肯定。因此，媒介事件中观众的“异常性”特点表现为别于常时的庄重肃穆。

而电视狂欢则截然不同，我们可以来看《大卫·莱特曼深夜秀》里这样几个镜头，“在帮助好友詹尼弗·洛佩兹的影片《谈谈情，跳跳舞》作宣传时，在访问开始之前，他就已经在桌上摆好了两款由詹尼弗·洛佩兹代言的香水。话还没说几句，他就打开了一瓶香水，猛灌了一口进肚……还舔舔嘴角，回味无穷地说：‘嗯……味道不错，我喜欢！’”，“还有一次，莱特曼突发奇想，说想知道作为土豆片被蘸了洋葱汁是什么感觉，于是他的搭档们就冲上去，把一大堆土豆片盖在他的身上，然后把他拎起来放进一个巨大的罐子里去蘸”，“莱特曼还曾经把自己和嘉宾的名牌西裤剪成短裤，一不留神戳伤了嘉宾，马上就见红出血”，从这些内容上，我们明显可以体会到电视狂欢对现代性的疯狂否定，它以一种近乎癫狂、近乎虐待的方式，表达对现代性的不满，以此获得暂时好像平等自由的快慰，毫无疑问，电视狂欢通过内容表现出来的世界观是后现代主义的。它所体现出的“异常性”表现的是别于常时的滑稽和荒诞，与媒介事件体现出的“异常性”是两个不同的极端。

而在播出的形式上，我们则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指出“媒介事件与其他电视播出方式或样式之间的最明显的区别，从定义上讲，是媒介事件的非常规性”，“媒介事件的特征首先取决于干扰性、垄断性、直播性和远地点性这些要素。”，于是，我们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对日常的干扰（干扰性），以及对加工即事先秩序化的否定（直播性），都是从播出形式上表达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而电视狂欢首先在播出时间上具有确定性，以一种极其有序的方式在每周或者每天的某个时刻或者某几个时刻播出，这种确定性甚至可以说是规定性、机械性的。同时，带来电视狂欢的许多节目存在事先加工制作，修改后播出的特点，录播节目在其中占据很大比例，电视狂欢的确定性和录播性很明显地说明了现代性是其在播出形式上的主要特点。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其实是两个在内容、形式上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媒介事件在内容上崇尚现代主义，却在形式上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叛，电视狂欢在内容上表达了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却在形式上“屈从”于现代性的“淫威”。当然，内容和形式并非分割孤立，但在这两方面的差异已足以展现出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这看似孪生的两个概念是多么地不同。

六、文化工业：线性=现代性

标榜后现代主义的电视狂欢却以现代性的方式存在运行，这不能不说是对电视狂欢反叛现代性态度的绝妙讽刺，而究其原因，我们不得不提及一个充满了西方世界左派意识形态色彩的概念：文化工业。在以消费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当代社会，“文化”是如在工业中一般被“生产”出来的。

这里，对于文化工业，我要强调是它的线性特征。这种线性的特征我在之前已做过论述，是由于人类对理性的迷信所致，整个社会在人对理性的迷信中朝着极端有序的方向发展，而无论是秩序、理性，还是理性赖以生存的逻辑，无一例外地表现出线性的本质特征，实际上，文化工业的工业性正是其线性的时代变体，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当代社会，工业性成为线性的代名词。

由于人类对理性的迷信，文化的运作模式线性化，在商业意识形态的时代背景下，线性化表现为工业化，文化工业着重强调“使用与满足”的文化生产。

这种文化工业的线性特点，我们可以用使用与满足理论做一个形象的展示，卡茨、布卢姆勒和古雷维奇对于受众的媒介使用与满足做过这样的概述：“（1）产生需求的社会心理起源。（2）产生需求；（3）因需求而产生期望；（4）对大众传媒或其他信息源的期望，导致：（5）不同的媒介暴露（或参与其他活动），导致：（6）需求的满足和（7）其他结果”。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需求的产生、暴露与满足整个即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而同时，对于文化工业的线性，还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此处的线性仅仅是关于形式的概念，也就是说在这里它不是对文化内容的描述，当然，形式对内容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这不是此处有必要讨论的问题。

文化工业的线性特征意味着一切文化环节运行和整体文化运行模式的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在节目播出的这一文化运行的具体环节中，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的特点。通过上面对文化工业性的分析，文化工业线性所表现出的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其实也正是现代性的特点，而事实上，我们甚至可以把线性与现代性等同起来。据此，我们也能容易地看出文化工业本身即有浓厚的现代性色彩，文化工业的主流世界观是现代主义，节目播出的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其实正是播出形式的现代性，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内容反叛现代性的电视狂欢却在形式上表达了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因为电视狂欢本身就是在文化工业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当然，这种通过文化工业解释电视狂欢形式现代性的推理与媒介事件形式上对现代性的反叛并不矛盾，文化工业的线性表达的仅仅是形式上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的倾向和努力，而真正能实现这一点，又与文化工业对文化内容的控制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电视狂欢的节目内容基本由文化工业生产，故在形式易于实现其秩序化、逻辑化和理性化，而媒介事件的内容虽然在一定情况下，文化工业也能对其产生影响，但就整体而言，文化工业对媒介事件的内容不具有控制力，故很明显，电视狂欢形式上的现代性来源于文化工业的线性特征，而媒介事件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则来源于新闻事实对现代性的突破，或者说来源于世界所固有的后现代内涵。

七、回归受众：积极狂欢与消极狂欢

以上，从一般狂欢的角度明确提出了狂欢是对现代性的反叛，又从媒介形态的层面分析了电视的狂欢性，接着，通过电视狂欢与广场狂欢的对比提炼出了电视狂欢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现代性压迫加强。然后通过电视狂欢与媒介事件的对比，并换用“文化工业”的概念指出了电视狂欢在形式上对后现代的背叛。而最终，我认为对电视狂欢的理解应该回归到狂欢的主体——受众上来。

人对理性的迷信促成了现代性的产生，人生活在现代性的桎梏之中，时时刻刻受着它的压迫，这种现代性对人的压迫最重要的体现并不在物质层面，而表现为对人类精神领域的侵略。从现代性对人的压迫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把人的心灵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现代性所侵占，一部分被现代性所威胁。而作为反叛现代性的狂欢，我们可以据此心灵的二分法将狂欢也分成两种类型：进攻性狂欢和防御性狂欢，或称积极狂欢和消极狂欢。现在我们从电视的角度来理解这两种不同的狂欢形态。

电视节目会提供许多戏谑、有意突破日常规范的情节或者揭露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一面的故事，人们在目睹这些情节、聆听这些故事时或者哈哈大笑，或者纵情流泪，或者惊奇不已，或者极其恐惧，并伴之以手舞足蹈、互相打闹，这种狂欢状态来源于电视节目提供的对现代性的合法性的突破，甚至于否定，这就是上边所说的积极狂欢，这种狂欢意在向侵入人类心灵的现代性宣战，以突破它的桎梏。

而电视同样也向人们提供展现人的真实生活形态和本性特征，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等的节目内容，在观看这些节目时，人们会产生各种大异于常态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在这些情况下，受众不一定将受节目刺激的情绪表露出来，或者说这种情绪是不必表露于人前的，这可称之为消极的狂欢，这种狂欢在于对心灵中被现代性威胁，而未有被现代性侵占的那块领地维持现状的合理性形成自我认同，实际上也正是对后现代合理性的直接认同。正是基于这种自我认同的需要，人们才会有窥私等心理需求，这种状态之所以称做狂欢，在于它仍然是以一种反叛现代性（反叛我们认定的“常态”），不过是间接反叛现代性的内容和手段来实现内心的欢娱，在这种狂欢中，人不一定把疯狂的状态表现在人前，而有可能是内心感受着这种突然解除了现代性桎梏的快意，在这种情况下，人可能处于一种默默凝视电视屏幕或者闭目享受的愉悦状态，这是一种静默的狂欢。

由上，我们可以对两种不同的狂欢概念做出如下较为清楚的解释：积极狂欢是通过对现代性的直接否定实现的狂欢形态，消极狂欢是通过对后现代性的直接认同实现的狂欢形态。当然，这里对狂欢进行的是纯粹意义上的划分，而实际生活中的狂欢则不一定可以明确以这两者进行归类，如上面在解释积极狂欢中举出的揭露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一面的电视节目，实际上这样的电视节目造成的狂欢既有积极狂欢的成分，又包含消极狂欢的内容。因为首先名人平凡甚至于丑陋的一面被公众知晓本身即是对权威的消解，对秩序的冲击，是对现代性的直接反叛，而受众知道这样的信息时，内心也会产生一种自我认同，发出“原来他也是这样的”的感叹，这正是对后现代的直接认同。实际上，现实生活中的狂欢形态只是更倾向于积极狂欢，或者更倾向于消极狂欢，属于这两种极端的狂欢形态的少之又少。

狂欢化范文篇3

[关键词]狂欢化狂欢化世界感受形式化

一、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狂欢性，在定义上基本是积极的，它在追求自由平等，颂扬亵渎神灵和离经叛道行为的同时，反叛官方以及一切的社会道德规则，讴歌了充满生命力的创造精神，具有解放的积极作用。作为“狂欢化”理论的提出者，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也是从狂欢性的积极方面来阐述他的“狂欢化”理论。“狂欢化”即“狂欢节化”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始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第4章)，而在《弗朗索瓦·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狂欢化”来源于欧洲的“狂欢节”。最早的狂欢节可溯源于古希腊神祭之后的狂欢活动。狂欢节指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节以及它所体现的精神，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深刻根源，同时在阶级社会仍然有异常的生命力和不衰的魅力。”[1]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物质形式的总和就成了“狂欢式”，而“狂欢化”表示各种受到狂欢节形式和狂欢型民间文学影响的文学和体裁形式。他说“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从古至今，一切属于狂欢体的文学体裁尽管外表纷繁多样，都同狂欢节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或多或少都透露着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而这种感受具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他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而且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3]巴赫金看来，西方文学是在丰厚的狂欢化文化土壤中成长的美丽花朵，具有浓厚的狂欢化文化背景和色彩，形成一种狂欢化的文学传统，而且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也就是说狂欢化文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的：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巴赫金指出：“狂欢式（意旨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的总和）”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多样，虽说有共同的狂欢节的基础，却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4]

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贯穿其中一个核心的基础就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作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游艺活动，狂欢式的生活具有颠覆性和双重性，巴赫金罗列了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四个范畴：“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距）所造成的一切现象。人们互相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再存在；起作用的倒是狂欢式的一种特殊的范畴，即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这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中的又一个特殊范畴，它同亲昵接触者的范畴是有机的联系着的。”“同亲昵相联系的，还有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中第三个范畴---俯就。”“于此相关的是狂欢式的第四个范畴---粗鄙，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作法，与世上和人体生殖能力相关的不洁秽语，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模仿讥讽等。”[5]

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式的所有庆典中。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谈到：“加冕脱冕的仪式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的影响。这一仪式在创造艺术形象和完整作品方面，决定了一种‘脱冕型结构’。”[6]狂欢节中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世界核心之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作为狂欢节演出的基本舞台，狂欢广场的地位和意义无疑相当重要。在巴赫金那里，广场本身有其两重性和象征意义。它可大可小，不太受具体空间的限制，但是，关键的是其全民性、包容性等狂欢的本质。狂欢节发生的“中心场地只能是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亲昵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在狂欢化的文学中，广场作为情节发展的场所，具有了两重性、两面性，因为透过现实的广场，可以看到一个进行随便亲昵的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7]

三、狂欢节的“形式化”

狂欢节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是人类自身生存的特征之一，而在早期的狂欢生活显然又与后来逐步成为节目的狂欢节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生活的原生态。狂欢节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各种充满了禁忌与放纵、理性与感性、规范与自由等等的复杂冲突合和互相退让等。王建刚在《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中认为：“狂欢自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显到隐，有无意识到有意识再被逐出意识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本然到生活整合节日庆典仪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理性与非理性力量消长的过程……在理性日益发达、科学日益精微的今天，曾经是如火如荼、如痴如狂、虔敬而野蛮的狂欢生活已成了一个陌生的话题，难以进入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甚至时尚文化平等对话的语境”[8]就是说，原本属于民间自然生态的生活在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逐步边缘化为他者，且被偷换甚至剔除了其民间特质而成为只保留表演性和象征性的庆典节日。同样中国东北的二人转中原本的嬉笑怒骂式的狂欢精神也已经被制作成了剧场演出的“无根”狂欢。狂欢节的“形式化”本身越来越失去了本来的生活自发形态，而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上的狂欢。由狂欢节到狂欢式、狂欢化有其内在的人文精神，即对自由、解放的平等追求以及狂欢节“复活”表演下的颠覆性。如果说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有其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那么在文明边缘化的今天剩下的只是狂欢节的外在形式了。如果之前具有新生和复活精神的狂欢化具有意义上的颠覆性的话，那么今天也只能是作为人为制造出来的游艺形式了，也只能是“硬作狂欢”了。

参考文献

[1][3]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蒋世杰.浮土德--充满生命狂欢的复调史诗[J]，外国文学评论，1994，(2):82-83

[4][5][7]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玲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60-161页，161-162页，169页

狂欢化范文篇4

[关键词]狂欢化狂欢化世界感受形式化

一、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

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狂欢性，在定义上基本是积极的，它在追求自由平等，颂扬亵渎神灵和离经叛道行为的同时，反叛官方以及一切的社会道德规则，讴歌了充满生命力的创造精神，具有解放的积极作用。作为“狂欢化”理论的提出者，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也是从狂欢性的积极方面来阐述他的“狂欢化”理论。“狂欢化”即“狂欢节化”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个概念始见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一书(第4章)，而在《弗朗索瓦·拉伯雷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民间文化》一书中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主题。“狂欢化”来源于欧洲的“狂欢节”。最早的狂欢节可溯源于古希腊神祭之后的狂欢活动。狂欢节指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巴赫金认为：“民间狂欢节以及它所体现的精神，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深刻根源，同时在阶级社会仍然有异常的生命力和不衰的魅力。”[1]巴赫金认为狂欢节的表演性和仪式性的物质形式的总和就成了“狂欢式”，而“狂欢化”表示各种受到狂欢节形式和狂欢型民间文学影响的文学和体裁形式。他说“狂欢式转为文学语言，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2]“从古至今，一切属于狂欢体的文学体裁尽管外表纷繁多样，都同狂欢节民间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或多或少都透露着狂欢节的世界感受，而这种感受具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具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他不仅决定着作品的内容，而且还决定着作品的体裁基础。”[3]巴赫金看来，西方文学是在丰厚的狂欢化文化土壤中成长的美丽花朵，具有浓厚的狂欢化文化背景和色彩，形成一种狂欢化的文学传统，而且世代相传，生生不息。

也就是说狂欢化文学发展的道路是这样的：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巴赫金指出：“狂欢式（意旨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式、形式的总和）”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多样，虽说有共同的狂欢节的基础，却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地（任何语言都如此）表现了统一的（但复杂的）狂欢节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不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同它相近的（也具有具体感性的性质）艺术形象的语言，也就是转化为文学的语言。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4]

二、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狂欢节、狂欢式、狂欢化，贯穿其中一个核心的基础就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作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游艺活动，狂欢式的生活具有颠覆性和双重性，巴赫金罗列了狂欢式世界感受的四个范畴：“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恭敬、仰慕、礼貌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距）所造成的一切现象。人们互相间的任何距离，都不再存在；起作用的倒是狂欢式的一种特殊的范畴，即人们之间随便而又亲昵的接触”“插科打诨---这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中的又一个特殊范畴，它同亲昵接触者的范畴是有机的联系着的。”“同亲昵相联系的，还有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中第三个范畴---俯就。”“于此相关的是狂欢式的第四个范畴---粗鄙，即狂欢式的冒渎不敬，一整套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作法，与世上和人体生殖能力相关的不洁秽语，对神圣文字和箴言的模仿讥讽等。”[5]

狂欢节上主要的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它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狂欢式的所有庆典中。巴赫金在《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谈到：“加冕脱冕的仪式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的影响。这一仪式在创造艺术形象和完整作品方面，决定了一种‘脱冕型结构’。”[6]狂欢节中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世界核心之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

作为狂欢节演出的基本舞台，狂欢广场的地位和意义无疑相当重要。在巴赫金那里，广场本身有其两重性和象征意义。它可大可小，不太受具体空间的限制，但是，关键的是其全民性、包容性等狂欢的本质。狂欢节发生的“中心场地只能是广场，因为狂欢节就其意义来说是全民性的，无所不包的，所有的人都需加入亲昵的交际。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在狂欢化的文学中，广场作为情节发展的场所，具有了两重性、两面性，因为透过现实的广场，可以看到一个进行随便亲昵的交际和全民性加冕脱冕的狂欢广场。”[7]

三、狂欢节的“形式化”

狂欢节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是人类自身生存的特征之一，而在早期的狂欢生活显然又与后来逐步成为节目的狂欢节有所不同，它是一种生活的原生态。狂欢节同样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历程，各种充满了禁忌与放纵、理性与感性、规范与自由等等的复杂冲突合和互相退让等。王建刚在《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中认为：“狂欢自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显到隐，有无意识到有意识再被逐出意识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本然到生活整合节日庆典仪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理性与非理性力量消长的过程……在理性日益发达、科学日益精微的今天，曾经是如火如荼、如痴如狂、虔敬而野蛮的狂欢生活已成了一个陌生的话题，难以进入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甚至时尚文化平等对话的语境”[8]就是说，原本属于民间自然生态的生活在历史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逐步边缘化为他者，且被偷换甚至剔除了其民间特质而成为只保留表演性和象征性的庆典节日。同样中国东北的二人转中原本的嬉笑怒骂式的狂欢精神也已经被制作成了剧场演出的“无根”狂欢。狂欢节的“形式化”本身越来越失去了本来的生活自发形态，而逐渐成为一种形式上的狂欢。由狂欢节到狂欢式、狂欢化有其内在的人文精神，即对自由、解放的平等追求以及狂欢节“复活”表演下的颠覆性。如果说巴赫金狂欢化理论有其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那么在文明边缘化的今天剩下的只是狂欢节的外在形式了。如果之前具有新生和复活精神的狂欢化具有意义上的颠覆性的话，那么今天也只能是作为人为制造出来的游艺形式了，也只能是“硬作狂欢”了。

参考文献

[1][3]程正民，巴赫金的文化诗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蒋世杰.浮土德--充满生命狂欢的复调史诗[J]，外国文学评论，1994，(2):82-83

[4][5][7]巴赫金著，白春仁、顾亚玲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第160-161页，161-162页，169页

狂欢化范文篇5

姜文作为导演创作的电影，从第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1993），到《鬼子来了》（2000），到《太阳照常升起》（2007），直到去年年末的《让子弹飞》（2010），17年4部影片的产量固然不能算高产，但不得不说的是，姜文的每一次出手，总会给人惊喜，然后必然是“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纵观姜文导演的四部影片，至少从文本层面上，几乎找不到显而易见的共通点：四个不同的故事、四个迥异的年代，人物设置上，大院少年马小军、中年农夫马大三、归国华侨老唐，以及绿林英雄张麻子，同样是四个不一样的模型。四部影片的独立性不仅体现在文本层面，在更深层次的探究上，也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意义、两种手法：《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是采用多线叙述的方式，探究在大背景下作为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而《鬼子来了》和《让子弹飞》则是采用经典的二元对立手法，用故事性极强的嬉笑怒骂的方式对民族性进行尖深的拷问。所以，很难把姜文电影划种归类。可以说，姜文电影是“无类型”的——各个层面上，四部影片均相互独立地存在着。但如果把审视的眼光从整体移至局部，仔细研究和品味其精神内涵，会发现在四部影片中存在着诸多共同的元素，如“欲望”、“征服”、“现实与梦境”等。而在影像表达方式上面，在每部影片需要点明内涵或深化主题的节点，总会有一段“狂欢式”的影像表达。这样的带有典型的标志性个人色彩的表达方式，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

本文所谈的姜文电影中的“狂欢”，主要是指苏联文论家巴赫金所界定的关于“狂欢节”、“狂欢式”以及“狂欢化”的概念范畴。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是指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并流行于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节日，市民相聚欢庆、彩车游行、化妆舞会、盛大宴会等是其主要特征。狂欢式，是巴赫金基于狂欢节现象首创的概念，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说道：“狂欢式是指所有狂欢节式的庆贺活动的总和，这是仪式性的混合的游艺形式。这个形式非常复杂多样，却随着时代、民族和庆典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变形和色彩”。从定义看，因不同时代不同民族而呈现不同色彩的节日，如中国的元宵节，庙会、泼水节也大致可属于此列。狂欢式是狂欢节内涵的扩大，就性质而言，它与狂欢节是同一层次的概念。“狂欢化”，也是巴赫金文论的专门术语，按他本人的定义，“狂欢式转为文学的语言，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狂欢化”。狂欢化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在文学中的表现，是从民俗学研究的对象狂欢节和狂欢式向文学领域的转化，这是巴赫金文论体系的核心概念。在阐述了“狂欢”在其三个层面上的含义之后，巴赫金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狂欢的作用，即“狂欢化提供了可能性，使人们可以建立一种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使人们能把人与人在社会上的相互作用，转移到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中去……而精神和理智的高级领域，向来主要就是某个统一的和唯一的独白意识所拥有的领域，是某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自身内向发展的精神所拥有的领域（如在浪漫主义之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大型对话的开放性结构”理解为“通过暂时性肉体上的放纵和欢愉，能得到精神上短时间的自我满足与释放”。

二、狂欢化的透视

姜文的电影，在结构上如同一部曲折的推理小说，突显中心主题的高潮部分，往往是在影片的末尾。把情绪推向高潮的方法多种多样，不同的导演有不同的特点。张艺谋会利用宏大唯美的构图和色彩，王家卫则会在镜头上下功夫：停顿、慢放、组接、闪回……情绪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步入高峰。姜文则偏爱“狂欢式表达”，并使之成为其电影的标志性符号、横贯所有的作品。姜文的偏好，从其第一部作品《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即可见一斑。《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狂欢式表达，是马小军一众人在莫斯科餐厅里把酒言欢的片段：富丽堂皇的餐厅、花季雨季的少年、觥筹交错的酒席，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影像与那样的时代背景格格不入，这正是印证了巴赫金所说的“第二种生活”：“我们不妨在一定前提条件下这么说，中世纪的人似乎过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了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界限。如果不考虑这两种生活和思维体系（常规的体系和狂欢的体系）的相互更替和相互排斥，就不可能正确理解中世纪人们文化意识的特点，也不可能弄清中世纪文学的许多现象……狂欢节，就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

以马小军为代表的时代青少年，个性与欲望常年被畸形的社会扭曲着，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长期只能处于“第一种”生活的现实中。自然的，马小军们内心丰富的诉求与单调简陋的客观世界激烈冲突着，所以他们需要这样的狂欢——哪怕是白驹过隙的、甚至是半梦半醒的。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所论述：“当稳定的社会结构功能失去平衡的时候，冲突便会充当起一个平衡机制”。马小军等人当然无力与社会冲突，于是小范围内的、个体性的“自我冲突”便成为了当时唯一可行的途径。这就不难理解影片中醋意十足的马小军用半截酒瓶猛刺刘忆苦的画面，在那两分多钟的慢镜头中，马小军积压许久的情感肆无忌惮的宣泄着、释放着，即使那只是凭空想象的梦。因而，随后姜文的独白：“千万别相信这是真的，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勇敢过、壮烈过……”事实的真假已不是重要，关键的是正是在这样忽明忽暗、半真半假的叙述中，主人公的压抑得到了暂时性的缓解，“安全阀门”被打开，起到了应有的效用。之后，镜头再次切回那次宴会，一众人照常嬉戏笑骂、乐成一团。此时旁白澄清：我的记忆产生了错乱，事实是当时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不快……应该看到的是，狂欢、冲突作为一种影像表达方式，在姜文电影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但狂欢画面本身，仅仅是一种手段、渠道，并不是归宿。影片呈现给观众的画面，是尽情宣泄的马小军，但姜文更想表达、或者说是更愿意让人关注的，是画面的背后、是暂时性释放之后的马小军们。疯狂过后（即使那次疯狂是真的），马小军压抑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实质是否得到了真正缓解？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狂欢过后，依然是冰冷的现实。

姜文的第二部作品《鬼子来了》，也将这种“狂欢式表达”展现的淋漓尽致：把酒言欢的焰火晚会，宾客双方载歌载舞、放浪形骸，平日里唯唯诺诺的村民在酒后本态尽显。德高望重的五舅老爷唱歌助兴，老寡妇八婶子也当众哼着荤曲子，点头哈腰了几年的二脖子瞬时忘记了八年来挨过的无数个耳光，毫无禁忌的和酒涿拉着家常。在嘹亮的军歌中，村民们跌入梦境般的沉醉、狂迷，直到被酒涿逼得羞愧万分的花屋小三郎杀死二脖子，一场早就预设的杀戮终究降临。黎明前的屠杀固然令人发指，但这样疯狂的画面背后，更让人痛心疾首和让人反思的，不是画面本身，而是造成类似惨剧的缘由。从“我”送来花屋二人，到马大三抓到杀人豆子，再到请来“一刀刘”，村民们在大半年的时间里有无数机会和比无数还多的理由杀掉一个鬼子和一个汉奸，但结局却是村民经过“群策群力”，得出了“日本鬼子捡条命，他不得报答你？”、“我给你人，你给我粮食，我对得起你，你还能对不起我……人心不是肉长的？”等结论。在五舅老爷蹩脚的打油契约背景声中，马大三一群人跟着花屋走向军营，也让全村人注定走向死亡。这样自作聪明的“将心比心”背后，是村民们从善良到愚昧的转变，从“无争”到无知的蜕化，也是对民族文化中“仁”与“弱”的辩证思考。《鬼子来了》中另外一个“狂欢式片段”，是马大三在战俘营的砍杀：滂沱大雨中，马大三用斧头一路砍杀，肆意宣泄着悲愤。眼见花屋和酒涿即将成为刀下鬼时，闻讯赶来的卫兵终止了马大三的“狂欢”。影片末端，马大三讽刺性地死于他喂养了半年的花屋之手，随刀掉落并翻滚着的头颅、鲜血冲破持续两个多小时的黑白幕布，辅以讲台上“义正言辞”的高长官，以及四周沙丘上围观的看客，绘成一幅难以言喻的“民族之殇”。与前两部影片中“狂欢表达”和精神内涵呈直接反射关系不同，姜文蛰伏七年后创作的《太阳照常升起》，其中的狂欢画面则是对情节发展的补充和暗示。同样是影片末尾，铁路旁的篝火晚会，各族人民欢聚一堂，美酒佳肴、欢歌笑语。幸福的老唐、满足的唐妻、梁老师的双管火枪、燃烧的帐篷、奔驰的火车，这段借鉴于前南导演库斯图里卡名片《地下》中的经典片段，用犀利明快的节奏，把团聚、热情、欢腾，未来、憧憬、希望诸多感情推向了极致。

然而，由于此前的三个章节已将此后的剧情交代清晰，所以这场狂欢被置于片末就有着别样意味的残忍：婚礼中的连理枝，在婚后不久便情冷意淡，并最终双双杏出东墙，老唐还因射杀生产队长，必将迎来审判；满怀爱国情的归国华侨梁老师，被误认为流氓，在平冤昭雪后，又因此前撞见唐林二人奸情，被一同归国的挚友杀害；老唐一众狂欢时，火车上的“疯妈”正产下一子，躺在朝阳下万花丛中的男婴何其鲜美？不料却在未到弱冠之际死于乱伦。如果悲剧是将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那么，这样的“狂欢式表达”则是让人加倍感受悲剧之痛，用目睹破碎前原貌的方式——在彻底感受悲剧之后。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姜文自传”，那么，《太阳照常升起》则是在复述父辈们的故事。前者主要将焦点对准于一个较小却带有很强典型性的环境——军区大院，人物设置也比较单一——缺乏管教、无所事事却又自命不凡的“红小子”们。影片的实质也无非是以姜文为代表的这类人自说自话式的自哀自怜，主题的局限性决定了《阳光灿烂的日子》所能带来的精神上的共鸣委实有限。后者作为前者10年之后的作品，姜文本意是做一次全方位的飞跃：主题上，从大院这个小圈子扩大到了整个城市、农村、和军队；人物设置上，跳出了固定的人群，而是多角度的反映了农村妇女、少年、归国华侨、学校老师、戍边战士等多个群体；叙事上，摈弃了传统的单线式手法，结构上，也打破常规、采用破碎的碎片对结构进行构建。然而，影片未经公映，便被媒体贴上“生涩难懂”的帽子，令大部分观众望而却步，之后的票房便可以想象，在经历了这次惨痛的亏损后，姜文和他的团队不得不重新对电影的创作进行定位，于是就有了《让子弹飞》的出现。

三、结语

狂欢化范文篇6

论文摘要：国内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与狂欢诗学。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因而，理清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并且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去发掘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米哈伊尔·巴赫金的思想足迹涉及哲学、语言学、诗学、符号学、美学和文化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学界对巴赫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话理论、复调小说和狂欢诗学。二十世纪中后期，源起于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思潮兴起，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成为约翰·多克、费斯克等大众文化研究学者广为引证、剖析的理论资源，鲍尔德温等人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一书也将巴赫金列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理论家之一。

巴赫金研究在当前中国学界炙手可热，争论颇多，呈现出众声喧哗、杂语共生的态势。就其狂欢化理论而言，学者们聚焦于狂欢理论是否“想像催生的神话”展开对话与争鸣;①同时，对于狂欢化理论能否被挪用为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观点也是莫衷一是。②由于巴赫金理论架构的庞杂和未完成性，其在传播与接受中存在种种误读，本文在文化研究视阂中考察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合理关系。

一、狂欢化理论与民间文化

巴赫金从民间文化的历史源头出发，以歌德《意大利游记》中对1788年罗马狂欢节的描述为史料，结合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拉伯雷的创作实践，提出了自己的狂欢化理论。狂欢节、狂欢式与狂欢化是狂欢化理论的三个核心范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提出了狂欢化的重要概念。狂欢化渊源于狂欢节，而狂欢节的源头则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农神节和民间仪式，它盛行于古希腊、罗马并延续至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节庆、仪式和庆典活动。“国王加冕和脱冕仪式的基础，是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便是交替与变更的精神、死亡与新生的精神。狂欢节是毁坏一切和更新一切的时代才有的节日。r>[2](P163)狂欢式意指一切狂欢节式的庆贺、仪礼、形式的总和，它是一种没有舞台，不分演员和观众的游艺。巴赫金分析了狂欢式的四个范畴:1.等级制取消，人与人之间建立一种自由、率真、随意而亲昵的新型关系，人们的行为、姿态、语言都从阶级、年龄和贫富差异中解脱;2一种插科打浑式的情景喜剧;3.俯就，一切被狂欢体以外的等级世界观所禁锢、分割、弃绝的东西又重新结合，神圣/粗俗，崇高/卑下，明智/愚蠢等二元对立重新订立盟约;4.粗鄙，一种读神式的、降格的与肉体下部相连的摹仿与讥讽。以上四个范畴不是关于平等与自由的抽象言说，而是通过生活形式加以体验的具体感性的游艺仪式的“思想”。当狂欢式转化为文学的语言时，就是所谓的狂欢化。

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是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直接来源，犹如古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门神雅努斯，中世纪的人们生活在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两重场域中。与等级森严、死气沉沉的官方文化相比，民间文化提供了一种虚拟的空间，它以广场语言和笑文化为主要表征形式，以一种错乱、颠倒、自我嘲弄、自我模仿的方式为芸芸众生绘制了生活世界的乌托邦。巴赫金对民间文化的挖掘和阐释颇具开拓性意义，主要表现为:其一，发现民间诙谐文化的重大意义;其二，重新认知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的关系。

巴赫金择取当时学者疏于关注、处于边缘化地位的拉伯雷的小说①作为文本考察对象，试图敞开被遮蔽的丰富的民间诙谐文化资源。巴赫金总结了民间诙谐文化的三种基本样式:其一是各种仪式、演出形式，诸如各种狂欢节类型的节庆活动，各类诙谐的广场表演等;其二是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其三是各种形式和体裁不拘形迹的广场言语，如骂人话、赌咒、起誓等。民间诙谐文化重视“物质—人体下部”意义，以小丑和嬉皮士般的疯癫形象、怪诞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反映和传达着民间思想观念。“笑”的复杂内涵表征着民间诙谐文化的丰富内涵，在巴赫金看来，狂欢节的笑是全民的大众的笑，这种笑是在摆脱等级束缚和俗世烦恼后的自由的民主的笑;同样，这种笑包含着双重意义:兼具欢乐/兴奋与冷酷/讥讽，既否定又肯定，既埋葬又新生。一方面，民间文化以节日的名义、广场式的语言、降格化的滑稽改编，为处于教会和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民众构建了乌托邦的自由王国;另一方面，民间文化总是包蕴着给旧秩序“脱冕”和为新秩序“加冕”的双重内涵，这种将民间文化视为一个流动的、更新与衰亡交替的独特视角无疑印证了民间诙谐文化的生命力，也反驳了那种将民间文化视为纯否定性或纯消遣性的现代化的粗暴解释，从而大大提升了民间文化的地位。

巴赫金始终坚持以官方文化为参照系来阐释民间文化，他之所以选中拉伯雷的作品是因为其呈现出的反古典主义教条和非官方性②。巴赫金认为，民间文化以诙谐形式与教会和官方严肃文化相抗衡，民间节庆活动的狂欢仪式完全摆脱了教会和官方的束缚，崇高的东西被降格和贬低、物质—人体下部的意义得到彰显，民间文化通体弥漫着与官方文化对立的气息，“在狂欢化的世界上，一切等级都被废除了，一切阶级和年龄都是平等的”仁’](溯)。由此可见，巴赫金在充分展示民间文化蓬勃生命力的同时，也过分夸大了民间文化的乌托邦色彩。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存在一种复杂的张力:民间文化总是试图以笑声和诙谐的方式战胜官方文化的主要思想、形象和象征，并试图用“物质—肉体下部”语言去改换官方话语。民间文化通过节日宴饮、广场游戏等特定的时空背景，以滑稽、怪诞的表现形式，构建着极具理想色彩的对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第二生活空间”。同时，民间文化与官方文化又存在一定的相互转化的关系，巴赫金分析了节日的两面性，它们既有作为宗教和官方意义存在的一面，又有作为民间狂欢节的广场的一面，“从中世纪官方宗教仪式和世界观中被排挤出去的诙谐，在每个节日的屋檐下都筑起非官方的，但似乎是合法的巢。m[3](P95)事实上，民间文化的许多仪式表演都是对官方活动的戏仿，比如假面舞会。尤为可贵的是，巴赫金也认识到民间语言对官方意识形态或高雅文化的影响，“从民间深处带着民众的(粗俗的)语言闯人正宗文学和高级意识形态领域，在创作诸如卜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小说，莎士比亚的正剧和喜剧等世界名著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a[3](P83)

综而论之，巴赫金以一种独特的史学观充分挖掘了拉伯雷小说的民间文化资源①，其狂欢化理论阐释的对象始终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而并非大众文化，因此从理论发生学角度看，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并不能直接挪用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话语资源。要理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与大众文化间的合理关系，首先必须梳理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错综联系;其次是以当代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阐明狂欢化理论的启示意义。

二、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从词源学出发，民间文化对应的英文应该是"folkculture"，大众文化的英文表达则有两个:"massculture”和“popularculture"。麦克唐纳曾对民间文化进行界定，“民间文化必须是为一个有凝合力的社团所生产，它清醒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始终把握着生产方式，故而能够保证其产品的明确身份。>,[a)(rza)在麦克唐纳看来，民间文化直接源于下层民众的生活经验，它是民众自发的、有机的经验总结和自然表达，既不受惠于高雅文化，也不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合谋。民间文化宛如普通民众的私家花园，自然生产、独立于外界的纷纭烦扰。民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近似于民俗文化，它形式多样、风格繁杂;其传播形式以口头传播为主，涵盖民间戏曲、歌谣、传说、神话、街头杂耍、说书曲艺等。普通民众是民间文化的主要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麦克唐纳对民间文化的定义与雷蒙·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一种总体的生活方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霍加特在1957年出版的《文化知识的用途》中，前半部分以民族志(ethnography)的方法追怀了童年时代的美好时光，那种有机的工人阶级社区文化无疑是典型的民间文化样式;书的后半部分则叙述美国大众文化对工人阶级社区文化的破坏。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也处于复杂的张力关系中。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众文化?massculture与popularculture曾经都被用来指称大众文化，massculture一般用来指商业气息浓郁、由大众传播手段生产出来的文化形式，比如肥皂剧、好莱坞电影与禾林小说②，这种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具有贬抑含义。Popularculture是目前学界对大众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称呼。如果对大众文化进行“理论的旅行”，会发现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概念。以霍克海默、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斥之为“文化工业”，认为大众文化既是对淳朴的民间文化的冲击，也与高雅文化截然对立，它缺乏创造性、重复而单调，仅仅是资产阶级国家生产出来的用以麻痹工人阶级意志的文化垃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斯图亚特·霍尔则注重从权力角度定义大众文化，认为大众文化是形形色色的权力斗争的场所，这一视角源于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它一反“生产决定论”模式，认为文化意义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解码。以《理解大众文化》、《电视文化》等蜚声中外的约翰·菲斯克援引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认为文化资本的拥有起着鉴别阶级利益、推动阶级差异并使之自然化的作用，“那些被社会认为‘高级’的文化形式，如古典音乐、美术、文学或芭蕾，都与有社会权力的人们的口味不谋而合。而下里巴人或者大众文化形式则受到下层社会人们的喜爱。文化与阶级密切相关。},[sl(m}一“s)杰姆逊将大众文化视为对应于后现代主义社会的文化形态，其主要表征形式为拼贴、复制、无深度、碎片化、零散化;鲍德里亚则在消费社会中阐释大众文化。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大众文化的产生背景、表征形式、传播途径和接受群体均与民间文化差别明显。然而，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多克的论述最具代表性。约翰·多克极力反对现代主义将工业、后工业时代兴盛的大众文化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文化等斩断联系。他例举澳大利亚电视中的“愚人形象”和巴赫金狂欢化理论中的“愚人”，认为“现代主义最大的神话就是认为前工业时期的通俗文化和19,20世纪的大众文化之间没有任何延续性。对此，我怀有异议，不断出现的愚人形象就体现着这样一种延续性。,}(s}}pz}s}巴赫金所展现的民间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朴、反陈规旧习、牢骚满腹、游手好闲而又虚伪捣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大众文化叙事中的重要角色。约翰·多克还援引罗兰·巴特在《神话学》中对“角力”场面的生动再现，意图表明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并非已然断裂。笔者以为大众文化有着两方面的渊源:其一是官方与文化产业的有效运作，比如云南省连续推出的《云南印象》原生态歌舞集;其二是源于具有悠久传承的民间文化，比如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相继被拍成电视剧，东北二人转也成为刘老根大舞台的看家本领并且在各大城市轰动演出。可以说，大众文化(诸如电视剧、广告)十分重视从民间文化中吸取养料，民间文化所弘扬和倡导的“爱情/家庭伦理”等已成为大众文化叙事的重要主题。

三、几点启示

学界对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质疑基本上是缘于对民间文化研究所持的不同的史学视角，“狂欢化理论正如史学家所说有不少缺陷，与其说是谁掌握了‘史实’的争论，倒不如说是从什么视角选取、甄别与释读史料的史观之争。;}}}}}zis>由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存在着对狂欢节考察的史料欠缺(关于狂欢节的直接史料只提到歌德的《意大利游记》)，加之巴赫金本人遭受苏联集权意识形态压迫等原因，后辈学者往往质疑其对狂欢节描写的真实性，甚至怀疑“狂欢节”是巴赫金虚构的反讽苏联专制政权的乌托邦。再者，狂欢节的意义在当代社会也逐渐由民间广场的“第二生活”蜕变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狂欢作为一种公众的节庆活动正在日益缩减，但是，“狂欢活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仍然强烈地影响着20世纪大众文化，例如好莱坞电影，大众文学类型，电视和音乐。},}s}}rzsa)以当前中国大众文化现象为现实观照，可以发掘出巴赫金狂欢化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

首先，巴赫金以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去发现民间文化的意义，以一种“对话”的开放思维呈现了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民间文化、官方文化与大众文化处于一种变动的复杂的场域中，民间文化既与官方文化相对立，但其诙谐的语言、仿拟的风格又往往被官方文化吸收、堂而皇之地进人所谓的高雅文化;民间文化也可以将官方语言转化为“物质—人体下部”语言，将官方逻辑改写为民间逻辑。随着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大众传媒的推波助澜，大众文化已经突破其边缘地位、日渐突显为重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在与官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博弈中，可以借鉴民间文化资源，构建起理想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和“第二世界”，从而实现有效的协商和对话。当今许多相声、小品节目，以大众文化的运作和传播方式，结合民间文化资源如民间话语、习俗等，以滑稽、反讽、插科打浑的方式机智地将官方逻辑转化为民间逻辑，借助大众文化的表征形式，进行着意识形态的交流与对话。例如，相声和小品已经成为中国观众广闻乐见的娱乐节目，“忽悠”、“不差钱”等民间语言也通过电视媒体的传播成为大众的“口头禅”。如此看来，民间文化要想延续传承并且扩大其社会影响，有赖于大众文化的叙事与传播模式;而大众文化要想在“意义”和“意识形态”的争锋中与官方文化谈判与协商，并且构建一种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就必须重视和联系民间文化。

其次，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认为狂欢文化是全民参与的文化，它驻足民间广场、构建起民众生活的乌托邦。这一独特视角启迪我们:大众文化不仅具有法兰克福学派所谓的“压迫”性质，还应该具有乌托邦性质。大众文化的“乌托邦”或曰“解放”功能有赖于民间文化，大众文化叙事应该走向民间、从民间文化中攫取素材和话语风格。

巴赫金在谈及果戈理的创作时认为果戈理的创作素材和幽默风格都是源于乌克兰的民间节庆文学(如滑稽故事、小品、讽拟语法)、学校怪诞的现实主义因素以及民间笑谑文化;他在谈到马雅科夫斯基等未来派诗人的创作时也十分强调民间文化源泉。①因而，大众文化要想转化为风光无限的文化产业，民间话语资源不惜为可供借鉴的重要向度，“民有、民享、民用”(威廉斯语)将会是其无法绕行的必经之途。大众文化必须避免曲高和寡，以民间的话语、广场的演出形式和贴近现实生活的审美诉求为民众构建起“第二生活空间”的乌托邦。比如，京剧振兴是我国文化界热议的话题，笔者认为，作为精英或高雅文化样式的京剧，如果要走出身陷的低谷、并且在后工业/后媒体时代盛演不衰，就必须经过唱腔、扮相、舞台时空、题材和传播媒介等种种转换之后，才有可能融人当前繁盛的大众文化。

狂欢化范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借鉴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兵体分析喜别电影的生成过程，观众的观彩心态，提出真正优秀的喜别屯影应该超越狂欢化理论规范。

喜剧影片是一种颇难界定的电影类型，在电影评论界也是众说纷坛，莫衷一是。最近，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就像刚刚发掘出来的古董，被理论家所珍爱与赏析。使用“狂欢化”理论来分析喜剧影片，也许能得到一些有益的启迪。

喜剧电影脱胎于戏剧中的喜剧，而古希腊的喜剧起源到祭祀酒神的即兴表演，发展略晚于悲剧，可分为旧喜剧、中期喜剧和新喜剧三个时期。公元前487一前404年是旧喜剧时期，多是政治讽刺剧和社会讽刺剧，讽刺的对象是社会名人，特别是当权人物。公元前404一前338年是中期喜剧时期，以讨论神学、哲学、文学和社会间题为主。公元前338一前120年是新喜剧时期，大都是世态喜剧，主要描写日常生活、爱情故事和家庭关系。

到了中世纪，为了表现对官方宗教的令人苦恼的严肃性的反抗，人们通过一年一度的狂欢节，使得郁积的情感得以宣泄。喜剧便是狂欢节上的一种主要的表演形式。巴赫金认为;“狂欢节不需要虔诚和严肃的调子，也不需要命令和允许，它只需要发出一个开始玩乐和戏耍的简单的信号。狂欢节使意识摆脱了官方世界观的支配，使人们可以用新的方式观世界;它没有恐俱，没有虔诚，它是以彻底批判的但又不是虚无主义的态度展示世界的，这种态度是积极的，因为它展示了世界无限丰富的物质基础，展示了生成和更替，展示了新生事物的不可制服和无往不胜，展示了人民大众的永生。狂欢不仅是一种深层的生命体验，而且还是一种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民间狂欢节上关于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冬与夏等等之类的‘争辩’，充满了除旧布新的情神，具有轻松愉快的相对性，即不让思想停滞、不让思想陷入片面的严肃之中，呆板和单调之中。也可以说，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对宗教思想的一种反抗，预示着新世纪的曙光。

中国似乎没有西方式的狂欢节，中国的喜剧起源于徘优的表演。远自公元前五、六世纪，宫廷中便蓄养培训了一批徘优，供帝王将相玩弄。这些徘优能歌善舞，口才出众，有些甚至相当聪明，然而地位低下，与宫中犬马没有什么区别。自汉魏以来的参军戏、角抵戏、歌舞戏到宋杂剧、金院本，都有不少充满喜剧色彩的作品。武汉帝时，东方朔作为滑稽家，经常给皇帝讲些谐谑的故事，引得王公大巨哈哈大笑。不可否认，中国古代喜剧也具有某种西方狂欢节的特点，“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止和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里被取消了，首先取消的就是等级制，以及与它有关的各种形态的畏惧、崇敬、仰慕，礼貌等等，亦即由于人们不平等的社会地位等(包括年龄差异)听造成的一切现象，尽管这种乌托邦是短暂的时刻，却是人们期盼的生活。个体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行拆解社会政治的束缚，从而体验到生命的欢乐与自由，这就是入类生存的喜剧体验。

喜剧电影与汪欢节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对于有些喜剧影片，如卓别林的谐剧、王朔的侃剧、陈佩斯的闹剧，影视研究者的定位显得有些勉强。这些作品难以用传统的文艺学、美学理论来加以鉴定，而引进大众狂欢化理论、从大众文化角度来进行探寻，恐怕有助于对此类影视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

狂欢化理论首先由前苏联文艺理论家巴赫金提出，它既是对16世纪法国医生拉伯雷创作的《巨入传》所进行的具体分析，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批评。

狂欢化理论来自于西方的狂欢节。在狂欢节上，入们排斥封闭和关门主义，否定禁令和绝对理性，抛弃说教和禁忌，把日常的典章制度和清规戒律完全抛开。狂欢节摆脱等级制度，呈现出平等，民主和自由。狂欢节是一种开放的哲学和没有界限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文化享乐主义，满足了人类的多方面需求，甚至是一种纵欲主义。

根据汪欢节的这些特征，巴赫金建立了狂欢化理论。在狂欢化理论中，文明与戏i}，荣誉与失落、歌颂与诅咒，严肃与纵欲，都是“正反同体”和“互为嘲讽”的、卓别林、王朔、陈佩斯的电影作品，正好符合巴赫金的理论规范、卓别林饰演的流浪汉夏洛克，头戴黑色的礼帽，身穿过小的西服，脚蹬过大的皮鞋，举止滑稽可笑，却为入善良，主持正义。据专家考证，这个形象脱胎于狂欢节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小丑，但在小丑的身上增加了道德评判，以谑演庄，揭示出喜剧深层的悲剧，使观众“含泪微笑”。巴赫金说:狂欢化消除了任何的封闭性，消除了相互间的轻蔑，把遥远的东西拉近，使分离的东西聚合、观看卓别林的喜剧，便能得到这么一种感受，使观众暂时忘记了影院外严酷的社会现实，在影院内与大家一起经历一次心灵的狂欢。对于王朔的影视作品，近年来争论较大。贬之者认为它是“痞子作品”，有违传统的道德规范，否定荣誉与崇高，嘲笑真挚的爱情，褒之者却认为它有‘微言大意，是想建立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评判标准。其实，王朔的作品，如顽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大撒把等，既没有高深的思想，也没有邪恶的企图，只是一种游戏，文艺失去崇高、失去中心之后的自理补偿。观众愿意观看此类作品，只不过想投入狂欢之中。东方缺少幽默，但人类都向往幽默。

影视观众是文化工业的主要消费者，文化工业产品只有通过影视观众才能真正进入社会。影视观众是大众文化发生社会影响的主要对象。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影视观众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接受方式、条件和效果上。喜剧作品可说是观众的一种恰当的宣泄对象，满足了人们汪欢化需要。喜剧影片中的怪诞是狂欢节情神在艺术中的体现，表现出诙谐性，自由性，未完成性，反规范性等特点，符合大众追求平等的心理。

喜剧影片与“玩”难分彼此。“玩”是什么?即是“戏”也。英语中“Plan"便具有”卜戏”和“玩”的双重含义。在喜剧电影中，“，玩”成为消解刻板模式、突出创造主体和沟通作者与观众的重要机制。“玩”需要一种气质，需要一种对人生世事的洞达心境。公务员之家

狂欢化范文篇8

关键词:狂欢;笑话;话语;异构同质;本真

西方的笑文化传统源于古老的“文化狂欢节”,巴赫金的“狂欢”理论即脱迹于此,通过对狂欢节活动的经典分析,升华了其笑文化意义,找到了文学发展与“狂欢——笑”文化的内在联系。中国没有狂欢节传统,也没有幽默的传统,唯一可称得上笑的传统的,便是鲁迅所讽刺的“说笑话”和“讨便宜”的传统。[1](p43)但中国明代笑话集大成者冯梦龙对古代笑话的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从哲学前提到笑话功能、文本编纂与解读,构成了一个雏型的笑学体系,其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相媲美。虽然巴赫金与冯梦龙处在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时空中,但由于两人的笑学理论(“狂欢”与“笑话”)都源于民间笑文化,两人都站在平民大众立场对笑文化进行形上思考,思维指向于文化意义,因而两人的理论间有许多异构同质之处

一

巴赫金和冯梦龙的笑学理论中都存在两个世界。巴赫金“狂欢”理论的理论前提是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的划分。第一世界又称第一生活、官方世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由官方(教会和封建国家)统治,是严肃和等级森严的秩序世界。在第一世界中,统治阶级拥有无限的话语权力,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平民大众则处于被话语统治的地位,感受到的是来自官方的羁绊和重压。第二世界,又称第二生活、狂欢世界,是与第一世界对峙的“狂欢节”的时空。在“狂欢节”期间(包括其他狂欢性质的节日),整个世界,无论是广场、街道,还是官方、教会,都呈现出狂欢态。这时各种等级身份的人们,打破了平常的等级界限,不顾一切官方限制和宗教禁忌,化妆游行,滑稽表演,吃喝玩乐,尽兴狂欢。狂欢态的第二世界,一切都和第一世界相反,甚至“国王”可以被打翻在地,小丑可以加冕成“王”。正像巴赫金所言:“民间文化的第二种生活、第二个世界是作为对日常生活,即非狂欢节生活的戏仿,是作为‘颠倒的世界’而建立的。”[2](p13)更确切地说,这个第二世界是平民大众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平民大众的情绪、意志是主导的情绪、意志,没有贵族、官僚、教士,有的只是一律平等的平民大众,素日高高在上的官方角色,如面具一般成为人们戏弄的对象。这个世界里,和谐、融洽、欢乐的氛围是属于社会底层的平民大众的氛围,是平民大众心底真诚友善等美好情愫的直接迸发。往昔生活在异己世界的平民大众,只有在狂欢节日里创造出来的第二世界中,才真正地成为自我世界的主人。而一切非平民阶层要想在第二世界生活,只有放弃在第一世界的一切权力、身份、地位,借助于面具的遮掩,扮作平民,才能够为第二世界所容纳。同样,冯梦龙“笑话”理论的理论前提也是两个世界的划分,只不过一个是虚假世界,一个是本真世界。在笑话的世界里,不存在赞美讴歌的肯定式笑话,笑话的生命在讽刺,笑的前提是世界的虚假,笑话嘲笑的便是虚假悖谬。但在冯梦龙的“笑话”理论中,出于讽世的需要,将笑话的前提“世界的虚假”引申为“虚假的世界”,扩大了笑话的针砭范围,也延伸了笑话的文化深度,“虚假世界”亦成为其笑学体系的支点。唯此,冯梦龙否定“真”,否定“世界”,他说的“非谓认真不如取笑,古今原来无真可认也”[3](p3),“古今世界一大笑府,我与若皆在其中”[4](p498),都是这种思想的间接阐释。虽然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承认虚假世界,但并不否认本真世界的存在。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服从其整体的文学追求,其文学思想的核心,可形而上地概括为:通过“证伪”寻求世界的“本真”。冯梦龙认为当下世界的功名富贵道德礼教皆为毒害人们的“虚假”,受“虚假”毒害的人成为“假人”。这些“假人”组成了当下“虚假世界”(官方世界)。虽然当下世界是虚假的,但在人们心底的真性情、真心并未消失,只不过为“虚假”所遮蔽。只要打破“虚假”,便可使“假人”回归为“真人”,从而世界也由“虚假世界”回归为“本真世界”。冯梦龙在《叙山歌》中所说的“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5](p859),即是这种文学追求的反映。而笑话这一文学样式,由于其否定性婉讽的需要,其存在前提必须是世界的虚假,其否定世界虚假的内在理由必然是本真的存在。这一点契合了冯梦龙的文学追求。虽然冯梦龙在笑话评论中否定了“真”、否定了“世界”,但这一愤世嫉俗的言论是针对虚假世界和虚假世界中的假真(以假为真)而言的,其目的是为了再现本真世界和本真世界中的本真。

二

两个世界对立状态的加剧必然导致最终的冲突。但在居于统治地位的第一世界的力量过于强大、第二世界没有力量与之正面冲突时,正如希腊神话“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6](p113)一样,平民大众也借助于笑文化,在情境的话语虚拟中征服对方。这种征服的虚拟策略,在巴赫金的理论中体现为“狂欢”,在冯梦龙的理论中体现为“笑话”。“狂欢”与“笑话”这两个概念自身便蕴含着话语虚拟征服这一核心内涵。“狂欢”是一种独特的笑文化,是狂态的欢快。所谓“狂”,在巴赫金看来即是“无所畏惧”[2](p553),是狂欢的本质核心;“狂欢”的话语内涵可以诠释为“无所畏惧的欢快”[2](p553)。巴赫金认为:“‘欢快的无所畏惧’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反复,因为完全的无所畏惧,不可能不是欢快的(恐惧是严肃的基本要素),而真正的欢乐与恐惧是互不相容的。”[2](p553)同时“欢”(欢快)的意义也在于消解严肃性(包括恐惧)。[7](p60)所以,“狂欢”的涵义既可称“无所畏惧的欢快”,又可称“完全/真正的欢乐”,而且还暗含另一层涵义:否定一切严肃(包括恐惧)的欢乐。“狂欢”的本质意义正在于此。严肃性和官方世界的统治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通过严肃的氛围,官方能够威慑大众,造成其恐惧心理,使第一世界的统治神圣化、合法化和固定化。严肃性是第一世界处于统治状态的外在表征。而“狂欢”遵循“翻了个”[8](p175)的逻辑,创造了一个“颠倒的世界”,通过对第一世界的戏仿,使生活由严肃的现实状态转入游戏状态的虚拟之中,游戏的非功利,使人们暂时忘记阶级、等级和身份,实现了虚拟中的无阶级与平等,人们通过亲昵的交往、欢快的游戏,创造了一种笑的氛围,打破了第一世界的严肃性,在欢快的虚拟中,把第一世界戏仿性地解构,从而实现了第二世界在话语虚拟中对第一世界的征服。与“狂欢”的虚拟征服相似,冯梦龙的“笑话”理论没有直接否定虚假世界,而是认为虚假话语是虚假世界的表征,通过笑话话语打破虚假话语系统,来象征性地否定虚假世界,从而虚拟•01•地再现本真世界。冯梦龙认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来自虚假的官方话语系统,所谓“两仪之混沌开辟,列圣之揖让征诛,见者其谁耶?夫亦话之而已耳”[4](p542)。其原因在于话语表征世界,话语也统治世界,由于虚假世界的存在,作为其表象的话语也必然会在虚假世界成为表征性的世界统治(官方话语)。这也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9](p52)虚假世界凭借强大的统治地位,把虚假话语当作真理灌输给平民大众,将其改造成“假人”。因而冯梦龙的“笑话”理论要打破的正是这种以误为真的局面,笑话嘲笑的正是这种话语的虚假悖谬。所以对虚假话语的否定便有了否定虚假世界的意义。正由于这一认识,冯梦龙说:“古今来莫非话也,话莫非笑也。”[4](p498)也由此,可以把冯梦龙所说的“笑话”内涵概括为:笑———话(虚假话语系统)。这里的“话”是对象、是中心、是虚假世界的表征,笑是打破对象、打破中心,象征性地破坏虚假世界的手段。如果把冯梦龙的“笑话”和巴赫金的“狂欢”相比较,可以看出,“笑话”的“笑”与“狂欢”一样具有消解严肃性的意味,“笑话”的“话”也同样具有“狂欢”所要颠覆的官方话语的涵义。“笑话”与“狂欢”同样都为反抗霸权独断提供了一种虚拟话语。

三

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几千年来,严肃文化(官方文化)一直在压抑、消解着笑文化(大众文化),笑文化也始终在抗争、解构着严肃文化的一统天下。透过话语对抗的表面,凸现的是阶层间权力争夺的实质。但与第一世界或虚假世界的统治性征服不同,第二世界或本真世界虚拟征服的目的不是为了统治、压迫异己,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平民大众世界。“狂欢”、“笑话”都只是这一平民理想演绎出的文化策略。在第二世界中,平民大众以狂欢的方式嘲弄和颠覆第一世界的等级、秩序,粉碎其统治的严肃性和神圣性,摆脱了在日常生活中来自官方的纠缠,呼吸到了平等自由的空气,真正成为第二世界的主人。但第二世界在另一意义上,又是一个一、二世界融合的、广义上的第二世界。这个世界是全民的世界,所有人都参与,人人快乐,个个自由,在面具的遮掩下,没有官方与平民之别,都平等而亲昵地交往、对话与游戏。这种广场狂欢的空前状态,也正是巴赫金所无限向往的。在巴赫金的“狂欢”理论中,消解不是目的,打破第一世界的霸权独语,建立两个世界的对等关系,最终使两个世界和解以至交融互渗为一个平等自由的大众世界,这才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乌托邦理想。正如巴赫金所述:“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人群,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7](p5)应该看到,巴赫金这个广义的第二世界是理想与现实杂糅的结果。一方面是事实上的对峙,一、二世界间壁垒森严,第二世界被迫反抗第一世界的专断独语;另一方面,由于调和的理想,又臆想第一世界会主动放弃独语,融合于第二世界,成为其中一部分。这样,使第二世界成为同时具有矛盾因素的混合体,既是平民大众胜利的世界,又是一定程度上妥协的世界。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表现出被迫反抗霸权独语而又不甚彻底的倾向。相对于巴赫金的以消解求和解,冯梦龙表现得更为理性化,其“笑话”理论的消解否定也更为彻底,其消解的矛头直指中国几千年的儒释道话语传统。他嘲笑佛道“干惹得那些道士们去打云锣,和尚们去打木鱼,弄儿穷活计”[4](p542),嘲笑儒家“平白地把好些活人都弄死”[4](p542),其理论指向是通过消解虚假世界,建立或回归本真世界。他不像巴赫金那样创造一个和解世界的幻象。他认为本真世界原来就存在,只是为虚假所遮蔽,只要打破虚假,便可回归本真。冯梦龙认为,虚假世界的虚假话语已深深毒害了人们,使其变为虚假的人,原因在于“人但知天下事不认真做不得”[3](p3),正由于对虚假话语认真地接受,才丧失了评判真伪的能力,形成“经书子史,鬼话也,而争传焉;诗赋文章,淡话也,而争工焉……”[4](p498)的局面。而要成为本真的人,只有通过笑话来“疗腐”,“一笑而富贵假,……一笑而功名假,……一笑而道德•11•假,……”[3](p3),从而“眼孔小者,吾将笑之使大;心孔塞者,吾将笑之使达”[3](p2),使虚假的人返归本真的人。同时,通过笑话使人心对虚假不再认真,看透世间一切利益追求的虚假本质,恍悟认真的荒唐,使“尧舜无所用其让,汤武无所用其争”[3](p3),从而“虽亿万世泰阶欹可矣”[3](p3),使虚假世界返归本真世界。可见冯梦龙的本真世界,即是非虚假的本来世界,这个世界人人不慕功名富贵,真诚淳朴,心胸豁达,不伪善,同时又人人心明眼亮,明辨是非,这样一种由本真人构成的本真世界。“狂欢”与“笑话”两种理论在本质上,从理论前提到理论核心、理论归宿,具有同质性,都是源于平民大众反抗话语的形上升华。巴赫金的“狂欢”理论,继承了平民大众反抗官方统治的“大无畏话语”,为第二世界反抗第一世界的独语提供了话语虚拟征服的解说,但由于巴赫金强烈的和解愿望,使虚拟征服带上了妥协的色彩,使其理论归宿指向了一个广义上的第二世界乌托邦。冯梦龙的“笑话”理论,为打破虚假世界的遮蔽、再现本真世界的文化追求提供了话语虚拟的游戏场。和巴赫金相比,冯梦龙的“笑———话(虚假话语系统)”理论象征性地完成了对霸权独语的消解,某种程度上,创造了本真世界的虚拟幻境。尽管两种反抗话语都停留在虚拟层面上,但由于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的土壤,作为一种平民大众呼唤自由平等、反抗专断独语的文化策略,“狂欢”与“笑话”都有着不朽的生命力量,即便处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内,依然能够唤起反响与共鸣。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陈维礼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2卷[M]济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4]陈维礼中国历代笑话集成:第1卷[M]济南: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5]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第5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狂欢化范文篇9

关键词：身体；大众文化；颜值；消费社会

对于某个现象的研究，很难从单一的层面去阐释，因为它往往被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它涉及层面很广，笔者选取身体、消费和美三个层面试图构建一个具有特定论述主体的内在逻辑。以“颜值”为时代标签的话语表达成为不可阻挡的强音，这种外在美的过分强调，在社会各个领域都有着巨大的颠覆性和狂欢意味。巴赫金的“狂欢节理论”成为后世学者们研究大众文化的观念维度，大众文化与狂欢理论的契合在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文学作品时提出，并被普遍认可。“狂欢节”开放、无等级和颠覆性的特点正是大众文化所展现的精神内涵。“狂欢”是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实践行为，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常态。相较于传统的文学作品和电视节目，网络具有超强的聚合能力，越来越多独特和自由的个体得到彰显和传播，无论是人本身、消费行为还是审美能力都产生变化，形成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狂欢。借此，笔者将大众文化的身体转向、消费转向和审美转向作为“颜值崇尚”研究的基本切入点进行分析。

一、“颜值”崇尚的身体狂欢现象

“颜值”，顾名思义是对人外貌的量化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带有浓重的“意识美学”的特点。网络的四通八达和即时通信让形形色色的物和人暴露在大众视野，人们不自觉地越来越在意外在的美，此时“颜值即正义”悄然入侵，甚至形成了所谓的“颜值经济”。这种“颜值崇拜”虽然自古就有，比如成语倾国倾城、闭月羞花，以及《诗经》中的罗敷拥有绝世的“颜值”让人驻足，但是，现代技术呈现带来行为表征的多样化和个性化，形成了一个网络时代的特殊语境———颜值狂欢。身体美学思想下，“颜值崇尚”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更加显著的表现。身体美学思想是理查德•舒斯特曼提出的，即论述身体体验在审美经验中的重要位置。网络营造出“颜值”的狂欢场景，身体成为一种视觉文化符号，在如今的社会评价体系中“颜值”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尤其年轻人对“颜值”的推崇俨然成为时尚。这使观看这种身体行为产生了快感，快感有了生产空间，而且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身体行为摆脱了限制，尤其在互联网中，充斥着能够引发快感的“身体”，因此“快感”逐渐演变成“狂喜”，这也就是狂欢的世界感受。当然“颜值”的崇尚或者说崇拜不仅仅是人的长相，在一个多样视觉文化符号表征的空间，“颜值”的载体也被延伸，延伸到身体的其他部位。比如，互联网时代的一个产物———网络直播，是敞视的、风格化的，把“颜值崇拜”发挥到极致，在这里可以摆脱时间空间的束缚，阶级地位、收入高低被忽略。身体在这时是自由的，无论是观看者还是被消费的身体，只把自己有“颜值”的那一方面展现出来，就能被用户观看。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介展现的身体这一视觉符号，首先被大家在意和议论的或许是“颜值”本身，但是在大众传播媒介，尤其“后传播媒介”———互联网中，这种“颜值崇拜”更加普遍和显著。

二、消费语境下颜值等于生产力

在消费社会，身体已经突破单纯作为肉体的局限，成为文化、权利、身份、意识形态和种族等的象征，具有了符号意义。人们对身体的消费，往往侧重于身体所承载的符号价值层面，追求一种视觉的快感和欲望的满足。在消费语境下，人们对身体的审美认识发生了变化，“颜值”便是身体意识强化的体现。人的外观、商品的外观和精神世界构成了“颜值”作为符号的三个维度，人的颜值和商品的外观也是大众文化消费转向下文化满足视觉需求和实现感官审美快感的表现。现在“颜值”中的“值”凸显了人们对外观评价的量化标准，这个标准衡量的客体就是“身体”，身体上的一切都可以以“颜值”量化。有的学者甚至总结说：“整个消费文化就是围绕身体所展开的。”而且，大众媒介在身体消费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技术、观念革新，消费中的“身体”也被局部化和碎片化。不论是在大众媒介还是网络空间，充斥着以身体作为符号的广告形式。消费社会离不开广告，广告直击消费者“要害”。广告所营造的理想世界，正是身体所要获得快感的空间。在消费社会，人的“颜值”如同商品的“颜值”，商品被美化成一个个亟待被消费的物，包装、广告、推销等手段将商品赤裸裸地展现在消费者面前。相同的情形，人的身体作为一种商品亦然，所谓“颜值”就成为这一经济的重要衡量标准。“颜值”无疑成为一种生产力，时下“颜值经济学”也成为研究热点话题。人的“颜值”、商品的“颜值”以及精神的“颜值”三者通过消费环节勾连在一起，形成说服，通过这种逻辑，消费中“颜值”的狂欢显露无遗。它的表现恰巧也符合狂欢理论中的精神内涵，狂欢具有现实和非现实两个层面的思考，具有解构的精神。巴赫金狂欢理论强调了两种生活和两种世界感受，后一种自由的、平等的、颠覆的世界感受正是身体消费所带来的。人的“颜值”被作为阅读和观看的对象，通过审美，使主体获得通往精神世界的途径。

三、“颜值”正轨：回归美学内涵

身体作为生命和精神的存在，它的价值和文化内涵不断发生着变化，身体成为一种消费符号，既是消费的主体又是消费的客体。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文化观念的转变，在新一代的消费群体中，“颜值”消费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抛开前面所讲的身体和消费转向，“颜值”被看重，某种程度上是审美的现代转向。近年来，一些“商业大片”风靡，传统仪式化的表演逐渐式微，“颜值化”“风格化”的表演成为热潮。最直观展现在受众面前的就是“俊男美女”，把审美的焦点聚集在电影中“美好”演员身体上。显然这是大众文化美学转向应该思考的问题，避免落入单纯的俗艳，让审美回归真正的美学内涵。“颜值”概念从网络空间而来，逐渐流行于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它将大众追求的“美感”具体化和量化，是新时期求新求异的心理对抗表现。“颜值”这个词本身并无关褒贬，似乎也不具有什么暧昧的意味，但是与严格意义上的美有一定的距离。从颜值化表演下的电影作品就可以看出，不能一味地只顾视觉美感而忽视审美价值的要素。文化在消费社会属于商品的范畴，但是作为商品的外观，“颜值”也不能过分固化和虚假。回归到狂欢来看，这种狂欢式的“颜值”热潮是一种文化奇观，无论是快感还是消费都存在奇观的逻辑。这种没有规训的狂欢，需要进行理性的思考，以免陷入这种表面“快感”狂欢背后的自我丧失、消费扭曲、审美极端的尴尬局面。

四、结语

在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商品的形式复杂，充斥着物和身体，人或者人的身体同样作为一种“商品”，这种“颜值”的视觉法则正是因为无一不获得成功，所以被趋之若鹜。近几年如火如荼的综艺真人秀中，“身体”和“颜值”转向尤为明显，这种全景体验式的真人秀，实际上就是“身体”的展示、对人身体快感的展示。正是因为身体消费受到大众传媒的助推，身体审美难免会陷入极端，这就要求在追求审美价值诉求的同时，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技术呈现所带来的消费异化，需要大众随时保持批判的眼光。

参考文献：

1.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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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先亮,李妙文.从语言生态看新词语的产生和流行———以“颜值”为例[J].浙江社会科学,2016(07):124-130+159-160.

狂欢化范文篇10

【论文关键词】《索多玛的12o夭》狂欢化理论终极人性

《索多玛120天》是意大利著名导演帕索里尼的绝唱，这部曾引起广泛争议的影片，改编自萨德侯爵的同名小说，但把时代背景搬到了二战期间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统治下的臭名昭著的“萨罗共和国”。导演帕索里尼利用萨德的色情描写与当时政治现实相结合，对代表统治阶级的四种权势神权、法权、政权和封建势力进行无情的嘲讽和揭露。该片以完整的结构形式和深邃的思想内涵引起西方电影界的重视和争议，也反映出导演本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复杂性。影片套用了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神曲.地狱篇》的四段式故事形式，其中大量直白的表现，赤裸的写实手法，使这部影片成为当时以至现在被人当作是污秽不堪和禁片的代名词，被称为“电影史上最黑暗的影片”、“必须一看而不可再看的影片”。在此，我们不妨在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视野下，来关注一下这部惊世骇俗的影片。

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是他对欧洲狂欢节民间文艺和拉伯雷的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思考的思想结晶。狂欢时，全体人民都参与到节日的喜庆氛围之中。人们头带面具，身着奇装异服，尽情地歌舞，开怀地畅饮。有的还要选举出狂欢国王和王后，给其加冕，随后又对其脱冕。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是人民大众以诙谐因素组成的第二种生活。这是人民大众的节庆生活。‑}1}民间狂欢节充满诙谐、快乐、坦率和生气勃勃的格调和氛围。人人都在参与，人人都在享受。在诙谐的笑声中，人们的心灵彻底得到解脱，人们的心情变得非常愉快和舒畅。在此，人们可以实现在第一种生活(日常生活)中实现不了的东西。

在《索多玛120天》中，也带有一些“大众狂欢”的意味。故事讲述了二战即将结束时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小城，四个中年法西斯经过精心的策划和挑选，劫持了18名处于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把他们关押在一栋暗粉红色的别墅里，对他们进行了种种非人的虐待。其中还穿插四个妓女不停地对这些孩子讲着下流的故事。正是这些淫秽下流的故事成了整部影片的线索，每个故事一讲完，就会被四个法西斯迫不及待地变成现实，用在那些羔羊般的少男少女身上。灰色的天空，四周有绿色的树丛，波光粼粼的湖面，暗粉红色的别墅，红色的大厅，紫色的地板，幽雅的钢琴声。半裸的少男少女，席地而坐听老妓女讲淫秽下流的故事，等待着随时都可能出现的狠褒和蹂踊。在客厅这个“小广场”上，施虐者、受虐者与帮凶在一起进行一场令人膛目结舌的“狂欢”。

另外，巴赫金还指出，在拉伯雷的作品中，那些充满物质—肉体因素的形象(如人的身体本身、饮食、排泄、性生活等)占了绝对压倒的地位。它们是“民间诙谐文化的遗产，即这种民间诙谐文化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形象观念。更广泛些说，则是一种关于存在的特殊审美观念的遗产。这种审美观念，与以后几世纪(从古典主义开始)的审美观念截然不同。这种审美观念，我们将姑且称之为怪诞现实主义”0[2]巴赫金在拉伯雷的这种独特的怪诞现实主义艺术风格中，发现了“物质—肉体因素”的全民性、节庆性和乌托邦性。他认为，在那里，宇宙、社会和肉体是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展现出来的，而这个统一体是一个欢快和安乐的整体。他认为，拉伯雷笔下的物质—肉体因素构成的狂欢世界，是全民性的喜剧和盛宴，真正的平民大众的狂欢节。它以民间笑话和对封建教会的戏仿为主导，神圣和卑俗相倒置，诅咒与赞美相混杂。所以“鄙俗化”便成为怪诞现实主义的一大特点，而不拘一格的广场言语(骂人话，顺口溜，赌咒等)也是其一大表现形式。我们在《索多玛120天》中也很容易能找到这样的内容。肆意地漫骂、侮辱强奸、鸡奸、众目睽睽下当众做爱;喝尿、吃大便等等，在这里，对人的肉体因素的再现达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

当然，在巴赫金的概念里，“狂欢节笑谑第一是全民性的，大家都笑，普天同庆”[3]而且，“与官方节日相对立，狂欢节仿佛是庆祝暂时摆脱占统治地位的真理和现有的制度，庆祝暂时取消一切等级关系、特权、规范和禁令。"[4〕也就是说，这种狂欢，应具有平等参与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多玛120天》中的“狂欢”似不符合巴氏的狂欢化理论的特性。但是，巴赫金同时也指出:狂欢节笑谑的本性，“是包罗万象的，它的笑是针对所有的人和事(包括以参加狂欢节的人们自己取笑)，整个世界都以可笑的姿态出现，都被从它的笑谑方面，从它的可笑的相对性方面来看待和接受;最后这种笑谑是双重性的:它是欢快狂喜的，同时也是冷嘲热讽的，它既肯定又否定，既埋葬又新生。‑[5]在电影中，法西斯在施虐的同时也如行尸走肉一般享受着被虐的种种快感:们自己撅起屁股渴望着被鸡奸，他们不仅强迫少男少女吃大便，自己也去尝试喝尿吃大便，而且甘之若贻乐此不疲。纳粹势力的变态欲望用枪炮已经得不到发泄，他们只能从性这个人类最原始的角度入手，极尽变态之能事试图去满足内心早已被扭曲的欲望。所以，他们既是施虐者又是受虐者，既是取乐别人者也是被取乐者。他们其实也是这变态狂欢节上的一分子，虽然他们是主动参与而那些少年们则是被动参与，由此具有了“大众参与性”，而且在被虐这点上也带有了实质上的一些“平等”意味。只是这种“狂欢”是那么变态，充满兽性;这种“享受”带有强烈的受虐成分，让人不寒而栗。可以说，这是和巴赫金的阳光的富有人性的“狂欢”精神格格不入，但巴氏的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透视这部奇异癫狂的电影一个角度。所谓的“狂欢”，何尝不可以从反面的视角去看待呢?当人类为出于满足自己各种欲望尽情放纵的时候，当权力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候，当人性中的阴暗面被无限释放光明面却被蒙蔽剥蚀的时候，那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狂欢呢?也许多个角度去看，我们才对所谓的“人性”看的更全面也更透彻。而帕索里尼的本意，又何尝不是想令观众在难以忍受的心理极端处境中，去深入思考终极的人性呢?在巴赫金的理论中，狂欢节式世界感受是以狂欢节为基础的。狂欢节上的主要仪式是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而国王加冕脱冕仪式的基础，便是狂欢式世界感受的核心所在。这个核心蕴含着交替与变更、死亡与新生的精神。加冕是给民主推选出来的国王(与真正的国王有天渊之别，他们往往或是奴隶或是小丑等地位较为低下的人物)穿上王袍，戴上王冠，并赋予他国王权力的象征物。国王身上的这一切明显具有双重性，即肯定之中孕育着否定，在肯定的同时就已经预示着否定的到来。脱冕就是扒下加冕国王身上的帝王服饰，摘下王冠，夺走他的权力象征物。甚至还要讥笑他，殴打他。可见脱冕仪式最终完成了加冕，它和加冕是不可分割的。正是在脱冕仪式中特别鲜明地表现了狂欢式的交替更新精神，表现了蕴涵着创造意义的死亡形象。

不可否认，巴赫金的这一观念带有很强的颠覆性，包含着可贵的人本主义精神。他认为“一切有文化之人莫不有一种向往:接近人群，打入群众，与之结合，融合于其间;不单是同人们，是同民众人群，同广场上的人群进入特别的亲昵交往之中，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这是进入巨大的躯体。”【6]这个“巨大的躯体”就是全体人民，进入全体人民这一“巨大的躯体”。就是珍视民众、尊重民意的体现，也是构建理想和谐社会最基本的前提。但我们不能不怀疑其观点里含有多大的理想化成分。不要有任何距离、等级和规范，那么社会很容易陷入无序与混乱。

亚里士多德曾经不无反讽地说，“政治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政治产生了权力，权力的目的是管理社会，提高效率，合理分配劳动和劳动产品。拥有权力的人成为权力阶层，当权力过度集中，就容易形成独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