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价值范文10篇

科技价值范文篇1

一、科技与价值的背离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活动，从其产生、应用、监督、评价等各个环节都是有着实际的物质承载，这也就在实际上赋予了科技本身必然要体现的价值。其中立性、超社会性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都早已引起了价值异化，使得科技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价值相背离。

（一）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

这是科技价值异化的外在表现，这也是我们最直接能感受到的。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以来，人们就开始奔波于寻求救治的良方。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地球作为我们生命的家园，如今变得满目疮痍，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危机四伏。在影响环境问题的因素中，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催化剂。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等危机已经体现了科技因素的巨大负效用，科技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生态，正在不断地摧毁我们难以找回的和谐家园。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造就了科技对自然的强大破坏力，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是科技发达、运用广泛的地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越是惊人，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它已经侵入到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科技给了我们美好的希望，同时也把我们一步步逼上绝境。科技还在飞速发展，而环境也在被不断摧毁，大自然只能在迫不得已的在对人类的报复中期待着人类的幡然醒悟。而对我们人类来说，现在所要做的只是争取一个改正的机会而已。

（二）科技与社会价值的背离

让社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科学的循环发展机制来支撑，科技的发展运用应将在这一要求中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价值已经背离，形成了相互倾轧、恶性循环的局面。这主要是科技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和由此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使社会形成了错误的用来取得、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料和成果的方式。科技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社会资料和成果的“私有制”，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要想不爆发危机是很难想象的，科技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割裂，各区域的力量分别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去盲目追求，这严重的削弱了整个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效力，使得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美好理想变得如此的飘渺而不着边际。在这种各自为战、把科技力量特殊化的无数力量中，无法形成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向前的合力，就像科技的负效应是全球性的一样，人类社会需要公共的科技力量。

（三）科技与人的价值的背离

我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追求中，人们想到了解放、自由，并大力的借用了科技的力量，贯穿人类的整个征服实践当中。在实际中，人的发展却又恰恰被科技所局限住，人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接连不断的科技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它提高了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把人从各种局限中不断地解放出来，正在我们可喜于自身的发展时，却才发现，我们又陷入了另一种被局限的困境当中，伴随着我们所认为的各种提高中，还提高了的是对我们自身的破坏力，我们正在以巨大的代价来换取我们现在的尴尬处境。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我们支配机器，解放我们自身的繁重体力劳动，却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我们的体力、智力的发展开始依附于机器，我们失去了人自身的自由环境，我们的生理遭到了破坏，心理遭到了压抑，我们的个性和自由被扼杀。科技已经由作为人类摆脱统治的工具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这种对人自身主体性的否定性因素使我们异化成了最大的一类“机器人”。迷失了自我的人类，用这迷乱的脚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发展的迷宫呢？

科技价值范文篇2

一、科技与价值的背离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的活动，从其产生、应用、监督、评价等各个环节都是有着实际的物质承载，这也就在实际上赋予了科技本身必然要体现的价值。其中立性、超社会性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经济、政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都早已引起了价值异化，使得科技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价值相背离。

（一）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

这是科技价值异化的外在表现，这也是我们最直接能感受到的。自20世纪60年代环境污染开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课题以来，人们就开始奔波于寻求救治的良方。然而时至今日，全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从根本上得到遏制，地球作为我们生命的家园，如今变得满目疮痍，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危机四伏。在影响环境问题的因素中，科技的发展和运用可以说是最直接的催化剂。温室效应、臭氧空洞、酸雨等危机已经体现了科技因素的巨大负效用，科技严重的破坏了自然生态，正在不断地摧毁我们难以找回的和谐家园。科技与自然价值的背离，造就了科技对自然的强大破坏力，直接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越是科技发达、运用广泛的地方，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越是惊人，随着科技的日益发展，它已经侵入到自然界的每一个角落。科技给了我们美好的希望，同时也把我们一步步逼上绝境。科技还在飞速发展，而环境也在被不断摧毁，大自然只能在迫不得已的在对人类的报复中期待着人类的幡然醒悟。而对我们人类来说，现在所要做的只是争取一个改正的机会而已。

（二）科技与社会价值的背离

让社会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要有一套科学的循环发展机制来支撑，科技的发展运用应将在这一要求中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事实上，科学技术与社会价值已经背离，形成了相互倾轧、恶性循环的局面。这主要是科技所带来的巨大物质利益和由此产生的巨大物质力量，使社会形成了错误的用来取得、分配和使用社会劳动资料和成果的方式。科技的不平衡发展造成了社会资料和成果的“私有制”，在这一基础上的社会要想不爆发危机是很难想象的，科技的物质利益在实际上造成了社会的分化和割裂，各区域的力量分别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去盲目追求，这严重的削弱了整个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效力，使得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美好理想变得如此的飘渺而不着边际。在这种各自为战、把科技力量特殊化的无数力量中，无法形成推动人类社会健康向前的合力，就像科技的负效应是全球性的一样，人类社会需要公共的科技力量。

（三）科技与人的价值的背离

我们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环节，最终都是为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在这一追求中，人们想到了解放、自由，并大力的借用了科技的力量，贯穿人类的整个征服实践当中。在实际中，人的发展却又恰恰被科技所局限住，人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变革，接连不断的科技革命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它提高了人类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把人从各种局限中不断地解放出来，正在我们可喜于自身的发展时，却才发现，我们又陷入了另一种被局限的困境当中，伴随着我们所认为的各种提高中，还提高了的是对我们自身的破坏力，我们正在以巨大的代价来换取我们现在的尴尬处境。人所付出的代价就是自己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我们支配机器，解放我们自身的繁重体力劳动，却变成了机器的附庸，我们的体力、智力的发展开始依附于机器，我们失去了人自身的自由环境，我们的生理遭到了破坏，心理遭到了压抑，我们的个性和自由被扼杀。科技已经由作为人类摆脱统治的工具转化为人统治人的工具，这种对人自身主体性的否定性因素使我们异化成了最大的一类“机器人”。迷失了自我的人类，用这迷乱的脚步，什么时候才能走出发展的迷宫呢？

二、科技与价值背离的哲学根源

人类历史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显得是那么的短暂，但就是在这如此短暂的实践中，人类已经面临了生死攸关的困境。我们再每前进一步，却是那么的艰难。我们该怎样看待历史和现在呢？科技作为我们发展的必要力量，为何结果不是我们所预期的呢？个人认为，现实科技和价值的背离在于我们没有全面的认识科技，科技还只是作为一个“无辜者”在人们的各种争议中无序释放，其中在认识上需要提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我们认识到科技自身价值的两重矛盾。

（一）科技的人性化与非人化的矛盾

科技一方面要求提高人类的生存地位和生活质量，体现着突出人类在宇宙中统治地位的作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又要求体现规律，表达除人类之外的综合诉求，又必然要求淡化人类的统治地位。这一矛盾是科学技术本身实质的价值归宿，对于沉浸在征服快感的人类来说，显然是不愿看到后者的。于是很好理解，科学技术“偏袒”了人类，同时作为报复也“偏袒”了人类。在人类每一次费劲心思去主宰世界的时候，都遭到了必然的反抗，或许这是一场必须的无休止的战争，但我们手中的武器却终究是畸形的科学技术，从长远来看，我们要考虑的不应是最后的胜利，而是如何自保的问题了。

科技作为科学成果，其具有着内在的规律性，显然，仅仅为人是不全面的。其作为一种手段联系的是人中国类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科技自身的这重矛盾决定了在现实当中，科技不是一种统治手段，人类更不能凭借科技手段取得绝对的统治地位。人的真正发展程度取决于科技多大程度上用于利益均衡上。而仅仅是服务于人类的征服目的当中，人类或许只能丧失在这个星球上获得的仅有的一席之地。

（二）科技指向具体化与要求制衡全面性的矛盾

在人类所从事的各领域的实践中，不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新困难持续的刺激着人们的征服欲望，作为最终的辅助手段，具有鲜明针对性的科学技术应运而生。各种科技的闪亮登场都体现了人们曾经的困苦处境，作为实践要求和人主观能动性的综合结果，从这个角度说，科技的发展史无疑是人类曾经的“患难史”。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有着明显的目的指向，在感于人类作为高等智慧动物的同时，也逐步幻化了人类意识的无穷力量，在那种只怕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极度沸腾心境下，我们没意识到的是科技还有要求制衡的全面性。科技的发展运用都应当是一个整体机制，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科技要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让科技在每一个方面都表现出巨大的改造力量，从而综合全面的不断改善人类处境；另一层意思是科技的每一次运用只意味着其所指向的单方面的情况改善和问题解决，而其结果只是其所针对的局部变化，这就要求其他的科技运用来达到与这种局部变化相制衡的整体布局。我们所要说的主要是后面这一层。我们现在的科技运用还只是较多的出于功利性目的而强调局部指向，而作为必须要有的与这种局部变化相制衡的科技手段和科技运用却被忽略。这正是我们在运用科技进行改造时留下的最大隐患，而可怕的是这种隐患必然要以强制的方式实现自我调整，即以报复的形式反馈给人类。我们所缺少的就是这种全面的科技运用机制，而不是在我们遭到这种必然的报复之后的弥补性的给予个别的补偿。

总之，我们怀着美好的梦想，努力的去奋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必然性面前，我们要利用的也仅此而已。我们要看到我们还只是处于很长的成长之路的一个低的起点，科技将是我们继续成长的必须营养，科技为什么服务，怎样服务是我们能否吸收营养的关键，而一味的把科技人性化和把科技指向具体化正是让我们“营养过剩”和“营养不适”的根源。

三、科学技术的价值导向

科技将伴随人类实现全面发展实践的每一个过程，其带来巨大的改造力量的同时也表现了相应高强度的破坏力量，因此，在科学技术研究和运用的过程中，必须赋予积极的价值导向，使科学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自然和谐的方向发展。

（一）科技为什么服务，是实现科技价值的先导

科技的服务对象根本上说不能仅仅表达为为全人类服务，这只能导致科技的人性化倾向，加速使人类从自然界整个有机体中脱离出来，而这种脱离不是高于自然界，却是被自然界孤立起来。显然我们人类脱离了自然界，发展是无从谈起的。而这也正是造成我们困境的根源之一，我们只是服务了“科技社会”，却没有想到与“科技社会”根本利益一致的“科技自然”。我们所要求的科技的服务对象应该是适合人类发展的所有应然的集合体。这就要求我们把科技的直接服务对象为人类转变为科技的效果最终为人类，避免把科技人性化单极倾向，或许最后我们才能真正的实现“人性化”。

科技价值范文篇3

科技档案记录着重要的科研成果和科技活动的全部流程，做好新时期科技档案管理工作，不仅要保护好档案机密，而且要重视发挥科技档案的价值，在保密的基础上利用科技档案促进中国科技的发展。本文将简单分析科技档案的价值，并从客观分析科技档案的价值，提升档案管理工作质量，做好科技档案研究工作，优化科技档案利用途径等四个方面来浅谈新时期增强科技档案利用价值的创新意识。

2科技档案的价值

完整的科技档案通常会用文字、照片、图纸和其他原始资料记录科研成果和每一项科技活动的全部流程，具有非常高的科研价值，能够为科研工作人员提供有效的借鉴方案。从整体上分析，科技档案主要有两种价值，一种是开发与利用价值，另一种是直接性复用价值。开发与利用价值是通过有效地开发和研究来挖掘科技档案的潜在价值，将原来的科技档案内容作为参考，实现再次学习与开发利用。例如在研究抗生素时，先查阅关于青霉素的科技档案，分析细菌和真菌所引发疾病的治疗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降低目标细菌的抗药性。而且，科研人员在进行研究活动和发表科研结果的过程中都会记录详细的信息，从而为以后的科研工作者提供经验，扩展他们的研究视野，促进科研工作的新发展。直接性复用价值特指科研工作者在研究性实践中可以直接参考之前的科技档案，了解最完整的数据信息，避免重复操作以提高工作效率。例如在研究某一种科技工程时，科研工作者可以直接查询科技档案中所记录的数据，避免重复计算与测量，以此简化科研流程，节约科研成本，提高科研工作效率。

3新时期增强科技档案利用价值的创新意识

3.1客观分析科技档案的价值。科技档案有明显的外在价值，也有抽象的潜在价值，如果忽视了科技档案的潜在价值，必然会影响利用效果，增加额外的科研成本。因此，科研人员应重视客观而全面地分析科技档案资料的价值，尽可能地开发和利用档案的潜在价值，在查阅科技档案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应做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从档案依据出发，体现档案的外在价值。科研人员在工作中，可以将查阅与收集的所有数据信息、图片资料以及其他科研流程作为展示科研成果的重要文献，最后在验收环节，整理好科技档案，将研究成果进行上报，充分体现科技档案的外在价值。第二，从提高效率的角度出发，学习之前的科研数据，分析研究成果，运用前人的优秀思维方式开展科研工作，这样能够节省科研时间，避免重复的科研工作流程。例如在同一地区建设农业园地时，科研人员可以先参考以前的档案资料，了解该区域的水文条件和气候特征，对农业园地的设计图纸、农作物种类、土壤有机物含量和水肥配置比的数据进行重复利用，以此简化科研流程，节省时间，提高科研工作效率。第三，重视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科研成本。此时，科研人员应该认真研究前人的科技档案，努力开发数据资料，将科技档案的利用价值应用到国家经济建设事业中，例如在修建土木工程的过程中，认真研究以前的图纸、方案和测绘数据资料，做好适当地改造工作，以此节约土木工程建设成本，促进中国建筑事业的发展。3.2提升档案管理工作质量。提升档案管理工作质量主要是指要在开发科技档案价值的同时满足新时期背景下的科技档案管理工作要求，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速度，科技档案管理机构应结合新时期的要求，不断优化内部机制，培养工作人员的创新精神，调整科技档案管理队伍结构，大力培养青年骨干精英，合理分配干部层次。与此同时，科技档案管理机构应引导青年管理人员迅速进入职业角色，了解科技档案管理与开发工作，发挥创新意识，努力挖掘有价值的档案资源，不断丰富个人知识储备，勇于实践新技术，全面推进科技档案管理与开发工作的制度化、信息化、科学化与高效化。而且，档案管理人员理应恪守职业道德，坚守正确的工作立场，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修养与科学文化修养，树立爱岗敬业精神与事业进取精神，切实做到严格守秘，坚持与时俱进和精益求精的工作原则，遵纪守法，全心全意地维护科技档案机密，合理挖掘档案的潜在价值，确保科技档案内容的完整性、真实性与安全性。3.3做好科技档案研究工作。做好科技档案研究工作主要是指档案管理人员应协同科研人员认真分析科研题目，整合不同种类的科技档案，实现分类保管与开发。其次，档案管理人员要全面掌握本馆的科技档案信息，优化档案编研机制，这样能够更及时地帮助科研人员调阅所需要的档案信息。另外，档案管理人员应协助科研人员做好科技档案信息及其成果的加工与整理工作，使科技档案更为系统和标准。3.4优化科技档案利用途径科技档案保管工作的最终目标是发挥档案资料的利用价值，推动科研事业的良好发展，因此，档案管理人员应重视优化科技档案利用途径，使科技档案服务科学与国家。一方面，档案管理人员应加大对科技档案的宣传，让全民认知和了解科技档案的价值，提升科技档案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档案管理人员配合科研人员共同创新科技档案利用策略，提供网上查阅、信息咨询和参观科技档案馆的服务，树立档案馆良好的形象。

4结语

综上所述，科技档案记录着重要的科研成果和科技活动的全部流程，具备极高的开发与利用价值和直接性复用价值，科研工作者应该重视开发科技档案的潜在价值，积极展示科研成果，正确运用前人的优秀思维方式开展科研工作；档案管理人员应重视全面提升档案管理工作质量，做好科技档案研究工作，完善档案编研机制，不断优化档案利用途径，拓展科技档案服务渠道。

【参考文献】

[1]孟凡秀.科技档案利用在企业中的价值[J].城建档案，2016（04）.

[2]陆思洋.博物馆文化的新内涵及开发思考[J].科学大众(科学教育)，2017(08).

[3]李艳华，吴雪儿.实现事业单位档案管理现代化的途径和认知[N].鄂尔多斯职业学院，2014（14）.

科技价值范文篇4

关键词：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历史记忆；事实；价值；真实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它是在科技事件时过境迁之后以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见证人口述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领域本来已经存在着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口述思潮中强烈的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科技史发展中的建设性职能，无疑应当作为科技史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本文拟将以历史可能世界作为思想平台对口述科技史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的区别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学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报告、讲义、教案、实验室日志、科学家日记、书信、自传和回忆录，以及包括音像在内的有关科技事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评论等，举不胜举。通常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在口述历史的语境中，也不妨根据科技史料的来源把它们分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献科技史料两大类。不过人们通常所谓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个“当代”概念，它最终还是要转化成为一种文献史料进入历史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也不是绝对的。然而，从哲学上看，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毕竟是两种性质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们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或原则上的区别的。

第一，文献科技史料，从原则上讲，应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说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也大都是作为科技事件的标志存在的。因为科技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献作为载体的，作为科技事件标志的科技文献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这一事件。从这一事件出发，科技史料的来源可以进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具体说来，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内返回爱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这篇论文有关的手稿、草稿、日记、书信、讲义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外走向爱因斯坦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当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评价等。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时代。广义相对论产生之后，狭义相对论成为历史，然而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人犹在，这就为口述科技史料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比较而言，这里口述科技史料显然是历时的和追加的，或者说派生的，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回忆录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狭义相对论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记忆等。口述科技史料总是关于已经逝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第二，文献科技史料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总体特征也决定了它必然是自然历史地形成的。一般说来，在忽略预谋作弊这样一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之后①，越是接近于科技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和语境，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是越小。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讲，口述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是在时过境迁的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口述科技史料，显然都不可避免地是由人工来策划和制造的。口述科技史料的口述目的和动机，问题的设置与提问的方式，以及口述者相应的回答，都直接隶属和服从于口述策划者与口述者所生活的那个业已变化了的时代和语境。通常科技史料的储量同科技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直接相关。具体说来，越是普通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片面、稀少和残缺，口述科技史料的建设性职能也越大，尽管它未必能够因此提高其自身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反之，越是重大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全面、丰富和完整，口述科技史料生存和发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空间也越小，相应地，其颠覆性价值蕴涵也就越大。

第三，文献科技史料是客观指向的，它的原始性和自然历史性进一步规定了它的客观性。它是以科技事件为核心形成的，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评论人在第一时间关注的首先是内容和事实而不是价值。无论科技文献关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各种描述，还是科技史文献关于科技事件与科技文献的各种记录、描述和评论，都同样是客观性追求的产物。客观性是科技文献和科技史文献共同的学术规范。比较而言，口述策划者考虑的首先是价值，而且口述者几乎不可能遵循这样一种以客观性为职守的行业规范，即使那些经历过这种严格规范化职业训练的科学家本人的回忆录，也大都是其晚年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他们在新的时代和语境中对于其科技思想的合理化与合法化修饰。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和人工性特点也天然地决定了其中不能不具有浓厚的无法剔除的主观意向性。即使一个无偏见的口述者，他所描述的科技事件也只能是口述者历史记忆中的科技事件，而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人利用文字现场记录下来的科技事件。所以，主观意向性显然是以口述者而不是科技事件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口述科技史料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特征。

第四，文献科技史料是抽象的，它是以语言文字、数学公式和图表数据为表述形式生成的一种常见和基本的史料类型，是科技史料的主体。一般说来，这种抽象性根源于语言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规范。它使得本来具体、完整和统一的科技事件不得不以一种破缺和离散的抽象形式保存下来。比较而言，口述科技史料则是具体形象的。它是以口语、体态和音像作为表述形式而生成的一种虽说年轻而事实上却又非常古老的史料类型，只不过它在科技史中很少使用。这种史料即使从音像转换到语言文字中，也仍然保留着口述者口语中的语气、语态和语调等极为丰富的现场情景信息。这样的信息是人们完整和具体地把握那些一去不复返了的科技事件原貌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尽管它们所还原的那个历史事件未必是真实可靠的，然而这些感性和具体的信息对读者或观众的感染力和控制力却是无法估量的。这或许就是后现代史学家所以热衷于文学史学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所以把口述历史纳入话语权争夺策略的原因所在。

二、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的区别

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也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尤其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尽管人们尚未来得及仔细加以区分。一般说来，口述科技史料指称科技史料获取和存储的一种类型，隶属于历史学中的史料学范畴；而口述科技史则是指称人们表述科技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可以同比较科技史学、计量科技史学和心理科技史学等学科相提并论，隶属于科技史学方法范畴。具体说来，口述科技史是系统地运用口述科技史料再现科技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一种表述科技发展历史的形式，是人类阐释科技史的一种独特方式。应当说，没有口述科技史料就没有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然而绝不能因此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料；反过来也是同样的，绝不能够把口述科技史料直接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

第一，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是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再现科技事件的历史面貌的。口述科技史料是零散而又灵活的，一部科学家回忆录、一次科学家访谈、甚至是一种有关科技事件的传闻、一个笑话等，都可以作为一种口述科技史料，它们可以作为独立的结构单元在不同的口述科技史中反复地使用。然而，即使这些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是客观的和真实的，它们也只能是作为这一科技事件的一个侧面而已。口述科技史还必须尽可能地从全方位、多角度广泛地收集关于科技事件各个不同侧面的口述科技史料相互印证、互相补充，以建构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立体全景，以具体、明晰和丰富人们关于科技事件的历史认识。例如，要想具体地再现爱因斯坦在中国这一科技史上的片段，不仅需要采集爱因斯坦本人的口述，而且还需要采集爱因斯坦在此期间的陪同、接待和服务人员的口述；要想再现原子弹在中国的历史，则不仅应当广泛地采集来自决策层面的各种口述，而且还必须广泛地采集来自研制、生产和测试等各个环节与各类人员的口述。

第二，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这是科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口述科技史料可以真伪并存，主观性和失真性并不能够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口述科技史则必须真实可靠。尽管同口述社会史料相比，无论作为口述策划者的科技史工作者，还是作为绝大多数口述者的科技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应当说，口述科技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程度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就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来讲，要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是不大可能的。这是由口述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先天决定的。即使能够完全排除口述者阶级利益、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各种差异的干扰和影响，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特点也已经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和模糊性，从而漏记与错记的现象也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亲历和耳闻等其它方面的差别。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准确地使用经过严格考证的口述科技史料再现历史，它必须保证它所使用的口述科技史料的真实可靠。一时还无法鉴别真伪的口述科技史料可以存疑悬置，但是绝不允许随便拿来直接使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第三，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必须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和条理性，它必须根据科技事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思想上建构一个合理自洽的框架结构，使得科技史的客观内容与其口述表达形式能够在其中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口述科技史料可以是没有规则的，在具体的采访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口述者在自然轻松的气氛中完全彻底地敞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策划者被口述者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口述者的叙述可以是不连贯的，甚至是语无伦次、时序颠倒、前后矛盾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口述科技史料的进一步考证、甄别和分析得到纠正。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展开自己的叙述，它必须按照时间的流逝顺序严格遵循科技事件演化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当然，这就要求撰写口述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训练。从这种意义上讲，并非利用口述科技史料撰写的作品就一定能够称为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应当提供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科学解释，而不应当写成一种道听图说的科技传闻大荟萃。

三、口述策略中的颠覆性

如果说第一部分中还可以在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之间作出明确的事实判断的话，第二部分中所谓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的区别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事实判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价值规范。它是传统文献科技史所追求的价值规范在口述科技史领域的移植。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未曾出现过可供得出这一结论的口述科技史作品。事实上，在充满价值蕴涵的口述科技史料基础上撰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口述科技史非常艰难。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期待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规范并没有合法性，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精英对草根的话语霸权。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种来自民间草根的或许更为真实可靠的口述历史。这就是极具颠覆性色彩的后现代口述策略，它必然造成科技史中的绝对价值相对化、边缘价值中心化、传统价值现代化。

第一，重新阐释口述的性质是后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其一系列颠覆性活动的总体策略。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人类在史前时期已经广泛采用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历史表述方式；文字产生以后，它作为文献历史的一种史料来源和必要补充，也仍然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人们通常总是在口述和文献相统一的框架中把口述作为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来理解的。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却别出心裁。它们声称揭示了口述与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字和书写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文字及其掌握文字的精英长期占领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而那些不识字的“文盲”则始终被作为没有文化的人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解构这样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霸权。按照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说法：“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的平民”，[1]“口述历史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2]同传统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全面展示历史细节的口碑史料全然不同，后现代口述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一种新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记忆加以建构。这样一来，“口述”这样一种起源于史前神话故事中的古老的叙事方式和人类学中的特殊研究方法便在后现代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加普遍和广泛的意义，并且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它旨在全面挖掘那些被主流社会完全淹没了的边缘人物、或者始终被排斥在传统文献历史之外的历史记忆，使人类历史从此以后从国家的“精英史”全面彻底地走向“大众史”。

第二，以边缘来消解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基本策略。后现代口述策略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仅仅是口述者的历史。这里显然已经不仅是口述的性质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地触及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口述者作为历史主体始终是处于价值评判中心，它不可避免地为口述史料以至口述历史的价值蕴涵大开了方便之门。根据这样一种口述策略，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非来自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布尔在介绍其口述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一书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讲：“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份、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3]英国左翼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口述历史的价值属性，他们尤其善于利用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制度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服务。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讲的还要更加露骨：“历史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政治，而我们的研究就反映了我们的政治”[4]。当代所谓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也在功利主义框架中赤裸裸地宣扬一种公众立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主线的，口述科技史原则上也应当是围绕这样一条主线深化和发展。然而同科技史不同的是，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并不是科技史工作者，甚至也未必一定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史中的书写人则通常都是科技史家。一般说来，以科技事件为核心，从中心到边缘，科技活动可能涉及的人物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层次：其一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本人；其二则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所隶属的科研团队，包括其他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其三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亲朋好友，也包括曾经为他们进行科学启蒙的各级学校教师；其四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时代的其他各色人等。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将可能成为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这就为后现代口述史学的边缘化策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及其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对于科技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也截然不同，从而科技史也将因此失去其客观的和普遍的属性而成为口述者视野中的“一种”科技史。虽说口述科技史事实上未必都能够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蕴涵，然而它显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这样一种正在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各种影响。

第三，重新阐释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又一项基本策略。除了以边缘来消解中心外，后现代口述史学还特别善于在解释学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中心。随着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泛滥，科学与玄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现代科学也在科技一体化的功利主义牵引下丧失其普遍的精神追求而蜕化为一种技术性知识，这就为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识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传统本质主义框架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科技创造活动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所有口述者只能围绕科技事件和作为当事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挖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科技史工作者也是在史料学的框架中诠释口述科技史的。在这里，科学主义是口述科技史活动的缺省配置，口述科技史只是为了抢救科技史料，丰富科技史细节，保存历史的真实。然而，口述科技史毕竟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价值场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尽管迄今为止科技史领域的绝大多数科技史家并没有接受后现代主义泛滥的实质性影响，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科技史家已经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内史走向外史，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科学走向文化，而口述科技史关注的焦点也已经“不再是科学思想的观念史，或是伟大科学家的传记”，它“更触及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议题与科技的关系”。[5]这一点可以从当代德国科技史家傅玛瑞“从席地到座椅——技术人类学视角中的热炕”一文中窥见一斑。在绝大多数新新历史学家眼里，科学正在演变为博物学，口述科技史的内容也正在相应地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所谓的地方性知识。

四、历史记忆中的价值蕴涵

后现代口述史学苦心孤诣地以口述颠覆文献，然而口述是以人的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的记忆真的能够比文献更加可靠吗？事实上，倘若把后现代思想贯彻到底，则记忆也同样是不可信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曾经专门分析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得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他认为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而且掺杂了现在的观点，甚至未来的想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记忆不但是过去时的，而且也是现在时的和将来时的”[6]。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记忆具有明显的价值关联，它同后现代口述史学在社会学的反本质主义框架中抹煞事实与价值的界限倒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也不需要真实可靠。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

第一，选择性是历史记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广泛存在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记忆的再现和表述之中。事实上，任何记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盲点。它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把观察对象的全部细节都一览无余地、机械地纪录下来的，而是按照观察中所渗透的特定理论选择焦点进行观察和记录的。例如，爱因斯坦关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在相对论中的作用问题曾经说过一些前后矛盾的话，科学史界还因此产生一些争议。然而我们显然没有必要怀疑爱因斯坦1954年的这样一种说法：“在我本人的发展中，麦克尔逊的结果并没有重要影响，我甚至不记得在我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时（1905年）是否知道它。解释就是，出于一般原因，我坚信不存在绝对运动，而且我的问题只是这一点怎样才能符合我们的电动力学知识。”[7]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理解是与其狭义相对论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对论尚处在襁褓之中时他不可能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有很深的印象。只要我们充分理解了爱因斯坦是一个具有浓厚唯理论倾向的物理学家，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因此，R.S.向克兰1950年对爱因斯坦的访谈中说“当我问他是怎样知道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通过H.A.洛仑兹的作品知道的，不过只是1905年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8]显然也应当是可信的。一般说来，个体记忆的内容通常取决于个体成长经历、生活经验、思想信念及其价值取向。集体记忆的内容取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基本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以及正在方兴未艾的社会思潮，以至于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历史记忆的解释、叙述和再现也同样的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所以，爱因斯坦1922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中所说的这段话，“在学生时代，我就知道了麦克尔逊的奇妙结果。不久我就有了我们关于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想法不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麦克尔逊的零结果是一个事实的话。这就是把我引向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条小路。”[9]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爱因斯坦理论的创造史，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相对论产生以后爱因斯坦对于理论内在逻辑的一种梳理。

第二，想象性是历史记忆中无法排除的一种重要成分，是历史记忆中价值渗透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显然构成了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后现代史学家尤其情有独钟，他们总是乐于从正面肯定并大肆渲染。罗伯特·布朗在一篇为后现代历史想象辩护的文章中引用了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位犹太幸存者和作家的话：“这一种族大屠杀是如此难以理解和错综复杂。也许只有借助于美学的想象，我们才能对它获得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解。”[10]后现代史学出于其颠覆性目的的需要，总是喜欢撇开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而在各种逸闻趣事中展开自己的历史想象，而口述历史的巨大诱惑是，像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这样一些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在时过境迁之后的口述中也居然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例如，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形成就留下了一些众说纷纭的口述资料。原子论捍卫者托马斯·汤姆森1825年披露，早在1804年8月，道尔顿就曾告诉他，原子论的产生同其关于气体（甲烷、乙烷）组成的研究有关。然而道尔顿留下的笔记本却显示，直到1804年他才开始研究甲烷和乙烷，而直接表达原子论的原子量表则早在道尔顿1803年的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了。亨利父子分别口述了他们1824年和1830年两次同道尔顿的谈话，道尔顿曾明确表示，他受到里希特化学当量表的启发提出了关于化合物的倍比定律。但是汤姆森在1845年却表示，早在1804年他见到道尔顿的时候，他和道尔顿两个人都还不知道里希特的工作，正是他后来才把里希特的工作告诉道尔顿的。而道尔顿在1810年的一次演讲中则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他是在阅读牛顿的著作和思考气体粒子的不同大小与重量后得到倍比定律的。可见，道尔顿关于其原子论的形成在不同时期具有截然不同的说法，以至于科学史家梅尔德伦认为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起源“没有说过值得一丁点儿信任的话”[11]，这种极端的说法虽然不必当真，却也让我们初步见识了历史记忆中的随处可见的历史想象。

第三，语境性是历史记忆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贯穿于全部历史记忆的始终。无论是历史记忆的个体存储，还是大面积地集体提取，都难以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个体记忆的选择是由理论决定的，而理论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语境决定的。然而语境本身却又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中流动和变化着的。事实上，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固然是由爱因斯坦和道尔顿分别创立的，但是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的语境却是在爱因斯坦和道尔顿与其所生活时代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建构的。爱因斯坦和道尔顿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的理解也是伴随着各自语境的形成而逐渐深化、清晰和明确的。在此之前，科学家的记忆完全取决于特定的情景。在特定情景中存储的历史记忆只有在相应的情景中才能够准确地提取出来。这就是许多科学家关于自己科学创造过程的说法常常不能够前后一贯的根本原因。至于历史记忆中的叙述和解释就更是无法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还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关系为例，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帕萨迪纳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唯一一次见到了当时已经79岁的麦克尔逊先生。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恭维麦克尔逊说：“您，我尊敬的麦克尔逊博士，当我还是一个几乎只有三英尺高的孩童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正是您，把物理学家们带到了新的小路上，并且通过您那绝妙的实验工作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您揭示了光的以太理论那时所隐含的缺点，并且激发了洛仑兹和菲茨·杰拉尔德的思想，狭义相对论由此发展起来，而这些又转而带上了去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大路。没有您的工作，这个理论今天就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推测而已。”[12]当时负责这次演讲报道的伯纳德·贾菲正是以此作为众所周知的证据而得出结论说：“就在麦克尔逊去世前的1931年，爱因斯坦公开把他的理论归因于麦克尔逊的实验”[13]。实际上，这完全是语境中的一种应酬。事实正如科学史家霍尔顿先生所说的，“这种场所和这种期待完全是为爱因斯坦的回应安排的”[14]，因为在此之前，麦克尔逊本人和其他一些科学家都已经在公众场合这样讲过了。所以，爱因斯坦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公开地损毁老麦克尔逊先生一生的名望所寄托于其上的这样一个十分美丽诱人的神话的。

五、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曾以历史可能世界为平台在本质主义框架中概述了口述科技史的三项规范，它们其实是科技史研究普遍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因为科技史毕竟是科学技术的历史，是科学技术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历史学，都是以澄清事实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没有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就没有科学与历史学。然而，倘若历史记忆、口述策略和口述科技史料中普遍渗透着价值，倘若作为传统文献科技史延伸和补充的口述科技史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价值追求，则又如何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问题呢？实际上，口述科技史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兴起的一个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中其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讨论它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在口述与科技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这里，实事求是的科技史灵魂同后现代真理虚无主义似乎格格不入。口述科技史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之间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修复后现代语境中已经破碎了的历史真实性信念。所谓历史真实性，可以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界定。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看，历史事件稍纵即逝，而它所负载的各种信息难以计数。无论人们调动多少记录手段，都不可能把它网罗干净。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史料如何丰富，它都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即使可以被解释为无穷大，也注定是比历史事件次一级的无穷大。在这种意义上讲，绝对的历史真实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只能获得相对的真实性，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在此范围内，口述历史由于能够调动的记录手段形式多样，从而可能获得至少是在细节方面的更大的真实性。只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人们是不能够加以检验的。从历史认识论层面看，人们可以把这种不可穷尽的历史事件悬置起来，不予理睬。而面对浩如烟海毕竟数量有限的历史史料，人们在原则上应当是能够进行真实的历史叙述的。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形而上学相对真实的本体论框架中获得一种绝对真实的历史。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人们可以加以检验。事实上，这也正是科学主义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历史真实性。在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具有质的区别。后现代历史学家无视、或闭口不谈这样一种历史真实性，足以暴露他们思维方式的浅陋或者别有用心。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大都是目空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所能够做的远远赶不上他们所标榜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真实性概念是完全可以保留的。

其次，后现代价值蕴涵可以使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复杂、丰富与充实，而决不可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历史学是一门以澄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为宗旨的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典型的科学；然而历史又总是以历史事件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表现自己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口述历史在当代的崛起，既有历史学自身谋求全面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有信息时代极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外部原因。后现代史学正是在局部的人文价值反对普遍的科学理性的过程中走向历史碎片的。后现代史学家偶尔也讲历史真实性，然而他们所说的大都是价值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中不存在普遍的理性和抽象的真实性，国家精英与民间草根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及其相应的真实性。他们不仅可以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全面围剿现代科学，利用传统博物学和地方性知识重建一种所谓解放的后现代科学，而且可以以口述策略彻底瓦解传统科学史学，利用来自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各种民间边缘性群体的集体记忆重新书写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历史。他们普遍热衷于把玩历史碎片上的日常史、微观史和小历史，不厌其烦，而口述正是其玩弄历史碎片游戏的绝佳方式方法。可以肯定，口述科技史也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融合。口述策略是口述科技史的灵魂，口述科技史应当口述什么，口述的性质及其职能等，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十分鲜明的价值蕴涵。不同的口述策略产生不同的口述科技史。然而，它们并不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只要人们自觉地剔除其中的价值蕴涵，还是可以重建一种统一的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理性的。

再次，我们可以透过口述者与口述科技事件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背景关系把握真实的科技事件，正如在量子力学中人们借助于观测仪器与微观客体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来把握微观客体一样。一般说来，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三种相互补充的不同方式来具体地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其一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在当代语境中对于自己所经历过的科技事件的一种回顾、反思和评价，它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曾经经历过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语境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按照当代的认识稍加修饰过了的科技史；其二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关于同一科技事件的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互补，用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话来说，“或许，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15]因为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不仅曲折地指向、并且反映了同一科技事件本身，而且还反映了在同一种社会语境和社会心理中不同个体不同的心路历程，恰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说的，“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16]；其三则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口述历史学家与口述者共同拥有的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借助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把握科技事件的某种真实性。正如文献科技史可以被理解为文献历史学家及其所拥有的文献共同形成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一样。从认识论上讲，应当说它们所拥有的真实性是可以等价的。

最后，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明确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一种是传统的规范真实性，另一种则是以上述三种方式所把握到的历史真实性，不妨称为量子真实性。尽管我们始终认为满足规范真实性的口述科技史是可能的，然而要把这样一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还有赖于口述科技史家具备关于历史真理和历史客观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于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的充分警觉，等等。科技史在科技与历史这样两大传统显学之间的这样一种边缘性地位，使得它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颠覆策略先天地反应迟钝。它既没有像索卡尔等科学家那样积极主动地反击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的围剿，也没有像布洛赫等历史学家那样消极被动地为历史学进行辩护，反而是敞开了大门让后现代主义长驱直入。这或许是因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线索展开的，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就不可能产生科技史，或者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的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的科学家、发明家及其活动，本来已经处在历史的边缘地带，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颠覆的价值和可能。然而综上所述，历史可能世界显然是要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复杂。量子真实性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异常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把握口述科技史的一把全新的尺度。从规范真实性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所出现的各种口述科技史作品只能在史料学的框架中理解；然而从量子真实性出发，口述科技史则描述了一种沟通主体与客体、融合历史与现实的新的更为复杂充实的历史真实画面。至于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之间的是是非非，还要留待以后人类思想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个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人们选择哪一种真实性概念，完全可以根据社会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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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在科技史中也曾有过弗兰·卢卡斯（Vrian-Lucas）伪造数以千计科技史料的现象发生，然而相对于社会史中无处不在的造假来讲，其概率毕竟还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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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aulThompson,TheVoicesofThePast:OralHistory,London,1998,p21,p5.

[3][4]转引自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2002(3).

[5]转引自祝平一.展望台湾的科技与医疗史研究:一个当代台湾知识社群的分析[Z].sts.nthu.edu.tw/scholarlist_files/21_1998-2.doc.

[6][10]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16,114.

[7][8][11][12][13][14]转引自任定成.科学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8,167,154,165,166,167.

[9]Einstein,A.HowIcreatedthetheoryofrelativity.Physicstoday,August,p46.

科技价值范文篇5

【关键词】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定价

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创业板已上市一年多，上市企业达153家，平均市盈率高达78.53倍，最高甚至达到106.04倍，发行价普遍过高，企业市场价值与企业内在价值偏离过多，这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了创业板的正常运作，企业也会因此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正确评估高科技企业内在价值，使企业股票价格围绕评估价值上下波动，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业板的有序运营。

一、高科技企业进行价值评估与定价的意义

在管理学领域，企业价值被定义为企业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以价值为核心的管理，使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普通员工、政府等）均能获得满意回报的能力。企业价值通过企业在市场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体现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未来盈利能力。

企业价值评估是指投资者或者证券公司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对企业的公平市场价值进行分析和衡量。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的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企业内部，企业价值评估作为公司战略与公司财物的交汇点，是企业进行价值管理的前提；在企业外部，譬如在金融市场中，企业价值评估可以为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如合并、并购、收购、资产出售、资产重组和股份重构、上市等重要交易提供合理的参考价格，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

创业板的成立给高科技企业融资拓宽了渠道，截止到2010年9月，前23批已上市的120只创业板股票首发合计融资854.62亿元，平均每只股票首发募资7.12亿元。创业板上市是高科技企业寻求发展、解决资金瓶颈的有效措施。但是，创业板成立一年多，发行价和市盈率过高，企业的市场价值严重偏离企业内在价值，给创业板市场以及企业自身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正确评估高科技企业价值成为消除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高新科技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公开之前，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从而制定合理的股票发行价格，得到投资者的认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是创业板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在创业板上市之后，企业的购买方和转让方需要估计企业公平合理的价值，以便双方在各自对同一企业的不同估计结果基础上进行协商谈判，从而达成最终的产权转让或兼并收购要约。高科技企业定价为企业融资活动提供了运行帮助，为投资活动奠定了决策基础。

二、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

高科技企业之所以溢价过多，主要原因在于其异于传统企业的自身特性，导致了企业价值评估难度系数较大，评估价值与企业实际价值误差较大。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科技企业中无形资产的比重远远大于有形资产，而无形资产的评估相对有形资产较为困难。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高科技企业主要以技术、专利、商誉、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等无形资产为价值核心，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有形资产与实物资产。同时，由于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以及不确定性，无形资产的评估成为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重点以及难点。

2.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在市场中很难找到具有可比性的企业。一方面由于高科技千差万别，一般很难找到行业、技术、规模、环境及市场都相当且可比的企业；另一方面，我国的产权市场还未发育成熟，交易数量有限，要进行全面的比较还缺乏条件。这会给评估师利用可比企业信息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带来更大的难度。

3.创业板对于高科技企业持续经营要求至少3年，很多高科技企业经营周期比较短，历史财务数据有限。而在企业价值评估中，往往是利用企业过去的数据来估计当前的输入变量，比如说估算企业的风险系数和预期收益率。对高科技企业而言，缺乏历史信息是评估的一个难点。

4.创业板对于高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要求较低，因此上市的高科技企业大部分目前未盈利或者盈利甚微。高科技企业由于面临的市场不稳定，加之成功率较低，现金流量在一定的时期内波动会比较大，高科技企业创业初期可能只有负的现金流。但高科技一旦转化为生产力，产品的高附加值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此时正现金流量的数值也会较大。除了少数企业成立后就有盈利外，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包括大部分网络企业)目前没有盈利或是盈利甚微。这对评估人员来说，意味着无法根据现在的盈利估算出未来的盈利。实际上，由于利润是负数，由历史数据计算出的增长率也是没有意义的。

5.高科技企业的收入确认方面还存在问题。由于高科技企业产品销售和服务的特殊性可能导致账面收入与实际收入不符，尤其是软件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它们的收入确认问题在会计界引起很多争论，从而也给评估时对企业历史或现有的收入进行确认增加了难度。

6.高科技企业的不确定性太大，对风险缺乏有效测量，难以估计企业的未来收益，即使进行估计，主观因素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使得企业的价值评估面临一定的难度。

三、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应用对比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共包括四大类：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和期权法。

成本法的原理是指通过重置成本扣除各项损耗值来确定企业的资产价值的。成本法测定所有者的未来利益是通过确定替换被评估资产未来服务能力所需的货币量，因此又被称为重置成本法。这种方法的假设依据是：新的资产价格与该资产在其寿命期所能提供的服务经济价值是相当的。直接以重置成本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和调整，具有评估准确性高等特点。对于上市的高科技企业而言，其创立时间短暂，缺乏历史数据，且更注重企业未来收益状况，所以目前成本法在创业板的使用并不广泛。

市场法，也被称为相对估值法和可比公司法，其原理是指通过被评企业与已知企业进行比较，根据已知企业的整体价值得出被评估企业的整体价值。其内在假设是：同行业中的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可比性，相关指标符合正态分布。市场法在上市公司股票估价中经常应用，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主要有：市盈率模型、价格销售比模型、市值销售比模型、经济附加值模型、市值比访问量模型、营销回报模型等。

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一方面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较大，人员不可同一，技术不可复制，因此也很难找到可进行对比的企业，历史数据少，用修正指标来进行比较也比较困难。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创始时间短，部分企业可能还没有盈利，这种情况也难以用市场法进行估值。但是目前市场法在创业板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尤其是市盈率倍数法。

收益法的原理是通过企业未来可预测的每年预期收益进行收益还原以及折现处理。收益法假设企业的价值是由未来的收益额决定的。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确定收益额为何种形式的现金流量；二是确定企业的增长生命周期；三是确定相应的折现率。收益法的主要模型有：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利润折现模型、股权现金流量折现法、红利折现模型、资金现金流量折现法等。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由于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高科技企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企业的未来预期收益、生命周期和贴现率就越来越难以做到科学预测，收益法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是目前经过相关系数的调整，自由现金流量方法在创业板高科技企业的定价中应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期权法是在收益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期权是一种证券化契约，该契约赋予其持有者或买方具有在期权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任一时间向其卖方按预先约定的价格(执行价格)购买或出售契约所规定的一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权利。为取得该权利，期权购买者需在购买期权时向其卖方支付一定金额的保险金，称其为期权价格。在期权定价模型中，最著名的是Black-Scholes模型。

高科技企业具有期权性质，因为高新技术企业能产生机会价值。由于市场对其某些经营活动有良好的预期，愿意为获得未来的利益承担风险，所以机会价值属于买权价值，其中空头方为高新技术企业原有的所有者，多头方为高新技术企业潜在的投资者。期权的发生，是风险从高新技术企业所有者到潜在投资者的转移。

但是，基于上市的新股定价的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标的资产交易也比较困难，专利技术的预期收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得到统一的期权价值，作为收益法的新阶段——期权法也有着诸多的局限性。

四、高科技企业进行定价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企业上市的股票必须以企业内在价值为基础。脱离企业内在价值过高的股价难以使投资者认同，会给企业的融资带来一定的阻碍；脱离企业内在价值过低的股价虽然容易形成市场，但是会损害原始股东的利益。

其次，要意识到正确评估企业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尤其是选择合适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重要性。国际通用的四种估值方法在理论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通过修正模型来完善传统的模型。

科技价值范文篇6

【关键词】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定价

截止到2010年12月31日，创业板已上市一年多，上市企业达153家，平均市盈率高达78.53倍，最高甚至达到106.04倍，发行价普遍过高，企业市场价值与企业内在价值偏离过多，这不仅损害了投资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影响了创业板的正常运作，企业也会因此面临一定的经营风险。正确评估高科技企业内在价值，使企业股票价格围绕评估价值上下波动，有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创业板的有序运营。

一、高科技企业进行价值评估与定价的意义

在管理学领域，企业价值被定义为企业作为一种特殊商品，遵循价值规律，通过以价值为核心的管理，使所有与企业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债权人、管理者、普通员工、政府等）均能获得满意回报的能力。企业价值通过企业在市场中保持较强的竞争力，体现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获得的未来盈利能力。

企业价值评估是指投资者或者证券公司采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对企业的公平市场价值进行分析和衡量。企业进行价值评估的意义重大，具体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在企业内部，企业价值评估作为公司战略与公司财物的交汇点，是企业进行价值管理的前提；在企业外部，譬如在金融市场中，企业价值评估可以为投资者的投资活动，如合并、并购、收购、资产出售、资产重组和股份重构、上市等重要交易提供合理的参考价格，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基础。

创业板的成立给高科技企业融资拓宽了渠道，截止到2010年9月，前23批已上市的120只创业板股票首发合计融资854.62亿元，平均每只股票首发募资7.12亿元。创业板上市是高科技企业寻求发展、解决资金瓶颈的有效措施。但是，创业板成立一年多，发行价和市盈率过高，企业的市场价值严重偏离企业内在价值，给创业板市场以及企业自身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正确评估高科技企业价值成为消除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高新科技企业在创业板上市公开之前，对企业价值进行评估，从而制定合理的股票发行价格，得到投资者的认可，获得更多的资金，是创业板市场有效运行的基础。在创业板上市之后，企业的购买方和转让方需要估计企业公平合理的价值，以便双方在各自对同一企业的不同估计结果基础上进行协商谈判，从而达成最终的产权转让或兼并收购要约。高科技企业定价为企业融资活动提供了运行帮助，为投资活动奠定了决策基础。

二、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

高科技企业之所以溢价过多，主要原因在于其异于传统企业的自身特性，导致了企业价值评估难度系数较大，评估价值与企业实际价值误差较大。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难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科技企业中无形资产的比重远远大于有形资产，而无形资产的评估相对有形资产较为困难。作为知识密集型企业，高科技企业主要以技术、专利、商誉、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等无形资产为价值核心，无形资产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有形资产与实物资产。同时，由于其自身的不可复制性以及不确定性，无形资产的评估成为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的重点以及难点。

2.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在市场中很难找到具有可比性的企业。一方面由于高科技千差万别，一般很难找到行业、技术、规模、环境及市场都相当且可比的企业；另一方面，我国的产权市场还未发育成熟，交易数量有限，要进行全面的比较还缺乏条件。这会给评估师利用可比企业信息进行企业价值评估带来更大的难度。

3.创业板对于高科技企业持续经营要求至少3年，很多高科技企业经营周期比较短，历史财务数据有限。而在企业价值评估中，往往是利用企业过去的数据来估计当前的输入变量，比如说估算企业的风险系数和预期收益率。对高科技企业而言，缺乏历史信息是评估的一个难点。

4.创业板对于高科技企业的盈利能力要求较低，因此上市的高科技企业大部分目前未盈利或者盈利甚微。高科技企业由于面临的市场不稳定，加之成功率较低，现金流量在一定的时期内波动会比较大，高科技企业创业初期可能只有负的现金流。但高科技一旦转化为生产力，产品的高附加值就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此时正现金流量的数值也会较大。除了少数企业成立后就有盈利外，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包括大部分网络企业)目前没有盈利或是盈利甚微。这对评估人员来说，意味着无法根据现在的盈利估算出未来的盈利。实际上，由于利润是负数，由历史数据计算出的增长率也是没有意义的。

5.高科技企业的收入确认方面还存在问题。由于高科技企业产品销售和服务的特殊性可能导致账面收入与实际收入不符，尤其是软件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它们的收入确认问题在会计界引起很多争论，从而也给评估时对企业历史或现有的收入进行确认增加了难度。

6.高科技企业的不确定性太大，对风险缺乏有效测量，难以估计企业的未来收益，即使进行估计，主观因素也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使得企业的价值评估面临一定的难度。

三、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应用对比

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共包括四大类：成本法、市场法、收益法和期权法。

成本法的原理是指通过重置成本扣除各项损耗值来确定企业的资产价值的。成本法测定所有者的未来利益是通过确定替换被评估资产未来服务能力所需的货币量，因此又被称为重置成本法。这种方法的假设依据是：新的资产价格与该资产在其寿命期所能提供的服务经济价值是相当的。直接以重置成本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和调整，具有评估准确性高等特点。对于上市的高科技企业而言，其创立时间短暂，缺乏历史数据，且更注重企业未来收益状况，所以目前成本法在创业板的使用并不广泛。

市场法，也被称为相对估值法和可比公司法，其原理是指通过被评企业与已知企业进行比较，根据已知企业的整体价值得出被评估企业的整体价值。其内在假设是：同行业中的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可比性，相关指标符合正态分布。市场法在上市公司股票估价中经常应用，具有代表性的模型主要有：市盈率模型、价格销售比模型、市值销售比模型、经济附加值模型、市值比访问量模型、营销回报模型等。

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一方面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较大，人员不可同一，技术不可复制，因此也很难找到可进行对比的企业，历史数据少，用修正指标来进行比较也比较困难。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创始时间短，部分企业可能还没有盈利，这种情况也难以用市场法进行估值。但是目前市场法在创业板的应用还是比较广泛，尤其是市盈率倍数法。

收益法的原理是通过企业未来可预测的每年预期收益进行收益还原以及折现处理。收益法假设企业的价值是由未来的收益额决定的。采用收益法评估企业价值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确定收益额为何种形式的现金流量；二是确定企业的增长生命周期；三是确定相应的折现率。收益法的主要模型有：自由现金流量折现法、利润折现模型、股权现金流量折现法、红利折现模型、资金现金流量折现法等。对于高科技企业来讲，由于技术更新速度越来越快，高科技企业的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企业的未来预期收益、生命周期和贴现率就越来越难以做到科学预测，收益法面临着一定程度的挑战。但是目前经过相关系数的调整，自由现金流量方法在创业板高科技企业的定价中应用还是比较普遍的。

期权法是在收益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的。期权是一种证券化契约，该契约赋予其持有者或买方具有在期权到期日或到期日之前任一时间向其卖方按预先约定的价格(执行价格)购买或出售契约所规定的一定数量标的资产的权利。为取得该权利，期权购买者需在购买期权时向其卖方支付一定金额的保险金，称其为期权价格。在期权定价模型中，最著名的是Black-Scholes模型。

高科技企业具有期权性质，因为高新技术企业能产生机会价值。由于市场对其某些经营活动有良好的预期，愿意为获得未来的利益承担风险，所以机会价值属于买权价值，其中空头方为高新技术企业原有的所有者，多头方为高新技术企业潜在的投资者。期权的发生，是风险从高新技术企业所有者到潜在投资者的转移。

但是，基于上市的新股定价的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标的资产交易也比较困难，专利技术的预期收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法得到统一的期权价值，作为收益法的新阶段——期权法也有着诸多的局限性。

四、高科技企业进行定价需要注意的事项

首先，企业上市的股票必须以企业内在价值为基础。脱离企业内在价值过高的股价难以使投资者认同，会给企业的融资带来一定的阻碍；脱离企业内在价值过低的股价虽然容易形成市场，但是会损害原始股东的利益。

其次，要意识到正确评估企业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尤其是选择合适的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的重要性。国际通用的四种估值方法在理论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通过修正模型来完善传统的模型。

科技价值范文篇7

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存在问题

本文提出的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创新研究中，必须预先分析总结现阶段该类型企业价值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一，由于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新型特点，传统评估方式无法适应其高速发展的需求，以往针对企业价值评估中选取的评估指标应用到中小科技型企业中适用性较弱，无法代表企业价值。其二，考虑到中小科技型企业自身价值体系十分复杂、多元，而传统评估中，主要关注企业的各项财务指标，对政府税收等相关问题考虑较少，导致其评估结果的置信度低。其三，传统评估往往会被企业的财务报表所“牵着鼻子走”，导致其评估结果无法真实反映出企业价值，因此，需要通过现实量化考核的方式提高其评估的精度。

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创新

在分析得出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结合中小科技型企业自身特点，将评估创新分为三个主要步骤，分别为：创新选取评估指标，并量化，通过评估企业价值发展指数，得出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结果。针对上述3步流程的具体研究内容，如下文所述。选取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指标在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过程中，必须预先选取该企业价值评估指标。考虑到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速度快的特点，本文在影响其企业价值的众多因素中，选取3个主要指标作为其价值评估创新的关键指标，分别为：企业总资产报酬率、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总资产贡献率。企业总资产报酬率指的是企业通过自身的运转、经营能够获取的报酬总数，该指标能够反映出企业当前的盈利能力。净资产收益率指的是在该企业正常经营的过程中，股东能够为企业发展带来的净收益，能够直观反映出该企业的价值、利润点。总资产贡献率指的是该企业在创建至今以来的经营业绩，通过此指标还能够侧面反映出企业的管理水平。其中，包括：企业股东、债权人甚至是政府带来的税收等一切相关因素。综上，3点为本文创新选取的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指标。量化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指标在选取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指标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提高评估的置信度，本文通过量化的指标的方式，将指标通过具体数值加以体现，以便于更加直观地反映出该企业的价值。首先，量化企业总资产报酬率，设企业总资产报酬率的计算表达式为式（1）。A=（d+F）/O*100％（1）公式（1）中，d指的是中小科技型企业利润总额；F指的是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利息支出；O指的是中小科技型企业资产平均额度。通过公式（1），能够计算得出企业总资产报酬率，而后，量化净资产收益率，设净资产收益率的计算表达式为式（2）。E=y/R*100％（2）公式（2）中，y指的是中小科技型企业本期净获得的利润额度；R指的是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所有者权益。通过公式（2），能够计算得出企业净资产收益率。最后，量化总资产贡献率，设总资产贡献率的计算表达式为式（3）。C=（d+F=G）O*100％（3）公式（3）中，G指的是政府征收的税金。通过公式（3），能够计算得出企业总资产贡献率。通过对相关系数的计算，求企业价值与三项指标之间的关系，具体公式为（4）（4）式（4）中，P为企业价值，以某科技型企业的销售数据为例，经过式（4）的计算，得出企业价值与三项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为0.98，在[0，1]区间内，证明企业价值与三项指标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由于企业价值与上述3项指标成正相关关系，因此上述3项指标数值越高，则该企业价值越高。如果文章里能体现出证明企业价值与上述3项指标成正相关关系就更好了。评估企业价值发展指数通过上述研究后，本文以企业价值发展指数作为企业价值评估创新的核心指标。在对企业价值发展指数的评估与研究中，可综合企业早期发展水平，及其未来在市场的发展能力，以此可作为发展的核心指数。而通过此种方式对企业发展状况进行评估，也可结合企业在市场近三年的发展数据执行，常规情况下，对企业价值的评估方式较多，涉及的指标项也较多，包括企业社会产值增长率、企业在市场发展的逐年收入增长值、企业在市场发展的逐年销售增长量、企业税务在企业价值中的占有率、企业资本与固定资产总值、企业生产中在高新技术引进方面的增长率、企业生产中在高新产品引进方面的增长率、企业销往市场的产品价值等。而在现代化西方的价值观念中，有关研究学者提出，要想实现企业在市场的做大或做强，应先从企业发展核心层面分析，即企业在市场的规模可以较小，但企业的综合实力一定要充足。因此，在对企业价值发展指数进行实际评估与分析的过程中，还需要从企业规模、企业的综合实力两个方面，对企业市场运营近况展开分析。并以此作为评价企业综合实力的依据，综合上述分析，设定评价企业市场发展价值的四项指标。分别为：企业每年在市场的盈利率、企业新产品生产线的价值增长率、企业利润值逐年在企业固定资产中的占比、企业逐年销售量增长值等。要想实现对企业价值的有效衡量，从上述提出的盈利率、增长率、增长值、占有率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即可。针对上述四个方面的指标权重，可通过合成权数贝塔值加以表述，得出其综合评估结果。以此，实现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创新。综合上述分析，通过中小科技型企业价值评估创新，能够为该类型企业的投资理念提供全新的视角，以企业的发展状况、盈利能力、经济效益、营运能力以及偿债能力等，综合评估企业的成长力，作为该企业价值的集中体现。在多项指标的带动与影响下，完成对本章评估企业价值发展指数、设定评估指标、评估参数的研究。

结束语

科技价值范文篇8

关键词：口述科技史；口述策略；历史记忆；事实；价值；真实性

口述科技史是在口述历史方兴未艾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逐渐兴起的一个全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近年来也开始在国内流行起来。它是在科技事件时过境迁之后以其当事人或者同时代见证人口述的历史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一个崭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其中显然也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因素，从而使得历史学领域本来已经存在着的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口述思潮中强烈的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充分发挥口述历史在科技史发展中的建设性职能，无疑应当作为科技史基础理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本文拟将以历史可能世界作为思想平台对口述科技史中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的区别

科技史料是科技史学的核心内容，包括科技论文、著作及其手稿、草稿、科技研究报告、讲义、教案、实验室日志、科学家日记、书信、自传和回忆录，以及包括音像在内的有关科技事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评论等，举不胜举。通常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进行分门别类。在口述历史的语境中，也不妨根据科技史料的来源把它们分为口述科技史料和文献科技史料两大类。不过人们通常所谓的口述史料，主要是一个“当代”概念，它最终还是要转化成为一种文献史料进入历史的。所以，从历史上看，二者之间的界限从来也不是绝对的。然而，从哲学上看，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毕竟是两种性质全然不同的科技史料，它们之间无疑是存在着一些本质上的或原则上的区别的。

第一，文献科技史料，从原则上讲，应当是一种原始的、或者说本原的科技史料，它是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也大都是作为科技事件的标志存在的。因为科技事件总是不可避免地以科技文献作为载体的，作为科技事件标志的科技文献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史料。例如，爱因斯坦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也标志着狭义相对论诞生这一事件。从这一事件出发，科技史料的来源可以进一步伸向科技事件的当事人及其他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两个不同的维度。具体说来，科技史料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内返回爱因斯坦本人，包括同他的这篇论文有关的手稿、草稿、日记、书信、讲义和教案等；另一方面可以进一步向外走向爱因斯坦所生活的社会，包括当时的各种媒体报道和社会评价等。这样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个狭义相对论的时代。广义相对论产生之后，狭义相对论成为历史，然而爱因斯坦及其同时代人犹在，这就为口述科技史料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空间。比较而言，这里口述科技史料显然是历时的和追加的，或者说派生的，所谓时过境迁就是这个意思，它包含着时代和语境的变化。例如，爱因斯坦晚年关于狭义相对论的回忆录及其同时代人关于狭义相对论那个年代的各种历史记忆等。口述科技史料总是关于已经逝去了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记忆。

第二，文献科技史料同科技事件一体两面、同步产生的总体特征也决定了它必然是自然历史地形成的。一般说来，在忽略预谋作弊这样一种极端的小概率事件之后①，越是接近于科技事件发生的那个年代和语境，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则是越小。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讲，口述科技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非常可疑的，因为它是在时过境迁的不同时代和不同语境中产生的，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所产生的口述科技史料，显然都不可避免地是由人工来策划和制造的。口述科技史料的口述目的和动机，问题的设置与提问的方式，以及口述者相应的回答，都直接隶属和服从于口述策划者与口述者所生活的那个业已变化了的时代和语境。通常科技史料的储量同科技事件在当时所产生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直接相关。具体说来，越是普通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片面、稀少和残缺，口述科技史料的建设性职能也越大，尽管它未必能够因此提高其自身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反之，越是重大的科技事件，遗留下来的科技史料越是全面、丰富和完整，口述科技史料生存和发展的可靠性与真实性空间也越小，相应地，其颠覆性价值蕴涵也就越大。

第三，文献科技史料是客观指向的，它的原始性和自然历史性进一步规定了它的客观性。它是以科技事件为核心形成的，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评论人在第一时间关注的首先是内容和事实而不是价值。无论科技文献关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过程的各种描述，还是科技史文献关于科技事件与科技文献的各种记录、描述和评论，都同样是客观性追求的产物。客观性是科技文献和科技史文献共同的学术规范。比较而言，口述策划者考虑的首先是价值，而且口述者几乎不可能遵循这样一种以客观性为职守的行业规范，即使那些经历过这种严格规范化职业训练的科学家本人的回忆录，也大都是其晚年的一种历史记忆，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了他们在新的时代和语境中对于其科技思想的合理化与合法化修饰。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和人工性特点也天然地决定了其中不能不具有浓厚的无法剔除的主观意向性。即使一个无偏见的口述者，他所描述的科技事件也只能是口述者历史记忆中的科技事件，而不是事件的当事人及其同时代人利用文字现场记录下来的科技事件。所以，主观意向性显然是以口述者而不是科技事件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口述科技史料所固有的一种本质特征。

第四，文献科技史料是抽象的，它是以语言文字、数学公式和图表数据为表述形式生成的一种常见和基本的史料类型，是科技史料的主体。一般说来，这种抽象性根源于语言文字自身的局限性及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使用规范。它使得本来具体、完整和统一的科技事件不得不以一种破缺和离散的抽象形式保存下来。比较而言，口述科技史料则是具体形象的。它是以口语、体态和音像作为表述形式而生成的一种虽说年轻而事实上却又非常古老的史料类型，只不过它在科技史中很少使用。这种史料即使从音像转换到语言文字中，也仍然保留着口述者口语中的语气、语态和语调等极为丰富的现场情景信息。这样的信息是人们完整和具体地把握那些一去不复返了的科技事件原貌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历史资料，尽管它们所还原的那个历史事件未必是真实可靠的，然而这些感性和具体的信息对读者或观众的感染力和控制力却是无法估量的。这或许就是后现代史学家所以热衷于文学史学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所以把口述历史纳入话语权争夺策略的原因所在。

二、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的区别

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也是两个全然不同的概念，尤其不能够把它们混为一谈，尽管人们尚未来得及仔细加以区分。一般说来，口述科技史料指称科技史料获取和存储的一种类型，隶属于历史学中的史料学范畴；而口述科技史则是指称人们表述科技史的一种特殊方式，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可以同比较科技史学、计量科技史学和心理科技史学等学科相提并论，隶属于科技史学方法范畴。具体说来，口述科技史是系统地运用口述科技史料再现科技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的一种表述科技发展历史的形式，是人类阐释科技史的一种独特方式。应当说，没有口述科技史料就没有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然而绝不能因此把它简单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料；反过来也是同样的，绝不能够把口述科技史料直接地等同于口述科技史。

第一，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是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再现科技事件的历史面貌的。口述科技史料是零散而又灵活的，一部科学家回忆录、一次科学家访谈、甚至是一种有关科技事件的传闻、一个笑话等，都可以作为一种口述科技史料，它们可以作为独立的结构单元在不同的口述科技史中反复地使用。然而，即使这些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是客观的和真实的，它们也只能是作为这一科技事件的一个侧面而已。口述科技史还必须尽可能地从全方位、多角度广泛地收集关于科技事件各个不同侧面的口述科技史料相互印证、互相补充，以建构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立体全景，以具体、明晰和丰富人们关于科技事件的历史认识。例如，要想具体地再现爱因斯坦在中国这一科技史上的片段，不仅需要采集爱因斯坦本人的口述，而且还需要采集爱因斯坦在此期间的陪同、接待和服务人员的口述；要想再现原子弹在中国的历史，则不仅应当广泛地采集来自决策层面的各种口述，而且还必须广泛地采集来自研制、生产和测试等各个环节与各类人员的口述。

第二，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应当始终不渝地坚持客观性原则和真实性原则，这是科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口述科技史料可以真伪并存，主观性和失真性并不能够影响它的史料价值；口述科技史则必须真实可靠。尽管同口述社会史料相比，无论作为口述策划者的科技史工作者，还是作为绝大多数口述者的科技工作者，都曾不同程度地经历过科学精神的洗礼，应当说，口述科技史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程度相对说来还是比较高的，然而就具体的口述科技史料来讲，要达到绝对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还是不大可能的。这是由口述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先天决定的。即使能够完全排除口述者阶级利益、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等方面各种差异的干扰和影响，口述科技史料的历时性特点也已经决定了历史记忆的选择性和模糊性，从而漏记与错记的现象也注定是不可避免的，更何况这里还有亲历和耳闻等其它方面的差别。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准确地使用经过严格考证的口述科技史料再现历史，它必须保证它所使用的口述科技史料的真实可靠。一时还无法鉴别真伪的口述科技史料可以存疑悬置，但是绝不允许随便拿来直接使用。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第三，同口述科技史料相比，口述科技史必须具有逻辑上的统一性和条理性，它必须根据科技事件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首先在思想上建构一个合理自洽的框架结构，使得科技史的客观内容与其口述表达形式能够在其中获得一种尽可能完美的统一。口述科技史料可以是没有规则的，在具体的采访过程中，为了能够让口述者在自然轻松的气氛中完全彻底地敞开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策划者被口述者牵着鼻子走的现象是在所难免的。口述者的叙述可以是不连贯的，甚至是语无伦次、时序颠倒、前后矛盾的。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口述科技史料的进一步考证、甄别和分析得到纠正。然而，口述科技史则必须根据一定的规则展开自己的叙述，它必须按照时间的流逝顺序严格遵循科技事件演化的内在逻辑循序渐进地展开叙述。当然，这就要求撰写口述科技史的学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逻辑思维训练。从这种意义上讲，并非利用口述科技史料撰写的作品就一定能够称为口述科技史。口述科技史应当提供一种关于科技事件的科学解释，而不应当写成一种道听图说的科技传闻大荟萃。

三、口述策略中的颠覆性

如果说第一部分中还可以在口述科技史料与文献科技史料之间作出明确的事实判断的话，第二部分中所谓口述科技史与口述科技史料之间的区别则仅仅是一种可能的事实判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价值规范。它是传统文献科技史所追求的价值规范在口述科技史领域的移植。因为迄今为止似乎还未曾出现过可供得出这一结论的口述科技史作品。事实上，在充满价值蕴涵的口述科技史料基础上撰写一部真实可靠的口述科技史非常艰难。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期待的正是这一点。他们认为这种价值规范并没有合法性，它体现的实际上是国家对民间、精英对草根的话语霸权。他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追求一种来自民间草根的或许更为真实可靠的口述历史。这就是极具颠覆性色彩的后现代口述策略，它必然造成科技史中的绝对价值相对化、边缘价值中心化、传统价值现代化。

第一，重新阐释口述的性质是后现代口述史学开始其一系列颠覆性活动的总体策略。口述历史源远流长，它是人类在史前时期已经广泛采用的一种极为古老的历史表述方式；文字产生以后，它作为文献历史的一种史料来源和必要补充，也仍然发挥着自己的独特作用。人们通常总是在口述和文献相统一的框架中把口述作为文献的一个重要补充来理解的。然而，后现代口述史学却别出心裁。它们声称揭示了口述与书写之间的二元对立，认为文字和书写已经变成了一种国家权力，文字及其掌握文字的精英长期占领了历史叙述的话语权，而那些不识字的“文盲”则始终被作为没有文化的人排斥在历史叙述之外。口述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彻底解构这样一种不具有合法性的叙事霸权。按照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说法：“口述历史是围绕人民所建构的历史。……，它不仅允许英雄来自领袖，而且还允许英雄来自大多数不被人知晓的平民”，[1]“口述历史通过曾经创造过和经历过历史的人们自己的语言，重新赋予他们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2]同传统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全面展示历史细节的口碑史料全然不同，后现代口述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当作一种新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记忆加以建构。这样一来，“口述”这样一种起源于史前神话故事中的古老的叙事方式和人类学中的特殊研究方法便在后现代语境中获得了一种新的更加普遍和广泛的意义，并且从后台走向前台、从边缘走向中心，它旨在全面挖掘那些被主流社会完全淹没了的边缘人物、或者始终被排斥在传统文献历史之外的历史记忆，使人类历史从此以后从国家的“精英史”全面彻底地走向“大众史”。

第二，以边缘来消解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基本策略。后现代口述策略是以口述者作为中心建构历史的，也就是说，历史其实仅仅是口述者的历史。这里显然已经不仅是口述的性质问题，而是更进一步地触及到了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口述者作为历史主体始终是处于价值评判中心，它不可避免地为口述史料以至口述历史的价值蕴涵大开了方便之门。根据这样一种口述策略，当代口述历史的见证人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而非来自社会上层的文化精英。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保罗·布尔在介绍其口述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一书时曾经非常明确地讲：“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份、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3]英国左翼历史学家更加注重口述历史的价值属性，他们尤其善于利用西方传统的民主政治这样一种思想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制度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服务。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讲的还要更加露骨：“历史不可避免地关系到政治，而我们的研究就反映了我们的政治”[4]。当代所谓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也在功利主义框架中赤裸裸地宣扬一种公众立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作为主线的，口述科技史原则上也应当是围绕这样一条主线深化和发展。然而同科技史不同的是，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并不是科技史工作者，甚至也未必一定是科技工作者，而科技史中的书写人则通常都是科技史家。一般说来，以科技事件为核心，从中心到边缘，科技活动可能涉及的人物包括这样几个不同层次：其一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本人；其二则是科学家和发明家所隶属的科研团队，包括其他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其三是科学家和发明家的亲朋好友，也包括曾经为他们进行科学启蒙的各级学校教师；其四是科学家和发明家同时代的其他各色人等。所有这些不同层次的社会成员，都将可能成为口述科技史的口述者。这就为后现代口述史学的边缘化策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由于不同的社会成员对于科技发展的贡献及其在科技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他们对于科技事件的理解和评价也截然不同，从而科技史也将因此失去其客观的和普遍的属性而成为口述者视野中的“一种”科技史。虽说口述科技史事实上未必都能够具有如此明确的价值蕴涵，然而它显然也不可能完全超脱这样一种正在广泛流行的社会思潮的各种影响。

第三，重新阐释中心是后现代口述史学颠覆历史的又一项基本策略。除了以边缘来消解中心外，后现代口述史学还特别善于在解释学的框架中重新阐释中心。随着库恩和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科学哲学的泛滥，科学与玄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现代科学也在科技一体化的功利主义牵引下丧失其普遍的精神追求而蜕化为一种技术性知识，这就为形形色色地方性知识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传统本质主义框架中，科学家和发明家的科技创造活动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所有口述者只能围绕科技事件和作为当事人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挖掘自己的历史记忆，口述科技史工作者也是在史料学的框架中诠释口述科技史的。在这里，科学主义是口述科技史活动的缺省配置，口述科技史只是为了抢救科技史料，丰富科技史细节，保存历史的真实。然而，口述科技史毕竟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价值场中出现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尽管迄今为止科技史领域的绝大多数科技史家并没有接受后现代主义泛滥的实质性影响，但是毕竟还是有一部分科技史家已经从宏观走向微观，从内史走向外史，从书斋走向田野，从科学走向文化，而口述科技史关注的焦点也已经“不再是科学思想的观念史，或是伟大科学家的传记”，它“更触及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议题与科技的关系”。[5]这一点可以从当代德国科技史家傅玛瑞“从席地到座椅——技术人类学视角中的热炕”一文中窥见一斑。在绝大多数新新历史学家眼里，科学正在演变为博物学，口述科技史的内容也正在相应地从现代科学走向后现代所谓的地方性知识。

四、历史记忆中的价值蕴涵

后现代口述史学苦心孤诣地以口述颠覆文献，然而口述是以人的记忆作为前提和基础的，人的记忆真的能够比文献更加可靠吗？事实上，倘若把后现代思想贯彻到底，则记忆也同样是不可信的。后现代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曾经专门分析了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得出的正是这样一个结论。他认为记忆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而且掺杂了现在的观点，甚至未来的想法。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记忆不但是过去时的，而且也是现在时的和将来时的”[6]。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历史记忆具有明显的价值关联，它同后现代口述史学在社会学的反本质主义框架中抹煞事实与价值的界限倒也是一脉相承的。因为他们本来就不相信、也不需要真实可靠。他们所追求的仅仅是政治上的正确。

第一，选择性是历史记忆中普遍存在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仅广泛存在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之中，而且也存在于历史记忆的再现和表述之中。事实上，任何记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自的盲点。它不可能像照相机那样把观察对象的全部细节都一览无余地、机械地纪录下来的，而是按照观察中所渗透的特定理论选择焦点进行观察和记录的。例如，爱因斯坦关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在相对论中的作用问题曾经说过一些前后矛盾的话，科学史界还因此产生一些争议。然而我们显然没有必要怀疑爱因斯坦1954年的这样一种说法：“在我本人的发展中，麦克尔逊的结果并没有重要影响，我甚至不记得在我写关于这个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时（1905年）是否知道它。解释就是，出于一般原因，我坚信不存在绝对运动，而且我的问题只是这一点怎样才能符合我们的电动力学知识。”[7]事实上，爱因斯坦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理解是与其狭义相对论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相对论尚处在襁褓之中时他不可能对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有很深的印象。只要我们充分理解了爱因斯坦是一个具有浓厚唯理论倾向的物理学家，这一点就不难理解。因此，R.S.向克兰1950年对爱因斯坦的访谈中说“当我问他是怎样知道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通过H.A.洛仑兹的作品知道的，不过只是1905年以后才引起了他的注意！”[8]显然也应当是可信的。一般说来，个体记忆的内容通常取决于个体成长经历、生活经验、思想信念及其价值取向。集体记忆的内容取决于特定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基本理论及其思维方式，以及正在方兴未艾的社会思潮，以至于特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等。历史记忆的解释、叙述和再现也同样的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所以，爱因斯坦1922年在日本京都大学演讲中所说的这段话，“在学生时代，我就知道了麦克尔逊的奇妙结果。不久我就有了我们关于地球相对于以太运动的想法不正确的结论，如果我们承认麦克尔逊的零结果是一个事实的话。这就是把我引向狭义相对论的第一条小路。”[9]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爱因斯坦理论的创造史，而只能把它理解为相对论产生以后爱因斯坦对于理论内在逻辑的一种梳理。

第二，想象性是历史记忆中无法排除的一种重要成分，是历史记忆中价值渗透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显然构成了历史记忆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点后现代史学家尤其情有独钟，他们总是乐于从正面肯定并大肆渲染。罗伯特·布朗在一篇为后现代历史想象辩护的文章中引用了纳粹“种族大屠杀”一位犹太幸存者和作家的话：“这一种族大屠杀是如此难以理解和错综复杂。也许只有借助于美学的想象，我们才能对它获得一个现实主义的理解。”[10]后现代史学出于其颠覆性目的的需要，总是喜欢撇开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而在各种逸闻趣事中展开自己的历史想象，而口述历史的巨大诱惑是，像时间、地点、人物和事件等这样一些历史记忆中的硬事实，在时过境迁之后的口述中也居然会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例如，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形成就留下了一些众说纷纭的口述资料。原子论捍卫者托马斯·汤姆森1825年披露，早在1804年8月，道尔顿就曾告诉他，原子论的产生同其关于气体（甲烷、乙烷）组成的研究有关。然而道尔顿留下的笔记本却显示，直到1804年他才开始研究甲烷和乙烷，而直接表达原子论的原子量表则早在道尔顿1803年的记录中就已经出现了。亨利父子分别口述了他们1824年和1830年两次同道尔顿的谈话，道尔顿曾明确表示，他受到里希特化学当量表的启发提出了关于化合物的倍比定律。但是汤姆森在1845年却表示，早在1804年他见到道尔顿的时候，他和道尔顿两个人都还不知道里希特的工作，正是他后来才把里希特的工作告诉道尔顿的。而道尔顿在1810年的一次演讲中则是非常详细地叙述了他是在阅读牛顿的著作和思考气体粒子的不同大小与重量后得到倍比定律的。可见，道尔顿关于其原子论的形成在不同时期具有截然不同的说法，以至于科学史家梅尔德伦认为道尔顿关于原子论的起源“没有说过值得一丁点儿信任的话”[11]，这种极端的说法虽然不必当真，却也让我们初步见识了历史记忆中的随处可见的历史想象。

第三，语境性是历史记忆中不容回避的一个基本特征，它贯穿于全部历史记忆的始终。无论是历史记忆的个体存储，还是大面积地集体提取，都难以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个体记忆的选择是由理论决定的，而理论的选择归根到底是由语境决定的。然而语境本身却又是在社会共同体成员的相互作用中流动和变化着的。事实上，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固然是由爱因斯坦和道尔顿分别创立的，但是狭义相对论和原子论的语境却是在爱因斯坦和道尔顿与其所生活时代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过程中共同建构的。爱因斯坦和道尔顿本人对于自己的理论的理解也是伴随着各自语境的形成而逐渐深化、清晰和明确的。在此之前，科学家的记忆完全取决于特定的情景。在特定情景中存储的历史记忆只有在相应的情景中才能够准确地提取出来。这就是许多科学家关于自己科学创造过程的说法常常不能够前后一贯的根本原因。至于历史记忆中的叙述和解释就更是无法摆脱语境的制约和影响。还是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与麦克尔逊─莫雷实验的关系为例，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帕萨迪纳的一次物理学会议上唯一一次见到了当时已经79岁的麦克尔逊先生。爱因斯坦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演讲恭维麦克尔逊说：“您，我尊敬的麦克尔逊博士，当我还是一个几乎只有三英尺高的孩童时，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正是您，把物理学家们带到了新的小路上，并且通过您那绝妙的实验工作为相对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您揭示了光的以太理论那时所隐含的缺点，并且激发了洛仑兹和菲茨·杰拉尔德的思想，狭义相对论由此发展起来，而这些又转而带上了去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的大路。没有您的工作，这个理论今天就不过是一个有趣的推测而已。”[12]当时负责这次演讲报道的伯纳德·贾菲正是以此作为众所周知的证据而得出结论说：“就在麦克尔逊去世前的1931年，爱因斯坦公开把他的理论归因于麦克尔逊的实验”[13]。实际上，这完全是语境中的一种应酬。事实正如科学史家霍尔顿先生所说的，“这种场所和这种期待完全是为爱因斯坦的回应安排的”[14]，因为在此之前，麦克尔逊本人和其他一些科学家都已经在公众场合这样讲过了。所以，爱因斯坦在这里显然是不能公开地损毁老麦克尔逊先生一生的名望所寄托于其上的这样一个十分美丽诱人的神话的。

五、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曾以历史可能世界为平台在本质主义框架中概述了口述科技史的三项规范，它们其实是科技史研究普遍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因为科技史毕竟是科学技术的历史，是科学技术与历史学相交叉而产生的一门交叉学科。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历史学，都是以澄清事实作为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的，没有科学事实与历史事实就没有科学与历史学。然而，倘若历史记忆、口述策略和口述科技史料中普遍渗透着价值，倘若作为传统文献科技史延伸和补充的口述科技史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价值追求，则又如何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问题呢？实际上，口述科技史是在真理缺席的后现代语境中正在兴起的一个科技史研究领域。在后现代语境中其真实性问题是一个典型的伪问题，讨论它没有任何意义。可见在口述与科技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在这里，实事求是的科技史灵魂同后现代真理虚无主义似乎格格不入。口述科技史在这种巨大的张力之间何去何从？

首先，我们必须重新修复后现代语境中已经破碎了的历史真实性信念。所谓历史真实性，可以在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两个不同的层面加以界定。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看，历史事件稍纵即逝，而它所负载的各种信息难以计数。无论人们调动多少记录手段，都不可能把它网罗干净。也就是说，无论人类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历史史料如何丰富，它都只能是一个有限的数量。即使可以被解释为无穷大，也注定是比历史事件次一级的无穷大。在这种意义上讲，绝对的历史真实性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只能获得相对的真实性，其间的差异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没有质的区别。而且在此范围内，口述历史由于能够调动的记录手段形式多样，从而可能获得至少是在细节方面的更大的真实性。只是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真实性，人们是不能够加以检验的。从历史认识论层面看，人们可以把这种不可穷尽的历史事件悬置起来，不予理睬。而面对浩如烟海毕竟数量有限的历史史料，人们在原则上应当是能够进行真实的历史叙述的。在这个层面上，人们完全有可能在形而上学相对真实的本体论框架中获得一种绝对真实的历史。这是一种科学意义上的历史真实性，人们可以加以检验。事实上，这也正是科学主义历史学家孜孜以求的历史真实性。在这里，我们同后现代主义者具有质的区别。后现代历史学家无视、或闭口不谈这样一种历史真实性，足以暴露他们思维方式的浅陋或者别有用心。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大都是目空一切的虚无主义者，他们所能够做的远远赶不上他们所标榜的。后现代语境中的历史真实性概念是完全可以保留的。

其次，后现代价值蕴涵可以使历史事实变得更加复杂、丰富与充实，而决不可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历史学是一门以澄清历史事实、揭示历史真相为宗旨的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讲，它是一门典型的科学；然而历史又总是以历史事件这样一种最基本的人类活动表现自己的，其中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形形色色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口述历史在当代的崛起，既有历史学自身谋求全面发展的内在根据，也有信息时代极为复杂和深刻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外部原因。后现代史学正是在局部的人文价值反对普遍的科学理性的过程中走向历史碎片的。后现代史学家偶尔也讲历史真实性，然而他们所说的大都是价值真实性。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中不存在普遍的理性和抽象的真实性，国家精英与民间草根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及其相应的真实性。他们不仅可以以文化相对主义为思想武器全面围剿现代科学，利用传统博物学和地方性知识重建一种所谓解放的后现代科学，而且可以以口述策略彻底瓦解传统科学史学，利用来自人类学和民俗学的各种民间边缘性群体的集体记忆重新书写一种所谓的后现代历史。他们普遍热衷于把玩历史碎片上的日常史、微观史和小历史，不厌其烦，而口述正是其玩弄历史碎片游戏的绝佳方式方法。可以肯定，口述科技史也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事实与价值的一种融合。口述策略是口述科技史的灵魂，口述科技史应当口述什么，口述的性质及其职能等，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十分鲜明的价值蕴涵。不同的口述策略产生不同的口述科技史。然而，它们并不能根本抹煞历史真实性，只要人们自觉地剔除其中的价值蕴涵，还是可以重建一种统一的和更加丰富多彩的历史理性的。

再次，我们可以透过口述者与口述科技事件之间各种错综复杂的背景关系把握真实的科技事件，正如在量子力学中人们借助于观测仪器与微观客体之间不可分离的相互作用来把握微观客体一样。一般说来，人们至少可以通过三种相互补充的不同方式来具体地理解口述科技史的真实性：其一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当代科技工作者在当代语境中对于自己所经历过的科技事件的一种回顾、反思和评价，它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曾经经历过的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不同语境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当代科技工作者按照当代的认识稍加修饰过了的科技史；其二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具有不同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社会地位的人们关于同一科技事件的不同历史记忆之间的互补，用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汤普森的话来说，“或许，分歧恰恰说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两种描述共同为真实的阐释提供了活生生的线索。”[15]因为这些不同的历史记忆不仅曲折地指向、并且反映了同一科技事件本身，而且还反映了在同一种社会语境和社会心理中不同个体不同的心路历程，恰如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托什所说的，“口述史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是不是真实的历史或作为社会群体政治意图的表达手段，而在于它证明了人们的历史意识是如何形成的。”[16]；其三则是把口述科技史理解为口述历史学家与口述者共同拥有的一种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借助于这样一种方式，人们也可以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把握科技事件的某种真实性。正如文献科技史可以被理解为文献历史学家及其所拥有的文献共同形成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一样。从认识论上讲，应当说它们所拥有的真实性是可以等价的。

最后，我们应当更进一步明确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一种是传统的规范真实性，另一种则是以上述三种方式所把握到的历史真实性，不妨称为量子真实性。尽管我们始终认为满足规范真实性的口述科技史是可能的，然而要把这样一种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还有赖于口述科技史家具备关于历史真理和历史客观性的坚定信念，以及对于后现代颠覆性价值蕴涵的充分警觉，等等。科技史在科技与历史这样两大传统显学之间的这样一种边缘性地位，使得它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种种颠覆策略先天地反应迟钝。它既没有像索卡尔等科学家那样积极主动地反击后现代主义对于科学的围剿，也没有像布洛赫等历史学家那样消极被动地为历史学进行辩护，反而是敞开了大门让后现代主义长驱直入。这或许是因为科技史是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为线索展开的，没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就不可能产生科技史，或者作为科技史表述中天然的和绝对不可移易的核心的科学家、发明家及其活动，本来已经处在历史的边缘地带，这里实在没有什么值得颠覆的价值和可能。然而综上所述，历史可能世界显然是要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复杂。量子真实性概念正是在这样一种异常复杂的后现代语境中把握口述科技史的一把全新的尺度。从规范真实性出发，在后现代语境中所出现的各种口述科技史作品只能在史料学的框架中理解；然而从量子真实性出发，口述科技史则描述了一种沟通主体与客体、融合历史与现实的新的更为复杂充实的历史真实画面。至于两种历史真实性概念之间的是是非非，还要留待以后人类思想认识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得到解决。在这个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人们选择哪一种真实性概念，完全可以根据社会历史语境的发展变化自行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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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虽然在科技史中也曾有过弗兰·卢卡斯（Vrian-Lucas）伪造数以千计科技史料的现象发生，然而相对于社会史中无处不在的造假来讲，其概率毕竟还是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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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PaulThompson,TheVoicesofThePast:OralHistory,London,1998,p21,p5.

[3][4]转引自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J].北京大学学报,2002(3).

[5]转引自祝平一.展望台湾的科技与医疗史研究:一个当代台湾知识社群的分析[Z].sts.nthu.edu.tw/scholarlist_files/21_1998-2.doc.

[6][10]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116,114.

[7][8][11][12][13][14]转引自任定成.科学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8,167,154,165,166,167.

[9]Einstein,A.HowIcreatedthetheoryofrelativity.Physicstoday,August,p46.

科技价值范文篇9

关键词：科技创新；设计价值；未来设计

设计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设计不仅要满足人的使用需求，还要达到人的生理、心理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需求间取得一定的平衡。设计本身也具有价值即设计价值，随着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直接或间接地对设计价值产生了影响，进而对人类的日常生活的具体内容和审美观念产生巨大的变革。

一、科技创新与设计价值

1.工业革命开启科技创新了脚步。自从工业革命的大幕缓缓拉开，科技创新的脚步就从未停下。瓦特蒸汽机的发明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能源来源，从此人类社会走进了工业化的时代，人类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类的出行方式改变了，不在仅仅依靠马力和人力的操作。生产工作方式改变了，手工生产逐渐被淘汰，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不断普及。通信的形式改变了，人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以电力和内燃机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从蒸汽和煤的时代转移至石油和内燃发动机的天下，使汽车，火车，轮船，航空飞机融入到寻常百姓人家的日常生活，开启了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之前的工业革命相比，对人们进步的幅度的影响更大。不再局限于简单机械了，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人工材料、遗传工程等具有高度科技含量的产品和技术得到了日益精进的发展。互联网连接起全世界并且又一次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同时人类也不满足于局限在地球这个单位内，开始放眼于太空和宇宙，探索星辰大海。当前我们走在以智能化为基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道路上，这又将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举措。2.设计价值的丰富内涵　。设计的价值大体上分为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首先设计来源于艺术，最初是通过艺术的分工所产生的。艺术是设计活动的灵魂，设计经常会在艺术中寻找灵感，设计活动中必然蕴藏着艺术的元素，设计活动同时也丰富了艺术的种类和表现力。设计的目的，结果，最终都是为了人，而人的基本需求主要包括为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其次，设计活动也具有社会价值，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离不开设计活动，现代设计主要还是以投入市场并且盈利为目的的，这也要求设计必须要适应，迎合大众社会，符合社会的普遍价值观念。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的不断创新，设计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在不断的变化和革新1。

二、科技创新对设计艺术价值的影响

1.科技创新为设计带来了新材料。科技创新给现代设计带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例如在我们目前日常生活中塑料材料的制品已经随处可见，1909年，人类首次合成了酚醛塑料，推动了各种塑料的发明和生产的飞速的发展。塑料材质受到许多设计师的喜爱因为它不仅相对密度较轻但是硬度大，很好的耐腐蚀性，绝缘性和绝热性，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大规模的批量生产。如今塑料的种类已经成千上万，并应用在各行各业。除此之外，科技的创新也带来了纳米材料，人造纤维，半导体材料，基因材料，碳纤维等等新材料。比如我国江雷院士研究的纳米仿生材料，在玻璃上刷上具有纳米突起的二氧化钛涂层，不仅可以光降解表面油污，还可以像荷叶一样自清洁，这已被应用在国家大剧院的设计中。2.科技创新为设计带来了新技术。科技的不断创新为设计带来了许多新技术，不仅丰富了设计的手段，同时也提高了设计的效率。二维，三维，以及各种辅助设计的计算机软件极大丰富和提高了设计的手段和效率。对设计的前期，中期以及成果展示环节都可以让客户和大众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和认知。其次现代设计出现越来越多的学科交叉和融合，对其它领域的科技创新进行设计从而得到一个新的产品。例如，目前许多设计师们热衷的VR产业，即虚拟现实产业。虚拟现实不但可以在游戏中充分地被利用，还可以被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在医疗方面，根据高盛的预测，到2025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VRAR）用于医疗健康领域将达到50亿多美元的市场2。3.科技创新为设计带来了新思想。自从在艺术中单独分离出来以后，设计便有了属于自己独特的思想和性质，科技的不断创新持续为设计带来一些新思想。第一，现代艺术活动中，有目的性创造的劳动分工产生了设计师，并要求设计与商业相联系3。设计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活动。设计师首先是以赚取利润为目的的，然后才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充分发挥设计师的想像力。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设计师更多的是为了上层贵族所服务，因为在没有科技的时代，设计主要是靠手工艺人们亲自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产出，在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双重阻碍下，普通大众很难承受得起价格，但是在科技的不断创新发展的影响下，设计可以流水线的批量形式产出，自此设计与平民百姓的距离越来越近，这也意味者设计不能再是只能满足一个或是几个人的喜好了，设计需要尽可能与大众审美靠齐并通过大量的生产来获得更过的利润，在此过程中设计与商业活动也越来越紧。第二，设计与多学科的融合。手工艺时期，设计师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职业，因为从头到尾几乎都要设计师们直接的参与制作，这对设计有着很大的要求，但是随着科学的创新发展，除了设计手段越来越丰富外，设计的产品也越来越复杂和精密，这就需要进行多学科的融合，设计师开始与其他领域的专家们合作，共同完成设计工作。设计师的职责也发神了变化，他们不需要或者很少在参与到实际生产的阶段了。在多学科的融合中每个学科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着科技的不断创新。第三，设计不再仅仅是对物品的设计，还是对生活方式的设计。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物质生产水平已经满足市场的需求，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交通工具的发展使远距离沟通不是问题，网络计算机的发展使我们可以轻松地与整个世界联通，智能化的发展使人类的居家生活变得更加便捷，更加舒适，与此同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了，对日常生活的品质如居住环境的质量，产品的功能与外观，娱乐生活等等有了很大的提升。

三、科技创新对设计艺术价值的影响

1.众多设计风格流派涌现。科技创新带来了一些新思想和新技术，两者经过融合并不断发展成了许多新的设计风格流派。高技术风格是其中的一员，高技术风格通常也被称为“高技派”，是由机器美学的概念发展起来的，技术工艺的不断提高是它流行起来的基础，运用高科技技术将产品的结构充分的表达，而且在美学上鼓吹表现新技术。极简主义也是其中的代表，当人们不断膨胀的欲望无法简单地从机械化的设计生产中得到满足的时候，就出现了极简主义，其存在的意义就是引导人们的注意力从触及不到的虚无缥缈诱惑中转移到自己本身和周围其他人的身上。2.高流水线批量化生产的形成。由于科技的不断创新，机械自动化生产逐渐科技代替了人工生产，而且在科技不断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过程中的分工也越来越精细，每道工序分工明确，具有一定的专业化程度，整个生产过程是一体且连续的。流水线批量化生产的优点主要是产品生产的连惯性，统一性，专业性，效率性。批量化生产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还能降低生产成本。历史上第一条流水线是由美国的福特汽车所创造，亨利福特于1903年创立了该公司并在1908年生产出世界上第一辆T型车。1913年,该公司又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条流水线,缔造了一个至今仍未被打破的世界纪录4。

四、未来设计基于科技创新的走向

1.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首先设计要摒弃着重产品外观和包装，近年来出现了越来越多“外大于内”的外观无比漂亮实则内部功能捉襟见肘的产品，以及“过度包装”的礼品奢侈品的问题，两者极大地消耗了资源造成了浪费，对于前者来说在达到一定的美学外观程度下就不要在费尽心思地从外观上埋头苦干，不要再设计出那些华而不实的产品，应该转换到以人为本的实用性和情感化层次上来，丰富产品的内在和情感交流功能。其次，设计要着力从技术，结构，材料等方面入手，为人类创造出更加舒适的生活方式的生存体验，将人机工程学，材料学，结构力学等充分应用于设计的全过程中，努力设计出可以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产品。最后，设计要保持与自然环境的和谐，从终极意义上讲，设计是使人类的生存环境趋于理想化、艺术化的过程，这是人-自然-社会的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平衡，我们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设计，这是对我们对当代人和后代子孙负责，对我们居住的地球负责，更是对设计本身负责。我们可以从废品的有效回收和循环利用开始，并通过技术研发来减少设计生产中有害物质的排放，开发并大力推广对环境友好型的新能源，进而达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2.要利用科技而不是服从于科技。尽管科技的进步为人类带来了很多便利，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观念，但是我们不能被科技所裹挟，变成科技的奴隶。现如今满街可见的低头族，甚至在聚会聚餐等的情况下出现每个人捧个手机的尴尬场面，这不禁让我们思考，科技有没有开始操控人类，使人类变成了提线木偶，这也充分体现在设计方面，在设计活动时应该有目的有选择地使用科技，不能成为科技的附庸者，要有自己独立的思考能力。我们应该以辩证的态度对待科技，如果以正确的观点对待它，科技就会服务于人类，为人类创造更舒适便捷的生活，如果以错误的观点对待他，科技就会凌驾于人类，对人类社会造成破坏。3.要注重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的平衡。科技与设计虽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重在理性的分析，后者重在感情的抒发5，但是它们的创造成果都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精神生活影响情绪，从而影响状态，影响生活。缺乏精神生活，就会容易抑郁、自卑、烦躁。拥有了精神生活，心态就会变得越来越好。当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两种需求的发展不平衡时，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当前者发展超于后者时，就会出现人们精神空虚的状况，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反之，如果精神的发展没有物质作为基础的话，精神的发展就容易走进误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精神也总是沿着物质发展的轨迹前行，并寻找着与物质发展的平衡点，这个点不仅是量的平衡，更是质的平衡。

五、结语

从科技创新的发展以及设计价值的内涵入手，对两者的联系进行了研究与探讨，详细叙述了人类科技创新的发展的过程以及设计中的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意义，并对科技创为设计的艺术价值新带来的新技术，新材料，新思想进行了总结，同时概括了科技创新为设计的社会价值带来的众多风格流派，流水线批量生产模式。最后指出未来设计基于科技创新的走向，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要利用科技而不是服从于科技，要注重物质水平和精神水平的平衡。科技是设计发展的基础，设计同时也促进着科技的创新，两者在互相影响作用的道路上共同前进。

参考文献：

[1]曾月明.论现代艺术设计发展的新趋势[J].艺术科技，2016，29（12）：247.

[2]蔡筱霞.虚拟现实发展热点与应用浅析[J].广东通信技术，2018，38（03）：10-14.

[3]徐小荷.设计——科技与艺术的对话[J].大众文艺，2018（18）：117.

[4]张通.百年福特的汽车传奇[J].中国工业评论，2016（05）：94-101.

科技价值范文篇10

一方面互联网信息呈现爆炸式增长，信息的获取变得方便快捷，编校工作的效率有了一定的提高；另一方面，科技期刊数量递增，区别于其他休闲类期刊，科技期刊具备刊文内容学术性强、数据多、公式多、图表多等特点，加上纷繁芜杂的信息、编校软件等新技术的不成熟都给编校工作带来干扰和影响。因此，在编校过程中涉及的标准多而广且杂，还存在很多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地方，影响学术论文所传达内容的正确性与严谨性，给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基于此，如何优化编校标准，提升编校标准化在科技期刊中的价值实现值得思考和探索。

2编校标准化对科技期刊的影响及现状

每本期刊都需要编校标准，而大部分作者或读者基本是参照期刊的投稿要求或是通过已经刊出的期刊，直观感知编校中的规范，很少有人会去查阅编校标准和相关规定的原文。同时，通过编辑加工过程中双方的互动，可以促进编校规范的修订，使其逐步进入标准化，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编校标准化—编辑—作者（读者）—编校标准化”的闭环[1]80。这个闭环不仅仅局限于编辑出版的圈子,其中的各元素是相互影响的。在整个闭环的传导过程中，各类标准如不能很好地整合于科技期刊中，使得编校标准化执行得不扎实，那么就会影响整个期刊的编校质量，从而会影响期刊内容高质量地传播。因此，注重期刊编校标准化十分重要，需要从整体到细节，以更高的层次、更宽的角度看待优化编校标准化在科技期刊中价值实现的意义。从目前编校标准化的使用情况看，仍存在以下一些问题。

2.1编校标准繁多

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规定的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5类。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2]，每个标准中又包含多个具体的规范文件。为了加强标准出版活动的管理，保护知识产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实施条例》《出版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出版管理规定，国家技术监督局和国家新闻出版署又联合制定了《标准出版管理办法》[3]。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编辑，更应该掌握有关出版方面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至少要大致了解。而实际编校工作中，仅出版物常用标准规范就千变万化，编辑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编校标准打交道。科技期刊中除了出现标点、数字、字词、格式等常规性规范外，还会存在表格、图文混排、公式、行业简称等方面的显性和隐性规则，数不胜数[1]81。繁多的标准规范导致编辑无法精通掌握所有规范，常常如履薄冰、背负压力。

2.2标准来源渠道分散

编校标准来源渠道广而分散，没有统一的获取通道。包括有来自权威部门公开的法律法规、各类标准；来自专业工具书和编校手册、书籍或教材；来自各类数据库，包括越来越多的在线数据库和微信公众号；编辑业务培训，等等。供给渠道多却很分散，获取并不通畅，需要编辑多方关注，主动搜集；而且很多国标、行标的获取非常困难，编辑因此耗费了不少精力。

2.3隐性规范标准化

在实际工作中，有些隐性规范会自然形成为编校标准，而其参考的依据又是变化的。比如：《现代汉语词典》是作为标准字词出处的参考依据，有些字词的用法翻来覆去地变化；有些字词用法国际上已完全认可了但质检中仍是不规范等等。像“想象”一词，旧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只收“想象”，新版则“想象”和“想像”两者兼收，但以“想像”为主条；同样，如果参考《辞海》，1979年版只收“想象”，1999年版则反其道而行之，只收“想像”。还有一些词语很难定夺正误又找不到合适的标准，那么编辑会借助一些专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的通用解读来作为标准的参考依据，存在不确定性，缺乏严谨性。问题不胜枚举，使得编辑在实际工作中无所适从，拿捏不定。

2.4国内标准和国际规范的不兼容

国内科技期刊需要遵从国标，难免会和国际期刊的要求有出入。比如参考文献的著录，按照国内科技期刊的规范要求，需参照国家标准（GB/T 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执行，而国外自然科学期刊很多并没有严格的著录要求。很多作者写作时习惯于借助EndNote等工具直接导出生成参考文献，这类格式与国外期刊的投稿要求也是一致的。因此在向国内期刊投稿时，他们一般不会再去参照国标，这样编辑就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加工以符合国标，尤其是英文文献居多时，对于责任者的姓名顺序、标点符号的半全角等均要调整。但是在对这些进行编辑加工过程中，编辑需要思考的是，按照国标规范以后，读者对文献的查找是更便捷了，还是文献更不易被查到，这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2.5标准执行中存在冲突和误差

从标准编制角度，涉及出版编辑的国家标准绝大多数是推荐标准，不强制执行。有些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在对某些用法上说法不一，比如，关于表注结尾是否要加句号，根据国家标准（GB/T 15834—2011 标点符号用法）附录A中对其的解读是不加句号，而按照国家新闻出版行业标准（CY/T 170—2019 学术出版规范 表格）中对其的解读是需要加句号。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存在冲突。另一方面，编辑编校中依照标准执行，而目前期刊的质检仍旧是纯粹的人工操作，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尽管标准中的条款是分为要求型、指示型、推荐型、允许型、陈述型5类，在执行或审读中如果有关人员没有准确掌握条款的性质，缺乏严格的、统一的客观标准，就会出现偏差。比如同一标准对于图书和期刊在执行时就应该区分对待。不同素质的质检人员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标准，那么就会对质检的结果有一定的影响。同一本期刊，不同的质检人员检出的结果经常会存在明显的误差。恰恰有时候质检人员认定的标准，逐渐会被作为业内隐性规范在实际编校工作中执行，无形中也就成为了事实上的 标准[4]。

3编校标准化在科技期刊中价值实现的思考

编校标准过于繁杂会对编辑造成心理压迫。编辑有时为了迎合标准，走向过度审稿的极端，编校过程中难免会畏手畏脚、过度删改、循规蹈矩，这样就有可能掩盖了稿件本身的写作风格及语言自身的意境和美感，尽管符合了所谓标准，但仅为标准而标准，留下来的可能是泛泛之作，很难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因此，编校标准化如何在科技期刊中体现真正的价值亟待优化和思考。

3.1梳理简化目前的编校标准

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的《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应早日做好迎接国内高科学价值、高技术价值、高经济价值、高社会价值及高文化价值的科技论文的准备[5]。这对于科技期刊的稿件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校标准化的价值实现势在必行。我国期刊工作自20世纪80年代就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国家标准与行业规范，相关部门应该重视这些标准规范对科技期刊标准化的执行情况，加强科技期刊标准化的梳理优化，对于一些过时的、没有发挥功用的标准要进行修订、简化或取缔。对于多渠道解读同一个主题的多个标准，相关管理部门可以考虑把这几个文件简化为一个文件。简化并不是降低标准，标准越多越细，反而会给编校质量造成负担。因此，我们应该在编校标准上减少无效供给；同时改版和增加标准时要更加严谨，避免为了改进不足而出现新的问题，从而提高有效供给。

3.2完善编辑管理体系建设

在编辑加工过程中，除了满足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质检要求外，要更加重视期刊的编校标准化的执行质量。同时，大多数期刊编辑人员在参与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培训与考试时，因为考试内容中涉及期刊编校标准的题目不易量化和得分，所以他们通常会选择套路清晰、考点多又易拿分的图书类题目进行解答。这样虽然可以提高考试通过的概率，但这类题目对日常的期刊工作帮肋并不大，仅仅为考试而学。国家在出版从业人员的资格考试的命题和后期的继续教育培训中，应侧重加强期刊中标准化应用的教育力度，以帮助编校人员树立自主强化编辑标准化行为，使其更系统、更完整地贴近日常工作。

3.3标准制定注重相容而稳定，精益求精

不同出处的标准有时会出现有交叉又不相容的情况，当编辑遇到这类情况时，就会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比如有些专业名词在相关标准规定中的定义与相关学科中的解读相背；社会上共存的不同版本的词典，导致某些字词用法一定程度上的混乱等等。对于一些已经约定俗成的东西，如无必须，没有必要来回更改。因此，编校标准化的传导需要时间，即使有改变，也需要得到大家的认可。标准制定或更新时，应该对不同标准之间相左或矛盾的地方进行梳理，加强沟通，注重其相容性和稳定性，精益求精。

3.4辩证认识编校标准化

作为编辑，应该辩证地看待标准的价值，对标准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要认识到标准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标准服务；标准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使用条件和使用限度，在解释和执行标准时，不能张冠李戴，无限类推[6]，否则会被困于标准之中无法驾驭自如，达不到提高编校质量的目的。有些标准规定中，其强度是有优先级的，面对现实中复杂多样、千变万化的情况，应从宏观、总体上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标准化，在执行时适度把握；对于特殊情况、具体情况，应予以尊重，在不影响阅读规范的情况下灵活执行。

3.5编校标准化价值实现的改进措施

3.5.1国家层面重视标准的把关1）出版行业的相关规范及标准是编校工作的依据，这个“据”一定要有力。当前出版行业的标准修订或再版的更新速度略显落后，国家相关部门应重视出版行业标准的起草、撰写、更新修订以及适时宣传贯彻落实。2）目前，期刊行业缺少具有公认性的即时指导书，在科技期刊编辑人员编校中广泛使用和认可的《科技书刊标准化18讲》，这本书虽然汇集了多位资深科技编辑的丰富经验，但自1998年出版后一直未重印，对于这类书籍的流通性和时效性都有待改进；其他一些非官方的编辑参考书，相对来说难免疏于行业认可，内容完整性上也有所欠缺，对许多经验不足的编校人员容易产生误导[7]。因此，重视发展扶持科技期刊出版行业组织专业权威人士组成编委会，汇集专业意见、形成专业指导或参与制定出版行业的标准或指导性蓝皮书是很有必要的。3.5.2职业层面重视标准的执行1）重视编校标准化，强化国家出版类相关标准的宣传与落实。可将期刊出版标准作为审核与评价出版物编校质量的一个客观指标，同时将编校质量作为入选相关数据库索引的主要条件，以此带动整个科技期刊出版行业编校标准化水平的提高，促进整个期刊业良性发展。2）加强编辑部内部对标准的学习，以老带新，循序渐进。各编辑部可自行建立标准资料库，方便编辑人员随时查阅，并安排专人负责维护更新，定期组织统一学习。3）对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形式和命题上应针对不同服务对象全面深化考察内容，增加涉及标准化、规范化的考点。另外，在中级考试中宜适当增加考察语言文学和出版专业基础知识的力度，加强科技期刊编辑人员的文科功底，以更好地解读标准。3.5.3编辑层面标准化意识的提高编辑工作中应当具备高度的标准化意识，善于思考，不以对错论标准。如果执行标准中存在无法解释或疑惑的地方，首先应保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并通过各种途径寻找答案，做到有理有据；若自己找不到完整的答案时，应与经验丰富的老编辑讨论，既要综合考虑整体规范性，更要尊重期刊自己的规范，以形成内部全刊统一标准参照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