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范文10篇

考虑范文篇1

一、国家出台绿色信贷政策的原因

(一)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必然要求。环境污染违法现象突出，但因为环境资源是公共产品和公共资源，又由于其产权不明晰，市场机制在这一领域显然是失灵的，同时，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利用行政管制和外部性的内部化的办法。对于行政管制，政府通常采用事后处罚为主的手段，并且会因其办事效率低下、信息不对称、调控范围有限等原因导致“政府失灵”。而绿色信贷政策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这是建立在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之上的，造成了资源的短缺与环境的恶化。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资源优化配置、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势在必行。而信贷结构必须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因此，绿色信贷的实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必然要求。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之间总存在一些矛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在2005年就已提出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绿色信贷是以保护环境为核心的，因此，从本质上来说，绿色信贷是一种市场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出发点，以创建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以谋求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但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环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消耗，减少废物排放，减少对环境的压力成为必须，绿色信贷政策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

二、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政策的原因

(一)商业银行获得商业利益的内在要求。商业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政策不仅有助于强化企业形象、扩大销售额和市场份额、增加利润、吸引顾客并获得顾客忠诚、提高员工满意度及保留率、强化品牌定位、巩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合作关系、获得媒体的正面关注等，而且还有助于改善商业银行的竞争环境，从而赢得竞争优势。同时，商业银行积极推行“绿色信贷”，有利于摆脱过去长期困扰的贷款“呆账”、“坏账”的阴影。

(二)商业银行环境风险管理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政府越来越注重环保，加大了对企业污染环境责任的追究力度，银行承担的因污染企业关停无法收回贷款的风险也开始加大。实践证明，破坏环境不只是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更严重的是可能会危及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生存。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加强其环境风，防范企业和建设项目因环保要求发生变化带来的信贷风险。

三、绿色信贷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是目前“绿色信贷”的杠杆效应还远没有释放出来，主要原因在于商业银行和其他企业实体一样，也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信贷有利可图，从而使得一些商业银行不愿大幅度消减对这类企业的信贷量。同时，那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常是纳税大户，是当地政府的经济支柱，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上级考核指标、提升政绩，会想方设法地保住这些企业。

二是有很多中小型污染企业为了避开金融机构贷款的限制，不向金融机构贷款，而是采取民间融资或者自筹资金。这样，“绿色信贷”对这些中小污染企业就起不到引导作用。

三是因为环境信息的好坏影响着企业是否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企业有可能提供一些不真实的信息，或只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从而银行就不能获取充分的信息。同时，环保部门的企业环境违法信息针对性不强、时效性不够，信息也不完全，不能为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审查提供及时可靠的信息支持，更严重的是商业银行和环保部门至今还不能信息共享。

四是商业银行缺乏实施“绿色信贷”的相关人才资源，绿色信贷的相关制度安排还不完善，“绿色信贷”机制还没有构建起来。同时，商业银行缺乏实施“绿色信贷”的具体标准，可操作的机制和实施手段不够具体。

四、提高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建议

一是国家要引导和鼓励新的商业银行资金投向，这必须由国家的相关产业政策给予支持，对有利于环保的项目给予支持的银行，国家除了在信贷资金上给予支持外，还应该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如减免税收、对因履行社会责任导致的成本给予补偿等措施，以调动并确保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

二是规范资金市场，限制污染企业进行民间融资和自筹资金，要求所有融资渠道都要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信贷。同时，加快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是绿色经济这一观念深入人心，创造绿色信贷“生根发芽”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绿色信贷的引导作用。

三是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各级环保部门要及时准确地判断企业的污染状况，完善环保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信息沟通和共享机制，加强环保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商业银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共享。

四是加强实施“绿色信贷”相关从业人员的培训，加快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机制的构建，逐步完善、细化“绿色信贷”项目分类的具体标准，提高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

考虑范文篇2

所谓公交民营化改革是指政府利用市场或私人部门(包括营利和非营利组织)在政府的监督下提供公共交通服务，将公交系统的经营权转移到民间，引入市场机制。其目的在于使城市交通更加顺畅，民众出行更加方便，政府负担得以减轻，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得到应有回报。

2002年末，建设部颁布《关于加快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首次提出鼓励社会资金、外国资本参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此后湖北十堰、安徽合肥、湖南长沙等城市纷纷开始了“公交民营化”的改革。起初，改革初见成效，各地原本亏损的公交公司通过拓展车厢广告业务、购买空调车等方法使公交公司扭亏为盈，新建的公交Ic卡乘车收费系统项目以及GPRs智能监控调度系统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效率、改善了服务条件，增加了公共利益。

但是短短两年后，实行公交民营化的各地都出现了很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公共交通福利受损

许多城市在实现民营化后，市民出行并没有得到方便，公共福利甚至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

在湖南长沙市，许多公交车拒载手持“免费乘车优待证”的老人，虽然社会反响很强烈，但是情况没有丝毫的改善，甚至出现了几位老人等车一小时连遭拒载的情况。而合肥的公交系统实行民营化之后，司乘人员为了在公司限定的时间内跑完每一趟车，往往采取违章、超速、闯红灯等手段，以致在2007年五个月内造成了11位市民的死亡。合肥市民开始对公交车出现一定的恐惧心理，而合肥市长更是将少数公交车称为“社会公害”。而在十堰市出现了罕见的公交系统五年内停运四次的非正常事件，公交系统的瘫痪严重阻碍了市民的出行，广大市民怨声载道。

2，公交公司陷入亏损

民营企业为了取得利润而对公交线路或者整个公交系统进行承包，但是真正能够获得盈利的承包公司却少之又少。以十堰市为例，温州市五马汽车出租公司在全盘接手十堰市公交系统并于2003、2004年实现短暂盈利后，在之后的三年里分别亏损了500万、900万和700万。公司的亏损导致了公司职工工资降低以及福利下降。而其他公交民营化城市如四川广元、江苏南京等地的公交线路承包公司也陷入了困境，公交停运必然亏损，而有些线路运营可能会亏损的更多。

二，困境产生的原因

公交民营化改革之所以会陷入困境，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方面：

1，政府职能缺位

推行改革的各地政府大多在改革进程中的角色扮演并不到位，甚至是通过“民营化”这个幌子将公交系统这个“包袱”甩掉。具体表现在：

(1)政府监督缺位

从公交民营化的定义来看，进行民营化改革的过程之中政府监督应该始终贯穿始终。但是在实际过程之中，这个环节却一直处于缺位状态。

城市公交作为一个公共服务系统，是涉及到整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城市建设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地方政府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理应对公交系统的建设负起责任。而公交民营化要达到的几个目标是否能够实现也与政府监督能力密切相关。而政府监督的缺位又势必引发在实际操作中的各种违规现象，监管的不足是从某种程度上“默许”了公交公司为了盈利而打破公交行业规则，从而导致了公交公司管理的混乱。

(2)缺少财政扶植

公交系统作为一个有社会公益属性的系统，从客观上要求有地方财政的扶植。以发达国家为例，德国柏林政府对公交企业的财政补贴占运营成本的57％，法国巴黎占57.5％；美国华盛顿占66.1％。意大利罗马占74.5％；俄罗斯莫斯科占89％。日本一般新建公共交通设施时，中央财政资助50％-60％，地方政府资助25％。而从我国来看，在没有进行“民营化”的北京、青岛公交公司2007年亏损额分别达到了13亿与1.1亿，几乎全靠政府财政补贴才得以运营。

但是地方政府在民营化以后对公交系统的支持大大减少，甚至完全放任。在民营化后的公交公司虽然通过各种手段提高了收入，但是要求没有足够财政补贴作为支持的公交实现盈利十分困难。

2，企业经营失效

将公交系统民营化后，民营企业家无法很快地适应角色的转变。一些地区如四川广元等地的改革是将公交线路承包给个体户进行运营，但是与资金、技术等都比较雄厚的公交公司相比，个体经营者对于市场变化及各方面政策不敏感，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作为保证，面对风险的能力显然要弱了很多，其线路的经营必然陷入困境。

民营公交公司对于管理方面技能与经验的欠缺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些承包公司对于各条线路以及司乘人员进行“放羊式管理”，只负责日常的车辆登记与资金管理，既没有对线路、市场进行研究与调整，也没有对公交车的具体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导致一些素质相对不高的司乘人员，为了赶时间、抢客源超速、违规行驶，引起交通混乱。

甚至有很多进入公交领域的民营企业本身就是由原来一些没有受到监管的中巴车主转变而来的，但是涉足城市公交领域后的原中巴车主在经营模式上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资本运作相对随意，存在很大的投机性，为了提高利润私自改变线路的做法也让市民对民营化的公交存在诸多不满。

此外承包公司由于经营模式与自身条件的缺乏，在心理承受能力以及企业文化方面与原大型公交公司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

以上几方面直接导致了企业的亏损与公共福利遭受严重损失。

3，公益性与经济性失衡

公交系统涉及到城市众多居民的日常出行，是一个关乎“民生”的大问题，因此其本身就带有公益性与公平性。而公交民营化则将公交系统纳入市场环境之下：而没有政府财政支持与监督的公交系统则必须完全通过自身力量在一个完全的市场中求得生存，那么不可避免地通过提高收入、降低成本等手段以求盈利，这又使其带有很强的经济性特点，公益性与经济性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而此时地方政府只通过保证车票不涨价来确保公交系统公平性的实现，却忽视了其经济性，迫使公交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取得正常状态下市场所不能提供的额外收入。那么公交公司降低工人工资、改变路线、飞车拉客等行为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因此公益性与经济性矛盾的处理失衡是公交民营化改革受挫的根本原因。

三，解决方案

公交民营化诸多问题的产生是由政府、企业以及整个制度的不完善等多方面原因综合而成。要真正实现民营化的双赢，我们必须寻求治本为上、标本兼治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当下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有：

1，加强政府监督

地方政府对于公交系统应该加强监督与管理从而促进公交民营化后其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改善与提高。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做到公交系统专人负责，对行动、结果全面负责，出了问题责任由专人承担，严厉打击为了盈利而私自改变线路或者其他违反规定的行为。如果公司运营正常，那么政府可以不主动干预公司经营。而如果有公司运转失灵或者影响到了公众的利益的情况出现，那么政府必须进行有效干预，甚至将原公司淘汰出局进行重新招标，从而保证公交系统职业化与稳定性。

2，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公交系统企业化方式与其公益属性矛盾的中心就是公交公司无法盈利的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必须为公交公司提供一定的财政补贴，决不能借“民营化”之名将应对公交系统进行的财政支出挪做他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于企业的所有亏损都进行全面弥补，而是要在调研公交系统在“国营”时期每年的收入与支出情况的基础之上确定给予财政补贴的额度，每年根据发展变化数据进行调整。

此外，政府还应对其进行“隐性补贴”，如土地补贴、交通信号、提供低息贷款等，尽量减少公交公司所负担的成本。

3，落实“公交优先”战略

众所周知，香港的公交系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它不仅为市民提供了畅通便捷的服务，而且实现了盈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香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了“公交优先战略”。我国虽然也借鉴地提出了“公交优先”，但是目前看来地方政府对于这一战略的认识略显险隘，其政策制定与实施也不完善。而真正的“公交优先”并不仅仅是目前建公交专用车道以及实行公交优先通行制度，其中还包括城市规划、产业建设、基础建设、交通管理等各个方面，各地地方政府还应该加大在这些方面的投入，对于“黑出租”、“野的”等扰乱交通市场、对于公交事业形成冲击的不法行为，政府也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理。真正将“公交优先”做到实处。

此外政府还应对新成立的公交公司进行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培训，从而使“国营”公交的经验得以继承，使公交民营化过程中少走弯路。

4，加强企业管理创新

政府对于企业的监管只是粗线条的管理，无法具体到公交企业的每个方面，这就需要企业对自身的管理更加细致，包括对工作人员进行规章教育及培训，建立、完善司乘人员考核制度等，同时在遵守公交系统部门规章及相关法律的前提下拓展收入渠道，如车厢广告、车站广告等，并提高车况。此外，企业对于公交线路的规划方面应该更加合理，为市民的出行提供便利，在保障公交公益属性得到发挥的同时达到盈利的目的。

5，完善公共交通规章制度

考虑范文篇3

一、服装审美

设计新的服装款式,首先要求美观。时装的设计与制作是实用艺术和工艺技巧的结合,像其他的艺术创作一样,直接体现了创作者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情趣。一款新的服装设计出来,穿到人们的身上,能不能显示出其艺术魅力,关键是取决于设计师的审美。从穿着者的角度来讲,欣赏的款式,选择的款式,都取决于个人的审美。人们的审美有共同的一面,除了传统的审美观外,还受到潮流的影响。但每个人的审美观因个性的不同又是互不相同的,这种差别主要来源于个人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素质等的不同。设计制作新的服装时,在审美感上,总是应该把握住时代感,适应广大消费者的审美。对于我们服装文化中传统优秀的内容,要保留、提炼和发扬;对于国外的优秀服装设计,要多学习和借鉴,吸收不同的设计风格,学习新的表现手法,开阔设计思维,加强设计情调和韵律,创作出既适合现代生活节奏,又能充分显示身材美的服装。

服装设计现在出现了这样的状况:一方面,世界服装设计出现了空前的多样化趋势,每个人都更加注重个性的表达,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和事件都充满了兴趣,主动积极地参与其中;另一方面,世界信息交流越来越便捷和频繁。通过这样的互动突出了个性的表达与平等交流等理念,这两点成了当今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服装设计来说,人们参与服装设计的欲望从没有如此活跃和强烈,服装设计不再是少数设计精英的独创,而成了人们生活中皆可参与的艺术创造。尽管人们的审美观点存在差异,审美水平也高低不同,但大众对服装审美仍有一些基本要求:

1.服装要适应季节变化

首先,要根据防暑御寒的生理需要,选用合适的服装:冬季的服装保暖性好,服色宜深不宜浅;春秋两季气候宜人,衣服厚薄要适中,服色与款式可以丰富多样些。其次,要有利于身体的发育与健康。少年期正是身体发育的黄金时期,服装要宽松些,那些把臀部和两腿包得很紧的裤子、束胸紧身的上衣,不利于人体的健康发育,也不利于参加活动和劳动。

2.服装要与自己的年龄、性别相适应

根据审美心理,选择与自己年龄、性别相适应的服色与款式的服装,能使人产生舒适感。如色彩鲜艳、款式多样、以图案点缀的童装,符合儿童天真、活泼可爱的特点;色彩明快、款式时新的服装,容易显示青年的朝气与活力;色彩淡雅、款式庄重的服装,符合中老年人老成持重的特点。如果服装的色彩、款式与自己的年龄、性别反差很大,则较难为他人所接受。

3.服装要与自己的职业身份相适应

职业服装以端庄、简洁、大方为主,色彩不宜过于鲜艳。男士的上班服装,以茄克衫和西装最为普遍。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西装的上下身质料及颜色要相同;非正式场合则可以上下装不同。其他配件如衬衫、领带等,可以依各人喜好选择,但色彩要调和。女士的上班服装,其质料要好,选不易起皱变形的,透明、发光的都不合适。另外,警察的警服、税务人员的制服等都有鲜明标志。简洁的式样、牢固实用的衣料,比较符合学生的特色,若选择过于奢华、精致的衣料以及特殊的色彩及设计,都是不适当的。

4.服装应适合自己的体型与肤色

应根据自己身体的特点,选择合适的服装,尽可能做到衣着合体,色彩调和。拥有完美的标准体型的人是极少的,体型有某些缺陷的人,可通过服装颜色与款式的变化,从而得到适当的弥补。如矮个子的人穿上短的上衣、瘦长的裤子,可给人造成身材修长的感觉;肥胖的人选用直条纹或小花纹的上衣,配上V型领以延长颈部,同时削窄肩宽,可给人以匀称的印象。

5.服装要尽可能体现人的个性特点

如茄克衫、运动装能体现热情奔放、充满活力和随意潇洒的风度;中山装则能显示人的沉着庄重、老成稳健的个性。一个人如果穿着与自己个性相去甚远的服装,不仅心理上别扭,动作也会显得不协调、不自在。

二、款式造型

服装设计属于造型艺术,服装的美感通过各种造型来体现的。曲线之美是根据人体的身体结构,通过肩、胸、腰、臀等部位表现出来的。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要把握住和突出这些部位的特点,同时还要注意服装的交互搭配性,将各种风格进行协调的融合,体现潮流的优势。在设计中要有意识地采用“宽肩”“胸省”“卡腰”“夸张臀”“不对称”等设计,并注意统一、变化、比例、平衡、视觉等手法的巧妙运用,使其恰到好处。从某种程度来说,一款产品的造型定位决定了设计元素,设计元素就是准确地表达所定位的外观设计,包括色彩的搭配设计,材质和肌理的设计格调,组合穿插的廓型设计。造型的设计程序要从构想引发,概念的形成开始,除了一般意义上对服装的构建和创造,还要在设计阶段就给时装的穿着方式上留有余地。简单来说,就是服装设计对消费者的设计延伸与审美预设,如一个特别设计的高领子外套,穿着者可以自由地选择将领子竖起,衬托一种冷酷、高傲的神韵;或将领子向外翻平,传递妩媚的感性。领子的两种状态就是设计师在构思款式阶段精心策划的亮点。

服装设计中细节处理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是体现整体风格的重要因素。结构线就成了时装设计的重点,从功能方面说,肩缝、侧缝、省道等分割线是为了实现时装的结构变化,体现人体的特点而出现的。分割线直接左右着时装的结构形态,其形状直接影响着服装的整体效果和视觉感受,如分割线的设计用直线形,给人陈旧、呆板的感觉,而通过增加辅助腰省,改变侧缝线,加大横向结构线的曲线应用等方法,可以加强分割线的效果,突出整体的风格,感觉轻松并具有动感。由服装版型结构的变化可以衍生出精彩的设计,微妙的变化可以使设计创意更加科学。

款式造型设计可根据职业特点和要求将其定位并进行重点设计服装。款式造型设计在把握服装整体式样、风格的基础上,可根据职业特点和要求,将其定位并进行重点设计,如领型、门襟、袖型、口袋、下摆等。

1.领型是职业服装的重要设计部分

领型有立领、立翻领、翻领、驳领和无领等形式,领的形式从实用性方面,应根据职业特点进行选择。如采矿、建筑等行业的工作服装,劳动强度大且易受气候和有害物质的影响,领型往往采用立翻领。选用罗纹等延伸性大的针织面料是为改善衣领对颈部的触感,尤其是在关领时对颈部产生的影响。领型设计从标识性方面,常以异色、异料的镶拼体现职业服装的识别象征性和装饰性。如一件西装,只需将驳领异色设计,即可成为某一行业的职业制服。另外领带、领结、领花等与衬衣领型和外衣领型密切相关,在设计时不容忽视。

2.门襟设计大多处于服装的前身,并直接影响领型的变化

门襟有明门襟、暗门襟和纽扣、拉链之分。明门襟与纽扣一起,能到装饰作用。但对于防护性服装的设计,通常采用暗门襟,以免明门襟在工作中勾绊牵扯。在特殊环境中,如电气装备等作业场所的职业装禁止使用金属纽扣、拉链。此外门襟还有侧门襟、后门襟,这是根据工作对象的性质而决定的。门襟的形式又有叠门襟、斜门襟、曲襟、搭襟等变化。在门襟上加入镶料、包边、刺绣等工艺,是设计服务行业类服装、礼服的常用方法。

3.袖型设计

袖型设计是指袖子的长度、肥瘦以及袖口的形式,要根据工种、职业特点来确定。从事设备装配工作的服装,袖型不宜过短、过瘦,以方便完成攀、登、拉等作业动作,必要时在袖的臂关节处加活褶。餐饮业服务员的服装袖型则不宜过长、过肥,以免在服务时造成不方便。职业工装的袖口一般有两种:松紧式和可调扣绊式,主要作用是抗菌、防污。另外在袖臂上可根据需要加口袋或具有标识作用的臂章。

三、面料选材

面料的选择,过去以“坚固耐用”为主,而现在则更多考虑是否流行。选择时,应从服装的品种款式需求出发,比如各式流行裙装,面料应以“软性”织物为准,给人以温馨、轻柔、自然的美感。比较常用的面料有棉、毛、丝、麻、黏胶纤维、涤纶、锦纶等,不同的面料都具有不同的特性,可以适合不同人群的需求。

考虑范文篇4

关键词：进气歧管；设计；工艺

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塑料进气歧管也在逐步的向高性能、低成本、轻量化、高可靠性和高集成性发展。我们在设计进气歧管过程中，不但要把握设计的要点，而且在前期应该充分的考虑制造工艺。制造工艺设计的合理性不仅影响进气歧管的性能、发动机的排放，而且对进气歧管的制造成本和后续质量控制也尤为重要。本文将从歧管结构及要点引入探讨歧管在设计中如何考虑工艺来优化设计。

1进气歧管的功能和主要组件

1.1进气歧管的功能。进气歧管作为发动机的主要部件，其功能在于将从节气门阀体引入的干净空气，以最小的流量损失尽可能均匀的分配到发动机的各个引擎进气门，在此过程中，所有工况下的空气可以被监测（包括质量，温度和压力）。之所以称为歧管，是因为空气进入节气门后，经过歧管缓冲暂存后，空气通过气道在此分流。进气歧管除了此主要功能外还有辅助集成的功能：①进气歧管由于节气门阀体的开度变化而产生不同的真空度，压力传感器根据不同的真空度将信号传送给ECU判定发动机的负荷，而给予适量的喷油；②支持多样的安装部件的支持；③为活性碳过滤器、废气再循环（EGR）、曲轴箱通风等系统提供气体和蒸汽的接入点；④歧管真空不仅可用来供给判定发动机负荷的压力讯号，还可以辅助提供刹车系统需要的真空，所以当引擎发动后刹车踏板会轻盈许多。1.2进气歧管的主要组成。进气歧管组件主要由进气段、稳压腔、气道和安装法兰组成，通过合理的布局和连接，将以上组件融合形成一个塑料壳体，该壳体可以通过分片并设计需要焊接筋的法兰来焊接组合制造出来，也可以通过熔芯法而不需要设计其它辅助结构来形成。由于现阶段的塑料进气歧管大多采用分片振动摩擦焊接的方式来制造，所以接下来将对分片后通过振动焊接生产歧管的工艺设计和注意要点进行讨论。一个完整的进气歧管组件，除了通过塑料壳体来分配干净空气外还需要其它设计来辅助完成其它功能性，其中的包括安装辅助零件（冷插衬套、热插螺母和螺钉等）、密封辅助零件（对应位置需要的密封圈）、辅助其它系统的接通通道（真空助力管接头、活性炭过滤器接头、曲轴箱通风接头、油轨喷射口和EGR接入口等）和其它辅助安装台阶（支架安装凸台、油轨安装凸台、传感器安装凸台和线束卡夹安装凸台等）。

2设计原则

2.1壁厚。在塑料进气歧管的设计过程中，常常反复的工作是出现在产品简洁优化方面，而影响这一设计的重点在于壁厚设计。以下为壁厚对歧管的影响：①歧管的重量；②在模具中的流动长度；③总成件生产周期；④安装位置的公差；⑤气道的表面质量；⑥稳压腔、气道的成型和变形；⑦歧管的刚性。最理想的壁厚分布无疑是切面各部厚度一致，但为满足功能上的需求壁厚有所改变是无可避免的。增加壁厚可以很大程度上提升产品薄弱点的机械性能，但这样会使得产品的设计壁厚不均匀。变化的壁厚会导致不同程度的收缩，可能导致巨大的变形并影响产品尺寸的稳定性，厚胶位所需冷却周期也相对较长，在注塑过程中需要增加产品模内的冷却时间来保证产品的形状、尺寸和避免产品烂胶。所以需要在厚壁不均匀的地方挖成空心，并在挖去料位的区域填补等效的加强筋达到相同壁厚的效果，以实现均匀的壁厚。在设计歧管壁厚时，一般先将进气歧管的壁厚设计成客户允许的最薄厚度，然后通过逐步设计来优化歧管的刚度，并运用CAE来仿真更改后的效果，根据仿真结果进行逐步的完善。2.2脱模斜度。产品脱模斜度的大小，与材料的收缩率、塑件壁厚、表面皮纹、几何形状等因素有关。具体的脱模斜度设计要点如下：①产品局部尺寸精度要求越高，脱模斜度设计应该越小；②产品上形状复杂不宜脱模的位置，应该在对应的位置设计较大的脱模斜度；③产品选用的材料收缩率较大时，产品的整体脱模的斜度也应该适当加大；④产品存在局部壁厚较大时，应该在胶位较厚的地方放大其脱模斜度，避免产品脱模时将未完全冷却的厚胶位拉烂；⑤如果产品的设计导致脱模距离较大时，应对相应的脱模位置采用较小的脱模斜度设计；⑥如果产品外观有皮纹要求时，脱模斜度应该根据皮纹样式的深度和复杂程度进行对应的放大来帮助产品脱模，防止产品皮纹的拉伤。2.3加强筋。为在增加产品刚性需要时，可以参照以下顺序和方法对产品进行优化：①优先将产品的受力面设计成有一定的弧度来增强受力；②在产品外部设计加强筋进行加强，设计时需要检查添加的加强筋是否满足客户的边界要求，避免超出边界；③对产品薄弱点进行局部增加厚度，并在内部取芯后布置等效的加强筋来改善产品设计的工艺性；④增加材料强度（选用刚性较好的材料）。在一个设计中，如果产品的刚性不够，首先应该考虑将受力表面设计成曲面来进行改善；优化后的歧管如果还不能满足刚性要求时，应该引入加强筋来帮助增加刚度；通过增加局部壁厚来进一步增加产品的局部刚性；最后还可以通过更改材料来增加产品的刚度。产品刚性的增加和加强筋的数量呈正比。最佳的加强筋设计不但可以提高产品的刚性，而且对生产稳定性、产品的变形、产品外观等都有很好的帮助。局部增加产品需要对加厚的壁厚做妥善的过渡处理，并尽量取芯，所以局部增加产品的壁厚在歧管设计上多用于非气体流动接触面。更改产品材料对产品的成本影响比较大，必须谨慎。2.4成本效益设计。进气歧管的成本与设计者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因为设计者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将影响进气歧管模具的成本、组装的成本、产品的重量、质量控制的难以程度等。2.4.1材料特性对成本的影响。许多成本节约可以通过合理利用材料的某些特性来实现：①运用塑胶的易成型特性，可以在歧管本体上进行多功能集成设计，这样可以有利于减少部件的多样性，如为线束、油管等部件设计安装和固定结构；②运用塑胶的易焊接性，通过廉价的组装技术替代复杂的模具结构，降低模具的制造难度和制造成本，如卡扣链接、焊接接头、铆接等；③利用某些特殊塑胶材料的自润性来替代需要额外的或后续的润滑的机构，如设计特殊材料的轴承来支撑转动轴；④通过适当的表面处理来改善材料的耐化学腐蚀性、绝缘性和隔热性，如采用普通金属件成型并电镀耐腐蚀层来替代昂贵材料。2.4.2产品设计对过程成本的影响。运用合理的方法优化产品设计，可以更大可能的实现过程成本上的降低和更廉价的质量控制成本。①壁厚：优化壁厚的分布不仅可以降低材料成本，而且可以缩短生产周期；②模具：合理设计模具的模穴数，可以有效的减少模具的数量和模具加工工作量；③公差：过高的公差要求会增加产品的报废率和质量控制的成本，公差定义时可参照GB\T14486进行标注；④材料：通过选择快速凝固的材料来减少产品的冷却周期。

3基本体的设计

在塑料进气歧管的设计工作开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才可以开始真正的进行设计工作，这样可以尽量减少后期设计的更改量。在设计工作开始前，需要客户提供并确认以下要求：①允许进气歧管设计的空间区域需要明确；②客户需要提供周边部件的边界数据并提供允许的最小安全距离；③明确进气歧管稳压腔的设计体积及允许的公差；④明确进气歧管气道的理论设计长度；⑤明确气道的横截面积要求。3.1气道设计。进气歧管的气道横截面通常会被指定直径，由于圆形管通常不能适用于实际的设计空间，而且对于模具的脱模设计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客户提供的直径需要转换成等价的直径。通常用水力直径公式来进行转换：D水力=4×横截面面积截面周长在设计过程中首先设计出气道的中心线来检查气道的长度是否符合客户提出的理论要求。然后依据中心线设计气道的截面（最好采用侧视图和顶视图截面相交的方式设计，这样便于出模设计）。设计过程中要检查气道是否符合客户的空间要求、气道和气道之间的空间是否足够布置焊接筋、是否影响气管的安装空间等。调整的过程是非常耗时的，因为需要不停的检查边界和调整气道参数，还要考虑模具的脱模等对气管的影响。3.2压力损失。首先，由于空气流动方向的改变就会产生压力损失。在进气歧管中，由于进气歧管对空气的定向和导流的变化，使得空气的压力损失不可避免的在流经整个进气歧管的过程中产生，所以设计时需要在确保设计可行性的基础上尽可能增大气道的转弯半径。其次，在空气流经截面中的过度是影响进气歧管压力损失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从节气门阀体入口到稳压腔的过渡区和由稳压腔流入到其它气道的过渡区的这些区域必须尽可能的设计为平滑过渡。合理的运用这一压力损失变化特性，可以调节各个气道的进气均匀性。第三，空气流经的区域如果存在尖锐边缘，在空气高速流经尖锐边时便会产生啸叫。所以设计时必须保证在气体流动的区域内没有尖锐的边缘，这在进气歧管的进气口和出气口特别重要。该设计必须保证不会由于在任何方向上的安装公差使进气歧管和安装部件产生尖锐的边。3.3进气口位置进气口的位置对于所有的进气歧管来说，没有一个绝对的用于所有设计都合理的位置建议。普遍认为横向的中间位置是有利于气流均衡性和压力损失的一种设计位置，然而进气的位置往往总是由于安装位置空间和热力学的考虑，无法布置到最为理想的中间位置。所以这时就需要通过调整出一个合理布局的位置，再将各个气道的气流均衡性通过CAE的计算来调整到最佳。

4结论

进气歧管根据发动机和整车布置的不同，在结构设计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但其功能性不会变化。如何根据变化的布局来完成其要求的功能性，并在工艺可行性和质量控制方面设计到最优，这往往需要一定的设计经验和一些生产制造、质量控制方面的知识。文中所总结的设计原则可以用于一般的设计参考，而设计时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灵活运用，才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1]GB-T14486-1993，工程塑料件尺寸公差[S].

[2]郝兵.塑料进气歧管设计开发[J].河南科技，2015（15）：69-70.

[3]郭容，宋宁，刘咸超.汽车发动机进气歧管的分片注塑结构工艺优化设计研究[J].科技风，2018（04）：4.

考虑范文篇5

一、课堂提问的目的

提问是最好的反馈方式，具有准确性、具体性、即时性和简洁性的特点。课堂提问大都安排在一节课的开头或在当堂结束新课之后，其直接目的在于了解学生对已知知识的掌握情况并据此及时做出必要之决策——或先重温旧知或直接进入新的学习。在这过程中，课堂提问不仅能集中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诱发学学生思考、锻炼其言语表达，进而使学生主动借助已有知识来获取新的知识，以此来达到优化课堂教学，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必然要有适宜的方法、途径，即课堂提问的方式问题。

二、课堂提问的方式

从教与学关系，从问题发问者与回答者角度考虑，课堂提问应是师生、生生互动交流的一个平台。这其中必然应包括师问——生答、生问——师答、生问——生答，三种基本的提问方式。

师问——生答式，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主要的提问方式。它要求教师所提问题有明确的目的性，兼具开放型和层次性的特点。

同时，教师要适时选择提问对象，抓住提问时机。课堂上，教师一个好的提问能促进学生动脑、动口、动手，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生问——师答式，角色的变更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增强其学习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也有利于改变学生被动的学习方式。

生问——生答式，即学生之间相互提问回答。由于学生的心里特征，认知水平及知识支撑都比较接近；问题提出和解决的思维方式，方法最相似。所以，学生之间的相互提问，有利于学生心灵的沟通，有利于学生的交往和合作精神的发展。

由此看来，任意单一的课堂提问都是对教与学的曲解或误解，必须优化整合课堂提问方式，以使学生主动自主地学习，形成多元的学习方式，促进和实现学生的发展。

而课堂提问方式的有效实施则离不开良好的课堂氛围，即课堂提问的精神环境。

三、课堂提问的精神环境

考虑范文篇6

一、生物资产的界定及其会计特征

在我国的会计规范中，如何定义生物资产？《辞海》对生物的解释是“自然界中具有生命的物体。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大类。”结合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中资产的定义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国际会计准则第41号——农业》（IAS41）关于生物资产的定义，可以知道，生物资产是指涉及农业活动并符合一般资产概念要求的动物或植物，而不包括微生物。但在实践中，生物资产及其会计核算具有以下特征：

（一）生物资产类型的多样性

比照IAS41的生物资产的概念和举例，其范围甚广，包括绵羊、人工林场中的林木、农作物、奶牛、猪、灌木、葡萄树、果树等，但这只是有限的列举，实践中的生物资产远不止这些，还可以包括微生物，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相关会计规范时，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生物资产的特点而不局限于某个行业或某一类资产，要研究各种生物资产的共性，提出原则性的处理办法和意见。

（二）生物资产业务的复杂性

生物资产业务相对其他资产业务而言，由于其种类的多样性和分布的广泛性，使得生物资产业务具有复杂性。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生物资产业务活动的多样性，从生产角度上看，既有分散的手工作业，也有规模化、机械作业；既有传统的、野外的作业，也有工厂化、现代化的室内作业；从生产周期看，既有大量的生产周期短于一年的生产经营对象，如一般的蔬菜、水稻及部分牲畜，也有许多长周期的，如林木、苗木和花卉等的培育和生产经营对象。二是生物资产业务目标的多变性。企业培育或养殖的生物资产可能有不同的目的，有的是以直接用于出售为目的的，也有不是出售生物资产本身为目的的，更需要强调的是生物资产经营目的具有可变性，产役畜可以转为育肥畜，育肥畜也可以转为产役畜。

（三）生物资产的转化受自然力的影响

与机器设备、存货等资产不同，生物资产尤其是植物在生长过程当中受到自然力的影响，有的资产受自然力的影响还很大，如用材林、经济林、蔬菜、水稻等。由于自然力的影响，一方面使得资产的实际价值与资产的历史成本产生偏离，历史成本无法公允反映资产的价值，这也是IAS41将公允价值选择并运用于生物资产计量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自然力的影响又导致生物资产所面临的风险比一般的普通资产大，这也是在生物资产的初始计量、期末计量和会计信息披露时不能不考虑的因素。

二、生物资产会计准则规范的对象

IAS41认为“农业活动是指企业对生物资产转化为出售生物资产、农产品或其他生物资产的生物转化过程的管理。”指出农业活动包括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例如，畜禽饲养、林木培育、果树种植栽培、花木培植、水产养殖（包括养鱼）、一年生或多年生生物的收获等。生物资产作为一项重要的特殊资产，需要对其会计核算与信息披露作出合理规范。但是，规范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为了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生物资产的经营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的了解。大家知道，生物资产种类繁多、分布广泛、经营主体多样、产业归属复杂，可以从事生物资产经营的行业既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林牧业，又有生物资产经营的“新生代”，如花卉业、医药工业、食品工业等。在生物资产经营中，既有IAS41所认为的“农业活动”能够涵盖的、无围墙的农林牧生产方式，也有“农业活动”无法涵盖的、纯粹是工厂化，甚至是无土化的生产方式，如无土栽培、生物合成等。事实上，在我国有着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会计主体，甚至一些事业单位都在从事生物资产业务，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农业企业的范畴，也超出了IAS41所认为的“农业活动”，同时，由于其经营对象的生物特性，这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又与一般制造业的特点不同。所以，为了能够确实规范所有的生物资产业务，使得各种以生物资产为经营对象的企业的会计核算规范不出现缺位的情况，需要制定适合于各种企业会计主体的生物资产会计准则，即能够包涵“农业活动”以内和“农业活动”以外的所有生物资产的准则。也就是说，生物资产会计准则规范的对象不能仅仅是局限于“农业活动”或“农业生产”，而应该是针对所有的生物资产。

三、生物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一）计量属性的选择

“生物资产”不同于一般的工业产品，缺乏国际性的通用标准，“生物资产”的品种和质量在世界各地差异很大，有些生物资产也缺乏公开活跃的市场衡量它们的价值，以历史成本计量可以提供可靠的会计信息，但由于有的生物资产具有长周期性、起源复杂和自然力引致内在价值变动等特点，如果仅采用历史成本为计量基础，账面价值与资产的实际价值产生较大的偏离，同时，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无法入账。因此，我们认为在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中，以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为主应当尽量兼顾相关性，在确定生物资产的计量属性时，可以采用以“历史成本为主，估值技术为基础的公允价值为辅”的资产计量模式。

（二）资本化与费用化问题

在成本基础的计量模式下，企业从事生物资产业务发生支出的资本化或费用化是十分重要的。由于生物资产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应当将生物资产区分为生产性生物资产和消耗性生物资产，不同资产的支出资本化范围、起点与终点有所不同。一般而言，消耗性生物资产可以将从培育、繁殖或购入开始，直到该资产达到经营目的可以出售或收获时为止发生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支出计入生物资产的成本；生产性生物资产则可以将从培育、繁殖或购入开始直到该资产能够稳定发挥功能（多年连续收获产品或连续提供劳务和服务）时的所有直接和间接支出计入生物资产的成本，此后的支出作为与相关收入相配比的费用计入当期损益。但由于有的生物资产具有长周期和复杂性的特点，也应当允许企业遵循会计信息产品的成本效益原则，在资本化与费用化的时点上有一定的选择权利。

（三）天然起源生物资产的会计确认与计量

按照IAS41的定义，生物资产是涉及农业活动的活的动物、植物。实际上，IAS41已经将生物资产核算对象限定在“人工起源”范围内，这一点完全可以通过IAS41中所列举的属于生物资产的“绵羊、人工林场中的林木、农作物、奶牛、猪、灌木、葡萄树、果树”得到佐证。这样的界定，对于生物资产核算初始阶段，从便于操作的角度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知道判断某些特定的生物资源是否属于资产不仅在于其是不是人工起源，有没有历史成本，而且还要看其是否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使用该资源能不能给企业带来预期经济利益。同时，也不应该将“交易、事项”简单片面地理解成一般的商业交易，国家和地方政府通过资产划拨的形式将生物资源划归企业、单位经营也应该属于“交易、事项”的特定内涵。以国有天然起源的草场、国有天然林为例，国家已经通过法律、法规或者是文件和专门的划拨文件，将天然草原、天然林划归企业或单位经营，而且这些天然草原、天然林已经成为企业或单位现在和未来经济利益的主要来源，构成企业或单位事实上的资产。随着生物资源、生物资产市场的日益活跃，随着资产评估技术与方法的日臻完善，天然起源生物资产的估值已经不是难题了。所以，我们认为在制订生物资产会计准则时，生物资产的核算对象决不应该局限于“人工起源”，而应放大到“是否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使用该资源能不能给企业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的准绳上，将具备条件的“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囊括其中。这样，才能使制订的生物资产会计准则保持系统性和完整性，体现科学性和先进性。我国CAS5第13条规定“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的成本，应当按照名义金额确定”，解决了天然起源生物资产的确认问题，但仅以名义金额计量，依然无法满足生物资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需求，完全可以按照“历史成本为主，估值技术为基础的公允价值为辅”的资产计量模式，将天然起源的生物资产纳入会计信息系统。

四、公益性生物“资产”的性质与核算

CAS5与IAS41之间重要区别之一是在生物资产的分类中，设立了公益性生物资产这一类别。从我国准则后的会计实践看，公益性生物资产主要是公益林，为了分析的方便，在此，主要以林业企业的公益林为例加以分析说明。

考虑范文篇7

《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5中规定，对于滥用职权的，可以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在行政法理论上，也已经公认，该条款是针对滥用行政裁量规定的，而且，考虑不相关因素（takeintoaccountirrelevantconsiderations）或不考虑相关因素（don‘ttakeintoaccountrelevantconsiderations）都是滥用行政裁量权（或职权）的表现。（当然，滥用裁量还有其他表现，比如，目的不适当）。[1]从司法审查的意义上去看，有没有考虑不相关因素或者不考虑相关因素，自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控制行政裁量滥用的审查标准。究其原因，

第一，这显然是依法行政和法治的内在要求，反映了宪政体制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的基本关系。在具体授权法中设计相关因素，实际上就表明了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行使该项裁量权的基本方向和轨迹的一种预期和态度，是追求立法目的实现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行政机关当然必须服从和落实立法机关的意愿。

第二，这也是良好行政（goodadministration）的基本要求。因为通过相关因素本身，也透露出有关裁量权行使的基本信息，形成了决定考量的基本路径，搭建了操作的基本平台，有助于保持裁量决定的高质量和一致性。

咋一看好像对上述相关因素的审查标准的把握应该是很容易、很简单的，不会有什么争议。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琢磨起来，就会发现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是不清楚的，比如，相关因素是不是仅限于授权法上有明确规定的那些？如果不是，那么凭什么去推断其为相关因素？在目前很多行政决定过程不完全或者根本不公开的情况下，怎么去判断行政机关有没有考虑不相关因素或相关因素？特别是，是不是只要行政机关没有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因素，都一律导致行政决定无效和被撤销？假如行政机关考虑了所有的相关因素，但却在个别相关因素的权重上发生了问题，导致结果对当事人极其不公，是不是即便如此，当事人也不能就此提出异议？法院也无能为力？

对于诸如此类扑面而来的、在行政审判实践中必然会遇到的、而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却在最高人民法院新近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找不到任何解答。或许这是因为，迄今为止有关行政裁量的各种著述之中（包括论文和教科书）尚未对上述问题做过较为深入的探讨，因而缺乏可供司法机关选择的较为成熟的解决方案。但不管怎么说，上述的付之阙如至少说明，相关考虑的审查标准，从很大程度上讲，至今仍然缺乏着可供司法操作的具体构造。要想把它真正变成法院手中挥舞自如、得心应手的“利器”，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循着上述追问去思考，去构建其中更加细微、更加具体的内涵。

在这方面，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普通法国家经过长期的判例与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精湛的司法审查技术。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普通法国家的司法审查中，相关考虑也是属于合理性审查（也称非理性审查）的一个亚标准，这与我国行政诉讼上的认识有着颇多契合与共鸣，借鉴起来也颇为顺畅。所以，在本文中，我将通过对上述国家有关审判经验与技术的分析，思考我国行政诉讼上相关技术的构建问题。基本的进路是，首先讨论什么是相关因素、怎么去确认相关因素和怎么判断行政机关有没有考虑不相关因素。然后，我将解决考虑不相关因素、不考虑相关因素以及对各个相关因素的权重上会对行政裁量决定的效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是整个相关考虑司法审查的核心之所在。

二、对相关因素的司法判断

相关因素是指与作出的行政裁量决定之间的内在关系而言的，与行政裁量的各环节或要素之间有着某种合理的关联性。它对作出上述决定的推理质量（thequalityofreasoning）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能够保证行政行为基本上按照法律设定的目标方向做出，有助于推进和实现法律所体现的特定目的和政策。一般来讲，相关因素必须是和具体的授权规定或者整个法律相互吻合的。

从我国的立法例上看，对相关因素的规定大概存在着三种可能（情况）：一种可能是法律穷尽规定了所有有关实施某种行为时必须考虑的必要和充分条件，因此，相关因素也就非常显然，行政机关没有丝毫的裁量余地。另一种可能是法律规定了若干考虑因素，除此之外，还允许行政机关自己根据具体情况去裁量选择其认为是充分的理由。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法律没有规定任何的相关因素，完全由行政机关自己去裁量选择。

在我看来，上述第一种情况只能算是例外，后面两种情况才应该是常态。因为，既然法律没有明确拒绝行政机关可以裁量选择其认为是恰当的考虑因素，那么，就应该认为这种考量自由是依附在行政裁量权之内的一个组成部分，构成了非封闭式的裁量结构。而且，像这样的理解也是有例可循的，普通法上就是持这样的开放性认识。荷林（D.Herling）就说，即便是立法上规定了相关因素，恐怕也很难说这些列举就是穷尽的。[2]库克法官（CookeJ.）在CREEDNZIncorporatedvGovernorGeneral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在权力的授予当中，可以是明示或默示地确定应当考虑的因素，并将其作为（行政机关应当履行的）一种法律义务。有些因素尽管在授权中没有明确地规定出来，但是，很显然，对于行政决定（的作出）具有实质意义。如果没有直接考虑这些因素，那么就违背了立法目的。”[3]所以，除非授权法肯定无疑地规定出其所列的相关因素就是穷尽性的、排他性的，不允许任何的增删，否则的话，我们应该把授权法上的列举理解为是开放性的。

1、法院如何判断哪些属于相关因素？

在后两种情况下，除了法律已作规定的以外，究竟要考虑哪些因素，行政机关无疑具有初步的判断权。但是，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争执，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考虑了不应该考虑的因素或者没有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那么，就必须由法院来阐释、来作最终的判断。所以，那种认为判断哪些属于相关因素的权力完全掌握在行政机关手里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当然，法院不可能、也不允许“信天游”（陕北民歌的这个曲调名很能够描绘出这种意境），法院在宪政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其必须紧紧围绕着具体法律规定和依法行政要求来解释。这与宪政结构之中法院对立法机关的服从关系有关。由于英国推崇议会至上，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立法权（机关）在政治结构中都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反映在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中法院判断行政行为之根据与要求上，恐怕两国之间会有很多的近似之处。也就意味着，普通法上法院对相关因素的很多检索与判断技术，在我看来，能够很好地援用到我国。其中包括：[4]

第一，法律明确规定的行使行政裁量权必须具备的法律和事实条件，定然是相关考虑因素。而且，与这些条件有着内在合理的关联性的其他因素，也应该属于相关考虑因素。

第二，宪法和组织法上对该行政机关权限和职责的规定

，特别是那些对一般权限的限制性规定，应该当作相关考虑因素来对待。

第三，根据法律上下文的语境（context），对立法机关的意图做出某种设定或合理推测，也就是，必须从法律的内容、范畴和目的所隐含的意义之中去决断某涉案因素是不是相关因素。比如，某人前不久刚因为严重违章被吊销驾驶执照，现在又来申请。假设法律对这类情况没有明确作出时限的规定（比如，多长时间之后才能再来申请？或者，终身不得再次申请？），但是，从驾驶员资格管理规定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护公共安全上考虑，也可以推断出上述违法情况可以成为决定是否发放驾驶执照的相关因素。

第四，根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以及正确行使行政裁量权的情境和观念，推导出某些合理因素，前者比如，是否符合公平的观念？是否有助于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对相对人权益的侵害是否符合比例的要求？等等。后者比如，是否考虑了其它可供选择的方案（或建议）的成本和可行性问题？对于那些受到行政裁量决定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合理意见，是否予以了考虑？[5]裁量决定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效益如何？等等。

当然，由于我国与英国毕竟法律制度各具特色，尤其是法源不尽相同，还有司法能动性不同，所以，在司法检索的依据与进路上还是会有一定差异的。比如，英国有普通法与成文法之分，又因为是欧盟成员国，所以，法院也可以到普通法和欧盟法之中去寻找与涉案因素是否存在合理的关联性。[6]

2、在具体个案的审理中怎么去发现行政机关有没有考虑相关或不相关因素？

英国、新西兰等国的法院很巧妙地运用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审查技术，来帮助自己弄清上述问题。那就是借助行政程序上的说明理由和书面决定中的理由说明，从有关理由的阐述中，法院可以体察到行政机关在相关考虑上是不是出了问题，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当行政机关没有履行上述法定的说明理由义务，或者干脆拒绝履行上述义务的时候，对于法院审判来讲，实际上是把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简单化了。法院完全可以据此推断行政机关作出上述裁量决定不具有充分的理由，超越了权限。并且，顺势转到了对行政行为的程序性审查上，以未说明理由，违反了法定程序，来对行政行为的效力做出裁判。

近年来，在英国还逐渐出现一种趋向，就是把没有提供充分的理由和不依法合理或理性行事联系起来。这种迹象可以从英国高等法院对Brennanv.MinisterforJustice的判案中看出。乔治亘法官（GeogheganJ.）在该案判决中指出，所有有关权力行使的证据、资料和理由都要记录在案，这在宪法上讲是必需的。这句话也就暗示着如果没有这样做，就是滥用职权，就是不合理行事。[7]

上述审查技术运用到我国，当然也会收到同样的成效。但是，恐怕不会发挥像英国那样大的审查效应。这是因为，这种技术必须是在法律明确规定了说明理由之程序要求时适用。然而，在我国迄今为止一般的行政程序法仍然付之阙如，说明理由还没有成为所有不利益处分的基本程序要求。

当然，在普通法上也不尽然是规定了说明理由，也会出现在特定个案中，法律没有规定要说明理由的情况。那么，怎么判断行政机关考虑了哪些因素？有没有考虑不相关因素？或者该考虑的却没有考虑呢？这时候的确很困难。从英国、新西兰的有关判例与研究看，可供法院进行推断的依据主要有：[8]

第一，行政机关对该案件的集体讨论或研究纪要（记录）。这在司法审查（行政诉讼）时可以作为证据要求行政机关提供。

第二，看似巧合发生的事件也许并非巧合，其与裁量决定是不是有些关联？

第三，在其他的场合，行政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或办案人员曾公开表达过对该案的看法和观点。

第四，与以往同类案件相比，行政机关在处理上是否明显存在差异？有没有受到外在的不正当压力或影响？

第五，只有是考虑了不相关因素之后才会做出的某些行为。

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参考。而且，在我看来，还可以有一个依据，那就是被告在行政诉讼中的答辩。对于授权规定和引起争议的行政决定之间明显不一致，如果被告不能自圆其说，不能做出合理的解释，那么，也可以推断其考虑了其他不相关因素或者没有合理地考虑相关因素。

当然，法院的推断，特别是要当作将来裁判的基础的推断，必须建立在比较客观、有明显逻辑说服力的材料之上，决不能是主观臆想或武断猜测。如果难以决断，那么，就应该考虑改换别的审查标准（比如，目的不适当，显失公正）。

在行政审判上，确认相关因素，或者有没有考虑不相关因素固然很重要，但却不是目的，不是法院的主要任务之所在。法院的核心任务是判断不相关考虑在个案中究竟会对行政决定的效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才是对此类案件审判的关键和核心。所以，以下我分几个方面谈这个问题。

三、考虑不相关因素对裁量决定效力的影响

考虑了不相关因素，是不是都必然会导致行政裁量决定无效和被撤销？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分解成两种情境来讨论：一是当法律规定的相关因素不是穷尽性的时候，考虑不相关因素会对行政裁量决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二是当法律穷尽性规定相关因素的时候，又会怎样？

1、当法律规定的相关因素不是穷尽性的时候

英国、新西兰等国家的司法审查理论与判例均认为，当法律规定的相关因素不是穷尽性的时候，虽然考虑了不相关因素，但并没有对行政裁量决定起实质性的影响作用，或者行政裁量决定仍然内在地（intrinsically）是合理的、适当的，那么也不会导致行政裁量决定的无效。[9]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审查的关键是，必须查明不相关因素的影响是不是实质性的，会不会推动行政裁量决定走向与法律设定的目标相背离的方向。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假设撇开（butfor）不相关因素，对其他相关因素的考虑是不是已经足以保证行政裁量决定能够成立？如果能够的话，也就说明不相关因素对行政裁量决定没有起到实质性（material）的影响。在司法审查上，可以采取这样推论的公式：

考虑相关因素A1、A2、A3、…+不相关因素B1、B2、B3、…=结果R

如果，考虑相关因素A1、A2、A3、…=结果R

那么，上述不相关因素B1、B2、B3、…就不是实质性的。

反之，就是。

如果对不相关因素的考虑已对结果产生了实质性影响，足以推动、左右着结果的去向，那么，就应该撤销行政裁量决定。而且，司法审查的程度也仅是到此为止，我们没有必要进一步证明该不相关因素对于行政裁量决定是不是起着惟一（sole）或主导（dominant）的影响。[10]

实际上，对于上述审查技术，不能说没有被我国法院和学者所完全意识到，比如，在某案中，一栋楼的两户人家相约一起升层建筑，因未经过合法批准，行政机关对1号户处以每平方米75元的罚款，因2号户的户主是某市物资局局长，仅按每平方米10元处罚。法院判决变更对原告1号户主的罚款决定，就是因为在罚款数额的确定上，对被处罚对象的身份地位的考虑显然起了实质性的作用。又比如，在行政审判中，如果法院查明，某警察虽然有“教训、教训”原告的想法，但是，原告的确实施了违法行为，而且罚过相当，那么，法院一般也不会因为有上述想法而撤销该处罚决定。然而，我们却没有像普通法那样更进一步提炼出上述技术，没有形成实质性影响理论来有意识地指导行政审判实践。

2、当法律穷尽性规定相关因素的时候

在普通法上，如果法律已经穷尽列举了应该考虑的因素，不允许行政机关有任何的裁量余地的话，这时，考虑其他以外的不相关因素或者没有考虑相关因素，就构成了对法律的基本违反，将会导致行政裁量决定无效、被撤销。[11]

在这里，与上面不穷尽列举相比，似乎有着更加强烈的依法行政要求的意味。在我理解起来，这是因为，法律既然是穷尽性列举，就意味着严厉禁止考虑列举之外的任何因素。只要是考虑了不相关因素，就一律推定为将会导致授权目的受损。否则的话，法律上的穷尽性规定就没有丝毫的意义。相反，在不穷尽列举的时候，意味着行政机关有可能，甚至是必须根据实际个案去思考和裁量还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在这开放性的思维过程中，因为缺少预先设定的思考轨迹，也就谈不上严厉禁止“出轨”。

另外，英国法院的判例（如AnisminicLtd.vForeignCompensationCommission案）还表明，（在适用中）对立法的错误构造，也可以认为是构成了一个不相关因素（anymisconstructionofanenactmentcanbeexpectedtoconstituteanirrelevantfactor）。也就是说，对法律穷尽列举的相关因素，在理解与运用上发生错误，比如，不正确地改变了原先“栅栏”（hurdle，皮尔斯法官的形象比喻，指具体规定的涵义边际）的高度或者位置，也会发生不相关考虑的问题。[12]

但是，这种“栅栏”理论，在我看来，更应该像是法律解释和适用上发生的问题。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中，对“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有第54条（二）2之专门规定，似乎没有必要将上述情形放到第54条（二）5的“滥用职权”之中来讨论。

四、未考虑相关因素对裁量决定效力的影响

如果授权法中明示或默示地规定了要考虑的一系列相关因素，但是，行政机关在具体运用裁量权时，却没有考虑其中的某个（些）因素，那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在普通法上就要看这些因素是强制性（义务性）考虑因素（obligatoryconsiderations，ormandatorymaterials），还是允许性（裁量性）考虑因素（permissibleconsiderations，ordiscretionarymaterials）。[13]正如库克（CookeJ.）法官指出的，只有当法律明示或默示地确定行政机关必须像履行法律义务那样考虑某些因素时（也就是成为强制性考虑因素时），法院才能援引这个理由（没有考虑相关因素），判决行政裁量决定无效。[14]但对于裁量性因素，因为既然授权法已经把选择权放到了行政机关的手上，法院也就没有太多的干预余地。

因此，强制性和裁量性考虑之间的界分就具有很重要的司法意义，直接关系到案件审理的结果。而且，从宪政意义上也深刻地揭示出行政与司法之间的恰当关系。正像佩里斯（Peiris）指出的，在相关因素范围之内划分义务性考虑和允许性考虑，很显然是想通过限制司法干预那些未考虑允许性因素的案件，以此来保护合法的行政自治。[15]

这种对问题的考虑与分析明显比我们细腻，比我们更加深入一步。因为在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裁量理论中似乎还没有有意识地对法定相关因素做更深一步的鉴别，尽管在个别的审判上，我们也会注意去分析法条的性质，从中体察是拘束性适用、还是裁量性适用？但是，后一种方法又很容易使我们回到法律适用的审查技术上去，把它当作纯粹是法律适用问题来处理。或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始终没有形成精细的相关考虑审查技术的缘由（？）。

我不否认，也许在法律对相关因素规定得很清晰、很明确时，从法律适用的角度进行审查是可以奏效的。但是，对于默示的相关因素的审查，法律适用的审查技术却未必能够用得上。所以，我们还得肯定像普通法这样的鉴别是必要的、有益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必须解决什么样的因素算是强制性的？或者反过来说，算是裁量性的？下面分明示和默示的因素两种情况来分析。

1、明示的因素

一般来讲，对于法律明示规定的因素，应理解为强制性的。这是因为，法律之所以要作明确的列举，就是因为这些相关因素对于正确作出行政裁量决定，对于贯彻立法意图都极其重要，因而都是必须要考虑的。如果不考虑其中一个或几个，将会对行政裁量决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结果），就会偏离法律想要达到的效果和目标，因此，也就构成违法，将导致行政裁量决定无效和被撤销。[16]

除非是法律明确规定或者从法律规定的性质上看是允许裁量选择的，比如，因素A1、A2、A3…之间是可选择的，这时我们才认为这些法定的因素是裁量性考虑因素。既然是可以选择的，那么，假如行政机关没有考虑其中的因素A1，而是考虑了A2、A3…，当然也不会对裁量决定产生什么影响。

2、默示的因素

但是，如果授权法只是规定了一些要考虑的因素，但又不是穷尽的（notexhaustive），允许行政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那么，对于那些默示的、推导出来的因素，是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必须考虑？换句话说，在诉讼中，原告指控被告没有考虑一个（些）在授权法上没有列出来的因素，法院又认为与裁量有关，那么，法院应该怎么回应？怎么断定它是强制性因素？还是裁量性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考虑这个（些）因素，会对行政裁量决定的效力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很复杂，处理起来也很困难。在普通法上，一般来说，要在整个立法的情境当中从具体条款规定的内容、范围和目的上去探询。只有当未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很明显、而且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时，才可以推定其为默示的强制性的（impliedmandatory）。或者说，该因素是极其重要的，任何有理性的行政机关都不会忽视之，那么，它就是强制性的。[17]

但是，在我看来，上述审查技术似乎过于主观和抽象，尤其是倘若缺少判例法的支撑，更易如此。所以，我更倾向主张，尽可能地结合裁量结果的公正合理性来一并衡量。也就是，除非是法院认为那些推定的相关因素是非常重要的，不考虑它们，将会导致行政裁量决定极不合理、不公正，这时才可以考虑撤销行政裁量决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判断这些因素到底属于义务性还是裁量性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换为对裁量结果的显失公正审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和显失公正的审查技术发生了胶合，而且，决定权掌握在法院手中。

当然，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也决不会轻易地下结论，更不能任意和专横。为了使上述结论更加客观、更加容易被方方面面所接受，法院必须尽可能地寻找和论证这些因素与授权法之间的合理连接，特别是要考虑行政裁量决定是否极其不公正、不合理。比如，对某企业超经营范围进口、销售矽钢片，如果不考虑该企业是按照省政府的指示经销矽钢片，也不考虑当时外贸体制改革发展中允许这种尝试，硬要企业一家承担全部责任，显然就有失公正。如果在法院看来，行政裁量决定极其不公正、极其不合理主要是由于没有考虑某种（些）因素的话，那么，就可以认定该因素是强制性的。

五、权重问题

1、可不可以审查？

如果行政机关对于所有相关因素A1，A2，A3，？都已经考虑（实际上是意识到）了，但却因为权重的原因，比如，过分地强调，或者过分地忽视其中的A2，或A3，造成各个因素对裁量者心理产生的影响非常不一样，进而反映到裁量效果上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比如，就极可能出现大相径庭的裁量结果R1、R2，那么，法院能不能对上述过程和结果进行干预呢？

豪福曼法官（LordHoffmann）在TescoStoresLtdv.SecretaryofStatefortheEnvironment案中曾表达过这样的见解，就是把行政裁量决定的过程分成两个部分（阶段）：对于有没有考虑相关因素，法院可以进行审查；对于各个相关因素之间实际上如何进行衡量和权重，法院不能审查。甚至是，即使行政机关对其中某个（些）因素根本没给任何的权重，法院也不能过问。[18]

这种“两阶（段）”观点大体上讲还是不错的，因为它比较注意将法院克制在宪政秩序之下其应该扮演的角色之上，比较现实地考虑到了司法审查的可行性。其中的道理有二：

首先，我们知道，分权原则在合法性（legality）和具体个案中行使行政权力的谨慎性（theprudenceofitsexerciseinparticularcircumstances）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在前一合法性范畴中，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符合一定的观念，法院可以凭借其宪法能力和实际能力进行审查。因为是否考虑相关因素，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管辖问题，也是传统上法院所擅长处理的法律问题。但是，在后一个范畴中，一般说来，因为这涉及到政策内容或行政裁量的自治领域，法院不愿意去干预，通常也是法院宪法权能所不及，需要留给行政机关自己去判断、衡量。[19]

如果法院去干预了，那么意味着法院事实上控制着、操纵着行政机关对所有相关因素的反应，因而不适当地介入到行政决定的优劣（merits）问题上去了。[20]因此，对各个相关因素的权重问题，可以看作是行政裁量权的一个固有内涵，是一种由行政机关自我把握和抉择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法院追踪到行政机关开始权重相关因素的时候，法院的审查使命也就基本终结了。

其次，尽管从语义学和立法授权的愿望上讲，对某种因素考虑了（consideration，takeintoaccount），自然应该是对裁量者的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不应该仅仅是意识（aware）或者知道某种因素的存在。[21]所以，法院对相关考虑的审查，似乎也应该深入到权重过程之中，去仔细地调查上述因素究竟有没有对裁量者产生实际的影响，特别是对裁量效果是不是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是，如果真要法院对上述权衡过程进行审查的话，不说是“难于上青天”，也是极其困难的。

因为你很难精确地、令人信服地计算出每个相关因素对结果的产生到底要占有多大的分量，你不能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对A1要给予70％的权重，对A2要给予10％的权重，这也不是法院在其所处的宪政角色上可以做到的，要做也只能是由立法机关来做。因此，尽管从理论上讲，既然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相关因素，行政机关就不仅要考虑之，而且还必须将其适当地体现在决定当中，但是，行政机关要是实际上没有给予足够的权重分量的话，法院也说不出来什么。就像文德尔法官（WindeyerJ.）指出的，如果（行政机关）已经适当地考虑了某些因素，法院也就不大可能说，（行政机关）对某个因素考虑过多了，或者不应该过多地考虑其他因素。[22]

可能有人会提出，法院也擅长对各种证据的证明力大小（theweighingofevidence）进行判断，那么为什么不能籍此对各个相关因素在决定中的影响力大小（theweighingofrelevantfactor）进行判断呢？这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前者是对事实问题的认定，而根据证据判明事实是作出判决的前提。但在后者中，对相关因素影响力大小的选择，实际上是对行政裁量决定的选择，这需要丰富的行政经验，需要谙熟行政政策，甚至还有可能要对结果作出政治判断，而所有这些都是法院所缺少的。

但是，上述豪福曼法官（LordHoffmann）的那种权重问题绝对不受法院干预的看法，似乎也过于绝对，因而受到了学者的批判。[23]在我看来，至少从以下四方面看，对权重问题绝对不干预的观点也应该扬弃。

第一，假如法院对权重问题一点不干预的话，行政机关对相关因素的考虑，很可能会变成只是意识到（aware）某种相关因素的存在，或者说，只是形式上考虑，但却根本没有给予任何的权重，没有给予实质性考虑。[24]假如这也可以被法院容忍的话，那么，相关考虑和没有考虑相关因素之间的界限就模糊了，无法分开了。特别是对法定的相关因素也采取这种“蜻蜓点水”、甚至是“水”都没点到的态度，似乎与没有考虑法定相关因素之间就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既然如此，在司法上的后果为什么要厚此薄彼？相差万里呢？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行政裁量决定已经超出了人们通常公平合理观念所能容忍的限度，变得极其不合理，极其不公正，甚至是荒谬的程度，对此法院仍然麻木不仁，采取“鸵鸟政策”，似乎也有悖于法院在宪政秩序下所应起到的制度角色作用。

第三，换个角度去认识，立法机关之所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相关因素，就是为了实现立法目的。如果不适当地权衡相关因素，导致结果极其不公正、不合理，那么，也就背离了上述立法目的，因此，也属于一种目的不适当。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目的不适当和不相关考虑之间相互交叉而发生重合的现象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我们不用不相关考虑的审查标准，也完全可以用目的不适当的标准进行审查。所以，把这种情况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是说得过去、站得住脚的。

第四，从实证的角度看，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法院近年来的一些判案已经显示出在对相关考虑的审查中有进一步延伸至对某些权重问题一并审查的动向。[25]

2、怎么审查？

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一般是法院发现了，行政机关只是意识到或者知道某种因素的存在，实际上没有考虑，没有给予任何的权重，这时，法院才对权重问题进行干预。[26]其审查的路数，是尽量将权重问题拉向未考虑相关因素，从而为法院的干预寻求正当性理由。这在审查的技术上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法院的确可以从行政机关的说明理由中，发现行政机关有无实际上未权重（effectivelynoweight）。

但是，在我看来，在很多情况下，这却是很困难的。因为行政机关对相关因素的权重往往不是分别“打分”汇总，而是“一篮子”综合权衡。如果行政机关说已经考虑过了，法院又能说出什么呢？所以，一般法院还很难仅仅凭自己的主观判断，或者原告的控诉来确认上述事实的存在，除非事实非常明显，行政机关又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在英国，不少法官像凯斯（LordKeith）则更倾向于把权重问题放在不合理（unreasonableness）的平台上来审查，也就是，如果存在着Wednesbury意义上的不合理，那么，法院就可以对权重问题进行干预。[27]

但是，我以为，对权重过程是否合理的审查，不太可能撇开裁量结果的公正与否而泛泛谈之，或抽象论之。所以，在我看来，最好的审查方法还是从裁量的结果着手。只有当结果极不合理，极其不公正时，法院才有可能较为客观地断定行政机关在对各个因素的权重上可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失），进而为法院的干预打开合法的大门。这样一来，实际上是把所有问题简单化了。更为重要的是，把法院的角色也始终锁定在公正的维护者上，锁定在法院在宪政秩序下始终应该扮演的角色上。

那么，在我国的行政诉讼结构之中怎么进行上述审查呢？我以为，在审判的依据上，当然可以适用《行政诉讼法》第54条（二）5“滥用职权”的规定。但是，在我看来，为了使上述审查在实在法上能够具有更加贴切的依据，似乎很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行政诉讼法》第54条（四）的显失公正适用范围，将该标准改造成类似于普通法上狭义的不合理，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跨越到了显失公正的所有行政裁量决定。[28]

可能有人会反驳说，这样一来，审判依据不就重叠了吗？变得画蛇添足了吗？其实，对行政裁量的审查标准之间本身就有某种程度的重合问题，比如，不适当目的和不相关考虑之间有的时候就很难区分。正因为此，在审判依据上出现一定的重合现象也就不足为奇。更为重要的是，“滥用职权”和“显失公正”之间毕竟还是有各自的解决问题的侧重点和不同的审查视角，所以，能够给法院提供更多的审查“利器”，在干预行政裁量滥用问题上更加游刃有余。

而且，因为恪守分权的缘故，对上述权重导致极其不合理、极其不公正的情况，即使法院去干预，也只是将上述不合理的行政裁量决定撤销，而不采用变更判决，避免用法院对权重问题的看法来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

六、结束语：构建我国行政诉讼上的相关审查技术

由于相关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政裁量的推理质量和决定的正确性，因此，我们不仅在执法上要求行政机关在行使裁量权时必须考虑相关因素，而且，还必须进一步通过行政审判来监督和审查行政机关有没有考虑不相关因素。这对于有效控制行政裁量权的运行方向与结果，最终实现立法目的，极具意义。所以，对上述问题的追问和思考，实际上是为了丰富不相关考虑审查标准的具体内涵，是为了搭建更加细微的、更具有操作性的标准体系所作出的一种努力，最终的归结点是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上的相关审查技术。

通过上述分析，我以为，对我国行政诉讼相关审查标准的微观构建，至少应该考虑以下几点：（1）法院在审判中，应该根据具体法律的规定、适用原则和目的来判断涉案的某因素是否为相关因素。（2）并不是说，只要考虑了不相关因素，就一律导致行政决定的无效和被撤销。只有当不相关考虑对于行政决定的作出具有实质影响的时候，才会导致上述结果。（3）行政机关没有考虑相关因素，对行政决定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关键取决于该相关因素是裁量性的还是强制性的。（4）对于纯粹是权重问题，法院一般不干预，除非这样的权重导致行政决定显失公正。

参考文献：

[1]参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以下。

[2]Cf.DavidHerling，“WeightinDiscretionaryDecision-making”（1999）19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591。

[3]Ibid。

[4]Cf.AndrewLeSueur，JavanHerberg&RosalindEnglish，PrinciplesofPublicLaw，London.Sydney，CavendishPublishingLimited，1999，p.241.Cf.MichaelSupperstoneQC&JamesGoudieQC，JudicialReview，London，DublinandEdinburgh，Butterworths，1997，pp.5.35～5.37。

[5]在英国Bugdaycayv.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案中，当事人Bugdaycay是乌干达人，在英国申请难民资格，自称如果回去，生命将受到威胁。内政大臣拒绝了其申请，命令其去第三国肯亚。当事人的律师辩称，肯亚政府肯定会把其当事人送回乌干达，但内政大臣没有理睬。上议院认为，这个信息与上述决定有关，是相关因素，应该予以考虑。Cf.AndrewLeSueurandMauriceSunkin，PublicLaw，LondonandNewYork.Longman，1997，p.567。

[6]Cf.MichaelSupperstoneQC&JamesGoudieQC，op.Cit.，pp.5.36～5.37。

[7]Cf.HilaryDelany，JudicialReviewofAdministrativeAction-AcomparativeAnalysis，Dublin，RoundHallSweet&Maxwell，2001，p.56。

[8]Cf.G.D.S.Taylor，“JudicialReviewofImproperPurposesandIrrelevantConsiderations”。

（1976）CambridgeLawJournal283-284.Cf.G.D.S.Taylor，JudicialReview：ANewZealandPerspective，Butterworths，1991，p.334。

[9]Cf.MichaelSupperstoneQC&JamesGoudieQC，op.Cit.，p.5.38。

[10]Cf.deSmith，Woolf&Jowell，JudicialReviewofAdministrativeAction，London.Sweet&Maxwell，1995，p.347.Cf.G.D.S.Taylor，“JudicialReviewofImproperPurposesandIrrelevantConsiderations”（1976）CambridgeLawJournal277，290。

[11]Cf.G.D.S.Taylor，“JudicialReviewofImproperPurposesandIrrelevantConsiderations”（1976）CambridgeLawJournal290。

[12]Cf.G.D.S.Taylor，op.Cit.，pp.329～330。

[13]Cf.H.W.R.Wade&C.F.Forsyth，AdministrativeLaw，OxfordUniversityPress，2000，p.378.Cf.DavidHerling，“WeightinDiscretionaryDecision-Making”（1999）19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592。

[14]CitedfromHilaryDelany，op.Cit.，p.64。

[15]CitedfromHilaryDelany，op.Cit.，pp.64～65。

[16]Cf.G.D.S.Taylor，“JudicialReviewofImproperPurposesandIrrelevantConsiderations”（1976）CambridgeLawJournal290.也有学者，比如，马逊（Mason）认为，不是行政决定者应该考虑的每一个因素都能使法院撤销该决定。有的因素可能没有什么意义，不考虑它也不会对决定产生实质性影响。Cf.HilaryDelany，op.Cit.，p.67.但是，我以为上述观点过于笼统，如果不进一步去对因素的强制性和裁量性做识别和分析的话，那么，像上述这样泛泛而谈，对司法审查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呢？

[17]Cf.G.D.S.Taylor，op.Cit.，p.328。

[18]Cf.DavidHerling，“WeightinDiscretionaryDecision-making”（1999）19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586。

[19]Cf.MichaelSupperstoneQC&JamesGoudieQC，op.Cit.，pp.5.37～5.38。

[20]Cf.DavidHerling，“WeightinDiscretionaryDecision-making”（1999）19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584-585。

[21]Cf.DavidHerling，“WeightinDiscretionaryDecision-Making”（1999）19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586。

[22]Cf.HilaryDelany，op.Cit.，p.66，note81。

[23]Cf.DavidHerling，“WeightinDiscretionaryDecision-Making”（1999）19OxfordJournalofLegalStudies583-604。

[24]这种现象决不是理论上的臆造，而是在我们平时执法中的的确确会发生的。在我所接触到的有些案件中，有些执法人员就对当事人宣称考虑过某某因素了，（考不考虑该因素对当事人的处理结果影响很大），而且我们不敢否认，执法人员可能或者事实上的确是考虑过了，但是，在处理结果上却根本就反映不出有丝毫的影响力，或者说，上述因素对结果的斟酌上不产生任何的分量。处理结果对当事人极其不利。

[25]Cf.G.D.S.Taylor，op.Cit.，p.332。

[26]Cf.G.D.S.Taylor，op.Cit.，p.333。

考虑范文篇8

一、幼儿文学课程的定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师范院校的幼儿文学课程都大同小异：从任教者角度来看，大多由中文专业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从课程内容来看，大多从文学的视野来构建文体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几个板块。虽然教材也结合一些审美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的知识，但总体而言仍在这些文学范畴之内；从教学形式上看，以知识的传授与鉴赏分析、创作改编能力的培养为主。由于幼儿文学课程主要由中文专业的教师来承担教学任务，这就使得这门课程基本上沿袭了中文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模式。这种模式对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者更对路一些，但对教育专业的学习者则不适合，因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

近些年，课程改革昭示我们课程必须从学习者的需要出发来定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今后的根本任务是促进幼儿的发展。因此，幼儿文学课程应该把“幼儿文学”与促进“幼儿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定位在这一点上，幼儿文学这门课程才能真正找准自己在幼儿师范教育体系中的位置，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而精准定位的前提就是要突破囿于“文学”视野的局限，任教者和学习者要始终以“幼儿文学和幼儿发展”为主线，以幼儿文学的文本和幼儿发展的规律为情境脉络，从多样的幼儿文学作品中去吸取丰富的学习“给养”，教师、学生、学习内容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构成一个学习的共同体，从而把幼儿文学作品演化为实用的教师技能。

二、幼儿文学课程的实施

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将来所面对的教育对象是学龄前儿童。学龄前儿童的身心发展尚处于很幼稚的阶段，缺乏知识和生活经验，他们活泼好动、好奇心强、注意力持续时间短、自控能力较差，这些都决定了学前教育只是启蒙教育，它要求幼儿教师是通晓人文、自然知识，在音、体、美等方面具有一定特长的综合性、全能性人才。因此，在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1．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现在倡导的是“自主、合作、探究”的新理念，任教者应改变自己在课堂中单纯的讲解者身份，变身为学生学习的引领者，让学生自主参与课堂、积极合作、主动探索、发现幼儿文学的文体规律，从而养成主动探究的学习习惯；通过对作品的诵读、剖析，让学生领悟幼儿文学创作和鉴赏的范式；给学生自主的空间，为学生提供多种服务，使他们把理论知识用于实践，再把实践结果反馈到理论中进行检测，从而更好地消化理论知识，同时创作出贴近生活、质量较高的好作品。这样一个从理论到实践再回到理论的过程，既让学生乐于接受，又能提高教学效果。

2.作品与技能相结合

现在很多幼儿文学的教材在编写时，都是以婴幼儿文学和婴幼儿心理学理论知识为基础，由基本理论学习到作品阅读欣赏，再到婴幼儿文学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它们以理论基础为指导，以作品鉴赏为基础，以写作训练为提升，三者有机结合、互为补充，体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新理念，以及这门专业基础课的特色。

对教材中大量的幼儿文学作品，教师应引导学生有选择地阅读、鉴赏和运用。在指导学生鉴赏作品时，教师不能单纯地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去分析情节、语言、写作技巧等，而应该从实用出发，让学生学会吟诵、讲述、编排、表演。比如幼儿童话和幼儿生活故事，要求用幼儿喜欢的、能接受的语气、语调，借助一些肢体语言，声情并茂地讲述5～10则；教师推荐一些经典的、受幼儿喜欢的绘本，让学生阅读并讲述出来，在学生已有的美术基础上创编绘本；让学生创作和改编幼儿戏剧，以小组、班级为单位，进行不同规模的表演。通过这样的技能训练，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学生对幼儿文学的兴趣，在学会鉴赏、创编的同时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加强了幼儿文学课程的实用性，锻炼了学生音乐、舞蹈、美术、表演等方面的技能。

3．训练和实用相结合

首先，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给学生必要的组织和指导，让学生带着明确的训练目的和要求完成训练，教师对学生的完成情况要进行检查。

其次，要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充分调动自己所学的幼儿心理学、幼儿教育学、幼儿园教学法、音乐、美术、舞蹈等相关知识和技能。

另外，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训练和实用结合起来。比如利用学生到幼儿园进行周见习、月实习的机会，让学生观察幼儿的语言运用方法和习惯，进行作品的创作和改编，在幼儿园带班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实践，请幼儿听、赏、观、看，然后再不断对作品进行修改，从而高质量地完成训练任务。

考虑范文篇9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分类改革,为发展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本文以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为例对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探讨,以期求得进一步加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一、基本情况。

近几年,嘉祥县不断加大科技推广普及的力度和深度,通过大力实施"万名农民培训"、"阳光培训"、"绿色证书"等农民培训工程,开展科技特派员创业、"科技三下乡"等科教服务活动,农民科技意识明显增强,科学素质和文化水平提高,有力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基本形成。按照"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发展思路,全县各级大力发展特色优势农业产业,初步形成了如梁宝寺、大张楼镇速生丰产林、木材加工,满硐、孟姑集、马村、嘉祥镇大蒜种植,纸坊镇种鸭繁育、优质林果等各具特色的生产加工基地,构建了我县农业产业新格局。

2、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市场化体系初步建立。全县进行农产品生产、加工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有199家,其中省、市级龙头企业13家,合作经济组织248个。龙头企业和各类经济组织围绕优势特色产业,瞄准市场搞好农产品深加工,围绕加工促生产,拉长了产业链,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不断提高。大张楼镇发展速生丰产林2.8万亩,带动木材加工企业20余家,旋皮机240余台,林业收入占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8%;纸坊镇宏祥牧业固定资产投资2027万元,年繁育肉鸭、肉鸡种苗260万只,带动农户3500户,农户增加收入7000万元。

3、农技推广体系逐步完善,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各乡镇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人员多数具有初级以上职称,其中高级职称9人,中级职称70人;学历层次也大都在中专以上,其中大专以上的139人。广大农技人员在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开展农业技术服务、提高农民素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4、信息网络逐步完善,农情传达逐步畅通。有线电视、移动电话、宽带等进村入户,部分乡镇、村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站,培训了信息员,健全了规章制度,通过网络农产品供求信息,最大限度的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服务。

二、存在的问题。

嘉祥县农技推广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受农民意识及其它客观原因的制约,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

1、农民思想观念落后,整体素质不高。部分农民小农意识严重,存在以下几种心理:一是求稳怕乱的农本心理,就是认为种庄稼、种粮食是本分,结构调整风险大,不如种粮食稳;二是直观务实的从众心理,别人种什么他就种什么,不敢采用新技术、新品种,看到别人成功后才模仿采用;三是盲目求快的过急心理,对新东西敢于大胆尝试,但一失败就放弃,比如今年收获的农产品价格一降低,下一年农户就不种了,经不起市场条件下价格波动的冲击。四是小而全的自给心理,在自家地里种上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白菜等多种蔬菜,只是为自家生活方便,主导产品无规模,特色产品无优势。还有极少数村民不讲诚信,企业与村民签了订单,收获的农产品不卖给该企业,影响了农企合作关系,制约了自身发展。

2、农民获取知识途径少,农业技术含量低。一是培训力量不足。我县县级农技培训机构主要有县职业中专和农业系统有关部门,乡级农技人员仅有部分从事农业技术推广,而且农技人员浮在机关上的多,兴办基地、深入一线与老百姓面对面指导的少,影响了培训工作的开展。二是培训内容模式单一。农民培训通常采取举办培训班、赶科技大集、咨询解答、散发资料等形式,模式单一,农民不易接受,尤其是近几年农村青壮年劳力大多外出打工,在家务农人员年龄老化,这些人的商品观念、信息观念、政策观念、科技观念都比较差,技术接受能力低,对这些人讲技术难懂,发资料难看,教操作难会,先进适用的技术难以得到及时的推广和普及。有些培训内容往往只注重单环节的技术指导和技术培训,不能够与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有机的结合起来,造成了部分农民只讲相信科学,而实际上不付诸于行动;还有的培训不结合当地实际,盲目照搬引进外地经验,解决不了生产中的具体问题,影响了群众学技术的积极性。三是培训设施落后。一些先进的教学方式和设备还不普及,特别是村一级,农民没有长期的学习资料和固定的技术培训场所。全县714个行政村,文化大院仅有110处,极少数村建设了农村书屋,微机网络没有普及,部分村远程教育配备的微机放在村干部家中,不能充分发挥应有作用,大范围开展声像教育很困难,科技培训教育跟不上农业生产的需要。由于培训不能适应农民需求,农民获取知识途径少,很多新技术、新信息棚架在县、乡,不能落实进村到户,科技成果转化率、入户率低,农业生产中还存在很多亟需解决的技术问题。农村能经营、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偏少,很多农民"盼致富,无思路;想致富,无技术;求致富,无门路"。

3、农技推广资金来源渠道少,缺乏有效保障机制。随着农村各项改革日益深入,农技推广部门逐步走向企业化、市场化、社会化,不再享有财政经费,难以承担技术推行服务的公益性职能。当前除了各级对农业的政策性资金外,基本上没有任何资金可用于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技推行体系建设、服务条件亟待改善,迫切需要资金支持。

4、农技推广力量薄弱,农技人员知识老化。近几年专职从事农技推广的工作人员逐渐减少,目前各乡镇农技人员有部分被抽调去从事包村、招商等其他工作,常年专职从事农技推广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足。现有的乡镇农技人员多数仅仅掌握所学专业知识,只会简单的农业适用技术指导,缺乏市场预测、行情分析及经营管理指导能力,而且接受再教育、再培训的机会少,知识老化,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现展要求。

5、人均占有土地少且分散,制约现代农业发展。当前农村土地较少,人均不足一亩地,发展种植、养殖调地很困难,有的地方甚至每亩1000元租金还租不到地,想规模发展必须拿出专门人员负责协调土地。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生产增大了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制约了农业机械化专业化的普及,也限制了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

三、建议与对策。

1、加大农民培训力度,培育造就新型农民。

一要进一步整合优化现有农民教育培训资源,建立政府组织、农业部门主导、农科教结合、社会广泛参与、资源合理配置的农民教育培训网络。充分发挥县职业中专、县农广校、村文化大院等在农村成人职业教育中主渠道作用,动员和支持各类科研机构和有培训能力的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农民培训,形成良好的培训氛围,促进农村成人职业教育稳步有序发展。

二要创新推广理念,改进推广方法。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文艺演出、科技宣传等各种形式和载体,加快先进文化在农村的传播速度,扩大先进文化在农村的覆盖范围。利用远程教育等网络资源覆盖面广的优势,直观、快捷地向广大农民提供技术、信息、培训等服务。成立科教放映队,针对不同时令、不同农作物,有针对性的选择科教宣传片到村进行播放。

三要拓展培训范围,突出培训重点。着力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民技术员、骨干农民、农民企业家和能工巧匠队伍,使他们成为带领农民共同致富的骨干力量,带动一方百姓,搞活一片经济。

四要尊重农民意愿,拓宽培训内容。要根据时令季节,开展配方施肥、合理用药、秸秆还田等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业生产科技水平;要继续大力实施阳光培训工程,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扩大阳光工程的培训规模,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2、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稳定农技推广队伍。加强对农技人员的使用管理,县乡农技人员必须在其位、尽其职,扑下身子,真抓实干,工作业绩与工资、职称评定直接挂钩;对长期工作在一线的农技人员给予一定补贴,确保他们在农村蹲得住、留得下。大力推行农技人员继续教育制度,建立农技培训专项资金,每年对现有从事公益服务的农技人员进行分层次、多内容的继续再教育,定期送到济宁农校、山东农业大学等农业院校学习,拓宽他们的知识面,使其成为基层农技推广带头人。加强农技推广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推广条件,应下拨适当的经费,帮助基层农技推广部门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和办公设施,不断提高农技推广的现代化水平,使农技人员办公有场地、工作有设备。

3、加强科技示范推广,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科研部门、大专院校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开展科企合作,发展农科教示范企业。鼓励农技人员领办、创办各类农业技术示范园,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引导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引进的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先在科技示范园区试种试验,成功后再向农户推广,探索一条引进、试验、繁育、示范、推广、加工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路子。重点抓好科技示范户的选拔培养,每个村选拔5-8个乐于接受新事物的创新者作为科技示范户,带动更多的群众应用新技术、新品种,提高农业科技的转化率和入户率。

4、建立农村科技服务平台,提升科技服务能力。继续坚持完善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千名干部包户富民促调整工程,选派科技人员到村、到户、到企业,促进科技与经济直接融合。县乡技术人员成立科技服务队,村级成立由科技村主任为组长的科技服务组,围绕主导产业,通过分层次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开通农科热线、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指导服务。指导农民创办各类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合作经济组织运营,切实发挥服务功能,提高农民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能力。

考虑范文篇10

一、英国累积式分红保险介绍

(一)产生背景

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的雏形已经在英国产生了。那时，英国很多保险公司已经成功地开始销售账户管理型和周期性发生的趸交保费分红保险，这些产品与累积式分红保险有很多共同点。还有一些新公司开始在投资连结产品中引入利润分享机制，同时也提供账户管理型保单。

累积式分红保险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1983年最早开发和推广这一产品的保险公司是英国标准入寿保险公司，随后在1984年Sunlife迅速跟进。在过去20多年间，大多数英国的寿险公司都推出了该类产品，其中很多英国的保险公司已经完全停止了传统分红保险的销售。尽管传统分红保险已有200多年历史，而累积式分红保险只有20多年历史，但目前在英国寿险市场上有一种从传统分红保险转型到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的趋势。

(二)产品定义

累积式分红保险从字面上理解是单位化的分红保险，英国保险监管方将其归为“累积式分红保险”，累积式分红保险是营销上的一种产品名称包装。

英国保险监督条例给出的“累积式分红保险”定义为“一种具有随时可以确认的保险利益的分红保单合同。其所确认的保险利益并不一定可以立即变现。该保险利益根据保费的支付而调整，并定期增加附加利益。附加利益来自于该保单对保险利润的参与。”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明确、普遍接受的累积式分红保险的定义。或许可以这样定义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体现保险利益的单位数是根据交付的保费和来自于可分配盈余中增加的、由保险公司决定的红利来分配的一种保单。

(三)产品特征

从保户的角度看，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看起来有点象一个银行账户，其收益应该比银行存款更高，但这点并不能保证。从另一个角度看，累积式分红保险也有点象风险较小的投资连结产品。我们可以将累积式分红保险看成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投资连结产品。投资连结产品的大部分特征在累积式分红保险上均适用：透明的收费结构、灵活的保险利益给付、可变动的保费、定期的投资单位报告书、不同基金单位之间的转换。

累积式分红保险基本上是在投资连结的基础上运作的：保费扣除风险保障费用和其他保险合同费用后的余额用来购买分红基金的基金单位。单位价格通常保证按一个较低的固定利率增长，红利跟传统分红保单确定方式一样。但是，累积式分红保险与对应资产的连接是间接的，得到的保险利益不直接与基金单位所对应的资产挂钩。一般来说，保险公司将会保证基金单位价值按一个较低的保证利率增长，额外的增长由公司通过分红来决定。保单终止时，公司还可能会支付终了红利。

事实上，累积式分红保险可以看作是投资连结和分红产品的结合体。也可以将累积式分红保险基本上看作是分红保险，但包装得如同投资连结产品，支付的保费和保险利益的增加之间有个明显的对应关系。当然，在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的保费进入单位基金之前也可能有别的费用扣除，如固定的保单费用。累积式分红保险一般规定有一个最低保证累积利率。

(四)累积式分红保险在英国的开发背景和原因

1.市场背景。在上世纪80年代，英国资本市场经历了快速成长的时期，这对投资连结产品十分有利。投资连结产品销售势头很好，分红产品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尤其是养老金业务。分红保险的表现有个投资收益上的时间滞后性，因此分红保险在产品设计上有市场发展滞后的缺陷。这种缺陷再加上分红保单需要更多的资本金支持，以及公司关注资本获益的时间性，促使保险公司考虑开发新的创新产品。

2.保费变动。1988年英国新的养老金立法规定给个人养老金业务带来更大的增长机遇，在这段时期英国的养老金业务持续增长。养老金业务的大量增长给以分红保险为主的保险公司增加了很多困难，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管理方式。养老金业务的保费收入一般倾向于不是定期和平准的，它们很可能与工资收入、公司利润、社会养老保险缴费返还等因素有关，而传统分红保险一般都假定在整个保险期间保费是平准的，业务管理系统也是根据这一特点开发的。变动保费以及不断增长的业务量，给业务管理系统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增大了产品设计的压力。

3.股市灾难。1987年的股市下跌和1990年的股市低迷，给保险公司的经营尤其是投资连结产品的销售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投资连结产品的个人业务，特别是趸交保费业务，更是雪上加霜，保户开始转到分红保险或别的有本金保证的基金等有保证收益的产品上。

4.资本需求。除了影响销售外，股市变动还影响寿险公司的融资，对非投资连结业务的不利影响更大。寿险公司还将面临其他金融机构，如银行、证券机构的直接竞争。尽管寿险市场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市场，但市场壁垒正在逐步减少，其它的金融机构已被允许在一个更广泛的产品领域之间竞争。竞争直接导致业务成本增加，导致在产品设计上更多地考虑资本需求较低的产品。

5.红利成本。竞争增加、投资收益下降，保户对分红越来越高的预期给未来的红利水平带来的压力越大。许多公司一直以来都维持分红水平不变。累积式分红保险提供一个使分红保险红利宣布的即期成本得以降低的机会。

6.分红变化。保险公司如果给传统分红保险较高的红利水平，会发现业务量受分红水平下降从而产品竞争力下降的影响很大。通过引入新式累积式分红保险，保险公司可以区别对待以往和以后的不同年代的保户。

二、产品设计和开发

不同的保险公司推出不同的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如趸交保费投资产品、个人养老金产品和期交保费储蓄产品。累积式分红保险作为一种创新产品，其产品设计范围很宽泛。

(一)分红的模式

累积式分红保险有两种单位运作的基本方式。一些公司用“增加单位价格”的方式运作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其他的公司选择另外一种方式，即用“增加单位数”的形式来给付保证收益和分红收益。增加单位数的模式下单位价格一直是不变的，通常保险公司每天分配额外单位给每一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这些是由保证增加部分和分红增加部分组成的。

二者的区别仅是一种表述而已。这两种方法和投资连结产品区分的关键是公司对红利分配的决定权，不管是用哪种形式。在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中不存在投资连结产品中见到的、和特定资产或指数的直接联系。相反地，公司将对投资收益和红利分配的平滑用较长期的观点来看待，红利和所对应的资产组合当然有一个间接的联系。

在这两种模式下，红利部分等同于传统分红保险的年度增额红利部分。当保险事件发生时，公司可能会在单位卖出价上加上市场价值调整。因此给保单持有人的保险利益不仅仅依赖于单位卖出价，市场价值调整可能在满期、死亡、退保时加上。累积式分红保险合同也可以以投资连结产品同样的方式，通过收取明显的风险保障费用来提供死亡保障，在这种情形下死亡保险利益会远远超出单位卖出价。

(二)费用的收取

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大多数费用的收取基本上和投资连结产品类似，如零分配期间、每月固定保单费用、退保罚金、基金管理费用。对于提供死亡保障的合同，还可以收取“风险保障费用”。

从技术上来说，费用也可以来自于红利：在累积式分红保险基金中基金管理费用可能不同于其他基金，它可能是不明显的，如通过减少红利来收取该项费用。

(三)市场价值调整

在有些情况下，对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的单位价格还能作一个最终调整，这个最终调整被称作“市场价值调整”或“终了红利”。市场价值调整的基本目的是使从累积式分红保险单位中得到的保险利益接近保险公司按资产份额所评估的基本资产价值。市场价值调整通常运用在退保上，极少数情况下死亡和满期时也可使用。

不同的保险事件使用不同的市场价值调整方法。在退保时使用市场价值调整极其重要，这样可以防止发生财务逆选择的风险。在实务上，使用市场价值调整时要考虑如下因素：保单的账户累积利率水平、公司在退保金上希望维持的平滑水平、保户合理预期、使用市场价值调整的频率等等。

(四)退保

退保金通常等于虚拟分配给保单的单位卖出价减去可能的退保罚金。如果退保金小于资产份额，公司也许希望在退保金上加上一个终了红利调整因于，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市场价值调整。这个金额大小取决于公司的实践经验和公司对待市场价值调整的态度。

在合同对应的资产市值较低的时候，公司一般保留在退保金的处理上使用市场价值调整的权利，目的是为了确保在这种情况下退保金不超过资产份额。

三、累积式分红保险与传统分红、投资连结产品的比较

(一)与传统分红产品比较

为了进一步澄清累积式分红保险的概念，可以将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和传统英式分红产品做一个较为详细的比较。

在英国分红保险的盈余分配采用的是增加保额法。盈余的主要来源是保费中附加的红利边际和超额投资收入。分红保单的红利代表利润的分享。红利通常是每年分配一次，一旦宣布红利，红利就变成基本利益的保证增加部分，最终要给付出去。

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看起来有点象一种银行储蓄账户。个人的分红账户从零开始，通过所交付的保费和分红，账户价值得以增加。这意味着保户实际看到的价值是现值形式。用监管规定的语言描述，保单有“随时可以确认的保险利益”。然而，如果保户退保，可能得不到全部的账户价值。正如规定所述，保险利益也许不是“当前可变现的”。这个结构在累积式分红保险保单中要表述清楚。

和传统分红保险相比，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有以下优点：在保单早期，较低的资本需求；变动保费，灵活管理；容易转移；透明性高；描述起来更为简单；在红利确定和宣布上赋予公司更大的自由度。

(二)和投资连结产品比较

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一般是单位化的，使它们看起来更象投资连结产品。和投资连结产品最重要的区别与公司确定单位价格以及在保险事件发生时支付的保险利益的方式相关。

第一个主要区别在于投资连结产品的单位价格直接反映特定投资基金的价值或特定的投资指数，而在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中不存在这种直接连接。

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退保利益的给付。销售投资连结产品的公司对退保金额没有处分权，退保金等于已分配单位的卖出价格减去合同规定的退保罚金。对于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退保金通常也是同样的规定，但公司保留用市场价值调整退保金的权利，调整幅度的大小由公司决定。

四、累积式分红保险在我国市场上的引入

(一)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在什么地方适合中国市场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中，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将来可能成为国内保险市场创新的险种之一。

从产品创新角度看，中国保监会最近大力提倡通过优化产品结构和产品创新来做大做强保险业。产品创新是寿险业发展的源泉，可以为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即使没有新产品的创新，现有分红产品用累积式分红保险形式重新包装或改造也是可能的。

从产品特点看，累积式分红保险兼具投资连结和分红的特点，有利于拓宽保险的服务领域，更好地满足保户多样化的保险需求，促进业务增长。

从提升管理水平看，引入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有利于提高保险公司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和促进产品技术进步。

从资本需求看，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较低的保底收益可以减少公司所要求的资本金需求。相比传统分红产品而言，减小了利率风险，从而可以增加收益和分红。

从保险消费者角度看，累积式分红保险为个人提供了新的保险方式，能满足客户的长期储蓄和保障需求。累积式分红保险单独设立账户，收取的费用透明，公司通过定期扣除死亡风险保费来为保户提供风险保障、收取一定的基金管理费用来管理和运作分红基金。采取可变保费的缴付方式，产品更加灵活。

(二)在我国引入累积式分红保险的现实性

监管改革和放宽给产品开发带来了更大的灵活度。以前我国的寿险业是一个受到高度监管的行业，产品和条款都要报批。但近年来，保监会不断放松对产品本身的报备要求，转向对偿付能力监管，并正在努力推动费率市场化。保险公司在条款设计和定价上被赋予更大的空间和灵活性，更容易进行产品创新来满足市场需求。

分红产品的热销和快速增长。分红产品客户可以通过红利分配来分享保险公司经营所产生的盈余。累积式分红保险产品看起来象另一种形式的分红保险，在分红保险热销的同时，将传统分红保险用基金单位包装成累积式分红保险，可能会成为市场上新的业务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