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源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9 13:51:22

金融资源

金融资源范文篇1

(一)农业金融机构及现状

吉林省作为支农资金主要提供者的农业银行,在商业化改革浪潮中大量的撤并其在农村地区的营业网点,到2009年底,吉林省农业银行的机构数量为595个,比上年同期减少2个,下降比例为0.3%,虽然与2008年的597个相比下降幅度较小,但与2007相比减少了42个,下降比例为7.6%。2010年从业人数为13688人,比上年同期减少13人,下降比例为0.1%,但与2007年相比人数减少1977人,下降比例为16.9%。可以看出,虽然近两年农业银行的机构数量和从业人员数量减少的趋势有所减缓,但总的来说农业银行在农村的业务在萎缩。农业发展银行属于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到2009年底,吉林省农业发展银行有58家,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家,上升比例为1.7%,从业人员的数量为1959人,比上年增加35人,上升比例为1.8%。但2010年从业人员的数量与2009年相比减少279人,减少到1680人,下降比例为14.3%。吉林省农业发展银行将资金主要投入农产品流通环节。农村信用合作社是吉林省农村正规金融机构的主力军,其分支机构几乎分布在所有的乡镇和农村地区。到2009年底,吉林省农村信用社机构数量为1443家,从业人员数量为19476人,与2008年的123家相比,增加幅度为107.317%,从业人员数量比2008年增加17856家,增加幅度为110.222%。2010年从业人员数量达到22049人,比2009年增加2573人,增幅为13.2%。到2009年底,吉林省邮政储蓄共有1060家,60%左右的存款来自县及以下地区。农村商业银行有72家,商业银行数量较少的原因主要是大量商业银行撤出了吉林省县域,进入城市。

(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现状

吉林省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各类金融机构对农户、农产品加工企业这些微观主体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从各类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情况可以看出,贷款数量逐年增加,金融资源不断提高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见表1)。在吉林省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近10年中,全部金融机构对农业的贷款数量从1999年的117.12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26.43亿元,特别是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数量在1999年到2009年间由36.2亿元增加至380.43亿元,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占全部贷款的比例从1999年的30.91%提高到2009年的89.21%,2008年最高为92.55%。不论从贷款数量上,还是从增长速度上,农村信用社在整个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日益成为核心力量。农村信用社多分布在县域地区,因此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等吉林省农业产业化的基础环节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二、吉林省农业金融资源配置存在的问题

(一)农业金融资源供给不足

吉林省农业金融资源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农业金融资源配置主体的缺失。主要表现在:(1)国有商业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量撤并在农村的分支机构。而留下的营业网点贷款权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贷款的对象主要是大型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等,而作为吉林省农业产业化经营中金融服务主要需求主体的中小型农业生产企业以及龙头企业却面临着严重的信贷不足的问题。以中小型农业企业为例,主要表现在信贷额度较小、贷款环节复杂以及业务种类较少。乡镇企业贷款2003年为48.06亿,随后急剧减少,2006年只有0.1亿元,2006年以后年度没有乡镇企业贷款。2003—2006年乡镇企业贷款占全部短期贷款的比重也是逐年减少,2003年最高也只有2.87%,而乡镇企业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在20%左右,这是极不相称的。(2)缺少农业资本市场主体。这里农业资本市场的主体是指农业企业。上市的农业企业数量甚少,使得政府成为对外融资的主体,由政府决定投资对象或项目很容易会因为政府的非理性导致资本市场的融资风险加大。(3)民间融资等非正规金融在吉林省还没有合法的地位。吉林省大部分农户属于贫困农户,仅有30%的农户有存款,其余农户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农业贷款和民间融资,在农业贷款有限的情况下,民间借贷成为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来源。据有关资料统计,吉林省某些农村农户欠高利贷的比例达到90%以上,年利率30%—80%,且大部分是复利计息。这不仅会导致潜在的金融风险,还会使农村融资环境恶化,进而影响农业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农业金融资源配置机制不健全

首先,吉林省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机制。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和商业银行,有些地区还有村镇银行和贷款公司构成了吉林省看似完善的金融体系及竞争格局。但是从布局看,吉林省县级地区几乎没有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国有商业银行为了转型改革上市,基本都撤销了县及以下营业网点,只有农行还有营业网点,但数量在近几年也大量减少,这使得吉林省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及地域分布面大量减少。由于农村信用社的服务对象是“三农”,且商业性和政策性并存,在传统的管理体制和经营水平下,出现大量亏损及不良资产。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在进行改革后,商业性更加明显,撤并了很多严重亏损的网点,结果导致金融机构网点不能深入农村,农村金融市场不能形成有效竞争的局面。其次,吉林省农村金融缺乏风险转移机制。从吉林省农业保险发展的情况来看,吉林省农业保险发展比较落后。截至2010年,吉林省保费收入总额为239.25亿,农业保险费收入仅8.03亿,农业保险费收入只占全部保费收入的3.35%,支付农业赔款4.09亿,占全省赔付与支出总额的7.26%。可以看出吉林省农业保险市场出现供求“双冷”的局面。

(三)农业金融生态环境脆弱

首先,农业本身这种周期长、收益低、风险大的性质导致了资金流失。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农业的收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农户和农业企业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就会遭受不可预计的损失,不能如期偿还贷款,另外,农产品的价格波动较大以及没有良好的农产品保护机制,导致一些追求高收益的资本由于农产品的收益较低且不稳定而流出农业领域,进入那些周期短、见效快的房地产企业等非农企业。只有少数富裕的农民和农业企业能得到农业贷款,而真正贫穷需要依靠贷款来维持农业生产的农民却因为信用问题得不到贷款。目前吉林省金融机构不良贷款比重较大,到2008年底,吉林市的不良贷款率位居全省最高达到47.7%,不良贷款占用大量资金,进一步影响了金融机构的贷款能力。其次,信用评价体系及担保体系不完善。目前吉林省农户在融资过程中,90%以上的农户没有信贷融资的电子档案记录、历史资料及资信档案。许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还是家族管理模式,没有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财务会计制度也不健全,依然存在逃避银行债务的意识。再加上大多数中小型农业企业,技术落后,市场竞争力差,破产倒闭的风险较大。最后,农业金融法制建设不健全。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农村金融服务法》及《合作农融法》这些针对弱势农业进行金融方面保护的专门法律,来保护农村金融这一发展还不成熟的领域。同时有关维护信用秩序及金融债权的法律还有待补充和完善。现存的一些法律条文对农村金融方面的规定还需要完善。

三、提高吉林省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一)构建多层次的农业融资和金融服务体系

首先,要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的主体作用,农业银行在金融资源规模、信贷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方面等方面都有很多优势,充分发挥农业银行的各种优势,可以提高农业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其次,要完善农业政策性金融的支农金融业务,吉林省的农业发展银行的业务范围比较窄,主要是一些粮棉油的收购和贷款,不能充分发挥其支农作用。除了粮棉油收购资金贷款外还应发展农业开发贷款、农业现代化项目贷款、扶贫贷款,农业担保投资等业务,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综合开发和农村扶贫。最后,要坚持发挥合作性金融组织在农业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应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关系,走“谁投资、谁管理、谁负责”的道路。

(二)完善农业金融资源的配置机制

(1)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要依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合理确定农业贷款利率的波动幅度,适当放松对利率的管制,使贷款利率适应市场需要。

(2)建立健全农业保险机制。重点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可以选择部分地区和部分产品作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试点,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一定的保费补贴。

(3)完善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投向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国家应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定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要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发放当地的农业贷款,如果达不到这一比例就要使其退出农村市场。

金融资源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公平经济效应

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公务员之家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金融资源范文篇3

一、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金融资源短缺的原因分析

(一)银行金融服务积极性低,加重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

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在银行业的经营理念上是属于经营风险大,成本高的地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进入经济较发达地区的积极性及金融服务主动性较高,而不愿介入经济欠发达地区进行金融服务。国有商业银行上市以来,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已有50%以上营业网点已被撤出,呈现出居民办理一般金融业务难的局面,严重降低了银行在居民眼中的形象。另外,我国全国性金融机构实行分行制,由于实行贷款集中管理,信贷政策权限受限等因素,基层金融机构的贷款自主权、发放贷款的积极性及实效性大大减弱。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所吸收的存款,在全国范围内调节使用,使存贷比例不断降低,扩大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制约着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统一的信贷政策,扩大金融资源配置的差异

银行是特殊的企业,经营过程中又要保正资金的安全性,又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全国性金融机构统一制定信贷政策,从总行到基层行的经营目标是重点支持经济效益好的行业和重点项目来增加利润,而经济落后地区的一些项目很难得到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这种倾斜差异,对经济落后的地区形成不利影响,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已成为国有银行贷款排斥的对象,金融资源配置的失衡,严重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金融支持产业差异性不断扩大

商业银行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在放贷环节上,对不同产业所表现出来的“惜贷”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认为农业是高风险产业,对该行业表现出很强的“惜贷”态度。2011年全国三大产业的比例为10.1%:46.8%:43.1%,新疆为17.3%:50.0%:32.7%,而和田地区为31.8%:19.1%:49.1%。同样喀什地区和克州等地区第一产业占的比例也高于全国和新疆的比例,这些区域又是典型的农业大区,商业银行自然吸收的是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存款,几乎不发放贷款,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与农业相关的中小企业和农户就很难从银行贷款。例如,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2011年各项存款余额为9.15亿元,贷款余额为1.372亿元,存贷比例为14%,其中农业银行各项存款为5.73亿元,贷款余额为0.00596亿元,存贷比例不到0.1%,存差是5.72404亿元。邮储银行各项存款余额为1.65亿元,贷款余额为0.0951亿元,存贷比例为5.8%,存差是0.699亿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存差较大,导致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四)贷款主体提供有效担保品种难度大

贷款担保是银行除了考虑贷款主体归还能力以外,还要以保证贷款的安全性做为必要条件。根据全国统一担保法的有关规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中小企业无法提供有效的贷款担保。银行没有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灵活调配担保种类,从而形成贷款难的问题。虽然经济欠发大地区当地政府出资建立担保公司,由于担保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较小,不适应银行对中小企业的担保要求。其次是担保公司收取相关费用的原因,使贷款主体的负担加重而放弃贷款,引起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五)银行业务同质化严重,金融创新不足

我国银行业务的同质化较严重,各个银行之间没有特殊性的差异,不同贷款主体的经济活动在设置相关业务时,缺乏对经济欠发达地区贷款主休金融业务的宣传、研究适合当地的有关业务意识。另外,农村信用社发放贷款业务主要集中在年初,而中小企业及农民又在不同阶段有资金需求,因此很难通过银行贷款满足资金需求。在少数民族地区办理相关业务时,由于双语柜员匹配不到位,增加了办理金融业务的难度。少数民族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高利率的金融产品,导致贷款需求的降低,引起金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

(六)信用环境欠缺

银行在少数民族欠发达地区,贷款清收困难,不良贷款比例增高。例如,2011年和田地区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比例为5.47%。由于贷款主体的信用意识淡薄,对银行业务的性质及信用要求了解缺乏,与银行合作不良而失去信用。其次,有些中小企业采取的是家族式管理模式,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银行不能按时获得准确而完整的企业经营资料,无法准确客观地对信贷资产风险进行量化判断,企业信用等级低的因素,贷款项目难以测定,影响信贷资金的投入,增加了企业贷款的难度,形成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二、优化新疆民族地区金融资源配置的建议

(一)强化金融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针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和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在金融行业的经营范围和支持经济方面明确规定相应的法律制度。由于金融行业是社会责任性、经济效益性及社会效益性非常强的行业,金融行业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金融服务的相关法律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应有以下明确的法律规定的内容:一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比例不得低于50%;二是要有调整贷款集中管理方法和扩大基层银行的贷款权利以及新业务创新的能力;三是贷款利率要低于城市贷款利率,鼓励建立多种中小金融机构;四是采取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利息补贴政策及监管金融机构服务功能考核指标等,注重建立法律法规时,避免只强调银行经营的安全性,而忽视经济发展支持的范围。

(二)实施倾斜性的信贷管理政策

中央银行应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区与相对较发达地区在经济金融发展的阶段性差异,采取倾斜性货币信贷政策,人民银行要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分行的调控权限,即总行要增加对少数民族地区分行再贷款、再贴现的限额,适当延长再贷款期限。与此同时,要对少数民族地区省级分行在系统资金往来利率和期限上实行比发达地区更加优惠的政策,降低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省级分行的二级准备金率,满足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中所需的合理流动资金的要求,实行较为宽松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适当提高存贷款考核比例,加大授权授信力度,增强少数民族地区商业银行的信贷供给能力,金融机构要扩大扶贫贷款的规模,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三)提高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积极性

在现实生活中,银行在经济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的主动性较高,而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处于被动局面。当然,降低银行经营风险和提高利润是提高金融服务质量的关键,但经济欠发达地区却无法保证金融机构的利润增加。笔者认为,中央财政和各银行的总行出资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建立贷款风险基金,明确贷款损失的范围,注重贷款损失补充工作的检查和兑现的落实。地方政府重视相关金融机构采取减免管理费和税收等措施,金融机构应减免农业和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相关税收费用,通过部分贷款损失的补充和税收优惠政策,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

(四)优化银行结构,降低金融资源配置差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结构不合理是引起金融供求矛盾的关键问题,也是影响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如多种金融机构能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在竞争中,金融需求主体收益。国有银行取消相关基层银行业务限制规定的同时,要增加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营业网点,建立地方性商业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功能,增加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来源,扩大政策性银行的业务范围,扩大相关政策性银行的种类。

(五)改变银行贷款方式,提高信贷投入

全国金融行业中,具有70%以上金融资产的国有商业银行,应该承担经济欠发达地区金融支持的义务,改变经营目标集中在大项目,大行业,大城市的发展倾向。增加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营业网点,扩大基层银行的业务范围和管理方面的独立性,促进民族特色产业和有发展前景项目的开发和支持力度,承担社会稳定,促进地方经济的责任,考虑到不同地区的业务种类,贷款条件,贷款保证等方面的特殊性,增加较合理的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业务种类。金融机构作为特殊的企业,在考虑经营安全的同时,也要考虑减少贷款主体没有必要的麻烦,这也是企业提供服务的一般性原则。贷款方式一定要灵活,贷款主体能给银行提供的担保物,银行认为在市场变现能力较好,贷款需求合理下,可以考虑贷款。例如,中小企业的存货、固定资产、厂房、农户的房屋、土地和其他资产等等。

金融资源范文篇4

金融部门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其商业化运作必然导致资金在满足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实现趋利性,然而农业是弱质产业,其自身固有的高投入与低产出决定了它具有高风险性,加之农村信用环境建设不佳,抵押担保又因程序多、成本高而难以落实,因此,农业仍是金融机构不愿涉足的高风险区域,客观上削弱了信贷资金支农不力。加之信贷风险责任管理硬约束的增强,严重挫伤了信贷人员支农放贷的积极性,存在惜贷求稳的心态。

出路在哪?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调整和优化资源配置。

1、打破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金融组织体制。一是强化农村合作金融的主体地位,使其真正成为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信用互助合作组织,在业务拓展上,积极开展小额农户信用贷款等特色业务,相关政策性金融业务,如扶贫贴息贷款、老少边穷地区发展经济贷款、贫困县县办工业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以及其他财政贴息的农业贷款尽快出台《合作金融法》,保证各方依法行使权利、履行责任和义务,为农村合作金融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二是扩大农业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规定农村政策性银行除承担农副产品的收购贷款及粮油调销、批发贷款外,还要承担农、林、水利基本建设,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交通、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农村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卫生、教育、文化、科技、物流等方面的项目融资;同时,国家要安排专项资金,建立制度性的政策性支农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三是建立开放、有序、竞争的农村商业金融市场。在完善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的基础上,将经济发达县(市)农村信用社,改造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完全按市场化运作;鼓励组建民营的小额信贷银行、合作银行等多种形式的农村金融组织在经济、金融基础较好,民间借贷发达的市(县),鼓励组建农村民营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对于部分国有商业银行设在农村的分支机构,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鼓励其他法人、自然人参股。四是尽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组织体系。结合我国农村实际和参照发达国家的农业保险做法,组建全国性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将国家对农业自然灾害的救济、补贴方式转化为农业保费补贴方式,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农业资金投入机制创造良好环境

金融资源范文篇5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公平经济效应

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金融资源范文篇6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社会冲突,金融公平,金融伦理

穆罕默德•尤努斯指出,主流经济学家未能理解金融机构所具有的社会能量,现有的经济理论把金融机构看作一种为贸易、商业和工业提供服务的平滑组织,在实践中金融机构能够创造出迅速转化为社会能量的经济能量。例如,当贷款惠及到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之后,这个群体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就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如果银行只贷款给有钱人,结果是富人掌握了更多的金融资源去剥削穷人,最终造成富人更加富有,穷人更加贫穷的社会“马太效应”[1]。为此,尤努斯创办了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Bank,格莱珉银行),向穷人提供贷款,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大量的事实和研究表明,格莱珉银行不仅对穷人的收入、就业、消费和抵抗风险的能力等经济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对穷人的健康、保护妇女的权利等社会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正面作用。

实际上,随着经济金融化的不断深入和公众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加,金融的社会属性日益明显。金融不仅关系到公众的日常生活,更重要的是还制约着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发展。在金融社会中,“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因其市场的本性而变化。……建立金融市场的目的是为了交易和对风险回报进行分配,也为了在个人之间、在不同的时间段之间、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和在不同代际之间进行财产分配。”[2]不止于此的是,金融资源已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组织和群体发展的战略资源,金融体系也是社会公共资源中一个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指出,“在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市场恐怕是最知之不祥、最饱受非议、却对国家竞争力影响最大的一个市场了,这个市场同时也是对国家的政治风向最敏感的部分。”[3]在社会以最先进的技术致力于金融工具、金融组织与金融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其本质就是对金融资源、风险和发展权利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与其他任何领域相比,金融领域更加突出了它的价值原则,也就更需要金融专业伦理与责任伦理的同步发展。

一、金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手段

金融作为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活跃的经济要素,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它既是资源配置的对象,又是配置其他资源的方式或者手段。随着经济货币化的基本完成和经济金融化的深入展开,金融已经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核心制度和机制,占有金融资源就可以占有实际的经济资源,配置了金融资源就相当于配置了实际经济资源,对金融资源的占有在很大程度上叩开了财富和机会的大门,正如拉古拉迈•拉詹和路易吉•津加莱斯所指出的,“当融资变得更加容易后,创造财富主要依靠技能、创新思想和努力工作,而不是已有的财富”。[3]在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金融组织体系、金融资源配置、金融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不公和失衡现象逐渐突现出来。金融失衡和不公加剧了金融资源的稀缺性和垄断性,金融资源垄断又进一步增加了中小金融经营主体、市场参与者和弱势金融消费者的融资难度和成本,这种金融格局的存在引发了金融领域不同主体的利益冲突和侵占。如果任凭这种冲突和侵占的继续,就有可能产生两种不良后果:

第一,金融资源的稀缺和垄断动摇了金融发展的社会和经济基础。因为金融资源垄断和不均衡会导致中小金融机构放松内部控制、放大资产风险、甚至抵制改革;中小企业和金融消费者也会对金融体系产生信用危机,金融资源配置就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现实要求,一部分有能力的金融需求者就不能获得金融资源,随着这种结果的积累,金融体系将制约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并最终影响金融的长期发展。

第二,金融资本的自然增值和垄断可能引起社会冲突。金融资本的自然增值能力非常巨大,一百多年以前,西美尔将这种通过有钱就能获得较多优越地位的现象称为财富的自然增值现象。他指出:“富人对财富的享受超过了用他的钱所能买到的那些乐趣。……当财富拥有者的周围环境可以为他对货币的使用提供更好的机会和更大的自由的时候,这种增长的幅度还会变得更大。”由于穷人的金钱收入只够用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其货币的使用选择余地很小,而随着收入越高,这种余地会更大一些。结果是,“等量的金钱数额,作为一笔大宗财富的一部分与作为一小笔财富的一部分”[4]相比,能够带来更大的财富的自然增值。对此,西美尔无奈地说:“当道德的逻辑表明应该把好处给予最需要者的时候,这个法令却把它给了那些已经富有的人。以财富的自然增值来达到如此反常的规定,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4]占有金融财富的增值效应与转轨时期的多重利益关系相交叉,形成社会利益矛盾的突显期。正如韦伯所说,由于社会转型期为权力、财富和声望等社会稀缺资源的重新分配提供了较大的机会和可能性,刺激和鼓噪起了社会成员对权力、财富和声望等的强烈欲求,加之权力、财富和声望的高度相关性及其垄断性与变动性的矛盾,常会引致社会冲突。[5]

显然,在社会转型期,正视和正确处理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失衡和不公平问题,是关系到全社会和谐发展的大事。金融的社会性突出了金融的大众化和平民化,彰显了金融制度的伦理诉求,政府应通过有效的金融制度安排,加强弱势金融体系建设,扶持弱势产业、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发展,调整金融资源的布局和分配,不断探索金融资源配置的新形式,寻求与国情相容、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模式,“要把公平正义延伸到金融、经济领域,体现社会公平正义、金融公平正义、机会平等均等,为一切有劳动能力、创业能力、发展能力的劳动者提供服务,使他们拥有平等的社会发展机会。”[6]

二、保障金融安全突显出金融的责任伦理

与其它经济部门相比,金融业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其风险累积性,主要表现为金融业的高负债性和高风险性以及金融对经济的广泛渗透性、金融信号的快速传播和传染性、金融体系内部协调配合的复杂性等。在现代经济体系中,“金融总是在经济中难以触及的层面发挥作用。正像管道系统那样,当他有效运转时经常是隐形的,但一个破裂的水管就可以导致一场灾难。”[7]因此,金融问题不单纯是一个部门、一个行业的问题,而是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的大问题。如果金融出问题,就可能会引发各个领域的连锁反应,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以银行危机的破坏性为例,根据Hoggarth等人对最近20年以来24次主要的银行危机的经验研究发现[8]:银行危机的社会成本相当高昂,包括重组金融体系的成本,如财政救助成本,为复兴金融体系的多种支出,给银行重新注资和对存款人存款损失的弥补支出,有些国家占到GDP的50%以上。例如,韩国在1997-2000年间为处置银行坏账所负担的财政支出相当于年GDP的14.7%;印度尼西亚在最近的金融危机中为处置银行坏账而付出的财政支出在1997-2000年间高达当年GDP的55%。银行危机的社会成本还包括危机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福利损失,据Hoggarth等人的估计,危机时的实际产出和无危机条件下的产出比较,银行危机导致的产出损失占GDP的比重平均在10%以上,且银行危机一旦爆发,实际经济平均要花3年多一点的时间才能恢复增长趋势。“不管人们与银行破产有无关系,金融危机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该国的每一个人。”[9]竞争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金融创新的步伐,“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金融体系都会针对人口、经济、或者科技的发展动态,自发地做出回应。创新的思路经常能够迅速地解决眼下的难题,并为创新者带来惊人的利润,然而模仿者的蜂拥而至却将全新解决方法的运用延伸至极限,一场危机由此而悄然孕育。”[7]可以说,创新和危机的周期循环贯穿了整个金融发展史。

金融动荡对经济和社会的危害至少有三个方面:危机后金融体系的重组成本;引导了错误资源配置而损害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给大众带来经济和社会风险。这些危害突出了金融监管政策的价值使命和伦理要求。

第一,金融监管作为一种公共产品承担着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保护大众金融资产及其他相关人利益的责任,应确立其价值使命:包括推动金融市场的公开化和竞争性,防止权力的滥用;强化对违规、欺诈、犯罪的防范、监督和打击;监管机构内部要建立道德操守教育和诚信监督体系,确立滥用监管权的问责制,避免采取相关调查措施的随意性,保护有关单位和大众的合法权益;加强风险承担者(机构)的资本实力审查,普及金融教育,突出对普通大众的金融资产保护,以及针对金融创新的实践和风险状况主动和自律地运用监管政策。

第二,随着金融的快速发展及其与信息技术的快速融合,金融创新活动加快、国际联系的普遍性增强,监管者需要将伦理要素作为评估金融机构的重要内容和监管指标,改变监管过程中主要关注个人特别是高管阶层、关键风险岗位人员道德监控的一般做法,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法人层面的道德建设,扩展金融机构的道德承诺范围、提升道德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及其对社会进步的贡献。

三、金融交易的广泛性和专业性需要职业道德创新

金融体系是以信任和大量委托-关系支撑起来的社会交易系统。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金融活动已成为一个大众广泛参与的活动,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复杂程度的日益加深,金融交易对伦理的要求更严格和苛刻。尽管现代金融体系建立了超越私人信任的庞大制度体系(Institution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信息披露制度以及自由契约制度等其它的有效制度。但是,金融体系本身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比一般市场体系更加严重,这就决定了金融比其他领域更容易发生道德风险问题;同时,所有的金融中介都是作为人管理着他人的钱(即经常说的OPM-OtherPeople’sMoney),在这种委托-关系中,由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和信息的不完全,容易导致人对客户利益的故意侵害。

由于金融行业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行业,在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中的很多交易以及各种合约具有很高的专业性,其专业术语和操作过程对于一般参与者而言具有很高的知识壁垒,因此不具备一定专业素养的一般投资者很难识别(即使有能力识别,也存在很高的成本)人的欺诈行为。正如查尔斯•R•莫里斯所说,“金融交易涉及的巨额资金使得华尔街原本很脆弱的职业道德准则变得更加不堪一击。”[7]现代金融交易所依托的技术网络还形成了从业者与技术设备的所谓“人机对话”的新型道德关系,一旦网络系统损坏、病毒入侵等,就可能使这个网络系统中的所有个人受到利益损失。

所以,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操作平台的现代金融体系,不仅在客观上对金融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提出了全新的要求,而且制度体系的有效性更加依赖于制度执行者的道德水平,因而也就从职业道德层面上赋予了参与人更高的道德责任。对于普通金融从业者而言,它不仅需要保持和发扬在金融领域中的传统职业美德,而且要形成适应信息化环境下的新道德;对于高级金融管理者而言,因为他们掌握着金融机构的资产分配权和金融监管权,往往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有很大的影响力,同时他们又是金融组织道德发展的象征,金融体系的良性运行需要他们成为新的伦理领袖。

四、金融风险的代际分配彰显了环境保护的伦理要求

现代金融体系不仅通过经营信用为社会大众提供金融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它引导和调配社会资源的流动方向,传导政府的社会和经济政策,成为一种社会资源和风险的分配机制。这种分配机制不仅体现了资源和风险在各个经济主体、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还体现了经济资源、风险和财富的代际分配。因此,在金融领域,既存在着金融系统内部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金融与社会系统的利益冲突,也存在着金融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这种冲突需要以金融的环境伦理行为加以解决。

一方面,由于金融对社会资源和风险分配特有的杠杆作用,金融资源的流向必须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监管者要运用环境伦理标准探讨如何正当使用金融工具,引导信贷、资本市场投资向有利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领域,促使金融机构开展贷款、投资项目的环境评价,防止金融资源配置对环境的负面影响。2003年,国际金融公司倡导并牵头联合一些国际大型活跃银行制定的《赤道原则》,已成为国际项目融资中控制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基准,为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环境伦理引导提供了参考。公务员之家

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性是金融体系安全稳健运行的前提条件。从国际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来看,对环境风险进行控制和管理已成为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金融机构必须改变单一地对股东负责的理念,主动承担环境责任,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探讨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促进环境保护的金融创新;通过有效的环境风险评估,捕捉越来越多的环境机会,开发出成功的环境金融产品,并形成合适的产品结构,使环境保护与金融创新彼此互动、协调发展,以更好地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7年7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发〔2007〕108号)》;最近,中国银监会又印发了《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银监发[2007]83号)[10],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从战略高度认识节能环保领域中金融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加强信贷政策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总体目标的协调配合,积极联合环保部门建立绿色信贷机制;督促地方银监局加强对所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节能环保授信工作的指导,形成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节能环保金融服务的长效机制。毫无疑问,这些“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充分认识到了金融的环境伦理观和环境伦理规制作用,提出了我国金融发展过程中环境伦理规制的制度化框架。

参考文献:

[1]Bernasek,A.“Bankingonsocialchange:GrameenBanklendingtowomen”,InternationalJournalofPolitics,CultureandSociety,2003,116(3):369-385.

[2](英)安德里斯•R•普林多,比莫•普罗德安.金融领域中的伦理冲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6.

[3](美)拉古拉迈•拉詹,路易吉•津加莱斯.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M].余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7-17.

[4](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47-148.

[5](美)乔纳森•H.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M].吴曲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71-172.

[6]陈元.加快金融发展,服务和谐社会[N].人民日报,2007-01-08(14).

[7](美)查尔斯•R•莫里斯.金钱、贪婪、欲望:金融危机的起因[M].周晟,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94,226.

[8]Hoggarth,G.,Reis,R.,Saporta,V..CostsofBankingSystemInstability:SomeEmpiricalEvidence.JournalofBankingandFinance2002(26):825-855.

金融资源范文篇7

(一)金融资源分布不均,农村金融市场边缘化。一是近年来大部分商业银行逐步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农村金融主要依靠农信社、邮储银行支持。以吉安为例,目前农信社、邮储银行共有县以下银行机构网点482个,占全市县以下银行网点数的80.3%。二是农村金融人员力量不够。吉安市农村金融网点数覆盖率为1.49个/万人,全辖村级网点仅5个,村级覆盖率仅为1%。三是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占有率低。全市村级没有布放ATM机等自助存取设备。(二)信贷供给总量不足,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一是信贷投放不足。据抽样调查吉安县域有借贷需求的农户中,仅30%的借款来自银行。二是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2015年全市县域银行业金融机构存贷比为47.83%,远低于市辖区存贷比73.02%。主要是农村金融机构购买债券、拆借和上存资金等方式所造成的流出。(三)金融服务功能弱化,服务方式较为落后。一是农村金融服务形式较为单一,主要为存、贷和简单的中间业务。二是服务手段落后。边远山区网络通讯基础设施不完善,永新、井冈山市有18个助农取款点的商户反映,每10笔业务,就有1笔由于通信网络故障导致业务操作不成功。(四)金融产品供给不足,产品创新同质化严重。自2013年以来,吉安辖内县域共有15款创新信贷产品被金融机构及其上级行叫停或压降贷款规模,主要原因是出现同类“替代”产品或产品不“接地气”发放规模较小等。

二、农村金融资源有效供给制约因素

(一)成本和效益不对等,农村金融积极性不高。以设立便民服务站为例,新干县邮政局在距县城最远的城上乡和潭丘乡分别建立了1个便民服务站,从建成到投入运营的成本已超过45万元,高额成本投入在可见预期内基本亏损,很难见到现实效益。(二)农业风险不确定性,加大农村贷款难度。一方面,农业属于弱质产业,资金回笼慢,回报效益低,投资风险大导致商业银行的“惜贷,慎贷”。另一方面,由于农业保险发展滞后,农业经济所面临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容易转嫁到农村金融上。(三)配套政策和服务不到位,执行效果打折扣。一是财政奖励不到位。2011~2014年,遂川、峡江等8个县市的涉农贷款增量应奖励4680万元,而实际仅拨付到位率为45.36%。二是配套措施跟进不到位。如新干县农行在农村地区布放“智付通”对农转账服务,但由于电信专线的布放未及时跟进,导致进度缓慢,134个行政村仅有4个行政村布放了“智付通”40台,占全部行政村的3%。(四)农村金融生态不健全,信用环境待改善。首先,农民信用意识淡薄。恶意逃债的现象经常发生,恶化了信用关系。其次,农村信用信息开放度不高,农村金融机构难以掌握借款人的真实资信状况,贷款风险隐患较大。第三,农村金融法制建设滞后导致金融维权难。金融法制环境欠佳对银行信贷资金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信贷资金的投入。

三、提高农村金融供给效率路径

(一)建立健全农村保险。鉴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建议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补贴贴比率、补贴范围,降低保险费率;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有效降低农业贷款风险。(二)建立激励机制引导县域资金回流。一是改进政府对金融机构目标责任投放奖励办法,对承担政策性支农业务量大、效果好的商业银行进行奖励和适当的税收减免,调动金融支农积极性。二是严格执行县域金融机构新组织存款按比例用于当地发展的政策,对县域金融机构上存资金比例、利率通过设定限制等措施调控资金流向。(三)加快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一是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健全信用文化,广泛开展诚信宣传,提高农户的信用素质。二是加快建设和健全企业与个人的征信系统,加快征信立法,实现银行、政府、执法部门之间的社会信用信息数据互连互通,提高共享程度。三是增加金融信用建设投入。金融企业要勇于承担地方经济发展的社会责任,增加企业授信,扩充信贷规模,优惠贷款利率,便捷客户融资。(四)拓展农村贷款担保来源。建议县级政府鼓励和支持由财政、公司、个人等多级出资成立农村融资担保公司,为农村贷款防险增信。同时,要加快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逐步推进确权登记颁证、价格评估、交易流转、抵押物处置等工作。(五)扩大金融基础设施覆盖面。在无金融网点的偏远乡镇,可托村委会、商店等固定地点布放惠农自助服务终端、转账电话等金融服务设施,实现助农取款。同时还应加快农村金融电子化建设步伐,推广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等现代金融服务平台。

作者:尹琰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吉安市中支

参考文献:

[1]韩俊,等.中国农村金融调查[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7.

[2]王力,黄育华.中国金融论丛[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11.

[3]姜霞.基于供给视角的农村金融发展探析[J].武汉金融,2009(2).

[4]潘林.反思农村金融改革三十年:困境与思路[J].调研世界,2010(1).

金融资源范文篇8

关键词:利益补偿;金融资源;城乡差异;政治经济学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大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但中国经济的城乡二元分化的结构性矛盾不但没有得到缓解,相反,城乡收入差距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呈持续恶化的趋势。对于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西方学术界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歧视农业和农村,以及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所导致,并主要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结构出发给予解释①。这些理论也被国内学者用来很好的解释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和演变[1-3]。虽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发展阶段,但是如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和不断恶化,不仅会限制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且,更为不幸的结果可能还会出现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破坏已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业化,更是包含农村落后的农业部门的工业化”[4],消除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涵义。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实质上体现为城乡实物资本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即农村地区陷入了“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因此,加速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打破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实现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

金融中介在物质资本的形成和配置中无疑是具有核心作用[5],因此,农村地区物质资本缺乏的背后必然存在着金融制度上的扭曲。虽然,国内众多学者对中国金融中介(主要是国有银行)信贷行为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偏向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6-8],但这些研究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的解释还远非完善。本文试图对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给出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我们认为,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内生性,其是为了满足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的需要,因此,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所具有的利率管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会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导致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二、改革成本、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安排的内生性

经济改革需要耗费成本,而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是影响经济改革成本的重要变量。由于利益受损集团的抵制和反对所导致的过高的成本约束,一项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也可能不能被推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相应的利益补偿来换取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或支持,这可以降低改革的成本,从而使得经济改革能够得以继续。同时,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利益补偿,政府也须要维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内生于经济转轨时期的政府为了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

(一)改革阻力与改革成本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是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收益,即是源于制度变迁的推动主体对新制度安排下的潜在收益增量的追逐。同时,制度变迁也是要耗费资源、支付成本,如:需要支付成本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等的收集、处理和创造以实现新制度安排的设计、变迁和运行。因而,制度变迁被认为是人们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得到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部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9]。如果在面临着过高的制度创新成本的约束条件下,预期成本超过了预期的收益增量,一项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将会继续存在,有效的制度安排就不会实现。因而,经济改革也可以被视作政府在权衡收益与成本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决策。知识的积累、技术的革新或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均被认为是可以影响制度变迁成本的因素,但这并不是本文所关注的重点,本文所要强调的是改革阻力在经济改革动态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为“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障碍是潜在受损者对改革的反对……甚至对于在政治上并不民主的国家来说也是如此”[10]。改革阻力在本文中被定义为:由于利益集团对经济改革的抵制和反对而进行的各类市场与非市场活动给经济改革带来的阻力。

潜在收益的存在是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因而制度变迁涉及到对潜在收益的分配,而对潜在收益的分配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既有利益格局的调整。因而,经济体制改革也必然要触及到对旧有经济体制下利益存量的调整和新经济体制下收益增量的分割,这将会改变人们(包括个人、利益集团和政府)之间的利益结构,而这恰恰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要害所在”[11]。由于经济改革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和新增利益的分割,要使经济改革在所有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基础上进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便改革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的性质①,它也会由于改革本身充满了不确定性,或新增收益的再分配而引起人们利益格局的相对变化而受到一些人的反对。那些在经济改革中利益受损的个人或利益集团将会动用其手中的经济与非经济资源极力阻止经济改革的推行,以延缓或阻止经济改革的进程,只要这样做给其带来的收益增加或者收益损失的减少大于其所付出的成本。同时,改革阻力的大小不完全取决于反对经济改革的人或利益集团的数量,而更是取决于这些利益集团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即使反对改革的利益集团的数量很小,改革的阻力也会由于这些利益集团掌握很强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而增大。

改革的阻力越大,改革的成本越高。改革阻力的增加,将会导致对信息、知识和技术等的收集、加工和创造的效率降低,增加改革成本;改革阻力还将延缓改革的正常推进速度,从而延误改革时机,延长旧制度安排的寿命,造成资源的浪费。同时,改革的反对者所进行的反对经济改革的活动本身也会消耗大量资源,这本身就是资源的浪费;当改革的阻力过大时,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社会生产的停滞,此时改革成本将呈几何级数上升。

(二)改革成本与利益补偿

当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而导致改革成本过高时,经济改革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给予改革中的受损者相应的利益补偿来获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或认同[12]。Laffont和Qian,认为降低改革的阻力,从而降低改革的成本,使得经济改革变得可行①。虽然给予受损者以利益补偿也将增加经济改革的成本,因为这导致了市场信息的部分扭曲和资源的无效配置。但是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个成本的增量是要远远小于由于改革阻力的降低而带来改革成本的减少量,因为,过大的改革阻力所引起的社会动乱,甚至是武装冲突而导致的改革成本的增加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我们可以用“呈几何级数上升来形容”。因此,当具有“帕累托”或“卡尔多”改进性质的经济改革由于改革阻力所导致的改革成本过高而无法实现时,我们可以通过给予改革的反对者以一定的利益补偿来减小改革阻力,从而降低改革成本的方式推进经济改革。要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经验证据并不是很困难,例如,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所实行的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政策就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具体到中国的经验来说,我们认为,中国在转轨时期之所以取得比东欧国家更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关键在于其很好的控制了改革中的阻力,降低了改革的成本,使其转轨路径处于或相当接近于成本最小化的最优转轨路径。Laffont和Qian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由于率先推行改革的地区或部门是那些投资机会多,但在旧体制下的期望获益很小的地区或部门,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改革在政治上受到的约束。

如果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是由于其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降低了改革成本这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接下来的目光自然就定格在中国存在一些怎样的制度安排以补偿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团体以成功的控制了改革的阻力。因为,如果说改革之初首先在农村所发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对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触动较小,所激起的改革阻力也较小的话,那么,随着改革的深入,此后的放开农产品价格管制和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等改革措施就不可避免的给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带来了极大的冲击。为了缓和来自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避免过高的改革成本,建立一个给予受损者以利益补偿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转移支付制度就是必须的。

事实也的确如此。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不仅继续向城市居民提供如住房、医疗保险、养老保障、教育补贴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而且对城市居民损失的利益也增加了相应的补偿,如1979年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相对降低,政府立即增加了对城市的价格补贴,补贴总量由上一年的11.14亿元一下跃升到了19.2亿元;1985年在放松对肉类价格的管制以后,政府也相应增加了对城市部门的价格补贴,这一年政府补贴上升至262亿元,并于1998年达到最高的712亿元,占当年政府预算总额的7.55%。

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市场竞争,打破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垄断,导致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急剧下滑,亏损额逐年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之所以迟迟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彻底的改制,最为关键的在于中国在转轨时期并没有建立起一个能保证社会稳定的保障体系[13]。波兰之所以能在改革后较其他东欧国家较早的走上经济增长的轨道最为关键的一点就被认为是其改革前就是一个具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国家,从而避免了改革后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国在改革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主要是由国有企业来承担,在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在转轨时期一时无法建立起来的时候,继续由国有企业来承担这些社会责任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就是必须的。国有企业由于肩负着维持社会稳定的社会责任,其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减员”;其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性负担”也决定了任何旨在提高其经营绩效的努力都是难以奏效的,其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增效”,因此改革过程中其经营绩效的逐渐恶化和亏损额的逐渐增加也是必然的。政府为了保障社会的稳定,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向国有企业给予财政补贴,以维持其生存。

(三)利益补偿与金融制度的内生性安排

改革以前,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一直是政府最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随着经济改革的实施和深入,国有企业经营绩效的恶化导致国有企业每年上缴中央财政的利税逐年降低,如果考虑到财政给予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和再投资,两者相抵,国有企业为国家财政所做出的贡献其实是很小的[14]。同时,虽然中央政府对财税体制进行了几次分权与集权的改革,但仍未能建立起一个完善有效的税收征管体系,税收的增加并没能跟上经济产出增长的步伐。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城乡个人收入占GNP的比例由1978年的50%上升到了1995年接近70%的水平,但个人所得税占GNP的比重却只有0.2%,远远低于工业国家的28%和发展中国家的11%的平均水平”[15]。这不可避免导致了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急剧下降(1993年下降到了改革以来的最低点2.8%)。虽然1994年中央政府在对财政体制进行了新一轮的集权化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中央财政能力在改革后不断下降的趋势却是不争的事实,而继续维持对城市部门和国有企业以亏损和福利补贴就使得这个不断被弱化的中央财政感到了力不从心。

与此同时,由于改革以后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居民收入不断增加,使得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率逐年攀升,这就为中央政府通过动员金融资源来弥补其不断下降的财政能力成为了可能。已有的研究所揭示的事实的确是如此,“中央政府以国家信誉的形式为国有企业大量吸收居民存款提供担保,并以此给予国有企业以金融补贴以弥补其亏损,有力的支持了体制内产出的增长”。据估计在1985-1996年间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金融补贴占GDP比重平均达9.7%,1993年曾经一度高达18.81%。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转轨时期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完整路径:中央政府为了维护改革期间社会的稳定,在其财政能力下降的同时加强了对金融资源的控制,并以金融补贴(包括无息、低息贷款等形式)的形式给予旧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提供补贴,这决定了中国金融体制在改革期间的特定变迁路径,也正是这样的变迁逻辑导致了金融资源的配置在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化倾向。

虽然给予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以利益补贴不可避免的使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由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而导致他们集体行动的沟通成本较高,同时,中国的农村居民人数众多,单个农村居民所遭受的利益损失只占农村居民所受损失的很小一部分份额,因而容易诱发免费搭便车现象。这些因素都导致农村居民难以有效的组织成一个行动一致的利益集团,因而,他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非常微弱。这种农村居民的数量与其政治影响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被奥尔森[16]形象的称为“数量悖论”。另一方面,正如本文前文中指出,改革阻力的大小不仅仅取决于反对者的数量,而且更是取决于反对者手中所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农村居民手中所掌握的经济与非经济权利资源显然是远远少于城市居民。正是由于农村居民数量与其政治影响力之间的“数量悖论”,以及农村居民缺乏经济与非经济资源,使得他们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非常微弱,这也是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国有企业与城市部门偏向能长期得以维持。

三、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资源配置的城乡差异

转轨时期,政府为了降低经济改革的成本,就需要具备足够的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以给予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以减小他们对改革的抵制和反对。当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断下降而无力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来维持补偿时,政府就以金融补贴的形式继续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就是由政府为给予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提供利益补偿的需要而内生出来的一项制度安排。这种内生金融制度安排下金融资源配置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偏好不仅仅只限于政府行政性干预的作用,政府所维系的这种金融制度所内生出的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会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

(一)利率抑制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麦金农[17]就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早日推进工业化,往往对金融部门采取抑制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人为的压低利率,并对信贷实行配额配给,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其结果是政府所能满足的往往只是重点发展的现代部门和国营大中型企业或少数特权阶层的资金需求,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小商人和农户则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的二元化倾向。麦金农的金融抑制理论很好的刻画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安排逻辑: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中央政府人为的压低利率以保证稀缺的资本被优先配置于城市工业部门。

赶超战略虽然在改革后已经逐渐被弱化,但政府为了能继续以低廉的价格汲取金融资源来补贴城市部门与国有企业,因而,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货币政策就必然的得以延续下来。虽然自1995年以来,政府也试图对利率实行逐步市场化的改革,但迈出的每个步伐都显得艰难,存贷利率也只被允许在规定的范围内浮动①。正是由于政府需要廉价的金融资源来平衡经济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中国的利率一直被人为的压低在市场出清的利率水平之下②。

对贷款利率的管制,使得政府所偏好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获取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满足其自身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也可以以直接贷款人的身份获取金融资源以给予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补贴。虽然存款利率被人为的压低将导致资本积累的不足,但中国的经验却并未给予这个理论以有力的支持。由于政府以国家信誉的形式为国有银行大量吸收储蓄存款提供隐形担保,消除了国有银行储蓄存单拥有者的风险顾虑[18]。这实际上给予了国有银行储蓄存单拥有者增加了一个正的风险贴水利率,以及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金融资产品种少且替代性弱所造成的‘强迫储蓄’”[19],导致了居民储蓄同利率之间的弱相关关系[20]。因此,虽然中国的存款利率一直被压抑在很低的水平,但居民储蓄却仍然是节节高升,这保证了有充足的银行储蓄可被政府用于对利益集团的转移补贴。

我们借鉴Hellmann等人[21]的“金融约束”模型说明在利率被抑制的情况下,租金的配置情况,假设经济中包括五个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时,他们还以资金需求者的身份出现;资金需求方还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其大企业布局在城市地区,小企业中一部分布局在城市地区,另一部分则在农村地区;以及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在图1中,S表示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由于居民储蓄对利率不敏感,因而其是相当陡峭的;D表示资金需求;rE为市场均衡利率;QE为市场均衡贷款水平。

如果政府控制存款利率为rD,但不控制贷款利率时,均衡贷款利率将由市场需求曲线决定为rL,此时贷款量Q′E小于均衡贷款量QE,出现了信贷资金供给的不足,rL—rD就是租金。若政府只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则这些租金就只为银行部门占有,其中居民的租金贡献为rE—rD,企业部门的资金贡献为rL—rE。

如果政府部门同时控制贷款利率为r′L,此时贷款需求将是为Q″E,其远远大于贷款的供给量Q′E,信贷市场上出现了超额贷款需求,此时,银行将对有限的资金进行信贷配给。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且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使得其天生就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更由于银行与农户和中小企业之间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且农户和中小企业也缺乏用于信贷抵押的资产,这就决定了农户和中小企业必定不会成为银行在进行信贷资金配给时被优先考虑的对象。银行将会优先把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给信息透明度更高,且能提供贷款抵押的大企业和城市居民,而小企业和农村居民则只能在信贷市场的边缘徘徊,它们只有在大企业和城市居民的信贷需求被满足以后才有可能获得贷款。此时的租金分配为: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和居民占有的租金为rE—r′L,银行占有的租金则为r′L—rD。?в捎谝?行占有的租金相比于政府不对贷款利率管制时所获得的租金已大幅下降,因此其将不会有激励扩大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储蓄供给因而也不会如Hellmann等人的“金融约束”模型中所预言的那样将会增加。利率抑制所创造的租金由来自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获取租金的是银行和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和居民。根据上面的分析,在贷款利率被抑制的情况下获得贷款的一般是城市大企业和城市居民,而小企业(包括城市小企业和农村小企业)和农村居民只能获得少量贷款。因此,此时是存在着经济租金由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外流。

(二)垄断的银行结构

由于垄断性金融制度安排在控制存单提供成本与扩展储蓄规模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为其在储蓄存单提供时遵循的不是“边际原则”,而是总收益等于总成本的“总量原则”。因此,为了尽可能的汲取居民储蓄,中央政府在金融制度改革之初就确立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地位;同时,为了确保足够的居民储蓄流入国有金融体系,其对非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进入也实行了严格的管制。市场竞争者的缺位使得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垄断地位得以延续至今,这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①。

即使抛开政府因素导致的国有银行信贷配置的城市偏向,一个高度垄断的银行结构同样不利于中小农户、中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的融资。StEin认为,大企业一般都具有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具有一定的成长历史和信用记录,拥有一定规模的可抵押资产,银行向大企业提供信贷所需要的信息相对容易获得,抵押要求也相应容易得到满足[22]。但是,中小企业常常缺乏完整的、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信用记录短,缺乏可抵押的资产,难以向银行提供“硬”信息,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决策常常只能依赖其“软”信息②。而“软”信息只能通过借贷双方的密切接触、保持长期或广泛的业务关系来获取,难以向其他人传递,难以被信息生产者之外的人予以验证。在小银行中,信息的生产者往往就是贷款决策的制定者,银行内部的信息传递链条很短,信息生产者生产收集潜在借款者“软”信息的努力易于得到回报,因而更有激励去收集这些信息。而在结构复杂的大银行中,科层结构使得信息生产者与贷款决策者往往是分离的,“软”信息得生产者难以向银行的贷款决策者传递自己收集到的信息,因此其生产“软”信息的努力难以得到高层管理者的认同和回报,因而大银行职员收集“软”信息的激励就会很弱;而诸如贷款企业的财务报表、抵押品的价值等“硬”信息则易于观察,易于由信息生产者向贷款决策者传递,大银行职员收集“硬”信息的努力容易得到银行的认可和回报,因此收集此类信息的激励就会很强。所以,大银行更适合向信息相对透明、易于提供“硬”信息的大企业贷款,而在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方面缺乏信息优势。由于小银行能够提供更强的收集潜在借款者的“软”信息的激励,而且小银行一般是区域性的,便于同相近区域的中小企业建立长期的银企关系,因此,小银行在高度依赖“软”信息的中小企业融资中具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由于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规模一般比较小,从而单位贷款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较高,这使得中小企业贷款对大银行缺乏吸引力[23]。大量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判断也是一致的,即中小银行比大银行更加倾向于向中小企业提供贷款[24],而大银行则更倾向于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25]。

(三)被抑制的农村金融

中国金融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引致因素就是政府为了加强对社会资源汲取的需要,农村金融当然也不例外。1978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推行,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以及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绩效,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农村储蓄存款也高速增长,在1979-1984年农村储蓄存款的增长率达41%。中央政府显然不会对农村经济剩余的高增长无动于衷,1979年便在农村恢复成立了中国农业银行,并将农村信用社纳入中国农业银行的领导之下;同时,此后恢复成立和组建的其它国有专业银行也都将其组织机构下伸到了广大的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无庸讳言,改革之初,中国国有银行组织向农村地区的迅速扩张便是国家自上而下地控制农村金融剩余的结果[26]。

由于国有银行一直肩负着向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贷款的职责,而这些政策性贷款大都转化成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导致了其资产质量日益恶化①。政府担心因国有商业银行大量不良贷款的积累而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担心其不能适应加入WTO以后国际银行业的竞争,于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了全面的商业化改革,目的是要硬化其信贷决策和提高其经营绩效,加快其向商业银行转变的步伐。其实,如果不从根本上消除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信贷决策的行政性干预,商业银行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运营,其信贷决策也不可能被硬化,因此,其形式上的商业化改革也不可能提高其经营绩效[27]。但这次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却给农村金融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使得原本就被边缘化的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由于国有商业银行名义上的商业化改革而进一步被压缩。同时,由于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政策由80年代中后期以前的以“放松管制”为主,转变为80年代后期的“放松管制”趋于停滞到90年代后的管制逐渐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管制的强化直接妨碍了农民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调整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从而加重了农民的税费负担,直接阻碍了农民收入增长,从宏观上来看则直接导致了农业比较利益不断下降和恶化。农村经济增长放缓导致农村经济剩余大大减少,使得国家从农村资源提取的收益下降了,其直接后果就是国有金融直接大踏步的撤离农村,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1年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境内金融机构和营业网点4.4万个”[28]。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撤离,不仅导致了大量农村储蓄资金的上收和外流,而且其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了农村金融的‘真空’,使得农村地区面临着严重的信贷约束。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撤离后,农村金融市场上的正规金融就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发展银行和邮政储蓄。成立于1997年的农业发展银行属于农业信贷方面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从事农副产品收购贷款、商品粮基地建设贷款、农村基建贷款等,其基本不与农户发生信贷业务关系;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存款而不发放贷款,其实质上只是农村资金不断外流的一条抽水管②。因此,此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直接面向农户的正规金融其实只剩下农村信用合作社,其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占据了近乎完全垄断的地位。正如本文前面所指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显然是不利于中小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的融资。另一方面,农村信用合作社自从1979年划归中国农业银行领导之下后,其实质上早已偏离了合作金融的“合作”性质[29],具有强烈的官办性质,偏离了其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宗旨。这种“合作金融事实上成为了国家支配和控制而又不对其控制后果负直接财务责任的制度安排……而且在进行行社分家时,农业银行直接将高风险的资产转化给农村信用社,形成了数额巨大的待处理亏损”[15],导致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资产质量急剧恶化。资产质量的恶化使得农村信用合作社发放农业信贷的决策行为变得更为谨慎,同时,也由于农业活动的比较收益受到人为的压低,农村信用合作社实际上也无足够激励向农村经济活动提供贷款,表现为真正用于支持农村、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数量并不多[30],一些案例研究也显示,无论在经济发达地区和高度城市化地区,还是在广大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东部农业大省,农村信用合作社都表现出“非农化”特征,或“城市化”特征,直接表现为农村信用合作社网点设置的城镇机制化趋势、资金流向的城市化和从业人员的城镇居民化[31]。

从中国农村正规金融安排的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正规金融不仅没能发挥其应有的在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而且还成为农村资金外流的道道闸口,根据Huang等人[32]的估计,在1979-2000年间,通过金融系统由农业流向工业和农村流向城市的资金总额分别为14785亿元和10337亿元(见表1),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的趋势似乎越来越严重,“若依照县域经济的概念来观察,2005年农村资金通过金融管道流入城市的数量至少应在4.5万亿元”[33]。

在正规金融机构没能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甚至成为农村金融资源外流的“抽水机”时,政府一直对那些“对农民来说,其重要性超过正规金融机构的非正规金融机构”[34]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管制,从其诞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没能获得政府真正认同的法律地位,一直处于随时被政府清理和整顿的环境之下。当政府意识到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可能威胁到国家对农村金融机构的控制[35],从而在对农村金融资源的控制时,政府以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金融风险的名义在1999年将其全部取缔,包括1986年成立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因而,时至今日,农村经济自身的内生性金融机构也并没能发展起来。

四、结论性评述

过大的城乡经济差距是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难题,城乡经济差距的背后则必然的存在着其金融成因。实际上,已有的研究均表明中国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偏向,本文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倾向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我们认为,由于转轨时期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征管制度,政府就须要动员金融资源来给予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城市居民)以利益补偿,以取得他们对经济改革的认同和支持,使得经济改革得以继续推行。因此,中国的金融制度安排其实是内生于政府给予利益受损集团以利益补偿的政府意愿。在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下的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就不可避免的带有强烈的政府偏好意愿,导致了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同时,政府维系的这种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所具有的利率抑制、垄断的银行结构和被抑制的农村金融等特征也必然加剧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因而,缓解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就需要逐步消除中国金融制度安排的这种内生性,关键在于加快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征管制度,剥离由金融部门承担的向利益集团提供利益补偿的政策性、社会性负担,同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和合理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也将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外流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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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源范文篇9

关键词:金融资源配置金融公平经济效应

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一、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二、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三、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公务员之家:

四、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1.白钦先.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金融资源范文篇10

[论文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本文分析了当前陕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差的具体表现,提出了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推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肩负着历史的重任。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撑。近年来,陕西农村经济经发展迅速,农村金融资源支撑作用增强。但从总体上看,目前陕西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农村金融资源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后劲的关键因素。

一、当前陕西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差的主要表现

1.现有农村金融组织资源供给不足。目前向农村提供金融服务的虽然有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所等。但是,能够向农村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却非常有限。比如,农业银行虽然有贷款业务,但主要是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的贷款,很少向农户贷款。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纷纷从农村退出,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无法对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在国有银行大量撤离的同时,其他银行金融机构并没有及时填补这一个市场空缺。

2.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陕西省农村金融市场发育滞后,金融市场运行不规范,贷款结构不合理,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基层商业银行信贷能力弱;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农村信用社支撑全省支农贷款发放。这种单一的融资渠道,大大降低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效率。

3.农村资金流失严重。近年来,农村金融服务没有与城市金融服务同步发展,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比较少,农村金融供求不平衡,资金供给无法满足需求的主要原因是农村资金流失严重。鉴于国有银行改革和国家政策的调整,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县以下的机构,并具收缩了基层机构的贷款权限,仅存的农村基层机构只起到为上级行组织存款的作用,将吸收的农村资金转移到城市,导致农村资金大量流失。邮政储蓄只存不贷也是农村资金流失的主要渠道之一。就农村信用社而言,在农村吸收的存款,也并未完全用于“三农”服务。农信社将吸收的农村资金大量用于赢利性较高的非农项目,也导致了农村资金流失。

4.城乡金融资源利用差距较大。目前,陕西农村贷款总量比城市少得多,两者相差很大。当城市的金融网点越来越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种类越来越多,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福利水平越来越高时,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却成为被金融遗忘的角落。各类农村经济主体感受不到金融对自身发展的支持,享受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带来的利益,无法拥有与城市经济主体平等的融资机会。农村金融供给不足,对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乏力,不利于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对策思考

1.增加农村信贷资金投放,建立农村金融回流机制。当前农村资大量外流的势头仍然很猛。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改善农村金融服务,必须扭转农村资金大量外流的势头。一是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对经济落后地区实施优惠利率。二是降低信用社上存资金比例,促进信用社增回贷款投放。三是强制规定从农村地区吸收资金的金融机构将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四是使邮政储蓄在农村地区吸收的资金留在农村。五是要综合运用担保、税收等经济手段构建导向机制,引导资金流向农业、农村。六是要构建支农信贷资金的风险管理和利益补偿机制。七是建立以财政贴息为主,财政补助、以奖代补等多种手段为补充的财政支持制度体系,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金融资本流向农业和农村。公务员之家

2.加快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着力营造良好金融生态环境一是要进一步优信用环境,重点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改善农村金融的信用环境,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健全农业保险制度。二是要各级党委、政府加强社会信用环境治理,加强农村金融立法,依靠法律调节各方利益关系,保障农村金融体制改革顺利推进;三是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新农村信社的多种组织形式,为充分发挥其农村金融主力军作用提供体制基础。农村信用社改革要通过组织的多元化适应多元化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农村信货资源的有效配置。

3.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距,构筑城乡一体化的农村金融大市场利用优惠政策,引导城市资金从生产力高端注入现代农业。优先发展从农产品为原料的城市工业;优先发展特色种植业、农副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运输服务业、农村金融和保险业,以及农业信息和技术服务等;在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还应重点发展旅游农业、体闲农业,通过这类农业形态实现城乡互动,城市反哺农村,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4.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动陕西农村经济发展。调研结果表明,陕西农村金融资源总体配置效率较低,同时,陕西省农村金融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在经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要充分发挥陕西省农村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功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建设好有利于提高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环境。在此基础上,应放松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管制,将其纳入良性发展轨道,为促进陕西省农村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弘仁:新农村建设当破解金融失血难题[J].农业经济导刊.2006(6):9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