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范文10篇

关键词:金融法制、横向规制、金融商品、统一监管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来，以英德日韩等国的金融法制出现了从以往的纵向的金融行业规制到横向的金融商品规制的发展趋势。2006年日本将《证券交易法》改组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证券、信托、金融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进行一揽子、统合性的规范，构建了一部横向化、整体覆盖金融服务的法律体系。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其纵向割据的监管机构对不断创新的金融商品缺乏横向统一规制的问题。本文考察国际上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后，从金融商品的横向规制和金融业的横向规制两个角度，对适用对象范围、行业规制、行为规制、投资者种类、自律规制机构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内容进行全面分析后，最后提出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探讨我国应对金融法制的横向规制趋势的对策。

21世纪以来，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无法阻挡的潮流，混业经营格局下的金融创新产品的多样化又进一步促进混业经营。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无论是破产重组或被收购，还是主动申请转型，各大独立投资银行纷纷回归传统商业银行的怀抱，开始全面组建金融控股公司。[1]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国的混业经营模式，但这绝不是历史简单的重复，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正式公布了《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皮书》，计划通过短期、中期、长期三个阶段的变革最终建立基于市场稳定性、审慎性、商业行为三大监管目标的最优化监管架构，主旨就是将多头分业监管格局收缩为混业综合监管格局，将授予美联储综合监管金融机构的权力。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次贷危机爆发的重要肇因就是对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缺乏有效监管，而缺乏一有效监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监管机构的纵向割据造成的。美国的金融混业综合监管和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已经落后于欧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货交易法》、《投资顾问业法》等法律，彻底修改《证券交易法》，将“证券”的定义扩展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将具有投资性的金融商品、投资服务作为法的规制对象，避免产生法律的真空地带，构筑了从销售、劝诱到资产管理、投资顾问的横向的、全方位的行业规制和行为规制的基本框架，从以往的纵向行业监管法转变为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这是大幅改变金融法律体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从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证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护投资者为目的的横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设计，较好地平衡协调了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在此次美国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时，日本的金融体系未受太大影响，并且逐渐在充当美国金融危机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继受和创造金融法制的经验，值得包括我国在内的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借鉴和参考。

面对金融危机，我国也需要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金融衍生产品的发展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将对我国金融监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战。

此次危机虽未对我国的金融安全和金融体系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战略来看，探讨金融商品的横向统一规制、资本市场统合法立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及金融全球化

法律的价值在于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就国际金融法而言，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保障国际金融安全、促进国际金融发展。简言之，安全和效率是国际金融法的两大基本价值。这两个价值是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是金融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金融秩序和金融稳定，也就无所谓金融发展；而金融发展又是金融秩序与金融稳定的根本保障。任何金融的低效率运行或停滞不前，都可能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经济的混乱与动荡。另一方面，它们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要维护国际金融秩序和保障国际金融安全，必然要求对金融业加以严格的宏观调控和监督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国际金融的发展；而推行金融自由化，放松金融监管，可能导致金融业效率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反过来影响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这两大价值的博弈直接影响到国际金融法功能实现的程度。我们知道，国际金融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学科，价值取向的定位不能因人们的主观认识而转移，它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并与经济基础的要求相一致。事实也是如此，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变化着。在国际金融法形成初期，即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之后，安全曾一度是其基本价值取向。各国都把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视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

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997年5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经济全球化主要表现在贸易自由化、生产国际化、金融全球化、科技全球化。

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影响重大。金融全球化表现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金融主体所从事的金融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和深化，各国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世界各主要金融市场在时间上相互接续、价格上相互联动，几秒钟内就能实现上千万亿美元的交易，尤其是外汇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全天候的市场。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国际金融关系朝着多方向发展。从货币体系的全球化到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从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到金融机构的全球化，从金融信息流动的全球化到金融风险传递的全球化，从金融政策协调的全球化到金融法制建设以及金融交易规则和契约条款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的内容可谓丰富多样、无所不及。例如，从国际货币体系看，伴随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转和拉美、亚洲、非洲等区域货币合作的开展，美元、欧元和日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货币格局正在形成；从国际资本流动看，近二十年来全球资本流动的规模、流速、冲击力均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其中，私人资本已取代官方资本成为全球资本流动的主体，其逐利本性使资本流动表现出很强的波动性。金融市场作为开展金融活动的平台，其全球化则构成了金融活动的全球基础，表现为各国金融市场的贯通和连接，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等异类金融市场间界限的日益模糊，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价格和利率的差距日益缩小，市场相关度显著提高。货币、资本、金融市场等金融全球化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使得金融资源在不同国家间和不同层次上转移、划拨、金融和

互动。从而促进金融资源的优化重组，促进金融效率的总体提高。

二、经济全球化下国际金融法的价值取向

【内容摘要】金融法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金融法指导思想及观念基础的金融法基本原则更有着积极的作用。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指在一定金融法律体系中作为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重要的法律原理和准则，它是贯穿一国金融法律体系始终的主线和纲领。一方面它通过对若干重大基本问题的定性和定位，对国家金融法制建设起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它体现了金融法律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金融法律的灵魂和基本精神所在，对金融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统帅作用。另一方面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不仅对金融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而且是构成正确理解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南，只有立足科学的基本原则，才能提高金融立法的质量，确保金融法律制度内总协调统一，以及补充金融法律规则漏洞。本文在论述法律原则及其构成的基础上，论述了金融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维护金融业稳健的原则、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原则、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原则。金融法发展在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居于核心和先导地位，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更是体现了这一部法的本质基础，因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当然，法律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尤其是经济法、金融法的基本原则也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更加完善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法律原则指在一定法律体系中作为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的特点是,第一在内容上,往往直接反映了法律体系或某一部分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是法律体系或部门法的指导思想和观念基础。第二,在形式上,法律原则不具备法律规则必备的三个要素,它往往只指出立法者对于某一类行为的倾向性要求,而没有提供具体的行为模式,这种高度抽象和概括的性质使法律原则比规则更具有稳定性,适用的范围也更为广泛。由于法律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高度的概括和抽象，它并不一定就显现于具体的法律规范条文中，但都隐现于法律的规定和精神之中。

从一般意义上说，构成法的基本原则的条件和标准是：1.被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真实、全面、集中地反映具有特殊规定性和同类性的某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对法律的调整和规范的要求。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客观方面的要求。2.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能够科学地抽象和概括出以某一类型的社会经济关系为存在条件的某一独立法律部门，或者某一类内容、性质和价值取向相近似的法律规范（通常构成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子部门）的基本精神和共同本质。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主观方面的要件。3.确认的法律原则，必须为某一独立的法律部门或子部门所明确肯定或者认可。这是构成法律原则的立法方面的要件。上述三要件缺一不可。要使金融法原则对金融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也必须依上述要件和标准抽象、概括出金融法原则。

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指在一定金融法律体系中作为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导思想、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重要的法律原理和准则是贯穿一国金融法律体系始终的主线和纲领。它通过对若干重大基本问题的定性和定位,对国家金融法制建设起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它体现了金融法律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金融法律的灵魂和基本精神所在，对金融活动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和统帅作用。就金融立法而言,只有立足科学的基本原则,才能提高金融立法的质量,确保金融法律制度内部协调统一,在我国加入WTO,金融法制不断变革完善的今天,金融法的基本原则对金融法制改革具有导向作用。就金融法的实施而言,金融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了正确理解金融法律规则的指南,及补充金融法律规则漏洞的基础。我国处于金融体制转轨的重要历史时期，金融法制日趋健全，我认为金融法应包括下列基本原则：

一、在稳定币值的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则

在一国经济体系中,金融居于关键地位。金融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制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是指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的发展,而非单纯指经济的增长速度。一味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而非经济地增发货币,固然可能在短期内刺激投资和生产,增加就业,但充其量不过是表面的虚假的、暂时的和病态的经济繁荣。在这一点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乏深刻的教训。不少西方发达国家曾奉行凯恩斯主义以低通货膨胀刺激有效需求的经济政策,最终误入“滞胀”的泥淖和怪圈;很多拉美国家牺牲物价稳定,以图经济的超快攀升,却欲速不达,反使经济良性发展的机制遭到破坏。相反,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重视货币稳定,倒更快地实现了高增长率。货币的稳定,无疑是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的必要条件。

[内容提要]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金融全球化对国际金融法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主要表现为：金融全球化凸显了国际金融法的地位；拓宽了国际金融法的范围；推动了金融法的统一化和协调化；暴露出国际金融法的不足并推动其改革；同时，它也开拓了国际金融法研究的新视野。

[关键词]金融全球化；国际金融法；影响

金融全球化的含义和特征

考察晚近的国际经济生活，其发展动向和显著特征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明确无误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作为全球化浪潮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以商品、服务、技术和资金大规模跨境流动以及各种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为特征。经济全球化是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延伸和必然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国经济依存度的日益加深。从内容上看，经济全球化可以分为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和高级发展阶段。这是由晚近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特点-经济的金融化所决定的。所谓经济的金融化，是指实物经济被金融经济所取代，社会资产的金融资产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日益深入地表现为国际金融关系，如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国际股权股利关系、国际委托关系、国际风险保险关系等；金融因其更适合“数字化”和“终极市场”而成为经济生活中一个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对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渗透和影响不断增强。随着经济金融化程度的加深，经济的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金融的全球化。

所谓金融全球化，是指国家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市场、金融政策与法律等方面跨越国界而相互依赖、相互影响、逐步融合的趋势，表现为货币体系、资本流动、金融市场、金融信息流动、金融机构等要素的全球化以及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的全球化等。金融全球化一方面构成经济全球化的应有之义，是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果，并与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之间交互作用、交互影响。另一方面，金融全球化又因金融的特质和发展状况而具有自身独特的内容和运行规律。

首先，从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看，金融全球化并不是晚近伊始的新生事物，而是一个一直处于进行之中的发展过程，是金融一体化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与深化。这一过程不是均匀展开和一蹴而就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空间上的地域性、结构上的非均衡性特点。金融全球化趋势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初见端倪，80年代以后迅速推进，90年代至今则因更加充分地展开了其多样化的内容而进入高潮阶段。在空间上，金融全球化可表现为区域化，金融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金融区域化推进和作用的结果。金融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从先后继起到同步运行，彼此间既融合又排异的互动发展，成为晚近世界金融发展的一道风景线。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涉及的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由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但这一进程是不均衡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程度不同，享受到的利益也不同，金融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临着“边缘化”和“第四世界化”的威胁，一般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一、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

金融机构自身带来的风险。一是在贷款时,对贷款对象的资金实力等情况没有详细摸底和严格审查及评估鉴定,形成风险;二是关系、人情贷款,仅凭着关系好、情谊深,礼尚往来密切而发放贷款;三是金融机构对贷款单位贷款后的资金运用情况不能进行及时、经常性的有效监督、控制。

企业、单位造成的风险。一是企业、单位一些主要领导上任伊始,新人不理旧帐,借口不知不管,给金融机构的收贷工作造成严重困难,导致金融资金产生风险;二是一些单位借体制改革、机制转换之机搞“金蝉脱壳”、“改头换面”的把戏,把“老包袱”留给原单位,把现有的资产带出去,致使金融资产悬空,形成严重的风险;三是一些单位的领导申请贷款时态度诚恳,信誓旦旦,贷到款后,将贷款合同视为一纸空文,长时间不还本付息,也是造成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正当的行政干预造成的风险。一是不该干预的而进行了干预;二是事前有人干预,事后无人干预,把金融机构置于“骑虎难下”的两难境地。

金融机构资产结构单一的风险。即信贷资产作为金融机构长期以来的主营业务,它占总资产的比例一般在80%左右,是金融机构资产占有的主要表现形式。如果当地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技术构成比例低,发展后劲不足,生产不景气,产品无销路,企业的经营效益普遍较差,就会使金融机构很被动地跟着承担风险。

负债结构不合理造成的风险。金融机构负债中,定活比例一般在60%以上,有些则高达85%以上,金融机构负债结构不合理,这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有内部环境的影响。

【摘要】“普惠金融”这一概念已于2005年在国际小额信贷年会上，由联合国提出。经过12年的发展，普惠金融已经初步得到了全球各个国家的认可并实施推广。本文从普惠金融概念定义入手，主要介绍农村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以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存在的问题，并从法律角度提出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普惠金融;传统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法律规制

一、引言

关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领域，这么多年来，国内外有不少学者进行过分析研究。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主体研究方面，李苍舒[1]（2015）认为，商业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应当具有引领作用，应当尽快推出一系列适合农民群体的新型金融产品，给予农村、农民更多的普惠服务；杨雯[2]（2017）认为，城市大银行应当贯彻落实普惠金融理念，带领小银行以及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农村金融机构更多服务农民；刘成玉、黎贤强、王焕印[3]（2011）从社会资本和农村信贷风险控制两个方面，讲述银行信贷在农村的巨大作用以及积极意义，同时认为社会资本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方面也可以发挥积极意义；周孟亮、李明贤[4]（2015）将普惠金融理念与国家顶层设计结合考虑，认为普惠金融与“中国梦”的理念息息相关，对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农村普惠金融立法规制方面，马建霞[5]（2012）基于银行信贷服务角度出发，进行法律规制研究，认为在农村促进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银行信贷进行立法规制具有积极意义；李慧玲[6]（2016）从普惠金融法律制度建设角度入手，给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立法规制对策建议，并认为做好征信体系的建设是农村信贷服务推广的关键；陆岷峰、沈黎怡[7]（2016）从立法及目前法律存在的问题方面，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目前存在的立法漏洞以及监管缺失；郑晓栩[8]（2015）研究了西部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现状，结合地区特点和发展现状，针对目前西部地区普惠金融法律不健全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导向。

二、农村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农村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中一大特别需要关注的部分，近几年在国际上得到了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推广进程不断加快，推出了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普惠金融服务模式。典型的成功案例是孟加拉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①。格莱珉银行着眼于最贫困的农户，并将贫困家庭中的妇女作为主要目标客户，根据女性特征推出适合其的金融服务；给予客户群小额短期贷款，考虑到其收入、财富等诸多因素，推出按周期还款，贷整还零，也给予时限宽限，这是该乡村银行模式的关键之处；贷款无须抵押担保人，按五人小组联保形式，相互监督，形成内部约束监督机制，并按比例收取部分基金和强制储蓄作为风险保障金，这是该模式的创新之处。如今，孟加拉乡村银行模式已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效益最好、运作最成功的普惠金融机构，在国际上被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模仿或借鉴。

摘要:在最近几年里，国际贸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金融法也在全球一体化的巨浪中日益完善与发展，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国国内金融法的立法。因此，我国一定要把握时机，增加和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频率，继而主动推动自身金融法制的完善与发展。

关键词:国际金融法;金融法制;影响

国际金融法在国际经济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国际经济一体化脚步的不断加快，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金融危机也随之而来，金融创新呈现出活跃的状态，所以国际金融法在处理国际金融问题上就显得尤为主要。

一、国家金融法发展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金融全球化在经济全球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充分的彰显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全球一些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已经联合起来，全球金融市场已实现一体化，其依赖性与相关性密不可分;针对金融资本流动全球化来说，在很大程度上促使投资人员以及融资人员可以在全球的范围内挑选出最合适的金融工具以及机构。国际金融法在国际金融中扮演着规范者的角色，受到货币体系全球化，金融协调以及监管的全球化的影响，一定会做出适当的改变。随着21世纪的来临，无论是对于各国的国内金融法来说，还是就区域金融立法而言，都与国际性金融立法互相影响，一起推动国际金融法的健康发展。第一，金融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慢慢打破了各国闭门造车的尴尬局面，促使每一个国家都意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继而通过这个大平台实现统一金融立法。第二，各区域之间的区域组织的相互沟通，逐渐演变成全球都能够遵守的金融法制，继而促进了国际金融法的制定。第三，国际金融法会对某一个国家带来影响，这个时候某些国家会结合国际金融立法的规定，采取针对性的手段对本国立法进行适当修改，以此来明确国际金融法对本国产生的作用，继而促进国际金融法的有效实施。由此可见，三者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国际金融法在其合力之下不断发展。

二、国际金融法的新近发展对我国金融法制的影响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银行加强金融法制工作措施；未来工作计划安排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努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防范法律风险，努力提高金融法律服务水平、加强法制宣传与培训，做好金融法制基础工作，促进金融法制工作全面发展、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行政工作得到稳步推进、要始终将科学发展观作为金融法制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针对影响和制约金融业改革发展的主要问题与突出问题，形成相应的法律实务与立法研究，使金融法制工作更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要完善行政执法制度，加强执法监督，促进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提高、要强化金融法律服务意识、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加强金融立法调研和重大问题的研究、要科学地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客观、公正、全面、历史地总结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立法上的经验和教训、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和鼓励金融创新。要通过金融创新来改善金融服务，更好地满足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今年，我所在的***银行召开了2009年金融法制工作会议。会议回顾和总结了今年银行在金融法制方面的工作，并安排部署了未来的金融法制工作任务。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出席会议并在讲话，今年，我们***银行在党委的正确领导下，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努力推动完善金融法制，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全面推进人民银行依法行政，为***银行履行职能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较好地完成了2009年各项金融法制工作任务。以下是我对于银行金融法制上的认识和总结。

一、银行加强金融法制工作措施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努力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推动与银行职能密切相关的基本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工作；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金融稳定、金融服务等规章制度；加强人民银行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加强法律研究，为各项金融法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

2、防范法律风险，努力提高金融法律服务水平。积极履行法律顾问职责，确保人民银行的各项工作依法进行。

3、贯彻落实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行政工作得到稳步推进。同时，行政复议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效率继续提高。

摘要：根据法的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不同历史时期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金融业和金融关系需要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在古代。金融法律规范体现在诸法合体的”峻法”中。近代虽然有规范金融机构及其市场行为的少量规制性规范，但金融关系多是由民商法律规范来调整。现代金融法是金融规制之法，规制是现代金融法的基石和支柱。金融规制在很多情况下需要通过重塑或再造金融交易关系来表达和实现，因此，金融法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行政法。同时，由于调整金融交易的许多规范是金融规制的产物和体现，因此，现代金融法也不是金融民商法。金融规制所根植的社会经济根源及金融规制的目标，意味着金融法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着金融规制的范围和程度、正当性和合理性。现代金融法制建设和金融法学研究应重在解决金融规制及其科学性问题。

关键词：现代金融法；品性；历史考察；金融规制

一、问题的提出

金融法在法律体系和法学体系中日益重要的地位是随着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凸现的。但金融法在法学体系中处在一个尴尬的境地。受到了种种非难。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未能历史地审视金融法及其发展演变，缺乏结合金融法的发展变化对金融法基本理论进行提炼和建构。欠缺理论的支撑和担纲。这导致在诸如现代金融法品性等问题上缺乏科学认识和定位。并进一步影响到对金融法主旨和任务的分辨，同时导致金融法缺乏支撑其整个内容和体系的理念和思想，并进而造成其组成部分因有机联系的迷失而似乎呈现出一种东拼西凑的“杂烩”状态。没有坚实的科学理论支撑，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成为科学。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法还没有完成从金融法学科向金融法学的转变。

科学地建构现代金融法理论，需要首先回答：现代金融法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品性?这是关系到金融法的主旨、任务、目标、定位、内容体系和金融法在法律体系中是否有立足之地的大问题。对此问题，国内外虽然有一定的阐述和观点，但实际上是缺乏深入而系统的研究的。其中，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倾向于将金融法定性和定位为混合法或。即认为金融法既调整金融调控与监管关系，具有公法性特征，同时也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金融交易关系，包含有大量的私法规则和制度，具有明显的私法性，金融法是典型的公法和私法相融合的法，是“一个法群”(abodyoflaw)；或者认为“金融法”也是一个以“金融”事项为参照的“法域”。由性质不同的调整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与调整金融监管规范构成的二元结构的“法域”。

但是，这些看法在理论上进而在金融法制建设上由于没有解决以下问题。因而需要慎加对待：金融法为什么同时调整两类不同的关系，进而有两类不同的规范组成?难道金融法就是相关的行政法规范和民商法规范的简单累加吗?如前所述，有学者就认为金融法呈现二元规范结构。既包括金融交易、金融组织法律规范，也包括金融监管法律规范，提出金融法是以事项为参照标准的法律规范群，与作为法律部门存在的法是不同的。据此，金融法就是为调整金融关系而由两类不同规范的简单叠加和习称而已。果真如此，金融法就没有任何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可以发挥，因而“可有可无”，可以纳入到行政法和民商法之中，没有必要“另立门户”。如果金融法不是上述两类规范的简单叠加，那么，金融法是什么?金融法有无独有的个性、作用和独立存在的理念?如果有，这些个性、作用和理念在哪里?在所谓私法性和公法性的规范中。哪些应属于或不属于金融法的范畴?决定相关规范归属的理念、标准和界限在哪里?这些问题是金融法的重要基础问题，不回答这些问题，金融法作为一门法律科学的基石仍然是缺失的，且难以厘清和厘定金融法学的体系。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从而奠定现代金融法学的基石和科学体系，宜历史地对金融法律规范的发展演变进行考察，进而辨识现代金融法存在的理念、作用和品性。

一、“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的表现形式

要对“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进行研究，首先得了解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法律风险会以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出现。“一带一路”建设中，金融法律风险的形式多种多样，但总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交易、投资和监管这三个领域。此外，交易和监管领域的金融法律风险还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包括三种含义：一是一项交易定型的不确定性；二是法律是否允许一种特别的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三是规定当事人权利与义务的法律的不确定性等。[2]（一）交易领域金融法律风险。交易法律风险是发生在交易关系中的一种法律风险。根据国家调整金融关系的相关法律概念可知，交易关系是指金融机构、大众或者金融机构与大众之间在货币、证券、保险和外汇等金融市场中进行的各种交易所形成的特定关系。在经济学中，交易风险是指一个企业组织的经营活动过程、结果、预期经营收益等活动，它们都存在着由于外汇汇率变化而引起的外汇风险。RoyGoode则认为交易风险，由于对法律的理解存在疑问或困难，金融机构在交易过程中产生债务，或者无法履行一个合约或担保而需要面对的风险。[3]。这两者的区别在于，经济学中的交易风险的定义更偏重于对风险发生过程所出现的形式进行理解；而RoyGoode更注重于风险的结果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结合交易关系的法律概念以及“一带一路”金融交易实践，我们可以将“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中的交易风险大致理解为，它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交易领域中出现的法律风险，具体指一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之间、一国企业与东道国、沿线国家之间在各种金融市场进行的各种金融交易时出现的法律风险。比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身或者其投资者在金融交易市场中的金融合约无法受到东道国应当给予的法律保护，从而导致这些主体之间的金融合约条款出现疏漏甚至无法履行；金融交易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犯罪行为和不符合道德的行为对交易双方所产生的威胁；交易主体在“一带一路”贸易中违反票据制度、支付规则等。（二）投资领域金融法律风险。投资法律风险是发生在投资关系中的一种法律风险。投资者主体包括一国的企业和国家本身。国际上的投资主要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投资者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者对企业的股权有一定的控制权，是直接参与进企业的一种方式；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利用购买被投资国的证券等方法取得相应的利息和股息，从而增加自身的资本，但是投资者没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控制权和支配权。在跨国投资中，虽然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给投资者与被投资者之间带来了便利，但是在实践中，一个国家的投资者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拥有企业的管控权，真正实施起来还具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常常把投资进行狭义化理解，认为其主要是指间接的投资，即金融投资。“一带一路”投资法律风险发生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金融投资领域。沿线国家及其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国际融资共享“一带一路”福利，比如把贷款发放给另一个沿线国家，收取贷款利息来使资本增值；购买被投资国的证券、投资基金，赚取红利；进行信托投资、金融担保等。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系列的法律风险。比如由于借贷方资金出现困难或者信用出现问题，违反了借贷合同的约定，致使投资者无法收回贷款本金；购买了被投资国的证券和基金以后，被投资国不遵守法律规定，不按时按量分发红利；进行金融担保后，被担保人出现问题，迫使担保人承担法律责任等。（三）监管领域金融法律风险。同时，监管法律风险也出现在金融监管关系之中。国家金融法将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概念定义为政府金融主管机关对金融机构、市场、产品及交易的监督管理的关系。在经济学中，监管风险是指由于法律或监管规定的变化，可能影响商业银行正常运营，或削弱其竞争能力、生存能力的风险。RoyGoode则认为监管风险，即由于金融机构违反监管规定，或监管规则过于复杂，或监管规则不明确而导致被限制正常运营、处以罚金或者刑事制裁的风险。“一带一路”金融领域所出现的监管风险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因为法律或监管规定的变化，导致投资者或投资国与东道国在合作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风险。结合监管关系的法律概念以及“一带一路”金融监管实践，“一带一路”金融监管法律风险可以理解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的金融主管机关在对金融机构、市场、产品及交易进行监督管理的过程中，出现的法律风险。当然，上述金融监管法律风险是狭义的定义，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政府主体对被监管主体所采取的措施中所出现的风险；广义的监管法律风险除了包括狭义的监管法律风险，还应包括一些具有特殊地位的国际组织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监管缺陷而出现的法律风险。比如金融监管主体制定的法律法规无法与国家金融发展相接轨，金融交易过程的合法性无法得到全面保障，交易主体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从而遭受本不应有的损失；金融主体在金融活动中实施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而监管主体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管，致使监管措施成为一种虚设。

二、“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

“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为何产生？在国际律师协会（InternationalBarAssociation，以下简称IBA）工作小组的论文中，Benjamin认为法律风险来源于四种社会现象，一是金融机构自身的行为，二是金融市场的特性，三是法律内在的问题，四是法律和金融之间的相互作用。[5]而在市场中所出现的法律风险基于两种原因：一是某个大型金融机构陷入财务困境可能导致其他与之有资金来往的金融机构倒闭，二是整个市场可能误解了某个法律观点。[6]（一）全球金融体系失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建立的以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改变了以往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从而为全球金融体系失衡埋下了伏笔。广义的全球金融体系包括了国际货币、金融组织、金融监管这三个体系，狭义的全球金融体系是指国际间的货币体系，包括汇率、收支、储备等内容。当前全球金融体系主要以欧美国家为主导，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占绝大优势，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缺少话语权。发达国家多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具有逐利性，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一些发达国家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利用其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来压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导致“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的产生。所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需要以“共商、共享、共建”为原则，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规则体系来为区域性金融体系的建立提供理论指导，尽可能地避免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失衡而带来的法律风险。（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金融环境情况。全球治理指标（简称为Kaufmann指标）是用来衡量支付治理水平体系的一个指标，被各国政府广泛采用。其中RuleofLaw指标通过对司法体系以及合同执行质量进行评估，进而衡量一个国家法治水平，其最终取值介于-2.5和2.5之间，数值越高表明法治水平越优。[7]从这个指标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值较低，法治水平比较落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这些国家的经济能力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还处于弱势地位。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为了配合倡议的实施，中国引领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Bank，简称亚投行AI⁃IB）和丝路基金。亚投行是一个政府间的亚洲多边金融机构，其主要目的是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8]而丝路基金是由中国外汇储备、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共同出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按照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原则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基金，重点是在“一带一路”发展进程中寻找投资机会并提供相应的投融资服务。[9]但是亚投行相对于其它一些存在已久的国际金融机构而言，还存在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涉及领域较少，经验不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实力大都比较弱，所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都会为其提供帮助。亚投行主要针对经济效益较低且投资时间长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由于一些沿线国家本身经济不够发达，还款能力有限，这对于亚投行的运作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并且这些国家因为自身国际影响力较弱，更容易受到国际金融风险的影响。在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层面来看，大部分沿线国家都是采用的粗放式经济模式。对于本身处在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国家而言，继续采取这种不环保的方式消费生态环境来增加经济实力，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三）“一带一路”各投资国可能面临的问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我国需要在“一带一路”金融建设的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虽然我国对于“一带一路”金融建设做了不少努力，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可能会导致金融法律风险的产生。从国家来看，国家的金融政策是导致法律风险出现的原因之一，比如可能存在不当的外汇管制，起伏不定的汇率政策等原因。从企业来看，企业的法律风险防控意识不够，比如忽视境外项目前期工作中所需要做的尽职调查，不懂得总结境外项目相关的教训经验。对一些重大法律风险敞口没有监控到位，如在项目主体、审批、交易结构和法律适用等问题上没有事先做好准备。并且，中国的投资融资主体对合同不够重视，常常用国内的经验去完成国际项目。此外，中国的投融资主体没有以合同为中心来强化风险管理的法治意识，所以很多企业轻视合同的重要性，经常以国内经验来对待国际项目问题，很少关注和使用国际惯例和市场通用规则，导致项目开发评审与合同条款不能够进行充分的衔接。当境外项目合作发生争议需要解决争端时，中国的投资融资企业可能由于缺乏境外争端解决的经验，不了解综合运用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来解决争端的方法。从公司内部治理层面而言，中国的投资融资企业因为内部治理问题常常引发一些操作和合规风险。中国的投资融资企业在加快走出去步伐的同时，还应当提高内部治理和合规经营方面的法制意识，更应当重视规章制度体系的重要性。[10]“一带一路”倡议中，东道国的法律环境也是导致金融法律风险出现的原因之一。多元的文化导致沿线国家的法治环境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有些国家是属于以制定法为主的大陆法系国家，有些是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有些国家有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而有些国家法律体系落后；有些国家对于投资者有较为良好的政策支持，有些国家则不鼓励国外投资者的加入。由于沿线国家众多，导致法治环境特别复杂，所以投资者需要在与不同的国家做交易时采取不同的对策。如果没有一套较为全面的法律风险防控准备，那与众多不同情况的沿线国家进行贸易，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法律风险。东道国这些复杂的法律背景是“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东道国的法律制度是否健全，执法水平孰高孰低，司法裁判是否公允，对于法律后果是否可预期，法律服务能力如何，裁判后执行是否高效等。

三、对“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的策略

（一）完善国内金融法律制度。“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迅猛，但国内金融法律制度相对于实践发展较为落后。我国没有一部完整系统的“金融法”，当我们需要适用某一个有关金融的法律时，只能在涉及到具体金融行业的其他法律中去寻找，这就加大了我们寻法的难度。只有具体的金融领域规定了相应的法律，在立法过程中因为利益的较量，难免会发生一些法律上的冲突，不利于整个宏观领域金融法律的完善。法律是其它后续行为的游标卡尺，只有相应的立法得以完善，才能够进一步对“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进行防控。所以，针对“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的第一步，就是根据国内实情完善我国国内的金融法律制度，尤其注意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过程中会出现的金融法律风险。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元化特色，制定一部适合我国国情并且能够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适用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为沿线国家树立金融法律典范。（二）建立、完善区域金融合作法律风险防控协议。法律风险防控的最理想结果是法律风险不再发生，但实践过程中法律风险不可能完全能够得以防范，一般只能降低其影响。所以法律风险防控的一般结果就是落实到各主体应承担的各法律责任。“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家体制特点各不相同，对金融法律风险防控的措施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所以，在事前如果能够推动“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协议的签订，并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不断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国，有责任推出并完善“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协议。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所以“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协议需要考虑沿线国家不同的发展情况和风险防控能力，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地在风险防控协议中只规定一种或某几种情形。要秉持着公平正义的理念，建立“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协议，并在之后的实践中予以不断完善。“一带一路”倡议是需要沿线众多国家一起努力才能达成的，所以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目前，我国引领建立了亚投行和丝路基金，进一步扩展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金来源，从而提高沿线国家在国际市场的金融能力。但在沿线国家金融合作方面，仅仅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还是远远不够。要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过程中，全面对金融法律风险进行防控，还需要推进更加完善的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机制的进一步完善，需要在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基础上进行。对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目前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和研究，在金融合作机制完善的过程中避免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借鉴国际金融合作机制的经验，使“一带一路”金融合作机制国际化，能够被国际社会所接受。针对沿线国家的不同特征和情况，增加”一带一路“特色。（三）推进金融协调机制的完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合作的同时，可能会出现一些争议，所以需要推进金融协调机制的完善。如果在金融合作的过程中有第三方较为中立的力量予以协调，那么矛盾就会更容易化解。“一带一路”金融协调机制可以借鉴金融ADR（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机制[11]，制定一个包含金融领域的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的协调机制。这个机制有着常设的金融协调机构，以便沿线国家发生金融纠纷时能够有效地采取救济和解决措施。“一带一路”金融协调机制将金融协调中的诉讼方式与非诉讼解决机制结合起来。沿线国家在金融合作中发生了争议，双方可以进一步进行协商，也可以让协调机构进行调解，或者申请协调仲裁机构进行仲裁，或者起诉到有管辖权的金融法庭。并且这些协调方法没有固定的前后顺序，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由选择协调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四）推进金融监管机制的完善。我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国，有义务也有必要完善有关“一带一路”金融监管机制，确保沿线国家或者支持“一带一路”发展的各个国家能够尽量避免监管措施给金融发展带来的风险。金融监管机制分为五类，包括统一监管体制、分业监管体制、不完全监管体制、“牵头式”监管体制、“双峰式”监管体制。中国实行的是金融分业经营体制，这个体制依据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银行业监管法的规定对金融领域实施具体的监管。我国的中国人民银行肩负央行的责任，履行其必要的金融监管职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监管体制，比如巴西是“牵头式”的监管体制；英国、日本、韩国是统一的监管体制。“一带一路”倡议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的复杂情况和金融法律风险的多变性交织在一起，金融法律风险的防控变得困难。但是，只有事先对“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进行研究，了解它的特点、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从而制定出一系列方式方法，才可能对“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得以进一步防控。我们要对“一带一路”金融领域出现的法律风险进行全面地分析研究，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国不同的国情，制定出一系列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带一路”金融法律风险防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