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范文10篇

摘要：实现金融稳定必须要有完善的金融监管环境，选择适合我国的强化金融监管的策略，是当前金融理论工作者和决策者最为关注的问题。我国中央银行如何提高监管能力，尽快实现与国际接轨，将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简要阐述了银行监管和央行政策的内在联系，并对如何通过有效互动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提出合理建议。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稳定；加强

不管是新兴市场还是成熟市场，在其向金融稳定目标迈进的过程中，金融体系的固有缺陷都将使其本身包含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说，如果金融机构所运行的市场或沟通金融机构与市场的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金融机构就不可能真正稳健，所以，制度设计者需要处理金融基础设施、信息不对称等一系列深刻的市场失灵问题。这些金融基础设施除包括审慎的银行监管、运行良好的支付清算系统外，还包括司法制度、会计与审计标准、法人治理结构、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公事公办”的信贷文化等等。并且，这些因素间相互联系，共同发挥着作用。例如，如果评估银行资产价值的会计制度存在缺陷，那么对银行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就形同虚设，若债权回收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那么银行账面上的资产价值就不可靠.因此，银行监管的建设，对于实现金融稳定的目标意义重大。

一、金融监管对金融稳定的意义

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总称。金融监管是指政府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

金融稳定是指一种状态,即是一个国家的整个金融体系不出现大的波动，金融作为资金媒介的功能得以有效发挥,金融业本身也能保持稳定、有序、协调发展，但并不是说任何金融机构都不会倒闭。提高金融体系的监管对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近几年，在深化体制改革、保持经济增长、克服通货紧缩的过程中，人们的眼光已越来越多地转向了民间投资，扩大民营企业融资的问题也日益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发展民间金融的问题也日益提上了政策研讨的日程；而加入WTO、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前景也引起了人们关于如何“对内开放”问题的讨论。的确，在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的分析与探讨。

改善资源配置

发展民间金融，扩大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不仅是扩大民间投资、增加就业的需要，更重要地，它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进一步发展、健全的需要。

在我们的经济中，目前非国有经济对GDP贡献已达63％，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已达74％，而在全部银行信贷资产中，非国有经济使用的比率不到30％，70％以上的银行信贷仍然由国有部门利用（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也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而国有部门目前对工业增加值的贡献率只有不到30％。这种情况的后果，自然是一方面在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之间存在大量的坏账，而另一方面则是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制约着金融市场的成熟和发展。纠正资源配置的上述扭曲，显然是当前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发展市场竞争与改善市场管理

发展民间金融，也有利于发展金融业的市场竞争和对竞争的管理。过去20年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和它们带来的竞争机制。但是，过去我们积极在制造业发展民营经济，引入市场竞争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金融市场上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竞争，致使在金融领域内仍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竞争严重不足。这种状况不仅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对金融市场进行规范、管理的发展与成熟。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水平，是随着市场竞争的展开而逐步提高的，管理者只能随着被管理者的成长而成长；只有市场竞争主体发展了、竞争存在了、展开了，管理者才会知道问题会出在什么地方，应该管什么、怎么管。

摘要：近年来，我国金融竞争日趋激烈，金融秩序比较混乱。金融领域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当突出，已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反不正当竞争与强化金融管理的艰巨任务。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金融领域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成因与强化金融管理的对策。

关键词：银行监管金融监管金融竞争

1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寻租行为的大量存在产生了金融监管的要求。在金融交易中，金融机构的腐败体现为利用资金配置权进行两类寻租行为。一是通过对企业配置信贷资金获得第一类寻租收入。这在金融监管当局的现场检查中体现为直接从信贷额度中扣除部分金额作为好处费：二是信贷配置上的定价权收入．这实际上是企业在获得贷款后为了维持长期信贷关系交易而支付的持续性成本。银行的寻租程度取决于改革进程中中央银行和财政对银行的转移支付和内控制度的相对力度比较．企业借款行为是在自筹资金和银行借款问进行的相对成本比较。

金融创新要求加强金融监管。国际上．一般将金融不稳定分为两类：一类是金融危机．特征是储户向金融机构挤提存款．导致银行流动性不足，加上市场大量抛售本币。引起货币大幅度贬值。另一类是金融恶化，特征是高比例的不良贷款以及金融体系的资本充足率过低。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世界上发生了15次金融危机．金融恶化则更为常见。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中国建立和形成有效的金融稳定机制，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任务。

从金融系统的中坚力量——银行的特点看．在信息不对称以及银行业不完全竞争的作用下，银行业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需要外部监管力量的支撑来维护稳健经营。这种脆弱性体现在贷款客户可能由于信息优势而欺骗银行、存款客户挤兑行为具有传染性．以及银行自身受到利益诱惑并伴随监管力量弱化而产生冒险冲动。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可能导致银行发生流动性危机以至破产，而一家银行破产所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高于其私人成本。具有明显的负外部性。银行业经营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天生的信息不透明特性．市场各方参与者难以准确判断银行的实际经营情况，无法起到有效监管的作用，因此仅凭市场的外部约束不足以保证银行经营的稳健性。为了避免银行破产对客户造成的损失以及对金融稳定的威胁．有必要引入强有力的外部监管者。

一、商业银行的普惠金融业务困境

普惠金融作为商业银行当前和今后的重点发展领域，无论从业务构成还是经济效益对银行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顺利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并控制好成本和风险成为未来银行发展的重中之重。但是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国有银行，由于自身的组织结构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在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中除了普遍存在的普惠金融风险高、成本大的问题外，还存在其他社会性问题。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在国家供给侧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的政策扶持下，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新兴实体经济的发展，新经济、新行业、新业态不断涌现。而依靠融入新经济环境、交易场景和供应链中，利用人工智能与大数据进行获客与展业将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发展普惠金融既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外在政策要求，也是商业银行实现业务转型的内在发展需要，而普惠金融的发展归根到底要落实到“精准识别客户”、“提高业务效率”和“创新风控技术”上来。分析如何利用金融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金融科技、普惠金融的定义及特征

（一）金融科技的定义及特征

摘要：金融科技以技术驱动创新的方式给我国金融格局和金融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转变，科技与金融的深度交织同时带来了新型金融风险内容，给我国金融监管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以金融科技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转变为切入点，对基于金融科技背景下的金融监管工作面临的全新风险挑战进行系统分析，结合金融监管进行转型升级的现实目标，深入探索金融科技助推金融监管模式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以期为完善金融科技背景下我国金融监管工作质量提供参考性建议。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融监管模式；转型升级

1金融科技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突破创新

1.1金融科技的本质

金融科技的本质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带动金融体系创新升级。随着数字技术在金融产业的应用不断加深，金融服务模式逐渐向着数字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如何有效的将现代化数字技术应用到金融服务当中就成为金融科技的本质所在，金融科技的诞生与发展金融市场模式的重构与创新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金融服务技术的创新应用为金融体系的创新优化和金融消费模式的转型升级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金融商业发展模式也随即产生变化。数字技术在短期内给金融行业发展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产生了极强的单点突破效应，给金融体系带来转变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金融风险类型，为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全新的挑战。

1.2金融科技给我国金融体系带来的转变

摘要：本文运用2011—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和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标，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及其不同发展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能够促进公司扩大金融活动，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区分数字金融的不同发展维度后，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均有助于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本文对于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保障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数字金融发展；企业金融化；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

1引言

数字技术的普及和持续发展，其应用已遍及各个领域。数字金融作为一种新型的普惠金融模式，是数字技术与金融领域的结合。从实质上来说，数字金融利用大数据分析、虚拟现实、移动互联网等新兴科技，大大延伸了金融领域的服务范围，增强了金融服务的可达性(Gomber等，2018)。此外，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降低企业与外界的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过程中的风险溢价，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Duarte等，2012)。鉴于数字金融发展对传统金融服务具有重大影响，数字金融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关键渠道。已有文献主要从货币政策传导、家庭收入、技术创新、区域创新生态等角度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例如，战明华等(2020)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通过利率和信贷两个渠道强化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张勋等(2019)实证分析认为，数字金融显著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创业数量，提高了农村落后地区的家庭收入。唐松等(2020)研究认为，数字金融发展对公司从事长期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支持作用，进而有助于增加企业的创新产出。孟晓倩和吴传清(2022)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高区域间的创新生态水平，其中政府科技支出及互联网技术水平起到了中介传导作用。可见，目前鲜有文献基于企业金融化的视角考察数字金融发展的经济后果。那么，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的各个维度是否能够增强企业的融资便利性，进而促进企业扩大金融活动，仍然有待于进一步探究。为此，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探讨了数字金融发展及数字金融发展各维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企业金融化水平，区分数字金融发展的不同维度后发现，无论是数字金融的涵盖广度、使用深度还是数字化发展程度，都可以提升公司金融化水平。相比已有研究，本文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有助于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扩充数字金融发展引发的经济后果相关文献。考虑到目前较少有文献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及其各个发展维度的经济后果，能够帮助公司进行资产配置。第二，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深入推动金融改革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为政府强化金融监管，保障数字金融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2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金融化

摘要：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逐渐涉足金融领域，促使金融领域逐渐呈现出更加突出的科技性以及信息性，借助于金融科技手段，对金融领域中的各项风险实施有效防范，也是金融领域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的重点话题，在现代金融领域中，应用先进金融科技，促使金融领域呈现出良好的现代化发展效果。基于此，文章将全面研究金融领域当中金融科技的应用现状，从而对其控制金融风险的具体方式进行全面分析，为金融科技的有效应用提供相应参考。

关键词：金融科技；金融风险；防控措施

一、引言

保障金融领域安全是维护国民经济以及社会稳定的基础，加强金融领域风险防控是提升我国经济稳定性的重点工作内容。因此，需要全面结合金融科技，提高金融风险防控力度，促使金融领域风险防控规模以及效率等都得到有效提升，进一步降低金融风险经济隐患，防范金融风险不仅关乎金融领域体制改革，同样也关系到金融服务水平，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的基本保障，需要全面借助金融科技，高效防控金融风险。

二、金融风险概述

结合当前市场经济体制环境对金融风险进行分析，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影响因素：一是市场经济环境下的金融机构主体。包括商业银行在内，其作为掌控着大量资金的金融机构，如若出现严重的资产风险问题，则会导致整体金融市场面临较大风险，并且同时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用体系造成影响；二是关于地方债务问题因素影响。地方性金融机构逐渐发展壮大，并参与到金融市场活动当中，其中最为普遍的则为民间借款，夹杂部分政府资金，而如若对民间借款不能加以规范制度管理，则会导致整体金融市场出现明显的混乱局面，并对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制度造成冲击，严重的将会出现借债不还现象，从而导致较大金融风险。

内容摘要：金融结构的演变应该适应于制度背景和金融功能的发挥、要素禀赋结构特点以及技术演进特点。发展中国家金融结构中民间金融和不发达的中小金融机构普遍存在，它们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时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国实体经济要求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服务，因此，金融机构不断推出金融创新。

关键词：最适金融结构原则民间金融中小金融机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Goldsmith(1969)认为金融结构为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之和，Stulz(2000)也有近似的表述，认为金融结构是在一个时点上由金融机构、金融技术和规定金融活动的博弈规则共同组成的。通过金融结构的优化，可以增强金融业的功能和市场竞争力，提高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可以分散风险，增强金融发展的稳定性，迅速而顺畅地传导货币政策，有利于实现宏观调控目标。缺乏一个好的金融结构，资本成本可能高到难以使企业家创设企业以及难以使这些企业有效率地投资。

金融结构理论综述

从已有金融结构方面的文献来看，可以把它们分为三类。一类是从比较金融的视角，包括市场主导论、银行主导论、金融服务论和法律论等；第二类是从银行业结构的视角，主要包括银行业竞争和垄断对银行运营效率的影响，存在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分析的两类文献；第三类是关于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性讨论。前面两类的文献已经有比较好的综述（李木祥2004，周业安2005，殷剑锋2006，林毅夫2006），在此不再赘述。下面仅就第三类文献做一个简单的评述。

第三类是就最适金融结构的原则进行讨论的文献，它们进一步深化了金融结构理论。首先是Stulz的金融结构外生论，他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外在于金融系统或经济系统的力量使然，就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关系问题，Stulz(2000)认为金融结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政府干预和法律管制的结果。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结构都存在着连续发展的过程，但是当某种金融结构无法再容纳经济和金融的发展要求时，非连续的结构性改革就出现了，而这种非连续性变化可能就会使反映连续发展的某些指标出现逆转（如de-intermediation使银行资产业务萎缩等）。

摘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应的理论体系，其核心思想在于强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动态发展演进过程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倾向于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看作一种固定永恒的关系。这是对经济学的庸俗化，不能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视角下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更无法对当前高度发达金融市场的监管提出系统性的指导意见。科学认识金融风险与宏观金融监管框架需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寻找理论基础，由此才能建立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框架。

关键词：金融监管；金融风险；金融危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在要求

传统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以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为基础的。在这个基于个人效用和生产力利润最大化的一般均衡中，经济体之间实行物物交换，最终实现市场出清。货币和金融因素仅仅作为一些短期扰动的外生变量被加入到理论中，经济活动与金融活动被完全割裂开，是对经济活动整体图景的片面认识。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金融经济的核心，将生产活动与货币金融有机结合在一起，全面认识了经济的核心与金融对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性。1.从商品循环到货币循环。《资本论》中认为从商品经济过渡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起点即为从简单的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这一过渡可以用公式“W-G-W'”转化为“G-W-G'”来表示，这里W表示商品，G表示货币。在最初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目的是通过交换获得其他商品，从而实现社会分工。货币在这里仅仅充当的是交易媒介作用，社会中几乎不存在金融活动，实体经济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而到了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生产过程转化为“G-W-G'”，货币代替商品成为了生产的起点。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获得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价值增值。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了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而商品生产仅仅是价值增值的手段。马克思这一富有洞察力的认识，为政治经济学开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将实体经济与金融活动融为一体。在货币循环的经济中，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是融为一体的，其天然的目的就是服务于实体经济。更进一步的说，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起决定性影响，缺少了金融体系，实体经济是无法正常运转的。可惜的是，西方经济学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一经济学的内在本质，至今依然建立在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单纯实体经济分析中，过于忽视金融体系，这实际上依然是马克思所阐述的“W-G-W'”简单商品经济模型。这样的经济理论根本无法全面理解经济本质，也无法有效认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作用。2.从交易媒介到债务契约。在西方经济学模型中，货币的作用主要是商品的交易媒介，其规模波动仅仅是通过价格水平影响到实体经济，作为名义变量与实体经济的实际变量相分离。但马克思强调的是货币作为债务契约进入经济体系后的表现，这已经超越了交易媒介和财富的贮藏手段的职能。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又进一步产生了生息资本、虚拟资本及信用等金融体系。这一转化使得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生产模式，价值和财富被虚拟化，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因此，要充分理解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认识到金融活动天然具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只能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发。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要求。

二、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中的

西方宏观经济学强调微观主体的偏好和效用，并以同质的人模型为基础，这从体系上很难得出经济体系具有内生不稳定性的结论。从经验来看，西方经济学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是滞后于危机的。根据IMF的统计，总是在具有较大影响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对危机的研究才开始聚焦。且在大部分理论模型中，危机都是来自于市场主体的贪婪、金融监管不到位、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等外生因素。鲜有对危机本质的系统性反思，因此各国的金融监管也只能以金融危机发生的经验事实来制定监管规则，缺少理论依据。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危机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总会周而复始的发生。1.传统的危机理论强调外生性因素。在马克思之前，经济学家倾向于将危机归因于各种特殊的外生冲击，以李嘉图的归纳为代表，其将危机归因为例如歉收、战争、政府主导的货币减值等。在传统商品经济中，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是统一的，供给直接与需求相对应。在这样的经济中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与危机，即使有危机，也是一些短期的外生因素造成的。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危机具有全面的认识。根据《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在经济理论体系中最先系统性论述危机的是《资本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认识是沿着可能性到现实性的方向展开的。危机的可能性。货币产生并成为社会劳动的代表后，所有交换活动将以货币为媒介，这会带来买和卖的分离、生产和消费的分离、供给和需求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加大，孕育了危机的可能性。“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危机的必然性。危机的必然性产生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是价值增值与价值实现矛盾的体现。资本家为了追求更多的价值增值，总是倾向于扩大生产；而生产出的商品又需要实现从商品到货币这一“惊险的一跃”，但由于剩余价值的存在，需求总是不足的。“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绝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由此，危机的发生由可能性成为了必然性。“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从经济危机到金融危机。货币由交易媒介转化为债务契约，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加大了金融风险的积聚，从而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在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都起到了加速和强化作用。“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到了极限”。在经济扩张阶段，信用通过集中小额资本扩展了私有经济的界限，实现了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在需求上，信用也缩短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的过程，通过虚假的需求促进投机活动，从而促进生产的扩大。但这种扩大的生产最终会受到消费的限制，需求不足在所难免，一部分资本难以完成其最终的一跃，经济将走向收缩。而此时的信用也会同时收缩，从而加剧了经济危机。此时“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货币危机也这个“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受到破坏是发生了。

一、浙江地方金融发展概况

本文所指的浙江地方金融是指仅在浙江省各级行政区域范围内设立的，受浙江各级地方政府行政事权管辖的法人金融机构及其融资业务。因此浙江地方金融机构仅包括以下几类：注册地及法人总部在浙江的银行机构，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城市商业银行、民营银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及注册地在浙江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一）地方银行业。股份制商业银行：作为浙江省内唯一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浙商银行自2004年8月建立至今，成长迅速、发展良好，2016年末资产总额13548.55亿元，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按总资产位列第131位。资产质量在主要商业银行中保持相对优良水平，2016年不良贷款率为1.33%，低于全国商业银行平均不良率。2016年底存款余额7362.44亿元，较年初增长42.68%，贷款总额4594.93亿元，较年初增长33.02%。城市商业银行：浙江省的城市商业银行大多从城市信用社改制而来，自1996年成立第一家城市商业银行以来，浙江目前共有12家城市商业银行。截至2016年末，浙江省12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超过26000亿元人民币，20年间增长超过100倍。其中，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的发展尤为引入注目，两家银行都已在国内A股上市，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7年公布的“全球银行业1000强”榜单中，宁波银行排名175位，杭州银行排名第209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及其信托、租赁及财务公司。到2016年末，浙江农信系统各项存款余额16429.8亿元，各项贷款余额10954.3亿元，存贷款总量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浙江农信系统承担了浙江省二分之一的农户贷款和五分之一的小微企业贷款，支农支小贷款存量、历年增量、服务覆盖面均居全省银行业第一。民营银行：2014年3月，银监会公布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其中浙江占据两席，分别是温州民商银行和浙江网商银行。两家民营银行2015年营业以来紧密围绕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社区居民、三农，提供个性化、有针对性、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不但经营良好，而且不良贷款率低，其中浙江网商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民商银行的不良贷款率甚至为0。浙江省的民营银行发展开局良好。（二）地方证券业。浙江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最活跃的省区之一。截至2015年，浙江境内上市公司总数299家，位居全国第二，其中中小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中小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6.37%，位居全国第二；创业板上市公司50家，占全国创业板上市公司总数的10.16%，位居全国第四。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证券公司5家，基金管理公司2家，期货公司12家。得益于浙江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浙江私募基金行业持续发展壮大，截至2015年底，浙江共有1747家私募基金管理人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管理资产规模2711.22亿元，位居全国第五。相比浙江规模巨大的证券市场，浙江证券公司数量较少，整体盈利能力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竞争力偏低，综合实力偏弱。（三）地方保险业。截至2016年，总部在浙江的地方保险公司有3家，农村保险互助社1家。在银行、证券、保险三大业态中，浙江地方保险业规模最小。浙江保险业发展整体环境有待提高，法规体系不健全，导致保险事故认定，事故理赔纠纷问题突出。居民尚无完整的保险观念，对于新颖的投资型商品接受度不高，且大多仍为人情保险，主要是储蓄型商品或佣金导向商品为主。以浙江省省会杭州为例，杭州的保险深度3.2%，而世界平均水平有8%，发达国家的保险深度则在10%以上。杭州人均长期寿险保单持有量仅0.4件，而发达国家人均1.5件，台湾更是达到人均2.16件。杭州市家庭产险投保率仅为5%，公众责任保险的投保率不到10%，而发达国家的投保率在80%以上。（四）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概况。浙江省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是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5年末，浙江省注册为“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投资管理”“金融及金融服务外包”等企业数量近20万家。浙江省拥有全国超过1/3的互联网企业，掌握大量的数据资源和高新科技。借助于阿里巴巴及旗下的蚂蚁金融的推动，省会杭州更是被称为“中国移动支付之都”，从2011年到2015年，在全国337个城市中，杭州的数字普惠金融排名第一，其中在移动支付、征信领域、理财业务、网贷和互联网保险等各个领域，杭州都居于全国首位。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有着众多优势，包括政策环境（浙江省政府的全力推动），经济基础（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小微企业数量众多，民间财富充裕），基础设施完善（完善的网络设施，发达的网络经济），以及突出的创新创业氛围。浙江互联网金融市场需求庞大，发展前景广阔。浙江省的企业主体99%以上是中小微民营企业，产生出庞大的投融资需求，而小微企业的融资特点使得浙江互联网金融有巨大的市场和发展空间。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例如，P2P、股权众筹、互联网支付、互联网金融产品销售平台等企业快速增长。以支付宝、余额宝为代表的新兴互联网金融机构对整个金融体系产生了“鲶鱼效应”，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未来浙江互联网金融发展将在推动互联网金融企业规范经营的基础上，着力支撑杭州打造互联网金融中心，促进银行金融机构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发展。（五）浙江地方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首先，金融产业发展不均衡。浙江地方银行业发展最好，实力最强，以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为代表的地方银行业盈利能力强，发展迅速，许多指标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浙江地方证券业和保险业发展滞后，法人机构数量少，综合实力较弱。以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为代表的浙江省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相关业务领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但也存在蚂蚁金融一家独大，其他互联网金融机构有待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其次，公司治理有待进一步市场化，部分金融机构由于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关系不明确，在人事任免、经营运作中仍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第三，浙江地方金融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创新能力不足和人才短板的问题，而金融行业是典型的人才密集型行业，高端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公司的竞争力。以银行业为例，存贷利差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人才方面，地方银行业缺乏懂经济、法律、会计、产业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缺乏了解金融市场和熟练运用各项金融工具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的专业型人才。一些金融机构人员在学历层次，知识结构，服务意识上存在不少问题，这在一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中表现的尤为明显。浙江证券期货行业对人才尤其是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强，不少人才外流到上海、北京、深圳等国际化程度高的一线城市。保险业内精通保险、擅长管理的中高端人才，特别是核保、核赔、风险管理等专业型人才和管理、营销、培训等经验型人才缺乏，成为限制保险业发展的主因瓶颈。

二、台湾金融业发展概况

台湾金融业在1990年以前属于政府管制的垄断行业，金融机构多为公营，数量少且享有高获利。1991年开始，台湾开放设立民营银行，推行金融自由化，利率、外汇管制逐步放开。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迅速增加，对业务范围的限制也逐步放宽。同时，逐步推进金融国际化进程，鼓励金融机构设立海外分支机构，增设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放宽其业务限制，核准外汇指定银行设立境外金融业务分行，成立台北外币拆借市场，提升台北的国际金融地位。进入21世纪，台湾当局颁布“金控法”，组建金融控股公司，推动混业经营，做大做强金融业。截至2016年底，台湾本地银行数量为40家，外商银行在台分行29家，基层金融机构（包括信用合作社，农会信用部及渔会信用部）333家，另有证券公司119家，保险公司49家，金融控股公司16家。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改革，台湾改变了过去公营银行机构占主导的金融面貌，许多金融指标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其金融机构、金融工具以及融资渠道日趋多元化，金融体系的自由化与国际化程度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台湾金融体系已经焕然一新。（一）台湾金融业发展具备的优势。台湾金融业发展起步早，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改革使台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而言，台湾的银行、证券和保险业有如下发展优势：1.台湾银行业：台湾银行业历经利率自由化、汇率自由化、业务综合化、资产价格泡沫化的考验，对企业金融、消费金融、财富管理、风险管理、客户关系管理有完整的经验，民营银行在经过消费金融风暴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培养了大量拓展市场及风险管理的人才。台湾银行机构针对华人社会需要，发展出特有的金融制度，其人才经验，业务经验和系统及服务效率，皆非外资银行可比拟。具体而言，台湾银行业具备如下优势：（1）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相比大陆的金融分业经营，台湾金融业熟悉金融控股运营模式，并具有较强的公司治理机制。（2）金融产品买卖上具有比较优势。台资银行在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方面有丰富经验，能为客户提供全功能的资产管理业务，规避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等，建立在全新客户消费观念上的开放式服务模式，使其零售银行业务的品牌运作、人才和管理等都具有一定优势。（3）拥有较高素质的人才。台湾高等教育普及率高，人力训练投入大，中高级从业人才海外经验丰富，从业人员普遍素质较高。（4）有丰富的农村合作金融经验。台湾农村合作金融历史悠久，在为农户生产和生活筹措资金、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有丰富的中小企业融资经验。台湾被称为“中小企业王国”，台资银行在其中小企业由小到大、进而成为国际性大企业过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2.台湾证券业：台湾证券业发展时间较长，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证券交易机制和法律体系，并且具有长期的市场经验，金融市场成熟度高，通过证券市场融资的成本和难度低，台湾当局对证券转换的限制比较少，对投资者的保护也比较完善。许多中小企业都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获得融资，并且这些上市的中小企业集中于高科技行业，因此证券市场发挥了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相比大陆，证券业者经营成熟，投机性小。3.台湾保险业：台湾保险业在1994年全面开放后，发展迅猛，目前台湾已跻身世界保险业发达地区行业，保险深度居世界第一位。台湾保险市场已经相当成熟，可以接受各类型之保险商品，居民保险意识强，2011年人均寿险保单达到2.16张，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台湾保险业者具有将商品设计结合市场需求导向的实务经验，若两岸保险业能合作，台湾业者提供经验、创新及人才，大陆业者提供通路，必能共同推升保险市场。（二）台湾金融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台湾金融机构创新能力相比跨国金融机构较弱，利差依然是银行主要获利来源，证券业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纪业务手续费，缺乏国际资产管理经验、商业咨询服务以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设计等。由于台湾市场狭小，推动自由化后金融机构数量猛增，但随着台湾制造业大量外移至大陆及东南亚，导致银行、证券、保险各业都普遍存在客户流失、竞争过度的问题。据统计，过去10年来，台湾银行业净利差平均1%多，2016年为1.38%，在亚洲地区（不含日本）最低，台湾的保险业市场也已达到饱和状态，据统计，台湾的人年缴保险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约为17%，是世界最高。证券业同样也面临产业发展瓶颈，除了内部过度竞争的因素以外，外部影响主要是香港已转型成进军内地市场的一个重要筹资中心，许多在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开始至香港挂牌上市，这使得台湾本地的证券业者流失重要客户。此外，由于台湾薪资水平陷入原地踏步的僵局，导致人才流失加剧，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金融业流失1.5万人才，居各行业之首。因此台湾金融业者必须寻求向外发展的机会，而台湾70%的对外投资和贸易均在大陆，由此可见大陆市场对于台湾金融业者的意义之重大。

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的合作互动

（一）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的意义。台湾金融业发展比大陆早30年，其在金融民营化、市场化、国际化、制度化建设上有许多成功或失败的经验可供大陆同行参考。通过对浙江和台湾两地金融业发展现状的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台湾金融业在综合实力、管理水平、服务效率、风险意识和控制、业务经验以及金融人才等领域有比较优势，此外台湾金融机构熟悉金融控股经营模式，熟悉混业经营，在金融品买卖上具备优势。浙商银行正是看重台湾银行机构人才、业务经验及风控方面的优势，与台湾玉山银行在2010年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由玉山银行协助浙商银行进行人员培训及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浙江地方金融发展虽然历史较短，但伴随着大陆经济的起飞成长非常快，浙商银行、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的资产与存贷款规模已赶上并超过了台湾同行。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家勇于开拓创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领市场经济之先河，非常适应市场化运作。近年来大陆的互联网金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互联网金融发展水平已领先于其他国家。而浙江是中国大陆互联网金融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新兴业务领域和业务形态不断产生，极大地促进了金融体系的变革和效率提升，浙江的互联网金融领先于台湾。台湾是浙江省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及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在浙江投资的台商超过6800家，对台经贸合作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不仅有利于金融业本身的发展，更是进一步加强浙台两地经贸合作的重要推手。通过两地金融业的合作互动，对浙江而言，能进一步吸引优质台资企业到浙江来投资。而对于台湾金融业而言，浙江金融市场具备足够的吸引力，一方面台资企业众多，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台商积极转向大陆内需市场的开发，转型升级需要金融业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浙江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经济发达，居民富裕，金融需求量大，台湾金融机构如若切入浙江市场，能摆脱其在岛内过度竞争的困境，开拓广阔的市场空间。相比一般外资金融机构，台湾金融机构具备文化语言优势，而金融业是与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人才的沟通交流对合作的达成与成功的取得至关重要。同文同种的文化优势使得浙台两地金融业更有可能实现深度合作。（二）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已有的合作成果。在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产业，浙台两地还没有实现互设金融机构或参股、合资新建等形式的深度合作，目前的合作成果较少，主要有以下几项：1.2010年浙商银行与台湾玉山银行签署合作备忘录议，双方开展人员培训和技术交流合作。2.2012年浙江省创业风险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台湾）光阳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股权合作，成立了杭州鑫悦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3.2014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4.2016年台湾裕隆汽车在杭州发起设立了“裕隆汽车金融公司”。相比浙台两地紧密的经贸关系，双方的金融合作显然滞后，这势必影响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因而这一领域的合作亟待推动。（三）浙江地方金融与台湾金融未来合作机会分析。台湾银行机构（及所属金控集团）与大陆国有银行及股份制银行相比，规模小很多。国有及股份制银行已经纷纷与外资合作，台资银行机会不多。但浙江地方银行机构目前已经实现与外资合作的银行仅有5家，实现股权方式的深度合作只有3家（见表1）。台湾银行机构平均资产规模略高于浙江同行（表2），此外台资银行与浙江地方银行的股权结构较类似（民营资本为主），客户类型亦类似（以中小企业为主）。因而浙江地方金融机构存在与台资金融机构合作的空间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