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囚关系范文10篇

警囚关系范文篇1

监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又会促进监狱的发展，监狱和社会是种互动关系。作为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执法者（警官）与被执法者（囚犯）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金堂监狱作为全省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本文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意义

（一）刑罚的目的决定了警囚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对犯罪者实行报复，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惩罚管理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罪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二）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中国刑罚制度变革的需要。我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自由刑为中心的时代，犯罪者80%以上由“自由刑”加以处置。在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影响下，刑罚制度变革，无论是倡议“废止死刑”，还是主张推行“社会矫正”等，皆可视为企图缓解刑罚关系的“紧张”。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其实也是在具体刑罚执行过程中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缩影吧！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简单、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刑事措施既要有“宽”,又要有“严”,而且两者之间必须“相济”。但是不同的时代,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对于如何“宽”,如何“严”,宽严之间如何“相济”其实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建立警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很有必要。

（四）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的需要。保障罪犯权利是监狱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之一。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罪犯人权状况近年来了有很大改善。但由于各方面（法律、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罪犯特殊的地位，罪犯的很多权利又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职务犯的特点又决定了其维权意识相当重，这就势必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基层管理民警要通过自身的执法素质、人格魅力，与罪犯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有益和必要的保证。

（五）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是构建和谐监狱、打造平安监狱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监狱对罪犯的惩罚本身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打造平安监狱要求必须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调动监狱刑罚主体双方的积极性.

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条件

（一）行刑理念。刑罚对罪犯惩罚的唯一后果是：剥夺罪犯的自由，这一行刑理念是保障罪犯享有其他未被剥夺的概念上的权利，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行刑基础。

（二）民警条件。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警要有较高的执法理念、执法知识、执法素养、执法艺术。正确的执法理念指引民警正确执法方向；丰富执法知识让民警更精准、熟练的执法；厚重的执法素养让民警赢得罪犯的尊重；高超执法艺术让民警在执法工作中更驾熟就轻、游刃有余。

（三）罪犯条件。职务犯的个体特点决定其角色转换慢、身份意识淡薄、行为养成差。但他们作为警囚关系主体之一，其配合程度直接决定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成败。

（四）法律条件。刑事执罚最主要的依据《监狱法》，它已颁布十多年了，已经严重落后监狱执法工作实践，加之，《监狱法》无具体操作细则，法律法规的缺失制约着监狱工作的开展。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有许多东西急需突破现有的法律与国际司法接轨，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急需法律上的完善和认可。

（五）政策、法规条件。时代的迅猛发展注定了法律制定程序上的滞后性。充分利用政策、法规的灵活性，根据对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及时做出反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六）亲情及社会帮教条件。职务犯心理需求层次较高，心理矛盾大、心理落差大等特点，要求监狱要做好职务犯亲情和社会帮教工作，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条件之一。

三、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措施、方法和手段

（一）激活行刑主体（警官）和受刑主体（罪犯）。激活行刑主体（警官）的核心就是监狱或监狱主管机关采取有效激活措施让监狱民警能够管理（职业再教育学习、培训等）、愿意管理（解决政治地位、工薪待遇、其他后顾之忧等）；激活受刑主体（罪犯）关键要罪犯由被迫到自觉参与到整个改造的大环境中去，根据职务犯的特点，调动其改造自觉性，发挥改造活动的主人翁作用。

（二）劳动重在体现改造功能。职务犯参加劳动改造是法定义务。劳动在职务犯的改造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对于体验劳动的艰辛、珍惜劳动成果、调整情绪、锻炼身体、转移其注意力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效果。但在实践中，鉴于职务犯年龄、身体特点，要充分考虑到职务犯的体能和劳动素质，项目选择要适宜，劳动定额要恰当。

（三）严格考核，执法公开。职务犯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考核和刑事奖励，在其最关注的减刑、假释方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严格考核，职务犯与社会犯不一样，可以说对其考核是分分计较、厘厘计较，所以说对其考核奖、扣分必须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尺度一致。二是政策公开，把减刑、假释、保外的条件公开，程序透明，结果公示，的异议的可以复议，这两点做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稳定其改造情绪，取得他们对我们民警公正执法的信任。

（四）通过分级处遇调动职务犯的需求。职务犯由于过去工作的经历，很在乎其分级处遇。他们时刻都在相互比较，自己与他犯的服刑待遇，民警在实践工作中认真抓好职务犯这一心理，对调动改造需求，融洽警囚关系是相当有必要的。

（五）放宽亲情会见条件，扩大社会帮教的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罪犯，职务犯情感更丰富，绝大多数都有稳定的家庭、浓厚的亲情、丰富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亲情和社会关系对他们情绪的影响和改造活动的支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民警要尽可能通过安排亲属会见、社会帮教、通信、电话等来促进其积极改造。

（六）注重改造职务犯中的细节，把握好管理的度。职务犯违规违纪问题发生较少，但若出现问题就已经经过较长时间矛盾的积累，比较复杂，所以民警日常工作要细心观察，注重职务犯改造中的细节（这些细节包括日常发生劳动、学习、会见、就餐、通信、亲情电话、看病、考核得分等）。在这些具体小事中，既要体现管理意图，又要展示警官管理艺术，同时也要把握好“度”。

（七）“法”不容“情”的反思。在传统思维中，“法”与“情”是水火不相容的，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这本无可厚非，但对职务犯的管理当中，正确理解、认识“情”的内涵，体现警官的人文关怀，培养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感情，这有利于促进职务犯的改造。试想，民警整天扳着一副面孔，变成了执法机器，又如何与他们交流和沟通,进而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

（八）突出罪犯劳动改造积极委员会的作用，扩大罪犯的自我管理。职务犯综合素质高、自我约束能力强，在日常的管理中充分罪犯劳动改造积极委员会的作用更多地让他们自我管理、自我设计、自我总结。

（九）采取多倾听的方式强化职务犯的个别教育。职务犯虚荣心、自尊心较强，不轻易谈论自己的犯罪事实、社会经历等，不通过耐心细致的个别教育就不能取得其信任和尊重，也就难以做到有效沟通，更谈不上改造。很多情况下这些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在向警官倾诉后，其焦虑苦恼顿时缓解,情绪变得轻松,在诉说完后由衷地表示心情畅快，并对警官感谢表示感谢。民警知道此时不需要讲更多的道理,只需要倾听再倾听,这应当是管理职务犯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吧！

（十）建立健康的监区文化。监区文化是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加强监区文化建设，无论是对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还是对推动监狱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对构筑监狱依法治监的文化底蕴、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提高罪犯改造量，具有积极意义。建立健康的监区文化是建立健康的警囚关系的基础，有了健康的警囚关系肯定是良性互动的。

（十一）加强职务犯心理健康教育。

警囚关系范文篇2

监狱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监狱的发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程度，社会发展又会促进监狱的发展，监狱和社会是种互动关系。作为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主体：执法者（警官）与被执法者（囚犯）同样是一种互动关系。金堂监狱作为全省集中关押职务犯的监狱，如何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本文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意义

（一）刑罚的目的决定了警囚关系是良性互动的。社会主义监狱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监狱执行刑罚的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对犯罪者实行报复，而是通过教育改造、惩罚管理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罪犯能够成为自食其力的守法公民和对社会有用的劳动者，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监狱的两大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

（二）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中国刑罚制度变革的需要。我国目前仍处于一个自由刑为中心的时代，犯罪者80%以上由“自由刑”加以处置。在中国社会现代社会转型影响下，刑罚制度变革，无论是倡议“废止死刑”，还是主张推行“社会矫正”等，皆可视为企图缓解刑罚关系的“紧张”。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其实也是在具体刑罚执行过程中缓解这种“紧张”的一个缩影吧！

（三）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最简单、最朴素的理解就是刑事措施既要有“宽”,又要有“严”,而且两者之间必须“相济”。但是不同的时代,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价值理念,对于如何“宽”,如何“严”,宽严之间如何“相济”其实有着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理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取向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缓解社会冲突,最大限度地防止社会对立,建立警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就很有必要。

（四）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的需要。保障罪犯权利是监狱工作法治化的基本要求之一。我国在人权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罪犯人权状况近年来了有很大改善。但由于各方面（法律、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罪犯特殊的地位，罪犯的很多权利又不可能完全实现。而职务犯的特点又决定了其维权意识相当重，这就势必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基层管理民警要通过自身的执法素质、人格魅力，与罪犯建立一种良好互动关系，是保障罪犯人权有益和必要的保证。

（五）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是构建和谐监狱、打造平安监狱的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监狱对罪犯的惩罚本身也就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打造平安监狱要求必须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调动监狱刑罚主体双方的积极性.

二、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条件

（一）行刑理念。刑罚对罪犯惩罚的唯一后果是：剥夺罪犯的自由，这一行刑理念是保障罪犯享有其他未被剥夺的概念上的权利，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行刑基础。

（二）民警条件。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民警要有较高的执法理念、执法知识、执法素养、执法艺术。正确的执法理念指引民警正确执法方向；丰富执法知识让民警更精准、熟练的执法；厚重的执法素养让民警赢得罪犯的尊重；高超执法艺术让民警在执法工作中更驾熟就轻、游刃有余。

（三）罪犯条件。职务犯的个体特点决定其角色转换慢、身份意识淡薄、行为养成差。但他们作为警囚关系主体之一，其配合程度直接决定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成败。

（四）法律条件。刑事执罚最主要的依据《监狱法》，它已颁布十多年了，已经严重落后监狱执法工作实践，加之，《监狱法》无具体操作细则，法律法规的缺失制约着监狱工作的开展。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中有许多东西急需突破现有的法律与国际司法接轨，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急需法律上的完善和认可。

（五）政策、法规条件。时代的迅猛发展注定了法律制定程序上的滞后性。充分利用政策、法规的灵活性，根据对职务犯具体司法实践活动及时做出反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规章制度，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有益的、必要的补充。

（六）亲情及社会帮教条件。职务犯心理需求层次较高，心理矛盾大、心理落差大等特点，要求监狱要做好职务犯亲情和社会帮教工作，这也是建立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的条件之一。

三、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措施、方法和手段

（一）激活行刑主体（警官）和受刑主体（罪犯）。激活行刑主体（警官）的核心就是监狱或监狱主管机关采取有效激活措施让监狱民警能够管理（职业再教育学习、培训等）、愿意管理（解决政治地位、工薪待遇、其他后顾之忧等）；激活受刑主体（罪犯）关键要罪犯由被迫到自觉参与到整个改造的大环境中去，根据职务犯的特点，调动其改造自觉性，发挥改造活动的主人翁作用。

（二）劳动重在体现改造功能。职务犯参加劳动改造是法定义务。劳动在职务犯的改造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对于体验劳动的艰辛、珍惜劳动成果、调整情绪、锻炼身体、转移其注意力等方面有不可替代的效果。但在实践中，鉴于职务犯年龄、身体特点，要充分考虑到职务犯的体能和劳动素质，项目选择要适宜，劳动定额要恰当。

（三）严格考核，执法公开。职务犯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考核和刑事奖励，在其最关注的减刑、假释方面，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严格考核，职务犯与社会犯不一样，可以说对其考核是分分计较、厘厘计较，所以说对其考核奖、扣分必须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尺度一致。二是政策公开，把减刑、假释、保外的条件公开，程序透明，结果公示，的异议的可以复议，这两点做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就能稳定其改造情绪，取得他们对我们民警公正执法的信任。

（四）通过分级处遇调动职务犯的需求。职务犯由于过去工作的经历，很在乎其分级处遇。他们时刻都在相互比较，自己与他犯的服刑待遇，民警在实践工作中认真抓好职务犯这一心理，对调动改造需求，融洽警囚关系是相当有必要的。

（五）放宽亲情会见条件，扩大社会帮教的作用。相对于其他类型罪犯，职务犯情感更丰富，绝大多数都有稳定的家庭、浓厚的亲情、丰富的社会关系，而这种亲情和社会关系对他们情绪的影响和改造活动的支撑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民警要尽可能通过安排亲属会见、社会帮教、通信、电话等来促进其积极改造。

（六）注重改造职务犯中的细节，把握好管理的度。职务犯违规违纪问题发生较少，但若出现问题就已经经过较长时间矛盾的积累，比较复杂，所以民警日常工作要细心观察，注重职务犯改造中的细节（这些细节包括日常发生劳动、学习、会见、就餐、通信、亲情电话、看病、考核得分等）。在这些具体小事中，既要体现管理意图，又要展示警官管理艺术，同时也要把握好“度”。

（七）“法”不容“情”的反思。在传统思维中，“法”与“情”是水火不相容的，法律作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工具，这本无可厚非，但对职务犯的管理当中，正确理解、认识“情”的内涵，体现警官的人文关怀，培养一种健康积极向上的感情，这有利于促进职务犯的改造。试想，民警整天扳着一副面孔，变成了执法机器，又如何与他们交流和沟通,进而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警囚关系呢？

（八）突出罪犯劳动改造积极委员会的作用，扩大罪犯的自我管理。职务犯综合素质高、自我约束能力强，在日常的管理中充分罪犯劳动改造积极委员会的作用更多地让他们自我管理、自我设计、自我总结。

（九）采取多倾听的方式强化职务犯的个别教育。职务犯虚荣心、自尊心较强，不轻易谈论自己的犯罪事实、社会经历等，不通过耐心细致的个别教育就不能取得其信任和尊重，也就难以做到有效沟通，更谈不上改造。很多情况下这些城府很深、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在向警官倾诉后，其焦虑苦恼顿时缓解,情绪变得轻松,在诉说完后由衷地表示心情畅快，并对警官感谢表示感谢。民警知道此时不需要讲更多的道理,只需要倾听再倾听,这应当是管理职务犯的一项基本功,也是建立良性互动警囚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吧！

（十）建立健康的监区文化。监区文化是改造罪犯的重要手段，加强监区文化建设，无论是对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还是对推动监狱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对构筑监狱依法治监的文化底蕴、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提高罪犯改造量，具有积极意义。建立健康的监区文化是建立健康的警囚关系的基础，有了健康的警囚关系肯定是良性互动的。

（十一）加强职务犯心理健康教育。

警囚关系范文篇3

司法公正是时下司法界和学术界谈论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但司法公正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人类社会很早就关注这个话题,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就产生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左传襄公二十六年6)的刑罚原则,就是指宁可违反常规或不用常法漏杀有罪者,也决不错杀无辜或罪不至死者。西周统治者又进一步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提出司法官要考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丕蔽要囚,即要求司法官在听讼时,一定要慎重地审查犯人的供词,三思而后定断(5尚书康浩6),以后历代统治者都比较重视司法公正,汉宣帝曾下诏说:间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伤之。(5汉书刑法志6)因此,他遣廷尉巡查下级司法机关,以发现并平反冤狱。唐太宗也主张严明执法,对于违法犯罪行为,要不分亲疏贵贱一律惩处,他本人也以身作则。由于有了思想上的重视,中国古代统治者也努力探索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很多措施也走在世界法制文明的前列,纵观中国历史,统治者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调证据的运用

证据的运用是否科学,对认定案件事实起着关键的作用,证据运用的合理程度与人类的认识水平及科学发展水平有密切的联系。中国古代统治者很重视据证定罪,有关证据的运用也明确载入法典,如5唐律疏议6规定:计赃者见获真赃,杀人者验得实状,赃状明白,理不可疑,问虽不承,听据状科断。这条规定就是要求据赃定罪,物证是能否定案的关键所在。中国早在西周时期,统治者就总结出一套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五听方法,就是运用察言观色进行审讯。五听包括辞听,主要是观察受审者言辞,若语无伦次,则表明心里有鬼;色听,即观察其脸色,若面红耳赤,则表明所述非实;气听,即观察气息,如果理屈则紧张喘息;耳听,就是观察当事人的听觉,若所言非实,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察其目光,亏理则慌乱失神。五听的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审判案件,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还在完全依靠神判来断定案件事实,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五听方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被司法官用来审判案件,并且法律中还明文规定要用这种方法,如5唐律疏议断狱6讯囚察辞理条规定:依狱官令,察狱之官,先备五听,又验诸证信,事状疑似,犹不首实者,然后拷掠。五听方法将心理学知识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代除了以五听来听狱治讼以外,也非常重视其他证据的运用,如:人证、物证,其中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法医学的运用,中国古代的法医学非常发达,早在秦朝,就有专门从事法医工作的人员令史、医和隶妾等;南宋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5洗冤集录6,这部书已经包括了现代法医学中心内容的大部分,系统地阐述法医学的尸体检查方法与各种死亡情况下的检查所见,对尸体的法医检验作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务经验的总结,在明代被译成日、英、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欧洲和亚洲,是古典的法医学的代表作。继5洗冤集录6以后,又不断有新的法医学专著问世,如元代王与的5无冤录6,清朝许的5洗冤录详义6等,这些法医学著作为司法官进行法医检验,查找犯罪证据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此外,古代中国还将检验方法法制化,元布了检尸式,规定了悬缢、火烧、杀伤等各类尸体的检验方法;明朝建立了一套从活体到尸体检验的完整程序,清朝根据制定大清律的需要,在吸取了元代检尸法式合理部分的基础上,又确定了尸格和尸图,中国古代法医学在司法中的运用为司法公正提供了科学上的保障,通过法医学的运用,平反了很多冤案,这一点,很多古代的判例法著作和法医学著作中多有记载。

二、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强化对司法官的监督。

强调司法官的责任,对于违法司法的官员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这在当代社会也是保障司法公正的一个有效措施,中国古代也有对徇私枉法的司法官追究其责任的法律制度。早在西周时期就要求司法官在司法活动中要依法办案,5尚书吕刑6就记载: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矜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就是要求重视司法官的人员素质,禁止任用奸佞之人决狱断案,要求司法官在断案过程中,要慎重量刑,要依照刑书量刑,对于刑书没有规定的,就按照法律类推原则,以确保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处理。对于司法官妨碍司法公正,违法断案的也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如5尚书吕刑6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就是说对于司法官徇私枉法的五种行为,即畏惧权势,报复恩怨,搞裙带关系,贪赃受贿,接受请托等行为,按照与犯罪者同等的罪处罚。以后各个朝代都对司法官徇私枉法、出入人罪的行为规定了处罚措施,秦朝就非常重视法官责任的规定,5秦简法律答问6规定:论狱(何谓不直?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端令不致,论出之,是谓纵囚。就是强调法官判案量刑不当,应承担失刑之责,故意重判或者轻判,应承担不直之责,故意有罪不判,应承担纵囚之责。唐代规定法官出入人罪必须承担责任,出罪就是重罪轻判或者有罪不判,入罪就是轻罪重判或者无罪判有罪,对于故意者,采取反坐原则,对于过失者,减故意者三至五等量刑。明代则强化了具体的司法责任制,即应受理而不受理和不应受理而受理的,都要承担法律责任。清代也有类似的规定。由于对司法官规定了严格的责任,中国古代的司法官大多能做到公正司法。此外,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非常重视对官员的监督,从秦代开始,就设有专门的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同时参与对重大案件的审判工作。汉代则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完善的监察组织和监察制度。在监察机关方面,中央以御史大夫为监察长官,其下设御史中丞,地方则设司隶校尉负责京官之监察,州刺史负责外官之监察,在地方行政组织中,还设有都吏监察官风官纪。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面文官政治的重要时期,与文官政治相适应,就是行政监察制度的系统化、完备化。唐朝中央监察机关是御史台,御史台机构设置较前代更为完备,内设有殿院和察院,其察院分察百僚,巡按州县,纠视刑狱,其中就有对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职能。宋代随着皇权的发展,并在防臣下甚于防外寇的心理作用下,监察制度进一步发展,御史台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且御史之任用权由皇帝掌握,对御史之任用要求也更为严格,宋代要求御史必须曾经担任两任县令,以保证其有足够的施政经验,此外,宋代还加强了对地方的监察,明清时期,中央的监察机关是都察院,都察院有权纠弹全国大小官吏,此外,在刑部还设有给事中组织,监督刑部官员,地方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其职责是掌一省刑名弹劾之事,纠官邪,戢奸暴,平狱讼,雪冤抑,以振扬风纪,而澄清吏治。(5明史职官志6)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和监察官员的职能是纠弹违法犯罪的官吏,也包括司法不公的官吏。

三、通过回避制度来确保司法公正

回避制度是现代诉讼制度中一项很重要的制度,回避制度就是要求司法人员若与案件当事人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不得参与本案的审理的一项诉讼制度。中国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回避制度,西周时期禁止司法官员犯五过之疵,其中就包含了回避制度,按照这种制度,凡是与涉案囚犯有同僚关系,有亲属关系,或者有其他特殊关系,就不得参与案件的审理。在唐代,回避制度的规定更加系统完善,唐代规定,凡是主审官与当事人是五服之内的亲属或者姻亲,或者是师生关系,或者此前曾经有仇嫌关系,均应回避。同职连署连判的官员之中,如果是当事人大功以上的亲属,也应该回避。比起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回避制度,唐代回避制度中要求回避的亲属范围更加广泛。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亲属回避之范围仅限于近亲属,主要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而唐代规定的亲属范围则可以算到上、下四代的亲属之间,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古代之家族血缘纽带之强韧,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审判程序公正之重视。宋代也有法官回避的规定,5宋刑统6规定:诸鞫狱官与被鞫人有五服内亲,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并受业师,经为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有仇嫌者,皆须听换,明清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如5大明律6规定:凡官吏于诉讼人内关有服亲及婚姻之家,若受业师及旧有仇嫌之人,并听移文回避,违者笞四十,与唐律相比,明律还明确规定了不回避的刑事责任。中国古代逐步完善的回避制度也有力地保障了司法公正。审判制度的设计方面,做得最为成功的应该是两宋时期,主要体现在鞫谳分司制度和翻异别勘制度。鞫谳分司制度就是审判分离的制度,及规定在一些审判机关内部,由专职的官员分别负责审理和判决,两司独立活动,不得互通信息、协商办案。这样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司法官吏互相串通,保障审判公正,翻异别勘制度就是指犯人如果在录问或者行刑时提出申诉,案件就必须重新审理,这一制度能够充分保障被告人的申诉权利,有效地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有力地保障司法公正。

四、通过录囚和会审制度来保障司法公正

录囚制度也是中国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审判制度,录囚就是对在押囚犯的审录,早在西周时期,就有司法官吏每年仲春三月省视监狱的制度。西汉时期,鉴于秦代历二世而亡的教训,为了更好地维护汉朝的统治,统治者就吸收西周初期统治者及儒家的慎刑思想,建立录囚制度,但当时仅限于州郡刺史太守定期巡视所部狱囚,据5后汉书百官制6记载,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定制,各州刺史每年八月巡行所部郡国,录囚徒。东汉时期,皇帝开始亲录囚徒,汉明帝在一次亲临洛阳监狱录囚过程中,曾经理出千余人。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皇帝更多地参与录囚。唐代,唐太宗也亲自录囚,5新唐书刑法志6记载,唐太宗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其他官吏,也定期录囚,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宋代也有皇帝亲自录囚的记载,5宋史刑法志6记载,理宗起自民间,具知刑狱之弊。初即位,即诏天下恤刑,又亲制5审刑铭6以警有位。每岁大暑,必临轩虑囚。皇帝亲自参与录囚,一方面表明最高统治者欲牢牢控制全国的司法权,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对司法公正的重视。到了明清时期,录囚制度演变成了会审制度,皇帝一般不亲自录囚,而是委托高级官吏或者身边的心腹参加录囚,但最后要由皇帝定夺。明清的会审制度化、体系化、完备化,会审制度相当发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法制的一大特色。明代的会审制度主要有朝审、大审、三司会审及圆审,其中三司会审及圆审主要是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理,朝审和大审则是前代录囚制度的延续。明代的朝审制度始于洪武年间,先是对京师在押重囚的会官审理,参加的官员有五军都督府、六部、通政司、都察院、六科给事中等,参加官员阵容之庞大,为前代所不及。永乐十七年,又令在外死罪重囚,急送京师会官审录。明英宗天顺二年,鉴于人命至重,死者不可复生,下令自天顺三年为始,每至霜降后,但有该决重囚,著三法司奏请会多官人等,从实审录,庶不冤枉,永为实例。(5明史英宗记6)此外,从明英宗起,皇帝还定期派太监和中央三大司法机关的长官审录在押囚犯,到明宪宗成化年,遂成定制,成化十七年,命司礼太监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5明史刑法志6),大审一般五年一次,对象主要是现监囚犯及累诉冤枉者。清代将朝审制度发展成秋审,每年秋季对各省斩监候、绞监候的案件进行会审,其程序较为复杂,对于重罪囚犯由州县到督抚逐级审录,然后将案犯清册奏报皇帝并报刑部各司,刑部各司再将案犯清册报给参加秋审大典的其他机关,最后就举行会审大典,并将会审结果奏报皇帝,由皇帝作最终裁决,清代皇帝对秋审也非常重视,据5清史稿刑法志三6记载,顺治十三年,曾经谕刑部:朝审秋决,系刑狱重典。朕必详阅招案始末,情形允协,令死者无冤。康熙皇帝也取罪案逐一亲阅,再三详审,其断无可恕者,始定情实。明清的会审制度有利于平反冤案,保障司法公正。

警囚关系范文篇4

（一）年轻民警的所占的比例较大,业务工作能力总体水平不高。自2006年以来，为了适应监狱工作需要，同时为了应对监狱外流人才较多的情况，我省监狱系统招考的新民警较多，队伍结构趋向年轻化。很多民警是从院校毕业直接到新岗位上，没有经过艰苦的锤炼，且年轻民警大多数是独生子女，缺少吃苦耐劳的精神。造成个别青年民警不安心基层中队工作，怕苦怕累，不愿在基层一线干。一些基层青年民警对法规学习和业务工作热情不高，学习钻研精神欠缺，被动学习的多，主动研究的少。在日常工作中多数青年民警中认为，只要能管得住犯人、不出监管事故就可以了，只求过得去，不注重更深入学习监管法律、法规和管理技巧，久而久之造成业务水平下降、整体素质停滞不前等问题。

（二）当前“高压线”多，社会期望值高，心理压力大。

近年来，为了从严治警，从司法部、司法厅、省监狱管理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禁令，如司法部“六条禁令”、监狱法“十不准”、“九不得”等。而今年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躲猫猫”事件的发生，社会影响较为恶劣，高检也出台了相应的监管检察文件。另外，今年的监管事故和罪犯脱逃频频发生，监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驻监检察室从原来的县级检察院派驻改由地市级检察院派驻。民警普遍感到“高压线”太多，易触电，心理压力大，而且现在的罪犯维权意识逐年提高，管理难度加大。

（三）近阶段涉黑罪犯多，押犯数多，犯情复杂，工作难度大。

自2009年以来，公安部门开展打击“涉黑涉暴涉枪”等专项活动，特别是沿海城市的看守所、监狱的在押犯数暴增，我监也同时存在类似的情况。一是上半年押犯数较多，涉黑团伙比例大。民警的压力较大，对涉黑团伙的管理和分化需要发挥较大的精力，实时防范监管隐患的发生，难度较大，使得民警的身心较为疲惫。二是押犯疾病复杂。民警要在做好日常的管理工作之外，还要预防传染性疾病，顾及到这些罪犯的身体健康，预防正常与非正常死亡的发生，压力较大。同时对监狱的医疗条件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三是工作时间较长。基层民警不仅要完成日常工作，而且还要随时准备抽调警力参加学习、开会、防暴演习、清监、集训等任务。

（四）付出和收入不成正比，工作环境封闭，家庭压力大。

民警的付出与回报严重失衡，繁重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性质使民警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来解决家庭问题。民警上班时间长，现在又实行阳光工资。虽然这两三年来工资水平有所提高，领导对监狱民警的待遇也很关心，但是现在物价涨得也较厉害，相比较起来干警的生活也较清苦。工作环境较为封闭，通讯交通不方便，基层民警对很多的家庭事务没有办法顾及。民警在家时间少，与家人沟通少，由此产生家庭危机，严重的甚至闹离婚、分手；对子女的教育少，影响孩子学业，上学、就业十分困难。民警有后顾之忧，影响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五）外地民警所占比例大，独生子女多，两地分居多，流动性较大。

监狱系省直属单位，招考公务员基本上没有区域限制。特别是山区监狱，都普遍存在外地民警比例较大的问题。外地民警较多，两地分居的民警也多，很多外地民警对监狱归属感不强，工作热情、积极性、主动性不高，有抱着工作满五年就回原籍的思想，流动性相对较大。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没有一个较好的竞争机制，导致青年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不高。当前青年民警所占比例大，存在部分青年民警怕苦怕累，抱着“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思想”，以及只要不出监管事故就可以的侥幸心理。有少数民警存在以下情况：不求向上，不思进取，只讲享受、攀比，不讲奉献，思想上有波动，精神状态时好时差，工作上得过且过，缺乏主动性。这种现象的存在虽然是极少数，但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消极因素危害较大。这与当前的干部管理制度有很大的关联，现在基层尚缺少一个较好的竞争机制，民警工作的好坏，没有一个较好的衡量标准，民警工作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二）当前高压线多，少数民警执法态度不端正，法治意识与执法能力不强。民警的法治意识和执法能力基础薄弱，对法律法规理解不透彻，学习没有深度，甚至流于形式。意志力不坚定，容易受到社会不良思潮的侵蚀，存有消极思想。同时民警对司法部“六条禁令”、省监狱系统“九不得”、《监狱法》“十不准”等相关规章制度，不能较好深入学习和理解。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文明的发展和法制化建设的推进，监狱工作法制化、科学化和社会化建设不断加强，特别是在非犯罪化、非监禁化等国际行刑趋势的影响下，我国监狱的刑罚理念也在发生变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化、专政向法治、强制向文明、注重服刑人员义务向重视服刑人员权利的保护转变。这些深刻的变化，使我们在几十年工作中形成的传统的、固有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工作方法都受到了冲击，也对民警的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时罪犯的不合理维权，无理缠诉时有发生，看似“强势”的民警，在保护自己的方法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渠道也非常有限，民警的执法风险日趋增大。对此，有较多民警未能端正好心态，积极防御，依法积极主动履职。

（三）近阶段押犯多，押犯结构发生较大变化，罪犯维权意识提高，警囚关系处在敏感时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监狱的押犯结构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早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文盲+法盲+流氓”为主的人员构成结构。近些年来财产型犯罪所占比例较高外，高学历、高智商、高职务的服刑人员的比例逐年递增，特别是“涉黑”、“涉毒”、“涉暴”、“涉枪”的服刑人员的比例不断扩大，服刑人员的法律意识逐步增强，罪犯违规打架抗改事件时有发生，都加大了监狱管理、教育改造的难度。当前民警执法可依据的主要是《监狱法》，比较笼统，没有具体的执法依据，民警在处理问题时，投鼠忌器，妥协执法。有些民警甚至说自己是“弱势群体”，导致在执法中对于罪犯的抗改和违规行为不想管、不敢管、不会管。民警对罪犯要以人为本，但自己经常因为小事被罪犯举报，被组织调查，查清之后，对举报罪犯与被举报的民警处罚不一致，民警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四）当前监狱体制处于变革与转型时期，对民警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工作强度加大，民警的待遇未能及时得到提高。新时期监狱的行刑理念的发展，特别是监管工作“首要标准”的提出，要求民警尽快实现工作方法从简单的经验型向严格、规范和文明执法的转变，职业角色从看所型向教育专家型的转变，这对基层民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基层一线的民警基本上是三班倒值班，没有礼拜六礼拜天，没有节假日，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值班超负荷。同时罪犯违规率有增长的趋势，管理难度加大，基层一线警力不足，时常超负荷工作，休息时间偏少，基层民警疲于应付，造成基层民警心态失衡，容易产生厌战情绪。民警的待遇未能及时得到提高，民警的经济压力较大。据相关的调查显示：有60％的监狱警察认为经济收入不高，存在经济上的困扰。另据一项关于监狱警察压力源的调查发现73％的监狱警察认为第一位压力源是房屋贷款，第二位压力源是子女的教育费用。

（五）外地民警多，独生子女多，两地分居的民警也较多，家庭和事业两头较难兼顾，导致民警不能较好地安心工作。监狱所处位置都较为偏僻，民警离家远，休息时间少，导致很多的民警对家庭事务较难顾及，导致家庭矛盾较多，民警不能安心工作。沿海民警多，独生子女多，夫妻分居两地，外加上沿海与山区监狱福利待遇差距较大，要求调动的民警多，流动性较强，而新民警的业务基本上要2-3年才能培养起来，目前我监民警队伍有出现断层的倾向。正因为工作环境的特殊、外地民警多、独生子女多，夫妻两地分居多，而导致出现的问题也多，领导对基层民警的各方面情况不能较全面的了解，对于出现的问题，未能及时发现、及时解决，从而导致部分基层民警工作积极性不高，想法多，不安心工作。

三、对策思考

（一）加强基层民警队伍建设，应引入竞争考核机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监狱基层民警是监狱工作的主导者、组织者、实施者，青年民警是监狱的明天。治狱必先治警，民警队伍建设抓不好，监狱安全稳定和各项工作都没有保障。落实监管工作“首要标准”，就要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增强民警的工作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提高改造质量为中心，切实把改造人放在第一位。对于年轻的民警要给予给多的学习和进修机会，要拿出更多的耐心和精力，教育他们，让他们摆正自己的心态，明确理想，调动他们的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积极从年轻民警中发展入党积极分子、党员，健全绩效考核机制，把考核结果与评先评优、立功嘉奖、晋职晋级和经济利益相互结合起来，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把那些真正责任心强、又能干事、业绩突出和大家拥护的优秀民警培养推荐到领导岗位上来，从而在队伍中营造一种竞争氛围，以此提高民警工作积极性。同时大队每月组织一次考核，建立工作制度秩序化、规范化，对守规遵纪、业务质量等进行量化统计，每月汇总一次，把考核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奖勤罚懒，采取多种形式惩罚和激励措施，与评先评优相结合，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改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被动局面。

（二）增强民警法治意识和执法能力，教育民警正确对待“高压线”。人要未雨绸缪，什么事情都要做好预防的准备，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变被动为主动。强化民警执法意识教育，要认真领会胡总书记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特别是对政法工作的五点要求，教育民警牢固树立公平正义和法律至上的执法理念。加强法律法规和业务学习，提高执法能力。教育民警既要清醒地看到执法风险的客观存在，更应该正确对待“高压线”，同时更要坚信执法风险的可控性。“高压线”是一把双刃剑，教育民警在工作中注意方式方法，学会保护自己，处理罪犯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处理，不要为了省麻烦、省事，而导致以后的罪犯的不合理维权，而道不清说不楚。另外不落入罪犯设计的圈套，要避免实际工作中民警因为被罪犯激将，产生心理失衡或急躁情绪，导致管理罪犯过程中出现粗暴执法现象，被罪犯抓住把柄，导致引火上身。

（三）教育民警正确把握好新时期警囚关系，促进和谐监区建设。改造与被改造关系的存在，对罪犯的思想及违规行为应及时引导教育处理、及时化解矛盾，缓解警囚矛盾，否则一些小矛盾，由于缺乏疏导，逐渐累积，最后越积越大，有可能爆发。如福建省某监狱罪犯林某某和何某某，趁打饭和送开水之机，窜入监区值班室，持凶器报复袭击值班的大队长陈某某，致陈大队长身受重伤。湖南省某监狱罪犯邓某某趁监狱民警朱某某与其谈话不备之机，将朱某某打晕（后经抢救无效牺牲），邓犯换下其警服脱逃，后被抓获。特别是当前涉黑涉暴涉枪的押犯较多，是当前狱情的重中之重，因此，要教育监狱民警加强警囚沟通，正确处理新时期的警囚关系。对于那些因各种原因不愿意改造自己的罪犯应加强教育，从思想道德、身心健康、人之常情上关怀他们，及时帮助他们解困释惑，以稳其情绪，激其改造信心，将矛盾尽量化解在萌芽状态。使其由抵触乃至反抗改造逐步向自觉接受改造过渡。通过组织民警学习狱内案件和狱情通报，学习分析狱情的共同性与区别性，学会搜索狱情的方式、方法，懂得如何利用罪犯搜索有价值的狱情信息，如何利用罪犯内部矛盾来分化瓦解犯罪集团。民警与罪犯间的成功沟通，会在无形之中大大减少民警工作的强度，是促进和谐监区建设的一项有力举措。

（四）坚持从优待警，提高队伍凝聚力。

一是山区监狱工资按照省直标准发放。山区监狱基本上都是处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很多地方交通不便，基层民警的生活相对简单和清苦。山区城市的物价水平不见得就比城市低，同时山区的物质精神生活也不如在城市的监狱，对于山区监狱民警的工资待遇按照省直标准发放，而不是按照目前的省直结合地市的标准发放。正因为山区监狱的艰苦，山区监狱更应该以更好的待遇吸引更多的人去建功立业，以更好的机遇留住更多的人才扎根在山区监狱，只有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山区监狱的发展，才不会出现基层民警队伍的断层。二是针对部分民警在政治前途、工作条件，家庭环境等方面有较大压力，失去心理平衡，直接影响正常工作的现象。要加强对这些民警思想教育，并进行心理疏导，使民警能够辩证地看问题，对当前的国情有一个合理、客观的估价，对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要去正确认识和对待，达到统一思想，理顺情绪，凝聚警心，促进工作之目的。三是警力向基层倾斜。现在存在基层的警力不足，基层民警超负荷工作，民警身心疲惫，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监狱的警力应向基层倾斜，把基层的警力配足配强，保证基层民警有充足的休息时间，才能使更多的民警愿意在基层一线干。

（五）大中队领导对民警做到“四知道”，及时发现、解决民警中存在的问题。即：大队领导要对分管的中队领导，中队领导要对分管的管教、分队长、带班民警做到“四知道”。具体内容是：知道干部、民警的思想觉悟和业务能力；知道干部、民警的个性特点，八小时以外的主要爱好、理想追求和从事的主要娱乐活动；知道干部、民警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经济状况。“四知道”的提出，是根据民警队伍特点以及近几年来队伍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当前我监外地民警所占的比例较大，年轻民警多，独生子女多，夫妻两地分居多，为做到对队伍状况心中有数，大中队领导更应该掌握民警的“四知道”。基层领导对工作上不上心的、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心态的民警，要深挖根源，采取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及时发现民警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要努力解决民警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随着执法任务的日趋繁重，民警面临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也日趋凸现，特别是在民警家庭两地分居、遭受灾害、发生变故、生活困难、婚恋受挫、身患病症、被人误解时，要贴近靠前，积极说明，最大限度地把组织温暖送到民警心坎上，增强民警对监狱的归属感，才能保证整个队伍的和谐稳定。

结语

监狱工作的根基在基层，监狱队伍的主体在基层，队伍中的问题也主要发生在基层。正因为它的基层，在队伍现状分析才具有更重要的代表性，在当前的基层监狱警察队伍建设中更具有借鉴性，这也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省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人民警察队伍建设的决定》。以上只是笔者在从事基层监狱工作中发现的一些问题和提的一些建议，可能不是很全面，还需要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基层民警队伍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1]陈奇，邵晓顺.主编:《监狱人民警察心理素质与训练》[M]．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

[2]应朝雄.编著：《监狱分监区工作实务》[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警囚关系范文篇5

一、理想信念是防腐拒变之根本

从警示教育案例中，不难看出,那些“东窗事发”者，之所以成了阶下囚，究其原因，根源在于理想信念的动摇。他（她）们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党的干部，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平时，他们淡化了理想信念的自我教育和学习。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信奉“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自然地就肆无忌惮地受贿、贪污。王天义、温国强等的腐化变质便是鲜活的警示经典。从这些人的忏悔录中也不难看到，理想信念动摇的危险性。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国家干部，特别是即将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干部，要时刻提醒自己，保晚洁。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加强自身思想建设，从源头上解决信念不坚定问题。

二、工作作风过硬是防腐拒变的内在要求

没有过硬的工作作风，就很难经得起现实对你的综合考验。工作作风是一个人思想的外在行为表现。光有好思想而不去身体力行不行，只有去做了，才能真正实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人生价值。作风不过硬，就容易为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名利所诱惑。警示教育的案例中，一些人就因为作风不过硬而被别有用心之人牵着鼻子下水。于是，在没被纪委挖出前，总是会上谈廉政，会下收好处费。同样是党的干部，如任长霞同志，就能顶住压力，从严要求自己和身边的人。从她的事迹中，不难看出，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过硬的工作作风是经不起考验的。

三、廉洁自律是约束自我保护自我的真正法宝

从干部保护的角度讲，廉洁自律是干部防腐拒变的法宝。作为一个干部，只有从严要求自己，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的诱惑。警教中的“主人公”，从领导岗位到阶下囚，无不说明一个人在岗位上自制力的重要性。从小贪到巨贪，从小贿收礼到大贿收钱，一步一步放纵自己，大肆进行权钱交易。结果，自然是被“双规”，接受党纪国法的洗礼。可见，在领导岗位上，只有自始至终加强自身的廉洁自律意识，才不至于被“糖衣炮弹”击倒。

四、群众观念是领导干部执政为民的思想基础

警囚关系范文篇6

江苏监狱理论研究能够取得新成就并勇于争当全国排头兵，最突出的特征和标志就是有一批理论精英的强势推进和成果创新，持续引领全国监狱理论研究的时代方向，树立监狱理论研究全国领先的一流地位。根据中警院翟中东教授《2008年中国大陆监狱学研究综述》的统计，当年出版的监狱学著作主要有16部，而江苏监狱系统创作的就占了将近半壁江山，达到7部，由此可见一斑。

讲过“蛇无头不行”，邓小平认为“一个集体要有坚强的核心”，突出的就是群体中作出重要贡献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人的作用和地位。在理论研究方面，江苏监狱拥有一批全国系统内具有相当威望和影响的专家学者，他们以对监狱事业的虔诚和热爱，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以其孜孜不倦的作风和丰富的成果为江苏继续领舞监狱理论研究发挥了中坚作用。

局长于爱荣研究员，是地方省监狱局领导中为数不多的中国监狱学会常务理事，代表了监狱地方实务部门在监狱学界的较高地位。他主持编写的司法部部级法学科研项目——21世纪监狱管理创新丛书《矫正技术原论》、《矫正质量评估》、《矫正激励统论》、《监狱民警执法质量评估》分别于2007年底和2008年相继出版，受到了储怀植、陈新良、王平、蔡道通等著名法学家的一致好评并欣然作序，其中关于矫正技术、罪犯改造质量评估、民警执法质量评估等的研究在全国来说无疑是成系统的首创。《矫正质量评估》继获得司法部金剑文化工程二等奖、全国法学教材和理论专著三等奖后，今年又被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评为2008年度“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一等奖。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加上预计不久即可面世的《监狱信息化导论》，这5本丛书直接奠定了作为政府实务部门的江苏监狱系统在全国监狱理论研究方面的难以超越的地位。

张晶，这位中专毕业至今只是本科文凭的南大兼职教授，被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高文主编称为“监狱实务部门屈指可数的在理论研究上有辉煌成就的人”，在2008年被江苏省社科院评为研究员，继那部极具宏观视角和政治设计的专著《中国监狱制度从传统走向现代》之后，他又接连创造了三个第一，《正义试验》（2005年）——全国第一部监狱学随笔集，《走向启蒙》（2008年）——全国第一部监狱学书评集，《总矫正师》（2009年）——全国第一部监狱学学术小说。作为现代监狱制度、囚权主义、人性化的始作俑者，有的观点可能要有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但他的胆识和多产，让人佩服之余又有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这样的个人成就，真是很难超越。

吴旭博士的著作《超越惩罚和规训——犯罪人人格完善与多元社会主体参与行刑》（2008年），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将人格理论和社会学引入监狱学研究的力作，他提出将人格作为行刑目的的一个核心概念，这对于我们跳出监狱看监狱、将犯罪和监狱矫治纳入社会学研究范畴是一个很好的启迪。

2008年8月出版的张建秋的《个别谈话——沟通心灵的艺术》确实是一部扎根基层、非常实用的参考书，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还专门订购了1000册作为学生教材使用，我认为真是明智，我和几个同学都认为这本书比大学的《矫正教育学》教材实用多了，还是马克思说的好：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物质。来自实践源头的“活水”当然比无源之水“清如许”了。

王晓山，苏州监狱的普通民警，以一部《图说中国监狱建筑》（2008年）填补了我国监狱建筑学方面的空白。今年8月，他的《逝去的影像——清末民国监狱老照片》一书也正式出版。由于他在监狱建筑学和监狱史学上的贡献，2009年7月被中国政法大学聘为研究员。

刘颖，这位女警诗人是江苏监狱文艺理论与创作的优秀代表，继我们感受了她对监狱工作的《所以有爱》后，2009年又把清新、淡雅、可人的《四月花事》呈现在了全省每一位民警读者面前。

2008年以来，于爱荣、刘保民、张晶、吴旭、嵇为俊、夏苏平、赵新东、宋新国、于荣中、张庆斌、张留堡、刘方冰、宋行、胡配军等监狱理论研究学者撰写的频繁在《犯罪与改造研究》、《中国监狱学刊》、《中国司法》、《中国监狱》、《监狱理论研究》等刊物上重点发表。经过统计，几乎每个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都有江苏监狱民警的身影，几乎每期都有江苏监狱民警的在全国公开发行的两种中文核心期刊《犯罪与改造研究》、《中国监狱学刊》刊出，光是2008年第六期的《中国监狱学刊》就有6篇出自江苏监狱民警之手。

二、解读：特色举措之启示

江苏监狱理论研究全国领先的成绩实实在在，不需要过多的溢美。对于成绩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倒是需要我们用客观、理性的态度去分析。为什么江苏能够取得较好的成绩，我想还是有某些重要的规律可循，当然也要用近两年最新的事实验证。

（一）监狱理论研究领先，先决于领导的重视和参与

理论研究以群众性为基础，但对于监狱学这门与实际工作紧密相连的特色学科而言，行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而带来的强大行政推力则是监狱理论研究得到强势发展的先决条件。江苏省监狱局领导历来重视监狱理论研究工作，继2002年局党委明确将监狱理论研究全国领先纳入“江苏监狱工作八个领先”的目标后，2009年局党委审时度势提出了要奋力实现“八个位居全国前列”，争当全国监狱系统排头兵的战略部署，更加强调了监狱理论研究走在全国前列的重要目标和定位，相关重大举措随之展开。局长于爱荣同志率先示范，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影响全省乃至全国的学术观点，从2008年以来，他主持专著9部，撰写10余篇相继发表，出席多个全国研讨会并获奖，受到广泛赞誉。目前，从局领导到局处室和监狱的负责人，都普遍活跃在理论研究的舞台上，由此带动和形成了广大民警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好风气和好氛围。

（二）监狱理论研究领先，有赖于持续的激励政策和制度创新

为了有效促进理论研究的发展，省局相继出台了监狱学研究学术带头人制度、监狱理论研究警师制度、出版专著资助制度、稿酬奖励制度，都取得了良好效果。2008年12月，省局又召开了全省监狱系统人才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大力实施“212监狱系统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要在监狱学等5大领域选拔培养20名首席专家、100名领军人才和200名学术技术带头人。会议决定设立“创新创优人才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张晶、吴旭、赵新东、张庆斌等一批在理论研究上卓有建树的民警被授予“杰出创新创优人才”称号。2009年6月，省局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高层次人才分类建库工作。会议决定，监狱学研究人才库的建库、培养工作由局狱情信息监测总站牵头负责、组织实施，目前这项工作已全面实施。2009年，省局决定试行专业技术职务改革，设立具有全国首创性的监狱矫正官制度，矫正官共分七级，其中评选的必要条件就是要和理论研究成果紧密挂钩。这些新的政策方案，无疑更加调动和激发了广大民警进行监狱理论研究的积极性、荣誉感和使命感。

（三）监狱理论研究领先，要打造并做强一批能全方位展示理论成果的宣传载体

宣传领域历来是我党各项工作的重要阵地，优秀的理论成果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宣传媒介进行推广。当前，江苏主要依靠《法制日报》、《江苏法制报》、江苏监狱网、《江苏警视》等作为理论研究的平台。其中，在监狱系统内知名度最高、影响最大、发挥最重要作用的当属局机关刊物《江苏警视》，该刊多年来一直以一流的结构编排、文字质量和美工装祯处于全国监狱系统内部资料性连续刊物的第一方阵。2009年1月，该刊编辑部对刊物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版，增加了一批新栏目，最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栏目“博客”展现了传统媒介利用、吸纳网络传媒的气魄和创新。《江苏警视》办刊范围立足本省，却不局限一隅，“兼容并包，放眼全国”是其一大特色。对于外省监狱理论的优秀投稿，编辑部更是以欢迎的态度拿出大篇幅予以推介，甚至对于尚在学业中的学生作品，只要言之有理、文辞通顺，编辑部也会认真指导，择优刊发，仅2009年以来就有几位中警院本科生的“处女作”发表在杂志上。说起来，笔者面世的第一篇也是在学生时代经该刊编辑同志破格发表的，受其鼓励从而促使本人走上了理论爱好之路。

《监狱评论》，是江苏监狱局继法学界著名的《刑事法评论》、《侦察论丛》、《华东司法评论》等之后与时俱进创造的独特监狱学术展现形式，集中体现了一段时期内省内外监狱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2008年6月出版了第二卷，今年即将出版第三卷。

《监狱矫正论坛》也是挂靠在江苏监狱局的中国监狱学会教育改造委员会推出的另一个监狱学领域的学术品牌，第一卷已于2008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

网络，这一新兴传媒已被省内一些监狱民警用以展示和交流监狱理论的载体。2008年以来，以“大风起兮”等为代表的江苏监狱著名学者纷纷在法律博客网、法制日报网上开设个人博客，传播现代监狱理念，开展监狱学术交流，取得了良好效果。

（四）监狱理论研究领先，要注重开发和培养充足不断的后备理论人才

人才，是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江苏监狱实行的监狱学研究学术带头人制度、监狱理论研究警师制度，形成了完备的监狱理论研究网络和梯次结构，对于发现新人、培养新人发挥了积极作用。发展一批有较好理论功底和发展潜力的民警成为监狱学会会员，为江苏监狱理论研究奠定人才基础，是江苏监狱局和监狱学会的一项既定决策。2009年6月，省监狱学会下发了《关于组织推荐青年民警加入中国监狱学会和江苏省监狱学会的通知》，各单位青年民警踊跃报名。目前，经过审核和讨论，已决定吸收81名民警为江苏省监狱学会会员，名民警为中国监狱学会会员，江苏仍然是中国监狱学会会员最多的省份。学会会员的大量加入，为江苏监狱理论研究的持续性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

《江苏警视》则利用2009年1月新增的“新秀”栏目，每期刊发1—3篇青年民警的文章，吸引更多的青年民警关注理论研究，关心监狱工作，鼓舞了他们参与理论研究的热情。

（五）监狱理论研究领先，要善于策划和申请高层次、高质量的理论课题与项目，抢占理论研究的制高点

把握重点，集中优势进行理论前瞻性研究，历来是江苏监狱理论研究塑造知名品牌的法宝。继2008年具有全国影响的“21世纪监狱管理创新丛书”出版之后，2008年4月，省局专门对“21实际监狱人文探索丛书”课题立项，以《监狱形态论》、《监狱文化论》、《监狱本体论》、《监狱法论》和《监狱思潮论》一套五本为核心，其中《监狱文化论》、《监狱形态论》目前已完成统稿审定工作即将出版。“人文五论”丛书在监狱学研究上以其选题独特、内容创新必然写下浓重的一笔。

近年来，江苏监狱系统尤其重视积极申报司法部法学科研项目、江苏省社科研究项目、江苏省法学研究课题等高层次的科研项目，对于获得专项资助、提升研究档次、扩大社会影响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自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实施“黄丝带”课题这一全国理论研究项目以来，江苏每年都积极组织民警参选申报。我省的课题立项以研究方向前瞻、分析角度深刻、把握重点要点获得了专家审核组的认同，近年来一直是全国各省市中最多的一个，2008年立项13个，2009年立项14个。

（六）监狱理论研究领先，要探索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科研组织形式

目前，江苏监狱系统对于具有开创性的重大理论课题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管领导统筹管理，主管部门具体协调，相关部门和专门队伍通力合作、各取所长、集体攻关”的科研方式，体现了集全系统人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组织优势，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以2008年出版的《矫正激励统论》为例，该课题由于爱荣局长任课题组长，刘保民副局长为召集人，狱情总站张晶主任为协调人，张庆斌、宋行等17名在各自研究领域享有声誉的民警参加课题调研和撰写工作。同时，在课题开题和成稿的关键时刻，课题组都会专门集中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学者给予指导点评，对于意见和建议及时采纳并进一步修改完善，业已形成定例。

（七）监狱理论研究领先，要积极举办和参加多种主题鲜明的理论研讨活动

定期召开全省性、区域性、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监狱重大理论问题，加强交流与学习，对于开阔眼界和视野、繁荣监狱理论研究非常重要。江苏历来就有这方面的传统，2008年以来，监狱长论坛、长三角监狱论坛、华东地区监狱学理论研讨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理论研讨会等学术会议都展示了江苏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水平。江苏作为中国监狱学会教育改造委员会的承办省份，尤其重视教改理论的推动和组织。2008年12月，该委员会成功举办“2009中国监狱矫正论坛”，委员会主任委员于爱荣出席会议并讲话，并出版了《监狱矫正论坛》第一卷。

三、期待：完善与提升之建议

2008到2009的短短两年，是江苏监狱理论研究史中发展最快的时期，理论成果呈现“井喷”面世的局面，整体影响力在全国达到了一个全新维度。我们有理由相信与时俱进的江苏监狱学将更放光彩，继续吹响争当监狱理论研究全国排头兵的时代号角。对于江苏监狱理论研究全国领先的目标，笔者认为还有几个值得重点突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让人期待解决。

（一）期待省局监狱文献情报中心以及各监狱警官图书室的成立和运行，为全面提升民警的理论研究水平提供专业详尽的信息资源

民警理论研究水平的提升需要广泛的阅读和长期的资料积累。当前困扰广大民警进行理论研究的突出因素就是文献资料的缺乏。作为专业性较强的监狱学书籍在一般书店很难见到，公共图书馆的收藏量也少之又少，号称藏书规模全国第三的南京图书馆能够借阅的监狱理论书籍不过20种。国内唯一较为全面收集监狱学著作的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图书馆却远在河北。经历了1999年全国报刊整顿后，国内监狱系统的刊物基本保留为内部资料性刊物，不能公开发行，跨省交流量小，外省监狱刊物基本只在省局理论主管部门间交流，基层难以看到。故有必要在省局理论主管部门——狱情信息监测总站下设专门的监狱文献情报中心，负责收集、管理各种监狱文献资料并提供全省民警借阅。同时，各个监狱可利用改扩建之际，在办公楼辟出专门空间设立警官图书室，激励民警学习和科研，形成有特色的“文化监狱”、“书香监狱”。

（二）期待江苏的学术团队以更强劲的智慧和勇气开展监狱理论和实证创新，打造江苏理论研究的一流品牌

从我省近来的理论成果看，我们在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的课题的选择和策划上颇具特色，但仍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和突破：1，要积极将多学科、多种研究方法引入监狱学研究。目前我省将经济学、人类学、民族性、宗教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应用于监狱理论研究的文著少之又少。又如监狱作为政府机关应对媒体报道、形象危机和周边社区关系而产生的监狱公共关系学，公安刑事科学技术中指纹、脚印、虹膜、笔迹、法医等应用于监狱管理与侦查的监狱刑事科技学，都是交叉的边缘监狱学，还有待有识之士深入研究。2，要扩充监狱理论研究的外延和内涵，形成“大监狱学”的研究视野。跳出监狱看监狱，将监狱纳入刑事一体化的范畴，目前突出体现在对社区矫正的研究。现在，上海、北京、浙江等省市监狱系统对本地社区矫正试点的研究已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我省由于试点较迟总体上显得滞后，在这方面监狱系统不应越位，但更不应缺位。3，要策划和推动新一轮学术性争鸣与论战。理论问题往往是越争越明，学术研究不能趋于平淡，风平浪静。2003年由高文《未来十年我们需要打造什么样的监狱》一文引发的数十位学者参与长达一年多的论战，堪称监狱理论研究史上的经典之辩。由我省学者张晶关于人性化和囚权主义的颠覆性提法引起的争论在一段时期内也带动了全系统对罪犯权利的重新审视和反思，至今让人记忆深刻。这方面我们也应主动出击，引领潮流。

警囚关系范文篇7

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深深的认识到，这次警示教育是我们工商干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必要一课，有利于保持和发扬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对于推动工商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强化行政执法、促进职能到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警示教育活动中，我最大的收获和体会是，对于人和事中的“人”、“事”，一定要先做人，后做事。一撇一捺写个人，一生一世学做人。正人先正己，作为一名工商局的纪委书记，做好工作固然重要，但为人之道才是根本。

学做人，就是要学做好人，怎样的人才是好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不同的人又有不同要求。所以说、角度立场的不同，步换景移，好人的标准也随之改变。在这里，我的目的并不在于给什么是好人一个定义，我只是通过这次警示教育，谈谈我的体会，我认为要学做人，应该要有四知，即要知深浅、知是非、知廉耻、知轻重。

一是知深浅。所谓知深浅，是要扪心自问一下：“我是谁？我有什么？我能为社会做什么？”有些人违纪违法，就是从对自己不了解开始的，不知深浅，以为手中的权力是自己的努力所得，忘了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让人民赋予的权力成了私有财产；由于不知深浅，忘记了自己是谁，自以为是，目空一切，少了对自己的约束；由于不知深浅，忘了自己有学习，放松了学习，大权在握，一劳永逸，躺在功劳簿上睡觉。我认为，做人，要从知深浅开始，只有知道深浅，才会知道自身的不足，才会谦虚，才会放下架子好学上进，才会看低自己尊重别人，才会看得起人民群众，才会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

二是知是非。所谓知是非，就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就是一个人要有是非观念。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要分得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二是要在具体行动中做对的、做得对。有些人搞得清事情的是非，做起来就犯错误，是行动中的低能，或者不做好事专做坏事，是天生的坏人。我认为，我们要知是非，就要分得清事情的对错，要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其实这并不难，我们每个人只要做到遵幻纪守法，遵循道德，事情的是非问题也就解决了99％，重要的是如何做对的？观看了《警示录》，我发现，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懂法知法，都知道制度的存在，有的甚至是制度的制订人，所以不能说他们不知道事情的对错，但是却为何偏偏做了错事而沦为阶下囚呢？在《苟警录》中不少当事人都谈到了这个问题：“第一次很重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这说明，一是不要恶小而为之，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二是不能心存侥幸，偶然带来必然。所以说，知是非的关键在于对“非”的防范。

三是知廉耻。所谓知廉耻，是指一个人在道德意识中要有因自己的言行的过失而引起羞辱惭愧之情，要对自己违背道德的意识和行为产生不体面、不光彩的心理，要有因周围人的责备产生自责心理。不知廉耻，就是无耻，就是俗话说的厚脸皮。人一旦丧失了廉耻，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无耻则无道，廉耻历来被视为“立人之大节”，耻感迷失，“做人无以治已，做事无治事”。所以，人如果不知廉耻，连自己都管不住自己了，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呢？一个人只要知廉耻，才会做应该做的，不该做的坚决不做。朱自清在《论气节》中说：“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要“守节”，不要“失节”。而《警示录》中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一切“失节”都是从不知廉耻开始的。

警囚关系范文篇8

一、场面描写中夹用反复修辞，昭示人物的命运

《史记》多选取一些重大的历史场面以明示历史的转折、揭示历史人物的命运起伏，在百忙的场面描写中，《史记》又往往通过语词的反复凸显人物命运的节点。如《项羽本纪》选取了“巨鹿之战”、“鸿门宴”、“彭城大战”、“垓下之围”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记述项羽的“兴之暴”和“亡之忽”。《史记》不仅对上述重大事件的场面作了生动细致的描写，而且在多处运用反复修辞，凸显出对项羽命运影响至深的一系列节点。陈涉被叛徒所杀、项梁战死定陶，这无疑是对反秦义军的连环重击，士卒皆为之震恐：“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黄河以南的反秦义军退守东部的彭城一线：“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6］P303-304当时，黄河以北尚有张耳等奉陈王生前之命攻取之赵仍在义军手中，秦将章邯击败项梁军后不复以河南之军为忧而倾力攻赵，大破赵军，迫使赵军困守巨鹿城中，情势万分危急：“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6］P307救赵与否关系到反秦大业的成败，项羽果决地斩杀鼠首两端的宋义夺取兵权，北上救赵，破釜沉舟，大破秦军于巨鹿城下，逆转了义军反秦的颓势，使反秦义军士气复振，项羽本人也由斩杀宋义时的楚“假上将军”、攻巨鹿时的楚上将军成为“诸侯上将军”：“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6］P307三个“无不”分别写出了项羽所率楚兵决死奋战的英勇、不敢与秦军接战的诸侯军观战时的胆战心惊和破秦后对项羽的威服。因此，李晚芳称：“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噁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4］P295元代学者吴澄评点：“三‘无不’字，唤起精神。”［7］P21加之“莫敢”的叠用，写尽了项羽的神勇，凌约言谓：“羽杀会稽守，则‘一府慑伏，莫敢起’；羽杀宋义，‘诸将慑伏，莫敢枝梧’；羽救巨鹿，‘诸侯莫敢纵兵’；已破秦军，‘诸将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势愈张而人愈惧，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7］P21凌约言结合项羽吴中起兵时吴中守将的反应、斩杀宋义后楚军将领的立场、巨鹿救赵时各路诸侯兵的观望及破秦后诸侯将的举措神情，道出了项羽本人与其所部义军在困顿中雄起的不可阻挡之势。而在鸿门宴中，《史记》项羽得知拥盾持剑而闯入鸿门宴的樊哙是沛公之参乘时，“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两番夸赞，两番赐酒，特别是遭受樊哙饮酒啖肉后的一番责让之后，“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6］P313沛公招呼樊哙离开鸿门宴，范增刺杀沛公于座的计划便彻彻底底地失败了，此计之失除了项王为人不忍、竖子不足与谋外，从项羽对樊哙两番“壮士”，先后两番“赐”酒肉，最后受樊哙数落后又赐之“坐”的处置措施中便可以看出，鸿门宴上项羽对连本无资格参加鸿门宴的樊哙尚且不予责罚，哪里再会怪罪卑辞厚礼的刘邦呢？鸿门宴上，“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加之刘邦阵营内给项羽通风报信的曹无伤、夜告张良的项伯、拔剑起舞的项庄和闯帐而入的樊哙，刘项双方的最高首脑、顶尖谋士、核心近属、隐藏间谍均呈现在读者眼前，鸿门宴实为刘、项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唯一一次最高级别的会晤。而范增计谋的破产与项王处置樊哙的失常之举又有着莫大的关系，若以项羽吴中起兵、斩杀宋义、巨鹿之战中任意一处勇武之性，恐怕十个樊哙也得殒命当场。然而，鸿门宴上的项羽与巨鹿之战后诸侯将“莫敢仰视”之项羽相较，简直判若两人，凌稚隆曾评项羽“从来无统一天下之志”，鸿门宴上“壮士”的赞语、“赐”酒肉之举措，活画出了彼时身为诸侯上将军的项羽志得意满之态。垓下之战后，项羽一直被汉军紧紧追赶，至东城时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骑数千，项羽乃对其部下说：“‘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向。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瞠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6］P334-335东城溃围是项王意欲证明其败亡“非战之过”，实乃“天之亡我”的一场快战，也是项王在楚汉之际的谢幕之战，尺幅之间用了三个“复”字：汉军包围圈被项羽击溃后“复围之”；项王“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后，“复聚其骑，亡两骑耳”。联系太史公论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缪哉”之语，［6］P339三个“复”字的叠用，流露出太史公对项羽“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批判的同时，也包含了太史公对这位盖世英雄的华美功业和悲壮人生的行将落幕的几多惋惜与慨叹。

二、历史叙事时叠用词语，揭示人物的心理

《史记》在运用反复记述史事时，还通过叠用一些实词或虚词揭示历史人物的心理，并借以传达叙事态度。如《淮阴侯列传》叙写韩信悲惨的结局便是以四个“欲”字昭示了韩信被斩的冤屈：“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彊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6］P2628四个“欲”字中，两个“欲”字均关涉淮阴侯：“欲发以袭吕后、太子”、“欲杀之”，然而前者并未发作，后者仅仅停留在意念的层面上，皆未成事实；“告信欲反状于吕后”，虽被韩信囚系的舍人之弟实名举报，也只不过是“反状”，而且是“欲反状”，焉有谋反事实？但是，“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待萧何诱骗韩信入朝后，吕后随即将其斩杀，“欲”、“恐”则写出了吕后内心对韩信是意欲除之而后快的急切而又惮怕的复杂心理。吕后、萧何联手斩杀韩信时罪名落在“欲”字上，并且韩信被诛后高祖和吕后捕获了蒯通，却并没有追究他当初游说韩信反汉之罪，因此，汤谐称太史公对淮阴侯“既深责之又重伤之”：“既深责信之矜功要爵，自取灭亡；又重伤汉之蓄意剪除，激令愿望。因特详叙蒯通说信反汉奇策于前，更将释通之罪作结于后，以见通劝信反犹得无辜；信本不从通反，而汉奈何因疑生嫉，激而罪之至于此极也。”［4］P532韩信拒绝武涉、蒯通劝其三分天下而反汉自立的一节极其精彩，寓论断寓叙事中，表明韩信终不忍背汉之心迹。而韩信最后被治罪杀身时，“欲发家臣袭击吕后、太子”、“欲反状”均属于隐约之辞，李景星评此：“叙武涉之说淮阴，蒯通之说淮阴，则以最鲜明最痛快之笔写出之，叙淮阴教陈豨反汉，则以隐约之笔出之，正明淮阴不反，而挈手避左右云云，乃当时罗织之辞，非实事也。又恐后人误以为真，更以蒯通对高祖语安置传末，而曰‘竖子不用臣策，故令自夷如此’，夫曰‘不用’，曰‘自夷’，则淮阴之心迹明矣。”［9］P84-85所以《淮阴侯列传》可视为一篇太史公为韩信满洒同情泪水的翻案史传［8］P1546，而叠用的“欲”字不仅揭示了吕后图谋诛灭功臣的心理，也传达了太史公对“拔魏、赵，定燕、齐，使汉三分天下有其二，以灭项籍”［6］P3315之韩信的无限同情。又如《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刘长、刘安和衡山王刘赐相继谋反，最终身死国除。在叙述刘安实施谋反计划时，“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6］P3082淮南王太子事发后，“河南治，逮淮南太子，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淮南王患之，欲发”，“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伪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杀之。计未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发兵”，［6］P3092叠用六个“欲”字，将淮南王刘安蓄谋已久的叛乱之心写得非常通透。李景星称，淮南王刘安的传记写其谋反犹豫不决处“全在心上写”，所以用了“欲”、“亦欲”、“时欲”、“偷欲”、“计欲”等字，将淮南王刘安一味狐疑的性格摹写入微。［9］P110在叙写西汉丞相陈平时，“吕太后时，王诸吕，诸吕擅权，欲劫少主，危刘氏。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陆生往请，直入坐，而陈丞相方深念，不时见陆生。陆生曰：‘何念之深也？’陈平曰：‘生揣我何念？’陆生曰：‘足下位为上相，食三万户侯，可谓极富贵无欲矣。然有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陈平曰：‘然。为之奈何？’陆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务附；士务附，天下虽有变，即权不分。为社稷计，在两君掌握耳。臣常欲谓太尉绛侯，绛侯与我戏，易吾言。君何不交欢太尉，深相结？’为陈平画吕氏数事。陈平用其计，乃以五百金为绛侯寿，厚具乐饮；太尉亦报如之。此两人深相结，则吕氏谋益衰”。［6］P2700-2701陆贾所道之“念”认为陈平是在忧江山社稷：“忧念，不过患诸吕、少主耳”，因此陆贾提醒陈平应该结好绛侯周勃，陈、周因此结识且交往日厚，吕氏之谋日衰，不仅写出了吕氏威权在吕太后健在时便不得人心的史实，而且昭示了吕太后崩殂后陈平、周勃联合刘章等人迅速剿灭诸吕的必然结局。而连用的五个“念”字内含却不同：“右丞相陈平患之，力不能争，恐祸及己，常燕居深念”，活现出将其忧心忡忡的心理。结合《陈丞相世家》中高祖时出计伪游云梦擒灭韩信、吕后称制时讨好诸吕、吕后一死倒向反吕阵营剿灭诸吕迎立刘恒复居丞相等事来看，陈平所“念”更多的是其个人的安危荣辱，其“燕居深念”是为太史公所厌恶的。《史记》还长于叠用虚词刻画人物心理并传达叙事态度。如《封禅书》中凡涉求仙、求不死药之处，正文中多处采用了“或曰”、“然”、“若”、“焉”等虚字，据初步统计，该篇用“或曰”9次、“若”19次、“焉”43次，使得整篇《封禅书》有恍惚迷离之感。钟惺评之：“累累万余言，无一着实语，每用虚字诞语翻弄，其褒贬即在其中。”［1］P73可见前贤早已认识到了该篇的虚字叠用传达了太史公史笔之深意，在表现武帝意欲求仙的微妙心理同时，对武帝求仙、求不死药万方之终不可得的惊世扰民之举不无讽刺。因此，吴见思称：“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云’者、‘盖’者、‘焉’者、‘或曰’，俱冷语微词，意在字句之外，而不尖利露锋。但见其峻冷，不见其刻削，故妙。”［11］P14又如《袁盎晁错列传》载，闻听晁错削藩王之地后，晁错之父从颍川赶到京城，责问晁错为政之事，晁错答以尊天子、安宗庙更，其父听罢，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随即服毒自尽，“吾不忍见祸及吾身”。［6］P2747晁错父亲临终喟叹的三个“矣”字，道出了一位老父亲目睹亲子因行削藩之政而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的痛心，表现了老人在现实面前的万般无奈，在惮怕日后受到儿子牵连的畏惧心理趋势驱使下自杀身亡。钱钟书先生称：“叠用三‘矣’字，纸上如闻太息，断为三句，削去衔接之词，顿挫而兼急迅错落之致。”［12］P448太史公也正是通过三个“矣”叠用，从行文中表达了对晁错悲惨遭遇的无限同情。

三、复见人物话语，活化人物形象

《史记》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是其具有浓郁文学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人物话语的反复更是活化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史记》所写的战国四公子中，魏公子信陵君无忌因礼贤下士和急人之难的高尚品质而显得光彩照人。清代学者汤谐谓《魏公子列传》：“文二千五百余字，而‘公子’字凡一百四十余见，极尽慨慕之意。”［4］P498对此，李景星亦有类似评论：“传中称‘公子’者，凡一百四十七处，因其钦佩公子者深，故低徊缭绕，特于繁复处作不尽之致。”并下赞语：“‘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隐然贬过孟尝等三人。”［9］P72的确，《史记》写信陵君时采用旁敲侧击法，着力写信陵君对侯嬴等小人物的多番礼遇，147处“公子”之称谓，通过侯嬴口称“公子”者就有23次，从小处着笔，使得信陵君这一翩翩浊世公子显得尤为生动形象。与“公子”这一称表现了太史公对信陵君的无限仰慕不同的是，我们还留意到，《史记》还写到了刘邦常以“乃公”、“而公”自称，郦食其建言树六国后人并颁予印信以对付项羽时，张良力陈此举有“七不可”，刘邦醒悟，大骂：“竖儒，几败而公事！”下令急速销毁印信。［6］P2041刘邦意欲派太子刘盈带兵讨伐黥布叛乱时，吕后对其哭诉太子将兵有诸多不宜，“上曰：‘吾惟竖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6］P2046陆贾时时在其面前称说诗书，刘邦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6］P2699“而公……”、“乃公……”者，就好比人们今天粗俗语之“老子我如何如何”，太史公于笔端除了带给我们浓厚的生活气息外，也流露出对这位大汉开国皇帝的几多揶揄。《史记》除了采用叠用称谓活化人物形象外，还通过人物自己的语言表现各自的性格，昭示各自的命运。如秦朝丞相李斯，秦始皇沙丘病死后赵高欲拉拢李斯矫诏改立胡亥，一开始李斯义正词严第责问李斯：“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6］P2549然而赵高一番劝诱：“君侯自料能孰与蒙恬？功高孰与蒙恬？谋远不失孰与蒙恬？无怨于天下孰与蒙恬？长子旧而信之孰与蒙恬？”李斯是古今第一热衷于富贵之人，［10］P119赵高接连使用的五个“孰与”顷刻间便动摇了他的心理防线，在赵高“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必有乔松之寿，孔、墨之智。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足以为寒心”的威逼利诱之下，最终“斯乃仰天而叹，垂泪太息曰”，沦入赵高的计谋中，只得从赵高之计矫诏立胡亥而赐死公子扶苏。而赵高话语五个“孰与”的杀伤力和李斯本人热衷于富贵是分不开的。《史记》中，李斯终其生共有五“叹”：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是其未遇时而叹不得富贵；喟然而发“富贵极矣”之叹是叹其志得意满；仰天垂泪太息而叹，是叹其不能舍弃富贵而不得不听从赵高之谋；身陷囹圄仰天而叹是叹其失势被囚，富贵不能长保；顾其子复出上蔡东门，是其身死族灭之叹。［4］P524李斯对富贵权势的渴慕最终导致其身死族灭，“究二世之所以弑，秦之所以亡，皆起于李斯持爵禄一念”。

警囚关系范文篇9

在这些反面典型中，××又是典型的典型。××一案发人深省，××××虽“官职不大”，但胆大妄为，品德低下，“官德”败坏，“精通”权术，且贪婪成性。那么，在他强取豪夺完成由腐而败的进程中，为什么会一路畅通，即使怨声载道仍能稳坐“科长”“处长”和“局长”的宝座呢？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深挖其根源有如下几点：

一、执法观念严重错误，权力异化，把党和人民赋予权利当作自己的东西。对于××××这个“巨富警霸”、××××等人而言，贪婪成性，手中的权力就是他们敛财、“称霸”的“法宝”。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因何而生，又应为谁而用？权力何以异化，在××××案的背后我们应看到些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手中的权力却蜕变为强取豪夺、祸国殃民、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为了小单位的利益随意执法，置国家利益不顾，而肥了自己。权力的异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从自身来看，职务犯罪有一共同点，即虽然犯罪人级别不尽相同，但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是其共性。而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他们堕落的“源动力”。××××作为手握实权的“税警”长达年职务犯罪和××××短短几年收受贿赂的根源，就是人生观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倾斜。当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追求享乐，把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的挥霍当作目标时，就会借权力牟私，借权力生财，成为权力的寄生虫。人格的失衡和品德的低下，助长了其贪婪自私和鲜廉寡耻，以至恶招损术层出不穷，搜刮民脂民膏，坑害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二、缺乏执法监督机制、体制漏洞，民主建设形同虚设，出现利用手中职权为所欲为，以个人意识代替法律。从外部环境分析，这十几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新旧体制转轨，两种体制并存，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体制上漏洞为××××等的犯罪提供了空间和土壤，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促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产生了错误认识。从制度层面看，我们的一些制度缺失，或者虽然存在但是形同虚设，也是××××们犯罪的重要原因。作为国家干部的××××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鞍山市利达实业开发公司的老板！这种集官商身份于一身的“红顶商人”现象，是我国目前不少党政干部违法犯罪的一大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党和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遏制，但是收效仍然不很明显。从法制层面来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职务犯罪中玩弄权术，林的上级或疏于管理或视而不见，群众在恶权面前的是无奈和妥协。从深层次看，是社会法律意识的缺失和法律的不完善。因为前者的缺失使人们不懂得、不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唯有妥协；制度的缺失，则导致无法可依，对霸权的滋生横行无能为力，为权钱交易留下空隙。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防腐拒败的基础，务必长抓不懈；现有的法律规范更多的是关注和惩罚已然的职务犯罪，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性立法远远不够。立法的欠缺和法律监督权限设置上的结构性缺陷，也给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要防止腐败，需作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因此自己将坚持经常性的深入学习和钻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结合十六大精神，深入理解“三个代表”理论精髓，用“三个代表”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言行；在学习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反面案例与正面教育相结合，注重学习效果，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同时，自己要按照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确保不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

二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要时刻注意树立警醒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和态度，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判断、检验是非功过。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心系组织重托，心系群众冷暖。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端正思想作风，提升思想境界，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是始终坚持执行党的各项廉政建设规章制度。这些腐败分之地下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违法乱纪，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以身试法者必亡。通过警示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的任务艰巨性，认识到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处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紧迫性。因此，作为党员，必须积极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既用宪法和法律约束自己，也用党章和党的纪律规范自己，以实际行动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特别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

警囚关系范文篇10

反腐倡廉心得体会

近日，参加了全局组织的警示教育片《贪婪人生××××》的观看和听取公安部有关对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敛财各色腐败干部的通报，对于××××等人的腐败行为，使自己真正在思想上受到了震憾和教育。看着这些人，哪一个过去不是热血方刚、踌躇满志的同志，而今天却成为阶下囚，这就是因为他们在这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没有时刻进行理想信念的修养，加强作风建设，导致理想信念动摇，丧失党性原则，宗旨观念淡薄，把权力当成谋取私利的资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占据头脑，价值观发生偏离，堕落为犯罪分子。观看结束后，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对存在的这些社会问题，下面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在这些反面典型中，××又是典型的典型。××一案发人深省，××××虽“官职不大”，但胆大妄为，品德低下，“官德”败坏，“精通”权术，且贪婪成性。那么，在他强取豪夺完成由腐而败的进程中，为什么会一路畅通，即使怨声载道仍能稳坐“科长”“处长”和“局长”的宝座呢？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深挖其根源有如下几点：

一、执法观念严重错误，权力异化，把党和人民赋予权利当作自己的东西。对于××××这个“巨富警霸”、××××等人而言，贪婪成性，手中的权力就是他们敛财、“称霸”的“法宝”。那么权力的本质是什么？权力因何而生，又应为谁而用？权力何以异化，在××××案的背后我们应看到些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手中的权力却蜕变为强取豪夺、祸国殃民、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为了小单位的利益随意执法，置国家利益不顾，而肥了自己。权力的异化有内外两方面因素。从自身来看，职务犯罪有一共同点，即虽然犯罪人级别不尽相同，但法制观念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是其共性。而不正常乃至畸形的心理状态无疑是他们堕落的“源动力”。××××作为手握实权的“税警”长达年职务犯罪和××××短短几年收受贿赂的根源，就是人生观的迷失和价值观的倾斜。当一个人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是追求享乐，把对权力的追逐和对金钱的挥霍当作目标时，就会借权力牟私，借权力生财，成为权力的寄生虫。人格的失衡和品德的低下，助长了其贪婪自私和鲜廉寡耻，以至恶招损术层出不穷，搜刮民脂民膏，坑害国家，无所不用其极。

二、缺乏执法监督机制、体制漏洞，民主建设形同虚设，出现利用手中职权为所欲为，以个人意识代替法律。从外部环境分析，这十几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转型阶段。新旧体制转轨，两种体制并存，思想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体制上漏洞为××××等的犯罪提供了空间和土壤，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促使一部分公职人员对自己手中的权力产生了错误认识。从制度层面看，我们的一些制度缺失，或者虽然存在但是形同虚设，也是××××们犯罪的重要原因。作为国家干部的××××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鞍山市利达实业开发公司的老板！这种集官商身份于一身的“红顶商人”现象，是我国目前不少党政干部违法犯罪的一大特点，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党和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予以遏制，但是收效仍然不很明显。从法制层面来看，“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职务犯罪中玩弄权术，林的上级或疏于管理或视而不见，群众在恶权面前的是无奈和妥协。从深层次看，是社会法律意识的缺失和法律的不完善。因为前者的缺失使人们不懂得、不善于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唯有妥协；制度的缺失，则导致无法可依，对霸权的滋生横行无能为力，为权钱交易留下空隙。社会法律意识的提高是防腐拒败的基础，务必长抓不懈；现有的法律规范更多的是关注和惩罚已然的职务犯罪，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性立法远远不够。立法的欠缺和法律监督权限设置上的结构性缺陷，也给现阶段预防职务犯罪的司法实践带来了困惑。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要防止腐败，需作到以下几方面：

一是始终坚持政治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党员，只有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才能确保高质量地完成好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才能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廉洁清正。因此自己将坚持经常性的深入学习和钻研，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理论水平。结合十六大精神，深入理解“三个代表”理论精髓，用“三个代表”思想武装头脑、指导言行；在学习中，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将反面案例与正面教育相结合，注重学习效果，提高自身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同时，自己要按照党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确保不出任何违法违纪问题。

二是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完成好党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最根本的就是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党和人民利益的关系，在任何时候都要把党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要时刻注意树立警醒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确立场和态度，自觉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加强世界观的改造，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判断、检验是非功过。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心系组织重托，心系群众冷暖。在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进行自我批评和自我教育，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端正思想作风，提升思想境界，切实做到为民、务实、清廉。

三是始终坚持执行党的各项廉政建设规章制度。这些腐败分之地下场警示我们：在社会主义中国，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党纪面前没有特殊党员。一个党员干部，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违法乱纪，终究逃不脱党纪国法的严厉制裁，以身试法者必亡。通过警示教育，我深刻地认识到反腐倡廉的任务艰巨性，认识到建立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处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紧迫性。因此，作为党员，必须积极维护党纪国法的严肃性，既用宪法和法律约束自己，也用党章和党的纪律规范自己，以实际行动带动党风和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特别要严格遵守廉洁自律的有关规定，耐得住艰苦，管得住小节，挡得住诱惑，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