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范文10篇

经济哲学范文篇1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

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马克思主义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4]崔胜辉，洪华生，黄云凤.关于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科技进步与对策》，2003年10月号（下半月）.

经济哲学范文篇2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范文篇3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范文篇4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00）05-0037-04

哲学思想是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哲学。的经济哲学思想，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适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实践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经济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来说，今天的情况已与以往有很大不同；就经济哲学思想的某些具体内容来说，其适应的范围也随着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掌握，也远比过去准确和深刻。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问题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分析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农村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工业合作化的理论，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教育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文献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作了精辟的理论分析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工业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研究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历史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哲学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科学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总结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范文篇5

（一）实事求是，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点，“是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

实事求是原本是反映学风的一句中国古语。同志吸取它朴素的合理的内涵，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了新的解释，赋予它新的含义，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段表述，言简意赅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同志一贯坚持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基本原则，最突出地体现在他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基本国情选择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同志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正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认识，同志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全国解放后，同志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进一步了我国“一穷二白”、人口众多、80％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强调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并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方针政策。如早在建国前，同志就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要积极引导小农走集体化的道路。建国初期，又提出了引导农民逐步由互助组到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接着又根据中国农业生产力十分落后，而幅员又极其广大的国情，提出中的改革在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然后再发展到二者同时并存，这样，就把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了。关于手合作化的，除了强调保留我国手工业的民族传统、民族特色以外，基本上同农业合作化的理解相似或相近。实践已经证明，当时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成功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经济哲学思想中最杰出、最具有特色的组成部分之一。

同志还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和引导全党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参加经济建设。1962年，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的经济规律，还是研究特殊的经济建设规律，如按劳分配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如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规律。在研究、认识和概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同志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的这一基本方针，既是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充分发挥中国人口多、广大群众拥护社会主义这一巨大优势，又注意把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贯彻运用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去。1957年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又进一步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的安排，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具体化了。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化，同时也必须实行这一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提出了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都反复强调了把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是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全面高涨的最重要的途径。

（二）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矛盾分析方法，即“一分为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规律和矛盾分析方法也是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志始终把对立统一的观点和矛盾分析的方法作为分析和解决经济建设中的一切矛盾的根本出发点，他的许多著作如《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诸多矛盾的代表作。

建国初期，在完成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我党成功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除了中国的历史条件外，主要是由于同志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独特理论和对民族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正确政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和方法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处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民经济的各种比例关系，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崭新课题，由于党和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科学的宇宙观，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及时的和认真的探索和研究，从而大大地推动了经济哲学思想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发展，党的八大和同志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正是这一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成果的理论表现。

第一，在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同志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完整学说，并着重阐明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生活主题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社会主义社会在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以后，还存在着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新课题。1966年在我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社会矛盾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我们国家出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党和政府正在领导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另一方面，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又出现许多复杂的社会矛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同志科学地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各种社会矛盾，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第一次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还系统地论述了两类矛盾的表现、性质、区分标准、相互转化，以及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根本方法和指导方针，并且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些科学论点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给人们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复杂的现象提供了指导性的线索。

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也将不断丰富发展。从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到现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又经历了四十多个年头。在这期间，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问题上，又积累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丰富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系统地和科学地总结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从而使同志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学说得到了进一步贯彻和发展。

第二，同志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我国主义建设中的各种关系作了精辟的和概括，提出了正确处理这些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这对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同志关于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经济关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于一九五六年四月在中共中央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论十大关系》一文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三者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但也存在着差别。正确处理这三者关系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三兼顾”原则。他指出：“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个观点，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所具有的指导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改革中调整人们利益关系的基本原则。

2、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中央地方的关系。同志指出：我们的国防力量还不够强大，一定要加强国防建设。但要加强国防，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只有经济建设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当然，国防建设的发展，反过来又推动和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防建设和国防生产上，同志提出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关系，提出了国防建设必须与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的方针。

3、正确处理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这个关系实际上是个生产力布局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要和解决的实质性问题之一——资源配置问题。同志根据我国工业生产布局的与现实的现状提出了“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大力发展内地工业，平衡工业发展布局”的方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充分发挥沿海工业的优势，制定建立沿海经济特区的新的战略方针，是同志这一方针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广大内地四个层次的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

4、积累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直接反映了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同志指出：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互为条件、相辅相承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这一矛盾的原则是，必须兼顾积累和消费。“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既要反对高积累的错误，也要反对忽视积累的错误。同志尤其强调：“不能够向农民要得太多，不能够把农民挖得太苦。”陈云同志也说过，处理积累和消费关系的原则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只能建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在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上，同志还十分强调节约的重要性。指出：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党的十三大报告中也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

5、综合平衡和经济杠杆的作用。关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志在庐山会议谈话中指出：“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有群众路线。”陈云同志也讲过搞经济不搞综合平衡就寸步难行。

此外，同志在领导纠正和公社化运动错误时，强调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指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同志还提出要辩证地处理和外国的关系，并确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这一切，都是同志经济思想的发展，对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三）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依据和重大的理论建树，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改革开放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要，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一个基本点，改革开放是由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决定的，是从我国实际出发，经过几十年摸索和而确立的一项基本国策。

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把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看作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消灭，这两对社会矛盾也从根本上解决了。于是，人们在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时候，往往采取许多脱离实际的方式去解决，从而，难免犯“左”的或右的错误。

经济哲学范文篇6

【正文】

哲学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哲学概括，是马克思中极其重要的，体现出丰富的方法论思想。认真清理和这些思想，无论对于我们建构当代经济哲学还是分析现实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一、客观性与主体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经济学也非纯粹哲学，而是在融合两者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质。这种“新质”，就在于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或者从主观概念、理性原则出发剪裁、套用客观经济现实，否认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观经济现象的表层，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认识、实践的能动创造性。前者是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后者是机械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方法。

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他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就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的思想，则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对庸俗经济学思想的反思，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在面对现实的同时发挥主体能动性，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集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之大成的《资本论》，既与马克思立足于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现实，从现象分析中揭开资本主义结构、关系、运行机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谜底”有关，又与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思维成果基础上，善于走出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理论藩篱，在综合两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不无联系。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最终实现了其哲学与经济学成果——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有机统一。

纵观马克思一生的经济哲学研究，他不是躲进书斋给自己设定纯抽象思辨的命题，在主观玄想中构造体系，而是立足经济现实，捕捉提出的重大问题；不囿于“现存”和既有的方法、结论，而是让“思想的闪电”在划破理论的迷雾中，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真谛。

今天，虽然时代的巨变使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马克思那个时代有了极大差异，但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要充分发挥主体特有的能动性，破除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敢于创新，与时俱进。

二、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科学性与人文性，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体现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前者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后者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又是能动的、有价值、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这种辩证统一，体现得尤为彻底。

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经济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撇开主体的人和缺乏对人的价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体现、愿望的人文关怀的理论，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单纯“经济人”；同时，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抛弃客观的物和缺乏对客体分析的“人文关怀”，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与资产阶级经济学或哲学不同，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的本质时，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和中介的合规律的过程，强调无产阶级解放之路的寻求，首先必须深入到客观的经济底层，同时，又关注现实的人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地位、处境、命运和出路，认为自己的理论就是为“倍受压迫”的那个阶级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中，对“人”的探讨既以对客观事实的科学研究为基础，又以对人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要求为目的；对“物”的探讨既以人的价值取向为参照，又注重从物的基础、本源角度探究人文关怀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鉴马克思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方法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有助于我们关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立足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人化了的客观世界中认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质及其本质规律，为理解和满足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伪性，以及准确定位与之相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同时，也关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体现自身价值、发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人的价值要求的客观范围和内在层次，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质世界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体现生存的意义，感到人生的温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体言之，经济哲学要研究宏观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社会进步三者间的关系，研究微观的诸如经济发展、转型引发的利益与价值、公平与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与经济、与经济、与经济乃至社会心理与经济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

三、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

决定性与选择性则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关系。决定性即承认人类及其运动是有自身可循的历史过程；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前者肯定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后者肯定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因此，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这种统一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纯实证经济论和蒲鲁东陷入纯思辨的经济论，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离开历史的主客体关系来考察经济，没有看到客观经济规律既是人的能动实践的结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无策；但经济事实作为既定产物又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制约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经济活动中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关系，导致他们或者陷于机械决定论，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永恒之手”，完全制约着人的活动；或者陷于唯心能动论，视个体理性、“社会天才”的自由意志为解决经济矛盾的灵丹妙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一方面认为社会的、历史的物质活动是人类生产实践、经济生活的根本，生产力是在人类从事生产的经济活动的历史过程中积累、创造的物质力量，而不是自身无前提的先验假设；同时又认为人类生产实践是主体的人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力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物化，生产关系是人为适应生产力而创造的结果。这样，马克思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作为历史的主体与客体的基础和中介，地预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活动，是历史决定论和历史选择论的统一。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考察当代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和制订新世纪化战略决策，有助于我们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的两极，既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的事情做好。借鉴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态和可持续等问题，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与自然成本和生产效率、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社会发展中的物质生产、人口生产与精神生产，自然发展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与自然可再生性发展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四、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视角。前者侧重于以特定社会经济运动的系统以及系统中要素间相互关系为基础，把握社会结构；后者侧重于以社会经济运动的过程以及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发展的规律为基础，把握社会形态。运动通过静止表现出来，相对静止中有永恒的运动。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上述理论在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具体体现为他的“有中介的社会生产体系”观：社会就其静态存在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就其动态展开看，是生产力发展改变生产关系及其一切社会关系。生产方式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既为生产力所决定又决定生产关系，既具生产力功能又具生产关系价值，是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人类社会特定结构及其整个历史运动，既是一个以生产方式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系统，又是一个由生产方式运动推动的过程。因此，社会结构与社会形态统一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生产方式。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上述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助于我们既从历史的、现实的国情出发，又把它置于“世界历史”、“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中；既从我国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出发，又联系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和总趋势，从而既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并互通互补，生产的技术层面构成生产方式的基础，经济体系以它为坐标系，经济形态的依次演进从根本上决定所有制形态的一般发展，因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市场经济发展阶段不可超越，中国必须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市场经济；又看到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的中介性必然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社会制度结合，生产关系的社会层面决定社会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态可以反映相同的经济形态。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实行的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应该而且必然是社会主义的。

五、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

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论思想。它体现为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从经济现实出发，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的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而不是止步于实证归纳；而且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与揭示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

还在马克思创立经济哲学之初，他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既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其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而马克思《资本论》中贯串始终的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分析与综合、演绎与归纳的方法，则是他融合经济学实证性与哲学思辨性的结晶。虽然这部研究资本主义的巨著侧重于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但这种分析却既因哲学唯物史观的运用而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超越了纯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强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经济学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的实证而使哲学的逻辑推演，超越了纯思辨的抽象论证而具有透彻的经验说服力，从而使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了任何单纯的经济学著作或单纯的哲学著作。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如同劳动、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既是经济学又是哲学的基本范畴一样，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今天，借鉴马克思的哲学理性思考和经济学实证分析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必须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经济范式、技术模式、操作手段等经济学的表层。另一方面，在深化诸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必须结合和依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革命、信息革命等问题加以经验证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出既不因满足于繁荣表象而对自身功能产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对自身功能产生怀疑的，既适合又能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经济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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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

经济哲学范文篇7

斯密以来，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机械自然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系统实在观。本文分析了这三种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具体影响，并指出仅仅依靠系统实在观是无法完全克服机械自然观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带给经济学的局限性，需要引入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发展进行指导。

一、以机械目然观为哲学基础的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及其局限

机械自然观的建立始于英国那个被称为“机械宇宙绘图员”的霍布斯以及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后来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完善。机械自然观强调从部分和个体角度认识整体，认为整个世界与机械类似，由部分组成又可以还原为部分。这种哲学观经过工业社会的实证后得到进一步的强化，成为各门学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生物学将生物细胞与人体器官当作机器的零部件理解；医学将人的精神和肉体分开进行治疗；管理学的泰罗主义将人看作生产工具，和机器一样被当做时间和动作的研究对象。

机械自然观是19世纪西方学术界有关世界的一种主流认识。受牛顿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很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主张将社会科学建设成类似数学和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观点无疑对边际革命的创始人瓦尔拉斯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瓦尔拉斯就是在牛顿力学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来构建他的经济学一般均衡体系，目的是用自然科学的理性原则构架起一套经济宇宙的客观法则，在这样的经济宇宙中，人们可以用尽可能少的公理演绎出经济生活中的规则。为此，他秉承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对其做了进一步简化①，将社会归结为同质自利个体的总和，遵循先分析个体规律，而后将个体规律直接加总为社会规律的路径研究经济现象，并且这一路径是不可逆的。这种方法论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一直遵循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其哲学基础显然是机械自然观。

通过个体来认识整体，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机械自然观将个体组成整体的过程过分简单化了。整体并非个体的简单组合，这一过程不是物理过程，而是化学过程。机械自然观对这一过程的简化是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缺陷。瓦尔拉斯将经济学数学化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缺陷，他将社会看作同质个体的机械加总，忽视了个体在习俗、道德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也没有深入研究个体组成社会的有机过程。以系统论的“蝴蝶效应”②为喻，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实际上只研究了蝴蝶扇动翅膀的动作，并没有研究这一动作引起龙卷风的整个过程。在这种哲学观的指引下，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的一个横截面，并没有关注经济发展过程。所以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批评说，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经济运行，而没有研究经济发展。

二、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经济学注重个体与竞争传统的强化及其局限

如果说机械自然观只是从学理层面为经济学片面强调个体主义方法论提供哲学指引，那么，社会达尔文主义则进一步渗透到社会层面对经济学注重个体、强调竞争的传统进行了强化。

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提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将这一原则应用于社会领域就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不过达尔文本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由自然界扩展到社会领域，这一过程是由斯宾塞等人完成。早在1850年，斯宾塞就在其著作《社会静力学》中提出了社会进化的思想，当《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为其社会进化思想寻找到了更多的生物学论据，于是就有了其后来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辩护的《第一原理》。1890年，马歇尔在斯宾塞《第一原理》的基础上将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入经济学，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经济学原理》有那么多词句与《第一原理》相同。马歇尔的经济学体系所受进化论思想影响的深刻程度，可以从他的一句名言看出，他说：“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

达尔文认识到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但他并没有忽视生物问的共生现象。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无视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合作，片面强调了这一过程中的生存竞争。这是对达尔文本意的曲解，因此博尔丁意味深长地说，达尔文显然不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对竞争的片面强调意味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缺乏道德基础，这与强调理性分析与竞争、忽视道德研究的经济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I司时，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一种典型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因为它也只是从单个物种间关系来认识竞争，然后将总结出的所谓规律推演至整个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这与建立在机械自然观基础上的经济学牛顿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共鸣。虽然进化论的思想最初萌生于经济学，但社会达尔文主义远比经济学流传更广、更“深入人心”，所以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深刻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而不是相反。

社会达尔文主义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的缺陷，为什么还能够在西方社会成为主流?除了历史局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掠夺提供了理论辩护。盛洪在分析经济学本身所具有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精神②在西方得不到弘扬的原因时指出：“在现代经济学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西方列强正走着一条用武力向外扩张的道路。尽管连年征战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西方对非西方的掠夺和榨取却减少了西方国家战国状态的残酷性，使得西方文化较少对战国规则产生憎恶之感，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感受不深并且能够从中获得切实好处，人们有意无意地坚持或支持社会达尔文主义，使它得以长期存在。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社会达尔文主义当然也就不能得到反思与扬弃。

三、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影响

20世纪以来，随着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对人类认识的拓展，系统论这种新的哲学思想得以产生。系统论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大系统，这一系统虽由各部分组成，但各个部分并不能与系统机械地分合，因为系统与部分之间除了线性关系，更多的可能是远远超出人们想像的非线性关系，这种非线性关系使得人们的决策往往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与机械自然观不同，系统论哲学认识到整体、关系、过程和动态的重要性，强调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个体，认为关系和整体是首要的，个体必须在动态的整体过程中才能够界定，而且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在整体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无所谓主次。这种哲学观对众多领域的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强调身心统一的整体医学观、管理学当中的系统管理理论以及各学科中的自组织理论等等。

系统论哲学思想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27年海森堡发表了《量子论运动学和力学的直观内容》，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1930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证明“在数学中总有一个不可知”，提出了“不可判定性”。这其中蕴涵的不确定性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原理，而精通数学的凯恩斯接受了这一原理并将不确定性引入其1936年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分析中③。这可以看作是系统论思想最早在经济学中的应用。而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混沌经济学、演进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更体现出系统实在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和交易费用的强调，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知识等也纳入了经济分析，使得经济学不仅接近了现实，而且有突破个体主义方法论的趋势，其对集体主义方法论的强调将促使经济学反思机械自然观。混沌经济学尤其关注一些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的模糊现象，发展下去似乎也会在哲学上改进经济学：因为以机械自然观为基础，只能解释运动状态能够复制的周期性现象，而对于那些路径界定非常模糊、经常有涨落、且运动轨迹很少或者根本不能够复制的波动性的非线性变化，则需要借助系统哲学观才能够解释清楚。演进经济学则进一步阐发了经济学的经济生物学性质，而不是经济力学性质，这既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也是对经济学牛顿体系的挑战。

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上述经济学的新发展还没有从哲学基础上真正扬弃机械自然观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因为它们还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这些东西，从而使它们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发展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丰富。凯恩斯虽然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引入经济分析，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清除个体主义方法论和“经济人”假设的影响，很快被希克斯－汉森的LS－LM的模型同化，被萨缪尔森综合进“新古典综合派”，后来还引出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和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范式的分析仍然采用的是“边际分析”和“经济人”假设等，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一个统一的主体理论框架。用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由纲领不变的硬核和可变的保护带两部分构成”这一模型来分析，上述非主流经济学只不过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做了调整，并没有触及其内核。用库恩的话来说，新古典经济学目前还只处于“危机阶段”。因此有人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其实不过停留在19世纪哲学和物理学的水平上，还没有实现“现代化”。“在现代经济学与当代哲学之间是一段沉默的距离”。也就是说，经济学并没有完成在系统论基础上的哲学重建。

四、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发展的可能贡献

由上述分析可知，经济学要想获得新的长足发展，在哲学基础上必须突破两个局限：一是机械自然观的局限与束缚；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与束缚。对于第一个局限的突破，需要借助系统实在观的贡献，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已经做了初步的尝试。尽管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依然任重道远，不过依靠西方的历史资源与努力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还是有可能的。对于第二个局限的突破，由于文化无意识的作用，仅靠西学的资源就要困难得多，必须考虑引入新的文化传统来改造西方原有的社会哲学和人们认同的旧的行为规则，而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古典哲学是为数甚少的可资借鉴的非西方的文化资源。事实上在系统实在观的基础上对第一个局限有所突破后，经济学应该向何处去，西方至今没有找准方向。

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是天下主义，这种天下主义也必定是一种和平主义，它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引入到社会领域，是以民族主义为现实基础的。所谓民族主义是指人类中的一部分人因生理或文化方面的特征而达成的一种身份共识。由于它只认同本民族的利益，低估其他民族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用强力或暴力手段来改变本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财富分配与利益冲突，使之更有利于自己。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民族主义的这种暴力行为提供了理论辩护，因此只要有民族主义就必然会有社会达尔文主义。而天下主义则持“世界大同”的观念，认为人与人是同等的，国与国是平等的，根本就没有也不应该有民族之分。由于强调对全人类的认同，从天下主义很容易导出“天下为公”的原则，在它看来，以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谋求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实际上毫无意义。因此，天下主义更倾向于用和平的、自由贸易的方式，而不是用暴力或者强力手段去获得财富。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为增进全人类的整体福利，我们需要的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或者社会达尔文主义。因为在民族主义下，为侵略或防止侵略，不同的国家将主动或被迫将资源用于发展暴力手段，而在天下主义下，这些资源将会完全被配置到社会生产中去。更为严重的是，坚持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还很有可能使人类社会最终走向灭亡。因为在民族主义“以暴制暴”的行为规则下，民族国家要想在竞争中获胜，就必须确保自己在武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长期竞争的结果是“不合作冲突”不断升级，发展到现在便是人类拥有了数万颗核弹头，足以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已经将人类社会带到了灭亡的边缘。

要发扬天下主义就必须要倚重中国，因为中国是人类历史上惟一以天下主义文化传统为主流的国度，她为今天整个世界天下主义文化发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天下主义要成为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文化主流，至少要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长期的和平统一；二是幅员辽阔。长期的和平统一才允许一个国家利用和平的方式去促进该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并发展出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去发展民族主义；幅员辽阔才可能促使一个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的状态下把自己“作为一个世界以发展，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中国在秦朝便结束了战国时代，并形成了一个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这非常适合天下主义精神的发展。用汤因比的话说，由于长期的和平统一，再加上“独尊儒术”等文化政策的实施，中国自汉以后便发展出持久的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虽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断有朝代的更替战争，但中国的文化成功地将国家和天下区分开来，以确保天下主义的发展，顾亭林的一段话深刻地反映了二者的不同，“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反观西方，他们至今也没有结束战国时代，而国与国争必然滋生民族主义，所以西方文化的主流目前仍然是民族主义。虽然欧盟正以和平的方式统一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民族主义的结束，因为欧洲的统一只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民族主义。①

只有天下主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经济学本身所蕴涵的天下主义与和平主义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挥。在天下主义还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前，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去论证和迎接这一时代的到来。由于文化的无意识，相比生活在民族主义文化氛围下的西方经济学家，中国的经济学者更有可能突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局限，在中国古典哲学的指引下清理民族主义的影响，提出西方经济学家因为文化偏见而提不出的问题，并使经济学的发展回到她应该回到的轨道上来。正如汪丁丁所说：“经济学向现代的发展应当，而且也只能，从回到哲学开始。中国经济学家固然是先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训练，然后才被实践推动着去思考超越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不过中国经济学家对老师的超越，在我看来会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这一超越必须从哲学开始，而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可能就是哲学了。”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随着西方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思，我们相信，中国的天下主义文化必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那时经济学就真的会成为“她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经济学”。

经济哲学范文篇8

关键词：科学技术；哲学角度；低碳经济；概念现状；发展认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迅猛发展，低碳经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实现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充分的认识低碳经济工作，并且能够在科学技术的哲学角度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能源的消耗，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更加低碳环保，促进我国绿色理念的践行，实现我国各项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分析

低碳经济是在2003年英国提出来的，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转变发展方式，降低二氧化碳等的排放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强调新能源的开发、产业的转型升级、更加注重创新的力量以及创新的技术等。通过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能够保护我国的环境，最终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有其存在的大背景，主要是由于全球气候的变暖，影响到了人们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这种现状，必须要减少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缩小二氧化碳的浓度。才能够真正的改变全球气候，抑制全球气候变暖。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会容易引发一系列的后果，比如说自然灾害的出现，生态系统的进一步退化以及冰川融化。结合全球变暖所存在的一系列恶果，必须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倡导生态能源以及水资源的和谐，避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造成环境的破坏以及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威胁，在这种大背景之下低碳经济的概念应运而生。

二、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不足分析

低碳经济的发展符合我国绿色发展的理念，也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但是在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低碳经济的目标并不够明确不可否认全球经济正在稳步发展，但是很多地区对于低碳经济的概念认识依然较为模糊，不能够真正的明确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虽然低碳经济的学术概念存在着很大的研究价值，但是在长期推广的过程当中，发展低碳经济的效果并不明显，比如说对各种能源依然是过度消耗，森林资源的过度砍伐造成了植被的破坏，不能够更好地吸收二氧化碳。尤其是将低碳经济错误的与循环经济等相混淆，不能够真正的了解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自身的特点，也就不能够解决当下的存在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二）存在着舆论欺骗以及文化利己主义低碳经济由于起源于西方的发达国家，因此，其发展模式并不是可以全盘复制的，应该根据国情的差异来进行不同的考量和理解，但是当下我国推进低碳经济的过程当中，由于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不能够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一致，造成了低碳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舆论欺骗性。比如西方国家已经进一步完善了产业结构，并且将一些污染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西方国家的节能减排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进行了推广，那么相比较而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消耗的大部分能源都提供给了西方发达国家，这样就会造成一种不平衡性，也就是文化利己主义。（三）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问题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之下，低碳经济发展也应该符合时代的行情，同时与地方实际相符合，但是由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不一样的，对于一些经济发展较为缓慢的地区而言，过度的强调低碳经济会阻碍到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会造成传统经济的增长受到影响，同时也会限制住社会的进步。（四）消费上过于奢侈。在哲学文化角度来讲，奢侈消费是指在消费时代当中存在着部分少数群体具有高档奢侈消费的习惯和行为，比如说超前消费，虽然获取了相关的情感需求，满足了自身的欲望，但是却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在中国部分消费者也追求一些奢侈品，导致了我国的消费行为正在逐年的提升，总之由于错误的消费理念以及消费习惯，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或者是低碳经济的进一步落实。

三、科学技术哲学角度下低碳经济分析

鉴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当下我国开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有必要在科学技术哲学的角度之下加强对低碳经济的分析和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充分的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人类无时无刻不与自然发生着关系，人类的一切的生产生活活动都是依靠自然的给予的。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之下，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必须要综合考虑到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损坏现象，但是环境问题的类型相对较为复杂，因此要区别对待。比如说土地荒漠化、生物的多样化以及淡水资源相对较为缺乏等，需要针对不同的环境问题，来采取有效的发展手段和方法，才能够解决问题，实现低碳经济的发展。另外需要考虑的是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环境造成一系列影响，为了达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和谐共处，必须要从源头上解决环境问题的出现。由于人、自然和社会本身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发展，人类在进行自然资源运用时不能够过度的进行资源的挖掘，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而是要寻找一种平衡。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该保护资源，促进生态平衡，因此发展低碳经济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制约关系，在创造经济财富的同时，也要加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避免对自然过度的掠夺和消耗，以免引发环境问题。其次，要了解现阶段的全球环境问题。人类从产生一开始，就与自然界发生着密切的关系，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因此，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是人类活动的基础，是正确处理人员自然关系的前提。科技哲学中强调主观能动性，因此面临着自然的破坏，必须要发挥人类的重要作用，才能推动低碳经济。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就必须要了解到全球的环境问题及现状，比如说过度的进行农业的开垦，势必会造成一些灾害，比如说洪涝灾害、水土流失等，比如说英国伦敦出现了延误时间，这就是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发所造成的，因此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人类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必然会给环境带来一定的损害，但是一系列恶果都是由于人为原因所造成的，一定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避免对自然的恶化，避免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排放过多的废弃物，造成全球的环境污染，尤其是发展国家也要避免走“以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道路，而应该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把握好经济发展的度，更好的对资源进行有效利用。科技哲学认为：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其规律性的，事物的运动和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并且这种规律具有普遍性。自然界的存在和发展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注重保护环境，改变传统的发展错误观念，采取绿色的发展理念，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减少对资源的消耗，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最后，要充分的认识到双刃剑的问题。在科技哲学的指导下，一方面要接受哲学理念，另一方面要采取科技的手段，通过科技的力量来改变当下人类的行为，但是也要承认凡事的两面性。由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任何事物都存在着两面性，因此在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必然会对环境产生一系列影响，这就需要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要充分的认识自然、改善自然，只有把握好度，才能够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友好相处，因此要掌握住自然规律的同时也能够利用规律，去挖掘相关的资源，有效的改善环境，促进低碳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开发的过程当中要避免出现人类私欲的膨胀，而要通过正确的认识，合理的利用规律、把握规律，对资源进行使用。

四、总结

低碳经济的提出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也能够缓解，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尤其是能够改变全球气候变暖的现状，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环境。但是当下低碳经济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说目标不够明确，在进行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依然存在着一些舆论欺骗以及文化利己主义，同时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也不够优化，依然存在着一些奢侈浪费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强对低碳经济的科学技术哲学思考，需要结合全球问题去充分的考虑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然后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才能够真正的解决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参考文献】

[1]王力尉.科学技术哲学角度下的低碳经济研究[J].智库时代,2018(19):122-123.

[2]刘宇.科学技术哲学角度下的低碳经济分析[J].科技风,2018(13):252.

[3]李志强,姚逊,温建芳.低碳经济背景下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动态推进模型研究[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7,27(6):88-92.

[4]张明国.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以化工反应过程强化技术研究为中心[C]//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自主创新——第十二届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年会.2017,27(6):88-92

[5]姚逊.新时期低碳经济的内涵与发展趋势分析[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4(4):140-144.

经济哲学范文篇9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经济哲学范文篇10

内容摘要：如果从后现代重视个体、强调差异、主张主体间性来分析经济高速增长之后的经济哲学，那么其当下的状态可以看成是由经邦济世回溯为个体的安身立命，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持守的微型叙事，由经济与政治联姻演变为个体的日常生活方式；对经济哲学的后现代视角探讨，有利于避免利益面前的利令智昏和道德沦丧，在理性与情感的搏击中获得人性在利己与利他中的正确地位，从而拓宽经济哲学的研究视域。无论从部门哲学还是从经济学的哲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讲，经济哲学所涉列的内容争论并不大，其重要的是重视经济哲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的内涵由单纯的经济增长、效率提高转变为经济生活中人的生活质量的考量，由机械化、工业化的指标转变为人在其中的身体感受和价值追求的衡量，这既可以看作是经济学对哲学的回归，也可以看作是经济学批判视野的再现。本文从经帮济世—内在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几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与其说现代经济哲学的主要目标是对经济的实际效用进行分析和总结，毋宁说后现代经济哲学将经济对人生的关照作为其关注的对象，将生活的幸福指数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以说正是经济哲学这一关照对象的生活转向凸显了经济学的人文气息，更彰显了经济学的人文关怀。在走过了数字化、精确化、逻辑化之后，又重新回归到了经济学的内生化，即回到对人本身关照的前经济学时期，经济成为生活的内容而不是专门的工作。

经邦济世—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

我国古代将经济思想蕴含在经邦济世的理念之中，从人性的善恶分析中解读经济发展的动机及目标。古代最早用“经济”之词的是隋代王通的《文中子•礼乐篇》“经济之道”，意为“经国济世”、“经邦济民”，主要是指治理国家、拯救贫民。管子隐藏于人性之恶引起的功利主义是趋利避害，把经济利益的现实追求作为政治活动的终极目标，只因“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既然社会的安定、道德的进步都是以物质的丰富为前提的，经济的发展就成为管子的理想追求。孔孟从人性本善中推出增加财富是施仁政的结果，并非政治行为的目标，追求重义轻利，经济与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是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一方面经济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论证，另一方面经济是哲学理想的实现途径。

西方哲学在古代是包罗万象的，所有思想都囊括在哲学之中，这种意义上的哲学与经济学没有分开，西方最早使用“经济”一词的是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在《经济论》一书中，本义为家庭管理术，他认为唯一有用之物即财富，人人都应将获得更多财富为目标，于是将组织和管理奴隶生产财富过程称之为经济。

亚里士多德将哲学中的辩证逻辑运用到现实的经济分析中，赋予经济以谋生手段的含义，他提倡公平、调和及中庸，经济既包括协调夫与妻、奴隶主与奴隶的关系，又包括致富之术，并将经济行为与道德行为结合起来，他用挥霍、慷慨、吝啬分析人对待财物的态度，体现了伦理学中“执两用中”的思想，“在财富的接受和支付上，中间性是慷慨，过度了就成为挥霍，不及了变成吝啬”。“慷慨是在财物方面的中庸之道”。“一个人能对财富最好地使用，也就具有了在财物方面的德性，这样的人也就是个慷慨的人”。用有德性来衡量经济与用财富来衡量德性是亚里士多德内在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其它如斯多葛派、诡辩学派和伊壁鸠鲁派等都从伦理观点出发观察经济现象，其经济观点又从属于各学派的哲学思想体系，并为政治主张佐证。

总之，在古代没有刻意而为之的经济学的哲学分析，只有蕴含于哲学中的经济观念，此时的经济分析就是一种经济哲学，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就是经济哲学的视域。

我国近代“经济”更是体现了谋生、生计之意。近代日本借用古汉语中原有词汇，取“经世济民”之意，将西文economy翻译作“经济”，当时我国严复等人则译为“生计”，后由孙中山等人采纳日文译法并介绍到国内。总之，经济更多是蕴含在人生哲学中的安邦定国理想的实现路径。

群己博弈—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在经济学独立于哲学之前，也就是在国民经济学主导人们经济思想之前，经济学试图独立的路径其实是以哲学为其方法的过程，也是哲学思想在经济学研究视野中的展开之途，更是哲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务实的晚期斯多亚学派重视个体感受和个人利益的追求，不仅影响了古希腊晚期的政治哲学思想，更波及到了经济领域，出现了个体利益至上的个人主义倾向。与中世纪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相对应的则是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分野，也成为重农学派的重要理论来源；经院哲学在论述拯救个人灵魂的同时，经济社会也是以个人兴趣和行为作为出发点。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原则的功利主义，在自然法思想的影响下强调个人地位和利益的合法性，将追求个人幸福和利益正当化，在伦理上个人的幸福和快乐上升为最高的善，而在经济理论中成为方法论原则。随着中世纪后期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兴起，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也从被动的自然主义进入理性抉择，从天然为自己转变为理性为自己，对自己的经济行为有了理性的把握；当然这是与启蒙运动所带来的重回理性的目标相一致的，虽然经济学还没有完全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还没有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已经看到了经济学思想中的哲学方法论痕迹。

义利之争—经济增长的效率追求背离哲学的人文关怀

从亚当•斯密、马歇尔到凯恩斯的理论革命都是为了解决资本主义实际面临的经济问题而产生的，其思路是把社会本质问题、基本矛盾转化为技术问题和具体方法问题，哲学的思辨在经济学说中逐渐淡化，尽管将理论转化为具体的方法和政策，使理论具备了可操作的优点，但同时他们撇开对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的研究，使经济学和哲学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分化。

在亚当•斯密看来，人在追逐利益时都会试图达到最大化，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看似冲突中其实可以达到对社会利益的最大贡献，由承认利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构建的社会是符合人性的，就是其在《国富论》中论述的由价格为信号、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达到最佳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秩序。所谓“斯密问题”在这里就会凸显出来：经济秩序中的利己主义和道德情操中的利他主义的矛盾。虽然斯密在一致性方面作了努力，一方面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整着每个利己和利他者，每个利己主义者都是互相需要的，在利己的同时为社会创造共同利益，达到共富，也就是试图从市场机制上保证利己和利他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通过社会道德规范和社会立法实现一致。

无论是以英国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大卫李嘉图理论，还是建立在实证科学哲学意义上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试图要实现在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内心的宁静。现代经济哲学体系要求，从总体上阐明社会意识形态、法律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生产力等多种因素对经济关系之间互相交叉的作用和影响，考察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考察人类经济生活及其决定力量。可是适得其反，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精确化，却更加远离了人的日常生活，人失去了位置，人的快乐与幸福在经济逐步繁荣中却逐渐减少；此时，人类不得不反思在市场及规律面前人性消失的原因。经济学在实现独立的同时逐渐远离哲学，只有利益的争夺，而消失了人的情感。

在理性哲学观融入经济思想中从而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已经孕育着它一定会走向其极端，理性逐渐主宰人的生活，理性力量的整体化带来的是人性压制，随着现代经济学的日臻完善，尤其在与现实生活的反复较量中出现了波及范围更广的危机，同黑格尔哲学一样当它成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同时而走向了终结。

安身立命—经济哲学发展与回归的逻辑起点

经济学跟随资本主义问题而展开的理论企图映射出了其远离人性的社会本质，追名逐利跃升为社会的主题，人退居在经济机器之外变为欲望生产的守夜人，道德的宁静与得失的平衡反倒成为现代人的现实志愿，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数字经济等虚拟形式下的后现代经济的排挤下，安身立命与个体操持在社会转型中成为财富与贫穷中两极动荡的艰难抉择。

自工业革命到二十世纪中叶，把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界定为对经济增长的片面价值取向的话，那么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人们已经明显由对自然的疯狂征服与掘取趋向于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寻求人的幸福与享受；由原来简单的经济增长的线性取向转向一种深思熟虑后的、更加渗透了人对自身关怀的、推己及人的、悲天悯人的情感化生存追求。不为眼前利益所动、考虑可持续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新动向，由理性追求达到的财富极致与道德需求的矛盾，呼吁非理性因素进入经济发展的领地，将后现代哲学和谐、差异、共在的要求在经济发展中凸显出来，社会进步与个体发展同时成为时代的主题。

第一，经济哲学由精英的经邦济世回溯为平民的安身立命。经济的地位从决定国家命脉过渡到成为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从而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和群众基础。由经邦济世下降为安身立命其实是人性惰怠的表现，也是对人类有限性的确认，更是生活意义追问的直接表达，虽有道德安抚的功用但沦落为平庸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经济哲学由社会掌控的宏大叙事变为个体操持的微型叙事。在计划经济全面溃散、市场经济兴起后，宏大的政治与经济理想逐渐隐退到社会的低层，经济的无所不能独占鳌头，个体独立成为经济哲学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个体成为莱布尼茨眼中“没有可供出入的窗户”之封闭单子，个体操持成为社会叙事的主流话语，人在自由中徜徉的同时感受到了孤独，经济受益的喜悦被内心的彷徨所驱赶，人游离在经济之外成为“经济人”的镐头和无机界的有机体。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于俊文主编.西方经济思想辞典[M].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

3.吴德勤.经济哲学－历史与现实[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

4.赵崇龄.外国经济思想通史[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