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特区范文10篇

经济特区范文篇1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有一个关键词注定让人无法忘记，那就是“经济特区”。

没有经济特区这个“钻头”，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历史空间中的掘进，就不会达到今天的深度和广度。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试验田，作为开放的窗口，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新时期继续演绎着有声有色的活剧。

敢闯敢试、杀出血路：解放思想的“探索者”

1977年，刚刚结束了“十年浩劫”的中国百业待兴。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第一次外出视察，首站选择了广东。在广东，邓小平的眼光盯住了深圳这个沿海小渔村，和香港只有一河之隔。当年，当地农民一天的收入不过1元钱，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为60多港元。怎么尽快让群众富裕？怎么尽快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中国推向了改革开放时代。1978年4月，广东、福建省委向中央要求在改革开放中“先行一步”，利用邻近港澳等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吸引外资、扩大出口。邓小平听说后，高兴地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

1979年7月，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建立出口特区，后改名为内涵更丰富的“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五次会议向全世界宣布：社会主义中国创办了经济特区。美国《纽约时报》惊叹，“铁幕拉开了，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特区“摸着石头过河”，但“探索者”也受到争议。1984年，邓小平决定到特区去看一看。看到深圳由过去“水草寮棚”的渔民村变成“家家万元户、户户小洋楼”，看到企业开发的计算机软件，看到“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邓小平欣然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他又要求“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当年，国家进一步开放天津、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接着开辟“长三角”、“珠三角”，福建“厦漳泉”3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又增设海南经济特区；1988年5月，在“中关村”成立中国第一个部级的高科技园区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0年4月，更是作出了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

1992年，邓小平再次来到特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经济特区，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经济特区这一“最大的解放思想、最大的改革开放”，正是我们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实践依据。

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连接着深圳与香港、全长不足50米的“罗湖桥”，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眼里，是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当年，封闭多年的内地人走过“罗湖桥”，不仅看到了牛仔裤、蛤蟆镜、收录机，更看到了浪急潮涌的科学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

而跨过罗湖桥的香港人，看到的是内地改革开放的决心和气魄，看到的是内地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变化。深圳发行了新中国最早的一张股票“深宝安”，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的“第一槌”；厦门利用外资修建机场、组建地方航空公司、成立合资银行；珠海的技术入股、跨境工业区；汕头改干部委任制为聘任制……

28年间，深圳经济增长速度年均达27.3%；2007年，珠海的工业总产值是1980年的1370．5倍；2007年，海南工业总产值突破千亿元大关，是20年前的36倍；上海浦东新区2007年GDP达2750亿，是1990年全上海的3倍！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0周年之际，专程来到深圳。在莲花山高高耸立的邓小平塑像前，他希望中国的特区“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上海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具前景的航空枢纽，周边城市主动“接轨大上海”、“融入大上海”；深圳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与毗邻的香港共建“深港创新圈”；天津滨海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也风生水起，欣欣向荣，共同显示出特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自主创新、和谐共进：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经济特区还要不要“特”下去？经济特区还能不能“特”下去？人们在关注中国的经济特区，中国的经济特区也在思索着自己的新内涵、新定位和新走向。

2003年4月，总书记来到深圳，要求深圳“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作用仍具示范效应。

经济特区范文篇2

正式制度的目标取向与组织中个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决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两者的兼容与否决定了组织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激励、监督费用和强化成本三方面进行。一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的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时，将会大大提高组织的经济绩效。组织中的成员受到一种自我激励，这种激励通过正式制度的确立而更加明确。而当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一致时，它们将相互强化。非正式与正式约束的一致性将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因为监督和强化机能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成员的偏好和利益有较大差异时，这种不一致性导致较低的绩效。因为首先，对立的规则与规范使经济行为者无所适从，缺乏激励。其次，由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的利益偏好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高，从而导致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组织的冲突和摩擦。

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制度演进中的兼容性问题的结论：一是进化过程不一定带来最佳的传统和制度。由于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的原因，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难以从帕累托劣势的社会传统中摆脱出来，即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二是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更具演进特点。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受不同之手——“刘易斯之手”和“斯更努之手”的指引。前者是指通过理性的共同知识、主观的认识和批判，来预设和推动制度的变化；后者指人们只通过他们过去的行为观察到其获得的效用，并强化好的行为或继承坏的行为。因此，在制度演进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进化博弈论给出关于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制度演进中的制度兼容的解决之道：一是通过引入较系统的突然变异，使社会脱离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衡；二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介入，将人们的行动转换到更高支付的战略上；三是积极促进低水平均衡的社会与具有不同习惯的高水平均衡的社会交流，提高原社会形成更佳习惯的可能性。据此达到新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较高水平上的兼容，并使两者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达到自我强化，通过互动强化，使两者结合得更加紧密，造成一种报酬递增的机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绩效。（见表1）

总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致，则无论是从激励角度还是从约束角度所需的交易成本都较低，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绩效；反之则相反。

二、WTO规则与特区制度兼容、经济绩效

加入WTO，中国面临WTO规则与中国现存制度的兼容问题。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强整个制度的经济绩效已成为当务之急，即使中国的经济特区也不例外。

WTO规则的变迁、演进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双重性质，是两种正式制度的制度结晶体。但对加入WTO者来说，则明显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征，尤其对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而加入WTO者本国原有的制度则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因此，两者既存在着相容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不相容的可能性。在WTO规则与本国原有的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而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当两者不一致时，或当WTO规则与本国原有制度由于各自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造成两者不能兼容时，则均对应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经济绩效。现实表现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具有强兼容性，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制度具有弱兼容性，经济绩效的差异即市场经济的发达与不发达由此引出。

中国的经济特区制度与WTO规则同样既具有兼容性较强的一面，同时更有兼容性较弱的一面。说其兼容性较强，是相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非经济特区而言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说其兼容性较弱则是指相对于WTO制度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即市场经济不发达而言的。经济特区较强的制度兼容性与欠发达地区较弱的制度兼容性的差距，足以使加入WTO后的经济特区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其制度优势、经济绩效优势和地位的优势；并构成经济特区今后的“特”之主要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对WTO规则而言，各国的内在制度均属“非正式制度”，就制度的兼容性强弱程度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程度更高，而其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非正式制度”程度上只有参差不齐之分，而无本质上的区别，经济绩效上的差异是制度兼容性的晴雨表。

三、强化经济特区的制度兼容性，保持经济特区的高绩效

与WTO正式制度比较形成的各国的制度虽属“非正式制度”，但各国的制度又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加入WTO国家的制度兼容，将面临WTO规则与本国的正式制度兼容和与本国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两方面的难题。而由于WTO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居于屈从地位，并应努力改变本国现存制度，以适应WTO制度，强化整个制度的兼容性，达到加入WTO提高经济绩效的目的。此点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特区概莫能外。比较而言，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WTO规则均有较强的兼容性，而非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的欠发达在制度兼容性上则明显弱于前者。但两者的制度兼容性与WTO的制度要求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需变革的制度多少不同罢了。

WTO规则的强制实施的特征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原正式制度必须服从于WTO规则，形成新的正式制度安排，而这一新正式制度安排具有更强的时效性。政府作为正式制度供给者的功能决定了政府的供给主体地位。发挥政府在这种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优势，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以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性潜能”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这就要求经济特区政府必须迅速及时地对现有正式制度进行清理和整顿，具体包括各种规则和契约，以及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尽力缩小WTO规则与法律制度的偏离程度，减少制度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中国乃至经济特区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经济学，而是更多的法律。同时，这将再一次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进行诠释。

经济学认为：对经济绩效的考察，应集中于制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上。因为，经济绩效最终要落实到经济行为者的决策和努力上。所以，在考察制度兼容性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激励因素便成为首要的因素。因此，经济特区政府在新的正式制度的安排过程中，要注意新规则的目标与其成员的偏好和利益的一致性，充分体现制度的激励功能。经济特区政府在此方面大有

可为。另一个影响经济绩效的重要因素是监督费用。由于经济行为者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监督是十分必要的。因此，降低监督费用，成为保证制度以较低成本运行的关键。降低监督费用的约束机制属于制度的实施机制范畴。实施机制是制度的内在构成部分。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成本大于违约收益。使违约者望而却步。制度的硬度是实施机制好坏的函数。在中国建立与WTO规则相适应的制度（尤其是正式规则）并不难，关键在于制度的实施保障。国人的权利观（等级权利观，而不是西方人的权利相互制约观）、人情观往往使一些制度软化、甚至形同虚设。国人在实施制度时喜欢讲灵活性、弹性、例外（实质上是特权）等等。经济特区人在此方面的观念虽与非经济特区人有一定差别，但也并不十分明显。能否在制度面前做到人人平等是我们衡量一个制度是否硬性还是软性的基本标志。因为构建稳定的、“透明的”政策法规，稳定而有效的政治体制是摆在入世后中国乃至经济特区的惟一选择。任何东西都可以交易，但制度规则是不能交易的，这一点必须明确，否则，违约的成本将是高昂的。

经济特区范文篇3

1977年7月，邓小平三落三起，重返政治舞台之后，积极探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途径。他把改革开放的突破口选在广东，在广州点燃改革开放的一把火。①这年11月17日，邓小平听取了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人的汇报后，要求广东多创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要提出一个供应香港、澳门农副产品的方案。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肯进口一点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要用旅游养旅游，要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不要等中央。②邓小平对广东工作，作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性谈话，内容涉及到工业、农业、旅游、外贸等诸多方面。尽管当时全国形势还很严峻，但邓小平还是意味深长地对广东的同志说：你们看准了，可以先干。他在广州点的这一把火，对广东恢复和落实各项政策，搞好对外开放，建立外贸基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78年春夏间，邓小平为扭转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积极探索发展经济的路子。他和党中央先后派出多个代表团和考察组，赴日本、港澳、东欧和西欧5国访问和考察，决心打破闭关自守或半自守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出访前，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作了具体布置；出访后，他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并以其战略家的头脑和目光，作出决策：一是引进这件事要做；二是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③。4月19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今后八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的插话中指出：“政策上大胆一点，抢时间进口设备，是划得来的，得到的比付出的利息要多，问题是要善于去做……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以进养出，进口多少，出口多少，要一桩一桩地算，加强经济核算，加强管理。”④.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李先念等，也支持广东搞出口基地。这实际上是后来建立深圳等经济特区的最早酝酿，也是对外开放实施“以进养出”战略的最初萌芽。这年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务虚会，重点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强调放手利用外国的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最后，党中央和邓小平郑重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与此同时，中央和邓小平要求广东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工作。为此，广东省于同年6月下旬提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随后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并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和批准。这年10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同意国家交通部《关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请示报告》。据此，广东省和交通部于1979年1月6日联合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引起中央高度重视。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举办“五老火锅宴”，邀请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五位老工商界著名人士开座谈会，共商对外开放大计。邓小平希望这些老工商业者在引进海外资金，特别是华侨、华商资金方面做些事情。邓小平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商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①他进而提出：“引进技术、外资问题，我感到利用资本主义资金，也应用资本主义去对付，不应像过去那样拘谨。”②他还在一份香港厂商要求到广州开设工厂的《内部情况摘报》上批示：“这件事我看广东可以放手干。”③邓小平的批示对广东省的领导人是很大的启示和鼓舞。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广东干部看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了，于是从广东的实际出发，提出广东改革开放应该先走一步的构想。同年2月，谷牧副总理主持召开特别会议，商议招商局在蛇口开办事宜。他还指示香港招商局负责人袁庚“回去和、刘田夫再作具体商量。总之，要给你们方便，不怕你们多赚钱。邓小平认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都可以搞”。④经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加工出口区。这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负责人提出，希望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的场所，按照国际惯例，创办贸易合作区。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究竟是办贸易合作区，还是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⑤。邓小平以“杀”字来形容试办特区，令人发聋振聩。这一方面显示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豪情气概，另一方面也显示试办特区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只有前仆后继，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把特区办好。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其目的是发挥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作用”①。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的结果。首先，邓小平研究了中国国情，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说：“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②同时，邓小平还以“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作为历史依据，倡议创办新时期特区。尽管这两种特区的性质、地位和作用迥然不同，但仍有共同之处，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划出一块或几块地方，进行某种尝试，通权达变，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其次，邓小平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大胆借鉴海外成功的经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在现在世界发展一日千里的时代，中国只有吸收一切文明成果，借鉴外国成功的经验，才能加速经济发展，赶上时代潮流。邓小平极其深刻地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③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和自由贸易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在吸引外资，引进技术设备，增加创汇，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尤其为党中央和邓小平所重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并吸纳广东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议，果断地作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4个经济特区的决策，而且把它作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其后，又接受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邓小平说：“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④这一称谓的确定，明确地规定了经济特区的性质和任务。

二、从1980年8月到1988年4月，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形成的阶段

思想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和经济的运动，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以决定性的影响。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也是随着中国经济特区的社会经济的运动而逐步形成的。笔者认为，1984年春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珠海、厦门3个特区的题词和随后发表的谈话，可视为这一思想形成的标志。这是一次思想大飞跃。以下几点，是构成特区思想形成的基本元素。（一）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和任何新生事物一样，我国经济特区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是经历了几番风雨、几番坎坷才茁壮地成长起来的。在开始那几年，海内外人士对试办特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这一伟大创举，疑虑很多，阻力很大，多有非议之词。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有一段时间，海内外更有人异口同声地说试办特区“失败了”。当年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后来曾感慨万分地说：“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⑤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也说：“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①.那时，经济特区困难重重，步履维艰，是在“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中过来的。党中央和邓小平对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正当特区艰苦行进、遇到很大压力的时候，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央决策层对广东、福建两省创办经济特区工作，再一次给予明确支持。邓小平指出：“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②1984年春，邓小平亲自出马，第一次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特区。他说，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他分别为3个特区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③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回京后又作了重要谈话，给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对办好特区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后来他又多次阐述了特区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等等。1985年6月29日，他对阿尔及利亚外宾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试验嘛。”④同年8月1日，邓小平在对日本外宾谈话时指出：“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⑤这两次会见外宾谈话，其中最重要的，是肯定了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一性质。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特区存在的问题。他与外宾谈到深圳特区时指出：“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⑥由于邓小平在发展方向上及时加以引导，因此，中国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得以健康成长。（二）经济特区坚持“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邓小平对中央负责人发表重要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⑦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决定：扩大厦门、珠海、汕头3个特区的范围；开放上海、天津、广州、大连、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给海南岛以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地区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邓小平提出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因此普遍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划上了句号”。⑧（三）明确了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⑨邓小平提出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不仅科学地指明了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指明了特区建设的方向与任务。特区通过外引内联，一是利用特殊政策，将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人才引进特区，促进特区经济发展，并逐步向内地进行辐射，为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起到试验和示范的作用。二是通过特区这个窗口，了解国际市场变化，掌握最新信息，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以便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接轨。三是世界各国通过特区，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对外政策和投资环境，加强中外的经济合作。（四）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特区创办时，深圳部分领导强调发展商业，搞“万商云集”，一度利用优惠政策进口商品向内地倾销，获利颇丰。海内外议论纷纷，致使特区形象受损。这显然不符合试办经济特区和出口基地的宗旨。为此，中央和广东省要求深圳等特区在发展方向上进行调整，在3年内将深圳特区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的出口基地。但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面前踌躇不前。邓小平接到这一信息，针对那些有关特区发展方针的模糊认识，强调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①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指明了方向。特区按照邓小平这一指示，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积极打进国际市场，多出口，多创汇，终于闯过了以出口创汇为主这一关。1987年6月，邓小平十分欣慰地对外宾说，“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②对此，中共元老陈云和李先念都加以肯定。陈云说：我们“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③。经过近40年的发展，现在经济特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基地，其中深圳的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各大中城市之首。

三、从1988年4月至90年代前期，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邓小平的经济特区思想由形成走向成熟。其成熟的标志就是1992年的南方谈话。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结合特区的具体实践，深刻地总结了特区的实践经验，作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概括，对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中共十五大报告称其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构成了这一时期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的基本要素。（一）再造几个“香港”。邓小平在总结原有特区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气魄，提出并决定创建海南特区省和开发上海浦东，进行更深刻、更广泛和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下大决心“再造几个香港”。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对南斯拉夫外宾宣布：“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④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成立，中央赋予比其它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从深圳等4个特区扩大到海南特区省，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又一次飞跃。海南是一个拥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和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省份，在一个仅次于台湾省这么大的范围内兴办特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广度和深度，实堪称为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壮举。当海南决定将洋浦港成片承包给外商开发，遭到国内外某些人强烈反对，甚至指责此举为“卖国行为”，“何异引狼入室，开门揖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1989年4月28日，在“洋浦风波”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审阅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呈报的《关于海南省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作出批示，肯定“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①。明快而果断地平息了“洋浦风波”，使海南特区得以持续发展。.1988年6月3日，邓小平提出了“再造香港”的战略构想。他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②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领导人谈话时指出：“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③后来他还多次谈到“再造香港”问题，这是其经济特区思想的又一次突破。香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国际化程度较高，是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信息中心之一。邓小平提出“再造香港”，就是要借鉴和利用香港对外开放的经验，促进内地更加开放，走向国际化。邓小平“再造香港”，其目标除海南洋浦外，他更看重的是上海浦东。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他不无惋惜地说：“上海开发晚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④他第二年视察南方时，再次以检讨的口吻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⑤邓小平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⑥。基于这一考虑，他敦促中央和上海加快开放和开发浦东。“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⑦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浦东后来居上，全国形成了“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的局面。（二）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从特区成立之日起，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某些人的思想，长期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和最高标准。邓小平南方谈话，围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抓住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明确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以特区生产力发展作依据，通俗而深刻地阐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严厉地批评那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空谈姓“社”姓“资”问题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标榜唯我主张才姓“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作风，痛斥那些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连基本常识都没有”⑧。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不仅从理论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的问题，而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而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姓“社”姓“资”的争论。（三）经济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敢闯敢“冒”，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试验，是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必然要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人因此而认识不清，产生困惑，务必先要搞清姓“社”还是姓“资”，才敢迈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①他十分赞赏深圳特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正确地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并把它上升为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他主张，第一，“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否则，“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②试办经济特区是一个新课题，没有什么经验，全靠摸索前进，只有敢于冒风险，大胆地闯，才能探索出一条新路来。第二，“不搞争论”。这是避开守旧派攻击的巧妙一招。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特区新的实践，不能用传统的理论评头品足。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如果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本本里是否说过或怎么说，老是争论不休，就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时间争掉，贻误发展时机。邓小平从本质上总结深圳特区的建设经验是敢闯，这一科学总结，过去多次特区工作会议以及粤、闽、琼三省五个特区经验总结中从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这是对特区经验的肯定，也是特区增创新优势的强大思想武器。（四）经济特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邓小平倡议试办经济特区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这就决定特区的建设，一是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国家拨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特区必须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所谓“蛇口模式”，就是主要靠招商局向香港银行借钱发展起来的。二是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走向外向，就要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以及外向型企业，加强与外商的合作，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需要按照国外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因此，深圳特区在建立初期，就提出它的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而海南建省在制定大特区发展战略时，就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根据邓小平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指示为导向的。以市场调节或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做法，对特区的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在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五）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20世纪80年代初，在建立经济特区时，邓小平在与广东同志谈话中就提出：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以后他又多次强调要两手抓的问题。第二次南方谈话，他再一次强调“要坚持两手抓”，并进一步指出“两只手都要硬”。他说：“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③他提出应当借鉴新加坡的管理经验，而且要比他们管得更好。邓小平为搞好特区的两个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他一方面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④。另一方面，强调要重视党的自身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则，后果极其严重。他指出：“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⑤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为特区两个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

四、中共对邓小平经济特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经济特区范文篇4

本文作者：黄喆工作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存在的不足

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一)授权立法制度仍未完善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在理论和实践上还存有争议，而且随着深圳经济特区立法数量的增加，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法规冲突问题也日益严重，引起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一直以来，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因其权限范围的不明确而常被学者所诟病，即使在《立法法》颁布以后，也未能从正面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深圳市通过颁布《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列举了其授权立法的立法事项，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参考，但《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毕竟是地方性法规，只能在深圳经济特区的范围内适用，并没有彻底解决经济特区立法权限不明确的问题。一是在授权立法决议中，并未涉及任何具体的立法事项，使授权立法在立法实践中难以操作;二是深圳经济特区变通立法的权限不明确。即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法规，既没有列举可变通的事项，也没有做出任何禁止性的限制，使其在实践中难以把握。而随着各类法规、规章的增多，法规冲突的问题也开始凸显，成为了其授权立法的主要障碍之一。第一，授权立法与法律相冲突。如国家在某些领域出台了相关法律后，深圳经济特区却没有及时废止原有的经济特区法规，造成了经济特区法规与法律的冲突。第二，授权立法与地方性法规相冲突。即在深圳经济特区获得双重立法权后，有可能导致同一立法主体制定的经济特区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发生冲突，应如何适用，《立法法》却没有明确的规定。(二)部门立法利益化倾向严重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飞速发展，深圳经济特区的立法所涉及的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也日益复杂，并由此导致了立法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参与立法成为了提高立法效率和立法质量的关键。但现行的立法程序更多的是赋予了部门立法的权力，而较少涉及其责任，使得部门立法缺乏有效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参与立法的结果是弊大于利。一方面由于部门自身利益的驱使，会使各部门在将立法视为进行权力和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导致立法的部门倾向严重;另一方面，承担立法任务的各部门为追求立法效率，而常常忽略了立法的民主性。如《深圳经济特区公证条例》第十八条规定了“应当”公证的事项。其中包括房地产赠与和继承。这种强行公证的规定给公证机关带来大量的公证费收入，但却为公民房地产的赠与和继承带来了额外的成本。而《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深圳经济特区政府规章和拟定深圳经济特区法规草案的程序规定》等法规、规章对立法过程中征求意见的规定，都是偏重于征求有关政府部门和上级部门的意见，对征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意见的，则仅限于“草案的内容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重大权益，或对深圳特区有重大影响的”情况。非“重大”的情况都不需要征询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2］50由此可见，部门立法在立法的专业性和效率上存在一定的优势，但部门立法现象过于普遍则会导致法规的公正性和民主性都有所削弱，而且相关部门各自为政的做法极易造成法规冲突。因此，对于部门立法，应从立法程序上进行严格的控制，防止部门滥用立法权和保障公民在立法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三)公众参与立法制度缺失公众参与是现代立法的一个重要环节，尤其是与公民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法规制定过程中，应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以保证立法活动的民主性和法规内容的正当性。但在当前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中，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一是公民参与立法的范围过于狭窄。公民仅仅可以在立法起草的阶段参与到法规制定中，而立法的审查和公开等阶段则无公民参与的规定。二是对于听证会的规定还不够完善。只规定“涉及较多企业和公民利益的”才举行听证会，显然是为听证会的召开给予了过于严格的限制，不利于保护公民在立法中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有关部门往往因过分追求立法效率而忽略了听证的环节，或是将听证会的召开作为一种形式上的要求，对于公民的疑问任意推脱而不予答复，实际上并未听取和采纳公民的建议和意见。三是立法信息公开制度有待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包括立法文件公开、立法程序公开和公布法规等，现阶段深圳经济特区在立法文件和立法程序信息公开方面仍有待完善。四是立法机关对于公众参与立法的实施状况缺乏相应的责任机制。这是公众参与制度存在诸多漏洞的最终原因，缺乏了相应的责任机制，立法机关并不需要为其在公众参与制度中的过错行为承担任何的义务和接受任何处罚，导致了公众参与环节在实践中难以全面有效地开展。(四)个别法规内容有失公平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目标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价值追求，也应当是立法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缺少了对公平的维护，法将失去其权威性，也难以得到公民的遵守，在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中，应当平衡好利益与公平的关系，绝不能为追求利益而牺牲公平。但在现存的深圳经济特区法规中，却存在着为追逐利益而忽视公平的情况。如1993年7月24日深圳市第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转让条例》规定，转让人超过房地产买卖合同约定时间30日仍不交付房地产的，受让人有权解除合同。也就是说，转让人延期交付房地产不超过30日的，受让人无权要求解除合同。1999年6月30日深圳市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决定又将30日改为90日。有关部门要求修改的理由是，延期交付房地产超过30日的情况经常发生，受让人都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势必对特区房地产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了促进特区房地产发展，立法允许房地产开发商违约延期交房90日，并且在违约期间限制购房人要求解除合同。［2］53，54以上规定既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当事人一方延迟履行债务，另一方当事人有权解除合同”的规定，又与公平正义的基本法治理念背道而驰，是值得商榷的。

完善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思考

(一)完善经济特区授权立法，充分有效行使双重立法权解决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现存问题，关键在于明确授权立法的权限。深圳经济特区的授权立法只有原则性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立法事项的规定。从现有的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权限的规定来看，对于立法类别和形式的规定是较为明确和具体的，即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分别可制定法规和规章，在本经济特区范围内适用;但却未能具体列举出具体的立法事项，只规定了“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作为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这种限制方法的灵活性很强，给予了经济特区立法极大的自主性和自由度，但却在操作性、控制越权立法和减少法规冲突等方面存在较大的缺陷，总而言之，现有的权限规定的方法是弊大于利。笔者认为，对于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权限范围界定应采取原则性规定和禁止事项列举相结合的方法，明确列举出经济特区法规禁止涉及的事项，以增强经济特区立法实践的可操作性，减少立法活动的争议，并从源头上解决法规冲突的问题。此外，这也有利于解决授权立法和职权立法交叉行使所造成的法规冲突问题，以促进双重立法权的有效行使。(二)发挥人大主导作用，控制部门立法倾向从理论上讲，全国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应当在立法工作中起主导作用，但实际上由于深圳经济特区立法以市场经济法规为主，其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相关政府部门介入过多，再加上部门利益的驱使，导致了深圳经济特区立法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部门利益倾向，削弱了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部门过多介入立法活动，除了导致法规内容产生不当的部门倾向外，还会极大的削弱立法的民主性，使法规成为了政府部门管理的工具而缺乏了其应有的社会性和服务性，难以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且由于各部门在立法活动中过分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将最终导致经济特区法规冲突的现象加剧，极大地阻碍经济特区法治建设的进程。因此，要解决部门立法的倾向，必须加强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具体地说，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些必须由政府业务部门起草的法规项目，要主动提前参与法规草案的论证工作，协调法规起草中各部门之间的分歧，指导处理法规起草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说服有关部门以整体利益为重，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对一些容易产生部门倾向的法规项目，尽量不让部门起草，而由人大或其常委会组织力量起草。如邀请专家学者以及实务部门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组成专门的立法研拟小组起草法规草案。［3］而且，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主导作用应当贯穿于经济特区立法的各个环节，同时也需要一定的立法经费作为保障。(三)提高公众参与程度，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增强立法的民主可以使制定的法律更加符合实际，为保障深圳经济特区立法的民主性，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是其重要途径。对于完善现有的公众参与制度，笔者的建议如下:首先要健全地方立法听证制度，减少举行听证会的条件限制，凡涉及公民利益的法规制定，在有必要时均应召开听证会，而不应将听证会的举行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立法中。立法机关还应当保障听证参加人、利害关系人充分行使权利和充分发表意见，让立法机关能够及时了解事实、获取有用信息和资料。其次要逐步完善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机关应及时向社会公开相关的立法信息，保证立法工作的透明度。完善立法信息公开，扩大公民参与立法活动的范围，有助于充分地发挥地方立法积极作用，实现人民对立法机关立法活动的监督。最后要建立地方立法辅助制度。立法机关应当重视专家、学者在立法中的作用，在立法过程中举行专家座谈会或论证会，不仅有利于解决法案起草中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同时也能增强法规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建立立法辅助制度，首先要明确辅助人员的职责范围，确定立法辅助人员的配备方式，以确定适当的辅助人员。立法机关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立法助理办公室来负责立法辅助人员的管理。总之，公众参与立法是现代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只有保障公民能够参与立法，并为法规的制定提出建议和意见，才有利于保证法规内容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而且能有效地克服立法中的部门利益倾向。(四)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立法监督立法监督作为立法活动中的关键环节，应当明确监督的主体、形式和内容。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深圳经济特区法规需要“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即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广东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形式为备案。但从授权立法的理论出发，其授权主体的范围是欠妥的。深圳经济特区获得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的立法权，并代表授权主体行使部分立法权，其立法行为应直接对授权主体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而现有的监督主体是多元化的，既违背了授权立法监督的理论要求，又不利于明确各监督主体的责任和权限。再加上单纯的以“备案”作为监督形式，导致经济特区立法都是备而不查，造成了立法监督的缺位。而对于监督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决议并无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深圳经济特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制从主体、形式到内容都不尽合理，有必要进行改革和完善。改革现有的监督机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从监督主体的确认上，宜将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为授权立法的监督机关，改变以往监督主体分散且分工不明的状况。第二，监督方式应由单一的备案制度改变为备案审查制度，使以往对于经济特区立法“备而不查”的情况得以改善。第三，应当明确立法监督的内容，一方面包括对立法内容的监督，即对经济特区法规、规章内容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另一方面还要进行立法程序合法性的监督，强调依法立法。通过立法内容和程序的监督，能有效地保障法规内容的公平合法，减少法规冲突的发生，并促进立法活动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控制部门立法的利益化倾向。

经济特区范文篇5

要推动与实现两岸经济特区的对接与合作，海峡两岸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开放，积极进行制度创新。两岸经济特区对接与合作的最重要精神是“先行先试”，要充分体现政策的特殊性、开创性与先试性，即在规划或选定的特区内率先实施经济自由化、国际化的开放政策措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是“学术先行，政策跟进”。目前两岸学术界可率先就推进两岸经济特区对接与合作进行学术交流与讨论，并由有关机构负责，在海峡两岸轮流举办两岸特区发展与合作论坛，建立平台，进行机制化的两岸经济特区学术交流，同时就两岸经济特区转型、发展进行探讨与相互借鉴，为两岸经济特区的实际合作创造理论基础，提供知识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运作机制与平台。目前海峡两岸经济合作在宏观层面有两岸经济合作工作小组，中观层面有地方政府的经济合作，在微观层面有企业之间的合作。但对特区或园区这种特殊的区域经济合作，还没有建立专门运作机制与平台。推动两岸经济特区合作，是由特区、地方政府或是当局哪级主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两岸经济特区初级合作是由地方政府或园区共同推动，尚没有两岸之间的特区合作协商。

未来两岸应将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纳入两岸经济合作框架之内，建立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工作小组，专门负责与推动两岸特区合作事宜。以实现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对接与合作为发展方向。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应是阶梯式的，有不同层次与不同水平的合作。第一层是两岸经济特区的一般性交流与合作。第二层是两岸经济特区内以产业为主的经贸合作。第三层是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开放范围更大并有制度对接的高水平特区合作。可以说，制度对接与合作是两岸经济特区是否获得突破的关键所在。而建立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对接与合作，应是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重要目标与方向。目前台湾努力发展自由贸易港区与自由经济示范区，均属于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经济特区。祖国大陆多个地区也开始积极争取建立自由贸易区，包括北京、厦门、天津、吉林等均提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可见，推进两岸自由贸易区性质的特区合作应是未来规划的重要方向。

(二)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路径与方式

在推动两岸经济特区合作中，是选择一个或多个特区“先行先试”，重点推动，还是大范围的、无规划的全面展开，是两种不同的路径与方式。显然，在一定范围内选择特区或园区合作比较可行。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大致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多种可能的合作方式。具体如何选择，取决于两岸当局的政策制定与两岸协商的共识。较稳健的做法，宜从“一对一”合作方式做起，即海峡两岸经过协商，选择一个经济特区或园区作为试点进行推动，然后再推广。同时，还涉及两岸不同性质经济特区合作的选择。是进行产业差异性大的特区进行合作，还是选择同质性高的特区合作，值得讨论。

(三)处理好两岸经济特区合作的三个关系

在推进两岸经济特区的对接与合作进程中，需要处理三个重要关系。

一是处理好两岸经济特区合作与现有经济合作制度框架的对接。海峡两岸已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与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并正在积极努力签署海峡两岸货物贸易协议，为两岸经济合作制度化与市场开放创造了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先行先试”的空间。两岸需要就特区合作做出制度上的安排，提供制度保障，即需要制订专门的政策来推动。重点不是特区的关税减免或税收优惠，而是市场的更大开放与经济自由化，减少制度与政策上的限制，提供较区外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二是处理好两岸特区合作与对外经济合作的关系。两岸特区应取开放式合作模式。设立两岸经济特区的目的是以实施特殊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政策开放是对区外、境外所有企业，显然不是针对两岸企业的。即使祖国大陆设立的一些专门针对两岸合作的经济特区或园区，也不限制港澳及海外企业的进入，同样适用优惠政策与相关规范，只是在某些情况下台商享有优先权即“同等优先，适当放宽”。这也说明，两岸经济特区的合作不具排他性。因此，两岸经济特区合作是一种开放式的特殊区域经济合作，而不是封闭式的单纯两岸经济特区合作。即使专门设立两岸特区或园区，也会不排斥其他企业的进入与合作。台湾在设立自由经济示范区的规划时表示，推动与祖国大陆特区对接，也争取与日本特区合作。

经济特区范文篇6

一、关于《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问题

《暂行规定》适用的地区，限于经过国务院批准的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老市区，或者经过国务院特案批准的地区；适用的企业，限于在上述地区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客商独立经营企业；适用的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

二、关于老市区的范围问题

《暂行规定》所指的老市区，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的市区。除了国务院另有批准的以外，不包括这些城市所管辖的县及其城镇。

三、关于《暂行规定》公布以前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涉及的税收条款如何处理问题

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其中涉及税收的条款，都应当按照税法规定执行。对于在《暂行规定》公布前，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涉及税收的条款，严于《暂行规定》的，可以从公布之日起，改按《暂行规定》执行；对于双方签订的合同涉及税收的条款，不符合税法规定而修改合同确有困难的，可以由企业将情况报告当地税务机关核实后，专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局审核，酌情处理。在《暂行规定》公布后，企业同客商签订的合同所涉及的税收问题，都应当按照税法有关规定和《暂行规定》执行。

四、关于特区企业再投资退税问题

根据现行税法规定，只有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合营者，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其他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期限不少于五年的，经过申请，批准，才可以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款的40%；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合作者，或者独立经营企业的客商，从企业分得的利润在特区或内地再投资，由于税法和《暂行规定》都没有退税的规定，不好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的税款。

五、关于《暂行规定》公布前已按税法规定征收的预提所得税是否退税问题

《暂行规定》第四条"本规定有关所得税的减征，免征，自1984年度起施行"一句中的所得税，仅指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沿海十四个开放城市老市区兴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客商独立经营企业在汇算清缴1984年度所得税时，可以按照《暂行规定》减征，免征所得税。至于中国境外的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取得的所得，在《暂行规定》公布前，仍应按照原规定征收预提所得税，不存在退税问题；在《暂行规定》公布后，可以从公布之日，即1984年11月15日起，按照《暂行规定》减低的税率征税。

六、关于企业管理机构和实际经营，作业场所不在一地如何征税问题

企业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老市区设立管理机构，而其实际经营，作业场所设在其他地区的，应当按其实际经营，作业场所所在地的有关规定征税；企业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以外的其他地区设立管理机构，而其经营，作业场所设在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或老市区的，也应当按其实际经营，作业场所所在地的有关规定征税。

七、关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老市区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客商独立经营企业缴纳工商统一税的税率问题

根据财政部(83)财税字第88号文件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客商独立经营企业缴纳工商统一税的税率高于工商税税率的，可采取减税的办法，减低到现行工商税税率相同的水平征收。利改税以后，工商税已经废止。因此，客商在特区，开发区和老市区开办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独立经营企业都应当按照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工商统一税税目税率表》上规定的税率纳税。对纳税确有困难的，可由企业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核实，上报财政部批准，酌情给予定期减税照顾。对于利改税以前，按照原规定已经减低税率征税的企业，可以暂不变动。

八、关于特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在特区内销售征税问题

《暂行规定》经济特区部分第(七)条"特区企业生产的产品，在本特区内销售的，各种矿物油，烟，酒等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工商统一税；特区人民政府也可以自行确定对少数产品照征或者减征工商统一税；其他产品都不再征收工商统一税。"这一规定，是指在特区管理线建成以后实施；在管理线建成以前，仍按现行的有关规定执行。

九、关于特区企业用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或者组装的产品内销征税问题

特区企业用进口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或组装的产品内销，除照章征收产品出厂环节的工商统一税外，还应补征进口环节原材料，零部件的工商统一税。

十、关于耐用消费品征免税的问题

特区企业进口的货物，在管理线建成以前，属于生产必需的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配件，交通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免征工商统一税；属于国家限制进口的耐用消费品照章征收工商统一税。

“耐用消费品”是指国家限制进口的计算器，录音录像磁带复制设备，录音机机芯，自行车，收音机，电风扇，汽车，摩托车，电子计算机，电视机，录音机，电视机显像管，成套录像设备及录像机，洗衣机，电冰箱，手表，照相机等。

十一、关于对特区企业购进内地企业已税组装件组装成整机出口的征税问题

经济特区范文篇7

关键词：经济特区；邓小平；改革开放

创办经济特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设计并始终关注和支持的一项崭新事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重大决策。从经济特区酝酿到建立，再到两次实地视察，邓小平同志有许多重大的理论创新。值此改革开放3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28周年之际，对邓小平同志的经济特区思想加以总结有重要意义。

一、邓小平为经济特区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

(一)发展是硬道理。经济特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有关生产力的论述是经济特区设立的最基本理论依据之一。邓小平反复论证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为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特区是对外开放和体制改革的具体实现形式和途径。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指出：“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要实现我们的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不开放不行，不加强国际交往不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资金不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如果“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50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为此，对外开放是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改革开放放弃不得”。不仅如此，“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50到70年不会变”。

(三)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经济特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吉布尼等人时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1988年，邓小平又强调指出：“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过去的建设之所以搞不上去，责任在于“没有及时提出改革”，“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简称《决定》)正式把对外开放作为我国长期的基本国策。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对外开放与改革成为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点。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必须毫不动摇、始终一贯地加以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必须坚定不移、一如既往地贯彻执行，绝不回到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出，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为深圳经济特区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邓小平对《决定》给予高度评价，他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

(四)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986年9月，邓小平在接受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采访时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优先发展经济特区和沿海城市是基于以往的历史教训。“过去搞平均主义，这样是搞不好的。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

经济特区建立的理论基础体现在“发展”、“开放”、“改革”以及“特”四个方面。其中，“发展经济”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特区的最核心目标和中心任务。“对外开放”是经济特区所具有的区别于内地的特殊的“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因为特区是以“开放促发展”，即通过发展“外向经济”，“增强对外联系”来促进经济特区的发展。而“体制改革”是适应建立“开放的市场环境或体制”的需要，对旧体制进行变革。“特”则是赋予特区的“先行先试”。为全国“发展”、“开放”“改革”提供实践经验的“特殊”历史功能以及所享有“特殊”政策。所以，经济特区是“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以特区引全国”。

二、邓小平同志积极推动经济特区的建立

“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没有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而经济特区正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路石。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杨尚昆、王全国向中央汇报工作，提出了一个建议：广东临近港澳，可发挥这一优势，实行单独管理，但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就叫特区嘛，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特区的最初定名为“出口特区”，主要是为了区别资本主义国家办的“出口加工区”。中央工作会议后，谷牧受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委派带领工作组赴广东、福建考察，同两省的负责同志一起研究办特区的具体问题。后经中央工作组同广东省委的反复研究，在6月6日正式拟定了《关于发挥广东优势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随后，福建也写出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了广东和福建两省的报告。该文件首先提出，中央确定对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使之发挥优越条件，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先走一步，把经济尽快搞上去。该文件正式批准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各划出一定的区域试办“出口特区”，并指出“关于出口特区，可先在深圳、珠海试办，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的问题”。1980年3月在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上，吴南生提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该提议得到邓小平的赞许，说“叫经济特区好”。1980年5月，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文件正式定名为“经济特区”。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

建立经济特区“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经济特区在我国对外开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此，邓小平还特别指出，“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当邓小平1984年第一次视察特区后，鉴于特区的成功实践，指出“厦门特区的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同时，“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1984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兴办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委托深圳举办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研讨会。1985年3月，国务院又批准营口市享受沿海开放城市政策。1986年，邓小平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他指出：“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1987年6月，邓小平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谈话时宣布“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8年4月，全国人大又批准海南省为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政策。正如邓小平多次强调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而是继续放，也许今后要放得更大。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三、邓小平关心和大力支持经济特区的发展

(一)“不搞争论，是我的发明”。经济特区作为新生事物，在其诞生、发育、成长过程中，引来不少争议。面对各种对特区、对对外开放的质疑声，邓小平同志力排众议，支持特区实践。他说，“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经济特区成败与否，要看特区的具体实践。1984年，邓小平说：“经济特区是我的提议，中央的决定。五年了，到底怎么样，我要来看看”。为此，有了邓小平第一次视察深圳。经过三天的耳闻目睹，邓小平欣然挥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随后的珠海视察中，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回京后的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同志总结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并一直希望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二)“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1985年，针对“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邓小平坚定地指出“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同年，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是否走对，还要看一看，总之，它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搞成功了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1985年7月，邓小平又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后来的实践证明，经济特区是成功的。1987年6月，邓小平指出：“我们采取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凡是执行了开放政策的地方，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深圳搞了七八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

(三)“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改革初期，特区的“三资”企业倍受责难。为此，邓小平指出：“从深圳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营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对特区的成绩，他说：“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四)“深圳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海南“洋浦模式”提出后，围绕“主权”、“租界”、“卖国”等问题的争论，在1989年4月前后引发了一场始料未及、海内外瞩目的“洋浦风波”。为此，邓小平亲自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要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为“洋浦风波”划上圆满的句号。同年，邓小平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指出：“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992年，邓小平还反省道：“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四、邓小平对特区建设寄予厚望

(一)发展“外向经济”是邓小平对特区的基本定位和要求。为此，邓小平说：“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是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随着“出口”形势的改善，1987年6月，邓小平欣喜道：“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且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时再次叮嘱：“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二)坚持“两手抓”“两手硬”是邓小平对特区发展的殷切期望。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经济特区回京后说：“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1989年邓小平说：“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1992年，邓小平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告诫“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邓小平认为“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经济特区范文篇8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同**各族人民一道，怀着喜悦的心情，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周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840万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为**建设作出贡献的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致以崇高的敬意！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发展的国内外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年前，中央作出了**建省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从此，**这个祖国美丽的海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进入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历史新阶段。**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年来，**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6倍，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加，特色农业、新型工业、现代服务业迅速成长，交通、电力、水利、通讯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备，环岛高速公路、粤海铁路等重大项目建成投入使用。改革开放取得重要突破，从**实际出发，实行省直管市县的行政管理体制，推行能源、物价、社会保险等方面的改革举措；先后设立了洋浦经济开发区和洋浦保税港区，成功举办了七届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交流与合作空前扩大，对外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0.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6.6倍，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加快发展，在全国率先建设生态省，大气和水体质量保持领先水平。各项建设全面推进，民族团结继续巩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扎实推进，广大干部群众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持续高涨，城乡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这些成就充分证明，在邓小平同志倡导下，中央关于**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特区设立以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考察指导推动工作。**历届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人民，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经济特区富有成效的实践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无论是把握机遇，还是应对挑战，都要靠推进改革开放。必须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创新发展思路，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改善民生，在发展的进程中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必须坚持突出特色，一切从国情、省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走符合实际的有特色的发展路子。

同志们、朋友们！

**建省办经济特区，是在全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展开的。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我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设立经济特区，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年前，把**全省设立为经济特区，体现了中央加快改革开放的巨大魄力和坚强决心。在即将迎来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庆祝**建省办经济特区**周年，其重要意义在于，充分认识改革开放的历史功绩，认真总结改革开放的丰富经验，深刻把握改革开放的内在规律，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信心，毫不动摇地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按照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要求，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作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和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要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总书记前不久在**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进一步创新思路、凝聚力量、突出特色、增创优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迈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大成绩，更好地发挥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作用。

要坚持不懈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改革开放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我国30年来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实现未来发展目标，也要靠改革开放。**作为经济特区，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着眼全国大局，立足**实际，加大改革力度，提高开放水平，增强综合实力，努力发挥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办法。解放思想是改革开放的先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只有继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变革创新，形成发展的新理念、改革的新举措、开放的新格局。解放思想重在实际行动。**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和前沿阵地，要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和突出品格，始终保持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的精神状态。用全球视野、战略思维谋划各项工作，敢于实践，勇于开拓，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探索新模式、创造新经验，在改革开放中把经济特区建设奋力推向前进。

要在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目前我国改革仍处于攻坚阶段，必须下更大的决心、用更大的力气，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特区要着力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构建具有**特色的经济结构和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深化国有企业、农业农垦、集体林权、行政管理体制等方面改革。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以洋浦经济开发区为龙头，努力打造面向东南亚地区的航运枢纽、物流中心、出口加工基地，最大限度地利用好博鳌亚洲论坛这一平台，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有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和区位、资源、政策、侨乡等优势。要高起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着力建设生态文明，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生态立省、环境优先，在青山绿水、碧海蓝天中建设现代化的**。

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各项建设，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新进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到建设的各个环节，推进各方面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同全国一样，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使人民享有更加充分的民主权利、具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生活质量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进步的局面。

要努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深化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环境。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和潜在风险也在增加。要密切跟踪经济形势发展动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正确把握调控的节奏、重点和力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认真贯彻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做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作，为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提供有益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改革创新的事业，党的领导是各项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各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勤政为民、真抓实干，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团结带领各族群众努力谱写改革开放的新篇章。

同志们、朋友们！

**四季都是播种的季节、收获的季节，**宝岛是充满生机与希望的“南海明珠”。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创新求实，团结奋斗，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

经济特区范文篇9

近些来厦门社会管理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成绩，但仍面临着下列挑战：

（一）社会管理理念陈旧，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长期以来，在管理的理念上，有些官员管理观念陈旧，仍停留在原来的采用行政命令和经济处罚等观念。这样就造成政府在履行社会管理职能过程中，以“行政命令式”、“以罚代法”、“运动式”、“突击式”等简单方法为主，缺乏有效性、规范性、系统性和统一性。

（二）政府社会管理定位尚不清晰，管理的效率不高

一是部分政府官员仍将自己作为社会的管制者而非服务者；二是政府部门对自身职能定位存在误区，往往造成社会管理的边界不清，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一方面许多应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社会事务却由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权力来管理，从而形成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越位”；另一方面许多本应由政府重点管理的领域和环节，如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环境治理、食品和药物管理、就业管理、公共卫生管理和社会公共安全管理领域，却因政策执行不力，往往还存在“缺位”。据问卷调查显示，对“您认为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63%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管理部门追逐自身利益”位居第一位；而认为“在当前社会管理中政府重管理、轻服务”和“政府部门各自为政、管理混乱”的比例也很高，分别占被调查者的46%和42%。

（三）社会管理格局不完善，公民参与度及其程序规范不够

党委、政府、社会组织、公众是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四个要素，党委起领导作用，政府承担主导作用，社会组织起辅助作用，公众起主体作用，它们在社会管理格局中的定位不同，但作用却缺一不可，只有充分发挥和平衡好各个要素的功能才能形成有效的社会管理格局。调查显示，对“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您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一项?”46%的被调查者认为加强公众参与是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最需要加强的环节，排在第一位。这也说明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管理格局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力量还是比较缺乏的，发挥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目前厦门公众积极参与机制还没有形成成套的规章制度，公众参与形式较为单一，造成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不高。

（四）社会管理手段落后，对先进信息技术的采用不够

在社会管理相关领域，特别是高风险领域，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等，对其存在风险的检测和评估的技术及设备落后，缺乏普遍共识的检测指标体系；现行统计系统很难提供必需的规范化的时间序列数据；评估风险的严重程度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等。这些技术、设备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对相关领域的有效管理和治理措施的落实到位。调查显示，对“当前社会管理中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你认为存在最主要和最需要加强的问题是什么?”认为“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的占34.2%，位居第四位。

（五）社会管理主体单一，社会和市场参与程度不够

政府仍是社会管理唯一主体，缺乏市场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参与。现阶段，政府仍是社会管理的单一主体。社会中介组织发育一直薄弱，大多数具有明显的行政化特征，组织规模实力偏小、资金缺乏、能力不强、效率不高，且活动领域较为狭窄，主要活跃在经济领域和慈善事业方面，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不太明显。大多数市场组织缺乏参与社会管理的动力，主动性、积极性不高。调查显示，对“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组织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您认为最需要加强的是哪一项?”24%的被调查者认为是“社会组织协同”，排在第二位，仅次于“公众参与”。

（六）流动人口管理的挑战

近年来，厦门市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实施了一系列惠民措施，比如，在户籍上有所放松，近些年盖了100多栋公寓解决了部分外来人口的住房问题。投入13亿，新增7.7万个学位，充分满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读公办学校。但是，持续高发的流动人口犯罪一直给厦门的社会治安带来很大压力。2008年，厦门市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478人，其中流动人口6802人，占80.23%;2009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463人，其中流动人口6297人，占74.41%;2010年上半年，共抓获犯罪嫌疑人4975人，其中流动人口4309人，占86.6%。[1]

（七）征地拆迁引发矛盾的挑战

随着城市化建设不断扩张和进一步加快，征地拆迁和由此引发的诸多矛盾逐步成为一个普遍的、尖锐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征地拆迁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也对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带来了最直接、最彻底、最深远的影响，征地拆迁特别是大规模拆迁一度成为被拆迁农民、居民的“不能承受之痛”，由于征地拆迁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已不再是个别的、单一的、简单的社会矛盾和问题，而是大量相互关联和制约的、愈来愈具复杂性、尖锐性、普遍性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因征地拆迁引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剧增，2008年度仅湖里区行政应诉案件共81件，比上一年度骤增78件，增幅达26倍。根据调查显示，在目前厦门的所有社会矛盾中，由征地拆迁而引发的矛盾仍然占第一位，占51%。[2]

二、厦门经济特区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以及结合厦门实际和借鉴国内外经验，完善厦门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如下：

（一）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通过七大转变来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形成源头导向的集成化、法治化、回应型和服务型的社会管理理念[3]，即：从“政府主导型”向“公众参与式管理”转变；从“运动式整治”向“长效管理”转变；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的源头管理”转变；从“面向问题的管理”向“面向对象的管理”转变；从“单一职能部门管理”向“综合集成管理”转变；从“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向“以法治手段为主的管理”转变；从“以堵为主的管理”向“堵疏结合的管理”转变，并最终提高政府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一是由“政府主导型”向“公众参与式管理”转变。引入公众个体和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各个环节，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处理一些群众和第三方组织不容易或者无法处理的重要社会问题。二是从“运动式整治”向“长效管理”转变。运动式整治既不能起到治本的目的，违法分子也容易“风头一过”，故态复萌。因此，要由“开环运动突击式”向“闭环长效自治式”管理转变，应当对社会管理的全过程进行跟踪并实行长效管理。三是从“被动式管理”向“主动的源头管理”转变。应主动追本溯源，到问题源头上寻找良策，众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这就需要政府重心下移，深入到民间社区，切实针对源头管理。四是从“面向问题的管理”向“面向对象的管理”转变。就事论事式的管理，眼睛光盯事不看人，使得许多公共事件处理后留下了后遗症。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要关注人，要以人为本，要让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到提高。五是从“单一职能部门管理”向“综合集成管理”转变。许多社会问题可利用信息集成平台技术，冲破部门之间的边界，将民众对政府的每一个服务请求，设定为信息管理系统中的一个事件，对其全程跟踪、管理、协调和监督。六是从“以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的管理”向“以法治手段为主的管理”转变。通过设立法规和相关政策进行透明、公正的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中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各方有了共同的行动准则，可以较好地化解冲突。七是从“以堵为主的管理”向“堵疏结合的管理”转变。许多时候，疏导更能解决问题，让愤怒的群众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缓解失控的情绪，从而打开思路，接受方案，实现双赢。

（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组建社会管理创新设计与实施的专门机构

一是组建“厦门政府社会管理委员会”，负责总体组织、协调与管理。建议成立市政府社会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市主抓社会管理的副市长、社会管理涉及的各部委、局负责人、公众代表组成，专门负责组织定期的研究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会议，协调和解决社会管理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二是成立“厦门市政府社会管理执行局（简称社管局）”，具体负责社会管理创新方式的设计、实施与执行。成立“厦门市政府社会管理执行局”，在“厦门政府社会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具体负责社会管理的各项准备、组织、推进、协调和整合工作，为民众提供一步到位、简单灵活的服务。

（三）创新社会管理手段，构建多元参与、（政）府

（公）民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沟通链”利用信息化等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让政府和民众直接对话机制。科学发展观和服务型政府都要求政府以人为本，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社会管理更多地是和人打交道，因此在考虑社会管理新方式时，应当在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上下功夫，切实加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一是利用网络听证会方式沟通。网上对话，信息真实可靠，双方感到可信、融洽，能消除误解，再配合听证会、咨询会等管理方式，就会降低问题的解决难度。二是利用电子公告牌和网络博客沟通。政府利用电子公告牌、开设政府博客和电子政务系统，将单向的信息获取方式变为双向的交流方式，公众不是作为被动的信息接收客体，而是作为一种主体参与到双向交流互动中。三是设置特定的手机号码，利用手机短信和政务服务热线沟通。政府利用设置特定的手机号码，利用手机短信和政务服务热线，让政府和市民更方便地互动，了解民众对问题处理的满意程度。四是利用数字电视向公众发送信息沟通。政府可以利用各类数字电视，让公众随时点看、回看，将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全过程存贮于数字电视系统中，市民可以方便地了解政府想法。五是利用改进的市民电子信箱沟通。政府可完善现有的市民电子信箱功能，如增建一个自动转发到监管部门的邮箱，监管部门接到来信后，监管部门借助后台系统以项目的形式对民众问题进行全程管理。

（四）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打造“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运转高效”的社会管理“响应链”

一是信息不对称，往往使政府和民众在解决社会问题时说不到一块，加大了问题的复杂性，也使得政府的社会管理工作失去民众的监管。厦门应全面整理社会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那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规章和政策，使之公布于众，让信息公开变成为一种常抓不懈的制度。二是各级党委、政府及直接服务群众的单位要通过多种途径，畅通民意反映渠道，准确掌握社情民意。做好“民声通道”、“市（区）长手机信箱”、“政风行风热线”、各类各行业维权热线等工作，建立社情民意调查与社会舆情分析制度，及时准确掌握群众反映的各类问题。三是社情清晰，民意通达，是管理的基础、“响应”的前提。在社区，建立“楼宇社会服务工作站”，将入驻楼宇企业及其职工的信息输入动态数据库，同时建立联络员，企业和职工大事小情都可到工作站来反映，做到“问题早发现、矛盾早协调，小事不上报。”四是在居民居住区，建立“楼长信息响应系统”。居住在该楼的群众将诉求反映给楼长，楼长可通过一个语音系统将群众的诉求上传到信息响应综合平台，实行社区、街道、区相关职能部门三级联动，根据职责及时响应处理。楼长负责采集“10+X”信息，按时上达。“10”指的是户籍人数、常住人数、流动人口等10项固定信息，“X”指群众诉求、安全隐患等各楼门特殊信息。

（五）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构建“多位监督、协调利益、化解矛盾与评估真实”四位一体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对于那些大面积、反复发生的群体性矛盾，要从制度上找缺陷、找原因。制度建设，是确保政府社会管理长效、健康的关键，应抓好以下制度建设：一是实施立体的、多方位的监督，建立政府问责机制。政府应构建（报刊杂志、电视、广播所形成的）新闻舆论和人大监督融合在一起的社会监督制度，进行立体式的、多方位的监督，可以有效地避免社会问题的萌芽和发展。二是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机制。厦门今后应围绕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矛盾化解机制等来构建一种全面的利益协调和矛盾化解机制，以形成系列的规章制度。三是建立并实施政府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社会管理绩效评估机制。有助于提高政府管理质量和政府行为的民众满意度，以激励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

(六)实施网格化管理，破解城市管理社会难题

为了解决传统的城市管理中信息获取滞后、管理粗放被动、监督评价缺乏、处理效率低下等问题，需要构建科学、精确、高效、透明、公正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可以借鉴北京东城区“网格化”城市管理经验做法，在全市启动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

具体做法是：一是科学布局。结合本市辖区自然地理布局和行政区域划分现状，可以按一定平方米左右1个网格的标准，将全市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并根据网格内的事件发生率、部件数量、面积大小、人口密度等因素，将单元网格组成若干个管理区。二是深入勘查。根据建设部颁布的标准，对全市所有的城市管理部件进行拉网式勘测普查。把几大类若干小类若干个城市管理部件分别标注在相应的单元网格图上，并赋予每个部件一定位数的代码。只要键入任一个代码，就可以通过网格化城市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在系统中找到它的名称、现状、归属部门和准确位置等信息。三是精细分类。结合厦门市社区建设中职能部门的“四进社区”职责分工，将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劳动和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四个方面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事件进行归类、整理，纳入事件管理范围，并对每一件事件的名称、描述、责任单位、标准化处理流程和处理时限进行论证和界定，最终确定若干大类若干小类共若干件事。同时还对所有事件进行编码，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与服务信息平台，这样就能进一步完善管理内容，拓展管理范围。四是统一调度。组建城市社会管理监督中心，负责城市社会管理监督和评价工作。监督中心下设监督员大队，管理若干名网格监督员，每若干名监督员分若干班管理一个责任区，专门发现问题和核查问题的解决情况。另外，成立城市社会管理指挥中心，代表市（区）政府指挥、协调、调度、督办涉及部件和事件管理的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对监督中心交办的案件及时处置。若干个职能部门和若干个街道在系统的统一指挥调度下，按处理时限和处理要求办理案件。从而形成了监管互动、分工合作、统一指挥、管理有序的新型城市社会管理模式。五是自主开发。充分依靠和利用厦门的智力和人才资源优势，在厦门大学的技术支撑下，组成软件开发组，自主开发软件系统。系统集成了地理信息、卫星定位、无线通信、数字传输等多项高科技术，分为接案处理、调度指挥、大屏显示、协同工作、无线数据采集等多个子系统。这样就能形成系统运行稳定、操作便捷、经济高效的城市社会管理新格局。

(七)实施多元化管理模式，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社会管控能力

当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还未有万全之策，目前我国的管理模式主要有“房+人”模式（以房管人）、“业+人”模式（以业管人）、“证+人”模式（以证管人）、“站+人”模式（以站管人）、“网+人”模式(以网管人)和“人+人”模式(以人管人)六种[4]，均有优缺点，为厦门提供借鉴与建议：一是分类管理。按流动人口的潜在社会危害分为两大类：有正当职业和无正当职业。对有正当职业的流动人口主要采取“以业管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对无正当职业的主要采取“以房管人”“以网管人”“以站管人”，对其中的重点人口采取“以人管人”。二是社会化管理。即下放主管职能部门一定权力，将“主管”与“直管”结合，将管理职能下放给房主、雇主、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社区，依托社会资源和力量管理。主管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制定规章制度、监督和业务指导，“主管”与“直管”责任捆绑，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推进流动人口管理的社会化。三是信息化管理。依托公安机关“大情报”信息系统建设，将网吧、宾馆、旅馆、银行、邮政、交通运输、民航、政府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信息系统进行整合，全部纳入公安机关的“大情报”信息系统，积极推进公民基本业务办理实名制，依托信息化技术，提高人口管理的科技水平。四是综合管理。统筹协调，选择合理管理模式，综合施策。如在企事业单位内部，对务工人员的管理可采取“以业管人”为主，同时配合使用其他管理模式；对无业和流动人员，必须综合运用各种管理模式，依托社会化的管理模式，才能织好织密管控理网络，确保流动人口管理不失控。

(八)实施“旧路新走”，进一步创新信访管理的新路子

在当前信访矛盾依然很多的情况下，应注重对之进行创新，做出新文章。一是将心理咨询融入信访接待，疏导来访人情绪。把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充实到信访接待队伍中来，对群众情绪进行疏导，接访员应用心理咨询的方法和技巧，在解答政策法规的同时，疏导来访人的情绪。二是将法律援助介入信访治理，提高制度权威和工作效率。对上访中提出的应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解决的问题，引导群众分别向司法、仲裁和行政等机关投诉，通过正常法律程序依法解决；对重大疑难涉法信访的问题进行法律论证；对无理缠访的进行法律宣传教育，使其息诉罢访，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信访群众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将“民间调解人”引进参与信访实践，化解基层矛盾。鼓励“民间调解人”及其组成的调解协会参与社会管理，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使其成为维护社会稳定、解决民间矛盾纠纷的第一道堤坝，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四是扩展信访管理信息系统新功能。信访信息管理系统应开发统计分析功能，帮助政府官员宏观上判断形势；开发多种形式的数据挖掘模型，实现对信访信息多种形式的数据挖掘，发现目前群众最为关心的热点问题，对危机隐患进行预测，从各个方面支持政府工作。五是完善信访考核内容，健全信访案件的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健全信访案件的责任倒查追究制度，对发生的信访问题，原则上都要进行责任倒查。对错案必须实施追究。对因不作为、乱作为等执法问题引发公民信访的，对该查处的信访事项不及时查处造成严重后果的，严肃进行倒查追究。

经济特区范文篇10

第一条为了规范**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舒适、文明、和谐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特区物业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物业管理实行业主自治、专业服务与政府监管相结合的原则。

物业管理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定，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第四条市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主管部门）负责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实施本条例以及其他关于物业管理的法律、法规，执行国家关于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

（二）研究拟定或者制定物业管理相关政策措施；

（三）指导、协调区政府物业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区主管部门）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街道办事处、行业协会等依法开展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四）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职责。

区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物业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并接受市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

市、区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物业管理相关工作。

第五条街道办事处在区主管部门指导下，负责组织、协调业主大会成立及业主委员会的选举工作，指导、监督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日常活动。

社区工作站协助街道办事处开展物业管理相关工作。街道办事处可以委托社区工作站办理物业管理相关事务。

第六条**市物业管理协会（以下简称市物业管理协会）是物业服务行业自律组织，应当积极规范行业经营行为，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负责制定并监督实施物业服务规范，促进物业服务企业依法、诚信经营，并组织物业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调解行业内部争议等。

第七条建立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制度，协调处理物业管理的重大问题。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制定。

第二章业主、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和管理规约

第八条物业的所有权人为业主。

业主在物业管理中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权利，并承担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

第九条物业管理区域应当依法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业主委员会。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成立一个业主大会。业主较少的，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决定不成立业主大会的，由全体业主共同履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职责。

业主大会通过业主大会会议和业主委员会行使职权。

第十条业主大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业主大会会议由业主委员会按照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组织召开。召开业主大会会议时，应当邀请物业所在地社区工作站派员列席。

第十一条有下列情形之一时，业主委员会应当及时召集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一）百分之二十以上业主提议；

（二）发生重大紧急事件需要及时处理；

（三）本条例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其他情形。

应业主提议召集业主大会会议的，业主委员会应当核实提议人的业主身份。

第十二条业主委员会不按规定召集业主大会会议的，业主可以请求所在地街道办事处责令限期召集；逾期仍未召集的，由街道办事处组织召集。

第十三条业主大会会议召集人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将会议议题、时间、地点、方式以及表决事项等予以公告，并同时抄送全体业主。

第十四条业主大会会议与会业主所持有的投票权超过本物业管理区域内投票权半数，且与会业主人数超过全体业主人数半数的，业主大会会议方为有效。

前款所称与会，是指业主在会议签到表签字确认；采用或者同时采用书面形式召开业主大会会议的，包括业主在表决票上或者选举票上签字确认并按照规定方式交回表决票或者选举票。

业主投票权数按业主所拥有物业的建筑面积计算，物业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计算为一票，不足一平方米的按四舍五入计算。

第十五条业主可以自行投票，也可以委托他人投票。

委托他人投票的，应当出具书面委托书，载明委托事项和投票权数。受委托人投票时，应当出示委托书以及委托人和本人身份证明。

一个独立产权单位登记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所有权人的，应当自行确定一名投票人。

第十六条业主大会会议表决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

一个独立产权单位拥有一个表决票或者选举票，每张表决票或者选举票上应当标明该产权单位的投票权数。

第十七条业主大会作出决定，应当经与会业主所持投票权二分之一以上和与会业主人数二分之一以上多数同意。

业主大会作出本物业管理区域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以下简称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和续筹方案，改建、重建建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的决定，应当经与会业主所持投票权三分之二以上和与会业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

第十八条业主大会依法作出的决定，对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全体业主具有约束力。

业主委员会应当在业主大会作出决定三日内，将决定以书面形式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并抄送全体业主。

第十九条物业管理区域符合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当召开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通过管理规约、制定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等：

（一）物业出售且已经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达到物业总建筑面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二）首套物业出售并交付使用满二年的。

物业管理区域符合前款条件后六十日内，建设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应当书面告知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业主也可以书面告知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

街道办事处应当在收到书面告知后一个月内，负责核实并组织、协调成立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以下简称筹备组）。

第二十条筹备组由五至七名成员组成，其中社区工作站负责人一名、建设单位或者物业服务企业代表一名、业主代表三至五名。筹备组组长由社区工作站负责人担任。筹备组中的业主代表由社区工作站在愿意参加筹备工作，且有一定人数业主推荐的业主中确定。筹备组成员不得担任首届业主委员会委员。

建设单位应当提供筹备工作所需要的物业和业主相关资料。

第二十一条业主委员会由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业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业主委员会从委员中选举产生。

候补委员列席业主委员会会议，不具有表决权。

业主委员会可以聘请执行秘书，负责处理业主委员会日常事务。执行秘书的工作职责由业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

第二十二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活动经费，业主委员会委员津贴和执行秘书薪酬，从物业服务费中按照市政府规定的比例提取，专款专用。

业主委员会委员津贴和执行秘书薪酬标准由业主大会决定。候补委员不领取津贴。

第二十三条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应当是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自然人业主或者单位业主授权的自然人代表，并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履行业主义务，未欠交物业服务费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

（三）遵纪守法，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较强的公信力和组织能力；

（四）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未在为本物业管理区域提供物业服务的企业及其下属单位任职；

（五）书面承诺积极、及时、全面履行工作职责。

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由筹备组推荐，十名以上业主也可以联名推荐委员和候补委员候选人各一名。筹备组应当审查委员、候补委员候选人资格并确定候选人名单。

第二十四条业主委员会由五至十七名委员组成，组成人数为单数，具体人数由筹备组根据该物业管理区域的实际情况确定。候补委员人数按照委员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设置。

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实行差额选举，差额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

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按照预定名额和候选人得票顺序当选。

第二十五条业主委员会委员职务终止时，经业主委员会决定，从候补委员中按照得票多少依次递补，并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

第二十六条未能依法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委员会集体辞职的，经区主管部门确认后，由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及时组织召集业主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第二十七条除业主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召集业主大会会议。

业主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召开业主大会会议时，物业服务企业、物业使用人以及相关单位应当予以协助。

第二十八条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将成立情况向区主管部门备案。

区主管部门应当将备案情况书面通报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站、公安派出所和物业服务企业等相关单位。

备案事项发生变更时，业主委员会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变更情况向区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九条业主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和主持。主任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由副主任召集和主持。

经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提议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的，应当召开业主委员会会议。主任、副主任无正当理由不召集业主委员会会议的，由街道办事处指定一名委员召集和主持业主委员会会议。

业主委员会委员不得委托他人出席业主委员会会议。

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邀请物业所在地社区工作站派员列席。

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有过半数委员出席，作出决定时应当经全体委员过半数同意。一名委员拥有一票表决权。

业主委员会应当在作出决定之日起三日内，将会议情况以及决定事项以书面形式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

第三十条以业主委员会名义信息，应当经业主委员会作出决定，并加盖业主委员会印章。

第三十一条业主委员会就下列事项作出决定，应当经全体委员过半数签字同意：

（一）提请业主大会决定专项维修资金的筹集和使用；

（二）提请业主大会决定调整物业服务费；

（三）提请业主大会决定物业服务企业选聘方式；

（四）提请业主大会批准物业服务合同；

（五）召集业主大会临时会议；

（六）终止委员职务以及将候补委员递补为委员；

（七）中止委员职务并提请业主大会罢免委员职务；

（八）涉及业主重大利益的其他决定。

第三十二条业主委员会会议应当制作书面记录，由出席会议的委员签字并加盖业主委员会印章。

第三十三条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的决定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不得作出与本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不得从事与本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无关的活动，不得组织、参与任何经营性活动。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业主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物业所在地的区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应当责令限期改正或者撤销其决定，并通告全体业主。

业主委员会超越职权作出决定，或者作出与本物业管理区域物业管理无关的决定，由签字同意该决定的委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收受物业服务企业或者有利害关系业主提供的利益或者报酬；

（二）向为本物业管理区域提供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承揽、介绍相关业务或者推荐他人就业；

（三）收受可能妨碍公正履行职务的其他利益。

第三十五条业主委员会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经业主委员会会议通过后中止其委员职务，并提请下次业主大会会议审议决定：

（一）不履行业主义务、不遵守管理规约，情节严重且拒不改正；

（二）一年内三次无故缺席业主委员会会议；

（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

（四）其他原因不宜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

业主委员会中止委员职务时，应当允许该委员提出申辩并记录归档。

第三十六条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其委员、候补委员职务自行终止：

（一）不再是本物业管理区域的业主；

（二）因疾病或者其他原因丧失工作能力；

（三）以书面形式向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委员会提出辞呈；

（四）本人、配偶及其直系亲属在为本物业管理区域提供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及其下属单位任职；

（五）被人民法院判处刑罚。

第三十七条业主委员会委员缺员，全体候补委员递补为委员后，仍缺员超过百分之四十的，应当召开业主大会会议增补。

第三十八条业主委员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区主管部门决定予以解散：

（一）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严重侵害业主合法权益；

（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严重影响社区安定及公共秩序；

（三）不按规定履行业主委员会职责，情节严重。

区主管部门解散业主委员会的，应当通知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依法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业主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分期开发的物业，可以在分期开发期间成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

新一期物业的业主入住后，应当增补业主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但增补后的业主委员会委员总人数不得超过十七人。

第四十条业主委员会委员职务中止和自行终止，候补委员递补为委员时，业主委员会应当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并向区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业主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委员、候补委员可以连选连任。

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前六个月，业主委员会应当组织换届选举，并报告区主管部门和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换届选举应当在任期届满前三个月完成。

在任期届满前三个月尚未完成换届选举的，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应当组织或者监督业主委员会组织换届选举，并在上届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前选举产生新一届业主委员会。

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后，不得继续履行职责。

第四十二条业主委员会应当在任期届满后三个工作日内，将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印章、档案资料以及其他属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财物等移交给新一届业主委员会。

第四十三条业主委员会解散的，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应当在区主管部门的指导、监督下，做好有关财物清算和资料清理工作，并在宣布解散后三个工作日内移交给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代为管理。

第四十四条业主可以查阅业主委员会所有会议资料，并有权就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向业主委员会提出询问，业主委员会应当予以答复。

业主委员会应当定期将工作情况通过公告等形式向全体业主报告。

第四十五条业主应当遵守临时管理规约和管理规约。

临时管理规约和管理规约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物业管理区域物业共有部分的使用和维护规则；

（二）业主合理使用物业专有部分的权利和义务；

（三）物业天面、外墙、门窗及户外设施保洁和装修规则；

（四）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公共秩序的权利和义务；

（五）业主分担物业管理区域各类费用的方式；

（六）违反规约应当承担的责任。

第四十六条临时管理规约由建设单位负责编制，报区主管部门备案。建设单位应当将备案后的临时管理规约在物业销售场所公示。

业主在入住时，应当签署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在业主大会通过后生效。

第四十七条业主认为临时管理规约和管理规约的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或者显失公平的，可以请求区主管部门予以撤销；区主管部门可以撤销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中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显失公平内容，也可以决定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中对特定业主显失公平的内容对该特定业主无效。

第四十八条管理规约正本由业主委员会保管，并于通过后三日内，将副本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公示，并在十五日内抄送全体业主。

第四十九条业主大会通过的管理规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由业主委员会在通过后十五日内报区主管部门备案。

业主委员会依法刻制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印章后，应当在十五日内报区主管部门备案。

业主委员会应当制定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印章使用管理规定和档案管理规定，并建立活动档案供业主查询。

经业主大会作出决定的，方可使用业主大会印章。

第三章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

第五十条建设单位有权根据本条例规定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提供前期物业服务，并以未出售物业业主身份享有相关权利。

第五十一条建设单位在物业管理中承担下列义务：

（一）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物业保修责任，并向业主提供物业质量保证书和使用说明书；

（二）依法参与首次业主大会会议筹备工作，协助成立业主大会；

（三）依法提供物业服务用房；

（四）以未出售物业业主身份承担相关义务；

（五）法律、法规规定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十二条建设单位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无偿提供物业服务用房，包括物业服务设备用房、物业服务办公用房和业主委员会办公用房。

物业服务设备用房面积根据设备安装、使用、维护实际需要提供。

物业服务办公用房面积按照下列标准提供：

（一）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总建筑面积二十五万平方米以下的，按物业总建筑面积千分之二提供，建筑面积在五万平方米及以下的，按不少于建筑面积一百平方米提供；

（二）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总建筑面积超过二十五万平方米的，除按照二十五万平方米的千分之二提供外，超过部分按千分之一的标准提供。

业主委员会的办公用房从物业服务办公用房中调剂，建筑面积应当不少于二十平方米。

第五十三条物业服务用房应当有独立产权并具有正常使用功能。

物业服务用房产权属该物业管理区域全体业主所有，权属资料由业主委员会保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物业服务用房的用途。

第五十四条建设单位申请房屋预售许可证、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时，应当提交物业服务用房房号、面积等相关资料。

市房地产主管部门在核发房屋预售许可证和办理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时，应当核查并注明物业服务用房房号。

第五十五条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分依法属于业主的物业共用部位和共用设施设备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第五十六条从事物业服务的企业应当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物业服务企业的名称中应当标示“物业”字样。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设立独立核算的服务机构。

第五十七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

物业服务从业人员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五十八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取得资质证书之日起三个月内加入市物业管理协会。

本条例实施前已取得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企业应当自本条例实施后三个月内加入市物业管理协会。

异地物业服务企业在特区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之日起三个月内应当加入市物业管理协会。

第五十九条市物业管理协会应当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从业人员的自律性监管，建立诚信档案和诚信风险预警公告制度。对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和行业规范，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应当要求其改正；情节严重的，应当给予警告、业内通报批评或者公开谴责等制裁。

受到市物业管理协会公开谴责的物业服务企业，二年内不得参加物业服务招标投标，业主大会可以提前解除与其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

受到市物业管理协会公开谴责的物业服务从业人员，物业服务企业二年内不得聘用其从事应当由取得物业服务相关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的工作。

市物业管理协会给予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从业人员警告、业内通报批评和公开谴责的，应当报区主管部门备案；给予物业服务企业和物业服务从业人员公开谴责的，应当向社会公告。

第六十条物业服务企业可以根据物业服务合同约定，聘请专业机构承担机电设备维修养护、清洁卫生、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等专项服务，但不得将该物业管理区域全部物业服务一并委托或者转交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

第六十一条物业服务企业不得转让或者以出租、挂靠、外借等形式变相转让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

第六十二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物业服务标准和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物业服务。

物业服务标准由市主管部门依照有关规定另行制定和。业主大会对物业服务有特殊要求的，由物业服务合同约定。

第六十三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向区主管部门报送季度、年度统计报表和其他相关统计资料。具体办法由市主管部门制定。

第四章物业服务

第六十四条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应当由一个物业服务企业统一提供物业服务。物业管理区域内地上以及地下建筑物、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不得分割管理。

分期开发的物业，前期建成部分已确定物业服务企业的，后期建成部分应当由同一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服务。

第六十五条划分物业管理区域应当考虑物业的共用设施设备、建筑物规模、社区建设等因素，并遵循相对集中、便于管理的原则。具体划分方法如下：

（一）物业管理区域以物业建设宗地红线图的范围确定，但已经自然形成独立物业管理区域且无争议的，不再重新划分；

（二）分期开发或者有两个以上建设单位开发建设的区域，共用主要配套设施设备的，应当划分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但已经自然分割或者习惯形成多个相对独立小区的，可以划分为不同的物业管理区域；

（三）不同物业管理区域地理上自然连接的，经各自的业主大会同意后，可以合并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

划分物业管理区域有争议的，由区主管部门会同物业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处理。

第六十六条物业服务企业提供物业服务，应当与建设单位或者业主大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物业服务的计费方式、收费标准、服务内容、服务期限等。

关于物业服务内容约定不明的，依照市主管部门的物业服务标准执行。

第六十七条物业服务收费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酬金制或者包干制的计费方式。

酬金制计费方式，是指在预收的物业服务费中按约定比例或者约定金额提取酬金支付给物业服务企业，其余部分用于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其他各项支出，结余部分归业主所有，不足部分由业主承担的计费方式。

包干制计费方式，是指由业主向物业服务企业支付固定物业服务费，盈余归物业服务企业所有，亏损由物业服务企业承担的计费方式。

第六十八条采用酬金制计费方式约定物业服务费的，酬金的计提标准由物业服务企业与建设单位或者业主大会根据企业资质、服务内容与水平等因素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第六十九条物业服务合同期限为二年至五年。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具体期限由建设单位和物业服务企业约定，最长至业主大会与其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开始提供物业服务之日止。

物业服务合同期限届满时，业主大会尚未成立或者未依法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原合同可以继续履行至新的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开始提供物业服务之日止。

建设单位在销售物业时，应当明示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并向业主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的名称、办公场所、联系方式和资质等级等。

第七十条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物业相关资料，并同时移交业主相关资料。

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将前款资料移交给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新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

禁止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泄露业主资料。

第七十一条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服务企业除应当向业主委员会或者新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移交本条例第七十条规定的资料外，还应当同时移交下列资金、资料和物品：

（一）采用酬金制计费方式发生的物业服务费结余；

（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结余；

（三）物业服务用房；

（四）提供物业服务期间形成的有关物业及设施设备改造、维修、运行、保养的有关资料；

（五）采用酬金制计费方式收取物业服务费的企业，用物业服务费购置的资产及物品。

第七十二条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采用招标的方式进行。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逐步实行统一委托招标机构选聘物业服务企业制度。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制定。

第七十三条物业服务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住宅物业服务招标应当采取公开招标方式。

由政府财政性资金支付物业服务费的物业，其管理单位选聘物业服务企业时，相关标准和程序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十四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可以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一）物业属于单个业主，或者业主人数少于十人且经全体业主一致同意的；

（二）物业服务合同到期后，业主大会决定续聘原物业服务企业的；

（三）在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多层物业总建筑面积低于五万平方米，或者高层物业总建筑面积低于二万平方米，或者多层、高层混合物业总建筑面积低于三万平方米，经业主大会决定同意的；

（四）公开招标的投标人少于三人的。

符合前款第（三）、（四）项条件的住宅物业，建设单位采用协议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的，应当经区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的，选聘行为无效。

第七十五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签订物业服务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物业服务合同副本报区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十六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遵守安全生产的有关规定，制定物业管理区域内安全防范应急预案，对突发性自然灾害，供水、供电和供气事故，物业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治安及刑事案件等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处置进行具体规定，并协助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做好物业管理区域的安全管理工作。

安全防范应急预案应当报区主管部门备案，区主管部门应当对安全防范应急预案的制定和实施给予必要的指导。

发生安全事故或者其他紧急事件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及时采取应急措施，并按规定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第七十七条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退出物业管理区域，并配合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接管。

第五章物业使用与维护

第七十八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物业装修施工进行监督。对违反有关规定的行为，应当要求行为人及时整改；行为人未按要求整改的，应当及时报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七十九条物业服务企业从事物业维护、修缮、装修监督等工作时，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应当提供方便。

需要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提供方便的，应当事先通知，并就相关具体事项与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协商。

第八十条物业保修期届满后，物业全体共有部分的维修责任由全体业主承担，物业部分共有部分的维修责任由部分共有的业主承担；物业专有部分的维修由业主负责。共有物业遭人为损坏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要求责任人负责修复或者赔偿。

公用事业以及通讯、有线电视等经营单位，应当承担物业管理区域内相关管线和设施设备的维修、养护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八十一条物业天面、外墙和楼梯间等设施，应当保持安全、整洁，每五年至少修缮或者粉刷一次，费用从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中支出。

业主自有空调架、防盗网等外观设施，应当每三年至少检修或者粉刷一次，费用由业主承担。

第八十二条物业影响市容美观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业主或者业主大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及时修缮或者改造。

对影响市容美观或者存在安全隐患的物业未及时修缮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请求区主管部门责成业主或者业主大会限期修缮；逾期不修缮的，物业服务企业可以代为修缮，修缮费用由业主或者业主大会承担。

第六章费用和资金

第八十三条物业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相结合的原则。具体办法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主管部门制定。

物业服务费的具体标准，由当事人根据前款规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第八十四条业主入住前的物业服务费由建设单位承担，业主入住后的物业服务费由业主承担。建设单位出售物业时，不得向物业买受人承诺减免物业服务费。

前款所称入住是指在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业主收到书面入住通知并办妥相关入住手续。业主收到书面入住通知后，在通知期限内无正当理由不办理相关入住手续的，视为入住。建设单位没有事先书面通知的，以业主实际办妥相关入住手续为准。

第八十五条一个物业管理区域有两个以上独立产权单位的，应当设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属业主所有。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包括首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和日常收取的专项维修资金。

首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由建设单位按照物业项目建筑安装工程总造价的百分之二，在办理该物业项目初始登记前一次性划入指定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

日常收取的专项维修资金由业主在交纳物业服务费时一并交纳，由物业服务企业按月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日常收取的专项维修资金交纳标准由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市主管部门制定。

市政府应当根据物业不同类型，分别制定各类物业建筑安装工程总造价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第八十六条市主管部门应当在银行设立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收取、存储、使用、增值和查询等进行统一监督管理。各个物业管理区域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应当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

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遵循按幢立账、专户存储、核算到户、专款专用、业主决策、拨付快速、手续便捷的原则。

市主管部门可以在代管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增值收益中提取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以支付相关单位的代收、代管等费用。具体办法由市政府制定。

第八十七条物业保修期满后，由业主大会决定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

物业部分共有部分的维修、更新、改造需要使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应当经该共有物业建筑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但不得与业主大会对物业全体共有部分作出的决定相抵触。

第八十八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物业全体共有部分所需费用，由物业管理区域全体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的物业专有部分建筑面积比例共同承担；

（二）物业部分共有部分所需费用，由该部分共有物业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的物业专有部分建筑面积比例共同承担。

物业共有部分遭人为损坏的，其修缮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八十九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使用超过首期归集专项维修资金金额百分之七十的，业主大会应当续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续筹的资金应当不低于首期归集的专项维修资金数额。

第九十条业主转让物业时，其名下的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余额随物业一并转让；因拆迁或者其他原因造成物业灭失的，应当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余额退还业主。

业主未缴清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市房地产主管部门不予办理该物业的转让和抵押登记手续。

第九十一条本条例实施前，建设单位未按照《**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划拨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的，应当按照该条例有关规定继续缴交。未按照规定缴交的，由区主管部门予以追缴。

按照前款规定收取与追缴的公用设施专用基金，应当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

第九十二条本条例实施前，业主按照《**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缴纳的住宅维修基金，应当由该物业的管理单位按户设账，以物业管理区域为单位全额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

本条例实施前，业主未按照《**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缴纳住宅维修基金的，应当按照该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补足。

第九十三条业主应当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业主大会决定支付物业服务费、交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承担有关分摊费用。

第九十四条业主转让物业时，应当缴清物业服务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应当承担的有关分摊费用。

物业被依法拍卖的，拍卖机构应当在拍卖前明示物业服务费、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和相关分摊费用支付和交纳情况。

第九十五条物业服务企业采用酬金制计费方式收取物业服务费的，应当按季度公布物业服务费收支情况。业主委员会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对物业服务费和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审计费用从物业服务费中支出。审计报告由业主委员会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布。

第九十六条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至少每半年公布一次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收支情况。

第九十七条物业服务应当依法实行明码标价。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显著位置，将服务内容以及收费项目、收费标准等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九十八条业主委员会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有关规定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对责任人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九十九条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未将临时管理规约报区主管部门备案并公示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以下罚款。

第一百条建设单位未按照本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提供物业服务用房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三个月内提供；逾期未提供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建设单位按照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物业市场平均售价和规定的物业服务用房面积，向业主大会支付专款，存入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专户，专项用于承租、购置物业服务用房，并处以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一条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擅自处分依法属于业主的共有物业、共用设施设备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二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七条规定，未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资质证书从事物业服务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责令退还所收取的物业服务费，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三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未加入市物业管理协会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一个月内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逾期月数每月处以一万元罚款。

第一百零四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聘用受到公开谴责的物业服务从业人员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五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六十条规定，将一个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部物业服务一并委托或者转交给他人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主管部门吊销或者提请吊销其资质证书。

第一百零六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一条规定，转让或者以出租、挂靠、外借等形式变相转让物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七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三条规定，不按时报送统计报表和相关资料，或者提供虚假报表和相关资料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不按时报送统计资料的，处以五千元罚款；对提供虚假统计资料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零八条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七十条第一款规定，不提供或者移交相关资料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由区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七十条第二款、第七十一条规定，未在物业服务合同终止时将有关资料、财物等移交给新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主管部门吊销或者提请吊销其资质证书。

第一百零九条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七十条第三款规定，故意泄露业主资料的，由区主管部门处以二万元罚款，并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五千元罚款。

业主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或者执行秘书故意泄露业主资料的，由区主管部门处以一万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条建设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违反本条例第七十四条规定，擅自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对应当负责的业主委员会委员处以一万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一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五条规定，未将物业服务合同报区主管部门备案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二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拒不退出物业管理区域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退出；逾期仍不退出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逾期所收取的物业服务费，并按月处以五万元罚款；逾期三个月仍不退出的，由市主管部门吊销或者提请吊销其资质证书。

第一百一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八十一条规定，未保持物业天面和外墙等设施安全整洁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业主、业主大会或者物业服务企业修缮、粉刷，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一百一十四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不履行代收物业专项维修资金义务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其追收；非业主原因而拒不执行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物业服务企业代为缴纳。物业服务企业代为缴纳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后，有权向未缴纳的业主收取。

物业服务企业逾期未将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存入专户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存入，并按逾期月数每月处以一万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五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有关规定，侵占或者挪用物业专项维修资金的，由区主管部门依法追回被侵占或者挪用的资金，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被侵占或者挪用资金金额两倍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六条建设单位不按照本条例第九十一条规定缴交公用设施专用基金，经区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交后拒不履行的，由区主管部门按应交款项逾期天数处以每日万分之五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市主管部门吊销或者提请吊销其相关资质证书。

第一百一十七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九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拒不移交住宅维修基金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移交；逾期仍不移交的，按逾期月数每月处以五万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八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未按季度公布物业服务费收支情况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业主委员会违反本条例第九十五条规定，未将审计报告在本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布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直接责任人五千元罚款。

第一百一十九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九十六条规定，未按期公布物业专项维修资金收支情况的，由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五千元罚款。

第一百二十条物业服务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未实行明码标价的，由价格主管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一百二十一条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不及时移交相关资料和财物，或者不按照约定退出物业管理区域，经区主管部门依法处罚后仍拒不改正的，由区主管部门提请公安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处罚。

第八章附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本条例对物业管理相关事项未作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二十三条未依法成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的住宅区，可以由区主管部门会同街道办事处，在征求该住宅区业主或者使用人意见并取得过半数书面同意后，指定物业所在地社区居民委员会代行本条例规定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职责。

第一百二十四条市主管部门应当制定物业服务合同、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议事规则、临时管理规约、管理规约等示范文本。

第一百二十五条本条例要求市政府或者市有关主管部门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示范文本的，市政府或者市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在本条例实施后十二个月内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