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范文10篇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1

应该说,“退出机制”已成世界和中国不得不关注的问题。所谓的退出机制,就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挽救金融危机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即行之有效的行政手段,政府首脑和央行行长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和借钱给银行(美国把后者称为注资)。当然,它不包括那些正常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达经济体由于体制的分立,也由于过去反周期大量运用凯恩斯主义的措施,财政赤字堆砌形成的压力已经无法使它们再大量运用财政手段刺激经济,而更多地使用货币政策,谈到退出时,则主要是货币政策取向的变化。但就中国而言,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未来如何动态调整、适时退出。说白了,就是在宏观调控政策下,目前实施的财政、货币政策撤不撤、往哪儿撤的问题,如何把“洗澡水”泼出去,还得确保把“孩子”留下来。

“调结构”与“保民生”的意义

金融海啸以来,中国主要实行的是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多次降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部分政策都是以保增长、保速度为出发点,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结构的调整,保环境、保民生应成为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2009年全国财政预算安排中,有1300多亿投向了医疗、保障性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同比增长25.1%。但在笔者看来,媒体和大众往往只看到其拉动消费的作用,殊不知这正是中国经济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措施,是中国在这一具有世界意义难题面前,通过应对次贷危机形成的重大改革步骤,它将深深影响国人的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所以将中国实施的经济刺激措施单纯地看成是拉动内需有些偏颇。将于近期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把“调结构、防通胀”作为重点,财政收入的增长要同个人收入增长相协调,政府投资的限度和节奏都将做大的调整。笔者以为,调结构是一个动态过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如果调结构被理解为只是在老产业中进行资产重组,甚至是“国进民退”式的重组,并且符合国内需求、国外需要的新产业发展缓慢,就业也不能够较大幅度增加,那实际上就没有达到调结构的真正目的。如果符合客观需要的调结构、保民生的政策出台了,就是某种意义的目前刺激经济措施的“退出”了。

“触底反弹”与“自我修复”

是“退出”的充要条件

现在,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开撤的信号。中国该不该响应?这需要探讨宏调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

中国央行认为(中国人民银行5日的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一是要从理论上判断,退出应以危机的影响基本消除、经济恢复增长为前提。但实践中,需要对退出时机和力度作出准确的判断,否则,政策退出过快,可能给复苏带来压力;退出过慢,则可能引发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和恶性通胀。二是关于退出工具的选择。除逐步缩小应对危机的数量型工具规模、适时运用常规工具外,也可以考虑创新其他工具,以保证在经济复苏时既可以较快地回收大量流动性资金,又不会使信贷市场发生较大波动。三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等其他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以及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应避免政策效应的漏损,或以邻为壑政策对其他经济体的损害。笔者则以为,刺激政策“退出”的必要条件是经济触底并持续反弹,充分条件是经济已经出现自我修复机制。复苏会是什么方式?V形(快速回升到正增长)、U形(缓慢的复苏)、W形(双底形)或是L形(长期衰退)?所谓触底反弹和自我修复,在美国是一回事,在中国是另一回事,到了印度可能又是其他一回事了。在美国,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银行开始向政府还钱,破产保护的通用公司也开始还钱了,宣布了债务偿还计划。据称要分期偿还欠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的67亿美元和14亿美元债务。企业的高管认为已经不需要政府这根“拐棍”了。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主要可以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指标的情况。200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88%,是过去10年平均值的两倍,但消费的增长却并不同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需求占GDP比例较低的时候,内需可以绝对支撑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实,只要“三驾马车”比例不失调,内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虑放弃刺激政策。

如果把美国挽救金融危机的政策比作是给经济“排毒”,那中国就是在给经济“大补”。4万亿当中,有1.8万亿即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要投入,这属于前面所说的正常财政投资。非正常的是另外的2.2万亿,是特殊政策。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治医”,银行信贷变成了项目投资,经济是政府投资拉动型增长,而非自然“康复”、可持续增长,因此应逐步撤出。当然,刺激也不能一下子全断掉,要考虑到乘数效应(支出的变化导致经济总需求与其不成比例的变化,一般是后者大于前者)和加速数效应(收入或消费的变动所引起的投资变动,后者的增长一定要快于前者),因此,“退出”不可能是一个立竿见影的“令行禁止”过程。利率与资产泡沫是“退出”的着力点

经济的刺激政策,如果行之有效,可以增强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使得人们感觉到有政府的依靠,对未来“托底”。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同样重要。退出时机的把握,力度的调控,明确未来政策退出的机制,可以改变投资者对未来经济走势的预期,而这种预期会对未来经济走势形成实质的影响。笔者认为,退出机制的最明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利率上。为了削减赤字,各国央行通过将利率减到接近零的水平(瑞典的利率甚至在零以下),再辅以发放超常的信贷来缓解市场的不足,以增加货币供应。美国的货币基数在一年内翻了一倍。若中国不考虑跟进他国的退出机制,就有可能出现利率息差,资金流量就会发生变化,通货膨胀等压力就会出现。现在,发达国家去杠杆化已撤销,而中国还在堆钱,难免会出问题。现在澳大利亚、以色列等已退出,美国实际上也已退出,北欧各国正在退出,他们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提升利率,减少货币的供应量。发达国家这次的经济刺激政策,在执行中资金供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例如拍卖等,形成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和现金,因此,它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收回市场中的流动性资金。中国的刺激政策却不是这样,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银行信贷是大量项目投资的配套资金的主要来源,一旦财政、货币政策退出过快,资金跟不上,那就意味着“半拉子工程”激增和银行不良贷款的上升。因而,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退出机制是不容易的。中国事实上也在逐渐相机撤出,央行公开市场回笼货币,逐月变化信贷投放的举措都体现了这点。有媒体预测,中国2010年上半年至少会有两次加息。流动性减少,股市不会有太多收缩迹象,但房地产市场会由于贷款政策的日趋谨慎而放慢增长,股市会持稳或往下行通道波动,房价会得到一定的抑制。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资产价格的膨胀。2009年1—10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18.9%。中国宏调刺激措施迟迟不退出,过度信贷将使资产泡沫继续放大,但国内一般产品的生产能力的事实全面过剩,又使得一般产品的物价难以高企,通货膨胀和缓,这反而会对形势判断形成困惑,退出机制迟迟难以出手,给实体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甚至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退出机制越有效,市场对未来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预期就会越平和,投资者对资产价格的追逐也会越理性。当然,中国经济结构(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要协调发展,投资结构是关键,判断也需要正确,事实上,人们的许多判断是似是而非的。例如,人们在谈及中国内需增长缓慢时,大多会将原因归结为社会保障的缺失和不到位。研究表明,社保投入提高了,消费却未必上得去,因为养老的钱和看病的钱省下了,却可能存入银行或全扔进股市里了,边际消费倾向反而可能会因此递减。

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应协调发展

自2008年底开始,中国新一轮刺激措施安排了数额高达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超配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演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2009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5057亿元,同比增长33.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6.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连续两个季度超过30%,处于历史高位。这些钱主要投向了地方基础建设。此中,国有企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导致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2

论文内容摘要：文章指出，作为新兴经济体，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应侧重于转型，将其作为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步骤。此次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适时退出决定了危机时政府政策的成败，因此我国在判断刺激政策能否退出时应充分考虑民间投资、失业率及国际环境等条件。

在各国政府的努力下，大部分国家的经济态势都有所好转，特别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复苏速度令人瞩目。然而这些经济刺激政策始终属于“非常规”行为，当经济体具备了正常增长能力时，经济刺激政策必须适时退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决定着危机中政府政策实施的成败：退出太早，经济尚不具备自发增长能力，复苏后续乏力，很可能前功尽失，陷入二次衰退；退出太晚，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流动性过剩，推高了初级产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引发通货膨胀。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应满足的条件

我国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及时出台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显著效果。我国外贸出口在经历了连续三个季度的下滑后于2009年12月首度“转正”，同比增长17.7%，当月出口值位居历史第四高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1%，增速比上年提高4.6个百分点。虽然全国物价在2009年全年有所下降，但CPI在年底最后两个月回升，分别同比上涨了0.6%和1.9%。在对我国经济回暖形式普遍看好的情况下，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应该以怎样的方式退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要判断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首先必须明确这种政策的“过渡”性质。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造成我国出口萎缩，消费需求不旺，民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刺激政策的目的就是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投资、政策扶持等一系列行为帮助经济重回高速增长的道路。因此衡量经济刺激政策能否退出就要考虑一国经济的内外部环境是否已满足如下条件：

（一）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达到协调增长

2009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22484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国家和地方政府主持的包括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政府主导的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大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民间投资作为一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长远动力，只有一国经济刺激政策真正行之有效时，市场和投资者才会恢复信心，民间投资才会被拉动起来。在经济下滑期，国有经济的性质和能力使其担当起扩大国内投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任，但当经济情况好转后就要引导民间投资迅速跟进，唯有双方实现协调配合共同努力，才能保证在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后市场继续保持稳定的投资需求。

（二）就业增长实现与经济增长同步

失业率是衡量一国经济运行状态的重要指标，解决就业问题也是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实施经济刺激政策的首要、中心任务。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超过60%，而出口企业多为劳动密集性产业，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带来的必然是就业需求的减少。“就业是民生之本”，就业问题解决不好，劳动者就不能分得社会生产的成果，更不要说达到通过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这将有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行。而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就业的同步提升，我国长期存在着高增长、低就业的经济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在20世纪80年代，GDP每增长1%，可增加240万个就业岗位，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能增加70万个。因此在“促增长”时更要“保就业”，在衡量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指标时失业率比经济增长率更具意义。

（三）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发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影响很大。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是我国调整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如果在国际金融政策仍很宽松的情况下，我国过早上调利率必然会引起国际游资的注入，抬高楼市和股市的价格，带来资本市场的泡沫。同时也会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对国内刚刚复苏的出口企业带来不利影响。但是也要防止退出过晚，否则长期的低利率水平带来流动性过剩会流入资本市场，国外资本也会趁机流入。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方式

一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欧美等金融市场十分发达的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中“非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式有所不同：发达经济体长期以来财政赤字的压力已经使其无法更多的使用财政手段来拉动经济，他们主要侧重于运用货币政策手段有针对性的对拯救对象进行扶持；而在新兴经济体例如我国不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压力，可以更多的利用政府投资拉动的手段。但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结构尚在成熟和完善过程中，国家在实施经济刺激政策时除了运用货币政策拉动经济高速增长外，重点在于顺势运用财政政策手段对现行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因此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方式时，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退出即对其支持政策进行有步骤、有针对性的撤减。而我国的退出应为转型退出，借应对危机顺势转变我国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甚至是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纵观国内外经济发展趋势，现阶段国际上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仍在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我国虽然经济增长态势良好，但经济增长主要靠政策拉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不强，再加上产能过剩问题没有解决，在此背景下我国仍需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政策实施一成不变，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政策始终随着国内外形式相机抉择进行微调。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方式上也要保持渐进性，有针对性的灵活退出。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巩固经济刺激成果防止经济“二次探底”[J].理论导报，2009（10）

2.谢鹏，刘洪，丁宜.经济刺激计划何时退出[J].金融博览，2009（11）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产业技术；研发；政策分析

长期以来，美国把维护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看做实现与保持其经济增长与繁荣的关键因素。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采取了许多重要的技术研发及转移措施，其主要目的是协调联邦实验室、大学与产业界的充分合作，以及在三者之间建立完善的技术研发及转移体系。经过20多年的发展，美国产业技术研发及转移取得了巨大成绩，其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

一、美国产业技术研发的立法

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特别在技术研发活动方面，是由政府相关部门设立各自的实验室来进行研发的。但是，随着产业界面临与日俱增的国际竞争时，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许多重要产业均被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超越，如汽车、化工等行业，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并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反思。政府与产业界研发活动的分离关系逐渐开始转变。

1980年美国制定《拜杜法》和《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后，开始鼓励政府实验室将研发成果移转给民间部门。该法1996年更名为《联邦技术创新法》。

1982年的《小企业创新进步法》公布后,美国国会才真正开始对联邦政府与产业合作发展技术的观念产生兴趣。其后,1986年的《联邦技术转让法》是前述法案的修正法,作为促进技术的转移,并推动技术商品化的激励措施。20世纪90年代国会对该法进行了多次修改,衍生了如《国家技术转让与促进法》(1995)、《联邦技术转让商业化法》(1997)和《技术转让商业化法》(2000)等法律。

而在产业的技术移转方面，美国政府则推出了包括技术授权、接受委托、研究人员交流、公开发表、设施的使用、协助创业、咨询协议、与大学互动、和成立非CRADAs的合作协议等政策。

在国会一连串的立法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各实验室不仅各自建立自己的研究和技术应用办公室，也可加入政府实验室主导的共同研发计划、获得合作厂商的专属授权权力、和成立风险基金以协助对实验室技术的商业化投资，而且获得与厂商签定CRADAs的权力。研究和发展协议方式进行的研发活动开始展现了极大的成效。

二、美国产业技术研发的政策与措施

1.补助金

美国政府的合作开发型研发计划一般是由联邦政府提出构想，而民间企业选择参与，民间企业之所以愿意参与相关的计划，是因为通过合作过程，民间企业可以学习技术研发方法，也可以累积研发知识与技巧。一般来说，企业参与联邦政府的共同研发计划时，会采取委托契约方式，而这种契约又大致可分为成本加固定报酬契约和成本加奖励性报酬契约两种，后者是指当企业致力于降低成本时，额外再给予的奖励性报酬。

2.税收减免措施

依据美国税法第174章规定，准许企业将该年度的研究及实验费，从税收中扣除。此外，针对利润少或甚至无利润的技术研发活动，其所需的研发费用，允许分五年以上期间摊销。这种税收优惠措施，是因为投入的技术研发经费，属于知识性投资，而非资本性投资，而且具备累积性与外部性效果。

其他扶植与振兴美国尖端科技产业的税收优惠及奖励措施还包括：（1)中小企业的财团法人可获所得税的减免优惠。（2)低资本所得税率。资本所得的减税对现有尖端科技企业的资产净值与创业资本的投资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能够鼓励尖端科技的投资。（3)员工持股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措施。（4)针对增额研究经费支出也给予特别的税收抵减优惠待遇等。

3.专利权政策

利用联邦政府的资金研发，所发明的专利，原则上政府可保有该发明的专利权，然后以排外性授权或非排外性授权方式移转给民间企业。但通常在取得排外性授权后，民间企业方会积极的进行实用化、商品化的投资，因此如果将政府研发成果的法律上权利交付研发合作对象，将有助于技术商品化的开发。为此，美国国会修正条文，将合作契约所产生的专利权归属于签约者(限于小企业、大学或非营利机构)。此外，为促进民间经营的政府实验室(GOCOs)将技术移转给民间企业或其它部门，允许GOCOs自行决定专利许可的交付对象；允许大学、非营利机构或GOCOs(限小企业经营者)保留研发所产生的专利权；同时也允许签约者领取由该项研发的商品化所得到的专利权权利金；专利权的权利金可支付研发人的奖金及教育费用；此外还规定，大企业在专利有效期间18年中，只能独享五年专利，以加速技术的扩散。

4.科技成果提成奖励制度

美国政府建立了科技成果提成奖励制度,规定必须从技术创新成果专利许可收益中,提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在此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技术人员;如果每年提成费超过一定的额度,必须将提成费按比例再次支付给参与该创新成果的其他技术人员。此款项是正常工资和奖金之外的收益,不影响其正常工资、年薪或其他应得奖金权力,即使此科技人员离开了该机构,也继续支付。此外，还规定联邦实验室研究开发费用如果超过5000万美元,应设立一项基金,用于奖励推进科技成果或发明应用的模范科技人员。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协调；国际比较；启示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阴霾逐渐散去，各国经济也先后出现好转，以中国、印度、巴西为标志的新兴市场的强劲复苏势头毋庸置疑，发达经济体也逐渐步入复苏通道。2010年2月18日，美联储突然宣布提高贴现率25个基点，此举让全球投资者终于明白，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已不再是纸上谈兵。市场投资者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复苏信心增强，另一方面也对通货膨胀以及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进程表示担心，这也成为各国政府迟迟不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决策的原因。目前，世界经济处于触底恢复阶段，各国政府采取经济刺激措施还是紧缩货币政策，应视各国经济需求而定，不可一概而论。本文在回顾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政策的基础上，对国内外财政、货币退出政策进行述评。

一、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救助政策的国际比较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引发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历史上也没有一个时期的金融危机引发全球各国实施如此大规模的救助政策。在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被激烈讨论的情况下，冷静回顾一下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究竟采取了哪些救助政策和措施论文下载。

(一)美国的救助政策

1财政政策美国金融危机蔓延开来后，美国政府通过财政政策直接对经济做一些积极的干预，包括向金融机构注资，退税减税以减少企业压力，直接对私人企业提供贷款，对私人企业提供担保等，以期遏制经济陷入衰退的步伐。

(1)向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注入资金。2007年9月初，美国政府宣布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两家住房抵押贷款巨擘，同时提供850亿美元贷款，帮助美国国际集团摆脱困境；当年10月份，美国政府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用于购买低流动性抵押贷款或问题资产；11月10日，再次将救助额度增加1500亿美元；2008年10月14日，美国政府宣布了总额高达2500亿美元的银行业注资计划，半数用于对美国九大银行优先股的购买。此外，由于富国银行和美国银行分别收购了美联银行和美林公司，政府再向这两家银行分别注资50亿美元。

(2)退税减税计划。2008年2月7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了约168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旨在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同时减少企业的压力；2009年2月17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总额为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其中2860亿美元用于减税，占方案总额约1／3。根据权威统计，截至2009年8月，美国政府仅仅在中低人群工资收入的退税方面，总共就会达到140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一年GDP的1％。

(3)增加政府支出。除了以上两项典型的财政政策外，美国政府还积极推出了一系列新的刺激经济政策，并提议由政府提供不定量巨额资金用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失业补助等各方面的救济。

2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是美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使用的更加频繁的政策工具，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还包括一些创新型的货币工具。

(1)降息。降息是美政府最常使用的货币政策手段。2007年9月18日，美联储决定降息0.5个百分点，由5.25％下降至4.75％，从此美联储进入降息周期。截至2008年年底，美国将利率水平已下调至0～0.25％区间，这是该利率自1990年被美联储正式开始运用以来的最低水平，迄今为止，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不变。

(2)购买债券以及推出新型金融衍生品。2008年12月，美联储创立了短期贷款拍卖机制，为商业银行提供从央行获得短期贷款的新途径，目前已通过6次拍卖活动，共向金融机构提供了1600亿美元资金。其次，设立国债招标拍卖机制，为投资公司从美联储获得紧急融资提供平台。最后，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购买商业票据，改善短期债券市场流动性状况。

(二)欧盟的救助政策

欧盟各国是最早受到美国金融危机波及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最早联合救助全球金融危机的地区。由于金融业发展程度较高，与美国经济政治联系紧密，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欧盟各国通过联合救助美国金融市场希冀将危害降到最小。

1英国英国是除美国以外遭受金融危机损失最大的国家之一。基于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英国政府紧随美国政府，出台了大量政策以刺激其经济复苏。

(1)扩大政府支出。2008年10月8日，英国政府提出了总额为5000亿英镑的第一轮金融救助方案，以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金融危机；同年11月25日，为刺激停滞不前的国内经济，英国政府再次实施了一项总额超过200亿英镑的财政刺激计划；12月19日，英国政府提出了第二轮金融救助计划，设立500亿英镑的基金用于购买银行优质债券，同时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这给当时萎靡不振的经济以明显的刺激。

(2)降息、购买金融资产。2008年11月和12月英格兰银行连续大幅降息，基准利率被调为2％。进入2009年，降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2009年3月5日，英国央行决定将其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至0.5％，成为1694年央行创立以来的最低水平，并且不断地利用各种货币手段增加货币供给量。常规来说，英国的基准利率已经没有多少下调空间了。

2法国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法国经济的影响，2008年10月20日，法国政府提出了总额为105亿欧元的第一轮金融救援计划，以国家参股公司的形式来救援濒临破产的银行；同时法国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筹资20亿欧元，动用国家资金为10万个就业岗位提供保障；此后，推出了总计为3600亿欧元的救市计划，其中3200亿欧元用来作为银行借贷担保，400亿欧元作为资本金向银行注资之用；2008年12月4日，法国总统宣布了一项总额达26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救助危机行业及企业。此外，政府还实施一系列新举措，其中包括成立战略投资基金，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加强对银行贷款的监管和税收减免等。

3德国自英法两国先后推出财政刺激政策以来，经济实力较强的德国并没有实施特别的经济刺激举措，相反，德国政府期待着经济实体自行恢复。但随着经济逐渐陷入衰退，为促进经济发展，2008年10月28日，欧盟委员会批准了德国政府出资5000亿欧元救助金融机构的计划，以缓解德国的信贷紧缩局面，这是德国二战以来推出的最大的救市行动；2008年12月4日，德国政府宣布了总额达32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希望可以刺激工业投资以增加100万个工作岗位，带动经济增长；2009年2月20日，德国立法机构通过了联邦政府总额高达500亿欧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主要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减税。

就自身问题来看，欧盟各国经济发展比较稳定，金融业体系发展和国民心态较为成熟，投资机会少，市场经济体系、财政和外汇制度健全，风险隐患较少，各国联合抗风险能力较强，欧盟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互救下的自我救治。

(三)日本的救助政策

1财政政策2007年12月，日本政府制定一项涉及2150亿日元的刺激措施，包括向寒冷地区的家庭提供取暖油补贴，并向中小型企业实施财政援助；2008年10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总额达26.9万亿日元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旨在扩大国内需求、改变脆弱的发展模式，随后该方案的规模扩大至40万亿日元；2009年4月，日本政府和日本执政党就一项新财政刺激计划达成一致，该计划包括约15万亿日元的开支，又起草了规模达10万亿日元的新经济刺激计划。从2008年8月到2009年4月，日本共出台了4个经济刺激方案，规划支出范围达75万亿日元。

2货币政策日本金融业并没有受大的影响，但为了配合其他发达国家的救市方案，2008年9月16日，日本银行紧急启动应急预案，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提供2.5万亿日元的流动性支持，主要用于缓解地方银行等资金供应者的压力。2009年1月15日，日本银行宣告准备购买27J亿日元商业票据(日本票据市场规模为14万亿，此次购买占14％)。2008年12月19日，日本央行将隔夜无担保拆借利率从0.3％降至0.1％，成为最新一个降息至接近零水平的央行，且至今仍维持在这个水平。

尽管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以避免经济持续恶化，但随着经济的复苏，如何实现内需和外需的平衡、增强抗击经济危机的能力仍然是日本的一项重要课题。

(四)中国的救助政策

1财政政策中国财政刺激政策的侧重点是通过退税刺激出口，减税刺激投资，补贴刺激消费。

刺激出口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出口退税率的调整：2008年11月12日中央政府宣布提高3770类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一周后纺织品也加入到退税率上调的行列，不断上调的出口退税率极大减轻了出口企业的压力，有力地恢复了出口企业的信心。

2008年下半年，财政部提议今后实行结构性减税，结合推进税制改革，用减税、退税或抵免方式减轻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并于2008年底提交了保底1500亿的增值税减税计划；与减税措施相配合，2008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扩大内需10项措施，并确定4万亿元投资计划用于基础设施和灾后重建等。

同时，为了提高居民信心和消费水平，国家采取了一系列补贴和消费优惠政策，如“家电、汽车下乡”等。为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题，扶持其发展，中央财政部下达了10亿元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

2货币政策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货币政策方向被迫迅速由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减少企业投资成本，增强消费者信心。2008年9月16日，央行同时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打开了中国央行降息的通道。2008年12月23日，再次下调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0.27个百分点，2008年12月25日，再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2008年9月份以来百日内连续第五次降低利率、第四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央行继10月8日宣布双率下调后第三次双率同时下调。由此可以看出央行全力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至此，下调后的存款准备金率为15.5％；一年期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为2.25％，仅高于2002年2月的1.98％，为历史次低水平；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5.31％，与2002年2月的历史最低水平持平。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信贷投放增长异常迅猛，仅2009年的信贷投放就高达9.56万亿元。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进入上行轨道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

二、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国内外综述

非常时期的刺激计划终究要退出，至于退出时机，退出路径等，却是一个不好把握的问题。对此，国内外学者均做了大量研究，以期安全退出经济刺激计划。

(一)美国退出政策综述

1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

国外学者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尚未成熟，并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美国经济刺激政策不宜迅速退出的原因。美联储副主席科恩(2009)认为经济刺激政策何时退出将取决于经济预期，取决于经济复苏状况及通货膨胀前景。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在美联储着手收紧货币政策之际，某些经济领域仍可能处于疲软状态。克里斯蒂娜’罗默(2009)持相同的观点，她表示经济复苏的速度对何时解除财政刺激政策和其他救助措施至关重要，美国经济虽然近期出现积极迹象，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当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退出经济刺激计划有可能使刚刚出现的复苏萌芽夭折。卡多·巴别埃里(2009)从全球政策博弈的角度提出美国的政策调整时机需谨慎。他认为，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一些经济情况相对较好的经济体已经开始把政策重点转向预防通胀风险，但各国政策调整的不同步趋势，将对各经济体的汇率、资产价格和外贸等产生影响，进而为全球经济带来新的变数。考虑到银行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的特殊角色，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2010)建议美国政府应在银行偿还所获得的援助资金后再考虑采取“退出”政策，因为过早采取严厉的监管措施会让银行在借贷方面变得更加谨慎，对美国经济的复苏非常不利。

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恢复，众多学者的态度也愈发乐观。詹姆斯-布拉德(2010)直接明确指出了美联储采取紧缩性政策的时间表。他认为，若事态发展良好，美联储会在2010年下半年出售部分资产，以削减不断膨胀的资产负债表规模，进而避免通胀。但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增长，预计美联储真正采取加息要等到2012年，但之前可通过利用一些较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抑制通胀。迈克尔·波尔多和约翰·兰登巷(2010)。同样推断了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他们总结了当前经济周期下美国经济战后的恢复时间表，并指出，若2009年第四季度美国的失业率达到高峰，则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间是2010年上半年；若失业率居高不下，则美联储会进一步拉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区间。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美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时机选择问题，与国外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美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内需和外需的支撑，朱庆(2009)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指出，只有在国际经济环境持续改善，内外部需求不断增强，经济数据连续两三个季度转好的情况下，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具体方案才能得以执行。在讨论美国宽松政策退出之前，刘斌(2009)特别强调了不能将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战略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同起来，并从历史经验、通货膨胀、汇率和失业率4个方面论证了美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战略短期内不会实施。

2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由于美国的资金供给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实施后会被经济吸收；货币政策方面，在美国商业银行“惜贷”行为改变之前，大量的流动性表现为存款和现金，因此对于美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策略的实施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方面。总体来讲，大部分学者均结合了美国货币政策的特殊性，在货币政策退出可能的路径选择与退出步骤两个方面达成了一致。

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可能的路径选择方面。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9)的观点，他提出了5种退出机制的具体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存款机构在美联储的超额准备金利率；第二，与具有超额储备的金融机构之间进行逆回购，以暂时吸收金融机构的多余储备；第三，由财政部发行短期票据，将金融机构超额储备变成财政部存款存入其在美联储的账户；第四，将一部分超额储备转换成无法进入资金市场的定期存款，美联储支付定期存款利息；第五，在必要时美联储可以在公开市场上出售所持有的长期债券。国内学者刘斌(2009)站在美联储的立场，从主动与被动的角度提出了美联储宽松政策的4条退出渠道：一是自动收缩机制。由于当前美联储的借贷条件高于正常的市场水平，因此当金融市场恢复后，金融机构将在到期后偿还联储借款，转回市场寻求资金，联储资产负债表可自动收缩；二是主动收缩机制。对于剩余到期期限较长的资产，美联储在必要时可以在市场上直接售出或者进行回购操作；三是依靠财政部帮助。财政部发行债券的效果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相同，因此在必要时可以与财政部合作以助财政刺激计划安全退出；四是发挥存款准备金率作用。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在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不够的情况下帮助冻结银行体系部分剩余资金，提高市场利率水平，起到紧缩的作用。

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步骤方面。退出非常规政策工具意味着紧缩货币政策，这需要对时点和节奏的精确把握。包明友(2009)。从两个方面概述了美联储退出战略的内容：首先，采取必要的步骤，退出为应对危机创设的非常规政策工具；其次，恢复过去依靠隔夜利率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手段。陆前进(2010)认为，美国经济恢复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美国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也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必将分步骤来实施。首先是保持原有的经济刺激措施不变，即“不增加用药剂量”；其次是“减少用药剂量”，即采取数量型工具退出，回收过多的流动性；第三是“进一步减少用药剂量”，即价格型工具逐步退出，提高利率；最后是美国经济“自身修复”，即逐步削减财政赤字，恢复财政状况。

(二)欧盟退出政策综述

1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2009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也随之在欧元区引发热议。

由于欧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体，其成员国均受《稳定与增长公约》赤字原则(即每个欧盟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只能在GDP的3％以内)的约束，其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实施需要更多的协调与配合，但学者对欧盟退出策略实施的时机选择均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急迫态度。德国财长斯泰因布吕克(2009)表示，一旦经济恢复开始，退出策略就应该马上实施，应该尽快为本轮金融危机的结束做准备，避免因不作为而触发下一轮危机。经济学家尼哥拉‘霍恩(2009)。特别强调了财政赤字的不断增长迫使财政刺激措施必须尽快退出。他指出经济危机会持续到2010年，考虑到欧盟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实施财政刺激措施退出战略现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赤字有部分原因是财政刺激措施的实施。一旦经济回暖，欧盟各国必然面临怎样降低财政开支的问题，财政刺激措施不撤销的话会为欧洲国家未来的预算带来很大负担。针对英国当前的经济状态，卡梅伦(2010)对退出策略的实施表现得更为迫切。他在达沃斯论坛上明确表示，不管当前的经济状况如何，必须在2010年开始启动削减英国创纪录的财政赤字的计划。

由于欧盟各国经济恢复的快慢不一，因而决定了在如何及时退出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上也产生分歧。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2009)。从整体角度提出了实施退出策略的时机选择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指出：一是如果通胀预期上升，通胀风险显现，将立即解除非常规经济刺激措施；二是刺激政策在设计时已经加入一定程度的逐渐退出安排，如果没有新决策出台，一些刺激措施会自然退出；三是通过各种灵活工具，可将利率调整与刺激措施的退出相结合；四是欧元区各国央行直接购买证券的力度较为温和，只涉足抵押债券市场，欧元区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受到较大影响，这有利于刺激政策的退出。

2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单就欧洲央行来说，无论是降息还是购买资产债券，欧元区都是属于“慢热保守”型，这也与欧元区实施扩张政策的机制和理念有关。对于欧洲货币联盟的各国来讲，货币政策的退出需要更多的协调，即使如德国、法国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要求迫切，也要配合欧盟其他国家经济复苏的步伐，这就决定了欧盟的货币政策退出的节奏是缓慢的。因此学者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方面的研究也保持了谨慎的态度。亚当·普森(2009)。就特别强调了实施退出策略时的国际协调性。他指出，退出策略涉及层面广泛，需要从货币、财政和金融3方面着手。宽松货币政策必须回归正常的利率政策，相机抉择的财政刺激必须转向让政府预算走上可持续道路的政策，银行担保和政府股权必须退出。相应务实的做法包括3个方面。首先，G20领导人必须明确每个国家各自采取政策措施对所有国家是不利的；其次，应重点讨论政策措施本身和实施的先后顺序，而不是过分强调结果；最后，达成一致的措施应包含务实的措施，改革不能过早提上日程。

与此角度不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余翔(2009)则通过对比欧元区不同于美国的机制和理念，提出欧盟的退出步伐是缓慢的，其在实施扩张政策时轻易不会下猛药，因此在收紧的时候动力可能也相对有限。欧元区的经济近期虽有改善迹象，但与美国相比复苏势头更加疲弱，这决定了维持现状是欧央行的一种主动选择，不继续扩张就是一种意义上的退出。他认为，欧央行至少要关注经济增长率、出口、通胀指标以及银行信贷规模这4方面的情况，确定上述数据连续3个月到6个月企稳之后才有可能采取真正的“退出”策略。具体而言，欧元区可能首先会收回一些针对企业的临时性干预政策，然后再同时调整财政与货币政策，如约束财政赤字以及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债券等。

(三)日本退出政策综述

1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相比于美国和欧盟，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过去10年间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后者已成为一种常态。长期对企业融资进行直接支持产生了扭曲市场功能的副作用，实际上企业通过向日银出售商业票据和公司债融资的需求非常疲软，不过金融机构用商业票据作抵押向日银融资的需求仍然旺盛，因此对日本是否应该撤销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政策，学者各执一词。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当前不宜实施退出策略。对此，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2009)特别指出，日本仍旧面临就业方面的压力，过早退出刺激策略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损害。从历史经验判断，大山刚(2009)明确了日本央行收回量化宽松政策和加息的间隔时间不会太长，通常不到一年。在此问题上，国内学者李迅雷(2009)认为，日本的低利率政策短期内调整的可能性不大，日本处在低通胀阶段，经济刚刚有所恢复，调整货币政策会对出口造成较大打击。张明(2009)表示，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或者是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国，在外需没有恢复的情况下，率先加息将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的紧缩影响。

2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日本在过去10年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曾于2000年时启动加息步伐，但仅仅几个月后货币政策就被网络泡沫的破灭打回事实上的零利率。因此，对于此次退出策略的具体实施细节，学者均提出了“分步走”的策略。瑞穗综合研究所高级经济师草场洋方、细川美穗子(2009)指出，日本央行采取紧缩政策的次序应该是首先结束各种向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政策，然后才是加息。因此，判定企业资金紧张的形势是否得到确定扭转是日本央行采取“退出”策略的首要参考指标。如果“退出”形势确立，日本央行应率先结束购买商业票据、普通公司债等针对大企业的支援政策，然后再收回诸如“支援企业资金特殊公开市场操作”等针对中小企业的支援政策。大山刚(2009)对于日本央行“退出”策略的表述略有不同。他将其分为从停止购买风险资产到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再到上调政策利率的三步走。而判断这三步的标准依次为确定企业在市场中的融资能力企稳、确定已经不大可能发生通缩螺旋和确定整个宏观经济回复正常水平且通胀持续维持正值。国内学者包明友(2009)所持观点与其基本一致。他认为，日本此次退出的动作不宜太剧烈，分以下三步：一是停止针对企业的支援政策，二是经济恢复正常水平后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三是必要时上调利率。

至于提高政策利率，瑞穗综合研究所认为，由于潜在GDP与实际GDP之间始终存在较大缺口，通缩压力明显，因此，日本央行在2011年第一季度以前都不会考虑加息。即使是考虑加息，由于日本经济以出口为主导，往往会忙于世界经济的回升，因此其加息转折点要较欧美等国更易判断。

(四)中国退出政策综述

1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机的选择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目前中国应保持适度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尼戈·乔克(2009)表示，中国的货币政策可以考虑先退出，而财政政策则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葛兆强(2009)持有相同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刺激计划不能退出，但货币政策应进行科学调整。李稻葵(2009)提出了中国宏观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要考虑的4个条件：民间自发投资恢复到正常水平；出口增长得到一定恢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刺激政策出现退出苗头；国内资产价格出现过快上升迹象。根据目前的观察，这些条件将于2010年第二季度基本成熟。陈道富(2009)提出，中国四万亿的财政政策是以两年为基础设计的。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实现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复苏，制约着中国退出政策的实施。只有经济刺激政策真正地激起消费需求，并推动经济进入新的良性循环，才是经济刺激政策退出之时。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退出时机的选择实际上是有章可循的。苗永旺，王亮亮(2010)认为当前经济刺激计划不宜退出，因为退出策略的时机选择从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对经济复苏基础的判断。如果判断失误，贸然采取大规模的退出策略，很可能导致经济二次探底，重蹈美国大萧条后期“双谷”衰退的覆辙。根据中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连平(2009)把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分成短期和长期两部分，并指出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较大不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但积极财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所以短期的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之后，会逐渐地退出，而中长期政策则需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胡迟(2010)对照了美国的经验做法，认为退出时机选择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经济复苏的时间必须足够长，以确保经济更长时间的稳固复苏，而断然不可就此退出；二是要把握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速度。从目前的情况看，许多发达经济体至少在2010年下半年才会出现明显的复苏性增长。仅以这点考虑，我国刺激性政策的实施也至少会持续到今年年底。王勇(2010)直接提出了把握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时机的基本规律：在已确认本国经济连续3个月回升之后，其经济刺激政策就可以逐步减轻，而减轻的过程就是逐步退出的过程，也可以称之为“淡出”；在判明经济已连续6个月回升之后，刺激经济政策就可以“全身而退”了。

2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路径的选择

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以政府投资为主，同时配合银行信贷，政府预算与银行贷款一起，变成了中长期的项目投资。这就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协调退出，否则将会面临破坏经济复苏基础的风险。

鉴于中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特殊性，国内学者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退出孰先孰后问题上存在分歧。李稻葵(2009)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与世界主要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方式与其他国家也有很大的不同。他建议，“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应先行退出，财政政策的调整应缓于货币政策调整，且需要充分把握渐进性原则。财政政策在退出之前，应考虑财政刺激的转向问题，如向民生性投资方面倾斜。连平(2009)也支持货币政策先退出。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以数量型工具为主，主要依靠公开市场操作。另外也会给信贷政策一些指导和提示，不排除调整存款准备金率，甚至提高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可能性。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政策的退出应先于货币政策。娄刚(2009)认为，中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步骤应该首先是源头控制，国退民进：即限制地方政府新开工项目；总量控制信贷增长，但保障和鼓励民间投资“接棒跟进”；其次，结构微调：限制过热行业和产能过剩投资，抑制投机需求；此后是全面收紧：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最后才是加息。陆磊(2009)认为，货币政策退出会晚于财政政策，因为积极的财政政策需要银行提供资金，因此2010年流动性仍然宽松。孙明春(2010)也不主张货币政策先退出，但他提出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结合点——投资政策。他认为，现在所有问题的关键不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其实已经被投资政策“绑架”。贸然退出货币政策只会把经济带入歧途。所以，如果是要政策退出，至少应是双管齐下，即投资政策和信贷政策一起退出。而更理想的政策退出顺序是投资政策先退出(即立即停止地方政府新开工的公共投资基础设施项目)，信贷政策等到2011年甚至2012年再退出。

对于中国的政策退出路径方面，李稻葵(2009)认为我国货币政策退出有以下4种方式：第一，逐步回收流动性；第二，通过资产证券化等方式为中长期项目融资；第三，鼓励银行通过出售贷款资产等方式调整资产结构；第四，当市场流动性泛滥时利用利率政策回收流动性。周其仁(2010)则认为政策退出路径的协调性更为重要，政府应在实施退出政策时打组合拳，当刺激政策退出时，结构改革要提到更突出的位置上，要坚定有序地渐进退出，鼓励民间基层做更多的有经济效益的事情。

综上所述，针对我国经济刺激政策的特点，建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的中国式退出机制具有现实紧迫性。

三、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国际比较

从全球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时，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讨论从未停止。与此同时，已有少数经济体开始动用温和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微调。从各国政府及学者对全球及自身经济形势的判断及预测，可以看出各个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有相似点，亦有不同之处。

(一)相同点

由于各个经济体的经济状况、经济受创程度、政治等方面均不同，因此各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相同点更多的表现在政府对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态度方面。

1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实施应该未雨绸缪

随着各国实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效应逐渐释放，全球经济由衰退走向复苏，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政策的讨论日益激烈。2009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一一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增长得以恢复，对刺激政策退出问题的讨论达到新一轮高潮。从2009年春季的伦敦峰会，到秋季的匹兹堡峰会，再到冬季的达沃斯峰会，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一再被放在会议重要议题的位置，各国政府就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时机、路径等方面多次展开热烈讨论。虽然在政策实施细节方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均认为在政策实施前制定一个透明和可信的退出机制，以确保超常规倾向政策、财政刺激和金融机构救助政策的有序退出，也保证了在经济复苏基础稳固时，可以及时启动这个机制，确保在不破坏经济复苏的基础上，使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可以平稳退出。

2经济复苏时应首先终止非常规性货币工具

如前所述，为了遏制经济衰退的步伐，各国均实施了空前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在这些刺激计划全面退出之前，各国均认为应该首先终止非常规性的货币工具，如购买美国国债，定量购买国债、商业票据、公司债等措施，这些措施是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启动的，在经济复苏时必须解除，否则会给经济复苏进程带来副作用。如美国已于2009年第三季度相继宣布减少购买机构债规模、放缓机构债等的购买速度、大部分临时性流动性机制于20lO年3月到期等措施，为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减压；欧盟国家也表示将逐步解除非常规货币政策。

3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强调协调性这里的协调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球各国之间的国际协调；一是政策退出与市场反应的协调，另外，还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搭配。

由于各国经济复苏的程度不一，加上国内各种因素制约，寻求一致性的退出策略并非没有分歧，但各国政府在讨论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时机时均表示，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金融稳定委员会协作，制定协调一致的退出策略。毕竟全球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决定了每个国家都不能“一意孤行”，兼顾他国利益，也是兼顾本国利益。对此，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也表示，如果各国能协调退出战略，效果将比不协调要好。

各国之所以在经济复苏时还迟迟不退出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怕重蹈美国30年代大萧条的“覆辙”。这实际上是由市场反应决定的，尤其是市场中的投资者对经济是否转向的信息十分敏感，经济复苏基础不稳固时撤出刺激计划，将有可能引发市场恐慌情绪，并带来金融市场的动荡，从而动摇经济复苏的基础。因此，各国政府一致表示，在实施退出策略时，要密切关注市场反应，减少市场动荡给经济复苏带来的副作用，保护企业与投资者的利益。

(二)不同点

对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问题，根据国情不同，各国的政策实施情况也有异同之处。

1退出策略时机选择关注焦点不同：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

规模庞大的财政政策造成了全球各国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海量的流动性也构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预期。这也成为各国研究退出策略何时启动的关注焦点。不同的是，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关注的是财政赤字的变化，而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更多关注通货膨胀指标的走势，当然也有国家不能摆脱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困扰，必须兼顾，如美国和日本。

如前所述，欧盟成员国均受《稳定与增长公约》赤字原则(即每个欧盟国家每年的财政赤字只能在GDP的3％以内)的约束，目前这个界限已迫使其必须按下刺激计划的“暂停键”，大幅削减赤字，同时将退出策略的实施提上日程。金砖四国复苏形势好于预期，但金砖四国经济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程度通货膨胀，印度和俄罗斯最为明显，中国也出现了成本推动型和外部输入型通胀，为管好通胀预期，收回流动性，各国已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措施。截至目前，除俄罗斯外，中国、印度和巴西均已提高准备金率。中国人民银行于2010年5月10日再次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大银行的准备金率调到17％，中小银行的准备金率调到15％。这是中国2010年以来第三次提高准备金率，估计将从中国银行系统抽掉大约人民币3000亿元的流动性。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美联储庞大的资产负债表为支撑，释放了巨额流动性，也将财政赤字不断推向历史新高，同时大量流动性带来的大宗商品急剧上涨、资产泡沫不断壮大，使美国的通货膨胀预期不断增强，2010年2月18日，美联储提升贴现率0.25个百分点至0.75％，也是出于这双方面的考虑。日本的财政赤字在2009年超过GDP的10％，曾一度被穆迪和标普警告，而其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必将给日本带来通货膨胀的威胁。但其目前脆弱的经济基础却不能使其在政策调整方面有太大的举动。

2退出策略实施步伐不同：加息与低息虽然上文提到，各国政府在保持实施退出策略的协调性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但协调不代表同步。因此，目前的状况是，一些国家根据国内的实际经济状况已经采取了加息政策，而有些国家因为复苏基础不稳固，不得不维持低息的现状。

2009年10月6日，澳大利亚宣布上调基准利率至3，25％，成为G20首个加息的国家，并由此进入了加息通道，截至2010年4月6日，澳大利亚加息5次，利率从3％升至目前的4.25％。紧随其后，挪威、以色列等国家纷纷采取了加息政策，将全球带入了一轮加息高潮；2010年3月4日，马来西亚宣布将基准利率从2％的历史低点上调25个基点，至2.25％，这是该国近4年来的首次加息；3月19日，印度央行突然宣布分别将回购利率和反向回购利率上调0.25个百分点，提高至5％和3.5％；4月29日，巴西宣布将贷款利率上调75个基点，从而启动了全球货币政策紧缩周期，市场由此将加拿大、中国等国列入了2010年的加息名单。

与此不同的是，在全球加息热潮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依然保持着低利率的水平，以巩固国内的经济复苏基础。2010年4月28日，美联储货币政策委员会发表声明维持现行低利率区间0％～0.25％，并重申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低利率；以希腊为代表的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着欧洲各国的货币政策调整，市场普遍预期其加息的能力会因此而减弱；由于国。内复苏迹象不明显，日本将继续维持0.1％的超低水平基准利率，以刺激经济继续复苏；俄罗斯不但没有加息，而是于2010年4月30启动今年的第3次降息。

由此可以看出，在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各国实施退出策略的同步性不容易实现。

3退出方式不同：市场与行政以美国和中国为例。以市场救助为基础的美联储定量宽松的退出，必然依靠市场的途径加以解决。正如伯南克认为的那样，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着退出机制，随着特别流动性工具的到期，政府实施退出策略的压力会逐渐减轻。美联储更应该关注的是何时启动加息工具。

在中国，市场流动性的大幅放松大部分来源于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管制的放松，同时与财政政策、投资政策相结合，其行政主导特征明显。鉴于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退出就不能单纯依靠公开市场的微调，更多的要注重各种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四、主要结论及对中国的启示

(一)当前中国经济刺激计划不宜全面退出

关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问题日益激烈的讨论，引发投资者对各国经济政策走向的猜测。而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国家亦发出刺激政策退出的信号。但大量经济数据表明，短期内全球经济刺激计划不宜全面退出：目前虽然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逐渐好转，但复苏仍不平衡，尚有赖于刺激政策支持，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市场矛盾依然突出，高失业率尤为令人担忧；我国经济虽率先复苏，但很大程度上是靠政府投资拉动的，从实体层面来看，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还没有被完全带动起来，政策退出后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力仍然较弱。另外，市场投资者情绪波动与政策变化的关联度较高，贸然退出可能会损害已经取得的经济复苏成果，甚至再次重创经济。

可以肯定的是，在对待经济复苏和经济持久发展这个问题上必须持十分审慎的态度，中国政府需要经济“非常确定”的复苏信号，才能从危机时采取的刺激政策中退出。

(二)经济刺激计划要分步骤、分阶段退出，兼顾市场反应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哪些领域先退出、退出的步伐快慢和时间安排，都将影响政策退出的效果。因此，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应该是系统的，有序的，分阶段的，且在此过程中要兼顾市场的反应。可以考虑首先退出一些显著偏离常规的举措，或者是那些耗资过于庞大的非常规举措，减少财政赤字；其次各国央行要逐渐撤销危机期间那些非常规的流动性支持举措及非传统的信贷支持政策；再次，一旦确认经济复苏已有坚挺的基础，产能缺口缩小，就可以通过利率政策来进一步收缩市场流动性；最后，随着复苏的确立，帮助公共金融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尤其是在统计数字已经隐现公共支出压力的情形下。

需要注意的是，在政策退出的过程中，货币政策退出策略必须与财政政策的退出步伐相协调，同时要阶段性地推进，兼顾市场反应，提高政策执行效率。

(三)处理好资产价格、通胀预期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关系

经过一系列调整后的中国经济走势令人期待，但潜在风险同样令人担忧。宽松货币政策下释放的巨大流动性推动通胀预期不断升温，股价、房价随之大幅快速上升，加之黄金、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资产价格虚高，注定了经济刺激计划退出时不会畅通无阻。处理好资产价格、通胀预期与经济刺激计划退出的关系，是实现经济平稳增长的前提。

当前，管理好通胀预期应着力于加强对通胀预期的合理政策指引，加强物价调控及相关制度建设，完善价格监测、预测系统，防止价格的大起大落。在盯住CPI的同时，充分关注股价、房价及大宗商品资产价格的走势，控制资产价格泡沫，同时不断调整和优化信贷结构，对信贷投向进行紧密跟踪，确保资金真正用在维持经济健康发展的领域。根据实际情况审慎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兼顾宏观和微观经济平衡，保证经济复苏的质量。

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要兼顾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提高灵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选定时机适时退出。

(四)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要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我国2010年第一季度的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回升整体向好，这进一步凸显了我国经济“保增长”的决心。但是，相关数据却没有凸显转方式和调结构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经济复苏在相当大程度上还是依靠政府为主体的投资，市场拉动最近刚刚启动，总体来讲，消费需求拉动与民间投资拉动对整个经济增长贡献度还比较小。这就为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提出警示，在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实现转变、产业结构尚未实现调整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内生增长力并没有得到提升，经济复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需继续。前面多次提到，我国的经济刺激计划与其他国家有着不同之处，除了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之外，更注重的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机构的调整，使经济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绿色增长与低碳发展，贸然退出的话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二次探底。必须将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与转方式、调结构紧密结合起来。

(五)经济刺激计划退出过程需渐进、有序，注意退出的时点、力度和节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已经多次确认，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复苏的国家，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将给予其他国家更大的信心。

对于中国来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也推出了强劲的刺激经济政策，无论是4万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政策，还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刺激的力度与强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特别是今年上半年的信贷更是前所未有地超高速增长，这在其他国家是无法想像的。正是这些短期的应急政策，使得国内销售市场顺旺、基建投资火热，同时带动国内资产价格全面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市场出现前所未有的火爆局面。因此，我国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应该慎重，把刺激政策退出与调结构紧密联系起来，实施有保有压，有退有进的结构性调整，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复苏，从而为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六)进一步刺激国内需求，避免“硬着陆”的风险

目前经济刺激计划迟迟不肯退出，根本原因是国内的需求尚未得到大幅度长效提升，导致经济复苏基础脆弱。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可以看到政策的重点在于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因此，政策的调整应进一步的刺激国内消费需求，着力提升蕴藏着巨大潜力的农村居民需求：政府投资要更多的转向关系民生和促进就业的建设项目，配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进而改革税收制度，采取能够持续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增加济贫支出，促进农村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等，开拓更多扩大内需的途径。这样，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经济复苏的“接力”，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六)注重退出步伐的国际协调，避免过早退出的风险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5

论文摘要：从动态趋势上看，由于“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房产新政的出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结构性调整力度的加强”以及“存货周期与发达国家存货周期的同步高点回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等，未来宏观经济可能步入“振荡”、“波动”与“相对低速”的过渡期。2010年以来，在刺激政策、存货周期逆转、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延续了2009年的反弹趋势，在总体静态上呈现出“GDP增速提升”、“物价水平全面提升”、“就业形势逆转”、“外需常态化”等多元景气的局面。

一、上半年经济发展特征及今后预测

与其他年份比，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值得关注：

1、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以及总体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等指标呈现出强劲的反弹趋势，达到历史同期的高位水平。由于基数效应、潜在供给损失、低水平恢复性调整以及短期强烈刺激等原因，一些指标的反弹并不表明宏观经济进入稳定复苏或经济高涨的周期。当前，宏观经济的反弹依然具有基础不牢固、趋势不稳定、动力不明显等特征。

2、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指标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调整模式。先行指标表明，未来逐季下降的幅度可能超出一般市场主体的预期。

3、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上是2009年～2010年经济反弹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存货调整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通胀预期-存货调整”的正反馈机制以及存货周期的力量，既带来上半年经济增速的高位运行；同时，也是下半年经济回落的原因之一。

4、进出口回升不仅是2010年经济反弹的原因，也是经济强劲反弹的产物。1～6月份，我国出口虽然呈现强劲反弹的态势，但在剔除基数效应、交易商对6月份贸易政策和汇率调整的逆向选择、世界经济同步出现短期“V”型反弹等因素后，出口增长的态势并不乐观。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机制在于各种救市与刺激政策以及存货周期的逆转。因此，在世界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存货周期高点逆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我国刺激性贸易政策的退出等因素作用下，出口有可能出现强劲的“前高后低”态势。

5、房产新政的出台将使房地产市场按照“成交量下滑→价格下滑→房地产投资下滑”的路径进行调整。该调整周期将持续3～4个季度，并最终体现为固定投资的较大下滑，从而引发投资增速的快速回落。

6、国家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政策，将有效遏制地方基础建设投资膨胀。这一措施将使地方投资项目增长高居不下的态势有所缓解。

7、刺激政策由2009年11月以来的“增量退出”开始向“存量退出”扩展。这将导致非房地产类的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导致2010与2009年的月度实际投资增速高达14个百分点的差异，从而违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所需要遵循的动态平衡关系，前期快速投资转变的现期供给将大于本期投资和消费带来的本期需求，从而诱发总量不平衡的产生。

8、投资、出口等领域的下滑力量具有较为强的滞后效应和同步性。由于宏观经济所固有的动态平衡的脆弱性，投资出口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性将产生超预期的叠加效应。2010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再次面临“小幅回落引领加速下滑”的局面，总量性的不平衡问题将在结构性不平衡的调整中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将在第四季度后全面显现。

9、来自流动性过剩、要素成本上涨等方面的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存在。在基数效应、我国先行指数的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回落、世界通缩压力的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集中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下半年，我国价格上涨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2010年各类物价水平都将出现“倒V”型调整模式，我国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2010年～2011年，宏观经济可能出现以下运行特征：

1、2008年～2011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呈现不对称的双“W”调整模式。2010年一季度是GDP同比增速的高点，2009年二季度是GDP环比增速的高点。2010年四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宏观经济将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极有可能步入调整状态。

2、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刺激性政策和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朱格拉周期的基本模式，新的增长动力源泉的缺乏、市场性固定资产更新的乏力以及与全球周期的同步性加强等指标都说明，2001年～2008年经济周期并没有结束，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2010年～2011年很可能是周期转换的过渡期，“增长源泉的易变性”、“创新速度的低迷性”、“增长速度的波动性”是过渡期的三大特点。

3、刘易斯拐点宣告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全面开始。“农民工失业”快速向“民工荒”、“外资企业工资快速上涨”的转变，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拐点（刘易斯拐点）变化，这不仅宣告了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从传统的“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性劳资谈判法”，更为重要的是，宣告了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的全面开启。

4、房地产市场的中期支撑力量依然强大，供不应求的局面将在中期延续。目前，行政性调控模式难以改变房地产的周期调整形态，应关注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遭到市场供求关系报复性调整的问题。

5、关注宏观政策引致的新问题。2008年四季度实施的各种刺激计划虽然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短期反弹，但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二是基础设施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加剧问题。2010年～2011年，不仅要治理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问题，而且还将面临过度投资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和增长方式重返传统“高投入、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偏向型路径的问题。应高度重视利用“内需弥补外需”、“投资填补出口”的危机治理方法在成功实现危机救助的同时，掩盖了周期调整的内在矛盾，使周期性调整延缓，以及供求关系的恶化的问题。这将使未来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长9.5%，比2009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总量来看，宏观经济较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从动态变化来看，这种持续回升的势头将在2010年第三季度被打破，第四季度可能出现下滑，并导致2011年GDP增速出现回落。

二、政策建议

2010年～2011年，我国经济将处于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和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的拐点期，2009年～2010年上半年的强劲反弹，只是强劲的刺激性政策、存货周期调整以及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的产物，必将随着刺激政策效应的衰竭、存货回补的逆转、世界经济的动荡而出现反转和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适应周期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的新形势。

1、正确认识宏观形势。不仅要洞悉短期反弹的性质和内涵，而且要高度重视短期力量变化的趋势和中期周期性力量变化的规律；不仅要关注目前下滑力量抬头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些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不仅要重视多重政策同步调整产生的叠加效应，重视多个部门分别同一个目标产生的过度调整，而且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

2、货币政策的调整。一是适当调高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决定了未来结构性价格上涨压力长期存在。但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结构调整、深层次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二是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解脱出来。鉴于我国核心CPI并不高，其上涨带来的宏观总量问题并不严重。

3、财政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一是存量收缩不宜过快，还应当以增量收缩为主。二是财政支出应当在各种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大投放，不宜保持过多盈余。三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不仅涉及到我国债务风险的问题，更涉及到地方与中央分权体系问题。因此，应将其作为体系调整的重点。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6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7

论文摘要：从动态趋势上看，由于“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房产新政的出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结构性调整力度的加强”以及“存货周期与发达国家存货周期的同步高点回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等，未来宏观经济可能步入“振荡”、“波动”与“相对低速”的过渡期。2010年以来，在刺激政策、存货周期逆转、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延续了2009年的反弹趋势，在总体静态上呈现出“GDP增速提升”、“物价水平全面提升”、“就业形势逆转”、“外需常态化”等多元景气的局面。

一、上半年经济发展特征及今后预测

与其他年份比，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值得关注：

1、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以及总体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等指标呈现出强劲的反弹趋势，达到历史同期的高位水平。由于基数效应、潜在供给损失、低水平恢复性调整以及短期强烈刺激等原因，一些指标的反弹并不表明宏观经济进入稳定复苏或经济高涨的周期。当前，宏观经济的反弹依然具有基础不牢固、趋势不稳定、动力不明显等特征。

2、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指标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调整模式。先行指标表明，未来逐季下降的幅度可能超出一般市场主体的预期。

3、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上是2009年～2010年经济反弹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存货调整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通胀预期-存货调整”的正反馈机制以及存货周期的力量，既带来上半年经济增速的高位运行；同时，也是下半年经济回落的原因之一。

4、进出口回升不仅是2010年经济反弹的原因，也是经济强劲反弹的产物。1～6月份，我国出口虽然呈现强劲反弹的态势，但在剔除基数效应、交易商对6月份贸易政策和汇率调整的逆向选择、世界经济同步出现短期“V”型反弹等因素后，出口增长的态势并不乐观。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机制在于各种救市与刺激政策以及存货周期的逆转。因此，在世界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存货周期高点逆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我国刺激性贸易政策的退出等因素作用下，出口有可能出现强劲的“前高后低”态势。

5、房产新政的出台将使房地产市场按照“成交量下滑→价格下滑→房地产投资下滑”的路径进行调整。该调整周期将持续3～4个季度，并最终体现为固定投资的较大下滑，从而引发投资增速的快速回落。

6、国家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政策，将有效遏制地方基础建设投资膨胀。这一措施将使地方投资项目增长高居不下的态势有所缓解。

7、刺激政策由2009年11月以来的“增量退出”开始向“存量退出”扩展。这将导致非房地产类的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导致2010与2009年的月度实际投资增速高达14个百分点的差异，从而违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所需要遵循的动态平衡关系，前期快速投资转变的现期供给将大于本期投资和消费带来的本期需求，从而诱发总量不平衡的产生。

8、投资、出口等领域的下滑力量具有较为强的滞后效应和同步性。由于宏观经济所固有的动态平衡的脆弱性，投资出口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性将产生超预期的叠加效应。2010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再次面临“小幅回落引领加速下滑”的局面，总量性的不平衡问题将在结构性不平衡的调整中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将在第四季度后全面显现。

9、来自流动性过剩、要素成本上涨等方面的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存在。在基数效应、我国先行指数的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回落、世界通缩压力的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集中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下半年，我国价格上涨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2010年各类物价水平都将出现“倒V”型调整模式，我国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2010年～2011年，宏观经济可能出现以下运行特征：

1、2008年～2011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呈现不对称的双“W”调整模式。2010年一季度是GDP同比增速的高点，2009年二季度是GDP环比增速的高点。2010年四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宏观经济将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极有可能步入调整状态。

2、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刺激性政策和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朱格拉周期的基本模式，新的增长动力源泉的缺乏、市场性固定资产更新的乏力以及与全球周期的同步性加强等指标都说明，2001年～2008年经济周期并没有结束，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2010年～2011年很可能是周期转换的过渡期，“增长源泉的易变性”、“创新速度的低迷性”、“增长速度的波动性”是过渡期的三大特点。

3、刘易斯拐点宣告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全面开始。“农民工失业”快速向“民工荒”、“外资企业工资快速上涨”的转变，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拐点（刘易斯拐点）变化，这不仅宣告了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从传统的“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性劳资谈判法”，更为重要的是，宣告了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的全面开启。

4、房地产市场的中期支撑力量依然强大，供不应求的局面将在中期延续。目前，行政性调控模式难以改变房地产的周期调整形态，应关注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遭到市场供求关系报复性调整的问题。

5、关注宏观政策引致的新问题。2008年四季度实施的各种刺激计划虽然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短期反弹，但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二是基础设施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加剧问题。2010年～2011年，不仅要治理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问题，而且还将面临过度投资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和增长方式重返传统“高投入、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偏向型路径的问题。应高度重视利用“内需弥补外需”、“投资填补出口”的危机治理方法在成功实现危机救助的同时，掩盖了周期调整的内在矛盾，使周期性调整延缓，以及供求关系的恶化的问题。这将使未来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长9.5%，比2009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总量来看，宏观经济较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从动态变化来看，这种持续回升的势头将在2010年第三季度被打破，第四季度可能出现下滑，并导致2011年GDP增速出现回落。

二、政策建议

2010年～2011年，我国经济将处于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和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的拐点期，2009年～2010年上半年的强劲反弹，只是强劲的刺激性政策、存货周期调整以及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的产物，必将随着刺激政策效应的衰竭、存货回补的逆转、世界经济的动荡而出现反转和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适应周期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的新形势。

1、正确认识宏观形势。不仅要洞悉短期反弹的性质和内涵，而且要高度重视短期力量变化的趋势和中期周期性力量变化的规律；不仅要关注目前下滑力量抬头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些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不仅要重视多重政策同步调整产生的叠加效应，重视多个部门分别同一个目标产生的过度调整，而且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公务员之家

2、货币政策的调整。一是适当调高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决定了未来结构性价格上涨压力长期存在。但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结构调整、深层次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二是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解脱出来。鉴于我国核心CPI并不高，其上涨带来的宏观总量问题并不严重。

3、财政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一是存量收缩不宜过快，还应当以增量收缩为主。二是财政支出应当在各种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大投放，不宜保持过多盈余。三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不仅涉及到我国债务风险的问题，更涉及到地方与中央分权体系问题。因此，应将其作为体系调整的重点。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8

论文摘要：从动态趋势上看，由于“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房产新政的出台”、“地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结构性调整力度的加强”以及“存货周期与发达国家存货周期的同步高点回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与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等，未来宏观经济可能步入“振荡”、“波动”与“相对低速”的过渡期。2010年以来，在刺激政策、存货周期逆转、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等多重力量的作用下，我国经济延续了2009年的反弹趋势，在总体静态上呈现出“GDP增速提升”、“物价水平全面提升”、“就业形势逆转”、“外需常态化”等多元景气的局面。

一、上半年经济发展特征及今后预测

与其他年份比，我国上半年宏观经济有以下几个特征值得关注：

1、GDP、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财政收入、企业利润以及总体宏观经济景气指数等指标呈现出强劲的反弹趋势，达到历史同期的高位水平。由于基数效应、潜在供给损失、低水平恢复性调整以及短期强烈刺激等原因，一些指标的反弹并不表明宏观经济进入稳定复苏或经济高涨的周期。当前，宏观经济的反弹依然具有基础不牢固、趋势不稳定、动力不明显等特征。

2、从近期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指标都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调整模式。先行指标表明，未来逐季下降的幅度可能超出一般市场主体的预期。

3、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上是2009年～2010年经济反弹的核心动力机制之一。存货调整具有强烈的敏感性和脆弱性，“通胀预期-存货调整”的正反馈机制以及存货周期的力量，既带来上半年经济增速的高位运行；同时，也是下半年经济回落的原因之一。

4、进出口回升不仅是2010年经济反弹的原因，也是经济强劲反弹的产物。1～6月份，我国出口虽然呈现强劲反弹的态势，但在剔除基数效应、交易商对6月份贸易政策和汇率调整的逆向选择、世界经济同步出现短期“V”型反弹等因素后，出口增长的态势并不乐观。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核心动力机制在于各种救市与刺激政策以及存货周期的逆转。因此，在世界刺激政策逐步退出、存货周期高点逆转、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延、我国刺激性贸易政策的退出等因素作用下，出口有可能出现强劲的“前高后低”态势。

5、房产新政的出台将使房地产市场按照“成交量下滑→价格下滑→房地产投资下滑”的路径进行调整。该调整周期将持续3～4个季度，并最终体现为固定投资的较大下滑，从而引发投资增速的快速回落。

6、国家对投融资平台的清理政策，将有效遏制地方基础建设投资膨胀。这一措施将使地方投资项目增长高居不下的态势有所缓解。

7、刺激政策由2009年11月以来的“增量退出”开始向“存量退出”扩展。这将导致非房地产类的投资增速出现下滑，导致2010与2009年的月度实际投资增速高达14个百分点的差异，从而违背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所需要遵循的动态平衡关系，前期快速投资转变的现期供给将大于本期投资和消费带来的本期需求，从而诱发总量不平衡的产生。

8、投资、出口等领域的下滑力量具有较为强的滞后效应和同步性。由于宏观经济所固有的动态平衡的脆弱性，投资出口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性将产生超预期的叠加效应。2010年下半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再次面临“小幅回落引领加速下滑”的局面，总量性的不平衡问题将在结构性不平衡的调整中恶化，产能过剩问题将在第四季度后全面显现。

9、来自流动性过剩、要素成本上涨等方面的价格上涨压力持续存在。在基数效应、我国先行指数的回落、国际大宗商品的回落、世界通缩压力的加剧以及产能过剩的集中释放等因素的作用下，下半年，我国价格上涨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2010年各类物价水平都将出现“倒V”型调整模式，我国不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

2010年～2011年，宏观经济可能出现以下运行特征：

1、2008年～2011年宏观经济有可能呈现不对称的双“W”调整模式。2010年一季度是GDP同比增速的高点，2009年二季度是GDP环比增速的高点。2010年四季度到2011年四季度宏观经济将在多种力量的作用下极有可能步入调整状态。

2、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刺激性政策和存货周期力量的逆转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朱格拉周期的基本模式，新的增长动力源泉的缺乏、市场性固定资产更新的乏力以及与全球周期的同步性加强等指标都说明，2001年～2008年经济周期并没有结束，新的经济周期还没有开始。2010年～2011年很可能是周期转换的过渡期，“增长源泉的易变性”、“创新速度的低迷性”、“增长速度的波动性”是过渡期的三大特点。

3、刘易斯拐点宣告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全面开始。“农民工失业”快速向“民工荒”、“外资企业工资快速上涨”的转变，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拐点（刘易斯拐点）变化，这不仅宣告了我国农民工工资形成机制从传统的“生存成本定价法”转向“市场性劳资谈判法”，更为重要的是，宣告了我国市场导向性的结构调整的全面开启。

4、房地产市场的中期支撑力量依然强大，供不应求的局面将在中期延续。目前，行政性调控模式难以改变房地产的周期调整形态，应关注可能扭曲市场运行机制、遭到市场供求关系报复性调整的问题。

5、关注宏观政策引致的新问题。2008年四季度实施的各种刺激计划虽然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的短期反弹，但也带来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二是基础设施过度投资带来的产能过剩加剧问题。2010年～2011年，不仅要治理流动性过剩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压力问题，而且还将面临过度投资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和增长方式重返传统“高投入、高能耗”的重化工业偏向型路径的问题。应高度重视利用“内需弥补外需”、“投资填补出口”的危机治理方法在成功实现危机救助的同时，掩盖了周期调整的内在矛盾，使周期性调整延缓，以及供求关系的恶化的问题。这将使未来宏观经济形势更为复杂。

依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预计2010年全年GDP增长9.5%，比2009年提高0.4个百分点，从总量来看，宏观经济较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从动态变化来看，这种持续回升的势头将在2010年第三季度被打破，第四季度可能出现下滑，并导致2011年GDP增速出现回落。

二、政策建议

2010年～2011年，我国经济将处于周期交替的过渡期和市场主导型结构调整的拐点期，2009年～2010年上半年的强劲反弹，只是强劲的刺激性政策、存货周期调整以及世界经济同步反弹的产物，必将随着刺激政策效应的衰竭、存货回补的逆转、世界经济的动荡而出现反转和波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应当适应周期过渡期和结构调整的拐点期的新形势。

1、正确认识宏观形势。不仅要洞悉短期反弹的性质和内涵，而且要高度重视短期力量变化的趋势和中期周期性力量变化的规律；不仅要关注目前下滑力量抬头的趋势，更重要的是，应当看到这些下滑力量的滞后性和同步爆发性；不仅要重视多重政策同步调整产生的叠加效应，重视多个部门分别同一个目标产生的过度调整，而且要重视周期性力量与政策性力量的叠加、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的叠加。

2、货币政策的调整。一是适当调高货币政策的通胀目标。结构调整所带来的要素价格和商品价格的上涨，决定了未来结构性价格上涨压力长期存在。但应当看到，目前我国没有明显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鉴于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劳动力结构、产业结构、需求结构重大变化的阶段，结构调整、深层次改革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度调高通货膨胀的目标值，而不是简单照搬过去和发达国家的目标值。二是将货币政策从民生问题和生活问题解脱出来。鉴于我国核心CPI并不高，其上涨带来的宏观总量问题并不严重。

3、财政政策的调整。财政政策应当保持总量宽松的原则。一是存量收缩不宜过快，还应当以增量收缩为主。二是财政支出应当在各种社会福利、医疗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领域加大投放，不宜保持过多盈余。三是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不仅涉及到我国债务风险的问题，更涉及到地方与中央分权体系问题。因此，应将其作为体系调整的重点。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9

关键词：负利率；金融风险；结构性改革

一、负利率的出现与蔓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应对欧债危机与金融危机，振兴实体经济，世界主要经济体大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也刺激了更多国家采取负利率政策，世界经济处于低利率环境。瑞典央行早在2009~2010年就曾将隔夜存款利率设为-0.25%，2015年2月又将7天回购利率下调至-0.1%，希望能刺激经济。丹麦央行于2012年7月实施负的7天存款利率，瑞士央行于2014年12月实施负的活期存款利率，都是为了对抗本币的升值压力。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长期设为0%~0.25%，并持续量化宽松。2020年1月29日，由于日本经济前景不佳，量化宽松政策效果不好，日本央行开始实行负利率，希望能刺激信贷并引导日元贬值。上述央行实施负利率的目的主要包括两点：一方面，降低借款成本，刺激商业银行对外贷款，引导消费和投资，对抗通缩，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减缓本币升值压力，提升本国商品与服务的出口竞争力，刺激出口，改善贸易收支差额。2018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冲突的发酵，资本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首先，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与不充分就已经拖累了经济的复苏，抑制利率的上行，加上一些发达经济体利率长期处于低位，经济增长放缓、接近通缩，不断加速全球降息潮；其次，部分经济体采用盯住美元的关联汇率制度，利率调整和美联储同步，也逐步卷入了降息潮，由此负利率政策便逐步在全球蔓延开来。

二、负利率的表现形式与作用机制

（一）负利率的表现形式

负利率政策主要是指一国央行为应对经济危机和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通过低利率促进金融机构扩张贷款，刺激投资于消费，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可以表现为基准利率、国债利率的下调，根据传导路径来看，目前负利率表现形式主要有四种：一是央行的基准利率为负。二是央行对金融机构存在央行的存款和准备金加收利息。三是金融机构设置存贷款利率为负。四是国债利率为负。负利率从央行传导到商业银行，再到银行间市场，最后到国债市场、实体经济，引导市场利率的下调。

（二）负利率的传导作用机制

负利率政策的传导也是传统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新延伸，从政策逻辑上看目的大致一致，都是为了刺激经济。但在特征和传导作用机制上，有着一定的差别。负利率政策并不直接意味着市场上的存贷款利率为负。目前的负利率政策更多的是下调名义利率为负，在名义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如果一国的通货紧缩率高于负的利率水平，那么剔除物价影响，负利率与通缩率相互抵消，实际利率仍为正。从作用机制看，负利率政策不同于传统的降息或其他宽松货币政策，大多数国家的负利率政策是将基准利率定为负值，引导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和短期国债利率为负，凭借负的无风险利率来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刺激信贷扩张。所以说，负利率政策的直接作用对象为金融机构与银行间市场，一方面，银行间市场是金融机构的一大资金来源，负利率能够显著降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负的银行间市场利率会让持有大量超额准备金的金融机构面临资产缩水的严峻问题，从而刺激金融机构调整资产配置，增加信贷投放，提高资金的流动性，释放资本市场的活力。在负利率政策下，央行也可以选择直接对银行间市场的存款便利和超额准备金存款收取利息，通过提高存款成本的方式激励金融机构将更多资金投放到信贷市场，来实现货币政策扩张的目标。因此，不论是哪种形式的负利率政策都会比传统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具针对性与时效性，会较快速地推动货币市场利率显著下行。

三、当前负利率的实施效果

当前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经济体无非是为了推动利率下行，刺激通胀，稳定汇率，发展实体经济，刺激消费与投资。但就目前而言，负利率政策的实施效果还是有限的。

（一）推动存贷款利率的下行

负利率政策会通过传导路径引导银行间市场的利率落入负区间，紧接着推动银行存贷款利率和债券市场中长期利率的下行。从目前各国的实施结果来看，银行存贷款利率整体上有降低的迹象,但存款利率降低的效果存在差异，例如南欧国家的利率整体高于北欧国家。同时部分国家的贷款利率上浮，如丹麦与瑞典，由此可见负利率政策还是给商业银行施加了极大的压力。

（二）刺激通胀的效果有限

在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经济体中，各国央行大致都以抬高物价或稳定通胀率作为目标，但效果是有差异的。瑞典和匈牙利通货膨胀率上升较为明显，而欧元区和日本皆未实现通胀目标，丹麦和瑞士仍处于低通胀状态。瑞典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瑞典消费者价格指数的通胀率在2%，在2015年就对回购利率实施负利率，但由于货币政策难以精准调控的，加上影响通胀率的外在因素相对复杂，负利率政策未实现通胀率2%的目标，但还是有一定程度的上升。日本也曾提出实施负利率以期望实现2%的通胀目标。但从实施效果来看，日本央行在2008年、2010年实施了两次降息，CPI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日本还是处于低通胀状态，负利率政策在日本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三）稳定汇率效果并不理想

在欧债危机爆发后，丹麦为了避免国际资本大规模涌入，在2012年7月大幅下调7天大额定期存单利率至-0.2%，成功稳定了丹麦克朗兑欧元的汇率；而瑞土央行同样为了应对欧债危机的影响在2014年12月下调隔夜存款利率至-0.25%，却没有遏制住升值趋势，最终被迫放弃欧元兑瑞郎1:1.2的下限限制。

四、负利率的潜在风险与冲击

负利率短期内可以刺激信贷，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长期而言其边际效益递减，会增加金融机构的运行压力，加大养老体系的负担，扭曲资本市场价格，诱发资产泡沫，弱化货币政策的作用，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破坏金融资源的结构配置。

（一）银行的盈利空间受挤压，金融机构风险加剧

负利率政策最直接的影响对象是商业银行，负利率政策的本意应该是降低实体经济成本，刺激信贷活动，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但利率下行，一方面，使得商业银行自身的资产收益下降；另一方面，又使信贷端可以获得的利差收缩，压缩银行的净利润，诱发金融风险。同时，欧美许多商业银行为应对经营压力纷纷裁员或减少营业点来节约成本以应对负利率，金融机构吸纳就业的能力也受到削弱。

（二）负利率诱发资产价格泡沫，冲击金融体系

现在全球本来就处在量化宽松的大环境下，若继续降低利率实施负利率政策，过分刺激投资与消费，首先会引起大量资金涌入资本市场将加剧资产价格上行压力，诱发资本市场的泡沫；其次，负利率带来的信贷扩张会拉高债务杠杆，给予垃圾债生存空间，冲击金融体系。

（三）负利率会冲击养老保险基金

对于传统型的养老保险制度，个人领取养老金的权利与缴费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即个人按期缴费是领取养老金的前提。养老基金未来现金流即每年需要向退休人士支付一定数量的退休金，把这各期现金流按折现率折现到现在，就是养老基金未来的总负债。因此对于养老基金，在负利率政策下会引起折现率的下降，而折现率越低，其未来的负债负担就越重。利率的下降本来就让投资回报率下降，折现率下降又增加负债负担，养老保险基金将受到一定冲击。甚至有实施负利率政策的国家的养老基金已经开始通过削减退休金或提高劳动者的义务上缴比例来弥补养老基金的缺口，而这也会恶化社会福利。

（四）加大社会贫富差距

在负利率政策的环境下，一方面，利率的下降会使资产的现值增加，例如债券、股票、基金、房产等能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它们会变得更有价值；另一方面，若把资金简单的储蓄在银行里不会有任何回报甚至是负回报，加上借款成本降低会推动投资者们提高风险偏好，扩大投资，推动资产价格上涨。这样一来，对于手中拥有合理资产组合的人是利好的，而对于只拥有现金、没有任何其他类型资产的人是利空的，社会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五）弱化市场竞争，阻碍经济结构转型

首先，在负利率的环境下，相当于给予问题企业生存的温床，这些企业破产的概率会大幅下降，由此弱化市场竞争，违背“适者生存”的规则。其次，负利率为经济注入资产泡沫的同时，也让房地产继续“坚挺”，占据金融资源，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转型与新经济的兴起。

五、以结构性改革助力新经济

如今负利率政策已成为全球部分经济体应对通缩趋势，经济增速减缓的措施。但从负利率的实施效果看，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银行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但对通胀的影响在各国之间是有差别的，稳定汇率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暂时也未能有效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负利率降低了借贷成本，也可能会过分推高资产价格，吹大资本泡沫，加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聚焦国内，若想维持较稳定的经济增速，还需要加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立足更长远的目标，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积极性，培育新经济，支撑实体经济。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应当积极进行数字化转型，加强科技领域、另类投资领域的探索，为实体经济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且降低自身经营风险。

（一）科学利用财政政策空间

货币政策并非无所不能，负利率能够促使货币从中央银行流动到商业银行，但低利率压缩了商业银行的利润空间会使商业银行更加“惜贷”，反而阻碍货币从商业银行流向实体经济。其次，如果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大水漫灌给经济埋下的是更多隐患，可以参考美国长期量化宽松在疫情爆发后诱发新一轮的流行性危机，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而且还助长金融泡沫进一步膨胀。所以应当科学利用财政政策空间，协调好货币与财政的关系，面对疫情后市场低迷的情况，可以调动地方积极性，发售合理规模的专项债，支持科技型企业、中小微企业，鼓励创新创业，并且加快“新基建”的建设进程以优化经济结构，为新经济、新业态持续助力。

（二）优化社会投资结构

一方面，发展新经济是加快经济转型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着力点。国家层面，可以在税收方面利用减税降费、抵税、福利补贴积极引导全社会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流向科技领域，扩大对新经济的支持。另一方面，应在国外的低利率环境下抓住机遇，继续推动企业“走出去”，在5G的浪潮下，利用“一带一路”、“中欧班列”等渠道助力跨境投融资，合理利用海外市场，优化投融资结构，提升我国企业的国际影响力，支持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宇哲.负利率时代:政策创新与宏观风险[J].国际经济评论,2016(04):115-127+7.

[2]池光胜,肖雨.负利率的运行逻辑与政策反思[J].金融市场研究,2020(01):17-28.

经济刺激政策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总结回顾了中国实践并探讨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相关重点问题。一般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较高速的增长，并将在优化结构方面有所进展。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财政政策，政策目标，重点问题

两年前不期而至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向各国宏观调控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财政政策的运用成为重要的应对措施。中国在2008年11月明确宣布宏观政策转型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后，已经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态势在2009年比较顺利地从“前低”转入“后高”，年度GDP增速为8.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速达10.7%。一般预计，2010年中国经济将有望实现较高速的增长，并将在优化结构方面有所进展。总结回顾中国实践并探讨今年和今后一段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与相关重点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基本经验

本轮积极财政政策注重处理好扩张总量与调整结构、应对当前困难和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关系。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水平。简要总结其经验要点，一是把应对金融危机冲击放在“反周期”的操作框架内，充分认识其近乎“百年一遇”的严重性，及时、坚决、有力度地实施总量扩张。二是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阶段，特别注重“供给管理”角度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促进升级换代和方式转变。三是在“积极”的同时也注重防范风险、加强制度建设。总体上看政策的实施，无论是增支规模还是减税规模，无论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推动还是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关注，都体现了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服务的理念，也体现了财政宏观调控日趋成熟的思路和技巧，这将为应对金融危机后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更为坚实的保障。

二、中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几点反思与优化要领

任何政策设计与实践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从对还需在2010年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必要力求优化的视角来看，可提出三个方面的反思与优化的取向性要领：

（一）在实施总量扩张、安排政府投资时，更加注重抓好结构调整和项目质量

政府实施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扩大内需的首要事项，是以政府投资实施总量扩张，“四万亿元”投资陆续具体化到各个建设项目上，其中以1.18万亿元中央财政资金拉动银行、地方、企业等的配套资金。在这种总量扩张的同时，极为需要精心把握结构优化调整的导向，把基础设施、灾后重建、农村建设、安居工程、生态保护、自主创新和教文卫七大方向上的各个项目选择好，其中突出的要点，在保民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新能源）和努力拉动社会、民间投资之外，还应把调结构、促转变放在更突出位置并贯穿于各个项目，直到落实于对施工质量的保证。这方面相关的应抓住不放的制度保证因素，一是要实行十分严格、尽可能充分的可行性论证（而非“可批性论证”），切实体现结构优化原则；二是要实行从头到尾的严密的全程监督和内部、外部的多重审计，防止资金挪用等不良现象；三是要实行规范、到位的工程监理，保证项目质量，防止出现“豆腐渣”工程。根据中国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应通过检查巡视工作等方式对各地已开工和拟开工的政府投资，和拉动社会资金的“拼盘”投资项目，作审计检查和必要指导，及时发现可能的偏差，防患于未然。

（二）在加大财政公共支出和补助力度时，更加注重抓好机制转换

政策扩张期，对于三农、社会保障、社会事业、研发创新等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和补助，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加大其力度是客观要求。但加大力度并非是相关工作中的惟一要领，另一个相伴随的、不可忽视的要领，就是努力实行支出、补贴中的机制转换，以力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提升政策的绩效。实践证明，机制不同，政策的效应与绩效会大相径庭。比如，中国政府有关“三农”的各种支持项目和支持资金，名目已甚多，但使用中还带有“撒胡椒面”的特征，所以应当鼓励地方积极探索统筹协调、适当整合使用这些资金的新机制----在一些地方的实践中，这已表现出较好的效果，值得进一步总结经验；又如，在不同的地方政府辖区，亟需根据安居住房和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制定在本地现发展阶段，落实“住有所居”的政策目标，是应以“补砖头”还是“补人头”为侧重点使用用政府资金，或两者如何结合，如何运用有限财力首先托好“廉租房”这个基本住房保障的“底”，如何注重引导和支持“适租房”供给的增加以适应收入“夹心层”和年轻就职者的现实需要，等等，都需要形成可操作的合理化的具体方案，以提高政府实现“安居工程”的资金绩效（这方面已有一些较成功的经验）；再如，财政针对猪肉市场价格波动的调控措施，十分有必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探讨不再补贴生产环节而是直补城乡低保人群的新机制、以及实行逆市场周期的库存吞吐“平准”方案；在基础研发环节的财政支持方面，也应加大促进实验室、大型实验设备实行资源共享、整合运用的机制建设。这些是推进公共财政建设、优化宏观调控的内在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社会转轨中不可回避的制度、机制建设问题。

（三）在提升债务规模、用好债务资金时，更加注重抓好改革创新和风险防范

政策扩张期带来了国债和地方债规模的明显上升，除较规范的长期建设国债和2000亿元地方债之外，近期还出现了媒体所称的“地方政府融资的狂欢节”，各种融资平台“遍地开花”、不少新的融资工具（规范程度往往并不高）也被创造出来。地方举债融资的规模正在迅速扩大，并引起了各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不同意见的争议。

中国地方政府融资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和分税分级财政体制模式下，有其必然性，2009年又加上了“四万亿元”项目配套资金的强大需求，对其做出简单禁止是行不通的，所以大思路上应回归大禹治水“堵不如疏”的古老智慧，疏堵结合，重堵更重疏，关键是因势利导，寻求以制度建设实现规范发展。

在这个方面需要“治存量，开前门、关后门、修围墙”，打造一套可控风险和可持续的地方“阳光融资”的制度和法纪。政策扩张期，对此既是挑战，又提供了机遇。按照公共财政建设和“依法理财、民主理财、科学理财”的要求，地方政府融资应当是有透明度的、受法纪约束的、依托于制度规范和受公众监督的。相关制度、法纪的打造，当然在中国需要渐进，而当务之急，一是应强化国家综合部门自上而下对各地融资规模的监督、指导、协调；二是应强化地方各级人大、政协对政府融资的审批与制约；三是应强化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对于政府融资活动的监控、审计；四是应提倡、鼓励地方政府融资主体内部的自律和加强管理，总结经验教训，在开拓创新中防患于未然。相关的制度内容，可先形成一些粗线条的文本，再于动态中不断完善、细化。地方政府融资无如制度、纪律的有效约束，必然会在分散状态和不透明状态下积累公共风险，一旦积累到被触发的局面，就会是危机的局面，“救火”的代价损失将是巨大的。惟一的正确方向，应是走向透明化、法纪化的“阳光融资”。这方面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还需坚持不懈地推进相关的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

三、关于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出问题

得力于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国内经济已呈现“双升一稳”（投资大幅回升、工业强劲反弹回升、消费稳定增长）的良好势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自去年11月份同比涨幅由负转正之后，12月上涨1.9%，较11月0.6%的涨幅明显加快，今年2月已上升到2.7%。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去年12月在各方预期之内如期转正，上涨1.7%。这一方面意味着经济触底之后已经过反弹走向全面回升，另一方面需要我们要高度关注通胀预期。从外部环境看，2010年全球经济复苏力度似比一般预期更为强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世界经济2010年和2011年增幅将分别达到3.9%和4.3%，中国增幅为10%和9.7%。经济复苏和通胀预期的加强，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问题开始成为关注的焦点。退出策略不仅涉及到退出时机、节奏的把握，而且涉及到退出机制、工具的选择，更涉及到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之间政策的协调与博弈，在全球经济复苏还存在不确定性，经济内生增长乏力之时，财政刺激政策退出面临诸多复杂问题，需要审慎处理、全面把握。

（一）退出机制的选择

选择适当的“退出机制”，不仅事关本轮经济刺激政策“功成身退”的必要归宿，也密切联系着解决国内结构性问题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所谓的退出机制，一般是指对由政府主导的、专门旨在抵御金融危机和缓解其不良结果的特殊经济刺激政策的放弃。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三大法宝”，无非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道义劝说（政府首脑、央行行长等或劝说或威胁或暗示以求引导）。特殊的刺激政策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大规模财政投资、支出；减税；向银行注资。就中国而言，与此框架无大异。特殊的经济刺激政策势必要具体化为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中，在未来作合理的动态调整、适时退出。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在2010年内的优化调整，可认为是大框架不变前提下向“适当从紧”单一方向的适当回调，而财政政策在本年度内至少不会在总量上简单比照货币政策，可看作是扩张框架不变前提下突出重点、优化结构、追求绩效等方面的努力。而再往后的“退出”调整，很可能是与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成功之后相仿的“淡出”方式，即低调处理，扩张力度渐降，使社会各方在“不经意”间经历政府政策“退出”的过程。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可着重考虑三个方面：相对于GDP的增长速度控制国债规模和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促进经济恢复自主增长；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

1.比照GDP规模与增速，控制国债发行相对规模和赤字率，优化国债发行结构和资金使用结构。

2010年在继续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国债发行规模不可能按急速刹车方式处理，比照GDP规模与增速，国债发行规模要配合赤字率继续控制在3%以下的要求，并注重国债结构优化。从相对数看，2010年相仿的水平，绝对数则将超过1万亿元，预计中央的地方债券也仍和2009年一样，约在2000亿元左右。从结构看，对于长期建设国债可按实际需要适当减发，而对于流动性较强的中短期国债要重点发展，并要按市场的要求，适时调整利率、期限、结构以及付息方式，完善国债对财政政策的支撑功能。国债所筹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重点，2010年是首先支持已开工项目的续建，严格控制新项目建设，并做好监理工作。

2．积极引导和鼓励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促进经济恢复内生性、自主性增长。

目前看，中国经济还主要是表现为政策推动的经济回升。要使经济进一步顺利、稳定发展，只有政府扩大公共投资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出台多种措施力求“四两拨千斤”地扩大社会投资，拉动民间资本跟进，引导和鼓励企业投资，以及居民消费。如果民间投资迟迟不能跟进，公众消费疲弱不振，那么就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财政政策的退出操作，应当是在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可支撑经济运行基本态势曲线形成稳定的“拐点”之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和小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放宽市场准入，保护民间投资合法权益。财政政策应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进一步拓宽社会投资的领域和渠道，充分利用应对金融危机的时机对社会资本投资给予国民待遇，除法律特别规定的之外，应允许社会资本以参股等方式进入金融、铁路、公路、航空、电信、电力以及城市供水等多个行业。二是通过税收、财政贴息、政府采购、信用担保等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对规模较小的企业，做好所得税征收按优惠方案处理的贯彻落实。清理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加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规模和支持范围，向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大的轻纺等行业的出口企业、科技企业和地震灾区的中小企业倾斜。政府采购也应适当向中小企业倾斜。三是支持发展专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便利快捷的政策性金融服务。此外，应考虑通过发展规范的地方融资平台，以市场化方式融资，吸引银行放贷和民间资本跟进，把短期政策调控与利用社会资金与民间资本的长期机制构建两方面的要求较好结合。

在消费方面，提高居民收入、扶助低收入阶层、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和以消除居民“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等方面的一系列措施，都应切实贯彻，细化优化相关方案和加强相关管理。

3．合理掌握对不同产业、产能和不同政策工具区别对待的取向。一般理解的“退出”，在政府刺激力度上是单向调减的，但考虑到中国经济运行中显著存在的结构问题，在退出中有必要适当加入针对不同产业、不同性质产能的区别对待的处理，比如对一般传统产业的刺激力度，可以顺向调减，乃至多减，而对有优化结构作用的新兴产业、事关全局增长后劲有必要加强的支柱产业，以及那些具有强烈技术改造、升级换代需要与空间的门类和领域，则可以实施不减的处理，甚至适当给予更多资金与优惠政策以帮助其扩张的处理。这有益于加快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再者，与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深化改革过程之中有关，不同政策工具的制度相关性和区别对待，也值得注意。比较直接、行政色彩较重的政府干预政策工具，可随总体刺激力度的调低而顺向调减、乃至多减一些，比如，那些一般性扩大政府支出的投资安排，应比较坚决地调减；而那些有条件、有必要更多运用、助其走向健全的经济杠杆手段，却可考虑让其发挥更多刺激作用，比如结构性减税的安排。这样有助于推进制度安排与调控方式的合理化。

（二）退出时机的选择

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时机把握，既要考虑到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家退出政策的操作对我们的联动效应，更要考虑国内经济企稳回升后，何时出现、是否稳定形成经济周期中阶段转换的拐点。从中国过去的经验，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看，经济由高涨阶段进入低迷阶段再重回高涨阶段的转换，一般都要间隔数年，是一个由经济下跌和宏观扩张政策启动开始，经历触底－－企稳回升－－巩固回升态势－－企业预期再次普遍向好和自主投资强有力回升而完成的过程，关键是何时市场的内生动力已可以不再依靠扩张性政策而把经济运行稳定在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区间。从中国的相关宏观、微观数据看，至少2010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还未到退出的时机。

世界银行预测局局长汉斯·蒂莫指出，假如刺激措施退出过快，经济复苏就可能陷于停滞，虽然出现二次衰退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有些国家可能出现一个季度以上的负增长；假如刺激措施撤出得不够快，在财政政策方面将对私营部门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并导致通胀，全球失衡的重现将会迫使各国央行突然收紧政策，从而导致二次衰退。可以说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敏感而脆弱的关键时期，如何既能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复苏基础，又不至于因政策滞后延误退出时机使通胀局面难以挽回，这将是各国决策者面临的考验。从目前情况看，发达国家的经济自主性增长仍然乏力，主要经济体国家的企业生产和个人消费支出短时间内很难有效恢复，特别是美国、欧盟、日本失业率连创十几年来的新高，这将使得私人需求的复苏持续低迷，因此发达经济体很可能在2010年仅仅回归低增长，这意味着不排除“双底衰退”的风险。这也是各国对宽松政策不能轻易退出的顾虑所在。甚至有前量子基金合伙人、著名投资人吉姆·罗杰斯于今年2月间预测，缘于各国政府此前的刺激政策，全球经济的恶化状况在“表象反弹”短暂停歇之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二次衰退”，其时间可能在2010年晚些时候或2011年，届时情况将比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更为严重。最近一段时间，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有愈演愈烈之势，引起广泛关注，在其暴露了欧元区各国之间利益取向协调机制的脆弱和欧元、欧盟发展前景方面的潜在风险的同时，也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带来了更多的审慎要求。中国经济虽目前已进入全面回升，但结构性问题依然严重；通货膨胀虽总体仍只是预期，尚未成为现实，但CPI的年度上涨大局已定，如本年还属柔和，更具“杀伤力”的上涨压力则不排除可能出现于2011年；但万一欧元区出现较大的下滑型动荡并严重影响世界经济，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通胀压力也不是不可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陡然转为通缩压力的。因此，综合权衡各种预测和各主要相关要素，动态跟踪和及时判断经济上升曲线何时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涨阶段，以全球视野把握中国经济达到经济内生稳步向上状态的拐点，便是政策退出时机选择的关键所在。

（三）财政刺激政策退出的国际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