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事范文10篇

节事范文篇1

1大型节事活动的旅游效应分析

大型节事活动的举办，会为举办地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从供需关系和主要旅游经济指标的角度来分析，表现为以下方面。

1.1数量效应

大型节事活动的举办，相当于在举办地开发出了一个全新的旅游吸引物，并且基于节事活动内在的集聚性特点以及品牌效应，会直接地为举办城市吸引大量的游客。2011西安世园会，会期178天，累计接待游客15728936人次，单日入园人数最多达到302569人次[10]。据统计，西安市2011年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数6553.0万人次，接待境外旅游者人数100.23万人次，国内旅游业总收入530.15亿元人民币，旅游外汇收入6.41亿美元，上述指标分别比2010年增长了26.0%、19.1%、30.8%、32.0%。[11]数据表明，2011年西安市旅游业收入的增长，要明显高于接待游客数量的增长比率，即旅游者人均花费得到了显著提升。

1.2时间效应

节事活动的举办涉及较长一段时间内、大规模的基础建设和投资开发，会为举办地的旅游产品开发与产品组合带来新的元素，丰富旅游产品谱系，进而带动各项旅游经济指标的持续增长，并且在时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结构性。一般而言，表现为筹备过程中逐步升温的前期效应，举办过程中集中释放的期间效应，以及在活动结束后依然持续存在的后期效应，具有阶段性和持久性的双重时间效应。在筹备期，由于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加大，旅游服务质量逐步提高，加之节事活动本身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在举办前就会明显带动旅游业发展，这种预热有利于举办地逐步培养和完善其旅游接待能力，从而适应在节事活动举办期间的高峰客流量压力。在举办期间，由于节事活动的暂时性特点，造就了其作为旅游吸引物的稀缺性，进而就会表现为游客数量在时间分布上密度大的特点，城市的旅游承载力受到考验。在节事活动结束后，一方面，举办地旅游业的综合能力和服务质量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也可能面临由于游客数大幅度下降而引发的投资回收放缓与旅游就业过剩的矛盾和压力。此外，大型节事活动的举办可以有效调节举办地的旅游淡旺季，举办时间如果选择在举办地的旅游淡季进行，将会有效缓解旅游淡旺季的冷热不均、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反之，如果选择在举办地的旅游旺季进行，也将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重大挑战。

1.3空间效应

基于密度大、专业性强等特点，大型节事活动对于场地条件具有特殊要求，因此通常需要建设专门性场地。而基于规模、成本以及市政规划等各方面因素考虑，选址通常会远离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中心区域。因此，大型节事活动的举办，能调整旅游资源结构，满足游客多层次需求，促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和基础设施的均衡发展，促进新景观带的形成，进而引起城市旅游空间发生变动，甚至导致城市旅游中心的迁移。2011西安世园会的举办，有效地完善了旅游业在空间结构上的分布，以河流治理带动新区建设，以新区开发支撑生态重建，实现了!灞由昔日生态重灾区向城市生态补偿区和生态示范区的转变。2014青岛世园会及周边的项目建设,将延伸和优化青岛市的旅游空间分布，使旅游区域逐步从传统的东南沿海一线向北部扩散，从而进一步提升青岛市的旅游承载能力和服务能力。

22014世园会的旅游效应及青岛旅游业问题分析

2014世园会将引发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对于青岛市旅游业来说都充满了机遇与挑战的两面性影响。综合分析青岛市旅游业的具体特点，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2.1城市旅游承载力的限制

2014青岛世园会与2011西安世园会同为“A2+B1”级别，为国际性和长期性结合的展会。据预测，2014青岛世园会期间，园区将接待国内外游客约1100万人次[12]，而这仅仅是世园会园区作为一个独立景区接待的游客数量。在关注世园会产生的显著而积极的数量效应的同时，旅游业也必须正视其为旅游业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世园会举办期间，大量的客流将会给青岛市的景区景点、交通、住宿、餐饮以及零售业等带来巨大的压力，从而直接影响旅游服务质量，给城市的旅游承载力产生巨大压力。此外，由于气候条件及旅游资源禀赋等原因，青岛市旅游具有明显的淡旺季分布不均的现象，这种时间结构也是青岛市旅游承载力发展受限制的重要原因。表1为2009~2010年青岛市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数的分季度统计情况，从旅游者人数指标来看，青岛市的旅游旺季集中在二、三季度，即4月至9月。而从旅游者人均花费指标来看，尽管在旅游旺季相关价格和成本会有所上升，但是人均花费较淡季反而并无显著提升甚至有所下降，说明在旅游旺季，由于旅游承载力的限制，导致旅游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抑制。表12009~2010年青岛市各季度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数及人均花费年份一季度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国内游客人数(万人次)2009612.071066.921438.05786.382010661.661234.701618.88881.41国内旅游人均花费(元)20091192.91067.061123.561309.5620101218.541127.851240.641354.07数据来源：根据2010年与2011年青岛统计年鉴整理2014青岛世园会会期拟定自4月18日至10月18日共计184天，相当于仅在世园会园区内，日均接待游客就将达到6万人次左右。而世园会举办的时间区间恰好与青岛市的旅游旺季重合。这种旅游旺季与区间性旅游吸引物的叠加，将加剧青岛市旅游接待旺季的供需矛盾，而城市旅游承载力的限制可能导致旅游者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进而影响旅游消费。

2.2旅游供给空间分布不均衡

基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发展等原因，青岛旅游业发展的传统模式是依托海洋旅游资源、发展海滨观光度假旅游。因此，青岛市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服务质量等旅游供给要素，明显呈现空间分布不均衡状态，这也是造成青岛市旅游承载力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住宿业为例，表2、表3为青岛市2011年各区市住宿业网点数和从业人员数分布情况。数据显示，青岛市住宿业企业网点主要分布在市南、市北、黄岛、崂山等东南部沿海一带；而位于中部的四方区和李沧区次之。在上述区域中，个体网点作为辅助，有效补充供给市场的层次和类型。而位于郊区的各区市，住宿业企业网点数目较少，其住宿业主要靠个人网点支撑。住宿业分布的不均衡，直接导致了旅游者在活动空间方面的局限性，客流量大量集中无法合理有效分流从而限制城市的整体接待能力和服务质量，进而影响旅游者的停留时间、相关旅游消费等，造成旅游收入漏损。此外，景区景点、旅游交通条件、旅游餐饮、旅游服务质量等旅游供给要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空间分布不均衡现象。

2.3基础设施的持续利用和前期投资的有效回收

会场及建筑物的合理安排和有效使用是稳定就业和保持节事活动后续经济效益的决定性因素。对于旅游业而言，节事活动结束后其正面效应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奥运会与世博会结束后，借助后期效应，北京和上海的旅游业发展在整体上均延续了良好势头，保持稳定增长。但也存在出现旅游者数量下降或者旅游需求结构变化的可能，继而引发旅游业出现供给过剩的现象，这种过剩包括“数量”或“结构”两个方面、可能导致旅游就业过剩、旅游投资回收放缓等一系列问题。青岛市应当结合世园会和青岛旅游业自身的特点，借鉴和参考北京、上海及西安的成功经验，避免出现会后效应后劲不足的局面。

32014世园会青岛市旅游业的对策

世园会期间，大量旅游者的进入，将使青岛市主要景区及接待设施处于超饱和状态。而世园会后如何继续发挥后世园的积极效应、应对负面效应，在转变中求发展创新，是青岛旅游业必须面对的大课题。本文仅从旅游需求与供给的角度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

3.1数量与结构兼顾，外延与内涵并重，增强旅游承载力与应变力

世园会的举办将引发青岛市旅游供需关系的矛盾，这种矛盾体现在数量和结构两个方面，旅游业不应只关注数量上的改变，还应当深入分析世园会这一特定节事活动所引发的旅游需求结构的变化，如旅游产品类型结构、旅游要素结构、消费层次结构等。在此基础上，调整旅游供给结构。分析表1数据可知，在青岛市旅游旺季中，旅游者绝对数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人均旅游花费相对的下降，造成这种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是旅游业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只有数量与结构兼顾，旅游供给才是有效的。单纯通过加大投资、增加就业和设施建设等外延式的方法来满足旅游市场需求的模式，往往会在现实与预期出现较大偏差，或者游客数突发性降低的情况下，变得脆弱而缺乏应变力。这就要求旅游业在外延扩张的同时，也要注重行业内涵的发展，如从业人员素质的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旅游产品价值构成中高新技术和知识服务的含量等，以此增加旅游承载力的弹性和应变力。

3.2借势世园会完善旅游产品谱系，优化旅游空间布局与产品结构

世园会的成功举办将改变青岛市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青岛市旅游业应当借助这种全新的形象界定，开发新的旅游产品。近年来，为了调整旅游业的空间布局和产品结构，青岛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与民俗旅游，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青岛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公布的2011年青岛节庆活动中，普通商业节庆38项，重要品牌节庆2项。普通商业节庆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分布情况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

这些普通商业节庆都是分布在旅游设施不尽完善的农村、近郊地区。在空间上分散分布，内容上重点突出文化与习俗，形式上注重民风淳朴和返璞归真，以真实体验为核心价值，而对基础设施的要求相对较低，因此具有投资小、收益快的特点。从短期来看，节庆民俗活动可以补充世园会期间青岛市的旅游供给，有效缓解旅游旺季期间传统景区的客流压力；从长远来看，可能会促使青岛市旅游业改变空间结构，改善空间布局。在世园会后期将持续发挥特色优势。应当予以重点培育，而传承世园会的人文价值、深化世园会的主题，将是旅游产品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设计理念。

3.3鼓励个体经济发展，完善旅游法律法规，加强旅游行政管理

世园会期间，旅游基础设施的建设涉及大量的资金投入。除了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还应鼓励个体经济发展来补充旅游业的数量缺口和市场结构。个体经济具有诸多优势：一方面，个体经济利用民间资本，可以有效降低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个体经济投资小、价格低、回收快，可以补充旅游供给结构、满足旅游市场的多样化需求。此外，个体经济分布广泛、灵活性强，利于旅游空间结构的优化，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但是，个体经济也存在许多弊端与不足，例如基础设施、从业人员素质、服务质量、经营管理水平等都相对较低。因此需要通过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以及旅游行政管理等方式予以规范和引导。以住宿业为例，三亚市鼓励个体旅游经济发展，早在2004年出台《三亚市家庭旅馆管理办法(试行)》并在2011年11月重新修订、正式施行，有效改善了旅游旺季的住宿供给问题，规范了个体住宿业的经营。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家庭旅馆的经营有效地补充了上海市住宿业的供给，甚至部分家庭旅馆的“功能由解决住宿逐渐转向了文化体验”[16]。青岛旅游业应当正确引导、规范管理个体旅游经济的发展，使之不仅成为供给数量上的补充，更要鼓励其作出文化和特色、成为供给结构上的补充。

节事范文篇2

一、品牌营销的内涵

品牌营销是以品牌输出为核心开展的营销活动，即企业通过市场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将它在产品或服务上区别于同类竞争者的独特个性输送至消费者心中，并创造出一种价值认可的过程。从总体上看，品牌营销是由品牌定位、品牌传播、品牌维护以及品牌增值共同构建的系统工程，其关键在于发掘或创造出具有差异化个性、能引发积极联想和购买欲望的品牌核心价值。

二、海洋节事活动开展品牌营销的必要性

首先，资源和文化的相似性使海洋节事市场呈现同质化竞争的态势。通过品牌营销，海洋节事活动可将文化内涵、主题选择、形式内容等要素进行高度整合，从中发掘或创造出独特的差异点，并传递给消费者，从而在市场上确立起鲜明的品牌形象，实现差异化竞争。其次，在消费者意识中，品牌不仅是一种标志，更是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的保证。成功的品牌营销可使消费者产生品牌认知、认可和信赖，从而促成消费决策、提升用户粘性。再者，品牌营销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海洋节事的商品属性，使其加大市场化运作力度，吸引了更多资本投入，促进节事自身的发展壮大。不仅如此，品牌营销驱使海洋节事聚焦细分市场，更好地发挥特色优势，提供更高效优质的服务。最后，海洋节事可借助品牌营销突破周期性的限制，即通过系列化的主题开发和持续性的宣传推广，不断强化品牌认知并与消费者保持长期的沟通联系，以此实现节事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三、海南潭门赶海节品牌营销现状

海南潭门赶海节前身为南海传统文化节，自2010年起已成功举办了九届，举办时间为每年的8月。2015年引入品牌化思维后升级为“潭门赶海节”，在保留祭海仪式、赶海寻宝、渔民生产技能大赛三大传统节目的基础上持续创新活动内容，至今已成为展现海洋风光、传承南海渔俗、呈现潭门新貌的城市品牌项目。（一）明确品牌定位，夯实竞争基础。品牌定位是指在明确目标群体需求的基础上，为品牌在市场上确定一个位置的过程。精准的品牌定位是品牌营销成功的基础。1.深挖海洋文化内涵，打造海南民俗文化强IP。IP是知识产权，在市场经济语境中被赋予经济性特征，即指具有市场开发潜力、能转化为经济效益的知识产权。创办以来，潭门赶海节坚持深度挖掘南海文化内涵，全面整合祭海渔俗、《更路簿》、海洋物产等资源要素，旨在讲好“千年渔港”品牌故事，激发受众群体情感和价值共鸣。同时，潭门赶海节顺应当下消费需求个性化、体验化、情感化的发展趋势，在传承中坚持融入时代元素，持续打造活动亮点，并由此累积了一定数量的粉丝，初步展现IP效应。2.明确目标市场，传递品牌价值。细分消费市场是精准营销的前提。综合海洋节事的时间性和生命周期性特征，潭门赶海节以琼岛民众和暑期游为目标市场，在深挖海洋自热风光、人文传承等资源潜力的基础上打造各种休闲娱乐活动，满足了目标群体休闲、体验、求知等功能性需求。在主题策划上，“让世界遇见潭门”、“遇见美好•潭门新发现”契合当代人对美好生活的畅想，将品牌独特的情感价值植入了消费者的心理。（二）整合营销，扩大传播声量。产品可替代性日趋加剧的形势下，营销传播是创造品牌差异、实现营销价值的先决条件。新媒体时代中，成功的营销传播依赖于多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优化整合。近年来，为打造节事声势、加速品牌成长，潭门赶海节采取多渠道、广覆盖的整合营销模式。第一，借力活动营销。2017年，琼海市旅游委以“中国旅游日”为契机，举办邀赏琼海主题活动暨“潭门赶海”旅游品牌推广活动，聚力传播了潭门的城市魅力。作为“潭门赶海”旅游品牌统领下的子品牌，潭门赶海节也获得了一定的市场关注。第二，借势权威媒体。通过央视新闻互动直播、旅游卫视、新华社、人民网等全国70余家权威电视新闻媒体对节事的盛况进行图文或直播报道，进一步提升潭门赶海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第三，强化互联网营销。一方面利用微博、公众号等官方自媒体普及节庆相关知识和介绍活动安排，以增进消费者兴趣、营造节庆氛围，另一方面则依托网络社会化媒体推进话题运营、二次转载、人际传播以及直播引流，实现线上线下互动联通，并全方位扩大潭门赶海节的传播声量。据有关资料统计，微博话题“#潭门赶海节#”的阅读量已达246万，赶海寻宝等主题活动的专场视频直播吸引流量高达487万人次，网络推文数量则多达633篇次。潭门赶海节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跨时空、广覆盖、实时互动的营销优势，推动消费市场由岛内向国内外拓展。2018年，参与人次突破二十万。但作为一种旅游新业态，潭门赶海节在借势旅游产业上略有不足，应加强与途牛、驴妈妈、携程网等知名旅游网络运营商的合作，拓宽营销推广渠道。此外，IP运作能力有待提升，应通过挖掘本土化IP打造营销热点，或引入IP开展跨界运营以发挥“节事+影视”“节事+体育”等产业融合的倍增效应。（三）坚持创新，推动可持续发展。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需求，创新是品牌维持长久吸引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节事品牌的创新必须建立在核心内涵稳定不变的基础上，才能在消费者心中树立长久稳固的品牌形象。潭门赶海节始终坚持以“赶海”为品牌内核，通过连年引进新模式、新玩法，如发放赶海护照等，既满足了参与者对体验式、互动化、娱乐性活动的需求，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品牌竞争力。此外，还将文化创新融入品牌营销战略，开发了“赶海小宝”专属品牌形象以及周边产品，在塑造节事活动亲和力的同时，深度挖掘了品牌价值。从层次上看，潭门赶海节的创新实践仍停留在内容上的低层次创新。在高新科技时代，海洋节事应利用先进科技的优势开展高层次创新。例如：在活动策划上，可利用高新技术实现活动空间由海滩向近海、远海、海底以及海空拓展，进一步拓宽品牌的价值范围。在传播方式上，可运用VR等现代技术塑造多方位、立体化的节事品牌形象，全面刺激消费者的感官体系，激发他们参与节事的欲望。

四、结语

节事范文篇3

一、情节犯的本质界定

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很多条文规定,在评价某一行为性质的时候,只有在认定行为“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或者“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情况出现的时候,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或者确认其犯罪为既遂形态。情节犯就属于这样犯罪类型中的一种。情节犯与行为犯、危险犯、结果犯等犯罪类型相并列。

情节犯的本质特征在于该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更强调犯罪成立的“量”的要求;其法律特征在于我国刑法分则中对该类型犯罪的特别规定。

首先,从实质角度对情节犯的理解,这涉及到犯罪的本质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上将犯罪分为不同的类型,就是因为不同类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形式具有各自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法律上存在不同的要求,进而反映出法律上的不同法律特征和构成形式,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立法者规定这些不同类型犯罪的价值取向的不同。所以,从犯罪本质出发来理解情节犯的本质,则可以认为情节犯是那些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一定严重程度损害的犯罪类型。从实质的情节犯的定义出发,结合我国刑法“立法定量,司法定性”的立法模式,可以认为我们国家刑法中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是情节犯。因为《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也就是说所有的犯罪都必须要求达到“不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时候,才能认定为犯罪。但是,显然这不是本文所要主张的观点,这样情节犯的外延过于宽泛,从而使情节犯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品格,也使我们对情节犯的研究失去本源意义。

其次,从形式的角度来理解情节犯的本质,这就涉及到情节犯的法律属性问题。.我们认为,情节犯首先只能表现在我国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中,即针对某些行为,虽然其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这种社会危害性却又未达到刑法所要规定的犯罪的程度,而此时,又难以通过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或者要素来使它达到这种程度,甚至立法者无法预料具体情形,或者即使预料到,也无法具体详细描述其表现形式,那么立法者就使用“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这样概括性词汇来使该行为在总体上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这也表明了刑法要处罚行为的缩限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情节犯是指那些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了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认定该罪为犯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

此外,情节犯还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角度去理解。如果说立法上对情节犯的界定更多的考虑的是实质情节犯的定义,即考虑犯罪圈的划定问题;那么司法上对情节犯的界定,则更多考虑的是形式情节犯的定义,即考虑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本文的着眼点更侧重于从司法角度即形式概念上来研究情节犯及其相关问题。这就要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从犯罪成立标准说还是犯罪既遂标准说去理解情节犯的问题。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情节犯更多地被界定在犯罪成立标准这一观点上。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行为犯、结果犯还是危险犯,目前刑法学界通说的观点均采用犯罪既遂标准说。因为刑法分则条文中对于具体的犯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都是对该种犯罪既遂的法定条件的表述。据此,情节犯只要具备了“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这一综合性要素,也就具备了完全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根据犯罪既遂标准的通说观点——犯罪既遂的标准采用的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此时就构成了犯罪既遂。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主张不应抛弃以犯罪成立为标准来理解情节犯,但是同时我们又不仅仅局限于犯罪成立标准说,因为有一部分情节犯同样存在未完成的犯罪形态。因此,应当包括以某种情节的存在并且达到严重或者恶劣程度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而且包括无该种情节或者该种情节未达到严重或者恶劣程度而构成其他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未完成的场合,因此犯罪既遂标准也应当被视为情节犯概念的界定标准。如果换一个角度说,犯罪构成可以划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而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则是基本犯罪构成要素。此外,情节犯无论采用犯罪成立标准或者采用犯罪既遂标准,二者是并不矛盾的,相反,是统一的。因为在认定刑法分则规定都的犯罪既遂的前提下,再加上刑法惩罚犯罪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完成犯罪为例外的立法模式,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即表明是犯罪既遂。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兼顾犯罪既遂标准,就是考虑到了情节犯存在未完成形态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可以把情节犯从形式概念即法律特征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基本概念。狭义的情节犯即基本情节犯,是指我国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以此作为认定该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而广义情节犯除了包括基本情节犯之外还包括刑法分则中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刑罚升格条件(情节加重犯)或者减轻处罚条件(情节减轻犯)的犯罪类型。

二、情节犯的特征考察

要正确理解情节犯的基本内涵和外延,还应当从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着手,并以此区分情节犯与其他犯罪类型。

1.情节犯的法定性。犯罪情节是依附于犯罪而存在的,离开犯罪,就不存在所谓犯罪情节。犯罪情节是构成犯罪的要素之一。而情节犯就是依附于这些犯罪情节而存在的,没有情节则不存在情节犯的问题。而这些犯罪情节必须是由刑法分则明确加以规定的。

2.情节犯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犯罪情节是质和量的统一,犯罪情节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对于犯罪的存在与变化的意义并不相同。有些情节决定着犯罪性质,离开了这种情节,犯罪就无从谈起。这种情节主要反映犯罪的质的规定性。对于这类犯罪类型,我们称之为狭义的情节犯;还有些情节则并不决定犯罪性质,但它们的存在对于犯罪性质的变化存在一定影响,这种情节主要反映犯罪的量的限定性,对于这类犯罪我们称之为广义的情节犯。

3.情节犯在刑法条文表述上的模糊性。犯罪情节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我国刑法对犯罪情节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对于情节犯应当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4.情节犯范围的广泛性。情节犯在我国刑法中大量存在,不仅仅存在于刑事立法中,还存在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中,即从刑法本来规定的条文上并不属于情节犯,但是司法解释却将该种行为规定为情节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情节犯有93个罪名,这还不包括情节犯加重犯、情节犯减轻犯和情节犯特别加重犯,以及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情节犯。

5.在我国刑法中的情节犯主观罪过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情节犯的主观罪过应当为故意。①关于情节犯是否存在过失的主观罪过的问题,我国有学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②;刑法第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第432条(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第1款规定,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规,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的过失犯罪,其构成要件既包括危害结果,又包括了情节要件,对于这种情况,该论者认为这是立法竞合,既可以认为是结果犯,由可以认定为是情节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虽然我国刑法中确实存在以上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过失犯罪都是以危害结果为要件的。所以说,把过失犯罪规定为情节犯的情形,大多数是因为对危害结果需要限制。对于过失泄漏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漏军事秘密罪应规定为结果犯。实际上,目前情节犯的规定是立法粗疏和立法技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笔者排除这两个所谓过失情节犯的情形。除此之外,我国刑法中还有情节犯的主观罪过为过失的罪名,它们分别是:武器装备肇事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而这些正是立法需要完善之处。

情节犯是立法基于对现实的关注而诞生的一种犯罪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该制度是对现实的关注——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与法律局限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个人需要自由,国家需要秩序,和谐社会的建立则需要游离于自由与秩序边缘间的法律制度的创设。刑法作为一种秩序规则,它与社会现实相互依存,它的每一个制度的设置都是以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同时把社会现实作为其内容。我国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整个刑事活动过程,它对犯罪类型的设置和犯罪类型的司法认定,都起到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我国刑法中情节犯制度的设置,从刑事政策的精神和内容上看,它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一脉相承,可以说是我国刑事政策法制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途径。情节犯尤其是情节加重犯、情节减轻犯和情节特别加重犯的存在,使罪刑均衡的价值理念得以在立法上体现并在司法中正确贯彻执行。所以,在刑事法制背景下存在的情节犯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三、刑事政策对情节犯立法设置的指导性意义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其核心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刑法中情节犯的设置,正是与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一脉相承的。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情节犯及其派生的犯罪类型,就是贯彻这一基本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对我国刑法中确立情节犯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将具有可罚性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将轻微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非犯罪化,对危害严重的行为规定重的法定刑,对危害社会相对较轻的行为规定相对较轻的法定刑。情节犯的特点之一就是刑法规范中“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内涵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并不完全是立法者被动选择的结果,恰恰相反,在有些情况下,正是基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刑事政策的考虑,立法者主动地、积极地选择并利用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以实现其立法目标。情节犯自身表述上的模糊性不可避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并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不能过分,模糊性的法律语言同样具有刑事法治价值内涵。刑事法制内容的实现以及在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中以谁为主导或者并重的取向并不在于刑法规范表述上的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差异,而在于我国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作为我们运用法律的逻辑起点。即使是再明确的法律同样可以被不正确的观念所利用,侵犯人权的危险并不因为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而消除,更何况“明确性”只能是我们至高的追求而无法达到终点的海市蜃楼。因为刑事法治的内涵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抽象的无生活背景的知识体系。我国刑法中的情节犯是符合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主义精神的,并且满足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情节犯的立法模式实现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两种价值取向。一方面,由于情节犯的存在,可以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得到刑罚的制裁,有利于缓解社会变化和实现刑法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情节犯通过“情节严重”的情节要求,限制和缩小刑法调控社会矛盾的范围,这正是与当前刑法价值取向相吻合——实现政治国家刑法向市民社会刑法的转变。刑事政策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刑事政策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刑事政策的这些特点又容易成为随意性等不利因素。因此,把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从而更有利于发挥其积极作用。“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与核心,刑法是刑事政策的条文化与定型化。”③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决定刑事立法的价值走向,因此,刑事政策应当对刑事立法起到积极的指导性作用。反过来,刑事立法应当体现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而情节犯作为我国刑事立法中特定的一种立法模式或曰犯罪类型,在与刑事政策的互动关系上体现了上述的辩证关系。

首先,情节犯的立法宗旨符合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在定罪上的区别对待原则。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内涵包含了区别对待的内容,区别对待是指针对各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不同,分别施以不同的处罚或处遇。其中区别对待就包括了区别对待包括定罪上的区别对待、量刑上的区别对待和行刑上的区别对待三个方面。

其次,情节犯体现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宽严相济的内容首先是惩办与宽大不可偏废,既不能宽大无边,也不能一味惩罚,忽视惩办与宽大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其次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是相对而言的。“宽”不是绝对的宽,“严”也不是绝对的严。在讲严或惩办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应当重罚的犯罪可能从轻处罚的情节;在讲宽或宽大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应当轻罚的犯罪分子可能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宽和严有张有弛。

再次,情节犯符合刑事政策灵活性的基本要求。灵活性是刑事政策的灵魂。根据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治安形势的变化,或者根据有效揭露打击犯罪的策略需要,以及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需要,在一定时期较强调惩办,在一定时期又较强调宽大,符合实际地掌握宽严的节奏和范围。有的是在条件根本变化下政策的根本转变,有的则是适应斗争需要在政策上的临时调整和安排。

最后,情节犯反映出刑事政策开放性的特点。刑事政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所以在刑事政策的体系中其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情节犯本身的构成模式就是具有开放性,其“情节严重”的要求也是随社会变化会被赋予不断变化的内涵,这也与刑事政策的特点相辅相成。此外,情节犯符合“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的基本刑事政策精神。“惩办少数,改造多数”有两层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明确刑法严惩的对象,将刑法打击的锋芒主要指向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

四、刑事政策对情节犯司法适用的指导性意义

早期的刑事政策是被限定在“立法”范围内去理解的。例如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力的措施。而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④。刑事政策的内容是基于个人主义立场,反对罪刑擅断,提出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等刑事近代化主张,并以此为中心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开端。19世纪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刑事古典学派面对常习犯、累犯、少年犯等犯罪现象激增的社会现实束手无策,实证学派在批判古典学派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实证研究方法被引入刑事政策领域,刑事政策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扩展到整个社会政策领域。1882年,李斯特的“马堡计划”从目的刑理论出发,建立了刑事政策的全新体系。“刑法之刑事政策化”开始成为刑事法学的重要特征。刑法不再是过去古典学派所坚持的那种纯粹规范意义上的理性化的刑法,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成果被纳入到刑法之中。目前西方国家从总体上刑罚趋于缓和,刑罚网疏缓,出现了“轻轻重重”的战略调整。强调控制死刑,废除死刑,主张轻刑化和非刑罚化。所谓“轻轻”指对轻微犯罪实行轻刑化,“重重”指对重罪及人身危险性大的罪犯更多地使用更长的监禁刑。做到轻罪轻处,重罪重处。

我们认为,刑事政策应该贯穿于刑事实践的全过程,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到指导性作用,而且对刑事司法同样具有指导作用,我们这里主要讨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对情节犯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情节犯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如何体现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问题。

首先,刑事政策对情节犯司法适用的价值观指导性作用。现代刑事政策的两极化趋势决定了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强调重其重者,轻其轻者。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中的轻罪类型,⑤在刑事司法中应体现刑事政策轻刑化的一极。因此,在情节犯的司法认定当中,应尽量考虑以权利为本位,以限制刑罚权的使用为原则。这就包括在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两个环节上。在公诉机关起诉时候,公诉机关对情节犯之行为性质的判断当属于阶段性认识,此时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的考察应当体现刑事政策“轻其轻者”的基本理念,而在刑事审判阶段,即对情节犯性质进行最终司法判断的时候,也应当以这种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为指导。

其次,情节犯的司法适用体现了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活动的调节性作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总处于相对变动中,其中还包括社会治安形式等短期性的变化。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刑事政策的调整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情节犯之“情节严重”尤其反映了这一点。在不同阶段社会对“情节严重”判断的标准也不一样,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刑事政策重点的调整。刑事政策的调整对情节犯司法适用的表现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另外,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等等原因决定了司法资源的配置要求强调其有效性。所以在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的考察也放在特定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最后,情节犯的司法适用还体现了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灵活性指导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上。任何一部法律,一旦制订出来就具有滞后性,因为社会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中,而法律需要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此时,在某种程度上就需要依据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对法律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并有利于解决新的社会冲突。此时,情节犯的司法适用中尤其反映出这种特点。情节犯的模糊性需要司法者对其适用的时候要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做出解释,而这种解释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的解释,而应该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性适用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指导性作用。

总之,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中特有的犯罪类型,它在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设置,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又贯彻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情节犯内涵和本质亦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一脉相承。

注释:

①参见叶高峰、史卫忠:“情节犯的反思及立法完善”,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刘亚丽:“论情节犯”,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②参见金泽刚着:《犯罪既遂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③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节事范文篇4

母亲节的故事

古代母亲节起源于希腊，古希腊人在这一天向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母赫拉致敬。在17世纪中叶，母亲节流传到英国，英国人把封*斋*期的第四个星期天作为母亲节。在这一天里，出门在外的年青人将回到家中，给他们的母亲带上一些小礼物。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起源于美国，由Amanm、Jarvis（1864－1948）发起，她终身未婚，一直陪伴在她母亲身边，在母亲于1905年去世后，Amanm悲痛欲绝，两年后（1907年），Amanm和她的朋友开始写信给有影响的部长、商人、议员来寻求支持，以便让母亲节成为一个法定的。Amanm认为子女经常忽视了对母亲的感情，她希望母亲节能够让人多想一想母亲为家庭所付出的一切。第一个母亲节于1908年5月10日在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州举行，在这次里，康乃馨被选中为献给母亲的花，并以此流传下来。

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份议案，将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作为法定的母亲节。母亲节从此流传开来！

康乃馨-----母亲花

直布罗陀海*峡沟通了西边的大洋和世界上最大的陆间海地中海。海峡南北岸是两个很多方面迥然有异的国家--西班牙和摩洛哥，但它们同时尊崇康乃馨为自己的国花。康乃馨是世界上很多国家母亲节上的首选花卉。如果说人们对母亲的赞颂是一曲永远没有结尾的乐章，康乃馨则是这乐谱上跳动着的色彩缤纷的悦耳音符。

字串8

透过倏然而过的时间隧道，可以知晓西班牙曾在摩洛哥的历史上雄居了多个世纪，是否在国花的选择上也使得昔日的殖民地产生了相应的认同，难以考究。但可以肯定，对慈爱母亲的颂扬可以超越民族、宗教、文化的诸多差异，成为人类具共性的最高境界的情感体味。地中海小国摩纳哥、中欧捷克和中美洲洪都拉斯等国也以康乃馨为国花，可能也是基于同样的文化情节。除了这些情感因素外，康乃馨的天生丽质应是其受宠的主要原因，或许是因其美丽而成为献给母亲的佳品。康乃馨是石竹科多年华草本植物;茎基部常木质化,茎叶光滑而稍具白粉。叶条状披针形,全绿、灰绿色或草绿色。花通常单生或2-3朵簇生，有香气，花色有白、黄、粉红、红紫及杂色等。各种栽培品种灿若星辰，令人目不暇接。

康乃馨花色艳丽，香气较浓，花期长，是良好的切花材料，早已成为世界上颇具规模的著名商品花卉。其已获得认可的商品名称可开出一个令人叫绝的名单，显示出人们长期在该物种上为获得令人称奇的绝色和商业利润所花费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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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的母亲节

虽然，许多国家是在一年中不同的时节庆祝属於他们的母亲节。然而，多数国家如丹麦、芬兰、义大利、土耳其、澳洲和比利时，都是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庆祝母亲节的。字串4

★英国母亲节的发展

十七世纪英格兰，为表达对英国母亲们的敬意，乃订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日为「MotheringSunday」，人们在这一天回家探视双亲，并致礼表示敬意。（注：四旬斋是指复活节前夕之前，星期天除外的40天）。

当时，有许多的穷人必须在有钱人家里帮讨生活，而被迫离家寄宿在主人家里，在MotheringSunday这一天，主人们会放他们假，并鼓励他们返家与妈妈团聚。为增加欢乐气氛，也发展了一种特别的蛋糕称为－motheringcake。

随着基*督*神在欧洲的扩散，这个转为对「MotherChurch」的崇敬：表达人们对赋予他们生命、保护他们免於伤害的精神*力量的感谢。从此，教会的仪式便与母亲节的庆祝活动相结合，以同时传达人们对母亲与教会的感念。

★美国母亲节的发展

在美国，最早关於母亲节的记载是1872年由茱丽雅（JuliaWardHowe即TheBattleHymnoftheRepublic的作者）所提出的，她建议将这一天献给「和平」，并在波斯*顿等地举行母亲节的集*会。

1907年，费城的安娜(AnaJarvis)为了发起订立全国*性的母亲节而活*动。她说服了她母亲所属的、位於西维琴尼亚州的教会，在她母亲逝世二周年的忌日～即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举办母亲节庆祝活动。隔年，费*城人也开始在同一天庆祝母亲节。字串1

之後，安娜和支持者们开始写信给部长、企业家和政*治家，要求订立全国性的母亲节，他们很成功的被接受了，因为1911年时，几乎所有的州都已开始庆祝母亲节了。威尔生总统(PresidentWoodrowWilson)亦於1914年发表官*方声*言，让母亲节成为全国*性的，就是每年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这一天。

妈妈，母亲节快乐

虽然您从来都不说，但是我知道

虽然我从来都不说，但是今天想让您知道

"妈妈，我爱您！"

也许是走路走得太辛苦，也许是走得太远想回家

"妈妈，我想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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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今天是母亲节，不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您的心情如何？

是否和往常一样，早早的起来匆忙的赶向公司？

儿子今天起的很早，也许是因为昨夜梦见了妈妈，梦里的我依然能清楚的感到，如论何时，无论发生了什么，妈妈最爱，最关心的都将是我……

这种幸福感人人都会有，但他们都不会像我所感到的那样强烈！

节事范文篇5

1细节是新闻故事化的核心

站在新闻写作的角度上进行分析，我们对于五要素的齐全、运用最简短的话传递新闻的中心思想觉得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电视传媒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节目的创作和生产也是在市场化的条件下进行的，对于如何吸引观众要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站在电视新闻专题节目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要想观众可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够喜欢，可观赏性就成为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很多专家和资深新闻从业者都提出，“故事化”一定要穿插于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要将新闻赋予更多的故事内容。

2细节的定义

2.1画面细节

在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细节在画面中可以得到最充分地体现，观众可以通过电视摄录设备直接进行观看。

2.1.1动作细节心灵、情感的外化和体现都是需要行为在其中发挥作用，才能够得以实现的，将那些偶发因素和个性特点的动作细节抓住，在这种情况下，刻画人物的典型性就更强烈，作品的冲击力也就会更大。在《中华之剑》一片中，有很多动作细节都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中有一段内容是在叙述意味缉毒战士牺牲了，在入殓的时候，母亲赶到现场看到躺在棺材里的儿子，没有哭泣，而是给了儿子一个耳光。母亲出现的这种反应，其实在其中的精神活动更为复杂，这样的动作细节，整部作品的冲击力就会更强。

2.1.2神态细节通过对神态细节的抓拍，观众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人物的内心，使观众和主人公可以在心理上产生相同的感受，共同对喜、怒、哀、乐进行体验。

2.2声音细节

电视画面只是一瞬间的，很多重点细节并不是可以明显地显示在观众面前，通常观众也不会太留意。在这种情况下，解说的必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使本身不明显的信息引起观众的注意，将这些本身很平常的细节着重进行描述，观众也就会有更大的兴趣。

3细节的作用

在那些比较宏大和抽象的主题中，细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将其进行具体化和生动化，也可以将那些并不是具体性的内容灵活生动地表现出来。

3.1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

细节虽然是细小的，但是站在观众的角度上进行分析，语言之外的内容会得到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如果是在一部片子中，细节所发挥着作用是尤为重要的，这部片子能够将最真实的状态反映出来。细节在《棉区采访记》中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其中就是描述一个非法收购棉花加工点，知道记者要进行采访，人都走了，把棉花也藏了起来。但是记者到达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些细节上的漏洞，将桌子上的热茶，没有穿走的衣服这些细节拍摄到，使受众可以充分地感受到主人离开时的仓皇失措。

3.2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

人物心理的变化和表现都是需要通过细节来进行体现的，观众可以对画面的细节进行分析和观察，可以很明确地了解到人物内心的变化。在《南浦大桥成为上海人民心中的丰碑》片子中，记者拍摄了很多细节性的内容，在大桥上有一个盲人在他人的陪同下，用脚步丈量桥面的宽度，用手细细地抚摸锁链，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不用表现太多的内容，观众就已经通过盲人的动作、表情等一些细节充分地了解到盲人的内心世界和此时此刻的心情。

3.3塑造人物形

在电视新闻专题节目中的人物表现，情节是不能够完全将其体现出来的，这就需要利用细节去体现人的形象性格，这样的话，人物就会更具有生动性和鲜明性。

4如何发现细节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面对自己看到的情况，一定要用心去感受，善于捕捉，只有发现，就应该不断地进行努力，直到挖掘出有价值的内容。

4.1善于观察

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细节，这就需要记者在其中找到有价值的内容，找到与普通事物不同的内容，并且记录下来。在一部讲述老人收藏古籍的片子中，有一个镜头就是特写拍摄老人的脸部，首先看到的是他脸上的老式眼镜，在眼镜的中间处会用铁丝捆绑已经断裂的地方。通过这样的细节描述，可以充分地体现出老人本身就收藏了很多价值不菲的古籍，但是却连一副像样的眼镜都不舍得买，这就说明，老人对于古籍收藏有着多深厚的爱好。

4.2细节的选择要精炼

不是生活中所有的内容细节都可以体现给观众，这就要求记者要有选择性地捕捉一些细节镜头，使其可以感动观众，深入人心。在电视片《母亲》中，主要就是描述一位母亲商界去买菜的全过程，拍摄到她在小摊前拨弄便宜的豆苗，犹豫不决，然后在市场上转了一圈，发现没有比刚才豆苗更加便宜的菜的时候，很无奈地回到小摊前，将豆苗买下，然后找摊主要回几分零钱……这些下意识的举动都被记者选择性地拍摄下来，观众通过这样的细节体现，就可以深入地了解这位目前的生活状态和个性特点。

节事范文篇6

一、情节犯的本质界定

我国刑法分则中有很多条文规定,在评价某一行为性质的时候,只有在认定行为“情节严重”、“情节恶劣”或者“数额较大”“后果严重”等情况出现的时候,才能将其认定为犯罪或者确认其犯罪为既遂形态。情节犯就属于这样犯罪类型中的一种。情节犯与行为犯、危险犯、结果犯等犯罪类型相并列。

情节犯的本质特征在于该行为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更强调犯罪成立的“量”的要求;其法律特征在于我国刑法分则中对该类型犯罪的特别规定。

首先,从实质角度对情节犯的理解,这涉及到犯罪的本质问题。我国刑法理论上将犯罪分为不同的类型,就是因为不同类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形式具有各自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法律上存在不同的要求,进而反映出法律上的不同法律特征和构成形式,所有这些都反映了立法者规定这些不同类型犯罪的价值取向的不同。所以,从犯罪本质出发来理解情节犯的本质,则可以认为情节犯是那些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造成一定严重程度损害的犯罪类型。从实质的情节犯的定义出发,结合我国刑法“立法定量,司法定性”的立法模式,可以认为我们国家刑法中规定的所有犯罪行为都是情节犯。因为《刑法》第13条“但书”规定:“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也就是说所有的犯罪都必须要求达到“不是‘情节显着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时候,才能认定为犯罪。但是,显然这不是本文所要主张的观点,这样情节犯的外延过于宽泛,从而使情节犯失去了其应有的独立品格,也使我们对情节犯的研究失去本源意义。

其次,从形式的角度来理解情节犯的本质,这就涉及到情节犯的法律属性问题。.我们认为,情节犯首先只能表现在我国刑法分则的明文规定中,即针对某些行为,虽然其在一般情况下具有社会危害性,而这种社会危害性却又未达到刑法所要规定的犯罪的程度,而此时,又难以通过强调某一方面的具体内容或者要素来使它达到这种程度,甚至立法者无法预料具体情形,或者即使预料到,也无法具体详细描述其表现形式,那么立法者就使用“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这样概括性词汇来使该行为在总体上达到应受刑罚惩罚的程度,这也表明了刑法要处罚行为的缩限性。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情节犯是指那些刑法分则明确规定了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认定该罪为犯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

此外,情节犯还可以从立法和司法两个角度去理解。如果说立法上对情节犯的界定更多的考虑的是实质情节犯的定义,即考虑犯罪圈的划定问题;那么司法上对情节犯的界定,则更多考虑的是形式情节犯的定义,即考虑犯罪的司法认定问题。本文的着眼点更侧重于从司法角度即形式概念上来研究情节犯及其相关问题。这就要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从犯罪成立标准说还是犯罪既遂标准说去理解情节犯的问题。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情节犯更多地被界定在犯罪成立标准这一观点上。但是,我们发现无论是行为犯、结果犯还是危险犯,目前刑法学界通说的观点均采用犯罪既遂标准说。因为刑法分则条文中对于具体的犯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都是对该种犯罪既遂的法定条件的表述。据此,情节犯只要具备了“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这一综合性要素,也就具备了完全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根据犯罪既遂标准的通说观点——犯罪既遂的标准采用的是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此时就构成了犯罪既遂。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主张不应抛弃以犯罪成立为标准来理解情节犯,但是同时我们又不仅仅局限于犯罪成立标准说,因为有一部分情节犯同样存在未完成的犯罪形态。因此,应当包括以某种情节的存在并且达到严重或者恶劣程度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而且包括无该种情节或者该种情节未达到严重或者恶劣程度而构成其他犯罪停止形态——犯罪未完成的场合,因此犯罪既遂标准也应当被视为情节犯概念的界定标准。如果换一个角度说,犯罪构成可以划分为基本的犯罪构成和修正的犯罪构成,而情节犯中的情节严重则是基本犯罪构成要素。此外,情节犯无论采用犯罪成立标准或者采用犯罪既遂标准,二者是并不矛盾的,相反,是统一的。因为在认定刑法分则规定都的犯罪既遂的前提下,再加上刑法惩罚犯罪既遂为原则、以处罚未完成犯罪为例外的立法模式,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即表明是犯罪既遂。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兼顾犯罪既遂标准,就是考虑到了情节犯存在未完成形态的可能性。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可以把情节犯从形式概念即法律特征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基本概念。狭义的情节犯即基本情节犯,是指我国刑法分则中明确规定以“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成立的情节要求或者以此作为认定该罪既遂形态的犯罪类型。而广义情节犯除了包括基本情节犯之外还包括刑法分则中将“情节严重”(情节恶劣)作为刑罚升格条件(情节加重犯)或者减轻处罚条件(情节减轻犯)的犯罪类型。

二、情节犯的特征考察

要正确理解情节犯的基本内涵和外延,还应当从以下一些基本特征着手,并以此区分情节犯与其他犯罪类型。

1.情节犯的法定性。犯罪情节是依附于犯罪而存在的,离开犯罪,就不存在所谓犯罪情节。犯罪情节是构成犯罪的要素之一。而情节犯就是依附于这些犯罪情节而存在的,没有情节则不存在情节犯的问题。而这些犯罪情节必须是由刑法分则明确加以规定的。

2.情节犯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犯罪情节是质和量的统一,犯罪情节的存在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对于犯罪的存在与变化的意义并不相同。有些情节决定着犯罪性质,离开了这种情节,犯罪就无从谈起。这种情节主要反映犯罪的质的规定性。对于这类犯罪类型,我们称之为狭义的情节犯;还有些情节则并不决定犯罪性质,但它们的存在对于犯罪性质的变化存在一定影响,这种情节主要反映犯罪的量的限定性,对于这类犯罪我们称之为广义的情节犯。

3.情节犯在刑法条文表述上的模糊性。犯罪情节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我国刑法对犯罪情节的规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对于情节犯应当从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把握。

4.情节犯范围的广泛性。情节犯在我国刑法中大量存在,不仅仅存在于刑事立法中,还存在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中,即从刑法本来规定的条文上并不属于情节犯,但是司法解释却将该种行为规定为情节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情节犯有93个罪名,这还不包括情节犯加重犯、情节犯减轻犯和情节犯特别加重犯,以及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中所涉及到的其他情节犯。

5.在我国刑法中的情节犯主观罪过上,很多学者都认为情节犯的主观罪过应当为故意。①关于情节犯是否存在过失的主观罪过的问题,我国有学者对此持肯定的态度②;刑法第398条(过失泄露国家秘密罪)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第432条(过失泄露军事秘密罪)第1款规定,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规,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军事秘密,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的过失犯罪,其构成要件既包括危害结果,又包括了情节要件,对于这种情况,该论者认为这是立法竞合,既可以认为是结果犯,由可以认定为是情节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虽然我国刑法中确实存在以上的规定,但是,笔者认为,过失犯罪都是以危害结果为要件的。所以说,把过失犯罪规定为情节犯的情形,大多数是因为对危害结果需要限制。对于过失泄漏国家秘密罪和过失泄漏军事秘密罪应规定为结果犯。实际上,目前情节犯的规定是立法粗疏和立法技术不成熟的表现,因此,笔者排除这两个所谓过失情节犯的情形。除此之外,我国刑法中还有情节犯的主观罪过为过失的罪名,它们分别是:武器装备肇事罪、传染病防治失职罪,而这些正是立法需要完善之处。

情节犯是立法基于对现实的关注而诞生的一种犯罪类型,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该制度是对现实的关注——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与法律局限性和稳定性之间存在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个人需要自由,国家需要秩序,和谐社会的建立则需要游离于自由与秩序边缘间的法律制度的创设。刑法作为一种秩序规则,它与社会现实相互依存,它的每一个制度的设置都是以特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同时把社会现实作为其内容。我国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整个刑事活动过程,它对犯罪类型的设置和犯罪类型的司法认定,都起到重要的指导性作用。我国刑法中情节犯制度的设置,从刑事政策的精神和内容上看,它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一脉相承,可以说是我国刑事政策法制化的集中体现和重要途径。情节犯尤其是情节加重犯、情节减轻犯和情节特别加重犯的存在,使罪刑均衡的价值理念得以在立法上体现并在司法中正确贯彻执行。所以,在刑事法制背景下存在的情节犯有其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三、刑事政策对情节犯立法设置的指导性意义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其核心是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刑法中情节犯的设置,正是与这一基本刑事政策一脉相承的。在我国刑事立法中,情节犯及其派生的犯罪类型,就是贯彻这一基本刑事政策,刑事政策对我国刑法中确立情节犯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作用。具体来说,就是将具有可罚性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将轻微的危害社会的行为非犯罪化,对危害严重的行为规定重的法定刑,对危害社会相对较轻的行为规定相对较轻的法定刑。情节犯的特点之一就是刑法规范中“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内涵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并不完全是立法者被动选择的结果,恰恰相反,在有些情况下,正是基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刑事政策的考虑,立法者主动地、积极地选择并利用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以实现其立法目标。情节犯自身表述上的模糊性不可避免,“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乃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并且无法解决的问题。刑法明确性的要求不能过分,模糊性的法律语言同样具有刑事法治价值内涵。刑事法制内容的实现以及在保护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冲突中以谁为主导或者并重的取向并不在于刑法规范表述上的明确性和模糊性的差异,而在于我国以什么样的价值观作为我们运用法律的逻辑起点。即使是再明确的法律同样可以被不正确的观念所利用,侵犯人权的危险并不因为刑法规范的明确性而消除,更何况“明确性”只能是我们至高的追求而无法达到终点的海市蜃楼。因为刑事法治的内涵并不只是高高在上的抽象的无生活背景的知识体系。我国刑法中的情节犯是符合我国刑法的罪刑法定主义精神的,并且满足刑法谦抑性的要求。

情节犯的立法模式实现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两种价值取向。一方面,由于情节犯的存在,可以对那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得到刑罚的制裁,有利于缓解社会变化和实现刑法稳定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情节犯通过“情节严重”的情节要求,限制和缩小刑法调控社会矛盾的范围,这正是与当前刑法价值取向相吻合——实现政治国家刑法向市民社会刑法的转变。刑事政策具有灵活性和开放性等特点,刑事政策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曾经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刑事政策的这些特点又容易成为随意性等不利因素。因此,把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通过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从而更有利于发挥其积极作用。“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与核心,刑法是刑事政策的条文化与定型化。”③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标准决定刑事立法的价值走向,因此,刑事政策应当对刑事立法起到积极的指导性作用。反过来,刑事立法应当体现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而情节犯作为我国刑事立法中特定的一种立法模式或曰犯罪类型,在与刑事政策的互动关系上体现了上述的辩证关系。

首先,情节犯的立法宗旨符合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在定罪上的区别对待原则。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内涵包含了区别对待的内容,区别对待是指针对各种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或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不同,分别施以不同的处罚或处遇。其中区别对待就包括了区别对待包括定罪上的区别对待、量刑上的区别对待和行刑上的区别对待三个方面。

其次,情节犯体现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基本精神。宽严相济的内容首先是惩办与宽大不可偏废,既不能宽大无边,也不能一味惩罚,忽视惩办与宽大其中任何一方面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其次是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和严是相对而言的。“宽”不是绝对的宽,“严”也不是绝对的严。在讲严或惩办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应当重罚的犯罪可能从轻处罚的情节;在讲宽或宽大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应当轻罚的犯罪分子可能有从重处罚的情节,宽和严有张有弛。

再次,情节犯符合刑事政策灵活性的基本要求。灵活性是刑事政策的灵魂。根据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形势及治安形势的变化,或者根据有效揭露打击犯罪的策略需要,以及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需要,在一定时期较强调惩办,在一定时期又较强调宽大,符合实际地掌握宽严的节奏和范围。有的是在条件根本变化下政策的根本转变,有的则是适应斗争需要在政策上的临时调整和安排。

最后,情节犯反映出刑事政策开放性的特点。刑事政策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会随着社会的变迁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所以在刑事政策的体系中其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情节犯本身的构成模式就是具有开放性,其“情节严重”的要求也是随社会变化会被赋予不断变化的内涵,这也与刑事政策的特点相辅相成。此外,情节犯符合“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的基本刑事政策精神。“惩办少数,改造多数”有两层含义,其中之一就是明确刑法严惩的对象,将刑法打击的锋芒主要指向那些严重危害国家安全,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分子。

四、刑事政策对情节犯司法适用的指导性意义

早期的刑事政策是被限定在“立法”范围内去理解的。例如克兰斯洛德认为,刑事政策是立法者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预防犯罪、保护公民自然权力的措施。而费尔巴哈则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④。刑事政策的内容是基于个人主义立场,反对罪刑擅断,提出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等刑事近代化主张,并以此为中心建构现代意义上的刑法体系,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刑事政策刑法化”的开端。19世纪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刑事古典学派面对常习犯、累犯、少年犯等犯罪现象激增的社会现实束手无策,实证学派在批判古典学派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实证研究方法被引入刑事政策领域,刑事政策的研究领域大大拓宽,扩展到整个社会政策领域。1882年,李斯特的“马堡计划”从目的刑理论出发,建立了刑事政策的全新体系。“刑法之刑事政策化”开始成为刑事法学的重要特征。刑法不再是过去古典学派所坚持的那种纯粹规范意义上的理性化的刑法,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成果被纳入到刑法之中。目前西方国家从总体上刑罚趋于缓和,刑罚网疏缓,出现了“轻轻重重”的战略调整。强调控制死刑,废除死刑,主张轻刑化和非刑罚化。所谓“轻轻”指对轻微犯罪实行轻刑化,“重重”指对重罪及人身危险性大的罪犯更多地使用更长的监禁刑。做到轻罪轻处,重罪重处。

我们认为,刑事政策应该贯穿于刑事实践的全过程,它不仅对刑事立法起到指导性作用,而且对刑事司法同样具有指导作用,我们这里主要讨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对情节犯在司法适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情节犯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如何体现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问题。

首先,刑事政策对情节犯司法适用的价值观指导性作用。现代刑事政策的两极化趋势决定了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当强调重其重者,轻其轻者。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中的轻罪类型,⑤在刑事司法中应体现刑事政策轻刑化的一极。因此,在情节犯的司法认定当中,应尽量考虑以权利为本位,以限制刑罚权的使用为原则。这就包括在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两个环节上。在公诉机关起诉时候,公诉机关对情节犯之行为性质的判断当属于阶段性认识,此时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的考察应当体现刑事政策“轻其轻者”的基本理念,而在刑事审判阶段,即对情节犯性质进行最终司法判断的时候,也应当以这种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为指导。

其次,情节犯的司法适用体现了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活动的调节性作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总处于相对变动中,其中还包括社会治安形式等短期性的变化。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刑事政策的调整产生直接的影响,而且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情节犯之“情节严重”尤其反映了这一点。在不同阶段社会对“情节严重”判断的标准也不一样,而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刑事政策重点的调整。刑事政策的调整对情节犯司法适用的表现贯穿于整个刑事司法的全过程。另外,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等等原因决定了司法资源的配置要求强调其有效性。所以在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的考察也放在特定的刑事政策背景下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最后,情节犯的司法适用还体现了刑事政策对刑事司法的灵活性指导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上。任何一部法律,一旦制订出来就具有滞后性,因为社会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动中,而法律需要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此时,在某种程度上就需要依据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和基本精神对法律做出相对合理的解释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并有利于解决新的社会冲突。此时,情节犯的司法适用中尤其反映出这种特点。情节犯的模糊性需要司法者对其适用的时候要对情节犯之“情节严重”做出解释,而这种解释不能孤立地就事论事的解释,而应该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进行解释。这种解释性适用体现了刑事政策的指导性作用。

总之,情节犯作为我国刑法中特有的犯罪类型,它在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设置,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又贯彻了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精神。情节犯内涵和本质亦与我国基本刑事政策一脉相承。

注释:

①参见叶高峰、史卫忠:“情节犯的反思及立法完善”,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2期;刘亚丽:“论情节犯”,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②参见金泽刚着:《犯罪既遂的理论与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③陈兴良:“刑事政策视野中的刑罚结构调整”,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

节事范文篇7

(一)农事节庆的概念

关于农事节庆的概念，国内外学者有多种论述，各有侧重，不过都强调了农事节庆与农业的关系和欢乐庆典的仪式。本文综合上述概念的基础上，认为农事节庆是指举办主体依托特定区域的特色农业资源，以打造农业品牌、扩大农业品牌影响力、传播农业文化为主体目标，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有计划、有组织地举行集会庆典仪式等一系列活动。其内涵有3点:(1)农事节庆以区域特色农业资源为依托，包括农业自然资源、农业社会资源和农业文化资源等多重资源，如农产品、农业景观、农业文化遗址、农业技艺、农业习俗、农事等，资源内容丰富且具有区域特色。(2)农事节庆以销售盈利为浅层目标，以品牌塑造形象推广为深层目标，以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为长期目标。(3)农事节庆具有节庆特点，周期性重复举办，以吸引广泛的民众参与为目的，带有欢乐气氛。

(二)农事节庆的分类

农事节庆的分类有多种角度，如从产品类型可分为农产品类、林产品类、水产品类、牧产品类、副产品类节庆等;按照季节划分，可以分为春夏秋冬四季节庆;按照节庆历史可以分为传统节庆和现代节庆等;按照举办周期可以分为每年一届或者多年一届等;按照节庆范围又可分为国内和国际2种;按照组办方级别可以分为村级、乡(镇)级、县(区)级、市级、省级等。本文按照节庆依托资源类型划分，将农事节庆分为2种:(1)以区域特色农产品为节庆资源。如各地盛行的茶节、油菜花节、桃花节、西瓜节、柑橘节、龙虾节、豆腐节、冰雪节、沙雕节等。这类农事节庆依托该地域特产的农产品来举办，紧紧围绕特定农产品及与之相关的农事、农俗、仪式等设计节庆项目和组织活动内容，与农产品的关联性极强。(2)依托一定的农业习俗举办节庆。如乞巧节、花朝节、那达慕大会、雪顿节、古尔邦节等。这类节庆不以特定农产品为主角，通常依托延续多年的传统农业习俗，重新加以包装设计举办庆典活动。特别说明的是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也属于这类节庆，不过它们是全民族的共同节庆，区域特色不明显，不列入本文考查范围。

(三)农业品牌的含义

需要注意的是农业品牌不等于农产品品牌，它是涵盖了一切农业资源、农业活动在内的广义品牌。大体包括:农产品、农业产业品牌或农业企业品牌，如杭州西湖龙井、淳安淳牌有机鱼、台湾梅子梦工厂、山东鲁花集团等;农业区域形象品牌，如世界大蒜之都、中国茶都、中国山核桃之都等;农业旅游品牌，如千岛湖有机鱼旅游、西湖茶乡游、南京农业嘉年华等。

二、农事节庆在农业品牌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历史悠久，农事节庆种类繁多且名目众多。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事节庆活动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从以往单纯的庆祝或纪念型活动，演变为有助于同时推动当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展的活动，在农业品牌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一)提升农产品品牌影响力

现在的农事节庆多以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为依托，调动一切与该品牌相关的品牌历史、风俗流传、产品特色、文化特色、特有仪式、农事习俗等相关的农业资源，精心组织设计节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更丰富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品牌的认知，提高了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和消费者的忠诚度，大大提升了品牌的影响力。如美国爱达荷州盛产土豆，每年9－10月都要举办爱达荷土豆日，节日中有几十个以土豆为主题的活动和竞赛吸引了无数游客，爱达荷土豆成为美国人生活中不可替代的选择［1］。我国也有很多农事节庆成就了著名的农业品牌。如中国•盱眙国际龙虾节的“盱眙龙虾”;中国(金乡)国际大蒜节成就了“金乡大蒜”的美名。其他还有北京平谷国际桃花节、中国•陕西(洛川)苹果节、北京大兴西瓜节、中国杭州(临安)山核桃文化节等。

(二)塑造区域形象，打造区域品牌

节庆本身就有聚集人气的功能，能够吸引超常的关注，而这一眼球效应不可避免地要辐射到举办地，形成一次极好的宣传机会。成功的节庆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欢乐有趣的节庆氛围、舒适宜人的场地环境、高效优质的服务水平向外界递交了一份精彩的答卷，不仅展示了节庆本身的品质，还展示了举办地的实力，塑造了优良的区域形象。通过游客的亲身体验和二次传播以及媒体的对外宣传，主办地的形象魅力将释放出更大的能量。而知名农产品品牌、节庆品牌都会成为区域的亮丽名片，助力区域品牌的打造。如每年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美国吉尔罗伊市都会举办“吉尔罗伊大蒜节”，为期3天的大蒜节给城市带来了几百万的游客，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大蒜节成为了吉尔罗伊市的城市名片，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因为大蒜节而为世人所知，城市影响力大大提升，塑造了吉尔罗伊“世界大蒜之都”的形象，打造了“世界大蒜之都”这样一个引人瞩目的城市品牌［2］。

(三)推动了观光农业品牌的发展

农事节庆的举办给予举办地农业产业极大的曝光机会，利用新闻、学术研讨、产品展销、文艺表演、消费体验等形式，区域农业得到充分展示，消费者对于当地农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观光农业市场的开拓奠定了心理基础。而节庆本身的凝聚力也为观光带来巨大人气，很多节庆本身也成为观光农业的一项精彩活动。以成功的农事节庆为亮点，整合其他农业资源，观光农业将形成自己的品牌。如浙江千岛湖有机鱼旅游借助千岛湖有机鱼文化节的魅力，已经发展成为千岛湖休闲旅游的一张“金名片”，品牌影响力极大。

(四)传承农业文化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但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加快，很多农业文化逐渐被遗失遗忘。农事节庆承载了积淀多年的农俗农事等农业资源，是农业文化传播的天然载体。如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的乞巧节，二月二的花神节(全国各地时间各不相同)，在千百年的流传中传递着人们对于生活的美好向往。“白露到，竹竿摇，满地金，扁担挑”。每年农历白露时节，山民们祭祀天地山神祖宗之后扛着竹竿挑着箩筐，上山开竿采收山核桃。中国杭州(临安)山核桃文化节把开竿祭祀的传统仪式搬上了节庆舞台，向当代人展示了传统农俗的神圣庄重［3］。除了宣传品牌文化、产业文化，农事节庆还是展示地域文化的舞台。主办方大力挖掘各种文化资源，运用活泼欢庆的形式传播文化，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当代人的距离，加强了当地人的文化认同感，扩大了文化的影响力。

三、农事节庆在农业品牌建设中的优势

农事节庆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紧紧围绕资源特点组织活动，宣传推广农业品牌。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农事节庆在农业品牌建设中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一)传播时机精准

农事节庆是在特定时间举办的，时间选择具有针对性。以农产品等自然资源为依托的节庆一般都根据农产品的生长周期来安排时间(表1)。观赏类节事通常都是在花开时节，如河南洛阳牡丹花会、北京平谷桃花节、浙江超山梅花节等;收获采摘类节庆通常都是在农产品成熟收获时节，如杭州西湖龙井开茶节、中国余姚杨梅节、中国•陕西(洛川)苹果节、中国秭归脐橙节、北京大兴西瓜节、中国杭州(临安)山核桃文化节等。冰雪节之类的也是选择产品资源表现力最佳的时节。而以农俗等文化资源为依托的农事节庆大多有一定的历史积淀，长期的传承已经在公众之中形成了深刻的集体记忆。相比其他传播手段，农事节庆选择的传播时机比较精准，都是在品牌资源品质最佳、品类最丰富的时候，品牌信息比较集中，同时也是消费者本体需求相对旺盛的时机，通过直观具体的形象传播可以让消费者获得良好的品牌消费体验，信息达到率比较高，经过多次重复以后，就会形成品牌的强势号召力。农事节庆因与农业的密切关系，节庆传播时机的选择通常都是应季而生，与自然之理相通，与人体磁场和谐，有着文化意义上的优越性，能够促成良性的传播场。《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写道:“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三月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天地间生气勃发，因而草木欣欣向荣［4］。此时人也处于生发之际，赏花踏青、游玩嬉戏，人事与天道融通。夏日戏水消暑，秋来品尝硕果，冬季领略冰雪，应时而作，顺应时气，天人合一。恰当的传播时机对于深入体味领悟品牌文化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传播对象明确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节庆传播的传播对象即受众比较明确。节庆是一种有别于常规的集会，它以欢乐喜庆的气氛和活泼有趣的形式在短时间内积聚大量人气，而这些积聚起来的人群就会形成节庆传播的受众群也即农业品牌消费群。这些消费者身份不同，具体参与的节庆活动和对农业品牌的关注点也有所不同。游客多是参加品尝、采摘、游览等活动，参与对农业资源的直接消费;商贸人士参与商贸洽谈活动，关注农业品牌的营销以及相关投资事项;学者专家参与相关的研讨会论坛活动等，关注农业品牌建设的理论与实际探讨;媒体人员则对农事节庆进行采访报道，通过媒体传播扩大农事节庆的影响力;另外还有大量网民，他们通过网络获取节庆信息、购买农产品、发帖点评农事节庆活动，起到了二次传播的作用。这些节庆传播的传播对象对品牌信息有着浓厚的兴趣，相当于在参与节庆之前就主动地进行了甑选，有效传播对象居多。他们主动寻求品牌信息，参与活动体验，之后积极传播品牌信息、节庆信息，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消费，易于实现有效传播。有时传播者还可以根据传播对象的特征灵活调整(如邀请现场观众参加娱乐活动、表演等)，使得传播更符合受众需求，生成对于品牌的良性体验。良性的传播大大提高了受众对品牌的关注度。而如广告之类的一般品牌传播的受众很难明确，传播者与传播对象之间是间接传播，缺乏直接接触，信息不对称，效果评估滞后，故而对品牌的认识不如节庆传播来得直观深刻。2009－2011年的杭州西湖龙井开茶节，短短3年间，客商数量从150家增至260家，旅客人次从80万人次增至150万人次，贸易合同额从2000万元增至3200万元，在场的媒体数量不少于30家。

(三)传播模式转向

诸如广告投放之类的传统品牌传播方式，其传播模式是自上而下，由传播者向传播对象单向传递信息，如同品牌向消费者发出请求“请你看看我”，受众属于被动接受。而节庆传播通过制造亮点激发受众的兴趣，引起受众对于品牌的关注，使得受众作出主动行为———“我想要看你”，传播模式转为自下而上，传播过程由被动变为主动，传播对象一反过去对于广告等传统传播方式的排斥抵触，积极释放需求，主动关注品牌信息，使得品牌信息的传播流畅无碍，有益于良性消费体验的形成。

(四)节庆场地灵活

农事节庆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场地的选择灵活多样。既可以在资源发源地，又可以在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既可以一地独办又可以多地联办;既可以是室内又可以是室外。灵活多样的场地选择有助于塑造丰富的品牌形象，构成直观而又深刻的品牌消费体验(表2)。农产品原产地是很多农事节庆的首选场地。节庆场地与节庆内容高度贴合，实现了消费者与产地、产品的亲密接触，形成直观而又深刻的品牌消费体验，这是广告之类的传播方式难以企及的。电视屏幕上再逼真的颜色、再美丽的姿态、再精彩的描述也不及自己在田园中亲眼所见、亲手触摸的感官体验来得深刻。吉尔罗伊大蒜节期间整个小镇弥漫着浓浓的大蒜味，麦地变成了停车场，麦秸堆则成了供游人休息的长凳，不花钱，又环保，充满了乡野气息。杭州西湖龙井开茶节以美丽的茶乡大茶园为背景，直接在茶园的田垄上搭建演出舞台，清新雅致，游茶乡、品新茶、观炒茶、听茶曲、赏茶戏，在茶园的青山绿水间，茶的形象愈加赏心悦目，沁人心脾。开茶节上还推出“吃农家饭、喝农家茶、住农家屋、结农家亲”特色主题活动，坐落在连绵茶园中的农居风格各异，大多集茶园、竹园、菜园、花园、庭院为一体，家在茶园住，茶绕家园香，能够让都市居民回归自然，亲近乡土。消费者与产地衔接起来，与产品亲密接触，观赏品味、采摘收获，调动全方位感知，逐步完成了对于品牌的立体消费体验，形成了对品牌立体化的认识。而走出产地走向商贸文化中心，能够把品牌推向更加广阔的世界，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中国•盱眙国际龙虾节坚持“四国联动(中国、瑞典、新西兰、澳大利亚)、六地联办(盱眙、南京、上海、宁波、北京、深圳)”的办节格局，选择在多地联合办节，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在一个极为广阔的舞台上向世界推介盱眙龙虾品牌文化。比起固定在电视电脑里播放广告，或是局限在超市商场举行促销，农事节庆的场地在空间上明显要优越许多。许多节庆常常选择公园、广场、果园、草地、山林、湖畔、海边等作为集会场地，在这样开放的环境中，消费者视野开阔、身心放松，品牌关联印象良好，预设了较佳的传播心态。而在室内组织的节庆活动，由于节庆的特性也会在场地布置上营造节庆氛围，对消费者产生一种视觉和心理冲击，留下深刻的品牌印象。

(五)注重参与体验

与其他传播方式相比，节庆传播更注重公众的参与性和体验性［5］。节庆氛围要靠大量参与者参与其中才能营造出来，包括本地居民、外地游客、专家学者等。参与者积极参与节庆的各项活动能大大活跃了节庆气氛，增强了节庆的吸引力。可以说，参与性是节庆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原因之一。本地民众通过活动体验重温或加深了对于品牌及文化的认识。外地消费者通过参与各种活动获得在居住地无法得到的活动体验，满足其兴趣爱好，充分展现其特长，部分节庆还能让参与其中的消费者学会当地特有的技艺。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品牌文化得到形象展示，消费者获得了关于品牌构成因子如产品、服务、理念、视听、行为等多方面的立体认知，深化了品牌印象。良好的品牌体验无疑会提升消费者对品牌的满意度和忠诚度。据浙江省农业厅2012年2月对浙江省农事节庆活动的调查显示，现有农事节庆涉及群众可参与体验的项目或活动占比81．82%［6］。从这一数据分析可见，当前的农事节庆还是比较注重参与体验的。2010年的中国杭州(临安)山核桃文化节上游客不仅观赏了与山核桃相关的书籍文献、旧农具、旧物件，还亲自动手尝试制作手剥山核桃，创意制作山核桃饰品挂件。通过动眼、动手、动口、动脑体验，充分调动人体各种知觉，大大丰富了对山核桃品牌及文化的认知，形成了对品牌的立体感受，培养了对品牌的情感。

(六)注重娱乐传播

娱乐是人类的本能，尤其是在变革剧烈的当下，人们的压力巨大，迫切需要通过娱乐放松身心，解放自我。节庆本身就带有娱乐的性质，节庆传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种娱乐传播，它能够满足人类的这种需求。农事节庆中经常会设计各种活泼有趣的游戏活动，消费者通过参与这些活动获得轻松欢愉的快感，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形成良好的品牌消费体验。如著名的西班牙西红柿节、巴西泥浴狂欢节、我国傣族泼水节等，欢笑声中成就了一个个著名的品牌。

四、结语

节事范文篇8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当今社会物质、精神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叙事”为出发点的民生新闻，因其选题亲民性、视角广泛性、时事互动性、播报通俗性受深广大受众的青睐。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崭露头角至今，民生新闻已逐步普及开来并走向成熟。本文将以民生类新闻节目为例，对其内容的叙事性作以分析研究。

一、民生新闻的定义

传统的新闻定义为：新闻，就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按照性质，可将其区分为两个角度，一是新闻的本体论含义：新闻是先在于主体的客观事物变动的重要信息；二是新闻的认识论含义：新闻是主体感知到的、或用符号传播并为受众所接收到的客观事物变动的重要信息。由此可见，新闻是先于受众而存在、被受众感知的，具有简明性和客观真实性。相对比于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及新兴媒体类（如网络、手机）新闻更凸显出卓越的时效性和现场感。民生类电视新闻节目作为新闻的一个重要类型，同样具备新闻的性质及其特征。

“民生”一词在近几年中频繁出现，究其原因是在物质生活逐渐丰富的今天，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观。人们开始从社会发展和人文关怀的角度寻求自身发展机会的提供、能力的培养和权益的保护。也就是说，当今“民生”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从人权上界定的人的基本生存、基本发展的权利，而是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的角度出发，实现人的生存权利有关的全部需求和与实现人的发展权利有关的普遍需求。电视新闻的触角也从大政方针的延伸至普通百姓的身边，从群众日常生活中选择题材，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关注百姓冷暖和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播报形式活泼多样，以叙事风格为主，将真实事件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民生类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

1995年，北京卫视录制播出的《点点工作室》在新闻的选择及栏目设置上基本带有了民生新闻的性质；1999年《第7日》（原名《元元说话》，北京卫视）以关心百姓身边事，解决百姓麻烦事收到广大受众的欢迎；1997年北京卫视的《北京特快》与1999年成都电视台推出的《今晚800》等，也都呈现出了典型的民生新闻特质；2001年，沈阳卫视以反映当地人民生活状况的新闻类节目《直播生活》；2002年，《南京零距离》（江苏卫视城市频道），开创了大时段都市民生类电视新闻节目的先河。之后，南京地区陆续开播了一系列民生电视节目如《直播南京》、《绝对现场》、《1860新闻眼》等。由此引发了南京地区大时段直播为外在特征、以关注本土化市民生活形态为主体内容的城市新闻浪潮；2004年10月，《新北方》在辽宁卫视录制，首次以“致力民生，新闻力量”为口号，在黑土地上刮起了强有力的“民生新闻”东北风；我省至今活跃着一批广受观众喜爱的民生电视新闻《守望都市》（吉林卫视都市频道）、《城市速递》（长春电视台）《说实在的》（吉林卫视都市频道）等，因其反映社会热点、贴近百姓生活，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而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收视热潮。

三、民生电视新闻的特点

（一）地域性。民生电视新闻的对话环境立足于本地生活和生存状态，在统一的价值认同和欣赏习惯基础上反映人文关怀。民生新闻均立足于本地帮助百姓解决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实际困难，对本地区日常生活文明化给予舆论指导。在子女教育、家庭关系、邻里融洽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提供思维升华，营造普通百姓能够“有困难，找媒体”可贵氛围。

（二）亲民性。民生电视新闻定位为民本取向，题材与内容的选择多为百姓自己的故事，这些家家户户都可能碰到的事情，也许都是小事，但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百姓的生活与工作，影响到社会的长治久安。民生新闻的节目形态和叙事方式回归民间，将镜头对准社区、街道、家庭，注重亲近性和生活化，因此能引起广大受众的共鸣、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

（三）服务性。将电视新闻的宣传说教功能逐步转化为服务职能，交给群众话语空间与话语权。民生新闻除在内容上贴近受众，在形式上也于服务百姓的本质高度统一。许多媒体均采取了受众互动的形式，如请受众提供新闻线索，鼓励受众拍摄新闻，请受众通过电话或手机短信发表意见和观点等等。这些方法把传媒置于服务受众、倾听受众的位置上。打破了传统新闻需被动接受的方式，调动了广大受众的积极性。

四、民生电视新闻的叙事性

(一)新闻叙事的提出

早在上个世纪末，论述新闻叙事学的专著就已经出现，2000年范步淹在《新闻前哨》中发表文章《新闻叙事学刍议》，认为新闻是一种最典型、最具普遍性、最具影响力的叙事，叙事学是探究新闻学的一条重要路径，因此提出创建新闻叙事学的构想，并对新闻叙事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释。但有一以叙述为核心的叙事学主要运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作品创作，因此对范步淹提出的新闻叙事学建构的提议没有给与很大的关注。

2003年，荷兰新闻传播学者托伊恩.A梵.迪克所著的《作为话语的新闻》译介至国内，以报纸新闻为蓝本,从话语分析的角度重新阐释了新闻理论的话语意义，引起了国内专家学者对新闻叙事性的重视。发展至今日，我国对新闻叙事学已初建体系，主要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新闻的叙事行为和叙事策略进行的科学研究。

（二）叙事性在民生新闻中的运用

1、内容选取以叙事性为前提。新闻叙事的内涵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素材、故事和新闻叙事文本。素材是按逻辑和时间先后顺序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由行为者所引起的或经历的事件，即原始的新闻事实；故事是记者头脑中的新闻事实，是新闻事实的物质状态在记者大脑中的能动反映；而新闻叙事文本就是最终受众看到的语言符号组成的结构整体。叙事文本经过记者编码后的以符号形式呈现在受众面前，再由受众将其还原成他们头脑中的新闻事实。

因此在民生新闻题材的选择中，涵盖了行为者、时间地点和过程的素材是固定的，但故事和叙事文本具有能动性，因此在民生新闻选材的的处理中，叙事性强的素材在经过了艺术性的编排（比如顺序的排放、叙述的节奏、频率与聚焦的变化）之后可以产生较强的感官冲击和更合理的逻辑性能，从而达到宣传传统文化道德精神、对新闻话语通俗解释的效果。

2、传播方式以叙事性为主。随着媒介的发展，广播电视节目的传播方式也由单向传播转变至双向互动传播。民生新闻由于其独有的亲民视角，更是最大限度的在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互动，记者和采编人员将话语空间和话语权交给受众，以平民的视角报道百姓身边的生活。播报者在叙事的风格上的变化也收到了广大受众的喜爱。由于民生新闻的地域性特点，一些电视台录制播出的天然性极强的方言新闻，以“和百姓拉家常”的方式直接贴近生活，拉近和受众的距离。

（三）叙事在民生新闻中存在的问题

1、以演绎的叙事制作民生新闻节目。民生新闻的题材选择均为百姓生活，但因事件的悬念和矛盾冲突带有刺激性和神秘感，因此大部分的民生新闻都展开了对其故事情节的深入挖掘，突出情节点、放大细节。配合以影视语言和剪辑、特技手法，使得故事跌宕起伏，适合我国受众的传统欣赏习惯。这本来无可厚非，对环境的渲染能够让受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从心理上更容易拉近和普通受众的关系，也更能强化新闻传播的效果。但一味的追求叙事和感官刺激，不惜扮演、搬演新闻事件，有意或无意制造伪新闻，混淆视听，利用剪辑突出导演思维，制造错误的舆论导向，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原则和职业道德，应坚决摒弃；

2、以趋同的叙事选择民生新闻素材。叙事选材单一，围绕夫妻矛盾的“爱情保卫题材”、家庭纠纷的“财产分割题材”、子女责任的“赡养老人题材”充斥民生新闻。跟风作业、千篇一律难有创新。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民生新闻的价值取向依然应把握好方向，从事件取材的典型性、矛盾解决的普遍性向服务百姓社会生活的实用性转变。在新闻事件价值判断和题材选择上也应向服务社会、服务百姓生活转化；

节事范文篇9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增强责任意识。

多年来，我们始终把拥军优属工作作为事关全局、涉及长远的大事，坚持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建立健全拥军优属工作领导组织，并把跨入“双拥”模范单位行列作为拥军优属工作的目标，坚持将国防教育纳入到公司全员教育体系中，坚持领导带头与员工广泛参与相结合，不断增强员工国防意识，积极参加支持国防建设。通过开展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为重要内容的国防教育，每年一次的国防、双拥知识竞赛，使广大员工充分认识到军队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领导带头，积极参与，支持国防建设。

公司党支部副书记、总经理X七年的军旅生活造就了他果敢坚毅的军人气质，也在他心底烙下了对军队对军人的特殊感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是一个老板，而是一个老兵；我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军人。”虽然离开军营近三十个年头，但姜总却怎么也抹不去心底深处的“军人情结”，依然关心支持主动投身国防建设，经常参加军地组织的各种预备役活动。05年5月底，作为预备役高炮第五团后勤（预任）军官的姜总，在接到区人武部的征召，参加预备役高炮第五团“五全”全能演练命令后，及时安排好企业各项工作，立即赶赴报到。在历时一个多月的演练期间，年过半百的他坚持冲在演练第一线，积极为演练后勤保障出点子、想办法，跑前忙后，得到了演练指挥部的高度赞扬，被评为“优秀预备役军官”。他还多次应邀为部队官兵、退伍军人义务作演讲，还曾被评为“XX市国防教育先进个人”。

在领导的带头支持参与下，公司员工也纷纷支持国防建设。去年5月，公司当接到区人武部通知，征召陆春明等4位预备役士官参加预备役高炮五团“五全”全能演练命令后，党政领导及时组织他们动员，提出要求。演练任务结束后，公司还为他们披红戴冰河，开庆功会，进行表彰和奖励，既积极支持国防建设，又为全体员工进行了一次生动的国防教育。

公司党政“一班人”把接收安置复员退伍军人作为支持部队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公司人员编制和岗位安排可能的情况下，把复退军人和军属作为优先招收录用的范围，尽可能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近两年来，共接收安置复退军人30多名，公司现有复退军人42名，占全体员工总数31.11%，成为我区接收安置复退军人比例较高的单位之一。同时还接收安置2名军嫂就业，为部队和社会分忧。

燃气行业需要较高的专业知识技术，对于复退军人和军嫂，公司并不只是简单的接收安置了事，而是十分注重对他们的培养与发展，增强他们的专业知识技能，使他们由一个掌握一般服务技能的普通劳动者，转变为具有竞争能力的技术型员工、学习型员工。公司业务销售部检修组组长徐金春同志，在进公司前对于燃气行业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为使复退军人立足岗位尽快成才，公司专门给他安排了带教师傅，并送他外出学习培训。现在，徐金春同志已从普通的检修员成长为了检修安检组组长，同时还被评为XX市燃气行业“十佳服务明星”。

三、拥军优属，多做实事，“军民鱼水一家亲”。

“八一”建军节既是军人的节日，也是退伍老兵的节日。每年这个时候，公司党政领导都会邀请高炮五团和武装部等相关单位领导、官兵，与公司复退军人欢聚一堂，交流畅谈，重温当年铁马冰河峥嵘岁月，共叙如今建设家乡工作情况。同时通过板报、电子大屏幕等形式，进行“双拥”宣传，向公司退伍老兵们送上诚挚的节日慰问。

传统的拥军方式固然重要，但随着部队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冰河斗争准备的需要，必须创新双拥工作的新路子。为适应天然气转换和工程抢险的组织指挥需要，公司特地将数辆大中型客车改装成了综合指挥系列车群。指挥车内有现代化的无线网络和通信系统，有大屏幕显示，可以举行会议，又具调度、指挥功能。车群中的动力保障车，具有向指挥车提供交直流用电、现场照明、图像监控等功能。这一“坚持平战兼顾、服从打赢需要”的举措，引起部队首长的高度重视和赞扬。就在近日，预备役高炮五团因执行演练任务，向我公司提出需要借用由大型客车改装的“综合指挥车”时，我们一口答应，无偿借用给五团作演练用车。

节事范文篇10

关键词：节事旅游营销原则对策

节事旅游在中国是一个新生事物,它不仅在一定意义上达到了塑造、维持和改变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目的,而且促进了地方旅游、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加速发展。但纵观各地的旅游节事活动,真正成功并且可以持续下来的屈指可数,这说明我国目前的旅游节事活动仍处于起步阶段,另外,从市场营销角度考虑,节事旅游也存在着诸多缺陷。

一、节事旅游的概念界定

文献综述发现,学者在研究节事活动及相关问题时,经常使用“节事活动”、“节事旅游”、“节日活动”、“节庆活动”、“节事”、“旅游节庆”等概念。尽管学者们对旅游节庆的概念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但均认同旅游节庆的概念有一共同的核心,即强调以旅游资源为依托的旅游活动或事件。西方学术界常常把节日(festiva1)、特殊事件(specialevent)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称为“节事”,英文简称为FSE(Festival&SpecialEvent)。

二、我国节事旅游营销缺陷分析

1.政府干预过多,市场作用不明显

市场营销观念与方法未被有效应用、政府干预过多是我国旅游节事存在的基本问题。在目前举办的节事活动中,由于地方政府往往更注重政治影响,经济意识不足,在活动的开幕式与闭幕式上耗资过大,华而不实,导致政府财政压力过大。而企业能够参加的筹资方面大都集中在广告宣传、捐赠和赞助上,由于市场化的投资回报机制尚未建立,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往往较低,导致参加积极性不高。因而,从整体性来看,节事绩效不显著。

2.节事旅游定位重叠,设置雷同,缺乏创新

目前国内许多地方举办的节事活动雷同、缺乏个性,大多数未能从战略定位的角度来考虑。美食节、旅游节、服装节、文化节千篇一律,活动形式往往是开(闭)幕的歌舞表演、花车巡游、商品展销会、经贸洽谈会等老一套,缺乏旅游吸引力,难以真正起到塑造和传播城市形象和影响的作用。

3.对外宣传促销力度不够

一项成功的节事旅游活动离不开成功的营销理念与营销策略的运用,离不开大力的宣传促销活动,而目前国内的许多节事活动都以当地居民为主,外地乃至海外旅游者很少,参与的形式也以散客为主,团队很少,这制约了节事旅游效益的发挥,也说明在宣传、包装乃至促销上仍亟待提高。

4.节事活动的可持续性不强

许多地方在举办节事活动之前未进行针对性调研,对节事设置是否体现地方特色、硬件和软件设施是否到位很少花功夫研究;节庆活动过后,也极少做认真总结,大多是报喜不报忧。此举自然不利于来年的工作改进,以致节庆活动往往过早夭折,缺乏节事旅游应有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我国节事旅游营销对策分析

1.政府牵头,社会参与,走市场化运作之路

政府主办与市场运作相结合,可实现优势互补。政府主办,能够充分调动行政资源为节事活动提供有力的保障;市场运作,把节事活动作为—个品牌、—个产业来经营,使节事更具竞争力和生命力。在现有的会展办、大型活动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城市政府的专业节事管理部门,在节事举办前对节事及节事旅游及其结果进行策划和规划,节事本身的运作由专业的节事公司操作,聘请具有国际通行的节事执业资格的专业人士策划节事。政府主办方面,要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挂帅的筹委会,统—管理指挥,确保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市场运作方面,要“策划亮点,培育卖点”,增强节事对企业的吸引力,采取多节联办,联合促销方式,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宣传展示机会。

2.树立现代营销观念

节事旅游的组织者应从营销观念上树立以顾客需求为中心的导向,并关注旅游节事活动的开展给目的地带来的各种积极和消极影响,权衡利弊,适当开发。随着营销活动的深入,节事营销者需要进行营销观念的创新:(1)亲情营销观念。强调把节事旅游者当“朋友”或“亲人”而不仅仅是“上帝”,通过建立一种新型的亲情关系,最大限度地缩短与节事旅游者之间的距离”;(2)体验营销观念。自始至终都把为顾客营造难忘的、值得回忆的体验作为其工作重点,通过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来实现其利润目标,节事旅游参与性强的特点决定了体验营销观念在节事旅游营销中的适用性;(3)品牌营销观念。节事旅游活动的主办者必须树立明确的品牌营销观念,要立足于打造节事旅游精品,创立节事旅游名牌。

3.突出特色,完善节事旅游产品开发与创新体系

特色是节事活动成功的基础,旅游活动的特性就是“求新、求异、求奇”,节事活动的主题是否具有特色是产生吸引力的根本所在。节事活动在围绕活动主题的前提下,各种项目应该稳中有变,既要有保持其特色的传统项目,还要有紧跟时代潮流,追随人们意识观念转变轨迹的热点项目。有关地方还可将旅游节事作为一个产品,打造成为地方营销的品牌,甚至可以将品牌注册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

4.加强节事旅游宣传促销攻势

旅游节事活动能否引起公众关注、吸引商家参与、形成市场轰动效应,关键在于组织者应当具有创新意识,以此形成全新推介模式。要实施新闻媒体的强势传播战略,通过强势媒体的高强度、大容量、全方位的宣传,加大对外宣传促销力度。要高度重视节事活动整体形象的宣传及对客源市场的大众和旅行社的促销,充分发挥公共关系和新闻媒介的作用,以节事促旅游,以旅游兴节事。

参考文献:

[1]戴光全,保继刚.西方事件及事件旅游研究的概念、内容、方法与启发[J].旅游学刊,2003,(5).

[2]余青,吴必虎.中国城市节庆活动的开发与管理[J].地理研究,2004,(6).

[3]刘太萍,殷敏.中国节事旅游营销管理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5).

[4]杨兴柱,陆林.大型节事旅游基本特征及发展对策的初步研究[J].人文地理,2005,(2).

[5](美)小伦纳德•霍伊尔.会展与节事营销[M].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