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范文10篇

介入范文篇1

[关键词]乡村振兴；设计；实践

一、乡村振兴战略与艺术设计学科发展互为机遇

设计介入乡村振兴是时代要求也是设计学科凝练出特色的重要机遇。发展目标的设定为设计学科与乡村建设发展的逐步成熟提供了基础，设计的成熟是指设计始终坚持以“为人民而设计”的初心为核心；乡村的成熟是乡村看到了设计的价值和力量，借助设计的力量，乡村的现代化转型可能更为顺畅，设计与乡村两个概念在时代背景下彼此相互认识到协同发展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设计与乡村两者互为平台互为机遇。新时代赋予了乡村建设新的可能，而设计与乡村的疏离，说明了设计与乡村的双重落后。对设计而言，乡村是巨大的空间与市场，蕴含着丰富的可能性；对于乡村，设计具备的跨学科综合属性是优化乡村资源、改善乡村现状，甚至迎来乡村脱胎换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设计学科为乡村与城市建立桥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依靠设计创意对乡村固有的自然和文化资源进行利用、开发、包装，转化为城市居民所需要的“产品、服务及体验活动”等，在满足城市居民文化创意生活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乡村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需要，更能促进在城乡融合中实现乡村振兴。

二、设计助力乡村振兴的突破点

设计助力乡村产业振兴。乡村产业的振兴绝不是接受城市淘汰产能的转移，而是发展一批根植于地方产业特色的“家庭工厂、手工作坊以及乡村车间”。以陕西铜川陈炉古镇为例，陈炉古镇以耀州瓷的生产销售为主要商品，目前存在产品创新力缺失、产品与现代生活方式关联性不强、手艺传承人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而设计所具备的跨学科特点可以有效整合乡村的一、二、三产业，将乡村物产与手工艺传统关联，从艺术的角度重新审视传统手工艺、用营销的理论分析重塑传统手工艺产品创作方向，寻找传统手艺品及传统文化与现代城市物质及文化需求的关联，进而创作出既有“情怀”又有多用途更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或文化服务，最终形成品牌效应。以陈炉古镇耀州瓷的包装图案创作为例（见图1），在设计构思上，运用正负形的图形创意，组合了三个“虎”的造型，将“虎年”“虎虎生威”“虎头虎脑”的概念呈现出来；在呈现形式上，运用重复构成的形式，增强视觉冲击力；在色彩选择上，选用红色为主色调，迎合“春节”“喜庆”“鸿运”的情感关联；在功能创新上，外包装纸可以通过虚线处的剪切得到“福”字窗花，凸显产品的趣味性，增强了消费者对产品及产地的文化认知。这种运用设计视角及手段对传统手工艺元素在产品的外包装上创作应用，一方面达到保护产品的包装目的；另一方面将包装作为工艺品来装点人们的生活和促进传统工艺再次活化，通过设计的实用功能特性，拉近传统手工艺与现代生活方式的距离。设计助力乡村文化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深入挖掘乡村传统文化，以孝道、勤劳、坚韧、乐善等为基础建立起乡村文化的价值系统，在实践与研究中计划应用设计手段开发以乡村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旅体验产品，通过围绕主题式的活动，体验特有手工艺劳动中的匠心、坚韧、勤劳；体味劳动中的尊重、协作，使文化感悟在活动中传承与发展；注重乡村习俗的研究，习俗是一代代人坚守的规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方面。设计的介入需要对其进行生产性保护，一方面能使好的习俗得到传承，树立特色乡村精神内核；另一方面为不断深入开发文旅体验产品提供内容。设计助力乡村风貌建设。设计所具备的视觉化特性使设计介入乡村风貌建设成为有效途径。具体的实践中首先要深度调研分析，理清乡村特色，设计实践中以建设具有典型特色、富有竞争力、能够差异化生存的特色乡村为目标，避免“城市化”与“雷同化”倾向，力求注重保护的基础上留住乡愁为设计目标，将文化作为一种符号应用到乡村风貌的视觉导视、景观元素、空间布局中。在建设中力求还原一个真实的乡村，而不是伪装的城市。

三、设计介入乡村振兴的策略

（一）“农业+”是农产品品牌建设的最优之路

“农业+”视觉创意设计能准确定位品牌视觉特点，增强品牌识别度。农业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品牌塑造是农业产品及农业技术发展与保护的有力推手。品牌塑造的核心是对于农产品的深度了解，找出差异性和目标市场，这就要求剖析农产品属性特点时要囊括更多的内容，比如农产品所生长的环境、土壤、农业技术、农产品与季节、物流与仓储、农产品与当地文化活动的关联等要素，提炼出具有当地地域文化色彩与产品特点的设计要素进行视觉创意设计，增强与同类型产品之间的视觉识别度。在设计实践中，通过设计元素的提炼运用扁平化的设计风格凸显产品特点的同时，将艺术美学规律应用在设计元素艺术性梳理上，增强农产品的产地特点，提升品牌影响力。“农业+”创意包装设计能增强农产品品牌成本优势。据调研，我国农产品流通成本占总成本的40%左右，对于远离城市的乡村，电商为乡村农产品销售提供了便利，而降低产品包装成本是降低流通成本增强品牌成本优势的有效途径之一。保护产品便于运输是包装设计的基本要求，在包装制作工艺上保持强度的基础上采用减法设计，去除繁复的印刷工艺和效果，简化一切不必要的包装，能够达到降低成本凸显品牌调性的效果。农创产品是“农业+”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农创产品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乡村。商业的支柱在于品牌，品牌的灵魂在于文化。农产品作为乡村“走出去”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媒介特点，而农创产品具有文化属性，能进一步拉近品牌与消费者的距离，农创产品可以让更多人更直接更深层次地了解农产品的特点、生长环境、与健康的联系、产地地域文化的特色，促进乡村生态休闲游与乡村文化休闲游市场开拓，获得品牌溢价值与经济效益。在设计实践中，可以围绕农产品产地、农产品的品种、农产品的特点进行吉祥物设计，通过吉祥物设计能够增加品牌视觉元素，并以吉祥物为主线设计品牌故事宣传片，在新媒体平台投放，增强品牌宣传途径。品牌与品类协同发展是农业+内涵发展的新方向。品牌与品类相辅相成，品牌的内容支撑是品类，品牌是品类的声誉加持，以品类引领品牌的塑造就是以品类的特点与卖点成就品牌，比如葡萄酒之于波尔多、苹果之于洛川、香梨之于库尔勒等等。农业产品与乡村手工艺品等都是打造独特竞争力的品类内容，这些品类是塑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乡村品牌的根本依托。

（二）将当地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文明精粹相容发展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有效途径

介入范文篇2

关键词：观念艺术；现代陶艺；时间

在后现代艺术的门类里，观念艺术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艺术的探索性、革新性和深刻性都对其他艺术形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就包括现代陶艺。关于观念艺术，艺术评论家岛子在《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中对其概念进行界定：“观念艺术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期间，蓄意以社会文化作为题材，运用非艺术媒介扩大艺术感知、语义和表达的空间，对博物馆、美术馆所主导的现代主义精英美学原则疏离和抗逆，催发同时期诸多艺术创作明显地产生变异。”[1]由此可见，艺术家将社会文化作为观照的对象，将各种不同的艺术样式、材料、技巧等融汇于一起，不断扩大艺术表达的空间。因此，观念艺术引发了艺术创作的变化，现代陶艺远离实用性质的追求，开始对形式语言以及表达内容进行革新和探索。陶艺家们置身于开放多元和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对观念介入陶瓷材料的创作进行思考。

一、观念艺术的思想基础和审美特征

发端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观念艺术是在后现代主义艺术大背景下登上艺术舞台的，其思想和哲学基础都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社会基础不同。现代主义孕育于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时期，伴随着一系列科学技术的重大发现，理性的思考取代狂热，也就是以科学性取代艺术性，所以被称为“机械时代的设计美学”。在新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的机械时代，人们摒弃传统观念，崇尚理性，忽视人的情感。然而，后现代主义正是对这种理性的冷漠的批判，“是强调了人性的多面性，强调了人性除理性以外的非理性方面，使人的自由解放，达到现代性所未能达到的彻底实现的地步”[2]。这并不能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割裂开来，很显然，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内，也是“现代性”的一种延续。后现代主义是对现代主义批判性的超越，反对现代主义把艺术、审美同日常生活的割裂，而主张与日常生活的融合。观念艺术（IdeaArt）的美学特征正是以后现代主义的感性和批判为其特征。在现代主义视觉艺术发展到后期，岛子阐述思想观念演化的最后一个历史阶段中，出现弃绝审美过程的非表现——概念主义。观念艺术由概念艺术转化而来，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增补和修正，主要表现为：对传统审美范畴的超越、抛弃艺术自身的孤立性、不再与日常生活分离、模糊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限；就创作主体而言，艺术家由关注形式转向表达思想，艺术家的文化意识凸显，关注社会现实；“精英艺术和平民艺术在等级上的区别被颠覆”[3]；在艺术媒介中，大众传播媒介被广泛应用，艺术媒材和各种材料融汇。观念艺术成为个人对自我感觉的表达，不守规则和突破边界，艺术形式的范围被拓宽，无论何种材料、现成品（pick-up）、行为、观念都有可能成为艺术。这不仅解释了观念艺术的本质特点，也揭示了观念艺术对现代陶艺介入后呈现出的新的表达方式和解读角度，皆可在陶艺艺术家的艺术尝试中一窥而得。

二、现代陶艺的概念界定和特点

杭间认为“沃克斯受当时‘抽象表现主义和行为画派的影响，尝试并实践一种完全抛弃传统形式的制陶方式和审美，以放任、偶发、自由的形式充分体现粘土的率性表现及展示艺术家情感观念的新风格’。这确乎是新的现代陶艺观念的开始”[4]。现代陶艺的风格多种多样，其审美特征也是复杂多样，从观念艺术的角度来看，不少现代陶艺深受其影响，抛弃功能需求，借助形式语言来表达主题。陶艺家白明这样表述现代陶艺的特点：“所谓现代陶艺是艺术家借助陶瓷材料，或以陶瓷材料为主要创作媒介，远离传统实用性质的观照，表现现代人的思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的作品形式。这种审美价值重视挖掘的主要不是客观世界，而是现代社会中人的内心世界。重视新的表现方法，将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视觉化，表现人的意识的流动和对这个世界和社会的多种认知。”[5]在后现代主义艺术的语境中，现代陶艺与观念艺术相互渗透，在艺术表达的主题中表现出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其中时间是观念艺术的重要主题。各类媒介、方法和概念的艺术作品都探讨了时间主题。本文特此探讨现代陶艺中时间主题的表达，艺术家利用陶瓷艺术材料表达对时间的认识和看法。

三、时间主题的历史语境

时间概念因文化的差异而各不相同，从印度教、佛教所讲述的关于时间的轮回哲学以及许多其他亚洲传统哲学，到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所坚持的“线性时间观”[6]，再到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所构建的新的时间观念，爱因斯坦在狭义相对论中提出的相对性和同时性，是对时间认识的观念革新。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时间词语，不过是时间概念中所探讨的很小的范畴，也是人们对时间的笼统理解。我们用时间来区分过去、现在和将来，看似简单和稳定。然而，随着社会和技术的变革，我们对外在所居和内在世界理解的变化也重塑和重构着时间的方式。因此，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时间方式也会有所区别，通过考察现代陶艺中表现时间的方式，创作者思考艺术形式如何赋予运动和变化的时间以具体形式，并如何运用陶瓷艺术材料来表达和讲述。

四、现代陶艺中时间的艺术策略

（一）展现时间。变化是和运动密切相关的，也是展现时间的一个条件。当我们观察一件有着细微变化的艺术品时，我们会看到时间的痕迹，意识到时光是在流逝着的。当然，变化的进程会影响所有艺术品，即使我们不希望发生那些变化。有意在作品中吸纳时间元素的艺术家会将时间变化带来的物理变化添加到作品中。陆斌的作品《大悲咒》系列（如图1、图2），将时间引入作品，利用陶瓷展现破碎的佛塔、残破的经卷、不同程度破损的佛龛，剥落下来的陶瓷碎片散落在一旁，展现了从泥到物再复归于土，如此往复的时间过程。《大悲咒》系列作品从多层面上处理了时间的维度，首先是真实破损过程中的时间；其次是陶瓷作品所定格的时间；再次是观者在作品四周徘徊并欣赏时所体验的时间。在第二届南京扬子艺术博览会中展出的《大悲咒-Ⅻ（断桥）》（如图3），展现出桥变为断桥，在展出的第三天成为碎瓷的过程，在与观者的互动中构建出时间的维度。此外，还提供了更深一层的隐喻性意涵。无论是佛塔、经卷、神龛这些极具佛教意味的元素还是搭建起来的桥，都是人们努力建造的精神堡垒和沟通渠道。在佛教的时间观念里，崇尚“缘起性空和因果轮回的教义理论”，即宇宙中无形体的时间是庞大的概念，无始无终，相较于如此漫长的时间概念是“刹那”——也就是极短的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有情世间仍有大量的事物在不停地生灭”[7]。这是一些物借人手的事物，或许可以载道传授育人，得以生生不息。但无论是经卷还是佛塔，这些精神堡垒是否牢靠不得而知。瓷器是坚实的代表，但在时间的洪流里，也在历经着破落和消损。完整和破碎，不过是一对概念，在时间的维度里，都成为一地碎片。白明在《与时间对谈》中描述：“时间从不是孤立存在和显现的。”[8]他利用陶瓷语言进行过很多以时间为主题的探讨。作品《山水与时间》（如图4）是件大约150厘米的陶瓷雕塑，形状像座山，上面的水痕、悬棺和青苔的痕迹是时间凝固的标记，通过重力、弹性、压力等一系列过程来赋予时间具象，再现了对时间的真实体验。（二）反思历史。探索时间主题的观念艺术还包括同历史和记忆相关的艺术，同样陶瓷艺术作品作为一种象征物具有一种力量，能唤起回忆并引发人们对时间的反思。亚历山德拉•英格尔福莱特（AlexandraEngelfriet）将一战期间在凡尔登及其周边郊区战壕里发生的一起大屠杀作为主题进行再创作的艺术实践，用50米长的耐火粘土砖墙砌成的战壕（如图5）。在这个曾经的战壕里，她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艺术工具，雕刻了从当地砖厂找到的20吨生粘土，随后用10米长的屋顶遮盖了战壕，使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柴窑，不间断地烧制了一周。完成的雕塑包含了英格尔福莱特自己用身体形态表现的形态，颜色极为丰富。这位艺术家通过描绘和创作“土地中的肉体”，将时间介入作品，身体在粘土中的痕迹使观者联想到一种时间现象，尽管时光逝去，转而成为历史，但这些痕迹却跨越时间的维度，唤起人们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的沉思，走向土地的深处，同时也是悼念战壕中的死者。在处理时间主题时，艺术家英格尔福莱特将观者的眼光引向过去，对历史的视觉表征发生了变化，在如何纪念和诠释过去的历史发生了变化。德国安塞姆•基佛（AnselmKiefer）的作品中利用陶瓷材料聚焦于德国历史和文化，在高度象征化的作品中回望过去，试图在时间的主题中理解历史的本质，被铭记的人和事，被铭记的原因和方法。（三）观照现世。在现代陶瓷中艺术家在其艺术作品中，也会挪用现成材料并对其再循环使用以表现时间主题。蒋颜泽的“山水•城市”系列（如图6）直接将蜂窝陶瓷废料作为作品的材料，这原本是一种结构类似蜂窝状的新型陶瓷产品，作为环保陶瓷，广泛应用于汽车尾气排放的净化。“山水•城市”系列中的《残山剩水》用蜂窝陶瓷的横切面构建“城市”的主体部分，展现出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面貌和人们对自然山水的追求。在自然环境与城市发展的矛盾关系中，努力营造自然中的山水意向。在线性时间的发展过程中，一切都在向前快速发展，当我们回顾时，时间也会和情感发生联系，蒋颜泽拾取古人寄情于中国画的山水意象，以怀旧的情绪将我们拉回过去，探讨社会向前发展的进程和人们向往的山水自然之间的矛盾，并对现代化发展中的许多现实问题进行反思和追问。斯蒂芬•普里纳（StephenPrina）个展“盖尔斯堡，伊利诺斯+”中，挪用现成的陶瓷、纪念品和艺术品构成自己的叙述语言，对自己家乡——盖尔斯堡——这座小城镇的集中展示。同时，艺术家将个人经历和博物馆展览传统这两个不同情境下的物件、图像和风格并列，创作时间错位，却不建立任何逻辑关联。艺术家将个体的历史融入到更加广大的历史与文化语境中。

五、结语

在后现代语境下，各种艺术流派和艺术形式的交叉已不足为奇，观念艺术为现代陶艺提供养分，其审美特征对现代陶艺的影响孕育了这一新生艺术形式的创作内容。通过历史语境和不同的艺术策略，探讨以时间为主题的现代陶艺，包括静态形式的陶瓷艺术，通过细微的物理变化来展现时间，还有时间如何在有形质的同历史和记忆相关的内容来记述和反思历史，以及挪用现成材料来观照现世，这无疑引发置身于时间概念中“当下”的人们对时间的思考和联想，同时，观念艺术的介入，给现代陶艺的创作带来更多的表达意义空间和思想源泉。

参考文献：

[1]岛子.后现代主义艺术系谱[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2]高宣扬.后现代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王林.当代雕塑八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4]杭间.语焉不详的中国“现代陶艺”——9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陶艺的现实和问题[J].文艺研究，2003（1）：111-123.

[5]白明.世界现代陶艺漫谈[J].装饰，1999（5）：11-18.

[6]罗伯森，迈克丹尼尔.当代艺术的主题：1980年以后的视觉艺术[M].匡骁，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2.

[7]普慧.佛教对中古文人思想观念的影响[J].文学遗产，2005（5）：10-19+157.

介入范文篇3

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2年12月12日审结的浙江“报喜鸟”诉香港“报喜鸟”一案为例。[2]本案中被告黄锦楼、黄小琴在香港注册和报喜鸟集团驰名商品“报喜鸟”服饰同名的“香港报喜鸟股份有限公司”，再授权浙江乐清大东方制衣有限公司生产、销售香港报喜鸟公司的注册商标为“德派”的西服，在西服的外套、商标吊扣、商标挂牌上标印，突出“香港报喜鸟”字样，并在各地开设“香港报喜鸟”专卖店销售“德派”西服。此案经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最终判决香港报喜鸟公司立即停止授权大东方公司使用其企业名称；大东方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标有“报喜鸟”文字的服装及授权他人开设香港报喜鸟“德派”西服专卖店，并销毁其库存的香港报喜鸟“德派”西服；香港报喜鸟公司和大东方公司向原告报喜鸟集团赔偿损失并登报道歉。驳回原告要求被告香港报喜鸟公司停止在企业名称中使用“报喜鸟”字号的诉讼请求。

“治标不治本、斩草不除根”的司法处理现状使大量同类“傍名牌”案件反复出现。[3]由“被傍”企业按民事诉讼程序对“傍名牌”者提出侵权之诉要求赔偿，法院“不告不理”；或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获一起处理一起，打击效果都很成问题。侵权方实施侵权行为需要负担的侵权风险远低于侵权收益，成为“傍名牌”行为屡禁不绝的根源。要刹住“傍名牌”歪风，应对的思路主要是以下两条：一是加强我国大陆和境外其他地区（主要是香港）在商标和商号立法、司法、行政等方面的信息交流与合作，在出现商标被盗用情况下通过区域协调和司法合作取消“傍名牌”者的合法企业名称使用权。这是一个需要假以时日以待完善的过程；二是必要情况下的刑法介入，对“傍名牌”者施以刑事制裁。本文主要就第二点对策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展开论证。

一、“傍名牌”刑法介入的现实依据

持“傍名牌”行为不构成犯罪者的主要理由是刑法应该慎用，刑法没有必要介入本应由民商、行政法律调整的经济领域。但他们对以下的行为似乎熟视无睹：“傍名牌”打假天天打，却越打越多。[4]这只能说明其他法律对规制此类行为确已无能为力，而如果此时作为最后防线的刑法不挺身而出，对“傍名牌”者打击“皮痛肉不痛”的处理现状不加改变，此种侵权行为将无法遏制。刑法介入“傍名牌”行为，根据在于该行为已严重侵害社会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因而具有刑法可罚性。刑法介入“傍名牌”行为基于以下四点理由：

（一）“傍名牌”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是刑法介入的根本依据。首先，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名牌所有者的合法权利。一个企业创名牌，短则数年长则需数十年之功，而一旦被假冒、仿冒，则极可能短期内品牌被搞垮，市场被挤占，数十年之功毁于一旦。其次，这一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傍名牌”产品易出现质量问题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而消费者却索赔无门，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再次，这一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整体上对公平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危害。

（二）将“傍名牌”行为犯罪化，另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借重于刑法所具有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相济的警示效果。把具备构成要件要求的“傍名牌”行为认定为犯罪处理，可以使其他“傍名牌”者对这一行为法律惩处的严厉性有更深刻而直观的感知。而如果仅靠民商、行政法规调整，各地工商行政机关对这种制造出售假名牌的案件逐个认定，逐个打击，效力低下，却屡禁不绝。“傍名牌”行为的犯罪化将使“售假者被连续行政处罚12次反而愈挫愈勇的行为”、假名牌“在浙江遭禁，广州却仍在销售的行为”有望禁绝。

（三）“傍名牌”行为犯罪化和轻刑化趋势并不相左。经济犯罪中应限制重刑化而非限制犯罪化，相反和其他竭力推进轻刑化的国家相比，我国在知识产权范围内犯罪化的范围是很小的。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的立法规定做比较，我国大陆刑法中的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客观行为样态最少，外延也最狭窄。[5]这种状况不仅反映出我国假冒注册商标刑事立法技术、立法水平和立法意识与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对注册商标专用权刑法保护之间的差距，同时也严重束缚和制约了司法实务部门对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惩治和打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假冒注册商标犯罪的屡禁不止。“傍名牌”犯罪化会起到补“假冒注册商标罪”之缺，从而严密法网的作用，而且通过对该犯罪主要适用短期自由刑和罚金刑的刑罚设置，能保证刑法在规制该类犯罪时严而不厉。

（四）区别于传统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类犯罪作为法定犯，必须以违反相应行政法规为前提，“傍名牌”行为同时被《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等行政法规禁止，在此基础上将这一行为犯罪化，完全满足此类犯罪需要以行政违法为前提的条件。

二、“傍名牌”定罪构想及存在问题

实务界有相当强的呼声要求对情节严重、危害巨大的“傍名牌”行为予以刑法制裁。[6]但落实到究竟要用那条罪名去追究“傍名牌”者的刑事责任，则又有分歧。要使刑法名正言顺的介入“傍名牌”行为，必须解决准确界定“傍名牌”行为构成犯罪的诸要素，确定罪名、罪状和法定刑以及与现行刑法关于商标侵权犯罪的相关规定相协调等一系列问题。

首先必须解决的是“傍名牌”行为如何定罪的问题。“傍名牌”犯罪在罪名设置有以下几种意见：

（一）增设新罪。仿台湾商标法第65条关于“恶意使用他人注册商标图样中之文字，作为自己公司或商号名称之特定部分，而经营同一商品或类似商品之业务，经利害关系人请求其停止使用，而不停止使用者，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台币五万元以下罚金。”[7]这一附属刑法的规定，在《刑法》中增设“非法注册他人注册商标为企业名称罪”，专门规制“傍名牌”行为的犯罪。这显然比定“假冒注册商标罪”来得科学，但这需要立法机关对刑法加以修改，而且增设罪名容易造成入罪攀比和刑法的不稳定，“傍名牌”的行为刑法有新增罪名规制了，如果实践中在出现类似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而该罪名无法涵括的，又要频繁修改刑法，设立新罪。而飞速发展的社会，各种新经济行为形态叠出，要立法者做如此明显的亡羊补牢式规定，并非明智。

（二）归入现有罪名体系。可以通过修正“假冒注册商标罪”或“非法经营罪”的罪状来涵括“傍名牌”行为。

方案一：把“傍名牌”行为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认定。如武汉市、福建省工商局的负责人认为，“傍名牌”行为严重侵犯了正规企业注册商标的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应按假冒商标罪处罚。理由是根据2002年9月颁布实施的新《商标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禁止将企业注册商标特别是著名商标作为其他企业名称使用，且在其他商品类别也不能使用，执法部门有权没收违法者全部商品，并处以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者还可移交司法部门，按假冒商标罪处罚。”[8]以上认为“傍名牌”行为按假冒商标罪定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刑法是某一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依据。根据我国《刑法》第213条：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傍名牌”行为显然不符合这两个“同”的要求，是无法用本罪规制的。而新《商标法实施条例》对此类行为在“第七章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保护”第五十三条规定：“商标所有人认为他人将其驰名商标作为企业名称登记，可能欺骗公众或者对公众造成误解的，可以向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申请撤销该企业名称登记。企业名称登记主管机关应当依照《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处理。”条例并无规定，也没有权限动用刑法调整此类“傍名牌”行为。[9]

要想用“假冒注册商标罪”规制“傍名牌”行为，必须通过刑法修正案对本罪罪状做整体修改。现行刑法对“假冒注册商标罪”的入罪门槛是定得很高的，犯罪要求的两个“同”——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和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使大部分假冒注册商标的行为，包括在同一商品上使用和他人注册商标类似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和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在类似商品上使用和他人注册商标类似的商标等等商标违法行为都被非犯罪化。总体而言，这样严格的犯罪化限制是无可厚非的，刑法确无必要介入经济违法行为的方方面面，在打击违法行为上事必躬亲。而且一旦放开两个“同”的限制，此类行为作犯罪处理的数量将势必激增，而司法现实中，全国各地，比如沿海地区和西部省份，对包括商标权在内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是存在差距的，脱离了两个同的硬杠杠，凭“情节”这样模糊的标准，各地法院在认定行为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上会出现更大的不一致，损害刑法的统一适用。循着这样的思路，要想将“傍名牌”行为纳入“假冒注册商标罪”就显无可能。“傍名牌”傍他人的商标是用来做自己企业的商号，如果这种在企业商号上使用和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文字的行为都能纳入到本罪的范围，如不将上述三种商标违法行为纳入就说不过去了。毕竟前者只是不同属性的商标和商号间的抄袭，而后者是在相同属性的商标上的假冒，仅将前者犯罪化而后者如果仍然做行政违法处理，即便处于迫切严峻现实的急需，理论上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再且，即便是立法机关接受扩大假冒注册商标罪定罪范围，要将“傍名牌”行为纳入到本罪调整，也必须期待需要繁复程序的刑法修正案的通过，想要尽快解决现实中“傍名牌”喧于尘上的现状可谓“远水难解近近渴”。

方案二：把“傍名牌”行为以非法经营罪认定。如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政策研究室主任黄生林认为，“傍名牌”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是极其严重的，对这类违法行为应该予以严厉打击，如情节严重的，还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10]

从《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规定看，“违反国家规定，有下列非法经营行为之一，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才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这些行为是：（一）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的；（二）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的；（三）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对于第三项兜底式条款，全国人大和最高人民法院可以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把实际中新出现的除列明罪状外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纳入到本罪调整范围；到目前为止，相关立法、刑法修正案包括：

1、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四条，“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的规定处罚；”

2、1999年12月25日，《刑法修正案》第八条，“在《刑法》第225条增加1项，作为第（三）项：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原第（三）项改为第（四）项。”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包括：

3、1998年8月28日，《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对骗购外汇、居间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类犯罪，达到一定数额标准，情节严重的按《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第三项的规定处理；

4、1998年12月11日，《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对违反国家规定发行，出版、印刷、复制、发行该《解释》第1条至第10条规定以外的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出版物，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5、2001年3月29日，《关于情节严重的传销或者变相传销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以后，仍然从事传销或者变相传销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对于非法经营罪罪状描述中“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一兜底式的规定。向来为理论界所诟病，这里撇去不谈。但从以上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如下的信息：1、“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只能由刑法立法、刑法修正案或者司法解释加以明确，而不能由具体案件的经办法院自由裁量认定；2、“傍名牌”行为不同于上述五种被立法及司法解释确认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若要以非法经营罪认定，是有问题的。

三、“傍名牌”定罪和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解释

笔者赞同将符合一定法定条件的“傍名牌”行为纳入到非法经营罪的调整范围，具体可以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明确，这是应对当前“傍名牌”歪风愈演愈烈之势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理由如下：

（一）“傍名牌”行为不仅是严重侵害他人商标权的行为，同时作为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其性质能够被刑法第三章第八节扰乱市场经济罪所包容。郑成思教授指出的，“中国的知识产权单行法确实已相当完备了，……完善的知识产权单行法，离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有相当长的路。”[11]例如，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其名称单独拿出来，是否也受版权保护，在我国现行版权法中就无规定。由此郑教授提出了完善反不当竞争法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附加保护。对此笔者深以为然。同理，通过刑事司法解释的手段加强对此类打“擦边球”侵害他人商标权，危害消费者利益，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以非法经营罪论处，以加强对此类知识产权的保护，并无不可。

（二）定非法经营罪更为方便可行。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扩大非法经营罪的定罪范围，对“傍名牌”行为加以刑法规制，能起到迅速遏止该类犯罪的作用，且不会面临定假冒注册商标罪可能遇到的理论难题。

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将他人知名注册商标非法登记为企业字号，生产或许可他人生产、销售与该注册商标所附商品相同的商品，足以导致公众误认，且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请求其停止使用，而不停止使用者，依照《刑法》225条第（四）款，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建议采用如下具体罪状和法定刑的设置：

介入范文篇4

主要做法

“全程介入式”。对干部的经济工作实绩考察实行“全程介入式”，组织部派专人直接参加经济工作目标考核，采取季度跟踪督查、年中实地察看、年底综合考核的方法，全程考察干部在发展经济工作中的实绩。特别把干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作为跟踪考察的着力点，从干部开始搜集信息起，就对其工作进展情况进行督查、考核，建立项目发展档案，从中掌握干部在项目的签约、落地、建设、达产达效工作中的协调能力和服务水平。

“重点介入式”。对新农村建设工作实绩的考察实行“重点介入式”，以县委提出的“组织管理体系、富民促进体系、文化教育体系、新村建设体系、服务保障体系”五个体系的建设为重点，通过自下而上基层测评和自上而下目标考核相结合的“双向考核”方法，综合考察干部致富百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绩。

“听证介入式”。对发展社会事业的工作实绩考察实行“听证介入式”，在落实事关民生的重大决策过程中，定期组织群众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方面代表进行听证，运用调查问卷、个别走访、集体座谈等形式了解民意，测评群众对干部工作的满意度，分析评定干部的工作实绩。

“环节介入式”。对社会稳定工作的实绩考察实行“环节介入式”，从事前预防、事中化解、事后处置三个环节入手，考察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

关于“介入式”考察法的几点体会

在实行新的干部考察办法过程中，我们深化了对干部考核工作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对干部考核评价工作如何更好地坚持科学发展观有了一些新的思考和体会。

“介入式”考察办法注重实绩与群众公认相结合，有利于体现《干部任用条例》的原则要求。工作实绩是干部对社会、对人民贡献的主要体现，是干部德、才水平的物化表现，凭此，可把干部的德、能、勤综合反映出来。在实施“介入式”考察工作中，既制定了一系列实绩考核量化标准，又把民意调查引入考察过程，既体现了《干部任用条例》规定的“注重实绩、群众公认”的原则要求，又体现了县委县政府凭实绩论英雄的用人导向，有利于综合评价干部的政绩和民意基础。

“介入式”考察办法注重定量考核与定性考察相结合，有利于客观、全面地考察干部。考察过程中，能量化的尽量量化，减少了主观考察的人为误差。配之以定性考察，可以有效检验定量考核的结果：对平时介入定量考核分值与年度考核情况二者相符的干部的年度考核建议等次予以确认；对平时介入定量考核得分与年度考核情况出入较大的干部，核查事实，分析原因，客观公正地进行评价，并实事求是地确定干部年度考核等次；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计划生育等重要的单项检查考核不合格的干部，予以一票否决，不得参加当年县委县政府组织的评先评优。

“介入式”考察办法注重统一考核与个别纠偏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考察工作的准确性。工作实绩、民主测评都是统一组织开展的，但考虑干部职位和分工的相异性，具体工作中允许镇、区、部门对工作实绩实行分级评分，防止“鞭打快牛”，提高了镇、区、部门副职干部考核结果的准确性。

“介入式”考察办法注重上级考核与本级考核相结合，有利于调动镇、区、部门对考察工作的主动性。围绕“服务中心、推进落实、考察干部”的目的开展考核评价工作，较好地促进了县、镇、部门整体工作的推进。一是为推进工作落实，镇、区、部门分别制定了针对性很强的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对这些行之有效的考核办法在“介入”式考察过程中要充分尊重；二是对介入的单位自身工作目标考核认真，能相互印证，没有水分的，要予以充分吸收；三是通过上下沟通、反馈，提高了考核结果的透明度，为镇、区、部门“一把手”实施有效领导提供了抓手。

介入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艺术；乡村；经济；文化

1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的必要性———中国国情

公共艺术，简单来说就是公共的艺术，面向公众的艺术，有公众参与欣赏的艺术。公共艺术是一种新兴的当代艺术形式，并无清晰定义和固定模式，对乡村来说，它可能会改变乡村风貌，还原缺失的乡村文化，重塑乡村美丽。中国乡村———至今仍是中国5亿多人口的常住地，然而国家在“十一五”之前生态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工作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城市，主要针对城市居民，现如今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并且形成了成熟的公共艺术，有着完备的公共艺术设施。而乡村的生态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起步相对较晚，虽然乡村振兴战略以及城镇化的实施使乡村居民的钱袋子鼓了，居住的条件明显改观，但是精神文明建设依旧十分薄弱，乡村地区几乎没有公共艺术介入，甚至公共艺术设施也严重不足。早在2013年12月，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同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努力建设美丽乡村”的战略，各级政府将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投向美丽乡村建设，并且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这些年来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有些乡村的美丽乡村工程只是停留在“搞搞清洁卫生，改变农村环境”的低层次上，重建设轻规划，忽略了“内在美”，同质化建设十分严重，整体风貌并未有较大提升；没有做到中央要求的“四美”，也没有体现出一村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景。所以，早些年的美丽乡村等工程并没有使大部分的乡村地区得以全面建设、“软、硬件”齐全。也因此，目前除少数城市边缘的乡村地区、少许前卫的村落、旅游区的沿线村落或高档的民俗酒店附近外，大部分农村地区基础性公共艺术设施依旧缺乏，尤其是偏远的农村地区，几乎为零。不过随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化，美丽乡村等政策的深入推进，国家开始更加重视乡村建设发展，尤其是精神文明层面的建设，目前，国家不仅倡导基于乡村“硬件”层面的重建改造，也急需就乡村的“软件”层面进行文化建设。

2公共艺术在乡村空间的设计表达

日本越后妻有，可以说是日本交通最闭塞的地方，长久以来保留着日本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随着日本城市化进程发展，人口借着教育和工作逐渐向城市转移，这里逐渐变得人口稀少，老龄化现象严重，因青壮年人的离开而导致农耕的逐渐荒废。本村人的生活生产衰退，山村的原始风景也将被遗忘，同期日本大批乡村的情况跟越后妻有一样，跟现在中国乡村一模一样。为了恢复乡村的生机，保留、传承、发展地域文化。北川富朗决定重振乡村，它集合了政府、社会人士的投资以及名人效应，召集各地知名艺术家来对乡村进行公共艺术的创作，坚持采用记忆性原则和互动性原则，唤起了人们对乡土故园的尊敬以及对劳动者的尊重，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艺术审美。2000年开始，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每3年举办1次，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水准最高、影响力最广泛的国际性户外艺术节。通过鼓励艺术家进入社区，融合当地环境，与农村里的老人家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义工，创造出数百件与大自然及社区共生的艺术作品。许多废旧的教室与空屋也成为设计师的改造和创作，唤起人们对不在场的学生、老师的追忆，非常具有仪式感。每届艺术祭都会留下一些优秀且易于保存的作品，成为当地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多作品非常巧妙地与自然融为一体。公共艺术的介入使原本逐渐衰颓老化的农业地区，通过艺术和文化带来超过35亿日元的经济效益。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是日本政府试图振兴地方产业的一项意外成果，使原始的乡村风景通过大地艺术节重塑。目前，“北川富朗模式”的艺术节已经成为日本振兴乡村的成功典范。由此催生瀬户内国际艺术节、北阿尔卑斯国际艺术节、奥能登国际艺术节、中房总国际艺术节……成为振兴乡村、发展旅游的利器。

3公共艺术介入乡村空间的原则

3.1人性化原则。以人为本的人性化设计是乡村公共艺术设计的基本准则。设计者应更多关注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与乡村环境互动的关系和活动的规律，通过考察、分析确定场域特点，并将其运用于设计创作中，通过科学、合理、规范的方法，不断优化人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应关注人的感知系统，如作品的色彩搭配、材料选择、造型灵感、文化背景等，创作出适于乡村居民参与的公共空间。3.2地域性原则。乡村公共空间与其他公共空间相比有着其环境的特殊性，并且承载了当地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历史传统、风俗风貌等；所以对于乡村公共空间的艺术设计，应尊重当地的文化传统，注重乡村地域性文化传统的提取借鉴，用乡村文化传统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符号元素作为作品的元素，通过建筑小品、雕塑、装置、灯光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也要因地制宜，在不做过多干预的情况下，要充分地利用地域性自然景观，以尊敬和维护乡村原有的自然生态为准则。3.3互动性原则。公共艺术的作品必定强调其公共的属性以及与各方的互动性。公共艺术作品的创作者在构思过程中融入创作者与整体的乡村公共空间景观互动而产生的灵感，这样必将更容易被当地居民接受认可。同时公众的参与是乡村公共艺术作品的最终目的，如果乡村居民的踊跃参与公共艺术品的创作，更能促进作品与乡村整体环境的融合程度，从而使作品得到乡村居民的认可和喜爱，进而使作品的创作和后期的维护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支持。3.4公共性与艺术性原则。顾名思义公共艺术本来就是由“公共”和“艺术”2个概念组成，乡村公共艺术的设计应该兼顾公共性和艺术性。不同艺术性的表现形式，多种类型的艺术形式与原有乡村景观形成鲜明对比，会让全新的美学力量注入到原来渐趋衰落的乡村公共空间当中去，从而使整个区域景观可看性更强，并以此促进整个乡村地区的发展。3.5生态保护性原则。乡村公共艺术必须借鉴生态学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才能更科学、持续地对乡村的人文精神产生影响，乡村公共空间相比于城市公共空间，最大的优势就是自然生态景观的完整性比较高。乡村公共艺术设计应该顺应自然山水格局和自然的地形地貌格局特征，在改造的基础上延续地域文化景观特征；遵守景观融入原则和少干预原则，创造出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的乡村整体环境。

4公共艺术与乡村的关系

公共艺术是激活乡村环境的活力元素。近年来国内外公共艺术的发展以及国内外相关的成功案例，为中国乡村地区所急需的“软件”层面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建设路径。其旨在因地制宜地针对乡村地区的特色传统文化，进行深入的梳理与探究，通过各类公共艺术活动，将乡村的特色文化以及村容村貌以全新的视觉形式呈现给大众，丰富乡村居民精神文明层面的生活。我国乡村有着自己特殊的属性和特征，都各自有着不尽相同的厚重文化底蕴和特色风俗，其所形成的公共艺术空间可以成为乡村特色的活动和文化的载体，可以为乡村社会秩序奠定基础，可以承载着乡村居民平常的生活和生产，同时也可以成为乡村社会生活中信息传播的载体，所以公共艺术介入下所进行的乡村地区的建设发展能够大幅提升乡村地区的整体风貌以及精神文明层面的水准，成为提升乡村风貌的一个基点，促进乡村地区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与此同时，结合当地乡村文化的公共艺术介入下的乡村风貌的塑造对周边产生辐射，形成建设理念，从而形成当地乡村的特色风格，从而实现“四美”以及“一村一业，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目标，例如浙江省部分地区所形成了“公共艺术+创意农业”的玉环模式。同时公共艺术的传播功能可以加强乡村文化信息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从而增加乡村的开放性、凝聚力和认同感。所以公共艺术是激活乡村环境的活力元素。

参考文献：

[1]北川富朗著,張玲玲译.北川富朗大地艺术祭：越后妻有三年展的十种创意思维[M].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4.

[2]李传燕,闵雪阳.公共艺术在乡村公共空间景观中的设计表达探究[J].2018(42):114-115.

[3]冯正龙.公共艺术的地方重塑研究———以中国莫干山和日本越后妻有为例[J].美与时代(上),2018,05

[4]李雷.公共艺术与乡土文化自信的重建[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01

介入范文篇6

关键词:病毒肺炎；导管室；安全；介入治疗

2020年1月以来，病毒肺炎（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在湖北武汉地区呈现集中暴发，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目前全国已有7万余例确诊病例，2千余例患者死亡[1-2]。现已明确，COVID-19主要经呼吸道和飞沫传播，其传染性强、毒性大，人群普遍易感，已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护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3]。此时正值心血管疾病高发时期，这对心血管诊疗工作提出了一定挑战。中国医师协会的《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胸痛中心常态化运行流程专家共识》[4]指出，对疑似或确诊为COVID-19感染者且合并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的患者，无溶栓禁忌证者优先选择溶栓治疗；但对于有溶栓禁忌证的高危患者，则应在评估感控风险与获益后进行介入治疗。导管室是完成介入治疗的重要环节和部门，同时也是医院感染控制的重点科室，具有手术类型范围广、人员流动大、相对密闭、医务人员与患者接触较为密切等特点，且多不具备呼吸道传染病专业防护条件，如何在疫情期间安全有序地开展介入导管室工作，成为目前医院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5-6]。为在防疫期间更加安全、规范、有效地开展介入导管室工作，专家组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疗机构内病毒感染预防与控制技术指南(第一版)》[7]及有关资料[8-12]，提出介入导管室在COVID-19期间的防控策略与建议，以期能够更好地保护医务工作者、患者及家属，在完成介入治疗的同时，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疫情蔓延。

1秉承“集中人员、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加强疫情期间介入导管室的管理

（1）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建议各医院的介入导管室结合各自情况，制定疫情时期急救快速反应的工作预案。特别是存在独立介入导管室的医院，因牵涉医、技、护的管理，更需要配合院感及医务部门及时与临床科室沟通，可以根据各自医院情况建立介入手术防护执行清单，将涉及的各部门工作以表格形式执行、监督，做好相关防控工作。（2）对承担胸痛中心、脑卒中中心[13]任务的介入导管室，疫情期间也仍然会实施心脏或脑血管急诊介入手术，需提前做好预案。对于COVID-19确诊（疑似）患者，原则上需要在负压导管室或可在一定程度做到物理隔离的导管室施行手术；对于非COVID-19患者的急诊或择期手术，对导管室无硬性要求，但需保障严格的消毒措施。（3）各医院要加强精细化管理，通过测算各临床科室介入患者的手术需求，对可调用的医疗资源及时进行合理分配和调整，保证现有医疗资源最大化地进行有效利用，可以分区域、分批次、分防护等级逐渐开放各个导管室。尽可能保护科室所有工作人员、患者和家属的安全。

2科学防控，规范疫情期间介入导管室的使用和维护

随着疫情逐渐平稳，介入导管室将逐渐接收更多的择期和急诊手术，针对不同患者应有具体的应对措施。在此期间，对非COVID-19确诊（疑似）患者择期介入治疗需十分慎重，要特别强调流行病学史调查，对来自高发病地区或有接触史者应隔离观察14d后再考虑介入手术。2.1非病毒肺炎确诊（疑似）急诊患者介入手术。2.1.1急诊介入手术适应证。[10-11,14-18]（1）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合并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2）危及生命的极高危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需要紧急血运重建者；（3）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患者；（4）合并晕厥或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过缓性心律失常，需要紧急植入临时（尽量床旁实施）或永久心脏起搏器者；（5）常规静脉溶栓药物剂量致脑出血风险高，需经导管行肺动脉内低剂量溶栓的血流动力学不稳定的高危肺栓塞患者；（6）急性脑卒中患者；（7）其他危及生命且急需介入治疗的患者；（8）无不明原因发热（体温<37.3℃）。2.1.2术前准备。（1）术者及技、护人员二级防护，患者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不带呼气阀的N95口罩。（2）常规术前准备。（3）血管造影机C形臂和平板探测器套入定制的一次性塑料薄膜套或一次性无纺布套，以免被患者血液、体液、呕吐物污染；血管机床铺双层一次性床单。（4）核对患者信息，再次询问患者病史，测量生命体征。2.1.3介入术中。（1）除术者、护士和技师外，限制其他人员进入手术间。（2）手术护士常规进行术中配合外，应及时清理患者分泌物和呕吐物。2.1.4介入术后。（1）一次性用物使用后，用黄色垃圾袋封口注明时间送污物通道。（2）可复用器械用2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浸泡30min后清洗，送消毒供应中心消毒。（3）被污染物品（如血压剂袖带等）用2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浸泡30min后清洗、挤干，单独挂起晾干备用。（4）术间应按照感染手术后进行终末消毒（2000mg/L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后的术间应空气净化30min后才能正常使用[19]。2.1.5患者安返病房后。待患者安返病房后，应及时提取咽拭子或分泌物进行病毒核酸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并将结果及时向介入导管室反馈，如核酸检测阳性，应按照确诊（疑似）患者对导管室进行消毒，相关人员作为密切接触者进行隔离筛查。2.2非病毒肺炎确诊（疑似）择期患者介入手术。2.2.1患者筛查。（1）查看鼻咽拭子病毒核酸检测和（或）胸部CT检查结果，详细询问病史，确保进入导管室后无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2）对无异常者，佩戴医用外科口罩或不带呼气阀的N95口罩、更换手术间专用鞋或鞋套后进入手术间。（3）若有发热（体温＞37.3℃）、肺部CT符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COVID-19诊疗方案[8]的阳性改变、咳嗽等症状和体征，纳入疑似患者处理流程。2.2.2术前准备和介入术中。（1）术者、护士和技师均穿戴一次性工作帽、佩戴外科口罩，严格遵循外科手术手卫生要求。（2）常规进行术前核对、测量生命体征、物品器械和介入操作准备。（3）除手术医师、护士和技师外，限制其他人员进入手术间。（4）手术护士应及时清理患者分泌物和呕吐物。2.2.3介入术后（1）一次性用物使用后，用黄色垃圾袋封口注明时间送污物通道。（2）可复用器械用1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浸泡30min后清洗，送消毒供应中心消毒。（3）被污染物品（如血压剂袖带等）用1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浸泡30min后清洗、挤干，单独挂起晾干备用。（4）早班开始前及晚班结束后，由技术人员对设备机器进行酒精擦拭消毒，工作期间每4h进行机房空气消毒一次，遇污染时随时消毒。2.3病毒肺炎确诊（疑似）患者介入手术。对于疑似或确诊COVID-19的患者，优化药物治疗无效情况下若需急诊手术，须满足以下所有条件[11]：（1）符合上述急症条件；（2）所在医院为COVID-19定点医院；（3）在具备负压及严格的消毒条件或位置相对独立、可在一定程度做到物理隔离的导管室（复合手术间）施行手术；（4）术间工作人员采取三级防护（术者、助手、手术护士、技师），不进入术间的控制间护士可二级及以上防护；（5）市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批准。2.3.1术前准备。（1）导管室应有缓冲间，供术者穿、脱隔离衣，尤其脱隔离衣不能在导管室门口，这样很可能造成术者交叉感染，也可能污染其他工作人员。（2）该类患者依照《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转运工作方案》[20]由专用手术床进行转运，保证运送距离最短、时间最快，运送途中不能停留。患者及陪同家属均应全程戴好一次性口罩、帽子。（3）隔离手术间适当通风，无人状态下术前1h紫外线空气消毒，或开启循环空气消毒机持续消毒至手术完成。将操作室内非手术必需物品转移出该手术间，以免被污染造成浪费；根据手术类型尽量将手术所需仪器、耗材、药品准备齐全放入机房内，物品只能由外向手术间内单向传递。（4）患者进入手术间后，在机房门外悬挂“感染手术，无关人员不得进出”类警示牌，避免无关人员进入手术区域。（5）尽可能采用一次性手术包和一次性手术器械、辅料、耗材，使用完毕直接丢弃至医疗废桶内。（6）急危重患者手术前评估呼吸情况和氧饱和度，必要时吸氧，吸氧方式建议采用面罩吸氧方式。（7）血管造影机C形臂和平板探测器套入定制的一次性塑料薄膜套或一次性无纺布套，手术床铺双层一次性床单，其他物品如输液泵、输液杆、心电监护仪、呼吸机等也尽可能使用一次性塑料薄膜套，以免患者血液、体液、呕吐物污染；患者转运车留在术间，术毕消毒方可推出术间。（8）高压注射器准备：如必须使用高压注射器，也应套入一次性塑料薄膜套；一次性备满150ml对比剂；提前连接好一次性无菌压力连接管并排气，尽量避免术中添加对比剂。2.3.2术中防控管理。（1）尽量减少参与手术人员，并在术前按国家要求严格进行个人消毒和防护，严禁随意进出手术间，关闭专用术间空调，若有独立的新风系统及空气净化器应呈持续开启状态[4]；负压手术间术中保持术间负压状态。（2）手术间只能开放1个进入通道，室外人员在手术间门口穿好防护用具后，方可进入手术间。（3）介入医师术中应操作轻柔，防止患者血液、体液飞溅，造成污染。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病人头面部放置一根负压吸引管，以减少患者呼吸道分泌物在空气中扩散。（4）建议操作间内、外各配备一名护士，室内人员在手术中不得离开手术间；室外人员无特殊情况不得进入感染手术间，必须进入时应从患者通道穿好防护用具后方可进入。（5）术中需要的一次性耗材尽量在本室取用，建议术间有双层设置的传递物品的窗口，以减少开门传递物品的次数，室外护士做好手术记录。（6）严禁二次污染，尽量减少地面污染，地面、物面有污液、污血需及时用2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擦拭。（7）所有医疗垃圾均弃于双层医疗垃圾袋内。2.3.3术后防控管理。（1）手术结束后，离开术间人员先脱掉最外面的无菌手套、无菌手术衣和鞋套后，在术间门口内手消毒后按照脱隔离防护服顺序要求脱掉防护目镜和面屏，脱手套、防护衣、脚套并丢弃在医疗废桶内，脱最内侧手套后出术间，手消毒剂按照七步洗手法消毒双手后再脱最内侧帽子和口罩，用流动水下洗手，时间持续不低于2min，方可出术间外的缓冲区进入清洁区。（2）术后将护目镜、面罩用消毒纸巾消毒后，再用清水纱块擦拭。（3）术后将使用过的铅衣用消毒纸巾消毒后再用清水纱块擦拭，悬挂于铅衣架上晾干，如有铅衣消毒柜则放置于其中消毒。（4）手术结束后，所有参与手术人员沐浴（不低于30min）、更衣离开介入手术间。（5）术后手术间进行消毒时，清洁工必须穿隔离衣、戴一次性帽子、医用防护口罩或N95口罩、一次性手套进行消毒清洁工作。（6）物体表面消毒：地面用2000~5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泼洒泡30min再清水拖地；器械台、操作台等表面用2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擦拭；有患者血迹、体液等污染的物体表面，直接用2000~5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处理。（7）关闭手术间层流和送风系统，使用过氧化氢喷雾消毒后密闭；至少关闭2h以上，再开启层流与通风系统。（8）负压或感染手术间消毒处理完毕均须与医院感染科联系行物体表面和空气采样，结果合格后方可再次使用。（9）使用过的清洁工具，须在污洗室用2000mg/L有效含氯消毒溶液浸泡30min后清洗、挤干，单独挂起晾干。隔离手术间所使用的清洁工具独立配备，不得混用、混放。（10）所有医疗废物均弃于双层医疗垃圾袋内封口密闭运送，并注明“COVID-19”的特殊标识，按规定严格处理。（11）术间任何物品均应按要求消毒后拿出术间。

3重视疫情期间的介入导管室人员防控和设备常规保养

3.1人员防控。独立的介入导管室涉及人员众多，可能包括术者、护士、技师、工程师、护工等多个岗位，特别是术者经常来自于不同的临床科室，防控存在一定难度。进行呼吸道感染性疾病的宣教和防控尤其显得重要，所有人员均应时刻关注疫情发展动态，认真学习COVID-19防控知识，强化医院感染防护知识学习，筑牢疫情防控思想根基。在介入导管室工作期间，应注意分工有序，科学防控，各岗位疫情期间的主要工作职责见表1。介入导管室管理者应依据次日手术申请情况弹性排班，尽量采取每日单班制，减少交接，排班原则为在保证手术安全的前提下安排最少的工作人员。员工岗前、岗后均应检测体温是否在正常范围内，并自我评估是否符合疑似症状，体温超过37℃且2min后复测仍超过37℃的人员禁止进入介入导管室，进行登记并向相关负责人员汇报，嘱其进行进一步筛查或隔离。2周内有COVID-19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史、未防护状态接触疑似或确诊患者的人员。必须如实上报科室及疾控处，并自行居家隔离。同时，需做好工作人员的心理疏导工作，减轻其心理压力[21]。3.2设备维护。介入导管室通常包含手术操作间、控制间、设备间及材料间[22]，主要设备包括：大型X线造影机（DSA）、导管工作站、血流动力学检测系统、高压注射器、除颤器、氧气和负压吸引器以及血管内超声（IVUS）、光学断层成像系统（OCT）、压力导丝成像设备（FFR）等腔内影像设备。有些医院甚至配备了功能更完善的复合手术间（杂交手术间），实现了原本需要在不同手术间或分期才能完成的手术在一个手术间完成。在疫情防控期间，多数医院这些导管室停止或很少使用，但这些精密设备价格昂贵，需要做好设备的保养维护工作。为了防止意外事故，需要注意停止使用期间设备须处于关机状态，但应定期（1周为一个周期）进行一次开机检测，有故障仍需及时修缮。此外，清洁方法不正确或者清洁剂、消毒剂使用不当会损坏设备，使图像变差或者使电击危险增加；大屏幕显示器吊架可以只对手柄消毒；在产生消毒效果的基础上，尽量缩短消毒剂在表面停留的时间；遵循清洁与消毒剂制造商关于混合、储存、使用的方法，以及接触时间、冲洗方法等，保证设备的安全、有效使用。设备清洁、消毒、保养还需要注意：不要使用烈性清洁剂、研磨清洁剂或任何浓度的甲醛清洁剂；不要对设备部件进行蒸汽或高温杀菌；不得直接使用喷雾方法对设备消毒；不要让液体进入设备内部部件，如有液体进入内部，必须先切断电源并让专业人员对设备进行检查后才能投入使用；清洁和消毒时不要拆掉血管机床垫的外套，否则很难再将床垫放入外套内；避免让消毒液体进入脚踏开关内部，如果发生进液，应确保彻底冲洗并干燥脚踏开关。

4结语

介入范文篇7

关键词：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探索；刑法介入；临界

面对我国全面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和发展的新形势，刑法能否在发挥保障金融秩序作用的同时，积极引导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行为在法律框架内健康发展，是刑法学者需要重点研究的全新课题［1］。

一、刑法的功能特点与金融探索

金融探索是改变既有的行为方式和经营模式，探寻符合我国目前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制度、业务、组织，构建便捷、高效、安全的金融发展秩序，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撑的创新行为。刑法对于既有社会秩序具有很好的维护功能，对破坏和违反秩序的行为具有极强的打击能力，但刑法的功能和特点是否有助于特定环境下金融探索的实施，却是一个值得商讨的话题。1．刑法执行的刚性与金融探索空间的边界我国的刑事诉讼采用国家公诉的形式，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除了极少数自诉案件外，其他触犯刑法的行为，司法机关都必须强制启动刑事程序，追究犯罪者的刑事责任，具有极强的刚性特点。金融探索需要对现有秩序进行某种程度的突破，保护现有秩序恰好又是刑法的基本功能。需求与功能的对立可能会导致冲突。金融探索者必须掌握好创新的幅度，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僭越刑法边界而跨入犯罪的范畴。2．刑法的威慑性与金融探索者的积极性预防犯罪是刑法的一项重要功能，通过对现行犯惩处的示范效应而实现。法律的体系性决定了现行刑法是与其他部门法相互协调的。具体而言，符合金融法律规范的行为就是刑法所要保护的行为，违反金融法律法规的行为就是刑法打击的对象。刑罚的适用代表了国家对于该种行为的否定评价和零容忍。金融探索是要摸索新的制度、业务、组织，以提高金融活动的运行效率，探索者在经受市场不确定性考验的同时，如何面对刑法带来的法律风险，会直接增加探索者抉择的难度［2］。3．刑法的及时性与金融探索效果的滞后性及时性原则是指刑事诉讼有明确的诉讼期间规定，要求司法机关必须在法定期间内完成各阶段的诉讼任务。恪守诉讼期限的规定有利于敦促司法机关尽快完成诉讼工作，及时作出判决，继而维护刑法的权威。但刑法及时性原则所侧重的时效性与金融探索成果评价的时效性并不完全吻合。金融探索的成效和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往往不是即刻就能够显现或为人们所认知和理解。刑法的及时性看中的是某一行为的即时性效果，并会据此评价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这就难免会因为“短视”而产生误判，现实中就必然会导致许多创新行为在其真正效力还未体现出来之前就被定性为犯罪。这对金融探索的开展有所不利。

二、刑法针对金融探索的必要调整

刑法的过度介入势必会挤压行业的自由空间，增加风险成本，甚至束缚金融探索者的积极性，扼杀金融行业的创新成果。为了配合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探索，刑法需要在执行中体现出一定的弹性。1．对金融探索行为的介入保持必要的克制。金融探索是一种体制内自发进化过程，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金融探索的动因是现有金融体系的低效，目的是构建更便捷、高效的模式。基于鼓励金融探索的根本目的并结合刑法的功能特点，要求刑法对特定地区、特定领域、特定行为的介入要十分谨慎。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立法机关只有在确定除刑罚外再无其他适当的可替代方法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律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3］。经济、行政、刑事处罚的严厉性是有等级区分和使用次序的，当某种行为可以通过经济、行政等手段达到惩戒和预防目的时，就不应该越级动用刑法，更不能过分依赖这种国之重典。较之于刑事处罚，非刑事法律处罚手段更多、更灵活、更有利于引导提升社会经济行为的效率，也更有利于营造自由宽松的制度环境，无疑也有利于探索新的金融制度、业务、组织和秩序的重构。刑法在执行中应该对金融探索活动保持应有的克制，为探索行为预留更大的法律空间，营造更宽松的法律环境。2．从宏观价值视角审视金融探索行为。交易安全和经济效率是两个基本价值目标。绝大多数情况下，交易安全要优先于经济效率。基于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功能定位，在区内更应该重视经济效率的目标，将其提升到更优先考虑的层次。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定位是创新，探索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有较强的风险偏好。自由宽松的制度环境更有利于激发创新思维，更有利于构建有活力的经济模式，也更有利于实现以较小的交易成本获取较大的财富增长的预期目标。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背景下，刑法的适用应该考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应该从宏观视角审视金融探索行为带来的社会效应，并正确地对金融探索行为进行定性，以维护安全与探索之间的兼顾与平衡。3．对金融探索行为采用宽严相济的规制方式。从法哲学的角度而言，刑罚绝不是越严厉越好。片面强调严厉性会将刑罚的适用引向机械化、简单化、片面化的极端，并不利于刑罚目的的达成。刑罚的适用必然会产生一定的负效应，需要综合权衡正负效应及所要达到的社会效果。需要强调的是，刑罚的严厉性是以刑罚的有效性为前提的，再严厉的刑罚如不能实现刑罚目的，取得应有的社会效应，也就没有任何价值。那种单纯地、主观地认为刑罚越重社会效果就越好，越能有效地打击和防止犯罪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从社会的、历史的、全面的角度来看，犯罪及其刑罚是综合性、系统性、法律性、社会性很强的现象，任何简单甚至粗暴地予以对待的方法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推进自由贸易区试点改革的大背景下，为了更好地保障金融探索的进行，实现有效的规制，在刑法的适用上必须采用宽严相济的方式，以利于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激发从业者的创新思维。

三、刑法介入金融探索的临界点选择

刑法要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服务，要鼓励创新思想，要为区内的各项改革营造宽松的法律环境，在刑罚的适用上要有弹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刑法对于金融探索的宽容是无节制、无限度的，更不意味着刑法要放弃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原则底线。精准定位刑法介入金融探索的临界点，是维护惩戒犯罪与鼓励创新之平衡的有力保障。1．视角的前瞻性。面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探索，刑法应该以前瞻性的视角，着眼于未来，顺应金融行业发展规律，进行限缩性规制，严控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刑法的打击范围与金融探索的自由边界之间是一种剪刀差关系。鼓励探索就必然要压缩刑法的规制范围。如果说维护金融安全是刑法必须坚守的底线，那么，不阻滞或扼杀金融探索的积极性就是金融改革过程中界定金融犯罪外延边界应恪守的基本原则［4］。新的金融制度、业务、组织会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红利，但同时也暗藏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保持必要的警觉。法律规制是对金融探索进行趋利避害的有效手段，而刑法在其中的地位又尤为重要。但是，针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探索行为，必须要严格控制刑法介入的范围。对于那些以创新为幌子的金融犯罪行为，必须坚决予以打击；对于那些真正探索但稍有僭越的行为，刑法应该多一点宽容甚至容忍。这种区别对待要求在刑法适用上既要考虑法律效果，也要考虑社会效应，以维护金融探索得以持续。2．刑事责任的分配。严格区分政策风险责任与个体行为责任，合理分配刑事责任，精准定位刑法的介入点。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改革既没有现成的样本，也没有既有的模式，甚至其成效也需时间的检验。国家对于金融探索提供的只是政策支持，具体的创新行为要由社会个体来完成，政策必须预留必要的容错空间，允许在探索中采用试错模式。试错风险产生小的刑事后果不能简单根据罪责自负原则在行为人中进行直接分配。如果将政策风险所产生刑事后果由某个社会个体来承担，实际上是让社会个体为国家政策买单，这是有违公平原则的。这种表面上符合罪责自负原则的做法，实质上反而冲击刑事责任机制本身的正当性。在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要厘清因果关系，将政策风险导致的刑事责任从个人责任中剥离出来，真正实现罪责自负。3．谦抑性原则的适用。充分重视和发挥谦抑性原则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刑法适用中的作用。德国刑法学家耶林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在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其他社会统治手段，如私刑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法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5］。这段话精准概括了刑法谦抑性原则之内涵。在鼓励创新的背景下，对金融违法行为的规制应强化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相对弱化刑事责任。金融犯罪属于法定犯范畴，国家对于该类行为的定性及危害性的评价会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及政策取向的变化而变化。针对法定犯多变性的特点，治理金融犯罪绝不能单靠刑法。犯罪如洪水猛兽，堵不如疏。管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金融探索行为应首先依靠行政法，只有当行政处罚措施不足实现对该类行为的惩戒效果时，才考虑刑法的介入。4．适用尺度的把握。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金融类犯罪必须坚持“二次违法性”特征的认定标准，不可随意降低刑法适用门槛。违法性是某一行为构成犯罪的必要条件。从刑事立法的角度分析，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是在其他法律不足以惩戒违法行为时的最后一道屏障。某一行为只有在非刑事法律进行否定评价的基础上，才能够启动对该行为的刑事评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金融探索行为也必须遵循该种刑事追责原则［6］。国家为促进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必然会出台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措施。这是指导区内金融探索行为的纲领性文件，探索者对这些政策具有信赖利益。对于金融探索的成果，应该先由负有监管职责的行政部门进行认定，司法机关没有必要“越俎代庖”，更不宜首先进行犯罪评价。只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合法、违法金融活动进行详细的界定，才能让刑法在进行二次违法评价时做到有法可依。所以，在认定金融犯罪时必须坚持“二次违法性”特征的认定标准，否则就会造成行为人对法律的预期出现混乱，影响法律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吴华增．中国银行业反洗钱监管机制的现状及策略分析［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36－39．

［2］李睿．上海自贸试验区互联网金融创新中刑法介入的合理边界［J］．外国经济与管理，2016（2）：101－102．

［3］张博睿．追赃在经济侦查案件中的难题及对策［J］．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450－453．

［4］刘宪权．自贸区建设中刑法适用不可回避的四大关系［J］．政法论坛，2014（5）：149－158．

［5］王帅．自贸区刑法适用的特殊性分析［J］．法制博览，2016（6）：122，121．

介入范文篇8

白宫则要求政府官员必须睁大眼睛，寻找机会把总统形象塑造得更加高大。布什的一个助选广告中，有原世贸中心的断壁残垣以及消防队员抬着一副盖有美国国旗的棺木等画面，以显示布什在面对美国经济衰退、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中所展现的领导能力，但很快遭到九一一事件受害者的起诉和的嘲讽。

伊拉克费卢杰的流血冲突，情报丑闻的进一步恶化，都迫使布什把“建设性的保守主义”或者“反恐哲学”抛在脑后。不管有心还是无意，他这回不得不师从小兄弟布莱尔。英国首相布莱尔向唐宁街冲刺时，打出的是“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而在后来的连任竞选中，则闭口不谈这一政治观，拿出的全是一些解决实际问题的措施。

其实，政治哲学和主义早被局限在书斋里，比如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作者）和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的作者）。而在现实政治中，梳理清楚事实和找到具体对策，才是政治家们的优先考虑。为实现权力欲望，他们可能像布莱尔一样用理论来化妆自己，但在掌权的一刹那就会立即卸妆。英国《卫报》说，没有哲学的政治值得赞赏，而不应该被蔑视，因为“没有哲学介入就没有政治传染病”。

哲学不应被现实化

有哲学和主义的政治是危险的。哲学是学术，意味着“并不真的存在”，主义则是不能超越的宿命论。曼彻斯特大学教授伊格莱顿（terryeagleton）说：“政治一旦成为‘哲学的’，则说明你无事可为。因为哲学不反映现实，只是一种学理上的观点。”那种贩卖主义和哲学的政治家，往往得不到选民的青睐，因为选民看到的是政策带来的实惠，而不关心“智力上的光芒”。

让哲学停止对现实政治发挥作用的努力，开始于德国哲学家康德。他把政治分为哲学的政治和现实的政治。哲学的政治是由思想家唱主角，要发现世界和社会的规律；而现实的政治是由政治家操持的，要以良知去解决大众的具体问题。哲学一旦成为政治家的信条，他的政策不仅会偏离现实，而且阻止社会进步。

黑格尔和马克思对康德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但西方人对康德思想的接受还是非常广泛的。当抽象的主义在巴黎大街上演化为法国大革命的流血事件后，后世的西方人感到“没有哲学只有常识”的英国的渐进式革新，才是平稳且值得推崇的。

尼采和弗洛伊德等学者则从另外一种角度作了调和，认为政治哲学是一种知识。政治家懂点知识没什么不好，但必须清楚活生生的现实才是政治策略的真正出发点。有了先入之见，政治家很难透视到现实的复杂性。

二战以来的教训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主义介入政治带来的最大灾难之一。希特勒把纳粹主义变成德国的政治信仰，加上与日尔曼民族优越主义的混合，带给世界的是人种之间的仇恨、大规模的战争与残酷无情的杀戮。

二战以后，虽然政治哲学之不同导致了冷战，但哲学和主义对西方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在大大减退。为了获得选民支持，西方政治家提出的治国方针是具体的策略，比如减税、增加就业和如何花纳税人的钱。这些策略不再是抽象的理念，而是能见的行动计划，让即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也能参与国家政治。

柏林墙倒塌后，西方的政治家和大众对政治哲学现实化带来的弊端更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欧洲。他们认为如果不是主义之争，欧盟的整合会加快，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在30多年前就达到今天的水平，九一一惨案也许会避免，巴以关系不会像现在这样血腥，因为宗教也是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洲人看来，美国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宗教化，自视为“上帝的选民”，是哲学引导现实政治的具体表现，结果引起很多人特别是阿拉伯世界的反感，进而引起恐怖袭击。

缺少政治常识的布什总统上台后，匆匆忙忙举起反恐大旗，以古老的“十字军东征”为蓝本，演绎出哲学现实化的最新版本——伊拉克战争。反恐众人鼓掌，而加上主义就容易以主观意志替代客观现实，结果是同盟离心、恐怖猖獗、伊拉克战后局势至今无法控制。现在布什总统在连任选战中不再鼓吹政治哲学和主义，似乎是碰壁之后的清醒。

主义不是自吹的

西方人反对哲学和主义指导现实政治，并不意味着政治家都该是没有主见者。杰出的政治家必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方略，但其“路线”或“主义”是在政治实践中体现的，而不是宣传出来的；是后人总结的，而不是自己鼓噪的。

介入范文篇9

一、什么是第三者介入

所谓第三者介入是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进行姘居，通奸造成他人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的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构成第三者介入应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行为人〈即第三者〉主观方面存在着故意。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方面衡量，必须是已经知道对方男女有配偶，仍插入其间，充当他人夫妻间的“第三者”。因而，从第三者的主观恶性看，有两种情况：（1）有故意挑拨他人夫妻感情之动机，促使对方离异而与其成婚之目的；（2）有仅图寻求新欢，玩弄异性，找精神刺激的。后一种情况的人，并无与对方结合之目的，一般情况下，第三者和过错者之间并不公开表明自己的主观意图，但总是相互默契配合的，带来了他们之间违法关系的隐蔽性和长期性。

2、第三者客观方面有越轨行为。凡第三者介入，都必须是与有配偶的一方保持着不正当关系。相互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恋情”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甚至违法的行为。如接吻、拥抱、通奸、姘居、冒充夫妻关系外出游玩等等。当他们这种违法关系保持时间较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行为放任，不计后果，公开或者公开来往。

3、第三者介入行为已造成明显后果。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将会造成他人夫妻感情的恶化，以致家庭关系破裂。第三者介入如果处理不及时，还可能酿成严重后果，对家庭对社会危害较大。

当我们撑握了第三者介入的特点以后，应该正确区分是不是属于第三者介于的婚姻纠纷，进而处理好这类案件，以此提高认识，防止矛盾激化。

二、怎样处理第三者介入的婚姻案件，主要应抓以下几方面

（一）首先查清是否真属于第三者介入的案件事实。对于正常的男女间交往，还是属于第三者介于的实质问题，办案中应查得扎扎实实，加以全面客观地分析。切忌捕风捉影，或者笼统认定为“关系暧昧”。要衡量其行为表现是否符合第三者介入的条件，据理据实作出结论，不能含混不清。当然，审判在实践中，要查清第三者介入确实较为困难，特别是接吻、拥抱、姘居、通奸等行为，是在两相情愿之下而为之，极少能取得直接证据，但我们不因为有困难而草率划定。我们要抓住外部表现，多方深查，合理推断，得出结果，从而正确定案。

（二）采取切实措施，切断第三者介入。因第三者介入引起的离婚纠纷，根源在第三者。是否能挽回有损伤的夫妻感情，使夫妻重归于好。关健在能否排除第三者的介入，为此，主要须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1）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基础上，找第三者谈话，指出利害关系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严肃进行警告，在谈话中，还可以进一步核实证据。

（2）必要时要借助于行政组织的帮助，形成一定的外部压力，以致及时作出适当的纪律处分，促其悔悟，停止介入。从目前情况看对第三者介入的处分，是党团员或国家工作人员，可以给予党纪团纪政纪处分，但对其他充当第三者角者的公民，人们形象地称为“不长不短难得办”。对这类人，认为应该作治安行政处理，并加以一定的经济制裁措施。

（3）向第三者和过错方的亲属做疏导帮助工作。促使他们认识违法性和危害性，但方法必须得当，策略也要讲究。要据理说服，否则会把矛盾搞得复杂化，工作被动，谈话要采取个别方式，不要公开。

（三）对过错方要客观分析，“对症下药”因人因事处理。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封建性的包办婚姻，或强迫买卖婚姻等情况，那些受害男女，他们对自己的婚姻不满，取不正当的途径，接受第三者介入，或者充当第三者，也有的婚前双方有过恋爱关系，婚后旧情复苏，相互介入成奸，有的是受家庭丈夫虐待，在别人那里找到了“温情”产生越轨行为，另有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异性，充当第三者的，等等，需区别对待慎重处理。

（四）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批评教育有过错者和第三者，同时要鼓励地他们振作精神，解除思想顾虑，正确对待错误，促其转变，维护原来的婚姻家庭关系。

（五）对夫妻感情有未破裂，有和好希望应做好无过错一方的思想工作，取得对过错方的谅解。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公开后，无过错方对第三者的介入表现是气愤难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不仅有过错者“面子”难顾，无过错者也顾虑重重，稍不注意，还可能出现自杀、伤害对方等情况。因此，对无过错方也要做疏导工作。启发他们尊重原有感情，正确对待有错误的人，从发展的眼光去看，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六）“不准离婚”要三看。

一看婚姻基础。如果婚姻是建立在婚前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同时婚后感情也较好，过错方仅是一时失足，这种情况下，应坚持说服教育，动员和好，不准离婚。

二看婚姻状况，如果虽存在第三者介入的事实，但夫妻双方还始终保持同居生活，过错方尚未存在离异另婚思想，无打骂、虐待对方情况存在，或虽有离异念头，但决心未定，处于动摇之中，对子女和家庭还有眷恋感情，在切断第三者介入的前提下不准离婚。

三看婚姻发展前途，如果经过帮助教育，有过错方回心转意，无过错方又真诚谅解，感情并不因第三者介入而完全破裂，不准离婚。

（七）“准予离婚”要果断。

虽然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有时是过错方主动提出的，但无论引起原因是什么，准不准离的关健仍然是要看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感情破裂的要果断地作出给予离婚的结论。

（1）婚姻基础差，婚后又未建立感情，第三者介入离婚，应当支持准予离婚，实际没有维持的可能，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纵使从法律上固定下来，双方的痛苦也不能因此而解除，不果断离婚，还可能酿成悲剧，如果作离婚处理，也可能避免。

（2）夫妻间产生纠纷较长，第三者介入，感情已完全破裂，无重归和好希望的，准予离婚，婚姻的本质是男女爱情的结合，既然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失去了婚姻继续存在的基础，就应当解除这种死亡的婚姻。

（3）有过错一方厌弃对方，无过错一方怨恨对方，双方产生仇恨态度，感情破裂，准予离婚，无过错一方不同意离婚，主要对过错者的怨恨，故意“出气”，使对方不得称心。对于夫妻不得和好的事实也是明知的，因而，应做好无过错方的思想工作，指出拖延下去，实际受害是双方，在做好工作的基础上，准予离婚。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在处理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时，应注意几点

1、要适当照顾无过错方的经济利益，包括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权债务等，给无过错方提供方便。

2、克服长期残存的不准离婚方式惩罚过错方，要坚持按婚姻法的规定办。关健是感情是否破裂。

3、克服办案人的思想顾虑。当前，主要是对有过错方提出的离婚，法院判决离婚婚后，社会舆论较多，同时还会受到指责。但是随着普法的深入，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新婚姻法学习的加强，群众是会正确看待的。

4、判决不离的，在制作法律文书时，不要把第三节介入的关系明确具体化的描写，不具体明确化写入第三者介入的问题，有助于过错方改正的转机，也有利于无过错方不再揪住对方的条件。

介入范文篇10

网络社会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巨大变化，网络社会实际上也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人们在“互联网”这一公共空间展开各种行为活动，透过网络沟通而更加频繁地互动起来，深度和广度显著加深扩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互联网的崛起为人类的信息和知识活动形塑了一个新的场域，这是一个以时-空压缩与时-空延伸并存为基本特征的信息和知识场域，正日益广泛而深刻地重塑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权力关系。

1.互联网促进公民自我授权、参与社会实践

（1）互联网改善个体获取和信息的权力

在社会学的视野中，媒介的选择和使用不仅是一种传播技术的扩散现象，更是一种被社会结构、社会实践塑型的结果。②

“（在孩子丢失报警无果的情况下）我想到了网络，我立即找了个网吧，在百度搜索了“拐卖儿童”，立即出现了一个标题——“宝贝回家寻子网”，我立即点击进入了网站”。（彭高峰，寻子日记）在这一事件中，彭在求助派出所无果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网络，他的起意是突破信息受地域的“空间局限”，扩大搜索范围。在多方寻找无果，而媒体的关注焦点由于受特定社会职能左右，不可能对同一事件进行持续性报道的情况下，彭更加坚定了通过博客和论坛自己的寻子历程的决心，此时他突破的则是信息的“时间局限”。他在天涯的帖子点击量超过30万，回复达到3000多条，影响力不亚于一家发行全国且永远报道同一主题的报纸。

在互联网出现之前，信息的扩散主要依赖于大众媒体，人们主要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获取信息和知识，而微博、论坛等社会化媒体产品则瓦解了信息的权力，改变了原有的信息生产和传播关系。正如网络传播学者闵大洪指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人一媒体，所有人向所有人传播”的局面得以实现。

（2）互联网作为交流协调工具加速了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实现

“宝贝回家网站注册人数有1万人，遍布全国各个省市，平日里大家在QQ群上交流，每个省都会有一个QQ群，每个群200到500人。”（宝贝回家网站介绍）在多次的集体行动中，失去孩子的家长们，通过网络交流信息，约定活动内容和时间，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贡献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互联网可以被看作扩散过程的间接载体，它的出现加速了扩散的过程，缩短了抗争的周期，从而可能强化冲突的程度③。这主要是因为信息流动是高速的，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而国家对于互联网信息流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相对比较弱，流通周期缩短，流通面增大。

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贡献不仅仅局限于抗争类的行动，也包括有着共同目标的利他型行动。比如2011年春节期间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活动，就是是网络时代典型的公民行动。在知名学者的带动下，类似彭家寻子的微博被热心网友不断转发，多位明星、多个慈善基金也参与进来，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行动通过微博激荡起一波一波的浪潮。活动开通一个月，就有10000余人关注，300多条乞讨儿童信息其上。

在这一过程中，参与者使用微博等来协调行动，交换信息，公众在参与过程中保护彼此的共同利益，分享一种感受，塑造一个目标，并虚拟出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组织共同体。

2.互联网引发大众媒介权力的结构性变迁

网络社会以其特有的胸怀打破不同群体信息系统的分离状态，超越了原来的地方空间，个体无所谓省份、城市和农村，只要有网络的地方，都覆盖在内。互联网信息技术超越时间和空间，既存在于每个人的个体信息圈，又超越个体，尤其是微博转播、点评等互动模式。特有的关系链，使得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听众都是中心，增加了舆论传播的受众，与原有的传播模式有显著不同，深刻地改变着舆论生态环境及社会结构。

（1）互联网技术突破传统媒体议程设置

互联网，尤其是微博这一新的社会化媒体网络的应用，使得人们即使在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也能就同一话题发表意见，构成了虚拟的公共表达平台。随着各类型新媒体对信息传播体系的快速拓展，信息传播过程的受控性持续降低，随着网络的进一步普及，媒介权力将更多地转移到普通公众，形成更强大的公权力。

彭家在寻子过程中，曾采取过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方式。例如街头游行、上访等，不断挑战政府的权威，也因此，本地媒体受到政策层面限制，停止了对事件的关注和报道。其中多次事件虽都得到媒体的全程采访，最后却并无任何报道。

在深圳媒体停止报道后，彭家转而求助其家乡湖北媒体，《楚天都市报》进行了连续10天不同侧面的报道。但是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媒体热点都转移到了灾区，对于事件的关注趋于平淡。

传统媒体虽然停止了报道，但基于网络的信息传播则不断推进，彭家在天涯论坛的帖子保持持续热度，而在微博中，网友则根据自己的偏好，不断推动着信息的传播和扩散。特别是微博这种新兴传播形式，因其具备简单、快捷、终端多样化的优势，且主体多元，信息快速流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互联网报道突发事件的生态环境。

（2）传统媒体借力互联网技术，整合和延伸媒介权力

传统媒体主要是一点向多点传播，信息内容被有组织地、集中地加工并向无组织的、分散的受众，这种传统传播方式显然比较集中而易于管理与控制。谁控制了信息发出源，谁就控制了信息的传播方式。而网络的交互性传播则从性质上改变了新闻传播方式和管理方法，凸现出受众或传播者的个人化状态。

《凤凰周刊》记者邓飞基于对寻子联盟的调查、采访，写出了《南中国男童贩卖链条》的报道，文中对这一产业链做了全面深入的披露，但通过传统媒体的报道，仍然没能找到小文乐，邓飞寄希望于通过互联网寻找孩子，在微博中，他对彭家寻子事件的描述是：【互联网能再创奇迹吗？请帮彭高峰找到这个孩子】2008年，一男子在深圳抱走了湖北人彭高峰的儿子彭文乐，令其痛苦多年。深圳、东莞两地近年来共有上千男童被偷被拐，令国家掀起打拐狂飙，已解救5896儿童，移交民政736人，但未找到文乐。”（2010年9月26日，邓飞腾讯微博）当天，邓飞的微博“粉丝”数为960900，同时作为资深媒体人，邓飞的微博迅速得到了腾讯微博官方推荐人”腾讯薇薇”的转播。之后，微博转播人数不断增加，截至2011年2月5日，转播人数达到4500次，根据腾讯微博数据统计显示，平均每个人关注150人计算，此条信息的接触面达到675000人，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包括偏远的西藏、新疆地区，也触达了绝大部分省份的地市。

在这个过程中，邓飞既是个体行为主体，更代表着身后的传统媒体：《凤凰周刊》。这无疑增大了事件的可信度，传统媒体的权力关系在这里得到了延续和扩展。因此，某种程度上，当前网络社会的关系结构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原有社会关系的延伸，原有社会身份如明星、记者、学术大家、知名企业等等获取了更多的资源，传统社会关系决定了个体在这一公共领域的话语影响力。

3.互联网引发公权力的结构性变迁

（1）互联网弥补公权力的“缺位”

“微博寻子”事件体现出网民参与日常议题和事件的主动性、独立性，公众利用这一平台进行自我授权，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参与主体多元化、群体扩大化。而公权力受限于职责范围、权力规范、人力财力等多个现实因素，导致很多时候并无法及时地解决个人问题，这时，互联网可以在某方面弥补这种“缺位”。

比如，在此事件中，彭家曾强烈质疑深圳警方的行为：“我们不是有DNA数据库吗？比对一下孩子不就可以很快地回家了吗？当时河南警方和深圳的警察联系，说这个孩子是从深圳拐到河南的，但是我们的深圳警察为什么否认了？难道是顾及到深圳和谐城市的面子吗？最后还是我们宝贝回家网站的志愿者帮忙找到了莫金昌的父母。要不孩子也许将永远地呆在河南福利院了。

我们的DNA数据起到了什么作用？有和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跨地域行动一直是政府行为的难点，而“随手街拍乞讨儿童”则动员了最广大公众的力量，最大地域范围的资源，为相关机构和个人提供了一手的信息。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公民参与自有其边界，真正解决社会问题，还是要专业机构来做。

在中国，效率最高、最专业的机构就是政府，如“拍照解救儿童”会在短时间内取得一定成效，但最终还是要依靠公安机关来实施真实的解救。

（2）互联网促进新兴公共领域“去权力化”

现实社会中人们还受制于身份、地位及现实人际关系网，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与自由程度往往不能令人满意，而公共领域在互联网空间中获得了重生，重归其“自由交流”的本意，权力在虚拟空间中不再能扮演权威的角色。

彭家开始主要通过自己的渠道求助公权力机构，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彭家一直在寻求政府的帮助，或者给政府施压，先后前往广东省公安厅、省人大、省政府，但要么没有见到主要负责人，要么就被劝回。在省内未获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他又多次进京上访，希望可以从政府层面引起关注，但都缺乏积极回应。不仅如此，部分持有公权力的机构还通过自己的权力限制了媒体、个体的行动权力，一度要求彭不再接受媒体采访，并多次要求媒体不要报道该新闻事件。

只有在网络中，尤其是论坛和博客这类权力机构监督相对较弱的区域，彭及其他家长才突破了权力结构的固有框架，可以相对自由地抒发情绪和感受。

（3）公权力利用互联网重新建构权力关系

毫无疑问，公权力正不断面对互联网技术的挑战：信息高速流动，可以在短时间内传播到全球范围，而国家对于互联网信息流的控制(与传统媒体相比)相对比较弱，这些特点意味着与社会运动相关的信息的流通周期缩短，流通面增大，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冲击。

政府公权力在“生产—经验—权力”的结构逻辑中，因为网络社会“流动空间”使信息生产方式的改变，而不得不面对经验与权力结构的改变，对互联网的利用和管理亦是重建权力关系的过程：2009年6月2日公安部邀请宝贝回家的部分打拐志愿者代表座谈，公安部和民间组织宝贝回家在打拐问题上形成了联动；广州市公安局有关方面表示，他们已经关注“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

尽管公权力在网络中依然有其不可撼动的地位，但却开始以更平等的姿态与普通公民进行对话，中央政府提倡通过网络了解民意，目前流行的微博受到了各地政府机构的关注。

结论

在人们社会行动及其选择的领域中，互联网正是通过其为人们所提供的诸种网络行动成果和方式，造成了一些以前难以达到的行动目标得以达到，或某些过去难以实现的价值规范更易实现，从而对当代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