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点范文10篇

基点范文篇1

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基点

1.融合媒体内容。“内容为王”是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坚守的信条，要尽快改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只是简单相加的局面，大力促进新旧媒体的融合，让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比于新兴媒体，传统媒体在内容资源上更具有优势，充分发挥这一优势，可以有效加强融媒体内容，在多个不同的媒介载体上进行传播，让传播效率大幅度提升。以中央电视台节目《生活圈》为例，这个节目利用了新媒体技术平台，以“小圈”这个虚拟人物牵头，在平台上建立“生活圈圈友群”。参与到这个圈友群的人可以和“小圈”在热门话题上进行互动交流，具有高传播价值的内容、新鲜有趣的内容都会被挑选出来。这是在内容上融合的典型案例，满足观众需求的同时，有效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让观众获得了更好的收视体验。2.融合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技术。在媒体融合发展中，技术是推动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国内全媒体采编平台都使用了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技术以及数据库等，为内容资源整合和节目质量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同时，更加稳定高效的融合媒体传播技术如4G传输技术、流媒体传播技术、移动平台等，对信息传播的稳定性和高效率有很大的帮助，从技术上支持了不同渠道媒体的融合传播。节目内容的表现形式和节目传递信息所呈现的质感，也采用了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H5等技术。新媒体在进行节目采编播时普遍使用了新技术，传播矩阵由此形成。微信公众号、网络电视、新闻客户端、手机报、微博账号、移动电视等，如同雨后春笋不断出现，推动了新媒体的发展。技术是服务于内容的，对于即将投入使用的新技术，一定要严格把关，给节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提供保障。3.融合媒体领域的人才。推进媒体深度融合，人才是关键因素，媒体融合必然增加对于全媒人才的需求。在推进媒体融合的过程中，培养全媒人才必须放在重要位置，尽快推进全媒人才工作团队的形成。目前的人才状况难以满足融合发展工作的需求，不少媒体都做出了适应性的调整，一方面积极促进传统媒体人才和新媒体人才的交流，促进现有媒体工作人员融合转型；另一方面探索人才激励机制，构建更加完善的用人体系，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鼓励有基础的工作人员向全媒人才转型。

广播电视媒体融合的重点

1.加强推进全媒体内容。在融媒体背景下，广电媒体要牢牢把握正确的新闻舆论导向，必须坚持正面宣传。要把满足受众需求作为目标，强化内容创作，移动客户端、微信、电视等不同的传播载体，以不同的形式进行传播。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要加强对内容的审核，这对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运用新技术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2.运用新媒体技术。随着互联网技术日渐成熟，主要的信息入口已被移动应用和社交媒体占据，自媒体公众号、聚合类平台已经成为舆论的重要来源。加强对移动媒体的监管监测，是新媒体技术工作的重点。互联网技术普及，使用新闻移动端获取信息的用户增加，在人工智能、5G等技术的推动下，新媒体发展进入新阶段，移动化大趋势必定会引导监测技术的发展方向。媒体要实时关注移动技术的发展情况，及时掌握最前沿的移动技术，大力加强相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3.培养全媒体人才。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进行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培养全媒体人才。深度内容融合和全面的技术融合，已经成为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需要综合素质更高、专业知识技能更强的媒体技术人员。在培养全媒体人才方面，可以尝试改革创新运行管理层和组织机构，对传统电视、广播等部门加以融合，全面了解不同部门业务内容上的异同，以这些共同点作为基础，推动不同部门的深度融合。通过交流、培训等方法，激励工作人员学习转型，努力构建更加完善的全媒体内容队伍。

对媒体融合不仅是系统任务，而且是战略任务，现阶段已经进入向纵深推进的关键时期。我们应顺应时代潮流，在现有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基础上加以创新，对全媒体内容和新媒体技术的监测力度要加强，制定全媒体人才培养计划，为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赵航,李兆.融媒体时代广播电视监测监管的基点与重点[J].广播电视信息,2017(06).

基点范文篇2

案例二被告人吴德桥因生活琐事经常与妻子谭财莲争吵、打架，谭财莲因此搬回娘家住并提出离婚。吴德桥不同意，多次到谭家要求谭财莲回家，均遭拒绝以及其岳父谭崇森的驱逐。吴德桥认为是谭崇森挑拨了其夫妻关系，遂蓄意报复谭崇森。1998年11月2日下午，吴德桥携带一只空酒瓶及一根长布带，在南康市坪市乡中学门口，将放学回家的谭崇森的孙子谭亮绑架至自己家里关押。后吴德桥给谭亮的堂姑谭小兰打电话，让谭小兰转告谭崇森与谭财莲，要谭财莲一人于当晚7时之前带3000元来赎人，不许报警，否则杀死谭亮。谭亮的家属报案后与公安干警于当晚7时许赶至吴德桥家，吴德桥见谭财莲未来，即用刀在谭亮的脖子上来回拉割，并提出要谭崇森弄瞎自己的眼睛、自残手足等才肯放人。因其要求未得到满足，吴德桥便不断用刀在谭亮身上乱划致谭亮不断惨叫，后又用刀将谭亮的左手拇指割下并扔下楼。其间，谭亮因失血过多而多次昏迷。直至次日凌晨1时许，公安干警冲入室内将吴德桥抓获。经法医鉴定，谭亮的面部、颈部、肩部、膝部、小腿、脚、指等部位有20余处刀伤，伤情为重伤乙级。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审判决后，被告人吴德桥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吴德桥为勒索钱财、泄愤报复而绑架无辜儿童，并将被绑架人伤害致重伤乙级，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且手段残忍，情节恶劣，应依法严惩。但是，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绑架罪只有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才能判处死刑，吴德桥在绑架中并未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故其辩护人提出原审法院以绑架罪判处吴德桥死刑不当的辩护意见成立。据此，二审判决：被告人吴德桥犯绑架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从上述判决来看，二审改判或维持的法律依据就是一审判决对“杀害被绑架人”的适用是否正确，这就是现实中的“活法”；二级四个法院对“死法”（杀害被绑架人）存在不同的理解。问题出在哪里？究竟谁对谁错？一审法院判决被改判就是错，一审法院判决被维持就是对，还是原本就没有对与错？终局性的二审法院判决仅是一种“法律拟制”，是“法律真理”，并不意味着二审法院就掌握“客观真理”（同是二审法院就作出不同的判决，就是佐证）。

正是“因为绑架罪是一种较为常见被法律规定了极其严厉处罚的犯罪，对其构成要件的不同理解和掌握，可能导致司法适用上的不平衡，使同样的行为受到罪与非罪或者畸轻畸重的对待。对绑架案件的处理，可能因为‘一念之差’导致极为悬殊的结果，以致司法人员在处理绑架案件时每每有如履薄冰之感”，因而“不能不重视绑架罪构成要件的合理统一的解释”。但是，“立法者死了”之后，“立法原意”的探求是否真的可行？谁最终享有“立法原意”的话语权？

立法原意何处寻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事判决的合法性重要基础就是符合“立法原意”。

“立法原意”的寻求，历来就存在主观主义解释学和客观主义解释学的纷争。在刑事法治国时代，客观主义解释学成为主流学说。在笔者看来，若对有关文本做比较分析，处在支配、主导地位的“解释”（简言之，就是被多数人所主张）相对地合理（无疑也存在危险，“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和“客观”。

“杀害被绑架人”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意见：意见一认为是绑架罪的加重结果，即只能是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并致被害人死亡；意见二认为是绑架罪的加重情节，既可以是杀害被绑架人致死，也可以是仅有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而无致人死亡的结果。

在我国，论述绑架罪的有关文本大都同时对“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和“杀害被绑架人”进行解释。

意见一下列文本（这些作者在时下的影响力具有代表性）显然主张“加重结果”：

“在绑架过程中，往往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有的是故意杀死被害人（通常称为‘撕票’）。但是，并非对致人死亡一律要单独定罪，与绑架罪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下列致人死亡的情况，仍按绑架罪一罪处理：其一，在绑架过程中，因使用暴力过重，无意中造成被害人死亡，或者伤害致死，或者引起被害人自杀的，应视为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判处死刑。其二，在绑架以后，因勒索财物或其他非法利益未达到目的，而故意杀死被害人，虽然符合独立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特征，但是，在此仍只定绑架罪一罪，判处死刑”。

“这里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在绑架过程中采用暴力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这里的杀害被绑架人的，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先杀死人质，然后隐瞒事实真相向人质家属勒索赎金。二是在勒赎不成或已成以后杀死人质，即通常所说的撕票”。

“本条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作为本款之罪的加重构成，属于包容犯，即本款之罪包含了故意伤害（致死）罪和故意杀人罪，由此而使本款之罪成为死罪。我们认为，对这种情况采用数罪并罚或者转化犯的立法例更好，可以将本款之罪从死罪中排除出去，既减少了死罪，又不影响对犯罪分子的严惩”。

“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犯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构成绑架罪的结果加重犯。其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绑架人的绑架行为与被绑架人的死亡必须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形：其一，在实施暴力劫持过程中，因用力过猛伤及要害部位，或堵嘴捂鼻引起窒息等原因，过失致被害人死亡；其二，在关押过程中，因被害人哭闹、挣扎，对其堵嘴捂鼻或者为其注射麻醉剂过量等原因过失引起死亡；其三，对被绑架人残酷殴打、折磨，致使在关押期间因重伤死亡；其四，被绑架人因不堪忍受折磨自杀死亡，等等。但是，不包括被绑架人亲属因精神受到打击而自杀死亡。如果在被绑架期间，被绑架人死亡，经查明与绑架行为没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对死亡不能承担刑事责任。‘杀害被绑架人’，是指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死被害人。杀害的时间，可以是在着手实施绑架之时，因被害人坚决反抗而将其杀死，也可以是在拘禁期间发出勒索之前或之后杀死被害人。如果是在绑架行为已经结束，将被害人释放以后，又以其他原因将被害人杀死，应独立构成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虽然条文上未写明‘杀死被害人’，但是，‘杀害被绑架人’是与‘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相并列，显然都是作为结果加重来规定的，即都是以实际死亡结果为必要条件，因此，‘杀害被绑架人’不能适用于杀人未遂和预备行为”。

“行为人绑架他人后，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俗称‘撕票’），处死刑，不按数罪处理”。

意见二与前述主流观点相对应的是，一种主张认为，“根据罪责均衡原则，‘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而不是加重结果。过失致人死亡罪的法定刑一般为‘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刑一般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从法定刑的配置轻重来看，故意杀害被绑架人的刑事责任，即使只是造成被绑架人轻微伤或者轻伤（在视为‘情节较轻’的前提下），仍然不会比过失致人死亡的轻。因此，在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刑事责任较轻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应适用死刑，那么，刑事责任重的‘杀害被绑架人’（未致被绑架人死亡）的也应适用死刑”。另一种主张认为，“这里所说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是指由于在绑架过程中对被绑架人使用暴力、捆绑过紧或者进行虐待等原因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以及被绑架人在绑架过程中自杀身亡的。‘杀害’，是指在掳走被绑架人后，出于勒索财物或者其他目的得不到实现或者其他原因，故意实施杀害行为，非法剥夺被绑架人生命的行为”。显然，前者直接、明确地主张“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后者间接地主张“杀害被绑架人”等同“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自然的结论是包括杀死和没有杀死两种可能）。

在笔者看来，“杀害被绑架人”仅从字面上来说（即语义学立场），既可以理解为一个行为过程，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结果状态。但是，作为绑架罪加重构成要件的“杀害被绑架人”必然含有立法者的法律评价，因而要做出符合“立法原意”的选择（法律术语的含义不简单地等同于生活术语，否则就不会存在限制解释或扩大解释）。立法者评价“杀害被绑架人”的社会危害性并被配置法定刑“处死刑”的基点是在于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危险性，还是在于杀害被绑架人的结果实害性，就决定着“杀害被绑架人”是“加重情节”还是“加重结果”。

立足于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立法者给“杀害被绑架人”配置绝对的最高刑“死刑”应是有所特别考虑的。

绑架罪，是以追求非法利益为目的，不仅直接是对公民人身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严重侵害，而且往往要杀害被绑架人或者以杀害被绑架人为威胁，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社会危险性极大，必须予以严惩。刑法对该罪之所以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主要是考虑到不论行为人是否勒索到财物或实现了其他要求，其绑架行为都已经给被害人的人身与自由造成了严重的侵害，而且给被绑架人的近亲或其他人造成了痛苦与忧伤，因而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犯罪。

死刑是极刑，慎杀、少杀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和司法都应予以坚持，因此，刑法总则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既然立法者已经为“杀害被绑架人”配置绝对的法定刑“死刑”，那么，若依照“加重情节”的主张，必然面临如下的现实：

其一，凡是对被绑架人实施杀害行为（极端地包括杀人预备行为）的都应判处死刑。在现实生活中，绑架案件中绑架人出于勒索财物或实现其他目的，大都会声称“如不满足要求，就杀死被绑架人”，难道那些仅有杀人预备行为（杀死被绑架人的主观故意、绑架行为可视为杀人的预备行为）也是属于“罪行极其严重”？

其二，立法者难以再对杀害行为本身的严重性做区别的考虑，最多只能考虑到个案的具体情况在立即执行死刑和缓期执行死刑（尽管从实际效果来看，两者有天壤之别，但是从法律属性来说，都是一个刑种，都只能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势必导致杀害被绑架人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的都被判处死刑的结果，显然难以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其三，从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来说，既然只要实施杀害被绑架人（包括预备、未遂、中止、既遂）的都同样的被判死刑，那么，势必促使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可能性增大。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加重情节”的主张不符合我国立法者关于死刑的政策和立场。相反，若依照“加重结果”的主张，只要行为人没有杀死被绑架人就不会判处死刑，那么，人质的安全系数就会增大，同时更好地实现立法者保护被绑架人的人身安全的目的（人质的安全是绑架行为社会危害性的重要因素）。

出路在何方

“加重结果”的主张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引发的相关问题值得思考。

绑架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出现死亡结果）的处刑不平衡如何解释？

“加重情节”主张的主要理由在于，从法定刑配置的比较来看，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的刑事责任比故意杀害被绑架人（即使只是造成被绑架人轻微伤或者轻伤，在视为‘情节较轻’的前提下）重。

在笔者看来，过失致人死亡罪在总体上的社会危害性要比故意杀人罪轻，因此，前者的最高刑是七年有期徒刑，后者的最高刑是死刑，但是，法定刑的配置轻重并不能推知个体的罪行的轻重，换言之，个体的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必就比故意杀人的行为严重。因此，绑架过程中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未必就比绑架过程中故意杀人的行为严重。例如，过失致人死亡未必就比或处在预备阶段，或犯罪中止，而未发生死亡或重伤等其他严重后果的故意杀人行为社会危害性大，进而并不能从“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相并列规定就推出所有的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都应“处死刑”。显然，立法者之所以给“绑架过程中致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配置同样的极刑，更多的是意在保护人质的生命安全，也就是说，除非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过失或者故意导致被绑架人死亡，否则就不能判死刑。立法者在整体上给绑架罪配置较高的法定刑，无疑考虑了绑架的特殊性：利用第三人对人质的安全的担忧来实现勒索钱财或达到其他非法目的。既然绑架罪刑事责任轻重的主要根据在于“不仅侵害了人质的自由，而且侵犯了第三人的自决权”，保护的法益包括人质的生命安全和第三人的自决权，那么，只有出现人质死亡结果的绑架行为才能被立法者评价为社会危害性最严重并配置最高的法定刑。

绑架中故意伤害（不包括致死）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如何处罚？

关于绑架罪的方式，立法未做明确的规定。暴力方法可以成为绑架罪的实施方式，是没有争议的。按照“加重结果”的观点，只有在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并出现被绑架人死亡结果的，才能判处死刑，那么，是否意味着绑架中故意伤害（不包括致死）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的行为都排除死刑的适用？例如，行为人在实施绑架行为过程中或者在绑架行为的持续状态中，以特别残忍的手段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但杀人手段特别残忍且已致被绑架人重伤并造成严重残疾的，如何处理？

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能定绑架罪一罪。理由是，刑法规定行为人犯绑架罪时，只有在实施绑架行为过程中或是在绑架行为的持续状态中，造成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死被绑架人，才能而且只能适用死刑，那就意味着立法者将绑架罪和在绑架过程中致被绑架人死亡和杀死被绑架人这种特定的结果结合在一起，单独规定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即死刑。因此，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并不排斥在绑架过程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未致死或者故意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上述情形也就不能以绑架罪和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未遂）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可以且应当以数罪定罪，实行并罚。理由是，在绑架过程中，绑架人对被绑架人同时实施了伤害（仅指未致死）、杀害（仅指未遂）、奸淫行为，若伤害手段特别残忍致人重伤且造成严重残疾的，或者杀害被绑架人未遂但手段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的，或者奸淫被绑架人具有法定严重情形，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的，虽然以绑架罪无法判处绑架人死刑，但依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或者强奸罪则完全可以判处绑架人死刑，不存在绑架罪与故意伤害或杀人罪相比所谓的配刑失衡问题。

基点范文篇3

一、基点工作业绩

年，我们继续在中选的、、、镇、、六个乡（镇），每个基点乡镇抽查五个村民小组，全县共抽查三十个村民小组开展各项调查工作。全年按照农业部、厅布署的各项调查任务，认真做好调查和汇总上报。主要工作内容：（1）农作物意向调查、早稻产量预计调查、全年农作物播种面积预计调查、夏收农作物产量预计调查、全年粮食及主要经济作物产量预计调查、全年粮、油产量预计调查、秋冬播农作物面积预计调查等任务。在开展各项调查的工作中，力求数据准确度，汇报及时。（2）扎扎实实开展各项调查，认真审核和分析各项调查数据，及时上报各项报表，全年报表上报及时率达100%。因此各项调查报表质量大大提高。例如：8月8日报送的农业基点调查早稻查穗数粒情况表中，我们基点调查统计的平均亩产为398.73公斤，与统计局的统计年报数亩产399公斤相比，只相差0.07%。

二、农业基点工作主要措施

1、加强领导，是搞好农业基点调查工作的关健。

今年以来，我县农业基点调查工作取得成效，这是与领导的重视分不开的。年我县农业基点调查工作继续由一名副职领导兼管，正职领导也经常过问农业基点调查工作开展情况。在人力方面给予了较大的支持，在进行农业基点调查工作期间，尽量不抽或少抽基点调查员参加其他中心工作，从而使我县的农业基点调查工作顺利地完成了全年调查任务。

2、认真定好调查员，确保农业基点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农业基点调查工作能否按时、按质完成部厅下达的全年各项调查任务，与局领导的重视和乡村级调查员的通力合作是分不开的。今年，局领导在多次的农业生产工作会议上，都强调了农业基点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要求中选的乡镇及乡村级调查员一定要按照上级部门的有关要求，及时准确的搞好各项调查任务，从而使我县的农业基点调查工作能顺利地进行。

3、加强调查人员业务技术培训，提高业务素质。

通过参加农业部基点培训会议回来以后，我们及时组织基点调查员进行培训，要求每个调查员弄通弄清基点调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掌握基点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以及各种数据的准确计算方法和各种报表的填报，从而使基点调查工作准确及时，按质按量完成。

4、对基点调查工作做到早布置、早安排，有计划、有步骤完成

基点范文篇4

内容摘要：文章指出，要吸收西方理论元素，但又与国情之间出现断层，因此需寻找公共管理理论本土化在价值观、主体、客体、理论、路径方面的逻辑基点，以四点一径的逻辑基点为起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共管理理论。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来源于儒家、法家和道家等传统的管理思想及马列主义的政府管理思想和西方公共行政学三部分，但我国的国情却呈现出一元化的治理格局、“崇尚科学”的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第三部门力量缺乏等特征。

作为理论体系的公共管理，它的核心价值肯定是普适的，但是作为一个引进的应用学科，理论的实用性要考虑到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特有的制度架构。这就是说，一个理论体系不仅要符合逻辑过程，而且要在逻辑基点上具有同质性。西方国家公共管理理论是以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为逻辑基点的，在理论的建构上以效率作为追求，以提倡“价值中立”和张扬“工具理性”作为学科发展方向。而英美等具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国家，之所以在公共管理领域提倡使用“价值中立”、“工具理性”，是为了适应政治与党派斗争过程中，多元政治交接时公共事务不受或少受影响。因此，其理论的逻辑基点是建立在多元政治的情境下的。而我国与西方国家不同，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是唯一执政党，“一元化的治理格局”是最为特殊的国情。这就决定了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不可能提供解决我国公共管理的现成答案。因此，将公共管理理论引入我国以后，如果不能进行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没有建立理论逻辑基点的本土化，就犹如用一个社会的架构去匹配完美的理论模型，其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

我国公共管理的发展过程

从历史的角度看，公共管理是在公共行政的基础上提出并发展起来的，而公共行政是指政府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和自身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因此，公共行政是与国家和政府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伴随着国家和政府的产生而产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公共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国家和政府除了阶级统治职能外，其另一个基本职能就是社会管理或公共事务管理。

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堪称完备的行政管理制度，如等级森严的官僚制度和中央集权体制，严格的选拔、考试、考核的科举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以及严密的行政管理法规等。同时也出现了各种治国之道，其中儒家的“仁政”、“德治”思想，法家的“法治”、“术治”理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说，墨家的“兼爱”、“尚同”说和管子的“轻重论”等构成了我国传统政府管理理论的主要来源，对中国传统的政府管理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近代起，我国开始逐渐吸收、借鉴西方各国的行政学理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翻译了美国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日本的《行政学总论》、《行政法撮要》等著作。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和四政权、五治权说。在时代，形成了一种以革命作为内驱力的革命型行政体制模式。1978年后，邓小平确立以“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式来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使得我国的公共行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整个社会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加，政府的管理任务越来越重，政府机构日益膨胀。其实质是政府代替市场、公民社会等本应相互独立的服务主体参与公共事物供给和治理的表现。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都市化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失业问题、环境问题、健康问题等。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传统的政府功能已感力不从心，导致政府不可治理性的增加。市场经济的发展使人们要求进一步参与对社会、经济、政治事务的管理，整个社会呈现出公共管理的态势。

20世纪80年代，西方开始了“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的公共管理运动。由于科技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我国政府乃至整个社会都迫切需要建立一种灵活、高效，具有应变能力和创新能力的管理新模式，以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基于上述情况，公共管理迅速在我国被接受并获得发展。

我国公共管理的社会基本条件

任何理论都是有限的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同样如此，并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是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它的存在与发展是以西方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前提条件为依托的。在我国实现公共管理理论的本土化，就必须首先厘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公共管理的政治体制、思想认识、市场发育程度、社会自治能力等方面的基本条件。

（一）政治体制

在我国实行的是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国家权力架构方面，中国是一个代议制国家，虽也把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但三者之间并不是相互制约与平衡关系，而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且呈现出“强行政、弱司法、弱人大”特征。在我国改革开放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渐进式改革中，政府权力向社会、向市场、向基层的移动，构筑了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雏形。但这些多元化的主体缺少完整横向分权框架，尤其社会中间力量薄弱，政府没有充分分权给市场和社会，依然保持着其固有的强权。

（二）思想认识

在我国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再加之，在西方政治与管理二分法即完全理性原则的指导下，对管理过程理性技术的认可及对经济与效率的追求，成为科学管理的模型，有学者曾相信公共管理学可以发展成一门精致的科学，只要足够努力并摒弃政治热情与个人价值观的偏见，普适的类似自然法则的公共管理理论便会被总结出来。这就使我国的公共管理理论深受西方价值中立、工具理性等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的影响。

（三）市场发育程度

西方的公共管理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发育很完善、成熟的前提下，减少政府干预，让经济主体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去配置资源，在公共服务的供给领域引进市场机制的结果。而我国各地市场发育程度悬殊，既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又有极其落后的自给自足的自然、半自然经济，且后者比重较大。公共管理的前提条件是成熟的、高度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而目前我国是从非市场体制的计划经济经过转型走向市场经济。正如休斯所说，“发展中国家常常缺少市场运作的经验。市场在具备许多因素之后才能有效地运转”。所以必须以审慎的态度引入公共管理。

（四）社会自治能力

公共管理主张把政府的部分职能转移给市场和第三部门，这就需要有一批发育成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自治能力较强的第三部门。而目前我国的现实是：尽管有一定的社会组织，但大多数发育不良，缺少独立性、专门性、正规性，还存在着经费不足、能力不足、法制不健全等问题，不能发挥承担职能的重任。“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萨拉蒙的提法，中国并不存在典型意义的第三部门。即使有少量的组织符合要求，也不会成为与政府部门等量齐观的一个部门。因此政府放权、授权缺乏依托”。

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基点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要紧跟时代不至于落后，必须借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及科学的管理方法，在现有的基础上跨越式发展。但现有的国情又要求中国必须沿袭传统，这是一个难解的悖论。那么公共管理理论到底如何本土化，笔者以为应找到本土化在价值观、主体、客体、理论等方面的逻辑基点以及路径选择，以四点一径的逻辑基点为起点，构建真正内生的本土化理论。因此，我国公共管理理论的逻辑基点构成包括以下方面：

（一）价值观基点

以往人们认为政府和公共利益是一体的，管理集中在政府内，是以权力配置为中心的。以马克思•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度的科层化管理理论，强调权威、分工、法令、控制等，管理实质是以权力为中心的设计体系。公共管理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它的权力应移至政府外，它的特点是管理主体的内控，强调管理行为的道德化及对自身的修养和约束。根据目前和今后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建设过程中必须解决市场化、非政府中介组织、绩效、廉洁等问题，价值观基点就是以权力为中心转向以道德为核心，实现和谐、民主、法制等社会愿景。

（二）主体基点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公共组织，政府是典型的公共组织，又由于政府组织是通过法定的公共程序产生的，其权力是得到社会公众认同的，因此政府组织的管理具有典型的合法性和强制性。除政府组织之外，能够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务的还包括非政府的公共组织，由于该类组织是政府组织授权而进行公共管理的，因此其管理不具有最终强制性。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进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但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政府组织成了百姓的精神支柱，再加之我国第三部门组织力量薄弱，因此，在我国实行公共管理的主体基点就成了政府组织。但政府组织的理念应该是实现“由全面转向适度，由微观转向宏观，由直接转向间接，由人治转向法治”的转变。

（三）客体基点

公共管理的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在这样的目标下，公共管理理论要解决的是外部社会约束条件的实现：即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共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还需要构筑内部关系的架构：即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这是中国目前当务之急，只有建立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即“小政府、大社会、强市场”的三元架构，才能“内生”出本土化的中国公共管理理论。

（四）路径选择

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因此，本土化基点下的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建立、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将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并以此形成本土的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才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理论基点

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审视，传统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的思想，公平与民本的价值观等，对中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邓小平等人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一系列切合中国国情的政府管理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当前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此后，我国开始逐渐引进、吸收外国的公共管理理论，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西方政治学、经济学、法学、行政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方面的著作。因此，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点就是：传统的政府管理思想、马列主义的政府管理思想和西方公共管理学。

参考文献：

1.黄达强，刘怡昌.行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2.宋全喜.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理论定位.公共行政，2001（1）

基点范文篇5

关键词:“中国故事”;文艺理论;传统文化

一、“中国故事”的提出

“中国故事”概念由《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8月19日)首次正式提出，并强调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1］。随后，又分别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等多处重申“要讲好中国故事”［2］10－11。《人民日报》2014年1月24日“文艺评论”发表的《何谓“中国故事”》一文，认为“中国故事”强调“以文学的形式讲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历程，……在经验与情感上触及当代中国的真实与中国人的内心真实”［3］。后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中正式将“中国故事”概念的核心指导作用界定在文艺和文化方面，之后《人民日报》评论部又陆续出版《用典》和《讲故事》进行集中解读。由此，“中国故事”作为当代中国文艺界重要概念被正式提出，并形成了围绕“中国故事”概念的系列文艺思想。

二、“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提出的直接背景是当前文艺界的“浮躁”问题突出。发挥系列思想对当前文艺工作的引导作用，以系列思想为指导建设文艺评论的价值体系，是当前文艺研究领域的迫切使命。即，将“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成果之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重要构成之一，纳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理范畴阐释其中文艺理论基本问题及传统文化基点，并与文艺基本原理对接，用于指导当前文艺创作和实践。具体来说，“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文艺理论内涵(见图1)细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载体，其前提有二:一是承认文艺为全体人类共同需要，承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尊重;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观和文艺发展道路不动摇。其次，“中国故事”这一中国文化软实力载体的内在根基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其传承中介是“中国故事”承载着的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梦。再次，讲好“中国故事”思想的最直接外化即是惯用的“习式话语”，善讲故事和用典是其两个突出特征，其背后的原理是中国故事体现的中国声音和民族文化自信。

三、“中国故事”系列思想的传统文化基点

“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的文艺理论内容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征，又有着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点。十分重视文艺工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在2014年10月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到“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其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2］3－4。在具体论述中，认为“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2］15－1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丰厚资源。其一，讲好“中国故事”要汲取中国古代文论精华。在中国传统的文艺观念中，文艺创作和评论要肩负时代历史、社会生活赋予的使命和任务。在最早集中记录文艺观念的典籍《尚书•尧典》中，记载帝舜认为原始文艺混合体“乐”的功用为“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4］392。这是对文艺教育功用的强调。后来《论语•阳货》篇记录了孔子的“诗教”观点:“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5］9此处，孔子对文艺在审美、教育、认知、反映社会现实方面的功用给予了高度肯定。“兴观群怨”说成为古代文人对文艺功能的权威界定。后来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艺功能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提出了“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5］68的观点。他强调文艺对个人扬名和治国理政方面的重大作用。以上论述，后经唐代古文运动过渡，至宋代周敦颐将其总结为“文以载道”，由此形成了古代文论对文艺社会功用的集大成观念。与传统文艺观念中对文艺社会功用的强调相辅，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将文艺创作和评论作为自身品格养成的重要途径之一，而表现出了一股可贵的精神力量。《孟子•公孙丑上》中记载了“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宋代张载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6］这是古代文人自觉承担时代使命，继承尧舜周孔以来的文化传统，规范社会道德和价值体系，构建和谐社会的人生目标。这是《讲故事》中“品格”“励志”系列故事强调“修其心治其身”重要意义的传统文化基点，它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坚毅不屈、肩负使命而拼搏奋斗的坚强品格。其二，讲好“中国故事”要继承中华叙述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叙述传统中，故事讲述始终以真实反映最广大民众的心声、民意和情怀为主旨。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大量的先民民谣，这些民谣来自“采诗”，真实地表达了先民们在现实政治及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感受，为政者可据此“知得失，自考正”。《毛诗大序》将这部分积极作用概括为“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代表了古代叙述传统中对历史进程中民众真情实感的展现。而孟子的“与民同乐”说又将这一传统提升到了文艺评价标准的高度。《孟子•梁惠王下》中提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5］17也就是说，以是否真实反映民众的忧和乐为衡量一切文艺作品的标准。到了唐代，白居易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主张，突出强调文艺和人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在《新乐府序》中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7］这一论断继承了前代叙述传统，重申讲故事要真实反映百姓的生活状况。这正是“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强烈的人民意识的传统文化基点。“中国故事”的主体是中国人民，人民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中国故事”系列思想指导下的文艺创作，应该始终在时代社会结构和历史视野中反映中国人民的需求和心声。其三，讲好“中国故事”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传统文化视野下，文化发展以“和而不同”的交流融通为中心，以包容精神、和谐精神、世界精神为核心特质。这点在带有上古文献汇编性质的《尚书》中就已经明确提出。《尚书•尧典》说尧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百姓昭明，协和万邦”［4］244。就是说，普天之下都能够得到尧的恩惠。

这种超越了民族国家利益的天下观念和世界精神，是在中华文化根基处便已确立的精神内涵。在集中记录华夏文化圈先民神话的《山海经》中，也随处可见天人合一思想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包容的文化精神及其背后的集体意识，最终让华夏文化圈不断壮大，形成了各民族文化融通又兼具凝聚力的中华文化格局。这正是“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中“向世界讲述中国”“融通中外”的开放性视野的传统文化基点，也是《讲故事》中讲述大国外交“和为贵”“民相亲”故事的传统文化溯源。四、结语综上所述，“中国故事”系列思想作为新时代文艺创作和评论的重要指导，正以一种大国包容姿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记忆，讲述中国人民的新时代新气象，并将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融通中，构筑新的世界与未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指导新时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纲领性文献:学习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文章选［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7－8．

［2］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学习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

［3］人民日报编辑部．何谓“中国故事”［N］．人民日报2014－01－24(24)．

［4］龙韶华．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张少康．中国历代文论精品:一［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6］余敦康．汉宋易学解读［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372．

基点范文篇6

知识的特点

“知识”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价值体现在它已变为经济要素中的首要资源。相对于物质资源、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知识资源的特点如下:

(一)知识是一种无形资源

从资源性特点看,知识是一种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有本质区别。首先,物质资源是可以用尽的,知识资源则可以生生不息,取之不尽,这是知识资源最本质的特征;其次,物质资源的扩张是有限的,知识资源却可以无限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质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人们对物质和财富的量的需求,但人们对它们的质的需求却是无限的,而这种无限性的需求正体现在知识需求的无限性上,只有无限扩张的知识才能满足人们对质的无限追求;第三,物质资源只能是物理上的换位,知识资源则可以充分共享。

(二)知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

从知识在经济中的作用原理看,知识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知识资源的以下特点使知识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要素:

一是共享性。知识资源可以共享,允许众多使用者同时共用同一知识资源,而且共享者越多价值则越大。二是反复应用性。知识资源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再生应用的能力,可以反复使用。三是累积性。知识资源在其传递和使用过程当中可以累积,知识在人类系统进化和个体发育过程当中都是累增的,且具有不可逆转的特性。四是渗透性。知识资源具有极大的渗透性,一种知识资源可以渗透到许多领域而产生影响,大量知识资源相互渗透使智能呈指数式迅速膨胀,造成“知识裂变”。五是时空相对性。知识资源的空间可以虚拟,无法用感官去度量知识资源在载体中的空间和形状。另外,知识资源所占空间可以压缩,所以,同样的空间所储存的资源是不同的。知识资源的时效性特征也是很显著的。有些信息一旦,就会使另一些同类信息毫无价值,而有些信息迟早都不会影响其价值。知识资源时效的长短也是相对的、不确定的。知识资源经常被创新淘汰,在淘汰中积累,在积累的基础上再创新,所以,知识资源就是创新资源。

(三)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从知识存在的状态看,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是可以通过正常的语言方式传播的知识,是可表达的,有物质存在的,可确知的,已被文本化了的知识。所以,显性知识是知识管理明示的对象,是知识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直接动力。隐性知识则是未被文本化或难以被文本化的知识,因而有难以言明和模仿、不易被复制的特点。它包括那些非正式的、难以表达的技能、技巧、经验和诀窍等,即它不易用语言表达。另外,也包括个人的直觉、灵感、洞察力、价值观、心智模式等,这些认识方面的隐性知识会深深影响到个体的行为方式。隐性知识属更深层次的、由个体拥有并控制的知识,是组织进行知识创新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和源泉。

知识管理的内容

知识管理简单地说,就是对知识进行管理和运用知识进行管理的学问。它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管理。在实施过程当中,是根据知识的特点及知识经济研究领域的认识阶段来进行的。知识经济认识领域分三步进行:一是知识价值论,核心是强调知识的重要性和知识的价值;二是知识创新论,主要探讨知识创新的机制和过程;三是知识转化论,主要着眼于知识的转化和知识如何参与分配和共享。其中,知识的价值已在人们中达成了共识,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管理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知识转化和共享并在转化与共享中创新。

(一)促使组织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互相转化

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是多方位的,一般包括:

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这个转化的目的是推动内部的显性知识交流,以减少信息流的摩擦,降低运行成本,是发挥知识外部性的直接方法。显性知识间的转化是知识管理明示的对象,是知识转化为企业竞争力的直接动力。

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这步转化的意义在于:由员工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后,再通过显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的机制使其创新知识被企业共享,从而建立鼓励员工的创新行为机制,以激发员工的潜能来达到这步转化。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的转化是知识转化的核心,是知识生产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途径。

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隐性知识是创新的源泉,而隐性知识本身也需要不断的积累、更新,如果隐性知识停滞不前,显性知识也将被定格并很快就会落后。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与员工的学习能力和素质密切相关,所以企业应加强员工的素质培训,建立学习机制来鼓励员工的自发转化行为。

隐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化。这一过程是知识管理中最高层次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因为隐性知识具有隐匿性、不易传播的特点,如何进行隐性知识间的转化,其根源在于其知识所有人的知识隐性维度、观点、情绪及所处的环境氛围。人类掌握隐性知识的动机、多少及使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在隐性的维度下潜意识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由此可知:首先,学习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干预的效果有限。其次,个人的所知比所表达的要丰富的多。组织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将个人蕴藏的隐性知识向外展现,转为他人隐性知识的来源,并发挥其乘数作用,去伪存真,创造具有价值的知识。所以,隐性知识间的转化速率、范围及深度,取决于一个个体的工作氛围和激励机制。

(二)促使知识共享

知识共享是指知识所有者与他人分享自己的知识,是知识从个体拥有向群体拥有的转变过程。由于知识从本质上来说是可以相互交流与学习的,而且使用的越多就越能创造出新的知识,因此,知识产品就与具有排他性、有限性的物质产品有着天然的区别,但由于先进知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给拥有者带来丰厚的收益,所以拥有者会极力维持知识的垄断性。所以,知识是不能自动实现共享的,必须通过鉴别知识范围和类型,创造一定的途径才能达到。

1.从知识共享范围看,有企业内部知识共享和企业外部知识共享。组织的知识管理应先从内部知识共享开始,然后通过企业内部网络与外部网络的接口,再向外延伸。对于组织内部知识应在坚持平等性原则和开发性原则的基础上,畅通知识共享的渠道。如改善与重构组织结构,建立对知识共享的激励机制,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网络硬件设施和必要的规章制度等软件措施和必要的规章制度等措施来实现。相对组织内部知识共享来说,组织外部知识游离于企业的可控范围之外,不为组织所左右,但它对组织的经营与运行有很大的影响。组织外部知识共享可根据其外部知识与组织的密切相关程度和外部环境的复杂程度,依次采取经营策略的变化去影响,或是预测知识走势去主动适应等方式去实现。

2.从知识共享类型分,有显性知识共享和隐性知识共享。显性知识共享是伴随着知识传播方式的变化而发展的。近年来,磁介质和光电技术的发展,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不仅使人类知识的存储和传播成本大幅度降低,同时也提供了渠道多元化的学习方式,极大地加速了显性知识的可获取性和共享性。

隐性知识的共享一般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个体因素。知识独占能产生垄断利润,所以知识拥有者为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会阻碍隐性知识的共享。二是组织因素。组织环境与氛围影响隐性知识的共享。如在传统的层次机构设置下,员工的思维和工作能力受制度和岗位的约束,员工之间缺乏超制度以外的直接接触和互动交流,难以推动隐性知识的共享。三是社会文化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知识共享的途径与程度是有区别的。如东方人的谨慎、含蓄、内向的性格使得东方人在与人的初步交流时会产生一些障碍,但东方人却善于使用非正式的方式传递信息,这也许是隐性知识共享的一种“隐性”力量。

3.从共享方向来看,知识共享分顺向共享、逆向共享和横向共享。知识的价值以两种形态存在,一种是无形形态,即知识的认识价值;另一种是它的物质形态,是知识的认识价值通过实践实现的,即知识的实践价值。认识价值主要反映知识生成的主观意识性,它既可能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也可能是人们发挥能动性对已有的经验知识进行加工和再行思考的结果,所以它是一种隐性的潜在价值,当人们在它的影响和指导下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它来改造外面的主观和客观世界时,它将变为物质的或精神的实践价值,实现了知识的价值目的。

这种实现有三条途径:一是顺向实现。即由认识价值到实践价值的共享。先有少数人或企业的新的认识发展为新技术、新工艺,生产出低成本、高价值的产品供大多数人共享。二是逆向共享。在现有技术和产品基础上,解剖其“生成”方式、“还原”其结构原理,重新认识它的价值,以便再取得新的突破。三是横向共享。首先是认识价值的形态的共享。一般说,知识的认识价值在人们之间的相互共享是互动的。因为人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本能,当他遇到新的知识时,经常并不是一成不变地、死板僵化地全盘接受。事实上,当人们收到新的知识信号时,经常受其启发,会有意识地加以改造和发展成新的认识价值;再则,由于人们思维的差异性,对同一种原理性的认识价值,可以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知识的认识价值在人们之间的横向共享,往往表现出由小到大的趋势;另外是实践价值之间的共享。由于知识的实践价值能够使其物质和精神在实践中体现它的产出效能,这使得知识实践价值的横向共享效果更加便捷和有效。

(三)促进组织知识创新

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了组织成功的基础,具有新的特征和要求:

更加开阔的创新思维。创新思维的差异直接导致创新方式及效果的差异。传统的“内部独立研制创新”模式受制于研制力量,致使创新效率低下。经济全球化趋势及知识共享范围的扩大,创新必须建立在“开放性”思维的基础上,即知识创新与其价值转化必须通过社会性协作过程当中互相沟通交流并加以“研制”来实施。

创新方式互动化。随着知识共享平台的进一步建立,知识产品的加速发展及社会对知识产品需求的日益增大,个体和组织只靠独自的创新能力来完成大型的、关键的创新项目日见力不从心。所以,创新已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有关社会知识创新、技术知识发明和应用系统的创造相互作用的产物,已具有了一种整体的、协同的、互动的系统特征。

知识流动因子多元化。过去的创新一般集中于投入和产出分析中,大多表现为静态性和线向性的特点,而新时代创新系统的运作效应依赖于知识流的流动性和联系性。所以,新时代创新系统是由诸如企业、学校、研究机构等这些创新因子为了一系列共同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建设成相互联系的机构网络,在这些因子之间进行着一系列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活动。

创新机制的转移。现在的创新机制大多是重点控制和影响企业内部“知识存量”的内容和处所的累积机制,应主要控制和影响内部知识源和外部知识源之间平衡的界面机制。

现阶段知识管理的实务

(一)更新企业经营理念

建立共生的观念。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或个体开发新知识的相对能力越来越小,局限于企业或个体的知识创新的潜力及研发绩效将受到极大的限制,不同的社会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目标进行知识共享、合作开发,才能达到合作方双赢、社会共赢的目的。

建立文化吸收理念。据统计,在广东深圳的不到经营期限中途解散的三资企业中,大约有34%的企业是因为文化冲突解散的,这就充分说明了不同经济主体合作中文化融合的重要性。知识的转化与创新是在不同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作用下完成,而这种互动完成必须在其行为主体间的文化融合的状态下才能完成。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任何组织都需要认真对待文化性质与结构的问题,对内应建立组织的文化,对外应容纳与借鉴外部文化。通过组织内外部成员间的文化认同推动知识的发展与更新。

建立垄断与共享结合的理念。知识的组织垄断有利于本组织竞争优势的形成,知识共享有利于行业或社会知识水平的提高,进而使本组织受益,所以,组织并不需要限制所有知识的对外传播,相反,应以共享为主、垄断和保密为次。首先要做到在不损害本组织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与他人共享知识;其次,也应认识到,组织在向社会提供优势成果的同时,应不断地向社会吸收知识,进一步增加自身的创新能力。

(二)加强组织间的知识合作

组织间进行知识合作可以产生三种效应:

知识的聚合效应。通过组织间的知识合作,使组织原有的知识系统进行联合与补充,汇合成为组织之间的知识网络。这将使得各自知识优势得到叠加与延伸、强化与巩固。在未对组织进行专门性优势知识追加投资的情况下,通过这种知识聚合来实现优势知识的发展与完善,既可加速知识成果的转化,又可避免专门知识过度投资的倾向。

知识的重组效应。在知识合作过程当中,知识超越了组织的边界,在组织之间不停地传递、交流,为知识突破原有使用的限制或者路径依赖性创造了条件,形成了知识要素之间的重组。

知识的激活效应。知识合作可以通过互动增加知识激活的机会,形成原有组织所不具备的新知识。来自不同组织的知识合作,可以彼此相互交流与分享、彼此沟通与对话,在这种开放的动态的知识互动中,新知识得以产生。

(三)建立企业间的知识动态联盟

进入工业经济后期,“竞合”的理念已得到广泛认可。但是,在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时代,这种“竞合”的关系就进一步发展成另一种更为高级的形式,那就是在组织之间建立动态联盟。动态联盟的基点在于:一是实行的是动态联合,而不是刚性联合,使组织间的“竞”与“合”变得更为兼容,既可保持竞争的活力,又可避免两败俱伤的过度竞争;二是动态联盟构筑在集中各方面优势的基础上,因此能做出快速响应市场机遇的决策;三是实现的动态联盟可以解决如何利用社会现有存量知识,实现知识资源的最优配置。

(四)打造知识生成和价值转化的组织

建立学习型组织。知识生成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学习。这是因为:一是知识有积累性的特性,只有不断学习,才能掌握更多的知识,也只有在一定的知识基础上,才能有效地组合、配置并创造知识;二是知识有一个老化的问题。随着各个领域的知识爆炸,知识的有效期会不断缩短,因此,组织必须不断更新、补充、增添和创造更多的知识,才能保持竞争的优势。

建立知识生产和转化的机制。包括物质手段基础与有效的制度机制。完善物质基础能为组织学习提供一个完好的基础设施网络,包括配置因特网设施,建立较完善的知识信息、技术资料等资料库。利用组织内部以及外部大量可编码的知识,人们能够随时查阅、学习、分析相关资料,在此过程中整合和创造新的知识。

有效的知识管理制度机制指建立有利于组织成员彼此进行合作的创造性方式和激励组织成员参与知识共享的制度机制。内容包括:一是要建立组织学习的制度,二是要设立知识主管,三是建立激励机制。

建立完善的精神环境基础。精神环境基础是指创造一个借助组织力量来形成一个创造型组织视野的组织文化氛围。这种组织文化应有利于组织知识创新的作用有:首先,它能展示一个愿景。这个愿景的功能就如雷蒙德•迈而斯所说的那样:“展示伟大愿景的企业文化,就是力图准确地定义组织将要探寻的知识流,然后向它们看齐”。同时,这个愿景应是一个共同愿景,力图把组织的价值观和个人的价值观及发展方向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共同愿景。其次,它能鼓励创新。即这种组织文化能鼓励员工以创新的方式来思考问题,以不同的观点来处理问题或机会,以便创造出更多的新的机会,得到新的理解或学习。

基点范文篇7

一、问题的提出

每一学科都是一个概念系统，它并非概念的堆集，而是按客观逻辑依次展开。《资本论》就是从商品二重性--价值--交换--货币--资本……依次展开。半个世纪以来对成本会计的论述自不例外:这些教材都不约而同地从分析商品二重性开始，从价值引向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由于成本不包含剩余劳动，于是从社会必要生产费引向成本本质。但都讳言成本!不直截说出成本是什么，回避给成本下定义。历史上大概只是唯心论的佛教禅宗讲顿悟，才主张第一义不可说。科学不能这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l卷第5章阐述劳动过程时，就引用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tool-makinganima心制造工具的动物。相形之下，一些成本文献老是从抽象到抽象，因为本质或实质终归是抽象，似乎在做文字游戏。

这些教材的作者对成本的本质或实质并不一定了然，当叙述到损失性费用时便破绽立见。许多文献将废品损失之类一律称为损失性费用，并不考察这些损失在一定生产力水平条件下，是否是正常的、必要的，能否避免的，都顾名思义地认定为非必要生产费。

上述教本就写道:损失性支出(如废品损失)虽不形成产品价值，也需列入产品成本。·…¨必须严格控制。这种不考虑生产力水平、对损失一律视同非必要生产费，主张严格控制，要求损失和消耗越少越好的片面观点，对指导成本管理实践只能有害无益。

不妨设想，某种废品损失在当今生产力条件下是正常的，必要的;为了坚持严格控制的理论指导，生产中很可以一味精工细作，因而废品确实可能下降。但是为此精工细作的所费往往超出降低废品的所得。物料消耗也是如此，例如机械运转要添加润滑油，多加固然浪费，如果一味控制，添加过少便会导致部件磨损，甚至出现大事故。固定资产寿命以及炼钢炉龄也不是越长越好，明眼人都清楚，可是一些成本教材中却孤立、静止地重复严格控制的说教，这不是理论远落后于实践吗引以上只不过是就成本论成本，省小失大。事实发展还不尽如此。深圳有一家南方玻璃公司，公司股票上市称深南玻，在筹备股票上市时公司废品达40%以上。公司管理层居然宣称:必须坚持高废品率，赢得信誉，以便出口获得优价。这远不是传统的严格控制观念，也不是就成本论成本，而是就信誉，优价来看待废品。小荷刚露尖尖角!这正是一种成本管理的新视野，而成本会计理论是否值得更新呢!

此外，如百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以及可控制成本和不可控制成本，都是一对对辩证概念，其间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又如辅助车间的若干种分配方法之间，分明存在辩证的联系和关系。

不妨顺便指出:上述三对辩证概念即六个成本名词或术语在中国成本文献中，往往不称成本而称为费用，如直接费用等等。成本与费用混淆不清。而且用费用表述成本的频率高得多川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财务通则》规定企业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财务费用当作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换言之，费用不应计人产品成本。可以认为，这是与国际接轨的开端，但两则对成本和费用的区分作了不正确的表述，只好另文讨论。这里只简述西方对二者的区分:成本是有效的成本(un-expiredcost)，是可以计人库存(当作资产)的成本(inventorialcost)刊;而费用是失效的成本(expriredcost)，当然也是不应计人库存并构成资产的成本。成本文献中构词不当的名词术语远不只上述，不赘述。

二、几点反思

(一)成本不属于价值范畴。《资本论》旨在分析资本剥削制度，因此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最常见的商品的二重性人手，正是抓住了要领;但是作为成本会计教材也从分析商品二重性开始，这是为了说明什么呢?可能是一些理论工作者依据马克思关于价值w的公式:W＝C+V+m，令成本为k，于是:w=k+m，移项:k＝w－m也就是:成本等于商品价值减剩余价值。但须指出:这里的成本k是一个抽象，或者说，它是成本的本质部分，即社会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并非成本会计作为对象的现实的历史成本。

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3卷第1章指出，成本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价值本身的一个范畴。不仅指明是假象，并且正面指出，成本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的形成或同资本的增值过程毫无关系。(中共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资本论》第3卷第33页)。换言之，成本只是生产过程中的耗费，资本借生产耗费的过程来对劳动者实行剥削，但这种生产耗费与榨取的剩余价值率和量的大小程度是毫不相关的。由此可见，半个世纪以来借助从商品二重性人手来解说成本，从根本上是误会，从惟理上终于未能将成本是什么说明白。

(二)不能脱离生产力论成本。由于从商品二重性入手阐述成本，并由价值代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推导出成本之本质是社会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这种从抽象到抽象的推导是不必经过深思熟虑，完全可以从形式逻辑推导得出的。以上不加区分地将废品损失断定为不构成产品价值的说法，当然也是不遵从辩证逻辑而按照形式逻辑得出的推论。然而这毫厘之差，却谬以千里。

马克思曾举工厂纺织棉纱为例，假定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1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棉花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成为飞花(同上书第3卷第232页)。由此可见，对飞花的损失，废品损失和其它类似损失，都应作如是观:即考虑平均加工条件。，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一部人类社会史，特别是科技发展史中，每一进步的标志不是生产什么而是如何生产。乡村的水磨出现使人类进入农业社会，蒸汽机的发明使人类进人工业社会，而生产力的提高总是和成本呈反比例而下降。半个世纪以来，科技总是从代用和缩微以及上规模这三方面促使成本神奇般地飞速下降。代用的事例十分普遍，用玻璃纤维代铜线传输信息，用量少、成本低、传输的信息量多，几不可同日而语。缩微的典型是电子工业，由电子管发展到晶体管，再从集成电路发展到第儿代的集成电路。如今不到手掌大的计算器在20世纪40年代居然是要占用两间办公室的庞大装置，因此它的生产成本以每10年下降90%的高速度展现出来。而以上诸方面的结果又使世界对铜、钢铁等传统材料的需求日趋下降，对节约世界非再生产资源又是好事。

以上所谓一念之差，是指过去只是从概念推导得出成本本质是必要生产费的一部分，却未真正理解社会生产力才是区别必要与非必要生产费的分水岭，而生产力又可由人力推进而变动不居的。可是过去的成本文献中再不涉及从必要费与非必要费二者的区别中探讨从不同途径谋求降低成本的措施的可能性。这无疑是根本性的欠缺。可以认为，成本会计除了提供信息，更应把如何谋求降低和优化成本当成更主要的任务，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例如:

l、对非必要生产费可以从加强常规管理，尽可能地谋求节约；

2、对必要生产费同样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地有所作为:

其一是从技术改造或革新来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必要费转化为非必要费；

其二是采用优化的途径，即便生产技术上不曾变动，同样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我曾在拙著《经济效益审计》(1991年改革出版社版)第3章后另增附录专广]讨论优化，并就单指标、双指标、多指标直至系统优化逐一举例。扼要说来:

(1)单指标。采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对任何技术经济指标如炼钢炉龄、设备、房屋使用寿命、废品率、实收率等都可从为此付出的代价，和因此所获的效益，从正负、得失之间权衡优劣。

(2)双指标。最直接的是从二者的权衡中取舍小失获大利的途径，此外可采趋利避弊的作法，例如锌矿石因埋藏不深导致氧化，以致浮游选矿中氧化矿难选，流失大而实收率低，而冶炼过程中氧化与硫化矿石并无差别，实收率都在90%以上。于是，在选矿过程中尽可能少地提高精矿品位，留待冶炼过程提高金属纯度，以减省有益资源的流失。退一步，产氧矿的矿山总有未经氧化的硫化矿，而且总是氧化矿占少量。于是不妨尽可能提高硫化矿的精矿品位，使之与精矿品位不高的氧化矿混合，既达到约定的精矿品位标准，又降低了资源流失。

(3)三个相联的指标。这时相互比较权衡的因素既多，避弊趋利的思路更广宽。要言之，纳入考察的指标越多，更利于适用系统分析。补述一句:运用唯物辩证法，除了对单指标运用一分为二，其余是讲联系;归根到底，一一分为二仍然是考察分为二的双方的联系，分的目的是找到二，从而看双方联系。由此可见，优化讲系统分析，实际是辩证法。

三、生产二重性

看来从商品二重性的分析人手来阐述成本，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并且因为忽视生产力水平对成本的决定性意义，从此脱离成本与生产力以及产品和市场之间依存制的联系和关系，局限于就成本论成本，使成本会计从理论上走向死胡同，因而有必要从根本上考虑改革。正确的选择应政从生产二重性出发。生产过程既是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过程，同时也是产品的形成过程。投入和产出是活生生的现实，彼此又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投人是为了产出，没有投入便没有产出;不求产出自然不会投入，无效的产出也使投人变成浪费。

从分析生产二重性出发，再从生产的耗费直接引出成本的概念和定义，从生产的目的和结果引向产品和市场。从此成本和产品再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的概念，永远是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而这种统一中又以生产力为中间的基本连结链，这里包含双重意义:一是产品成本水平基本取于当前生产力水平，前者按后者的不断提高而呈反方向下降;二是社会进步、生产力进步不取决于生产什么，关键是如何生产，说到底生产中是生产力为主导才将人、财、物的耗费转换特区财会为产品(劳务)的。这样的表述对第一、二、三产业都适用，是成本计算期有长(例如造林、房地产开发)有短(女助Ul工业)，不容许人为地一刀切。《企业会计准则》将会计计算朔规定为月、季、年;而《财务通则》又规定三项费用当作期间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缘于数十年来对产品成本的理解十分狭窄，几乎在理论上局限于工业产品的结果。对于十年树木的林业以及起码一年以上甚至长达三、五年的房地产开发业，如果不另作补充规定，便会使这类行业或产业在产品竣工或成材可以销售前数年无端在帐面上出现虚亏!

基点范文篇8

【关键词】医学人道主义；经济理性冲动；伦理共同体；基点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07SK242）

Thenewbasisofthemedicalhumanitarian

YouWubing

EconomicalandManagementDepatment,AnhuiTraditionalChineseMedicalCollege,HefeiAnhui230038

【Abstract】Medicalhumanitarianasthemainethicalprincipalisshowninoralor“virtual",thisisduetotheimpulseoftheeconomicalrational.Regaintheloftyofthemedicalhumanitarian,awarenessandConstructionofethics-communityisthenewbasisofmedicalhumanitarian.

【Keywords】Medicalhumanitarian;Economicalrationalimpulse;Ethics-community;Thebasis

医学人道主义作为指导医疗实践的核心理念，它的伦理内蕴要求医务人员在医学活动中应以同情患者疾苦、尊重患者的人格和就医权利、同等珍视患者的生命价值和质量价值为旨要，从而表征出“医乃仁术”的宏旨。但在现实实践中，医学人道主义往往流于口头或被“虚化”，很多情形下医务人员和医疗机构面对患者尤其是经济贫困的患者表现出“救治无意识”的态势，也使医患关系造成不同程度的紧张。新境遇下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基点必须加以诠释。

1医学人道主义弱化之源：经济理性冲动

理性的唤醒，曾经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锐利的人文武器来反对宗教神学，使人挣脱了“它者”的束缚，“禁欲主义”也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取代其的是对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的冲动。市场经济社会的到来，经济理性冲动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有力杠杆，给资本主义社会带来经济上的繁荣壮观景象，但同时，经济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巨大的人文精神失落的危机。我们知道，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和对伦理道德的景仰常常处于两难境界，两者的协调常常处于悖论之中，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话语来表述就是“义利不可兼得”。欲望常促使人不择手段来获取利益，这样挣脱道德理性制约的经济理性冲动带来一系列根深蒂固的现代社会“人文疾病”，比如精神家园的丧失、人类自身的迷失等。中国作为一个改革开放较晚的国家，市场经济是必须要完成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理性冲动这个市场经济本有的顽症无疑也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影响，可以这样说，经济理性冲动之“酸”在当今消融着一切支撑人的传统固有的伦理观念和道德信仰，医学领域作为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经济理性冲动也对医学领域许多支撑医务人员信仰的精神理念带来冲击，医学人道主义理念的弱化之源也应该归因于经济理性冲动。

医学人道主义是吸取西方人道论的观点而明确提出来的。其实自从有医学职业开始，朴素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就已经产生了，这种从尊重人的人格出发，平等救治一切患者的理念也已成为医务人员孜孜不倦坚守的职业情操，外显在医疗实践中，医务人员应该从不计任何名利为出发点，尽职尽责为患者生命健康护航，更不应该以患者的经济、文化政治背景的不同而实施不同的治疗，从而彰显医学人道主义追求的崇高道德目标。但现实中医院为自身发展，也加入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时代潮流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医疗事业机构的公益性质，医院方似有任意提高医药价格、医疗费用之嫌，造成“看病难、看病贵”的普遍现象，家庭经济不景气的患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疗或医院根本就拒绝给与治疗，比如现在医院实行的看病前要交纳的“押金”措施，交不起“押金”很明显就得不到救治或一旦“押金”余额不足，医院马上就会终止给与的治疗，这些很明显都是违背医学人道主义的。作为人道主义体现的载体医生在面对经济理性冲动的浪潮中很多也极易退去本色，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不顾及患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和治疗方案的需要与否，有的医生一味给患者开出“大检查单”、“大处方单”，更有甚者，有的医生还对患者索要“红包”，无形中加重了患者的经济开支，给医患关系也带来产生紧张的因素。“医院的门朝南开，没钱治疗别进来”这虽然只是一句笑谈，但确实是当今社会经济理性冲动下的医学人道主义被淡化的写照。

2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基点：伦理共同体

去除医学人道主义虚无或流于口头的流弊，必须找到医学人道主义出场的合法度性解释，也就是医学人道主义得以建基的理论基础。伦理共同体理论应成为解决此问题的理论依据。所谓共同体，“是可以在其中获得相对同质的价值体系，以及个人必须从属于结构化的和有组织的团体和单位”［1］，可见一个共同体的形成和维持，是以组成群体的各个个体具有相同的价值观为前提条件的。伦理共同体是指在具有共同利益基础之上达成价值共识,形成相应的符合大家共同意愿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原则，从而结成相对稳定的人与人相互联系的一种结构稳态。在这种同一伦理共同体中,由于人们追求的价值目标一致，彼此又能达到双赢的境况，所以人们能够自觉遵守一系列的共同行为规范，来调节各自的行为，使其道德化。用马克思的话表述就是，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2］而那种真实的共同体应是成员间具有真实的利益追求而达成和谐、合作的群体。只有在这种真实的利益共同体内，才能形成真实的伦理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论德性篇中提出:“在任何一个时代建立一个社会共同体，所要具备的是:要实现共同利益，要为参与共同体的所有成员带来共同享有的利益。”［3］按亚氏的看法，我们可以理解为:只有在利益一致时，共同体成员对善与德性的看法广泛一致时，才能使得公民之间连接组合真实共同体成为可能。麦金太尔在《德性之后》也有关于此的论述，他说:“在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内，对共同利益的共同追求是道德原则赖以存在的一个基本背景条件。”［4］可见，只有当人们在交往共同体中结成的关系是真实的利益共同体，此时人们的价值追求目标一致，达成道德共识，形成真实的伦理共同体，才能自觉践行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不去破坏它。对医务人员来说，只有认识到医患之间确实存在着真实的伦理共同体，相应才会自觉践行医学人道主义。

那么医患之间是否可以具有真实的伦理共同体？我们知道，医患关系是人类为对抗疾病，维护健康而结成的利益联系。它是以医务人员为一方，以患者为一方，在诊断、治疗、康复、预防和保健中结成的人际关系。医患关系中各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大家都是战胜致病因素来维护人类健康。体现在病人期盼恢复身体健康，医生努力医治病人的健康，两者交往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健康而达成共识，形成真实的伦理共同体。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在初始阶段，是个体与个体交往的关系，医生对病人的诊断和治疗都是通过直接的接触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感染着医生，会激发出医生的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精神，医患之间常处于和谐的境界中。也可以理解为伦理共同体在医患之间本源就存在的，只是由于后来医生与病人关系发生了变化，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一个医生要面对多个病人，医生的耐心减退；还有由于高科技的出现和介入，医生大量利用科技手段,使医患关系处于被“物化”的境况，医患关系的矛盾开始凸显，这种伦理共同体被有所破环。而后果就是医务人员对患者救治的麻木和无意识，医学人道主义常常被抛掷一边，导致医疗效果的不佳。其实这对医务人员本身也是无益的，它会损害医务人员的医疗形象和其它切身利益。所以医务人员如认识到“医”和“患”其实是可以处于也应该处于一个真实的伦理共同体之中，就会自觉践行医学人道主义，在医疗实践中担起重要的角色，和患者一起共同与疾病抗争。

3医学人道主义强化之途径：伦理共同体的构建

面对经济理性冲动对医学人道主义的强势关系现状，必须寻求伦理共同体的构建之途径，以此来平衡这种失范的态势，找回医学人道主义的崇高。

伦理共同体的构建首先要加强对医务人员医德教育。医德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卫生服务中应该具有的仁爱、救死扶伤的品德，是道德德目在医务人员身上的内化，更是医务人员必须具备的最起码的要求。没有医德的医生，即使技艺再高超，也算不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医生，“无德不成医”。一个缺乏医德的医生认识不到医疗职业的崇高性和不计功利性，在行医时只会求取名利，肯定会千方百计从病人身上索取钱财，置医学人道主义职业道德而不顾。而一个医德高尚的医务人员，会自觉认识到医学事业的“救世救人”属性，不是谋利事业，从而抵制社会上对经济利益的过度崇拜趋向，同情患者的疾苦，把患者看作与自己处于一个共同体之中，尽心救治患者，这样也会造就自己的功名。但医德的产生不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说，医生的良好品德不是天生就会具有的，它的产生是医生在学习和长期实践中积累、发展起来的，医德具有很强的教育性、实践性。所以加强对医务人员经常的医德教育，可以使其增强对医学事业的认识，对伦理共同体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其次，加强医务人员诊疗实践中对患者的人文关怀要求。现代诊疗过程中，机器检查和治疗有部分或全部代替医务人员作用的趋势，很多原因是因为医院和医务人员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来造成的结果，患者往往面对机器的时间超过与医生交流的时间，使诊疗过程缺少医生人性化的关怀。建构伦理共同体，作为医务人员应当在交往中发挥主导作用，自觉体现出人文关怀精神。患者作为躯体或心理上产生了和健康人群的不同，他们相对我们就是“弱势群体”，更需要得到照顾和关爱，不能被排除于共同体之外，作为“人”的存在，他们理应受到医学人道主义的对待，得到比健康人群更多的关爱。医务人员作为直接面对患者的人，面对患者时应该注重交往中语言的礼貌性、安慰性、保护性，以消解患者的畏惧和不安心理。患者就医时由于是初次谋面，对医生的一个表情，一个眼神都会做出情绪反映，因此医生应当行为端正，稳重可信，诊疗耐心，增强患者的信任感，这些都是对患者人文关怀的体现，而只有医务人员首先在实践中真正认识到与患者的息息相存的关系，才能付出对患者的关怀，为建立良好的共同体打下基础。

再次，还应认识到，伦理共同体的构建也需要患者做出回应。伦理共同体在医疗实践领域，毕竟患者也是主要角色之一，患者也应该在伦理共同体的构建中参与互动，不去破坏共同体的存在，患者应该积极配合医生和尊重医生，共同努力来促使疾病早日康复。

当真实的伦理共同体在医疗实践中被认识和构建起来，医生就会自觉践行崇高的医学人道主义，以道德理性来规约现实经济理性冲动的强势，尽心为患者服务。

【参考文献】

［1］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M］，重庆出版社，1990：38

［2］《马恩选集》［M］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119

基点范文篇9

关键词:大学英语;课程设置;应用预期;实践理性

一、背离需求:造成大学外语课程现实困局的总根源

自恢复高考以来，大学外语界一直为应对社会精英的“哑巴英语”、“聋子英语”之类诟病而颜面尽失，一直为学生不断下降的学习兴趣而焦头烂额———随着高校大规模扩招这种境遇更加严重了。面对内外交困之局，大学外语界虽然颇费思量，但始终未能“突出重围”。现行的经过试验、试行尝试的分级教学模式在总体上仍然不容乐观:它在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及教学内容上仍未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1］，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大学英语课程综合性的桎梏［2］，它并没有从根本上破解大学外语界的上述困局。仅就破解“社会精英之诟病”和“学生学习兴趣萎靡”这两个心结而言，大学外语界尽可以从大学外语之整个教学过程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寻求破解之路，但这种局限于操作层面的努力终究无法破解我等之困局。我们必须反思我们为什么未能趟出确实可行的破解之路。就破解心结之术而言，我们迫切需要“阿基米德点”———能够支撑撬动大学外语教学走出窘境的理性基点，迫切需要找出破解死结的关键环节。事实上，对于大学外语教学而言，无论是社会精英的诟病，还是学生学习兴趣的萎靡，都可以化归为外语语言能力需求问题。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指涉的是社会需求问题，后者指涉的是个体需求问题。正是在“供给”与“需求”的意义上，形成了大学外语教学界与(社会精英所要求的)社会需求之间、大学外语教学界与(绝大多数)学生个体之间的271性质截然不同的两类矛盾。前者的核心问题是“供给不足”问题，而后者的核心问题是“供给过剩”问题。社会精英要求高校培养出外语语言能力“听、说、读、写、译”诸方面都样样高超的精英人才，然而，对于既无成为精英之可能，也无成为精英之奢望的绝大多数受教育者而言，他们实在难以想象出自己会有需要外语交际能力的职业预期。相对于大学外语教学界的“供给”而言，这又形成一对在实际应用预期上难以融通的矛盾。在高校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需求预期的意义上，对于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以至于部分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大学外语教学而言，社会精英的要求确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将培养精英人才的要求强加于所有大学，强加于所有学生，就是大谬特谬了。阙如杨治中教授指出的:“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毕业后需要用到英语听说能力的学生人数还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多数的学生毕业后基本上用不到英语听说能力，与其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训练他们的听说能力，倒不如让学生更多地加强英语的阅读能力，这是比较现实的、比较符合中国国情的。”［3］事实上，背离需求是造成大学外语课程现实困局的总根源。如果我们纠结于“哑巴英语”、“聋子英语”诟病，将整个大学外语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的设计都屈从于社会精英的舆论压力，强行要求所有高校受教育者在“听、说、读、写、译”诸方面样样提高，进而还加上个“特别是听说能力”的特别要求，这实在不能算作是合理的明智的选择。面对逃课日盛、排斥抵制情绪弥漫的现实，是到了我们该清醒的时候了。而社会各界精英也不要动辄就不加区别地对大学外语教学提出“一刀切”的、貌似正确但缺乏教育理性的过分要求。在已经步入“大众化”高等教育之际，我们必须对大学外语教学的一些刚性要求做出理性反思。

二、应用预期悬置:现行大学英语课程设计的根本缺陷

从根本上说，造成大学外语教学界内外交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社会各界精英不尽合理的批评，我们大学外语界应当有的放矢地做出正面回应，对于学生外语语言能力的现实状况和实际需求予以必要说明，以消弭社会精英对大学外语教学状况的误判，以减少社会精英对大学外语教育的误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大学外语界不应承受的社会压力。消极应对、默默承受是不可取的，大学外语界人士必须积极地做出必要的和合情合理的回应。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度纠结于社会各界精英的诟病，更应当剖析自我，对大学外语的教育教学目的，对现行大学外语教育的制度设计，对大学外语的课程设计，进行必要的理性反思和系统梳理，以求得具有实践意义的，符合国家需要、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之实际应用预期的改革方案。现行大学外语分级教学的理念和课程模式，无论从“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学生的就业去向看，还是从新时期国家人才发展战略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战略思维看，都存在严重缺陷。教育理性的缺失和实际应用预期的悬置，是现行“大学英语”课程设计的根本缺陷。只不过，长期以来，大学外语界人士大多过度钟情于具体教学方式上的变革，关于人才培养的讨论往往囿于外语语言能力，研究议题往往缺乏必要的教育理性框架，更未涉及关于大学外语教学的“人本”考量。作为制度设计研究的关于大学外语分级教学的研究，所根据的“外语教学理论”并没有涉及关于学生未来实际需要的任何考量，大多集中于外语分级教学的必要性、效果和一些个别性的实际问题方面，针对分级标准、方法和模式所做的研究并不多，更鲜有关于分级教学方式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的探讨。［4］现行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只能算作是对社会上“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批评的简单回应，还远未顾及人才发展、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等根本性议题。作为《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制定的参与者蔡基刚教授在阐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原因时指出:“改革主要出于两个原因:第一，外语教学存在投入大、效率低的问题，‘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现象一直得不到有效解决;第二，21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际交往日益密切，增强大学生的国际交流能力成为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大事。因此，政府将培养策略调整为借助现代网络多媒体技术突出培养学生听说能力。”［5］然而，大学外语教学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与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相对接，也必须将学生未来发展作为教学制度设计的根本依据。因此，改革提高原有分级模式是值得教育者思考和研究的一个大问题。［6］《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明确了国家“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发展战略，明确要求要“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这里要特别注意给三种类型人才加的基数定语:“数以亿计的”、“数以千万计的”和“一大批”。显然，对于已步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任务而言，最具“民生”意义的因而也是最为基本的，是那些“数以亿计的”未来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未来的“专门人才”，因为他们是本世纪中叶整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根本性的基础和中坚，尽管“拔尖创新人才”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于“数以亿计”和“数以千万计”的受教育者，是否人人都必须承担接受外语教育的义务，尚有存疑。就外语是否有必要作为必修课，有学者在论证比较充分的基础上给出了值得注意的批评。他们认为，外语必修制度“消耗了国民的太多时间、精力，但收效不明显，得不偿失”，而且“阻碍、扭曲了专业人才发展”，“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陷入应试教育深渊”，“外语固然重要，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重要。强迫用不上外语的数亿国民学外语，违背教育投资学规律，浪费国民的人力资源。”［7］在此，我们不想对外语教育政策作过多评论。但是，的确，对于“努力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任务而言，除了“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数以亿计的”和“数以千万计的”那些人究竟在多大比例上、多大机会上能够用到外语，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三、基于应用预期落实“类型”中“分级”: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建设的理性之途

事实上，比起是否有必要将外语作为必修课而言，让人更加纠结的是将外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作为强制性要求。虽然现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以下简称“《要求》”)一方面以“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弱化了对本科生综合英语水平的刚性要求，但又以“特别是听说能力”提出了缺乏应用预期之实践理性的刚性要求，《要求》明确规定:“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问题是，有几成的学生有可能以“听说”与“老外”直接交流?“听说能力”对于大多数学生有何实际意义?无数事实业已证明，接受过2年大学外语良好口语训练的学生，在多年之后，其外语口语能力照样会“退化”成“哑巴英语”“聋子英语”。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在他们未来职业生涯中能够使用外语口语(或者说需要外语听说能力)，实在是一个微乎其微的低概率预期。在“听说读写译”诸方面都“全面提高”，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这种对学生外语语言能力的求全责备本身就是缺乏理性的!对于在校时就为未来生计发愁，对于一毕业就可能遭遇“一职难求”窘境的学生，这样的要求显得有些不近情理，这样的外语能力对他们来说近乎天方夜谭!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种突出听说能力的外语语言能力“全面发展”的要求，与他们未来发展可能的实际需要是严重背离的。这种“刚性”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实在不能算作是一种理性选择。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精英对“聋子英语”“哑巴英语”的批评，并没有反映和体现广大学生的真实需要。听说能力固然重要，但“突出听说”是一种误导，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做法，我们不能仅仅被动地对社会精英的“聋子英语”“哑巴英语”批评做出盲从应对，不应盲目地“闭门造车”，毫不顾及学生的实际应用预期。大学外语课程设置必须考虑到那些具有实践意义的根本性议题，不能只考虑当下的教学效率，而不考虑大学外语教学的实际效益。显而易见，在已经步入“大众化”高等教育之际，《要求》依然没有摆脱“精英化”高等教育时代大学外语教学的思维模式。当下施行的分级教学，仍然是一种应试教育式的强制性教学模式，并未真正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性，从而也未能真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赵庆红等指出:“在制定和实施大学英语教改方案时，研究者、政府管理部门多从宏观角度，用自上而下的方式从教学目标制定、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强调从学校、教师层面开展工作，却忽视了对作为教育主体的大学生学习的研究，忽视了从教学的本源上去解决教学效果的问题。”［8］《要求》显然没有仔细考量学生的权利，特别是没有考虑学生获得平等发展、自主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权利，更没有赋予学生选择和决定大学公共外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参与权。虽然《要求》提到了所谓“自主学习”“以学生为主体”等字眼，但它并没有明确提及大学生对于所接受的大学外语教学的内容以及方式的决策参与权。而所谓的“以学生为中心”和“提高其自主学习能力”，也仅仅是考虑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问题;并且，因为《要求》没有考虑学生对自身未来发展中可能需要的外语语言能力的考量，自然也就没有考虑他们基于能力的需要预期，实际上也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对提高外语语言能力的“自主性”选择权。对于整个大学外语教学活动而言，“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突出“听说能力”的外语语言能力“全面发展”要求，怎么能调动起学生学习外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完全可以断言，“千篇一律”的课程体系和“千人一面”的教学要求，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赵庆红等指出:“大学英语教学没能充分体现和切实满足学生现实的学习需求，其直接后果是大多数学生学习动机的缺乏和学习兴趣的丧失。”［9］虽然《要求》提到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要考虑学生“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但是基于对外语语言能力的完美考量，特别是对“听说能力”的过度青睐，严重禁锢了课程设置和教学模式设计者的思维，对学生“今后”的考量也就成了虚无飘渺的东西。《要求》还指出:“大学英语教学应贯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以适应个性化教学的实际需要。”《要求》虽然指明了“大学英语教学应贯彻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但是关于“分类教学”和“因材施教”原则的具体内容或者意含却语焉不详。在“分类”原则方面仅是明确了“综合英语类、语言技能类、语言应用类、语言文化类和专业英语类等必修课程”的类型，并没有明确针对学生实际情况和需求的“分类指导”意见，并没有对“分类”理念、基本要求、目标考量等关键问题给予明确的指导意见。倒是在“指导原则”之后旋即明确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教学要求:“大学阶段的英语教学要求分为三个层次，即一般要求、较高要求和更高要求。”从现实结果看，《要求》与其说是倡导了“分类教学”，不如说是倡导了“分级教学”。与之相联系，在“因材施教”原则方面，《要求》所导引并得以施行的分级教学模式框架下的“因材施教”，仅仅是基于外语语言能力的“因材施教”，或者说仅仅是“因”学生英语水平高低不同之“材”而“施教”，根本没有顾及考量外语语言能力的应用价值。然而，对于具体语言能力潜质倾向不同的学生施行统一的分级教学模式，是既不符合公平原则，也不符合效率原则的;同样，对于有外语语言能力不同需求的学生而言，施行统一的分级教学模式，也是既不符合公平原则，更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所谓因材施教，既要照顾到学生的个性特点，更要关照到学生的实际需求。对于学生的毕业去向和实际应用预期而言，施行以人为本的大学外语教学，既是人文精神意义上的人性关怀，也是一种教育伦理意义上的现实考量。而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遵循教育规律，面向社会需求”，要“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要“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或者考量，我们的大学外语教学都应当使每个学生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也应当使他们在接受高等教育时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应当还给他们选择和决定能力旨趣、职业志趣和人生发展规划的权利和权力，对于外语能力训练而言自然也应当尊重他们的自主选择。杨惠中教授指出:“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大学英语教学，必须先明确大学英语课程的定位及课程的性质。”［10］既然“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要考虑学生“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就应当与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相对接，与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和高校办学定位相适应，与大学生职业预期相衔接，就应当紧密结合对未来实际的预期做出大学外语教学模式的合理设置，并且引导学生对课程模式“组合”做出理性选择。如此看来，由“级”中“类”的“级别化”教学模式向“类”中“级”的“类型化”教学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值得积极探讨的理性之途;进而，在基于应用预期这一实践理性根基上，研制和落实“类型”中“分级”的大学英语课程体系，才是大学英语教学走出困局的理性之途。

参考文献

［1］李航．有效教学研究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J］．外语界，2008，(1):33－39．［2］［8］

［9］赵庆红，雷蕾，张梅．学生英语学习需求视角下的大学英语教学［J］．外语界，2009，(4):14－22．

［3］杨治中．从实际出发，求实际成效———关于大学英语教学的若干思考［J］．当代外语研究，2013，(5):1－6．

［4］［6］刘雅敏、朱正才、常辉．大学英语分级教学模式的改革新探———按技能分级学习、按模块分层上台阶［J］．外语界，2009，(4):23－29．

［5］＜外语界＞编辑部．总结经验，明确思路，全面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研讨会”综述［J］．外语界，2009，(4):2－5，37．

基点范文篇10

1．1立足于切合实际的培养目标

体育院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应随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而相适应。近年来社会发展变化之快，特别是我国中小学广大教师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迅速提高，体育教师引入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体育院校毕业生进入中小学已成为常态。目前，随着社会各类学校对引进人才注重学历与能力的要求不断提高，体育院校体育教育专业本科教学的培养目标必须与社会需要相接轨，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体育教育专业教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是以中小学体育教师为主，包括中等专科学校的体育教师。由此而论，体操教学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具有掌握体操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等，能胜任中小学及中等专科学校的体操教学、课外指导、训练、组织竞赛、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工作的体育教师。

1．2立足于“三基”教学

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教学的培养，必须立足于“三基”教学，即体操的基本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教学。正因为我们培养的是体育师资，“三基”培养特别重要，并且“三基”是一整体，内有层次系统:基本知识是基础，基本技术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发展才能全面掌握，而技能是在基本技术掌握前提下才能铸造，否则如空中楼阁。同时，体操教学是一大系统，体操“三基”培养是由小“三基”向大“三基”发展，即由体操的个别动作、局部内容的“三基”向系列动作、全面内容的“三基”发展，即由队列队形、徒手体操、轻器械体操、技巧、器械体操等局部小“三基”向全面系统的大“三基”发展。当学生只有在全面系统掌握了体操的大“三基”基础上，才有可能形成“创新技能”。否则，根本谈不上“创新能力”的培养问题。

1．3立足于基本教学能力培养

基于体操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掌握体操的基本理论知识、基本技术和基本技能，能胜任中小学的体操教学、课外指导、训练、组织竞赛、管理和科学研究等工作的体育教师。依据体育教师工作能力的核心是教学能力，体操教学应围绕学生的“基本教学能力”来培养与塑造。由此而论，一切都要以培养学生的“基本教学能力”为前提、为纲要而为之。因此，培养学生全面系统的大“三基”是以其具有有序、系统的“基本教学能力”这一基础。当“基本教学能力”夯实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培养其“创新教学意识”和“创新教学能力”。

1．4立足于贯彻“一杯水与一桶水”的辩证关系

总理在《强国必强教，强国先强教》一文中指出:“教师是知识的传播者和创造者，教师的知识和业务水平决定着教育的质量。要想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必须先有一桶水。这就要求具备深厚的专业功底和独特的教学艺术，具有出色的教学效果和对教育教学的深入研究。”［1］只有处理好给学生“一桶水”的体操教学，其将来工作时才能给中小学生“一杯水”。然而，给学生“一桶水”的体操教学建构:应建筑在大“三基”和“基本教学能力”前提下，再培养其“自学、自研能力”和“自创能力”这四个层次(见图3)。体操教师并非给学生灌满至“一桶水”，而是灌输至一定的“量”与“质”后，再通过学生的“自学、自研能力”和“自创能力”的发挥，来提高桶内的水量，这两者结合起来以达到“一桶水”。因此，体操教师给学生“一桶水”，不仅讲究具有相应的“量”，而且应讲究具有相应的“质”。既教给学生体操知识、技术和技能，又教给学生认知和掌握体操教学方法的能力等，这样形成的“一桶水”才有质量。为此，要努力提高体操教学质量，加强“由量变到质变”及“质变到量变”的辩证教学，促进体操教学最优化发展。

1．5立足于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培养

对学生体操教学中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培养十分重要。可以说，在校培养学生体操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是属于启蒙教育阶段，它是建立在给学生“一桶水”或“三基”金字塔之顶点上，是体操教学与教育中的深层次问题，是体操教师和学生都需相互配合、共同努力的目标。这一教育目标的达成关键在于教师。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及创新能力培养，是提高学生内在素质质量的重要方面。它为使学生未来积极顺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及储备将来学校体操教学(体育教学)改革发展的内动力。为此，体操教师在体操教学中应加强创新思想和意识的渗透教育及注重创新实例教学或创新启发教学，布置切合实际、富有成效的创新作业或任务(如创编成套徒手体操等)，从中不断熏陶和锻炼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将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教学落实到实处，从而达成体操教学培养的系统目标。

2体育教育专业体操教学改革的措施

体操教学应遵循改革基点，具体设计与实施体操教学改革的措施，以推进体操教学改革深化发展。

2．1选择合理的体操教学内容

首先精选中小学体操教学内容。所谓精选中

小学体操教学内容，即从中小学体操教学内容中挑选基础性的典型动作、核心技术动作，且有一定技术难度的动作，或基本的联合动作等，能起到引领性教学作用的“三基”技术，使学生能在这一基础上举一反三，或延伸各种动作。否则，将中小学体操教学内容一点不漏地全部教给学生，将来学生只能照葫芦画瓢，而将学生自学、自研、自创能力培养于不顾，这样教学出来的学生何来的能力?何况体操教学时数有限，难以实现，也没有必要。其次，应挑选超越于中小学体操教材的内容，包括高考专项加试的体操内容，这有利于学生将来能够胜任体操运动队训练和指导高考体操专项学生的训练工作;还应将有一定难度且基础类技术动作或有趣味性的动作纳入其中。这是提高学生“三基”能力和教学能力的手段，是超越“一杯水”之外的“桶里水”。再次，及时吸纳拓展性或延伸性内容，如及时将新广播体操或体操等级动作内容纳入教材之中。

2．2合理安排体操课程教学时数及增加时长

体育教育专业本科体操课程，需合理规划和安排好普修和专修的教学时数和具体学期的开设时间。基本体操是培养未来体育教师基本教学能力十分重要的内容，应作为一门独立课程教授36学时而安排于一学期;其次，体操技术课普修和专修课学期实行2+2，即两学期体操技术课教学和体操教材教法课普修课为72+36学时，两学期体操专修课216学时。体操课开设顺序，先基本体操课，后体操技术普修课及体操专修课。

2．3重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

体操教学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尽量提高“一桶水”的数量和质量，关键在于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因教学方法是“生产力”。当体操教学目标、任务和内容确定之后，关键在于教师的教学能力，核心体现在其教学方法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而体操教师的教学方法得法，能有效提高体操教学质量及其效率，能很好地达成体操教学目标，甚至超目标完成。因此，体操教师要在熟悉各种体操教材内容基础上研究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出“针对性强、时效性好、效率性高”的教学方法。体操教师实施好的教学方法，渗透着对学生的“学、导、启、悟……”作用(见图4)。即体操教师运用好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能起到“学习、指导、启发(启迪)、领悟(悟学)”等作用。由于教学方法里蕴涵着多元性教学与教育因素，并可开发与发挥出各种教学与教育功能，因此，只有将教学方法的多元性功能发挥至极致，才能使学生从教学方法本身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学得教学方法的“技术性、技能性、精神性”，即“由表面到内在:有形的‘物质’到无形的‘精神’”，学生才能将教学方法学到“家”，才能认识教学方法的真义，才能使学生逐步具有未来体育教师发展的潜质因素。因此，体操教师只有努力改革与创新出好的教学方法，才能将教学方法的整体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提高体操教学“生产力”。

2．4构建体操各种教学能力培养平台

体操教学“三基”是根本，在这一基础上有意识地培养“基本教学能力”。应根据体操教学能力目标，有目的、有计划、有措施、有步骤地加以实施。为此，要构建体操各种教学能力培养平台，以保障“基本教学能力”培养目标的达成。

2．5合理运用体操考核方式方法

对学生体操考核的方式方法应该是发展式、动态式、形式多样的，应从多方位、多渠道、系统性进行全面评价。以学生、教师、社会三个不同层次的评价结果，由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以全面衡量和综合评定学生的体操学习和教学能力等成绩。同时，通过对学生的综合性评价，反馈信息，以达到“以评促教、以评促改、以评促学”，不断提高体操教学质量的目的。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