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访谈范文10篇

焦点访谈范文篇1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访谈范文篇2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访谈范文篇3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

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

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

《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

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访谈范文篇4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

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

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

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

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访谈范文篇5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访谈范文篇6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焦点访谈范文篇7

关键词《焦点访谈》电视新闻评论新闻舆论监督

众所周知，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1994年推出的《焦点访谈》，一直以舆论监督而著称，曾被誉为“中国舆论监督第一品牌”。栏目创办10年来取得的卓越成就、对社会的贡献，可以说，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空前的。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焦点访谈》拥有如此辉煌的成绩呢？下面，我们就从栏目自身的特色来寻求答案，并结合这些特色相应地谈谈对电视新闻舆论监督操作的启发，以求从成功中汲取经验，为今后其他节目的开设和栏目自身的更好提升给以帮助。

1“述”与“评”有机结合的“形象化政论”

从节目属性分类上来看，《焦点访谈》属于电视述评类的新闻评论节目。所谓“述”是指用电视画面和声音来叙述现场材料和背景材料，使评论时观点的形成有了客观事实基础。“评”则是对相应的事实展开的分析说理。那么顾名思义，电视述评节目就是将对新闻事实的深度报道和新闻评论融于一身，在对事件进行横向纵向挖掘的同时，适时进行分析评论。

应该说，这种夹叙夹议的方法在电视新闻评论节目中甚为多见。《焦点访谈》也不例外。它的突出特色不在这种方法的运用上，而在于它应用得妥当而巧妙。具体地说，就是他较好地把握了如何将“述”中形象的画面语言与“评”中抽象的分析论述性语言相结合：用具体的视听形象支撑并强化分析议论的内容，用缜密的思辨性提炼和提升形象性的画面所无法表达的思想内涵和理性分析，使《焦点访谈》成为真正在画面上吸引人、在情感上打动人、在道理上说服人的“形象化政论”。因此《焦点访谈》的画面、音响、解说之间常常闪烁出令人折服的思辨光辉。尤其是主持人节目结束之前一番简短有力的点评，更是颇富哲理的分析论述，使《焦点访谈》舆论监督述评结合的价值再次凸现。

如5月14日播出的《青龙县里开矿热》中许多场面表现细腻、寓意深刻。片中一次次成片的山地因开矿需要被乱砍伐后的凄凉景象，还配合节奏快而有点沉闷的音乐，似乎在给人们敲响着大自然的警钟。还有山地附近的居民们经常遭受因乱砍滥伐而产生的强烈风沙的痛苦面部特写，红肿的眼眶和布满皱纹的脸、村民愤愤的指责让观众们对他们的辛苦生活产生同情，对乱开矿的行为愤怒。这种复杂的感情通过镜头的得当运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是电视声画语言形象化的表现。另外，在此片中一边是漫山遍野的采矿车在毫不留情地轰轰工作，节目的中间还经常插入已经不是山林的沙堆上树立的“水土保持示范区”、“山地绿化示范区”的石碑。将这些具有强烈反差的事物鲜明地展现在镜头前，观众对这些具有思辨意义的镜头的涵义不言自明。

主持人在结尾的简短的评论：“青龙县是一个贫困县，当地干部群众急于脱贫致富的热情可以理解，但是开矿要守法，要合理地开发利用，可是现在在开矿的利益面前，当地的政府和有关部门本该想到和做到的却被抛到了一边，人们看到的是一哄而起、盲目的开采和建设。现在我们常讲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在经济建设中尊重规律、遵守法律，这个道理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现场材料的鲜活性与背景材料的深度性融为一体，形象的画面与明确的说理相补充，使得整个节目浑然一体、更具真实性、可信性和说服力。正因如此，“述”与“评”的有机结合才形成了《焦点访谈》的独具的特色。

这一特色对电视新闻舆论监督操作化的启发就在于（以下简称“启发”）：“用事实说话”的运用，“用客观事实的内在逻辑力量展示事物现象揭露事实本质。”并将多个视角的议论融入对实践原汁原味的展现中。以“评”为主体，“述”是为“评”提供依据的。事实过程的展开，给观众感性认识的论据，增强了评论的可信性和可视性，从而增加了评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使观众在了解事实的过程中，具有了自己独立的评判，这就要求记者在采访调查细致入微，阐述事实不带偏见，全面准确地反映事情的来龙去脉，让受众对事件有充分的了解。

2导向性与接近性并重的深度报道

《焦点访谈》作为强势媒体中颇具影响力的深度报道，必然会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因此在节目的选材和报道角度上，都注重导向性与接近性的良好结合。

节目自身的选材原则是“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就是抓领导和群众关注的结合点，抓党和政府正着手解决的以及群众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笔者从观看的2004年5月份《焦点访谈》的31期节目中发现，每期节目都抓住时下群众最为关注的事件进行述评。同时，这些全都是党和政府目前尤其重视的问题。如《“台独”没有和平分裂没有稳定》（5月17日）对现在紧张的台海局势进行剖析；《给孩子更多快乐》（5月31日）在“儿童节”到来之际探讨对少儿发展影响颇深的民族动画片的制作,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问题。这些都是节目在选材上导向性与接近性并重的例子。

另外，在选取了适当的题材后，节目在报道的角度上也同样注重导向性与接近性的结合。即在报道“领导重视、群众关心”的问题时，一方面，强调“从小处着眼，大处见意义”，注重从群众身边发生的事情或其产生的态度拓展开去。如《一房怎能卖五家》（5月16日）、《不该提前的退休》（5月30日）等节目报道切入角度虽小，但是反映出了社会法律制度和相关体制方面存在的不足，起到了舆论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报道时要具备全局意识，从积极引导舆论、稳定大局出发展开论证、评述。不能因为对某些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报道时，忽略了大局意识。如在对某次暴力犯罪事件进行报道时，媒体应同时注意加强对公众进行正面教育和引导，促进社会健康地发展。

启发：在舆论监督过程中，新闻评论既要反映民意又要稳定大局。具体地说，媒体要在选材上注意反映社会热点、焦点问题，选择有重大的有代表性的、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并要在报道相关事件时注意“以小见大”、具备全局意识，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这是舆论监督应该遵循的选题方向和报道角度。

3时新性与时宜性的和谐统一

新闻的时效性包括时新性和时宜性，这是新闻的生命。新闻评论虽然不及消息的时效性强，但是也要参与时效性两方面的竞争。

因为一方面，能否迅速、及时地对国内外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予以报道和评论，即能否把握时新性，是衡量一个电视台水平与素质的重要标准之一。而《焦点访谈》时新性主要表现在对国际时事以及国内重大问题能迅速地作出报道与评析。如5月10日报道的《白宫遭遇“虐囚门”》，报道背景是最近全球都十分关注的美国虐待伊拉克战俘事件。具体的时间是：5月9日，驻伊美军发言人宣布，涉嫌参与虐待伊拉克战俘的美军士兵将于5月19日接受军事法庭审判。又如5月14日晚，西安警方宣布：近日引起广泛关注的宝马案的重要当事人之一在山东落网，即将被押解回西安。于是，《焦点访谈》在5月15日的节目中就播出了《西安宝马案追踪》。两期节目都是在事件发生后第二天就进行相应内容的新闻述评。这样的例子还举不胜举，其时新性可见一斑。

另一方面，作为与消息形态有别、任务不同的新闻评论来说，只有“言当其时”，评论的针对性才能很好地体现出来，所以还应该注意选择报道的最佳时机，即掌握时宜性。比如《焦点访谈》有一期曾经报道的《触目惊心的假发票》，策划了半年时间，但直到国务院召开电话会议，国家税务总局宣布启用新的防伪增值税发票时，才一举推出，并收到了良好的监督效果。这是因为节目内容一旦配合相关重要政策出台、重大活动、重大会议、重要纪念日和节日播出，可以使在人们在事先对后者有所关注的情况下，增强他们对媒体相关报道的了解与认识，以使节目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有时报道时机过早，条件还不成熟则未必能有效引导舆论；报道过晚，受众关注的热情已经消退，也不利于舆论引导舆论。再比如《焦点访谈》在“六一儿童节”前一天（5月31日）有关注孩子的专题节目《给孩子更多的快乐》；5月4日“青年节”那一天又有节目《飞扬的青春》等等，这些节目内容与最佳的播出时间相结合就能受到非常好的舆论效果。《焦点访谈》如此注重强烈的时新性与时宜性的统一，目的正是为了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

启发：为了对舆论进行积极有效的引导，舆论监督不能只注意追求时新性，而忽略了把握恰当的时机的重要性。要根据情况，区别对待。有时媒体对某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暂时“不介入”，是为了等待更好的报道时机，这也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引导方式。而对于一些群众普遍关心、事实确认清楚的问题，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媒体力求快采快发、先声夺人，以争取报道的主动权；对于某些未经充分调查，或是还在处在发展变化之中事情，则可慢处理，等待报道的最佳时机。

4正面宣传和揭露性报道两手抓

《焦点访谈》在创办之初多为批评揭露性报道，在当时舆论监督型节目缺乏的情况下，一直收视率非常高。虽然十年来，栏目的舆论监督内容一度由1998年的47%跌到2002年的17%，这背后纵然有一些无奈的原因。但是它的栏目思路是一直保持着的，那就是坚持正面宣传和揭露性报道两手抓。从节目自身面临的大环境来说，社会处于一定的过渡转型时期，《焦点访谈》更多地承担了一个导向或是正面的作用，正面报道应占据一定分量。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认为：“《焦点访谈》作为央视的一档招牌节目，同时作为国家和政府的喉舌，不可能总是揭示社会的阴暗面，让公众始终处于一种感受社会黑暗的状态。为了激发公众推动社会更好的前进的信心与动力，它特殊的主导角色，决定了它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还必须起到引导正面宣传的作用。因此，上级对《焦点访谈》的程序报道的节目要求必然增多。”

在正面报道必然增加的同时，揭露性报道并非一味减少，而是根据各个阶段的需要作出调整。比如，《焦点访谈》的总制片人梁建增在接受外界采访时透露，针对2004年国家的各项政策法规的出台、社会情况的变化，央视计划将把这一年《焦点访谈》中的舆论监督比例提高到50%以上，并将在“三农”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以及未成年人保护等热点问题上加大关注力度。于是，效果很明显：在对2004年5月份内31期节目的内容分析中，有25篇为揭露性的报道，占报道总数的71%。人们心目中那个神圣的“尚方宝剑”又回来了。

启发：把握分寸，正确决定监督的数量界限。舆论监督中绝大多数是批评揭露性的报道，应该说这样揭丑型的报道使许多社会不良现象、不法之徒的丑恶行径曝光，许多积聚了多年的社会问题在《焦点访谈》的关注下，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从而得到了有效的解决。但是在我们的媒介“大刀阔斧斩乱麻”的同时，应注意适当的正面报道可以让人民感受到社会的美好、生活的多姿多彩，从而更加安居乐业、幸福生活。其实，所有的所谓“正面宣传”或是“负面报道”就其对社会产生的效果而言都是正面的、积极的、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当然，在这里，数量上的界限并非指二者在数量上应绝对地平衡，而是应根据需要灵活调整二者在节目中的比例。因此正面宣传与揭露性报道两手抓，也应成为所有新闻评论节目值得借鉴的报道策略。

到现在，《焦点访谈》已经开播十年了。十年的艰辛、十年的坚持、十年来打造的栏目品格其实都来自于新闻工作者们的强烈责任感，对社会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只有对祖国和人民有深切的热爱，才会有如此强烈的责任感。无论新闻人们将来会如何去努力，只要胸怀责任、用对方法，新闻舆论监督就会在促进社会的发展与完善的道路上越走越好！

参考文献

焦点访谈范文篇8

在情节设置上，情节的进展过于戏剧化。电视剧在情节设置上，要注意戏剧性，这本没有错，因为电视剧本身就是一种讲究强情节叙事的文本。但是，如同其它任何艺术作品一样，电视剧在反映社会生活，表现社会现实时，决不能违背生活本身的发展逻辑，即所谓剧中的情节既要“出乎意料之外”，又要“合乎情理之中”。但在《金粉世家》里，出乎意料之外的情节倒是比比皆是，但入乎情理、禁得起推敲的却所剩不多。比如，欧阳于坚刚抱怨自己未能出身豪门，怎么一下子就成了金铨总理的私生子?再比如金燕西与冷清秋这一对夫妻，热恋的温度尚未消退，怎么一下子就反目成仇?难道往昔的深情仅凭他人一句没影子的谣言就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剧中所有的事件，起伏变化那么大，竟然都是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发生的，真可谓大厦将倾而没有丝毫征兆。

在主题定位上，主题的揭示力度不够。本来在小说原著中，《金粉世家》是想通过展示几对年轻人的爱情悲剧来揭示一个反封建的深刻命题，揭示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的精神戕害。而在电视剧中，这一主题被大大地冲淡了。金燕西与冷清秋的恋爱，几乎没有遭到封建势力的必然反对；而柳公子与丫鬟小怜的爱情悲剧，则给人感觉其原因好像并非外部封建势力的挤压吞噬，而更多地在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无能。更令人不解的是：创作者对剧中的一些封建美德居然持一种赞赏的态度。比如下人金荣对金家忠心耿耿、毫无二心的奴才思想；大儿媳对丈夫不检点行为忍气吞声，听之任之的“贤惠”美德；金夫人对金家名声的努力维持，苦心经营的当家风范……这些都无疑使“金粉”后面伤痕累累。

内容摘要：社会变革的发展使中国新闻传播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近年来，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监督类批评性节目不断涌现便是适应社会变革的发展而产生的。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访谈范文篇9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访谈范文篇10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