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范文10篇

焦点范文篇1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范文篇2

一、领导干部在矛盾焦点中的表现是考察了解干部的最佳切入点

矛盾焦点作为一个特定的状态，各种问题反映最复杂、最集中、最尖锐，是准确、真实地了解干部的最佳切入点。在矛盾比较平和的环境中，干部按部就班工作、循规蹈矩，内在特点表现不够充分。特别是在一般性工作场合，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光彩”的一面，“灰暗”面不易觉察。这样，对干部品格之优劣，能力之强弱，水平之高下，就很难在本质上把握。而在矛盾的焦点状态下，领导干部始终处于问题的最前沿，对矛盾以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拿怎样的行为去处理，“真我”的东西表现得比较透彻。也就是说，在矛盾焦点中，干部的内在特点有了充分体现，优点和缺点都表现得比较明显，是人才还是“庸”才，能够得到准确的识别。

矛盾冲突在领导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中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有时还显得很尖锐，要全面了解干部，就要渗透到干部生活中矛盾焦点的各个层面。作为领导干部，矛盾焦点最直接也是最多地反映在单位工作和班子内部上。当工作中出现困难的时候，往往问题迭出，冲突剧烈，需要领导干部置身于矛盾的漩窝中去履行职责，解决问题；当领导班子不团结、决策失误和成员出现重大问题时，领导干部作为班子中的一员，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

矛盾焦点在领导干部身上的反映，不仅表现在8小时之内，还表现在8小时之外，不仅表现在工作与班子中，还表现在重大社会问题上，这是考察了解干部应把握的重点。从大的矛盾表现来看，重大的社会变革、重大的社会事件、重大的社会问题都是社会矛盾焦点的集中反映，其态度表现就是政治立场的反映，事关工作的大局、方向和力度，属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考察中必须高度重视。从小的矛盾表现来看，家庭问题也值得注意，看起来似乎是小节，不对干部使用构成大的影响，其实，在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家庭矛盾的焦点往往反映了干部的心态变化和精神世界状况，是其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水准和人生追求的真实表现，如果一个领导干部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到外面傍“大款”，养“小蜜”，以致夫妻争吵直至离异，这种干部经不起金钱美色的诱惑，人格形象低下，在工作中也不会有号召力和推行力，因而在考察中对家庭矛盾的表现不能忽视。

二、考察领导干部在矛盾焦点中表现的主要内容

1、从对矛盾焦点的认识高度考察干部的政治品格如何。对矛盾焦点的认识水平，往往是一个干部政治品质和理论素养的综合表现，有的干部缺乏政治敏感性和政治洞察力，不善于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本质和大局上去分析问题。重大社会政治矛盾大多是通过具体事件表现出来的，在两种派别、两种思想、两种利益之间的激烈交锋中，有的缺乏清醒的头脑，不能明辩是非，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处事。家庭和工作的矛盾冲突也能反映干部的政治境界，对工作矛盾的处理不是简单的工作水平问题，家庭矛盾也不是个人的小节，考察中要从工作矛盾的认识上，看其对党的事业的负责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如何；从家庭矛盾的认识上，看其自律性和公私观、享乐观和家庭观。

2、从对矛盾焦点的处理态度考察干部的职业道德水准。处理矛盾的态度和出发点决定了处理矛盾的思路和办法，从中可以考察了解干部的“官”德怎样，具体表现在：一是看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如何考虑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关系。领导干部既要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又要胸怀群众、关心群众，如果把“唯上”作为处理矛盾的根本点和出发点，不顾群众利益，那么群众就会有意见，矛盾冲突不一定能得到根本治理，说到底，这是个人主义作祟，是缺乏群众观念的表现，最终组织上也不会认可。二是看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如何考虑大局与局部的关系。看是否按组织原则办事，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个体服从整体，从而考察其组织原则性。三是看在处理矛盾冲突时如何考虑长远与短期的关系。解决矛盾的出发点不同，处理办法就不一样，如果追求“轰动”效应，急功近利，搞短期行力，虽然一时抑制了事态，往往会给后任带来更大的隐患，在考察中不能作为真正的政绩。四是看其处理矛冲突时如何考虑务实与务虚的关系。看面对矛盾焦点，是亲自和群众一道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还是隔岸观“火”，虚于应付，推诿责任，从中了解是否具有勤政为民的态度、是否具有务实工作的作风。

3、从矛盾焦点的处理方法和结果中考察干部的工作潜能如何。尽管在平时的工作中对干部的能力有一个大致了解，但潜在的能量怎样、发展走向如何、能否委以重任等，特别是副职，由于受职位特点的局限，工作才能的充分表现受到一定影响，这就需要在矛盾的焦点中去考察潜能，看总揽全局的能力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能否透过表面现象，迅速抓住本质和重点，当机立断，科学决策；看其组织协调能力如何，能否围绕解决矛盾指挥协调，全面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看在矛盾冲突中表现出的心理素质如何，是不是处险不惊，冷静分析，沉着应战。从处理矛盾的结果看，对干部的工作实绩和综合领导素质也是一种比较全面的了解。

三、考察领导干部在矛盾焦点中表现的三种途径

要考察领导干部在矛盾焦点中的表现，就要突破传统的考察办法，不能只当“旁观者”，品头评足，还要当“运动员”，当“裁判员”，到矛盾的焦点、难点、热点中去调查了解。具体讲有三种途径。

1、例行考察时把干部在矛盾焦点中的表现作为了解的主要内容。在传统的考察中．往往讲印象的多、谈本质的少；讲一般性特点多、谈具体事例少；讲优点的多、谈缺点的少，对干部缺乏真实、准确的评价，有必要把干部在矛盾焦点时的表现作为考察重点。考察者要事先和被考察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及政工干部接触，在了解单位的重大问题、重要工作和重点时期的基础上，确定好最能反映干部特点的矛盾焦点，并作为贯穿整个考察的一根主线，找干部、找群众了解矛盾焦点的方方面面，必要时还可以到矛盾发生过的现场召开座谈会，考察干部在其过程中的表现，从而在本质上把握干部的内在特点。

2、直接到矛盾的焦点中考察干部。由于干部工作与生活的时空特点不断变化，组织部门要变定期考察为经常性了解，变间接了解为直接了解，要善于在矛盾焦点中去考察干部，把考察的触角伸入到矛盾冲突的第一现场。要建立组织部门干部联系班子的民主生活会等，都要直接参与。当班子不团结时，可派人到单位进行调查、剖析；对抗洪抢险、移民建镇、重大工程建设和县里的一些中心工作，也要派人参加，和干部工作生活在一起，听其言，观其行，审其思，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经常地、动态地了解干部。

3、对涉及干部的重大矛盾要及时组织干部审查。要建立干部信息监督员和干部信息上报制度，组织部门得到干部在单位和家庭发生的重大问题或偶发性事件后，要及时介入，性质比较严重的要和执法执纪部门一道去调查，重点解剖分析，弄清矛盾原委，评判是非，在矛盾焦点中审查干部，评价干部。

焦点范文篇3

经营顾客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新兴的营销战略，是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形势下，帮助企业从顾客需求出发，打破传统以“市场占有率”为导向的营销模式，建立起一种全新的以“顾客占有率”为导向的营销模式。

在以“经营顾客关系”为核心的企业，顾客不再仅仅是营销的目标和对象，而是营销的参与者，并且是启动和控制营销的决定者。顾客是企业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利润的源泉。经营顾客关系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企业与顾客建立一种双向互动的友好关系，把顾客培养成能够给企业带来价值的好顾客。经营顾客关系是时代的产物，概括起来说，经营顾客关系产生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成长的极限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随着人口过度膨胀，对经济的发展起着越来越大的阻碍制约作用，对社会生活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此，为了加速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实施了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到目前为止已取得了很大成效。这表明新世纪人口增长速度将趋缓，人口数量将保持相对稳定。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众多的企业来说，追求顾客数量的增长已不可行，取而代之的应该是追求顾客质量的提高，而要提高顾客质量，企业就必须重视经营顾客关系。

目前，我们正处在商品丰富、多数产品市场饱和的后工业化时代，到处商品泛滥、型录充斥、卖场林立、品牌满天飞。以过剩为标志的买方市场已经到来，形成目前消费者对整个市场极度繁荣而眼花缭乱，再加上各种商品在技术、质量、价格等要素上的同质化而无从挑选，从而使顾客越来越挑剔。现在顾客绝不会因一个广告做得多而盲目冲动购买，这使得许多企业家都有这样的感慨：生意太难做了，顾客太挑剔了，赚钱的买卖太难找了。企业的营销人员只有提高顾客忠诚度、留住现有顾客，才能使企业摆脱困境，求得生存与发展。

2．竞争日趋白热化、全球化

伴随新世纪的来临及中国加入WTO，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全球化，企业经营者们逐渐品味到了市场竞争的酸甜苦辣，一些优秀的企业发现自己不再优秀，而另外一些企业则发现自己的处境更加艰难。

怎样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使自己屹立潮头呢?这成为厂商心中“永远的痛”。在产品越来越同质化的今天，技术更新日新月异，光靠差异化营销或技术营销、降价打折等老套的做法已无多大作用。新世纪企业间竞争的实质是对顾客的争夺与占有。如今市场上不再是以“市场占有率”的高低来一决雌雄，转而依靠“顾客占有率”及“顾客维系率”来衡量企业竞争力的强弱。在人口增长已达极限及商品泛滥的环境中，要获得顾客，只有从竞争者那里去抢夺，只有减少竞争对手的顾客占有率自己才能成长，而成功需依赖对消费者高度的关切，并发展突破性的工具与技巧，将与顾客的关系扩展至最大。

3．技术发展带来的变化

电子商务的发展，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一方面使得消费者可以极方便地获取各种信息，消费者的选择性大大增强，主控权也已经掌握在消费者的手中，他们遵循的购买原则是“你的产品不是物有所值，我不买；你的产品不是正宗的，我不买；你的服务让我不满意，我不买。”总之，现在的消费者越来越挑剔，不再会盲目冲动购买一个并不熟悉的产品。另一方面，消费者由于有众多的选择而变得越来越喜新厌旧，没有品牌忠诚度，不会长久使用一个品牌的东西，他们希望经常换品牌，尝试各种新的产品。

4．消费价值观的变化

如今，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移，仅靠产品本身功能特点已很难唤起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者的消费价值观已从理性消费及感性消费时代过渡到感情消费时代，现在的企业要明白：顾客买的不只是产品，他们买的是“经验”——产品包装、顾客见证、服务、公司形象和设计等，他们更看重在整个购物过程中的愉悦感受，尤其是商品的附加价值。“感受”好与坏，已成为当今买方市场条件下顾客购物的标准。一般来说，顾客在购买商品时并不是买它的价格和使用功能，而是要感受那种令人愉悦的“全新感受”。

在理性消费时代，旨在提高产品品质的质量管理战略得到超级发挥。在感性消费时代，旨在树立企业和品牌形象的CI战略得到了广泛应用。现在，消费者已步入感情消费时代，CI战略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企业呼唤新的战略诞生，以“经营顾客关系”为导向的企业战略应运而生，它满足了感情消费时代消费者的价值需求。

二、经营顾客关系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经营顾客关系理念是时展的产物，是应时而生的，它是公司或企业成功的致胜法宝。具体说来，经营顾客关系可以给企业带来如下几方面的价值：

1．提高顾客的忠诚度

这是经营顾客关系给企业带来的最大价值。在今天这个市场疲软的年代里，追求顾客忠诚度成为商业中永不过时的哲理。麦克尔管理咨询公司的副总裁鲍伯·威伦德说：“规程发生了变化，产品来了又去，今天的商业价值是以与顾客的关系来衡量的”。

提高顾客忠诚度可以给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与销售业绩。美国商业研究报告指出：多次光顾的顾客比初次登门者，可为企业多带来20％～35％的利润，固定顾客数目每增长5％，企业的利润则增加25％。顾客忠诚度的提高，不仅可以使顾客重复购买，而且可以产生口碑效应，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惠顾，使企业的业绩得以增长。

提高顾客的忠诚度还可以降低顾客的损失率，减少顾客的流失。据研究表明，公司减少5％的顾客折损率，所带来的利润将增长25％～85％不等。一家经营小额信贷业务的银行发展速度是同行的2倍，这样的业绩得益于公司把顾客折损率始终控制在5％以下，是同行业平均顾客折损率的1／2。

提高顾客忠诚度还可以增进企业与顾客间的友谊与交流，拉近营销人员与顾客的心理距离，并可从中了解到顾客的真实需求及需求变化，把信息及时反馈给企业，从而为顾客提供适时的服务，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

2．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

新世纪企业竞争根源就是对顾客的争夺与占有，如果你能比竞争对手先一步与顾客建立良好的双向互动关系，真正关怀顾客，一旦顾客在你这里获得了高度的满足，他们就能放心地从你这里购买商品而不会被任何竞争对手“挖走”，使你在竞争中获胜。

因此，经营顾客关系会成为企业的竞争优势之一，可以帮助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越牢固，企业的地位也就越稳固。

3．提升销售业绩及增加利润

企业致力于经营顾客关系，一方面可以留住老顾客，使顾客重复惠顾，增加购买次数与购买金额，这意味着由竞争对手处偷取市场占有率，从别人的手中赚取营业额，并提高市场占有率。企业80％的销售业绩来自于20％的关系户，一个老顾客比一个新顾客可为企业多带来的20％～85％的利润。另一方面可以赢得口碑宣传。在美国，20％～40％的银行新客户是通过顾客推荐赢得的。

除此之外，企业还可利用交叉销售来提升销售业绩。如果企业可以让只买一种产品或是品牌线上的某一类别产品的消费者来买两种，或是让只在一部门购物、或只在你购物中心的单一店面购物的来宾多逛一家店的话，你便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加倍的业绩。利用交叉销售提升业绩及维系顾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亚马逊书店，该书店从销售书籍开始，紧跟着是销售CD、录像带，然后是芭比娃娃。

4．降低营销成本

据美国管理学会估计，开发一个新客户的费用是保持现有顾客的6倍。新顾客不仅开发费用高，而且成交机会也少得可怜。平均而言，将产品或服务向一位曾经成交的旧有顾客推销的成交机会却有50％。因此企业必须采取措施尽最大努力维系顾客，防止顾客流失。若是流失一名最好的顾客，企业要多花7～10倍的力气去寻找一名替代顾客，或找更多的普通

顾客来弥补业绩及利润的损失。有家公司最好的顾客平均消费为3500美元，而普通顾客平均消费为275美元。该公司每次只要损失1名最佳顾客，就要找到13名普通顾客才能弥补那3500美元的业绩。想想看，这需要耗费多少成本啊。

5．提高企业对市场的灵敏度

经营顾客关系的前提就是要了解顾客，时刻关注着顾客的需求变化，顾客对产品的满意度，经常征询顾客意见，把顾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及时反馈到企业顾客数据库中，企业对市场信息反馈越迅速及时，就越能有效地解决顾客的问题及抱怨等。更好地服务顾客，最重要的是还能挖掘潜在的需求，开发出顾客乐于接受的新产品或新的服务项目。

三、如何经营顾客关系

1．搜集顾客数据，建立顾客数据库

在开始接触顾客前，要通过市场调查等途径了解顾客，搜集顾客的有关数据及信息，顾客数据库一般都必须包含这样的信息：顾客是何许人也，顾客想付多少钱，顾客现在使用什么样的产品，目前的趋势怎样，顾客寻求什么样的特性和利益，顾客从何处购买，顾客为何选择我们的产品而不选择别人的，顾客的欲求是什么，何时会有欲求，如何才会有欲求及肯花多少钱来满足欲求等等。企业收集到数据后，还要对数据进行检查、挑选、巩固和更新，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真实性与及时性。

2．识别、挑选顾客

经营顾客关系理念着重强调的一点就是“定义你的顾客”。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你的顾客，也不是所有顾客的忠诚度都要提高，你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关注的只能是可以为你带来效益的顾客。企业要争取的顾客应当是能给企业最大启发的顾客；是教导企业如何超越现有产品和服务，提供最大附力口价值的顾客；是能提出挑战，让企业想出办法后也可以嘉惠其他人的顾客。

企业可以通过RFM分析法、同归分析法、因子分析法、聚类分析法等工具从顾客数据库中挑选出对企业有价值的金牌顾客和潜在目标顾客群。

在识别挑选顾客前务必对顾客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分析，且要视自身及市场竞争状况等条件而定，切不可好高鹜远，盲目求多求大，把所有的消费者都视为自己的潜在目标顾客，要仔细分析顾客需求及其购买模式与消费偏好，集中力量经营一个或几个细分市场。

3．与顾客接触联系

大部分的业主认为，关系建立的过程始于第一次的交易及为资料库获取姓名的行动上。事实上，企业在与顾客进行第一次接触时，要做的应当是了解顾客，知道顾客是谁，购买满足了什么需要，以及产品或服务有什么利益可以让顾客感到兴奋，顾客还有什么未满足的需求及不满的地方等。

如果企业想与顾客达成交易或与他建立长期的关系，第一次接触务必要给顾客留下良好的印象，为此就有必要在顾客身上多下点功夫，接触管理也就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接触管理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重头戏，要做好这项工作关键是要管理好接触点的员工，确保每一个接触点传达的信息一致性、利益一致性及服务的统一性。因为真正的决胜，发生在第一线员工与顾客面对面的那一刻。一个汽车制造商曾计算过：经销商的服务部门每销售100万件产品，就能与顾客产生500万次的接触机会。如果这其中的一些接触效果不佳，反过来将影响顾客对你的产品的接受程度。如将损的部件迟迟不到，各处的服务标准不统一，或对顾客的不满置之不理，都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与顾客的关系。

除了可以通过接触管理取得初次接触的有效性外，也可以通过非销售性沟通和向顾客提供免费服务、保养、小附件等方式来减少顾客心中的疑虑，最重要的是可以建立潜在顾客对企业的信赖，这样顾客才会来买你的东西，从而取得初次接触的成功。同时也可以通过免费试用，提供五条件退款保证，借助于知名顾客的使用事实来增加顾客的信赖，展示公司的实力以及对此项产品或服务的关注等途径来降低顾客购买的风险，以达销售及建立良好关系的目的。

4．维系巩固顾客关系

顾客维系的秘诀就在于与顾客建立一种有价值的永久关系。顾客若要与其他公司拥有同等的关系，必须耗费成本重新发展关系，这是成功最重要的秘密。企业若想与顾客长期合作交流，必须让顾客从这种关系中受益，得到一种独特的、附加的价值。如果业主能持续让顾客对其购买的决定感到满意，顾客就会一直购买其品牌或在其商店里购物，要不断地让消费者有这样的感觉：只有购买这个品牌，才会得到额外的价值，这是别的晶牌办不到的。

建立持续性的对话，了解顾客的关系中到底看重些什么，由此创造规格化产品及服务的组合，以增加附加价值，由每一次的接触或是从顾客的角度进行正面沟通，便能将提供给顾客的价值扩充至极限。

要巩固和维系顾客企业还必须主动与顾客经常联系，为顾客提供便利及反馈通道，鼓励顾客回馈。“乔丹店”是一家北加州的家具店，在每位顾客接到运送到家的家具的当天，即使只有一件，都会打电话给他们，只是想听听顾客想说的话。搜集到的意见都会被一字一字地键入电脑化的资料库当中，并存档5年。在建档的当天，会把这些意见上呈给高层主管过目。每天这些高层主管会读约20页顾客想说的话，不会把顾客的意见搁在一边。一旦有问题发生，他们会马上知道。

焦点范文篇4

虽然VOIP的通话质量目前尚无法与传统电话相比,但由于使用者能以远较传统电话低廉的费率拨打长途及国际电话,故伴随着宽带网络的普及,VOIP将成为发展潮流。未来随着技术不断的发展,VOIP的通话质量也将会逐渐接近传统电话服务质量水平,届时将会大大冲击以电路交换(Circuitswitch)技术为主的传统电信经营者。

由于VOIP在未来极有可能成为语音通信的主流,关于VOIP的监管政策成为各国电信监管机构的关注议题。

从国际上看,电信市场发达国家的监管机构多年前已开始注意到VOIP的发展趋势,目前关于VOIP的管制主要有三种监管模式:

第一种模式放松管制型,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基于促进新技术和新业务的立场,为不妨碍互联网的发展,欧盟和美国尚未对互联网上提供的VoIP服务(或称网络电话服务)进行直接管制,但都表示将密切注意其发展,必要时将其纳入电信业务管理。

欧盟和美国对VOIP不实行直接管制,是与其电信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对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多年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固话业务市场竞争已较充分,话音业务价格已大为下降,对新进入者而言纯VOIP话音业务的盈利空间不大,用户选择VOIP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价格。例如,目前在芬兰,固话的包月费仅为10欧元左右,在德国提供VOIP话音服务的经营者为竞争需要只能将资费定为较低的1-1.5欧分/分钟。对原有运营者,如德国电信等由于其对原有网络投资较多,也不愿意马上折旧完全用IP技术替代原有网络。据了解,多数运营商准备2008年后才开始IP网络方面的大规模投资。对于欧盟和美国而言,由于已完成了企业转型和市场转型,其发展VOIP更多是技术驱动,其定位为促进宽带业务发展。

当然,这里说的不直接管制主要是指对许可和价格不管,而对涉及资源和公众利益和安全的还是管的,比如欧盟在号码使用和承担的义务方面对VOIP服务实际上也是分类管理的,2005年6月3日,FCC命令要求基于VOIP提供者提供增强的(Ehanced)911紧急电话服务。这一决定标志着FCC在对VOIP的监管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说明随着VOIP的发展,对其实施一定程度的监管是必要的。当然,现阶段美国还是将VOIP作为区别于传统电话而对待。其在VOIP监管政策的发展动向将会对其他国家的监管政策产生示范效应。

第二种模式是适当管制型,以日本、香港及新加坡为代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政府分别于1998年至2000年间将VOIP纳入电信业务,采取较为简单的许可方式,并对VOIP进行“轻手管理”。

对于新生的事务,日本等国家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政策选择,将VoIP(至少是部分形式的VoIP业务)视作传统的电话服务进行管制。不过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传统的电话服务的管制也是日益放松,因此对VOIP的监管可谓“轻手监管”。以日本为例,对VoIP业务实施许可证制度,在提供业务前要首先获得日本总务省的许可,提供业务后需定期报告VoIP收入和业务流量;对于VOIP质量,日本也有一定要求。日本的VOIP管制政策不同于欧盟,重要一点就是为日本的宽带用户数量巨大,VOIP服务发展迅速,存在如互联互通、网络和信息安全以及用户权益保护等诸多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在日本,有1/10的家庭,即大约490万用户在使用VoIP服务;相形之下,VoIP的用户在法国只有22万,在德国是11万,而在英国不过5万。VOIP市场规模是导致各国监管政策不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日本等国家/地区在VOIP管制上持慎重态度也就可以理解了。

第三种模式是严格管制。代表国家是俄罗斯。该国政府于2005年2月21日立法对IP电话服务提供商实行许可制,要求提供IP电话的公司申请许可证。有关分析认为,俄罗斯这一立法使对所谓的IP电话运营商的许可复杂化,这是政府为保护大的国有公司,限制来自独立的IP电话公司竞争的步骤之一。因为这些独立的运营商已经在蚕食原有运营商尤其是国有的长途电话垄断者OAORostelecom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政府还将通过一系列法规来规范IP运营商与Rostelecom的网络连接。新的法律使独立提供IP服务的运营商很难合法化,还有些运营商可能由此出局,而这些运营商在此前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网络投资,支付了大额税款。俄新的立法的目的是帮助原有运营商,尤其是Rostelecom,因为它正在失去其市场份额,而政府仍希望Rostelecom保持长途电话的高资费以补贴本地电话。

不同国家对VoIP的监管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不同的监管理念,美国、英国强调鼓励新技术和新业务的发展,而俄罗斯则显得更为保守,维护传统国有运营商的利益,而日本等国则由于本国特殊的市场情况处于中间状态。这也是VoIP发展中新旧两股不同势力相互争夺的缩影。

在中国,目前对于VoIP还没有明确的监管政策,这一方面促使一些公司在政策的空白点中寻找发展空间,开展不同形式的VoIP经营,另一方面也使VoIP的发展处于众多不确定性因素之中,妨碍了其健康发展。

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电信运营商还是新兴互联网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经营着VoIP。传统电信运营商如中国电信、中国网通、铁通等运营商都在试验VoIP。铁通希望通过VoIP技术与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竞争,中国电信与中国网通分别掌控南北两张固定电话网络,而双方要想进入对方的经营领地最好的办法也是拓展VOIP服务,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重新铺设电话网络的成本,解决入户网络垄断的问题。因此,运营商一方面害怕VoIP,对其尽量采取打压的策略;另一方面,面对模糊的监管政策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运营商又不得不把VOIP服务作为自己的竞争武器。在VOIP市场上,各种互联网新生势力希望在语音市场分得一杯羹,主营电信数据业务的互联网公司有机会进军语音市场。263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将战略重点投放到了“多媒体综合通信新业务”上,就是通过其“E话通”多媒体即时通讯工具,可以实现PC到PC的可视通话功能。在经过一些技术升级后,还可实现PC到固定电话、到手机的通话功能。

按照我国现有立法规定,PCtoPhone和PhonetoPhone属于基础电信业务,不对非基础电信业务运营商开放。而PCtoPC的VoIP服务,对70%以上收入都来自话音业务的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两个运营商来说,将有很大的影响。IP电话的出现已经让运营商的长途业务逐步衰退,VoIP将会对固网运营商产生沉重打击。但作为网络资源的拥有者,电信和网通最终会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还有待评估。

不过,VoIP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空白市场和利润空间,VoIP市场也早已暗流汹涌,相应地设备市场也是磨刀霍霍。据统计,国内已有近20家宽带电话机厂商,宽带电话机顶盒、IAD设备等技术保证了可以在宽带网络上实现数据、语音和视频的结合,相关设备的市场规模预计将达上百亿元。不过,VoIP的发展基于传统互联网,VoIP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依赖于互联网、计算机的一项应用,而不能通过特殊的终端设备直接使用。这意味着VoIP服务的潜在用户群存在一定的局限,它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普及率的高低密切相关。所以,尽管在资费等方面深受消费者的青睐,但在保障信息安全和通话的质量等方面仍面临着重重困难,此外,VoIP在投资规模、互联互通、码号资源等方面也存在不确定因素。

焦点范文篇5

关键词:罢工权保护性规范限制性规范权力制衡与社会效益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劳资双方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而劳方对于改善劳动条件、中止人格污辱行为的诉求直接表明在劳动合同关系中存在着严重不平等现象。这种现象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而赋予劳方以罢工权，以达到企业内部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这一观点已经得到学界普遍认可。本文着重对罢工权在立法方向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一、对罢工权的理论认知

一段时期以来，由于人们对罢工的认识不清，没有区分不同性质的罢工，混淆劳动法范围的经济性罢工与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政治性罢工，致使罢工这一概念一经诞生就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罢工权也相应地被规避、被排斥。

广义的罢工包括政治性罢工和经济性罢工。政治罢工通常指以实现特定政治主张为目的，针对国家机构的有计划中止工作的行为；相应地，经济罢工，又称狭义上的罢工或劳动法上的罢工，通常是指多数受雇人员为了维持和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或者其他经济利益诉求而共同中止劳动的行为。政治性罢工不利国家稳定，任何国家都是禁止的，我国学界承认的罢工权指的也是经济性罢工权，不包括政治性罢工权。

本文涉及到的罢工权是指劳动者为签订集体合同或维护其集体合同规定的权益，针对雇主的特定主张或行为有组织地共同停止劳动的权利，是集体谈判权的逻辑延伸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现代经济形势下的一种契约自由的体现。

中国建国后对罢工权的态度经历了一个肯定到否定的过程，目前仍然停留在学界讨论的层面。建国后的四部宪法中，1954年《宪法》没有罢工权规定，1975年、1978年两部《宪法》把罢工列入公民权力范围内，1982年宪法则取消了“罢工自由”的规定。西方国家对罢工权的态度则经历了由禁止、限制、允许存在到最终立法加以保护的过程。中国这种与国际社会几乎相反的态度有其形成的历史根源。首先，在单一的计划经济下，企业归国家所有，经济罢工易于政治罢工相混淆，被一概否定；其次，不加限制的罢工、罢课对我国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再次，两部罢工权宪法立法过于笼统，对罢工主体和合法罢工没有进行界定，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文件进行限制。立法上的欠缺，也导致了经济罢工的破坏性远远大于其平衡作用。局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1982年宪法取消罢工权是一次拨乱反正，有利于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发展，只是不再适用于市场经济而已。罢工权立法将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构建。首先，确定法定范围内的经济罢工的合法性，利益化劳资双方权力的制衡，便于在平等条件下自由协商达成集体合同；其次，有利于引导罢工，避免不合法罢工，从而尽快地解决企业内部劳资矛盾，有利于经济平稳发展；另外，可以把政府从经济发展中的细节中解放出来，致力于总体规划和发展大方向的把握。罢工权立法不是支持罢工，其最终目的是把企业管理中产生的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从而消除罢工对国家稳定和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罢工潮在各地不断涌现，引起司法界和学界的高度关注。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发生停工、怠工事件，工会应当代表职工同企业、事业单位或者有关方面协商，反映职工的意见和要求并提出解决意见……”其中有关处理停工、怠工规定，明确无误是指集体停工、怠工，而所谓的集体停工和怠工应该是可以理解为罢工。但是，法律对这类罢工没有明确定性，工会如同一个有义务但是没有权力的第三方。

学界对罢工权立法有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主张。修宪说观点认为通过修改《宪法》、修改完善《劳动法》、制定《罢工法》等方式，一步到位地实现公民的罢工权，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构建模式。缓行说观点，对罢工权执有审慎态度，认为我国目前以法律形式直接规定罢工权的时机尚不成熟，片面追求社会秩序并把它作为最终价值目标，认为不可以贸然将罢工权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进而主张罢工权应该缓行。在中国，劳动合同关系已经占据社会经济关系的主导地位，“政府工会”的地位及工会经费都是由法律直接赋予的，它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国家工会的地位。鉴于宪法是根本大法这一法理，不应舍本求末，笔者支持修宪说，即通过修宪赋予劳动者制衡权力，维护公允的劳动合同关系，最终实现社会稳定发展这一价值体系需求。

由此可见，中国对罢工权的认识正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深入，它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亟待通过立法加以明确。

二、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

罢工权是中止资方侵犯劳工保护合法权益的最终自主权力，其立法宗旨应当保护企业中的弱势群体---劳动者，罢工权立法只有旗帜鲜明地确立、保护这一宗旨，才会收到威慑、约束资方行为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劳资矛盾的激化。因此，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应当做为罢工权立法的主要内容拟定条款。

罢工权的保护性规范，是指法律为实现罢工权这一劳动者基本权利而提供的保护性措施。它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工会独立享有罢工组织权，具有排他性，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一方面，基于工会的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工会做出的罢工决定必须符合所属会员意愿，并且经过会员大会绝对多数表决通过。

另一方面，劳动者个体的权利诉求只有上升到集体诉求，由工会组织实施方可受法律保护。罢工权与工会组织权（即结社权或者团结权）、集体协商权（即集体谈判权或团体交涉权）和民主管理权（即劳动者参与权或共同决定权）共同属于劳动基本权。劳动基本权是劳动者为自己利益的同时兼为其他劳动者利益而行使的权利，是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权利，为劳动者共益权，它有别于个体劳动者的劳动权。在企业正常执行集体合同的情况下，由少数劳动者擅自发动的自发性罢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远远大于个体劳动者的权力拆求，同时也阻碍到其他多数劳动者的劳动权的正常行使，国外称之为“野猫罢工”，属于非法罢工。

再者，工会应是唯一的法律保护的罢工权行使主体。有学者称，职工代表大会应与工会同等享有罢工组织权。他们主要是依据国有企业现行机构下的职工代表大会职能而提出这一观点的。我们应该看到职工代表大会作为计划经济的产物，随着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深化，其参与制定企业重大决策等职能正逐步被股东大会所代替，而这种权力的划分易产生推诿，不利于矛盾冲突的解决。

2、准许罢工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性。

罢工必竟会对资方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资方出于固守既得利益的目的考虑，一般会本能地对罢工进行阻挠，这就对解决产生罢工的矛盾带来不利影响因素，甚至会使双方矛盾加剧，最终激化到非通过诉讼无法解决的困境，这就无法实现最终协商缔结集体合同的目的。因此，准许采取适当措施保护罢工的有序进行有利于加快矛盾解决的进度。例如设置纠察线，成立纠察队；在资方严重侵害劳动权益时，可以采取占领劳动场所等自力救济手段，只要没有发生打砸抢等恶性事件，符合妥当性标准，一般应为“正当非暴力”。

3、行使罢工权的法律责任豁免。

合法罢工享有特定的法律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合法罢工的民事免责和刑事免责方面。所谓刑事免责，是指罢工权作为公民权或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只要是合法行使这一权利便不承担任何刑事上之责任。民事免责，即使罢工直接或间接违反有关劳动合同或给资方以及第三方利益造成损害，若未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则免除由此产生的违约和侵权责任。确立罢工权行使的法律责任豁免，主要是解决法律间的冲突问题，对于非出于解决矛盾为目的而故意实施的破坏行为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保护参加罢工的劳动者个人权益。

一旦劳动者因罢工而导致失业或者失去基本的生活保障，罢工权立法将形同虚设。罢工期间，因为劳动合同中止，罢工者无法获得劳动报酬，为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工会应发放必要的救济金，而工会也有义务筹集和管理有关基金。资方不得以参加罢工为由解雇或歧视劳动者。罢工结束，劳动合同复效，资方不得以此为由拒绝恢复罢工者原有职务或解除劳动合同。

5、严格限制资方阻碍罢工的行为。

为防止罢工权滥用，国际上通用的作法是赋予劳动者罢工权的同时，给予资方闭厂权，以降低资方损失，但是我们同时要谨防资方滥用该项权力，否则罢工权将形同虚设。只有在罢工造成企业的严重混乱，使公私财产及公共安全处于紧急危险状态时，资方才有权关闭工作场所，可有效防止劳动者罢工权的弱化。资方为维持必要的生产经营，在罢工期间可以招聘临时工，但是应当明确禁止永久替代原有岗位工人或者提供高于罢工者的劳动条件。资方以其他方式干涉、约束劳动者行使团结权、集体交涉权或集体行动权的行使构成不当行为，应当禁止。

三、罢工权的立法限制

罢工权立法修宪说和缓行说两种观点分别主张权力制衡和社会价值。笔者认为实现社会经济价值是权力制衡的目的，权力制衡是实现社会经济价值的手段，两者相互依赖，不可分割。因此在支持修宪说的同时，对罢工权的行使进行规范是必要的，笔者赞成学界提出的对罢工目的、罢工主体、罢工程序和特殊时期及冷静条款等条件进行限制。

罢工权的限制性规范，是指为保证罢工行动的有序性，平衡各种利益，而对罢工权划定的合法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罢工目的限制。

一是必须对政治罢工进行限制。政治罢工缺乏宪法依据,不利于政局稳定，政治罢工当属非法罢工。二是经济罢工必须是以在法律范围内达成集体谈判意向，缔结集体合同或者维护集体合同所约定的条款为目的。三是中国的主体经济体为国有企业，其财产是国家财产，笔者认为企业雇工在企业管理人员恶意低价评估、出售企业财产出售时进行罢工应为合法罢工。四是同情罢工易使矛盾激化，即为声援其他劳工之罢工行为而进行的罢工，并可能引发大规模的罢工潮，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超出了其制衡企业内部劳资权力的范畴，也应视为非法罢工。

2、罢工主体限制。

首先，应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限制。法律只应保护工会的罢工组织权，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享有这项权力。要保证经济罢工有序进行，顺利达到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目的，确立其组织主体是首要的，其参与主体必须在此基础上加以限制。若是只对参加罢工人员适合范围进行了限制，如果任由这些合格个体举行罢工，就会形成“野猫罢工”的非法罢工状态，因此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对罢工组织主体进行保护的同时进行限制。正如前面在罢工权立法保护规范中所论述的，职工代表大会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其做出的决定往往对企业有强制约束力，与最终要求实现自由协商达成契约---集体合同或正常履行的目的相冲突，不应列入罢工主体；劳动者的个人权益不同于劳动者基本权益，它与资方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劳动争议机构和法院一般能够很好的解决，也不应列入单独行使罢工权力。无论何种行业，其罢工组织者都应当是工会，而不是其他组织或机构。中国工会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它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它的社会地位和经费来源都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中国工会出现会员流失现象；在非国有企业里，组建工会组织非常艰难。这些困难并不能说明工会缺乏独立性，相反地，它反映着赋予工会以罢工权主体资格的迫切性。

其次，可根据是否存在劳动关系进行限制，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外的人员不得参与罢工。经济性罢工既然是以签订和维护劳动集体合同为目的，不存在劳动关系自然无法理基础，应当加以限制。根据1995年《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动法特别是劳动合同法第二条规定“其他通过劳动合同与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其适用范围排除了公务员和比照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事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劳动者（乡镇企业职工和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除外）、现役军人和家庭保姆等，自然不是合格的罢工权主体，应当加以限制。

另外，依据社会价值标准评价体系，罢工群体所从业行业对公共事业影响较大的应当加以限制。比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为实现公共福祉而设立的工作岗位；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水电煤气供应、医疗卫生和教育等为保障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行业从业人员，一般也加以限制。

3、罢工程序限制。

罢工权立法主要应对罢工前置程序进行限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罢工决定进行限制。工会在做出罢工决定前，必须召开会员大会，经过绝大多数会员同意。二是罢工权实施之前，应当经过劳动争议调解机构调解，调解无效方可进入罢工程序。三是应当履行提前通知义务。工会在实施罢工前应通知资方和相关部门，突袭性罢工应属非法罢工。以上三项程序应当作为认定合法罢工的形式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第七条规定，“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本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现行法律对“集会、游行、示威”实行了审批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具体部门的处理矛盾的紧迫性，致使相应部门在实践操作中往往采用的是治标不治本的粗暴的严禁措施。而经济性罢工虽然限于对经济目的的实现，但处理不当也会扩大社会经济损失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罢工权的主要目的是制衡资主的权力，若实行批准制度，将可能滋生官僚主义，出现严重官商勾结损害雇工利益的事情，造成事态进一步恶化。鉴于些，笔者主张前置程序实行通知义务。

劳动争议调解和仲裁程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相应的机制比较健全，调解工作的作用不容忽视，从“均衡原则”出发，减少不必要的罢工事件发生，调解或仲裁应列入前置程序。

4、特殊时期和冷静条款限制。

在受灾区域在抢险救灾或受灾威胁急迫的区域防险期间、戒严期间和地点、宣布进入动员状态、战争状态及其他与国防紧急状态相关的特殊时期或特殊地点罢工被禁止，我国立法上已有所体现，例如1996年《戒严法》第13条规定，戒严期间，戒严实施机关可以决定在戒严地区“禁止罢工、罢市、罢课”。此外，行政机关在有证据证明罢工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大众生活、国家安全时可申请法院一定期间不得罢工的禁令，而有关机构在冷静期应积极介入劳资谈判，斡旋调解。

5、罢工限度限制与和平条款限制。

罢工不是目的，劳动者行使罢工权的合法目的只是期望借此制衡资方对企业的绝对自主控制权，以达到最终双方处于一种比较公平的地位进行协商，而达到自由契约的目的，因此应当限制罢工限度。对于恶意破坏或侵占资方财产以及对资方人身进行攻击的不当行为应当禁止，因此而带来的后果，不应免责。对于双方已经缔结尚末期满的集体合同，只要没有严重损害劳动员的合法权益，劳动者应当保持克制，对于违反各平条款的行为应当加之限制。

罢工的最终目的是非强制性的自由协商契约，它要求劳资双方就其各自利益不断进行妥协，最终达到平衡。法律环境一旦成熟，将会大大降低社会公共财富的损耗，形成良好的契约机制，有利于中国市场经济中劳动合同关系的推行。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经济性罢工权对资方的威慑作用与法律强制处罚相辅相成，互相补充，有效实施将起到较和平处理企业劳资双方矛盾的作用。

罢工权立法可以有效地抵制官僚腐败现象。中国市场经济尚不成熟，因劳动合同引发的争议不断，中国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很好地解决纠纷。但是，市场经济的推进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资本官僚的侵蚀，而争议处理部门的不作为又将直接引发矛盾的激化，甚至使劳方对政府产生怨言，劳动合同矛盾转移成劳方与政府间的矛盾，不利于而国家稳定。而劳动者拥有最终的罢工权，就会对其产生威慑，可以有效地提升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

对罢工权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保护和限制规范，是保障罢工权立法成功的关键。保护规范是为了避免干扰，便于早日达成一致意见，而限制规范是出于均衡和适合原则，在保护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的同时维护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其中工会在罢工期间的组织地位不容动摇。

参考文献：

1、史探径《中国劳动争议情况分析和罢工立法问题探讨》刊于《法学研究》1999年第6期

2、苏苗罕、姚宏敏等《法律对罢工权的确认及规范》刊于《法学》2001年第2期

3、管斌《劳动基本权研究》

4、张千帆《法治过程中的权力制衡》刊于《法制日报》2004年1月29日

5、迈克尔•D.耶茨(美)，张文成译《美国工人失业和工会组织现状》载于美国研究网2004年12月30日

焦点范文篇6

在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研究时，发现《焦点访谈》是中国新闻传播模式等随着社会变革而演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由此可“以一斑，窥一豹”，看中国新闻传播的新特点和新变化。

在进行论述时，试图用一定的笔墨把这个问题放在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中进行思考，并对《焦点访谈》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进行了一定的具体分析，以挖掘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在设计文章架构时，对这种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前景以及发展趋势等被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也试图展开论述。在论述的过程中也使自己的认识得到了提高。

一、问题的提出：焦点访谈节目的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开办了一个以深度报道为主的新闻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这种批评性报道以其独特的视角和风格，把视点投向于大众最为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矛头直指贪官污吏和不法分子，在社会上掀起了极大的反响。、李鹏、朱基、、李岚清五位领导人曾亲自过问《焦点访谈》反映的问题，并督促查办；李鹏、朱基也先后视察《焦点访谈》并题词。而普通民众则把《焦点访谈》视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据统计，每晚收看这个栏目的观众多达三亿，每天有数千观众通过电话、传真等形式提供线索、反映情况，数百人在电视台东门排着长队要求上访。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下，《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大。1998年4月以来，《焦点访谈》播出的很多节目都有了整改反馈，违纪者受到了惩处，以致一个行业、一个地区的工作状况往往由于《焦点访谈》的报道而得到了改进，甚至一些执法部门的工作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它的影响，面向群众进行了修正规范。一个电视栏目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中国电视业发展史上还是首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焦点访谈》在整个新闻界树起了一面旗帜，《美国之音》则将它称之为中国百姓的“回声”，而境外的媒体虽然对《焦点访谈》的出现和地位感到费解，但仍认为它的诞生意味着中国电视业的一场革命。一时间，不少电视台也纷纷办起了类似的节目，直面各种社会问题，有人将其称为“《焦点访谈》现象”。

现象的表面是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正在迅速崛起，中国新闻传媒正逐渐获得少受行政权力干涉的相对独立的监督权，有人将其类比为西方的“第四种权力”，但是中国新闻无论就其性质还是机构设置来讲，都并未改变其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发挥“喉舌”作用的社会定位。所谓的“第四种权力”的说法也就自然缺乏了相应的依据。那么，在性质和建制并未改变的前提下，为什么会出现《焦点访谈》式的批评性节目？它与我国社会变迁有哪些关系？中国新闻传媒发生了哪些变化？何以发生如此显著的变化？社会在结构上为新闻传媒的变化提供了哪些条件？《焦点访谈》式的新闻传媒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如何？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拟就这些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

二、《焦点访谈》的产生背景是应社会转变而产生的

施拉姆曾指出：“在为国家发展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他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世俗行为，有时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以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因此对《焦点访谈》现象透出的中国新闻传媒舆论监督放大这一社会现象也决不应局限于中国传媒业自身发展，还应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的转变；国家对资源控制的弱化以及的解体，城市企业的纯经济性加强，使中国行政性整合能力下降；国家与组织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组织已不是国家的“部件”而是具有独立性的“整体”；此外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型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地方成为利益主体，地区差异性增强……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新闻传媒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脚步，新的新闻传播样式也就应运而生。《焦点访谈》正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产生并脱颖而出的。

首先，在中央对地方刚性指挥减弱的情况下，中央需要大众传媒作为监督渠道，及时完善不同侧面的反馈，及时弥补工作中的漏洞。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主要依据两个刚性任务的达标来实现。一是在经济建设上，中央向地方要硬的指标和速度，二是在政治上中央要求各地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样的要求结果，往往使各地在上报中央政府的材料中报喜不报忧，随意夸大成绩，对问题避而不谈。朱基曾坦言：“中国这么大，各地干部都在干什么，想什么，怎么干，我们在上边的眼力不够，无法有力监督。”《焦点访谈》的出现正好成为担当此任的最佳选择，成为中央政府惩办部分中间层行政故意偏离行为的理性选择。

另一方面，《焦点访谈》的出现及时地帮助了民意和中央之间的无衰减交流和传递，适应了时世的要求。由于中央对地方问题知之不多，地方政府向中央掩盖问题使民众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关怀，如果受损的民众面积扩大，民怨积聚，就不利于团结稳定和发展。虽然中央力图改变这种现象，但由于民众地位微弱，没有一个直接的利益表达渠道，而上访的成本过高，超出弱势群体的支付能力。因此《焦点访谈》的出现也正好满足了民众的需求。

第三，《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的出现也是大众传媒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媒体和信息的不断扩展和交流，中国大众的信息接收渠道在不断地被刺激和拓宽的同时，西方媒体也把另一种观念和视角带给了中国民众。尽管这之中有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和偏见，也不乏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抗，但实事求是地正视问题，不再片面夸大优点、掩盖缺点等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需要，实现发挥社会价值的最大化的职业追求也是传播业工作者所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焦点访谈》类批评性节目得以产生并产生巨大影响力的最直接动因。

三、《焦点访谈》栏目分析

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使又一股思想解放的春风吹临中国大地，在新的发展机遇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态势在各行各业中逐渐形成。部长丁关根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宣传内容上要面向群众，面向实际，注意回答广大群众最关心的各种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在宣传方式上，要改进宣传方法，注意宣传效果，多采取民主讨论相互交流的方法，作到生动活泼，可信可亲。今年要努力争取使电视节目有一个较大的改观。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开辟新的栏目，在形式上有所创新。”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中央台迅速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批贴近生活、贴近时代、贴近实际的栏目纷纷上马．而在这一系列改革中，最具实质意义的标志当属《东方时空》的开播，其中的子栏目《焦点时刻》更是引人注目：它以快速反映报道国内外事件为宗旨，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和疑点，揭露丑恶现象，曝光危害人民利益的恶劣行为等等果敢客观的言行博得了政府和人民以及同行业的一致认同。它的成功表明，过去有意或无意回避的热点问题、焦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是可以报道的，关键是怎么报道，而新闻改革的一个突破口就是如何将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达到中央提出的“解疑释惑、平衡心态、缓解矛盾、团结鼓劲”的效果。从某种意义说，《焦点时刻》为《焦点访谈》的出台进行了先期探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新闻历来是世界各大电视台的中流砥柱，而其中的评论节目又是节目的灵魂，可谓重中之重。而向世界级大台努力的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形式下在每日黄金时间推出《焦点访谈》，也可谓顺应形势，顺应媒体自身发展，适应政府、顺应民意的需要。

1．从《焦点访谈》的栏目定位来看，它所要作到的就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这四句我们每天都会看到的广告宣传语。《焦点访谈》第一任责任人孙玉胜曾在内刊中写道：“根据栏目定位，‘焦点''''节目不可能回避问题，而同时又要坚持正面报道为主。所以我们在新闻部全体工作人员中灌输一种指导思想，即不要以在野党、反对派，甚至持不同政见者的角度观察社会，分析问题，选择题目。在这里，不允许渲染个人好恶，一切报道要有利于团结、稳定、鼓劲。”在其后的一次制片人座谈会上，孙玉胜进一步谈到：“电视制作人员要树立明确的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这种大局意识的集中体现就是节目要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形象的说法是’喉舌意识‘。再明确的说法是’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2．从《焦点访谈》的选题原则来看，就是体现了创办者所要求的“领导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领导重视”和“群众关心”是分别着眼于社会的管理决策层和普通行为层说的，它们反映出了不同社会群体在某个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上的意见的交汇，体现着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共同利益和价值观。而“普遍存在”则是衡量某些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所涉及的群体是否在社会中占有足够的量的比例；报告这些事件或现象是否能在全社会引起足够广泛的反响与共鸣。1994年4月1日，《焦点访谈》按预定计划推出第一档节目，题为《行情看好－－国债发行第一天》。在内刊回忆录上，选题人说，在这一天有好多事情值得关注，甚至有人提议做愚人节的创新节目，但综合考虑到这一年的国债发行与历年相比，国债的利率及相关市场竞争能力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早在国债发行的酝酿期间，国务院和有关部门就几次强调要周密安排这次发行工作，全国城乡的千家万户更在关心着今年国债的购兑方法、投资效益以及旁人的选择。此外，从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国债的发行与运作也从本质上反映出中国的经济模式向市场转型的趋向和力度。由此，编辑、记者在全面分析后，决定以多点报道的形式推出了《焦点访谈》的第一期节目。由此看来，《焦点访谈》的节目选题不仅要坚持三句话原则，而且要坚持三句话的结合。

3.从《焦点访谈》的报道原则上来看，正面报道的分寸把握突出地表现在角度的选择上，也就是聚焦在哪里。聚焦不准，正面报道也会有负面效应。

在《东方时空》1999年第四季的节目中，有一篇关于《37所高校实行收费制》的报道。高校实行收费本是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这期节目对准“收费后学生家长是否能负担得起”这个角度，那么很有可能在节目播出后会引起社会方面的不满，因为毕竟那些能够承担得起费用的家庭也不愿意把过去本归国家承担的费用改为自己承担的费用，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所以选题者构思精巧地将焦点对准为高校为何要实行收费这样一个沟通讲理的角度，并引鉴了国际惯例上大学都是自费的相关背景，并补充说明了学生如果用功学习，得到的奖学金要比付的费用还多，而那些有困难的学生还可以申请贷学金等等一系列大家关心的问题，起到了为政府与民众进行沟通，评说时事、解释背景、缓解矛盾的作用。由此可见在报道原则上选择角度的重要。

另外，在负面报道方面，“硬焦点、软着陆”是《焦点访谈》一贯坚持的策略，也就是不管批评什么，批评谁，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就是“不能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不能以偏盖全，影射攻击，挑动矛盾，渲染情绪”。作这类节目时要把握住分寸，出发点应是积极的、善意的，批评性报道要争取起到正面效应。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焦点访谈》提出了自己的报道原则：

第一，要力求事实准确，记者不能先入为主，更不能偏听偏信。记者要作到冷静的观察，不能感情用事，主观意识太强。在对有争议的的问题采访时，要听取多方的意见，不要轻易下结论。

第二，在评点时要就事论事，不要引申发挥，扩大批评面。

第三，要最大限度地去争取得到主管部门和权威部门人士的表态或得到他们的更深一步的合作。

第四，问题要有普遍性，作到选题为受众所关心，有典型性。

第五，要选择好时机，把握好时事的动态走向。

第六，要有结果，给自己和受众一个可回味的空间。

（孙玉胜：《所能想到的和作到的－－关于（东方时空）（焦点访谈）的回顾与思考》）

四、《焦点访谈》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报道发生转变后一个典型先例，它体现出中国新闻传媒的一些新特点

1.形式上增加负面报道，但与正面报道并不相悖

所谓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从字面上看似乎很容易理解，无非是表扬什么，批评什么，但有时有些报道则很难从表面上进行正负分类，如重案要案，扫黄打非……所以在实际操作中，《焦点访谈》对正面报道和舆论监督（批评报道）所含的内容等进行了划分：

首先在正面报道方面，它所包含的层面不仅仅是成就报道，还包括：

党和政府明确要提倡和弘扬的精神，如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等等；

政府出台的新举措、新政策，如国库券发行，平抑物价措施等；

党和政府坚决制止的，如反腐败，打击三陪等；

此外还有法律严惩的，如大案要案，刑事犯罪等等。

其次在负面报道方面，则包括：

严重危害民众利益的，如河流污染等；

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如假增值税发票等；

以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如乱占耕地等。

按照界定，据《焦点访谈》内部统计结果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正面报道始终以超过总数二分之一的绝对优势多于负面报道，但负面报道从1994年到1998年间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其势头不容忽视，其中只有1997年比1996年有所下降，原因是这期间正值香港回归，正面报道增多。

在负面报道的上升比例中，值得注意的是，从1994年到1997年，负面报道没有超过三分之一，而1998年的比例则明显上升，接近半数，这就说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功能在1998年得到强化。这里至少有两点原因：一是改革初期，过去那些一直在有意无意回避触及的有关社会制度各方面的诸多深层次的问题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已经日益暴露出来，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社会问题也在持续加剧；二是由此导致了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整治力度的决心和措施都在不断地得到加强，舆论监督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重视和关注。1998年10月，国务院总理朱基就曾专程到中央电视台与《焦点访谈》的工作人员座谈，明确表示了对于新闻媒介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视和支持。

从某种形式上说，负面报道的出现是体制变革时期，中国新闻传播最为直观的特点和体现，这也是《焦点访谈》类的批评性节目在“弱势群体”中拥有广阔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负面报道的比例上升，并不意味着正面宣传的原则被削弱了，朱基就曾对此问题谈过他的看法：“过去有人认为所谓坚持正面宣传，就要报刊、电台、电视等传媒在正面诠释党的方针政策、宣扬新生事物、赞颂英雄模范人物等方面，所占比重要占绝对优势，占到90％以上才算数，否则似乎是邪不压正，就为宣传纪律所不容，这种认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全面的。”朱基认为：“只要通过舆论监督，让老百姓明辨了是非，看到了光明与希望，鼓舞了士气与斗志，对党、军队、政府的工作增加了依赖感，从而同心同德干社会主义，就是与正面宣传殊途同归。至于舆论监督披露矛盾、曝光阴暗面，究竟占到多大比例为妥，这并非问题的实质所在。……只要是实际需要，并且切中要害，真正替广大百姓说话，就是降到49％，也应当算是坚持了正面宣传。”（“朱镕基要大众传媒作''''群众喉舌”，《镜报》1998年第10期）由此可见，负面报道的出现与坚持正面报道的报道方针并非相互矛盾，其实质都是宣传和强化党的政策和思想，从而达到规范社会意识和行为的目的。在变革后的当代，中国新闻传播是要通过“正视矛盾，解疑释惑”来消除人们意识行为中的偏离倾向，这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在变革时代的新特点和表现。

2.职能上强化舆论监督

早在19世纪，一位著名的美国报人就激昂地保证道：“若不给我新闻自由，我就能给大臣一个贪污腐化的上议院……和一个俯首称臣的下议院……但是一旦我有新闻自由的武装……我就要向他所建立的强大的体制进攻……把他埋葬在他要庇护的贪权枉法的垃圾堆中。”“给我一张自由的报纸，我就能消灭政府的贪污。”（埃默里：《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19世纪另一位更著名的新生资本主义的理论赞美者也曾断言：“随着人们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逐渐强烈，报刊也便日益成为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认为报刊的作用在于维持自由，那未免降低了它的作用，报刊还能维持文明。”维持自由也好，维持文明也好，这种维持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在于政治批评和社会监督。

舆论监督正是在中国变革时期，新闻传播被赋予的新使命，它也是中国新闻传媒转变的核心。早在1996年，当时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接受美国《中国新闻》英文月刊采访时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要按照宪法保障人民更充分地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中国新闻》，1996年年刊）国家主席在十五大报告中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一节中更是特别指出：“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十五大报告白皮书），这些都是新闻监督的法律和政治依据。

3.传播形态上由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

在体制变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的信息传播关系是单向垂直式传播，即中央政府通过组织和大众传媒两个系统把信息传给地方政府和民众，其中组织系统是传播的主体性渠道，地方政府和民众的信息则主要从组织系统中获得，而传媒系统则是辅助性的。在这种传播形态中，地方政府和民众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由于地方政府利益上没有独立性，群众只是从集体、单位中分得应得的利益，因而也就不需要作利益表达。同时上下利益一致的假设和对舆论的高度监督控制，也根本不存在信息的反馈。

但是随着地方和民众成为利益主体，中央权力的下放以及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赋予，传媒在下达中央指令的同时，也接受来自地方政府和民众的利益表达，于是信息传播模式也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民众获得了独立的利益，产生了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众的利益表达既可以通过组织系统逐级上传，也可以通过传媒系统直接送达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又因为地方政府有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往往在信息的上传下达过程中会使信息受阻，这样就使组织系统进行的信息传播由于信息衰减严重而失去了有效性，这样传媒系统就发挥了其有效的威力，它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三者传播关系由原来的信息单向垂直式转变为双向交互式。在这里，“信息源不再由政府控制，即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传播进而变为平行交叉的自由传播”（施拉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总之，反馈信息流的增加成为体制变革时期又一新特点。

五、从《焦点访谈》的现存问题看中国新闻传播转变后的问题和阻力，大众传媒在不断的强化角色职能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1.舆论监督不够，质量不高

虽然涌现了一批《罚要依法》等大快人心的节目，矛头直对贪官污吏，大胆揭露曝光，但纵观全国的大众传媒，改革开放20年来，在超过千起的重大新闻曝光中，把部以上的高官作为揭露对象的，还没有一起是新闻单位独立作出的。即便是引起全国瞩目的“陈希同王宝森案”，虽然曝光已经多年，但至今仍没有一篇深入翔实的记录当时真实情况的报告，以至于有不少人把街头小报的传奇杜撰当事实来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是来自制度的约束。

中央有关政策曾有明文规定：新闻单位的批评稿件要送给被批评对象的上级审批阅读，然后才能发表，而且“涉及到公检法等部门的曝光必须上报到系统最高一级主管部门审批”，这实际上是变相地否定了新闻机构的监督权力。诚然，《焦点访谈》被冠以舆论监督的“改革尖兵”之称，但在实际操作中，据内刊工作人员统计的数据表明，在1994年到1998年这五年间，该节目的干部监督多是以科级和处级干部为主，《大公报》曾发表文章说“几时他们（被监督的官）不安的眼光不是仰视而是俯视或平视，那么《焦点访谈》的门口就会门可罗雀了，那时弱势的群体有可能成为强势了”。还有人戏称《焦点访谈》是专打“老鼠”不打“老虎”的“尖兵”。那么如此的约束与力度能够解决和保护的究竟是哪些人的问题和利益呢？在几年的来信统计数据中，我们发现占绝对多数的是农民，其次是工人，而知识分子的数量最少。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焦点访谈》影响最多的是那些在社会最基层的民众，《焦点访谈》维护更多的是来自社会最基层的民众利益。这至少说明三个问题：

第一，是农民问题最多，农民利益被漠视的现象最严重。尽管我国农民人口众多，自然反映的量也就越大，但他们所反映的大多都是社会性问题，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第二，是工人农民的利益受损害后，因为途径和费用等问题使他们只有更依赖媒体来作他们的保护人，替他们伸张正义。

第三，是农民进入系统后得到保护的能力最少，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焦点访谈》等媒体的曝光，基层民众被侵犯的利益才得到部分的保护和补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制度上的一种缺陷。

其次是权与力的约束。

舆论监督虽然使一些贪官污吏的特权受到了约束，但在大社会中仍是有一些利益集团和权力机构在有力地影响着新闻监督的职能。《北京青年报》就曾形象地描述过新闻机构被包围和、干扰的场面：《焦点访谈》被两支队伍包围－－一支是住着宾馆，拿着手机，拎着巨额“红包”和土特产的主任和秘书，另一支是席地而坐，揣着干粮，捧着写满众人血印和签名的告状信的群众。由此看出，各种权的威胁，利的诱惑，以及中国人永远也过不了的人情关，都严重影响着新闻监督的力度和职能，这不禁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说过的那句话：在中国，如果你想随便挪一下椅子，都会发生有人流血的悲哀。

第三就是知情权的约束。

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性丑闻案被美国各大新闻媒体放之于最显著的地方，连篇累牍，细致入微，甚至有公司对总统的审判过程进行了录像选播。公众仅仅通过传媒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就了如指掌，还可以发表意见，投票表决，这生动地体现了西方新闻媒体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力，也就是所谓的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势力”。而我国情况不同，我们的大众传播工具是党领导下的宣传机构，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基于此，一个系统内部机构如果要对系统本身进行监督，就必须有来自系统最高决策者对其的授权和认可，而这其中首先就是给予他知情的权利。这里所指的“情”既包括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也包括各利益集团、权力结构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各自的背景以及最高权力机构对各种集团、势力的态度的倾向。而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知情权却被它的行政级别所限制，对内情所知甚少。这种知情的局限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稍有不明之处，便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去搅浑水”，使监？督简单化。《焦点访谈》的记者也曾开玩笑说“我们《焦点访谈》最爱作的就是对直观的违法行为的曝光，尤其是正在进行中的。比如公路乱收费、乱插旗杆什么的。为啥呢？因为它证据确凿，拍下来就再也赖不掉了，所以我们至今还没有打过一场官司，没有一次差错”。这些话虽是戏言，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目前我国的新闻监督还只是“简单监督”的事实。“简单监督”的必然是简单的事件，而简单的事件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也必然是表面化的，所引起的社会思考也就必然是肤浅的。

第四，新闻队伍素质的约束。

任何事业的发展都是要靠人来实现的，中国大众传媒的进步也同样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队伍。然而由于我国新闻事业起步较晚，加之长期处于政府指令性的管理下，缺乏自主创作的空间，这就使新闻从业者或萎缩为一个按指令行事的慵懒的应付公差者，或转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经济利益。随着中国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不断强化，其权力与影响也将不断地日益扩大，面对这样的形势发展，如果新闻从业人员素质建设不能及时跟上，其产生的负效应将是信息封锁时代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或者不准确所可能产生的社会危害的几百倍。在这种情况下，新闻报道就无形之中被封堵到了既不能回避问题，也不能激化矛盾的境地，这就确实给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反观今天的新闻监督中存在的力度不够、质量不高等问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记者知识准备不足，分析能力不强造成的，因此我们看到的很多报道都是只针对问题的表面现象进行描述，或把事件的主题归纳在一个很浅的层次上，不能作深入的挖掘，这样的新闻报道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是感情上的冲动，而少有理性的思考，但是毕竟大众传媒不仅是传播工具，还是文化载体，低质量的思考所传播的必然也是低质量的文化，这对全民文化品格的培养也是极为不利的。

2．重视之下的畸形“权力放大”

《焦点访谈》引起的社会震动和反响如此之大，原因来自于领导和群众的特别关注，两者的合力才造成了《焦点访谈》在全社会的重要影响。

群众为什么如此重视《焦点访谈》呢？这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几十年来中国百姓习惯了报纸电视上的“一片形势大好”的赞扬和讴歌。突然敢说敢做的，当然解恨解气。这种“奇”使弱势群体有了代言人。

其次，在群众的眼中，传媒所发出的言论必然是代表党和政府的言论，因此在中国百姓心中，《焦点访谈》的声音就是政府的声音。《焦点访谈》批评谁，谁就会迟早受到制裁，这也是《焦点访谈》获得民众信任的基础。

第三，由于群众投诉渠道不畅，《焦点访谈》成了他们借以依赖的窗口，有人干脆把《焦点访谈》称作“焦青天”。如果说领导对《焦点访谈》的重视是出于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群众对《焦点访谈》的重视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电视神化”，一种对大众传播工具的误解。按照传播学的说法，是“大众传播本来不是对传播对象产生效果的一种必要的和充分的因素，而是属于和通过中介因素和影响的关系来起作用”（《传播学概论》，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也就是说，对于被监督的人和事，舆论监督本身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它的作用在于通过曝光后营造出一种环境，通过若干环节作用于政治，从而产生效果，它的功能仅限于此。

由于上上下下的关注，使《焦点访谈》的权力被扩大，更严谨地说应该是社会心理学上的扩大，也就是在社会心理上，《焦点访谈》的权力已经超过了大众传播工具本身的应具有的权力范围，这当然有好的一面，但也有一些始料不及的不良后果。比如某领导在当地仗势欺人，横行霸道，事情曝光后在群众中影响极大，也震怒到了上面的领导，当即将他枪毙。违法者恶有恶报，罪有应得，但究其罪行就未必到了要以性命相抵的程度。由此看来，这些后果之所以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莫不是舆论监督在人们心理上的权力畸形扩大所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对新闻传播认识上的文化约束。有趣的是，在中国被“炒”热的事，几乎都难逃被“炒”死的宿命。所以在《焦点访谈》成为重中之重的特别时候，不免也会有些忧虑，担心它的命运又会如何。至少在社会意识里，舆论监督万能论的幻象应该打破，舆论监督应该获得其应有的社会定位，这才是中国新闻传播的健康走向。

六、从《焦点访谈》看中国新闻传播媒介转变的发展趋势

一个国家传播业的发展与这个国家的整个社会发展状况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对未来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趋向也取决于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它会受到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的制约和规定。

1．体制变革对传媒发展提出要求

首先，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水平决定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民众的需求日益成为大众传媒的重要依据，中国的新闻传播将不可避免地向着贴近大众的方向发展。

第二，随着中央对地方行政干预的减少，中国新闻传媒的舆论监督职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仅不会弱化，反而会增强。

第三，随着民众日益成为利益主体，其利益表达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也在不断地加强。因此言论自由与开放将必然成为中国大众传媒的发展方向。

第四，政府、社会对大众传媒提出的越来越迫切的要求会最大限度地促进新闻从业者的素质的提高，成为最直接的动力。

2．传媒进一步发展所需的条件和保障

（1）建立健全的新闻法规，使舆论监督法制化。在中国新闻传播向着内容贴近大众、职能上强化监督、言论日益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有关新闻传播制度和法规建设还远远落后于其职能的转变速度。一方面给中国新闻传媒当前的舆论监督工作带来了不便，也为它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随着大众传媒舆论监督职能的日益加强、对社会生活影响范围的日益扩大、影响程度的日益加深，新闻的自由也迫切地需要法律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在舆论监督被加强的同时，还要时刻防备它的变质和腐化。总之，新闻法规的尽快出台成为新闻改革者最为迫切的要求。

（2）给予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国新闻传播的舆论监督职能是在体制变革时期顺应政府和民众的需要应运而生的，舆论监督职能的进一步强化需要政府和民众的保护与支持。从政府方面来讲，除了制定出对舆论监督的保护性的法规外，还应给予新闻单位适度的“知情调查权”。中央有关部门可与重点新闻单位的重点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双方可就一些重大栏目的主要负责人建立经常性的业务接触，就一些重大题材的报道进行情况沟通，这一方面减少了新闻单位在实际操作中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中央对于负面报道的“把关”。这样在双方达成共识后，中央可在适当范围内授予采访调查的“特别调查权”，这样在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将会大大加强。

（3）开辟“民意采集渠道”，发挥社会舆论的“预警”功能。在我国目前的舆论监督过程中，民众仍是作为弱势群体被关怀，民意也是往往作为后发似的意见反馈予以关照。“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是《焦点访谈》一类舆论监督节目为民申冤、打抱不平的传统思路的形象表述，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民意还远没有作为社会主体意识渗入到大众传播中去。把舆论监督误以为是后发似的批判和反思，而忽略了它的预警功能，这也是我国大众传播界亟待解决的偏见。

总之，随着社会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新闻传媒所关注的社会现象的主体，特别是民众，将逐渐成为新闻传媒的外部重要因素，新闻媒介和政府将会更加关注民众的利益表达，新闻传媒仍将继续发生转变。它的前景是不可估量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它会有一个光明而又美好的未来。

点评

新闻媒介的大众传播对国家施政和社会活动的监督，是保证社会良性运转的重要因素。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电视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公众的首屈一指的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焦点访谈》针砭时弊，引导舆论，促进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改进和舆论空间的嬗变。王丹的论文《〈焦点访谈〉－－社会变革后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转变》，以《焦点访谈》节目为切入点，选择了一个在当今现实中颇有意义的论题，同时也是具有相当难度的课题进行研究。这是一篇既与理论、又与实践相关的学士学位论文。

作者对这一选题的把握也是基本到位的。作者从对《焦点访谈》现象的意义、对《焦点访谈》栏目特征的分析、对中国新闻传播新特点的分析、对新闻传播所遭遇的问题和阻力着手，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中国新闻传播的适应性变化，分析了它们的特征，并指出了它们的发展趋势，还对《焦点访谈》的定位、策略提出了对策性的意见。作者尊重“已经是什么”的世俗化现实，由此出发，探讨新闻传播的操作方法，是言之成理的。

作者对《焦点访谈》产生的背景，亦即中国近年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论述中提到许多非常具体而鲜活的材料，带有媒介深入思考的特点，说明它是深入实际的成果。

焦点范文篇7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焦点;引导

优良学风一方面是学校有好的治学精神和态度，另一方面是学生有好的学习态度、学习风气和行为规范。笔者前期就如何准备一场学风建设主题班会的焦点作过初步研究，现就学风建设主题班会的焦点引导进行浅析。

一、学风建设主题班会与焦点引导

学风建设主题班会是辅导员（班主任）针对班级学生学习目标、学习态度、学习行为的现状，根据班级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思想教育的班会。以学风建设为主题的班会，如果准备充分，贴合学生实际，可以很好的达到预期效果，从而真正端正班级学生的学习态度，激发班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学习氛围。焦点讨论是一种借助有效提问推动深入思考、增进有意义学习及增强团队沟通的讨论方法。这一方法包括四个层面，即：客观性层面、反应性层面、诠释性层面、决定性层面。在主题班会中针对学风建设进行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如何引导学生展开有效思考和讨论，就成为本次主题班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一是要把班级的整体状况和学生的学习状态研判准确；二是要精心准备讨论目标和问题；三是要用心倾听学生的反应，观察学生的身体语音、声调，及时做出调整。

二、学风建设主题班会的焦点引导

那么，学风建设主题班会如何进行焦点的引导呢？

（1）有一个适宜的场地。班会的场地对讨论效果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得想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并进行布置。传统的教室会把大家的目光投向教室前方，无形中大家都会认为：唯一重要的就是教师。如果选择教室，又想获得好的效果，可以调整桌椅的摆放位置，让大家的目光有机会彼此接触，又可以看到教室前方。选择其他房间或地方，都需要做一些调整，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气息：每个人都很重要，讨论的学风主题是很重要的。有了尊重或者重视，学生才会更多的参与到讨论中。（2）变要求为邀请。以往班会多是辅导员（班主任）通知班长，班长通知学生。其实这样让学生觉得很被动，不是自己想要的班会，不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或内容。我们可以适当改变一下，不妨邀请学生来参与本次班会。

（3）好的开场。关于学风建设，我们可以从介绍有成就的校友的一段视频，或成功人士关于学习成效的一组统计数据开始，引入讨论的目的、主题、背景和重要性。往往真实的、身边的、有共鸣的、有实现可能的，可以实实在在的让学生引发深入有力的思考。

（4）开场白后的首轮问题。开场后，参与的学生可能多，也可能少。如果参与的人不多，可以请每个人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以达到“破冰”的作用。设计一个简单的常识性问题，让每个人能够较轻松的回答。比如：你想成为刚才视频里的成功人士吗？你想成为学弟学妹的榜样吗？你以后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有学生试图进行长篇大论，要及时制止，告诉大家后面有安排。若有学生怕说错话而不打算发言，可以补充：“我们的讨论没有对错，请大家畅所欲言。”这个过程，会让有的学生感觉乏味，可以穿插一些示例，或对发言者的发言进行适度解读。

（5）提出后续的问题。在第一个问题后，我们心中有了一个大概的判断。这时，第二个问题，我们表示，不需要每个人都回答，明确告诉学生：“现在开始，谁想说就说。”

（6）讨论没按预期发展，怎么办？学生在回答的内容离我们想要的答案就些距离是意料之中的。这个时候，我们先肯定学生的意见很有见地，然后简要复述到目前为止已经讨论过的要点。如果出现远离主题的回答，似乎我们也可以进入下一个问题了。

（7）学生的回答是错误的，怎么办？学生对某些事物的认知出现错误，与其知识储备、所处位置、社会阅历等有密切关系。在讨论中出现了，我们就要立即回应。用温和的方式问：“课本或哪位名人这样讲的吗？”当然还可以问问其他学生有没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学生还能会做出片面的、带有攻击性的，甚至怪异的答案。辅导员（班主任）要及时介入，妥善回应。比如：“这个说法，我倒是第一次听见，能谈谈理论依据吗？”“能否换个方式说明你刚才的观点？”“这个观点很有趣。”适当的时候，可以戴上“专家”的帽子，清楚地向学生解释：“我提供一些信息，帮助大家思考。”

（8）学生的回答很抽象或很冗长，怎么办？抽象的，要变成具体的；冗长的，要缩减为精炼的。辅导员（班主任）要帮助学生，或重新提一些问题，引导学生从具体的示例中寻找答案，或者提炼一下观点的核心内容，以便获得更好的体验。

（9）结束讨论。用干练的语言总结本次班会的讨论，感谢所有学生的参与，结束讨论。一般说来，辅导员（班主任）会有讨论记录，请告诉学生讨论之后怎么样使用或运用记录。要么形成建议，要么形成制度。无论怎样，都会让学生感到讨论有收获，有意义，在无形中转化为行动。

参考文献：

［1］万时吉.如何确立高职院校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7（4）:79~80.

［2］彭红南.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高职学风建设路径探索［J］.中外企业家，2017（18）:208.

［3］乔•尼尔森.关键在问——焦点讨论法在学校中的应用［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6:52~56.

焦点范文篇8

头部

头部与躯干当成一直线，切勿东张西望。如果发现吸引自己的东西，应立即停步观看，千万不要便走便看。因为这会很容易撞到客人或桌椅。

胸部

应该向外挺，但切勿将双臂过于后张而使胸部突出，背部生沟，勿令腹部同时凸出。如果背部已有驼背的症状，可以穿高跟鞋，时间久了可矫正驼背的丑态。

双手

走路摆动双手时，手臂不应该太直，且摆动的幅度不应太大。否则腰部及臀部都会过度扭曲转动而让人觉得不雅。

焦点范文篇9

面试测评的主要内容如下：

1、仪表风度。这是指应试者的体型、外貌、气色、衣着举止、精神状态等。像国家公务员、教师、公关人员、企业经理人员等职位，对仪表风度的要求较高。研究表明，仪表端庄、衣着整洁、举止文明的人，一般做事有规律、注意自我约束、责任心强。

2、专业知识。了解应试者掌握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其专业知识更新是否符合所要录用职位的要求，作为对专业知识笔试补充。面试对专业知识的考察更具灵活性和深度。所提问题也更接近空缺岗位对专业知识的需求。

3、工作实践经验。一般根据查阅应试者的个人简历或求职登记表，作些相关的提问。查询应试者有关背景及过去工作的情况，以补充、证实其所具有的实践经验，通过工作经历与实践经验的了解，还可以考察应试者的责任感、主动性、思维力、口头表达能力及遇事的理智状况等。

4、口头表达能力。面试中应试者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观点、意见或建议顺畅地用语言表达出来。考察的具体内容包括：表达的逻辑性、准确性、感染力、音质、音色、音量、音调等。

5、综合分析能力。面试中，应试者是否能对主考官所提出的问题，通过分析抓住本质，并且说理透彻、分析全面、条理清晰。

6、反应能力与应变能力。主要看应试者对主考官所得的问题理解是否准确，回答的迅速性、准确性等。对于突发问题的反应是否机智敏捷、回答恰当。对于意外事情的处理是否得当、妥当等。

7、人际交往能力。在面试中，通过询问应试者经常参与哪些社团活动，喜欢同哪种类型的人打交道，在各种社交场合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了解应试者的人际交往倾向和与人相处的技巧。

8、自我控制能力与情绪稳定性。自我控制能力对于国家公务员及许多其他类型的工作人员（如企业的管理人员）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在遇到上级批评指责、工作有压力或是个人利益受到冲击时，能够克制、容忍、理智地对待，不致因情绪波动而影响工作；另一方面工作要有耐心和韧劲。

9、工作态度。一是了解应试者对过去学习、工作的态度；二是了解其对现报考职位的态度。在过去学习或工作中态度不认真，做什么、做好做坏者无所谓的人，在新的工作岗位也很难说能勤勤恳恳、认真负责。

10、上进心、进取心。上进心、进取心强烈的人，一般都确立有事业上的奋斗目标，并为之而积极努力。表现在努力把现有工作做好，且不安于现状，工作中常有创新。上进心不强的人，一般都是安于现状，无所事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对什么事都不热心。

11、求职动机。了解应试者为何希望来本单位工作，对哪类工作最感兴趣，在工作中追求什么，判断本单位所能提供的职位或工作条件等能否满足其工作要求和期望。

焦点范文篇10

一、“三农”问题的焦点

学术界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论述林林总总，并由此提出各种破解“三农”问题的理论。鉴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笔者认为，应立体地看待“三农”问题，多视角地分析其问题的焦点所在。

（一）“三农”问题的制度因素

“三农”问题历来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基本问题，由这一问题折射出来的制度成因也是多方面的。既有反映国民待遇的法权落实问题又有产权明晰问题；既有行政权障碍问题，又有知情权、发展权障碍问题；更有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因素。但要探析与“三农”问题形成相关的终极制度原因，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为其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我国二元社会体制，是通过实行工农产品“剪刀差”价格机制、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偏斜的国民收入再分配政策，以大量的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剩余补给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资金，结果使农村社会、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历史性地停滞不前，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拉越大。事实上，二元社会体制本质上反映的是按社会等级高低决定发展的先后顺序、接受各种公共服务的多寡以及就业的选择机会等。就农民而言，除了土地可算做是有保障的生活来源外，其他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保障少而又少；相反，中国农村多数县乡财政的窘况和供养人员过多，不仅危机到对农民的公共服务，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可以说，“三农”问题的根本制度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目前的情况是，二元体制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农村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仍极不完善，政策缺位。

（二）“三农”问题的宏观经济因素

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历史选择上分析，“三农”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重点、排序和资源配置导向侧重于重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不利于“三农”的方向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一方面通过征收农业税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另一方面又以指令性计划形式规定较低的农业产品收购价格和较高的工业产品供应价格，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间接参与农民收入的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扭曲虽有所纠正，农民也从农村制度创新中得到不少实惠，但在国民经济运行操作层面上，宏观调控仍未能阻止和扭转农业、农村资源的外流，政府的政策重心依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据有关专家测算，我国农业向财政提供的明税和暗税总量大于农业的财政投入量，农业始终处于财政净流出状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财政支农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1991—1997年分别为10．3％、10．0％、9．5％、9．2％、8．4％、8．8％、8．3％。农业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远低于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前者仅仅是后者的1／2至1／3。这必然削弱农业发展的后劲，拉大城乡全面发展的差距。

此外，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发展尽管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但由于走了一条“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城市化发展相对滞后。这一战略失当，使得农村工业化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和影响受到一定限制。

（三）“三农”问题的资源与技术因素

从资源利用的技术层面上分析，中国农业的特点一向是土地生产率高，劳动生产率低。长期发展的结果是，土地“边际报酬递减”频频出现，打破生产徘徊局面仍要靠现代农业投入品，而这又进一步导致边际报酬递减情况的不断加剧。边际报酬递减现象使农民家庭的生产费用增长快于生产增长，从而成为农民家庭直接的减收因素。在此条件下，如果不进行生产结构的调整，以高价值农产品生产代替低价值农产品生产，农业再生产循环会难以为继。我国粮食生产主产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是与生产成本上升、物耗提高有直接关系的。大量使用现代农业投入品的另一个结果是，在农业生产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农业剩余劳动力大量增加。有专家推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由于农业内部物耗率的提高，约可减少9000万以上劳动力的使用；若按照1988年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内部劳动力的剩余程度相应上升到60％，即剩余总量高达2亿人。

从长远来看，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劳动密集程度将减轻；同时，考虑到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和城市化对土地的需求，中国保持较高水平的土地生产率也将是一个长期趋势。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由此而来的农户减收与农业内部劳动剩余率上升的现象也会在长期内继续下去。

（四）“三农”问题的经济流程因素

从国民经济流程上认识，对农业、农村经济带来重大影响的因素之一是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尽管中国城镇居民占全体人口的比重刚刚超过37％，但是由于中国长期存在城乡分割的局面，城乡人口收入差距巨大，目前大约为3:1。所以，事实上仅占37％的城镇人口，在全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却占到了64％，而且还在提高。这就决定了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对整个国民经济流程势必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现实的情况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出现升级转变，恩格尔系数从80年代的55％下降至1994年的50％以下，2000年又降到40％以下，2001年进一步下降到37．9％。这个变化对农业、农村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显见的。首先，城镇居民对食品消费的支出增长缓慢，直接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居民的食品支出只占15％—20％，与之相比，我国居民消费水平仍有下降空间。这就意味着，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收入没有大幅度增长的前景。此外，现阶段我国农产品供过于求和加入世贸组织后农产品进口的增加，也会对我国农业生产产生抑制。其次，受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缓慢的制约，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因此，农村潜在的国内需求市场得不到释放。这样，在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城乡经济的系统均衡难以形成。再次，由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引发工业结构“由轻转重”的变化，农村非农产业也出现相似的变化。而这一过程都刚刚开始，必将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加重。这也是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出现停滞、农民非农产业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加的较大比例来自外出打工收入而不是乡镇企业的就业收入，就说明了这一点。

二、化解“三农”问题的路径

破除二元体制、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实施城市化发展战略、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业投入、改革财税体制等，这些无疑都是现阶段化解“三农”问题的不同办法。但是，若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不同的措施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加以固化，才是最最关键的。目前，政府应以提高农民收入为核心，为农民做好“松绑”、减负、扶持三件事情。

所谓“松绑”，是要尽快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使农民能够不受限制和约束地参与城乡统一大市场的竞争，在制度方面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与均等的竞争机会。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应尽快实行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目标应当是，使农民对土地拥有完整的经营权和处置权，使农地产权明晰化、规范化。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应以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为目标，使农民拥有与城市人口平等的发展机会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享有自由迁徙和自由居住权利、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权利与职业培训机会，享有平等就业竞争机会和劳动保护权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社区同等民主选举和被选举权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