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工人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21:12:57

建筑工人

建筑工人范文篇1

关键词:建筑工人;流动;安全文化;落地;结构方程

1引言

安全文化落地工作的实施是安全文化建设中的关键环节之一,是将施工企业所倡导的安全理念等转化为员工行为的过程[1]。施工安全文化落地工作的完成质量直接关系着施工企业安全文化建设的成果,进而影响施工企业绩效的提升。孙继德等[2]通过对我国建筑劳务用工模式的现状进行研究指出,建筑工程项目制的存在、户籍限制以及“包工头”的诚信度等原因,造成我国建筑工人流动性比较大。Fang等[3]在构建施工企业安全文化模型的过程中,也充分论述了建筑工人具有的流动性特征。因此,在安全文化落地的研究中,应当考虑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对安全文化落地产生的影响。目前,学者对施工安全文化落地的研究多集中在安全文化落地的实施方案、安全文化落地的载体选择等方面[1],缺少建筑工人的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影响分析。基于此,本文在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结构方程模型,并设计问卷、实地走访工地进行数据搜集,分析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作用机理。

2理论模型构建

伴随着原有施工项目的完成和新施工项目的开工建设,建筑施工人员将从一个项目部流动到另一个项目部继续从事施工工作;另一方面,由于施工工序的要求,在同一工程的建设过程中,也同时存在着一个工种离开与另一个工种进入的现象。施工人员自有一套对安全的理解和认知理念,在其流动的过程中,这套自有的理念将可能会与项目部倡导的安全文化理念产生冲突或者(和)融合,影响安全文化的建设。因此,建筑工人的流动将会对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文化落地工作产生影响。基于此,做出以下假设。H1: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有负向影响吴春林等[4]指出安全培训是管理者与员工之间交流安全问题的方式,并验证了安全培训是施工安全文化的核心维度之一。魏伟青[5]通过主成分分析,设计出了一套适合我国建筑业施工现场安全氛围测量的量表,通过东莞市某一施工工地的实证研究,得出结论:加强安全培训,对施工现场安全氛围的感知具有积极的影响。安全培训包括安全知识的教学、安全技能的实践、安全政策的宣传等,孙继德[2]指出建筑工人的流动性将会导致劳务工人没有固定的组织,缺少系统的安全培训机会,进而导致建筑工人更大的流动性,造成恶性循环。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培训的过程、效果等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阻碍安全文化落地,因此,可以引入安全培训作为中介变量来分析建筑施工人员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影响,做出以下假设。H2a: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培训有负向影响H2b:安全培训对安全文化落地有正向影响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因素的研究中,许红军等[6]通过对企业文化认同与企业文化落地的关系梳理指出,只有企业文化被企业内的员工所认同,员工的理念以及行为才能与企业文化相一致,即企业文化才能落地。Mael和Ashforth[7]有关员工组织认同模型的研究指出,员工的组织认同与员工进入组织的年限具有正相关的关系,随着员工入职时间的增加员工对组织认同的程度增加。因此,在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引入安全文化认同作为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另一个中介变量,并做出以下假设。H3a: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认同有负向影响H3b:安全文化认同对安全文化落地有正向影响根据以上分析及所做假设,构建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3问卷设计与数据搜集

如上所述,本文通过文献回顾,构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理论模型,的模型进行验证,需要搜集建筑工人流动企业安全文化落地等相关的数据。

3.1问卷的设计与潜变量说明

整个量表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方式别代表受访者对问题的同意程度从“非到“非常同意”。所设计的问卷共包含四查对象的相关信息、自变量衡量、中介变变量的衡量。对调查对象相关信息的了为了筛选出有能力完成问卷的对象。量,以下进行简单说明:①参照杨高升[人流动性的研究,将建筑工人的流动分和估计流动两个方面进行衡量;②安全培参照李薇[9]构建的安全培训指令评价指安全培训策划、教学资源、教学过程、培方面进行;③安全文化认同则包括认知层面、行为层面和社会化层面[10];④安全可以从安全文化知晓程度、安全文化与匹配度和安全文化与具体工作结合的成来衡量[11]。

3.2问卷的发放与收集

为了提高所获得数据的质量,本次访工地,当面对受访对象进行问题讲解问卷发放。选取的工地为河海大学江宁扩建项目、河海大学新建学生生活组团一首山项目、苏州阳澄湖隧道项目的施工工监理人员、班组长、包工头和施工工人为象。调查时间为2014年11月~2015年放调查问卷92份,回收92份,剔除不合到有效问卷84份。根据Bentler对样本目比例的建议:84/13=6.46>5,所获得满足要求,可以进行数据分析。

4数据分析

4.1量表信度、效度分析

在验证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论模型之前,需要对测量量表进行信度和所用分析软件为SPSS20.0。1)信度分析为了验证测验结果受到随机误差的影响程度,需要对数据进行信度分析,一般采用克朗巴赫系数(Cronbach'sα)来测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利用SPSS20.0对测量量表进行信度分析后,得到的分析结果见表1。潜变量建筑工人流动、安全培训、安全文化认同和安全文化落地的Cronbach'sα均大于高信度的最低要求0.7,总量表的Cronbach'sα值为0.863,可信度较好。2)效度分析效度即测量结果的有效性,代表了利用测量量表测量的结果对所考察内容的反映程度,效度值越大,测量结果越能够反映所要考察的内容,本文采用结构效度对测量量表的效度进行分析。在进行结构效度分析之前,需验证测量量表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即进行取样足够度的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见表2。由表可知,球形检验结果KMO值为0.823,同时显著性概率Sig.0.000,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可进行因子分析。的标准因子载荷和相应的T值,见表3。由表可知,所有观察变量的标准因子载荷都大于0.5,在0.05的显著水平下T检验值均大于1.96,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测量问卷的效度较高,即测量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所要考察的内容,效度检验通过。

4.2理论模型检验

运用软件Lisrel8.7进行结构方程(SEM)建模与拟合,得到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实证模型,见图2。图中GRLD1、GRLD2分别代表建筑工人流动的两个测量指标:感知流动水平、估计流动水平,AQPX1、AQPX2、AQPX3、AQPX4分别代表安全培训的四个测量指标:安全培训策划、教学资源、教学过程和培训效果,WHRT1、WHRT2、WHRT3、WHRT4代表安全文化认同的四个测量指标:认知层面、情感层面、行为层面、社会化层面,WHLD1、WHLD2、WHLD3分别代表安全文化落地的三个测量指标:安全文化知晓程度、安全文化与员工行为的匹配度和安全文化与具体工作结合的成果。根据国际惯例,选取χ2/df(卡方与自由度之比)、CFI(相对拟合指数)、AGFI(调整拟合优度指数)、RMSEA(近似误差指数)和GFI(拟合度指标)五个指标来评价理论模型。一般认为,χ2/df小于1时模型过度适配,大于3时适配度不佳,1<χ2/df<3为适配度较好;CFI取值在0~1之间,当CFI>0.90时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AGFI取值在0~1之间,且应接近或大于0.90;RMSEA<0.05时,表明模型可以完全拟合,当0.05<RMSEA<0.08时表明模型拟合的较好;GFI取值也在0~1之间,当GFI接近或者大于0.90时,模型能够被接受。由表4可知,除CFI外的各指标都符合规定,CFI指标略低。但根据McDonald[12]的研究结论,当CFI的指标大于0.80时,可认为测量数据与所构建的模型拟合较好,没有对模型进行修正的必要性,因此不再对模型进行修正。进一步运行软件,得到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影响的路径系数及相对应的T值,见表5。

5结果分析

1)假设H1通过。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直接影响路径系数为-0.42,T值为4.22,超过临界值1.96。说明建筑工人的流动确实对施工安全文化落地产生不利的影响,阻碍员工对安全文化的知晓、员工行为与安全文化匹配以及阻碍安全文化与工作结合。建筑工人流动性程度越大,施工安全文化落地的难度也越大。2)假设H2a通过。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培训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51,T值为3.85,超过了临界值1.96。表明建筑工人的流动不利于施工企业对安全培训的实施,会对安全培训策划的制定、安全教学等产生负面的影响,最终降低安全培训的效果。3)假设H2b通过。安全培训对安全文化落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53,T值为4.06,超过临界值1.96。表明安全培训的实施能够促进员工知晓安全文化,并使其行为与安全文化相匹配,也能促进安全文化与具体的工作相结合,从而能够促进施工企业安全文化的落地。4)假设H3a通过。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认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39,T值为3.02,超过临界值1.96。这表明建筑工人的流动不利于员工认同施工企业安全文化。随着建筑工人流动性的增加,员工对安全文化的认同程度将会降低。5)假设H3b通过。安全文化认同对安全文化落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路径系数为0.57,T值为2.87,超过临界值1.96。表明员工对安全文化的认同能够促进员工主动加深对安全文化的了解,提升安全文化的知晓度,也能够促进员工的行为与安全文化的要求相符合,进而将安全文化带入到工作中去。

6结论

通过引入安全培训、安全文化认同两个中介变量,构建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影响模型,经过验证得到了“建筑工人流动→安全文化落地”、“建筑工人流动→安全培训→安全文化落地”、“建筑工人流动→安全文化认同→安全文化落地”三条影响路径,验证了最初的推测:建筑工人流动会影响安全文化落地。因此,在安全文化落地工作的实施中,要充分考虑到建筑工人流动性的问题,降低其带来的影响。由于建筑工人流动的相关研究还较少,文中只选取安全培训和安全文化认同两个中介变量,是否有其他中介变量存在,还需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此外,本文只证实了建筑工人流动对安全文化落地的影响,而未对降低影响的措施进行分析,这也需后续研究。

作者:黄艳 杨高升 夏柠萍 单位:河海大学商学院

参考文献

[1]田硕.企业安全文化落地工程建模及应用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4.

[2]孙继德,周舜尧.我国建筑劳务用工模式的研究评述[J].建筑经济,2014,(7):10-14.

[3]FANGD,WUH.DevelopmentofaSafetyCultureInteraction(SCI)modelforconstructionprojects[J].Safetyscience,2013,57:138-149.

[4]吴春林,李磊,周全.建筑安全氛围对安全行为的作用机理———基于DEA方法[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5(5):400-405.[

5]魏伟青,马银萍,马灵.建筑施工现场安全氛围测评的实证研究[J].施工技术,2013,42(18):100-104.

[6]许红军,张雷,田俊改.基于企业文化认同视角的企业文化落地动力学因素研究[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3,(13):42-46.

[7]MAELF,ASHFORTHBE.Alumniandtheiralmamater:Apartialtestofthereformulatedmodeloforganizationalidentification[J].JournaloforganizationalBehavior,1992,13(2):103-123.

[8]杨高升,杨鹏,李秀云.建筑工人流动性对施工安全水平的影响分析[J].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15,11(1):116-120.

[9]李薇,龚声武,李夕兵.基于熵技术的安全培训质量模糊综合评价[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8,18(3):169-170.

[10]陈致中,张德.中国背景下的组织文化认同度模型建构[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12):64-69.

建筑工人范文篇2

对象与方法

1对象

2008年4月_H2o09年3月从33个项目工地根据方位(东、南、西、北)、规模(外来务工人员100人以上)及施工期间(施工单位合同截止时间2009年3月以后),抽取8个工地共560名外来务工人员(户籍地不在宁波)进行预防传染病宣传干预研究。

2方法

从选中的8个工地中分片组整群调查各7O名外来务工人员,以东部2个工地为对照组,南部2个工地为干预A组,西部2个工地为干预B组,北部2个工地为干预c组。对照组不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干预A组采取传统健康教育方式(发宣传手册、贴宣传海报),干预B组采取互动方式(讲座、游戏),干预c组采取老乡带教方式(对同乡骨干、包工头等对象进行重点宣教,再由他们对工地工人进行带教),干预措施每月开展1次,持续12个月。4组在干预前、干预后分别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调查由经过培训的专门人员进行,调查内容包括一般情况、传染病一般知识、传播途径、危险因素、预防接种知识及相关态度行为等。

3统计分析

采用EpiData软件建立数据库,应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描述、卡方检验、配对t检验等统计分析。对照组和各干预组干预前后情况进行比较用卡方检验,同时为比较各干预组的干预效果,用配对t检验分析每1个调查知识干预前后回答正确人数变化值。

结果

1一般情况

共调查560人,有效应答539人,有效应答率95.25%。其中男性507人,女性32人。年龄主要在20—39岁,共358人,占66.42%。未婚或已婚配偶不在身边有320人,占59.37%。文化程度以初中或以下为主,共457人,占84.79%。对照组和3个干预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及文化程度构成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651、7.358、13.019和11.948,P>0.05)。

2干预效果

在传染病一般知识方面,干预A组有3项取得了显著效果,干预B组有4项取得了显著效果,干预C组则所有6项均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传播途径及预防接种知识方面,干预A组仅有l项取得了显著效果,而干预B和C组在所有项目上均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传染病危险因素方面,除干预A组和干预B组有一项未取得显著效果外,其余知识点3个干预组均取得显著干预效果。传染病相关态度行为方面3组干预组效果总体均不明显,仅在是否愿意接种成人疫苗方面有一定效果,此外干预C组在饭前习惯洗手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见表l。

3各组干预效果比较

将各干预组干预后人数变化值列出进行分析发现,在传染病一般知识、传播途径、危险因素及传染病态度行为方面干预效果c组均要优于B组和A组,在传染病传播途径和危险因素方面干预B组要优于干预A组,见表2。

讨论

建筑工人范文篇3

你们辛苦了!

我们全体师生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问候!

在新校园建设的工地上,处处可见的是尘沙飞扬,是机器隆隆,是你们忙碌的身影。你们把工地看作战场,视自己为战士,战天斗地,只为建得交院新校园,博得广大师生尽欢颜;你们把工地看作赛场,视自己为运动员,争分夺秒,只求赢得与时间的赛跑,按期完成工程;你们把工地看作考场,视自己为考生,为伊消得人憔悴,只为向全院师生、向社会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昔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今天,又是你们舍弃舒适的工作环境,远离家门,把自己的一腔热血和辛勤汗水洒在新校园建设的工地上。没有抱怨,没有情绪,在艰苦的工地上,你们默默地奉献着;不求回报,不求关注,在艰苦的工地上,你们不懈地坚持着;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在艰苦的工地上,你们无悔地追求着。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奉献,有了你们的坚持,新校园的建设才能顺利进展,日新月异!

建筑工人范文篇4

2017年8月,人社部办公厅印发《治欠保支三年行动计划(2017-2019)》,行动措施中明确“全面推行劳动用工实名制管理。督促用人单位与招用的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建立职工名册。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建立劳动计酬手册,健全用工和工资支付记录,明确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工资支付责任。2017年底前,实名制管理覆盖40%以上在建工程项目,2018年底前覆盖率达到70%,到2019年底基本实现全覆盖。”2017年11月,住建部印发《关于培育新时期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全面推行实名制管理,到2020年实现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全覆盖。2018年5月,住建部市场监管司起草《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及《全国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数据标准(征求意见稿)》,就两份文件向各地区住建部门征求意见。2019年2月,住建部和人社部联合印发《管理办法》,代表实名制管理方式走向继续发展时期。这个阶段实名制管理方式有法可依,其适用范围由试点普及全国,各地各级建筑行业工人被正式纳入全国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信息平台。其目的是为了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加强建筑工人管理,维护建筑工人和建筑企业合法权益,保障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培育专业型、技能型建筑产业工人队伍,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从建设单位、建筑企业、具体负责人、住建部与人社部及各级部门和建筑工人这五个主体对建筑工人的从业、培训、技能和权益保障等方面,以真实身份信息认证的方式设计了综合管理的制度。该法规的颁布及实施意味着建筑工人实名制正式进入继续发展阶段,其实施随着2019年2月《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为《管理办法》)的颁布与实施,建筑工人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再次引起关注。《管理办法》的出台不仅仅是建筑行业规范化管理的有力依据,更是确立建筑工人劳动关系及劳动保障的理论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欠薪”“工伤”等问题,进而推动集体劳动关系法律机制的全面构建及建筑行业的稳健发展。《管理办法》将以何种方式和路径去影响建筑工人、建筑单位及建筑业的发展,又将会产生怎样的作用和效果,配套措施该如何跟进,则是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

《管理办法》出台的立法背景梳理

实名制管理方式的立法随着建筑行业的发展不断变化,其发展大致可分为萌芽期、初步形成、走向成熟、继续发展四个时期。实名制管理方式萌芽期的标志是2016年1月国务院办公室印发《关于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意见》(国办发[2016]1号)的出台。其中,第二部分“全面规范企业工资支付行为”中,提出全面实行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逐步实现信息化实名制管理并办理实名制工资支付银行卡、落实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等规定,这些规定是围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而开展的,其主体是广大行业中的效果及相关政策的出台还需时间和实践的考验。从《管理办法》出台的历史梳理来看,其发展变化有着以下特点:《管理办法》对法规适用主体的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由广大行业的农民工群体发展为建筑工人;《管理办法》的形成是通过中央政策推进、地方跟进落实,双管齐下多方保障自上而下的路径不断推进的;《管理办法》的出台是多部门联合推进的结果,由于建筑工人实名制关系到建筑行业发展与建筑工人劳动权益保障,因此住建部与人社部是《管理办法》推进和制定、实施和保障的主要部门;《管理办法》可以作为《建筑法》和《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的配套立法,是为了解决建筑行业工人比较复杂但又发展变化较快的劳动关系问题而进一步作出的具体规定。

《管理办法》的劳动法意义

在立法层面,《管理办法》是确认建筑工人与建筑单位之间劳动关系的规范来源。劳动关系是构建劳动法的基石,而劳动合同则是认定劳动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建筑业劳动合同签订难的原因之一在于,建筑工人本身法律素养和维权意识不高,会出现“不知道签合同”“不需要签合同”和“不愿意签合同”等现象,比如建筑工人的劳动合同中出现“工人自己负责社保”或“每月支付少量生活费,工资年底清算”等不当条款,该类合同即使签订也无法切实成为维权的工具。矫正劳动关系的核心在于劳动合同的签订,其签订的数量、质量与方式,都直接影响着建筑工人劳动权益的保障。《管理办法》中第八条、第十一条和第十四条中反复强调必须先签订劳动合同再进场施工,建筑企业应依法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支付建筑工人报酬,设计了签订劳动合同、安全培训、实名制管理平台登记、进入施工现场作业的实名制基本流程。《管理办法》同时设定了建筑企业(包括总承包企业与分包企业)、建设单位、项目管理人等责任主体,确定了对建筑工人的实名制管理、劳动合同签订、安全培训等内容承担相应程度的责任。让相应的责任主体无法逃避责任,规避劳动合同的签订,提升劳动合同签订的效率、数量并使得劳动合同进一步发挥对于劳动关系认定的作用,初步构建起以劳动合同为主要特征的个别劳动关系调整机制。在司法实践层面,《管理办法》为保障建筑工人的劳动权益提供了路径。由于长期以来建筑业“层层分工”的用工体制,违法发包分包在不同建筑主体之间运转,出现拖欠工资、因工伤亡等问题互相推诿、无从追偿的情况。《管理办法》的出台,构建了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即建筑工人与建筑企业之间的直接法律关系,使得建筑工人在具体劳动权益纠纷中更加具有主动权。根据《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全面实行建筑业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制度,坚持建筑企业与农民工先签订劳动合同后进场施工。建筑企业应与招用的建筑工人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对其进行基本安全培训,并在相关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平台上登记,方可允许其进入施工现场从事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建筑工人以建筑企业为被告主张合法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管理办法》及劳动合同的内容进行裁判,促使建筑工人更多地利用法律途径解决劳动权益纠纷,切实保证建筑工人劳动关系的建立,保障其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顺畅地运行。在法律实施层面,《管理办法》成为建筑企业与建筑工人规范化转型的间接动力。一方面,将推动建筑企业的用工机制转型。新的用工机制对于用工管理实名制、培训管理实名制、工资发放实名制、社保缴纳实名制、现场管理实名制等都提出了全新的更为严格细致的要求。以往仅提供各种建筑劳务为主的单一建筑劳务公司将向具备专业资质的专业型企业转变以满足需求,而建筑用工体系也将转变成为施工承包企业自有建筑工人为骨干,专业作业企业自有建筑工人为主体的多元化体系。另一方面,将促进建筑农民工群体向专业型技术工人转型。建筑工人多数由农民工组成,无论是在本身技能素养还是在劳动权益保障上,他们都处于劣势。实名制制度有利于改变目前建筑工人劳动合法权益尤其是工资支付被忽视的局面,真正实现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转变。

建筑工人范文篇5

关键词:施工生产组织;现状;对策

1引言

20世纪80年代推行企业承包制和项目法施工模式,实行管理层与劳务层两层分离。由于配套政策不完善、企业改革不彻底、政府监管不到位,两层分离“一分了之”[1],使得劳务企业形同虚设,大量包工头应运而生,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对项目的控制权和主动权大大减弱,造成目前质量安全责任不到位、市场秩序混乱、农民工工资拖欠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发端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经营模式与现代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不相适应,已严重阻碍了建筑管理水平提升和建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为进一步了解目前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现状,课题组于2015年4月至6月年对山东省代表地市建筑主管部门和综合实力较强的建筑业企业进行了调研访谈,深入了解目前企业及项目层面施工生产组织方式现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措施建议。

2山东省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现状

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改革是建筑业管理体制的深层次变革,是以项目为中心的施工生产组织体系的自我完善。山东省现行的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可从生产组织层级、项目管控方式和劳务用工组织三方面进行总结归纳。

2.1建筑施工生产组织层级

建筑施工生产组织层级在企业层面主要分为“公司-项目部”两级管理和“公司-分(子)公司-项目部”三级管理两种模式;在项目层面主要的组织方式为“项目部-劳务公司-施工班组”。

2.2建设项目管控方式

山东省建筑企业项目管控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是企业(集团)集中管控模式。该模式采用纯劳务“清包”方式,坚持不承包、不挂靠,有自己的一批班组长队伍,项目部接受分公司领导,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有资质的劳务公司。二是项目目标责任承包制模式。该模式一般采用劳务“平方米包干”形式为主。项目部根据一定比例向公司总部上缴管理费用,其在劳务队伍选择、建筑材料和易耗品采购、人员调配等方面权力较大。

2.3劳务用工组织

主要包括四类方式。劳务外包、劳务内包、固定用工和包工头模式。其中包工头模式是目前建筑劳务用工组织的主流,包工头一般分为“大、中、小”三级。“大包”从总包或专业分包企业直接承揽工程项目,再分包给专业施工班组;“中包”从“大包”处承接具体劳务作业任务;“小包”也就是常说的施工班组长,主要带领工人从事具体施工作业。包工头挂靠劳务公司承揽业务,临时组建作业队伍,一般不与工人签订劳动合同、办理社保,不承担法人责任。

3当前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存在的突出问题

3.1管理方式粗放落后

大多数企业没有真正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以包代管,不少企业仍采取家族式管理方式,项目管理主要靠老经验、老做法,缺乏精细化、信息化等先进管理理念。

3.1.1企业以包代管

以包代管的实质是企业不管项目,缺乏对项目的监管和服务,结果是包而不管,造成建筑企业、项目部、劳务公司、生产班组等管理链条的断裂,这也是导致质量安全隐患和市场秩序混乱的根源所在。

3.1.2项目利润倒挂

以承包制为核心的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下,利润分配结果是建筑企业拿“小头”、项目部拿“中头”、劳务公司和包工头拿“大头”,这与科学的施工生产组织方式下利润分配结果恰好相反。劳务公司既没有尽到分包管理的职责,也没有把农民工真正培养成建筑产业工人,实际上已经被“包工头”所“绑架”。这不仅是导致建筑项目生产力水平低下、建筑企业发展后劲不足,也是建筑行业滋生腐败的温床。

3.1.3施工管理能力退化

施工管理能力主要体现在企业对项目的施工技术管理、劳动力组织和质量安全目标管控等方面,但现行的承包制模式使企业施工管理能力逐步退化:一是不重视技术管理;二是丧失劳动力组织能力;三是质量安全目标失控。在技术和劳务管理能力退化的情况下,施工质量安全只能寄希望于一线生产工人,而一线操作工人大多又是没经过系统培训的“农民工”。

3.2施工生产组织链条“肠梗阻”

“两层分离”后,大部分施工企业没有自有建筑工人,一线工人的组织管理职能转移到劳务公司和包工头身上,而他们并未发挥应有的管理职能,造成劳务公司空壳化,最终形成建筑施工生产链条上的“肠梗阻”[2],阻断了建筑企业对一线施工人员的直接管控。

3.2.1施工劳务市场无序竞争

劳务公司、包工头主要靠人际关系和幕后交易承揽业务,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包工头通过挂靠、转包等渠道参与施工生产,引发许多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不愿意承担农民工技能培训和社会保障责任,并尽力压低工人工资以获取利润空间;二是卷走工钱、逃避工伤医药与抚恤费、拖欠工资现象屡禁不止;三是没有规范的管理模式且不计后果承揽项目,不能保证工程质量安全。

3.2.2施工劳务企业空壳化

劳务企业很少签订劳动合同并组织实施,多是签订分包合同并扣除相关费用后以一定价款分包到包工头,不注重对农民工的培训、教育和管理,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内部管理不到位、人员素质低下,空壳化情况普遍。

3.2.3施工劳务组织关系松散

劳务公司与各级包工头以项目为基础形成的短期劳务合作关系稳定性差,当劳务公司运营正常能承揽足够多任务时,劳务公司和包工头队伍之间的关系可以暂时得到维持。当劳务公司运营发生困难或无法承接劳务任务时,包工头及其施工队伍就离开劳务公司,很难形成稳定的、有施工能力的劳务团队。

3.3一线人员素质较低

建筑劳务用工临时性、一次性特点突出,山东省405万人的建筑大军,农民工占85%以上,其大多数只有初中文化,未经系统的培训,缺乏操作技能。存在问题主要体现在:一是用工体系不稳定,存在用工短缺现象;二是综合素质相对较低,主要表现在老龄化突出、学历低、技能培训不足;三是劳动合同签订率和参保率低。社保金异地接续是未建立有效的农民工社保制度的主要原因。

4建筑施工生产组织方式改革对策建议

4.1多措并举,“政企社”合作,建设职业化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建筑业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痛就是农民工问题。要加快建立政府主导、企业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职业化建筑工人培养体系。一是建议成立建筑工人协会。负责建筑工人的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和权益维护。二是建立建筑工人标准体系。当务之急是完善标准体系,这是建筑业用工制度的根本。主要包括《建筑职业工种划分标准》《建筑工人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建筑工人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建筑工人技术等级工资标准》等。三是构建多元化的职业培训体系。建议政府(协会)、企业、社会三方各自创办建筑工人职业培训学校,其培训经费从政府征收的专项经费中统筹使用。四是健全完善建筑工人保障机制。切实树立“建筑工人也是人才”的观念,鼓励年轻人进入建筑业。加快解决建筑工人在进城务工过程中子女上学、养老、医疗、住房、户籍等方面的问题。

4.2重塑“金字塔”型产业链,取缔“空壳化”劳务公司

一是大力推行工程总承包。通过工程建设管理体制改革与项目管理模式创新,打造建筑企业综合集成服务能力,形成设计、采购、施工、运营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和管理体系。鼓励大型企业采用BT、BOT、PPP等建设融资方式,承揽重大基础设施和城市综合体等大项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支持企业开展多元经营,延伸和拓展业务范围。二是提升建筑企业融资能力[3]。创新企业商业运营模式,加快推进银企联合,支持大型企业成立财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增强资本运营能力,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券、资产重组等方式实现做优做强。三是治理改造包工头。创造条件让懂技术、有实力、会管理的包工头浮出水面,鼓励其在各自专业领域注册施工分包企业,打牢坚实的“金字塔”塔基。

4.3创新管理体制机制,提升项目生产力水平

项目生产力是建筑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石。一是加快产业信息化建设[4]。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企业集成化管理水平和项目管理的优化升级,形成企业管理层面横向到边、项目管理层面纵向到底的集成体系,加快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二是健全质量安全管理保证体系。发生“质量安全”事故时,加重对总包方的处罚力度,引导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放弃“以包代管“”转包”“挂靠”。三是建议从法律法规上明确工程总承包主体地位。制定与工程总承包模式相适应的招标投标、资质管理、工程造价、质量安全管理等制度。

4.4强力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

一是在项目应用和产业发展上实现突破。将保障性住房、政府投资工程作为试点项目打造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样板,出台评价标准和试点管理办法,深化和扩大试点成效,以点带面加快项目应用、龙头企业培养、技术研发和政策落地。二是在政策环境上实现突破。制定加快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的指导意见,编制建筑产业现代化发展规划,在财政、税费、金融、用地和行政许可等方面出台具体的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三是在管理服务上实现突破。建立省级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专家委员会,协调、指导和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研究配套管理制度,制定相应的设计管理、采购管理、成本管理等管理办法。

作者:张园园 单位:山东建筑大学

参考文献:

【1】吴书安.建筑农民工现状与对策研究———基于江苏省五市建筑农民工的调查[J].建筑经济,2013(12):88-90.

【2】董萍.基于生产组织方式变革的核心竞争力研究[J].现代业,2009(33):108-109.

建筑工人范文篇6

一、如何提高建筑施工质量

1.完善我国建筑施工质量管理体制

建筑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也需要受到政府的正常监管。而政府的监督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对建筑企业施工质量的管理,所以完善我国的质量管理体制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工程质量领导问责制。明确的责任会产生明确的管理,明确的管理会提高建筑施工质量。施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具体项目的负责人应该对承建项目的质量负有直接责任,而在建筑施工中的人员、设备、材料等方方面面的具体管理人员都要对自己负责的领域承担责任。其次,应该完善工程质量监督告知制度,建立“阳光监督”。工程建设施工方从施工一开始,就应该享有知情权,了解监督工作的方式和内容,这样能够让施工企业更加了解质量管理的侧重点,能够通过反推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来自觉规范施工行为,从而达到减少和避免质量事故的目的。再次,应该建立集体监督机制,保证监管工作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在监管的过程中要争取在每一项指标的监管上配备两名以上的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要持证上岗,也要实行准入政策,只有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才能承担建筑质量监管的责任。

2.提高施工企业的法律意识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施工企业的负责人对《建筑法》等法律法规并不是很了解,这导致他们在主导施工行为时完全是按照主管经验在作为,这样就容易为了自身利益而牺牲建筑质量。也有的施工企业负责人了解有关建筑质量的法律政策,但是由于违法成本不高,并没有把法律规定当作必须遵守的准则,从而无视法律,在建筑施工中偷工减料影响质量。这就需要相关部门一方面要加大对施工建筑方面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宣传。

3.严格市场准入

建筑施工市场准入是严把建筑质量关的第一个关口,只有严格市场准入,让真正有资质、有水平和有信誉的企业进入到各级建筑领域中,才能最大限度的保证建筑施工质量。因此,相关部门要根据市场的不断变化制定切合实际的市场准入制度。首先审核项目要全面。不仅要审核待入企业的注册资金、人员配备等资质,还要实地考察,不能只靠书面材料判断,必要情况下还要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考核。其次还要审核过程要透明公开,审核结果要向社会进行公示,这样能够最大限度杜绝因为某个人的徇私枉法而导致不具备资质的企业进入建筑行业。

4.提高建筑施工企业人员素质

任何制度的实施最终都要落实到个人,因此对建筑施工企业人员的业务培训是必要的。建筑施工企业中可以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具体实行建筑施工的建筑工人,一种是进行管理工作的管理者,这两类人虽然分工不同,但是都对建筑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对建筑工人要进行定期培训,很多建筑企业的建筑工人并不是固定的,二十载社会上临时招聘的农民工,这些工人也并不是专门从事某种类建筑的工人,可能这个月在建房子,下个月就去建桥梁了,因此要在施工之初以及整个施工过程中对这些工人进行本次施工的培训,让工人了解本次工程的特殊性和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尽量避免由于不熟悉施工种类而造成质量不合格的现象。

二、结论

建筑工人范文篇7

目前我国的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工程施工中的建筑工人安全日益得到人们的关注。建筑业的安全横跨职业安全和环境安全两个安全研究领域。它的职业安全表现在从事建筑业工人的施工安全上。建筑工人中的一线工人80%以上由农民工构成,他们从事的建筑业是高危险行业,典型的伤亡类型是高处坠落、物体打击和电击。建筑工人几乎每时每刻都工作在危险的环境中,他们需要配备安全帽等必需防护用品或用具,并强迫自己随时高度观注可能出现危险状况。当30%的农民工选择了建筑业时,本身就具有高危险的建筑业安全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建筑业还涉及到环境安全。例如一个施工中的吊车起吊一个重物,并在高空中超出施工围墙的范围外运行,结果出现重物滑脱事故,重物坠落到施工场地之外,对外部环境的安全造成了威胁。另外,施工过程中出现的安全事故造成的影响会波及到周围的人群,施工场地内的矛盾可能导致工人以某种不理智的过激行为在施工场地外的社会环境中寻求发泄的途径,造成施工场地外的环境安全问题。工人的施工细致负责程度将影响到工程的最终质量,竣工后的工程因其质量的问题会引发随后的环境安全问题。建筑业同时也涉及到环境问题,最明显的是施工时产生的噪声造成环境污染,或者尘土造成的局部空气污染。处于多种不安全与污染环境之中,首先受到侵害或受侵害最深的就是建筑工人自已了。

近年来安全施工事故频发,据统计[7],建筑行业每年发生的施工安全事故仅次于采矿业的安全事故,是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音符。如果对建筑安全施工管理不到位,必将有大量安全隐患存在,引起安全事故发生,增加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当前安全形势严峻的社会环境下,从加强外部约束的角度实施安全施工监理十分必要。从目前来看,我国施工安全的监理还存在一定的问题[6]。一方面,我国安全施工监理制度的还不够完善,由于在工程建设监理制度的长期实践中,一直以“质量、投资、进度”作为监理的主要工作内容,监理在施工中的安全责任和要求则有所忽略;另一方面,施工安全监理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施工安全监理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对施工安全自身的分析和评价研究不够深入和实用,所以现阶段工程监理对施工安全进行有效而科学的控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建筑工人范文篇8

关键词:建筑;施工;安全管理

前言

城市化进程速度越来越快,为了缓解土地资源短缺的问题,建筑业普遍的做法就是节约土地资源。但是楼层越高施工越困难,建筑项目施工过程难度要高出几倍。因此,在建设高层建筑的过程中,施工企业应积极面对安全管理问题,采取有效的解决方案及时控制形势。

一、建筑施工现场的概况

在建筑安全评价过程中,我们将施工现场作为重要的评价指标,并利用施工现场评价进行建筑施工的管理安全。在施工现场,每一个环节的失误都有可能会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这将威胁到整个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如果我们在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中,严格控制每一个生产环节,我们就可以控制和协调整个建筑施工的安全管理,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为了评估整个施工现场的安全性,我们应该掌握最基本的原则即保证施工现场没有发生重大事故。重大事故可能对高层建筑的安全管理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因此,所有参与者必须注意施工现场人员的安全,即使面对轻微的安全问题,我们也必须全力以赴。所谓的建筑工地安全管理不是一件小事,保证大多数建筑工人的根本利益和安全,首先要加强安全生产,对于施工企业的管理人员,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是保证施工安全管理的首要问题。目前,安全生产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建筑业一直受到相关从业者和管理者的困扰。由于中国的建筑工地长期以来一直以传统管理方式为主为主,中国的大部分建筑安全管理都是以事后管理为基础的。因此,难以有效地避免施工过程的危险源,控制也是中国建筑业频繁发生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应用系统理论的PDCA(计划,执行,检查,行动)模型对于中国建筑工地的管理是必要的。

二、高层建筑施工安全问题分析

1.高层建筑的特性问题(1)与其他建筑物相比,高层建筑施工难度较高,大多数建筑工人需要高空作业,这无疑增加了施工安全风险。在高层建筑的施工过程中,地板上的预留孔也可能导致死亡,甚至小石块在高空作业期间掉落,也可能会导致瘀伤和猝死。(2)高层建筑施工期间有许多交叉作业。在垂直空间,建筑工人需要同时工作,一些线路需要使用电梯,而其他线路也需要使用电梯,并且在该交叉操作期间,建筑工人可能由于电梯的来回操作而死亡。

2.施工安全管理问题(1)就目前情况而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层建筑安全管理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体现在大多数高层建筑的施工过程中,没有特殊安全保障,施工安全工作没有得到足够重视。(2)高层建筑的安全管理没有合理的制度措施,限制了建筑市场的发展。在这个阶段,中国的建筑市场增加了高层建筑工人的施工安全风险,而且高层建筑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不足,一些建筑工人在紧急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处理们,应急响应能力不足,在施工过程中,相关操作没有严格按照施工规定执行,如不戴头盔等情况。

三、高层建筑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1.施工期间临时用电高层建筑施工期长,施工人员多,施工设备多,不仅如此,而且在高层建筑的建设中,有许多项目和流程,并且有许多交叉建设业务。因此,施工人员和设备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因此供电线路和设备也在不断移动。然而,这种供电设备线的频繁移动增加了施工的临时电源管理,施工企业的用电管理不规范,电力运行中缺乏完善的安全保护使得施工建筑物电源管理更加困难,并且由于临时功耗而导致更多安全事件。

2.施工单位管理不到位城市化进程逐渐从中心区域扩展到边缘区域,未来,这座城市将拥有更多的高层建筑。高层建筑的安全性已成为建筑业最重要的部分,然而,在当今高层建筑的施工过程中,施工管理单位没有施工安全管理,甚至许多施工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条件不了解,安全意识较浅,对建筑材料特性不明白,因此,目前管理者对建筑行业缺乏了解不仅会影响高层建筑的施工安全管理,还会对高层建筑的施工质量产生一定的影响。

3.国家的安全管理体系不完善虽然国家已经引入了一些建筑和生产管理法律来应对中国建筑业施工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但这些制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针对性不强。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的安全管理过程不容易控制,此外,国家颁布的政策不在有关部门的监督之下,没有人知道企业是否实施了相关的实施制度。甚至一些施工单位也对施工期间国家引进的施工安全管理制度视而不见,忽视了施工过程中的管理制度,结果导致虽然国家确立了管理制度,但相关施工安全管理制度不能有效落实。

四、加强高层建筑安全管理的对策

1.加强电力安全管理有必要制定相关的安全和管理奖惩制度,严厉打击非法活动,使建筑工人临时用电安全得到改善。保证临时电力建设的安全,逐步通过小组学习方法,确保每个建筑工人学习,并在学习后不时进行安全知识评估,然后建立合理的奖惩机制,以激发建筑工人的安全性和积极性。对于安全管理知识的学习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完善,开发新的高层建筑安全管理方法和制度,确保每一个建筑工人都能牢记安全意识。

2.加强监督机制的建立和监督部门的建立在高层建筑安全管理体系中,虽然国家引入了相关的管理制度,但在实施过程中没有监督部门,很难对施工安全管理进行有效的实施,使安全管理机制对施工现场几乎没有用处。因此,施工单位应在施工过程中设立相关监理部门。监管机构的成员可以是负责建设和施工的政府部门的专业技术人员,并邀请市场上的高层建筑施工单位的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组成施工安全管理监督小组,确保国家制定的安全管理体系和施工单位制定的管理体系按照有关规定执行。当然,对于没有实施相关管理机制的建设单位,可以制定相应的惩罚制度,具体到经济利益的各个方面,通过这种监督限制超高建筑的施工,降低施工期间的安全问题发生概率。

五、结语

保持整个施工现场的安全是负责人的首要任务。要真正系统的控制整体施工安全,确保员工的生命和健康,实施科学发展,建设更加文明和安全的施工现场是我们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也是建筑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措施。建筑过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忽视安全管理问题,忽视任何一个细节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因此加强安全管理对高层建筑非常重要。

参考文献:

[1]粟燕,李浙星,刘人源,杨平,杨义,黄清清,李权.施工企业的建筑工程质量与安全管理探讨[J].山西建筑,2019,45(4):246-247.

[2]温洪龙.从施工企业角度谈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管理[J].建筑机械化,2018,39(12):67-68.

[3]徐海峰.建筑施工项目安全管理研究[D].北京建筑大学,2018.

[4]车华桥.KY路桥公司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研究[D].山东大学,2018.

[5]毛云山.建筑工程中施工安全管理问题和对策解析[J].居舍,2018(32):112.

[6]王扬龙.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信息化应用研究[J].福建建筑,2018(11):85-88.

建筑工人范文篇9

2003年10月24日,总理在农家小院听到农妇熊德明对丈夫在外打工被拖欠工资的胆怯叙述后,亲自为熊德明主持公道讨薪水[1]。自此,一个为农民工讨要工资的高潮拉开序幕。现在距离温总理替农民工讨薪已经过去6年,温总理当年说“欠农民的钱一定要还”,6年来,虽然房地产行业突飞猛进、一路高歌,但建筑行业打白条、拖欠工人薪水的情形仍然相当普遍。2008年1月,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这部法律赋予了工人更多的权益,但当制造业的工人已经开始据此争取加班工资时,建筑行业却连1995年旧《劳动法》的工资按月发放的条款都难以贯彻。农民工们被产业资本肆无忌惮的伤害常常被忽视,于是发生了无数跳楼讨薪的悲剧,后来社会神经逐渐麻木,这些悲剧又演化成为大众闹剧,即所谓的“跳楼秀”[2]。

1建国后包工制度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建筑行业由于生产周期、产品地域性、生产过程受气候需求等多方面影响的基本特点,使得其无法像制造业一样完全实现机械化,从而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也就是劳动者,为了有效管理这些活劳动,就产生了包工制度。这种制度以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一方面可以凭借已有的乡缘网络来加快劳动力的组织,可以“召之即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熟人信任来有效约束工人的各种诉求与不满,方便“挥之即去”。一言以蔽之,这种看法的核心观点在于包工体制是建筑生产的伴生物。

但包工制度既不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孪生兄弟,也不是建筑行业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包工制度曾经三起两落,其下的工人生活境遇也与今天截然不同。

包工制度的第一次兴盛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从1949年到1957年,战后修复与重建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专业的建筑公司却寥寥无几。以现有的组织资源为依托,各种承包用工体制应需而生,主要有四种:一是铁道部等专业部门组织内部人员成立了建筑企业,以自营或内包的方式开展建设;二是国有企业使用自身的劳工来进行建设;三是以当年的工程兵为主力,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经改组重建后成立了专业建筑公司,统一划归新成立的建设部管理,负责承包其余一些部委与企业的建设项目,通常称为“外包”;四是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

这一时期,建筑从业队伍迅速壮大,截至1952年底,上述各类国营建筑企业职工达到99.5万人,而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合作社组织的职工人数发展到126万人。当时物资贫乏,但是这些工人基本上可以按月领到国家的口粮补贴,或者按时拿到计件工资。

1958年到1962年期间,当各类国有建筑公司基本建设成熟后,上述各类承包体制被当作资本主义实践逐渐抛弃。政府将建筑项目纳入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下进行统一分配,1959年,包工制度被废除,工地甲方乙方被取消,同时计件工资制度被取消,工人按月领取报酬,能够得到国家财政的保障。

到了1962年,对“”经验的总结迎来包工制度的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也同步恢复,企业内部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这一次的包工制度持续了8年,在1970年被再度废除。这时,国家撤销了“一委三部”,重建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实行“经常费”制度,由国家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施工队伍工人工资和管理费。

总之,1980年代以前,建筑行业中发展起来的用工形态还是以国有建筑企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到1980年,国有建筑企业雇佣职工482万,城市和农村的集体企业分别雇佣职工166万和334万,而私有建筑企业的职工大概只有4000到1万人。尽管缺乏正规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拖欠工资的事情却很少发生。在管理层与劳务层合为一体的体制下,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安排和分配,国家或地方财政为工人工资的发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无论来自军队专业还是农村招募,一旦被国有企业聘为固定职工,便可与其他国企工人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

2市场化下包工体制的变异

今天包工制度的再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改革。在现代性话语的主导下,效率超越保障成为国家的首要关心。循着邓小平对建筑行业生产潜力的肯定,一系列市场改革举措被引入建筑行业中: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有企业自主经营、建立竞价体制、提高管理技术等。1980年,国家了《建筑安装工程包工合同条例》,允许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建立承包关系。同时,建筑企业开始实行限制劳动用工的内部承包制度,在雇用原单位职工的条件下,允许内部员工进行利润包干。改革之风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蔓延开来,到1981年,90%以上的城市工业建设项目重新引入了承包体制。

1984年,承包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一系列正式的官方认可。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强调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与工程招标承包制、建设资金拨改贷等,改革建筑安装企业用工制度。当中明确指出,“国有建筑安装企业,要逐渐减少固定工的比例。今后,除必需的技术骨干外,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工,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增加合同工的比重。”11月,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又联合颁发《建筑工程招标暂行规定》,进一步承认了竞价体制,并鼓励缩短竞价时间,降低竞价成本。从此,工程承包与分包经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建筑工人的数量也急剧上升,1985年达到1728万,超过1978年的两倍。

现代包工制度由此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的一些内部承包人开始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一批的现代包工头。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做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当时村民外出前都需要生产大队开介绍信,有些在打工期间向大队上缴一天一元的费用,俗称“黑包工”。

1990年代左右,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确定了“两个转变”的改革基调后,新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在1998年3月出台,该法从施工许可证、从业资格审查、招标投标制度方面对建筑业从业规范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可是建设单位只管降低成本的做法,给非正式用工打开了利益空间。一方面,很多国有及改制后的建筑企业既不出工、又不出力,以提供挂靠的方式赚取利润;另一方面,包工头通过挂靠国有施工企业取得施工许可,再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从农村募集劳动力,构成建筑业的主力军。自此,农村青壮年以价格低廉的方式大量涌入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半商品化的劳动力,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时常不能按时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

3包工制度的罪与罚

包工头真的是工资拖欠的罪恶源头吗?如果没有了“黑心”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还会存在吗?我们的回答是,包工头既不是唯一的源头,也绝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没有了卷款潜逃的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也还会存在。

诚然,包工头在工资的发放环节至关重要。但是,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不是看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是看他能不能垫付得起。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③]。有人形容说建筑业是一个“1亿拉动10亿”的行业,即对于一个造价10亿的项目而言,开发商只需投入最初的1亿资金,后面的9亿资金就可以由各级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大包工头、小包工头逐级垫付。“石家庄市某国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08年11月底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石家庄某村拆迁之后要盖6万平方米的建筑,欢迎他们去投标。该公司去后发现,该村的建设项目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来投标,他们中标后双方谈判,对方说要该公司先垫资500万元,公司领导想了想,最后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结果对方又说,房子要盖到10层之后再给公司钱,该公司一测算,房子要盖到10层还需要花费800万元,前期一共要花费1300万元才能有收益,况且收益是否确定还是个未知数,就拒绝了。”[④]可见,一个建筑项目启动与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逐级卷入的过程。一位从业多年的项目经理从资本运作的角度说,“包工头不能取消,因为包工头作为建筑公司与工人之间的缓冲地带十分重要。”

首先,包工头作为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老板”,常常在工资拖欠时扮演着“减压阀”的作用。建筑工人将工资的领取权交给包工头,避免了单个公司与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将劳资关系融合在熟人关系中,在情面和信任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削减了工人反抗的可能性。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其次,包工头作为工人追讨工资的直接对象,经常背负着“黑心老板”的罪名,成为上级建筑或承包公司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替罪羔羊”。遭遇工资拖欠时,大多数工人首先不是追究建筑公司的责任,而是谴责包工头道德败坏或无能。当然,也存在一些包工头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拒不支付,甚至雇佣打手欺压工人的情形。

不难看出,在现代包工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公司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藏在幕后,只有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浮在表面。大多数工人在提及自己的老板时,都会想到包工头,而弄不清楚哪家建筑公司是自己真正的雇主。到了工资拖欠的时刻,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追讨对象也是包工头。

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回顾整个建筑业发展的历史,包工制度在建筑业内形成并非必然,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行业特色的产物。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本累积形式的改变,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体制改革。包工制只不过是资本借来遮蔽劳动关系,掩盖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现代包工制是资本灵活积累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包工在资本面前的议价能力更弱,议价方式也更趋于暴力。

4以文明化解暴力

近年来媒体频频报道建筑工人讨薪事件,从爬上塔吊寻求自杀的自我毁灭,到攻击项目部、殴打包工头的人身伤害,其中,“跳楼秀”经常见诸媒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暴力”色彩,但深挖下去,建筑工人“暴力讨薪”行为背后的根源却是潜藏的资本以及整个建筑体制施加于建筑工人身上的暴力。“暴力讨薪”事件提醒我们,经济的繁荣不应该再以肆无忌惮的社会伤害为代价。我们应该反思繁华背后现代包工制度的荒谬存在,应该反思它的建造方式是否文明和人性。

我们认为,改变建筑行业不合理的用工制度,需要充分调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大有关部门管理与监督的力度,落实有关政策和法律的规定。

首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强化监管功能,将取消包工制度、建立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建立基地化管理等措施进一步落到实处。若非如此,建筑行业非法的转包制度将继续存在,工地上的非法施工行为也将无法取缔。

其次,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该大力推行新《劳动合同法》,要求建筑公司与工人签署劳动合同,一方面减少劳务转包过程中的盘剥,另一方面增强工人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目前,90%以上的建筑工人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而且极少数签订的合同中只规定了约束工人的操作规范和日工资标准,只字未提工资的支付期限、工伤保险等有关工人权益的问题。如果超过90%以上的建筑工人还未签署劳动合同,这个责任应由谁来承担呢?

最后,全国总工会应该以身作则,建立好榜样。一方面落实工地上的工会组建工作,另一方面在建筑工人权益受侵、缺乏保护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提供援助。而现阶段,工地上的工人多没有工会组织,在权益受侵害时该由谁来支持和保护呢?我们看到,全国总工会今年已经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其中有提供维权服务、生活帮扶、发展农民工会员等内容。[⑤]希望这种行动真正落到实处,取得效果。

参考文献

[1]总理为农民讨工钱.新华网,2003年10月27日

[2]男子屡屡导演农民工跳楼秀.长江商报,2009年5月28日

[3]小包工头:“跳楼讨薪”实属无奈之举.长江商报,2009年6月1日

建筑工人范文篇10

1建国后包工制度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建筑行业由于生产周期、产品地域性、生产过程受气候需求等多方面影响的基本特点,使得其无法像制造业一样完全实现机械化,从而保留了大量的活劳动,也就是劳动者,为了有效管理这些活劳动,就产生了包工制度。这种制度以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一方面可以凭借已有的乡缘网络来加快劳动力的组织,可以“召之即来”;另一方面可以利用熟人信任来有效约束工人的各种诉求与不满,方便“挥之即去”。一言以蔽之,这种看法的核心观点在于包工体制是建筑生产的伴生物。

但包工制度既不是中国建筑行业的孪生兄弟,也不是建筑行业特有的现象。事实上,在新中国60年的历史中,包工制度曾经三起两落,其下的工人生活境遇也与今天截然不同。

包工制度的第一次兴盛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从1949年到1957年,战后修复与重建工程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力,而专业的建筑公司却寥寥无几。以现有的组织资源为依托,各种承包用工体制应需而生,主要有四种:一是铁道部等专业部门组织内部人员成立了建筑企业,以自营或内包的方式开展建设;二是国有企业使用自身的劳工来进行建设;三是以当年的工程兵为主力,加上小部分私营企业,经改组重建后成立了专业建筑公司,统一划归新成立的建设部管理,负责承包其余一些部委与企业的建设项目,通常称为“外包”;四是各地建筑工会组织社会上的未就业人员,成立集体所有制性质的城镇建筑合作社。

这一时期,建筑从业队伍迅速壮大,截至1952年底,上述各类国营建筑企业职工达到99.5万人,而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合作社组织的职工人数发展到126万人。当时物资贫乏,但是这些工人基本上可以按月领到国家的口粮补贴,或者按时拿到计件工资。

1958年到1962年期间,当各类国有建筑公司基本建设成熟后,上述各类承包体制被当作资本主义实践逐渐抛弃。政府将建筑项目纳入每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名下进行统一分配,1959年,包工制度被废除,工地甲方乙方被取消,同时计件工资制度被取消,工人按月领取报酬,能够得到国家财政的保障。

到了1962年,对“”经验的总结迎来包工制度的恢复,劳动定额管理制度也同步恢复,企业内部设立了职工代表大会制。这一次的包工制度持续了8年,在1970年被再度废除。这时,国家撤销了“一委三部”,重建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实行“经常费”制度,由国家按照大体相同的标准直接发放给施工队伍工人工资和管理费。

总之,1980年代以前,建筑行业中发展起来的用工形态还是以国有建筑企业为主的正式用工体制。到1980年,国有建筑企业雇佣职工482万,城市和农村的集体企业分别雇佣职工166万和334万,而私有建筑企业的职工大概只有4000到1万人。尽管缺乏正规完善的法律体系作保障,拖欠工资的事情却很少发生。在管理层与劳务层合为一体的体制下,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安排和分配,国家或地方财政为工人工资的发放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无论来自军队专业还是农村招募,一旦被国有企业聘为固定职工,便可与其他国企工人一样享受同等的社会地位和福利配给。

2市场化下包工体制的变异

今天包工制度的再次出现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的改革。在现代性话语的主导下,效率超越保障成为国家的首要关心。循着邓小平对建筑行业生产潜力的肯定,一系列市场改革举措被引入建筑行业中:重组现有管理体制、开放建筑市场、允许国有企业自主经营、建立竞价体制、提高管理技术等。1980年,国家了《建筑安装工程包工合同条例》,允许建筑企业与建设单位建立承包关系。同时,建筑企业开始实行限制劳动用工的内部承包制度,在雇用原单位职工的条件下,允许内部员工进行利润包干。改革之风首先在深圳经济特区蔓延开来,到1981年,90%以上的城市工业建设项目重新引入了承包体制。

1984年,承包体制改革的成果得到了一系列正式的官方认可。9月,国务院颁发《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强调全面推行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与工程招标承包制、建设资金拨改贷等,改革建筑安装企业用工制度。当中明确指出,“国有建筑安装企业,要逐渐减少固定工的比例。今后,除必需的技术骨干外,原则上不再招收固定工,积极推行劳动合同制,增加合同工的比重。”11月,国家计委和建设部又联合颁发《建筑工程招标暂行规定》,进一步承认了竞价体制,并鼓励缩短竞价时间,降低竞价成本。从此,工程承包与分包经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建筑工人的数量也急剧上升,1985年达到1728万,超过1978年的两倍。

现代包工制度由此开始萌芽。一方面,国企的一些内部承包人开始从原企业独立出来,雇佣农村劳动力,成为最早一批的现代包工头。另一方面,农村的一些带工师傅也开始带本村人外出做工,形成另一批庞大的包工队伍。当时村民外出前都需要生产大队开介绍信,有些在打工期间向大队上缴一天一元的费用,俗称“黑包工”。

1990年代左右,建筑行业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在十一届四中全会确定了“两个转变”的改革基调后,新中国第一部《建筑法》在1998年3月出台,该法从施工许可证、从业资格审查、招标投标制度方面对建筑业从业规范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可是建设单位只管降低成本的做法,给非正式用工打开了利益空间。一方面,很多国有及改制后的建筑企业既不出工、又不出力,以提供挂靠的方式赚取利润;另一方面,包工头通过挂靠国有施工企业取得施工许可,再利用传统的社会关系从农村募集劳动力,构成建筑业的主力军。自此,农村青壮年以价格低廉的方式大量涌入建筑业的劳动力市场,成为半商品化的劳动力,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后,时常不能按时拿到相应的劳动报酬。

3包工制度的罪与罚

包工头真的是工资拖欠的罪恶源头吗?如果没有了“黑心”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还会存在吗?我们的回答是,包工头既不是唯一的源头,也绝不是最重要的,即使没有了卷款潜逃的包工头,工资拖欠问题也还会存在。

诚然,包工头在工资的发放环节至关重要。但是,建筑工人能不能顺利拿到工资,关键不是看包工头会不会克扣工资,而是看他能不能垫付得起。很多情况下,包工头自己也是一个工资和利润被拖欠的对象[③]。有人形容说建筑业是一个“1亿拉动10亿”的行业,即对于一个造价10亿的项目而言,开发商只需投入最初的1亿资金,后面的9亿资金就可以由各级建筑公司、劳务公司、大包工头、小包工头逐级垫付。“石家庄市某国有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2008年11月底曾经接到一个电话,说是石家庄某村拆迁之后要盖6万平方米的建筑,欢迎他们去投标。该公司去后发现,该村的建设项目只有两家建筑公司来投标,他们中标后双方谈判,对方说要该公司先垫资500万元,公司领导想了想,最后还是咬咬牙答应了;结果对方又说,房子要盖到10层之后再给公司钱,该公司一测算,房子要盖到10层还需要花费800万元,前期一共要花费1300万元才能有收益,况且收益是否确定还是个未知数,就拒绝了。”[④]可见,一个建筑项目启动与实施的过程,就是一个资本逐级卷入的过程。

一位从业多年的项目经理从资本运作的角度说,“包工头不能取消,因为包工头作为建筑公司与工人之间的缓冲地带十分重要。”

首先,包工头作为直接与工人打交道的“老板”,常常在工资拖欠时扮演着“减压阀”的作用。建筑工人将工资的领取权交给包工头,避免了单个公司与大规模工人之间的直接交涉,将一对多的支付关系逐级分解,化整为零,大大削减了大规模劳工联合抗争的风险;另一方面将劳资关系融合在熟人关系中,在情面和信任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削减了工人反抗的可能性。

其次,包工头作为工人追讨工资的直接对象,经常背负着“黑心老板”的罪名,成为上级建筑或承包公司在道德败坏方面的“替罪羔羊”。遭遇工资拖欠时,大多数工人首先不是追究建筑公司的责任,而是谴责包工头道德败坏或无能。当然,也存在一些包工头恶意拖欠工人工资,拒不支付,甚至雇佣打手欺压工人的情形。

不难看出,在现代包工体制下,管理责任下放到包工头一级的做法将建筑工人推入了一种被遮蔽的劳资关系中。公司与工人之间的劳动关系藏在幕后,只有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浮在表面。大多数工人在提及自己的老板时,都会想到包工头,而弄不清楚哪家建筑公司是自己真正的雇主。到了工资拖欠的时刻,大多数人能够想到的追讨对象也是包工头。

一方面,传统的社会关系,为劳资关系盖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工人的反抗;另一方面,遮蔽了的劳资关系像一剂慢性毒药,在资本贪婪地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不断腐蚀并破坏传统的社会信任体系。

回顾整个建筑业发展的历史,包工制度在建筑业内形成并非必然,也不是大家所认为的行业特色的产物。问题的本质在于资本累积形式的改变,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所发生的体制改革。包工制只不过是资本借来遮蔽劳动关系,掩盖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现代包工制是资本灵活积累的一种表现,但现代包工在资本面前的议价能力更弱,议价方式也更趋于暴力。

4以文明化解暴力

近年来媒体频频报道建筑工人讨薪事件,从爬上塔吊寻求自杀的自我毁灭,到攻击项目部、殴打包工头的人身伤害,其中,“跳楼秀”经常见诸媒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暴力”色彩,但深挖下去,建筑工人“暴力讨薪”行为背后的根源却是潜藏的资本以及整个建筑体制施加于建筑工人身上的暴力。“暴力讨薪”事件提醒我们,经济的繁荣不应该再以肆无忌惮的社会伤害为代价。我们应该反思繁华背后现代包工制度的荒谬存在,应该反思它的建造方式是否文明和人性。

我们认为,改变建筑行业不合理的用工制度,需要充分调动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加大有关部门管理与监督的力度,落实有关政策和法律的规定。

首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应强化监管功能,将取消包工制度、建立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建立基地化管理等措施进一步落到实处。若非如此,建筑行业非法的转包制度将继续存在,工地上的非法施工行为也将无法取缔。

其次,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该大力推行新《劳动合同法》,要求建筑公司与工人签署劳动合同,一方面减少劳务转包过程中的盘剥,另一方面增强工人的法律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目前,90%以上的建筑工人未与劳务公司签署劳动合同,而且极少数签订的合同中只规定了约束工人的操作规范和日工资标准,只字未提工资的支付期限、工伤保险等有关工人权益的问题。如果超过90%以上的建筑工人还未签署劳动合同,这个责任应由谁来承担呢?

最后,全国总工会应该以身作则,建立好榜样。一方面落实工地上的工会组建工作,另一方面在建筑工人权益受侵、缺乏保护的情况下,第一时间提供援助。而现阶段,工地上的工人多没有工会组织,在权益受侵害时该由谁来支持和保护呢?我们看到,全国总工会今年已经启动“千万农民工援助行动”,其中有提供维权服务、生活帮扶、发展农民工会员等内容。[⑤]希望这种行动真正落到实处,取得效果。

参考文献

[1]总理为农民讨工钱.新华网,2003年10月27日

[2]男子屡屡导演农民工跳楼秀.长江商报,2009年5月28日

[3]小包工头:“跳楼讨薪”实属无奈之举.长江商报,200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