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范文10篇

减税范文篇1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费改税和取消不合理收费实际效果等于减税。财政预算和支出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利于加快财政体制改革步伐。潜在的国债还本付息负担逼迫我们不得不在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严格财政收入的征管，对国债融资项目的支出管理有利于建立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加上加入WTO对政府职能，特别是对地方政府职能的影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将是我们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从事宏观经济调控的第一次尝试，客观上必然会提出相应的财政体制改革要求。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目的是缓解国民经济的通货紧缩困境，保障国民经济在困境中仍然能够维持比较高的增长速度。现在，我国整体上仍然是个发展层次很低的国家，而且体制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如果不能维持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就有可能尖锐化，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自1997年以来，针对不利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特别是持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使得国民经济勉力维持了7％以上的年增长速度。然而，不利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至今没有大的改观，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内需增长乏力。加上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拉动内需主要依靠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国债负担增长比较快，一些人开始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和实施策略产生了怀疑。

1996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以14％－20％的速度增长，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担心，认为会抵消扩大财政支出的作用。积极财政政策重点由扩大财政支出向减少财政收入转变，即实行减税或所谓的供给政策的主张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实际情形到底怎样呢？

1996年以来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快速增长，主要是体制改革中建立公共财政的结果，并非意味着我们实行了与扩张性财政支出政策相抵消的紧缩性财政收入政策。1994年以来，我国各项税种的税率水平并没有提高，法定税基也没有扩大。国家财政收入快速增长的真实原因是，分税制改革调动了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使得它们都对收入归自己支配的税种加强了征收管理，偷漏税等现象显著减少。因此，实际税基比分税制改革前有所扩大，国家财政预算收入显著增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如果微观经济主体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的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效益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退一步讲，如果考虑到宏观调控的需要而实行减税，应该做的是选择若干税率较高、影响面比较大的税种进行规范的减税处理，即通过税法的统一变动调整国家法定税率和税基，比如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收入型或消费型，降低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等。

但是，真正能够对企业负担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是税外负担的消除。一些主张减税的人正是考虑到我国税外负担沉重的现实才得出减税结论的。然而，因此就主张我国应该通过减税来减轻企业负担，刺激民间投资，则是走错了方向。

既然我国企业正税负担水平并不高，就不能将重点放在减税上，而是应该大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取缔政府的不合理收费行为。应该借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机，冲破既得利益的阻挠，尽快完成费改税、财政集中收付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彻底解决企业的非税负担问题。

目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当然也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但是调整的重点不应该是减税，而应该是加快财政体制改革，尽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实现改革与发展的良性互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财政领域推行了放权让利式改革，这种改革对于打破传统财政体制的计划经济特征，促进市场机制发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改革方式也存在一些缺陷，当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基本瓦解，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已经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候，财政体制改革就应该有目的地以全面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为目标了，继续简单地沿袭过去放权让利式改革的经验已经不合时宜了。

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放权让利式改革方式的结束，我国改革从此进入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自觉的高级阶段。继续墨守以前的改革成功经验，坚持无原则地向地方政府和企业分权是没有理论根据的，对我国改革和发展事业也没有好处。市场经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要求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地方政府只是起配合作用，已经不再需要地方政府直接参与当地的经济事务，相反，形势的发展已经开始要求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转换职能，企业尽快转变行为方式，实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尊重市场机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的优惠政策甚至寻租活动。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不再依靠提供税收优惠和补贴，或者直接出面创办企业进行投资开发，而是依靠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和服务，改善当地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所以，已经没有必要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进行笼统的“放权让利”。“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与财政体制改革并不矛盾，两者完全可以相互促进，不能因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而放慢财政体制改革步伐。建立公共财政并不包含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带有负面影响的内容。相反，财政收入和预算管理方面的改革能够有效增强国家财力，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相对财力，从而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提供充分的国家信用保障，解决大规模发行国债可能产生的国家债务负担问题。

减税范文篇2

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死亡税（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布什的减税政策以其规模大、范围广而引起激烈争论，本文拟就布什减税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评析。

一、布什减税计划的空间很大但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

自9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迅速，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2000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达到创纪录的2370亿美元，远远超过上一年度的1244亿美元。至此，联邦政府已连续3年保持财政盈余，而上一次的联邦政府连续3年保持财政盈余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1947-1949年。管理与预算局预计，未来10年内，联邦政府将从纳税人手中筹集28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其中大约22.4万亿美元用于联邦政府支出，会产生5.6万亿美元预算盈余。

针对这5.6万亿元的预算盈余，布什总统首先建议对其中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产生的2.6万亿美元的结余要全部用于社会保障，并且在社会保障改革通过之前用来减少公众持有的国家债券。此前的1998-2000年间，国债规模从3.8万亿下降到3.4亿，减少了3630亿美元，到2001年底，还将再减少2000亿美元。布什上任后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国债回购力度，在今后10年内收回公众持有的2万亿美元债券，到2011年，联邦国债将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处于8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剩下的大约1万亿美元的国债属不可赎回债务，管理与预算局(OMB)估计要收回这些不可赎回型债务要额外花费500-1500亿美元，这是不经济的，因此总统建议待这些债务自然到期后再予回购。

在确保社会保障改革需要和空前水平地偿付债务的基础上，仍有3万亿元的结余，布什总统计划实施总额约为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同时10年内安排1530亿元用于医疗照顾改革，4000亿元用于债务服务，剩下的8470亿元作为储备用于将来的优先项目和其他未预料的或有费用。

布什减税计划的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认为，作为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最大的减税计划，布什此次减税是建立在对经济前景不可靠预测的基础上，而今年10年美国经济将发生很大变化，布什的减税规模太大，5.6万亿美元的政府盈余并不一定能实现。布什则宣称他的“减税计划是负责任的”，到2006年所减少的收入仅占GDP的1.3%，而同样的时期内里根政府的减税方案所减少的收入占GDP的4.5%。但是“预算和政策优先项目中心”的测算和分析表明，布什的十年减税计划的减税总规模远不止1.6万亿美元，而是2.1万亿美元。该中心对布什和里根的减税规模进行了比较，发现在2010年布什的减税成本占GDP的1.5%，而经过通货膨胀等因素调整后里根的减税成本占GDP的1.3-2.1%，两者基本持平。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预算余额的增加为减税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支持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但他同时也对如此大规模的减税计划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忧虑，认为美国国会应该考虑设立一种预防机制，一旦收入预测被证明是过于乐观时，减税措施就应该停止。

二、减税是体现公平还是拉大收入差距需综合分析

目前就布什是为“富人”减税还是为“穷人”减税的争议非常大。布什及其支持者认为布什的减税计划是为美国每一个收入阶层减税的全面计划。而据测算，1220万有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不会从布什的减税计划中受益，这占到全美有子女家庭的31.5%，涉及到2410万个青少年（占全国青少年总数的33.5%）。同时“争取税收公平的公民组织”统计，布什减税的59.4%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12.6%，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4.6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对此，布什方面认为，高收入者交的税多，因此获得的减税也应该多。另外，高收入者纳税额下降的比例远比低收入家庭小。比如，一个处于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年收入为4.75万美元4口双收入家庭，每年的联邦所得税将下降56%，从3393美元下降到1493美元，而年收入达25万美元的4口之家的所得税仅下降13%，从68031美元下降到59187美元。

一般认为，分档累进税率爬升得越高，富人在全部税额中负担的比例就越高。但实际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据统计，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77%降低到25%，富裕阶层承担的税收份额从29%提高到51%，低收入阶层承担的份额从21%下降到5%。1986年里根政府将最高所得税率从50%降低到28%，导致最富的1%阶层承担的税收份额从17.9%提高到25.6%，次富的10%阶层承担的税收份额从48.2%提升到55.7%。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猛烈抨击美国大老板们“可恶”的高收入，他宣称他将采取一些措施以平民愤。执政期间，克林顿采取了增税减支的政策来平衡预算，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31%提高到39.6%，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克林顿上任时，美国最大的公司老板们的收入是其手下工人一般工资的差不多100倍，而当克氏卸任时，他们挣的钱是普通美国工人的475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布什的减税方案将提升富人在个人所得税负担中的份额。二是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人的口袋，而从减税幅度上看，低收入家庭的减免幅度要大于高收入阶层。

对于到底是为富人减税还是为穷人减税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取消遗产税。布什认为遗产税对在取得时已经征过税的收入进行了重复课征，不符合公平原则和不利于经济繁荣，取消遗产税将会刺激人们为后代进行储蓄。而有关专家指出，取消遗产税的代价昂贵，会同时减少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对那些最富裕的家庭来说则如同一笔飞来横财。在1997年，只有不到43000人需要缴纳遗产税，占当年死亡人数不足1.9%，也就是说98%的人与遗产税无关。《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依据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等高级官员公开申报的财产数额，取消遗产税不仅可以让布什和切尼的后代免交大笔税款，17名内阁部长中有14人的后代都会受益，因为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布什目前的财产有1100-2160万美元，即使他的财富不再增加，在他去世后其后代也可以因免交遗产税而节省600-1200万美元。

比较有趣的是，针对布什的税改方案，金融大鳄索罗斯、世界第四富投资家马菲特以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父亲等120位最有钱的美国富翁主动上书国会，要求继续征收遗产税。他们认为，取消遗产税将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减少政府对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会造就一个贵族阶级。总之，遗产税的取消，一方面会导致最富裕的阶层更加富裕，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富人对外捐助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看，取消遗产税确实是富人得利。三、减税对经济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减速，2000年第三季度GDP已从上半年的5%以上降到2.2%；同时，股市下挫，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比最高点下调50%，导致美国家庭的财富总值55年来首次下降；到2001年3月份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市场的汽车销量连续第六个月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受经济降温、公司裁员的影响，3月份的失业率达到4.3%，比上个月增加0.1个百分点，为过去2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针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状况，布什及他的经济顾问们认为，大规模减税将鼓励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实早在1999年包括托宾、亚若等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50位经济学家就发表声明，反对国会当时正在审议的共和党提出的减税方案，认为“在长期预算计划仍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实行大规模减税措施，无疑会对国家预算及整体经济构成威胁。”他们认为，如果有充裕的盈余，不仅政府债务可望偿清，社会安全及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也能得到有力保障。如果能在2015年之前还清政府债务，会进一步降低利率，从而带动企业投资并提高劳动生产力，最终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经济学家还同时警告说，一项鼓励消费的减税方案，绝对是不明智之举。

对于布什的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确有几处需要商榷。一是即使这一计划今年被国会通过，也要在10月开始的2002财政年度才能实施，到那时，要么美国经济自身又重新出现增长，要么衰退到即使减税也无济于事的程度了。二是从美国历史看，增税、减税总是相继出现，而且减税总是伴随着赤字的快速增长，根据“李嘉图等价”理论，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会将从减税中获得的好处储蓄起来，以应付可能随之到来的增税政策，而不会象布什所计划的那样增加消费。三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入富人的口袋，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大大低于穷人，因而从这一角度说，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也极为有限。

另外，从中长期看，一方面预计中的预算盈余是建立在对经济增长前景比较乐观的预测基础上的，能否实现尚是个未知数，作为里根政府以来最大的减税计划，极有可能步入里根政府预算赤字极度膨胀的老路。另一方面，在2002年预算报告里布什提出了扩大军费开支、实行社会保险计划部分私有化等预算政策，这些将会逐渐导致联邦预算盈余下降，使布什计划的预算盈余落空。实施大规模减税后，如果财政状况恶化，会影响到布什政府回购国债等计划的顺利实施，导致政府与企业在资本市场争夺资金，干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四、美国减税计划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一）研究美国减税计划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80年代里根政府实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后，对国际经济发展和资本流动产生了较大影响，资金纷纷从其他各国流入美国。其他国家为了防止资本外流，也竞相进行税制改革，降低所得税率，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减税运动。此次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无疑会影响到国际资本的布局和流动，也极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对此我国政府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审慎开征遗产税。

在美国，遗产税已经从一个主体税种逐渐蜕变为辅助税种，2000年联邦政府遗产与赠与税完成290亿美元，仅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1.43%，遗产税筹集资金的作用已经相当有限。征收数量与课税对象都非常少，而课税成本又比较大，这也是布什政府敢于取消遗产税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呼声很高，对此我们要综合分析考虑，切不可单从调节社会不公和完善税制的角度仓促开征，否则可能同筵席税一样，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减税范文篇3

一、案例概况

H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H房地产评估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677585XXXX，注册资本：壹佰万圆整，经营范围：从事各类单项资产评估、企业整体资产评估以及市场所需的其他资产评估或者项目评估。现有20名从业人员，其中：资产评估师12人，具有多年的评估从业经验。截至2018年12月31日，H房地产评估公司账面资产总额263.49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311.65万元(不含税，下同)，应纳税所得额11.52万元。依据财税[2018]33号、财税[2019]13号文的规定，结合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8年度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年度应纳税所得额、员工人数等情况，H房地产评估公司同时符合小微企业、小规模企业认证条件，既属于小微企业也属于小规模企业，H房地产评估公司同时享受财税[2019]13号、财税法[2019]119号文所出台的税收普惠政策。优惠政策执行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止。

二、依据

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8年度经营实绩、实际上缴税费测算2019年度税收优惠政策产生减税降费效果我们依据2018年度H房地产评估公司经营实绩及实际上缴税费，测算2019年度H房地产评估公司享受财税[2019]13号、财税法[2019]119号文所出台的税收优惠政策形成减税降费效果。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9年度预计享受的各项税费优惠情况如表1：(一)增值税测算按新的税收普惠政策，月销售额在1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H房地产评估公司预计2019年度应税收入3,116,479.97元(不含税)，月销售额超过10万元，为小规模纳税人，采用简易征收方式，按3%征收率计算，2019年预计应交增值税93,494.03元。(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测算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9年预计应交的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分别为6,524.98元、2,796.42元和1,864.28元，按照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减按50%征收，则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费附加分别为3,262.49元、1,398.21元和932.14元，两者相比减少了税费5,592.84元。(三)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测算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9年度应交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分别为12,124.68元和1,132.80元，按照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减按50%征收，则2019年度应交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分别为6,062.34元和566.40元，较原税收政策降低企业税额6,628.74元。(四)印花税测算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9年预计应交的印花税6,500.00元，按照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减按50%征收，则应交印花税为3,250.00元，两者相比减少了税费3,250.00元。(五)企业所得税测算H房地产评估公司符合小型微利企业的条件，若该公司2019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税执行原税率10%，应缴企业所得得税为11,517.79元；按照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税率为5%计算应交企业所得税为5,758.89元，与原税率相比，减少了企业所得税额5,758.89元。综上，新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前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9年度预计应交各项税费合计135,954.98元，新税收优惠政策执行后H房地产评估公司2019年度预计应交各项税费合计114,724.50元，减税降费金额21,230.47元，减税降费率15.62%，其中：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减税5,758.89元，占减税降费27.13%；小规模纳税人减按50%征收地方税及附加15,471.58元，占减税降费总额72.87%。

三、案例分析结论

减税范文篇4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与之相对应，流转税1994为79.5%，2001年下降为69.3%，这组统计数据虽然表明所得税在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流转税占绝对优势的基本税制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的复合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绝对地位有所改变但我国的税制结构仍然是属于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推行减税政策，至少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的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蕴含着相应的政治风险。显然，减税存在着较大的阻力，虽然广大投资家期望政府能够削减部分税收，但事实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投资者情绪、经济景气指数和市场进入门槛的高低三大因素，减税直正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关联程度不高；二是通过减税来扩大内需，在我国缺乏实践环境，西方国家通过低税政策可以鼓励勤奋工作、提高税后收益水平产出规模和企业自身的积累率，进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推行减税政策，“储蓄—投资—产出”循环流势必会受到险碍，并不一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刺激（这从我国降息与储蓄存款的增长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三是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企业都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减税”二字，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存在。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经在很多领域相机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暂停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允许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特殊的广告业务费用扣除法；并与此同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在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上述分析，答案我们不言自明，税收的超常增长实在不能成为减税的理由。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从经济运行环境看减税

无论是“减”还是“不减”，改革的推进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1992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走向成熟和规范，在这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问题会由于诸如传统和国情的原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当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推进、投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伴生、“三农”问题凸现等关键问题交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大背景的时候，减税是很难的选择。1994税制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而进行的改革，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减税和不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要害，改革应着眼于运用税收杠杆增进国家、企业效率，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着眼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税负；着眼于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四、从税负看减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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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减税降费政策

经州人民政府决定，2020年2月至6月对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公务员医疗补助单位缴费部份实行阶段性减征，实行减半征收（其中由于医保生育合并实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6.5%的一半）。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减征对象为;各类企业以单位方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以个人身份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公务员医疗补助减征对象为；我州地方财政供养的机关事业单位。

二、减税降费资金

2020年2月至5月对机关事业、企业、社会团体基本医疗保险减征基金为1574798.02元，公务员医疗补助减征基金为1080775.39元，共减征医保基金2655573.41元。

三、建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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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对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对中小企业减税，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2）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务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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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社会科学院《北京蓝皮书之社会发展报告》的分析称，国家各项税收理论上要占商品房销售价格的约1／3，再加上土地出让金和配套费用，约占销售价的2／3。“如果政府在这两类收入上让利，经济适用房的价格就只有商品房的一半，但代价是GDP总量将减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将减少。因此，改变以GDP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是老百姓住房得到实惠的前提。”（4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从3月开始，曾经低迷的上海房市渐次回暖，甚至一举突破均价12000元／平方米的心理关口。北京、广东也颇有地产“阳春三月”的景象，这让2008年房市“拐点”说几乎成了笑柄。个中原因，并非需要深奥的学理分析，就连感同身受的普通百姓恐怕都能说道个一二三。比如，城市化扩张以及城镇居民消费欲望的升级，导致了对房地产的刚性需求。相反，各地土地资源稀缺，尤其是城市用地日益紧俏，加上进入2008年,国内外原材料价格上升，劳动力成本增加，导致房地产生产成本走高。各种因素叠加在一起，决定了推动房价上涨的力量依然强大。

尽管解决老百姓住房问题，调控和监管房地产市场理应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此问题上并未尽到应尽的职责。

首先，在土地收益环节，一些地方政府把征地当成了重要的收入来源，致使政府有强烈的内在冲动去征用土地。据统计，1999年到*年，全国通过土地价格的剪刀差从农民手中获得的利益超过20000亿元以上。（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资料表明，*年全国土地出让总价款为9130亿元以上，而全国的财政收入为3.2万亿元，从而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为28.53%（资料来源:《南方日报》）。甚至在一些热点地区和城市，房地产业对地方GDP的贡献率高的可达1/4到1/3。

其次，高昂的地价成了房价畸高的主要因素。《中国房地产发展报告NO．5》显示，*年下半年，北京成交住宅类用地地面均价为8091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00％；楼面地价3970元／平方米，同比上涨44％。《*年中国城市地价状况分析》认为，*年、*年住宅地价占住宅房价的比例分别为25％和23％。虽然与国外相比这一比例并不算高，可与中国国民收入水平相较，高不可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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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决定在五年内逐渐取消农业税，当然是件大好事。然而这些年真正影响农民利益的主要还不是这些农业税，而是政府对农产品价格和交易的干预。减税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典型主张，但有趣的是，它的鼻祖之一魁奈主张的理想税制，只对一种资源征税，这就是农业最重要的资源—土地。

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的税制被称为“土地单一税”，它的妙处在于非常简单，从而征税成本很低，但却会将税负加到所有的人的头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土地和土地上生产的主要产品—粮食是所有的人进行生产和消费的基础。对于每个人来说，没有比粮食更基本、更不可或缺的产品了。这种性质反映在需求上，就是价格弹性为零，即价格变动几乎不影响需求。对土地征税就是对粮食征税，价格弹性为零意味着，将被征的税负简单地加到价格里去，使价格升高，而不会减少需求，对粮食征的税就会几乎百分之百地转嫁给消费者。就这样，因为所有的人都吃粮食，就等于所有的人都被征了税。粮食又构成了所有其它的产品的成本的一部分，因而粮食价格所含的税负又会转嫁给购买这些其它产品的人身上。购买的越多，等于纳的税越多。这样富人就比穷人纳的税多。这不是一个很妙的税制吗？

实现上述绝妙税制的关键，就是粮食的价格能够自由波动，而不受政府的干预。如果政府将粮食价格固定在一个水平上，税负就不可能通过价格上涨来转嫁。反过来，无论税率多高，只要政府不管农产品价格，农民就有办法将所有税负转嫁出去。比如，不含税的粮食价格是2元（这是由粮食生产的边际成本与需求共同决定的），如果政府对所有粮食生产者都征10%的税，农民就简单地将这税负加到价格里，为2.2元，农民的收入仍为这2元，同时消费者照样购买。在农产品价格被规定的情况下，一定的农业税就显得是对农民利益的挤压。如果政府规定粮食价格为2元，10%的税负意味着2元之内要拿出2角钱给政府，农民就只剩下1.8元了。无论是实物形式的税，还是货币形式的税，这个逻辑都是说得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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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减税政策；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

一、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古典学派的税收理论。古典学派的税收思想是指17世纪中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它的出现是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关于税收的主要观点如下：1、对税收本质的研究。亚当•斯密认为纳税是针对政府对人们提供便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后李嘉图指出，赋税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或收入中支付的。2、对税收原则的研究。古典学派针对当时的经济环境，按照人们对利益的选择，相应的提出了对税收的要求。3、提出了地租税、利润税以及工资税三大税系，并且分析了税收负担转嫁和归宿问题。（二）凯恩斯学派的减税理论。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衰落，损失惨重的现实情况，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通过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而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而减税就是凯恩斯的重要财政主张和经济政策之一具体来说，即：NI=C+I+GT+X其中，NI表示国民收入；C表示消费；I表示私人投资；GT表示政府转移支付；X表示净出口。政府通过减少税收后，导致国民收入NI增加，之后企业将会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个人将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减税作为凯恩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方式在西方国家摆脱经济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局面，凯恩斯政策发生了失灵，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新途径，其中供给学派最为突出。该学派主张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人们投资、储蓄的积极性，从而能够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保持社会稳定。在整个学派的减税主张中，对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削减是其重要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增加投资收益，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经济良性循环下去。供给学派有一个著名的“拉弗曲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说明政府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图中横轴表示税率，纵轴表示税收额。税率从0逐渐增加到100%，税收额先是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直到到达A点，经过A点后税收额随着税率的提高反而减少。当税率为100%时，税收额降为0。ACB的阴影部分被称之为税收禁区。拉弗曲线的社会经济意义在于：税率过高反而会影响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各种生产要素不能够充分发挥其效用。在供给学派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须通过减税摆脱经济衰退的局面。

二、减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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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危机;减税政策;社会保障

1引言

2006年中国进行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新一轮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改革主要内容包括2008年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2009年三大流转税制改革、车辆购置税改革、连续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统一房产税法等,还包括一些个别税收项目的调整。通过这次税制改革,使我国税制更加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进而使税收体制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这样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确保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与高效。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的税制改革呈现出减少税收收入的特点,如增值税改革预计减少2009年税收收入1200亿,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减少33亿,其他税种的税率下调也体现了减税特点,但其原因和效果本文将做出进一步探讨。

2减税政策的背景及现状分析

国家实行减税政策是多方面的,其中涉及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合并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内资企业税率由以前的33%降到25%,大大减轻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2)流转税制改革,其改革重点是增值税,实现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允许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抵扣,企业税负得到减轻。(3)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目的是刺激出口。(4)降低车辆购置税,由10%下调至5%,目的是为刺激汽车行业的需求。以上内容是国家颁布的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国家在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实行减税政策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是完善税制改革的需要,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可以统税收体制的重要一纳税,公平税负,为内资企业营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也是大势所趋,是促进企业发展的要求所在。所以说,这些改革是完善税收体制的重要途径。

其次,这是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最直接的原因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下滑,致使全球范围内失业率提高,美国达到9%以上,失业率上升引起居民收入下降,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下降,消费需求锐减,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出口依存度高达70%,而且其最大的贸易对象是美国,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中国经济陷入泥沼,众多企业纷纷因无订单而破产,国内失业率上升,GDP增长率下降到6.1%,国家为降低企业成本,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便实行了减税政策。

3减税政策的效果分析

3.1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减税政策可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说明。第一个角度,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上进行论述。模型为Y=C(Yd)+I(r)+G+Nx,其中C=Ca+bYd,Yd=Y-T+TR。推倒机制如下:减税可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进而会提高消费需求,使社会总支出增加,拉动了GDP的增长。第二个角度,从企业的投资决策上进行论证。假定企业的税率为t,补贴(或税收优惠)占投资价值的比例为s,利率为r,资本品的折旧率为d,则企业的预期收益为MPK×(1-t),预期成本为(r+d)×(1-s),令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即,MPK×(1-t)=(r+d)×(1-s),推出MPK=(r+d)×(1-s)/(1-t),从公式中可得出:当s>t时,MPK1k0,从而投资I会增加,产出也就相应增加。从这一推倒机制中可以发现减税的确可以给企业带来投资空间。

从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得出了国家减税政策对经济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即减税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2实证分析

实证效果的判断主要是通过对2009年1-8月份我国的投资完成额和出口统计数据的观测中得出的。如下图所示,2009年1-8月的投资额变动不大,只是在短期内存在上扬现象,但是时间跨度变大时,投资额的增长趋势不明显,即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减税政策的实施而有明显的向好趋势。第二组出口统计数据,出口总额均未超过14亿,同期下降平均21%左右,这说明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也不如理论分析一般良好。

4减税政策的方向分析

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上讲,减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模型,其中一个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具体含义是指减少税收会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消费需求,可使社会总产出增加,拉动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出口转内销。

其次,从中国的现实角度来分析,从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在2003年进入经济繁荣期,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加,资本存量水平较高,只是投资边际效率慢慢下降,导致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按经验分析来讲,这个时间跨度是3-4年,即从2003年到2007年,2007年我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社会财富和资本存量的较高水平与人们的相对贫困对比形成了生产过剩现象。因此,按照目前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减税政策若还是针对于投资,而不着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减轻人们负担,生产过剩还会继续,减税政策是徒劳无功的。

再者,从居民的自身角度来分析,2008年中国居民储蓄额达20万亿,居世界之首,但中国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很低,形成一种收入低的人群无钱消费,中等收入的人群不敢消费的现象。这两部分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80%,可见,如果丧失它们的购买力经济增长也就无从提及了。所以使收入低和中等收入的人群都敢消费便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也是减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

5启示

第一,减税政策是有时滞效应的,尤其是在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者购买力方向需要更长的时期。产生时滞效应的原因包括消费者的心理因素,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时间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投资是可行的,但长期投资的拉动作用还是会下降。而短期内扩大内需是不可行的,但长期效果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必要的。我国中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和无钱消费造成贫困化程度日益提高,贫困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造成人们不消费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压力、医疗教育压力和养老压力,这些均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减税政策即国家补贴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上,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合全文论述,减税政策实行方向应放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发展民生是重点,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可持续的,亦会是和谐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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