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政策范文10篇

减税政策范文篇1

布什提出的减税计划主要包括六项内容：一是简化个人所得税制，将五档所得税体系(15%、28%、31%、36%、39.6%)调整为四档(10%、15%、25%、33%)；二是将儿童课税扣除由每名儿童500美元加倍至1000美元；三是减轻“婚姻惩罚”，恢复双收入家庭10%的税收抵免；四是废除死亡税（遗产税）；五是扩大慈善捐助扣除的范围；六是使研究和实验的税收抵免永久化。

布什的减税政策以其规模大、范围广而引起激烈争论，本文拟就布什减税涉及的几个焦点问题进行评析。

一、布什减税计划的空间很大但不确定性因素仍然很多

自90年代中期以来，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迅速，财政状况也大为好转，2000财年，联邦政府的财政盈余达到创纪录的2370亿美元，远远超过上一年度的1244亿美元。至此，联邦政府已连续3年保持财政盈余，而上一次的联邦政府连续3年保持财政盈余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1947-1949年。管理与预算局预计，未来10年内，联邦政府将从纳税人手中筹集28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其中大约22.4万亿美元用于联邦政府支出，会产生5.6万亿美元预算盈余。

针对这5.6万亿元的预算盈余，布什总统首先建议对其中社会保障信托基金产生的2.6万亿美元的结余要全部用于社会保障，并且在社会保障改革通过之前用来减少公众持有的国家债券。此前的1998-2000年间，国债规模从3.8万亿下降到3.4亿，减少了3630亿美元，到2001年底，还将再减少2000亿美元。布什上任后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国债回购力度，在今后10年内收回公众持有的2万亿美元债券，到2011年，联邦国债将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处于80年来的最低水平。而剩下的大约1万亿美元的国债属不可赎回债务，管理与预算局(OMB)估计要收回这些不可赎回型债务要额外花费500-1500亿美元，这是不经济的，因此总统建议待这些债务自然到期后再予回购。

在确保社会保障改革需要和空前水平地偿付债务的基础上，仍有3万亿元的结余，布什总统计划实施总额约为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同时10年内安排1530亿元用于医疗照顾改革，4000亿元用于债务服务，剩下的8470亿元作为储备用于将来的优先项目和其他未预料的或有费用。

布什减税计划的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认为，作为80年代里根政府以来最大的减税计划，布什此次减税是建立在对经济前景不可靠预测的基础上，而今年10年美国经济将发生很大变化，布什的减税规模太大，5.6万亿美元的政府盈余并不一定能实现。布什则宣称他的“减税计划是负责任的”，到2006年所减少的收入仅占GDP的1.3%，而同样的时期内里根政府的减税方案所减少的收入占GDP的4.5%。但是“预算和政策优先项目中心”的测算和分析表明，布什的十年减税计划的减税总规模远不止1.6万亿美元，而是2.1万亿美元。该中心对布什和里根的减税规模进行了比较，发现在2010年布什的减税成本占GDP的1.5%，而经过通货膨胀等因素调整后里根的减税成本占GDP的1.3-2.1%，两者基本持平。

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预算余额的增加为减税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他支持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但他同时也对如此大规模的减税计划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忧虑，认为美国国会应该考虑设立一种预防机制，一旦收入预测被证明是过于乐观时，减税措施就应该停止。

二、减税是体现公平还是拉大收入差距需综合分析

目前就布什是为“富人”减税还是为“穷人”减税的争议非常大。布什及其支持者认为布什的减税计划是为美国每一个收入阶层减税的全面计划。而据测算，1220万有子女的中低收入家庭不会从布什的减税计划中受益，这占到全美有子女家庭的31.5%，涉及到2410万个青少年（占全国青少年总数的33.5%）。同时“争取税收公平的公民组织”统计，布什减税的59.4%的好处将落入年收入9.25万美元以上的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腰包，平均每个家庭获得减税6410美元，而年收入在3.93万美元以下的60%的家庭只获得减税额的12.6%，平均每个家庭获得227美元。参议院领袖达舍在召开记者会时，特意让人开来一辆凌志豪华轿车，旁边摆着一个汽车消音器。他说：“如果你是一位百万富翁，按照布什的减税计划，你可以节省4.6万美元，足够用来买这辆凌志轿车。但如果你是一位典型的工薪人士，你得到的只有227美元，刚够买一个消音器。”对此，布什方面认为，高收入者交的税多，因此获得的减税也应该多。另外，高收入者纳税额下降的比例远比低收入家庭小。比如，一个处于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年收入为4.75万美元4口双收入家庭，每年的联邦所得税将下降56%，从3393美元下降到1493美元，而年收入达25万美元的4口之家的所得税仅下降13%，从68031美元下降到59187美元。

一般认为，分档累进税率爬升得越高，富人在全部税额中负担的比例就越高。但实际情况却与此恰恰相反。据统计，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从77%降低到25%，富裕阶层承担的税收份额从29%提高到51%，低收入阶层承担的份额从21%下降到5%。1986年里根政府将最高所得税率从50%降低到28%，导致最富的1%阶层承担的税收份额从17.9%提高到25.6%，次富的10%阶层承担的税收份额从48.2%提升到55.7%。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猛烈抨击美国大老板们“可恶”的高收入，他宣称他将采取一些措施以平民愤。执政期间，克林顿采取了增税减支的政策来平衡预算，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31%提高到39.6%，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克林顿上任时，美国最大的公司老板们的收入是其手下工人一般工资的差不多100倍，而当克氏卸任时，他们挣的钱是普通美国工人的475倍。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布什的减税方案将提升富人在个人所得税负担中的份额。二是从减税总额上看，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到富人的口袋，而从减税幅度上看，低收入家庭的减免幅度要大于高收入阶层。

对于到底是为富人减税还是为穷人减税的另一个争论焦点是取消遗产税。布什认为遗产税对在取得时已经征过税的收入进行了重复课征，不符合公平原则和不利于经济繁荣，取消遗产税将会刺激人们为后代进行储蓄。而有关专家指出，取消遗产税的代价昂贵，会同时减少联邦和州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对那些最富裕的家庭来说则如同一笔飞来横财。在1997年，只有不到43000人需要缴纳遗产税，占当年死亡人数不足1.9%，也就是说98%的人与遗产税无关。《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依据布什总统、切尼副总统等高级官员公开申报的财产数额，取消遗产税不仅可以让布什和切尼的后代免交大笔税款，17名内阁部长中有14人的后代都会受益，因为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布什目前的财产有1100-2160万美元，即使他的财富不再增加，在他去世后其后代也可以因免交遗产税而节省600-1200万美元。

比较有趣的是，针对布什的税改方案，金融大鳄索罗斯、世界第四富投资家马菲特以及美国首富比尔·盖茨的父亲等120位最有钱的美国富翁主动上书国会，要求继续征收遗产税。他们认为，取消遗产税将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减少政府对医疗保健、社会保障、教育等领域的投入，会造就一个贵族阶级。总之，遗产税的取消，一方面会导致最富裕的阶层更加富裕，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富人对外捐助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看，取消遗产税确实是富人得利。三、减税对经济将会产生何种影响

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减速，2000年第三季度GDP已从上半年的5%以上降到2.2%；同时，股市下挫，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比最高点下调50%，导致美国家庭的财富总值55年来首次下降；到2001年3月份美国主要汽车制造商在美国市场的汽车销量连续第六个月下降，比去年同期下降了9%。受经济降温、公司裁员的影响，3月份的失业率达到4.3%，比上个月增加0.1个百分点，为过去20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针对目前低迷的经济状况，布什及他的经济顾问们认为，大规模减税将鼓励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其实早在1999年包括托宾、亚若等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50位经济学家就发表声明，反对国会当时正在审议的共和党提出的减税方案，认为“在长期预算计划仍不明朗的情况下，贸然实行大规模减税措施，无疑会对国家预算及整体经济构成威胁。”他们认为，如果有充裕的盈余，不仅政府债务可望偿清，社会安全及医疗等社会福利支出也能得到有力保障。如果能在2015年之前还清政府债务，会进一步降低利率，从而带动企业投资并提高劳动生产力，最终达到提高生活水平的目标。经济学家还同时警告说，一项鼓励消费的减税方案，绝对是不明智之举。

对于布什的减税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确有几处需要商榷。一是即使这一计划今年被国会通过，也要在10月开始的2002财政年度才能实施，到那时，要么美国经济自身又重新出现增长，要么衰退到即使减税也无济于事的程度了。二是从美国历史看，增税、减税总是相继出现，而且减税总是伴随着赤字的快速增长，根据“李嘉图等价”理论，人们在进行消费时会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会将从减税中获得的好处储蓄起来，以应付可能随之到来的增税政策，而不会象布什所计划的那样增加消费。三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减税额的大部分将落入富人的口袋，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要大大低于穷人，因而从这一角度说，减税对消费的刺激作用也极为有限。

另外，从中长期看，一方面预计中的预算盈余是建立在对经济增长前景比较乐观的预测基础上的，能否实现尚是个未知数，作为里根政府以来最大的减税计划，极有可能步入里根政府预算赤字极度膨胀的老路。另一方面，在2002年预算报告里布什提出了扩大军费开支、实行社会保险计划部分私有化等预算政策，这些将会逐渐导致联邦预算盈余下降，使布什计划的预算盈余落空。实施大规模减税后，如果财政状况恶化，会影响到布什政府回购国债等计划的顺利实施，导致政府与企业在资本市场争夺资金，干扰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实施，从而制约经济增长。

四、美国减税计划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一）研究美国减税计划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80年代里根政府实行大规模减税计划后，对国际经济发展和资本流动产生了较大影响，资金纷纷从其他各国流入美国。其他国家为了防止资本外流，也竞相进行税制改革，降低所得税率，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减税运动。此次布什政府的减税计划，无疑会影响到国际资本的布局和流动，也极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连锁反应。对此我国政府应引起足够重视。

（二）审慎开征遗产税。

在美国，遗产税已经从一个主体税种逐渐蜕变为辅助税种，2000年联邦政府遗产与赠与税完成290亿美元，仅占联邦政府财政收入的1.43%，遗产税筹集资金的作用已经相当有限。征收数量与课税对象都非常少，而课税成本又比较大，这也是布什政府敢于取消遗产税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开征遗产税的呼声很高，对此我们要综合分析考虑，切不可单从调节社会不公和完善税制的角度仓促开征，否则可能同筵席税一样，最终成为一纸空文。

减税政策范文篇2

关键词：减税政策；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供给学派

一、减税政策的理论基础

（一）古典学派的税收理论。古典学派的税收思想是指17世纪中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税收理论和政策。它的出现是同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关于税收的主要观点如下：1、对税收本质的研究。亚当•斯密认为纳税是针对政府对人们提供便利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后李嘉图指出，赋税后总是由该国的资本或收入中支付的。2、对税收原则的研究。古典学派针对当时的经济环境，按照人们对利益的选择，相应的提出了对税收的要求。3、提出了地租税、利润税以及工资税三大税系，并且分析了税收负担转嫁和归宿问题。（二）凯恩斯学派的减税理论。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对一些西方国家经济衰落，损失惨重的现实情况，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通过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从而达到刺激总需求的目的，而减税就是凯恩斯的重要财政主张和经济政策之一具体来说，即：NI=C+I+GT+X其中，NI表示国民收入；C表示消费；I表示私人投资；GT表示政府转移支付；X表示净出口。政府通过减少税收后，导致国民收入NI增加，之后企业将会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个人将会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减税作为凯恩斯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方式在西方国家摆脱经济危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三）供给学派的减税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滞胀”局面，凯恩斯政策发生了失灵，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找新途径，其中供给学派最为突出。该学派主张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人们投资、储蓄的积极性，从而能够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保持社会稳定。在整个学派的减税主张中，对所得税边际税率的削减是其重要内容，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有效增加投资收益，刺激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从而使经济良性循环下去。供给学派有一个著名的“拉弗曲线”，其主要作用是用来说明政府税率、税收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图中横轴表示税率，纵轴表示税收额。税率从0逐渐增加到100%，税收额先是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直到到达A点，经过A点后税收额随着税率的提高反而减少。当税率为100%时，税收额降为0。ACB的阴影部分被称之为税收禁区。拉弗曲线的社会经济意义在于：税率过高反而会影响人们对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各种生产要素不能够充分发挥其效用。在供给学派看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必须通过减税摆脱经济衰退的局面。

二、减税理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减税政策范文篇3

关键词：经济危机;减税政策;社会保障

1引言

2006年中国进行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新一轮大规模的税制改革,改革主要内容包括2008年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2009年三大流转税制改革、车辆购置税改革、连续两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统一房产税法等,还包括一些个别税收项目的调整。通过这次税制改革,使我国税制更加体现税收公平和效率的原则,进而使税收体制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这样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确保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与高效。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的税制改革呈现出减少税收收入的特点,如增值税改革预计减少2009年税收收入1200亿,企业所得税改革将减少33亿,其他税种的税率下调也体现了减税特点,但其原因和效果本文将做出进一步探讨。

2减税政策的背景及现状分析

国家实行减税政策是多方面的,其中涉及流转税、所得税和财产税。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合并中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为25%,内资企业税率由以前的33%降到25%,大大减轻了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2)流转税制改革,其改革重点是增值税,实现了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允许购进固定资产的进项抵扣,企业税负得到减轻。(3)七次提高出口退税率,目的是刺激出口。(4)降低车辆购置税,由10%下调至5%,目的是为刺激汽车行业的需求。以上内容是国家颁布的减税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里要指出的是,国家在经济危机造成全球经济萎靡不振时实行减税政策是有其原因的。

首先,是完善税制改革的需要,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可以统税收体制的重要一纳税,公平税负,为内资企业营造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税收环境;而且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也是大势所趋,是促进企业发展的要求所在。所以说,这些改革是完善税收体制的重要途径。

其次,这是税制改革实行减税政策最直接的原因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席卷全球,导致全球经济下滑,致使全球范围内失业率提高,美国达到9%以上,失业率上升引起居民收入下降,边际消费倾向也随之下降,消费需求锐减,中国作为出口大国,出口依存度高达70%,而且其最大的贸易对象是美国,伴随全球范围内的消费萎缩,中国经济陷入泥沼,众多企业纷纷因无订单而破产,国内失业率上升,GDP增长率下降到6.1%,国家为降低企业成本,拉动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便实行了减税政策。

3减税政策的效果分析

3.1理论分析

从理论上讲,减税政策可以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说明。第一个角度,从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上进行论述。模型为Y=C(Yd)+I(r)+G+Nx,其中C=Ca+bYd,Yd=Y-T+TR。推倒机制如下:减税可以提高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进而会提高消费需求,使社会总支出增加,拉动了GDP的增长。第二个角度,从企业的投资决策上进行论证。假定企业的税率为t,补贴(或税收优惠)占投资价值的比例为s,利率为r,资本品的折旧率为d,则企业的预期收益为MPK×(1-t),预期成本为(r+d)×(1-s),令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即,MPK×(1-t)=(r+d)×(1-s),推出MPK=(r+d)×(1-s)/(1-t),从公式中可得出:当s>t时,MPK1k0,从而投资I会增加,产出也就相应增加。从这一推倒机制中可以发现减税的确可以给企业带来投资空间。

从以上两个角度的分析得出了国家减税政策对经济投资的正向刺激作用,即减税政策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3.2实证分析

实证效果的判断主要是通过对2009年1-8月份我国的投资完成额和出口统计数据的观测中得出的。如下图所示,2009年1-8月的投资额变动不大,只是在短期内存在上扬现象,但是时间跨度变大时,投资额的增长趋势不明显,即企业的投资并没有因为减税政策的实施而有明显的向好趋势。第二组出口统计数据,出口总额均未超过14亿,同期下降平均21%左右,这说明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刺激作用也不如理论分析一般良好。

4减税政策的方向分析

首先,从宏观经济理论上讲,减税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存在两个模型,其中一个是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传导机制。

具体含义是指减少税收会提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高消费需求,可使社会总产出增加,拉动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出口转内销。

其次,从中国的现实角度来分析,从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我国在2003年进入经济繁荣期,根据经济周期理论,由于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极大增加,资本存量水平较高,只是投资边际效率慢慢下降,导致经济由繁荣走向衰退,按经验分析来讲,这个时间跨度是3-4年,即从2003年到2007年,2007年我国进入了经济衰退期,社会财富和资本存量的较高水平与人们的相对贫困对比形成了生产过剩现象。因此,按照目前社会发展现状来看,减税政策若还是针对于投资,而不着力于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减轻人们负担,生产过剩还会继续,减税政策是徒劳无功的。

再者,从居民的自身角度来分析,2008年中国居民储蓄额达20万亿,居世界之首,但中国居民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很低,形成一种收入低的人群无钱消费,中等收入的人群不敢消费的现象。这两部分人群占中国总人口的80%,可见,如果丧失它们的购买力经济增长也就无从提及了。所以使收入低和中等收入的人群都敢消费便成为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也是减税政策的目标和方向。

5启示

第一,减税政策是有时滞效应的,尤其是在扩大内需提高消费者购买力方向需要更长的时期。产生时滞效应的原因包括消费者的心理因素,社会保障体系构建的时间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的影响。所以,减税政策在短期内扩大投资是可行的,但长期投资的拉动作用还是会下降。而短期内扩大内需是不可行的,但长期效果确实是相当可观的。

第二,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必要的。我国中低收入人群不敢消费和无钱消费造成贫困化程度日益提高,贫困化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造成人们不消费的原因主要在于住房压力、医疗教育压力和养老压力,这些均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减税政策即国家补贴政策,应该把重点放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上,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这样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经济的良性发展。

综合全文论述,减税政策实行方向应放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上,发展民生是重点,这样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是可持续的,亦会是和谐的。

参考文献

[1]凯恩斯,高鸿业译.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萨克斯,费方域译.全球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HarveyS.Rosen.郭庆旺,赵志耘译.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减税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税收增长减税政策

现在我国在大力实行减税政策，例如2008年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规定一般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25%，储蓄存款利息税的暂停征收，以及印花税改为单方征收，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那么现在我国是否应该实施减税政策呢？这样对我多的税收收入增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资料，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税负在16%～20%之间，而我国2001年已达了15.8%。就主要税种来看，我国的法定税率偏高。目前我国增值税的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这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以下）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到21%），英国、日本、印度等国为30%，美国实行15%、18%、25%、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我国低，最高边际税率才同我国相同。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国企业税收负担重。2002年5月13日美国著名经济刊物《福布斯》公布了2002年度各国税负调查表，根据对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税负进行的比较研究，用税赋压力指数作为衡量税负轻重的指标，法国排名第一，是税负最重的国家，比利时第二，中国排名第三，高于瑞典、意大利、德国、英国、美国等。这些数据说明了我国应该实施减税政策。

但是在实行减税政策以来，近几年我国的税收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递增，从06年的3.7万亿到07年的4.9万亿，可以说税收增长的幅度较以往的都大。如图所示。（单位：亿元）

表面来看，减税政策的实施会使得税收收入有所下降，但是实行减税政策与税收增长之间却是没有矛盾的，由上面数字来说，事实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是影响税收的因素并不单单只有税收政策。

首先，从影响税收规模的角度看，税收的规模大小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第一，经济增长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国民收入在逐年增长，在中国的税制税目中有累进税的存在，即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例如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得税占到四分之一，这样大的比例决定了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增长是毋庸置疑的；另外，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对物质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加大了物资流转以及生产的量，这样也会使得某些流转税的增加，例如增值税，营业税等等。

第二，经济效益的提高。税收收入归根到底来自于剩余产品价值M，即经济效益，特别是企业所得税直接来自于利润。应当说近几年来经多方努力，企业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对此要做具体分析，并且不能估计过高。企业利润的增长，许多是客观因素在起作用，例如：银行8次降息和“贷转股”，大大减少了企业利息支出；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质上是对企业的补贴；一些企业实行资产剥离、“包装上市”，虚增了利润，等等。总体来看，目前我国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还是相当低的。

第三，价格变动。由于税收直接表现为货币收入，因此，价格变动必然会影响税收收入。例如，2000年世界性的原油涨价曾是影响当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长的因素之一。但是，一般来说价格变动对税收收入的影响机制是复杂的，需要具体分析。

第四，在税收政策的影响中，虽然有减税政策的存在但是同时又有开征新税，提高某些税目的税率以及费改税制度的存在，对税收的增长影响是正面的，例如在1999年我国恢复了居民储蓄存款利息的征收以及在车辆购置费改成车辆购置税使得税收收入得以增长。

第五，在技术水平上我国对税收的征管水平大大增加，以及由于人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使得纳税意识的增强，主动纳税，降低了一些人逃税的概率。技术水平上，例如对增值税的征收我国采用的是税收专控机，减少了漏税现象的发生以及增加了税收征收的准确性。又如金水工程三期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税收征管的水平。这样就会减少应纳税额与实收税额的差距，提高税收征收的质量。

另外一方面，从税收与税收给人民造成负担之间的关系角度来看，负担即使增加了税收，税收负担也不一定会增加，因为税收负担不是单方面由税收的绝对量来控制，而是由这部分税收给纳税人带来的效用决定的。征税并不是要降低所征的这部分给人民带来的效用，税收的征收是有规则的，如果这部分在私人部分带来的效用没有在公共部门带来的多，这时候税收才会存在。也就是说税收增加并不代表着税收负担的加重。只不过是税收所占部分的效用的转移，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总的来说，税收负担与税收增长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并不矛盾。

实行减税政策。减税，不论是流转税、所得税或其他各税，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一般来说，减税可以增加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在财政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同时，减税的种类和方式不同，其扩张效应也不同。流转税的减税在增加需求的同时，对供给的刺激作用更大，所以，它的扩张效应主要表现在供给方面，所得税尤其是个人所得税的减税主要在于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它的扩张效应体现在需求方面。减税政策的狂涨效应是通过乘数效应起作用的，即倍数增加，尤其在这种金融危机，整个经济处于“冬季”时期，这种带动消费的政策更是雪中送炭。再者说，减税在减轻纳税人负担的同时，也不会影响我国的税收收入，二者相辅相成，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由以上来看，在整个社会处于经济的冬天的时候，我国实施减税政策是可以的，是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且在一定程度上对全世界都是由好处的。

参考文献：[1]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200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2]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编译.外国税制概览.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06.

[3]剑文，汤洁茵.日本《国税通则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J].涉外税务，2006，（12）.

[4]王晓静，姚威.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思考与建议[J].贵州社会主义学报，2004，（2）.

[5]潘明星.改革个人所得税免征额之我见[J].税务研究，2005，（11）.

[6]宋月华.论税收公平原则与我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完善[D].

减税政策范文篇5

一、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

市财政局高度重视此次调研活动，与税务部门密切沟通，相互配合，由税务部门提前做好与相关企业的对接工作；市财政局与州财政局小组成员沟通协调，明确调研走访行程。扎实做好准备工作，充分交换意见，确保政策解读口径一致。

三、认真细致，注重实效

减税政策范文篇6

一、积极财政政策转型与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一）对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在2002年已基本走出低谷的基础上，2003年已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2004年前三季度继续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拉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推动力。同时，物价温和上涨，货币供给充足，国民经济已经走出了通货紧缩的阴影。

有人据此认为，从高的GDP增长率、高的投资率和物价上涨这几个经济发展指标来看，经过这几年以增发国债扩大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过热的问题，并有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可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减税政策不符合反经济周期调节的基本原则，再实施减税政策就是给现在过热的国民经济“火上添油”，结果助长了通货膨胀。

直观上看，所谓的经济过热，其判断标准主要有三个：（1）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2003年我国GDP增长了9.3%，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2004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长9.5%，比去年同期提高0.6个百分点。（2）较快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从2003年的26.7%提高到了2004年第1季度的43%和1-3季度的29.9%，个别部门投资增长率甚至达到或超过了100%，如今年第1季度，钢铁、水泥行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107.2%和101.4%，其他如电解铝、煤炭、房地产和汽车等的投资增长率也居高不下。（3）较高的CPI涨幅。2003年1-12月累计平均，我国CPI比2002年同期上涨1.2%。2004年1-9月份，除2月份和9月份外CPI同比涨幅逐月走高，各月同比分别上涨了3.2%、2.1%、3.0%、3.8%、4.4%、5%、5.3%、5.3%和5.2%，呈较明显的V字型变动态势。1-8月份同比累计上涨4.0%，是自1997年以来涨幅最高的。

但我们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说明经济并未整体过热：第一，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GDP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我们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按谷－谷方法划分）中历年的GDP增长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年到1998年9年中只有3年低于9.1%。也就是说，2003年GDP增长速度虽为7年来最快，但还不及上一个经济周期的平均水平。第二，从经济结构和投资结构来看，高投资率有一定的合理性。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已经显出了重工业化的特征，而这需要高投资来支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既是投资需求又是最终需求，计入房地产投资的绝大部分也是最终需求，所以目前投资需求高于消费需求。第三，现在国内各种商品库存并不是短缺到能使价格上升过高的程度，而且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经济资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经济仍处于通货紧缩的状态，中国物价也相应会受到一定影响。因此，中国经济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基础。

我国经济存在的局部过热现象，可以归结为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的问题，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性过热现象。当前经济发展结构性失衡主要表现为：

（1）产业投资增长不均衡。2004年1-7月份，我国第一产业投资277亿元，同比增长15%，；第二产业投资10851亿元，增长42.5%；第三产业投资15987亿元，增长24.6%。

（2）行业发展冷热不均。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汽车等行业过热，而其他行业则相对较冷。据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指出，目前在建的钢铁项目全部建成后，到2005年年底全国至少将形成3.3亿吨钢的生产能力，而钢需求量预计2010年才能达到3.3亿吨，钢铁工业投资已超前5年。到2003年，我国水泥总产量已达到8.13亿吨，占全世界总产量的1/3以上。目前，我国电解铝在建能力有310万吨，2005年产能预计达到1000万吨以上，超过市场预计需求近1倍。

（3）即使在投资过热的行业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如，我国钢铁工业发展中存在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第一，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据初步统计,2003年我国新建成炼铁高炉81座,能力约3542万吨,其中1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只有6座,能力1000万吨,占28%；新建炼钢炉60座,能力3475万吨,其中100吨以上的转炉只有8座,能力940万吨,占27%。第二，产品结构不合理。据分析，我国钢材品种结构中，普通型线材、中厚板、窄带钢等一般档次产品占钢材总产量的70%以上，生产能力过剩；而高档次的钢材品种，还需要大量进口。据统计，2003年全年进口钢材3717万吨中，90%是附加值高的板材产品，占到国内市场消费量的35%—70%。但现在我国钢铁企业，特别是民营钢铁企业扩建、新建的钢材品种，大多是棒线材和热轧窄带钢，大部分属于低水平扩张的范畴。再如，我国水泥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根据中国水泥协会的数据，2003年中国水泥企业的平均日产规模是16.8万吨；全国最大的安徽海螺集团达到4000多万吨，这也是全国唯一超千万吨的大型水泥企业；百万吨以上的水泥企业也不过几十家。此外，水泥行业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技术差异上，代表水泥发展方向的新型干法水泥比重很小，90%以上是工艺落后的立窑水泥。所以说，即使是过热的钢铁、水泥等行业也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并不是全行业过热。

（二）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基本思路

自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至今已有6个年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据有关部门统计，从1998年至2002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年均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2.0、1.7、1.8和2.0个百分点。但是，以扩大国债投资规模为特征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期实行下去，在经济形势好转之后，就应适时转型。

从前文分析可知，我国经济运行已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已然形成，并正在加强。因此，积极财政政策转型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但是鉴于我国经济中尚存在的问题和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应采取渐进式的转型方式，对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

1.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由刺激经济增长转向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我国经济运行中，消费需求不足仍然是一个突出问题。而消费需求不足的深层次症结，就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我国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水平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而得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由主要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税收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采用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种政策手段。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运用，通过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为社会投资提供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长期协调发展。

（三）新一轮税制改革的政策取向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了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原则和任务，这对完善我国税收体系和制度，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质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

减税政策通常是指通过调整税收的法规制度而带来的税负的降低，即通过降低税率、减少税种、缩小征税范围（包括提高起征点和免征额、增加扣除项目及数额、增加税收减免优惠等）等来降低税负。而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则是指结合税制调整，把一些主体税种和重要税种的微观税负（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税种和调高一些辅助性税种的税率，但从总体上看，具有减税效应。尽管减税从长期来看有利于税收的持续增长，但从短期来看政府确实存在减收的压力，所以，在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的同时，为缓解财政收支的压力，就需要采取辅助性的增税措施，这与减税并不矛盾，因为减税是主旋律，增税是减税政策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

新一轮税制改革实行的是一种结构性减税政策，具有明显的减税效应，并且力度相当大。首先，伴随着增值税转型、内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和减免农业税等减税政策的实施，我国还将采取诸如扩大增值税征税范围、提高外资企业所得税负担、增加消费税部分税目、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等一些辅助性的增税政策，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其次，从本轮税改对财政收支所带来的总体影响来看，据我们粗略估算，就改革方案算大账，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统一城乡税制，大约会减收2000－2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10%-15%；如果再加上偿还欠出口退税款，则约减收5000－5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收入的25%-27%。可见税改的减税效应之大。

当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减税，不论对商品税、所得税和其他税种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政策，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对不同的税种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第二，我国税费总负担相当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第三，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国外和周边国家比，都偏高。第四，我国最近几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过高。根据有关资料统计，1998－2003年税收增量占GDP增量的比重平均为33%，而2003年高达39%。这就是说，每年新增GDP的1/3以上被税收拿走了。

目前在我国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非常必要，而且新一轮税制改革确实具有力度很大的减税效应。这如果在西方，将会被执政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进行宣扬，因为它会对经济和民众生活产生重大影响，有利于赢得民心，争取选票。但令人费解的是，我国政府似乎忌讳谈论减税问题。表现在，在分步实施税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了这次税改的原则和内容，但没提及税改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到底是增税，减税，还是不增不减？从主管部门领导的讲话和文章来看，税改的基调似乎是明确的，即不增不减。但这显然与本轮税改的内容差距过大。若果真按此指导思想来设计税改方案，恐怕优化税制的目标就会落空。

2.结构性减税政策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否存在矛盾

由前文分析可知，我国当前经济并非整体过热，只是一种结构性过热。而且我国政府从去年下半年始采取的一系列“有保有压”的调控措施，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阶段性的成效，整个经济正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应该承认，从短期来看，减税政策确实与我国当前结构性过热的经济形势存在一定矛盾，但并不严重。从优化税制结构本身和完善宏观调控手段来讲，结构性减税政策还是有它实行的必要性。

首先，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一个良好的税制就是兼顾了税收效率与税收公平的税制，这也是我们优化税制的目的所在。而我国增值税的转型和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无疑会使我国的税制结构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增值税的转型更有利于体现税收中性，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而所得税法定税率的降低则有利于减少逃税激励，提高了税务行政效率。增值税的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城乡税制的统一，有利于促进公平竞争，体现了横向公平；而个人所得税计税模式的转变，则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体现了纵向公平。所以说，我们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兼顾了公平与效率的要求，这也正是优化税制的内在要求，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则给优化税制带来了契机。

其次，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工业化进程的国际经验是吻合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显示：经济结构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变动的；经济结构的变动又影响着经济增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有一个加速期，即“起飞”阶段，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经济结构的及时转型。当前我国经济仍处于高速增长时期，能否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关键是调整经济结构。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结构性减税政策的实施则在客观上优化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增值税的转型，企业所得税计税工资规定的废除、R&D费用税前扣除标准的提高等都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规范税收优惠，建立税式支出制度等，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统一城乡税制则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的有力举措。

另外，结构性减税政策正在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战略性选择。与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相比，减税政策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作用不可替代。长期实行扩大财政支出的政策会使资源日益向政府集中，不仅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同时会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危害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而减税政策的作用则主要是通过影响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决策来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一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使得有利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减税政策逐渐成了我国长期性的战略选择。减税政策的长期化也与新经济的出现密切相关。这种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新经济更适应于中小企业和灵活多变的经营方式。在此前提下，增值税转型，降低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增加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等，就成了减少干预以培育新兴产业的必然选择。因此，结构性减税政策是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3.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对我国引进外资的影响

据商务部数据，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02.92亿美元，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吸收外商投资国。这也是我们实行结构性减税政策所面临的现实背景。减税政策中重要的一条是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两税合一后，外资企业的税负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会不会影响我国引进外资的规模，进而影响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呢？我们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税收政策在一国的投资环境中只能起到部分激励作用，并非决定因素，因此，外商税负的提高对我国外资增量的影响不大。经济学家约翰.邓宁于1977年提出了著名的“OLI”理论（折衷理论）。他认为,若想吸引跨国企业的投资,必须为其提供三个方面的优势,即所有权优势（O）、区位优势（L）和内部化优势（I）。所有权优势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区位优势是跨国公司在选择海外公司的国别、地点时必须考虑的东道国或东道国公司所具有的各种优势的反映。不仅包括资源禀赋，还包括经济和社会因素，如市场规模和结构，市场发展的前景和潜力，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政府法制和政策等。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内部化优势是指由于某些产品或技术通过外部市场转移时会增加交易费用，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母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中间产品的转移，就会防止市场缺陷的冲击，从内部化中获取高额利润。

在我国，这三个优势之中，区位优势比其他两个优势的影响要大得多。首先是我国的政局、政策和法律。若政局不稳，意味着投资有全部丧失的可能；政策多变，将使投资者无所适从；法律不健全，投资者的权益将得不到有效保护。因此，这三者实际上是外国投资者决定是否投资的前提。其次，我国是否具备办企业所必需的条件，如原材料、市场与劳动力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产品是否有销路，这是一切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再次，我国是否具备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如较高的政府部门办事效率、完善的交通、运输、银行、通讯、保险等基础设施等。如果投资的前提、办企业的必需条件和办好企业的必要条件均已具备，这就表明投资能够赚取利润。只有在确信投资能够赢得回报的条件下，外国投资者才会进一步考虑赚多赚少的问题，也就是考虑诸如税率的高低、税收优惠的多少等优惠待遇的问题。否则，优惠再多、税率再低对外国投资者也不会有吸引力。例如，乌拉圭曾是世界上对外资征税最低的国家，但它对外资的吸引力并不大；美国尽管对外资企业不实行税收优惠，但它一直是世界上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税收政策只是构成投资环境的一个因素，只能起到部分激励的作用，并非决定性因素。事实上，税收优惠、地皮价格的优惠和劳动力成本低等因素只对中小资本和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有较大的吸引力，大型的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一流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其投资往往推行长期战略回报，注重整体利益和综合经营，对一般的投资优惠或投资刺激常常兴趣不大，而更多地关心基本的投资环境以及投资条件的稳定性。

第二，企业所得税负担提高对外资存量的影响也不大。主要基于以下判断：其一，外资选择在中国，更看重的是投资环境，而并非只是税收优惠，而且一旦撤离，外资将承担此前已经付出的沉没成本；其二，在华经营过程中，外资透过转让定价，其应纳税所得额其实已经大幅降低，由提高税率所带来的业绩敏感性并不高。其三，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已在华投资的老企业，可以采取一些过渡办法予以补救。例如，对外资老企业，可以在一定期限内（例如3-5年）对其由于两税合并而多交的税款予以退税。

从未来走势看，我国吸收外资还会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这是因为我国吸收外资诸多有利的基础因素并没有改变：投资领域进一步扩大，软硬环境明显改善，国民经济发展势头在全球突出强劲，外商在新一轮制造业转移中普遍将我国视为投资信心最强国。此外，我国社会稳定，奥运会、世博会、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带来的商机所具有的吸引力，都表明我国吸收外资不会出现持续大幅度下降的可能。并且，从进出口贸易的强劲增长以及合同外资额30%以上的高增长率来看，我国吸收外资有望上一个更大规模的台阶。

4.当前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

当前我国经济已基本走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而我国税收连续几年的超额增长也为实行减税政策提供了现实的财力支持。所以说，当前是实行结构性减税的最好时机，具有可行性。

近几年我国税收增幅很大，财政有能力拿出一部分支持税制改革，从而形成“经济－税收－经济”的良性循环。2001、2002、2003年和2004年前三季度，我国税收增长幅度分别为21.6%、15.2%、16%和26.3%，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7.3%、8.0%、9.3%和9.5%。根据前面的测算，这次税改的减税效应，如果不考虑偿还出口退税的欠账，大约在2000-2500亿元之间。由于这次税改的任务是分步实施，逐步到位，假定5年内完成，则每年平均减税在400-500亿元，占2003年税收增长额的13%-17%，仅占2003年税收总额的2%-2.5%；估计占2004年税收增长额的8%%-10%，仅占2004年税收总额的1.6%-2%。应当说这一减税规模财政是承受得了的。至于拖欠3000亿元出口退税款的问题，据报道到今年5月底已基本还清，这反映了财政具有相当大的承受能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每年的税收收入增幅都不小，这说明我国税制改革实际面临的财政约束并不大。那么，税制改革步履蹒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关键就在于领导人的指导思想问题，即决策层对税制改革的认识程度问题。如果认为税制改革步伐必须加快，刻不容缓，财力自然会向这方面倾斜，那么所谓没钱支持税改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应该认识到，新一轮税制改革是一种制度创新，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财政收入减少，长远看，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所以，对改革的预期效果，我们宜“放眼量”，而不应急功近利。

二、以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本世纪头20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关键是以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促进新型工业化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扩大产业群，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税收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杠杆，如何选择有效可行的税收政策，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

（一）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我国当前经济结构中出现了以下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需求结构出现失衡。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呈现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而投资需求明显过大的问题，也就是说存在明显的消费率（或最终消费率）过低、而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过高的宏观结构问题。我国1997年的投资率为38%，此后连续四年下降，2000年下降到36.4%，2001年起重又开始上升，2002年上升到39.2%，2003年进一步上升到47.2%（而2003年世界平均投资率只有22%），超过了上一轮经济过热时期的峰值（比出现经济过热的1993和1994年还分别高出9.5和10.8个百分点），说明2000年来，我国投资率已经表现出了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消费率由1997年58.2%连续四年上升到2000年的61.1%，2001年重又开始下降，2002年下降到58.2%，2003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5.4%，这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率的历史最低点，说明2000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同时，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水平；而消费率不仅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第二，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受自然、历史、社会等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的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一方面，按照缪尔达尔的理论，这种区域性经济发展差异，会因为“累积性因果循环”的作用而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低，由此形成的居民购买力难以为东部地区生产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东部地区以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第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逐渐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民个人所有及混合所有并存的多元化格局。相应的，居民个人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比重大幅提高，因按劳分配、按资分配、按经营成果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的采用，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逐渐扩大。

第四，所有制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成分是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民营企业近10年来得到了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几年来，我国民营企业面临的环境正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首先，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宪法层面上，党的十六大和新修改的宪法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法律保障；在经济上，民营企业面临的投资和贸易政策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二）正确认识税收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从税收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可通过对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的调整，使经济实现协调发展。如差别税负可影响资源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合理的税负分配原则有助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合理的税制结构与税负水平有助于收入结构的改善等等。因此，从理论上说，税收政策可以从中发挥重要的结构性调节作用。

应该说，税收对经济结构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决不能把这种作用过分夸大。事实上，在我们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国家，政策预期与实际效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是因为税收调控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也具有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

第一，从调控产业结构看，税收作用的范围主要限于增量调控，而在增量有限的情况下，调控力度必然受阻。具体来说，为避免税收对市场机制可能产生的扭曲，一般不宜借助商品劳务税优惠来达到调控产业结构的目的，但在所得税所占比重不大的情况下，所得税优惠在调控产业结构方面难免存在力度上的局限性。

第二，从调控地区结构看，为促进落后地区加快其发展步伐，在税收方面主要实行以所得税优惠为主的税收待遇，但由于落后地区大多处于财政紧张的状况，要提供税收优惠，首先将因财力上的限制而存在局限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只有在交通、基础设施等生产的外部条件先行发展的前提下，税收优惠才能在促进落后地区发展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第三，从调控收入分配结构看，由于税收主要参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即税收调控收入分配主要是事后调控，它只能在某种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间的贫富差距，而不能完全消除不合理的差距。而且，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既与国民收入再分配有关，也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有关，这就决定了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存在内在的局限性。

（三）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当前世界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各国的产业化调整正呈现高科技化的趋势，我们应该通过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支持产业结构升级，不断提升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

借鉴美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该实施以下税收政策，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第一，改革增值税。内容包括：一是改革增值税的试点方式，以减少税收对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扭曲，鼓励产业重点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避免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二是对企业购入和自行开发的科技成果费用中所含的税款比照农产品或交通运输费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扣除进项税额，减轻高科技企业的税收负担；三是规定对企业当期购进存货增值税进项税额可全额抵扣，促进企业流动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四是不宜盲目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以交通运输业为例，交通运输行业大部分企业规模较小，财务核算不健全，改征增值税后大部分将成为小规模纳税人，这与现行按运费发票一定比例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没有根本区别，所以，对交通运输业改征增值税意义不大；再如，对小规模纳税人不加区别增值率的高低而统一实行4%或6%的征收率，有违增值税设立的初衷，有失公平；五是将货物批发、零售和修理修配业务改纳营业税，增值税只在工业生产环节征收。

第二，完善科技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政策的作用大小与税收刺激或激励的方式有着较大的关联。一般认为，对于基础性的科研开发活动，宜选择事前税收扶持政策；而对应用性技术研究开发，宜选择事后鼓励的税收政策。具体说来，一是要完善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对科技税收政策实施单独立法，消除现行税法中的矛盾、重复和混乱的现象，加强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二是将目前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的税收优惠转向对科研技术开发补偿与中间试验阶段给予税收优惠；三是完善税收对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四是调整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方式，做到税基减免、税额减免和税率优惠三种方式的协调配合，注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税基式优惠手段的应用；五是变区域优惠为产业优惠。特别是对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应加大税收优惠的力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根据三次产业理论，由于第三产业行业多、领域宽、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并存，可容纳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对拓宽就业范围、增加劳动力需求、吸纳新成长劳动力、降低失业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据实证研究，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大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在吸收下岗失业人员方面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对于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提高社会消费倾向、促进宏观经济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税收应该在以下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对那些投资少、就业成本低、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如对新开办的服务、餐饮等行业实施减免所得税、提高营业税起征点等优惠措施，加快其发展。

第二，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采取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大力创办服务业，特别是在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三，对社会上专门提供就业培训的机构提供减免税优惠。

第四，对依法设立的各种劳务输出公司给予定期减免所得税和营业税的优惠政策。

三、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选择

就业是民生之本。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供给的不断增加，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有数据表明，目前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4.0%；若再加上600多万尚未找到工作的下岗职工，则城镇总的失业率超过7%；若再把没有登记的失业者统计在内，可以推算出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接近12%。另从劳动部科研所课题组提供的有关数据来看，我国约有1.6亿的隐形失业者，约占就业总量的26%。此外，农村还有1.5亿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就业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公开化的失业和迅速增长的失业率必将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减少失业，扩大就业。

（一）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

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杠杆，对提高就业水平和改善就业结构都会产生积极的作用。税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可以从扩大劳动需求总量、调整劳动需求结构和改善劳动供给结构三个方面来考虑，可以采用的税收政策工具调整税种、变动税率以及税收优惠等。首先，扩大劳动需求。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扩大生产，因而税收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也主要表现在，运用税收政策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劳动需求总量，增加就业机会。其次，还要根据劳动供给结构，相应地调整劳动需求结构，以吸纳不同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的劳动力，最大限度地解决就业问题。再次，要加大税收政策对劳动力教育、培训的支持力度，降低人力投资的成本，提高劳动力素质，改善劳动供给结构，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根据我国就业的现实需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就业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应该大力促进民营经济、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扶持力度，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以利于更好地再就业。

（二）发达国家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普遍存在的现象，失业率过高对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都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世界各国采取了很多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税收政策来促进就业。在利用税收政策促进就业方面，发达国家主要采取了以下做法：

1.减税政策。减税是确保短期内经济稳定增长和促进就业的重要方式，减税的规模和幅度由经济波动的程度和失业率的高低等因素决定。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趋势，各国纷纷推出了新的减税计划和方案，掀起了新一轮的世界性减税浪潮。例如，2001年美国国会批准了布什政府10年期13500亿美元的庞大减税计划，2003年又批准了其追加的10年期3500亿美元减税方案，这些减税政策有利地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

2.扶持中小企业的税收政策。比如，美国1997年出台的纳税人税收减免法规定，小企业在以后10年中将会得到数十亿美元的税收减免；英国连续削减公司所得税率，将年产出低于30万英镑的小企业的公司税率由30%降低到20%这一历史最低水平（大企业税率为30%）；法国建立了研究开发投资税收优惠制度，规定凡是R&D投资增加的中小企业，都属减税范围，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中小企业以专利形式向创新企业投资；加拿大主要通过降低税率、减免税收、税收返还和延长税收宽限期等对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三）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迅速增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小企业具有经营机制灵活，应变能力较强等优点，且分布领域、行业广泛，为数众多，在推动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就业、活跃市场、促进企业制度和技术创新、以及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与大型企业相比，由于规模较小，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较低，竞争能力较弱，抗风险能力较差等“天然”的弱点，中小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又往往处于不利地位。中小企业这种既重要又处于弱势的地位和特征，决定了政府必须从政策上，包括税收政策上给予大力支持。

我国现行税制中。没有针对中小企业制定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现行的某些对不同规模企业实行的普遍优惠的税收政策，实际上对中小企业是有扶持作用的。不过，由于原有的税收政策目标不明确，标准定得太低，优惠措施不多，且手段单一，加之有些规定实际上是对中小企业的歧视和限制，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政府应该在坚持公平税负、轻税、产业导向和便于征管等原则的前提下，对税收政策做以下调整：

（1）改革和完善税制，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主要包括：

第一，增值税的改革和完善。主要内容有：抓紧时机，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调整标准，扩大一般纳税人的征收范围和比重；进一步调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建议工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到4%，商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调低到2%；适当提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具体调整如下：销售货物的月销售额由现行的600-2000元提高到2000-5000元；提供应税劳务的月销售额由现在的200-800元提高到800-2000元；按次（日）纳税的每次（日）销售额由现在的50-80元提高到80-150元。

第二，企业所得税改革和完善。尽快合并现行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统一税法，加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扶持力度。主要内容包括：降低税率，特别是要降低中小企业的优惠税率，具体设想是：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为25%；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适用18%的优惠税率；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适用10%的优惠税率；放宽并规范税前费用列支标准，包括：取消“计税工资”规定，取消对公益性、救济性捐赠税前列支的限制，准予享受关于R&D费用的税收优惠政策等。

第三，转变观念，完善制度，优化税收服务体系。税务机构和干部应该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的观念和意识，为中小企业提供优质纳税服务，营造良好的纳税环境。

（2）调整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改变现行单一的减免税方式，采用灵活多样的税收优惠方式，特别是注重采用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到税收优惠方式；改变当前税收优惠政策在覆盖范围上主要局限于企业的创建环节，积极探索制订将扶持范围扩展到研发、设备更新、增资、再投资以及改制等企业发展中关键环节的税收扶持政策；适当扩大税收优惠政策涉及的税种，发挥不同税种对中小企业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对西部落后地区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议下放给其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收管理权限，使他们能够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通过多税种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加以扶持。

（3）清理乱收费，实行“费改税”，减轻中小企业的非税额外负担。

（4）利用税收优惠政策，积极推动中小企业融资支持体系的构建。主要包括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的业务收入实行营业税优惠，对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提供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施所得税优惠等。

（四）进一步完善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财政部、社会保障部、国家税务总局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来促进就业和下岗再就业，并逐步形成了一个覆盖面较广的再就业税收政策体系。归纳起来，我国现行促进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可以分为四类：一是鼓励和扶持下岗人员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二是鼓励企业积极吸纳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三是鼓励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安置富余人员的税收优惠政策；四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增值税、营业税的起征点，对纳税人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分别给予免征增值税、营业税及城市建设税的照顾。

现行促进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取得了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在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职能部门缺少统筹协调，无统一的牵头部门。劳动与社会保障、税务、工商部门是落实税收优惠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门，这些部门在办理相关优惠措施的时候只是横向联合，彼此之间缺少一个统筹部门。如办理再就业优惠证、新办企业认定书、工商营业执照就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由于各部门工作时间的不同、对政策理解重视的程度不同，导致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滞后。

（2）再就业优惠证的办理存在很多问题。再就业优惠证是下岗失业人员及企业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最重要的凭证之一，但是由于宣传的力度不够，许多失业人员和部分企业对此不了解，导致办理优惠证的积极性不高。有些失业人员认为办理优惠证环节多、手续杂、周期长，因此不愿意办理。有些企业认为招收有优惠证的失业人员并不划算，因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企业要先为每位职工交纳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企业对于这笔费用是“先缴后补”（国家补贴养老和失业保险金），但是有些地方政府（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很难及时到位，导致很长时间企业得不到补贴，享受的优惠又不是很多，因而积极性不高。

（3）税收优惠政策本身存在很多问题。首先，按照国家政策规定，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企业必须是符合规定的服务型企业、商贸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等，而对于新办生产型企业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政策。众所周知，生产型企业是安置、吸纳下岗职工最多的企业，却享受不到相关的税收优惠。其次，目前享受税收优惠的失业人员仅限于以下四种：一是国有企业下岗人员；二是国有企业失业人员；三是国有企业关闭破产需要安置的人员；四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并且失业一年以上的城镇其他失业人员。这就把相当一部分集体企业、其他所有制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以及由于城市扩建、农田被征而造成的实地农民排除在外，形成一种“政策歧视”，极不公平。

再就业工程，关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为了更好地发挥税收在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中的积极作用，税收政策需要做进一步的调整和完善：

（1）扩大优惠对象范围。享受优惠的人员范围应扩大到集体企业的下岗人员、失地进城的待业农民以及下岗后再失业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不仅要惠及能吸收较多劳动力就业的生产型企业，还要惠及商业、餐饮业、旅游业、社区居民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2）完善税收优惠政策的制订程序，简化审批手续，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操作性。

（3）加强税务与劳动、工商等部门的配合，对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实行有效的监控，严肃查处利用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偷、逃税款的不法行为，公平税收环境。

（4）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做好对下岗失业人员的服务工作，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透明性，切实帮助企业和下岗失业人员用足、用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安体富：《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必要性、条件与对策》，《税务研究》2003年第12期。

3.安体富：《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12期。

4.安体富王海勇：《新一轮税制改革：性质、理论与政策（上，下）》，《税务研究》2004年第5、6期。

5.安体富王海勇：《结构性减税：宏观经济约束下的税收政策选择》，《涉外税务》2004年第11期。

6.倪红日：《宏观调控与税制改革的协调》，《涉外税务》2004年第10期。

7.阮宜胜：《论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8.庞凤喜：《论我国当前税收调控面临的约束与政策选择》，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9.孙亚：《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税收政策研究》，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10.丁芸：《对我国现行再就业税收优惠制度的思考与建议》，2004年中国税务学会学术委员调研课题交流论文。

减税政策范文篇7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税收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年均增收1400多亿元。其中，税收收入从1994年的5126亿元到1999年的1万亿元，用了5年的时间；而到2001年税收收入突破1.5万亿元仅用两年时间。不难看出，我国税收增长呈现出加速之势。

从理论上来讲，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税收(T)等于税基(Y)乘以税率(t)，即T=Y·t，从而税收增长取决于税基和税率的变动，即ΔT=ΔY·Δt。因此，税收增长无外乎以下三种可能途径：

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如维持现有税制和征管水平）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增长，税基或税源(Y)自然扩大导致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税收的“自然性增长”。由于在实行比例税率的流转税制下，通常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因此这种自然性增长尽管导致税收的增长，但不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二，通过调整或改变现有税制，如提高税率(t)、增加税种以及扩大征收范围(Y)等，实现税收增长，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增税”。它可能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第三，在既定的税制框架下，由于加强税收征管、政策等因素变化而引起税基(T)的扩大，从而实现税收增长，我们分别称之为税收的“管理性增长”、“政策性增长”。它们通常会导致税收的超常增长。

结合我国的实际，首先，我国实行的是以商品税为主体税种、采用比例税率的流转税税制结构，1998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个税种的收入便占了整个税收收入的近70%，尽管2001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达到了65.42%。因此，“自然性增长”导致我国税收超常增长的可能性很小，尽管有关测算表明2001年经济增长引起的税收增长部分约占税收总增收额的50%。其次，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政府基本上没有采取“制度性增税”措施，仅仅是恢复了属于个人所得税范畴的利息所得税的征收，以及把原有的车辆购置费变为了车辆购置税。前者的数量很小，到2001年利息税才有279亿元；而后者看起来似乎是增设了一个税种，实际上是“费改税”的一项措施，与“增税”无关，应属于政策性因素。此外有必要强调的是，我国在没有实施“制度性增税”的同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政策。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还有企业采用国产设备的技术改造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等。由此看来，实现税收超常增长的“制度性增税”可以忽略不计。

至此，我们应该把探寻税收超常增长因素的目光转向“管理性增长”和“政策性增长”因素。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大量的偷逃税现象，造成大量税收流失。这几年通过完善征管体系，强化征管力度，减少了税收流失。据有关方面测算，2001年税务系统加强征管增收近700亿元左右，约占全年税收增收总额的26%。例如，1999年打击走私，关税猛增800多亿元，占了当年税收增量的一半多。就“政策性因素”而言，主要是“费改税”和以前出台的各种优惠政策到期、恢复征税从而带来了税收增长。如1994年实行增值税改革时，确定一个优惠措施，即企业已经入库的商品存货可以抵扣进项税，平均每年抵扣约200亿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抵扣的存货不断减少，到1999年几乎没有可以抵扣的库存了。又如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校办企业优惠政策到期，以及打击走私带来关税增加等。这些政策性因素都会带来税收的增长。据测算，2001年“费改税”等政策性、一次性因素增加了大量税收，约为700亿元左右，约占总增收额的30%。

综上基本可以确定，导致税收超常增长的主要是“管理性增长”因素和“政策性增长”因素。

二、减税在我国的适用性判断——是否可以减税？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减税指的是通过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而减少政策税收，从而降低企业或居民税收负担的一种税收政策。这说明减税首先是一种规范化的调整或改变税制的行动，如削减税种、下调税率、缩小税基；其次，减税的这种制度性安排是个长期的过程，着眼于长期。据此定义，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减税的争论中，首先在为调整或改变既有税制下的带有非规范化行政色彩的减税政策，不属于减税；其次，在既有税制框架内，任凭偷、漏、欠税的蔓延而不加以阻止，不属于减税，同样通过加强征管清缴欠税等行动而实现的税收增长不属于增税。

1.减税在我国适用性的一般判断。一般而言，减税的政策主张无非出于减税的需求扩张效应和供给效应。无论是扩大需求还是增加供给，减税的作用机理都是建立在所得税税制的基础上，同时，减税政策主要在实行所得税制的国家得到较多应用，主要出于某种或某些长远的考虑。例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减税主要在于创造有利于私人投资的制度环境，新世纪的减税浪潮主要出于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加剧和世界性经济增速减缓。

结合我国目前现状而言，首先，我国现行以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结构模式，制约着减税对扩大内需、增加供给的有效性。2001年，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三税的比重高达65.42%（含海关的两税），而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相加仅占税收收入的24.91%。在这样的税制下，减税作用机制迂回、间接，税收的最终归宿不易把握，从而不适合作为政府调节经济的工具。其次，减税作为一种税制调整或改革不能仅因为应对通货紧缩，应着眼于长远之虑。经济周期是有规律性的，当前的通货紧缩只是其一现象，不能简单地将具有长期性、稳定性的税制设计同临时性应付通货紧缩捆绑在一起。

退一步来说，即使在流转税制下减税能够起到与所得税制下的同样的扩张效应，刺激消费和生产，促进经济增长，那还必须假设税收是制约当前消费和投资的一个主要因素，微观主体对税收十分敏感。这个假设在一些西方国家是成立的，在这些国家社会保障体系比较完善、收入分配状况已经改善或稳定，税收主要是直接税，而且主要来自于家庭部门，一旦减税，就增加了个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对消费需求的扩大有较大的刺激作用。同样西方国家的制度比较完善，减税能有效提高企业投资的边际收益，增加企业投资，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回升。然而，当前我国通货紧缩的特殊性表明这样的假设在我国是很难成立的。由于我国的通货紧缩具有经济体制变革过程中发生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引导居民消费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不在于税收。实际上，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到2001年也只是上升到15.8%的水平，低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如果微观经济主体在这么低的税负水平下仍然不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说明现实条件下微观主体对税收并不十分敏感，进一步减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作用不会很大。

2.潜在的支出需求与现有收入状况的矛盾。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要求以支定收，然而当前环境下起码有几方面的支出变化是必须注意的，比如科教支出、国防支出以及债务支出，类似上述急需财政提供保障的支出还很多，如支持国企改革支出等。尽管有学者认为通过精简政府机构可以大大减少行政管理费支出，事实也的确如此，但是与上述多方面支出的增长势头相比，整体的财政支出恐怕还有增无减。

其外，税收为实施政府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减税政策的实施必须是在实现政府职能所需财力有所保障的前提下进行的，否则财政的可持续性必将受到威胁。也许此时有人会说这不用担心，减税不但不会减少税收反而会增加税收。我们并不否认在长期内减税可能具有这种功能，但短期内税收收入的减少不可避免。因此，减税必须在税收拥有可调节余地或支出可削减的前提下进行，然而现实的财政状况使得这种前提不大可能。

3.以增加政府支出为主要着力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未能如愿地实现政策目标，并不意味着减税就可以。纵观我们面临通货紧缩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当东南亚危机波及我国时，动用了货币政策，当货币政策显得力不从心时，中央便决定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发国债、扩大支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政府面临越来越多的财政风险时，减税的呼声又响起。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性减税政策。最明显的是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从1999年7月1日起按税率减半征收，2000年暂停征收。另外，还有企业技改时的国产设备投资可以抵免企业所得税等等。因此是否应该减税必须取决于减税的成本与收益对比，而不能因为积极财政政策难能如愿就采取减税。

从减税的理论依据、实践经验到当前我国的税制结构与投资、消费行为的特殊性，又到现时中国的财政收支状况，再到减税的客观背景，我们可以发现：将减税可能取得的收益和因此而付出的成本相比较，当前在我国实行减税恐怕得不偿失。

三、在当前环境下税收的政策选择

通过前述对减税得失的分析，当前环境下我们不宜全面减税。但是面对通货紧缩的国内形势和全面减税的世界潮流，税收并不是无用武之地。相反，税收由于其独到的功能特点和作用机制，当前环境下税收应结合“费改税”、制度创新、财政体制改革而进行结构性调整。

1.积极推进“费改税”。我们已经强调过这几年的税收超常增长严格来说不算作政府的增税之举。在既有税制的框架内所进行的任何加强征管的行动，尽管其结果是税收的相应增加，但不属于增税。但是，企业的参照系并不是既有税制，而是以往的税负。在他们眼中，只要今年比去年或前年缴纳的税款增加了，就是增税，所以站在企业的角度并从实际的数字看，这两年企业税负确有加重之嫌。然而细究发现，在税收占GDP比重仍较低的情况下，造成企业负担过重主要在于规范性的税收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非规范性的收费。这几年来非税负担的增长速度不亚于正税，到2000年我国税费负担已占GDP的25.1%。因此，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出发，必须整顿非税收入，降低税外负担，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推进“费改税”。

减税政策范文篇8

一、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1．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调整全区政务服务事项实施清单，对办事环节、材料、时限等进行再精简。同时，按照省、市统一安排，做好政务服务事项与国家基本目录同步及实施清单调整完善工作。2019年，区级个人事项全程网办率93.07%，六类事项（行政许可、行政给付、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确认、其他类行政权力）平均承诺时限1.41个工作日、区乡村三级平均申请材料1.83件。进一步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扩大“多证合一”改革成果，企业只需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加载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营业执照，不再另行办理社会保险登记证、开户许可证等证件。2017年9月1日以来，共办理企业“多证合一”营业执照2333份（含换照）、个体户“多证合一”营业执照6828份（含换照）。继续开展清单制度建设，涉及行使政府权力的单位由2018年的29家，调整为27家，共对644项权力事项进行调整。调整后区的政府权力事项总数为2532项，较2018年减少了71项。深入推动政务服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目前，32家有政务服务事项的区直单位和水、电、气公共服务单位均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含6个分大厅）。推广使用全市统一的线上审批系统，实现线上推送、数据共享，节约办事成本。同时，围绕企业开办、不动产登记、工程建设等涉企高频事项，设置综合窗口，实现“一窗式受理”“一站式办结”。

2．大力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我区企业设立登记的办理时限在2018年已由原15个工作日压缩至3个工作日，2019年持续推进企业开办（含公章刻制、发票申领）时间压缩至1个工作日。区市场监管、税务、公安和刻章服务统一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线下窗口开设2个企业开办综合服务窗口和1个名称预先核准窗口。全程电子化网站已全面开通，设立了企业自助服务平台，开展免费帮办服务。同时，线下窗口以当面告知方式通知申请人开办企业流程，办事栏内放置详细的全程电子化操作流程图，供办件人浏览学习，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全程电子化或者线下窗口提交申请。目前，企业设立登记办理时限已压缩至4个小时，公章刻制压缩至2个小时，发票申领压缩至2个小时。

3．清理规范涉企保证金。严格执行涉企保证金目录清单，未发现违规收取保证金现象。《关于转发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实施办法的文件》印发以来，区人社局认真落实农民工保证金差异化缴存办法，对三年以上无欠薪行为的施工企业实行保证金全部减免，两年未发生欠薪的实行部分减免，截至目前，累计减免涉企保证金项目数20个，涉及金额850万元。

4．优化消防审批程序。严格执行新修订的《消防法》，将建筑设计审核和验收职能调整至住建部门。于2019年7月22日出台了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精简申请材料，合并了审批环节，优化了审批流程，2019年8月6日正式上线运行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系统，截止到2020年第一季度，共有入库建设项目87个，受理办结企业申请128件。

二、降低企业人工成本

严格落实《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地税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继续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贯彻落实省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税务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等文件，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已累计为全区参保企业减免社会保险费2320万元，其中2019年减征1286万元，2020年一季度减（免）征490万元。做好稳岗补贴和失业保险费返还，扩大政策受惠面，将企业申请失业保险费返还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上年度调查失业率调控目标（5.5%），其中失业保险参保职工30人（含）以下企业，裁员率放宽至20%，2017-2020共发放资金130.55万元（其中，2019年发放资金28.93万元，2020年第一季度失业保险费返还资金48.7万元）。

三、降低企业税费负担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主动对接企业实际需求、困难问题，上门讲政策、送优惠、解难题，实行一企一策辅导。2019年，共减免税费10060万元（税收收入9938万元，非税收入122万元），其中，2019年新出台的减税政策6792.16万元（小微企业普惠性减税1191.03万元、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50.82万元、深化增值税改革减税5541.31万元）；2018年减税政策在2019年的翘尾减税1973.66万元（调整增值税税率减税275.46万元，调整个人所得税减除费用和税率减税1165.06万元，统一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标准减税113.74万元，其他减税政策96.62万元）；我省2019年新出台的地方税减税政策1099.18万元（契税适用税率下调至3%减税854.37万元，部分车辆车船税年税额标准调整减税244.81万元），两费减免195万。2020年一季度，共减免税费1703.65万元，其中税收收入减免1285.08万元，其中，2020年新出台的支持疫情防控减免11.07万元；2019年出台的增值税税率调整政策在2020年翘尾减税1236.38万元；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减税16.17万元，其他减税政策39.41万元。

四、降低企业财务成本

1．降低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费率。区易汇担保公司严格执行政策性融资担保业务费率不超过1.2%的规定，注重围绕支持实体经济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和“三农”行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降低准入门槛和融资费率，广泛推广“政银担”业务合作，对于“税融通”和单笔500万以下的“政银担”业务，将担保费率优惠至年化1%，“5512”扶贫工程贷款担保费率优惠至0.5%，创业贷款担保实行免收担保费。2019年为企业减免担保费48.16万元，2020年以来已为企业减免9.02万元保费。疫情期间共办理担保费率1%及以下企业13户，担保金额共计2800万元，其中，0.8%费率4户，担保金额810万元。

2．疫情期间减免中小微企业租金。印发了《市区关于在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减免中小微企业租金实施办法》，对承租国有企业经营性用房或产权为行政事业性单位房产的中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免收3个月（2020年2月、3月、4月）房租；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房屋的中小微企业减免租金的企业，按规定给予一定资金补贴。截至目前，已减免区属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2、3、4三个月房租共计133万元，涉及138家企业，减免租金在年度结算时直接扣减。

五、降低企业用能成本

1．降低用电成本。继续推进电力直接交易，鼓励企业通过双边洽谈或集合竞价等方式参加电力直接交易，2019年全区直接交易的14户，减少用电成本422.13万元，2020年1至3月，参加直接交易的用户34户，共计减少用电成本115.23万元。落实下调工商业用电价格政策，2018年4月1日起，工商业用户（单一制）每千瓦时降价2.42分；2018年5月1日起，工商业用户（单一制、两部制）每千瓦时降低1.13分；2018年7月1日起，工商业用户（单一制）每千瓦时降低4.11分；2019年4月1日起，工商业用户（单一制）每千瓦时降低1.91分、（两部制）每千瓦时降低0.05分；2019年7月1日起，工商业用户（单一制）每千瓦时降低5.03分。2019年累计为工商业电价的企业减少用电成本581.45万元。

2．疫情期间阶段性降低企业用能成本。一是降低用电成本方面。工业用电价格根据国家政策统一下调5%，减免非高耗能大工业企业电费的5%，预计惠及电力客户42户，减少客户电费支出超过155.62万元；减免非高耗能一般工商业企业电费的5%，预计惠及电力客户9590户，减少客户电费支出超过193.51万元；“支持两部制电价政策”执行期限延长，目前已为40户大工业用户减少用电成本42.75万元。暂不能正常开工、复工的企业，放宽容（需）量电价计费方式变更周期和减容（暂停）期限，电力用户即日可申请减容、暂停、减容恢复、暂停恢复的政策，合计惠及用户22户，降低企业用电成本44.62万元。落实扶持农业发展相关政策，支持在农村建设的保鲜仓储设施用电实施农业生产电价，涉及的5户企业全部执行农业生产用电价格。二是工业用水价格政策方面。在全区企业优惠政策宣传会议上进行专门宣讲，并由金叶供水公司负责通知相关企业，对涉及中小微工业企业及生活必需品生产企业用水（基本水价）价格，平均下调10%，基本水价由1.9元/立方米降为1.71元/立方米，期限为3个月，预计2-4月涉及220户企业，用水量54万方水，优惠金额达10.26万元以上。三是工业用天然气价格政策方面。我区工业用天然气目前主要由市淮矿清洁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承担，该公司已按照政策降低价格，基本气价2月9日至3月31日（迎峰渡冬期间）由4.2元/立方米降为3.78元/立方米，4月1日起由3.90元/立方米降为3.51元/立方米，期限3个月。2-3月已落实享受政策利益涉及企业2家，用气达2万方，节约成本0.84万元。四是中小微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用电、用气、用水等，确因流动资金紧张、缴费困难，实行“欠费不停供、不收滞纳金”措施。对居民、低压非居民用户，疫情期间由省公司统一在营销系统内设置起始延迟计算；对高压客户，疫情期间确因流动资金紧张、缴费困难，用户完成缴费后，即减免电费滞纳金。截至目前，为10户客户减免了电费滞纳金，合计金额为888.76元。

六、降低企业用地成本

通过鼓励现有工业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允许按土地使用权的原用途和权利类型，盘活利用现有用地、允许新增工业用地弹性出让、鼓励工业项目分期供地、鼓励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等方式供应土地、积极支持旅游业发展用地等措施。引导符合条件的企业入驻园区，园区内符合产业导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等优先发展且土地利用率、亩均税收高的项目，土地出让底价可按照不低于园区基准地价的70%执行；允许企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减少企业资金压力，2019年以来按照园区基准地价70%的标准为11家企业供地，为企业降低用地成本1205.8万元，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1406.8万元。

减税政策范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对增值税转型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当前可以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和对中小企业减税，来进一步扩大内需。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2）安体富、林鲁宁《宏观税务实证分析与税收政策取向》，《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5期。

减税政策范文篇10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还得从我国近几年来税收超常增长速度谈起。“九五”时期，我国税收收入持续快速增长，每年增长额都在千亿元以上，1999年税收总收入突破万亿元，2000年超收2000多亿，2001年又增收2511亿元，比上年增长19.8%。这种增长速度令不少人感到不安，照此速度增长，税收收入实现“翻两番”的目标，时间不用太长，但是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税收超常增长。我国税收高速度增长，并非完全依赖于税率的提高和税种的新设。在整个超收收入中，政策性、一次性收入和税收流失回笼收入所占比例较大（2000年车辆购置税增加266亿元，减持国有股收入122亿元，利息税40亿元），同时，有一部分收入是经济内生增长带来的税收自然增收。另一方面，我国94税制改革之后，税收制度一直平稳运行，未能进行较大的变动和调整，只是根据经济环境状况灵活作了些停、开征税种的工作。（如固定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停征，车辆购置税、利息所得税的开征）。因此，从上述税收增长收入的结构和94税改后我国税制的平衡运行状态可以推出，税收增长并未是真正在法律基础上增加纳税人的负担，其增长在很大程度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即税务工作者的勤勉工作、征管方式的改变和纳税人纳税意识的逐步提高。

再回过头来分析一下我国税收收入结构。最近，国家税务总局的统计资料显示：1994年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16.3%，2001年上升至23.9%；与之相对应，流转税1994为79.5%，2001年下降为69.3%，这组统计数据虽然表明所得税在近年来有上升的趋势，但从总体上看流转税占绝对优势的基本税制结构没有根本性改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了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税的复合税制结构，以增值税和营业税为主体的流转税一直处于绝对主导地位。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征管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绝对地位有所改变但我国的税制结构仍然是属于流转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典型发展中国家税制结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推行减税政策，至少会遇到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税收收入的降低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这不仅存在经济风险还蕴含着相应的政治风险。显然，减税存在着较大的阻力，虽然广大投资家期望政府能够削减部分税收，但事实上，投资需求的增长在目前看来取决于投资者情绪、经济景气指数和市场进入门槛的高低三大因素，减税直正与投资需求的增长关联程度不高；二是通过减税来扩大内需，在我国缺乏实践环境，西方国家通过低税政策可以鼓励勤奋工作、提高税后收益水平产出规模和企业自身的积累率，进而达到带动经济增长的目标，但在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推行减税政策，“储蓄—投资—产出”循环流势必会受到险碍，并不一定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多大的刺激（这从我国降息与储蓄存款的增长关系可以得到进一步证实）。三是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企业都实行了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只是未能冠以“减税”二字，而是以“税式支出”的方式存在。从1994年以来，特别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后，政府已经在很多领域相机实行了力度很大的税收激励政策。例如，暂停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的征收；允许企业用于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额的40%抵免企业所得税；对高科技企业、集成电路企业实行特殊的广告业务费用扣除法；并与此同时，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在支持农业、环保、基础设施等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综合上述分析，答案我们不言自明，税收的超常增长实在不能成为减税的理由。

二、从当前政府的事权看减税

目前，我国已是WTO的正式成员，应该按照国际惯例参与国际竞争，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去。我国税收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帮助企业在资源配置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整个世界经济做大做强的过程中间切到其应有的份额，简而言之，其主要功能是帮助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政府可以通过税式支出和直接的财政支出两种方式来达到目的，但无论是那一种都需要政府财权的支持。坦诚地讲，我国经济仍处于低水平的增长阶段，通货紧缩压力较大，还需要通过积极财政来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当今，政府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花大力气解决：(1)继续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发挥乘数效应；(2)西部大开发的直接资金注入（或转入政策性银行）；(3)社会保障投入和下岗人员再就业；(4)落实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政策；(5)增加教育、科学、环境、农业投入；(6)农村费改税后面临的巨大财政支出缺口。以上六项项目，项项都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需要政府强大的财力来推进改革，丝毫马虎不得。所以，从经济运行环境来看减税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从经济运行环境看减税

无论是“减”还是“不减”，改革的推进是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之下。1992年，我国开始了市场经济的历程，2001年又加入了WTO，可以说，我国的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正逐步由不成熟、不规范走向成熟和规范，在这种体制转轨过程中，很多问题会由于诸如传统和国情的原因而使问题复杂化。因此，当经济结构改变、企业转制推进、投资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伴生、“三农”问题凸现等关键问题交融构成我国宏观经济大背景的时候，减税是很难的选择。1994税制改革的起因是为了调整财政收入分配格局而进行的改革，而笔者认为，在当前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减税和不减税不是税制改革的要害，改革应着眼于运用税收杠杆增进国家、企业效率，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着眼于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公平税负；着眼于全社会福利水平提高。

四、从税负看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