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范文10篇

兼并范文篇1

一．兼并动因

村庄兼并现象在山东起始于80年代的中后期，目前正从东部发达的沿海地区逐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这种现象出现和发展的动因是：

（一）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和膨胀。村庄兼并现象首先在山东沿海发达地区出现，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乡镇企业特别发达，一些富村和强企业不满足于自己的发展空间，有继续扩张和膨胀的需要。如龙口市东江镇的前宋村，原来只是一个仅有1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不到1000口人的小山村。80年代以来，他们抓住机遇，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到1994年，已拥有企业20多个，固定资产规模达6亿多元。1992年，该村以村办企业联合为基础，成立了南山集团公司，设立了村级党委，南山集团进入了全国500家最大村办企业行列。该村有膨胀发展的需要，而土地资源、水资源都非常短缺，因此便主动提出兼并周围几个比较贫困的山村。可以说，这种兼并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村与村之间的贫富差距拉大。凡是发生村庄兼并的地方，一般都具有兼并方与被兼并方贫富差距比较大的特点，双方能实现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如淄博市博山区域城镇的岜山村，靠发展乡镇企业致富，1994年全村总资产达到10亿元，其中固定资产8亿元，完成社会总产值10．5亿元，实现利税8400万元。村企业万通达集团公司1994年名列全国500佳乡镇企业第7名。而与之相邻的辛庄、刁虎、袁家等几个村，则比较贫困。在这种情况下，岜山村有扩张土地规模，吸收劳动力的需要，而其它几个穷村有依靠富村脱贫致富的愿望，村庄兼并就成为必然趋势。

（三）市场经济发展对资源流动与重组提出新要求。

村落的形成是自然经济和农业社会的产物，其拥有的土地等资源长期固化，难以流动。而市场经济则要求资源流动和优化配置，这就与原有的体制发生了冲突。如荣成市成山卫镇的镇办企业马山实业集团总公司，原来仅是一个规模很小的渔业公司，近年来该公司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拥5个海上运输船队，20多个企业，并在日本、香港、韩国等地办了分公司，1994年实现净利润3500万元，下属6个合资企业年创汇1000万美元。公司驻地附近的6个村，分别拥有10公里海岸线、大量可开发的沿海滩涂以及耕地等资源，由于原来体制上的分割，这些资源得不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如养鱼不敢投放鱼苗，滩涂无钱开发。马山集团公司则通过兼并这6个村实现了资源重组，进行了综合开发，创造了巨大效益。

（四）政府探索扶贫开发的新路。淄博市博山区是山东省的24个山区县之一，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城区近郊乡镇企业发达，边远山区则极端贫困。其山区乡镇与城郊乡镇的农民相比，人均占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储蓄分别是1∶24、1∶23、1∶6。尽管该区多年来采取各种措施扶贫，但收效不大。区领导通过认真调查分析，大胆制定了组织山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划，通过多种方式将山区8万人口逐步转移出来。其中对部分地处边远、生存条件极差的山区小村、弱村，采取了整村搬迁的方式，使之并入城郊或乡镇政府驻地的大村、强村。从1994年开始到1995年底，该区已有22个富村、强村兼并了24个山区弱村、小村，转移人口近6000人。通过此举，促进了资源与人口的合理配置，探索了扶贫开发的新路子。

二．兼并形式

山东的村庄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扩张式兼并

扩张式兼并主要是指一些经济强村或强企业出于扩大规模、加快发展的需要而兼并弱村、穷村。兼并的对象主要是处于经济强村或强企业周边地区的弱村、穷村。这种兼并又表现为两种模式，一是经济强村兼并弱村、穷村，二是强企业兼并弱村、穷村。

经济强村兼并弱村、穷村，其典型形式有龙口市前宋村、博山区岜山村等。前宋村1994年已拥有15处企业，职工12000多名，其中10000多名职工为外来打工人员。该村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急剧膨胀，自身的土地和几百名劳动力已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再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而与之相邻的下丁家镇的达沟村、西马村和本镇的后隋村，集体经济则非常薄弱，荒岭长年得不到开发利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经上级政府的协调和批准，从1994年10月开始，前宋村对与之相邻的三个村进行了兼并。兼并的具体形式有三种：一是一步到位，将仅有21户、66口人的西马自然村直接兼并，其户籍全部转入前宋村，村民全部迁入前宋村的居民小区，每户分配一套水电暖齐全、面积166平方米的楼房，劳动力全部安排就业，原西马村的55亩耕地及0．22平方公里的村庄和山峦全部划归前宋村所有。二是先并后转。对有146户、546口人的达沟村撤消行政村，保留自然村，235亩耕地及1平方公里的村庄和山峦划归前宋村，100多万元的外债由前宋村承担，村民户口逐步迁入前宋村，村民分步享受前宋村村民的待遇。三是分期过渡。对有447户、1394口人的后隋村，保留其行政村和自然村，村党支部划归前宋村党委领导，后隋村在经济上实行独立核算，自收自支。有困难时由前宋村视情况予以资助。后隋村的劳动力大部分由南山集团安排就业。前宋村对其村镇规划、资源开发、社会治安统一组织实施和管理。兼并后，前宋村的土地总面积由1平方公里扩大到10平方公里，新增劳动力近千人。为今后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强企业兼并穷村、弱村，其典型形式有荣城市的马山实业集团公司、烟台牟平区的金珠林集团公司等。以荣成的马山集团公司为例，该公司根据自身扩张的需要，从1988年开始，就对企业驻地周围的东庄、西庄、大疃、王家庄、刘家庄、唐家庄等6个农业村庄逐步实施了兼并。到1992年，兼并完成后，6个村党支部、村委会全部撤销，劳动力都成为该公司职工，1400多亩耕地及沿海滩涂等整片划入公司，实行统一规划，综合开发。农业生产统一成立一个农业党支部，领导果园、蔬菜、养猪、养鸡等农业生产。总公司对下属各企业实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分级承包、效益分配。

（二）扶贫式兼并

扶贫式兼并主要是指有组织地将一些地处边远山区、生产生活条件恶劣、脱贫致富无望的弱村、小村，合并到城市郊区或本乡镇的富村、大村，整村或部分人口迁户转移。这方面，淄博市的博山、淄川区具有代表性。

博山区山头镇河北北村是一个城郊村。原有280户，850人。他们立足自己的资源优势，发展陶土工业，1994年固定资产达到3500万元，完成产值5500万元，实现利税80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2700元，是一个乡镇工业发达的富裕村。1994年7月，经区委、区政府的协调，兼并了距该村50公里的山区穷村—李家乡的东白石村。为了李白石村的搬迁，河北北村投资60多万元在自己村附近的山坡上建起了30多套新房，每套房都是独院，3间、4间不等，并通上了自来水。东白石村的33户人家，近百口人一次性全部搬迁下来，并入河北北村。东白石村作为行政村、自然村均已取消，劳动力全部安排在村办企业就业。用这种整村搬迁的方式使那些地处边远山区、生存条件恶劣的穷弱小村彻底脱贫，事实证明是比较成功的。目前与博山区条件类似的淄川区已利用这种方式将3万多山区人口转移出来，大部分集中在城区近郊。

（三）联合式兼并

联合式兼并是一种渐进性的村庄兼并形式。它不像扩张式或扶贫式兼并那样，一次性地直接改变农村社区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而是在村与村之间原有社区组织和管理体制暂时不变的条件下，在经济发展和村镇建设上采取合同契约或其它方式进行合作，使人口逐渐向中心村或强企业驻地集中，使自然村落走向萎缩。

莱州市神堂镇丁家村，靠发展乡镇企业致富，成立了宏祥集团公司。为进一步膨胀发展，他们与邻近的贾家村等15个村紧密联合，吸收了这些村的部分劳动力和土地，使人口和土地逐渐集中，集团规模不断扩大。到1995年，丁家村人口已由过去的600人发展到3500多人，人均收入达到4600元，产值完成8．8亿元，建成了6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区。这种联合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渐进的村庄兼并过程。

联合式兼并，也有以企业为主联合周边村庄共同发展的典型。如荣成市邱家渔业公司，是一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他们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先后与周边11个村签订了种菜、种粮合同，吸收这11个村的部分劳动力成为公司职工。而这些村的土地在一定阶段内就成了公司的粮菜生产基地。这种形式的联合，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有的可能最终形成强企业对穷村、弱村的兼并。

为了推动城乡一体化，加快小城镇建设，改变城市化落后于农村工业化的现状，山东也有一些地方，以政府为主，通过体制上的变动促进人口向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如淄博市周村区，就计划以经济比较发达的明星村为中心，与周围的弱村联合成立党委，统一领导周边村庄的经济发展，通过政治一体化来推进经济一体化，探索“合村并镇”，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

三．兼并效应

在山东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村庄兼并中，扩张式兼并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内在要求而自然产生的，最具有典型意义。联合式兼并实质上是扩张式兼并的过渡形式。扶贫式兼并虽然有较多的人为因素起了作用，但仍然是农村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富村有能力兼并穷村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尽管村庄兼并的形式有所不同，但都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

（一）体制效应

村庄兼并首先是一种体制上的变化（联合式兼并例外）。这种变化一是表现为社区组织的集中，实施村庄兼并的地方，有的自然村落已不复存在，有的自然村落虽还存在，但管理权已归兼并村所有，土地、劳动力资源由兼并村统一安排，被兼并村出现了逐步萎缩趋势。二是表现为领导体制的变化。富村与穷村的差别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因为富村往往有一个团结实干、有开拓精神的党支部，能带领群众致富。而穷村则往往缺少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实行村庄兼并后，组织资源得到优化，被兼并村有了好的带头人，群众就有了干劲和希望。

（二）资源重组效应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长期以来受自然经济和计划体制的双重束缚，资源难以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阻滞了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村庄兼并的出现，则在一定区域内实现了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其表现一是土地资源的利用。龙口市前宋村在兼并3个村之前，虽然经济发展已具相当大的规模，但土地资源和水资源都十分匮乏。通过兼并邻近的3个村，他们的土地面积增加了10倍，除了新上晴伦丝、电解铝等几个三、三产业项目外，还利用荒山建了两个水库，解决了水资源的缺乏问题。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的利用。从被兼村来看，一般大部分农业剩余劳动力都被安排到乡镇企业工作，减少了农业劳动力，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从兼并方来看，他们获得的是稳定的劳动力供给，并且可以节省为之建宿舍和提供其它服务的费用，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三是实现了劳动力与资本的联合。村庄兼并使一些富村和强企业扩大了生产规模，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有的组织了企业集团，如荣成的马山集团、博山的万通达集团等，都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市场竞争能力。四是生态环境的保护。扶贫式兼并通过山区人口的搬迁，减少了山区人口，这有利于封山育林，保护山区的生态环境。

（三）收入变化效应

村庄兼并一个最直接、最突出的效果就是缩小了穷村与富村的收入差距，使穷村迅速脱贫致富。龙口市达沟村在未被前宋村兼并前，因办企业不成功而负债125万元，其中欠前宋村20多万元，村干部三年未能发工资。1994年底被前宋村兼并后，不仅甩掉了债务包袱，而且前宋村还拿出十几万元钱为村干部补发了工资并偿还了对村民的欠款。兼并后达沟村村民享受到了许多前宋村村民的待遇，包括子女免费入托上学、退休养老补助等。荣成市东庄村在1988年被马山集团兼并前，村级没有集体积累，农民人均年收入仅450元左右。现在户均年收入达到2万元左右，已超过了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

（四）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比较利益低和农民收入低的重要原因。村庄兼并，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一条新的出路。一般说来，作为兼并者的富村和强企业，二、三产业都比较发达，能够提供比较多的就业岗位，可以吸收被兼并村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如果没有这一条件，兼并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兼并双方都缺少积极性。只有具备了这一条件，兼并方有劳动力需求，被兼并方有大批劳动力进入二、三产业就业，能获得比种地更高的收入，兼并才能水到渠成。

（五）土地规模经营效应

随着村庄兼并中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被兼并村的劳均土地大大增加，这就为土地的规模经营创造了条件。一些被兼并村，有的农户因缺少农业劳动力，便主动将土地转包给一些种田大户，由部分种田能手统一经营土地。这样，一般的种田大户能耕种土地20—100亩，既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又提高了种地农民的收入。因为一个农民如果仅耕种1亩地，亩产出效益1000元不赚钱的话，那么如果他耕种20亩地，产出效益则为20000元，种地就成了赚钱的行业。也有一些富村、强企业，有着更高的战略眼光，在兼并穷村、弱村的同时，将农业直接作为自己的“绿色车间”，进行企业化经营和管理。荣成马山集团兼并6个村后，将土地经营进行统一规划，辟出400亩地种植果树、100亩种植蔬菜、100亩地搞工厂化养鱼、100亩地建养猪场，还建了两个大型养鸡场，农业成为集团公司下属的绿色车间。博山区东白石村被河北北村兼并后，原有的100亩耕地和1700亩山林雇了14个人进行管理，成为河北北村的农业车间，这14个人由河北北村发工资，实现了土地的规模经营。

（六）城市化效应

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农村人口逐步向城市和城镇集中已成为历史大趋势。但中国农村在发展乡镇工业过程中，由于“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农村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因而城市化进程远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村庄兼并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农村人口向中心村和城镇集中，有利于城市化的推进。荣成市马山集团，在兼并6个村之前，村民居住十分分散，职工也大部散居在各村。从1988年开始兼并试点后，就逐步以公司所在地为中心搞了小城镇的统一规划，按照城镇的功能划分了工业、商贸、生活等区域，盖了大批住宅楼房分配给企业职工，使人口向生活居住区快速集中。目前已形式5平方公里的建成区。

四．干群心态

村庄兼并作为农村的社区组织变化和管理体制的变化，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关系，人们有着不同的心态。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兼并双方的村干部的想法。

龙口市前宋村党委书记宋作文认为：前宋村过去仅有1600亩土地，早已开发完，本村劳动力也严重不足。今后发展，就要占用邻村的土地。如果花钱买地、租地，不仅太麻烦，而且代价很大，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也不好处理。如果将邻村土地并过来，既方便又经济，并可以解决部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减少外招劳力宿舍、就餐方面的压力。从自身发展考虑兼并邻村是一个方面，能够带动周围的村致富也是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和经济发达村的负责人的愿望。

被兼并村达沟村的原支部书记宋致怀等人认为：达沟、西马两个村原来都没有工副业项目，集体经济薄弱，群众收入很低，劳动力大量闲置。眼看着近邻前宋村发展得红红火火，家家住上了“将军楼”，都非常羡慕。达沟村借前宋村20万元钱还不上，原来想割点地抵债，后看到西马村被前宋村兼并，达沟村的群众也家家户户都愿意并入前宋村。

荣成马山集团总经理王炳光认为：1988年开始兼并第一个农业村东庄村时，双方都有顾虑。渔业公司怕背包袱，东庄村怕将来没有地，缺粮食吃。但在政府协调下作为试点，就先联合搞了起来。1989年，其它几个村也想合并到公司来，但由于当时公司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就未同意。后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的实力大为增强，到1992年秋天，公司又兼并了其它5个村，可谓是水到渠成，皆大欢喜。兼并后，一是在资源上能做到充分合理地利用，如原来6个村分开的10公里海岸线，1994年统一投放了500万只海参苗和鲍鱼苗，以后每年再追加投放，仅此一项，年收入可达到5000万元。二是劳动力也得到合理安排，强壮劳力可参加远洋捕捞，懂技术的人可安排到二、三产业，一般劳力可以搞农业。

被兼并村东庄村的原村长吕有胜、唐家庄村民鞠淑英、刘家庄原支书刘玉礼、大疃村原支书吕有国等人认为，被马山集团兼并（一开始叫联合）群众非常拥护，因为劳动力都得到了合理安排，收入比过去大大提高，还能享受到许多福利，如住上楼房，水电暖免费等。过去村干部最头疼的上交提留，现在也由公司承担了。公司之所以发展快，与领导班子，特别是总经理能力强，有开拓精神，能以身作则有很大关系，这样的领导班子群众拥护。

博山区河北北村村委主任王世林认为：以村庄兼并的方式扶贫是个好办法。作为兼并方来说，虽然兼并山区穷村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但一是我们有能力兼并，拿出几十万元钱盖几十套房子完全负担得起；二是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先富帮后富的责任。作为村办企业，本来就有劳动力需求，实施兼并后也能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

被兼并村东白石村的几户已搬入新居的村民认为：过去在山区条件很差，耕地很少，“大地不过亩，小地两三锄”，脱贫无望，致富无门。现在并到河北北村真是太好了。这里经过培训上岗工作后，月收入超过过去半年的收入，而且靠城市近，住上了新瓦房，用上了自来水，这是过去连想也不敢想的。

在村庄兼并问题上，一般来说被兼并村群众的积极性高于村干部。村干部有一定的失落感。大多数兼并方的领导班子都能考虑到这一点，对被兼并村的干部给予合理安排。对能力强、威信高的原村干部，往往采取留任的方式。对有些能力一般的原村干部则采取另外安排的方式，使之在权利和经济利益上得到某种补偿。如前宋村、马山集团兼并几个村后，多数原村干部安排进村办企业任领导干部或中层干部，如原达沟村支部书记宋致怀，已安排担任“大厂长”，管理塑料厂、纸箱厂、涂料厂三个企业。因此，从总体上看，村庄兼并过程中的社会矛盾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干部群众的心理都比较稳定，心情比较舒畅。

五．存在问题

村庄兼并作为农村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事物，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发性，许多做法尚在探索中，因而难免存在着一些问题。调查中发现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关于政府在村庄兼并中的作用问题。对于村庄兼并这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产生的新事物，各级政府一般都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并起了较好的组织协调作用。但也有个别地方存在着兼并条件尚不成熟，政府部门硬“捏合”的问题。特别是以扶贫为目的，政府行为起主导作用的地方，更难以避免个别兼并双方不情愿，经济利益尚未协调处理好，政府硬要促成的问题。当然也有个别地方，政府对条件成熟的村庄兼并支持不够，协调不力。

（二）关于土地资源的利用问题。在村庄兼并过程中，一些富村、强企业出于自身扩张的需要，对被兼并村土地资源的利用缺少规划，有的对耕地大规模占用，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有的地方对土地实行规模经营后，耕地全部改种经济效益比较好的经济作物，不再种粮棉作物。这种做法在小范围内出现是无碍大局的，但如果出现大面积的仿效，粮棉种植面积大幅度减少，则会影响社会稳定。此外，有些边远山区的村庄被兼并后，长途搬迁至城郊，原有的土地如何耕种，山林如何管理等问题也未能解决好。

（三）关于农业的地位问题。一些穷村、弱村被兼并后，由于大部分劳动力都被安排进二、三产业就业，农业劳动力大量减少，而富村、强企业的领导一般也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抓二、三产业上，因而对农业有忽视的倾向。有不少地方实施村庄兼并后对农业统一规划和经营，建立了绝色车间，效果较好。但也有个别地方对农业不够重视，任其自然。土地仅有一些半劳力粗放耕作，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撂荒现象，使农业的地位下降。

（四）关于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问题。村庄兼并涉及到复杂的产权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搞不好会引发矛盾和纠纷，不利于社会稳定。一般富村、强企业经过多年创业，集体经济实力都比较雄厚。按集体所有制性质来说，资产应属于集体的每个成员共同占有。如前宋村原有1000口人，集体固定资产6．3亿元，平均每个人拥有63万元。实行兼并后，如将另外三个村的2000多人口也全部并入，则使人均占有份额大幅度降低。目前在兼并中一般都实行了分期过渡的办法，但人口少的村较容易被接纳，可以直接享受到富村的住房、养老等福利待遇，而人口多的村虽然也贡献了土地和劳动力，却很难享受富村的村民待遇，出现了同村村民的不同待遇问题。这就使兼并村和被兼并村的村民均有不公平感，容易引发社会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一问题，还须进行深刻细致的探索。

（五）关于村镇规划问题。目前村庄兼并多属自发行为，没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有些富村虽然乡镇企业发达，有能力兼并周围穷村并发展成小城镇，但由于不是乡镇政府驻地，列不进城镇发展规划，基础设施往往是零打碎敲，形不成规模，只能搞成中心村。如任其发展就容易形成星罗棋布，却不具备小城镇规模的分散的人口聚集地。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向小城镇集中，则可能造成人力、物力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要解决上述问题，对于各级党委和政府来说，一是要搞好引导和组织协调。村庄兼并是符合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要求的新事物，对于条件成熟的地方要积极推进。在政策上，要有具体措施来扶持。如需要跨区域兼并的，可以打破县区、乡镇的界限；对有条件组建村级党委的，要积极批准，并扩大其行政管理职权；对已经具备了小城镇规模和条件的，要放开城镇户口；对带动群众致富并做出了突出贡献的富村和强企业领导人，要提高其社会地位并给予政治荣誉等。二是要掌握好适度原则，逐步对村庄兼并现象进行规范。村庄兼并虽然有许多成功的典型，但目前尚不宜进行大面积推广，因各地条件很不一样，不能“一刀切”。对于那些条件不成熟的地方，不能硬性“拉郎配”，必须掌握好适度原则。同时还要注意规范村庄兼并行为。对于产权关系的界定、利益的分配要有科学、公正的办法。对于土地资源的利用、农业的发展应有明确的要求等。三是要把村庄兼并与小城镇的规划和建设结合起来。市（地）县两级应有小城镇建设的整体规划，尽量通过村庄兼并，促使农村人口向列入规划的小城镇集中。有些条件好的地方，虽然不是乡镇政府驻地，也可以规划为小城镇。要帮助有条件的富村、强企业搞好小城镇的规划与建设，特别是对其基础设施建设要提出比较高的要求，同时要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给予积极支持。

六．几点启示

尽管村庄兼并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的新事物，把这种现象放在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来看，其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能给人们带来许多新的思考和启示。

（一）村庄兼并是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种制度创新。首先，村庄兼并是一种产权制度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源合理配置，而过去，农村的基本资源——土地和劳动力都难以流动。村庄兼并的过程，实质上是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推动下资源重组的过程，土地产权也随之转移和重组，实现了产权制度的创新。其次，村庄兼并也是一种农村行政管理制度的创新。多年来，村作为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相对封闭、职能单一、长期不变的。村受乡级政府领导，彼此之间则缺乏联系。村庄兼并则打破了村与村之间相互隔绝的状况，冲破了原有行政管理体制的束缚，有的建立了村级党委，领导和管理多个村庄和企业，实现了农村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第三，村庄兼并又是一种农村社区基本组织制度的创新。随着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农村的以农户为基本组织形式的制度正在改变，而以企业为基本组织形式的新制度正在形成，象龙口市的前宋村与南山集团公司，博山区的岜山村与万通达集团公司，已基本形成了村企合一的组织。企业已代替个体农户演变为主体组织形式。通过村庄兼并，原来以农户为基本组织形式的穷村、弱村，迅速嬗变为以企业为主体形式的社区组织，实现了农村社区基本组织制度的创新。

（二）村庄兼并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千百年来，我国农业以个体农户耕作为基本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格局至今在大部分农村地区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村庄兼并，则促进了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的改变。在村庄兼并过程中，由于富村、强企业的二、三产业吸收了穷村、弱村的大部分剩余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小农耕作方式，被兼并村的土地一部分通过流转实现了规模经营，一部分直接演变为富村和强企业的“绿色车间”，农业实行了企业化经营管理，成为社会化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大大提高了农产品的商品率，提高了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农民收入，推动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可以说，与村庄兼并伴随而来的，是先进生产方式对落后生产方式的改造，是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替代。

（三）村庄兼并使农民的职业角色发生了转换，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转型。富村、强企业兼并穷村、弱村，把大批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大批农民转换了自己的职业角色，改变了农民身份，同时也使他们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方式，接受了现代工业文明，成为社会化的人，这是一种巨大的历史进步。与这种农民职业角色转换相伴随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农村中农民逐步减少，而工人、职员大幅度增加；简单的农业体力劳动减少，而需要一定技能和科学技术的复杂劳动、脑力劳动逐步增加；农民的小生产意识、乡土观念日益淡化，而商品经济意识、企业观念日益强化。农村封闭、落后的传统社会结构正在转变为开放、流动和进步的现代社会结构。

兼并范文篇2

公司治理的核心是实现外部投资者有效的监督，实现这种监督的机制包括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前者主要是通过股东会、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约束和控制实现，外部监督机制一般包括产品市场的竞争、经理市场和公司接管市场。

从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各国的监督机制也各有特色。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国家较多地是借助于股票市场的评价和外部接管市场的制约，以日本、德国为代表的国家更多地是依靠法人间的相互持股和银行持股。这两种体制应该说各有优劣，但当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体制出现问题时，有研究者将其部分归因于公司治理方面的缺陷，即缺乏接管市场的作用。

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接管市场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仍普遍被视为约束和控制公司管理层的根本性手段，特别是在其他治理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投资者只能借助于这种成本昂贵的机制。

2、对公司接管市场治理效果的检验研究

西方经济学家对公司接管市场在公司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细致的实证研究。这些实证研究主要探讨了公司接管市场在何种情况下会取代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内部治理机制）发挥关键的治理作用：一是行业因素，二是董事会组成（特别是独立董事占比），三是无形资产存量，四是管理层特征。Morck、Sheleifer和Vishny(1988)对1980年《财富》杂志500家公司在1981～1985年间发生的兼并收购进行了抽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公司业绩大大低于行业水平时，董事会撤换最高管理人员的可能性就提高了；但是当全行业都发展不好时，董事会就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而此时实现撤换管理人员功能的是公司接管市场上的敌意接管。原因是全行业同时面对的困境与单个公司自身的问题不同，内部治理机制（例如董事会）很难通过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因为董事会很难判断公司经营不好是因为管理人员的问题还是行业的系统风险造成的。这时外部的收购兼并者就有机可乘了，当他们成功入主后，通过带入新的管理因素或业务内容来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和市场价值。Morck、Sheleifer和Vishny的研究还发现，那些拥有大量无形资产而近期发展低于行业水平的公司，更加可能成为兼并收购的对象。最后，Morck、Sheleifer和Vishny指出，管理层的特征对于兼并收购是否能够发挥治理效用也很重要。如果管理层中存在创始人家族的成员，那将减少被兼并收购的可能性。

Weisbach(1988)所做的一项研究检验了内、外部董事在监督高层管理者方面的不同行为以及与兼并收购的关系，发现以外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比以内部董事为主的董事会更容易撤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外部董事为主的公司被兼并收购的比例远远低于以内部董事为主的公司。

国内专门研究接管市场的文献不多，大多数是在研究公司治理时附带提及的。少数研究接管活动的学者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讨论兼并收购对提升公司绩效所起的作用（龚玉池，2001）；二是讨论兼并收购对上市公司股价变动的影响（高见、陈歆玮，2000；冯根福、吴林江，2001），或是上述两种研究兼而有之（万朝岭、储诚忠、李翔、袁国良，2000）。此外，还有少数学者开始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研究接管市场所发挥的治理功能（裴武威，1999），并通过实证分析初步揭示了兼并收购对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所产生的影响，但未能深入剖析接管市场在我国发生作用的机制和影响其治理功能的因素。因此，考察我国接管市场的治理功能方面的研究仍然是处于空白状态，本文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目的在于探索接管市场发挥治理功能的决定因素，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公司兼并收购的治理效果的统计分析

各种研究显示，在接管市场对上市公司发生治理作用的路径上有几个关键机制：一是并购方取得控股地位，二是新的控股股东改组董事会、更换高管人员，三是治理结构改变所产生的治理效果体现在业绩变化上。围绕接管市场作用机制的关键点，参考国外研究的一般方法并结合国内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我们选取了1997年至2001年5年间发生了第一大股东变更的392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1997年以后的数据主要是由于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发生由于股权变动所带来的高管变动。由于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起到非常重要和核心的作用，而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董事长是董事会的核心人物，其人选的变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所发生的变化，因此我们主要关注这些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的董事长的变动情况。我们把董事长的变动情况分为三种：一是无变化，即原董事长继续担任原职；二是温和变化，即董事长发生了变更，但是董事会的变化比例小于50%；三是剧烈变化，即董事长发生了变更，而且董事会变化比例大于50%。

我们所选定的样本公司在并购当年所发生的高管变动如表1所示。

统计结果显示，在早期的上市公司并购中，高管变动的幅度较少，而经营业绩则呈现典型的短期效应，即发生并购当年业绩短暂提升，长期内则故态复萌；而在近期的上市公司并购中，高管变动增多，经营业绩的改善逐渐呈现长期化的特点。

上述统计结果及推论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较为吻合。1997年上市公司所发生的并购，很大程度上是在“十五大”提出“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系列政策背景下由各地方政府有目的的“保配”、“保壳”的大手笔所形成的，其特点表现为国有股的转让、无偿划拨与上市公司的彻底资产大置换相结合。这种非市场化的并购活动，并不是以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为目的，而是以短期业绩的改善为目的，因此在并购以后呈现换汤不换药的特点，即主营业务可能完全改变，但是仍然保留原有的领导班子和高管人员。

1999年以后，随着《证券法》的出台以及证监会一系列打击虚假重组政策措施的出台，上市公司的并购逐步走向具有实质内涵的战略性并购，并购活动逐渐摆脱了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操纵下的资产置换游戏的色彩，民营企业的介入大大拓展了其市场化的内涵，一个直接的表现就是高管人员的变动幅度加大。

公司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分析

上文的统计分析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所带来的高管人员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并购活动改善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不能有效更换高管人员的并购活动无法在长期内持续改善上市公司业绩。因此，高管人员的变换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衡量公司接管市场所发挥的治理效果的指标。

在并购活动中，是什么因素决定高管人员的更换呢？下文我们采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作用于接管市场这一关键点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一、研究方法

1.样本数据的选取

样本来源于深沪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选取条件为：(1)1997年以来第一大股东发生变换；(2)不属于金融行业；(3)排除遭停牌处理或业绩极差并多年无实际经营活动的公司。最终满足这3个条件的有效样本共392家，数据处理通过“巨灵北斗星证券分析系统1.0”完成。

2.被解释变量发生并购的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的变化程度通过引入多元哑变量来表达，其中高管无变化定义为0，高管温和变化定义为1，高管剧烈变化定义为2。对高管这三种变化的定义与前文一致。判断高管的变化程度是以发生第一大股东变化年度的年报所披露的高管名单与前一年年报的披露情况相比较得到。

二、基本假设与回归方程

1.影响接管市场治理效果的因素假设

结合我国接管市场的特点，参考国外研究的基本思路，本文假设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受以下三类因素的影响。

(1)公司的股权结构特征。这类因素我们共引入三个变量进行分析：

①发生并购以后，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差别程度。这个变量我们简称为控股程度，控股程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如果第一大股东未能取得绝对控股地位，或是在控股程度方面未能拉开与第二大股东以及其他股东之间的差距，就有可能造成其入主上市公司以后无法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原有的董事会和治理结构并实施自己的经营意图。在这种假设下，控股程度越低，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越弱。

②新入主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这里我们引入二元哑变量来描述这一因素，即若为国有股权，定义为0；若为非国有股权，定义为1，其中国有股权包括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在地方政府或国有主管部门的安排或撮合下所进行的兼并收购，其着眼点在于置入优质资产而不是替换高管人员，而国企高管人员职位的刚性很强，这些决定了并购后高管人员不会发生剧烈变化。在这种假设下，若新入主控股股东为国有股，则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较弱；而如果是非国有股权，则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较强。

③第二大股东的股权性质。这里我们同样引入二元哑变量来描述这一因素，即若为国有股权，定义为0；若为非国有股权，定义为1。一种假设是若第二大股东是国有股东，其有可能利用其相对控股地位保持原有高管人员的职位刚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管人员的变动幅度，对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形成负面影响。在这种假设下，第二大股东为国有股东则治理效果较弱，反之则较强。另一种假设是若第二大股东为非国有股东，则其比国有股东具有更强的控股意识，有可能给新股东的改组行动形成更大的障碍，从而对治理效果形成负面影响。在这种假设下，第二大股东为国有股东，则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较强，反之则较弱。

(2)行业业绩

这里是想考察Morck、Sheleifer和Vishny(1988)的有关结论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适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全行业都发展不好时，公司接管市场将替代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实现撤换管理人员的功能。因此我们引入行业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行业的发展。根据Morck、She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假设当行业业绩较差时，公司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无法有效判断是否应该由公司高管人员来承担公司业绩变差的责任，此时接管市场将发挥作用。在这一假设下，行业业绩越差，高管被更换的程度越高。

(3)公司特征

这里我们引入两个因素来进行分析：

①公司绩效。我们假设，业绩较差的公司被并购后，原有的高管人员将比较难以获得新控股股东的信任，从而被更换的可能性较大。在这种假设下，样本公司并购前的业绩越差，其高管被更换的可能性越高，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越显著。这里我们用两种方法来度量公司的绩效：第一，用样本公司在发生并购前一年经过行业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作为度量绩效的会计指标。这一指标反映公司经营的短期盈利能力，对税收效应和资本结构的变化不敏感。第二，作为绩效度量的市场指标，利用上证指数和深证综合指数的加权平均计算经行业调整的股票超额收益率。股票的超额收益率等于股票的市场收益率减去指数的行业收益率。这个指标不受会计准则变更的影响，反映公司活动对赢利能力的长期影响。

②公司的无形资产含量。这里是想验证Morck、Sheleifer和Vishny的研究结论，他们发现那些拥有大量无形资产而近期发展低于行业水平的公司，更加可能成为兼并收购的对象。由于无形资产含量难以精确地计算得出，我们根据无形资产的基本定义，采用公司的股票市场价值（注：以公司发生并购前一年度最后20个交易日的平均股价进行计算。）减去其账面资产总额（注：以公司发生并购前一年度年报所披露的资产值计算。）的方法进行评估。（注：我们以无形资产在市场价值中所占比例进行衡量，即无形资产含量＝（股票市场价值－账面资产价值）／股票市场价值。）我们假设当公司拥有大量无形资产含量而发展低于行业水平时，新入主股东认为该企业的高管人员未能有效利用其无形资产，因此其并购意图就要求其更换高管人员。在这种假设下，样本公司无形资产含量越大，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越显著。

2.回归方程

回归议程如下：

附图

其中，Y表示样本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化程度；X[,1]表示控股程度；X[,2]表示新入主控股股东的股权性质;X[,3]表示第二大股东的股权性质；X[,4]表示行业业绩；X[,5]表示公司绩效；X[,6]表示无形资产含量；ε[,i]表示随机误差项。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表3为回归结果。

表3接管市场治理效果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附图

回归结果证实了我们所假设的影响接管市场治理效果的四种因素：与股权结构有关的两种因素、行业业绩以及公司绩效。

首先，并购后控股程度越高的公司，高管人员的变化程度越大，治理效果越显著。这表明，新入主控股股东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控股权，将直接影响其改组董事会的行动是否能够获得成功。

第二，新入主控股股东为国有股，则高管人员的变动较小，即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较弱；而如果是非国有股权，则接管市场的治理效果较强。这表明如果兼并收购的主体是国有企业，则该并购很可能是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撮合下的非市场化行为，因而并购往往只带来资产或业务的置换甚至只是报表上的改观，而对高管人员的构成以及公司的整个治理结构影响不大。这种情况较多地出现在1999年以前的并购活动之中，是在我国特殊的市场环境下所出现的接管行为的一种异化。这种以挽救短期业绩为目的的行为，不能有效地重组公司的治理结构，因而这些公司的业绩改善往往不能持久。

第三，行业业绩与高管变动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Morck、Sheleifer和Vishny(1988)在美国所做的有关实证研究的结论在中国的实际中得到了印证，即处于业绩较差行业中的公司，其股东大会无法判断公司业绩下滑是否由系统因素造成，因而无法及时有效地对董事会人选的更替做出选择，此时公司治理的内部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失灵，而取而代之的是接管市场的治理机制。这一结果表明接管市场在我国业绩下滑行业上市公司的治理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在通过两个不同指标验证公司绩效与高管变动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发现经过行业调整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与高管变动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股票超额收益率与高管变动之间无显著相关关系。前一结果显示，如果公司原来的经营业绩较差，原高管人员将难以获得新控股股东的信任，从而更可能被更换。即接管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我国绩差公司的治理结构，发挥一定的治理效果。而后一结果不显著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股票市场未能满足有效市场假说的假设前提，因此超额收益率这一指标还不能作为衡量公司绩效的辅助指标。

此外，通过回归检验我们也发现，第二大股东的股权性质与高管变换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这表明决定高管人员变动的主要是第一大股东的股权性质和控股程度；公司的无形资产含量也与高管变动无关，这很可能是由于在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弱有效的情况下，我们所采用的衡量无形资产含量的方法不能准确表达无形资产含量这一指标。

一点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对我国接管市场发挥治理功能产生影响的首先是股权结构方面的因素，即实施并购方的股权性质及其最终取得的控股地位。并购方的股权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实施并购的行为特征，而控股程度则决定了实现其并购意图的可能性。因此，要充分发挥接管市场的治理功能、改善其治理效果，就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并购主体多元化、并购行为市场化，彻底摈弃过去那种政府主导型的短期行为。具体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进一步完善、细化兼并收购有关的法规，使兼并收购的操作更加规范和透明，促进接管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壮大。2002年7月证监会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这是第一个专门针对上市公司收购的法规蓝本，对《证券法》中关于并购的原则性条文起到了重要的充实作用。相信随着更多法规细则的出台，接管市场将随着兼并收购活动活跃程度的不断提升而得到更大的发展。

另一方面是通过政策的引导，有意识地引入包括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多元化并购主体。在加入WTO的大背景下，把接管市场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循序渐进地提高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潮流的明智之举。自2001年11月证监会和外经贸部联合《关于上市公司涉及外商投资有关问题的若干意见》以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家已经颁布了8个涉及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这无疑为接管市场的多元化发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既有利于充分发挥接管市场的治理功能，又是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的可行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在接管市场的建设过程中应始终坚持资本平等原则、保护股东原则以及同股同权原则，才能取得上述一箭双雕的效果。

【参考文献】

[1]Morck,R.,A.Sheleifer,andR.W.Vishny,"AlternativeMechanismsforCorporateControl",ms.,UniversityofAlberta,February1988.

[2]Weisbach,M.,"OutsideDirectorsandCEOTurnover",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988,pp.431-460.

[3]裴武威：《接管市场对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意义》，载《经济体制改革》1999年第4期。

[4]冯根福、吴林江：《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绩效的实症研究》，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5]万朝岭、储诚忠、李翔、袁国良：《沪深股市公司重组绩效实证研究》，载《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三届会员研究成果评选》，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兼并范文篇3

企业兼并(Merger)是指企业间的吸收合并,也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中,一个企业因吸收了其他企业而成为存续企业的合并形式,它是通过有偿转让企业的资产从而取得被吸收企业的产权的经济法律行为。在各国法律中,一般把企业合并分成吸收合并(即企业兼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企业兼并是其中的一种。

企业兼并从经济方面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1)企业兼并的自主性,即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兼并是兼并方自主选择的行为。(2)企业兼并的流动性。企业兼并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过程,在企业兼并中,企业的全部或主要的生产要素将发生整体的流动。(3)企业兼并的有偿性,即优势企业通过出资购买或承担债务等方式取得劣势企业的产权及其他相应的权利。(4)企业兼并的互补性,企业兼并通过对被兼并企业的改组,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西方的规制理论研究的是市场失灵时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它属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一部分,是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活跃的一个领域,其研究成果在西方规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西方的规制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规制(Regulation)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①也就是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它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规制分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间接规制指反垄断政策,由司法部门实施。直接规制指由行政部门直接实施的干预,它又可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种。经济规制是对特定行业(与自然垄断有关的行业)的管制,社会规制是不分行业的管制。运用西方的规制理论来分析我国的企业兼并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②

二、规制企业兼并的理由

企业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企业兼并行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遏制其消极的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兼并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投资的结构;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企业兼并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兼并有利于使科技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兼并有利于迅速地扩大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与此相对应,企业兼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其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企业兼并如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容易形成垄断,从而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有效竞争;由于企业兼并的资金需求量大,中间环节比较复杂,从而为投机商牟取暴利提供了方便;由于企业兼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兼并中发行的债券较多,容易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

从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史来看,企业兼并是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它是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社会生活将产生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一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产生负面影响,会阻碍市场竞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世界各国一般都通过立法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支持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禁止不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确保企业兼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效。

三、西方国家规制企业兼并的方法

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一般是通过立法实现。具体来说就是:(1)反垄断法的规制。规制的界限是企业兼并是否会导致垄断。(2)公司法的规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种类的规制。如有的国家立法规定,兼并只能在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进行。二是兼并内容方面的限制。如禁止有可能侵害到公司股东和雇员利益的兼并。(3)特殊行业的规制。如果是关系重大的兼并,必须事先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从具体的规制方法来看,一般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进行。

1、规制的实质要件企业兼并先后经历了横向兼并、纵向兼并、混合兼并三个阶段,并且具有这三种经济形式。世界各国在规制兼并时一般是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式分别对企业的兼并行为进行规制的。美国对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合并准则》。这种规制方法对于具体判断兼并行为是否损害有效竞争提供了一套较有操作性的标准。具体来说:

(1)横向兼并(HorizontalMerger)。横向兼并是指同一经营环节上的相关企业的兼并。横向兼并的主要经济目的是消除或减少竞争,并因此增加兼并企业的市场份额。根据美国1992年的《横向合并准则》的规定,反托拉斯法应对企业的横向兼并行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判:合并是否明显地导致市场集中化;合并的潜在反竞争效果如何;合并对市场进入的影响程度;合并对效率的影响;合并是否是企业避免破产的唯一途径。③

2、纵向兼并(VerticalMerger)。纵向兼并是指同一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环节的企业兼并。纵向兼并的经济目的是为了保证供应和销路,免受供应上的垄断性控制和销售上的竞争威胁。评判纵向兼并是否给有效竞争带来消极的影响,主要从合并的对象是否是竞争性的供给者;合并有无图谋取消市场;合并是否进行了掠夺性的定价;合并是否存在价格歧视;合并是否形成进入壁垒④等几方面进行。(3)混合兼并(ConglomeralteMerger)。混合兼并是指跨行业、跨产品的综合性的企业兼并,又称为一体化兼并。混合兼并在性质上分为产品扩张、市场扩张和纯粹混合兼并三种,混合兼并属于多样化经营的范畴。在混合兼并中规制的主要重点是商业互惠。所谓商业互惠是指两个企业各有所需,相互之间进行买卖。这种商业互惠因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规制。与此同时,对混合兼并也可以运用市场结构的方法进行规制。

在上述三种兼并形式中,以横向兼并损害有效竞争的危险性最大,其次是纵向兼并,混合兼并的损害最小。与之相对应,规制对不同形式的兼并行为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法。

2.规制的程序要件

(1)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及时了解市场的集中情况,从而对那些可能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兼并行为进行禁止或干预。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兼并企业的竞争者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调整经营方针,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2)实行事后申报制。根据德国

《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3条的规定:如果合并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在合并前的营业年度共同达到了5亿马克,合并后就必须向联邦卡特尔局进行申报。该条还针对某些市场的特点,对某些合并应当事后申报的标准作了特殊规定。无论是事先还是事后申报,对兼并行为实行审查是西方国家规制兼并行为的共同性做法,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内公司相当于下述行为之一者,不得合并:①因这一合并在一定交易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②这一合并是用不公正的方法进行。

四、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规定及其完善途径

随着企业兼并在我国的发展,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但这些立法一般都散见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目前尚无规制企业兼并的专门系统的立法。在现有的单行立法中,较为主要的有以下两个:一是1987年2月19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二是1993年12月29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现行的立法规定,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主要内容有:公司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公司合并时必须通知债权人并取得债权人的承认,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公司必须满足其要求,这是公司合并的必备条件和法定程序;公司合并中,因合并而吸收其他公司的存续公司,应办理变更登记,被其他公司吸收而解散的公司应办理注销登记。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⑤

从上述立法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立法分别从兼并的形式、程序和实体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制。但是,仅有上述这些立法规定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企业兼并迅速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企业兼并将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为了适应企业兼并现实发展的需要,保证企业兼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建立一个有序的企业兼并市场机制,规范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兼并方面的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途径和方法,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具体来说,目前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确立我国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时,应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的一些成功的做法,总结其在发展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兼并规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选择和确定合于我国的兼并规制方法。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公司法》是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在《公司法》中一般都具体设定企业兼并的法律程序、操作规范及规制方法,而我国目前的《公司法》中对兼并规制的规定还不够具体,有必要增加一些带操作性的规范,从立法上具体界定企业兼并的含义。

第三、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

在企业兼并中,运用证券交易手段实施的企业兼并日趋发展,通过控股实现兼并的越来越多,企业兼并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有必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具体界定。

第四、要加快制定我国的《企业兼并法》和《反垄断法》。《企业兼并法》应包括兼并主体双方的关系,兼并方的权、责、利,政府的规制方法,兼并中资产的处理,被兼并企业间人员安置,土地、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协调职能等。《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取缔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以维护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它应当包括总则;具体列举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规定除外条款;规定主管机关及其职责、处罚、附则。

[摘要]西方的规制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与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分析规制企业兼并的理论入手,具体介绍了由西方国家规制企业兼并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构想及途径。

注释:

①[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第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②张帆《规制理论与实践》,载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第154—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③1992年4月2日的《美国企业横向合并指》,《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2—3期。

兼并范文篇4

一、企业兼并与规制

企业兼并(Merger)是指企业间的吸收合并,也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中,一个企业因吸收了其他企业而成为存续企业的合并形式,它是通过有偿转让企业的资产从而取得被吸收企业的产权的经济法律行为。在各国法律中,一般把企业合并分成吸收合并(即企业兼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企业兼并是其中的一种。

企业兼并从经济方面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1)企业兼并的自主性,即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兼并是兼并方自主选择的行为。(2)企业兼并的流动性。企业兼并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过程,在企业兼并中,企业的全部或主要的生产要素将发生整体的流动。(3)企业兼并的有偿性,即优势企业通过出资购买或承担债务等方式取得劣势企业的产权及其他相应的权利。(4)企业兼并的互补性,企业兼并通过对被兼并企业的改组,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西方的规制理论研究的是市场失灵时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它属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一部分,是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活跃的一个领域,其研究成果在西方规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西方的规制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规制(Regulation)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①也就是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它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规制分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间接规制指反垄断政策,由司法部门实施。直接规制指由行政部门直接实施的干预,它又可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种。经济规制是对特定行业(与自然垄断有关的行业)的管制,社会规制是不分行业的管制。运用西方的规制理论来分析我国的企业兼并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②

二、规制企业兼并的理由

企业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企业兼并行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遏制其消极的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兼并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投资的结构;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企业兼并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兼并有利于使科技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兼并有利于迅速地扩大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与此相对应,企业兼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其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企业兼并如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容易形成垄断,从而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有效竞争;由于企业兼并的资金需求量大,中间环节比较复杂,从而为投机商牟取暴利提供了方便;由于企业兼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兼并中发行的债券较多,容易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

从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史来看,企业兼并是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它是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社会生活将产生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一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产生负面影响,会阻碍市场竞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世界各国一般都通过立法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支持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禁止不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确保企业兼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效。

三、西方国家规制企业兼并的方法

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一般是通过立法实现。具体来说就是:(1)反垄断法的规制。规制的界限是企业兼并是否会导致垄断。(2)公司法的规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种类的规制。如有的国家立法规定,兼并只能在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进行。二是兼并内容方面的限制。如禁止有可能侵害到公司股东和雇员利益的兼并。(3)特殊行业的规制。如果是关系重大的兼并,必须事先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从具体的规制方法来看,一般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进行。

1、规制的实质要件企业兼并先后经历了横向兼并、纵向兼并、混合兼并三个阶段,并且具有这三种经济形式。世界各国在规制兼并时一般是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式分别对企业的兼并行为进行规制的。美国对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合并准则》。这种规制方法对于具体判断兼并行为是否损害有效竞争提供了一套较有操作性的标准。具体来说:

(1)横向兼并(HorizontalMerger)。横向兼并是指同一经营环节上的相关企业的兼并。横向兼并的主要经济目的是消除或减少竞争,并因此增加兼并企业的市场份额。根据美国1992年的《横向合并准则》的规定,反托拉斯法应对企业的横向兼并行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判:合并是否明显地导致市场集中化;合并的潜在反竞争效果如何;合并对市场进入的影响程度;合并对效率的影响;合并是否是企业避免破产的唯一途径。③

2、纵向兼并(VerticalMerger)。纵向兼并是指同一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环节的企业兼并。纵向兼并的经济目的是为了保证供应和销路,免受供应上的垄断性控制和销售上的竞争威胁。评判纵向兼并是否给有效竞争带来消极的影响,主要从合并的对象是否是竞争性的供给者;合并有无图谋取消市场;合并是否进行了掠夺性的定价;合并是否存在价格歧视;合并是否形成进入壁垒④等几方面进行。(3)混合兼并(ConglomeralteMerger)。混合兼并是指跨行业、跨产品的综合性的企业兼并,又称为一体化兼并。混合兼并在性质上分为产品扩张、市场扩张和纯粹混合兼并三种,混合兼并属于多样化经营的范畴。在混合兼并中规制的主要重点是商业互惠。所谓商业互惠是指两个企业各有所需,相互之间进行买卖。这种商业互惠因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规制。与此同时,对混合兼并也可以运用市场结构的方法进行规制。

在上述三种兼并形式中,以横向兼并损害有效竞争的危险性最大,其次是纵向兼并,混合兼并的损害最小。与之相对应,规制对不同形式的兼并行为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法。

2.规制的程序要件

(1)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及时了解市场的集中情况,从而对那些可能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兼并行为进行禁止或干预。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兼并企业的竞争者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调整经营方针,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2)实行事后申报制。根据德国

《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3条的规定:如果合并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在合并前的营业年度共同达到了5亿马克,合并后就必须向联邦卡特尔局进行申报。该条还针对某些市场的特点,对某些合并应当事后申报的标准作了特殊规定。无论是事先还是事后申报,对兼并行为实行审查是西方国家规制兼并行为的共同性做法,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内公司相当于下述行为之一者,不得合并:①因这一合并在一定交易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②这一合并是用不公正的方法进行。

四、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规定及其完善途径

随着企业兼并在我国的发展,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但这些立法一般都散见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目前尚无规制企业兼并的专门系统的立法。在现有的单行立法中,较为主要的有以下两个:一是1987年2月19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二是1993年12月29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现行的立法规定,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主要内容有:公司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公司合并时必须通知债权人并取得债权人的承认,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公司必须满足其要求,这是公司合并的必备条件和法定程序;公司合并中,因合并而吸收其他公司的存续公司,应办理变更登记,被其他公司吸收而解散的公司应办理注销登记。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⑤

从上述立法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立法分别从兼并的形式、程序和实体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制。但是,仅有上述这些立法规定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企业兼并迅速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企业兼并将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为了适应企业兼并现实发展的需要,保证企业兼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建立一个有序的企业兼并市场机制,规范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兼并方面的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途径和方法,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具体来说,目前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确立我国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时,应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的一些成功的做法,总结其在发展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兼并规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选择和确定合于我国的兼并规制方法。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公司法》是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在《公司法》中一般都具体设定企业兼并的法律程序、操作规范及规制方法,而我国目前的《公司法》中对兼并规制的规定还不够具体,有必要增加一些带操作性的规范,从立法上具体界定企业兼并的含义。

第三、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

在企业兼并中,运用证券交易手段实施的企业兼并日趋发展,通过控股实现兼并的越来越多,企业兼并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有必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具体界定。

第四、要加快制定我国的《企业兼并法》和《反垄断法》。《企业兼并法》应包括兼并主体双方的关系,兼并方的权、责、利,政府的规制方法,兼并中资产的处理,被兼并企业间人员安置,土地、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协调职能等。《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取缔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以维护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它应当包括总则;具体列举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规定除外条款;规定主管机关及其职责、处罚、附则。

注释:

①[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第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②张帆《规制理论与实践》,载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第154—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③1992年4月2日的《美国企业横向合并指》,《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2—3期。

兼并范文篇5

一、企业兼并与规制

企业兼并(Merger)是指企业间的吸收合并,也就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合并中,一个企业因吸收了其他企业而成为存续企业的合并形式,它是通过有偿转让企业的资产从而取得被吸收企业的产权的经济法律行为。在各国法律中,一般把企业合并分成吸收合并(即企业兼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企业兼并是其中的一种。

企业兼并从经济方面来看,有以下几个特征:(1)企业兼并的自主性,即在企业兼并的过程中,兼并是兼并方自主选择的行为。(2)企业兼并的流动性。企业兼并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生产要素的社会流动过程,在企业兼并中,企业的全部或主要的生产要素将发生整体的流动。(3)企业兼并的有偿性,即优势企业通过出资购买或承担债务等方式取得劣势企业的产权及其他相应的权利。(4)企业兼并的互补性,企业兼并通过对被兼并企业的改组,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西方的规制理论研究的是市场失灵时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它属于产业组织经济学的一部分,是近二三十年来比较活跃的一个领域,其研究成果在西方规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西方的规制理论及其实践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形成及其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谓规制(Regulation)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规则对特定社会的个人和构成特定经济的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①也就是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它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之一。规制分直接规制和间接规制,间接规制指反垄断政策,由司法部门实施。直接规制指由行政部门直接实施的干预,它又可分为经济规制和社会规制两种。经济规制是对特定行业(与自然垄断有关的行业)的管制,社会规制是不分行业的管制。运用西方的规制理论来分析我国的企业兼并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②

二、规制企业兼并的理由

企业兼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它是企业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法,企业兼并行为在微观和宏观层面上具有不同的经济效果,其对经济生活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也存在很大的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充分发挥其积极的作用,遏制其消极的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兼并的积极作用主要有: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社会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投资的结构;企业兼并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企业兼并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企业兼并有利于使科技成果迅速地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兼并有利于迅速地扩大企业,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与此相对应,企业兼并在发挥其积极作用的同时,其消极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明显。具体表现在:企业兼并如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容易形成垄断,从而破坏市场秩序,损害有效竞争;由于企业兼并的资金需求量大,中间环节比较复杂,从而为投机商牟取暴利提供了方便;由于企业兼并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在兼并中发行的债券较多,容易引起证券市场的动荡。

从世界各国企业的发展史来看,企业兼并是企业成长的主要方式,它是企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对社会生活将产生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是,一旦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会走向反面,产生负面影响,会阻碍市场竞争,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世界各国一般都通过立法对企业兼并行为进行规制,支持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禁止不正当的企业兼并行为,确保企业兼并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效。

三、西方国家规制企业兼并的方法

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一般是通过立法实现。具体来说就是:(1)反垄断法的规制。规制的界限是企业兼并是否会导致垄断。(2)公司法的规制。包括两方面:一是公司种类的规制。如有的国家立法规定,兼并只能在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之间进行。二是兼并内容方面的限制。如禁止有可能侵害到公司股东和雇员利益的兼并。(3)特殊行业的规制。如果是关系重大的兼并,必须事先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

从具体的规制方法来看,一般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来进行。

1、规制的实质要件企业兼并先后经历了横向兼并、纵向兼并、混合兼并三个阶段,并且具有这三种经济形式。世界各国在规制兼并时一般是根据不同的经济形式分别对企业的兼并行为进行规制的。美国对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起源于美国1968年的《合并准则》。这种规制方法对于具体判断兼并行为是否损害有效竞争提供了一套较有操作性的标准。具体来说:

(1)横向兼并(HorizontalMerger)。横向兼并是指同一经营环节上的相关企业的兼并。横向兼并的主要经济目的是消除或减少竞争,并因此增加兼并企业的市场份额。根据美国1992年的《横向合并准则》的规定,反托拉斯法应对企业的横向兼并行为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和评判:合并是否明显地导致市场集中化;合并的潜在反竞争效果如何;合并对市场进入的影响程度;合并对效率的影响;合并是否是企业避免破产的唯一途径。③

2、纵向兼并(VerticalMerger)。纵向兼并是指同一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环节的企业兼并。纵向兼并的经济目的是为了保证供应和销路,免受供应上的垄断性控制和销售上的竞争威胁。评判纵向兼并是否给有效竞争带来消极的影响,主要从合并的对象是否是竞争性的供给者;合并有无图谋取消市场;合并是否进行了掠夺性的定价;合并是否存在价格歧视;合并是否形成进入壁垒④等几方面进行。(3)混合兼并(ConglomeralteMerger)。混合兼并是指跨行业、跨产品的综合性的企业兼并,又称为一体化兼并。混合兼并在性质上分为产品扩张、市场扩张和纯粹混合兼并三种,混合兼并属于多样化经营的范畴。在混合兼并中规制的主要重点是商业互惠。所谓商业互惠是指两个企业各有所需,相互之间进行买卖。这种商业互惠因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规制。与此同时,对混合兼并也可以运用市场结构的方法进行规制。

在上述三种兼并形式中,以横向兼并损害有效竞争的危险性最大,其次是纵向兼并,混合兼并的损害最小。与之相对应,规制对不同形式的兼并行为采取了不同的规制方法。

2.规制的程序要件

(1)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实行事先登记或申报制的目的是为了使政府及时了解市场的集中情况,从而对那些可能产生或加强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兼并行为进行禁止或干预。同时也可以使公众、兼并企业的竞争者及时获得市场信息,调整经营方针,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2)实行事后申报制。根据德国

《反对限制竞争法》第23条的规定:如果合并企业的市场销售额在合并前的营业年度共同达到了5亿马克,合并后就必须向联邦卡特尔局进行申报。该条还针对某些市场的特点,对某些合并应当事后申报的标准作了特殊规定。无论是事先还是事后申报,对兼并行为实行审查是西方国家规制兼并行为的共同性做法,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规定,如日本的《禁止垄断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内公司相当于下述行为之一者,不得合并:①因这一合并在一定交易领域实质上限制竞争。②这一合并是用不公正的方法进行。

四、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规定及其完善途径

随着企业兼并在我国的发展,我国颁布了一系列的关于规制企业兼并的立法,但这些立法一般都散见在一些单行的法律、法规中,目前尚无规制企业兼并的专门系统的立法。在现有的单行立法中,较为主要的有以下两个:一是1987年2月19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二是1993年12月29日八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现行的立法规定,我国规制企业兼并的主要内容有:公司合并应当由公司的股东大会作出决议;股份有限公司的合并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公司合并时必须通知债权人并取得债权人的承认,债权人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公司必须满足其要求,这是公司合并的必备条件和法定程序;公司合并中,因合并而吸收其他公司的存续公司,应办理变更登记,被其他公司吸收而解散的公司应办理注销登记。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⑤

从上述立法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立法分别从兼并的形式、程序和实体三个方面进行了规制。但是,仅有上述这些立法规定还不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企业兼并迅速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企业兼并将出现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局面,为了适应企业兼并现实发展的需要,保证企业兼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建立一个有序的企业兼并市场机制,规范企业的兼并行为,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企业兼并方面的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途径和方法,以形成较为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具体来说,目前应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确立我国企业兼并的规制方法时,应注意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在规制企业兼并时的一些成功的做法,总结其在发展进程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索兼并规制发展的一般规律。与此同时,还应注意从我国的现实国情出发,选择和确定合于我国的兼并规制方法。

第二、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公司法》。《公司法》是规制企业兼并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在《公司法》中一般都具体设定企业兼并的法律程序、操作规范及规制方法,而我国目前的《公司法》中对兼并规制的规定还不够具体,有必要增加一些带操作性的规范,从立法上具体界定企业兼并的含义。

第三、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

在企业兼并中,运用证券交易手段实施的企业兼并日趋发展,通过控股实现兼并的越来越多,企业兼并市场与证券市场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有必要加快我国证券立法的步伐,对证券交易行为进行具体界定。

第四、要加快制定我国的《企业兼并法》和《反垄断法》。《企业兼并法》应包括兼并主体双方的关系,兼并方的权、责、利,政府的规制方法,兼并中资产的处理,被兼并企业间人员安置,土地、财政、税务等部门的协调职能等。《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取缔垄断和不正当的竞争行为,以维护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它应当包括总则;具体列举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规定除外条款;规定主管机关及其职责、处罚、附则。

注释:

①[日]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第1页,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②张帆《规制理论与实践》,载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第154―17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③1992年4月2日的《美国企业横向合并指》,《外国法译评》1996年第2―3期。

兼并范文篇6

一、引言

1企业兼并与战略联盟

企业兼并是指有两个或更多个原有单位，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单位的任何交易。所谓战略联盟，一般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间或特定事业与部门为实现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公司协议或组织方式而结成一体的联合体，其联合是契约性质的，通常附有一个期限。企业兼并与战略联盟是市场中常见的企业谋求外部扩张的两种战略形式。现实中，由于市场竞争的不完全性和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企业来说至关重要。市场竞争往往演变为几家企业集团的博弈。竞争是市场经济的不变规律，然而竞争的手段和战略却多种多样。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各行业竞争越来越相互交织，企业只有随时警惕竞争环境的变化，正确判断何时该与对手合作，何时该与对手竞争，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掌握先机，赢得主动，不断提高竞争力。本文尝试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对企业兼并与战略联盟这两种形式进行解释，分析不同形式下企业面临的问题及策略选择。

2博弈论

博弈论作为一种方法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它的思想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运用自古以来有之，而真正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应该归功于纳什，泽尔腾和海萨尼，他们用严密的数学推理逻辑和简明的文字论证了纳什均衡，贝叶斯纳什均衡，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精练贝叶斯纳什均衡四种均衡状态的存在及其求法。此外，在博弈论里，根据参与者的支付总和是否为0，可以分为零和博弈与非零和博弈。根据参与人是否合作，可以分为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

二、外部扩张的收益与匹配问题

1外部扩张的收益性问题

由以上分析可知，企业兼并或战略联盟均能够为企业带来超额收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样的企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什么样的扩张方式。

2外部扩张的匹配问题

企业1与企业2在谋求外部发展时，各有两种战略可供选择，即（兼并，联盟）。首先，我们假定：（1）企业的行为是理性的，即采取最优的行动以最大化其期望效用；（2）外部扩张方式的选择是完全的，即兼并和联盟中有一个肯定好于另一个；（3）市场上有两家企业，企业1和企业2；（4）企业1和企业2同时行动。由此我们构造出一个简单的静态博弈模型（如图1）。

这个博弈模型中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兼并，兼并）和（联盟，联盟）。这表明无论企业采取那种行动，只要二者相同就会有收益，若不同就可能没有收益。在这个模型里，结果（兼并，兼并）使企业1收益为2，大于企业2的收益1；而在结果（联盟，联盟）里，企业2收益为2，大于企业1的收益1。这说明对于企业1来说外部扩张的最佳策略是采取兼并的形式，而不是联盟。对于企业2情况却相反，最优的选择是联盟。但是如果给定了企业1选择兼并，企业2对于联盟的选择不是理性的行为，因为它的结果（兼并，联盟）不是纳什均衡。在任何一个博弈过程中，理性的企业不仅要考虑自身的最优行动，更要注意对手的行动策略。考虑到企业1的最优选择模式是兼并，企业2的最优选择是退而求其次也选择兼并。反过来，在给定企业2的选择是联盟，是最优选择的情况下，企业1的理性行为是联盟而不是兼并。此模型是博弈中著名的“性别冲突”在现实中的一个翻版。下面我们增加两家企业3，4，并修改企业的支付矩阵。（如图2，

以上这两个模型表达了在增加参与者的情况下，企业1和企业2的支付矩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存在帕累托改进。这是因为各自在市场中寻找到匹配的对象。同样在图2，3只存在两个纳什均衡，不过在图2中（兼并，兼并）明显优于（联盟，联盟），图3中（兼并，兼并）明显于（联盟，联盟）。

企业进行外部扩张，战略形式的选择及目标企业的选择都十分重要。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兼并也好，战略联盟也好，要想获得成功，首先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实力和特点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然后再到市场中寻找匹配的目标企业。联系现实中兼并与战略联盟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兼并是非市场化行为（受到行政干预的影响），只顾追求优惠政策而缺乏对企业长期发展的通盘考虑。战略联盟的建立也常常因为相互缺乏信任，对联盟缺乏有效的激励和控制等因素而导致最终的失败。但究其根本，企业实施外部扩张战略，是否一开始就选择了适合自身的模式，而目标企业是否与之匹配？

三、战略联盟中企业的博弈分析

战略联盟通常通过某种形式的契约安排而达成一种松散型组织集团，其资源整合程度和利益分割经常随联盟各方实力对比的变化而威胁到联盟的稳定性。下面我们基于对建立战略联盟的企业对共同资源的单方面掠夺的行为分析，考察战略联盟模式下的参与约束条件及激励问题。

这里联盟收益的上调因子r=2不好解释，但双方的分成比例δ=1/2却给了我们很好的信息，它说明建立战略联盟的企业，只有在均享未来共同收益时，才没有人有冲动破坏契约从而使联盟成功。均享收益，要求建立战略联盟的企业实力相当，最起码在联盟内部地位应该平等，而实力悬殊的企业在联盟内部很难做到平起平坐。在现实中，长期的有效率的战略联盟大都是有实力相当的企业组成。大企业大集团强强联合，共同开拓新的市场，小企业联合则可共御强敌，保护和发展自己。大企业与小企业的战略联盟在市场上也十分常见，但它们之间由于不完全契约造成对共同收益潜在的掠夺倾向，加剧了联盟本身的离心力，因此它是不稳定的。这样的联盟建的快散的也快。尤其是随着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战略联盟的效用会逐渐递减，这种情况下小企业谋求独立发展的愿望越来越强，从而加剧对联盟共同收益掠夺行为的发生。博弈在tn之前结束，战略联盟失败。大小企业实力不对称的情况下，兼并可能优于战略联盟，这正是我们下面要分析的问题。

四、企业兼并的博弈分析

由于企业兼并市场上存在激烈的竞争，因此在企业开始兼并另一家企业时会面临竞争对手的竞争。我们首先用斗鸡博弈模型分析进行兼并的企业与竞争对手的博弈。

假定（1）企业行为理性；（2）市场上有两家企业1，3同时计划对目标企业2进行兼并；（3）信息是完全的。

这个博弈模型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兼并，不兼并）和（不兼并，兼并）。在市场竞争中兼并目标企业能够为企业带来正的收益。但在这个博弈中需要一方退出方能达到纳什均衡。若任何一方都不妥协，都坚持兼并的战略，最终的局面是（兼并，兼并），而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至少在局部）。因此给定企业1选择兼并的情况下，企业3的理性行为是不兼并，主动退出竞争。给定企业3选择兼并的情况下，企业1的最优行动是不兼并。问题是在面临收益的情况小，谁会主动退出避免两败的结果呢？

这和兼并方的行动成本密切相关。若企业3看到企业1选择兼并就退出的话，竞争就不存在了，而这是不可能的。假使企业1和企业3都选择兼并，结果将遭受损失，为-1。但由于企业1和企业3的成本不同，因而-1的结果对二者的影响完全不一样。-1可能是企业3的全部，企业1的九牛一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兼并企业3将遭受重创。因为我们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双方的成本是已知的。因此企业3在面临竞争对手企业1时将不得不慎重考虑自己的行动。现实中信息是不完全的，因此竞争不会在开始之前结束。只有在博弈过程中，有关双方的信息会不断曝露出来，双方据此修正自己的信念，直到有一方退出。

最后我们得出结论，在兼并市场的竞争中，成功的概率与企业的成本有关。

下面我们分析兼并企业与目标企业之间的博弈。

如图6，这是一个无限期完美信息博弈。企业1在时期1，2，3┉出价，企业2在时期2，4，6┉出价。直到有一方的价格被接受，否则讨价还价将一直继续下去。这个博弈有无穷多个纳什均衡，但罗宾斯泰英证明，它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是唯一的。

五、小结

企业兼并与战略联盟作为不同的组织方式，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竞争战略。尽管它们的目标不尽相同，但根本都在于获得竞争优势。关系风险，即合作关系的不确定性是战略联盟的首要问题。战略联盟中合作关系的确定和维持一方面要以参与者共同利益的存在或联盟有利于彼此利益的实现和对等增长为基础，另一方面要以彼此之间的信任和承诺为保证。但是在现实中后者很难实现。因为战略联盟本质上是一个不完全的契约，共同利益的相关产权不能被完全界定。所以机会主义行为是不能避免的。较之战略联盟，兼并面临的是完全不同的博弈情况。通过内部化，它能消除机会主义，但兼并在出价还价的无限期博弈中，过程可能旷日持久，面临成本的损失，还有一定的市场风险。

最后，本文没有考虑环境的不同影响。而现实中，企业进行外部扩张时，模式的选择更多是对于环境的适应性决策。

参考书目：

（1）张维迎，1996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

兼并范文篇7

据悉，重组将以资本和业务为纽带，明确产权关系和经营责任，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在对大学出版社进行资产评估的基础上，高教社通过投入资金成为大学出版社出资人，并享有相应的权益；重组后，大学出版社仍保留独立的法人地位，并按公司化的模式进行改造，形成规范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高教社将扶持大学出版社在相关学科专业做强做大。重组协议中规定，在重组中，高教社出资51%，合作方出资49%，组成董事会管理重组社，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重组社将成为高教社的控股子公司，将来由子公司和其他企业组建高等教育出版集团，高教社是集团的核心企业。

高教社与大学出版社的并购重组，在出版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对于该起并购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此暂做一粗浅探讨。

一、高教社并购案的性质界定：准兼并

对该起并购，电子工业出版社社长王志刚认为，能否叫做国有资产并购或重组，还很难说。我们的分析就从这里开始：这次并购是否属于真正的并购？

与并购最相关的词有两个：兼并(Merger)与收购(Acquisition)。所渭兼并，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按某种条件组成一个企业的产权交易行为。而收购是指一企业以某种条件取得另一企业的大部分产权，从而居于控制地位的交易行为。兼并与收购的区别在于前者指一企业与其他企业合为一体，而后者则仅仅是一方对另一方居于控制地位。但收购也是广义兼并的一种，学术界和实业界都习惯将兼并与收购合在一起使用，英文缩写为M&A，中文简译为“并购”。本文也采用这种用法。并购大都发生在资本市场，或者以资本市场为主要的参照系统。并购的实质是产权的移转和流动。

考察高教社并购案，我们可以总结出几个特点：第一，就兼并主体来说，无论是高等教育出版社还是中山大学等三个大学出版社，都属于国有的事业单位，其资产都属国有。这就是说，兼并中的产权转让是在同一个最终所有者为背景的情形下发生的产权转移。第二，兼并是有偿的，这就又有别于最近盛行的行政性合并（无偿的）。第三，高教社与中山大学等大学出版社并不属于同一个主管部门。高教社属于教育部主管，大学出版社则属于大学的下属单位，该大学才是教育部的直属机构。

具备以上这些特征的高教社并购案，其实在国有企业领域早已经出现。有学者为其取了一个比较恰当的名称：准兼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准兼并”假说。该假说的内容是这样的：公司兼并的实质，在于通过所有权的有偿转让，取得对公司的全部或部分控制权。而在我国，从理论上说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国有企业的产权转让是在同一个最终所有者为背景的条件下发生的产权转移。这种情形不能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兼并。但是，由于企业的主管部门、当地政府、企业管理层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公司实际上拥有某种意义上的产权。所以，在这种利益格局下，中央政府若想再对企业作无偿的调拨和分配，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为区别于典型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产权有偿买卖和交易，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权无偿调拨和转移，将上述产权转移称做“准兼并”。假说认为，形成“准兼并”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经济中的利益主体事实上各自拥有或多或少的国有企业产权，从而已变成拥有或多或少产权的产权主体。国有企业准兼并行为反映了目前国有企业“国家统一所有、政府分级监管”的原则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

所以这里的结论是，高教社并购案的性质是准兼并，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兼并。

二、出版业准兼并的原因分析及弊端

准兼并现象在国有企业产权交易中早已出现，随着我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而拉开帷幕，时间大致在1984年前后。出版业不同于一般的行业，为何现在也出现了准兼并现象呢？

准兼并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加入WTO，出版市场开放后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中国加入WTO后，出版市场将逐步对外开放。我们的开放承诺是：逐步开放出版物的发行和印刷市场。具体来说，就是在入世1年内，外资可以以合资的方式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大连和青岛，以及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进行图书的零售；入世2年内，中国所有省会城市和重庆及宁波将对合资的零售图书企业开放，同时外资可以控股；入世3年内，允许外资服务提供者从事书报刊的批发，且在控股、地域及数量方面没有限制。出版市场开放后，国外出版企业特别是大出版集团必将进入中国这个大市场。与国外出版企业相比，国内出版企业在竞争力上有很大差距：国外出版企业在上百年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已经积累了远甚于国内出版企业的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他们一旦进入中国市场，中国的出版企业将面临极大的生存危机。于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内出现了集团化热潮。比较普遍的观点是，通过组建出版集团形成规模经济，可以延缓国外出版企业对国内市场的占领。从1996年新闻出版署批准广东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开始，我国组建了一大批的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和报业集团。到目前为止，经和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成立的试点出版集团有10家，分别为中国出版集团、辽宁出版集团、广东出版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科学出版集团、山东出版集团、浙江出版集团、江苏出版集团和广东《家庭》杂志出版集团；全国试点的发行集团有5家，分别为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和安徽新华书店发行集团。目前国内还有一批省级单位正在筹组出版发行集团。国内出版集团组建高潮无疑也刺激了包括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在内的其他单位进行规模扩张的欲望。

再看组建集团的途径。目前组建的出版集团，基木上都是通过行政性合并实现的。通过行政性合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资本、人才等各种资源的集中，而且企业无须付出代价。这种行政性合并，最关键的一个因素是，合并的成员单位在合并前都同属于一个主管部门。比如中国出版集团，由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中国美术出版总社、人民音乐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东方出版中心和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等13家大型企事业单位组成。这些单位原来都直属于新闻出版署。再如，江苏出版集团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科技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江苏少儿出版社、江苏美术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98个单位组成，而这些单位原来都由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主管。

但是，高等教育出版社能否也通过行政性合并达到组建集团的目标呢？答案是否定的。第一，经过仔细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前面的出版集团，基本上属于地区性的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和科学出版集团例外），而高教社是由教育部主管。教育部的直属出版单位不多，除高等教育出版社外，只有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语文音像出版社、中国教育报刊社等几个直属出版单位，也就是说，教育部下属的出版单位并不存在与其他区域出版业类似的同构问题。因此从宏观的产业布局来说没有合并的必要。第二，通过行政性合并虽然可以快速组建成一个一定规模的出版集团，但是，这样并没有很好的整合教育出版资源。因为在高教社之外还有众多的大学出版社，这些出版社和高教社一样是以高教出版为目标的。要整合资源，应该首先整合大学出版社系列，而不是教育部直属的出版机构。第三，如果要整合大学出版社系列，根本不可能通过无偿方式实现。因为大学出版社是直属大学而不是教育部。这中间的部门利益必须通过相应的有偿方式才能调整妥当。

准兼并的出现虽然具有其必然性，但无疑也具有相应的一些弊端。第一，行政干预过多。被兼并企业单位的资产也属于国有，因此，兼并必须取得各级主管部门的批准。这种干预虽然是正常的行政程序，但与市场化的兼并相比，已复杂得多。再者，兼并很可能损失某些部门的利益，因此，行政干预很可能会带上一些无理要求。第二，交易费用偏高。前面已经谈及兼并可能损失某些部门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有很多都具有不可转让性，也正是因为这样，兼并过程中交易谈判、签订合约等活动会反反复复进行，大大增加了交易费用。

三、准兼并的未来

笔者以为，准兼并是目前国内出版集团较为现实可行的一种战略发展途径。

首先，准兼并可以实现出版集团的跨行业发展。从国际传媒集团发展的战略轨迹看，其业务都不局限于图书出版。但我国目前已经组建的出版集团，其业务都存在单一化问题。究其原因，是我国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行业一直实行分业经营，有较严格的行政审批制度。加入WTO以后，政府主管部门已经越来越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在政策上也开始有所调整。如中共中央办公厅17号文件鼓励各类集团进行多媒体经营：广电集团可以兼营报刊、图书、音像电子出版和电影生产；电影集团可以制作广播电视节目，与电视台合办电影频道；鼓励报业集团、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实行强强联合。政策放开以后，跨媒体经营在实际操作上还存在一个策略选择问题。比如，出版集团如果想进入广播电视领域的话，是自己设立新的单位，招募人才，还是通过行政性合并途径？新设单位由于经验的缺乏，很容易受到原有的广播电视企业的强烈抵制，在短期内难有作为。而行政性合并原来产生于同一个主管部门（新闻出版局）中，如果两个合并单位分属不同的主管部门（新闻出版局与广电局），相互之间就存在着不同的部门利益（同国有企业一样，可以称作控制权收益）冲突。利益享有者不可能通过行政性合并这种无偿的形式失去其控制权。因此，行政性合并在不同的行业间进行是非常困难的。

相比较而言，准兼并是一种较佳的跨媒体经营途径。首先，准兼并是有偿的，以一定的资金或股份作为代价交出经营管理权，有关的部门比较能够接受。其次，准兼并进行的产权交易实质上是经营权的兼并，也就是说准兼并前后企业的产权都属于国有，没有发生变化。这样，舆论导向的问题也不会受到影响。其三，准兼并具有普通并购的一般效果，即可以降低进入壁垒和企业发展的风险。企业通过并购的方式，先控制该行业原有的一个企业，则可以绕过资金、技术、渠道、顾客、经验等一系列的壁垒，以此作为进入该行业的桥头堡，继续扩张，实现企业在新的行业中的发展。可见，通过准兼并的实施，出版集团的跨行业发展将不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

其次，准兼并可以实现出版集团的跨地区发展。过去我国出版业的布局是：各个省市区都有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社、文学出版社、科技出版社等等，也都有新华书店的省级发货点、新华印刷厂，这种同构现象导致了出版业严重的地区封锁、贸易壁垒。但是，目前以产业重组为出发点的出版集团组建，以条条、块块为基础的，要想进一步发展，依然受到条条与块块的制约。显然，以各个省为单位形成的出版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出版业诸侯割据、画地为牢的局面。有些集团现在垂青于通过出省设置分支机构的方式力图实现跨地区经营，但笔者以为，这种方式未必有效。在新的地区抢夺的无论是作者资源还是销售渠道，都不是立竿见影的事情，而且其结果很可能是一个混战的局面。公务员之家

兼并范文篇8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公司兼并重组的意见》和省政府《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清理取消阻碍公司兼并重组规定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豫政办〔2011〕24号），集中力量清理阻碍公司兼并重组、妨碍公司公平竞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尤其要坚决取消各级自行出台的限制外地公司对本地公司实施兼并重组的规定，促进公司兼并重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二、清理范围

公司各县区、市直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谁制定、谁清理”的原则，对现有的涉及阻碍公司兼并重组、妨碍公司公平竞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全面清理。清理重点是涉及公司兼并重组、市场竞争、行业准入、公司并购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三、组织领导

为加强对清理取消阻碍公司兼并重组规定工作的组织领导，确保各项工作顺利进行。

四、工作分工

（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会同市国资委、法制办负责组织对市政府规章和文件中的有关阻碍公司兼并重组的规定进行集中清理。

（二）各县、区政府工信部门会同本级财政、法制部门组织对本级政府制发的文件中有关阻碍公司兼并重组的规定进行清理。

（三）各级政府部门负责清理本部门制发的文件中有关阻碍公司兼并重组的规定。部门或单位联合制发的文件由主办部门负责清理。

五、方法步骤

清理工作从2011年5月20日开始至11月31日结束。分为三个阶段：

（一）调查摸底阶段（5月20日至5月31日）。各县区、各部门对制发的涉及公司兼并重组、市场竞争、行业准入、公司并购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摸底，并于5月31日前形成《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资委、市政府法制办汇总整理，经市政府审定后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二）清理审查阶段（6月1日至8月1日）。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对纳入《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的文件，应逐一进行认真研究。对于确实阻碍公司兼并重组、妨碍公司公平竞争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尽快完成废止或修订等程序，于6月20日前将清理结果形成书面材料并填表后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资委、法制办汇总整理、审定后，于8月1日前将清理结果形成书面材料并填表后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同时向社会公布。

（三）检查验收阶段（8月1日至11月31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国资委、法制办联合组成工作组，比照各县区、各有关部门填报的规章规范性文件目录，对清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验收。同时接受上级部门检查。

六、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认真组织。做好阻碍公司兼并重组规定的清理工作，对于优化产业布局、进一步破除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有重要意义。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于2011年第4季度组织公司兼并重组工作有关成员单位，对全省清理工作情况进行抽查。各县区、市直各有关单位要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本着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按要求完成清理工作任务。

兼并范文篇9

【关键词】企业兼并/立法

1997年以后中国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轮改革的重点将是企业重组，而企业重组的重要形式之一的兼并，将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和焦点。企业兼并蕴含着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必须正确引导和规范，否则不仅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再度失衡，而且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动荡。因此，需要有一套完备的法律来引导、规范这一兼并行为。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兼并一部分是无法可循，一部分是法律规定不完整，缺乏可操作性，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为了适应现阶段改革的需要，应尽快制定一部可操作的完整、科学的企业兼并法规。

一、目前我国企业兼并的立法概况

同我国企业兼并实践相比，兼并立法相对滞后，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调整企业兼并的法律，对其规范的主要是行政规章和政策。一是全国性规章，1989年1月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等四家联合颁布了《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1989年8月财政部颁布了《国有企业兼并财务处理的暂行规定》，以及1997年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和职工再就业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二是地方性的规章，如1988年10月保定市《发展企业兼并试行办法》，1988年4月武汉市《关于推行企业兼并实现产权合理转让的试行意见》及《企业兼并市场实施方案》，1990年7月福建省颁发《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兼并的意见》，1989年河南省颁布《关于企业兼并的意见》，湖南省体改委1993年颁布了《企业产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

我国目前关于企业兼并的法规存在以下问题：

(1)这些兼并规范，大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制定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有些规定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已不相适应；(2)法律规范不统一，有些地方相互矛盾、相互冲突；(3)这些法规内容较粗，可操作性较差。

二、我国兼并实践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我国的企业兼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80年代首先出现于河北省保定市和湖北省武汉市，由此开始便迅速扩展，在短短的几年内，全国已形成了一股企业兼并的浪潮。据统计在80年代，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和13个计划单列市共有6226户企业兼并了6966户企业，共转移存量资产82.25亿元，减少亏损企业4095户。1989年全国先后有12个企业产权交易市场挂牌营业，到1993年全国已有一万多家企业被兼并。目前的企业兼并，不仅在大中城市发展快，一些县办和乡镇企业也开始实行。同时出现了一些跨国兼并的现象。目前在企业兼并实践中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企业兼并的行为性质问题。即企业兼并是政府行政行为，还是企业行为即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是我国企业兼并立法的出发点。1989年颁布的《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基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规定我国的企业兼并，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兼并是一种政府行为，由于资产的处分权是由资产的所有权人来行使的，而国有资产的处分权由国有资产管理局来行使，这本身就有很浓的政府干预色彩。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应当明确企业兼并本身的性质。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兼并的性质，应该是政府宏观调控下的企业行为，这在立法中就应当体现，如企业兼并的原则，既应坚持民事法律行为所要求的自愿互利、有偿转让和市场竞争等原则，同时又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以及防止垄断等反映国家宏观调控要求的原则。在权利设计上，既应赋予企业自主兼并权，同时又应赋予政府的监督管理权。同时，为防止公权侵犯私权，还应严格界定两种权利的界限，即限定政府有关部门不能直接干预企业兼并，而只能为企业兼并提供各种优惠和对企业兼并进行审验批准、监督检查。

2.企业兼并方式的立法问题。企业兼并方式的设定，是兼并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国企业兼并方式一般是从产权转移程度和方式来划分的，主要分为购买式兼并、承担债务式兼并、吸收股份式兼并和控股式兼并，有些地方规章还规定了抵押式兼并、行政划转式兼并、破产式兼并、先承包后兼并等，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兼并立法应规范兼并方式，以购买式兼并、承担债务式兼并、吸收股份式兼并和控股式兼并为主。在一般企业兼并实践当中，应当取消行政划转式兼并，要区分破产与兼并的关系，对破产企业再行购买不属兼并的范畴，而先承包后兼并不应构成一种独立的兼并方式。

在承担债务式兼并中，与西方国家只能由主要债权人接管负债企业的方式不同，兼并企业既可以是被兼并的债权人企业，也可以是债权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其兼并方式是把资金直接付给被兼并企业的债权人，而间接地购买被兼并企业的产权，那么，兼并企业如何承担债务？其范围是什么？有些学者认为，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应由兼并方企业全部承受，而有些学者认为“兼并企业对被兼并企业的债务，只能以其全部资产额来承担责任”。笔者认为，所谓承担债务式兼并在我国一般是指“目标企业的资产与债务等价的情况下，兼并方以承担目标企业的债务的条件接受其资产，作为被兼并企业所有资产整体归入兼并企业，法人主体‘消失’。”因此在立法上承担债务式兼并应规范在被兼并企业的资产和债务大体相同的范围内。即便是目标企业的债务大于资产，兼并企业亦愿以此方式兼并的，其应承担目标企业的全部债务，这样既能使目标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得到保护，也体现了企业兼并的自愿原则。

在购买式兼并中，因其是一种用资金购买企业而实现兼并的方式，因此，在立法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转让费的归属问题，从理论上讲，被兼并企业产权转让收入应归该企业的产权所有者，从实践来看，有的将转让费上交财政，有的则由“企业兼并办公室”等机构负责管理。国有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归国家，谁来代表国家？如果上交主管部门，实际上成为部门所有，如果上交财政，是地方自留还是上交中央，还是按比例分成？笔者认为按照《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第10条和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办法》第3、8条规定，对这部分资产应由国有资产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管理。3.企业兼并的程序立法问题。企业兼并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于企业兼并程序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各不相同。《公司法》规定了5项程序，即股东会作出决议、签订协议、公告、报请审批、办理登记手续；《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规定了5项程序，即确立兼并双方、确定资产底价、确定成交价、签订兼并协议、办理有关手续；有些学者主张因兼并方式不同应有不同的程序，基本上有9至10项程序，如直接“洽谈而完成的兼并须经确定主体、提交报告、资产评估、确定成交价、签订合同、审批和公证、办理变更手续、产权交接、公布兼并公告等程序”。上述规定和主张大多是从指导企业如何兼并的角度作出的，也即归纳了兼并实务中的各项具体工作，这与兼并立法中的兼并程序并不完全相同。以往的兼并程序规定，一方面，对于纯粹实务性的程序作了过多的规定，例如确定兼并双方，这虽是兼并中的首要工作，但不具备法律意义，法律对兼并的调整是以存在兼并双方为前提的，至于如何确定兼并双方更非兼并立法所调整的内容。另一方面，对企业兼并应有的法律程序未规定。例如兼并协议的内容是影响、决定兼并能否顺利实施的重要因素，有关法规却未作任何规定。这些问题均需在制定《企业兼并法》时予以解决。

4.企业兼并中的产权转让价格的确定问题。这是兼并方与被兼并方都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兼并作为经济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但在兼并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之间和不属于同一产权主体的企业之间所进行的有偿兼并中，对被兼并企业的资产不进行认真的价值评估，甚至不进行资产评估就匆忙地把两个企业的资产合并在一起。有的企业兼并还提出了“资产上算粗帐，效益上算大帐”的口号。这将会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其次，评估中的价格构成与价格确定的方式不合理。在价格构成中除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专项资金、工业产权、债权、债务外，还应包括土地使用费、“级差地租”和商誉所体现的价值。实际评估中存在的问题是只重视实物形态的资产评估，而对工业产权和其它无形资产，如土地使用权转让费和企业所处的环境形成的级差利益等项目往往忽略不计。在价格的确定方式上主要依据被兼并企业的账面价值确定产权转让的价格，而不考虑企业资产的实有价值及现存资产的将来收益。这些问题在兼并立法中应用明确的法律条文加以确定，以便保护各方的利益，使兼并法具有可操作性。

5.企业兼并协议问题。企业兼并协议是兼并企业的出资者与被兼并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就企业兼并有关事宜达成的协议，它是全面反映企业兼并活动过程及其内容的法律文件。由于企业兼并实质上是一种企业行为，所以企业兼并协议在企业兼并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此《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未作规定，企业兼并不仅应对企业兼并协议予以高度重视，而且还应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首先，应规定企业兼并协议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兼并行为规范化和避免因协议内容不完备而留下遗患。具体来说规定企业兼并协议应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2)兼并形式；(3)资产产权标的；(4)资产负债表及资产明细表；(5)原有债权债务的处理；(6)应付价款及付款方式；(7)职工安置条件及安置方法；(8)履约期限及履约方式；(9)违约责任；(10)合同争议的解决办法；(11)其它有关事宜。兼并协议是否公证视情况而定。

兼并范文篇10

据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心，越来越多地见到中国老板的身影，他们手握巨资，盯着那些在危机下艰难度日的外国企业准备出手。据权威部门的初步统计，在全球直接投资锐减的2009年，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却达到创纪录高度，仅非金融直接投资就达420亿美元，其中约45%是海外并购。岁末年初，回望2009，在全球经济都处于金融危机之中的灰暗底色下，中国经济可说是少有的亮色之一；而在中国经济总体复杂困难的大格局下，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收购兼并，又可说是特别突出的亮点之一。

然而，略去表面的浮华和热闹，冷静地看待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并购与投资，我们发现，事情并不像表面所看到的那么简单,那么清晰，那么乐观，那么众口一词。事实上，仅仅两年前,“中国企业是否应该走出去”都还是理论界、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家们争议不断的话题。许多研究者质疑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海外投资的能力和基础：现有海外投资理论不支持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的行为；实践中也确有不少企业在海外投资上碰得头破血流，赚钱者不多，亏损的不少。虽然这两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地位不断上升，但是，是不是这两年的变化就已经使中国企业发生根本改变，从不具备跨国经营能力到拥有跨国经营能力，从弱势国际竞争地位变为强势竞争地位呢？发达国家资产确实比前些年前便宜了，但是不是便宜到只要买下就赚钱，可以大举收购呢？

诚然，任何新鲜事物，总会有争议和歧见，不能因为有争议、有歧见就裹足不前，无限期等待，以致坐失良机。很多问题，特别是现实问题，仅仅坐而论道地争来争去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只有实践，才能给出正确的结论。如果要等到完全清楚了再行动，恐怕今天也不会有一家中国企业走出海外。在这个问题上，“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改革思想恐怕也是必要的原则。然而，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纵然不可能将所有问题弄清之后再行动，但将基本的原则搞清，将已有定论、可能弄清的问题弄清，对行动做出规划，谋定而后动，也是必要的行为准则。否则，不顾任何既有的理论和原则，盲目妄动，轻率行事，必定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有可能撞大运似地侥幸成功，也可能落水毙命，输得血本无归。中国企业走出去问题，我觉得正应当这样看待。

1企业跨国经营的传统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困境与演变

企业走出去到海外投资设厂进行跨国经营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最晚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了资本主义国家大公司、大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的情况。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大公司已系统性地展开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活动，诸如联合利华、雀巢、西门子、福特、通用等大企业以及花旗、汇丰等大银行，都是跨国经营的先行者。除了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投资也不少见。我们都熟悉，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花旗、汇丰等大银行就占据着上海外滩最显赫的位置，美孚石油、通用电气等业早早就进入中国市场。不过，二战前虽然大公司的海外投资已广泛存在，但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真正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还是二次大战以后的事。对企业海外投资的理论解释——跨国经营理论——也是二次大战以后才出现的。

对于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经典理论解释从美国经济学家海默开始。1960年，海默（S.H.Hymer）完成其博士论文《国内厂商的国际化经营：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在该著作中，海默研究了1914～1956年美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他发现，美国企业对外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投资集中于西欧国家的某些特定行业（机械、电子、钢铁、化工），对利率变化不敏感。

这些现象不可能用国际金融学中传统的利率差理论做出满意解释。面对这一现象，海默另辟蹊径，以控制而不是利率差解释直接资本流动，从而突破传统的资本流动理论；以不完全竞争假定代替完全竞争假定，从而在方法论上也做出突破。海默认为，美国企业之所以有必要、有可能大举对外投资，乃是因为它们在无形资产（技术、品牌、专利、管理经验等）以及规模经济方面具有垄断性优势，为了在更大范围内利用垄断优势同时保持对优势的控制，企业便以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进行跨国经营，通过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达到盈利和控制的目的。

在海默垄断优势理论后面的另一种重要的跨国经营理论是内部化理论，该理论由英国里丁大学的巴克莱(P.J.Buckley)和卡森(M.C.Casson)两位教授提出。他们直接承接海默垄断优势理论的思想：如果企业的海外投资起源于其垄断优势，那么，企业为什么不直接将垄断优势这一核心资产拿到市场上出售（外部化），而一定要在海外建立企业进行内部转让（内部化）呢？

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企业之所以选择垄断优势的内部转让，并为此进行海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原因在于内部化的交易成本低于外部市场交易的成本，内部化更有效率。特别是，巴克莱和卡森认为，与跨国公司垄断优势有关的资产大多是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这些无形资产和知识资源由于具有共享性、非标准化、泄密风险等特点，其交易成本更高，基本上无法以可接受的成本实现外部化，因而只能通过内部交易在企业内使用。这一内部化过程当然不一定跨越国界，但内部化过程的不断发展最终将使企业跨越国界，成为跨国经营企业。

邓宁的“三优势理论”被称为跨国公司与跨国经营的通论，在学术界广受好评。而他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使其对外投资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建立起某种联系。不过，总起来看，邓宁理论的核心思想仍然是海默的垄断优势思想。也就是说，邓宁的理论仍然未能超出垄断优势引致跨国投资的基本思想。至于对外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则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总结，算不得理论探索。所以，在我们看来，企业跨国经营的全部经典理论中，垄断优势的思想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概念，是第一关键词。

以垄断优势为核心的各种传统跨国经营理论，适合于解释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因为，以美、欧、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恰恰是基于其在技术、品牌、管理经验、营销技巧以及规模经济等方面的优势而展开的。这种从具有优势国家（企业）向劣势国家（企业）的投资，我们一般称为“下行投资”。

显然，技术地方化理论与小规模技术理论一样，都强调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的相对优势或比较优势。这些理论，就其思维逻辑而言，都仍未超出垄断优势的范畴。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进一步发展，其发展速度和规模也远远超过80年代，形成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的潮流。不仅原来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具有相对优势的亚洲四小龙等大举对外投资，其他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也加入到对外投资大军之中。

基于这种现实，对发展中国家相对落后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理论解释也迅速发展，出现许多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见解。这些最新理论解释中，比较重要的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两阶段模式、学习模型与策略竞争理论等。

2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现实模式与理论困惑

通过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理论的简要梳理，不难发现，对于像中国这样较低收入水平但是又具有“大国效应”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企业走出去跨国投资的基础和逻辑尚不十分清楚。或可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跨国投资和国际经营的动因并非能单一解释的，而是多样化的、综合的、复杂的。简单而言，有两种可能的基础：一是利用大国效应形成的相对比较优势到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营；二是通过到发达国家的投资与并购，学习、获取和创造垄断优势。

当然，现实中的情况总是比理论所表达的逻辑复杂得多，丰富得多，特别是对于中国这一规模巨大、特色鲜明、文化深厚并且发展不平衡的国度来说。很多一般原理，特别是基于西方文化和西方经验总结出的原理，到了中国就会发生变化，就会衍生出其“中国版本”。这正应了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由此观之，必须看到，迄今为止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路程远比上述理论所阐释的逻辑复杂、曲折和丰富多彩，许多都超出既有理论逻辑的路径。这一方面有可能使中国企业走出因为缺乏理论支撑而成为盲动的困境，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使既有的跨国投资理论，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理论，获得更多新思想和新元素，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具有普适性。

为了获得这种理论上的思考，我们还是先看看中国企业走出去与的历史与路径。

实际上，中国企业零星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最早可追溯到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当时，北京的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北京友谊商店）与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在东京合资开办“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中国第一家海外合资企业，拉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序幕。不过，该企业属于商业企业，主要经营一些中国民族特色商品，与一般意义的国际化经营仍有差异。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资产价格的暴跌和发达国家经济的危机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创造了难得一遇的机会和条件，这一年，也恰恰是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并购的高峰之年。2009年，这一趋势继续发展，2009年初的两个月时间，中国海外并购已有22起，涉及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是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2009年2月以后，发生的海外并购又有：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收购世界第四大铁矿石供应商FMG17.34%的股权，成为它的第二大股东；鞍钢入股澳洲矿企Gindalbie；中国五矿集团以13.86亿美元100%收购澳大利亚OZ公司主要资产；吉利收购全球第二大自动变速器制造企业澳大利亚DSI公司；中石油完成对新加坡石油公司45.51%股份收购；中石化收购Addax石油公司，总价达82.7亿加元(合72.4亿美元)，创中企海外并购新纪录；苏宁电器注资控股日本老字号电器连锁企业Laox公司，成为第一家收购日本上市公司的中国企业；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广州健升贸易有限公司和卡丹路公司以总价2亿欧元收购法国皮尔·卡丹公司在华成衣和衣饰业务，如此等等。

从上面所描述的并不全面的图景也很容易看出，包括跨国并购在内的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确实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个阶段来得有点出人意料地快，甚至让人有点措手不及，连走出去的企业也没想到一下子就出现这么好的机会和条件，就被逼到前台，想不出头都不行。所谓时势造英雄。从理论上说，中国经济的超常规发展使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已经达到邓宁所说的对外投资加速发展的阶段（如果考虑到中国人民币汇率某种程度的低估，中国的人均美元收入水平会更高些）。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生产能力过剩、国内发展一般加工制造业环境的日渐紧张、国家外汇储备的日益累积需要出路、中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需要等等因素决定中国企业走出去将会是一个大趋势。

不过，现在也不晚。如有的研究者所说，中国企业走出去跨国并购与投资刚刚进入大规模发展初期，如果现在能对相关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仍然可以对未来的对外投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而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没有什么捷径，其基础仍然是对基本理论的认识、对基本理论的发展，以及从基本理论看待我们的现实。这一点不能回避。

3三种目的、三种类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逻辑

如果按照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中国企业尚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基础和条件，因为中国企业缺乏对外投资所依赖的核心优势。然而，这些经典理论都产生于全球化之前，其现实经济背景与今天是显著不同的。在门户顿开的全球化时代，企业所面对的经营环境和国际竞争环境已经全然不同，传统理论中“逐渐积累垄断优势——形成垄断优势——利用垄断优势——开展对外投资”的理论逻辑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超越，也可以被超越，中国企业可以依据一种新的思维和逻辑做出对外投资以及跨国经营的选择。但是，这一新的思维逻辑是什么呢？

第一种，以获取国际资源、原料等为目的的投资。

中国的国际加工制造中心地位使中国成为全世界的供应者，为全世界生产，因而也就不可能仅仅依靠中国的资源和原料，而要使用全世界的资源。何况，中国本身的资源禀赋决定即使我们想依靠自己也不可得。这样，中国就必须通过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方式争取稳定的国际资源，特别是那些对经济发展具有关键作用而中国又缺乏的石油、矿石、天然气、木材等战略资源。为保证稳定的资源来源，中国在这些战略领域的投资甚至可以较少考虑短期经济因素：投资的资金回报是否合适，收购的价格是否偏高，这些都成为第二位的问题。因为，如果失去了对资源来源的控制，就将受制于人，经济利益也就将成为奢谈。

第二种，以获取垄断优势与核心竞争力为目的的投资与并购。这类投资以跨国并购形式的投资为主，主要在发达国家展开，理论上大致可以为前述国际投资新理论所解释。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通过收购国外企业已有的无形资产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或许比自己创造出知名品牌、技术更容易，不失为一种捷径。比如，直接收购皮尔·卡丹品牌和工艺，或许比国内企业花很多年时间和资源创造的杉杉西服、七匹狼更有效率。据此，我们认为，此类收购行为未来仍会是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对外投资的一种重要类型。但是，这里有几个因素应当充分认识。其一，西方企业之所以愿意将其多年经营的品牌等出让，肯定是这些品牌已经过了黄金期，或者不再适合目前的市场。真正高端品牌和优质资产，是不会允许出售的。也就是说，我们获得的品牌等资产，在多大程度上是具有长期价值的资产，需要考虑。其二，除了如危机时期之类的特殊时期外，中国企业收购这些品牌的代价和条件必须充分认识。也就是说，获取这些品牌、技术等无形资产与付出的收购对价相比，是否合算，要经过认真的价值评估。其三，更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收购，我们的企业成为这些品牌的所有者，如果不能维持和发展品牌的价值，持续地进行产品创新，这些品牌的价值将很快被耗散并最终被淘汰，企业仍然是一无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