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范文10篇

后果范文篇1

一、审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观

经济后果观最先应用于会计准则。1978年，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兴起》中指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指各种财富的转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割，而这种“社会性后果”的表现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换言之，会计准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集团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我们认为，审计准则具有和会计准则同样的性质，审计准则同样具有经济后果。具体表现在：

1.对政府与监管者而言：当政府作为一名投资者时，他与其他普通投资者一样希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等信息是恰当的、可靠的，这些信息都是在公认的审计准则审计下披露出来的，能够以此来进行投资决策等；当政府作为一名监管者时，他希望经过审计的信息能够满足社会各界的要求，同时公司披露的信息经过审计后能够达到政府监管的要求，比如经过审计的会计信息能够服从政府的税法、经过审计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计划和调控需要等。

2.对普通投资者与债权人而言：他们要求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可靠的以及同时具有可比性。可是，如果仅仅是要求由这些公司来保证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可靠的，这多少会让投资者与债权人难以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对这些会计信息进行审计，以合理的确保这些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可靠的。

3.对审计师而言：审计师对企业财务报表是否符合“公认会计原则”进行审计，以审查财务报表的可靠性、真实性与公允性。可是由于审计师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他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为了确保审计师的行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一致，这就需要一个公认的审计准则来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审计师从事的活动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为了保护自己以减少面临法律诉讼的概率以及符合成本效率原则，同时也为了弥补社会各界对审计师的期望差距，审计师同样需要一项公认的审计准则对其业务活动进行指导以及保护其自身利益。

4.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一般来说，相对于以上三者，企业管理当局最不需要审计准则，这样企业就可以随意滥用会计准则，随意披露虚假信息而外部利益相关者却不知道。可是，在现今这个各个利益方相互交织的社会里，企业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来获得不断发展，企业需要外部资金，需要赢得外部利益者的青睐，这就注定了企业不可能经常性的滥用会计准则以及随意披露虚假信息，而为了让外部利益者相信其所披露的信息是相关与可靠的，企业就需要审计师对这些信息进行审计，而这些都是由审计准则来规范的。同时，企业也需要获得其他企业的信息(比如对其他企业进行投资、获得同行业企业的信息进行分析等)，因此企业也希望其他企业披露的信息同样符合“公认会计审计准则”。

二、审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具体行为表现

1.审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博弈原因分析：潜在利润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的需求是因为在当前状态下，行为主体无法获得潜在利益。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审计准则能够有效地降低审计业务中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利益相关者获得由交易带来的潜在收益。“从制度需求理论上说，通过适用的审计准则，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在化，即潜在利润内在化是审计准则需求产生的基本原因”。

审计准则的潜在利润是指实行这项审计准则所获得的潜在收入减去遵循这项审计准则所增加的成本，即审计准则给社会带来的预期正值收益。由于审计准则经济后果所带来的潜在利润，相关利益各方才更有动力去参与博弈过程。潜在利润影响审计准则的博弈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经过会计职业界、社会公众、政府机构的辩论和研究，一项公认审计准则得以形成，达到暂时的均衡状态。随着外部经济、法律及技术环境的变化，现存准则安排之外的潜在利润会逐渐显露出来，于是又会引起新一轮的博弈，以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正是相关利益者对审计准则潜在利润的不断追求，才使得审计准则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逼近，同时审计准则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2.审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博弈过程分析：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博弈

RoyA.Chandler(1997)曾经指出，将审计准则仅作为技术性标准的观点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外已有不少审计学者指出，审计准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过程。如，RoyA.Chandler(1997)研究了英国审计实务委员会(APC，1991年被AuditingPracticesBoard所取代)颁布《审计指南：审计报告样本》的过程中就有着各方所发生的利益冲突和妥协。McEnroeandMartens(1998)则研究了美国AICPA出台SASNo.69的过程中，反映了利益各方是如何表达并维护自己利益的。以上研究都表明，审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相关利益者的博弈过程，审计准则是博弈过程的均衡解，其实质是利益各方所达成的契约，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审计准则制定的经济后果观的关键。由于审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不同利益集团往往都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对审计准则的制定施加影响，因为准则一旦制定，将造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实际的财富分配。由上述潜在利润对审计准则博弈的影响过程可以看出，审计准则的均衡解只是一个静态的纳什均衡，一旦审计准则的潜在利润显露出来，相关利益各方就会力争获得潜在利润的最大一部分，无论对政府还是普通投资者与债权人、企业、审计师来讲都是一样的，他们会更有动力去追逐潜在利润，并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去对审计准则的制定施加影响，以使审计准则能最终体现出自己的利益。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等政府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审计准则更多的倾向于维护国家利益，以满足国有投资者、政府征税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以及在美国等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审计准则更多的从维护投资者权益角度出发，强调为他们评价企业经营业绩以及据此作出的投资决策提供鉴证服务，确保会计报表的真实、公允。当然，审计准则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利益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不仅影响着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还影响着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所必须实施的审计程序，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和收益。正因如此，一些大型事务所，如国际知名的“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力求使自己所开发或者采用的审计程序能够成为通行的标准，从而减少培训员工的成本以及相关的法律成本(McEnroe，1993)。因此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在审计准则中得到反映并最大可能的追逐潜在利润，利益各方会不遗余力的参与审计准则制定的博弈。

三、从经济后果观来看我国审计准则制定的不足

1.中美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利益代表比较

美国审计准则是由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所制定的，在确定审计准则委员会机构成员时，ASB就广泛吸收各方力量的参与，注意其能否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和意见，准则制定机构从整体上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ASB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6人来自“六大”，1人来自中型会计师事务所，6人来自小型会计师事务所，1人来自学术界，1人来自政府机关。而在2003年中注协拟成立的审计准则委员会由30名专家组成，其中政府等有关部门占11名，注册会计师占10名，中注协秘书处1名，证券业界1名，会计、审计学者占6名，法律专家1名。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准则委员会政府代表占到40%，而实务工作者只有30%多点，而美国ASB15名委员中只有1名来自政府机关，却有13名来自实务界。

2.我国审计准则制定机构代表性不足的思考

首先，我国现代审计还时间不长，而真正意思上的审计业务从1996年“脱钩改制”以来才只有十年，因此目前审计职业界还没有能力来曾担审计准则的制定这项工作。其次，在我国当前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维护国有资本的利益，就算职业界有制定准则的能力，政府也可能不会放权。因此，由财政部下属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这样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机构来制定审计准则就更可能符合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当然，准则制定机构中政府利益代表占多数的情况下，其制定的准则可能在某些方面有失偏颇，如其制定的审计准则可能在最大程度维护国有资本利益的同时而忽视了其他利益者(如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益。

四、结论及建议

审计准则做为一项制度，具有经济后果，各利益相关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进行反复博弈，实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所达成的契约。审计准则的质量不仅仅在于它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框架，也在于具有经济后果的审计准则的制定有没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即审计准则博弈的相关利益代表广不广泛。虽然我国审计职业界、投资者与债权人等已经开始认识到审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但这些相关利益者参与审计准则制定的热情一直不够。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如我国审计职业界还没有形成国际上“四大”那样的规模，自身缺乏能力对审计准则施加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多公司的最终投资者与债权人都是国家，他们本身就缺乏动力去参与审计准则的制定，由国家来制定审计准则对他们来说是件省时又省力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政府主导下的审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分权与制衡的不够。审计准则既然具有经济后果，能为相关利益者带来潜在利润，政府就不能完全主导审计准则的制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体现出公平与效率。因此，我们建议：(1)在我国审计准则制定委员会中，有必要降低来自政府部门的比重，增加来自实务界的代表。审计准则说到底用来规范审计活动的一项准则，而实务工作者处于审计活动的最前沿，他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提高实务界代表的比例更有利于在审计准则的原则性与可操作性之间达成平衡。(2)我国的审计准则制定程序应为公众参与准则制定提供必要而合理的形式，提高审计准则制定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度。诚然，我国目前新的准则的都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但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审计准则的大气氛，中注协有必要努力推动社会各界参与审计准则的讨论，如实行像美国ASB那样的公众听证会。同时，中注协也应该向公众公布更多的准则制定背景以及准则研究报告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公布一些抽象的审计条款。中注协有必要建立一种“政府指导程序民主”的准则制定程序，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社会公众去参与准则的制定。

主要参考文献：

[1]林钟高尤雪英徐正刚：《独立审计理论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189~222.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暂行规则》，2004.

[3]萧英达：《比较审计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4]刘继忠：《审计标准与审计标准体系》，中国审计出版社1992年版。

[5]张龙平：《注册会计师审计控制系统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刘明辉：《独立审计准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McEnroe，J.1993.AnanalysisofcommentintegrationinvolvingSASNo.54，Abacus，29(2)：160~178.

后果范文篇2

关键词：通知义务；通知迟延；法律后果；22条的完善

1出险时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出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通知义务，这个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及时参加调查，以便确认损害范围及责任范围，为日后的理赔工作做好铺垫；二是使保险人在出险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

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通知义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强的，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即使出险时通知迟延也远达不到足以使保险人免责的程度。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出险时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式条款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通知迟延法律后果做出具体规定不无关系。

2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立法缺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车主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遭到拒付的争议时有发生。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现行《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条款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很难有和保险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保险公司则可凭借这一漏洞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人，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类似条款的存在使保险人能够轻易的找到理由拒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可见，法律条文的缺失给了保险人在合同自由的面罩下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方的机会，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通知义务这一条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投保人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就可以拒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3明确规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保险法》对通知迟延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规制保险人单方面制订的免责条款。“现行《保险法》没有对出险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造成的后果是给予保险人过多的主动权，不利于相对方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保险人为了简便、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进行格式化，即由保险人事先将合同条款订好，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如果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会给保险人以此制订免责条款的可乘之机，达到减少纠纷发生、维护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其次，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对于保险法规而言，亦无例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增加关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规定，改变现存的关于该法律后果的任意性规定，将会增强法律条文的严谨性和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可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也可以达到督促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及时的作为，减少因此事项而发生的保险纠纷的目的。

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险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竞争力十分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3条原则上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负有立即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未及时履行这一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拒赔，但同时规定如果保险人已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获知了保险事故，就不可以主张免除赔付义务。也就是说，德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违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与此同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条第3款对保险人因此情形而拒赔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即以投保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为拒赔理由的，则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投保人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了通知义务。即使是因为重大过失违反了通知义务，如果不影响保险事故和保险人责任范围的认定，保险人也有赔付的义务。可见，按照德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为一般过失而违反了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除非没有及时报案影响了保险公司认定责任或责任范围，否则保险公司亦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657条第1款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事故发生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保险人。如果因为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而增加的损害的赔付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我国澳门地区有关投保人通知义务的规定。“《澳门商法典》第983条第4款规定：“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1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和事件者除外”。

认真分析和解读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直接规定保险人可以免除赔付义务，而是把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原始损害和增加损害。对于原始损害部分，即使被保险人违背了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也应当赔付；对于增加损害的部分，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造成损害增加的部分，保险人则可以免除赔付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可以在第2条增加一款规定：“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而造成增加的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原,保险法条文精辟[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2]李建国,曹叠云.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3]贾林春,陈晨.保险合同案例解析[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

后果范文篇3

一、审计准则的经济后果观

经济后果观最先应用于会计准则。1978年，Zeff在《“经济后果”学说兴起》中指出：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指各种财富的转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割，而这种“社会性后果”的表现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人、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更具体的表现就是一个公司会计政策的选择对其市场价值产生的影响。换言之，会计准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集团的利益，包括一部分人受益，另一部分人受损。我们认为，审计准则具有和会计准则同样的性质，审计准则同样具有经济后果。具体表现在：

1.对政府与监管者而言：当政府作为一名投资者时，他与其他普通投资者一样希望经过审计的财务报表等信息是恰当的、可靠的，这些信息都是在公认的审计准则审计下披露出来的，能够以此来进行投资决策等；当政府作为一名监管者时，他希望经过审计的信息能够满足社会各界的要求，同时公司披露的信息经过审计后能够达到政府监管的要求，比如经过审计的会计信息能够服从政府的税法、经过审计的会计信息有利于国家实施宏观经济计划和调控需要等。

2.对普通投资者与债权人而言：他们要求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提供的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可靠的以及同时具有可比性。可是，如果仅仅是要求由这些公司来保证其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可靠的，这多少会让投资者与债权人难以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由独立的第三方对这些会计信息进行审计，以合理的确保这些会计信息是相关的、可靠的。

3.对审计师而言：审计师对企业财务报表是否符合“公认会计原则”进行审计，以审查财务报表的可靠性、真实性与公允性。可是由于审计师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他可能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为了确保审计师的行为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一致，这就需要一个公认的审计准则来对其行为进行规范。同时，审计师从事的活动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为了保护自己以减少面临法律诉讼的概率以及符合成本效率原则，同时也为了弥补社会各界对审计师的期望差距，审计师同样需要一项公认的审计准则对其业务活动进行指导以及保护其自身利益。

4.对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而言：一般来说，相对于以上三者，企业管理当局最不需要审计准则，这样企业就可以随意滥用会计准则，随意披露虚假信息而外部利益相关者却不知道。可是，在现今这个各个利益方相互交织的社会里，企业不可能完全依靠自己来获得不断发展，企业需要外部资金，需要赢得外部利益者的青睐，这就注定了企业不可能经常性的滥用会计准则以及随意披露虚假信息，而为了让外部利益者相信其所披露的信息是相关与可靠的，企业就需要审计师对这些信息进行审计，而这些都是由审计准则来规范的。同时，企业也需要获得其他企业的信息(比如对其他企业进行投资、获得同行业企业的信息进行分析等)，因此企业也希望其他企业披露的信息同样符合“公认会计审计准则”。

二、审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具体行为表现

1.审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博弈原因分析：潜在利润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于制度的需求是因为在当前状态下，行为主体无法获得潜在利益。国内一些学者认为，审计准则能够有效地降低审计业务中的交易费用，从而使利益相关者获得由交易带来的潜在收益。“从制度需求理论上说，通过适用的审计准则，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在化，即潜在利润内在化是审计准则需求产生的基本原因”(林钟高，2004)。

审计准则的潜在利润是指实行这项审计准则所获得的潜在收入减去遵循这项审计准则所增加的成本，即审计准则给社会带来的预期正值收益。由于审计准则经济后果所带来的潜在利润，相关利益各方才更有动力去参与博弈过程。潜在利润影响审计准则的博弈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经过会计职业界、社会公众、政府机构的辩论和研究，一项公认审计准则得以形成，达到暂时的均衡状态。随着外部经济、法律及技术环境的变化，现存准则安排之外的潜在利润会逐渐显露出来，于是又会引起新一轮的博弈，以达到新的均衡状态。正是相关利益者对审计准则潜在利润的不断追求，才使得审计准则由低层次向高层次不断逼近，同时审计准则也得到了不断的完善。

2.审计准则经济后果的博弈过程分析：相关利益集团之间的互相博弈

RoyA.Chandler(1997)曾经指出，将审计准则仅作为技术性标准的观点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国外已有不少审计学者指出，审计准则的制定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过程。如，RoyA.Chandler(1997)研究了英国审计实务委员会(APC，1991年被AuditingPracticesBoard所取代)颁布《审计指南：审计报告样本》的过程中就有着各方所发生的利益冲突和妥协。McEnroeandMartens(1998)则研究了美国AICPA出台SASNo.69的过程中，反映了利益各方是如何表达并维护自己利益的。以上研究都表明，审计准则的制定过程是相关利益者的博弈过程，审计准则是博弈过程的均衡解，其实质是利益各方所达成的契约，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审计准则制定的经济后果观的关键。

由于审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不同利益集团往往都会想方设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对审计准则的制定施加影响，因为准则一旦制定，将造成不同利益集团之间实际的财富分配。由上述潜在利润对审计准则博弈的影响过程可以看出，审计准则的均衡解只是一个静态的纳什均衡，一旦审计准则的潜在利润显露出来，相关利益各方就会力争获得潜在利润的最大一部分，无论对政府还是普通投资者与债权人、企业、审计师来讲都是一样的，他们会更有动力去追逐潜在利润，并不断通过各种途径去对审计准则的制定施加影响，以使审计准则能最终体现出自己的利益。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等政府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审计准则更多的倾向于维护国家利益，以满足国有投资者、政府征税以及宏观调控的需要；以及在美国等私人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审计准则更多的从维护投资者权益角度出发，强调为他们评价企业经营业绩以及据此作出的投资决策提供鉴证服务，确保会计报表的真实、公允。当然，审计准则对于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利益的影响是最直接的，不仅影响着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还影响着注册会计师在执业过程中所必须实施的审计程序，及会计师事务所的成本和收益。正因如此，一些大型事务所，如国际知名的“四大”国际会计公司，力求使自己所开发或者采用的审计程序能够成为通行的标准，从而减少培训员工的成本以及相关的法律成本(McEnroe，1993)。因此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能够在审计准则中得到反映并最大可能的追逐潜在利润，利益各方会不遗余力的参与审计准则制定的博弈。

三、从经济后果观来看我国审计准则制定的不足

1.中美审计准则制定机构利益代表比较

美国审计准则是由美国审计准则委员会(ASB)所制定的，在确定审计准则委员会机构成员时，ASB就广泛吸收各方力量的参与，注意其能否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和意见，准则制定机构从整体上是否具有广泛代表性。ASB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6人来自“六大”，1人来自中型会计师事务所，6人来自小型会计师事务所，1人来自学术界，1人来自政府机关。而在2003年中注协拟成立的审计准则委员会由30名专家组成，其中政府等有关部门占11名，注册会计师占10名，中注协秘书处1名，证券业界1名，会计、审计学者占6名，法律专家1名。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审计准则委员会政府代表占到40%，而实务工作者只有30%多点，而美国ASB15名委员中只有1名来自政府机关，却有13名来自实务界。

2.我国审计准则制定机构代表性不足的思考

首先，我国现代审计还时间不长，而真正意思上的审计业务从1996年“脱钩改制”以来才只有十年，因此目前审计职业界还没有能力来曾担审计准则的制定这项工作。其次，在我国当前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维护国有资本的利益，就算职业界有制定准则的能力，政府也可能不会放权。因此，由财政部下属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这样一个半官方性质的机构来制定审计准则就更可能符合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当然，准则制定机构中政府利益代表占多数的情况下，其制定的准则可能在某些方面有失偏颇，如其制定的审计准则可能在最大程度维护国有资本利益的同时而忽视了其他利益者(如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利益。

四、结论及建议

审计准则做为一项制度，具有经济后果，各利益相关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断进行反复博弈，实质上是各利益相关者所达成的契约。审计准则的质量不仅仅在于它有没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框架，也在于具有经济后果的审计准则的制定有没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即审计准则博弈的相关利益代表广不广泛。虽然我国审计职业界、投资者与债权人等已经开始认识到审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但这些相关利益者参与审计准则制定的热情一直不够。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如我国审计职业界还没有形成国际上“四大”那样的规模，自身缺乏能力对审计准则施加影响；我国上市公司中很多公司的最终投资者与债权人都是国家，他们本身就缺乏动力去参与审计准则的制定，由国家来制定审计准则对他们来说是件省时又省力的事情。但是，我们认为，这其中最大的原因是政府主导下的审计准则制定机构的分权与制衡的不够。审计准则既然具有经济后果，能为相关利益者带来潜在利润，政府就不能完全主导审计准则的制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就必须体现出公平与效率。因此，我们建议：(1)在我国审计准则制定委员会中，有必要降低来自政府部门的比重，增加来自实务界的代表。审计准则说到底用来规范审计活动的一项准则，而实务工作者处于审计活动的最前沿，他们能够更清楚的看到事物的本质，因此提高实务界代表的比例更有利于在审计准则的原则性与可操作性之间达成平衡。(2)我国的审计准则制定程序应为公众参与准则制定提供必要而合理的形式，提高审计准则制定的信息公开与透明度。诚然，我国目前新的准则的都向社会各界广泛征求意见，但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各界广泛参与讨论审计准则的大气氛，中注协有必要努力推动社会各界参与审计准则的讨论，如实行像美国ASB那样的公众听证会。同时，中注协也应该向公众公布更多的准则制定背景以及准则研究报告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是公布一些抽象的审计条款。中注协有必要建立一种“政府指导程序民主”的准则制定程序，只有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社会公众去参与准则的制定。

主要参考文献：

[1]林钟高尤雪英徐正刚：《独立审计理论研究》，立信会计出版社，189~222.

[2]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准则委员会暂行规则》，2004.

[3]萧英达：《比较审计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4]刘继忠：《审计标准与审计标准体系》，中国审计出版社1992年版。

[5]张龙平：《注册会计师审计控制系统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6]刘明辉：《独立审计准则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7]McEnroe，J.1993.AnanalysisofcommentintegrationinvolvingSASNo.54，Abacus，29(2)：160~178.

后果范文篇4

关键词：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经济后果；政治成本

企业会计政策其本质是一种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规则和制度安排。其中的经济后果是指企业的会计报告会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可以影响企业的决策，使得企业的利益受到损害。对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成果和政治成本进行有效分析，可以明确选择正确方法，在选择的过程中，也是对会计政策进行不断优化的过程，可以从中看出社会公平、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

企业的经营业绩可以通过选择会计政策来实现，但是这也会影响到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会计规范中有很多种选择可以供企业选择，从而为企业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进而导致经济后果的出现。从一些公司利用会计选择而实现利润操纵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在选择上也会出现不好的结果，想要用政策选择作弊来提高业绩。以下是几种政策选择中的常见情况：企业会为了实现近三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标准，使其不低于百分之十的配股资格线；为了实现不受到特别处理或者是企业摘牌的处理，而作弊保持微利的现象；为了防止受连续亏损的特别处理，通过作弊可以营造出转亏为盈的表象，特意在本年亏损上加大数额。这些都是企业为了躲避市场监管，为了形成自身有利局面而形成的经济后果，在和政府监管部门以及其他企业博弈中的一种常见表象[1]。因此为了实现会计政策选择的规范操作，保持市场经济的秩序，政府就需要帮扶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领导和规范企业在会计造成选择上的行为。

二、企业会计选择的政治成本

(一)寻租成本寻租者会从政府的手上获得某种特权，并以此来实现获利，而在实现寻租行为的时候就会产生寻租成本，其过程也是谋求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权的过程。而寻租者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和选择权上谋求，也就是说要谋求制定权。如果制定权分配结束，寻租者就只能在制定好的准则中，选择其中最利于自己利益的某项政策来具体实施。

(二)税费管制成本企业会计政策对税收的影响分别为对资产计价方法的选择以及对损益的期间确认以及会计政策和鼓励变更对损益的调整。无论是哪一方面，企业必定会挑选税负最小化的会计政策。比如在遭遇通货膨胀时，企业会为了节约税费，而选择后进先出的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在这种情况下，税费管制成本也让使得企业挑选降低收益等有益于自身利益的会计政策。

(三)社会契约成本企业会计准则也是一种社会公共契约，因此如果单方面由市场主体进行讨论和制定，就会使得其在推广时受到阻碍，无法让社会各方达成共识，公众的接受度也会降低，进而导致成本升高，使得制度选择无法体现出其效果，甚至无效。因此在制定时，就应该由政府或者其选定的机构参与制定，否则市场主体环境所具备的一些特点是政府无法全面认知的，因此为了保证制定的有效性，政府就可以采取宏观控制制定，将其余的制定权教给市场主体，来提高制定的效率。

三、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启示

(一)会训政策选择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上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这个过程也实现了对会计政策的不断优化，因此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企业会计政策在制定以及选择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有限理性的特点，在实际中就表现为市场主体钻营、牟利和准则制定机构防范、堵塞的反复博弈过程，但是经过反复的博弈，可以促进会计准则更好的发展，逐渐提升社会的公认度，从中也可以看出对社会公平的改善以及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改变。

(二)在制定和选择中，也是利益相关者在经济和政治利益弈的过程，会计选择则贯穿始终。每个利益相关者都会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点来选择会计政策[2]，因此在选择的时候，企业会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会计政策，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进行博弈，因此企业会计的选择和制定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动态的博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计理论也在不断的进行优化，也不断提高会计实物的水平。

(三)会计政策制定时应该要保证决策的民主性，因为在制定和实施方面，相关的利益集团都会以有利于自己企业的会计政策为先，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之间会进行博弈，因此要使制定出的会计政策得到更好的实施和认可，就需要保证过程的民主性，我国在准则制定方面还缺乏健全的程序，这就使得过程中的民主性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保证。比如，企业的最大债权人是银行，但是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却没有将银行也加入制定者中，使得会出现企业利用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躲避违反贷款合同的约束的问题，使得银行的利益受损。因此政府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应保证民主性，对企业的选择要进行适当限制，这也是会计准则制定者需要注意的地方。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企业会计政策的制定和选择上保证民主性，就需要对企业的选择范围进行适当的限制，在各利益集团博弈中，也需要注重这一问题，不断优化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提高会计实务的水平。

作者:纪春霖 单位:福建海峡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后果范文篇5

关键词：会计寻租；经济后果；对策

一、会计寻租的含义

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如果出现权力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那么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行为。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效果，如果经济人能够在规范会计运行规则中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的直接手段。会计能够导致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并且会计在事实上难以做到中立。因此，通过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就可以将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此时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种会计行为正好体现了寻租的基本思想。

会计寻租是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包括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以及供内部管理决策使用的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二、我国会计寻租的经济后果

(一)会计寻租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会计信息是利益分配、财富转移的基础，具有协调利益分配的功能，而会计寻租的本质是对会计信息的操纵，这种操纵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因而会计寻租行为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非公正、非公平地反映社会财富和企业真实绩效的后果，即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低下。

一方面，会计人员需要根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做出自己的职业判断。但是，在委托—关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激励机制也不健全，这样，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经常会进行寻租，这就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另一方面，政府的寻租行为也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往往需要利用上市公司来体现本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显示政绩，会对所属单位虚报及虚夸问题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地方政府这种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必然会使基层单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另外，作为主要中介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有的注册会计师为了从被审单位得到更多的好处，经常与被审单位串通一气，致使“合谋”出具的审计报告含有很大的水分，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利益相关者的会计寻租行为将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会计寻租行为必然影响到会计信息数据的计算，进而影响到国家以这些会计数据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准确性，同时也会弱化经济杠杆的应用力度。

(二)会计寻租造成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

会计寻租的一个明显的不良后果是导致了非常不公平的财富转移，会计寻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更主要的是，会计寻租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扭曲资源优化配置。从寻租人本身来讲，他从寻租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寻租所付出的成本，尽管在寻租过程中他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并且还要消耗财富。从整个社会来看，寻租行为导致社会整体损失大于利得。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成本以及会计寻租主体进行寻租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二是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三是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

(三)会计寻租降低会计监管效率

会计监管制度从建立到执行，会计寻租行为一直贯穿其中。通过对会计监管制度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以取得对己有利的会计政策的寻租行为是一个重要类型。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对“公共领域”中租金流的攫取的寻租活动便随影而至。在会计监管制度建立过程中，被监管的各利益集团为了追租、护租，会将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对政府的游说和疏通中去，一旦监管机构被“俘获”，不公平的监管制度便产生了。规则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公平，规则的不公平是决定意义上的不公平。不公平的会计监管制度必然会受到避租者的抵制，他们同样会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花费大量的经济资源抵制这种监管制度的产生与实施，进而影响会计监管制度的执行效率。

(四)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股民“用脚投票”来选择投资机会并最终对资本市场造成影响。近年来，美国爆发的世界通信、安然、施乐以及中国爆发的银广厦、亿安科技、蓝田股份、郑百文、科龙等重大财务报告舞弊案，使得股价狂跌，投资人受到重大损害，资本市场受到重创。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危机，他们对公司的经理层、董事会，对会计、审计、分析师等中介机构，对政府当局的监管，乃至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础都产生了怀疑。会计寻租行为重重打击了国内、国际的资本市场，也引起了会计理论界、会计实务界与政界的极大关注。

三、我国会计寻租产生的原因

(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双轨制”模式导致了有租可寻

双轨制条件下租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双轨制制度本身的缺陷，这种制度的存在改变了寻租与寻利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了经济人的激励结构与偏好，只要该制度存在，就会产生寻租(林钟高，2001)。同时，“双轨制”的存在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范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2001)。

(二)不完善的会计准则制定机制是会计寻租产生的制度基础

会计准则，顾名思义是会计工作的规范和准绳。从广义上讲，会计准则是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它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与制度的缺陷，致使会计寻租行为合法化、合理化，助长了会计寻租行为：

第一，会计准则的不完全，使“公共租”的提取合法化。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方面的政府行为，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这样，一项准则的制定，往往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谁取得会计准则制定权，谁就可以通过规范会计运行规则来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并且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租”。

第二，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致使会计寻租合理化。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形不一，会计准则不可能制定得很完备，只能对企业会计工作提出基本原则和规范，同时保留一定的职业判断空间。这样，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其成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对象，这些给相关利益者的会计寻租行为提供了可能。

第三，会计准则、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会计寻租行为的合法化。首先，会计准则的规定常滞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很难找到长期有效的会计操作的依据。当某些新经济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据可依的现象。其次，会计准则定义或释义可能出现不准确性，某一项会计准则的涵义可能有歧义，就必然会产生实务操作的不确定性。最后，会计准则中有些核算原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会计信息首要质量特征是可靠性还是相关性，过分的稳健很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偏离实际。会计准则的缺位和缺损会导致“会计寻租”的合法化。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得对会计寻租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

产权主体虚置与内部人控制，为会计寻租提供了条件。由于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国家或法人控制，中小股东不仅持股比例低而且分散，缺乏监督和约束内部人的动力和手段，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衍生经营者道德风险甚至逆向选择。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当局有可能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完全控制了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寻租提供条件。

(四)独立审计制度缺陷

独立审计制度的缺陷，不仅掩盖了会计寻租造成的虚假信息，同时也诱发了审计市场的寻租行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缺陷，使会计寻租活动滋生蔓延。我国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虽然绝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挂靠单位独立经营，但仍与挂靠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挂靠单位或为会计师事务所揽业务，或为了诸如争取上市额等地方利益，默许乃至纵容事务所与企业一起操纵利润等。

另外，非审计业务的展开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审计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会计师事务所过多介入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必然会使得双方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影响到审计活动的独立性。巨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审计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使得审计寻租行为不断发生。

四、抑制会计寻租的对策

(一)加快行政机构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

寻租理论指出，寻租行为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活动范围与区域大小有关。从我国目前条件看，还不可能对市场完全放开，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还是必要的。但是政府调控的能力越大，其成员就越容易参与权力寻租活动。因此有必要减少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仅履行将准则作为法规颁布并监督其执行的职能，只有在必要时才能直接参与准则的制定。

(二)完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完善的会计准则

1.限制制定准则中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法定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是导致合法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但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应通过内部审计或一定的监督机构来制止企业钻会计政策可选择性的空子。另外，对于同一行业相类似的不同企业，其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应有所限制。

2.会计准则制定人员要有广泛性、层次多样性和专业性。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会计法律、法规均由国家和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无例外地由财政部负责，现行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源于财政部、证券监管机构、会计职业界、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他们是国内外知名的会计专家，是会计领域的资深人士。但总体来讲，其代表性不够，表现为:第一，缺乏相应数量的会计实务界人士加入；第二，没有证券市场中大股东、企业投资者和银行债权人等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准则制定组应有会计实务界人士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因为他们是会计准则的使用者，他们的理解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使用效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计准则很难发挥预期效果。

(三)强化监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增加会计寻租成本

建立有效的事前监督机制和事后惩治机制，提高寻租者的行为成本。即要设计出一套严密科学的管理制度、制约规则、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提高寻租者预期受罚概率，使其成本期望值大于收益期望值，因寻租得不偿失而放弃寻租行为。严惩非法设租、寻租，完善机构司法监督，加强立法，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提高微观主体的寻租成本和寻租风险，使其主动放弃寻租行为，从而有效降低寻租概率。

(四)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是确保会计信息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内部治理机制一旦失衡，会计寻租发生的概率就会居高不下。公司治理就是一种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权利的安排，实行股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减少会计寻租活动发生的重要举措。

(五)提高人们的反寻租意识，建立反寻租的道德规范

遏制寻租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建立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文化与道德。防范寻租活动，除了依靠健全的体制、完备的法制和有效的社会监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约束。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建章立制，许多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依赖人去执行，人的素质高低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关键。因此有必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内心调节，制约其行为和活动。

【参考文献】

[1]雷光勇，姚晗.会计制度变迁和会计寻租[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77-80.

[2]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J].会计研究，2001(3):50-53.

[3]林钟高.寻租理论与会计准则[J].财经研究，2001(2):28-34.

[4]阮梓坪，韩玉启.会计寻租研究探讨[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3):15-17.

后果范文篇6

一、会计稳健性对盈余的影响

如果对于会计结果没有一个可靠的研究结果，则会使管理者对于未来的现金流量产生高估，在以盈余作为基础的情况下，不能对报酬计划进行科学的制定，可能会使支付的薪酬增加，这就导致了医院的过度投资，致使投资净现值变为负数。稳健的盈余计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对管理者给予恰当的激励，并且对管理者的报酬进行有效的递延，因为有一些以盈余为基础的报酬完全可以递延至管理者退休之后，这也说明了盈余的预测能力受到稳健性的影响。根据公认会计准则中相关的规定，以及在非会计信息系统中的体现可以看出，非预期权益的回收和盈余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线性的关系。因此，学者根据这些关系，建立了一个衡量稳健性的指标体系，将非预期盈余与全部盈余信息的比例作为一个衡量指标，这时发现该衡量指标的比例较高的医院，往往具有高杠杆、回报率波动较大的特点，而且往往会获得更多的偶然损失，盈余与应计额的比例具有较强的波动性，这也就说明了稳健性对盈余有着很大的影响。

二、会计稳健性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衡量财务报告质量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就是会计稳健性的程度。学者对会计稳健性和信息汇总与财务报告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严密的考察，发现有效的会计数据报告应当具有汇总的信息，同时具有稳健性的偏向。具有较强稳健性的会计信息能够使信息使用者的利益得到很好的保证，在外界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信息使用者的福利往往是随着医院控制信息成本的升高而下降的，而在高质量的会计报告影响下，却能够有效地提升。医院的应计额通常分为预期和非预期两个部分，而在应计金额里所体现出来的稳健性则主要是有非预期的部分组成的；稳健性之间所产生的关系则主要是由有条件的和无条件的稳健性所产生的非预期应计额造成的；高杠杆医院实现的非预期应计额更是将稳健性体现的十分明显。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在低成长公司中稳健性的程度要远远高于高成长公司，这就说明了高成长公司在会计报告中可能存在着一些激进的现象，而使得稳健性受到影响。通过对会计报告的有效操控，能够实现对稳健性的准确把握。

三、会计稳健性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稳健性对于投资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尤其是在针对投资决策方面，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投资的不足或者是过度投资。一方面，稳健性能够有效地反映出会计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并且能够及时做出反应，减少负面风险的影响，针对管理者对会计的操控能够有效地限制，并且不断加强对机会主义投资者的监控。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要求能够及时对损失进行确认，而稳健性的存在则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自律机制，使管理者在任期内能够自觉地承担起在决策方面的责任，而不是相互推诿。同时，通过对负NPV项目的有效的事前限制，在事后能够将不合格的项目及时停止，使对医院产生负面影响的项目能够及时得到调整，防止过度投资；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稳健性的会计信息能够降低医院的投资风险，减少对于投资溢价的要求，使医院的融资成本得到很大程度的降低，进而对投资不足的情况进行有效的抑制。如果稳健性能够对负NPV项目的动机进行事前和事后的有效监督，则降低项目成本、提高医院盈利能力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学者们对此的研究结果为，具有越强稳健性的医院，其现金流量和毛利率的比例就越高，特殊项目费用发生的可能性和比例就越低，因此，稳健性是财务报告的必须特征，也是十分必要的特征。如果从国家横截面的角度对稳健的财务报告对医院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分析会发现，具有更高的稳健性的财务报告体制下，医院在针对较少的投资机会时，所做出的反应是更快的。

四、总结与展望

后果范文篇7

关键词：会计寻租;经济后果;对策

一、会计寻租的含义

在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如果出现权力真空或所谓的“公共领域”而存在“租值”未被界定时,那么各社会经济主体就会耗费资源去提取它,同时对他人利益造成损害,这就是寻租行为。会计作为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制度装置之一,其运行具有直接的经济效果,如果经济人能够在规范会计运行规则中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就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共租”,于是会计寻租就成为作为经济人的各社会经济主体进行非生产性寻利的直接手段。会计能够导致财富的非生产性转移,并且会计在事实上难以做到中立。因此,通过影响会计准则的制定与执行就可以将财富转移到自己身上来,此时就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这种会计行为正好体现了寻租的基本思想。

会计寻租是在社会总财富水平和企业真实业绩并未改变的前提下,通过改变会计信息(包括对外公布的财务信息以及供内部管理决策使用的信息)来进行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从而对其他社会主体利益造成损害的一种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二、我国会计寻租的经济后果

(一)会计寻租导致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会计信息是利益分配、财富转移的基础,具有协调利益分配的功能,而会计寻租的本质是对会计信息的操纵,这种操纵导致了社会财富的非公平性转移和资源的不恰当配置。因而会计寻租行为必然会导致会计信息非公正、非公平地反映社会财富和企业真实绩效的后果,即导致会计信息质量低下。

一方面,会计人员需要根据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做出自己的职业判断。但是,在委托—关系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往往是不完全的,激励机制也不健全,这样,人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企业即将公布会计信息时,经常会进行寻租,这就影响了会计信息的质量。

另一方面,政府的寻租行为也导致会计信息失真,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往往需要利用上市公司来体现本地区的经济水平或显示政绩,会对所属单位虚报及虚夸问题采取默许、纵容的态度,地方政府这种为了本地区的局部利益而进行的寻租行为,必然会使基层单位会计信息严重失真。

另外,作为主要中介机构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过程中,有的注册会计师为了从被审单位得到更多的好处,经常与被审单位串通一气,致使“合谋”出具的审计报告含有很大的水分,损害了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总之,利益相关者的会计寻租行为将导致会计信息失真,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国家宏观经济调控。会计寻租行为必然影响到会计信息数据的计算,进而影响到国家以这些会计数据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的准确性,同时也会弱化经济杠杆的应用力度。

(二)会计寻租造成租值耗散或福利损失

会计寻租的一个明显的不良后果是导致了非常不公平的财富转移,会计寻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收入和财富的再分配问题,更主要的是,会计寻租会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扭曲资源优化配置。从寻租人本身来讲,他从寻租中获得的收益远远大于其寻租所付出的成本,尽管在寻租过程中他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并且还要消耗财富。从整个社会来看,寻租行为导致社会整体损失大于利得。一般来说,会计寻租造成的租值耗散或社会成本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直接的会计寻租成本,如给会计管制机构的贿赂,进行政治游说的耗费,对准则进行各种评论的成本以及会计寻租主体进行寻租行为所花费的成本;二是因会计寻租而发生的准则修改及相应引起的准则培训,更新会计电算化软件,重组会计基础性资料等带来的间接成本;三是会计寻租引起的效率损失,如因寻租产生的会计准则或会计政策的选择,通过会计信息对资源配置发出不当信号引起的资源运用效率损失。

(三)会计寻租降低会计监管效率

会计监管制度从建立到执行,会计寻租行为一直贯穿其中。通过对会计监管制度的制定过程施加影响以取得对己有利的会计政策的寻租行为是一个重要类型。权力机构对会计信息揭示管制的开始,意味着社会资源配置链条中出现了“公共领域”,于是对“公共领域”中租金流的攫取的寻租活动便随影而至。在会计监管制度建立过程中,被监管的各利益集团为了追租、护租,会将大量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对政府的游说和疏通中去,一旦监管机构被“俘获”,不公平的监管制度便产生了。规则的不平等是最根本的不公平,规则的不公平是决定意义上的不公平。不公平的会计监管制度必然会受到避租者的抵制,他们同样会为了避免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花费大量的经济资源抵制这种监管制度的产生与实施,进而影响会计监管制度的执行效率。

(四)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产生不利的影响

会计寻租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会计信息对股票价格的影响进而影响股民“用脚投票”来选择投资机会并最终对资本市场造成影响。近年来,美国爆发的世界通信、安然、施乐以及中国爆发的银广厦、亿安科技、蓝田股份、郑百文、科龙等重大财务报告舞弊案,使得股价狂跌,投资人受到重大损害,资本市场受到重创。同时,也引发了社会公众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危机,他们对公司的经理层、董事会,对会计、审计、分析师等中介机构,对政府当局的监管,乃至对整个市场经济的诚信基础都产生了怀疑。会计寻租行为重重打击了国内、国际的资本市场,也引起了会计理论界、会计实务界与政界的极大关注。

三、我国会计寻租产生的原因

(一)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并存的“双轨制”模式导致了有租可寻

双轨制条件下租金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双轨制制度本身的缺陷,这种制度的存在改变了寻租与寻利的相对价格,从而改变了经济人的激励结构与偏好,只要该制度存在,就会产生寻租(林钟高,2001)。同时,“双轨制”的存在意味着其适用对象上存在差异,这对那些混合性质的企业集团或跨行业的企业利用会计规范的差异所形成的政策空间进行寻租提供了“先天性”的可能(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2001)。

(二)不完善的会计准则制定机制是会计寻租产生的制度基础

会计准则,顾名思义是会计工作的规范和准绳。从广义上讲,会计准则是为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它具有“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与制度的缺陷,致使会计寻租行为合法化、合理化,助长了会计寻租行为:

第一,会计准则的不完全,使“公共租”的提取合法化。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单方面的政府行为,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这样,一项准则的制定,往往使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谁取得会计准则制定权,谁就可以通过规范会计运行规则来施加有利于自己的影响,并且能够提取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公共租”。

第二,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致使会计寻租合理化。由于各企业的具体情形不一,会计准则不可能制定得很完备,只能对企业会计工作提出基本原则和规范,同时保留一定的职业判断空间。这样,对同一会计事项的处理会有多种备选的会计处理方法,使其成为会计政策选择的对象,这些给相关利益者的会计寻租行为提供了可能。

第三,会计准则、制度的不完善性导致会计寻租行为的合法化。首先,会计准则的规定常滞后于会计实践的发展和经济行为的创新,很难找到长期有效的会计操作的依据。当某些新经济现象出现,就会出现企业的会计处理无据可依的现象。其次,会计准则定义或释义可能出现不准确性,某一项会计准则的涵义可能有歧义,就必然会产生实务操作的不确定性。最后,会计准则中有些核算原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会计信息首要质量特征是可靠性还是相关性,过分的稳健很可能导致会计信息偏离实际。会计准则的缺位和缺损会导致“会计寻租”的合法化。

(三)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得对会计寻租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

产权主体虚置与内部人控制,为会计寻租提供了条件。由于上市公司基本上是国家或法人控制,中小股东不仅持股比例低而且分散,缺乏监督和约束内部人的动力和手段,容易产生内部人控制,衍生经营者道德风险甚至逆向选择。作为人的公司管理当局有可能集控制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完全控制了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为会计寻租提供条件。

(四)独立审计制度缺陷

独立审计制度的缺陷,不仅掩盖了会计寻租造成的虚假信息,同时也诱发了审计市场的寻租行为。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缺陷,使会计寻租活动滋生蔓延。我国目前的会计师事务所虽然绝大部分已经脱离了挂靠单位独立经营,但仍与挂靠单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各挂靠单位或为会计师事务所揽业务,或为了诸如争取上市额等地方利益,默许乃至纵容事务所与企业一起操纵利润等。

另外,非审计业务的展开影响了审计的独立性,“审计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会计师事务所过多介入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必然会使得双方利益联系更加紧密,从而影响到审计活动的独立性。巨大的商业利益使得会计师事务所与被审计单位合谋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审计独立性很难得到保证,使得审计寻租行为不断发生。

四、抑制会计寻租的对策

(一)加快行政机构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

寻租理论指出,寻租行为与政府在经济系统中的活动范围与区域大小有关。从我国目前条件看,还不可能对市场完全放开,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还是必要的。但是政府调控的能力越大,其成员就越容易参与权力寻租活动。因此有必要减少政府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改进准则制定者的选择与监督机制,在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找到合理的均衡点,仅履行将准则作为法规颁布并监督其执行的职能,只有在必要时才能直接参与准则的制定。

(二)完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制定完善的会计准则

1.限制制定准则中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法定会计政策和会计处理方法的可选择性是导致合法会计信息失真的重要因素,但会计政策的可选择性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应通过内部审计或一定的监督机构来制止企业钻会计政策可选择性的空子。另外,对于同一行业相类似的不同企业,其会计政策的选择范围应有所限制。

2.会计准则制定人员要有广泛性、层次多样性和专业性。我国是一个成文法国家,会计法律、法规均由国家和政府制定。会计准则的制定也无例外地由财政部负责,现行会计准则制定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源于财政部、证券监管机构、会计职业界、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他们是国内外知名的会计专家,是会计领域的资深人士。但总体来讲,其代表性不够,表现为:第一,缺乏相应数量的会计实务界人士加入;第二,没有证券市场中大股东、企业投资者和银行债权人等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准则制定组应有会计实务界人士和相关利益团体的参与,因为他们是会计准则的使用者,他们的理解会影响到会计准则的使用效果,没有他们的支持,会计准则很难发挥预期效果。

(三)强化监督机制,加大处罚力度,增加会计寻租成本

建立有效的事前监督机制和事后惩治机制,提高寻租者的行为成本。即要设计出一套严密科学的管理制度、制约规则、监督机制和防范措施,提高寻租者预期受罚概率,使其成本期望值大于收益期望值,因寻租得不偿失而放弃寻租行为。严惩非法设租、寻租,完善机构司法监督,加强立法,提高公共权力运作的透明度,提高微观主体的寻租成本和寻租风险,使其主动放弃寻租行为,从而有效降低寻租概率。

(四)建立和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是确保会计信息高质量的一个重要制度安排,内部治理机制一旦失衡,会计寻租发生的概率就会居高不下。公司治理就是一种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权利的安排,实行股权多元化、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是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关键因素,也是减少会计寻租活动发生的重要举措。

(五)提高人们的反寻租意识,建立反寻租的道德规范

遏制寻租活动的有效方法,是建立法律制度和规范的文化与道德。防范寻租活动,除了依靠健全的体制、完备的法制和有效的社会监督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约束。我国现阶段正在进行建章立制,许多问题的发生和解决并非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再好的制度也必须依赖人去执行,人的素质高低在许多情况下,往往是关键。因此有必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从道德规范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内心调节,制约其行为和活动。

【参考文献】

[1]雷光勇,姚晗.会计制度变迁和会计寻租[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77-80.

[2]雷光勇,刘金文,柳木华.经济后果、会计管制与会计寻租[J].会计研究,2001(3):50-53.

[3]林钟高.寻租理论与会计准则[J].财经研究,2001(2):28-34.

[4]阮梓坪,韩玉启.会计寻租研究探讨[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8(3):15-17.

后果范文篇8

关键词：通知义务；通知迟延；法律后果；22条的完善

1出险时的通知义务

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可以为受益人”。根据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出险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通知义务，这个规定的目的一是为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可以及时参加调查，以便确认损害范围及责任范围，为日后的理赔工作做好铺垫；二是使保险人在出险时可以及时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损失的扩大。

从保险的一般原理而言，通知义务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强的，并不属于法律强制性条款，即使出险时通知迟延也远达不到足以使保险人免责的程度。然而，在现实的保险合同中关于出险时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格式条款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这与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通知迟延法律后果做出具体规定不无关系。

2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立法缺失

现实生活中由于车主没有及时通知保险公司而遭到拒付的争议时有发生。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第1款规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保险事故发生后，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但是，现行《保险法》并没有规定，“假如被保险人没有及时报案，保险人是否应当赔付的问题。”既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现实中保险公司往往利用格式条款解决这一问题，而作为弱势一方的投保人很难有和保险人讨价还价的余地。保险公司则可凭借这一漏洞在保险合同条款中约定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通知保险人，那么由此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予赔偿。类似条款的存在使保险人能够轻易的找到理由拒赔，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可见，法律条文的缺失给了保险人在合同自由的面罩下利用自身强势“压榨”处于劣势的投保方的机会，导致合同实质上的不公平，通知义务这一条款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法律的强制性条款，投保人没有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履行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就可以拒赔显然是不合理的。法律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3明确规定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保险法》对通知迟延做出明确规定，有利于规制保险人单方面制订的免责条款。“现行《保险法》没有对出险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造成的后果是给予保险人过多的主动权，不利于相对方权益的保护，现代社会中，作为强势的一方，保险人为了简便、效率等目的，一般将投保单及正式保单等保险合同单据进行格式化，即由保险人事先将合同条款订好，另一方当事人只要‘接受或拒绝’两种选择。”如果我国《保险法》已经明确规定通知迟延的法律后果那么就不会给保险人以此制订免责条款的可乘之机，达到减少纠纷发生、维护合同双方利益的目的。

其次，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则更有利于引导人们的行为，降低社会成本,对于保险法规而言，亦无例外。我国现行《保险法》增加关于通知迟延法律后果的规定，改变现存的关于该法律后果的任意性规定，将会增强法律条文的严谨性和规则的确定性，不仅可以规范保险人的行为，也可以达到督促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及时的作为，减少因此事项而发生的保险纠纷的目的。

第三，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保险法规的相关规定对于增强我国保险业竞争力十分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德国保险法的规定。《德国保险契约法》第33条原则上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负有立即通知保险人的义务，如果投保人未及时履行这一通知义务，则保险人可以拒赔，但同时规定如果保险人已通过其他方式及时获知了保险事故，就不可以主张免除赔付义务。也就是说，德国保险法规定投保人违反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可以拒绝赔付。与此同时《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条第3款对保险人因此情形而拒赔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即以投保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为拒赔理由的，则必须满足的前提条件是投保人不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失而违反了通知义务。即使是因为重大过失违反了通知义务，如果不影响保险事故和保险人责任范围的认定，保险人也有赔付的义务。可见，按照德国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因为一般过失而违反了及时通知的义务，保险公司不能拒绝赔付。因重大过失未及时向保险公司履行通知义务，除非没有及时报案影响了保险公司认定责任或责任范围，否则保险公司亦应当赔付。

《韩国商法典》第657条第1款关于这一问题的规定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知道事故发生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保险人。如果因为没有履行及时通知义务而使损害增加时，则保险人不承担因此而增加的损害的赔付责任。

再来了解一下我国澳门地区有关投保人通知义务的规定。“《澳门商法典》第983条第4款规定：“如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不履行将保险事故或事件做出通知之义务，保险人有权按所受之损害减少应作之给付，但彼等证明保险人于第1款及第二款所规定之期限内以其他方式知悉保险事故和事件者除外”。

认真分析和解读以上国家和地区关于保险事故通知义务的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当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保险法都没有直接规定保险人可以免除赔付义务，而是把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害分成了两个部分即原始损害和增加损害。对于原始损害部分，即使被保险人违背了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一般也应当赔付；对于增加损害的部分，如果是由于被保险人未及时履行通知义务而造成损害增加的部分，保险人则可以免除赔付责任。

通过以上分析以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规定，本文认为应当完善我国《保险法》关于通知义务的规定，可以在第2条增加一款规定：“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未及时履行事故通知义务而造成增加的损害，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马原,保险法条文精辟[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

后果范文篇9

吴庆卫今年32岁，他从小学戏，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成为江苏省京剧院的一名演员。吴庆卫因怀疑其妻与张某有不正当关系，非常苦闷，遂找到朋友徐荣盛，请他帮忙“教训教训”张某。徐荣盛提出：“找人帮忙可以，但要花点钱。”吴庆卫拿出2000元给徐，两人经过一阵商量，决定找几个人，用点燃的汽油瓶扔进张家院子，以示恐吓。此后，徐荣盛又找来朋友王忠、张春盛商量扔汽油瓶一事，谋划好以后，他们准备了两个装满汽油的啤酒瓶，2002年8月4日凌晨2时许，他们来到劲顺花园的张某住处外，由王忠、张春盛动手，将汽油瓶点燃并扔进院内，受到惊吓的张某家人忙起来救火，但张家的遮阳篷和纱窗仍被烧毁。在昨天的庭审中，法庭查明了吴庆卫策划放火的事实。

主持人：我注意到在这起案件中，吴庆卫、徐荣盛等人扔汽油瓶恐吓他人，只是烧坏了遮阳篷和纱窗，并没有什么大的财物及人身伤害，为什么要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呢？

曹白瑞：放火是一种严重的犯罪，不仅烧毁公私财物，而且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社会危害性很大，所以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放火行为，有造成公私财物被焚毁的危险，即使没有造成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也构成放火罪。放火但没有造成财产损失、没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只是在量刑时作为一个情节，与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有所区别，并不能影响到放火罪的构成。

主持人：吴庆卫等人扔了点燃的汽油瓶，致使张家的遮阳篷和纱窗被烧毁，为什么不以故意毁坏财物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呢？

曹白瑞：行为人实施放火的同时，一般都会造成公私财物的毁坏，区分放火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关键在于放火的行为是否危及到公共安全。放火行为危及到公共安全的，是放火罪；如果行为人只是为毁坏财物而采用了放火焚烧的方法，但是并没有危及到公共安全的，应当定为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吴庆卫等人在居民小区中扔点燃的汽油瓶，显然已危及到公共安全。

主持人：放火罪的特征之一是主观方面有故意，从本案看，吴庆卫等人扔汽油瓶的目的并不是要放火，其本意只是想恐吓他人，那么他们放火的犯罪故意是如何认定的呢？

曹白瑞：是的，放火罪的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你刚才所讲的“恐吓”只是吴庆卫等人的犯罪动机，从很多放火的实际案件来看，纵火者的犯罪动机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为了湮灭罪迹，有的是为了报复他人，有的是为了嫁祸于人等等，但动机不影响放火罪的成立。

犯罪故意包含“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类型，吴庆卫等人并不是想放火烧张某的房屋，主观上不是直接故意。但他们明知其纵火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就具备了间接故意的意志因素，一个重要的判断就是其完成了扔汽油瓶的行为，造成了公私财物被焚毁的危险。再举个例子说，甲为打一野兔，置可能误中正在附近采摘果实的乙不顾，开枪击中乙致其死亡，甲对乙死亡结果的发生，就是持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后果范文篇10

保险合同的无效是指因法定原因或约定原因使业已成立的保险合同在法律上全部或部分不产生法律效力。由于实践中保险合同无效大多是以全部自始无效的形式出现，本文所探讨的无效保险合同仅指因为法定的原因导致保险合同自始、全部、确定地无效。

根据《保险法》、《合同法》及《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下列保险合同无效：

1．保险合同的主体不合格的；

2．投保人对保险标的无保险利益的；

3．死亡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的；

4．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并损害国家利益的；

5．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

6．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7．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

8．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还有一些情形，如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父母为子女投保死亡保险超限额的，超过的部分无效等，只是某个条款无效，而不是保险合同全部无效，故不在本文探讨的范围之内。

无效保险合同不会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然而，作为一项法律事实，无效合同还是会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对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2009年对《保险法》的最新修改也没有涉及。根据法理，《保险法》与《合同法》之间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当《保险法》无特别规定时，应适用《合同法)之规定。因此，对无效保险合同应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时的处理方法。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到无效的保险合同，对该条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的损失包括哪些损失存在很大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是否包括在损失之内，以及保费如何处理等问题。对保险合同无效引起的诉讼，各地法院的判决也常常大相径庭，这严重的损害了司法的公平与公正，也不利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本文拟对实务中常见的做法加以评析，从中寻求出正确的处理方式，以期对司法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无效保险合同的处理方式及评析

(一)合同无效没有发生保险事故时此种情况一般是根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由保险人退回所收取的保险费，但这种做法可能会让投保人钻空子，对保险人不利。投保人可以订立无效的保险合同或在发现合同无效后不声张，等到合同快到期时主张合同无效，拿回保险费。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根据有些法院的判决，却可以获得一定的保险赔偿。尽管目前由于投保人法律知识的普遍欠缺，合同无效大都是在发生保险事故要求赔偿时才被提出来，但如果类似的判决多了，就会纵容投保人订立无效的保险合同，或对合同是否有效持无所谓的态度。

从法律的角度看，不管谁的过错导致合同无效，一律退回保费，实际上是全部由保险人承担缔约过失的损失。这也是违反《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的，对保险人也不公平。实务中，这种情况诉诸法院的比较少，因为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当事人一般不会关注合同的效力；即使提出合同无效，由于保费一般较少，保险人从自身的商誉及业务发展等方面考虑，往往愿意息事宁人，退回保费了事。也有诉诸法院的案例[2]2鸵，该案中的保险合同含有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条款，但合同未经被保险人签名并认可保险金额。因此，一审法院判决合同无效，保险公司退还全部保费，二审考虑到投保人缔约时也有过错，调解结案，保险公司退回保费的809／6。在实务中，保险公司一般采取退保的方式，退保导致的投保人的保费损失，保险公司要求该项保险的业务员补足，这种做法在表面上掩盖了很多无效保险合同被记录在案。

(二)合同无效发生了保险事故时

1．退回保费，不承担赔偿责任这种处理方式在实践中很常见，早期有学者撰文支持这种做法。但存在以下问题：

从公平的角度看，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明显不公平，对保险人很有利。由于保险合同的射幸性特征，即投保人交付保费是确定的，而保险人是否支付保险赔偿是不确定的。大多数情况下都不会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可以确定的获取保费收入，保险人如果提出合同无效就可能失去保费，少数情况下发生了保险事故时，保险人又可以主张合同无效只需退回保费，但不承担赔偿责任，即保险人可以不承担风险而通过无效的保险合同来获取大量的保费收人。

这对广大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是非常不公平的。由于保险合同基本上都是保险人在合同生效前就收取了保费，即使合同无效，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一般不会再去关注合同的效力，保险营销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不愿告知投保人相关规定，甚至纵容投保人订立无效的保险合同；而保险公司在审核保险合同时，受利益的驱动，对合同是否有效也可能持漠不关心甚至默许的态度。这是导致实务中经常出现因为代签名而导致保险合同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法律的角度看，合同无效并非只是返还财产，有过错的一方还应当赔偿对方因此受到的损失。如果合同无效而发生了保险事故时，不分哪一方的过错及过错大小，一律不赔偿对方的损失，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2．退回保费，承担赔偿责任由于以上做法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某些法院采取了判决保险人退回保费同时承担赔偿责任的做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第21条也规定：保险人违反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事故发生前，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及相应的利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外，还应当在保险金额范围内赔偿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可得利益的损失；或者在非人寿保险的保险金额范围内赔偿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

从公平角度看，按照这种处理办法，投保人完全可以签订一个无效的保险合同。在保险期间快要结束时，如果没有发生保险事故，投保人此时提出合同无效，要求退回保费，保险人只得退回保费，白白地承担风险。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既要退费又要赔偿，对保险人显失公平；而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来说，可能获得超过合同有效时的履行利益，从而变相鼓励投保人签订无效的保险合同。

从法律角度看，合同无效退回保费符合法律的规定，但还应当根据过错大小分担损失，保险人也有信赖利益的损失，如果不问过错大小，都由保险人全部承担也是错误的。

3．不退回保费，根据在缔约时过错的大小判定承担赔偿责任有些法院采取了这种处理方式，这种根据过错大小承担责任的做法考虑到了合同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值得肯定。但合同无效保险人收取保费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且保险的种类多种多样，储蓄型、投资型的保险保费很高，一律不退还也是不公平的，在保费数额比较大而赔偿数额较低时，不退回保费也是不公平的。

4．不退回保费，将保费与保险人应当承担的保险赔偿一起作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当事人按照缔约过失责任中过错的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刘锦龙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淮阴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中，E5]法院采取了这种处理方式，由于该案的代表性，下文将对该案做进一步评析。

三、无效保险合同法律后果的实证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保险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主要涉及保费如何处理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

(一)保费的处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保险公司只有根据有效的合同才有权收取保费，合同无效时，保险公司收取的保费就失去了法律基础，因此保费依法应当全部退还。

针对上文中分析的全部退回保费对保险人不公平的问题，保险人可以就失去的保费提出信赖利益的赔偿。保险合同有效时，无论是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都可以获得保费收入，这是由保险合同的射幸性决定的。但合同无效，保险人失去了保费，因此失去的保费就是保险人信赖利益的损失，但失去的保费不能是全部保费，只能是从合同成立至合同被确认无效这段期间保险人本可以收取。但由于合同无效无法收取的这部分保费才是保险人信赖利益的损失，这部分保费的大小根据保险合同是很容易计算出来的。

(二)保险合同无效时的赔偿责任首先，必须分清此处的赔偿责任是合同无效时的赔偿责任，与保险合同有效时的赔偿责任是不同的。实务中，常常把合同有效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人承担的责任也称为赔偿责任，实际上这种赔偿责任是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履行赔偿义务。而保险合同无效时的赔偿责任依据通说是缔约过失责任，赔偿的是信赖利益的损失。其次，关于保险合同无效时的信赖利益损失，笔者认为，主要包括保险人的保费损失、被保险人不能获得保险赔偿的损失和其他损失，保费损失是指保险人无法收取的保费，被保险人的损失是指被保险人根据保险合同的规定本应该可以获得的赔偿，但由于合同无效导致的不能获得赔偿的损失，其他损失主要是缔约费用等损失。

最后，与合同有效时保险人收取保费并承担保险责任不同，这些损失应当按照合同当事人在缔约时的过错大小分担。

另外要注意的是，从诉讼程序上来说，发生保险事故后，如果因为合同是否有效发生争议，被保险人起诉要求确认合同有效并赔偿损失，如果通过庭审，有可能确认合同无效，法官应当行使释名权，告知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转为追究对方的缔约过失责任。

(三)案例分析主要案情：原告刘锦龙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淮阴支公司签订了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

该合同规定：投保人为刘锦龙，被保险人为刘锦龙雇佣的汽车司机郑某，受益人为刘锦龙和郑某之妻李某。刘、郑的收益份额为各占5O；保险金额为人身意外伤害死亡赔付金50000元，意外伤害医疗费2000元；保险费为100元。原告刘锦龙在保险单的投保人栏中签了名，并在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业务员金某在场的情况下，在被保险人栏中签上了郑某的名字。后郑某在保险期问内因发生交通事故死亡。保险公司对刘锦龙的赔偿请求予以拒绝，为此刘锦龙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给付保险赔偿。

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保险法中规定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合同，该合同只有在郑某同意的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本案中的原告刘锦龙未能提供郑某同意以自己作为被保险人的证据，故该保险合同应属于无效合同。同时，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采取不作为的方式，未尽提醒义务，致使保险合同无效。

被告违反了先合同义务，损害了原告刘锦龙的信赖利益，被告对合同无效应负主要责任。原告刘锦龙未能提供郑某同意的证据而代郑某签名，对合同无效也有一定的责任。鉴于原、被告双方的缔约过错，被告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在本案中，直接损失为保险费的金额即100元，问接损失为保险合同有效可获得的保险金额。该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为50000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受益人为刘锦龙和郑某之妻李某，原告刘锦龙享有的份额为25000元，因此本案的损失数额为25i00元。法院将保险公司承担的责任认定为主要责任，份额为8O，因此被告人应当向原告赔偿损失25100元的8O，计20080元。

该案首先将由于合同无效不能获得的保险赔偿作为信赖利益的损失，平衡了合同双方的利益。刘锦龙为其雇佣的汽车司机郑某购买保险的目的是，如果郑某意外死亡，作为雇主的刘锦龙要承担责任，因而想通过保险的方式减少自己的赔偿数额，所以才愿意为他购买保险，并指定自己作为受益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