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范文10篇

后革命范文篇1

当年以摇滚乐为学生抵抗运动增添丰釆的韩国音乐家金敏基有这样的隐忧：柏林墙倒塌了，但南北韩之间自朝鲜战争以来被迫的对峙却仍然僵持着。音乐剧《地铁一号线》可以从柏林一举搬到汉城。但又有谁可以沿看地铁的延伸，跨越那道韩国的柏林墙呢？作为一个不无象徵性的解答，大陆延边的来到汉城寻找未婚夫的少女成了这位的想像的越界者。她是金敏基的创作灵感，她成了金敏基重写《地铁一号线》并重组韩国及亚洲历史和未来图象的媒介。

十年前，大陆的越界者形象还仅仅是《北京人在纽约》《上诲人在东京》之类通俗连续剧裹的空洞的欲望符号。几年之内，大陆流民作为合法非法半非法的国际越界者的形象已经悄然开始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冲击力激发着香港、日本、以及韩国导演和艺术家们的新的灵感、新的观察。这些作品，通俗也罢严肃也罢，使人面对无法回避一个事实，那就是晚期社会主义流民的全球流浪正在形成一个有潜力的新的文化主题，至少，正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产生着难以描摹但却深刻的历史文化和心理的影响。

出现在九十年代以后的被成为“全球化”的世界裹的中国流民现象，与其说是“历史资本王义”（布罗代尔语）发展到“全球化”阶段的结果，不如说是“后社会主义”，或借用德里克的定义,“后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后、（以及后改革?）--这个模糊时代的特产。如德里克指出的，说到底，“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其是资本主义的扩展变化的必然，不如说首先是社会主义世界变化的结果，至少，离开前苏联的瓦解、前南斯拉夫的离析以及中国大陆政治和经济文化政策在六四以来的急剧变革，资本全球化及前经济和军事权威的绝对化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如果从“后革命”的角度看“全球化”，那么因特定的改革政策而生的流民可以说直接体现了“全球化”在中国和亚洲这个领域特殊的方式和进程。在这个特殊过程中，“资本的全球流通”仅仅是故事的一半甚至一少半。而另一半大概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后革命”流民负载的政冶经济和文化内涵以及他们对“世界”的影响。

“劳动”(labor)抽象劳动-(abstractlabor)这类人们熟知的概念似乎难以穷尽“后革命”流民负载的政治经济内涵。他们“无”的东西不仅是财产、生产工具或知识，而且还有早期欧洲“无产阶级”或今天的Laborers仍然拥有的东西--商品化了的劳动。他们通常是欲成为“劳动力”而不得的流民，即使他们有“劳动”干皮肉生涯、修车、服务业等等，那也不尽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的、创造剩余价值和资本再生产的“抽象劳动”。他们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他们的“劳动”虽然也是商品，偶而被用来创造-下剩余价值，但多数情况下是废品或积存品，是剩余劳动或者剩余价值的反面。在这个意义上，流民的劳动是一种在本质上已经遭到资本运转的规律拒绝的劳动力。他们的劳动是下断接近商品化又不断遭到废品化的劳动，是游离往返於废品和商品之间的、不可规范化劳动。甚至他们的“消费”游离於商品之外：这“消费”毋宁是废品再用--重创废品的使用价值。他们在商品消费者与废品使用价值的再创者之间变换角色。而这种不断接近简品化又不断遭到废品化的劳动，这种游离往返于废品和商品之间的、再创使用价值的、不可规范化劳动/消费，确定了流民们在资本历史的内外今昔都具备的颠覆性潜能以及这种潜能可能发展的历史角色。他们作为妓女，剩余劳工、非法越界者的生存不仅被排斥在资本再生之外，甚至也被排斥在“劳动”这个商品范畴之外。他们是被商品化排斥的那一部份社会关系。这部份社会关系在资本面前变得无名无姓，无父无母；无才无艺，甚至无法无天。恰恰是因为被商品化排斥，他们的劳动、才能以及他们的生存本身，实际上都是对资本正常运转的威胁。

但“后革命”的流民作为文化符号所负载的政治文化含义却不仅是“资本”之外或“商品”之外而已。他们还代表了“俊革命”的历史主体以及这个主体与“他人的历史”的遭遇。“后革命”流民不同於“前革命”的或一般第三世界的流民。后者虽然也经常游离於“资本”经济之外，但却没有前者所具备的那另一种历史和另一种文化的经历。“后革命”的主体位置--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及“后”时代的主体--同时是资本史的边缘和社会主义史的残余。它可以同时容纳对资本的鄙视和对社会主义的嘲讽。它不仅对批判和体认社会主义的过去提供了辩证性的视点，同时也为生长与资本史内部的人们提供了想像“他者”、想像另一种历史的空间。当“后革命”的流民们从社会主义的残余地带、从资本史之外跨越韩国的柏林墙、跨越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界限时，他们的文化冲击力也许超出了所谓的第三世界“经济难民”的冲击力。他们负载的那一段对资本史来说完全陌生的历史，正在以残片的形式给“全球化”的现实带来不同的解释乃至文化可能性。

新都市想像：后革命流民与资本主义孤儿

岩井俊二的影片《燕尾蝶》也许是关於后革命流民最浪漫、最好莱坞化、也最有启示的想像之一。元都的想像一方面就像是“资本全球化”说的MTV式的视觉再现：镜头经过灯光的柔化，讲述的是“上海人”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流民们因了日元的升值而涌入日本这个亚洲资本中心的寓言故事。在影片中，作为晚期社会主义大陆人缩影的上海人和其他第三世界流民--东欧和中东以及非洲劳工一样，无身无份，在各色各样的“服务业”中摸爬滚打，沦为妓女、修车业、小偷乃至黑社会。尽管在现实中，第三世界的流民大约是日本最不受欢迎者之一，但在影片中，正在“全球化”的资本/日元把日本这样一个种族单一的国家变成了亚洲的世界中心：各类人种、各种语言的流民，以及这些人种社群语言文化音乐的交流带来了门都这座城巾的“国际化”。但另一方面，《燕尾蝶》MTV式的讲述又溢出了“资本全球化”的想像框架之外。这类，作为晚期社会主义大陆人缩影的上海人，虽然在异国他乡的国际资本中心变得命若悬丝，有家难回，但他们仍然没有变成“资本主义”的主体，而他们所创造的也不是资本的历史和未来，而是非资本的历史和未来。正是这种非资本主义的创造力，使得《燕尾蝶》成为一个值得诠释的、不同寻常的寓言。这里，资本的集中和“后革命”流民的集中下仅是元都历史的双重起源，而且造就了这座城市的不同历史。

这裏，后革命流民和资本的关系是反讽性的乃至冲突的。这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他们因为不是劳动力而成了资本本身的挑战者。因为资本的排斥对象，他们也不遵守资本的游戏规则，甚至以另一种方式介入和搅乱资本的游戏。他们消费废品。他们卷入黑社会。他们干种种大小违法乱纪的事情。他们利用自动售货机拷贝复制伪钞，险些造成金融世界资本循环的危机大乱--用机器复制伪钞的机械的钱生钱的过程既是对资本运作的真实表述，又是对资本再生产程序的打击破坏。他们又毁灭“真钞”，把大捆真钞票投到为流民死者点燃的祭火裏。流民们就是以这种方式嘲弄和揭示着资本的价值。其二，他们为门都带来了不同的历史、过去和文化。如果说在马克思笔下的无产阶级对过去和历史--封建主义也罢前现代社会也罢--已经没有了选择，那么后革命的流民不同，他们保有着对一个与资本主义不同的过去和记忆的选择，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记忆有着选择的权利，而这些记忆转而成为他们定义现实的工具。比如她们以流民的身份发明和改写了一般的葬礼：几个流民妇女利用在警察局认尸的机会、用几束鲜花，一碗米饭和几支香烟(代替香炉)为一个来历不明的死者举行她们自己发明的吊丧仪。他们参与黑社会的经济暗杀和激进团体的政治暗杀。她们组织各国流民的大聚会，成为底层国际文化交流的组织者：非洲的舞蹈、阿拉伯的歌舞、以及中国歌曲。她们织补串联着流民们那在资本及其附属的警察制度国家机器面前变得扑溯迷离、支离破碎的历史、文化和记忆，使它们变得可追可寻。

如果以后革命流民为影片寓言的起点，那么他们同晚期资本王义世界的“孤儿”的相遇，就是寓言意义的核心了。同“俊革命”的流民相比，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裏的人们乃是孤儿，丧失了对於家园、母亲、社群的记忆。影片中那无名无姓、其母亲也无名无姓、没有国籍和种族的孤女阿基哈就是一例。有意思的是，在影片中，阿基哈是在同“后革命”流民及其文化的接触中由孤儿变成非孤儿的，也就是说，“后革命”的流民乃是资奉主义世界孤儿的记忆保存者和意义赋子者。阿基哈作为无名死者遗下的无名无姓的孤女，本已难逃被卖为妓的命运，却因了上海妓女古栗蔻的一念不忍，成了后者的手足之亲。古栗蔻不仅保护孤女使她免於沦为童妓，而且给了孤女起了名字“可基哈”，即燕尾蝶。在影片裹，燕尾蝶是古栗蔻创造的特殊的语言符号：作为一名妓女，她纹在胸前的燕尾蝶是对“无名无姓”、暴尸野外的下层妓女命运的反抗，是对她保有自己身体意义的阐释权的印记，也是她对自己当年暴死街头、无人收尸的大哥的流民命运的反抗。当后革命流民古栗蔻收留了孤女阿基哈并赋予她名字时，她无形中成了一个文化施动者，她不仅要给赋予自己的身体以符号和意义，同时也把姓名、身份、语言、符号、意义和叙事带给资本主义孤儿阿基哈。在这个意义上，后革命的流民是资本主义孤儿们不复存在的意义世界的缔造者：她(他)们为素不相识的不明死者送葬，她们收留并赋予素不相识的孤女以姓名，他们保留延续着那些非资本反资本的文化：他们是非主流的传统医术、民间艺术(纹身)乃至非资本主义时期通俗音乐的载体，她们是007式的高科技冷战间谍技术的反用；他们更是个人命运也许还有世界术来的神秘卜算者。在这个意义上，后革命的流民虽然没有商品价值，但却有历史新起点的价值。

随着寓言的延续，后革命流民与晚期资本主义孤儿的历史和故事逐渐交织在一起，燕尾蝶也成下阿基哈自己的纹饰，它使她获得了本以忘却的关於自己亲生母亲／妓女的回忆，以及在她童年经历中发生的美丽而遭遇残酷的燕尾蝶故事。获得了回忆和历史的阿基哈的故事反过来，另一个角度补充着无名的母亲/妓女的命运、以及古栗蔻胸前纹饰的意义。她们逐渐成为彼此历史的保存者、见证、和诠释人。无名无姓、没有国籍和种族的孤女不仅从美国黑人那裏学会拳击，从杨基那裹学会做假钞，从贫民窟的犹太人医生那裏找回了关於母亲，也是自己起源的记忆，而且，她还像了解自己历史一样地了解古栗苊和她哥哥们不为人知的家史或上海流民史，从“上海帮”那里学了中文，获得了关於“上海”--流民们的故乡的描述和话语。后革命流民与晚期资本主义孤儿的记忆彼此交织，互相补充，互相实现，互相弥补着对方的残缺不全，赋予对方的记忆和历史以新的形式和内容。他们是互为的主体，体现着一种复活了的、流浪在资本世界符号之外的人文关系。按照我一厢情愿的读解，如果孤女阿基哈是现在和未来日本精神孤儿的象徵，那么她作为一个流民的遗孤，作为上海人和一切非资本主义流民们在精神和文化上的女儿和亲属，将代表着那个无形地流浪着的、“非资本的日本”在“资本的日本”外的元都获得延续和再生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后革命流民与资本主义的孤儿的相遇，确实代表新的日本世界都市的想像的活力，甚至代表非资本的日本的希望，尽管这是难以浮现在现实层面的好莱坞式的梦想。

后革命的流民带来了影片的关于“非资本的日本”的空间想像：这裹，后革命的流民第一次成了新的国际都市(当然是想你的都市)的空间规定者。如果说《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都市想像充满了资本主义的等级空间--从毛衣车间到华尔街的西装领带无一不是“资本”的空间，那么《燕尾蝶》的空间却是“流民”的、废品的空间。影片一开始，无名女尸把我们带到一个同样无名、无法无天的空间裹。但随着影片的深入，流民的行为迅速开始对都市空间做着一次次的重新规定。除了流民妇女们变警察局为葬礼这样明显的例子外，影片还展示了以废料堆砌起来的修车站，它硬是改变了“路”的意义。古栗蔻在元都举办的流民露天舞会使元都成了整齐而理性化的日本都市的“他者”：作为一个空间，它是各种文化碎片和社群的重构。元都那个神秘阴暗的，长长的通道裹亢斥着无数怪异景象的移民跳蚤市场，如果在好莱坞影片中，一定和疯征、嗜毒、乃至赌、肮脏的黑市交易紧紧连在一起。《印第安那琼斯》、《猎鹿人》等影片中，美国英雄们往往需要穿越这样一条疯狂的、地狱一样阴暗的通道和裏面如醉如痴嗜毒的人们来挽救明友於堕落和险境。在《燕尾蝶》裹，救度阿基哈於的一幕也和这样一个空间有关。不过救渎者不是美国英雄而是黑社会的头领、上海人杨基，不是通过离开这个空间而是通过进入这个空间，找到这个空间裹那名神神怪怪的医生，而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移民跳蚤市场至少作为一个银幕空间变更了意义：它与其是东方主义眼中的地狱，不如说是其另类。如果说东京是“资本的日本”的象徵--燕尾蝶的广告牌高高升起在东京的天空，又被重重摔落在地，燕尾蝶作为流民和孤儿们给自己的命名，注定不会生长在东京的空间裏--那么元都可以说蕴含了一个“非资本的日本”的都市意像，甚至蕴含了一个“非资本”的“非日本”的都市意像。“后革命”流民流离失所，资本主义孤儿失去家园，但是他们却再创了元都，使门都成为自己的空间，自己的都市，在元都书写并重写自己的和他人的历史。回到本文开篇谈到的主题，这种“非资本”的“非日本”空间想像，离开“后革命”的时代所规定的全球化，本身恐怕就是难以想像的。

贱民记忆：大于“社会主义”

从一个与岩井俊二完全不同的语境和角度，韩国音乐家金敏基的摇滚音乐剧《地铁-号线》以-种完全不同的但更为明确的方式，接触到俊革命时代的越界者同后殖民时代的东亚现代性迎头遭遇的主题，这里，来自大陆延边的后革命的越界者“仙女”在汉城的出现，虽然没有直接代表北韩人的越界，但仍然把韩国二战以来被切断被分割的历史经历，包括后殖民经历和冷战经历，再度提到了全球化的当下，赋于重新审视的机会。

柏林墙倒塌的背景上，由金敏基般到亚洲的《地墩一号线》表现的是中国大陆人“仙女”以一个乡下人、边缘社群的女性身份跨越中国与韩国（暗含北韩与南韩），农村与都市，后革命时代与资本主义时代的三重时空边界的故事。根据情节，她来到次资本主义加后殖民的亚洲大都市汉城，寻找自己的迟迟不归的未婚夫、即腹中孩子父亲。作为大陆延边的普通女性，仙女这一越界寻找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后革命”的隐喻，一个丢失家园的主题：远走他乡千里寻夫的轨迹本身就是原有的“社群”和“家园”不再完整、不复稳定的结果。事实证明，她漂流到更现代或更后现代的汉城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后革命流浪过程的开始。她在汉城这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寻找亲人的经历毋宁是一个在资本主义化都市的冲击下失落亲人的经历：地铁裏四处流奔的、陌生的人流，颓废的青年，堕落虚伪的教授和空虚的保险公司女职员，乞丐，以及无数认不清面孔的过客不断延宕着她的寻找，增大着她与未婚夫之间的距离。这里的速度、话语、话语的话语部分解和模糊着她的目的。直到剧的末尾，她停止寻找的时候，她也仍然没有找到未婚夫。她的寻找停止在一个认知上，即她曾经拥有的未婚夫，孩子的父亲，自我和爱情都不过是过去，属于一个已经丢失的历史。越界，在这个意义上，宣布了大陆乡下女仙女在其中曾经渡过前半生的那段历史的结束。她已经成了自己故乡和历史的“他人”。

但是，“后革命”的历史寓言正是起於这个仙女在上路之时就已经知道的“结束”。根据这个寓言，由於她曾经拥有的别样的过去，她的到来承载着、同时也唤起着汉城这个韩国都市本来已经埋藏的另一种记忆，即非资本主义的记忆、人性、社群、以及新的文化联系。她对588独立大街的辨认唤起的是同一个空间的两种历史：一个是588大街作为著名妓女街红灯区的明确无误、历历在目的东亚资本主义的历史，另一个是588大街作为当年反抗殖民者的“独立大队”战斗过的场地，写在另一本想像的边缘化的少有人记起的韩国史裏。用导演金敏基的话说，他在仙女身上投入了自己的“怀旧”。这裏：金敏基所“怀”的是在朝鲜战争之前，甚至在日踞时代之前，韩国尚未被分隔成两半，尚未如此深入地卷在先是日本，后是美国全球资本主义阵营的军事控制下之前的“旧”。在这个由“仙女”唤起的旧历史中，有曾经轰动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和亚洲舆论界的安重根刺杀依藤伯文事件，有朝鲜半岛同中国东北大地的同命相连的沦陷，也有和中国八年抗战息息相关，最终克胜的朝鲜独立运动。这份历史直到世界霸权强行挑起的朝鲜战争才被斩断，那以后的四十年里，北韩和南韩成为冷战对峙阵营的焦点：北韩和中国大陆一样在冷战阴影中走向社会主义的集权制度，而南韩被迫沦为美军基地和东亚资本主义的发展基地，南韩的历史从此就没有脱离过美国全球政策的阴影。在怀旧的意义上，“仙女”给资本主义世界的人众带来了与其说是“他者”的眼睛，不如说是他们非资本主义的“自我”历史空间。“仙女”之所以成为作者想像的自我主体，不是由于她处在於资本主义的现实之外的外来者位置，而是由於她像一个韩国历史曾经拥有、复又失落的活的过去那样进入汉城，由她的到来而复活的历史记忆和历史可能性搅动了这裹的空气，她携带和唤起的这份记忆和历史与后现代的东亚资本主义“现在”发生在韩国历史上没法再现的撞击。

如同《燕尾蝶》中的上海帮一样，《地铁一号线》中的仙女让我们看到的是俊革命越界者作为亚洲“非资本主义”历史记忆的保存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意义上，中国大陆不仅足埋藏着关於“”、“”、“六四”等可怖历史的记载处，也是贮存着“非资本主义”在亚洲的记忆库，如独立运动，如学生运动，女性解放运动以及它们在殖民和后殖民历史中的经历。在“后革命”时代，人们能够从这记忆库中翻捡出来的“非资个主义”的历史记忆大於、丰富於对“社会主义”本身的记忆。也许这大於社会主义的“非资本主义”的记忆就是为什么中国延边乡下姑娘仙女会被选来作为行动者，贯穿音，成为理想而健康的人性的凝聚的原因。

很明显的，不论是作为汉城人想像的失落的“自我”，还是作为被“后革命”大陆抛出社会的“他人”，仙女都还是一种人文价值的载体。她的独立自主，她为掌握自己命运的而开始的生动的越界、她的理性和富於同情心不仅是后革命的大陆曾经可能拥有，但一直受到歪曲压抑的人性价值残余，同时也意味看一个韩国历史上曾经可能拥有，但后来失落在东亚资本主义中的人性载体。当她作为一个在社会主义或晚期社会主义大陆被压抑被背弃的人文价值载体越界来到汉城时，她所揭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文丧尽，而且更是资本土义社会的人性扭曲。汉城的地铁车厢上满目是随着工业机械生活的速度变得僵死冷漠的上班族人群。人与人的交流被压缩到最小，一排报纸，一排膝盖，一排帽子，个性泯灭。而仙女，如同她的名字听暗示的，成为这种场景中的不协调音。她赋予粘贴在车厢裹的各种扁平假象符号以真实意义和震撼力：她力图扶起在车上站不稳的人，倾听他们的无谓故事、怜悯他们的疯狂呓语，在满车的行尸走肉当中，仙女是唯一一个有知觉、有内在的主体。她的到来揭示的不仅是社会主义、也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性匮乏。她的越界意味深长，不仅证实了“社会主义好”神话的破灭，同时也目睹了“资本主义奸”神话在人文价值意义上的消亡。

后革命范文篇2

一、戏谑式的革命激情主义音乐符码

后革命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反”革命精神的大面积萌发，“作家韩少功也曾说过，‘’是他的一次思想解放，因为只有到了‘’，他才明白秩序原来是可以被打破的，权威是不必害怕的”。（1）这无疑是“”留给后革命时代的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了“后革命”对“革命”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想引擎，而这一具有启蒙意义的颠覆之思在姜氏电影中透过激情澎湃的革命音乐符码铿锵而戏谑地传递出来。

《阳光灿烂的日子》（以下称《阳光》）中，“”时期澎湃泛滥的革命英雄主义激情成了马小军那个时代正在成长中的孩子们的心灵底色。在《国际歌》雄壮的音乐声中，他义无反顾地跟着好哥们儿冲锋陷阵打群架，丝毫不顾对方的苦苦哀求，拿起板砖狠狠砸去，得手之后，马小军们更是踏着《国际歌》昂扬的旋律志得意满地凯旋而归。他们用自己侠肝义胆的暴力行径乐此不疲地诠释着革命英雄的神话，而此时的《国际歌》则没有了原曲庄重严肃的音乐语场，抽空了宏大的音乐内涵，变成了一群混世孩童的战歌，充满了戏谑反讽的荒诞之音。饱含革命激情主义的音乐符码与盲目的混世友情的错位搭配制造了一种颇具陌生化意味的颠覆效果，姜文在这里无疑为观众对于那个革命激情泛滥肆意的年代提供了一个带有黑色幽默意味的观审视角。与第一次群架相比，第二次打群架场面更为宏大，但这场颇费苦心安排的“战争”却最终握手言和、偃旗息鼓。在苏联革命歌曲喀秋莎那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宏大乐音的陪衬下，革命少年在宽敞明亮的莫斯科餐厅极其真诚地欢聚一堂，共叙他们的革命友谊。被打群架的少年抛向空中热情拥戴的“威震北京的小坏蛋”与背景中万丈光芒簇拥下的画像相互映衬，形成了特殊的反讽效果，在对革命领袖的戏仿过程中，姜文完成了对混世少年以及时代荒诞性的有力嘲笑。而将美好的音乐与正义的战争相融合的革命歌曲喀秋莎，则在这场荒诞叙事中扮演了一个“他者”的角色，成了被消解的对象，歌曲中所要表达的战争的正义与爱情的美好，在荒诞叙事的过程中烟消云散，随着画外音所提示的“小坏蛋”“不久就被两个十五六岁想取代他的孩子扎死了”而悄然隐退。

《太阳照常升起》（以下称《太阳》）同样延续了《阳光》中的这类革命激情主义音乐符码来营造“姜氏”荒诞效果。男女情欲是《太阳》的一个聚焦点，影片中的“抓流氓”事件成为本片革命时代情欲变奏的重要片段。学校操场放映电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故事发生的重要线索，在欢快活泼的音乐声中，女战士与炊事班长共同上演了一段革命根据地军民鱼水情的革命浪漫主义故事，尽管这一片段在整幕芭蕾舞剧中只是昙花一现，但却满足了那个思想禁锢时代人们的窥视欲望，于是，在革命音乐审美符号的衬托下，一幕群情激愤抓流氓的闹剧在暗夜中上演。被误认为抓了女人屁股的梁老师在众多“手电筒”的追逐下伴随着《红色娘子军》激越欢快的鼓点落荒而逃，芭蕾舞剧中男女战士相互戏逗的情节被转换为画面之外群起抓流氓的荒诞场景，红色经典所蕴含的对于革命政治的宏大叙事在这里被轻而易举地解构了，在姜文大胆的音乐调侃中，那个禁欲时代人们情与性上的饥渴昭然若揭，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对时代的反思成为电影的一个重要主题。当狼狈的梁老师拖着在逃跑中受伤的腿行走在校园里时，校革委会主任嘹亮的歌声又在他耳边响起，“我爱，我爱万泉河的清泉水，红军曾用河水煮野果，我爱万泉河的千重浪……啊，五指山，啊，万泉河，红色的江山我们保卫，红军的钢枪永在手中握”。歌声在梁老师和唐老师走进革委会主任办公室之后斗志昂扬地戛然而止。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氛围扑面而来，然而，这对于海外归国的华侨梁老师来说真是太“陌生”了，他面对革委会主任的一脸茫然表现了他与这个时代的深重隔阂。昂扬坚定的革命歌曲与茫然无措的梁老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制造了一个话语上的错位，让我们透过时代帷幕的一角窥见了它的荒诞本色。姜文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导演，从《阳光》到《太阳》，这个艺术片的高手又开始与冯小刚等抢占商业片的高地，于是，《让子弹飞》（以下称《子弹》）就这样横空出世了。

然而，实在说来，姜文是绝不甘心就此陷入商业片的浮华之中的，正如片中张麻子所说“站着把钱挣了”，在这部充斥着暴力美学的后现代影片中，戏谑式的革命激情主义音乐符码一以贯之地呈现出来。影片的后半部分，在《波基上校进行曲》的陪衬下，从地平线下大步走来的张麻子、师爷、黄四郎携手登台，向鹅城百姓剿匪大计，背景上巨大的铁血十八星旗既暗合了时代语境，又烘托着剿匪的氛围。然而，还有另一重颇具诙谐色彩的复调如影随形地伴随着革命叙事而展开，黄四郎拿着巨大的扩音喇叭，首先宣称鹅城前五十一任县长都是“王八蛋、禽兽、畜生、寄生虫”，继而话锋一转，“但是，这位马邦德县长，他不是王八蛋，不是禽兽，不是畜生，也不是寄生虫，他今天，亲自带队，出兵剿匪。他是我们的大英雄！”当葛优饰演的师爷接过话筒，吟起酸诗“大风起兮云飞扬，安得猛士兮走四方”时，黄四郎尴尬怪异的表情对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解构效果。前后矛盾的英雄宣言，传世诗句的刻意铺陈，这些都与背景音乐《波基上校进行曲》中活泼而诙谐的哨音产生了互文效果，强化了乐曲的小调色彩，淡化了乐曲在原始语境中的革命基调，暗合了影片结尾处的革命虚无主义情境，使剿匪誓师看起来更像是一出闹剧。包括对经典抗战电影带有深刻解构和颠覆意义的《鬼子来了》，日本海军军歌《军舰进行曲》贯穿影片始终，在中日军民把酒言欢的夜晚，在大屠杀的进行过程中，这首歌曲都以亢奋而规正的节奏行进着。以往瑰丽绚烂的民间抗战神话在“农夫与蛇”式的经典寓言面前，在《军舰进行曲》毫无悲悯之情的嘹亮曲调中被轻而易举地颠覆了。还有《远飞的大雁》、《美丽的鲜花在开放》、《革命风雷激荡》等十多首出现在《阳光》和《太阳》中的“”时期流行歌曲，他们的存在不仅仅是单调地为故事涂抹时代的底色，在姜氏电影中，他们更多地扮演着与当下性相悖谬的他者的音乐角色，在错位和差异中，引发一种荒诞戏谑的艺术效果，从而达到消解和颠覆宏大叙事的目的。

二、去宏大化的人本主义音乐情怀

后革命时代迥异于革命时代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人本主义情怀的复归。说过，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在这种革命哲学的影响下“，文学领域的革命叙事总是在阶级斗争的框架中理解和阐释革命”，（2）革命者大多因过分“纯化”而缺少了常人所应有的人情，人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革命的宏大叙事面前被遮蔽。后革命时代的革命书写则迥异于此。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开辟了后革命时代人性化书写的疆土，人在革命境遇中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就此被不断挖掘出来，而姜氏电影则正是这一艺术思潮的推动者。《阳光》的脱颖而出正在于他“没有给我们塑造属于‘’这一特定时代所特有的标志性人物——‘革命’者和‘被革命’者”，（3）而是聚焦于主流话语之外的非主流，表现了在政治高压笼罩的时代，人性解放的意识在青年人心中正破土而出无法阻挡。在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歌剧《乡村骑士》幕间曲悠扬曲调的伴随下，马小军在一张女孩子的照片前伫立良久，面对照片中身材丰满、笑容灿烂的米兰无法自制；他像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终日游荡在这栋楼的周围”，“焦躁不安地守候着”米兰的出现。在《乡村骑士》幕间曲的陪衬下，一辆单车载着马小军和米兰穿梭在洒满阳光的林间大道，这段乐曲几乎无时不在地出现在男女主人公相遇的任何场景中，它细腻而温柔地烘托着米兰在马小军心目中女神般高贵的地位，在强有力地肯定着男主人公青涩恋情的同时，也与歌剧情节形成了互文关系，隐隐地预示着恋情的悲剧结局。如此美好又如此迷惘，远渡重洋的《乡村骑士》与深藏在我们这个遥远国度灵魂深处的“”情绪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一起，“永恒的人性”成为这一跨时空对话的艺术介质，隐藏于青年人心中的最本质、最真实的东西被最大化地呈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之前，从而凸显了后革命时代去宏大化的人本主义艺术情怀。

还有《鬼子来了》片尾曲所体现出来的凝重、忧郁的音乐情绪，也同样是姜氏电影去宏大化人本主义艺术情怀的音乐表征。马大三在大雨滂沱中只身潜入日本战俘营砍杀日本战俘，这种并非出于民族主义道德焦虑的个人性复仇行为自然不是民族革命战争电影的主流精神所倡导的。然而，这也是两者相区别的主要方面，电影中的“马大三们”从根本上讲也并非英雄的化身，他们没有什么真善美的人格，更多的是蝇营狗苟和彼此算计，（4）这就对传统革命影片中的“纯化”了的英雄形象进行了颠覆，由此为影片奠定了充满不确定性的后革命基调。马大三的复仇是纯粹的世俗层面的复仇，头颅落地之时的轻蔑一笑和紧随黑白画面而来的满目的血红，配合凄凉、凝重的片尾曲，共同实现了个人性复调叙事对抗战神话的消解与颠覆。在这里，喃喃低语的凄厉之音取代了宏大的基础主义的革命激情曲调，在笛子与钢琴的合奏中引领着观者的思绪一步步走向人性的深处。

《太阳》的配乐出自日本著名作曲家久石让之手，他创作的音乐抒情与雄伟并存，常常能够唤起人们对生命的爱与渴望，以至于有乐评称“他的音乐每次响起都让人有一种在空旷的草地上张开双臂闭着眼睛享受阳光的感觉”，（5）这样的创作风格一以贯之地在他为《太阳》的配乐中体现出来。影片的原声音乐由多个乐章组成，雄伟壮丽的主章节与浪漫凄美的副节浑融一体，相得益彰，久石让曾经这样评价这组电影配乐：“所有音乐都是没有语言的，是哼唱的旋律，充满了奇幻的风情；整体曲风像天山的画面一样空灵，听起来仿如洞穿心底的一缕情绪。”（6）事实确实如此，《太阳》是一部看似缺乏故事逻辑的影片，前后倒置的叙事结构使影片看起来不那么连贯。但正是这样一部具有后现代拼贴风格的后革命影片，却被久石让创作的主题音乐赋予了线性的叙事线索，或者说，音乐既是协助影片展开后现代叙事的艺术元素，又是为观者厘清故事脉络的听觉介质。《太阳》的电影音乐总体上给人一种生死无常的生命哲学意味，轮回转世般的叙事结构配合多元韵味的音乐文本，人本主义艺术情怀与姜氏电影的后革命氛围一同升腾起来。影片在疯妈的梦境中开始，伴随着清澈晶莹的女声哼唱，铺满鲜花的铁路，一双带着黄须的鱼鞋渐次出现。这首名为《黑眼睛的姑娘》的维吾尔语民歌事实上正是本片的灵魂，也正是姜文大学时代与这首歌的一次偶遇为《太阳》的诞生遥遥地埋下了伏笔。原曲欢快、奔放的曲调经过久石让的创编，变得凄美而舒缓，它出现在影片的开头，为影片铺垫了一层离奇虚幻的基调，而对于人声的采用则延续了久石让一贯的音乐创作风格，辽远悠长，带有浓郁的怀旧感，古朴与自然中诉说着生命的轮回不息。当疯妈走入那个巨大的尘封已久的仓库，面对丈夫遗物悄声啜泣时；当姜文在地平线尽头抱着未来的老婆，陶醉地说：“你的肚子像天鹅绒”，《黑眼睛的姑娘》再次以二重唱的方式出现，表现了两位女主人公不同的情感归宿，传达了疯妈难以名状的悲伤。而这首歌曲在影片中的最后一次出现则是以原生态的方式呈现的，热情洋溢、情感炙烈，为片尾雄壮有力的主题音乐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在太阳跃出地平线之时，表达了希望永不磨灭、生命终将轮回的主题寓意。

对于死亡的美化也是《太阳》中人本主义艺术情怀的另类书写，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正是以其舒缓悠长的节奏、流畅优美的旋律实现着与死亡画面的一次次叠合，诠释着姜氏电影面对死亡时的坦然与自省。当疯妈溺水，鞋和衣服随河水飘远；当南洋华侨梁老师不堪屈辱，上吊自尽，这首歌美丽的旋律都恰逢其时地萦绕左右，死亡带来的悲痛与沉重在优美的乐音中消失殆尽，在那个戕害生命的荒谬年代，也许只有死亡才是美丽灵魂真正的归宿和安息的居所，荡气回肠的生命乐思，留给观者以持久的心灵震撼。事实上，《太阳》中颇具抒情色彩的音乐片段，与雄伟壮丽的主题曲《太阳照常升起》形成了一种隐秘的互文关系，后者的存在正是对前者着力展现的疯癫叙事、死亡叙事的一种肯定与整合。浑厚有力的铜管乐与行进式的节奏共同向人们展示了姜氏电影对于死亡、疯癫的无所畏惧，就连久石让也曾在为《太阳》配乐时不解地提出，为何要用进行曲讲述人的生生死死。（7）在姜文看来，死亡是一种人生的常态，甚至是美丽而舒适的，应该勇敢而快意地面对，与此相对应，革命语境中的死亡往往是悲怆又悲壮的，被赋予了某种意识形态意味，后革命氛围对于死亡的这种极端艺术化描摹正是对前者宏大叙事姿态的消解。值得一提的是，《太阳》的主题曲在《子弹》中也得到了延续。同样的配乐、不同的语境，得到的自然是不同的音乐叙事效果。在强劲有力的进行曲的烘托下《，子弹》中蕴含的那种饱含革命力比多的暴力之美与阳刚之酷跃然而出，而影片结尾，共同出生入死的兄弟却离开了张麻子，坐上当年马县长和师爷乘坐的火车，奔向了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人生与命运的循环论色彩悄然升腾起来，使原本铿锵坚定的革命进行曲调变得暧昧而含混。从《太阳》到《子弹》，一种源于革命，又极力祛除宏大叙事的人本主义音乐情怀一以贯之地出现在姜氏作品中。

后革命范文篇3

后革命叙事既包含那些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的大历史叙事，也包含以历史事件为背景，重在表现人，特别是普通人的人生境遇的小历史叙事。大量新历史小说实际上是属于后者。这些小说虽然不重在再现重大历史事件，但却从一个侧面揭示了革命作为激进的、全方位的社会变革，给人特别是普通人带来深刻影响。只要他们的小历史发生在革命的大背景下并表达对革命的思考[5]。显而易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德里克的“后革命”的理念输入到国内学者的理论演绎，革命文化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革命历史叙事则与一些“新经济体”达成共谋，赋予新的意义和面孔，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这就意味着后革命时代的中国进入到以消费为主导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高度商品化、社会生活的高度娱乐化、社会思想高度平面化是当下的流行特征。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传统革命历史无法改变被消费、想象、改写的命运，近年来，革命的资源与回忆以被改编的方式搬上荧幕，就是在消费主义笼罩下孕育出的“后革命之花”。“由于文化越来越听从市场逻辑的支配，而不听从先验理论逻辑的支配，主流文化在失去对文化市场的掌握权的同时，也在失去对历史叙事的特殊解释权。”[6]

所以，“一元化”单一的革命叙事在商业消费的精灵魅影下已变成明日黄花，在“后革命”时代被扬弃或转换，而“革命”在不断地解构中出现新的阐释可能。近几年来，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国产大片的相继公映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后革命”时代的电影叙事革命，如《云水谣》、《集结号》、《风声》、《建国大业》、《十月围城》等，为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叙述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与传统革命历史影片不同，《十月围城》主要关注的并非历史本体，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下对历史文本的重构——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历史叙述，影片重在刻画那些革命“大历史”中常被人忽视、遗忘的“小人物”，呈现他们乱世中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命运，探讨他们的情感和内心世界。影片以传奇的叙述方式和袪魅化的影像表达，突出了戏剧化效果，重构了“后革命”时代的革命历史的面相。《十月围城》的历史叙述牵涉了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既美化了意识形态，也为我们重新揭开、认识“历史”的面纱，继而加大了我们探讨后革命时代历史叙事的文化现象和细味美学政治的想象空间。

国家话语与民间形态的双重叙事《十月围城》延续了传统革命历史叙事中惯用的观念，但与其他历史题材电影不同的是，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到普通大众无不叫好。政府看到了爱国，知识精英看到了民主，大众看到了娱乐。正是在对历史的处理和表述中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耦合，影片采取真实人物与虚构情节相交融的表现手法，立意突出，几乎与正史吻合。“《十月围城》让数以万计的民众为革命大义慷慨赴死，表面看来是对个体生命的无视，而其实是召唤出了民族意义上的国民。”[7]在影像镜头下面把民族历史的认同感、国家意识和牺牲精神加以渲染，巧妙地完成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表述。在复线叙事中，影片讲述了一批革命志士为保护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安全，与清政府之间展开一场殊死较量的悲壮故事。“护卫者和暗杀”的符号下，观众已意识到了这部影片主要关注的并非历史本体，而是主流意识形态扩张下的历史文本重构，亦是一种个人化和民间化的历史叙述。然而，正如影片监制陈可辛所言：“我们真的不是在拍一部革命片！”《十月围城》虽然刻意凸显了民族革命的正当性，以求被主流意识形态接纳，但导演陈德森也一再强调，他不关心什么革命、政治，只关心从平民的视角重新叙述历史。[8]也就是说，个人价值在社会历史价值坐标系中的体现，着重突出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即使是小人物也要刻意挖掘其对于历史进程所起到的促进作用。影片最打动人心的并非革命大义的慷慨激昂，而是在“民间”立场和恣态下重塑掩埋在历史阴影下的小人物的传奇故事。“能够比较真实地表达出民间社会生活的面目和下层人民的情绪世界。”[9]《十月围城》正是以“民间”的视角介入革命历史叙述，使影片放弃了同类题材惯用的宏大叙事模式，重点在于发掘正史上无一记载，多流传于历史边缘的某些不确定因素；以历史小叙事的视角来讲述近现代革命故事，表达普通人对革命的想“象”。

影片打破传统革命“大历史”的叙事视角，采用了民间视角下的“小历史”。整部影片前半部分都是在讲述普通人的“小历史”，而在影片后半部分，当市井小民一一死去，银幕上都会打出其姓名、生卒年月与籍贯。尽管这些人物纯属虚构，但导演化虚为实、重构历史的目的已经昭然若揭。在这里，影片借助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现了另一种朴素的、平民的历史言说，向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宏大叙述发起了挑战。处于故事舞台中心的并非被护卫者孙中山和各省的革命力量，而是那些慷慨赴死的义士各自鲜活感人的“小历史”。比如满心激荡着民族国家大义的革命知识分子陈少白和青春年少向往革命的少爷李重光父子，还有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的“小人物”。在叙事技巧和故事情节的弥合下，通过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与大事件的风云变幻叠加，深刻地演绎人情、人性和文化的冲突。这种手法化解了历史的沉重感，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和巧合性，突出了作品的戏剧化效果，而其世俗化、平民化的叙事，也使读者始终牵挂小人物的命运，容易产生认知和情感的双重同构效应。影片彰显了与《建国大业》、《风声》等不同的风貌及意义，革命的大历史与小人物的个人史并不矛盾，而是互为前提、互为合法性，使得宏大的历史题材和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家庭革命伦理的叙事隐喻在上述国家革命话语的大叙事重心之外，另一个主题就是革命、政治被延宕，置换成伦理、家庭、革命的叙事镜像。与过去对革命的表述只注重社会历史维度的合理性、革命理想主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构成相比，《十月围城》在保护孙中山的中轴线上，镶嵌了家庭革命的亲情、孝敬、友情等人性主题。影片中涉及几对父子（女）关系，在传统与现代叙事的交织、纠缠中，突出表现了家庭伦理中的重要文化符号——父与子。这种情感叙事既拉近了与观众的想象关系，也隐含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去赢得民族的强大与复兴的伦理主题。

后革命范文篇4

“革命”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语来的。有一位叫陈建华的旅美学人，在98年的《读书》上写过一篇文章，指出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1890年），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而王韬这个用法，和他这本著作的很多地方一样，取自日本人冈千仞的《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的《万国史志》。

在日本，“革命”这个词本也是从汉语来的，但到后世，已经被改造，可指变革，如“明治维新”便被称为“革命”，再后则与“国际用法”接轨。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讲，1895年，孙中山来到神户，见到当地的报纸，上面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这个意思很好，以后我们就叫革命党罢。陈少白的回忆（《兴中会革命史要》）与此略同，并讲到此前他们也只以为做皇帝才叫革命，自己只算是造反。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接受了西方“共和革命”的内容，复加以排满的“种族革命”，故不但与保皇党势难两立，便与改良派也互相水火。孙中山后来总结“大三民主义”时消去了一些极端色彩，这是后话。

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对孙中山辈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孙中山《革命运动概要》说：“革命之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这在当时，是为自己的“革命行动”争取合法性的努力，但稍后，很多人已指出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和变乱，鲜见革命，而此时的革命，已旧瓶新酒。所以章太炎说：“吾所谓革命，非‘革命’也。”（《革命的道德》）就是这个意思。

“革命”很快流行起来。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著文提倡“诗界革命”，“革命”获得更广泛的语义。1902年，主张保皇立选的康有为写了一篇《答南北美州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选不可行革命书》，第二年，章太炎回敬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当时，是影响非常大的一场争论。（同年邹容写了著名的《革命军》。）这里面有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康有为的原文里有一句：“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到了编入1918年的《不幸而言中不听则国亡》时，加了一个“大”字，改为“除法国一国为大革命”。从这一小地方，很可以品出“革命”一词演变的一些痕迹。

辛亥革命没有触及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但北伐的“国民革命”，是席卷全社会的真正风暴。当时的革命宗旨，已加入“反帝”标签和“阶级”思想，中国延续几千年的社会结构，至此才发生剧变。国共分裂后，互以“反革命”相诋。这段历史，人们都知道，我就不罗嗦了。

建国后，“革命”的词义变得越来越宽泛和具有压迫性，包容了上次革命行动的一切成果和与正统有关的各种现象，并成为价值体系中裁决一切的核心词。在理论上，马、恩曾提出“不停顿的革命”的设想，为继承后，演变为新的继续革命的思想。

曾说：“看到革命两字就高兴。”岂止他老人家一人如此，在那个时代，“革命”一词，真可以用“一切”来形容；而“反革命”是一种罪名，要被枪毙的。我刚一会说话，就学会用“反动”来骂人，和邻居的小孩争吵，互骂对方“反动”，但绝不敢说他“反革命”，因为虽然小，也觉出这个字眼大可怕了。还有一种用法，叫“不革命”，是落后分子的标签。

八十年代以来，“革命”的极端色彩淡化了一些，而用法似乎更宽泛了。在很多场合，它是“变革”，甚至是“变化”的同义词。但它那种来自过去时代的“正义”性，始终是主流用法。同一事件的对手，仍要争夺“革命”的身份，争夺话语的上风。另外，“继续革命”的理论虽然不再使用，但它的某些内涵，仍然被继承下来。

后革命范文篇5

革命（revolution）这一术语出现于十五世纪的义大利，专指用暴力突然推翻统治者（政变）一事。这一术语源于占星术家在行星处在某种特定位置时所预言的命运之突然转折的概念。它于1662年在英语中第一次出现，克拉伦登伯爵爱德华•海德用它来形容国王查理二世的复位，此后这一术语又被用来指詹姆士二世的退位，由此便首创了这样的概念，即通过这类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获得一种理想的秩序1。

革命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革命概念是指一种暴力性政治参与，它一般以夺取政权和恢复正义的政治秩序为目标。西方十八世纪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是运用的广义革命概念。洛克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并非来自上帝的授意，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和增进福利，如果政府不能保护臣民的权利，人民的反抗或革命就是合理的。杰弗逊继承了洛克的革命思想，认为革命是人民争取「天赋人权」的努力。伯克也是在广义上运用革命概念的，他否认法国大革命的合理性，因为他们的君主并非僭主，只有推翻僭主制政府的反抗才是合理的。杜克海姆把革命、起义、暴乱混合起来使用。他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变得愈来愈复杂，个人愈来愈孤独，由于丧失了传统的价值观念的指导，他们更易于产生反常和暴力行为。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革命的内涵也是广义的，它意味著朝代更替和合法性的重建，「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改朝换代和天地运转、四时更替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天意和民心（合法性）的丧失是朝代更替的根本原因。

狭义的革命概念不仅仅是指政权的更替或正义胜利，而是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大规模重建。马克思运用的是革命的狭义概念，他说：「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在马克思看来，革命具有进步性，它是先进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代替落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在。亨廷顿认为，革命「就是对一个社会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结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3亨廷顿的革命概念把革命同政变、起义、叛乱和独立战争区别开来，他认为革命的本质在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的变更。汉娜•阿伦特也认为，「用暴力和变革来描述革命现象都是不够的。只有在变革的发生意味著一个新的起点，在暴力被用来构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政府形式，并导致形成一个新的政体时，才谈得上革命。」4查默斯•詹隼认为，「革命就是使用暴力改变社会体系。更确切地说，它有目的地使用暴力策略以实现社会结构的变化。」5

从上述可以看出，政治理论家主要是从四个角度来研究革命的：一、合法性的角度。他们认为革命是权威丧失的后果，是政治合法性的重建。洛克、杰弗逊是这一理论的代表。二、文明的角度。马克思是革命文明论的阐释者，他认为革命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三、心理的角度。杜克海姆把革命看作是现代社会心理淡漠和压力的反应。四、社会结构的角度。汉娜•阿伦特、查默斯•詹隼都坚持认为只有实现社会结构变化的暴力才能称为革命。这四种革命理论都阐明了革命某些方面的内涵，并具有启发意义。概而言之，研究革命要涉及到政府权威、社会结构和暴力行为等方面的内容，革命是社会体系内部通过暴力改变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的变动。也就是说，革命是一种社会变动，这种社会变动力图改变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是体系内的冲突，并且它必须是通过暴力来实现的。

二革命与现代化的相关性分析

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都很重视革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亨廷顿认为，革命是一种有限历史现象，它是现代化的产物。革命的产生是由于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过程中，政治意识迅速扩展和新的集团迅速被动员起来参与政治，其速度和数量超越了政治制度的容纳能力。也就是说，革命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例，是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之间矛盾的产物。亨廷顿认为，革命对现代化也有促进作用，革命所带来的政治认同、道德更新和权威重建对于现代化都具有积极意义6。巴林顿•摩尔通过对现代化的比较研究，揭示了现代化是复合模式的过程，不同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是不同的，革命暴力在现代化过程中扮演著积极的角色，在通向民主道路中，暴力革命是重要的一环。在巴林顿•摩尔看来，不同的革命类型会产生不同的现代化后果。英法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和民主政府；日本和德国失败的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却没有产生民主；俄国和中国成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则产生了共产主义和专制政权；印度缺乏革命，既没有产生专制政权但民主道路面临困境7。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亨廷顿和巴林顿•摩尔关于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论点是不同的，「亨廷顿认为，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构性原因，而摩尔却认为，革命是现代化的结构性原因。」8那么，他们的观点是不是相互矛盾的？答案是否定的。革命与现代化之间是互动关系，现代化无疑有助于革命的发生，革命也反过来对现代化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不过，我们必须看到，革命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是有限的，革命也会导致现代化发展的困境。具体来讲，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化为革命提供条件预设。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权威逐步世俗化，经济迅速发展，结构功能逐渐分化，价值冲突不断激化。权威的世俗化意味著权威合法性的转变，也就是世俗权威代替宗教神权。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权威替代并非一蹴而就的，在传统权威式微和现代权威建立之间存在著一定的时间差──传统权威与现代权威的冲突时期，这种冲突构成了革命的合法性基础。自经济起飞后，社会步入现代化时期，但经济的迅速发展会满足人们的经济期望更会扩展人们的期望，而且两极分化、社会流动、传统集团的地位丧失都会导致社会动荡，这构成了革命的社会条件。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日趋专业化和部门化，新兴集团如军人、知识份子、律师、商人等从传统的社会集团如教会、官僚、部族中分离出来并获得了独立性和组织性，这些新兴集团与传统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观都存在著冲突，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要求政治参与、改变政治体制，成为革命的组织力量。价值冲突在现代化过程中也是普遍存在的，受现代教育普及的影响，人们在态度、价值观和期望等方面和传统社会分道扬镳，并向现代社会的人们看齐，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也就成为了革命可资利用的意识形态。总而言之，「现代化会给政治系统增加愈来愈多的压力和紧张」9，形成「革命情势」（revolutionaryfeeling），它是革命的必要条件。

二、革命为现代化提供资源供给。革命改变了原有的政治权威和价值分配体系，革命所带来的权力集中、秩序重建、政治认同有利于整合资源，为现代化发展提供支持。现代化初期的政策创制和体制驱动都离不开权力集中，现代化需要具有高度权威的政府来整合资源。通过革命可以建立高度权威和统一的政治，改变权力支离破碎和资源分散的局面，为权力集中和政治整合提供支撑。革命还可以为现代化提供秩序供给，有利于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的平衡。通过革命，现代政治战胜传统政治，社会冲突程度缓解，新的现代政治共同体得以确立，有利于政治稳定。革命还可以创造高度的政治认同，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及其阶级、多元主义和局部忠诚，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政治效忠的新标准，革命政府和精英获得普遍的认同，精英之间建立高度的团结和信任，受革命洗礼的大众乐于服从政府和精英的领导。强大政府、稳定的政治秩序和高度的政治认同都是现代化所稀缺的资源，是防止现代化的受挫所必需的。

三、革命不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化有利于形成革命情势，那是不是现代化就一定导致革命的发生呢？其实，革命情势只是革命发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现代化有利于革命情势的形成但未必导致革命的发生。相反，现代化的有些因素是不利于革命的发生的。例如，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水准高就可以避免严重暴力的爆发。作为现代化结果的城乡冲突会离异知识份子和农民的联盟，这也是避免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在东亚权威政体中，如韩国、马来西亚，现代化领导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利完成了工业化和民主转型。所以，革命的发生与否还与领导精英有关，现代化的团结的领导精英是不利于革命爆发的。

四、革命可以导致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困境。革命的成本是巨大的，革命对传统社会摧毁的后果就是经济崩溃、道德失范、社会混乱，革命后社会现代化既要进行秩序重建又迫切需要经济发展。其次，革命后社会的政权由于革命的经历而倾向于高度集权。革命需要克里斯玛型的领袖来整合革命者的意志，激发军队的战斗力。迫于军事压力，为了提高军事效率，革命团体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它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社会。这种高度集权领导体制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它侵蚀著现代化所必需的政府权威，影响资源分配的正义，容易导致社会动荡和现代化的受挫。再次，革命的恐怖使人们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囚徒。在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革命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形成革命的政治文化，如平民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平均主义、革命万能论、零和博弈论等对现代化发展都是具有副作用的，现代化的发展呼唤意识形态的突破。但是，意识形态的突破又是布满了陷阱，容易造成权威流失和政治失序，革命与现代化紧张突出出来。最后，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革命导致社会的政治化。正如王沪宁先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经过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在不同程式上都具有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和政社一体化的高度集权特征10。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实际上就是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执政党主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其结果就是国家能力虚弱，社会自主性丧失，现代化进程缓慢。

革命是社会机能综合性失调的产物，它是通过暴力实现的，是强制性社会变迁。现代化则是爆炸性增长的结果，通过渐进改良也可以实现，并且现代化是个历史的过程，它是对特定时期社会变迁的描述。革命和现代化属于社会变迁的范畴，二者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共生性而交织在一起，它们都涉及到权威重建和结构变动问题。

三现代化的危机和革命的路径依赖

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其起始动力来源于西方的冲击。西方的冲击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迅速解体和现代经济的产生，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之中，现代化资源匮乏、社会分化严重，传统权力结构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来应对社会的「全面危机」。

「全面危机」是由于两个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西方的掠夺性入侵，一是传统政府能力低下。西方的入侵把中国卷入世界现代化的浪潮之中，从此中国现代化成为了不可逆转和迫在眉睫的任务。但是，西方的入侵是掠夺性的，他们以武力相威胁不断蚕食中国的领土和法权，中国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向国外，经济资源匮乏。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的领导精英没有能够像俄国、日本那样迅速地向现代精英转型，1905年科举制的废除割断了现代精英与传统权力体制的联系，中国的权力结构虽然备感压力但没有进行有力地改革，政府仍然腐败不堪、效率低下。罗兹曼对此也作了论证，「中央政府各部门的衰败可谓最明显，这些部门愈来愈无力团结中国的精英阶层去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以确保工艺和行政管理的活力。不仅中央政权日以孤立，而且仰仗中央政府权威的省级行政机关同时也削弱了。」11总之，传统政府的权威、效力和适应性无法对内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对外也无力应付外敌的挑战，国家的发展落后于社会的现代化。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不存在现代化所必需的两个先决条件，即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12，现代化无从起飞。

现代化危机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精英不断走向分裂。在清朝末期，精英分裂在十九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洋务派与顽固派分离，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实现现代化。这次分裂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分歧只是表现在是否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问题上，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洋务派和顽固派一致的。十九世纪末，传统政治精英进一步分裂，君主专制政体遭受质疑，君主立宪派从传统政治精英中分离出来，他们试图通过体制内的政治参与来走向现代化，但是传统政治精英为保护自身利益拒绝改良，失败，体制内改良的道路被传统政治精英抛弃了。废除科举制对传统政治体制更是带来颠覆性的后果，知识份子通向体制内政治参与的道路被割断，现代化的知识份子游离于体制外要求政治参与。在二十世纪初的精英分裂同前两次精英分裂有很大不同，这些现代化精英不仅同传统精英彻底决裂，而且要求通过政治革命来重建政治制度和政府权威。

在二十世纪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已名存实亡，国家权力分散化，君主专制成为了革命的目标。清朝中央政府权威流失严重，已经无力把国家权力集中起来进行有效社会整合，现代化建设资源有限。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部分主权，清朝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国外列强的侵蚀，中央政府权力萎缩。在十九世纪中后期，迫于镇压农民暴动的需要，地方政府税收和军事权力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制能力下降。而且在清朝末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消耗了中国的大量资源，既无力整合资源进行经济建设有无力维护政治秩序，地方主义的兴起更是使现代化步履艰难。正如罗兹曼认为，「使得十九世纪中国对西方挑战反应迟缓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有限，因而地方得以使用并分配资源这样一种历史积习，特别是地方上高度自给自足的状态，束缚了中国发动革新的手脚。」13

传统政治体制的现代化转型现代化的体制内动力不足，体制外政治参与超出清政府政治控制的能力，革命成为现代化精英的共识。在清政府政治精英中，君主专制思想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在政治体制内分化出来的政治精英的数量和可控资源都非常有限，无法在体制内推动政治体制的转型。妨碍传统政治现代转型的体制内动力不足的第二个原因来自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自身惰性。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在应对传统社会内部的挑战表现出了高度的全面性和完美性，人们相信从汉朝以来高度稳定和伦理公正的旧政治秩序可以不必经过过多的改革就可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

在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它是由中国传统社会「全面危机」、精英逐步分裂、政府权威流失、地方权力分散共同作用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政体，但是它去推动了治权的进一步分裂。对于这一问题，巴林顿•摩尔有详细地描述，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后「事实上，政治的权力落到了地方总督的手中，这种情况至少有持续了十五年。在这一阶段中，在一些重要区域，掌握著权力的贵族要么是转变成军阀，要么和个别军阀联合起来。整个社会和文化中赋予乡绅以合法地位的机构已成昨日黄花，乡绅的后代将变成彻头彻尾的地主、强盗，或是地主加强盗，这种趋势早在帝国时期就以潜伏在表层现象之下。」14所以，即使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权力分散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民族国家只是具有文化意义上的形式，政治制度的一体化还遥遥无期，通过政治整合实现社会整合是中国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28年国民党建立的党─国家体制本质上是辛亥革命失败的产物，当然也受到了苏联模式的影响。国民党政府收回了部分主权，政治录用也倾向于现代化知识份子，初步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满足了现代化最初的和最有战略意义的需要。但是，国民党党-国家体制仍然处于现代化的困境之中，它并没有促进中国农业商品经济化的成功。巴林顿•摩尔研究表明，国民党政府是极权主义政权在中国的兴起，它推进现代化进程的能力非常微弱。首先，国民党政府是城市工商业、金融业和乡绅后裔的联盟政权，其在农村的土地政策无非是力图维护旧有秩序，商业的影响蚕食著农民的所有权，财富高度集中于新兴联盟阶层手中，其无意于农业的商品经济化。第二，国民党意识形态的衰落决定了其社会动员能力低下。国民党意识形态是传统主义的复活，它缺乏明确的社会和经济纲领，国民党的社会动员仅限于农村和城市中的食利阶层，无法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第三，日本的入侵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兴起再一次使国民政府陷入主权危机和治权分裂的两难境地。国民政府的统一是有限的，在南方共产党军事力量继续存在，军阀势力在地方上仍然限于表面的忠诚。日本的入侵使国民政府恢复主权的努力毁于一旦，民族主义的兴起也困扰著国民党的政治决策。最后，在党─国家体制下，国民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它不仅压制大众政治参与，还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与民族主义精英的分裂。

国民党党─国家体制同样缺乏现代化的内源驱动力，其极权主义和传统主义性质决定了他是无意于推进现代化的，低度的政治权威和政府能力无力处理日本入侵、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危机的三重压力。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党-国家体制排斥民族主义精英的体制内政治参与，体制外革命成为了民族主义精英解决中国危机的路径依赖。

四革命与现代化：社会主义取向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革命和现代化走向社会主义轨道，革命、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从此主导著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历史进程。在革命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之间及紧密相连又关系紧张，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成功而革命后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受挫的共同原因。在革命社会和革命后社会初期，中国共产党比较合理地处理了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赢得了政权和初步的经济绩效。但是，在二十世纪50年代中后期，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凸现出来，中国的政治体制和功能没能及时转型，导致「」的产生。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深受苏联的影响，但是又另辟蹊径与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无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它首先都是一种革命理论，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的社会转型。对于社会主义来讲，「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跑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骯脏东西，才能称为社会的新基础。」15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转型是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转型的，它是非剥削阶级代替剥削阶级，只有通过暴力才能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掌握国家政权，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是，首先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暴力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掌握国家政权，这是政治革命。然后，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打碎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这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前提，正如列宁所说，「要完成这个社会革命，无产阶级应当夺取政权，因为政权会使他们居与主人的地位，使他们能够排除走向自己伟大目的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革命必要的政治条件。」16中国的社会主义也是按照这条路线进行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工业资产阶级和乡绅的联盟政权（政治革命），1953-1956年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革命）。

社会主义对于中国的革命胜利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理论是由列宁创立的，它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特征，强调民族自决权。中国共产党吸收了列宁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民族主义成分，以民族解放为口号进行政治动员，这使得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在与国民党相持过程中逐步获得优势。仿照苏联模式，中国共产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建党，党的基层组织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享有高度的权威，形成了高度集权的党组织体系。这种高度内敛的组织结构具有很强的扩张功能，可以有力地、迅速地进行政治动员和汲取资源。中国共产党构成了城市知识份子与农村农民的联系，他们利用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来激化社会矛盾，向革命分在灌输革命意识，取得革命领导权。

在中国，社会主义是经过革命路径实现的。但是，列宁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显然是经过改造的，在革命初始阶段，列宁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发生了冲突。王明和的斗争可以说是这种冲突的缩影。在革命后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之间矛盾更加明显，因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革命作为社会主义的手段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社会主主义建设需要稳定的政治秩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进行。也就是说，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领导精英、权力结构、政治意识、政治功能由革命社会向改良社会转型。是改良而非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依赖，否则在社会主义取向下的革命只会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颠覆和社会主义合法性的丧失。社会主义时代的来临意味著革命路径的告别。

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二者之间存在交集但又明显不同。首先，从二者的历史起源来看，早发现代化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出现并取得成功的，而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与资本主义的批判密切相关的。在英、法、美等国，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相伴而生的，与工业社会代替农业社会的同时，土地政治也走向资本政治。社会主义理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它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扬弃。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同，构成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分野。其次，在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存在著矛盾。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将首先会在已经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但是，在落后国家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和资本积累，社会主义面临困境。所以，是先进行现代化的资本积累还是先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成为了两难选择。最后，社会主义社会倾向于一元化结构，易导致党政不分，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现代化建设的。例如列宁在对党政关系的态度上一直矛盾重重，一方面主张党和国家职能分离，「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象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7另一方面，列宁又主张党政不分，党政一体化。1920年11月，列宁在俄共（布）莫斯科省代表会议上指出：「党的上层领导就是苏维埃机构的上层领导，这是一回事。」181921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又指出：「作为执政党，我们不能不把苏维埃的『上层』和党的『上层』融为一体，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19这种党政不分的社会结构严重制约著国家能力和社会自主性的生长，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当然，社会主义与现代化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落后国家可以通过现代化建设，实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必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也就是说，在经济落后国家必须走先现代化再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林尚立所言，「对于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来说，走向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渡时期，主要是解决如何使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向现代的问题，因为，只有实现了生产方式的这种转型，社会主义才有在这些国家扎根和发展的可能。」20现代化时期也就是「过渡时期」，这是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型不可逾越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内，社会主义「一党领导」体制对于现代化在短时期是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首先，「一党领导」确立了共产党所独有的政治权威，有利于社会整合和政治整合。其次，在「一党领导」体制下，共产党可以在社会与国家之间建立联系，有利于现代化创制和政策执行。最后，「一党领导」体制有利于社会动员和政治稳定。

五社会主义革命背景与现代化的受挫

1949-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中国取得了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要件：主权独立和治权集中。中国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共产党具有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权威，国家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并且具有大规模经济计划的能力。然而，正当人们为中国的现代化欢欣鼓舞之时，现代化危机在中国爆发，它进一步触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后几年的经济成果，「」不仅恶化了现代化的危机，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权威也遭受重创。现在来反思革命后社会现代化的受挫发生机制，我们可从很多角度进行分析，并且能够得出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权力斗争、外交压力、精英个性、冷战思维、领导体制等等。但是，在这些解释的背后，有两个因素扮演著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角色：社会主义和革命。

首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胜利的，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是，通过工人运动和城市暴动的路径在中国革命中还是存在的，只是这条道路处于次要地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这种特殊性在革命后社会带来了重要影响，政权领导者因为革命经历不同而容易分裂，知识份子在革命后社会不能占据有利地位。精英分裂是导致中国现代化受挫的重要变数，而精英分裂的发生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背景是绝然不可分的。「革命的背景极大地提高了政治竞争的赌注，将许多差别转变成为政治性的和关于人类生存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容忍异议』的协议并非不可大成，但这也许是一种罕见的奢侈品，也要承担风险。当政治斗争的结局无论对个人虔诚还是对社会的长期建构都显得举足轻重时，那些矢志不渝地忠于自己的野心和理想的斗争参加者，将会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21

革命后社会的精英分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的分裂，另一类是权力精英内部的分裂，它们导致了不同的后果。1957年反右运动是权力精英与知识精英分裂的典型事件，它反映了革命与现代化在革命后社会的激烈冲突。由于社会主义革命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农民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知识份子对社会主义革命态度中立，所以在革命后社会的权力分配上，知识份子显然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是，新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又迫切需要高级技术人员来参与。这就形成了革命分子与知识份子的矛盾，最终以知识份子的大溃败而告终。知识份子被从经济部门和技术部门排挤出来，革命积极分子和善于思想组织工作的农民填补了空缺，人力资源的参数改变了。这也是「」政策得以出台原因之一，掌握现代化技能和知识的知识份子被剥夺了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不能对经济决策施加影响。

权力精英的冲突在革命社会就已存在，不过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和革命的共同目标，冲突的双方表现出了较强的容忍，权力精英的分裂是很有限的。但是到了革命后社会，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而另一方面1956年之后中国不存在示范模式，这都导致潜在的冲突表面化，不同的革命经历、不同的权力个性产生不同的政治决策。在革命社会参加不同革命事件和组织的人同时发展了他们自己个人的关系网络和集团个性，导致冲突的集团化，权力精英冲突扩大了。从1959年庐山会议开始，权力精英的分裂一步一步激化，由个人冲突逐步演变为集团冲突。这在「」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集团的形成革命社会和革命后社会初期实行的军事政权有关。另一方面，「那些在刘少奇领导下从事『白区』工作或地下工作的人，在动乱的1966至1967年时期一般遭到与其领袖相同的命运。」22权力精英的冲突造成了政治失序和权威流失，现代化让位于「革命」，结果「革命」只是成为了幻想，现代化的受挫却成为了现实。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的高度集权结构在革命后社会的延续并走向极端，是现代化受挫的重要原因。在革命社会，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严峻的经济条件下，军事效率和经济绩效是权力结构构建的首要原则，它有利于军事指挥、政令畅通和节约成本。在苏区时期，就存在党军不分问题，在抗日根据地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当党「政」在机构和组织上是分开的，但在工作和职能上是不分的。这种集权结构是纵向和横向的双向集权，党、「政」、军、社的权力集中于党组织，而下级机关要对上级机关绝对的服从，权力又集中于领导机关。这就形成了党是「行政机构」、群众团体的领导机构，党的权力又集中于党的领袖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当然，中国的革命是社会主义取向的，社会主义的建党原则、意识形态也决定了高度集权结构的形成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

在革命后社会初期，社会主义转型、革命任务和经济建设又进一步推进了高度集权体制。1949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决定》，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对政府的体制内领导。同时，中国共产党还加强了对社会的集权，化运动和单位体制的形成是政党权利向社会渗透的体制保证。高度集权体制在革命后社会初期发挥了积极作用，保证了党对社会和政府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大规模经济计划的实施，保证了党和政府有效地汲取社会资源并进行再分配，对于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也有积极意义。

1958-1966年中国高度集权体制开始走向极端，形成了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批评了国务院和经济工作部门的「分散主义」。23随后，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具体领导政府各职能部门。1959年，在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提纲中提出，「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24。由此，党对政府的绝对领导形成了，社会权力集中于党组织，党组织权力集中于领袖。在农村，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任何的独立性，处于党委的领导和控制之下。在城市，共产党加强了对单位的控制，中共中央于1964年发出《关于在全国工交系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和机关的决定》，要求在工交系统内部建立政治工作机关和政治领导制度。党形成了对社会的绝对领导。

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高度集权体制的极端形态，是指执政党、国家、社会结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过程或状态。它的典型特征是：一、高度集权。国家和社会的权力集中于执政党，执政党主导国家，国家主导社会。二、结构一元。，政社合一。三、职能重合。执政党行使著国家和社会应履行的职能，国家政党化，社会政治化。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带来以下恶果，导致现代化的危机。第一，政党权威流失。执政党、国家、社会一体化是导致执政党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主导，执政党绝对的权力超越了民主集中制的限制，任意践踏宪法和法律，侵犯个人自由和权利。在「」末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遭到普遍质疑。第二，国家能力虚弱。在「」期间，国家机关处于执政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失去了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权力的缺失直接导致国家能力虚弱。第三，社会自主性丧失。社会受到执政党的束缚，既无权利也无能力进行自治，人民民主成为有名无实的幻像。

第三，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制约著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在革命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在革命分子中逐步形成，伴随著政治动员向农村和城市扩张，受长时间革命象征、领袖魅力和思想灌输的影响，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内化为人们的政治心理。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取得革命的胜利发挥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一直延续到革命后社会并且愈演愈烈，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人们混淆了现代化和资本主义化两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主义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产物，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和上层建筑。但是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者看来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是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实现的；另一方面，西方的现代化与资本主义都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倾向，在中国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在革命后社会人们往往把市场经济、财产权、法治、权能分立、人权、民营经济等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内核而彻底地抛弃。殊不知，这些也是现代化转型所必需的。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革命和阶级斗争成为了人们的政治心理，对革命后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起著破坏作用。在中国大陆完全统一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革命和阶级斗争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是，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作为革命的遗产并没有随之消失，而在50年代中后期重新复活。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导致了社会政治化，政治投机和权力斗争成为获取社会资源的唯一途径，经济、文化和荣誉等价值依附于权力，其结果就是积累性不平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政治心理还造成社会的革命恐怖，政治参与迅速增长突破了制度化的容纳能力，政治秩序混乱，无法有序地组织大规模经济建设。

在社会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束缚下，中国领导精英把军事战略放在首要位置，并且通过政治动员来进行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发展失去平衡。为了加强国防建设，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的重点放在发展重工业上，中国农业和轻工业发展滞后。政治动员式工业化具有致命缺陷，政治动员往往是无计划的、无序的，同时被动员者往往是政治积极分子和农民，经济建设只要求数量而技术含量低。政治动员式工业化还导致对粮食的过渡收购，工农业发展进一步失衡，反过来又严重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

注释

1英大卫•米勒、韦农•皮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C，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656页•199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3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P241•1989。

4转引自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242页。

5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58页•1993。

6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页242•1989。

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

8美查默斯•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183页•1993。

9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上海：三联书店•第460页•2002•

10王沪宁，革命后社会政治发展的比较分析•载《复旦学报》1987年第4期。

11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页272•1998•

12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页32•1989•

13美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页266•1998•

14美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页147。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16《列宁全集》，第6卷，第11页。

17《列宁全集》，第43卷，第64页。

18《列宁全集》，第40卷，第33页。

19《列宁全集》，第41卷，第11页。

20林尚立，当代中国政治形态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页262。

21美汤森等.中国政治.顾速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2。

22美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国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页58。

后革命范文篇6

∴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具体规定有哪些?

∴对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有何规定？

∴对确定党的秘密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对确定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中学等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对确定归侨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日寸间有何规定?

∴对确定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部分组织、团体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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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确定1952年至1955年复员的部分女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对确定山西公学学员和山西革命妇联(红色妇联)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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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参加各类中等学校能否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含义是什么?

建国前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或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实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时间。对于以务农、做工、上学和从事其他职业为主，兼做些革命工作或参加过某些革命活动的，应肯定他们为革命做的贡献，但不应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具体规定有哪些?中组发[1982]11号等文件对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做了如下具体规定：

(1)在根据地、解放区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机关以及公营企、事业单位的干部，其革命工作时间，除另有规定者外，从脱离生产以革命工作为职业的时间算起。机关的工勤人员和公营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人，凡享受供给制待遇提为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当工勤人员或当工人之日算起。

(2)1937年7月6日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党入团之日算起。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党之日算起。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根据地、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以前脱产，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入党时间早于脱产时间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从入党之日算起。上述人员脱党(团)或被开除党(团)籍后又重新入党(团)的，除组织上对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已有结论者外，从其重新入党(团)或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3)经我党组织决定，接受党的任务，在国民党、日伪统治区以公开社会身份为掩护，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党的任务，主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之日算起。仅有某些革命活动，如为我地下党传递过信件、张贴过标语、参加过反帝反蒋游行示威等，而主要从事社会职业的，不应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4)根据地、解放区的乡或相当乡一级的行政村中，实际上半脱产的乡(村)长、文书、治安委员、财粮委员、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建国以前直接提拔为脱产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担任这些半脱产职务之日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解放区的乡或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村中，实际上半脱产的乡(村)长、副乡(村)长、文书、治安委员、财粮委员，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民兵指导员、农会主任(主席)、妇救会主任、青救会主任，一直担任上述半脱产职务，建国以前直接提拔为脱产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担任这些半脱产职务之日算起。

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解放区的乡或相当于乡一级的行政村中，实际上半脱产的乡(村)长、党支部书记、文书、治安委员、财粮委员、武委会主任(民兵队长)，以及当地尚未建立政权之前，由农会代行乡(村)政权职责的农会主任(主席)，一直担任上述半脱产职务，在建国前或当地解放后三年内直接提拔为脱产干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担任这些半脱产职务之日算起。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解放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1953年底以前提拔为脱产干部，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以从入党之日算起。对于解放战争时期的在游击区、解放区、根据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仍按“建国以前脱产，一直坚持革命工作，入党时间早于脱产时间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从入党之日算起”的规定执行。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脱离生产、服从组织调动，随军支前、剿匪或参加我区以上政府组织的筹粮(征粮、借粮)、等工作队(绍）帮助工作，在该项工作结束后，随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参加上述工作队(组)之日算起。在当地解放前夕，为迎接解放参加我党组织和党组织领导的护厂、护矿、护路、护校以及其他群众性组织的成员，应肯定其对革命做了有益工作的这段历史，但不能计算为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5)根据地、解放区公立学校的正式教员，凡一贯服从人民政府调动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公立学校任教之日算起。

(6)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我党开办的军事学校、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和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大学、公学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校之日算起。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在当地解放后开办的革命大学和被我接收、恢复开学的高等学校，以及抗日中学、联合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各类中等学校和干部学校附设的中学部、预备班学习后分配工作的，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在职工作人员，由组织选送到各类学校学习，毕业后即重新工作的，其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变。

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参加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建国前开学的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大学、公学)的学员，学习结业后，没有立即分配工作，而是转入专业学习或进入正规学校学习的，或者结业后自谋职业的，以及自行脱离中断学习的学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均不能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7)起义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起义后即参加革命工作的，从起义之日算起；曾资遣回家的，从以后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8)留用人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人民政权下当干部之日算起。

(9)转业军人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参军之日算起。复员、退伍军人和精简人员又参加革命工作，凡间断年限不超过三年的，如果原工作年限长于间断年限，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否则从第二次算起；间断年限超过三年的，一般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10)因负伤、患病或队伍转移、组织被破坏等原因脱离革命队伍，离队期间积极寻找组织，主动为党工作，当地解放就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离队期间未积极寻找组织，也未有损害革命的言行，三年内又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也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否则，从第二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自动离职，或因思想落后脱离革命队伍，以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般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情节严重的逃亡者，如携械、携款、畏罪潜逃，后又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一律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11)被捕、被俘人员，在被捕、被俘期间没有错误，或虽有错误，但情节较轻，获释后，即积极寻找组织，自觉进行革命工作的，原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变。自首情节严重，或有叛变行为，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但过去组织上对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已有结论者，一般可不再变动。

(12)被开除公职或判刑，以后又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重新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因过失犯罪被判刑，情节较轻的，或缓刑、监外执行未离开工作岗位的，也可以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

(13)对于某些地区性的问题和其他特殊问题，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和中央有关部委，可根据本规定精神，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组织部批准执行。

对确定山西“牺盟会”人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决死队”的军龄计算有何规定？

“牺盟会”、“决死队”和其他新军部队，都是由我党发动组建，并始终是我党领导指挥的革命组织、革命武装。所有“决死队”(包括其所属的工卫旅、政卫队、暂编一师等部队)成员的这段历史，都应从他们参加决死队之日起计算军龄。

参加“牺盟会”的，只下列人员算参加革命时间：(1)由我党组织或我党领导下的各革命组织动员派往牺盟会工作的，从派往工作之日算起；在牺盟会新发展的皆吊，从入党之日算起；

(2)牺盟会的各级领导人员(指特派员、协助员以及牺盟会县分会、区分会负责人以上人员)，在牺盟会活动期间和停止活动以后，一直在我党领导下坚持革命工作的，从参加牺盟会之日算起。参加了山西军政训练班、民众训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抗日救亡活动的，从参加这些组织之日算起。

对确定党的秘密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1)土地革命时期的中国左翼文化团体(包括左联、计联、记联、音联、剧联、美联、教联、语联八个团体)中国互济会、反帝大同盟；抗战前夕及抗战初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青年协会(民协)、中国民主青年同盟(民青)、新民主主义青年社(新青社)、民主青年联盟(民联)，是我党建立的秘密组织。凡参加这些组织的正式成员，一盲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参加这些秘密组织之日算起。间断革命工作的，按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的有关条款确定。

(2)救亡演剧队、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新中国剧社、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是抗战时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清区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凡参加这些团体的正式成员，拥护党的主张，服从组织安排(需经当时该团体党组织负责人的证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加入这些进步团体之日算起。间断革命工作的，按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的有关条款确定。

(3)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其联合后的三联书店，在建国前实际上起到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凡是三家书店的正式工作人员，拥护党的主张，服从组织安排(需经当时分店以上负责人证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1937年8月以前进店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7年8月三家书店受党直接领导时算起；1937年8月以后进店的，从进店之日算起。间断革命工作的，按中组发[1982]11号文件有关条款确定。

对确定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中学等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它们和华北大学、中原大学，以及各军政大学一样，都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革命大学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含建国前入校，建国后分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建国前我党开办了延安中学、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太岳中学、冀南六专署简易师范等几百所中等学校。这些学校虽然也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但基本上是以学习文化为主，不同于“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所以其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入校之日算起。

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各类学校，哪些学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校之日算起，原属地(市)、县级单位开办的，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按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第六条规定的精神(参见本书第154问(6)条)审定；原属省和省以上单位开办的，由中央组织部审定。

对确定归侨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日寸间有何规定?

(1)由我党派遣出国和因组织破坏或因受到敌人通缉、追捕而被迫出国的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在国内已参加革命工作的非党(团)员，出国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党团员从入党入团之日算起；在国内已参加革命工作的非党(团)员，其出国前、后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连续计算。在国内未正式参加单命工作，由我党派遣出国，出国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派遣任务之日算起。

(2)在国外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侨中的党组织(简称侨党)，回国后承认其党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加入侨党之日算起。

(3)在国外接受我党组织交给的任务，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经中共党员证明，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以从接受党的任务之日算起。

(4)建国前在国外参加过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归侨干部，其参加工作时间，需经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的组织、干部部门报中央组织部审批。

(5)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和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归侨干部，经有关当事人证明，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加入上述武装部队之日算起。

(6)上述人员如有中途脱离组织，中断革命工作等情况，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参照中组发[1982]11号文件有关规定办理。

(7)归侨中有影响的知名人士，不符合上述规定的，应实事求是地充分肯定他们的革命历史和他们对祖国的贡献。他们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需经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报中央组织部审批。

对确定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部分组织、团体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1)1934年根据我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在上海建立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1935年《八一宣言》以后在上海、南京、西安等大城市建立的妇女界、职业界、文化界“救国会”和上海“国难教育社”，1936年成立的重庆“救国会”和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学生救国联合会”(即秘密学联)，抗战前夕及初期在上海、北平建立的“东北救亡总会”和武汉、长沙等地“青年救国团”，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直接领导的抗日救亡群众团体。凡参加这些团体、编入组织系统、过组织生活的正式成员，在团体活动期间和停止活动以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加入上述团体之日算起。

(2)抗日战争爆发后，在白区以公开合法形式进行行抗日工作的，例如“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时服务团”，“保卫中国同盟”(解放战争时期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是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凡参加这些团体的正式成员，在团体活动期间和停止活动以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加入上述团体之日算起。

(3)抗日战争时期的桂林“文化供应站”、湖南“观察日报”，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的“国际新闻社”、上海“时代出版社”、香港“华商报”，解放战争时期的上海“联合日报”、“联合晚报”，是我党在白区直接领导的新闻、出版机构。凡建国前参加这些机构的正式工作人员，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加入上述机构之日算起。

(4)湖北、云南、贵州“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湖北、广西“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简称“新青团”)，云南“民主工人同盟”(简称“工盟”)，广西“爱国民主青年会”，遵义“曙光社”，北京“职业青年联盟”，香港“新民主主义青年同志会”，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在白区建立的由进步青年组成的秘密组织。凡当地解放前参加这些组织的正式成员，解放后即分配干部工作(或从其参加这些组织的学校毕业即分配干部工作)，并直接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加入这些秘密组织之日算起。

(5)上述各类组织、团体的成员，在组织、团体活动期间或停止活动以后，间断了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加入这些组织、团体之日算起。

对确定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1)原三十八军指战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凡符合中组发[1982]11号文件《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的，按11号文件办理。

(2)“七?七”事变爆发后，凡随部队参加了对日作战并经过山西碛口“新作风整训运动”，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37年7月15日算起；“新作风整训运动”后参加部队的，入伍后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从其参加部队之日算起。

(3)凡在1936年12月直接接受我党交给的任务，叁加我党领导的军事斗争、政治斗争，并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1936年12月算起。

(4)在晋东南八路军“军政训练班”受训毕业，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1938年2月算起。

(5)参加由原三十八军地下工委主办的教导队(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四集团军学生队(第一、二期)的学员，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学之日算起。

(6)受我党组织派遣到各地建立地下据点，并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接受派遣任务之日算起。

(7)抗日战争时期的原杨虎城部九十六军指战员，凡一直拥护我党的主张，坚持抗日，未间断革命工作的，经原地下党领导人证明，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对确定建国前派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享受离休待遇有何规定?

(1)建国前派成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符合中组发[1982]11号文件规定的，按11号文件办理。

(2)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之前，加入各派的成员，一直拥护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1949年9月21日算起，并?可享受离休待遇。这一条中的“坚持革命工作”是指坚持派工作或我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公营企事业等单位工作。这一条的适用范围是①1949年9月21日前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包括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八个派，至今仍是其成员的；②1949年9月21日前参加派，建国后因各种错案或受冲击而失去组织关系，以后又恢复组织关系的；⑧建国前在国外参加派，回国后承认其党籍，在国外及回国后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至于1949年9月21日前参加派，以后自行脱离组织关系或未子重新登记的，不能按这一条规定办理。

(3)虽与中共党组织没有直接联系，但确为革命事业做出较大贡献的派成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由中央统战部审定。这里讲的“做出较大贡献的”是指：

建国前参加派的成员在协助我党开展对敌斗争、提供情报、营救和掩护革命干部、资助革命事业等方面有显著成效且影响较大者。

对确定建国前三十九所干部学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1)凡建国前入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创办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学员，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2)凡建国前正式入“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第?期和全国妇联第一期保育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毕业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3)凡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成员，服从组织调动，一直担任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参加“西南服务团”之日算起。

(4)苏南公学、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苏北建设学校属于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凡入上述学校学习的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结业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对入学后因政治审查清理出校的，自行脱离的，或结业后不服从分配而自谋职业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入校日算起。

(5)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包括其前身晋察冀边区行政于部学校、公教人员政治学校、华北职工学校)属：厂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凡在该学校学习的学员，结业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6)“华东新闻学院”在建国前举办的“讲习班”、“专修科”的学员，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之日算起；其中一部分随军南下的原济南新闻干校学员，要从入济南新闻干校之日算起。

(7)华东大学，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含建国前入校、建国后分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在该校学习后转入正规大学学习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正规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属于部队办的军事院校。凡1949年4月以前入该校学习，入学即取得军籍的该校学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开学之日算起。

(8)1946年初东北局批准创办的东北大学，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1950年4月1日该校改为正规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后，继续留校学习的学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入东北大学之日算起。原东北大学短训班学习结业转入正规大学学习的同志，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从正规院校毕业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9)建国前由华北人民政府创建的中国政法大学，属于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凡建国前入该校经短期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之日算起。其中由“朝阳学习队”转入政法大学学习的，可从入“朝阳学习队”时算起。1950年2月转入人民大学学习的该校学员，1950年9月底以前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可以从入政法大学之日算起：1950年10月以后陆续毕业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毕业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10)1946年10月经东北局批准创办的东北行政学院(含东北科学院)，是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该校在1949年8月改为正规大学之前招收的四期学员，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1)1938年夏我冀中军区和北方分局创办的“冀中抗战学院”，是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入该校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开学之日算起。

(12)1945年9月冀东行署创办的“冀东建国学院”，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开学之日算起。

(13)河南省委1949年9月初办的“开封师范农村工作队”，属于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的短期干部训练班。建国前入该队学习的学员，学习后直接分配干部工作的，或参加工作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正式入该队学习时算起。

（14)1949年7月9日至8月8日中央组织部举办的“平津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即华北各大学毕业生暑期学习团)是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的短期训练班。凡在该学习结业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入学习团时算起；结业后自谋职业或另考学校的，从其以后实际参加工作之日算起。

(15)1949年上海解放初，参加上海“南下服务团”的干部，凡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可从其参加“南下服务团”之日起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16)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浙江干部学校第一期、浙江财经干部学校、杭州青年干部学校、杭州新闻学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7)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入苏中公学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8)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入华中公学、华中大学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9)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厂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该训练班之日算起。

(20)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包括其前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俄语大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力口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21)原北京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是我党为培训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的短期训练班。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第一、二期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22)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江淮公学及江淮公学埠子集分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由埠子集分校转入雪枫中学学习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以后正式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23)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1949年6月在开封创办的河南大学，1950年3月以前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I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在该校转为正规大学后，未入正规院系学习即分配于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24)原中国医科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包括其前身东北药科专科学校、东北药学院)，曾属于军队建制。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上述学校学习并取得军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即入伍)之日算起。

1948年秋在哈尔滨创办、1949年2月迁入沈阳市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简称“军工专”)，1950年8月以前属于部队建制的军工技术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并取得军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即入伍)之日算起。

1949年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商业部在沈阳创办的东北商业专门学校，在1950年4月迁往长春之前，属于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1950年4月以前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东北青年干部学校(包括其前身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是东北局青委于1947年6月为吸收和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1至5期)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鲁迅文艺学院(其前身是延安鲁艺)从1948年11月迁入沈阳至1949年10月底，仍属于为我党培养文艺干部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第七期、第八期学习，学习后即分配于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25)1949年3月17日至1949年10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开办的三期干部训练班，是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的短期训练班。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训练班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该训练班之日算起。

(26)华中军政大学湖南分校于建国后正式开学，在该校学习的学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建国前算起。

对确定“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是1941年夏我党在重庆建立的秘密组织。该组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党领导下，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9月17日宣告结束。凡参加“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的正式盟员，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盟时算起。

对确定1952年至1955年复员的部分女同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建国前参军，按1952年7月总政治部《关于整编中妇女干部处理的办法》、1953年6月军委总政治部《关于今后部队妇女同志工作问题解释要点》及1955年1月国防部《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等文件办理了复员或退伍手续，以后又重新工作的女同志，如原工作年限长于间断年限，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第一次参加革命工作之日算起；否则，从重新参加工作之日算起。

对确定山西公学学员和山西革命妇联(红色妇联)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西公学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989年1月10日中组部干审字[1989]7号文件指出：凡1935年春至同年11月参加“山西革命妇联”(又名“红色妇联”)的正式成员，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以从加入该组织之日算起。间断了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加入该组织之日算起。

对确定和更改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审批权限有哪些规定?

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第十四条规定：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必须由县和县以上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审议，报党委审批。凡省、市、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干部和更改到1937年7月6日以前的，应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审批；凡地(市)委管理的干部和更改到1945年9月2日以前的，应由地(市)委审批。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常委、副省长和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司局正职以上干部，报中央组织部审批；中央管理的其他干部，委托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审批，报中央组织部备案。

干部要求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如实地向组织提出理由和证明人，听从组织审定，本人不得自行变更，也不得擅自索要证明材料。个人出具证明材料，必须实事求是，并有组织、人事部门签署的意见，方为有效。

确定和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是一项严肃的、政策性很强的工作，直接关系到老干部的切身利益，关系到落实党的老干部政策。对待这项工作，一定要积极、热情、实事求是，做到客观、公正、合情合理。更改干部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工作中一定要坚持调查研究，防止简单化的工作方法。凡本人提出的申诉，与过去档案记载不符的，要认真分析，认真核实。原则上应以本人档案中历来填写的自传、简历和干审结论作为更改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主要依据。特别应当强调的是，本人索取的证明材料，不能作为依据，抄引他人的回忆录和传记，只能供组织参考。要坚持原则。对出具假证明、伪造历史的现象，要教育批评，不能迎合迁就。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基层的审批工作，要按文件规定，由县以上的组织人事部门审查，报党委审批。省以下单位办的干部学校，由省里审批；省以上单位办的干部学校，以及党领导的秘密组织和进步团体，报中央组织部审批。

干部管理权限下放以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建国前干部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审批权限的通知》(组通字[85]35号)规定：中央管理的干部(含已离休干部）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报中央组织部审批。中央、国家机关的正司局长(含已离休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更改到1937年7月6日以前的，报中央组织部审批。其他干部更改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根据新的干部管理权限仍按中组发[1982]11号文件《关于确定建国前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规定》第十四条审批。

对确定干部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和计算其工作年限还有哪些规定?

凡是按国发[1978]104号文件办理退休、退职的干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按中组发[1982]11号文件的规定确定；建国后参加工作的，其工作年限，按国家现行有关规定执行。工作年限，按周年累计计算，每满一个周年算一年。确定参加工作年限的规定，除国务院关于处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退职时计算工作年限的暂行规定外，还有以下一些规定：

(1)常年居住在4500米以上高山高原地区的干部，每在此地工作满一年，其工作年限按一年半计算；常年在这些地区流动工作的干部，每满一年，其工作年限按一年零三个月计算。

(2)精简退职的职工，后来重新收回参加工作当干部的，其退职前和复职后的连续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工作年限，退职后复职前的时间不计算工作年限。

(3)由民办转为公办的教师，其工作年限应从最后一次经组织批准任民办教师之日算起。

(4)干部由于某种原因被扣押或者被开除，经过审查定案，未受刑事处分或者免于开除而恢复工作的，其被扣押或被开除的时间，可以连续计算工作年限。

(5)在乡一级的或相当乡一级的党政机关中，担任乡支部书记、乡长、文书、财粮和治安委员等职务的，他们专职从事工作的时间，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如果名义上是半脱产，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从事该项工作，这段时间也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

(6)原是工商业者，后来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其工作年限自参加国营企业或公私合营企业工作之日算起。

(7)因工作需要，从信用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等集体所有制单位调到国家机关当干部的，他们在集体所有制单位专职从事工作，并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连续工作的时间，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

(8)建国后曾在联合诊所、联合医院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其在诊所或医院的工作时间，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

(9)服兵役取得军龄、复员退伍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后又参加工作当干部的，其军龄应当计算为工作年限。

(10)干部受开除留用察看处分以后，正式分配工作，评定了工资级别的，留用察看期间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

(11)干部因犯普通刑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没有剥夺政治权利、仍留在原单位工作的，缓刑期间，可以计算为工作年限。

此外，还有一些地区性、行业性的特殊情况，应按有关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后革命范文篇7

关键词：世界经济学；集体行动；全局博弈；社会革命

经济学角度下，大规模的社会革命从经济学的角度测量是一件具有风险的事情。作为一种集体行动，风险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合作失败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合作成功，但是后革命状态未必更好。集体行动不能达成的风险来自于对他人行动不能完全推测。具体来说，人们的回报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行动选择，还与别人的行动选择和某一基本变量有关。该变量不能被任何人准确知道，但都拥有对该变量的个人认知，或者称作个人信念。在大规模社会革命的情景下，这一基本变量可以理解成对革命前社会状态总体的衡量指标。一个人的理性行为取决于自己对于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自己认为的别人对于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自己认为的别人对于自己对该基本变量的个人信念，如此循环继续（MorrisandShin,2001）。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做出与大多数人一致的选择才是理性的选择。对于社会革命成功后风险的研究相对较少。然而，事实上后革命状态的社会往往充斥着巨大的不稳定性（ChenandSuen,2014）。历史上看有大量的例子显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走上一条更好的发展路径。同时，也有众多反面例子，国家在革命之后陷入长久的动荡不安。于是从个人角度看，需要评估两件事情：一是革命后国家整体状况的提升或下降，二是由于个人参与革命而在革命成功后额外获得的回报。以上两类研究最大的区别是对个人回报的不同假设。对于集体行动不能达成的风险研究假设所有参与者在革命成功后会获得同样的一个固定的回报。而对社会革命成功后风险的研究则假设革命成功的回报并不是确定的，并且不同类型的参与者往往获得不同的回报。

一、基于经济学角度下，基本研究框架——全局博弈

对于存在不完全信息，参与者的回报与他人的选择有关的情形，早期Harsanyi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Harsanyi,1967）首先提出高阶信念这一概念，即自己对他人对自己的认知的认知。然而分析无穷高阶信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需要建立一个针对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在模型的设定中包含了对于高阶信念的设定，但在数学上又容易处理。全局博弈最早是由Carlssonr和vanDamme（1993）提出，假设行为人：行为人不能完全观测到博弈回报，但各自可以观测到一个带有噪声的关于收益的信号（私人信息），但是关于噪声信号的分布是常识并且每个人都会观测到一个相同的公共信息，这样行为人就可以通过私人信息与公共信息相结合来推断其他人所持有的信念。全局博弈的具体模型设定如下：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果：维持现状和通过革现状被改变。假设人口总量为1，行为人i∈[0,1]。表示行为人i所采取的行动，当=1表示行为人选择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0表示选择不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选择不参与的回报是0；如果最终现状被改变选择参与行动的回报为1-c，否则为-c。为一状态标准，可看成现状的维持力或经济基本值；A表示选择采取行动的人数（A=∫di）。仅当时（足够多的行为人采取攻击行动），现状被改变，称革命成功。另一方面，每个行为人均会观测到一个关于的私人信息，=+，~N(0，)。除此之外，每个人还会观测到一个公共信息y=+，~N(0，)。Morris和Shin（2004）已经证明，在上述博弈中，仅当时，存在唯一的均衡（，x*）。当时，现状将被改变；并且观测到x≤x*的行为人，选择参与推翻现状的行动。Morris和Shin的结论表明当私人信息的精度相对于公共信息的精度足够高的时候，行为人将更加依赖于私人信息推断别人的信念，而分散的私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均衡的单一性。全局博弈的分析框架除了可以用于分析政治变革相关问题，另外一重要领域是研究货币危机问题。Angeletos和Werning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基于全局博弈的货币危机模型。该模型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行为人根据私人信息和资产价格做出资产需求选择，通过加总个人的资产需求得到资产出清价格，资产出清价格成为内生形成的公共信息。在第二阶段，行为人根据私人信息和资产出清价格决定是否对当前的货币体系做出攻击（attack）。作者发当私人信息的精度足够高的时候，存在多种均衡。这是由于在该模型中公共信息的精度是内生的，私人信息精度的提高带来公共信息精度的提高，所以带来多重均衡。

二、从经济角度分析，集体行动能否达成的革命模型

在研究政治变革相关的情形时，利用全局博弈的分析框架，对于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进行不同的假设，可以得出非常丰富的与集体行动能否达成相关的结论。EthanBuenoDe（2010）提出一个带有革命先锋者的模型。其设定与全局博弈的设定基本一致。不一样的地方只有三点：1.并不接受到一个简单的外生公共信息，但是是共识；2.普通行为人的回报并不一致；3.除了普通行为人，还有一类行为人称作革命先锋者，先锋者并不会获得私人信息，但是会选择进行某一程度的暴力事件，暴力事件成为公共信息影响普通行为人的选择。V表示暴力事件的等级，则，t为先锋者付出的努力程度。当现状被改变，先锋者的回报为1-C(t)；当现状得以维持时，先锋者的回报为-C(t)。C(t)严格单调递增。作者利用该模型阐释了革命先锋者如何影响和改变了革命行动的结果。本质上说先锋者组织的暴力事件作为公共信息影响着普通行为人的选择，高级别的暴力事件让普通行为人相信现状更容易被改变。

三、世界经济角度下，关注革命成功后风险的革命模型

Chen和Suen（2014）构建了一个关注革命成功后风险的模型，用来解释不同阶层的人群对于参与改变现状行动有不同的倾向。有实证数据显示，中产阶级更加热衷参与改变现状的行动。Chen和Suen构建的模型如下：表示当前的执政状态，服从正太分布，但并不可以被直接观测到。但是每个行为人都会接受到一个私人信号。与全局博弈类似，当选择“攻击”的人数A超过某一固定值T的时候，现状被改变。与全局博弈不同的是，作者假设行为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被称作乐观者，他们认为服从正太分布，一类被称作悲观者，他们认为服从正太分布，并且。革命成功后，行为人有一定的可能性开始新的生活，其生活状态假定为。革命成功后，参与者开始新生活的概率大于未参与者开始新生活的概率。运用以上模型，作者解释为何中产阶级更加愿意参加改变现状的活动。一是因为中产阶级的私人信息使得他们更倾向乐观主义的观点，从而认为改变现状后可以有更高的回报。二是相对贫困的人群更容易低估革命作为集体行动达成的可能性，从而也降低了他们参与行动的意愿。然而上面的模型并没有考虑公共信息的影响，事实上在社会常态中是充满着各种公共信息的，既有内生的也有外生的。

四、总结

本文从世界经济角度下，对目前从全局博弈角度构建的革命模型进行了粗略梳理。不难发现全局博弈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来研究革命。当前的研究利用全局博弈的研究框架，已经发展了丰富的理论解释革命过程中常常出现各类特征。包括革命先锋者制造的各类暴力行动的作用和革命先锋者行为选择的解释，以及社会中不同阶层对于参与改变现状的活动的不同热情。总之，全局博弈给了我们很好的角度去理解革命。

作者:刘雨辰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黄岩.经济制度改制中的工人集体行动的解释框架[J].公共管理学报,2005年04期.

[2]唐军.经济学的角度,生存资源剥夺与传统体制依赖:当代中国工人集体行动的逻辑——对河南省Z市Z厂兼并事件的个案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06期.

[3]刘爱玉.适应、依赖与机会结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集体行动[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04期.

[4]刘爱玉.世界经济角度看国企经济变革与下岗失业人员的行动回应[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5]游正林.经济角度下谈国有企业工人的行动选择——兼评刘爱玉《选择:国企变革与工人生存行动》[J].社会学研究,2005年04期.

[6]刘爱玉,王培杰.经济角度下,谈失业工人经济被迫的行动选择分析:以厦门市调查为例[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年04期.

[7]Harsanyi,J.[1976-1978]“.GameswithIncompleteInformationPlayedby‘Bayesian’Players,PartsI-III,”ManagementScience14

[8]Carlsson,H.andE.vanDamme[1993]“.GlobalGamesandEquilibriumSelection”,Econometrica61,989-1018.

[9]Morris,SandShin,HS.[1998].”UniqueEquilibriuminaModelofSelf-FulfillingCurrencyAttacks”.AmericanEconomicReview88(3):587-597.

[10]Angeletos,GMandWerningI[2006].“CrisesandPrices:InformationAggregation,Multiplicity,andVolatility”.AmericanEconomicReview96(5):1720-1736.

[11]Morris,SandShin,HS.[2001].“GlobalGames:TheoryandApplications”,CowlesFoundationDiscussionPaperNo.1275R.

[12]Chen,HandSuenWing.[2014].“AspiringforChange:ATheoryofMiddleClassActivism”.WorkingPaper,UniversityofHongKong.

[13]游正林.经济制度下,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对一起集体上访、静坐事件的个案研究[J].学海,2006年02期.

后革命范文篇8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在

A.新文化运动后

B.辛亥革命失败后

C.俄国十月革命后

D.后

2.首次提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思想原则的文章是

A.《反对本本主义》

B.《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C.《实践论》

D.《<共产党人>发刊词》

3.中国共产党破除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运动是

A.国民革命运动

B.农民革命运动

C.土地革命运动

D.运动

4.思想基本形成的主要标志是

A.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

B.关于农民土地问题政策的提出

C.关于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方针的提出

D.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理论的提出

5.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是

A.兴中会

B.

C.中国同盟会

D.中国国民党

6.首先提出“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原则的资本主义国家是

A.英国

B.美国

C.法国

D.日本

7.最早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文章是

A.《民众大联合》

B.《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C.《新民主主义论》

D.《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8.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

A.农民

B.城市小资产阶级

C.青年学生

D.民族资产阶级

9.国民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

A.资产阶级的斗争

B.农民的斗争

C.革命武装的领导

D.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

10.中国革命开始由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是

A.南昌起义

B.八七会议

C.秋收起义

D.遵义会议

11.大革命失败后，明确提出“以乡村为中心”思想的著作是

A.《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B.《井冈山的斗争》

C.《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D.《反对本本主义》

1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邓小平领导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是

A.湘鄂赣根据地

B.鄂豫皖根据地

C.左右江根据地

D.闽浙赣根据地

13.中国共产党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中，应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政策的阶级是

A.无产阶级

B.农民阶级

C.城市小资产阶级

D.民族资产阶级

14.在民主革命中，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

A.土地革命、党的建设、武装斗争

B.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

C.统一战线、土地革命、武装斗争

D.武装斗争、统一战线、革命根据地

15.在民主革命中，阶级成分最复杂的统一战线是

A.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B.工农民主统一战线

C.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D.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16.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

A.合法斗争

B.秘密斗争

C.武装斗争

D.议会斗争

17.第一次公开使用“人民民主专政”概念的著作是

A.《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

B.《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革命前途的影响》

C.《新民主主义论》

D.《将革命进行到底》

18.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的文件是

A.《对目前时局的宣言》

B.《论联合政府》

C.《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D.《将革命进行到底》

19.中国人民在长期的探索中，选择了最适合我国国情的政体是

A.苏维埃代表大会

B.议会

C.人民代表大会

D.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20.我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是

A.人民代表大会

B.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C.派代表大会

D.各党派联席会议

21.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到

A.新民主主义社会

B.社会主义社会

C.资本主义社会

D.共产主义社会

22.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的最主要途径和手段是

A.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企业

B.没收官僚资本

C.没收民族资产阶级财产

D.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

23.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中心任务是

A.消灭国民党集团的残余势力

B.完成新解放区的

C.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D.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24.用法律形式把过渡时期总路线确定为全国人民在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会议是

A.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D.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25.1956年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

A.新民主主义社会

B.资本主义社会

C.社会主义社会

D.共产主义社会

26.提出“以苏联经验为鉴戒，走自己的路”重要思想的著作是

A.《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B.《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C.《论十大关系》

D.《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

27.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是

A.健全民主与法制

B.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C.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D.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28.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最核心的内容和最重要的特点是

A.着重于从思想上建设党

B.加强党的组织建设

C.加强党员的党性修养

D.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29，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的基本原则是

A.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B.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C.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

D.坚持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作为中心环节

30.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证明，遵循实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途径的关键是

A.克服主观主义

B.克服宗派主义

C.克服骄傲自满情绪

D.克服官僚主义

二、多项选择题(在每个小题的五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二至五个正确的答案，并将其号码填在题干后的括号内，多选、少选、错选均无分。每小题1分，共10分)

1.思想是

A.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B.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C.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D.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E.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2.中国无产阶级具有自己特殊优点和特点，是

A.大公无私

B.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

C.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

D.和农民有天然联系，便于结成工农联盟

E.人数虽不多，但集中在沿海、沿江大城市，便于组织

3.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进入创造红军新时期的著名起义有

A.南昌起义

B.秋收起义

C.平江起义

D.左右江起义

E.广州起义

4.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对革命统一战线领导应具备的条件是

A.制定正确的政治纲领

B.对同盟者进行政治教育

C.率领同盟者对敌人作斗争

D.照顾同盟者的切身利益

E.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5.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有

A.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B.互不侵犯

C.互不干涉内政

D.互通有无、和平共处

E.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6.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

A.发展生产

B.公私兼顾

C.四马分肥

D.繁荣经济

E.劳资两利

7.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

A.农民

B.城市小资产阶级

C.大地主大资产阶级

D.工人阶级

E.民族资产阶级

8.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国在建设中应处理好的经济方面的关系有

A.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

B.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

C.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

D.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

E.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9.1942年亲自发动并领导的全党整风运动的内容有

A.整顿思想

B.整顿学风

C.整顿党风

D.整顿文风

E.整顿组织

10.在中国共产党内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实行的基本原则是

A.少数服从多数

B.下级服从上级

C.先民主后集中

D.个人服从组织

E.全党服从中央

三、名词解释题(每小题5分，共20分)

1.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2.三湾改编

3.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三、名词解释答案：

1.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答：第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有本质的区别，也不同于某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曾经实行的一党制。

第二，这一政党制度大致包含三方面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各派在政治上的关系，是各派在自己的纲领中都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派是团结合作的友党。

第三，在这一政党制度下，共同合作的各党派在组织上是独立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共产党和各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同样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的基本组织形式。

2.三湾改编

答：第一，发动秋收起义后，由于进攻敌人力量集中的中心城市长沙遭到挫败，便改向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农村前进。1927年9月下旬，领导军队行至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时，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

第二，在三湾改编中，提出在部队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决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建立党委；整个部队由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的原则。

第三，三湾改编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从政治上组织上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

3.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

答：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中，就提出从政治上组织上建设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又明确提出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

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

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人民军队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原则，是缔造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也是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

4.向科学进军

答：第一，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代表党中央作的报告，分析了国际上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我国科学文化的落后状况，论述了加快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在这次会议上，、等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发展科学，大搞技术革命，并提出了分步骤分阶段缩小差距、赶超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思路。

四、简答题(每小题7分，共28分)

1.简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2.为什么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依据是什么？

4.为什中国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时，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四、简答题答案：

1.简述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特点。

答：思想在形成和发展中，有着自已的鲜明特点：

第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来学习、研究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道路，获得了克敌制胜的强大武器。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

第二，思想是在同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思想就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的革命精神，在同这种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项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特殊困难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贡献最大。中国共产党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了不懈努力，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改变为具有中国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为什么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答：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是因为：

第一，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已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在这个新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革命，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又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性质，及其后的中国民主革命，不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第三，五四时期，一批赞成十月革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中起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指导作用，他们所宣传和用以指导行动的理论武器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有这些，使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3.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依据是什么？

答：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依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第一，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秦朝开始，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集中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整个历史看，中国各民族友好相处和统一的时间长于割据的时间。因此，建立统一的国家，是中国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第二，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在地区上是互相交错的，早已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

第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互相帮助、共同繁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虽少，但分布十分广阔。汉族人口众多，文化技术先进，而少数民族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因此，各民族只有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才能共同繁荣和进步。

4.为什中国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联盟时，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

答：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道路，是在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走过来的。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对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其基本原因是：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有革命性的一面，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同他们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

第二，民族资产阶级又有同敌人相妥协的一面，对他们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保持警惕，并进行必要的斗争；

第三，在一部分大资产阶级推行两面政策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应与其建立一定程度上的暂时联盟，同时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顽固势力作斗争，必须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五、论述题(12分)

试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原因及意义。

五、论述题答案：

试述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原因及意义。

答：

（1）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之所以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因为：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完全的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罢工的合法斗争权利，反动统治阶级凭借着强大的武装对人民实行独裁恐怖统治。因此，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第二，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农民是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就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而“工农武装割据”正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第三，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的多次奋斗说明，革命在城市首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而广大农村却是反动统治相对薄弱的地区，共产党人必须而且有可能首先占领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为先进的巩固的阵地，使之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

（2）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历史意义在于：

第一，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二十多年的流血牺牲，千辛万苦探索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历史证明，沿着这条道路奋斗，革命形势就能够发展；背离这条道路，革命就会遭受挫折或失败。

后革命范文篇9

关键词：红四军；；闽西；中央苏区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有四次重大的“入闽”军事行动，即南昌起义军入闽、红四军入闽、东方军入闽和红十军入闽。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四次入闽军事行动中，红四军入闽无疑是历史地位最为重要、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1929年3月至10月，红四军先后两次入闽作战，是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上具有转折意义和重大影响的事件，不仅极大地推动了闽西中央苏区的建立，对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也是有力的推动，而且还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发展格局，为中央苏区的发展壮大指明了方向。今年是率红四军首次入闽90周年，特撰此文，以志纪念。

一、红四军入闽的历史条件

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初，全国各地党组织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大多失败了，但起义武装相继转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赣西南和闽西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广东东江根据地、广西左右江根据地、琼崖根据地、湘鄂边和湘鄂西根据地、鄂豫皖边根据地等10多块有影响的红色区域。在这一红色风暴的推进中，赣南、闽西成为红色风暴的中心，红四军即“朱毛红军”则是红色风暴的主角。红四军成为这一红色风暴主角的标志性事件，就是红四军入闽即拉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大幕。红四军入闽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也可以说是历史的选择。其一是形势所迫。为了打破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红四军前委决定采取“攻势防御”战略和“围魏救赵”策略，、、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不料，井冈山根据地失守，加上红四军主力首次进行无根据地作战，接连失利，不得不率红四军沿闽赣边界向南转移，以摆脱“追剿军”的穷追。如果说1927年9月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遭到挫折后，被迫率领部队“上山”，闯出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新途径，闯出了中国的第一个农村红色政权，那么，1929年春率领红四军主力被迫入闽，则为中国革命闯出了更大的新天地——创建中央苏区，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革命舞台。其二是福建特别是闽西的革命基础好。1928年3月至10月，后田、平和、上杭蛟洋、永定、崇浦五大暴动席卷八闽大地，拉开了福建苏区革命斗争的序幕，其组织之严密、成功率之高、影响之深远，全国是不多见的。五大暴动后，福建苏区革命斗争呈燎原之势，以波浪式推进的方式，几乎红遍八闽山区农村，使福建成为一座坚强的“红色堡垒”。正如1929年3月12日，中共长汀党组织负责人在四都镇向汇报的：这里群众条件好，国民党地方部队力量较为薄弱（只有2个团），是开辟根据地的有利条件①。可以说，红四军失去了井冈山老根据地，却意外发现了新的“革命绿洲”———闽西，它具有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诸多有利条件，如有地方党组织配合、群众基础好，经济、文化、交通等方面也出乎意料的好。正如1929年4月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复信中所说的：“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健的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②1929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国共产党信中指出：“朱毛的游击队伍，虽然各方面的反动势力都尽量的向他压迫，但是他们不独仍然保特（持）着他的实力，并且最近在福建省还得了相当的胜利”。③其三是契机的推动。历史的发展往往是由契机推动的。1929年三四月间，也就是红四军转战闽赣边之际，国民党的新军阀混战，即国民党军阀蒋桂混战爆发，特别是福建军阀到广东参加粤桂战争，为红四军入闽、开辟闽西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时机。其四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供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这一点，以往论者很少关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的两年多时间，是中国革命进入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起步阶段，也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调整期，即共产国际主导下的中共中央相对宽松的放手阶段。此间，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由于对急剧发展变化的局势认识不清，一时又提不出有效应变对策，同时也怕再犯错误和承担更多的历史责任，对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暴动起义，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观望态度。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专门指示“俄国军事顾问、军官都不应参与暴动”，④也就是说当时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谁也没有领导这个运动”。⑤因此，在这一调整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主要是以形式上的文件如通告、指导信等的间接指导方式为主。因而，在此期间，全国各苏区党和红军基本处于相对独立的革命斗争状态中。任何的探索都是需要有一定的实践空间和时间为条件的，何况是在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下开展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至1929年底，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的农村武装割据斗争，尤其是对苏区红军发展的指导更为薄弱，无疑在客观上为领导创建中央苏区的革命斗争提供了难得的探索空间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红四军如果不顾具体斗争实际，一味遵照中央关于“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行动，就很难有红四军入闽后的一片大好革命景象。

二、红四军入闽的意义与影响

红四军入闽的意义与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红四军在困境中打出希望，揭开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红四军两次入闽，消灭了军阀郭凤鸣部，横扫了长汀、上杭、龙岩、永定、连城等地的反动民团，解放长汀、永定、龙岩等闽西要地，并帮助成立长汀、永定、龙岩三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还把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个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闽西各县农民群众受朱、毛的影响，必然要起来猛烈的斗争”。⑥至1929年7月，闽西党员数发展到近3000人，占当时福建全省党员总数3700余人的80%以上⑦。1929年秋，有感于闽西工农武装割据一片大好形势，奋笔所书“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诗句，生动反映了红四军在绝境中入闽、开创出革命新天地的喜人景象。（二）闽西苏区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新舞台，成为思想的重要发祥地。率红四军入闽，对闽西苏区革命斗争的推动是直接的、全方位的，从苏区的开辟到苏维埃政权的成立，从群众的发动到红军的组建，涉及军事、政权、文化建设等方面。更重要的是，闽西成为探索红色割据的重要实践地和建党建军思想的奠基地。1929年7月，亲自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一大，赞扬闽西革命多做点成就，指出闽西党组织和红军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区，同赣南苏区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还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进一步完善了此前在井冈山和兴国制定的《土地法》。1929年12月，主持召开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不仅是“四军党第一幕重要历史”，揭开了红四军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为中央苏区的创建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奠定了朱毛红军的崇高历史地位，古田会议决议总结和创立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党委制、集体领导、民主化、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根本制度，使红四军的建党建军经验成为“红军建设的纲领”。（三）率红四军入闽不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还勾画了中央苏区的宏伟发展蓝图，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发展格局。不论是在出击赣南还是在转战闽西过程中，以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审时度势，抓住有利时机，没有完全按中央的指示向西即“粤赣湘闽”方向发展，而是根据敌我形势发展变化和具体斗争实际，适时调整和确定苏区革命斗争发展方向。如在入闽之初，1929年3月20日，在长汀辛耕别墅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时，就研究了南方各省的政治经济状况和革命的主客观形势，特别是针对蒋桂战争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勾画了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发展蓝图：“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致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4月5日，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中关于“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的指示，认为这“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主张利用蒋桂两派军阀争夺江西的时机，积极进取，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历史事实证明，中央苏区的发展轨迹基本是按上述的战略规划进行的：赣南、闽西二十余县成为中央苏区的核心区；闽西北、闽北和抚州大部分地区及闽粤赣边地区均纳入中央苏区版图范围。红四军入闽是继南昌起义军入闽之后的第二支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进入福建，其影响和意义均超过了前一支的革命武装，也超过了后来的东方军入闽和红十军入闽。这是因为，红四军入闽不仅拉开了创建闽西中央苏区的大幕，而且勾画了中央苏区的发展蓝图，对福建乃至整个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发展都具有奠基性和导向性意义。（四）红四军入闽的影响不只是在闽西和闽粤赣边，还从西向东“波浪式”辐射到福建全境和闽浙赣边区，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等各地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仅从福建的视阈来看，红四军入闽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极大地鼓舞了福建人民奋起投入到苏维埃革命运动洪流，对福建各地红色割据的形成和苏区的创建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红四军入闽后，有力地推动了福建的农民武装斗争在闽西、闽南的“普遍的发展”，为福建其他各地“发动地方暴动，以便土地革命”起到了推动作用。1929年8月，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出击闽中，对漳平、大田、德化、永春等地的革命斗争是一个有力的推动。1929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指示福建省委：要加强“扩大朱毛红军和闽西红军的宣传”，“加紧发动广大群众日常的斗争，使这些斗争很迅速发展到武装斗争”，扩大红军力量；同时“要深刻的应用朱毛红军的经验到这些新编的红军中来，使之日趋健壮与发展”，把游击队、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一切武装的农民群众，编成红军，统一指挥”。⑧并且特别强调，红四军在闽西的活动不能只局限于闽西，而要面向福建全省，并且要派出代表到其他各地开展指导工作，指出：“你们的任务是要扩大到全闽的土地革命，只有全闽的土地革命能保障闽西土地革命的胜利。自然，你们用种种方法扩大闽西土地革命的影响是非常必要的，你们应当多搜集闽西关于政权、红军、土地问题的材料，供给全省作宣传资料，应当在全闽扩大援助闽西苏维埃、援助朱毛红军的运动，应当督促闽西派代表到各地宣传，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达到扩大全省的土地革命，而不要使全闽民众将闽西放在特别的地位来看待他。”⑨中共中央还强调指出，福建各地党组织要“特别发动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推翻豪绅统治，解除民团武装，决不要到处都依靠朱、毛的武力去打”。⑩为此，闽西党组织提出“要自己变成朱毛红军”輥輯訛的口号。1930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福建省委，强调指出：“游击战争与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史海钩沉SHIHAIGOUCHEN将不仅限于闽西，必须深入扩大到漳、泉各属，以至闽北。”輥輰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福建省委和后来组建的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都作出了相应的部署。在督促闽西派代表到各地指导工作方面，红四军和闽西苏区派出邓子恢、蔡协民、曾志等得力干部到厦门、福州等党组织加强指导工作，特别是对闽中、闽东、闽南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此外，1930年春，中共中央鉴于“闽北工作最近亦有新的发展”，还指示军委南方办事处“应在闽红军学校毕业生中调一部分人去当干部”，并“打通闽西与闽北的交通路线”。輥輱訛而且，在政治影响上，“朱毛红军”远播到闽北、浙西南的闽浙边一带。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余部组成的红军挺进师进入浙西南、浙南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围剿”红军挺进师的国民党军就“到处大造谣言，说朱毛红军已投降了，为了要打日本，首先要‘剿灭’共党和红军”。輥輲訛红四军在闽西创建中央苏区对福建其他地区的苏区革命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促进，但同时福建其他地区的苏区革命斗争的开展也有力地配合和保障了红四军在闽西的革命行动。

后革命范文篇10

此前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屡战屡败，武昌起义猝然发动，猝然成功，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但蓬勃之下掩盖着混乱。摆在国人面前的景象是：“盗贼纵横，土匪充斥，失业之民，全国皆是，焚烧劫掠，盗窃淫戮，商民之家被害者日必数起。”[5]，“言外患则日逼南满，俄涎蒙古也，言内忧则会党充塞，匪盗如毛也，再观内部意见丛生，内讧可惧。四崩五裂，论之堪忧，呜呼！天祸吾国乎？”[6]社会动荡，列强环伺，革命尚末成功，清军尚在眼前。面对此景，软弱的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来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要这个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稳定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

有谁能够担当这样的重任呢？环顾四海，人们觉得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首先立宪派看好袁世凯。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半年，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四商会推张謇晋京，洽谈组织赴美游历报聘团事，同时向清廷进“最后忠告”。张謇绕道彰德拜访袁世凯，一夕深谈，达成默契。张对袁的政治默契，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对袁深笃的政治感情和隐约的期待。武昌起义后四天，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江浙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就开始制定拥护袁世凯以及收拾大局的计划，即有名的“惜阴堂计划”。他们一方面让拥有实力的袁迫使清帝退位，另一方面则压迫革命党人交出政治权力，由袁任共和政府的总统。在他们的活动下，11月底，各省都督代表会作出决议：若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张謇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不仅立宪派看好袁，就是革命党人也看好袁。在袁的帮助下出狱后，极力鼓吹袁饿反正的论调。他还以“民党代表”的名义，向袁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总统）不可。”[7]黄兴虽然对袁心存警惕，但就在同一天，他又写信给袁，称“明公之才，高出兴等”，呼恳他“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宋教仁也一再表示拥护袁做总统，并曾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8]孙中山在担任临时大总统后，面对动荡不安的局势，穷于应付，颇感心有余而力不足，遂认为,清帝退位，民国统一,彼此建设之事，自应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孙中山在执行各省代表会议时应允：如果袁君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

为什么大家都看好袁世凯？这是因为当时满汉矛盾十分尖锐。满汉矛盾由来已久，反满思想在清朝入关后，便深深地植根于汉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同时它既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投入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又是他们用来动员群众的重要思想。早先孙中山的排满思想不免有些偏狭之见，但同盟会成立后，逐浙将排满与救亡图存，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而大部分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并末达到孙中山这样的思想境界，在他们民族意识之中仍掺杂着偏狭的种族主义色彩。毫无疑问，宣传革命排满，使辛亥革命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为袁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辛亥革命的“反满”色彩，袁世凯很便成了各派政治势力竞相争取的对象和稳定政局的强有力的人选。就革命派而言，由于袁的汉人身份及他同满人的某些矛盾，使他们从一开始就希望袁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革命事业，至于袁本人，则充分利用革命党人的排满心理，以调和者自居，诱使革命党人和平了结。1909年袁开缺回籍之后，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受到清廷猜疑，而这却使得资产阶级产生袁是清廷对立面的错觉，更有一部分革命党人在狭隘排满的大汉族主义支配下，把袁视为“同种”，并把他与“异族”的清王朝相区别，对其寄予厚望。

综上所述，当时国内背景是软弱的资产阶级需要有一位铁腕人物来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的任务——推翻满清，同时又帮助他们稳定统治秩序，迅速统一内政，以防外人干涉。加上浓厚的“反满”气氛下，这样，当时的形势呼唤有一位汉族的强势人物来收拾局面，而袁世凯的个人实力与才干则正好符合这一客观需要，使其得以荣登总统宝座。

参考文献

[1]卿斯美.《辛亥革命时期列强对华政策初探》，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中华书局，第1344页.

[2]马克思.《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3]汪敬虞编.《中国近现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第654页.

[4]见《工农商部统计表》，清末农工商部自1970年起举办统计.

[5]1912年1月19日《申报》.

[6]1912年3月28日《民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