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理论范文10篇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1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学者汤因比在晚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也蕴涵着这种思想，而且相当的乐观，他说：“今天发达国家的人民总是蔑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采取怜悯、轻侮的态度，但不久两者的地位就会颠倒过来。对这些所谓落后的多数来说，将来要进入整个人类都应进入的安定的‘世界国家’时，大概比起那些先进的少数来困难要少。这暗示着各国的命运都要戏剧性的逆转。历来的发达国家大概都不得不长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历来的后进国家倒可能较少痛苦地，较快地进入未来的‘世界安定国家’。”[9]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提法，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实现与建设，并走向共产主义，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不仅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同时列宁还清醒地看到落后的俄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时所面临的劣势。他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比欧洲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与此相联系的有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如果对这种特殊的困难认识不足就易于脱离自己的国情，急于求成，超越历史阶段，违背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感觉。

后发优势理论由西方学者提出以后，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起直追，希望尽快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如此氛围之下，国内学术界对后发优势问题也作了广泛研究。

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8](P205-P206)。除此之外，国内其他学者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结论[10][11][12][1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后发优势已有一定的认识。

二

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参照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际，我认为后发优势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验借鉴论。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其现代化进程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先行者有丰富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供后来者借鉴，这样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使后来者能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2.科技文化利用说，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利用先行者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形成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直接加以引进与学习，使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上的跨越性发展。同时，后来者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形成文化融合杂交的优势，促进现代化的发展。3.后发国家联合说。随着世界整体发展与互相依存趋势的显著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善，它们可以通过联合以抵制发达国家损人利己政策。4.产业转移说。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机会，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直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后来者顺利地实现现代化。5.外资利用说。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资金，后发国家可以依靠引进外资以解决本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借鸡生蛋的目的。6.榜样激励说。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十分显著，这对后来者克服重重阻力激发追赶的念头与信心，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非常有利于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

除了上述归纳的后发优势的六个方面之外，笔者毫不怀疑细心的研究者还可以找出更多的体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因素。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不管具备了多少后发优势，却无法掩盖这些后来者所客观存在的比后发优势多得多的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往往表现得比后发优势更为明显，对现代化的后来者影响更大，更深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发劣势往往是与后发优势紧密联系，共同发生作用。后发劣势经常制约着后发优势，使后者难以发挥功效。这是后发国家十分容易忽视的地方。鉴于此，很有必要将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存在的后发劣势进行一番梳理，使这些后来者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劣势非常多，但每个国家又各有不同。本文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就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作出粗线条的宏观梳理。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后发地位是一个具有本质性的最大劣势，正是由后发这一根本性的劣势，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其他劣势。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竞争的游戏，谁占得先机，谁就取得莫大的优势，更何况这一激烈的竞争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在世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于几百年前就开始了。早先加入这一进程的西方国家已跑出很远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把亚非拉美绝大多数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一历史性与现实性高度统一的状态决定了后发国家在开始走向现代化时便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其次，后发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底子薄，规模小，技术落后，市场占有率低，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很难满足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需要。第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是在外力作用下才得以启动，可它们难以实现持续高效且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原因主要在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很难对现代化进程形成强大的推力。第四，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存在着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严重问题。现代化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这已被所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充分证明是一条具有普适性的规律。而在这些后发国家，人口文盲比例很高，即使花很大代价培养的为数不多的人才也很难留在国内。第五，许多后发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进化程度落后状态，是又一明显的后发劣势。现代工业社会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特征，这一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然而由于后发现代化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社会在进化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被动地在国家的支配下发展。社会成员思想观念落后，社会缺乏创新机制，难以形成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最后一点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便已受到人口包袱、环境压力和传统重负的束缚。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阻力重重。

当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后发劣势远远不止上述六大方面。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总的态势的不断演变，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到达的不同阶段。由“后发”这一本质性的劣势将会导引出更为多样化的劣势。如果说前文论述的六大劣势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与基础性劣势。那么，这些劣势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会形成裂变与分解，产生许多新的劣势，亦既出现对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造成严重制约的因素，使后来者的现代化历程愈加艰难。

三

在对后发优势做了初步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对这些优势做具体分析。这是建立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参数，并结合与之相关联的其他重要因素的一种分析，特别是结合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史实，对后发优势及其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首先需要发展中国家审视的是所谓经验的借鉴。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可供现代化的后来者借鉴。然而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启动、初步发展、高速发展而进入到目前的高水平现代化阶段，每一个阶段均有其特殊的经验与教训。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处于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阶段，只有极少数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处于现代化初步发展阶段的国家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然是不合适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其现代化水平来看，已处于走出现代化，向后现代社会过渡阶段。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正在走进现代化，或在现代化的曲折道路艰难前行阶段。两者所处阶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价值观亦大相径庭。如此相异的状态之中“借鉴经验”几乎不大可能。也许有人会说，后来者可以借鉴先行者在其启动阶段和初级阶段时的经验，可是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以及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等方面几乎完全不同。这是由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所决定的。英国、法国等现代化的先行者，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他们的现代化启动早，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发展没有太大的外来压力，以一种胚胎发育的循序渐进方式向前发展。任何转型过程中的矛盾都可在较长的时间与较大的空间里逐渐解决。至于德国、美国、日本这些现代化的早期后来者，他们所处的时空特性与先行者没有太多区别。这些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时空优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叶后无法拥有的。当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国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留给他们的时间相当紧迫，空间十分狭小，时空的压缩使许多国家把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内完成，把发达国家转型时面临的各种历时性矛盾转变为共时性矛盾，使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难题剧增，解决的难度更大。即便有一些后发优势，或一些经验可资借鉴，但在上述状态之中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状态，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日本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其经济从1955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仅用了上十年的时间便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其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获得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资金，实现了后发优势带来的最优结果。这一极为特殊的事例，成为后发优势的科学文化利用说的最强有力证据。

我们认为，日本的事例确实体现了后发优势给现代化的后来者带来的好处，可是不要忘记，日本是亚非拉美各国成功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唯一例外”。日本的成功是诸多因素加上对机遇的把握的一个典型事例。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决定了这一经验并不能使科技文化利用说具有普适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以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性建设逐渐完善，导致发展中国家学习并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难度不断增大。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的跨国公司来看，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工艺设备和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主要开发者和拥有者。它垄断了世界上约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然而，虽然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许多技术，使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颇大，但他们的技术转移一般较保守，转移的技术大部分是传统技术或适宜技术，而最先进的技术被严格控制。技术溢出的效果不明显，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298-P30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领先地位，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的拉大，采用技术的黑箱化或模拟黑箱化等各种手段，在合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帜下，使后发国家的科技进步更加困难。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由于教育的落后，使人力资源对现代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才的匮乏与大量外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以非洲为例，目前大约有3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非洲人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工作。西非诸国每年约有50%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流失到欧洲[14](P206)。此类现状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后发国家雪上加霜。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以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在当今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因此他们的团结与联合对于其发展与安全是格外重要的。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到遍及亚非拉美的区域一体化，无不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为他们的发展确实带来了诸多的益处。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诸多的矛盾，如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遗产，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缺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对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的理解与主张不同，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分化作用及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因素更使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障碍重重。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当时拉丁美洲经济实力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阿根廷作为拉美国家的代言人，带领着一批拉美国家与美国对抗，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敢对美国说不，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刻意通过提高巴西的实力来压制阿根廷，对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处处刁难，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矛盾和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终于使阿根廷这个最有可能成为拉美第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与之极为相似的例子在20世纪末再度发生，正当东亚诸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蓬勃向上、充满生机，得到世界舆论众口一词称赞不已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密切关联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使东亚几十年的现代化成就遭到重大的损失。东亚“倒退了2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事实充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后发国家的战略方针，即垫高与削低战略（垫高是指对最落后的，极不稳定的，其发展趋势不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那些国家实行援助。削低是指对有望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削弱之）已逐渐使用得更加熟练。特别是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已有下降的趋势。曾经有所作为的不结盟运动已呈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态势。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表现得团结一致，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峰会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关注的焦点，后发国家联合所具有的这一后发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已显得力不从心。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转移到后发国家，相应的进行产业的升级，这是后发优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就曾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升级的过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然而我们还看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既没有带来明显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利用国际分工原则把那些夕阳工业和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工业调整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生态环境上损失惨重。这使原本就存在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雪上加霜，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P131-P139)。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中还有一类是在国家指导下，由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帮助实施，巴西便是如此。1950～1960年代，巴西一贯执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已山穷水尽，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时期，巴西利用外资对汽车、造船、重型机械、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工业实施大规模投资，以期在不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从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升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15]。可事与愿违，在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作调整的情况下对工业产业进行调整与升级，使巴西背上沉重的包袱，外债迅速上升，加上技术创新滞后，使产业的技术升级没有进一步保障，现代化进程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

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途径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但也必须看到，作为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无力提供大量资金以全面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必须利用外资。但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时，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会对受援国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附庸，受制于发达国家，导致了殖民主义的再版。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往往出现借贷款额过大，结构不合理，导致外债缠身，甚至出现借新债还旧债，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便极具代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外资的有效利用上存在严重问题，引进资金往往不能用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处，造成外资的巨大浪费，而且许多国家腐败现象严重，许多外资落入当权者的腰包，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的存款有几十亿美元，其中便包括侵吞美国的经济援助，日本战争赔款及世界银行开发计划贷款等[16]。类似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这无疑使外资在现代化建设上的作用大打折扣。

我们确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也给落后者强烈的刺激，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样的榜样效应作用下，对社会进行全面动员，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而在对榜样的激励进行细化的研究之后，笔者对此说不敢苟同。在许多国家，现代化才刚刚启动，或者正处于艰难的初期阶段，便有许多富人以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为榜样，贪图物质的享受。消费固然有利于生产，但把钱大量花在需要外汇进口的商品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条件的服务上，既是一种腐败的表现，也对外汇奇缺的国家的发展不利[17]。除了高消费、超前消费的不良榜样效应外，有些国家盲目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不顾国情与时空特性的变化，将别国的发展战略全面引进，结果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混乱。如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医疗卫生技术与设备被大量引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出生成活率提高，居民的寿命延长，甚至很快进入老年化社会，而此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却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榜样激励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长时期的追赶与努力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便容易滋生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再加上政策的失误，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极易产生现代化进程的断裂。

四

后发优势理论是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令广大现代化的后来者（严格的说应是“后后来者”）颇感兴趣，具有极大诱惑力的理论之一。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建立的实证性基础是德国、日本等为数极少的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二战以后，在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推动下，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相对说来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利用所谓的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东亚四小龙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取得一定的成就外，数目更为巨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展相当有限，甚至遇到极大的挫折。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2002年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1997年则扩大为74:1。世界上的穷国里有13亿人的收入不到l美元／天。有8.4亿人深受饥饿与营养不良之苦。10亿人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自来水。20亿人没有电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承受2.5万亿美元的庞大外债负担，南北差距还在扩大[14](P53-P54)。正如韩国的金泳镐教授指出，后发国家成功地完成了“追赶”的，在非西欧世界里仅日本一国，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20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当中，还没有一个完成了这个“追赶”[17](P287)。这显然是对后发国家优势理论的质疑与挑战。在拥有那么多的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里，仍然还存在如此之事实，难道不令所有的后发优势信奉者为之汗颜。

因此，虽然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后发优势，但任何人都不应将其绝对化。前文对后发优势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任何一种后发优势都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并受历史发展的时空压缩导致的各种新的因素的制约。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后发优势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令我们清晰可见，它往往与后发劣势相生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亦即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后发优势也各有不同，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现代化研究领域里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后发优势不仅和后发劣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紧密联系，难以分割，它还与现代化的行为主体的认识误区相关，稍不注意便会掉进陷阱。例如，同样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可以产生很高的生产率，然而将其引入发展中国家后却无法达到理想的目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技术是在其制度文化的框架内产生的，是系统运动的结果。技术能起作用，关键在于系统起作用。这个制度文化的系统包括管理制度、文化传统、企业理念与劳动者的素质等。可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引进技术，更没有对技术进行改造。因此技术离开了原来系统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系统里，作用自然会减小，甚至会出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排异”反应。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时经常会遇到如此尴尬的事情而百思不得其解。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后发优势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潜在的趋势，需要把它转变为现实中的真正的优势。这一转变过程需要后发国家做巨大的努力，甚至要付出许多代价。与此同时，后发国家还必须正确把握国情与球情，脱离国情与球情去大谈后发优势是不切实际的，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利的。

发展哲学告诉我们，越复杂的社会，其中的偶然性或机遇就越多[18]。现代社会便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要使后发优势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的状态，关键在于能否把握机遇。21世纪还会出现20世纪赐予日本的机遇，但这样的机遇并不多，它只留给那些有充分准备，有敏锐眼光和时代洞察力的发展中国家。

收稿日期：2002-10-08

【参考文献】

[1]李青均.后发优势：中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转型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22-24.

[2]金明善，车维汉.赶超经济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5-46.

[3]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14-815

[4]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8-12.

[5]格申克龙.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A].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28-848.

[6]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8.

[7]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0.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6.

[9]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55-47.

[10]丰子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出路[J].江淮论坛，1998,(2).

[11]赵佳琛.后发展：优势与难题[J].哲学研究，2000,(3).

[12]王雅林.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J].社会学研究，1994,(1).

[13]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0,(3).

[14]谈世中，等.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尹保云.现代化通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146-148.

[16]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81.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2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学者汤因比在晚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也蕴涵着这种思想，而且相当的乐观，他说：“今天发达国家的人民总是蔑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采取怜悯、轻侮的态度，但不久两者的地位就会颠倒过来。对这些所谓落后的多数来说，将来要进入整个人类都应进入的安定的‘世界国家’时，大概比起那些先进的少数来困难要少。这暗示着各国的命运都要戏剧性的逆转。历来的发达国家大概都不得不长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历来的后进国家倒可能较少痛苦地，较快地进入未来的‘世界安定国家’。”[9]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提法，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实现与建设，并走向共产主义，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不仅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同时列宁还清醒地看到落后的俄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时所面临的劣势。他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比欧洲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与此相联系的有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如果对这种特殊的困难认识不足就易于脱离自己的国情，急于求成，超越历史阶段，违背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感觉。

后发优势理论由西方学者提出以后，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起直追，希望尽快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如此氛围之下，国内学术界对后发优势问题也作了广泛研究。

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8](P205-P206)。除此之外，国内其他学者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结论[10][11][12][1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后发优势已有一定的认识。

二

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参照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际，我认为后发优势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验借鉴论。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其现代化进程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先行者有丰富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供后来者借鉴，这样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使后来者能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2.科技文化利用说，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利用先行者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形成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直接加以引进与学习，使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上的跨越性发展。同时，后来者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形成文化融合杂交的优势，促进现代化的发展。3.后发国家联合说。随着世界整体发展与互相依存趋势的显著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善，它们可以通过联合以抵制发达国家损人利己政策。4.产业转移说。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机会，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直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后来者顺利地实现现代化。5.外资利用说。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资金，后发国家可以依靠引进外资以解决本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借鸡生蛋的目的。6.榜样激励说。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十分显著，这对后来者克服重重阻力激发追赶的念头与信心，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非常有利于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

除了上述归纳的后发优势的六个方面之外，笔者毫不怀疑细心的研究者还可以找出更多的体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因素。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不管具备了多少后发优势，却无法掩盖这些后来者所客观存在的比后发优势多得多的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往往表现得比后发优势更为明显，对现代化的后来者影响更大，更深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发劣势往往是与后发优势紧密联系，共同发生作用。后发劣势经常制约着后发优势，使后者难以发挥功效。这是后发国家十分容易忽视的地方。鉴于此，很有必要将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存在的后发劣势进行一番梳理，使这些后来者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劣势非常多，但每个国家又各有不同。本文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就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作出粗线条的宏观梳理。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后发地位是一个具有本质性的最大劣势，正是由后发这一根本性的劣势，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其他劣势。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竞争的游戏，谁占得先机，谁就取得莫大的优势，更何况这一激烈的竞争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在世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于几百年前就开始了。早先加入这一进程的西方国家已跑出很远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把亚非拉美绝大多数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一历史性与现实性高度统一的状态决定了后发国家在开始走向现代化时便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其次，后发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底子薄，规模小，技术落后，市场占有率低，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很难满足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需要。第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是在外力作用下才得以启动，可它们难以实现持续高效且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原因主要在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很难对现代化进程形成强大的推力。第四，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存在着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严重问题。现代化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这已被所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充分证明是一条具有普适性的规律。而在这些后发国家，人口文盲比例很高，即使花很大代价培养的为数不多的人才也很难留在国内。第五，许多后发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进化程度落后状态，是又一明显的后发劣势。现代工业社会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特征，这一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然而由于后发现代化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社会在进化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被动地在国家的支配下发展。社会成员思想观念落后，社会缺乏创新机制，难以形成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最后一点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便已受到人口包袱、环境压力和传统重负的束缚。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阻力重重。

当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后发劣势远远不止上述六大方面。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总的态势的不断演变，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到达的不同阶段。由“后发”这一本质性的劣势将会导引出更为多样化的劣势。如果说前文论述的六大劣势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与基础性劣势。那么，这些劣势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会形成裂变与分解，产生许多新的劣势，亦既出现对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造成严重制约的因素，使后来者的现代化历程愈加艰难。

三

在对后发优势做了初步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对这些优势做具体分析。这是建立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参数，并结合与之相关联的其他重要因素的一种分析，特别是结合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史实，对后发优势及其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首先需要发展中国家审视的是所谓经验的借鉴。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可供现代化的后来者借鉴。然而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启动、初步发展、高速发展而进入到目前的高水平现代化阶段，每一个阶段均有其特殊的经验与教训。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处于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阶段，只有极少数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处于现代化初步发展阶段的国家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然是不合适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其现代化水平来看，已处于走出现代化，向后现代社会过渡阶段。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正在走进现代化，或在现代化的曲折道路艰难前行阶段。两者所处阶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价值观亦大相径庭。如此相异的状态之中“借鉴经验”几乎不大可能。也许有人会说，后来者可以借鉴先行者在其启动阶段和初级阶段时的经验，可是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以及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等方面几乎完全不同。这是由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所决定的。英国、法国等现代化的先行者，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他们的现代化启动早，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发展没有太大的外来压力，以一种胚胎发育的循序渐进方式向前发展。任何转型过程中的矛盾都可在较长的时间与较大的空间里逐渐解决。至于德国、美国、日本这些现代化的早期后来者，他们所处的时空特性与先行者没有太多区别。这些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时空优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叶后无法拥有的。当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国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留给他们的时间相当紧迫，空间十分狭小，时空的压缩使许多国家把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内完成，把发达国家转型时面临的各种历时性矛盾转变为共时性矛盾，使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难题剧增，解决的难度更大。即便有一些后发优势，或一些经验可资借鉴，但在上述状态之中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状态，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日本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其经济从1955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仅用了上十年的时间便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其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获得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资金，实现了后发优势带来的最优结果。这一极为特殊的事例，成为后发优势的科学文化利用说的最强有力证据。

我们认为，日本的事例确实体现了后发优势给现代化的后来者带来的好处，可是不要忘记，日本是亚非拉美各国成功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唯一例外”。日本的成功是诸多因素加上对机遇的把握的一个典型事例。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决定了这一经验并不能使科技文化利用说具有普适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以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性建设逐渐完善，导致发展中国家学习并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难度不断增大。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的跨国公司来看，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工艺设备和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主要开发者和拥有者。它垄断了世界上约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然而，虽然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许多技术，使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颇大，但他们的技术转移一般较保守，转移的技术大部分是传统技术或适宜技术，而最先进的技术被严格控制。技术溢出的效果不明显，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298-P30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领先地位，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的拉大，采用技术的黑箱化或模拟黑箱化等各种手段，在合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帜下，使后发国家的科技进步更加困难。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由于教育的落后，使人力资源对现代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才的匮乏与大量外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以非洲为例，目前大约有3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非洲人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工作。西非诸国每年约有50%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流失到欧洲[14](P206)。此类现状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后发国家雪上加霜。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以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在当今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因此他们的团结与联合对于其发展与安全是格外重要的。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到遍及亚非拉美的区域一体化，无不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为他们的发展确实带来了诸多的益处。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诸多的矛盾，如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遗产，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缺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对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的理解与主张不同，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分化作用及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因素更使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障碍重重。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当时拉丁美洲经济实力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阿根廷作为拉美国家的代言人，带领着一批拉美国家与美国对抗，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敢对美国说不，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刻意通过提高巴西的实力来压制阿根廷，对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处处刁难，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矛盾和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终于使阿根廷这个最有可能成为拉美第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与之极为相似的例子在20世纪末再度发生，正当东亚诸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蓬勃向上、充满生机，得到世界舆论众口一词称赞不已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密切关联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使东亚几十年的现代化成就遭到重大的损失。东亚“倒退了2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事实充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后发国家的战略方针，即垫高与削低战略（垫高是指对最落后的，极不稳定的，其发展趋势不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那些国家实行援助。削低是指对有望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削弱之）已逐渐使用得更加熟练。特别是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已有下降的趋势。曾经有所作为的不结盟运动已呈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态势。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表现得团结一致，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峰会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关注的焦点，后发国家联合所具有的这一后发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已显得力不从心。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转移到后发国家，相应的进行产业的升级，这是后发优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就曾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升级的过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然而我们还看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既没有带来明显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利用国际分工原则把那些夕阳工业和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工业调整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生态环境上损失惨重。这使原本就存在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雪上加霜，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P131-P139)。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中还有一类是在国家指导下，由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帮助实施，巴西便是如此。1950～1960年代，巴西一贯执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已山穷水尽，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时期，巴西利用外资对汽车、造船、重型机械、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工业实施大规模投资，以期在不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从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升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15]。可事与愿违，在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作调整的情况下对工业产业进行调整与升级，使巴西背上沉重的包袱，外债迅速上升，加上技术创新滞后，使产业的技术升级没有进一步保障，现代化进程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

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途径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但也必须看到，作为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无力提供大量资金以全面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必须利用外资。但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时，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会对受援国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附庸，受制于发达国家，导致了殖民主义的再版。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往往出现借贷款额过大，结构不合理，导致外债缠身，甚至出现借新债还旧债，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便极具代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外资的有效利用上存在严重问题，引进资金往往不能用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处，造成外资的巨大浪费，而且许多国家腐败现象严重，许多外资落入当权者的腰包，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的存款有几十亿美元，其中便包括侵吞美国的经济援助，日本战争赔款及世界银行开发计划贷款等[16]。类似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这无疑使外资在现代化建设上的作用大打折扣。

我们确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也给落后者强烈的刺激，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样的榜样效应作用下，对社会进行全面动员，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而在对榜样的激励进行细化的研究之后，笔者对此说不敢苟同。在许多国家，现代化才刚刚启动，或者正处于艰难的初期阶段，便有许多富人以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为榜样，贪图物质的享受。消费固然有利于生产，但把钱大量花在需要外汇进口的商品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条件的服务上，既是一种腐败的表现，也对外汇奇缺的国家的发展不利[17]。除了高消费、超前消费的不良榜样效应外，有些国家盲目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不顾国情与时空特性的变化，将别国的发展战略全面引进，结果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混乱。如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医疗卫生技术与设备被大量引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出生成活率提高，居民的寿命延长，甚至很快进入老年化社会，而此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却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榜样激励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长时期的追赶与努力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便容易滋生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再加上政策的失误，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极易产生现代化进程的断裂。

四

后发优势理论是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令广大现代化的后来者（严格的说应是“后后来者”）颇感兴趣，具有极大诱惑力的理论之一。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建立的实证性基础是德国、日本等为数极少的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二战以后，在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推动下，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相对说来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利用所谓的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东亚四小龙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取得一定的成就外，数目更为巨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展相当有限，甚至遇到极大的挫折。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2002年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1997年则扩大为74:1。世界上的穷国里有13亿人的收入不到l美元／天。有8.4亿人深受饥饿与营养不良之苦。10亿人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自来水。20亿人没有电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承受2.5万亿美元的庞大外债负担，南北差距还在扩大[14](P53-P54)。正如韩国的金泳镐教授指出，后发国家成功地完成了“追赶”的，在非西欧世界里仅日本一国，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20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当中，还没有一个完成了这个“追赶”[17](P287)。这显然是对后发国家优势理论的质疑与挑战。在拥有那么多的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里，仍然还存在如此之事实，难道不令所有的后发优势信奉者为之汗颜。

因此，虽然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后发优势，但任何人都不应将其绝对化。前文对后发优势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任何一种后发优势都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并受历史发展的时空压缩导致的各种新的因素的制约。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后发优势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令我们清晰可见，它往往与后发劣势相生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亦即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后发优势也各有不同，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现代化研究领域里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后发优势不仅和后发劣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紧密联系，难以分割，它还与现代化的行为主体的认识误区相关，稍不注意便会掉进陷阱。例如，同样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可以产生很高的生产率，然而将其引入发展中国家后却无法达到理想的目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技术是在其制度文化的框架内产生的，是系统运动的结果。技术能起作用，关键在于系统起作用。这个制度文化的系统包括管理制度、文化传统、企业理念与劳动者的素质等。可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引进技术，更没有对技术进行改造。因此技术离开了原来系统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系统里，作用自然会减小，甚至会出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排异”反应。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时经常会遇到如此尴尬的事情而百思不得其解。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后发优势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潜在的趋势，需要把它转变为现实中的真正的优势。这一转变过程需要后发国家做巨大的努力，甚至要付出许多代价。与此同时，后发国家还必须正确把握国情与球情，脱离国情与球情去大谈后发优势是不切实际的，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利的。

发展哲学告诉我们，越复杂的社会，其中的偶然性或机遇就越多[18]。现代社会便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要使后发优势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的状态，关键在于能否把握机遇。21世纪还会出现20世纪赐予日本的机遇，但这样的机遇并不多，它只留给那些有充分准备，有敏锐眼光和时代洞察力的发展中国家。

【参考文献】

[1]李青均.后发优势：中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转型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22-24.

[2]金明善，车维汉.赶超经济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5-46.

[3]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14-815

[4]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8-12.

[5]格申克龙.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A].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28-848.

[6]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8.

[7]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0.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6.

[9]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55-47.

[10]丰子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出路[J].江淮论坛，1998,(2).

[11]赵佳琛.后发展：优势与难题[J].哲学研究，2000,(3).

[12]王雅林.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J].社会学研究，1994,(1).

[13]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0,(3).

[14]谈世中，等.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尹保云.现代化通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146-148.

[16]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81.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3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学者汤因比在晚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也蕴涵着这种思想，而且相当的乐观，他说：“今天发达国家的人民总是蔑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采取怜悯、轻侮的态度，但不久两者的地位就会颠倒过来。对这些所谓落后的多数来说，将来要进入整个人类都应进入的安定的‘世界国家’时，大概比起那些先进的少数来困难要少。这暗示着各国的命运都要戏剧性的逆转。历来的发达国家大概都不得不长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历来的后进国家倒可能较少痛苦地，较快地进入未来的‘世界安定国家’。”[9]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没有专门论述后发优势问题，也没有使用后发优势的提法，但从他们的著作中，从不同的角度谈论了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把一生都贡献给了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事业，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成功实现与建设，并走向共产主义，相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资本主义而言就是一种后发优势。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在吸收继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基础上，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高度均衡发展的社会。不发达国家不吸收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是不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也就难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列宁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列宁不仅反复多次地强调要借鉴资本主义的宝贵经验，继承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这些经验和遗产包括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管理经验与各类人才。同时列宁还清醒地看到落后的俄国作为现代化的后来者在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时所面临的劣势。他认为，在俄国发动社会革命比欧洲容易，但建设却比西欧发达国家困难得多。因为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致使大工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低，与此相联系的有广大群众的民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封建主义残余和影响较严重等。如果对这种特殊的困难认识不足就易于脱离自己的国情，急于求成，超越历史阶段，违背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规律。经典作家们的论述充分显示出他们对这一问题的敏锐感觉。

后发优势理论由西方学者提出以后，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浓厚兴趣，特别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奋起直追，希望尽快赶上甚至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在如此氛围之下，国内学术界对后发优势问题也作了广泛研究。

罗荣渠认为，后发优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用强制方式打破传统社会自身无力克服的封闭性与停滞性，传播现代化因素，促使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启动；二是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赶超战略实现跳跃式的前进，快速的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三是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与资本及各种有利条件，提高国际竞争力；四是后发国家联合对付先进国的损人利己政策，以求得深入的发展[8](P205-P206)。除此之外，国内其他学者对后发优势的研究也得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结论[10][11][12][13]。这些研究表明，中国学术界对后发优势已有一定的认识。

二

根据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发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并参照我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丰富与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际，我认为后发优势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验借鉴论。在发展中国家开始其现代化进程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先行者有丰富的发展经验与教训供后来者借鉴，这样可以少走弯路，缩短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使后来者能以较少的代价取得更大的成就。2.科技文化利用说，现代化的后来者可以利用先行者在世界科技革命浪潮中形成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直接加以引进与学习，使经济快速发展，实现经济技术发展阶段上的跨越性发展。同时，后来者可以有目的，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形成文化融合杂交的优势，促进现代化的发展。3.后发国家联合说。随着世界整体发展与互相依存趋势的显著化，后发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有所改善，它们可以通过联合以抵制发达国家损人利己政策。4.产业转移说。后发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机会，在发达国家的帮助下，直接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使后来者顺利地实现现代化。5.外资利用说。由于发达国家拥有大量的资金，后发国家可以依靠引进外资以解决本国现代化起步阶段的资本积累严重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借鸡生蛋的目的。6.榜样激励说。由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十分显著，这对后来者克服重重阻力激发追赶的念头与信心，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与整合，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非常有利于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

除了上述归纳的后发优势的六个方面之外，笔者毫不怀疑细心的研究者还可以找出更多的体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优势因素。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发展中国家这些现代化进程中的后来者不管具备了多少后发优势，却无法掩盖这些后来者所客观存在的比后发优势多得多的后发劣势。而且这些后发劣势往往表现得比后发优势更为明显，对现代化的后来者影响更大，更深远。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后发劣势往往是与后发优势紧密联系，共同发生作用。后发劣势经常制约着后发优势，使后者难以发挥功效。这是后发国家十分容易忽视的地方。鉴于此，很有必要将发展中国家客观上存在的后发劣势进行一番梳理，使这些后来者更清楚地看到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中存在的不利于现代化发展的劣势非常多，但每个国家又各有不同。本文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就具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作出粗线条的宏观梳理。

首先，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处的后发地位是一个具有本质性的最大劣势，正是由后发这一根本性的劣势，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其他劣势。现代化进程是一种竞争的游戏，谁占得先机，谁就取得莫大的优势，更何况这一激烈的竞争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在世人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已于几百年前就开始了。早先加入这一进程的西方国家已跑出很远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把亚非拉美绝大多数国家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一历史性与现实性高度统一的状态决定了后发国家在开始走向现代化时便已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其次，后发国家经济十分落后，工业底子薄，规模小，技术落后，市场占有率低，农业发展极其缓慢，很难满足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需要。第三，后发国家的现代化一般是在外力作用下才得以启动，可它们难以实现持续高效且大规模地发展工业，原因主要在于资金缺乏、技术落后，很难对现代化进程形成强大的推力。第四，绝大多数后发国家都存在着教育落后、人才匮乏的严重问题。现代化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最重要的任务。需要高水平的教育和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这已被所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充分证明是一条具有普适性的规律。而在这些后发国家，人口文盲比例很高，即使花很大代价培养的为数不多的人才也很难留在国内。第五，许多后发国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进化程度落后状态，是又一明显的后发劣势。现代工业社会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特征，这一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然而由于后发现代化的行为主体是国家，社会在进化不足的情况下只能被动地在国家的支配下发展。社会成员思想观念落后，社会缺乏创新机制，难以形成对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运动以强有力的支持。最后一点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启动之时，便已受到人口包袱、环境压力和传统重负的束缚。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后来者的现代化进程阻力重重。

当然，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后发劣势远远不止上述六大方面。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总的态势的不断演变，以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所到达的不同阶段。由“后发”这一本质性的劣势将会导引出更为多样化的劣势。如果说前文论述的六大劣势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性与基础性劣势。那么，这些劣势在新的形势下，特别是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会形成裂变与分解，产生许多新的劣势，亦既出现对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后发优势造成严重制约的因素，使后来者的现代化历程愈加艰难。

三

在对后发优势做了初步分类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对这些优势做具体分析。这是建立在时空压缩的条件下，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作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参数，并结合与之相关联的其他重要因素的一种分析，特别是结合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史实，对后发优势及其制约因素进行探讨。

首先需要发展中国家审视的是所谓经验的借鉴。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确实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可供现代化的后来者借鉴。然而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在几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启动、初步发展、高速发展而进入到目前的高水平现代化阶段，每一个阶段均有其特殊的经验与教训。而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处于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步发展阶段，只有极少数国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处于现代化初步发展阶段的国家去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然是不合适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就其现代化水平来看，已处于走出现代化，向后现代社会过渡阶段。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正在走进现代化，或在现代化的曲折道路艰难前行阶段。两者所处阶段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价值观亦大相径庭。如此相异的状态之中“借鉴经验”几乎不大可能。也许有人会说，后来者可以借鉴先行者在其启动阶段和初级阶段时的经验，可是我们必须看到，现代化的先行者与后来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发展条件，现代化的推进方式以及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难题等方面几乎完全不同。这是由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所决定的。英国、法国等现代化的先行者，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的现代化道路，他们的现代化启动早，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发展没有太大的外来压力，以一种胚胎发育的循序渐进方式向前发展。任何转型过程中的矛盾都可在较长的时间与较大的空间里逐渐解决。至于德国、美国、日本这些现代化的早期后来者，他们所处的时空特性与先行者没有太多区别。这些发达国家所具有的时空优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叶后无法拥有的。当发展中国家启动现代化时，国际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留给他们的时间相当紧迫，空间十分狭小，时空的压缩使许多国家把发达国家几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压缩在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内完成，把发达国家转型时面临的各种历时性矛盾转变为共时性矛盾，使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难题剧增，解决的难度更大。即便有一些后发优势，或一些经验可资借鉴，但在上述状态之中也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众所周知，20世纪中叶以后的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呈现出突飞猛进的状态，更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日本从战败的阴影中走出，其经济从1955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仅用了上十年的时间便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其间，日本以60亿美元的支出获得了全世界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几乎全部先进技术，迅速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节约了2/3的时间和9/10的研究资金，实现了后发优势带来的最优结果。这一极为特殊的事例，成为后发优势的科学文化利用说的最强有力证据。

我们认为，日本的事例确实体现了后发优势给现代化的后来者带来的好处，可是不要忘记，日本是亚非拉美各国成功实现现代化并与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的“唯一例外”。日本的成功是诸多因素加上对机遇的把握的一个典型事例。历史发展的时空特性决定了这一经验并不能使科技文化利用说具有普适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以专利法和知识产权保护为核心的制度性建设逐渐完善，导致发展中国家学习并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难度不断增大。从发展中国家获取先进技术的主要来源之一的跨国公司来看，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工艺设备和完善的科研基础设施，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的主要开发者和拥有者。它垄断了世界上约80%的新技术和新工艺，然而，虽然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许多技术，使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受益颇大，但他们的技术转移一般较保守，转移的技术大部分是传统技术或适宜技术，而最先进的技术被严格控制。技术溢出的效果不明显，这方面日本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298-P306)。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文化所付出的代价将会越来越大。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其领先地位，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的拉大，采用技术的黑箱化或模拟黑箱化等各种手段，在合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旗帜下，使后发国家的科技进步更加困难。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内部来看，由于教育的落后，使人力资源对现代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才的匮乏与大量外流使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举步维艰。以非洲为例，目前大约有3万名拥有博士学位的非洲人在非洲以外的地区工作。西非诸国每年约有50%的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生流失到欧洲[14](P206)。此类现状使本来就缺乏人才的后发国家雪上加霜。

由于发展中国家是以弱势群体的面貌出现在当今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中，因此他们的团结与联合对于其发展与安全是格外重要的。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到遍及亚非拉美的区域一体化，无不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联合，这一联合为他们的发展确实带来了诸多的益处。但是发展中国家之间也存在诸多的矛盾，如殖民主义时代的历史遗产，各国之间的经济互补性缺乏，宗教与文化传统的差异，各国对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如发展问题、国际关系问题等的理解与主张不同，导致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严重的分歧，再加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分化作用及难以预料的突发性因素更使发展中国家的联合障碍重重。我们不能忘记20世纪初的阿根廷，曾是当时拉丁美洲经济实力最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阿根廷作为拉美国家的代言人，带领着一批拉美国家与美国对抗，几乎在所有的场合都敢对美国说不，可最终得到了什么？美国刻意通过提高巴西的实力来压制阿根廷，对阿根廷的经济发展处处刁难，激化了阿根廷国内矛盾和与周边国家的矛盾，终于使阿根廷这个最有可能成为拉美第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化为泡影。与之极为相似的例子在20世纪末再度发生，正当东亚诸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蓬勃向上、充满生机，得到世界舆论众口一词称赞不已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密切关联的金融危机席卷东亚，使东亚几十年的现代化成就遭到重大的损失。东亚“倒退了2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事实充分说明西方发达国家在对待后发国家的战略方针，即垫高与削低战略（垫高是指对最落后的，极不稳定的，其发展趋势不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那些国家实行援助。削低是指对有望成为发达国家的那些发展中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削弱之）已逐渐使用得更加熟练。特别是冷战格局的结束，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后，世界形势已发生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已有下降的趋势。曾经有所作为的不结盟运动已呈现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的态势。相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却表现得团结一致，每年一度的西方七国峰会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关注的焦点，后发国家联合所具有的这一后发优势在全球化时代已显得力不从心。

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机会，把发达国家的一些产业直接转移到后发国家，相应的进行产业的升级，这是后发优势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表现。例如东亚各国和地区就曾经历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知识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升级的过程，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东亚奇迹。然而我们还看到，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既没有带来明显的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过程中，利用国际分工原则把那些夕阳工业和对环境破坏很大的工业调整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生态环境上损失惨重。这使原本就存在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雪上加霜，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4](P131-P139)。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中还有一类是在国家指导下，由国际贷款和外商直接投资帮助实施，巴西便是如此。1950～1960年代，巴西一贯执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已山穷水尽，为了进一步发展经济，库比契克总统执政时期，巴西利用外资对汽车、造船、重型机械、电力设备、家用电器等工业实施大规模投资，以期在不改变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实现产业的技术升级。从非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升入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15]。可事与愿违，在进口替代战略没有作调整的情况下对工业产业进行调整与升级，使巴西背上沉重的包袱，外债迅速上升，加上技术创新滞后，使产业的技术升级没有进一步保障，现代化进程受到极为不利的影响。

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通过资本国际循环的途径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内容。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但也必须看到，作为主权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无力提供大量资金以全面推动现代化向前发展，必须利用外资。但发达国家在提供资金时，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会对受援国附加政治和经济条件，使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其附庸，受制于发达国家，导致了殖民主义的再版。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引进外资时，往往出现借贷款额过大，结构不合理，导致外债缠身，甚至出现借新债还旧债，使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之中。拉丁美洲的债务问题便极具代表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外资的有效利用上存在严重问题，引进资金往往不能用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处，造成外资的巨大浪费，而且许多国家腐败现象严重，许多外资落入当权者的腰包，如菲律宾的马科斯总统的存款有几十亿美元，其中便包括侵吞美国的经济援助，日本战争赔款及世界银行开发计划贷款等[16]。类似的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司空见惯。这无疑使外资在现代化建设上的作用大打折扣。

我们确信，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成就给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榜样，也给落后者强烈的刺激，许多发展中国家正是在这样的榜样效应作用下，对社会进行全面动员，走上了现代化道路。然而在对榜样的激励进行细化的研究之后，笔者对此说不敢苟同。在许多国家，现代化才刚刚启动，或者正处于艰难的初期阶段，便有许多富人以发达国家的高消费为榜样，贪图物质的享受。消费固然有利于生产，但把钱大量花在需要外汇进口的商品或完全不符合实际条件的服务上，既是一种腐败的表现，也对外汇奇缺的国家的发展不利[17]。除了高消费、超前消费的不良榜样效应外，有些国家盲目照搬别国的现代化模式，不顾国情与时空特性的变化，将别国的发展战略全面引进，结果造成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混乱。如出于政治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医疗卫生技术与设备被大量引进，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出生成活率提高，居民的寿命延长，甚至很快进入老年化社会，而此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却已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使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加艰难。更令人感到不安的是，榜样激励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长时期的追赶与努力都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的广大民众便容易滋生对政府的不满与对立，再加上政策的失误，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过大等，极易产生现代化进程的断裂。

四

后发优势理论是西方学者在研究现代化过程中向发展中国家提出的，令广大现代化的后来者（严格的说应是“后后来者”）颇感兴趣，具有极大诱惑力的理论之一。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一理论建立的实证性基础是德国、日本等为数极少的所谓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二战以后，在世界第三次现代化浪潮推动下，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走上现代化道路。在相对说来非常有利的条件下，利用所谓的后发优势穷追猛赶了几十年，可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除了东亚四小龙等几个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取得一定的成就外，数目更为巨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展相当有限，甚至遇到极大的挫折。据联合国统计，1971年世界上有25个国家被列为不发达国家，2002年已增到49个。1960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为31:1，而1997年则扩大为74:1。世界上的穷国里有13亿人的收入不到l美元／天。有8.4亿人深受饥饿与营养不良之苦。10亿人不能享受医疗服务、基础教育和自来水。20亿人没有电用。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还要承受2.5万亿美元的庞大外债负担，南北差距还在扩大[14](P53-P54)。正如韩国的金泳镐教授指出，后发国家成功地完成了“追赶”的，在非西欧世界里仅日本一国，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20世纪才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当中，还没有一个完成了这个“追赶”[17](P287)。这显然是对后发国家优势理论的质疑与挑战。在拥有那么多的后发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里，仍然还存在如此之事实，难道不令所有的后发优势信奉者为之汗颜。

因此，虽然我们相信确实存在后发优势，但任何人都不应将其绝对化。前文对后发优势的分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任何一种后发优势都受到后发劣势的影响，并受历史发展的时空压缩导致的各种新的因素的制约。更应引起关注的是，后发优势并不是孤立地存在，令我们清晰可见，它往往与后发劣势相生相伴，形影不离，给人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亦即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里，后发优势也各有不同，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能转化为优势。现代化研究领域里很难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后发优势不仅和后发劣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因素紧密联系，难以分割，它还与现代化的行为主体的认识误区相关，稍不注意便会掉进陷阱。例如，同样的技术在发达国家可以产生很高的生产率，然而将其引入发展中国家后却无法达到理想的目标。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西方技术是在其制度文化的框架内产生的，是系统运动的结果。技术能起作用，关键在于系统起作用。这个制度文化的系统包括管理制度、文化传统、企业理念与劳动者的素质等。可发展中国家往往只引进技术，更没有对技术进行改造。因此技术离开了原来系统而进入一个全新的系统里，作用自然会减小，甚至会出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排异”反应。发展中国家利用后发优势时经常会遇到如此尴尬的事情而百思不得其解。

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后发优势作为一种理论上的潜在的趋势，需要把它转变为现实中的真正的优势。这一转变过程需要后发国家做巨大的努力，甚至要付出许多代价。与此同时，后发国家还必须正确把握国情与球情，脱离国情与球情去大谈后发优势是不切实际的，对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利的。

发展哲学告诉我们，越复杂的社会，其中的偶然性或机遇就越多[18]。现代社会便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要使后发优势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的状态，关键在于能否把握机遇。21世纪还会出现20世纪赐予日本的机遇，但这样的机遇并不多，它只留给那些有充分准备，有敏锐眼光和时代洞察力的发展中国家。

收稿日期：2002-10-08

【参考文献】

[1]李青均.后发优势：中国欠发达地区发展转型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22-24.

[2]金明善，车维汉.赶超经济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5-46.

[3]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14-815

[4]M·列维.现代化的后来者与幸存者[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8.8-12.

[5]格申克龙.从历史的角度看经济落后[A].谢立中，孙立平.二十世纪西方现代化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828-848.

[6]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18.

[7]托马斯·哈定，等.文化与进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80.

[8]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6.

[9]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7.55-47.

[10]丰子义.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出路[J].江淮论坛，1998,(2).

[11]赵佳琛.后发展：优势与难题[J].哲学研究，2000,(3).

[12]王雅林.中国的“赶超型现代化”[J].社会学研究，1994,(1).

[13]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J].社会学研究，2000,(3).

[14]谈世中，等.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5]尹保云.现代化通病[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146-148.

[16]钱乘旦，刘金源.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81.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4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比较优势又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应，比较优势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等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弱化主要是指建立在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基础之上，从长期来看这种比较优势将逐渐弱化。比较优势弱化的原因可以从发展中国家国内国际两个角度来分析。从国内环境看，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数量不丰裕，经济增长使国内资源消耗显著上升，导致国内不少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已接近或甚至已超过国际市场，使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弱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工资水平必然会不断上升，使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弱化。从国际环境看，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易出现出口的“贫困化增长”；同时，随着新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使资源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受到诸多贸易壁垒的限制，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是存在比较优势陷阱和比较优势弱化并不意味着比较优势理论已经过时或者不适用了。本文通过合理地拓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发现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内涵和外延的拓展

从静态比较优势到动态比较优势

从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方面做了许多努力。理论上来说，第一次将静态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将产品的生命周期分为创新期、发展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处于创新期的产品实际上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进入发展期则变成技术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入成熟期则变成资本与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当进入衰退期时基本成为一般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转变，产品的生产也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比较优势也将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而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斯蒂格利兹、克鲁格曼、格罗斯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其对传统理论的重要发展是将技术进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问题结合起来综合动态地研究一国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贸易的根源上，动态比较优势认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不仅仅来自于两国要素禀赋差异产生的产品相对价格的差异，而且受技术因素影响的规模经济差异将会导致生产成本差异，从而产生价格差异，因此，国家间相对要素禀赋差异和规模经济差异共同决定贸易格局。在贸易的构成上，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方面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每一个国家根据产业内专业化模式仅能生产某一产业内广泛的潜在的产品系列的一个或几个子集；另一方面由于示范效应的作用，消费者总在效用最大化原则支配下，偏好商品种类的增加，这样从生产和需求两方面找到了产业内贸易的依据。在贸易利益上，以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为假设前提的动态理论认为，贸易利益不仅来自于比较优势利益，而且还会因生产效率提高、生产集中、生产的合理化以及产品多样性而存在潜在利益。

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态化，为发展中国家先天比较优势的升级和后天比较优势的培育奠定了基础，这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第一层次的拓展。

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

所谓的先天优势是指一国先天存在的资源禀赋和劳动力成本等优势，也叫自然优势；后天优势则是指原本没有，通过后天培育而形成的优势。后天优势的培育不仅要通过国内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通过“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带来产业部门的制度创新，使得先天的比较优势上升到后天的比较优势。“技术外溢”和“干中学”效应往往成为后进国家参与国际竞争，获得“后发优势”的源泉。有的学者甚至将这种“后发优势”纳入广义的比较优势（张小蒂，2002）。但是，本文认为“后发优势”仅仅是后进国家所具有的潜在的比较优势，它要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还要取决于“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和“干中学”中学习效应的大小，如果一国仅仅被动地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并且在“干中学”中缺乏消化、吸收与创新，则不可避免地陷入由于技术创新路径选择错误而导致的比较优势陷阱。因此，本文认为后进国家如果能在主动接受先进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和干中学过程中，加快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就可以在特定产品或特定行业上，或者在技术、管理、营销上，替代或赶超同类的国际竞争者，获得后天优势。

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波特创立并发展完善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波特相继发表了《竞争战略》（1980）、《竞争优势》（1985）、《国家竞争优势》（1990），系统地阐述了竞争优势理论。波特把国内竞争优势理论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波特菱形理论。该理论包括四个要素：生产要素，包括一国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基本要素和后天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推进要素，且后者对竞争优势更为重要；国内需求，包括国内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高级购买者压力以及需求的国际化，波特认为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进而获得竞争优势；相关支持产业，即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国内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其是影响一国主导产业取得规模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的形成与组织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公平有效的竞争环境有利于企业成长和竞争力的维持，政府应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此外还有政府和机遇两个辅助要素。波特指出，上述要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动态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进而产生一些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产业。

竞争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相对具有以下新特点：竞争优势理论除了考虑现实的利益外，还考虑潜在利益对比，考虑一国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更大的利益；竞争优势理论认为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创新机制，取决于企业后天的努力和进取，只要勇于创新、积极竞争，后进的国家可能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国家。此外，竞争优势理论涉及产业和企业，强调非价格竞争，更注重要素质量和市场的需求档次。

总之，比较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分布与产业互补的合理性，强调不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而竞争优势理论主要论证国家间产业冲突和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强调各国间相同产业之间生产率的比较。竞争优势不能完全消除或替代比较优势，但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要通过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出来。因此，有必要将原有的比较优势拓展到竞争优势。

上述比较优势三个纬度的拓展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传统静态比较优势理论动态化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内涵的拓展；从先天优势到后天优势，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可以视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外延的拓展。比较优势动态化要求比较优势内容即外延的不断拓展，以资源禀赋等先天优势为基础的狭义的比较优势必然发展到以后天通过努力而培育形成的优势为基础的广义的比较优势。

推动比较优势升级的因素

比较优势既然是动态的，那么如何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呢？一种观点认为，比较优势可以通过市场力量实现自动升级，持这种观点的人主张贸易自由化，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贸易；另一种观点认为，一国的比较优势不能自动升级，主张国家保护幼稚工业。本文支持后一种观点。在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极不平等，发达国家占据高附加值的一端，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低附加值的一端，导致了全球化利益严重偏向发达国家。实际上，如果通过市场力量来推动一国比较优势的升级，不仅做不到，而且在利润最大化的作用下，各国都偏向于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这就使原有的比较优势不断强化。发达国家继续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获得高额附加值，而发展中国家则继续出口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获得较低的附加值。因此，通过国家力量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现实的选择。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5

[关键词]后发优势；内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模式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根据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依据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起源，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一类是内源型现代化道路，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道路，又称内源型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另一类是外源型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进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被迫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其间多次试图走向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道路，但有的夭折，有的半途中断。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并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无论是从时间还是性质上看，中国这次重新启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属于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与内源型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现代化启动时间维度的差异所引起的内部、外部的环境与条件发生的变化，导致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独特的“现实必要条件”。能否把握好这些“历史规定性”和“现实必要条件”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自己发展战略的前提和现实基础。外源型发展中国家与内源型现代化国家相比有不同的优劣势，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提出外源型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化解劣势，从而构建了现代化理论中的后发优势理论。

一、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基础

后发优势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和传统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其基本内涵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地区与落后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后发优势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的，即后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存在后发优势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水平上比先进国家和地区落后，落后也为其跨越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优势。在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制订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大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后发优势属于国家和地区战略层面的问题，它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何发挥优势赶上或超过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命题。一般而言，实现这个命题有两种思路：赶超战略和跟随战略。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采取跟随战略的结果可能被越拉越远，而赶超战略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赶超战略又分为两种方式：激进式和分步式。激进式赶超战略违背经济成长规律，不能从总体上实现目标，我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发动的“”运动就属于典型的激进式赶超战略。分步式赶超战略是可行的选择，我国目前正是选择这样一种战略，即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基础上的分步式赶超战略。

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如果利用好自己的后发优势完全可以追上发达国家，这已经在实践中得到证明。德国和日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利用后发优势挤进了世界资本主义一流强国的行列。20世纪的中后期，亚洲“四小龙”利用后发优势迅速进入中等发达资本主义行列。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主要是利用了后发优势，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就是“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1]。

二、以后发优势为基础的不同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和后发优势的同质性

从事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内源型现代化国家和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劣势和优势。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都是以后发优势理论制订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其中，东亚、拉美和印度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成绩尤为显著。由于三个地区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同时依据后发优势理论制定现代化发展战略的东亚、拉美和印度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模式。

东亚后发优势理论特点是“经济优先主义”，亦称“经济第一主义”[2]。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或中心。经济第一主义是东亚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拉美地区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是依附理论。依附理论认为：世界现代化过程是一个西方发达国家逐渐将非西方不发达国家纳入其经济体系，非西方不发达国家不断地被依附化的过程，而这种依附是导致非西方国家不发达的主要根源。据此理论，拉美国家的发展战略和模式则采取了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拉美国家强化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本国工业发展的政策，有意识地以扭曲市场机制的办法来保障本国工业的发展。印度的现代化理论则是以“尼赫鲁式”的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方针。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印度实行计划经济，建立公营企业。其计划经济的前提是建立混合经济体制，包括公营和私营两部分经济。公营经济主要靠国有化、新建企业等办法不断补充。印度政府的国家干预主要是“半管制”模式，这是一种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混合模式。政府通过“半管制”模式组织生产，引导和影响私营部门的投资和生产，使其与公共部门在国家的统一计划下发挥各自的作用。

尽管研究现代化的学者分析后发优势理论的优、劣势的角度不同，在实践中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也有不同特点，但在一些重要方面取得了重要的一致性。这些不同发展战略和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以后发优势理论做基础，利用其潜在的后发优势，这些后发优势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的路径不同，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共同点：报酬递减方面的后发优势，科学技术方面的后发优势，制度和管理方面的后发优势以及结构转变方面的后发优势。

报酬递减方面的后发优势，主要是指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所产生的后发优势。发达国家的资本丰富，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收益率要高于发达国家。如果国际资本是自由流动的，那么，资本将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由此将会促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这个方面的后发优势现在存在着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资本报酬递减规律是否存在。从各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的数据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大趋势是投资率高于储蓄率，发达国家大多数是储蓄率高于投资率，这表明资本基本上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这个事实证明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可能比发达国家要高。

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后发优势，是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话题，大多数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由发达国家发明创造的。发达国家发明出来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被认为是公共产品，具有溢出效应，这对于科学技术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来重新研究和开发这些已经存在的科学技术。他们只要花费较小的成本就可以把这些科学技术引进并运用于生产中，这一方面节约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源，另一方面也缩短了它们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此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管理制度和经验，这就节省了在实践中摸索和试验的时间和资源，这也是后发优势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就是结构转变方面的后发优势，这方面通常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中国家最初都是农业国，经济发展过程就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经济转变为现代工业经济，最终实现工业化。落后的农业部门生产率较低，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较高，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和资本转移到工业部门，可以提高这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生产率较快地增长。这方面的后发国家优势在发达国家是不存在的，因为那里所有部门都现代化了，生产率差异较小。不考虑其他因素，仅就结构转变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要快于发达国家。

三、现代化发展战略进程中我国后发优势面临的潜在挑战

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已经得到科学的总结，在不同的时期，也被一些国家的实践所证实。但是，更多国家的发展结果并不令人乐观。这说明后发优势的潜能不可能自发地发挥出来，它们需要后进国家和地区创造使其得以发挥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条件，以及一套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多次中断与重启的国家，它的经验、教训和现实问题为各国政界和学者所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确地发挥后发优势并且为其从潜在的能力变为现实的优势创造良好的条件。在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成功地实施了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国进入人均国民收入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按照西方经典现代化理论，美国经济史专家罗斯托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把现代化的坐标图画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做准备、起飞、向技术成熟推进和大众高消费。[3]罗斯托关于经济成长五阶段的理论，颇有牵强之处，但作为一个比较分析框架，仍有参考价值。我国现阶段处于罗斯托所说的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根据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验，这个阶段既是重要战略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中国在这一阶段仍然要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由于现代化阶段的推进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及现实问题，使中国曾经出现的后发优势正在不同程度地流失，中国的后发优势面临新的潜在挑战。说是潜在挑战是因为他们在未来的现实中可向优势方面转变，也可变为劣势。

1.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推进，人口、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压力和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提前到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面临着巨大的时间差，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也会出现资源紧张的局面，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普遍落后，使其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料供应地，这样发达国家国内资源紧张的矛盾会被化解，所以，发达国家阶段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资源成为助其腾飞的条件。而今，发达国家面临着再发展，发展中国家都在实施赶超型战略，世界资源出现了整体性紧张，我国能够利用国际资源缓解国内资源紧张的条件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遇到的诸如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对经济的严重制约，是发达国家在大众高消费阶段才遇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人口、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严重制约的时间方位前移，为实现下一步战略目标提出了新的挑战。

2.发展不平衡的现代化向相对均衡的现代化转变。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由于追求绝对的公平而处于过度的平衡状态，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特点之一就是现代化过程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面临着现实的挑战，整体表现为相对的不平衡向过度的不平衡转化，另一方面则是处在发展战略阶段上的转变：由过度平衡经过相对不平衡状态在向相对的平衡转化。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保持社会各个主要因素的协调发展是现代化进程可持续性的必要条件。处在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的中国面临着多项严重不平衡的挑战，主要包括：（1）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中国表现为东中西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从经济总量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80年的50%、30%和20%变为2003年的59%、24.5%和16.5%；从人均GDP看，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由1980年的1.5：1和1.9：1扩大为2002年的2：1和2.6：1。（2）城乡社会的二元化，城乡人均收入和社会发展的差别继续加大。改革开放后的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是1.86:1，2004年扩大为3.21：1。与世界范围线比较，发达国家城乡收入差距为1.2:1，发展中国家平均为1.5:1。（3）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的过大，引起的社会不公和各阶层利益的分化与重新组合。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1998年国家发改委估计的数字为0.38,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综合各方面的数字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接近或达到0.4警戒水平。（4）经济与政治和文化发展不协调的深层次矛盾逐渐转化为各种社会矛盾，引起社会矛盾的凸显，使潜在的政治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避免相对不平衡向过度不平衡的临界点转化，以及应对几种不平衡的合力出现是继续保持后发优势的重要条件。。

3.国家在现代化的作用的两面性及其变革。国家干预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特征，所以，外源型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启动阶段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大于经济因素的作用，其中最突出的是国家即中央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中的重大作用”[4]。外源型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干预的模式，不论是东亚的专权主义、印度的半管治模式，还是拉美的官僚—权威主义。三种模式在国家干预模式的共性是：政治集权化现象。发展中国家强力干预的模式成为现代化学者中颇有争议的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肯定国家强力干预的模式，也不能简单地否定它。（1）在现代化启动初期，国家强力干预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与内源型国家不同，外源型国家在市场发育，民族独立和维护政治稳定，实施赶超型发展战略及社会各阶层对现代化认同的差别，都不可能使国家在经济和社会中所扮]的角色与内源型国家相同。所以，对于现代化的启动和初期运行，国家的强力干预对外源型国家是必不可少的。（2）国家干预模式的适度性。通过对实施适应型发展战略和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国家相比，后者发展模式创造了远远高于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发性成就。但后者被称之为“官僚权威主义型国家”，这种模式创造的发展速度往往不能持续，并造成自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主要表现为过分的集权与干预导致官僚政治的巨大膨胀，给腐败行为大开方便之门，特别是可能造成经济生活的政治化。国家干预模式应该是适度的，强力干预的作用是有限的。所以“决不能说国家即政治权力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推行现代化的大变革进程中可以无限度地集中化与扩大化”[5]。（3）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由于特殊的历史规定性，现代化的启动与发展初期，对外源型国家来说，这种模式有它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现代化启动初期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变化，社会结构与功能开始变化，最显著的是以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为特征，这一分离是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也就是社会结构的强化与国家政治结构的弱化。如果国家承担的角色与功能不相应地改变，就会引发发展性的危机，以国家强力干预模式“只能是一种发展的过渡形式，是不能持久下去的”[6]。我国是典型的国家强力干预模式，高度的政治集权和计划经济，在现代化启动的初期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时期，随后长时间地引发发展性危机和现代化的中断，如果说东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随后的金融危机从世界意义证明了这一模式的有限性，而我国从自身证明了它的缺陷性。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实质上是如何正确处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特别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表明我国已在实践中开始寻求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与创新。我国国家干预模式的转换与创新应从三个着力点入手：首先，继续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其次，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推进国家与市场分离的步伐；最后，准确定位政府的角色与功能，避免政府功能的越位与缺位。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干预模式的制度创新。

4.从外源型向内源型现代化发展道路过渡，实现现代性的内部生成，使内部因素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以英国为首的内源型国家率先进入现代化行列，但是，内源型和外源型国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德国和日本最初走向现代化都是外源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外部压力引起内部因素的逐步变动，社会的内部因素逐步成为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现代化道路的模式就发生了转变。我国是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发展道路，外源型的发展道路为我们在借鉴和引进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资金、管理经验等方面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这种模式的弊端只能使我们跟在别国的后边，并且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巨大影响。只有逐步走向内源型发展道路，我们的现代化动力由外部条件的推进转向内部因素，社会内部自身的力量将形成合力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模式的现代化才会持续稳定发展。当前我国由外源型向内源型现代化道路过渡将面临以下挑战：（1）从要素的驱动向科技创新驱动的根本转变。世界各国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的道路不尽相同，有的是依附本国的资源，有的是依附外部的资本和市场，而有的是凭借自己的科技创新。我国特殊的国情和需求，决定了我们不可能选择资源型和依附型发展模式，而必须走科技创新之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并没有改变竞争的实质，却使竞争的形式大大改变。以往的竞争变成了人才的竞争，经济、军事的竞争变成了科技创新的竞争，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因素，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把科技创新作为国家的基本战略。科学技术引进的后发优势在改革开放30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是它的副作用也随之暴露。核心技术无法从国外购买，极大地限制了我国新兴产业群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国际竞争中不受制于别国，必须依靠自主创新。加强科技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原始创新可以获得更多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集成创新能使各种相关的技术有机融合，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和产业，而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的基础上，积极促进消化吸收可以达到再创新，获得更多的科技成果。（2）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体制的创新。根据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亚地区二战以后的经济崛起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学者们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创新，而对经济发展和创新最具影响力的因素是制度”。[7]衡量制度的标准是看这种制度能否激励创新，不断释放创新的潜力，同时也要看这种制度本身是否具有自我调适和创新的能力，不断自我完善。二战后东亚的崛起以及90年代的金融危机使人们从文化层面的探讨转向制度的分析，二战后东亚经济迅猛发展的实质是对传统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造的结果，而东亚金融危机的实质也是制度危机，它表明曾带来“东亚奇迹”的政府主导型制度的创新潜力已经耗尽，东南亚面临着新的制度转型的挑战。中国作为东亚的大文化圈和经济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亚其它国家有相似的历史规定性，特别是中国又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中国能否保持现代化发展战略的持续进行，将取决于能否顺利实现制度转型，并建立起能够持续激励创新、同时自身模式也能够不断创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3）最终形成社会内部现代性因素成为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决定动力。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中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性呈现出一个时间差和顺序模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沿着技术—制度—文化变革的模式。这种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不协调，无法生成自身的现代性因素，只能靠外部的挑战、引进外部的因素来刺激内部因素的变化。我国是典型的外源型发展中国家，正在向外源—内源混合型过渡。最终实现社会内部因素的发展潜力被广泛有效地动员起来，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地出现，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内源型现代化国家。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00-10-13.

[2]韩琦.对拉美、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比较[J].山东经济，1999（1）.

[3]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128.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6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赵伟.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7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发展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会得以快速升级，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假说最早是由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的情况下，已有的先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示范的大环境为其所提供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这种后发状态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上，这种引进、学习和创新活动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完全创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发优势促成的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将能低成本、短时间地促进经济的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东亚奇迹”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一)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东亚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就在于其在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之初，其经济发展的起点都很低，人均GNP在100美元左右。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资源太少，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把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安排作为主动的政策选择，但在其资源禀赋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和提高时，往往出现一旦推行逆比较优势的所谓赶超战略，就马上遭遇到诸如外贸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难题，从而被迫放弃逆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

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都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为其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和各种机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实施了积极的引导，政府注重对市场的协调，鼓励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激励创新，并在经济制度上，特别是在贸易制度方面不断进行学习和调整，使得制度的持续改进成为其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推动力量。就是在这种不断积累、不断学习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适时适当地促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使东亚经济呈现出后发经济的快速追赶性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途径

从“东亚奇迹”可总结出如下结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途径在于遵循比较优势加后发优势的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劳动丰裕而资本和技术短缺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其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生产结构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加速资本积累。同时，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开展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伴随这一过程的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必然发生变化，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由于不断得到充分利用而变得短缺起来，相应地，资本和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由于不断积累和学习创新而变得丰裕起来。

在资源禀赋状况具备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条件下，微观经济对经济利润的追求并辅之以政策的引导，这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来。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首先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出发，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逐渐的积累和投资，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在技术、制度方面的学习和创新来形成自己高层次的要素禀赋结构，并最终带动或引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产业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具备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条件下，要顺利地实现产业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其间的积极引导和干预作用也非常重要。概括起来，政府在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8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发展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会得以快速升级，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假说最早是由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的情况下，已有的先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示范的大环境为其所提供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这种后发状态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上，这种引进、学习和创新活动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完全创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发优势促成的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将能低成本、短时间地促进经济的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东亚奇迹”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一)东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

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东亚奇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就在于其在遵循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的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二战结束之初，其经济发展的起点都很低，人均GNP在100美元左右。由于经济规模太小、人均拥有的资源太少，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没有把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安排作为主动的政策选择，但在其资源禀赋没有发生结构性改变和提高时，往往出现一旦推行逆比较优势的所谓赶超战略，就马上遭遇到诸如外贸收支不平衡、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过高的难题，从而被迫放弃逆比较优势的赶超战略。

实际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都较好地遵循了比较优势原则。同时，这些国家和地区还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为其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有利条件和各种机遇。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对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实施了积极的引导，政府注重对市场的协调，鼓励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激励创新，并在经济制度上，特别是在贸易制度方面不断进行学习和调整，使得制度的持续改进成为其经济和贸易发展的推动力量。就是在这种不断积累、不断学习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随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适时适当地促成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而使东亚经济呈现出后发经济的快速追赶性发展。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途径

从“东亚奇迹”可总结出如下结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的途径在于遵循比较优势加后发优势的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初期，劳动丰裕而资本和技术短缺的要素禀赋状况决定了其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其遵循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生产结构能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加速资本积累。同时，在此过程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开展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伴随这一过程的进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状况必然发生变化，劳动这一生产要素由于不断得到充分利用而变得短缺起来，相应地，资本和技术这两种生产要素由于不断积累和学习创新而变得丰裕起来。

在资源禀赋状况具备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条件下，微观经济对经济利润的追求并辅之以政策的引导，这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就可以由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转移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来。也就是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采取循序渐进的发展战略，首先从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出发，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逐渐的积累和投资，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加强在技术、制度方面的学习和创新来形成自己高层次的要素禀赋结构，并最终带动或引导发展中国家顺利地实现产业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禀赋状况具备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条件下，要顺利地实现产业的演进和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其间的积极引导和干预作用也非常重要。概括起来，政府在促进经济和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主要有：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9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公务员之家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

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受国际通行惯例的制约更加明显，这既是我国技术学习、制度改革的压力，也是动力。在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技术和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但是它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是手段和过程。

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模仿并不排斥创新，它们的发展有利于贸易的进步，反之，贸易的发展促进技术的交流和制度的完善。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在整体的宏观上做出有利于技术和制度从模仿到创新的战略安排。例如完善促进知识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制度基础，构建不同层面的促进知识积累、技术进步与创新的运行机制。合理的制度安排有利于将私人成本、社会成本和私人利益、社会利益相一致，最大化社会的共同利益，进而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

参考文献

1赵伟.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现实问题〔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后发优势理论范文篇10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也许产品周期贸易理论能给我们做出一定的解释。这种理论指出，发达国家开发创新产品首先出口到发展中国家，后者在进口这些产品并逐渐占有这些产品的生产，而发达国家继续开发并生产更新的产品，周而复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发展中国家技术的模仿对自身比较优势的形成和产业结构的提升上的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容易注意到技术过时的速度较快，从而减少对学习活动的投资。技术模仿在短期内的经济增长反而会强化技术模仿的惰性。更进一步，发达国家促进创新的政策反过来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赶超过程。

此时，制度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比较优势形成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2制度因素的重要性

2.1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特征

虽然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因素有许多，如各种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但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有再多的生产要素及其积累的国家都有可能是低产出与低经济福利的国家，从而使其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

G?阿尔蒙特、P?鲍尔在研究20世纪的政治制度发展中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力量的强弱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社会经济越是发达的国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弱小；而社会经济越不发达的国家，其政治力量的作用越是强大。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发展经济，在国际贸易中提升自己的比较优势，必须进行制度上的改革，以避免制度性的贫困。

2.2技术与制度之争

关于技术和制度哪一个因素能更好的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贸易获益，经济学界历来有争论。在中国，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实质上，他们双方观点的交锋点是发展中国家要取得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

杨小凯制度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劣势”，且认为在进行较为容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林毅夫技术模仿论的主要观点是，作为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

我们认识到，所有的观点都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指出了制度在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里我们并不关注技术还是制度谁更重要，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发展国际贸易中地位如何，即制度到底怎样影响着技术的形成，又如何促成后发优势及比较优势的生成。

2.3制度外生及其优势

现代化研究的理论表明，就整体而言，先发国家由于没有先例和经验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大可以结合切身实际情况，大量借鉴先发国在制度变迁中的经验教训，其制度的生成多为外生的。但是这种制度生成方式并不是全盘的复制先发国的制度，也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

我们将发展中国家，即后发国在制度上模仿发达国家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现象。这种制度上的搭便车由于制度本身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存在着巨大的有益的能动作用，体现在这种制度模仿不仅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制度变迁的巨大推动力量，同时又不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制度创新。不同于技术模仿的是，发达国家往往愿意帮助和鼓励这种制度模仿的生成，以形成制度上的规模效应，从而有效的减少不同制度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摩擦，从而减少交易的成本，提高贸易利润。

2.4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模仿

加入WTO正是中国对WTO规则制度的模仿过程。WTO首先属于一种多变贸易体制。而所谓贸易体制，就是国与国之间彼此发展经贸联系的某种制度性安排。而WTO这个贸易体制完全是由各成员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多变协议，既赋予各成员参与全球贸易及贸易规则制订的权利，又赋予各成员国政府相应的义务。中国加入WTO，就是要履行其成员国义务，争取其成员国权利，前提就是承认并接受它的制度安排，在统一的制度框架内与其他国家发生贸易往来。这么做无疑是有好处的。

3制度模仿的方式问题

无疑，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推进国际贸易，必然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是后发国，因而可以借鉴制度的规模效应考虑制度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种制度上的改革更多的是一种制度上的模仿。而我们需要探讨的是，这样的模仿究竟是以何种方式进行呢？其进行的方式对一国的贸易水平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又是如何呢？

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的变迁是受众多因素共同影响和制约的过程。因而成功的制度变迁往往是渐进的、摸索的，那种激进的、认为制度可以决定一切而盲目的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的观点往往最终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的失败正是很好的例证。

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的赶超，人为地扶持众多违背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而为了支撑这些不具备自身能力的产业，政府就必须制订各种管制措施对经济体系进行强有力地干预：政府对管制措施的设计服从于一定的发展战略目标。可以想象，这种制度上的不合理安排只会继续在长期内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不易优化，缩小经济发展的空间，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

中国渐进式的制度改革初期，只知道以往计划经济的道路不能再走了，但仍然不知道改革究竟往何处去，走的是与先发国相似的制度创新的路子，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如今，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演进的过程，中国加入WTO等强制性的制度模仿过程正好说明制度模仿也可以是渐进和激进交织的过程。甚至还有学者提出，入世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应该说，不论是激进式的制度模仿还是渐进式的制度模仿，终究还是一种方式，并不是目的。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正如中国的改革开放的道路，不仅仅有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当然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后发优势的积累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在贸易上，不仅仅形成了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对外贸易战略也从极端的内向型经济逐渐发展成为开放的贸易自由化战略；不仅仅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都为改革开放、贸易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只有制度上的不断完善，才能促使对外贸易的氛围不断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有强有力的保障。

4综述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不仅仅在技术上不断地学习创新，更要在制度的借鉴改革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上取长补短，这样的“追赶”才能后来居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和全盘的西化是决然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