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优势理论范文10篇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著名学者汤因比在晚年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反思中也蕴涵着这种思想，而且相当的乐观，他说：“今天发达国家的人民总是蔑视发展中国家的人民，采取怜悯、轻侮的态度，但不久两者的地位就会颠倒过来。对这些所谓落后的多数来说，将来要进入整个人类都应进入的安定的‘世界国家’时，大概比起那些先进的少数来困难要少。这暗示着各国的命运都要戏剧性的逆转。历来的发达国家大概都不得不长期的陷入逆境中。相反，历来的后进国家倒可能较少痛苦地，较快地进入未来的‘世界安定国家’。”[9]

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后发优势或落后得益(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赶超目标制定中，其依据的理论基础也往往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近半个世纪，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认真研究它，认识它，理解它。从近半个世纪现代化的实践中看到，面对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都不具有普适性，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论，否则便会导致沉重代价的付出。本文便是基于此点，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为根据，来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与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在现代化的理论研究中，国内外学者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便是后发优势或落后得益(theadvantageofBackwardness)。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的赶超目标制定中，其依据的理论基础也往往是“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作为现代化理论的重要内容，已经在这个世界存在近半个世纪，站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我们有必要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去认真研究它，认识它，理解它。从近半个世纪现代化的实践中看到，面对如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任何一种现代化理论都不具有普适性，我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任何理论，否则便会导致沉重代价的付出。本文便是基于此点，以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为根据，来对后发优势理论进行剖析，以期引起学术界与有关方面的关注。

一

对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最初阐述，国内学者进行了研究，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最早对绝对优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表述，成为后发优势理论的起源[1][2]。从那以后，国际学术界从资源禀赋理论、区位理论、制度理论、产业组织理论等各种角度来探求后发优势形成的原因和促成优势的生成机理。笔者以为对后发优势进行系统研究与表述并明确地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兴起，一大批新兴国家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在雅尔塔体制下形成的冷战格局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亚非拉美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许多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其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的指导下，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现代化理论的诸多流派，其中对后发优势理论阐述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和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

列维认为，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后来者，第一个优势在于其现代化进程不再是像现代化的先行者所面临的未开发的领域；其次，现代化的后来者具备了在许多方面借鉴先行者的可能性；第三个优势是后来者跳跃过先行者必须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早期阶段，以缩短实现现代化的历程；第四个优势是后来者通过先行者所取得成就的认识，看到现代化前景从而对后来者产生激励并树立信心；最后一个优势是后来者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得到先行者在各个方面的帮助与支持[3][4]。同时必须指出列维在论述这些后发优势时表明了这些优势存在的可能性的同时，也充分强调了现代化后来者所存在的“后发劣势”问题。

格申克龙在研究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指出，后发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后发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成果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二是后发国家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均具有落后的意识，从而为国家发起的现代化提供保证[5]。格申克龙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利用这些优势所必须的条件与落后国家的现实条件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要使潜在的优势变为现实的优势，就需要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条件。

除上述两位学者之外，学术界还有很多人对后发优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英国的彼得·鲍尔认为，“第三世界如今可以利用外部市场，利用外国资本市场，利用大量过去不曾有的技术和技能。”[6]俄国的托洛斯基把后发优势称为“历史落伍者的特权”，他认为，“虽然落后国家被迫跟随着发达国家，但目前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历史落伍者的特权……（是）迫使自己采纳任何地方、任何时期已经完成的发展式样，从而越过整个居间的等级系列”达到理想的目标[7]。美国学者赫尔曼·康恩把有利于后发国家的因素归纳为10个方面。即资本、市场和技术的获得；劳动力的输出；引进面向出口的工业；旅游事业；技术转让；具备有用的榜样、体制、个人；输入“污染”和“卑下”的劳动；进口货的替代；很正常的外部稳定的存在；外国的援助等[8](P206)。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如何在国际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获得较高的附加值），是发展中国家能否在全球化进程中获得更大利益的关键。

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这种比较优势又是以资源禀赋与比较成本优势为基础的，这种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遭到了严峻的考验。因此，比较优势理论是否适应，比较优势的内涵与外延是否有待进一步拓展，以及如何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等是本文思考的问题。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质疑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建立在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基础之上的比较优势理论，这种比较优势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等与现实不符的假设基础之上，是一种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个假设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许多学者都对这种比较优势提出了质疑，概括来说主要可分为比较优势陷阱说和比较优势弱化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

比较优势陷阱说认为，如果一国完全以静态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完全接受由边际生产成本状况确定的国际分工角色，运用本国自然资源优势和廉价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从而获得较低的附加值，而忽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最终将陷入低附加值循环，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有学者发展了上述比较优势陷阱（张小蒂，李风华，2001），指出如果一国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即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无法完全地发挥后发优势，则只能跟在先进国家之后，从而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摘要]内源型和外源型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由于启动现代化的时间维度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也具有一定的潜在优势并形成了后发优势理论，以此理论作支柱，发展中国家形成了不同模式的发展战略。随着中国从起飞阶段向技术成熟推进阶段迈进，人口、资源和环境的严重压力和制约提前到来，国家干预模式面临着变革，科学技术的自主原始创新能力需要提升，制约经济社会发展体制亟待创新。

[关键词]后发优势；内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模式

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根据创新性变革与传导性变革两种方式之不同，依据现代化道路的不同起源，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一类是内源型现代化道路，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道路，又称内源型变迁，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另一类是外源型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进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就被迫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其间多次试图走向以现代化为取向的发展道路，但有的夭折，有的半途中断。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端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并得到人民群众高度认同的社会发展道路。无论是从时间还是性质上看，中国这次重新启动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属于典型的外源型现代化。外源型现代化的国家与内源型的现代化国家相比，现代化启动时间维度的差异所引起的内部、外部的环境与条件发生的变化，导致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具有独特的“历史规定性”和独特的“现实必要条件”。能否把握好这些“历史规定性”和“现实必要条件”是外源型现代化国家实现自己发展战略的前提和现实基础。外源型发展中国家与内源型现代化国家相比有不同的优劣势，研究现代化的学者提出外源型发展中国家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化解劣势，从而构建了现代化理论中的后发优势理论。

一、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模式的基础

后发优势理论是对西方主流和传统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的修正和补充，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和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其基本内涵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地区与落后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后发优势主要是从时间维度来说的，即后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存在后发优势就是因为它们在发展水平上比先进国家和地区落后，落后也为其跨越的发展提供了潜在的优势。在后发优势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制订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模式，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大大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距。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所创造的经济剩余为后发国家和地区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提供了资金保障。而后发优势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为其所需的学习提供足够的投资来源。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发展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会得以快速升级，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假说最早是由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的情况下，已有的先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示范的大环境为其所提供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这种后发状态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上，这种引进、学习和创新活动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完全创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发优势促成的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将能低成本、短时间地促进经济的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东亚奇迹”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本身就包含了后发优势理论的观点。遵循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所创造的经济剩余为后发国家和地区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学习提供了资金保障。而后发优势的利用，也只有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快速的资本积累，为其所需的学习提供足够的投资来源。

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与后发优势理论

林毅夫提出的经济发展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认为：一国的发展应遵循其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会诱导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促进企业低成本地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报酬率不会因为资本快速积累而迅速下降，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速度就会高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会得以快速升级，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经济收敛。

因此，在发展问题上，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是使自己创造经济剩余和进行资本积累的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而不是过早地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开发活动以创造产品差异性方面的优势。而最大限度发挥创造经济剩余能力的途径就是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后发优势理论假说最早是由格申克龙提出的。后发优势是指后发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迟缓的情况下，已有的先发国家和地区存在示范的大环境为其所提供的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或存在的各种机遇。这种后发状态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优势体现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对先发国家和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上，这种引进、学习和创新活动虽然也要付出成本，但这种成本和完全创新的成本相比是大大降低了。由后发优势促成的对先进技术和制度的引进、学习和创新将能低成本、短时间地促进经济的压缩性成长或追赶式发展。

“东亚奇迹”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的启示

摘要新贸易理论考虑了技术乃至制度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其终究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为出发点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摘要新贸易理论考虑了技术乃至制度对一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但是其终究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作为出发点的。技术和制度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新贸易理论技术制度WTO后发优势

1新贸易理论对技术的探讨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基本上都属于静态分析，即假定一国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与消费偏好等变量固定不变。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过程、结果和贸易结构，形成了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代表者之一克鲁格曼，首先脱离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用高度抽象但近似弗龙和赫崎的模型，假定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要素，生产新产品的国家获得福利，利润率提高，资本向获利高的地方(发达国家)流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差距加大。一旦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让，一部分得到技术的国家用低成本劳动创造较高的收益，资本因此开始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改善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缩小了差距。但是，模型所说的资本向创新技术国家还是向转移技术国家流动是不确定的。这个模型只能说明技术创新可能给双方都带来收益，但如何确定趋势，没有进一步研究或说明，不足以说明后发展国家一定能够或在什么约束下能够受益或赶上产品创新的国家。其次，克鲁格曼从李嘉图模型开始，假定每个国家之间的要素不同———技术含量不同，各自在市场中有自己的地位。技术领先国家开放贸易，后发展国家“赶超”上来，消除了“技术优先”者保持其技术领先的程度。新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虽然给发展中国家的后来居上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但是，除了少数新兴工业化国家外，许多国家在技术、教育、管理方面进行了大规模投资(如印度)，却没有对改变产品和产业结构产生明显影响。

那么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际的技术进行学习和消化以求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并不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过程中享受到技术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呢？

对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回顾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阐明了著名的“看不见之手”机制，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为自己的微观经济主体可通过分工和交易而客观上为社会工作，从而实现自利与互利、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相互联系。故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像重商主义者声称的那样，一定是非赢即输的，而是可能实现“双赢”的。经济主体的“利己”不应通过损人去实现，而应通过利他来实现。具体途径为，社会各经济主体按自己的特长实行分工，进行专业化生产，然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而在总体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显然，交易活动一旦越出本国范围，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就出现了。斯密的这一理论被称为绝对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虽然解决了国际贸易产生的重要动因，但却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一个国家在任何商品生产上都没有绝对优势，那么这个国家还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分工?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相对优势)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不论一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怎样的状态，经济力量是强是弱，技术水平是高是低，都能确定各自的相对优势，即使总体上处于劣势，也可从诸多劣势中找到相对优势。比较成本的关键在于比较。

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回答了斯密绝对优势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各国在生产不同产品上的比较成本差别呢?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简称H—O理论)对此作出了解释。该理论认为，在不同国家同种商品之生产函数相同的条件下，比较优势产生的根源在于各国或区域生产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以及不同商品生产在要素使用密集型式上的差别。因此，各国应当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这一逻辑得以成立的前提假定是各国之间单位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都是相同的，即各国的生产函数都是相同的。与此不同，李嘉图的理论则认为各国比较成本的差异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之差别造成的，也即各国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而且一定时期内这类不同性保持不变。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这两个理论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在H—O理论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规模报酬仍然不变，市场结构仍为完全竞争。H—O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无论是“古典”的，还是“新古典”的贸易理论(我们不妨将这两者合称为传统贸易理论)，所强调的比较利益结构都是建立在一国产业之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的。通常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缺资本和技术，而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便宜的优势。发达国家则具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因此，比较优势的贸易格局一般表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则进口后者，出口前者。应该说，上述理论在解释现实中的某些贸易格局上是相当成功的，并曾在相当长时期内构成了国际分工与贸易理论的主流，但它们终究存在着局限性。

无论是以劳动生产率差异为基础的相对优势理论，还是以生产要素供给为基础的资源禀赋理论，其比较利益产生的前提是各国的供给、生产条件不可改变，资源和生产要素不能在国际间流动，这种传统比较优势具有静态的特征。但处于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自然资源通过技术进步可以被改良、人工合成或被新材料所替代，人力资源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而以“质量”上的优势弥补“数量”上的劣势。这表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国际竞争中并不一定具有动态的竞争优势。

新贸易理论的形成与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