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政策范文10篇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1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

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2

可以说世界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那么,经济周期和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是经济周期影响国际贸易;二是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相互影响。那么,国际贸易周期与经济周期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呢?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周期实质上是经济周期的反映。这里所说的经济周期,既包含个体国家经济周期,也包含世界经济周期。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周期分为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的波动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对外贸易的规律,经济运行顺畅了,对外贸易也就不成问题。事实上,经济周期是一种客观存在,它的存在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总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当然,由于各个国家的开放程度、经济依存度、经济结构的差异等原因的存在,导致国际贸易周期和经济周期也可能不尽相同。

二、国际贸易周期与贸易政策周期

从本质上讲,每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都是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的。传统的外贸政策主要有两种:即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自由贸易政策就是国家取消对进出口贸易和服务贸易的限制、障碍、各种特权和优待,使商品自由进出口,服务贸易自由经营。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对贸易活动不加或少加干预,任凭商品、服务等要素在国内外市场公平、自由的竞争。反之,保护贸易政策则指国家利用各种措施对进口和经营领域及范围进行干预、限制,保护本国的产品和服务在本国市场上免受他国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并对本国出口的产品和服务给予优待或补贴。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可以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果,提高贸易各国的福利水平,自由贸易政策会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自由贸易是他们的贸易政策取向。从长期趋势来看,多边贸易协定和双边贸易协定越来越多,促使贸易政策的自由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从短期看,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在经济衰退时,各国为了保护本国的经济利益而实行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只有当经济运行处于周期的扩张阶段时,贸易保护的政策才有可能放松。由此,我们可以认为,由于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周期的存在,各贸易国的保护主义仅仅是对贸易自由化的阶段性冲击,而不能中断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周期与国际贸易政策周期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3

论文摘要：在分析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影响的基拙上，探讨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的调整，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和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

一、加入WTO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压力

1990年前后，我国粮食、棉花、油料、生猪、苹果、烤烟等国内价格普遍低于国际价格，比较优势明显。但近十年来，农产品成本年均以约10%的速度递增，致使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60个百分点，国际竞争力日益减弱，只有大米、生猪和苹果、烤烟仍有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调控主要依赖许可证、进口配额、检疫标准、国有外贸企业垄断经营等非关税措施进行，关税措施主要用于配额数量之外的农产品，配额内税率普遍很低。根据乌拉圭(农业协议》和《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我国加人WTO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不利影响主要有:1.贸易措施关税化影响。由于谈判基期1986--1998年我国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关税化后的关税等值为负值，这使我国不仅失去非关税措施这一传统屏障，而且因关税减让幅度过大而失去高关税保护。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能通过和缔约国谈判上限约束关税和靠关税化的“例外条款”应对。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农产品进口的关税总水平要从2001年的2196削减到2004年的17%，美国关注的农产品削减到14.5%。特别是大豆，因税率降到3%，且国内外价格差距较大(加上关税进口大豆价格低于国内市场20%左右)，加入WTO后受到的冲击很大，2001年，大豆进口创历史最高纪录1440万吨;2.配额扩大影响。WTO《农业协议》规定关税化后市场准人机会不低于减让基期国内消费量的3%，在减让期结束扩大到5%，这对我国粮棉油进口不利。1994-1998年，年均进口小麦、玉米、大米合计661.5万吨，加人WTO后，初始年配额多增进口976.9万吨，2004年多增进口15541万吨。专家估计，仅小麦至2004要损失60亿元，有近300万麦农要离开麦田生产。棉花生产因最终配额与以往进口量相比增加较多，2004年配额数量相当于1998年国内产量19.8%，因而所受影响比谷物更大。植物油情况与棉花类似，国内生产受到影响很大。据中国加入WTO农业专家组利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心开发的“中国农业贸易政策模拟模型"(CATP)测算，至2005年，小麦、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较优势将分别下降21，19%,16.36%,21.36%,40.83%和13.21%，使这些产品更加缺乏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生猪、大米、烤烟、甘蔗、苹果的国际竞争力也有一定的冲击。

二、加入WTO后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政策调整

1.建立农业国内支持新体系。按WTO农业国内支持总量AMS的“微量允许标准”(发达国家为5%，发展中国家为10%，中国人世谈判为8.5%)，我国可有基期(1986一1988年)农业总产值8.5%，即412亿元的农业国内支持总量(农业生产性补贴)。除去可豁免的AMS部分，近年AMS占基期农业总产值仅有2%左右，即还有约315亿元的农业国内正支持空间。这为我国扩大实施“黄箱政策”(价格支持、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生产投人补贴、牲畜数量补贴、贷款补贴等)，减轻粮棉油等比较弱势农产品的成本压力提供了一定的条件。我国传统的农业国内支持“黄箱政策”主要以农产品价格补贴为主，贷款补贴(贴息贷款)为辅。价格补贴大多用于降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支农服务的收费标准，以及农产品购销环节的补贴。我国对农产品价格支持的另一途径为粮食的垄断性保护价收购。据《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法律文件》，加人WTO后不能实施农产品出口补贴，只是保留今后出口补贴权利。因此，我国通过保护价收购支持农产品价格在加人WTO后将被取消。加人WTO后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的构建应把重点放在加大农业生产资料补贴等生产投人补贴上，同时扩大黄色补贴范围，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对营销贷款、面积补贴、牲畜数量补贴等实行补贴，以此来达到优化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结构，提高补贴效率，并借鉴国际经验，减少农民收益较少的农产品流通环节的补贴，把支持与补贴的重点转向农业生产者。

2.建立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新体系。WTO《农业协议》中有一些条款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的国际贸易保护，如“特殊保障条款”、“特殊和差别待遇”、“特别处理”、“微量允许标准”等。灵活运用这些条款，能够采取恰当的调整措施减少某些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并能有效地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法律措施保护。WTO《农业协议》有许多“灵活”操作空间，如关税配额管理，WTO各成员就有应用关税、拍卖、先到先得、按历史记录等多种管理办法。因时因地管理好我国的关税配额，能减轻进口农产品对同类产品生产的冲击。并尽快建立起综合协调、适时高效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体系。如加强农产品出口信贷支持;提高农产品出口退税比率，加大对具有比较优势农产品的出口支持;制订、完善反倾销、反补贴以及保障措施立法。这三种手段可作为抵制国外产品进口冲击的强力“武器”。

3.建立国家支农政策新体系。加强农业投入保护，增加农业保护力度。WTO农业协议“绿箱”政策的12项措施我国还有6项空白。在农业科研、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补贴、生产结构调整补贴、地区发展补贴等方面还有着较大的发挥空间，是间接增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的有力措施。应从主导、控制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向管理、服务型的农产品国际贸易政策转变: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4

关键词:高中生的角度;国际贸易政策;措施

对国际贸易的政策与措施的研究，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学课题，同时也是每个高中学校必须要设置的课程之一，这项课程可以让每一个学生能够了解到不同国家的国情与相关的贸易情况，对国际贸易趋势有基本的了解，本文接下来将会谈一下对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研究的看法。

一、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

自由贸易政策重在“自由”二字，这种类型的贸易对于金口河出口都不限制，其发展不仅可以很大程度的消除国际贸易之间存在的限制于障碍，还能清除进口与出口中存在的竞争，保护贸易则与自由贸易的概念相反，它对进出口的贸易进行限制，不仅能保护贸易市场还能扩大出口额，例如“韩国的大米”:韩国移植对他们本国市场之内的大米进行严密的保护，但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一直致力于让韩国开放其大米的市场，包括大米在内的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在韩国政府的保护下，价格也是非常的高的，韩国的国土面积比较小，耕地面积相对来讲也很小，在加上政府的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政策。所以只能提高市场农产品的价格让国民承担巨额费用，但是这些年来，在世界经济贸易组织的压力之下，韩国慢慢的打开了国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农产品慢慢的以低价进入韩国农产品市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向前推进的时代背景之下，自由贸易促使了资源的优益化，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这个著名的时间就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政策引起的。

二、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对外政策是中国的政府对进口与出口进行贸易管理的政策，但是对外贸易的目标是保护我国的市场经济，扩宽我国的产品出口市场，完善我国的产业结构，维护本国对外政治，我国的贸易政策从建国到1978年，我国的经济体制呈现出了封闭性与国家统治下的贸易保护政策。1978-1992年时，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92-2001年时自由化倾向保护贸易，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贸易组织，实现公平与保护并存的贸易。当今世界，国际经济格局、多边经济贸易都发生着深刻复杂的变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能够更好的实施对外开放政策，推动我国全方位开放建设的新格局，为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2013年，提出了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旨在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互补，增强沿线国家之间的信任感，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在多国的经济贸易过程中，加强了多国经济贸易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和思维交换，也增强了沿线国家间的友谊。取得各个国家都满意的成果，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三、国际贸易措施体系

国际贸易措施体系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而国际贸易措施分为三类:(1)关税措施:指的是出口与进口的商品在经过国家的边境的时候，向产品本国进出口征收的一种税。关税对国家可以产生积极的作用，不仅可以提高国家的财政收入，调动国内市场产品的生产，对本国经济起到保护的作用，还能对其他国家的经济起到一个调节作用，但是实行关说并不只有积极意义，还会产生消极的后果，使得消费者的经济负担加重，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他们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减少，影响了生活质量，国内的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不断降低，国内与国外同一种产品的市场差价巨大，有可能成为走私的对象。(2)非关税措施:是指关税以外一切的限制进口的各种措施。(3)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措施:出口管制的形式分为单边出口管制和多边出口管制。

四、国家政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启示

自从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对外贸易进入了新的时期，步入了全面发展的阶段，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理应跟上时代，进而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发展，最终促进我国的全面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发展能够依然平稳的发展下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还带来了许许多多的贸易摩擦，如技术壁垒带来的摩擦、反倾销带来的摩擦等，我们应该找对角度，立足于国情、基于现实，而我国总体发展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与其他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所以我们要增强国际综合力，为我国发展奠定基础。在国际上贸易方面，最主要的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沟通，与国际经济贸易的规则和习惯有着很大的联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为了能够更好的融入世界，十分重视普及经济政策。从高中生的角度看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的研究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好处:首先，能够让我们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学习更为专业的知识，为将来的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最后，能够让我们更好的走出去，我国的产品要想能够走向世界，就必须加强宣传，让全世界更好地了解我们的产品，这样能够增强我国产品的竞争力。国际经济与贸易涉及的资金往来都是很重大的，涉及的商业逻辑是非常严密的。这种特性对国际经济贸易语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严密性、先进性和实用性缺一不可，而英语满足了国际经济贸易语言的全部要求，不仅在在全球范围内使用的范围广，而且还具有很好的针对性、极强的实用性、极高的精准性、全面的层次性和灵活的延展性等。

五、结语

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落实，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高中生应该认真的了解国家的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参考文献:

［1］叶紫，柴宇曦，马述忠．应对国际贸易政策变动引发的跨境电商经营风险［J］．浙江经济，2017(21)．

［2］柳剑平．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属性分析［J］．江汉论坛，2013(10)．

［3］王永昆．国际贸易政策———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介评第十一讲［J］．国际贸易，2015(11)．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5

[论文摘要]本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和较大的空间跨度上，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变迁，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试图总结出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出现的规律性与客观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制订有所帮助。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1776年，美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避免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庸A·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美国当时尚处于幼稚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F·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这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的第二个转折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好像又复活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贸易理论也颇为引人注目，结构主义学派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论，即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心”和“”。它们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每一极的生产结构有着重大差别。由于收入弹性的不同，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保护关税，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普遍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护手段提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以其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高潮。这一时期，琼·罗宾逊夫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以邻为壑(Beggar-t日y—Neig日bour)。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在w的第三画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这第三画的终结。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贸易收支不可能自动调节实行平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加强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进行贸易保护，奖出限入，保持顺差，以实行充分就业。贸易保护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某个国家政府采取旨在医治失业的以邻为壑的行为，会产生国际性的以邻为壑的争斗，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产出总额相比萎缩，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到7O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力空前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膨胀的经济，使其既有需要又有能力冲破当时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和西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愿意彼此放松贸易壁垒。此外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迅速兴起，也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以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出现了自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降低和撤销非关税壁垒，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IMF、WorldBank、欧盟、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APEC等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出现。w在这里重新转折，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画。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和理论界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有直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锋芒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妨碍经济增长，并且是政府预算赤字剧增，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一时期的理论学派如弗莱堡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均赞成自由贸易的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6

1从国际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看贸易政策的保护性

世界范围国际贸易政策演变一般分为5个阶段：

(1)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重商主义思想是当时保护主义的理论基础。

(2)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占主导地位，但是同一时期后起的德国和美国，则在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保护贸易思想影响下，基于他们特定的对外竞争条件，主张运用贸易政策保护国内的幼稚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

(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成为超保护贸易政策的催化剂。

(4)战后世界贸易自由化倾向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一股贸易自由化浪潮，但是战后的贸易自由化倾向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贸易自由主义有所不同，并不强调全面的贸易自由，而是一种有保留的贸易自由，它并不完全排斥贸易保护政策。

(5)关贸总协定(GATT)条件下新保护主义时期1973年的能源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高失业率，给发达国家经济以沉重的打击，使各国贸易政策开始脱离过去自由放任的思潮，转向以管理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了全球性的保护贸易浪潮。

从历史上国际贸易政策演变的几个阶段不难看出，国家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主要4点：一是在GATT前的各国贸易政策无多边贸易协议的束缚，各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政策完全依据本国利益，这样极易产生贸易保护的做法；二是历史上尽管若干次保护贸易政策和自由贸易政策相互交替，但保护性的贸易政策在时间上占主导地位；三是保护性是贯穿国际贸易政策历史演变的一条“红线”，即使历史上自由化占主导的时期也仍然有贸易保护的影子；四是20世纪50年代倡导自由贸易，并订立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以约束各国的保护措施，但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没有因为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而改变。2002年3月，美国对钢铁启动201条款，对来自欧盟、日本、韩国、俄罗斯、中国的钢材进口征收关税最高达30%，就是典型的例子。

2对保护性贸易政策的理论解释

2.1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

徐建斌、尹翔硕在“贸易条件恶化与比较优势战略的有效性”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持续恶化和自由贸易下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人们不得不反思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战略的有效性。并用扩展后的李嘉图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现象和南北收入差距的扩大做模型化分析，得出：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虽然确实对贸易双方都有好处，但贸易双方因自由贸易得到的好处是不均等的。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在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中，发达国家得到的好处比发展中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这样，发展中国家想追赶发达国家，实现本国复兴的愿望就很难实现。于是，国家之间在对贸易利益的争夺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行[1]。而且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国家是一直极力鼓吹贸易自由化的国家，在实现工业化之前也采取了高关税的保护政策。GATT对发展中国家的例外条款、普惠制(GSP)等一系列的纠正贸易利益分配不公的措施，充分说明了国家间贸易得益分配不均是产生保护贸易的主要渊源。但是，为什么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呢？

2.2国家内部各行业因自由贸易带来贸易利益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贸易保护的又一压力

为了解释这个现象，以美国的钢铁产业为例。作为发达国家的美国，在自由贸易中其得到的利益应该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得到的贸易利益。那么为什么美国布什政府还要挥舞201条款的大棒，不惜引发一场世界性的钢铁大战呢？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各行业在自由贸易体系中得到的利益不均等，甚至有些部门是负的利益。资料显示，由于在自由贸易下的国际钢铁供应商的竞争，1990～1999年，美国钢铁制造工业每年有大约5000人失去工作；1999～2001年，美国总共有18家钢铁公司破产，有23500多工人失业[2]。按照国际贸易的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论，像美国之类资本量较多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然后进行交换，以获取国际分工的好处。现在的问题出在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和社会的考虑，既要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又要维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使这些产品的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熊掌与鱼都要。毕竟美国的钢铁业曾经是他的支柱产业，并有60万的钢铁工人，将他们转变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去就业，是需要时间、非常困难的。出于国内政治压力，布什政府权衡各方利弊，最终决定启用201条款提高关税。可见贸易利益对国内各行业的不同影响也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

2.3贸易政策国际协调不能改变贸易政策的保护性质

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促进了贸易政策的国际趋同化。自二战以来，双边贸易政策的协调，区域性的政策协调，尤其是致力于国际贸易体制的多边贸易政策的协调，使各国贸易政策趋于统一，体现了全球经济关系的秩序化，给各参加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但无论是哪种协调，贸易政策的本质始终具有保护性，即贸易政策的目的——保护本国市场，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改善，积累资本或资金，维护本国对外的经济、政治关系，没有根本改变。就拿WTO这一多边贸易的最高成就来说，仍然改变不了各个国家贸易政策的保护本性。

(1)自由贸易是个谎言WTO规则的制定，形式上是通过多边贸易谈判回合(MTN)的协商产生，实质上依据国家贸易实力决定分量，由于历史原因和贸易实力，基本上是美国一手把持。贸易谈判（贸易自由化）只是攫取利益的手段，使国家利益最大化（贸易保护）才是贸易谈判的实质。

(2)WTO的例外条款和规则，为国家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和依据由于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利己的，即在最大范围内保护本国利益，同时最大程度地攫取他国利益。因此，国家贸易政策的目的（在没有一个足够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的约束条件下），决定了这种例外条款和规则就会必然成为贸易保护的依据。

(3)在WTO下仍有一些公开的高度保护的行业农业、纺织业，便是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开的保护产业。但这些产业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发达国家中相对比较劣势的产业。

3WTO条件下国家贸易政策保护性的表现

3.1“公开型”的贸易保护

“公开型”的贸易保护，是指在关贸总协定和WTO下的贸易，以及投资自由化的谈判过程中还未涉及的领域，或是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再加上谈判达成协议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以及协议中的一些规则的例外而引起的保护措施。还未涉及的领域，指某些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暂时把某些行业的自由化搁置起来不予谈判；还未完全展开和达成协议的谈判的领域，是指某些“敏感行业”，国家的比较优势相差悬殊，如果完全放开会导致本国产业的“严重损害”，故在多边谈判中暂时将这些行业的自由化程度放低、放慢；谈判后还没有履行的承诺，指根据承诺减让表现在还未兑现的部分；谈判达成的协议规则的例外，是指协议中一般都是作了自由化的规定的，但无论哪项协议，都是由一些规则和规则的例外拼凑起来的，这些规则的例外实际上就是承认这些方面的适当保护。这些保护都是公开的，这实际上也是国际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实力较量的结果。

一般认为，在WTO下的多边贸易谈判中的“敏感行业”，是自由化较缓慢和最不彻底的行业。如农业、纺织业、服务贸易领域，一直是各主要发达国家“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的领域。

在WTO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开型”贸易保护的手段有两种：一是运用高关税限制进口；二是利用各种各样的非关税壁垒。国内的价格支持就是常见的公开型保护措施之一。国内支持的名目繁多，例如国内补贴、价格管理、出口补贴和绿箱(GreenBox)政策等等。

3.2“隐蔽型”的贸易保护

在WTO框架下，除了“公开型”贸易保护外，还有十分重要的“隐蔽型”贸易保护。“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是与“公开型”的贸易保护相对应的，以“反倾销壁垒”为代表，还包括“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这类壁垒的特点是它们往往本着人类的共同利益的原则制定出来的，一般包括了“公平原则”、“保护生态和人类健康”等原则，这些原则本意确实是好的，但现实情况则是它往往会成为某些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制定保护贸易政策的依据。事实上这种“隐蔽型”的贸易保护措施，现在已经成了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工具。

“隐蔽型”的贸易保护的手段包括两类：一是征收高额关税，如加征高额反倾销税、反补贴税；二是禁止进口甚至就地销毁，这主要是不符合国家的检验检疫标准、环保标准等而采取的措施。

4构建中国符合WTO规则的保护性贸易政策措施

4.1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的必然性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处于不利的地位，贸易利益相对较小。无论是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条件下，各国的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保护性的，不能幻想WTO会真正无私地给中国一个稳定的、自由的贸易环境。WTO下的保护更具进攻性、系统化、法律化，更加难以对付。

加入WTO后的中国，首先，在保护国内市场方面应该好好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制定出中国的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对中国国内各产业来讲，加入WTO对它们的影响也是各不相同的。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稳定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入世承诺，而忽视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协调，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而要协调入世对各行业带来的利益不对等也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律措施，在WTO框架下采取适当保护措施，而且这也是各个国家普遍采取的对策。

4.2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政策体系的可能性

首先，WTO规则的例外给各个国家制定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因此中国加入WTO后，是有可能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保护贸易政策的。

其次，WTO中的很多协议和规则并不十分严密，存在漏洞。这使得国家可以根据这些存在漏洞的协议制定本国的很容易成为保护措施的贸易法律，如反倾销协议的模糊性漏洞，就成为各个国家贸易保护的工具。中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协议的不完善来制定符合中国利益的贸易法律法规。

第三，新型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动植物卫生检验检疫标准、绿色壁垒、技术标准壁垒等），我们的技术水平差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利用技术手段，也可以利用别的优势建立起中国特有的壁垒。前些年中国肉鸡产业受到外国的极大冲击，当时就有人提出要对肉鸡的进口采取一些限制措施。例如，可以根据规定每只肉鸡的鸡毛渣平均不能多于500根，因为中国采用的是人工拔毛，剩下的鸡毛渣比美国等发达国家用机器拔毛后剩下的鸡毛渣要少，这样的规定对我们是有利的。

总之，WTO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的天堂，相反，它允许“合法”地保护，而且它使贸易保护更加系统化、法律化。

4.3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在WTO条件下，关税手段和“传统”的非关税保护措施，是要受到限制并最终要取消的，于是各国纷纷转向“新型”（“隐蔽型”）的非关税壁垒。加入WTO后的中国也必须顺应这一趋势，按WTO的原则和“例外”条款构造中国“隐蔽型、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体系。

(1)以加强和提高反倾销、反补贴的能力建设的核心在利用“新型”的非关税壁垒(NTB)作为保护措施方面，发达国家早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侧重点早已转向以反倾销为代表的“新型”的、隐蔽性强的NTB。根据中国加入WTO法律文件，进口许可证、进口配额和进口招标这3种传统NTB的大部分已在中国正式加入WTO之日取消，剩余部分也将在2004或2005年1月1日取消。因此，在利用NTB方面应以加强反倾销能力建设为核心。从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反倾销的规定，到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再到最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应该说，中国在反倾销立法方面的工作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中国的反倾销队伍还有待加强。

反补贴也是比较新型的非关税壁垒，也成为各发达国家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重要手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1989～1993年期间发起的反补贴案数目占全球反补贴总数的比重高达93.2%。中国最近也颁布了《反补贴条例》，但是，至今中国的反补贴尚无实际操作经验，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7

一、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冲突

当今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各国厂商同时在诸多不同市场以不同方式开展激烈的竞争。

各国市场间的资源配置不仅受到各国贸易政策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各国竞争政策的作用。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正共同作用于各国资源的配置。那么，究竟什么是竞争政策？它又是怎样影响着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竞争态势的？

贸易政策致力于国际贸易障碍的清除，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推进全球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提高；而竞争政策旨在通过清除或控制一国市场内限制性商业做法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和资源配置的流畅顺达。所谓限制性商业做法（RestrictiveBusinessPractices），是竞争解决的实质问题和关注对象，也是扭曲贸易和竞争格局的症结所在。1980年4月联合国贸发会议达成的《管制限制性商业做法多边协议的公平原则和规则》将其界定为：“凡是企业具有下述行径和做法，即通过滥用或谋取滥用市场权力的支配地位，以限制进入市场或以其他方式不适宜地限制竞争，从而对国际贸易（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及其经济发展）造成或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或通过企业之间正式或非正式的，书面或非书面的协议或安排，造成同样影响的，都称之为限制性商业做法”。具体来说，影响国际贸易与竞争的限制性商业行为有：（1）国际卡特尔与邻国既有或潜在的竞争者签订排他性交易协定，如地域市场分割协定，价格或数量协定等；（2）跨国公司以独占或排他性经营权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条件，以此建立其在东道国的垄断地位和支配市场的权力；（3）生产者与大多数的经销商签订排他性交易协定，使外来进入困难；（4）厂商间的合同安排或垂直分工阻止国内外投入品新来源的发展；（5）大厂商通过兼并或收购，对运作市场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6）滥用反倾销、反贴补法令，以保护公平竞争为由，阻止外来商品竞争；（7）政府企业与私营企业串谋定价。这里所列举的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政府所为，也有企业之举。

当前对竞争政策的关注绝非偶然，究其原因有两个：首先，从经济方面来看，跨国公司将产品制造过程安排在不同区位完成时，行销国外比重的增大使市场准入成为各国生产者关心的问题；而伴随贸易自由化进程，关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使竞争加剧，企业便日益用限制性商业做法保护自己。于是，各国在制定旨在改进国际资源配置，保护国际公平竞争的政策时，开始密切注意那些可能影响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相对吸引力的当地政策，以及那些影响市场准入条件的准入政策。其次，从立法方面来看，关贸总协定的条款不尽完善，仅涉及政府当局关于商品贸易的公共政策，并不适用于私营厂商及其行为。各国竞争立法上的差异引起经济利益分割的冲突，形成不公平竞争的另一来源；而一国竞争法在境外执行时还可能遇到侵犯别国主权之类的敏感问题。

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冲突在以下6个领域表现得尤为激烈：

（一）反倾销立法。关贸总协定第六条规定，当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办法挤入另一国市场进行贸易时，若因此而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造成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受到谴责。但何谓正常价格？何为“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量化上的困难极易引起贸易摩擦。该条款还规定可以采取抵消措施，但并不明言禁止倾销，国内寡头企业可以利用此项规定抵制国外倾销，自身却可在国内低价销售。该条款给国内寡头以可乘之机，使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抵。

（二）管理贸易安排。就目前最盛行的三种管理贸易安排而言，“自愿出口限制”和“有秩序的销售安排”旨在保住现有出口市场份额，而“自愿进口扩张”旨在开辟新的进口市场。但三者共同的目标都是为了在特定市场上分享份额，这些安排都是不透明的，无从知道该市场份额是否是外国厂商期望持有的最低份额，也不知道这些安排是否会变为永久性质，第三方无法准确地量化和评估这些安排的效应，自然也就不能有效地遏制其对竞争的不利影响。例如，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往往冻结销售数量与价格，自愿出口限制以损失进口国福利为代价，它们都不利于效率提高和技术创新，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而且，这些管理贸易安排很可能被某些厂商滥用，他们力图获取官方安排来压制竞争，以捞取更大的好处：可以利用官方批准的公司会晤，暗中签订附加协定而无需让政府知悉；进口竞争性厂商可以利用谋取官方安排的机会胁迫国外厂商就范，为各种形式的合谋留下余地；官方批准的安排所提供的监督机制，恰好有助于保留卡特尔的存在。这种种利益的驱动将管理贸易安排变成压制竞争的工具，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再次相冲撞。

（三）垂直一体化安排。这种安排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后果。从积极方面来讲，在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产品制造工艺与过程日趋复杂，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独立厂商间的垂直一体化合作协定有助于促进供需方之间技术信息和知识产权的流动和互换。当收益不确定，需有长远投资时，垂直安排更是运作自如。从消极方面来讲，摒弃了开放市场的竞争和效率，排斥了市场内的其他厂商，从而具有反竞争因素。在允许实行这种体制的国家里，市场准入更难，垂直一体化的各个成员企业容易抱团排外，在营造本地竞争优势的同时，将他国厂商置于劣势地位。

（四）水平一体化安排。提高生产效率或加速技术创新的水平一体化合作协定可以加强竞争体制授予的本地优势，单个厂商难以独立消化的研究开发、职工培训等成本将得以由众多伙伴分担。但问题在于，许多水平一体化安排常常规定减少产量以提高价格，或者纯粹为了市场份额的分配。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反竞争的，进、出口卡特尔以及旨在瓜分市场的跨国协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五）政府干预。政府的补贴或赋税能够增强或削弱当地企业的优势，而要判断补贴是矫正市场还是扭曲市场实属不易，况且即便是为矫正市场扭曲的补贴或援助亦可能影响各国间的贸易和竞争。关贸总协定第16、6和23条均涉及政府的干预行为，然而政府在衡量正常价值，评估技术进步条件下损失的预期收益时颇具难度，采取干预措施往往缺乏准确的计量依据。而且，由于第6条许可单方采取未经关贸总协定批准的反倾销或反补贴行为，争端解决过程随时可能被任何一方打断。

（六）政府立法。政府制定的法规也有可能成为贸易壁垒。例如，当一国技术标准或立法规定的具体工艺流程更易为本国厂商实施，或者其规定的投入品更易为当地厂商获得时，便将成为市场准入的屏障。人们通常很难界定什么是能够给予当地优势的法令，也很难制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歧视性的禁止市场准入的法令，这些界定及立法上的客观问题令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难以吻合。

二、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

长久以来，人们都以为贸易自由化是促进竞争的。然而近期的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亲竞争效应可能有所夸大。构筑这样一个模型：当进口供给缺乏弹性时，关税下降带来的国内需求的增加只能导致进口品价格的提高，或者进口品对国内价格变动更为敏感。在浮动汇率体制条件下，如果国内厂商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国内通货将不得不贬值，从而对进口竞争性产品及其制造商提供新的保护。这样，贬值便抵消了关税下降产生的亲竞争效应［①a］。

正是这样一个悖论，促使国际经济学界探讨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互补效应。

（一）竞争政策的贸易效应不容忽视。只有贸易政策而无竞争政策，政策体系是不完整的，其存在的缺陷、漏洞和“盲点”必定会使单一贸易政策行之不远。

（二）贸易政策的竞争效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贸易自由化不断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从而有助于改善竞争环境，增进有效竞争，这时，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的目标相吻合；另一方面，由于现实经济生活中远非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各国政府不得不实行管理贸易政策，当其借助关税、非关税、准入限制、许可限制、反倾销、自愿出口限制、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和自愿进口限制等手段限制进口竞争时，政府作为政策的制定者与实施者，通常是豁免于竞争法的，市场进入的独占权及其他授予企业的特权通常在竞争法及其执行机构的管辖之外。这时，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又呈现一定程度的对抗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反倾销、反补贴立法，其在执行过程中极有可能保护的是本国低效率的竞争者而不是保护竞争的。当前，人们要十分警惕打着“保护公平竞争”的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不公平竞争是要反对的，因为政府通过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企业在国外市场上竞争，可能会对国外同类企业造成伤害，但决不能允许借口推行保护主义［②a］。

（三）贸易政策与竞争政策可以互补。不可否认，现实经济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贸易政策的反竞争效应与竞争政策的反贸易效应，也确实存在着边界措施失灵导致的对边界内限制性商业做法的追逐，从而出现贸易政策力所不逮，尚需竞争政策加以填补的“真空”地带。由于贸易政策或竞争政策作用于对方都可能产生迥然的两极效应，因此，旨在纠正市场扭曲的任何干预，其最优的选择应是搭配使用这两种政策，通过政策组合与协调，最大限度地抑制贸易政策的反竞争效应和竞争政策的反贸易效应，实行贸易、竞争政策的互动互补。当前从国际层次上讲，需要有竞争政策的多边法则，以消除由于各国竞争法的差异引起的摩擦。然而，国际社会是否需要制定统一的多边竞争法则？还是有疑义的。首先，经济学家们对产业组织或市场结构的一些重要基本原则尚未达成共识，例如，垂直一体化安排到底是亲竞争还是反竞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福利？这些理论上的歧见妨碍着竞争政策的统一。其次，各国竞争法的内容反映其经济运行的特征。以兼并法为例，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从强调效率出发，赞成敌对兼并，而德、日模式强调长期联盟，对敌对兼并持否定态度，何以判断何者更佳？再次，按照“多样性合法”（Diversity-is-legitimate）原则，竞争法的竞争（CompetitionofCompetitionLaw）在目前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最后，只要现实世界还存在国家，便还会有主权及其国家利益的维护，一国必须能够保护自身免受来自外国公司及其反竞争行为的危害。

三、竞争法规与政策的多边协调

关贸总协定对促进竞争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其诸多条款力图消除对原产地不同的进口品的歧视，消除国产品与关税领土内流通的进口品之间的歧视，削减对进、出口产品的数量限制以及管理对贸易起扭曲作用的倾销及补贴。体现其促进国际间竞争一面的相关条款包括：（1）第1条：关于对来源不同的进口品的歧视；（2）第3条：关于本国产品及进口品间的歧视；（3）第11条：关于影响进口品或出口品的数量限制；（4）第16条：关于出口补贴；（5）第6条及乌拉圭回合关于实施第6条、关于补贴及反补贴措施的协定；（6）第17条：关于国营贸易公司所施行的歧视；（7）公共采购协定：关于政府采购机构所施行的歧视；（8）对贸易技术壁垒协定、关于卫生及植物检疫措施的协定、关于装船前检验及关于进口许可程序的协定；（9）第23条：关于贸易自由化的预期利益的丧失或损害。

然而，上述条款在实践中不无缺陷：（1）第1、3条所言的贸易歧视很难量化证实其存在，至于那些非歧视性立法、许可程序、技术标准、产品证明要求，即便是在客观、公正的基础上实施，也难以否认其损害市场准入的性质。可见，非歧视性原则适用范围甚窄，而竞争政策涵盖面更宽。（2）第11条，由于第12条同时允许由于国际收支原因而使用配额，进、出口卡特尔亦豁免于此条，且第14条允许放弃非歧视义务（仅适用于进口品间而不是进口品与国产品间），这就使第11条极易流产。（3）就第14条施行而言，第23条允许为补偿出口预期利益的丧失而实施救济，但计量起来困难。（4）关于实施第4条，实际上直接在倾销或补贴地根除反竞争之源要比采用边界税损害消费者更为有效；若要进口国放弃采用边界防范措施，则它必须可以诉诸出口国法院或者出口国有义务阻止倾销或出口补贴，但关贸总协定并未提供上述权利。（5）第17条并不适用于没有特权或独占权的私营企业，故当存在贸易或竞争扭曲时，关贸总协定往往无能为力。（6）第23条不适用于私营企业行为，难以确定应采用的抵消措施的力度。

综上所述，关贸总协定存在以下不足之处：其一，不要求完全消除贸易障碍，意味着寡头们很容易维护其垄断地位，卡特尔有可能合法得以存在；其二，并未涵盖私营企业行为；其三，其法则可能导致次级反竞争效应（如反倾销）；其四，第23条提出的“救济”并不是处理贸易自由化后出口预期利益丧失问题的灵活而有效的工具。

应当承认，关于多边竞争法则的动议代表着一种社会进步的思潮，在这股思潮的强力冲击及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干扰下，国际社会在不断加强对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尤其是加强对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的多边管制。早在1948年的哈瓦那会议上，关贸总协定23个原始缔约国便达成协议，力图通过鼓励透明度、各国协商及调解来控制限制性商业做法的危害。1954年，有建议致关贸总协定处理私营企业的反竞争行为，随后于1960年达成了关于就此特别通知和协商程序的一个协议。到70年代末，联合国贸发会议又通过了一项法案，令各国政府承担义务引入针对国内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立法。1986年，发展中国家建议将限制性商业做法纳入乌拉圭回合谈判议程。1994年10月28日结束的政府间专家小组关于限制性商业做法的会议，要求贸发会议秘书处检查成员国竞争法及政策的覆盖范围及实施情况，分析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关于竞争的条款，并特别研究了限制性商业做法的现实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影响的若干案例。1995年贸发会议秘书处在《竞争法和政策的范围、内容和执行以及乌拉圭回合各项协定中有关竞争政策的规定对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影响》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乌拉圭回合协议载述的竞争政策条款反映了一种认识，即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国家竞争政策须由国际一级的行为予以补充，以便保护和促进全球市场竞争的活力”。

乌拉圭回合深切地关注着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多边协调问题。从已达成的协定来看，《服务贸易总协定》第8条规定，当一垄断供应者根据该成员承担的义务，在其垄断权范围之外提供服务时，直接或通过一附属公司进行竞争时，该成员应确保此类供应者没有滥用其垄断地位在其境内采取与此类具体承诺相违背的行动，从而使该协定与竞争政策紧密挂钩。《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规定，货物贸易理事会在该协定生效超过5年之后应审查其活动并酌情提出修改意见，理事会在其审查中应考虑《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是否应补充有关投资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议。《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40条指出，成员国一致认为有些限制竞争的有关知识产权的许可证的发放做法或条件可能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且可能妨碍技术的转让和传播，规定该协议中任何条款不得阻止成员国在其国家立法中详细规定可能在具体情况下构成滥用知识产权，因而对有关市场上的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签发许可证的惯例或条件，或阻止成员国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或控制这类做法。由此可见，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协议确实如贸发会议秘书处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竞争政策义务已完全纳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随着经济全球化，竞争政策和贸易政策必将越来越接近。

就区域层次来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已有一些关于竞争政策合作的条款，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目前亦已开始出现竞争政策的双、三边合作，在其杰出人士小组的报告中，建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考虑采纳“以竞争政策的国际合作的现存模式为基础的政策”；欧盟在《欧洲委员会关于增长、竞争及就业》的白皮书中强调应坚决适用竞争法则，指出竞争政策在消除市场刚性以及提高欧盟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灵活性具有重大作用。欧盟还在其控制兼并的立法中加入了以下新内容：在用于判断兼并运作是否会导致拥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中，委员会必须考虑来自共同体内外的既存及潜在的竞争，并规定凡在世界范围内的营业额大于50亿欧洲货币单位（Ecu），在共同体内的销售额大于2．5亿欧洲货币单位的公司便拥有市场支配地位，应对其加以控制［①b］。

贸易和竞争政策的多边谈判迟早会明确地列入世贸组织的议程，而且随着贸易、投资与各国国内竞争法的摩擦日益增多，多边协调，特别是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担负重任，世贸组织涉及到竞争的一些法律条款必将得到充实与修改。

四、中国的对策

（一）密切关注贸易、竞争政策动向。目前关于制定统一的竞争政策的论争呈三足鼎立：贸易专家倾向于给出肯定的答案，欲借此弥补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之不足；竞争当局则注重信息的绝密性，强调以合作方式进行协调；折衷的一方则主张逐步向多边协调体制迈进。但如前所述，基本的趋向仍是要将竞争政策的协调统一纳入世贸组织的议程，使之成为下一轮多边谈判的热点议题。不能不看到，由于我国尚未加入世贸组织，不能直接参与多边协议的谈判与制定工作，也不能享受多边协议赋予的权利，这必然会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我们应密切注意贸易、竞争政策的发展动态，通过联合国贸发会议、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及双边接触等各种场合、渠道表达中国的有关立场和观点，对涉及我国切身利益的这一多边决策进程施加一定的影响。

（二）以积极态度对待、参与关于竞争的国际法则、协定的起草与谈判。发展中国家早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伊始便主动倡导开展竞争政策的讨论，估计新一轮多边谈判纳入竞争政策议题仍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竞争政策本质上属于国内政策，国际社会统一制定竞争政策意味着各国竞争法规立法权或竞争政策决策权的部分让渡，发展中国家直面这一问题实属可贵。多边竞争法规在南北双方合力推进下有可能领先于南北“顶牛”的劳工、环境标准的制定，但其整体上仍远未达到某些多边环保标准（如ISO14000）水平。

（三）关于竞争法规、政策的境外执行问题。可以预言，世贸组织的反倾销协定、反贴补协定、第23条等将被进一步修改，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将担负关于竞争法的境外执行引起的争端的调解工作。欧盟一贯坚持凡判决在其境内执行的，它便具有管辖权，则美国最高法院1993年6月判决伦敦劳埃德违犯了美国的反托拉斯法，这些都不过是单边竞争法的境外执行问题的一个侧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竞争法的差异及其执法上的不同无疑将加剧相关的摩擦，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坚决捍卫我国的立法司法主权，坚持国际礼让原则，同时亦应积极参与相关协定的起草与谈判，做到有理有据，立足国情，讲求策略。我们认为，似可建立类似巴黎公约那样的国际协定，解决竞争法的境外执行问题，以此作为整体行动的第一步。

（四）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竞争法规或政策。竞争法规、政策的完善是中国与国际经济全方位接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合的契入点。虽然我国已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其中包含有反行政垄断的条款，但还没有专门的反垄断法规。为统一市场交易规则，打破地区封锁和行业垄断，为合法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应加快反垄断法的出台工作。在外国大型、巨型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并有可能滥用其市场支配权力的背景下，反垄断法规的设立尤为必要。限制性商业做法一向是跨国公司惯用伎俩，要谨防外商以种种不合理的条件作为来华投资的前提，进一步完善外商直接投资立法。此外，鉴于目前对我国的反倾销之诉日趋增多，为捍卫我国的正当利益，亦应尽快制定我国的《反倾销法》。随着跨国资本流动的发展，进一步完善商标、专利、技术转让许可方面的法规建设也迫在眉睫。

（五）用“公正、公平、竞争”精神和原则重构外贸体制和政策体系。在外贸领域引入适度竞争，削弱垄断程度，可以改善市场结构，增强有效竞争，获得亲竞争效应。竞争胜于垄断，效益出自竞争。没有竞争（包括国际竞争），就没有外贸的效益型增长。随着对外经贸权更大面积的下放和越来越多工业企业、科研院所自营出口，国家专业进出口公司一统天下的局面已有很大改观，有助于建立外贸领域新的竞争秩序，有助于外贸企业将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同时，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宏观调控，防止多头对外，盲目竞争。

（六）积极谨慎地参与市场准入谈判。竞争政策的核心，归根结底是市场准入问题。我们应立足各行业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循序对等开放市场。我国已有对外竞争力的行业部门应鼓励其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对目前尚欠竞争力又事关国计民生的部门则要循序渐进，逐步开放。无论在多边区域还是双边层次上制定竞争政策，最终均要服务于中国企业、产业和整个国家竞争力的提高。

（责任编辑张宝珍）

①aR·凯曼尼：《竞争和贸易政策的耦合》，《国际商务律师》1995年11月号。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8

关键词：粮食问题；国际贸易政策；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保护

一、中国粮食问题的基本概况

目前，我国粮食消费结构主要是由口粮消费、饲料用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等四部分组成。其中。种子用粮占整个粮食消费的比例很小，对粮食需求影响不大，而其余三部分的用量较大。

1．口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的改变，居民直接粮食消费数量逐年减少，1993年以后粮食消费量逐年下降，到2002年仅为2．2亿吨。而同年粮食总产量为4．57亿吨，直接消费仅占粮食总产量的49．1％，我国粮食消费已经呈现口粮消费与其他消费各占一半的局面。

2．饲料工业用粮

目前，全国工业饲料用粮总产量达到6800多万吨，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据专家测算，我国现代工业饲料中消耗的粮食比例约65％。按此比例计算，所消耗的粮食已高达4400万吨以上。但是饲料用粮总的来说在粮食消费总量中占的比例较小，只有8．7％。

3．工业用粮

因为粮食价格低廉，酿造、制药、米粉、味精和副食品等加工企业大量增加粮食的消耗量。发酵工业中味精、柠檬酸、酶制剂、酵母、淀粉糖等产量1980年为25．3万吨，1998年为166．3万吨，从1990年至1998年共增长了2．4倍。白酒行业每年生产白酒600万吨，以每市斤白酒耗粮3市斤计算．就需要消耗粮食1800万吨。工业用粮占粮食消费总量超过四成，为42．2％，在我国粮食消费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见我国几年粮食消费增加主要是工业用粮增加所致。

二、WTO框架对中国粮食贸易的影响

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未来农业发展政策将置于WTO的框架之下，农业管理部门必须减少对部分农产品市场的干预和保护。这对基础脆弱的我国农业而言，在短期内无疑将遭遇较大的冲击。我们如何按照WTO的基本框架，未雨绸缪，适时调整农业生产和贸易政策，以趋利避害就成为当务之急。

农产品贸易纳入WTO管理后，各国以价格支持为主的传统保护方式出现了重大调整。1996年美国制定了《联邦农业发展与改革法》对以前的农业政策作了重大修改。7年内将逐步取消对农场主有关价格和收入支持方面的一切补贴；设立“生产灵活合同补贴”来代替原有价格支持补贴；取消农作物耕种面积；提高了政府贷款利率，取消农场主拥有的储备计划。欧共体则对原有的共同农业政策进行系统改革，通过降低农产品价格刺激消费并冻结一部分谷物耕种面积以控制生产，实施了保护和开发环境的农业保护政策等。

三、WTO框架下中国粮食政策选择

(一)要把粮食作为贸易保护的重点

首先要尽可能地给粮食保留较高的关税水平。如果粮食关税要价太低，国内生产的粮食无法与国外粮食竞争，稳定国内粮食生产的目标就难以实现。其次，要主动地调整农产品进口关税结构，建立合理的农产品关税体系。目前我国农产品关税税率设置很不合理，粮食等大宗商品进口数量很大，但关税很低，而许多小商品进口数量较少，关税设置却很高。在进入WTO的谈判中．在关税减让和非关税措施转换时，我们应采取“放小保大”原则。再次，采取关税配额政策，对配额内的粮食进口征收低关税甚至于零关税，对超过配额的粮食进口征收高关税。

(二)加大对粮食市场宏观调控力度

一是从主导市场出发，着重抓好粮食的吞吐工作，以省或中心集散地为单位，建立粮食储备周转机构，及时有效地发挥调控粮食市场的职能。二是加强仓储设施建设，提高粮食吞吐能力和调控市场的余地。三是中央政府应作为行政领导者和法律中介人，强化粮食产区与销区的权益责任，协调好产销关系。四是注意调整粮食收购比例。五是各级政府应重视对广大农户的市场信息引导和生产科技服务，合理组织农业生产。

(三)加强粮食风险基金建设

目前，我国农业保险制度还不完善，农业保险水平还很低．农业保险运行远远不能适应WTO框架下农业发展的需要。因此，农业宏观政策要高度重视农业保险问题，把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建设列入政府农业宏观政策的议事日程，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农业保险制度和体系，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

总结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9

关键词：中国；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使本国利益最大化、为促进本国经济快速发展、实现本国收入公平分配而采取的限制或者是鼓励自由贸易的策略。国际贸易理论中，自由化国际贸易政策一直以来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世界上还没存在一个国家是实行完全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他们大多是采取种种贸易限制措施甚至保护主义政策。针对世界上各国贸易限制政策及相应的保护政策，中国必须结合国际环境及制度，选择符合本国国情、遵守国际准则、加强本国经济实力的国际贸易政策。

一、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竞争环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面对世界经济的新变化、新挑战、新形势，中国国际贸易面临的国际竞争格局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对今后的竞争行驶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快速发展，各种不利于中国国际贸易的因素在不断滋生，中国国际贸易发展的道路仍然崎岖、坎坷。

1．国际市场及其制度环境相当严峻。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将面临着全方位、多层次的挑战，首当其冲就是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建立。中国不像亚洲“四小龙”，不能单向地直接向国际市场迈进，只能在逐步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进军宽广的国际市场。同时，中国不得不全面接受以WTO为中心而制订的一系列国际贸易制度、准则，尽管这些制度、准则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完全合理。

2．贸易保护主义呈现出新的形式。当今国际经济中，在贸易自由化的浪潮不断推进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也以各种新面貌涌现。国家之间的竞争开始与企业之间、产业之间的竞争结合起来，从而使得国际竞争格局变得愈演愈烈。新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往往打着保护生存环境和人类健康、保障全球共同利益等旗帜，利用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对发展中国加进行变相的贸易保护政策。

对于这些新型的保护政策，其中，适用的最多的就是“技术壁垒”与“绿色壁垒”，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沉重的冲击了中国商品的出口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国内的出口企业，其影响不亚于“反倾销”案件的影响。自从中国加入WTO后，所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更加严峻，同时受本国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制约，中国还没用能力主动利用绿色壁垒来保护本国企业。因此，绿色壁垒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极大。技术壁垒主要是信息壁垒的应用，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发达国家经常性的对一些技术规则、制度或标准进行修订，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上的落后、信息不畅等原因，往往在出口使遭遇技术壁垒，损失惨重。对于中国，目前遭遇技术壁垒最多的出口产品是农产品、机电产品、纺织品、化工产品和医药产品等。

3．新经济潮流呈现出新的机遇和挑战。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世界经济呈现出新潮流，这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机遇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的流入为中国现代化企业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及后备资源。通过网络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新的经济运营和管理机制也相应的成立，同时中国企业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来发展信息密集型产业，或开发“信息一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信息一劳动密集型”产品，从而开发出新的市场需求。我们还可以利用国际分工机制，发展新型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参与国际及地区分工，从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可是，中国一旦没有抓住这一机遇，也就必将使中国经济在新的国际或地区分工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况。

4．国家干预与自由贸易化同步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自由化也不断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对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自由化发展的趋势，可调节的有限制的自由贸易政策在此时已成主流。但在同时，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政府越来越卷入到国际贸易中去，要么公开的，要么秘密的进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从而达到扶持和保护本国的企业的目的。世界各国政府在国际贸易上的博弈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位。

5．外贸企业的竞争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以来，国际并购潮流盛行，“新寡头经济”形成，许多行业都开始为不完全竞争市场，各国大型企业的全球性战略眼光突显。但现在，中国企业与外国的跨国公司的关系仍处在争夺中国市场的合作阶段。跨国公司不断的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系统化的投资，使得中国已成为他们全球战略思想中的一部分，他们将国内市场跟国际市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国内竞争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同步发展，从而促使中国经济更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使得中国外贸企业面临极其恶劣的国际竞争环境。同时，经济利益关系多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政策协调能力失利，也加剧了中国外贸企业之间和地区之间在国际贸易上的竞争，使得国内企业很难做到“一致对外”。再者，中国产业之间的相互融合、贸易结构的不断重组以及利益结构的多元化，从而导致中外企业之间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相互控制，使得中外企业之问“敌友难分”。

二、中国国际贸易政策选择

针对国际竞争环境的越发激烈化，中国国际贸易在坎坷中经历了近二十多年的改革，逐渐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使得中国国际贸易政策不断趋于成熟，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及国民福利的提升。在中国参与APEC运作及加入WTO以后，中国的国际贸易政策也越来越趋于理性，向自由化的贸易不断迈进，贸易政策措施的选择也越来越具有针对性、规范性。

1．在WTO体制下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中国已是WTO成员，中国贸易政策的制定必须依据WTO这个开放型的自由贸易体制，必须在WTO所确定的原则、规则下推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一般说来，WTO中对贸易政策及贸易行为而制定的准则、规范提倡的是使贸易自由化逐渐进行。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I)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开放贸易制度。(2)建立并维护贸易环境的公平性。(3)采取规范的、透明的贸易调节政策。(4)允许WTO贸易政策规则以外的经济事项发生。在实际贸易交往中，一些交易和贸易政策部分的与WTO原则相冲突相违背的情况发生也是可以包容的。这些政策主要是：国际收支平衡、进口损害防御措施、区域经济一体化、幼稚工业保护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策等。在WTO贸易政策规则下，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主要体现在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趋势以及利用WTO‘的相关保护措施对国内市场、产业、企业进行适当的必要的保护。

2．立足于本国的发展现状，制定符合本国利益的贸易法律体系。不同国家的经济实力大不相同，因而对他采取的贸易政策也不相同。所以每个国家在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时，必须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本国的具体法律制度，而不能盲目地采用西方国家的政策策略。在本国行业遭遇外国贸易保护主义冲击时，比如反倾销、反补贴、绿色壁垒、技术壁垒时，中国应适时地制定相关应对措施，加强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受贸易保护主义打击最大的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必须制定实时的贸易政策来应对各个方向而来的保护主义攻击。如：利用争端解决机构(DSB)保障自身的权益、建立反倾销应对机制等。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现在的WTO框架下，国际上贸易政策的本质都是具有保护性的，并且在WTO框架下的保护更具系统性、进攻性、合法性，更难应对。中国加入WTO后，首先，必须制定出一套有利于中国利益的符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法律体系，以保护本国市场和企业；第二，由于国内各产业之间在中国加入WTO后各产业的利益分配存在冲突，因此，必须维护好、协调好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促使社会的平稳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法规措施。

3构筑中国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在倡导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对非关税壁垒的使用作了诸多禁止性规定。可是它的思维模式则是用规则、规范来消除贸易中存在的障碍，但同时它的规则、规范还允许在贸易中进行合理的保护。这些保护的手段主要就是非关税性壁垒的措施。比如反倾销、检疫措施、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等。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非常注重这些非关税措施的应用。因此中国也应该在WTO框架范围内，巧妙地利用这些国际贸易中的保护措施，构筑起除关税外的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

(1)加强对非关税壁垒保护措施的研究。要根据国际惯例和中国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对非关税壁垒保护体系的内容、结构、特征、出台时机、相互配合以及透明性等，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当前特别要加强环境保护措施、技术标准安全标准的建立和实施，严防外国不合格产品、污染产品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2)加强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措施的协调和配合。随着关税税率的下降，非关税壁垒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外贸体制中关税和非关税的协调手段比较少，而且中国传统的非关税措施已不能适应目前的保护要求。必须抓紧时机制定既为世贸组织所允许、叉起到对本国特定商品进行保护作用的新非关税保护措施。在这方面，政府采购、反倾销法等是切实可行而又极为必要的。

国际贸易政策范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和较大的空间跨度上，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变迁，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试图总结出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出现的规律性与客观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制订有所帮助。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1776年，美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避免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庸A·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美国当时尚处于幼稚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F·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这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的第二个转折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好像又复活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贸易理论也颇为引人注目，结构主义学派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论，即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心”和“”。它们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每一极的生产结构有着重大差别。由于收入弹性的不同，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保护关税，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普遍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护手段提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以其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高潮。这一时期，琼·罗宾逊夫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以邻为壑(Beggar-t日y—Neig日bour)。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在w的第三画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这第三画的终结。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贸易收支不可能自动调节实行平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加强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进行贸易保护，奖出限入，保持顺差，以实行充分就业。贸易保护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某个国家政府采取旨在医治失业的以邻为壑的行为，会产生国际性的以邻为壑的争斗，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产出总额相比萎缩，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到7O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力空前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膨胀的经济，使其既有需要又有能力冲破当时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和西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愿意彼此放松贸易壁垒。此外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迅速兴起，也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以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出现了自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降低和撤销非关税壁垒，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IMF、WorldBank、欧盟、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APEC等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出现。w在这里重新转折，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画。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和理论界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有直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锋芒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妨碍经济增长，并且是政府预算赤字剧增，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一时期的理论学派如弗莱堡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均赞成自由贸易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