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制范文10篇

公司制范文篇1

公司制改革，就是在企业主体不变的条件下，转换企业机制，发挥产品优势，参与市场竞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市场经济。

现在大部份的国有企业管理模式，大多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模式。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立、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加入WTO的今天，国有企业要再背着沉重的社会包袱，再不进行机制转换、管理创新、再不讲成本、不注重经济效益，还是靠国家政策、吃大锅饭，不主动参与市场竞争，那面临着的结局就会严重亏损、企业倒闭、职工下岗。那么如何进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呢？我想，应该走出企业改革的“怪圈”，不能流于形式，以市场为基准，扎扎实实地改。

目前，煤炭系统从上到下都在讲“规范的公司制改革”，但究竟何为“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却未见有人深究。笔者以为，这正是国有煤炭企业公司制改造问题较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正确阐释、准确理解“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规范的公司改革，应是以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严格按照《公司法》和相关的政策法规，对企业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过程。

从企业角度，笔者把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具体化为四条要求：

第一，改革动机规范化

论及国企公司制改造规范化，一位经济专家提出：首先必须动机规范。这点非常重要。

改制动机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改制的目的，二是改制时机的选择。

改制的目的，即为什么要改制。据了解，时下国企改制，目的不外种：（1）迎合上级，跟风撵潮；（2）利用政策，暂度难关；（3）集资贷款，让利职工；（4）卸掉包袱，轻装上阵；（5）筹集资金，开发改造；（6）政企分开，转换机制。前三种属于改制目的不正确，后三种则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具体分析。改制的目的不明确、不正确，就是动机不规范，它必然导致改制的行动和结果不规范。

改制时机选择，即选择什么时候改制。改制时机选择，必须充分考虑4个因素：（1）企业条件；（2）政策环境；（3）实际需要；（）利弊得失。不能撇开这些制约因素，片面认为晚改不如早改好，小改不如大改好。如果企业条件不备，政策环境不宽松，企业改制的内在需要并不十分强烈，改制后弊大于利，失大于得，不能御掉历史包袱，又不能获得多元投资的改革效应，却反而要损失一些利益，改制的时机就不成熟，条件不成熟而硬行改制，就是时机选择不当。尤其要清醒认识的是，公司制并非万灵药，包医百病。按企业博弈论的观点，决定企业盈利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根本的因素不是企业制度，而是产业供求结构。撇开企业生成发展的多重因素而过分夸大企业制度改革的作用，有害无益。

概言之，改制的目的和时机选择这两层关联，及递进的含义，构成改制的动机，改制的目的明确、正确，时机选择恰当，是改制动机规范化的基本要求。

第二，股权结构多元化

股权结构多元化，也即投资主体多元化、出资人多元化、产权结构多元化。其实质就是企业产权的分散化、法人化、社会化。

一些全国著名的专家不约而同地宣称，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就是股权多元化，投资主体多元化，是公司制改革规范化的核心。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公司制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其核心就是产权结构多元化、责权有效性和法理的法人性，而三者之中，产权结构多元化又是前提；没有产权结构多元化，投资人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就不可能分离，就谈不上有限责任，也就谈不上产权明晰；没有产权结构多元化政企就不可能分开，公司内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就不可能形成，即使形式上建立起来也不可能有效运转。从这个意义上讲，股权多元化是公司制企业产权制度的核心，因而是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国有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首先就要要求股权多元化。

股权结构多元化，应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是股权分散化。股权越分散，企业的隶属关系就越模糊，产权的社会特征也才越明显。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股份有限公司比有限责任公司更具有现代公司制的特点。其次是股权配置优化。就国企公司制改革而言，关键就是改变企业财产所有结构单一状况，改变国有控股比重过高的状况，我倾向于主张，国有煤炭企业公司制改革要尽可能减少国有股所占比重，国有股比重少一些，政企分开才有可能法人治理的有效性才会更高。

第三：资产评估规范化

资产评估规范化，即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政府有关评估的法规和政策规定，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

资产评估规范化，必须把握好三条原则，四个环节。三条原则是：严格执行法规政策规定，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实是求事地核销不良资产；有利股权结构优化配置。四个环节是：组织专门力量认真清产核资；选好资产评估机构；协商确定评估范围；处理各类资产流失。

有的煤炭企业不重视资产评估，怕工作量大，怕麻烦，敷衍了事，这极不利于企业。要十分注意研究法规政策，研究资产的处置办法和策略，在评估机构进场后要主动介入和配合，力求既不违法违规，又有利于企业长远生成和发展。

第四，改制模式的规范化

企业进行了公司制改造，其改制模式的选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方面是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制约，另一方面是企业自身条件的制约。只有当企业选择确定的模式是法定的公司制形式，而企业又具备改制为这种公司制形式的法定条件，才称得上是改制的模式规范。

我国《公司法》明确公司制有三种形式，即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国企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的否定条件，《公司法》没作明确规定，但国家和地方政府皆已通过领导讲话和文件形式明确提出，今后一般不再批准建立国有独资公司。因此，法定的公司制形式实际只是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国企进行公司制改革，只能根据自身条件在这两种形式中作出选择，而且无论选择哪种形式进行公司制改造，都必须符合相应的法定条件。否则，就属于改制形式不规范，要么不会获得法定机关的批准，要么勉强改了也不能获得预期改制效应。

在公司设立条件中，尤其是对股东人数的限制性规定（如有限任公司股东人数规定上限50人，下限2人的规定），对股权配置的限制性规定（如对最大股东持股比重的限定），以及对公司设立方式（发起设立或募集设立）的限制的规定，就是对改制模式规范化的刚性要求。企业改制，只能努力创造条件达到这些要求，而不能理想主义主观选择改制形式，随心所欲硬闯红灯。

公司制范文篇2

随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将会加快进度，本文就这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现状

由于中央企业大多数是原各部委投资形成的，因此产权结构大多是国有独资。尽管从1993年开始，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多次发文要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真正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并不多。

中央企业的注册登记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中央企业中有小部分经由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单独投资设立或改制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或产权多元化但由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这部分公司名称中都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另一类是在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施行前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登记的，顾名思义，按照《企业法》登记的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肯定是国有独资，按照《企业法》登记的这部分企业名称中都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

对196家中央企业名称进行检索，发现只有20家中央企业是有限公司或已经完成公司制改革，而其余中央企业都是未经公司制改革的国有独资企业。由此说明，需要进行公司制改革的中央企业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必要性

中央企业大多数还是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旧的组织制度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效率低下，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经营困难，需要尽快进行彻底的改革。

规范的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

从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一九九九年九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对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多次的要求和强调，原国家经贸委在2001年初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收效不大，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原因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在现代公司制的范畴内实施的，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在资本结构多元化、资本形成社会化和市场化等制度上进行重构，国有独资企业不是现代公司制，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与公司制改革同时进行，这是关键所在。

公司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产权多元化，虽然产权多元化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产权多元化，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往往有很大缺陷。

公司制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有明确的投资主体，建立权责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与功能，增强外部股东、合资者、合作者及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制约和监督，明确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利、义务、责任及相应的聘任、解聘机制，建立公司事务决策规则、程序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

在公司制改革后，产权的代表人（董事或董事长）和经营者（总经理）分开设立，产权的代表人由国资委及其他股东委派，主要对产权所有者（国资委或其他投资主体）负责，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人选择来完成经营目标任务的经理人选，两者权责明确，有利于约束和激励。

公司制改革也解决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的通病。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导致经营者享有所有者的权力，两者分不清，权责不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公司改制后可望解决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公司制明确了国有公司的有限责任，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方式

公司制改革后，国有企业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重要的深刻的含义。

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减少债务风险，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仅以其独立的全部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二是投资风险减少，如果是无限公司，公司在资不抵债而破产后，债权人可直接对股东进行追索，直至倾家荡产，而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及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三是促进国有资本流动及投资风险转移，国有资本转化为股权或股票后，可以按照经营资本的要求去运作，转让、交易给其他投资者，既可获益，也可转移风险，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盘活了国有资产。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对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来说，公司制改革实质上是制度创新，应是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中央企业中的176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公司制改革中应区别对待，分类实施。

（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国防军事工业）、基础设施、重要自然资源等行业的中央企业应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也大多是非竞争性、垄断性的，应该是指十六大报告中说的极少数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

（二）分布于各个竞争性行业的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如贸易、轻工、化工、纺织、外贸、旅游、机械、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建筑、煤炭、冶金及各类科研设计单位等，种类繁多，数量较多，在中央企业中占多数，这些中央企业应该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公司制改革的任务较重，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改制的困难较多。

上述中央企业，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总资产规模从几亿一直分布到几百亿人民币，净资产从1亿多一直分布到几十亿人民币，资产规模大小不一，条件不一，但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在产权多元化过程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入股，由其他投资主体向改制后的公司注入资金或资产，在其中占有一定的股份，这一种改制适合于急需资金的中央企业；另一种是转让股权，改制后把一定比例的国有股转让给其他投资主体，国资委可收回一部分资金，改作他用，这一种改制适合于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这个行业的中央企业。当然，这两种方式适用的范围是相对的。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面的途径可作为选择：

员工持股和经营者持股。让职工和经理人员购买企业的部分或大部分股权，这种做法对小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好办法，但对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讲，由于资产规模大，购买大部分股权不现实，购买小部分股权是可行的，它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和积极性，也可以对经营者采取期权激励办法，同时，要引进其他投资主体。

让民营企业参股或控股。这种方式在法律上、市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民营企业是否愿意进来，进来后职工能否接受，或进来后多数职工是否下岗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且目前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有限，资本积累一般比较薄弱，民营资本有没有实力大规模接手国有企业的股权，也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是方向之一。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相互持股。此举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相互支持，资源共享，有利于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在治理结构的建设上会有缺陷。企业相互持股在日本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这与日本的群体意识，强调集体主义，追求长期利益是分不开的。在国内中央企业下一步公司制改革中是否可以采取相互持股的做法，可以探讨和试验。

国内其它经济主体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较可行的是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持股。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三大保险基金缺口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历史欠账，如果从中央企业中把一部分股权划拨给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基金，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由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股东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利益分配，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真正体现了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的性质，是一种可行的尝试。

由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基金及信托公司持股国有企业，在国外也是有先例的。作为一种投资行为，这些基金和信托公司会计算投资回报，真正参与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督中来。

吸引外商投资，或与外商建立合资企业。利用国外的物质与人力资源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类似做法已经在许多领域展开。但在中央企业的范围内，吸引外商投资及入股的工作进展相对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思想观念上要更解放。

上市。多数中央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上市公司，但往往采取剥离部分资产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办法来上市，这种改革只能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完成改制，而另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还是在原体制内运行，改革不够彻底。整体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是最彻底的改制，但困难很大。

在进行公司制改革时，要防止“一卖了之”的倾向，认为全卖掉就解决了问题，这种思路肯定是不对的，否则，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压力，不利于目前稳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还要防止“惜售”的错误观念，认为有些中央企业盈利水平还不错，日子还过得去，没有必要进行产权多元化，舍不得把国有股转让，不愿意让民营资本或外资进入，可是我们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如果等到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没有价值了，谁还会来入股或接手这个国有企业？到这个时候，只有破产了；还有一种观念，认为把国有股转让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两种想法存在的范围不小，这也是造成目前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总之，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是刻不容缓、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的国企改革方向，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虽然困难比较多，但这一步必须走，这一步走好了，国有企业中的许多问题相对就比较容易解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校教材，2003年。

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编：《现行企业登记管理法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3．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李维安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宁向东：《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

公司制范文篇3

一、“教育公司制”产生的背景

1、教育投入与事业发展

椒江区是台州市人民政府的驻地，45万人口，95年通过省“两基”验收。当年，初中升高中比例43％，2001年初升高比例达83％。据初步统计，初升高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需增加教育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实际上政府每年预算外只能投入3000万元人民币左右，教育的投入严重短缺。这些年来社会力量投入了2亿多元，保障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2、企业规模与经营方式

椒江地处浙东沿海，国有大中型企业很少，近20年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民营企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约三分之二。民营企业的规模比较小，97年的时候，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经营方式以个体的、合伙的、股份合作的为主，真正实行公司制的企业不多，所以由一家企业独资办学困难较大。

3、教育产业的属性与政府的责任

教育既是产业，又是事业。从事业的层面看，投资教育不得以赢利为目的。从产业的层面看，教育本身是一种投资，投资是要追求利润的。所以，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作为事业，不管经营方式如何，政府应一如既往予以支持。公办的、民办的应一视同仁，政府在教育产业的发展中要起主导作用，对民办教育要予以资助。

4、政策依据

“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方针。要制定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办教育和民办学校发展的优惠政策。社会力量办学要纳入依法办学、依法管理的轨道。社会力量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鼓励流动发展。要保证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①

5、书生公司的成立与运作

书生公司成立于97年5月，由5家企业发起，注册资金600万元人民币，以兴办教育为主业。当年投资6000万兴建书生中学，5年来，股本金增加到2000万，投入1个多亿元资金，现有幼儿园2所、小学1所、中学1所。从幼儿园到高中，在校生有3000多人。公司成立了董事会，由9人组成，聘请了3名独立董事，公司日常工作由经理负责。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筹措资金和学校设计。各个学校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公司学校各自按章运行。

二、“教育公司制”的中外比较

1、教育民营

“澳门教育机构分为三类，即官立、官制和私立。官立教育是由澳门政府开办，实行官立的教学计划；官制教育是由特殊的实体开办的，但是接受政府财政支持并执行政府的教学计划。私立教育由社会团体及私人开办，自筹办学经费，各校实行自己的教学计划。”

“台湾的私立教育分为三类：一是普通的私立学校，由社会力量举办但在管理与教学方面受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二是“体制外学校”，这类学校的举办者自主权比较大；三是社会力量承办公立学校。”②

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股份制是公有制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公司制已被实践所证明是一种科学的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教育公司制”实行公司和学校的双法人制度，能够将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学校自主办学，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教育资源的专业化经营

“美国的爱迪生公司成立于1992年，公司从1995年起，开始通过与学区学校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接受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学校的委托实施管理，目前，公司管理有38000名学生，分散在16个州和哥伦比亚的79所学校。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到2005年爱迪生公司接受管理的学校将达到420所，学生将达到26万。”

“新加坡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主要开展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的国际性教育培训。在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327家分院，培训了35万名学员。”③

这些教育管理公司和总部，是教育集团组织中的投资决策中心、财务控制中心、目标管理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我认为“教育公司制”可以培养一批经营教育的职业经理和职业校长，造就一批教育企业家和教育家。

3、“使用者付费”原则

“在香港，教育市场化运用‘公司管理’模式，意识形态转向管理主义组织及实践。而中国内地则试图利用市场力量和非国有部门的积极性，以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④

我认为国家应重视公司管理模式，在规范公司办学行为的基础上，对经营教育产业的公司制订特殊的税收政策。公司产生利润，只要股东的分红没有超过社会平均利率，只要是用于再投入，再发展，都不应该纳税。“使用者付费”原则更适合中国的非义务教育阶段。

三、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几个问题

1、“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法应该修正，不然，教育公司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2、要尽快出台投资教育产业税前列支的政策，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教育产业。

3、对教育公司的纳税，只要股东的分红没有超过社会的平均利率，应予免税。

4、国家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制定教育公司承办公立学校的有关法律。

四、“教育公司制”的优势

1、有利于培育教育市场。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还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家长愿意多付钱享受好的教育。现在，一方面企业投资教育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政府找不到资助的实体，我认为培育教育市场应从培育教育公司开始。

2、有利于民办教育做大做强。个体的、合伙的不是资金不足，就是伙计不和。这种经营方式难以把事业做大做强。

3、有利于政府逐步退出教育经营领域。发展教育应以政府投入为主，但是，国有不等于国营，实践证明，民营投资效益更高，事业发展更快。

4、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专业化经营。经营教育需要一批职业经理、职业校长。这些教育经营者不仅要懂教育，而且要懂经济，只有懂得教育的运行规律和经济的运行规律，才能把各种教育资源整合起来。

5、有利于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股东、经理、校长为了自己和公司的利益成了共同体。股份公司有新的项目随时可以扩股，增加货币资本，适时更换经理和校长，达到最佳组合。

6、有利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学生的期望，市场的推动，社会的需求，公司、学校不得不考虑教育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好的生源，学费过高也不会有好的生源。教育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要追求规模效益，滚动发展，连锁办学，承办、经营公立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会不断扩大。

注释：

①《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

②《亚太地区教育产业模式比较研究》《民办教育动态》2002年第3期。

公司制范文篇4

随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将会加快进度，本文就这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现状

由于中央企业大多数是原各部委投资形成的，因此产权结构大多是国有独资。尽管从1993年开始，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多次发文要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真正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并不多。

中央企业的注册登记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中央企业中有小部分经由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单独投资设立或改制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或产权多元化但由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这部分公司名称中都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另一类是在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施行前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登记的，顾名思义，按照《企业法》登记的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肯定是国有独资，按照《企业法》登记的这部分企业名称中都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

对196家中央企业名称进行检索，发现只有20家中央企业是有限公司或已经完成公司制改革，而其余中央企业都是未经公司制改革的国有独资企业。由此说明，需要进行公司制改革的中央企业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必要性

中央企业大多数还是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旧的组织制度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效率低下，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经营困难，需要尽快进行彻底的改革。

规范的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

从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一九九九年九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对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多次的要求和强调，原国家经贸委在2001年初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收效不大，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原因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在现代公司制的范畴内实施的，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在资本结构多元化、资本形成社会化和市场化等制度上进行重构，国有独资企业不是现代公司制，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与公司制改革同时进行，这是关键所在。

公司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产权多元化，虽然产权多元化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产权多元化，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往往有很大缺陷。

公司制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有明确的投资主体，建立权责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与功能，增强外部股东、合资者、合作者及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制约和监督，明确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利、义务、责任及相应的聘任、解聘机制，建立公司事务决策规则、程序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

在公司制改革后，产权的代表人（董事或董事长）和经营者（总经理）分开设立，产权的代表人由国资委及其他股东委派，主要对产权所有者（国资委或其他投资主体）负责，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人选择来完成经营目标任务的经理人选，两者权责明确，有利于约束和激励。

公司制改革也解决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的通病。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导致经营者享有所有者的权力，两者分不清，权责不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公司改制后可望解决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公司制明确了国有公司的有限责任，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方式

公司制改革后，国有企业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重要的深刻的含义。

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减少债务风险，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仅以其独立的全部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二是投资风险减少，如果是无限公司，公司在资不抵债而破产后，债权人可直接对股东进行追索，直至倾家荡产，而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及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三是促进国有资本流动及投资风险转移，国有资本转化为股权或股票后，可以按照经营资本的要求去运作，转让、交易给其他投资者，既可获益，也可转移风险，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盘活了国有资产。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对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来说，公司制改革实质上是制度创新，应是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中央企业中的176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公司制改革中应区别对待，分类实施。

（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国防军事工业）、基础设施、重要自然资源等行业的中央企业应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也大多是非竞争性、垄断性的，应该是指十六大报告中说的极少数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

（二）分布于各个竞争性行业的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如贸易、轻工、化工、纺织、外贸、旅游、机械、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建筑、煤炭、冶金及各类科研设计单位等，种类繁多，数量较多，在中央企业中占多数，这些中央企业应该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公司制改革的任务较重，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改制的困难较多。

上述中央企业，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总资产规模从几亿一直分布到几百亿人民币，净资产从1亿多一直分布到几十亿人民币，资产规模大小不一，条件不一，但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在产权多元化过程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入股，由其他投资主体向改制后的公司注入资金或资产，在其中占有一定的股份，这一种改制适合于急需资金的中央企业；另一种是转让股权，改制后把一定比例的国有股转让给其他投资主体，国资委可收回一部分资金，改作他用，这一种改制适合于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这个行业的中央企业。当然，这两种方式适用的范围是相对的。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面的途径可作为选择：

员工持股和经营者持股。让职工和经理人员购买企业的部分或大部分股权，这种做法对小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好办法，但对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讲，由于资产规模大，购买大部分股权不现实，购买小部分股权是可行的，它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和积极性，也可以对经营者采取期权激励办法，同时，要引进其他投资主体。

让民营企业参股或控股。这种方式在法律上、市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民营企业是否愿意进来，进来后职工能否接受，或进来后多数职工是否下岗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且目前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有限，资本积累一般比较薄弱，民营资本有没有实力大规模接手国有企业的股权，也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是方向之一。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相互持股。此举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相互支持，资源共享，有利于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在治理结构的建设上会有缺陷。企业相互持股在日本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这与日本的群体意识，强调集体主义，追求长期利益是分不开的。在国内中央企业下一步公司制改革中是否可以采取相互持股的做法，可以探讨和试验。

国内其它经济主体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较可行的是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持股。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三大保险基金缺口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历史欠账，如果从中央企业中把一部分股权划拨给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基金，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由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股东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利益分配，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真正体现了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的性质，是一种可行的尝试。

由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基金及信托公司持股国有企业，在国外也是有先例的。作为一种投资行为，这些基金和信托公司会计算投资回报，真正参与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督中来。

吸引外商投资，或与外商建立合资企业。利用国外的物质与人力资源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类似做法已经在许多领域展开。但在中央企业的范围内，吸引外商投资及入股的工作进展相对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思想观念上要更解放。

上市。多数中央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上市公司，但往往采取剥离部分资产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办法来上市，这种改革只能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完成改制，而另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还是在原体制内运行，改革不够彻底。整体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是最彻底的改制，但困难很大。

在进行公司制改革时，要防止“一卖了之”的倾向，认为全卖掉就解决了问题，这种思路肯定是不对的，否则，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压力，不利于目前稳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还要防止“惜售”的错误观念，认为有些中央企业盈利水平还不错，日子还过得去，没有必要进行产权多元化，舍不得把国有股转让，不愿意让民营资本或外资进入，可是我们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如果等到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没有价值了，谁还会来入股或接手这个国有企业？到这个时候，只有破产了；还有一种观念，认为把国有股转让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两种想法存在的范围不小，这也是造成目前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总之，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是刻不容缓、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的国企改革方向，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虽然困难比较多，但这一步必须走，这一步走好了，国有企业中的许多问题相对就比较容易解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校教材，2003年。

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编：《现行企业登记管理法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3．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李维安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宁向东：《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

公司制范文篇5

随着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中央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中央企业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将会加快进度，本文就这方面的内容进行探讨。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现状

由于中央企业大多数是原各部委投资形成的，因此产权结构大多是国有独资。尽管从1993年开始，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多次发文要求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真正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的并不多。

中央企业的注册登记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按照《公司法》注册的，中央企业中有小部分经由国务院授权的国家单独投资设立或改制而成的有限责任公司，或产权多元化但由国家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这部分公司名称中都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另一类是在1994年7月1日《公司法》施行前按照《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简称《企业法》）登记的，顾名思义，按照《企业法》登记的企业都是全民所有制，肯定是国有独资，按照《企业法》登记的这部分企业名称中都不具有“有限责任公司”或“有限公司”字样。

对196家中央企业名称进行检索，发现只有20家中央企业是有限公司或已经完成公司制改革，而其余中央企业都是未经公司制改革的国有独资企业。由此说明，需要进行公司制改革的中央企业数量多，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任务。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必要性

中央企业大多数还是我国传统国有企业的组织制度，基本上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旧的组织制度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效率低下，缺乏约束与激励机制，经营困难，需要尽快进行彻底的改革。

规范的公司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前提

从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到一九九九年九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央对推进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多次的要求和强调，原国家经贸委在2001年初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但收效不大，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主要原因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在现代公司制的范畴内实施的，从产权制度改革入手，在资本结构多元化、资本形成社会化和市场化等制度上进行重构，国有独资企业不是现代公司制，没有这个基础，就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与公司制改革同时进行，这是关键所在。

公司制改革的主要形式是产权多元化，虽然产权多元化不是万能的，但如果没有产权多元化，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往往有很大缺陷。

公司制形成权责明确、相互制约的法人治理结构

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有明确的投资主体，建立权责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建立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之间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构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结构与功能，增强外部股东、合资者、合作者及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制约和监督，明确董事长与总经理的权利、义务、责任及相应的聘任、解聘机制，建立公司事务决策规则、程序和约束机制、激励机制。

在公司制改革后，产权的代表人（董事或董事长）和经营者（总经理）分开设立，产权的代表人由国资委及其他股东委派，主要对产权所有者（国资委或其他投资主体）负责，经营者是产权代表人选择来完成经营目标任务的经理人选，两者权责明确，有利于约束和激励。

公司制改革也解决了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的通病。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必要的产权约束，导致经营者享有所有者的权力，两者分不清，权责不明，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公司改制后可望解决长期存在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

公司制明确了国有公司的有限责任，探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新方式

公司制改革后，国有企业成为有限责任公司，这个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重要的深刻的含义。

有限责任对国有公司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减少债务风险，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后，仅以其独立的全部法人财产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二是投资风险减少，如果是无限公司，公司在资不抵债而破产后，债权人可直接对股东进行追索，直至倾家荡产，而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及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三是促进国有资本流动及投资风险转移，国有资本转化为股权或股票后，可以按照经营资本的要求去运作，转让、交易给其他投资者，既可获益，也可转移风险，促进了国有资产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盘活了国有资产。

中央企业公司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对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来说，公司制改革实质上是制度创新，应是下一步的改革重点。中央企业中的176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公司制改革中应区别对待，分类实施。

（一）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国防军事工业）、基础设施、重要自然资源等行业的中央企业应改制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这类企业也大多是非竞争性、垄断性的，应该是指十六大报告中说的极少数由国家独资经营的企业。

（二）分布于各个竞争性行业的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如贸易、轻工、化工、纺织、外贸、旅游、机械、电子、通讯、交通运输、建筑、煤炭、冶金及各类科研设计单位等，种类繁多，数量较多，在中央企业中占多数，这些中央企业应该都要实行产权多元化，公司制改革的任务较重，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改制的困难较多。

上述中央企业，都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总资产规模从几亿一直分布到几百亿人民币，净资产从1亿多一直分布到几十亿人民币，资产规模大小不一，条件不一，但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在产权多元化过程中，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入股，由其他投资主体向改制后的公司注入资金或资产，在其中占有一定的股份，这一种改制适合于急需资金的中央企业；另一种是转让股权，改制后把一定比例的国有股转让给其他投资主体，国资委可收回一部分资金，改作他用，这一种改制适合于国有经济要逐步退出这个行业的中央企业。当然，这两种方式适用的范围是相对的。无论哪一种方式，都要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下面的途径可作为选择：

员工持股和经营者持股。让职工和经理人员购买企业的部分或大部分股权，这种做法对小型国有企业是一个好办法，但对大中型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来讲，由于资产规模大，购买大部分股权不现实，购买小部分股权是可行的，它有利于增强员工的责任感、归属感和积极性，也可以对经营者采取期权激励办法，同时，要引进其他投资主体。

让民营企业参股或控股。这种方式在法律上、市场上没有任何障碍，但民营企业是否愿意进来，进来后职工能否接受，或进来后多数职工是否下岗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且目前民营资本的成长空间有限，资本积累一般比较薄弱，民营资本有没有实力大规模接手国有企业的股权，也是一个问题。笔者认为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是方向之一。

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相互持股。此举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相互支持，资源共享，有利于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但在治理结构的建设上会有缺陷。企业相互持股在日本比较普遍，也比较成功，这与日本的群体意识，强调集体主义，追求长期利益是分不开的。在国内中央企业下一步公司制改革中是否可以采取相互持股的做法，可以探讨和试验。

国内其它经济主体或机构投资者持股。比较可行的是让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及产业投资基金、信托公司持股。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养老、失业和医疗三大保险基金缺口很大，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历史欠账，如果从中央企业中把一部分股权划拨给养老、失业等社会保障基金，弥补社保基金的不足，由社会保障基金作为股东参与国有企业的管理与利益分配，是国有资产的再分配，真正体现了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的性质，是一种可行的尝试。

由产业投资基金、风险基金及信托公司持股国有企业，在国外也是有先例的。作为一种投资行为，这些基金和信托公司会计算投资回报，真正参与到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和监督中来。

吸引外商投资，或与外商建立合资企业。利用国外的物质与人力资源促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类似做法已经在许多领域展开。但在中央企业的范围内，吸引外商投资及入股的工作进展相对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特别是思想观念上要更解放。

上市。多数中央企业直接或间接拥有上市公司，但往往采取剥离部分资产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办法来上市，这种改革只能是国有企业的一部分完成改制，而另一部分也许是大部分还是在原体制内运行，改革不够彻底。整体改制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是最彻底的改制，但困难很大。

在进行公司制改革时，要防止“一卖了之”的倾向，认为全卖掉就解决了问题，这种思路肯定是不对的，否则，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失业问题，给政府和社会造成压力，不利于目前稳定、团结的局面。

我们还要防止“惜售”的错误观念，认为有些中央企业盈利水平还不错，日子还过得去，没有必要进行产权多元化，舍不得把国有股转让，不愿意让民营资本或外资进入，可是我们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如果等到国有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没有价值了，谁还会来入股或接手这个国有企业？到这个时候，只有破产了；还有一种观念，认为把国有股转让就是国有资产流失，这两种想法存在的范围不小，这也是造成目前国有独资企业公司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

总之，中央企业中的国有独资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是刻不容缓、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国务院多次要求的国企改革方向，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虽然困难比较多，但这一步必须走，这一步走好了，国有企业中的许多问题相对就比较容易解决。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中央党校教材，2003年。

2．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注册局编：《现行企业登记管理法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

3．高程德：《现代公司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4．李维安等：《现代公司治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宁向东：《国有资产管理与公司治理》，企业管理出版社，2003年。

公司制范文篇6

今年4月，市委、市政府在谷城召开了盘活土地资源，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现场会，时隔四个多月，又把大家请到这里开座谈会，主要目的是，深入贯彻谷城现场会议精神，继续深化农村市场取向的改革，统一思想认识，动员全市上下，积极探索外向型公司制农业发展的路子，以公司制农业为形式和载体，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农民增收；同时研究和部署今后一段时期农业结构调整工作，推动我市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刚才，听了几个企业和私营业主的经验介绍，感到很受启发。下面，我就发展外向型公司制农业，实现农业农村经济新飞跃，讲三点意见，供大家讨论时参考。会议的最后，杨书记还要作重要讲话，请大家认真领会，抓好落实。

一、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发展外向型公司制农业的重要意义，转变思想观念，形成发展共识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农村发展显示出空前的活力和生机，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如农产品供给出现结构性、地区性相对过剩，农业比较效益低下；农民增收步伐缓慢，负担较重；农村债务沉重，化解困难；少数地方干部教师工资兑现困难，出现了一些不稳定现象。这些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解决这些问题，根本的是要进一步转换思想观念，转变工作方式，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法则，加快制度创新、组织创新步伐，用开放的思维、改革的办法，不断探索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途径。

目前，在我市得到初步实践的公司制农业，是一项大胆的探索、有益的尝试。所谓公司制农业，是一种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取向的先进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它以公司制企业为主导，以广大农户为主体，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结构调整为手段，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其具体内涵就是"二三四五六"，即立足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需求；组织农民，组织资源，组织要素；以公司制企业为组织载体，以名特优产品为商品载体，以资本和技术为要素载体，以干部能人当主角和广大农民当主体为人力载体；变分散经营为规模经营，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变农民负担为公司负担，变无风险规避机制为有风险规避机制（即通过公司制组织建立风险补偿金，确定保底收购价等方式，实现以丰补欠，公司和农户共同规避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

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值和农业结构的动态优化，促进农民增收、减负和干部分流，促进农业增效、财政增收和农业投入增加，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和农村资本经营，促进公司制经济影响力、辐射力和带动力的增强；促进农业抵御自然、市场风险能力和农村经济综合效益的提高。大量的实践充分证明，公司制农业对于促进农村改革、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首先，发展公司制农业是深化农村改革，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农业现代化是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基本方向。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明显加快。但是进入9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小农经济、条块分割为特点的传统生产经营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规模太小，"千家生产千家卖，千家发展千家难"，实力有限，投入跟不上，市场难开发，不利于形成规模效益，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的提高，阻碍了土地合理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延缓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公司制农业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市场+公司+基地+农户"这种有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自觉地通过规模化、企业化的生产经营，获得较好的规模效益，增强抗御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自觉地利用现代化的要素，对传统的农业技术进行改造，对落后的经营方式进行变革，实现土地、劳力、技术、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促进山、水、田、林等农业资源的综合利用和合理开发，达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率、高效益的目标。可以说，公司制农业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产业化之后的又一重大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其次，发展公司制农业是积极应对WTO挑战，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当前，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由受资源约束为主转为受资源、市场双重约束，以市场约束为主。而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很难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很难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加入WTO，受到冲击最大的是农业。

据资料介绍，加拿大出口到中国的小麦，加上运输费和在途损耗，到岸价仍比我国小麦均价低一毛多钱。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农业公司生产经营规模大，经营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因此，我们必须加快发展公司制农业，着力培育一批抗市场风险能力强的农业公司，组织并带领广大农民，大力发展我们的优势品种和特色产业，加大对科技的运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以物美价廉的农副产品去占领国内、国际市场，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发展公司制农业是促进农业结构动态优化，实现农民增收的需要。推进农业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农民增收，是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千家万户的农民感到盲然失措，不敢调也不会调。农业公司根据市场需求，把动态变化的市场信息及时传递给农民，并通过订单、合同等契约形式，使产销直接对接，可以有效地减少农民调整的盲目性和投机性，增强调整的目的性和预见性，有利于农业结构的动态优化和产业升级。实践证明，凡是产业结构调整出成效的地方，都是在公司制农业发展上比较积极主动的；每一个成熟的产业，几乎都有至少一个农业公司作龙头。农业公司通过发展高效农业，推广应用科技，提高农民种田水平，使农业比较效益成倍增长，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并且通过与农民建立比较稳定的利益联系，变农民负担为公司负担，变传统农民为农业工人，变无风险规避机制为有风险规避机制，从而大大改变了农民的弱者地位，促进了农民收入的稳步增加。

第四，发展公司制农业是化解农村现实矛盾，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需要。当前农村面临的农产品卖难、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缓慢等一系列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工作方式和组织形式创新跟不上新形势的变化而造成的。这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困难。

对此，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并且不断以改革的办法去加以解决。公司制农业对化解这些矛盾有非常好的效果。

其一，公司制农业可以有效地转嫁和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这一点，在我市不少地方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其二，发展公司制农业可以壮大集体经济，化解农村债务。乡村集体一方面可以从"四荒"资源、农村撂荒地、集体公共地的流转中取得可观的流转收益，另一方面可以在土地流转基础上创办农业公司，在带领农民致富的同时，不断壮大自身实力，化解村组债务。其三，发展公司制农业，可以促进干部分流，减轻财政包袱。发展公司制农业为县（市）、乡镇领导和干部提供了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有利契机，既分流了机关干部，又减轻了财政包袱，为基层财政提供了既开源又节流的可靠渠道。其四，公司制农业的发展，使地方经济活力倍增，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稳定增加，农民群众安居乐业，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信心，各种不稳定因素也自然而然得以化解。

综上所述，公司制农业是农业生产方式中的"先进生产力"，是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推进器"，是中国农业应对WTO，从根本上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一种"杀手锏"，是解决农村各种矛盾，保持农村稳定发展的"稳定剂"。我们必须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树立正确的发展导向，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

二、正确分析我市外向型公司制农业发展现状，充分肯定成绩，增强发展信心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决策和积极倡导下，全市各地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积极探索外向型公司制农业的发展路子，取得了初步成效。据调查统计，全市比较成熟的公司制农业企业有166家，固定资产总额合计为9.78亿元，有从业人员1.15万人，自有基地33万亩，带动基地298.15万亩，分别占全市基地总面积的4.9%和43.8%，网络农户32.81万户，2000年实现销售收入24.9亿元，利税2.2亿元。

公司制农业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一出现，就引起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孙书记、罗市长、杨书记等领导讲了许多重要的意见，亲自到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孙书记亲自安排了对土地流转的调查以及今年4月的盘活土地资源现场会议，为公司制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罗市长强调要把动态股权制引向农村和农业企业，并且提出以"二三四五六"为内容的公司制农业运作模式和规则，又亲自安排了对全市公司制农业的调查，为这次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杨书记亲自给县（市）分管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具体要求，主持召开会议，并发了纪要。各县（市）研究、探索、支持公司制农业发展蔚然成风。如老河口、谷城在近几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立足于资源优势，创建了一大批特色鲜明、主业突出、规模可观的特色专业乡镇和产业化基地，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和公司制农业发展的路子，着力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和农业组织化、市场化程度。其它县（市）也都对公司制农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采取政策驱动、部门助动、干部带动、上下联动等措施，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全市上下呈现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喜人发展态势。

根据调查掌握的情况，目前我市公司制农业企业按投资组建方式划分，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独资型农业公司，又分城市工商企业独资兴办的农业公司，如襄樊现代精典婚纱摄影公司在谷城县茨河镇庙岗村投资240万元、租地250亩组建的"襄樊现代精典红提葡萄有限责任公司"。城乡个体大户投资兴办的的农业公司，如襄樊个体户李功成在襄阳县黄龙镇租赁3000亩岗地兴办的"襄阳成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乡镇、村集体投资兴办的农业公司，如谷城县石花镇由镇政府投资152万元、租地200亩组建的"绿康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二是股份制农业公司，又分自然人投资入股兴办的公司，如枣阳市畜牧局30名干部入股30万元创办的种畜禽有限公司。自然人入股，市、县政府扶持配套资金配股的动态股权制公司，如谷城县金土地黄姜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共吸纳盛康镇机关干部入股25.17万元，市、县政府配股50万元。目前全市已通过动态股权制改造验收的公司有12家，共吸纳自然人股金750万元，注入市、县配股资金290万元。村集体与自然人共同入股兴办的公司，如襄阳县程河镇赵坡村兴办的"襄阳福生实业有限公司"，村集体投入土地拆股450万元，村干部入股80万元。股份合作公司。如镇政府与个体老板共同出资兴办的"保康反季香菇有限责任公司"，是由过渡湾政府与福建个体老板余观春共同出资30万元兴办。三是中外合资型农业公司。如宜城新丰粮油土特产品有限公司，由港商黄绍林先生与宜城市外贸合资组建，注册资金111万美元。枣阳市"中澳合作湖北帝皇谷酒业有限公司"，引进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另外，按企业经营对象划分，有生产型、加工型、流通型、科技开发型、中介服务型以及产加销、种养加、贸工农、农工商、科工贸等多种形式。

公司制农业在我市虽然刚刚起步，但已经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一是促进了农村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如在襄樊现代精典红提葡萄开发有限公司的带动下，茨河镇干群思路大开，观念一新，他们又组建了优质葡萄、贡米、黄姜等三个农业公司，确立了高效对路的主导产业，找到了强镇富民的发展道路。樊城区、襄城区在吸引外地老板投资经营花卉苗木的经验启示下，解放了思想，把发展花卉产业作为发展城郊观光农业的主导产业来抓，组建了樊花花卉有限责任公司等一批公司制农业企业，使两个城区的花卉产业从无到有，现已分别发展到1000亩、500亩的花卉基地。二是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保康县针对烟叶、茶叶、高山无公害蔬菜、中药材、畜牧、食用菌等六大支柱产业，分别培植和组建了烟草公司、绿生茶叶和有机食品公司、绿原蔬菜公司、荆元种业公司和寺坪土特产公司、兴旺畜禽公司、反季节香菇公司等8家公司制企业，对全县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发挥了很好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各县（市）通过发展公司制农业企业，带动了一大批专业化商品基地的建设，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了地方性支柱产业的上档升级。三是促进了农业科技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公司制农业的出现，架起了科技与农业有机结合、互促互进的桥梁和纽带，开辟了科技长入农业的"绿色通道"。如枣阳金华麦面公司通过与广大农户签订优质小麦种植订单，使该市小麦优质率迅速提高到60%以上。四是促进了土地有序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南漳县在水镜山野菜有限责任公司的带动下，已在板桥、李庙、九集等地发展香椿1.2万亩，计划用3-5年的时间使香椿面积发展到10万亩。调查显示，公司制农业推行得好的地方，土地流转往往比较活跃，农业规模化经营也发育得比较快。五是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移和乡镇干部的妥善分流。据统计，全市166家农业公司为农村提供了近万个就业岗位，转移农村剩余劳力近万名。仅宜城、南漳、保康三县（市）农业公司共分流行政干部48人，每年减少财政开支24万元。

外向型公司制农业尽管在我市获得了可喜的发展，但毕竟是在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难免出现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是少数干部思想不够解放，局限于传统的思维定式，跳不出计划经济的老框框，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新要求，对发展公司制农业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到位；二是少数地方在土地流转中对群众意愿尊重不够，没有把农民当作农业结构调整的主体，习惯于强迫命令，搞行政推动；三是有的地方公司制农业的发展环境还不够宽松，收费项目多，企业融资困难，资金来源渠道不畅；四是多数农业企业规模过小，运行机制不活，管理不规范，经营管理人才比较匮乏，竞争力不强；五是企业外向度不够。我们在充分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必须正确看待并认真解决公司制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坚定发展外向型公司制农业的信心，把我市外向型公司制农业发展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三、明确思路，强化措施，切实把外向型公司制农业这项重大改革组织好引导好

公司制农业是新形势下出现的新事物，是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制度创新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一切还都处于摸索前进当中。因此，发展公司制农业，应本着"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积极探索、稳步推进"的原则，强化措施，确保公司制农业在全市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为发展公司制农业奠定思想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认识的大提高，更没有经济的大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就是统一的大市场与家庭小规模经营的矛盾，而发展外向型公司制企业是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现实选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从事农业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能沿用传统的强迫命令、行政干预的方式来组织农民进行调整，而要从传统的思维定式和工作模式中跳出来，向运用"行政+市场"相结合的方式、进而向主要靠市场推动的方式转变，运用公司制这种先进的生产力组织形式，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让广大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合作原则组织起来，形成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司制组织为平台，通过政策调控、信息引导、典型推动、杜杆驱动等市场手段，实现千家万户小规模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直接对接，从而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

（二）千方百计盘活土地资源，为发展公司制企业提供物质基础。要深入贯彻谷城现场会议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使用权流转，千方百计地盘活土地资源。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做到六个坚持，即坚持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个政策基础不动摇；坚持市场取向，按市场规律和法则办事；坚持开放式流转；坚持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坚持循序渐进稳步推行；坚持"三个不变"（即土地所有权归集体不变，土地承包权归农户不变，农户应承担上缴的税费不变），促进"三权分离"（即在稳定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的前提下，千方百计放活使用权）。各地在实践中主要探索出了9种盘活土地资源的形式，即反租倒包、转包、转让、互换、租赁、订单承包、拍卖、托管、入股，每种形式都各有其特点和优势，要结合各地实际，尊重群众意愿，不拘一格地进行探索和实践，不搞硬性干预，不搞一刀切、一律化。相比较而言，反租倒包这种形式更有利于扭紧产业链条，发挥龙头企业的作用，要在实践中多加运用并不断完善。

（三）大胆创新组织形式，为公司制农业发展提供组织保障。通过什么样的组织把农户和农产品带向市场，用什么形式明确组织内部各方的责权利关系并形成利益共同体，是发展公司制农业的一大课题。各地在实践中主要创造了以下五种生产力组织形式：一是干部（能人）+农户，由干部或能人发起成立公司，包括购销公司、加工公司、农工商公司等，公司与农户约定分工内容。二是"庄园主"+农户，由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的企业家把经营领域延伸到广大农村地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利用农村的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发展集贸工农、种养加、旅游、休闲于一体的庄园式农场。三是公司+基地+农户，由地方围绕有特色的资源建立龙头企业，农户根据企业需要生产原材料。四是专业市场+农户，在县乡（镇）政府依托资源优势引导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利用市场的聚变效应，建立专业化的批发市场，推动特色产业的良性发展。五是销售大户+农户，销售大户上接国内外市场，下连千家万户，农户依靠大户进入市场，大户依靠农户扩大市场占有率。以上五种形式在我市各地都有典型代表，同志们要注意总结、归类，找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实践，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创新、完善，找准本地公司制农业发展的路子。需要指出的是，必须使公司与农户的利益都得到尊重和兼顾，努力达到双赢的目的。公司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要着眼长远，在服务农民中壮大自己，在农民增收中获得效益。

（四）着力优化运行机制，为公司制农业发展提供优良的制度保障。第一，公司制农业一开始就应该朝着规范的公司化方向发展，以公司的形式从事生产经营，实现农业的企业化管理。这是区别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它一些小生产经营的重要标志。第二，必须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第三，必须逐步建立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彻底摆脱行政附属地位，以市场主体参与竞争，实行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负盈亏、自我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动态股权制是一种较好的运行机制，它以自然人资本为主体，有利于企业形成"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高效"的现代企业运行机制。因此，要把发展公司制农业与推进动态股权制结合起来，以股权利益为纽带，建立企业"关键人"的激励约束机制，把传统的农业基地改造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农业公司。到今年年底，全市农村要力争完成动态股权制改造20家，为其它农业企业提供示范。

（五）大力招商引资，开辟公司制农业发展的广阔空间。资金短缺，流通不畅、技术落后是农业公司发展的先天不足。解决这一难题，最有效的就是通过招商引资，借助外资和外部力量来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必须把招商引资工作摆到公司制农业发展的重要位置，放眼世界，扩大开放。

进一步优化政策环境、经济发展环境、社会治安环境，努力使中外客商和资本、技术引得来、留得住。要利用一切机会，参加各种产品博览会、投资洽谈会、成果交易会，积极组织招商项目活动，重视利用网上招商，多形式、多渠道开展招商引资。要舍得拿资源换发展，不图所有，但图所在，更图所为。

公司制范文篇7

我国供电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打破以往的垄断局面,引入了市场竞争,使得供电企业的运作效率得到大幅度的提升,同时,也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健全了电价机制,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构建了政府监管下的政企分开、公平竞争、开放有序、健康发展的电力市场体系。广大供电企业依据电力体制改革方案,实行“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政府监管”,国家电力公司重组了国电、华能、大唐、山东、中电国际五大发电集团和东北、华东、华中、西北、华北五大电网公司;组建了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发挥政府监管和宏观调控职能。值得深思的是这次改革对供电企业运行机制和电力市场的基本格局具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关系到广大供电企业职工和电力用户的切身利益,是电力行业的一次深刻而富有成效的变革。在改革的过程中,广大供电企业积极探索,从而有效总结出公司制改革的三大原则,这主要表现为:

(1)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供电企业公司化改革过程中投资主体分布情况具有共同的特征:国有独资企业偏多,国有股一股独占,股权结构失衡;股权流动性差,相当一部分国有股、法人股不能流动等。并且,国有股缺乏人格化的产权代表。因此,供电企业公司制改革中的投资主体分布特征也可以表述为投资主体的单一化、集中化和非人格化。由此造成的弊端是政企难以分开;公司治理结构难以健全;内部人控制的现象严重等。为此,供电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就应在提高自身素质、消除一些政策壁垒,创造适宜的法律环境的基础上多渠道吸引投资者。

(2)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在全球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广大供电企业都有可能在国内国际更广泛的投资者中源源不断地筹到长期资金,求得迅速发展。但必要条件是要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也就是说,供电企业要想从全球资本市场中获得充分的资本支撑。它的治理结构就必须是可以信赖的,能得到国内外投资者的理解。并使投资者的合法投益得到可靠的制度保障,治理结构可以代表企业的市场形象,良好的治理结构有助干提高资本市场对企业的信心,从而有可能获得较低成本的融资,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为此,供电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应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应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3)维护国有资产权益,遏止国有资产流失。供电企业公司制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企业存量资产重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量。提高供电企业的运营效率,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为此,供电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就必须坚持维护国有资产权益这一重要原则。3发电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基本经验

(1)企业改制的时机和目的要规范化。改制时机的选择要充分考虑四个因素:企业条件、政策环境、实际需要、利弊得失。如果企业条件不具备,政策环境不宽松,发电企业改制的内在需要并不强烈,改制后弊大于利、失大于得,既不能卸掉历史包袱,又不能获得多元投资的改革效应,改制的时机就不成熟。条件不成熟而硬行改制,就是时机选择不当。企业改制的目的主要是逐渐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自主自立走向市场,卸掉包袱,轻装上阵。改制的目的明确,时机选择恰当,是改制动机规范化的基本要求。

(2)平稳推进企业主辅分离工作。为了精干主业,做强主业,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减轻企业的历史包袱,平稳推进企业的主辅分离工作。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产业定位。供电企业要根据自身资源能力、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发展战略,明确企业的主导产业——电力供给,确定供电企业的主营业务和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从而明确主业、辅业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确定需要分离的具体产业、业务和单位。其次,搞好企业内部重组。围绕主业和辅业的划分,企业要进行内部资源的优化重组。最后,处理好母子公司关系。除了全资子公司外,改制后与原主体企业除了产权关系外,不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建立以资产关系为纽带的母子公司管理模式。原主体企业仅以出资额为限对改制企业行使股东权利、承担出资人责任。改制后的公司按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管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管理由行政性管理转变为股权管理。

(3)树立市场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电作为商品不仅是电能、热能等物化产品,而且也应包括与电有关的科技成果、信息、方案设计和软科学产品,只有建立这种范畴下的电力商品市场。才是完整的市场。电的商品化还反映在价值与价格的相对统一上,电价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因此,电力销售企业必须公开上网电价和用户的用电电价;供电企业根据上网电价,随时调整自身供电运行经济状况;用户可以依据用电电价制订最优用电计划和调整用电结构,通过电价这一杠杆将发、供、用各方联系起来。在建立电的商品化意识的过程中,供电企业仍需在政府宏观指导下与发电企业联合组建产、供、销一体化的市场联盟,推行合同化发、供、用电三方的买卖关系,逐步实行完全市场化。目前,供电企业经营环节还是具有一定的垄断性,但是为电力用户提供服务的宗旨不能变,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容忽视的。供电企业作为一个特殊行业的一部分,不能只注重追求企业利润,还应有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因此,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电企业实行公司制改革,树立用户第一,为用户服务的思想应有更高的标准,必须坚持履行优质服务的承诺。

参考文献

[1]韩筱雯.电力企业公司制改造的思考与对策[J].辽宁经济,2004,(6).

[2]布莱尔.所有权与控制——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3]于洪强.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进程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J].中外企业家,2008,(5).

公司制范文篇8

一、企业应付工资余额包含应发未发工资与属于实施“工效挂钩”等分配办法提取数大于应发数形成的工资基金结余两个部分，前者是按照企业内部工资奖金分配办法应当支付给职工却没有支付而形成拖欠的工资，后者是按照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留存企业的国有资本积累。企业在公司制改建时，对应发未发工资应积极予以清偿，对工资基金结余应转为资本公积金。按工资总额一定比例提取的应付福利费及职工教育经费，其余额也随同工资基金结余一并转为资本公积金。

企业在公司制改建中，应付工资等余额转增的资本公积金作为改建企业国有净资产的组成部分，应当统筹安排，用于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的职工经济补偿金、为移交社会保障机构管理的职工一次性缴付的社会保险费以及预提的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内退人员所需生活费、社会保险费等改革成本。如有结余，再按规定折合为国有股份，或者向企业员工及其他投资者有偿转让。

二、改建企业应当规范操作，严格界定应发未发工资与工资基金结余的界限，并在评估作价之前作好相关账务调整工作。

公司制范文篇9

一、“教育公司制”产生的背景

1、教育投入与事业发展

椒江区是台州市人民政府的驻地，45万人口，95年通过省“两基”验收。当年，初中升高中比例43％，2001年初升高比例达83％。据初步统计，初升高比例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需增加教育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实际上政府每年预算外只能投入3000万元人民币左右，教育的投入严重短缺。这些年来社会力量投入了2亿多元，保障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2、企业规模与经营方式

椒江地处浙东沿海，国有大中型企业很少，近20年来，乡镇企业发展迅猛，民营企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大约三分之二。民营企业的规模比较小，97年的时候，没有一家上市公司。经营方式以个体的、合伙的、股份合作的为主，真正实行公司制的企业不多，所以由一家企业独资办学困难较大。

3、教育产业的属性与政府的责任

教育既是产业，又是事业。从事业的层面看，投资教育不得以赢利为目的。从产业的层面看，教育本身是一种投资，投资是要追求利润的。所以，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产业。作为事业，不管经营方式如何，政府应一如既往予以支持。公办的、民办的应一视同仁，政府在教育产业的发展中要起主导作用，对民办教育要予以资助。

4、政策依据

“对社会力量办学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方针。要制定有利于吸纳社会资金办教育和民办学校发展的优惠政策。社会力量办学要纳入依法办学、依法管理的轨道。社会力量办学不以营利为目的，鼓励流动发展。要保证社会力量举办的教育机构自主办学的法人地位”。①

5、书生公司的成立与运作

书生公司成立于97年5月，由5家企业发起，注册资金600万元人民币，以兴办教育为主业。当年投资6000万兴建书生中学，5年来，股本金增加到2000万，投入1个多亿元资金，现有幼儿园2所、小学1所、中学1所。从幼儿园到高中，在校生有3000多人。公司成立了董事会，由9人组成，聘请了3名独立董事，公司日常工作由经理负责。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筹措资金和学校设计。各个学校在公司董事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公司学校各自按章运行。

二、“教育公司制”的中外比较

1、教育民营

“澳门教育机构分为三类，即官立、官制和私立。官立教育是由澳门政府开办，实行官立的教学计划；官制教育是由特殊的实体开办的，但是接受政府财政支持并执行政府的教学计划。私立教育由社会团体及私人开办，自筹办学经费，各校实行自己的教学计划。”

“台湾的私立教育分为三类：一是普通的私立学校，由社会力量举办但在管理与教学方面受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督；二是“体制外学校”，这类学校的举办者自主权比较大；三是社会力量承办公立学校。”②

中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股份制是公有制一种有效实现形式，公司制已被实践所证明是一种科学的企业制度，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教育公司制”实行公司和学校的双法人制度，能够将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学校自主办学，有利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教育资源的专业化经营

“美国的爱迪生公司成立于1992年，公司从1995年起，开始通过与学区学校签订管理合同的方式，接受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或学校的委托实施管理，目前，公司管理有38000名学生，分散在16个州和哥伦比亚的79所学校。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到2005年爱迪生公司接受管理的学校将达到420所，学生将达到26万。”

“新加坡英华美咨询控股有限公司，主要开展信息技术领域和商务领域的国际性教育培训。在全世界32个国家和地区开设327家分院，培训了35万名学员。”③

这些教育管理公司和总部，是教育集团组织中的投资决策中心、财务控制中心、目标管理中心、综合服务中心和人力资源开发中心。

我认为“教育公司制”可以培养一批经营教育的职业经理和职业校长，造就一批教育企业家和教育家。

3、“使用者付费”原则

“在香港，教育市场化运用‘公司管理’模式，意识形态转向管理主义组织及实践。而中国内地则试图利用市场力量和非国有部门的积极性，以创造更多的学习机会。”④

我认为国家应重视公司管理模式，在规范公司办学行为的基础上，对经营教育产业的公司制订特殊的税收政策。公司产生利润，只要股东的分红没有超过社会平均利率，只要是用于再投入，再发展，都不应该纳税。“使用者付费”原则更适合中国的非义务教育阶段。

三、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几个问题

1、“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法应该修正，不然，教育公司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2、要尽快出台投资教育产业税前列支的政策，吸纳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教育产业。

3、对教育公司的纳税，只要股东的分红没有超过社会的平均利率，应予免税。

4、国家应该允许地方政府制定教育公司承办公立学校的有关法律。

四、“教育公司制”的优势

1、有利于培育教育市场。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还有较大的需求空间，家长愿意多付钱享受好的教育。现在，一方面企业投资教育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政府找不到资助的实体，我认为培育教育市场应从培育教育公司开始。

2、有利于民办教育做大做强。个体的、合伙的不是资金不足，就是伙计不和。这种经营方式难以把事业做大做强。

3、有利于政府逐步退出教育经营领域。发展教育应以政府投入为主，但是，国有不等于国营，实践证明，民营投资效益更高，事业发展更快。

4、有利于教育资源的专业化经营。经营教育需要一批职业经理、职业校长。这些教育经营者不仅要懂教育，而且要懂经济，只有懂得教育的运行规律和经济的运行规律，才能把各种教育资源整合起来。

5、有利于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有机结合，股东、经理、校长为了自己和公司的利益成了共同体。股份公司有新的项目随时可以扩股，增加货币资本，适时更换经理和校长，达到最佳组合。

6、有利于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学生的期望，市场的推动，社会的需求，公司、学校不得不考虑教育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好的生源，学费过高也不会有好的生源。教育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要追求规模效益，滚动发展，连锁办学，承办、经营公立学校，优质教育资源会不断扩大。

注释：

①《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教育部1998年12月24日制定，国务院1999年1月13日批转

②《亚太地区教育产业模式比较研究》《民办教育动态》2002年第3期。

公司制范文篇10

关键字：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产权产权清晰产权改革

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中，国有股权主体设计和创制的困难最易引起人们的重视，也容易被理解为是操作上的问题。但这归根到底是由国有资产权利主体的特殊性及其产权关系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此，产权改革仍然是国企改革中具有理论和实际价值的重要问题。

对产权问题的认识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科学、正确地理解“产权清晰”的基本含义，二是如何认识产权问题与国企改革的关系。笔者的观点是，产权清晰就是在现代企业形态管理和经营国有资本的过程中，国有资本管理经营系统中各机构作为国有资本的产权主体（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必须同时是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及责任主体。而产权清晰对于国有企业通过公司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经营机制，提高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什么是产权？从目前国内学者的诸多论述看，应当说这一概念使用的范畴相当宽泛，但凡提及财产或财产权利问题，特别是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中的所有制、所有权、经营权等问题时，总会出现对这一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内、在不同意义上的使用。单就法律角度而言，我国法学界对产权的认识就各不相同：如认为产权是所有权；产权是物权；产权是经营权；产权是有关财产的一切权利，包括所有权各项权能、现代经营权以及知识产权等〔1〕。

从西方产权经济学派对产权理论的研究来看，R.H.科斯的《社会交易费用问题》、H.登姆塞茨的《关于产权的理论》及A.A.阿尔钦的《产权：一个经典注释》等产权学派的代表作均对产权的定义及其功能作了概括和论证〔2〕（P.97、P.166）。由于财产运行制度本身的特点，产权学派的研究及其结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深入到了法学领域〔3〕。如果以笔者的粗浅认识对产权经济学家的观点作一简单的综述，那么，产权是具有明确归属的财产在运用中形成的一系列权利，它可以按效益最优原则进行不同安排，而这种安排将影响处于其中的不同主体的行为方式，因此产权是现代社会资源运用的规则。

进一步的问题是，何为产权清晰？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产权清晰是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特征之一提出的。实际上，这是将产权理论运用于企业制度分析的结果。按照产权经济学家的观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价格）机制运转的前提是“交易人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有明晰的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权利”〔4〕（P.5），而当企业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出现时，对资本的良好及高质量经营管理的动力，来源于经营者对财产的关切度，由于产权（权利）的界定和安排在经济交易中的重要性〔5〕（前言P.4），因此经营者对财产的关切度又直接取决于资产产权的清晰度，即所谓权利的安排和界定的明确程度。既然问题已经细化到了对运用财产的主体的权利安排和界定，应当说，问题就已超出了经济学范畴而进入了法学研究的领域。因此，如果用法律语言来表达上述观点，笔者认为，产权是因财产的存在及利用而产生、并由法律认可和保护的不同主体对财产享有的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产权体现了财产所有权人在有效利用其财产过程中所形成的、由法律调整的诸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据此，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财产的有效利用，都离不开法律对财产管理和运营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和调整。建立在深化国有资产产权改革基础之上的法律规范，是提高国有企业管理和经营水平的基础和保障。

2.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任何产权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都是高度统一的，产权的安排，即产权模式的选择及法律对各产权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对主体的经济行为有着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这已经为私有财产运用的情形所证明。根据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对国家所有权的规定〔6〕〔7〕〔8〕，考察国有企业管理和经营的现状，所谓产权不清并不是指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主体不明确，而是指国有资产在具体管理和运营过程中，没有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即没有按效益最大化的要求），形成具有明确的权利、义务、责任的产权主体，或者是改革过程中虽形成了产权主体，有关法律也对其权、义、责作了规定，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产权主体在实际上是权利不明、责任不清，国有资产在实际上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即所谓产权主体“缺位”。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产权清晰就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现代企业形态管理和经营国有资本的过程中，国有资本管理经营系统中各机构作为国有资本的产权主体（投资主体，经营主体）必须同时是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及责任主体。

二、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应当指出法学界在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的性质及其与国家所有权的关系问题讨论中所陷入的某些误区。自我国法律确立国有企业法人地位开始〔9〕，为了明确企业与国家的关系，关于国有企业法人对其所运用的财产是否享有所有权的争论就随之展开。在股份制试点初期中，由于对公有制的多种法律实现形式在理论上没有形成统一认识，人们对公司制度运用于国有企业而导致国家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转换为国家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存在不同看法。一部分人认为，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造将使国家丧失对这部分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从而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于是在经济学界开始了股份制姓“社”姓“资”的讨论，而在法学界，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的性质则成了热门话题。迄今为止，学者们并未就两权的性质达成共识。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却感觉到一种潜在倾向：即似乎如果在理论上不承认股权或公司法人权利具有所有权性质，公司中国有资产的产权就不明晰。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1.在公司形成及运转的过程中，投资者的所有权向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的转换，不仅形成了公司制下特殊的产权关系，即股东与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使公司法在对这种权利义务进行界定的过程中形成了股权与公司法人权利之间极其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不仅是我们认识和理解公司制的前提或基础，也是公司法之所以对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做出这样或那样规定的原因。因此，一定要将相互联系的一系列产权分开、定性的作法是值得切磋的。

2.投资者的所有权在公司中必然转换为股权与公司法人权利，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一转换首先是基于投资人作为所有权主体追求其财产更有效运用的意志，同时，这一转换的程度，即公司法对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的具体规定及其发展变化自始至终要受到这种意志的制约。正是由于对投资效益的追求，所有权转交公司不仅以公司定期向投资者支付其收益的大部分为代价，同时还必须以保持投资者对公司活动的有效制约为条件，否则，投资者势必因其利益得不到保障而放弃向公司投资的财产运用方式，所谓公司或公司法人权利就将无从谈起。其次，投资人所有权在公司中转换的结果，必然是股权与公司法人权利的相互独立与制衡〔10〕。再次，从公司法对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规定的具体内容上看，尽管学术界对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的性质尚存不同看法，但仍可肯定，股权是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由传统所有权转换而来、又与之不同的新的财产权利，其中股东对证券化股份的占有和处分权及共益权尤为突出地体现了股权中所包含的符合时代精神的创新因素，标志着股权在总体上对传统所有权的超越；而对于公司法人权利而言，无论学者们如何认识或解释其中所包含的所有权属性，“一物一权”的大陆法系传统所有权观念从一开始就注定这种解释将陷入自相矛盾。因此除非对大陆法系传统所有权观念及学说进行变革，否则股权或公司法人权利皆不能被纳入大陆法系传统所有权的范畴。

3.20世纪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特别是证券市场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利逐渐向能够控制公司经营的大股东及经营管理阶层集中、公司越来越脱离股东走向独立的现象也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从国内一些论著对国外资料的引证，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一点〔11〕（第5章）。但是国外学者的研究对各国公司立法的意义并不体现为在公司法中以文字形式确认公司法人享有所有权或股权是什么性质的权利，而主要表现为对上述现象所引起的股东与公司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即补充和完善公司法，修正公司法对股东和公司（以董事会为代表的经营管理阶层）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的具体规定，特别是补充大量的强制性规范。例如：对大股东表决权的限制，对经营管理阶层责任的强化，在特定情形下否认公司法律人格等。一句话，通过不断协调股东与公司的关系，使其在新的经济条件下达到新的平衡，进而使公司作为财产运用的重要工具继续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尽管在学术界对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的性质存在不同的学说，但这并不影响公司产权的清晰综上，我们不妨从产权的角度将投资者所有权、股权及公司法人权利作为一项财产在运用中产生的一系列产权主体及产权关系看待；从公司法的角度将法律对股权和公司法人权利的具体规定理解为法律对不同产权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那么，结论就是，在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的公司中，国有资本产权清晰的关键不在于公司法中是否明确规定股权或公司法人权利的所有权性质，而在于法律对国有股权主体的规定是否明确、法律对国有股权主体以及公司的权利、义务、责任的规定是否明确。

三、在讨论了产权及产权明晰的基本含义之后，再进一步的问题是，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含义是什么？它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勿容置疑，由于公司制运行受阻，国有企业及其改革也面临困境，人们对产权问题的讨论和产权改革在企业改革中的作用产生怀疑。“近几年来，每当人们提及产权制度改革还要深化时，就有人出来善意地提醒：产权的变革不是唯一的，关键还在于转换企业的行为机制”〔12〕。这里，人们显然注意到了，由于企业经营机制没有改变而带来的企业行为的不合理、企业经营效益低下、银行呆帐坏帐增加、国有资产流失等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如何才能改变企业经营机制？这里首先要搞清，企业经营机制取决于哪些因素。应当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所概括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对此作了明确回答。即总起来看，在以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法律形态的前提下，企业经营机制能否转换取决于企业是否具备上述四个方面的要素。但是，由于我们在前文提到的国有资产的特殊性，就必然地导致上述四个方面在逻辑顺序上的不同：

首先，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使只能通过国家机构（或其授权机构）的活动来体现和实现，因此造成了国有资产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必然存在多层次、不同性质的经济关系，这使国家在管理、经营国有资产中所形成的产权关系较之其他形式的产权关系更加复杂。

其次，国有资产产权的特点还在于其产权关系清晰在经济体制及法律制度上的困难。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社会为私有财产的占有和有效利用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体制及法制的空间，“交易人必须对所要交换的物品有明晰的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权利”〔4〕（P.5）已经体现为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但对国有资产则不然。由于所有权主体的特殊性，国有资产所有权的行使方式与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否定商品经济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国有资产产权关系是截然不同的，而在不同的产权关系下，各主体的行为机制（包括行为的方式、目标等）也完全不同。

上述两方面的理由，意味着“产权清晰”在决定企业经营机制能否改变的四个要素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要做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首先必须选择产权关系模式，其次要明确产权主体，再次要明确各产权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对国有企业而言，这几个“明确”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公司制度本身，还涉及对旧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变革。应当指出，在确定采用公司制的产权模式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前提下，必须及时对旧的国有企业管理制度和政府职能进行改革，否则，后者对前者的制约有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目前的情况是，一方面，已经为我们所熟悉的旧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正在被抛弃；而另一方面，国家所有权主体进入市场，以现代公司的形式（资本经营的方式）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方式所要求的宏观及微观环境，包括法律制度环境的建设仍处于探索之中。由于新的适应公司制的国有资产产权关系没有建立起来，导致了微观放开搞活与国家宏观管理的矛盾、先进的公司制度与落后的企业管理体制和政府管理手段之间的矛盾，由此表现出国有资本“无人负责”、低效运营、乃至大量流失等，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这里关键仍在于认识产权清晰对产权主体行为方式的影响作用，而其他的改革措施只有在此之下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正如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环节，“要按照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逐步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体系和机制，建立与健全严格的责任制度。”因此笔者认为，以公司为基本法律形态，建立健全与公司制相适应、并使之能正常运行的宏观经济体制环境，仍是当前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关键环节。而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在现代企业制度条件下，拟制出合格的公司投资者（股东），解决包括股权主体在内的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缺位的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具体来说，应当是如何围绕管理、运营和监督三个环节，建立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机制。而从法律角度讲，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营运、监督机制必须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它是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适用的结果；同时，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运营机制必须建立在产权主体权利、义务、责任统一的基础之上。因此目前迫切需要集中力量研究和解决国有投资主体（股权主体）的设计和创制、国有资产管理、营运中的个人责任等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而这一系列改革的同步进行，不仅是建立规范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得以发挥其作用、最终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高企业经营效益的前提。

「参考文献」

〔1〕谢次昌、王经修，关于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J］，法学研究，1994（1）；唐海滨。有关法人法权的几个有争论性的问题［J］.中国法学，1994（4）。

〔2〕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M］，张军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张军，现代产权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5〕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6〕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Z］，第2条。

〔7〕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Z］，第5条。

〔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Z]，第73条。

〔9〕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Z］，第2条。

〔10〕徐晓松、康德琯，论公司法对国家股权的规范［J］，现代法学，199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