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蕉范文10篇

贡蕉范文篇1

关键词：贡蕉；优质；栽培技术

漳州市是福建省香蕉的老主产区，也是最重要的香蕉产区，据史料考证，香蕉种植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搞好贡蕉这个优稀新香蕉品种在本地区的推广种植，进一步优化香蕉品种的种植结构，丰富香蕉市场品味，既满足广大消费者对香蕉高品质、多样化的需求，又可提高果农种蕉经济效益，为今后适度推广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1品种特性

贡蕉俗称皇帝蕉，原产东南亚，属甜蕉优稀品种，田间生育期为330~370天，较天宝高蕉短30天左右；贡蕉株高2.3~2.9m，假茎较纤细，呈黄绿色带黄褐斑；叶柄较纤细，叶片狭长，翠绿色，长势较直立；果指短，果皮薄，呈全黄色，果肉蛋黄色，肉质细腻，香甜可口，风味极优。

2外形色泽论文

皇帝蕉外观色泽鲜艳，风味独特，其独特的外观和细滑浓甜清香的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是世界上公认的高档香蕉品种之一，经济价值很高。皇帝蕉果实小巧、长约10cm左右，无籽、皮薄，熟后呈金黄色；甜度高，清甜芬芳；与普通香蕉比较更加芳香爽口、营养丰富。

3栽培技术

3.1园地选择

该品种对立地环境条件要求严格，应注意选择在阳光充足、避风、避寒、冬季基本无霜冻（以小气候较温暖的地带为佳）且土壤深厚、土壤结构疏松、肥沃、排灌水条件好的地带建园。

3.2选苗

贡蕉选用苗高50~60cm、茎粗9~10cm，根系发达、功能叶3~5片且长势较一致的健壮无病毒吸芽苗。

3.3合理密植

亩植130~150株为宜。该品种宜秋植，也可春植。秋植以公历9月至10月上旬定植为宜；春植以公历2~3月定植为宜。种植期以春分至谷雨，并采用大苗种植，加强田间管理，力争在处暑至霜降前抽蕾，在寒露至冬至采收，或种植期以处暑至秋分，并做好蕉园越冬防寒管理，翌年小暑至处暑抽蕾，处暑至霜降采收。

3.4肥料

施肥要勤施薄施，适当增施腐熟的有机肥，严防肥伤和药害；该品种施肥量比天宝香薄略少，施肥方法均按照香蕉标准化施肥规范进行。贡蕉以全生育期株施纯氮0.4公斤，氮磷钾比利为1:0.3:1.5为宜。有机质肥以全年株施10公斤腐熟猪牛粪（折鲜重）和0.5公斤钙镁磷肥作基肥施下；化肥选用尿素、碳铵、过钙、钙镁磷、氯化钾、硫酸镁；挂果期应喷施光肥高利达1500倍加快丰收5000倍进行根外追肥2~3次，但禁止使用任何激素喷果穗。

3.5避寒栽培

贡蕉在本地区对土壤的适应性强，各品种在赤红壤和冲积土上栽培均可获得优质丰产。贡蕉抗高温干旱性强，抗病性较强，但贡蕉最不耐寒，对低温寒流反映较敏感；在抗风性方面贡蕉的抗风性更差，易受台风为害。因此，推荐避寒栽培。

秋植应选用老壮苗（叶期8~12片）；以争取在严冬前果穗采收完毕，即秋植蕉在翌年7~9月采收，春植蕉在当年的11~12月采收，达到避寒栽培的目的。对秋植和早春植的蕉株，在寒流期间均须采用塑料薄膜拱棚或笼罩遮盖的防寒措施，以避免或减轻蕉株寒害，确保蕉株安全生长。

3.6栽培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该品种在4~6月份株高在1.0m以上的蕉株，新抽生的叶片易发生类似缺钙的“穗状叶”，严重的整片叶只剩一支叶片中脉，此期间抽出的花蕾多数较少，果指短小，产量明显降低，有的甚至失去商品价值。因此，生产上应注意避免在4~6月抽蕾开花，而以7月份抽生的花蕾产量高，品质优，外观质量好。

（2）香蕉是大型草本作物，植株多汁，叶面积大又速生快长，蒸腾量大，故香蕉的需水量是很大的；且香蕉根系是肉质根，好气性强，干旱易枯根，土壤过湿又易缺氧而烂根，因此蕉园田间的水分管理比肥料管理更显重要。既要保证蕉园有充足的水分供给，又要防止蕉园渍水，保持蕉畦土壤湿润状态，雨季注意排水防涝，旱季注意灌水防旱和畦面覆盖稻草保湿。

（3）谨防台风：待蕉株长高至1.2~1.5m时，应在离蕉头约20~30cm的适当位置，向地面垂直打一个60cm深的洞，将长3.0~4.0m、直径6cm以上的粗壮竹竿摘入洞中，入土50~60cm，在假茎上离地面约0.8m处，用塑料带或橡皮筋把假茎横捆绑在竹竿上，随着蕉株长高，先后在距离地面1.5m处和假茎的上端再各捆绑一段，共绑三段，把假茎固定在竹竿上，可显著地增强蕉株的抗台风和防倒伏能力。

贡蕉范文篇2

关键词：贡蕉；优质；栽培技术

漳州市是福建省香蕉的老主产区，也是最重要的香蕉产区，据史料考证，香蕉种植具有1300多年的历史。搞好贡蕉这个优稀新香蕉品种在本地区的推广种植，进一步优化香蕉品种的种植结构，丰富香蕉市场品味，既满足广大消费者对香蕉高品质、多样化的需求，又可提高果农种蕉经济效益，为今后适度推广种植提供科学依据。

1品种特性

贡蕉俗称皇帝蕉，原产东南亚，属甜蕉优稀品种，田间生育期为330~370天，较天宝高蕉短30天左右；贡蕉株高2.3~2.9m，假茎较纤细，呈黄绿色带黄褐斑；叶柄较纤细，叶片狭长，翠绿色，长势较直立；果指短，果皮薄，呈全黄色，果肉蛋黄色，肉质细腻，香甜可口，风味极优。

2外形色泽

皇帝蕉外观色泽鲜艳，风味独特，其独特的外观和细滑浓甜清香的品质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是世界上公认的高档香蕉品种之一，经济价值很高。皇帝蕉果实小巧、长约10cm左右，无籽、皮薄，熟后呈金黄色；甜度高，清甜芬芳；与普通香蕉比较更加芳香爽口、营养丰富。

3栽培技术

3.1园地选择

该品种对立地环境条件要求严格，应注意选择在阳光充足、避风、避寒、冬季基本无霜冻（以小气候较温暖的地带为佳）且土壤深厚、土壤结构疏松、肥沃、排灌水条件好的地带建园。

3.2选苗

贡蕉选用苗高50~60cm、茎粗9~10cm，根系发达、功能叶3~5片且长势较一致的健壮无病毒吸芽苗。

3.3合理密植

亩植130~150株为宜。该品种宜秋植，也可春植。秋植以公历9月至10月上旬定植为宜；春植以公历2~3月定植为宜。种植期以春分至谷雨，并采用大苗种植，加强田间管理，力争在处暑至霜降前抽蕾，在寒露至冬至采收，或种植期以处暑至秋分，并做好蕉园越冬防寒管理，翌年小暑至处暑抽蕾，处暑至霜降采收。

3.4肥料

施肥要勤施薄施，适当增施腐熟的有机肥，严防肥伤和药害；该品种施肥量比天宝香薄略少，施肥方法均按照香蕉标准化施肥规范进行。贡蕉以全生育期株施纯氮0.4公斤，氮磷钾比利为1:0.3:1.5为宜。有机质肥以全年株施10公斤腐熟猪牛粪（折鲜重）和0.5公斤钙镁磷肥作基肥施下；化肥选用尿素、碳铵、过钙、钙镁磷、氯化钾、硫酸镁；挂果期应喷施光肥高利达1500倍加快丰收5000倍进行根外追肥2~3次，但禁止使用任何激素喷果穗。

3.5避寒栽培

贡蕉在本地区对土壤的适应性强，各品种在赤红壤和冲积土上栽培均可获得优质丰产。贡蕉抗高温干旱性强，抗病性较强，但贡蕉最不耐寒，对低温寒流反映较敏感；在抗风性方面贡蕉的抗风性更差，易受台风为害。因此，推荐避寒栽培。

秋植应选用老壮苗（叶期8~12片）；以争取在严冬前果穗采收完毕，即秋植蕉在翌年7~9月采收，春植蕉在当年的11~12月采收，达到避寒栽培的目的。对秋植和早春植的蕉株，在寒流期间均须采用塑料薄膜拱棚或笼罩遮盖的防寒措施，以避免或减轻蕉株寒害，确保蕉株安全生长。

3.6栽培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该品种在4~6月份株高在1.0m以上的蕉株，新抽生的叶片易发生类似缺钙的“穗状叶”，严重的整片叶只剩一支叶片中脉，此期间抽出的花蕾多数较少，果指短小，产量明显降低，有的甚至失去商品价值。因此，生产上应注意避免在4~6月抽蕾开花，而以7月份抽生的花蕾产量高，品质优，外观质量好。

（2）香蕉是大型草本作物，植株多汁，叶面积大又速生快长，蒸腾量大，故香蕉的需水量是很大的；且香蕉根系是肉质根，好气性强，干旱易枯根，土壤过湿又易缺氧而烂根，因此蕉园田间的水分管理比肥料管理更显重要。既要保证蕉园有充足的水分供给，又要防止蕉园渍水，保持蕉畦土壤湿润状态，雨季注意排水防涝，旱季注意灌水防旱和畦面覆盖稻草保湿。

（3）谨防台风：待蕉株长高至1.2~1.5m时，应在离蕉头约20~30cm的适当位置，向地面垂直打一个60cm深的洞，将长3.0~4.0m、直径6cm以上的粗壮竹竿摘入洞中，入土50~60cm，在假茎上离地面约0.8m处，用塑料带或橡皮筋把假茎横捆绑在竹竿上，随着蕉株长高，先后在距离地面1.5m处和假茎的上端再各捆绑一段，共绑三段，把假茎固定在竹竿上，可显著地增强蕉株的抗台风和防倒伏能力。

贡蕉范文篇3

笔者认为各种“谣言”根源在于消费者对农产品没有建立的任何信任。农民是弱势的群体，农产品的危机处理需要靠政府相关部门建立起来，但是我们的政府除了要抓“造谣”者，辟谣外，显得束手无策，再不过是当地的行政长官亲自吃橘子做做秀或者下到销售现场卖橘子走走过场，当然是于事无济。政府不能树立消费者的信心，也不能及时处理危机事件，农民当然更不具有这种能力。不久前发生的三聚氰胺事件，引发我国乳制品行业剧烈震荡，但是北京的“三元”却可以避过风头，是因为当“蒙牛”、“伊利”等行业领袖都检出含有三聚氰胺时，“三元”却没有上质检局的“黑名单”，由此北京的幼儿园可以兴奋地告诉家长，我们给孩子喝的是“三元”，“三元”也得以逆市收购“三鹿”，这就是品牌的力量。品牌能消除不利事件的影响，也可以消除消费者的不信任。

消费者对农产品没有信任感，关键还不是因为农产品安全问题的不断爆发，根本原因是我国农产品相应质量保障体系的缺失，这个体系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并完善起来的，这需要长期的过程，当然我们的农民兄弟不能静静地等待。本人一直关注农业的知识产权问题，本人认为可以用品牌建设来树立消费者的信任，以弥补我国农产品质量保障体系的缺失，“三元”就是很好的例证。品牌不仅仅是个简单的商标，用来区别农产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消费者信任品牌，因为品牌本身就是一个承诺，代表一个产品的品质以及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良心，是对消费者责任和承诺，消费者认可品牌，是对品牌所有者的信赖。消费者可以受到广元橘子事件的影响，不放心其他橘子的品质，但是如果是品牌橘子，消费者基于对品牌的信任，该品牌的橘子可以像“三元”一样在滔天巨浪中独善其身。

我国的农产品普遍不注重品牌，我们买到的农产品，尽管外包装可以做到很漂亮，但是漂亮的包装上，无品牌（商标），无生产厂家，无产品质量说明，属于“三无产品”，这是与工业产品的最大区别。现在很多地方也开始注重品牌，很多农产品的销售者开始申请商标，但是尽管该销售者是当地的销售大户，但就其销量在全国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一定销售量的支撑，这种品牌无法推广，无法让全国消费者或者一定地域范围的消费者普遍认知，当然不可能让众多消费者产生由衷的信赖，发挥不了品牌的作用。我们以江西的南丰蜜橘为例，南丰蜜橘有一千三百多年的种植历史，自古为皇家的贡品，被称为“贡桔”，属于上乘的蜜橘品种，南丰蜜橘很早就获得“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和证明商标。南丰县的农民80%以种植南丰蜜橘为业，产量高达十几亿斤，产品销售全国各地以及多个国家。但是和中国其他农产品一样，基本依靠散兵游勇式的当地人进行销售，没有形成销售量占到很高份额的销售龙头企业。尽管当地销售者注册了几百个商标，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商标形成了知名度。品牌建设不是申请了商标就叫品牌，品牌是有内核的，蒙牛的牛根生将品牌归纳为三品：品质、品格和品味。品牌建设本身需要很高的品牌运营能力，由当地农民组织起来的销售者对品牌的理解程度以及品牌建设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只有一定规模以上的龙头企业才能担此重任，所以笔者认为农产品的品牌建设要以农业产业化的大型龙头企业为主力，笔者在多种场合一再建议地方政府应当扶持当地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来带动当地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农产品的品牌建设应当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做好当地的“地方品牌”，其次是大型龙头企业的“企业品牌”。农产品有个先天的资源是工业产品基本不具备的，这就是地理标志（含证明商标和原产地域产品），这个资源是上天对某个地方的恩赐，是由当地独特的气候、土壤等条件以及悠久的历史传统形成的，这是和其他地方相同产品本质上的区别，这种区别就是当地最有价值的品牌，只要将这个地方品牌做好，就能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但是对于地理标志这个地方品牌的建设，目前我国还鲜有成功者，这些地理标志基本被政府部门控制，成为某些政府部门用来寻租的权利，这是阻碍农产品树立地方品牌的最大障碍。在很多地方，原产地域保护产品标志和证明商标标志是公开明码标价的，几乎可以说只要给钱就可以买到，地方政府部门只想出售牟利，根本就不注重维护，所以该地理标志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使金字招牌黯然失色，这是我国目前农产品品牌建设非常惨淡的现实。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地方政府下定决心，破除部门利益，将该地理标志交由非政府的协会组织托管，并建立品牌使用的游戏规则。地方品牌形象的破坏者往往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侵权。当地不良居心销售者或生产者，他们以破坏品牌形象获得私利，这是农产品地方品牌难以建立的另一个原因。破解这个问题并不太难，只要建立利益与共的规则，让大家明白农产品品牌建设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么不遵守规则者不规矩的行为侵犯的就是左邻右居的私利，左邻右居互相成为监督者，不守规则者将成为过街之鼠，不规矩的行为无所遁形，无法得逞。这样首先从内部开始，使人人自觉维护这个地方品牌，这样才能逐步将地方品牌树立。

贡蕉范文篇4

［关键词］农产品；卡通形象；衍生产品；品牌提升

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即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在乡村振兴大背景和“互联网＋农业”的新型模式下，如何打造农业品牌，如何利用新媒体技术及互联网新思维成为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采用卡通形象来代言农产品是助推商品农业品牌发展及农产品包装和推广具有积极的作用和意义。但其形象设计水准参差不齐，正确通过卡通形象代言，具有研究和探索的必要性。

一、国内现状

（一）我国农产品的卡通形象缺乏

目前国内农产品通过使用卡通形象代言的成功案例较少，存在卡通形象的造型设计和农产品或商品的风格不符，未能起到应有的提升包装和品牌推广作用。2017最受消费者喜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果蔬类），多数的农产品标识还停留在初级设计阶段，未能很好地进行系统的有效设计，配色过于生硬，低级，整体外观缺乏审美。

（二）农产品品牌形象设计使用不当，卡通形象特色不鲜明

在卡通形象的选择和使用上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审美鉴别力，导致卡通形象代言并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形象设计缺乏风格性和审美性，形象设计过于单一化和脸谱化，造成很多农产品品牌形象没特色，形象的辨识度不高，产品不被大众熟悉和认可。

（三）农产品的品牌包装品质低

虽然市场上高品质的农产品众多，但其品牌形象和包装未能尽如人意，给消费者留下设计形式陈旧，缺乏设计感，包装土气、没现代感、不够环保等印象。如采用可爱、讨喜、简约而生动的卡通形象代言和包装，不仅可有效提升企业自身形象，也可以对该农产品品牌的宣传和推广起到重要助推作用。

（四）国外成熟的品牌形象

根据品牌形象的公认程度、持久性、有效性以及文化冲击力，《广告时代》评选出二十世纪的十大品牌形象，分别为：万宝路牛仔、麦当劳叔叔、贝蒂、劲量兔子、皮尔斯伯里面团娃娃、奶牛埃尔西、米其林轮胎人、杰迈玛姑妈、绿色巨人乔利、老虎托尼。其中有八家的品牌形象是虚拟的卡通形象。从这些成功的品牌形象案例中，不难看出，重视卡通形象的应用越来越多，已成为一种品牌代言趋势。它为产品拓宽了商业延展性，牢牢地巩固了消费者的忠诚度，并进一步帮助产品扩大市场占有率。

二、农产品黑皮冬瓜的卡通形象与包装设计

（一）农产品黑皮冬瓜概况

三水黑皮冬瓜是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特产，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三水黑皮冬瓜呈长圆柱形，皮色墨绿，带白色茸毛，头尾匀称，皮硬肉厚，瓜肉白色致密清香，瓜瓤少，营养丰富，还含有微量的硒，是三水传统名牌农产品之一。2016年11月2日，农业部正式批准对“三水黑皮冬瓜”实施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二）设计思路与构想

1．形象设计思路与方法遵循传统的大众审美特性，喜闻乐见，并结合当前时尚元素，设计中融入“萌”元素与可爱、讨喜的特征。卡通形象分男孩和女孩两个形象，区分性别又统一风格，着装方面，头戴冬瓜帽、身穿冬瓜裤和冬瓜裙，黑皮冬瓜颜色上进行提取色彩元素。提取黑皮冬瓜的视觉符号，瓜形呈长圆柱形，皮色墨绿，为了区分男孩女孩特征，女孩头饰加入黑皮冬瓜花期的黄色小花朵，突显小女孩可爱特质。在性格特征上，男孩采用半瓜形状的小内裤，头饰上面残缺的一角不仅体现了男孩的可爱淘气一面，还能更加贴近黑皮冬瓜的视觉特性；女孩则是瓜形的小裙和长长的类似发束的瓜藤蔓体现女孩特质。整个动漫形象本身不仅进行了造型特征的设计，同时也进行了艺术与文化特征的设计符号。为了更好地赋予形象一种性格特征，以及卡通形象后续的开发，还需对其进行身份编辑，增加卡通形象在观众和消费者心目中的认同和接受。卡通形象的身份信息，从命名、出生籍贯到生日以及朋友设定，性格特征都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这也是卡通形象世界观的建构一个重要部分，为后续卡通形象的升级甚至动画电影的制作前期铺设，通过描绘“白白”喜欢跟白坭镇的荷花姐妹玩耍来为后续还要进行白坭镇荷花节的形象设计做了铺垫。而姐姐“妮妮”的性格设定则较为内敛些，着重凸显冬瓜作为食物方面的特色，尽可能地接近佛山的粤菜文化，给“妮妮”一个美食达人的梦想。从形象到身份设定都紧紧地围绕地域文化特性和地方特色以及卡通形象本身后续的发展，不仅让黑皮冬瓜卡通形象更加的拟人，赋予孩童般的亲和力，还增添了形象的可信度以及认可度。这种卡通形象世界观的架构是不可或缺的，在贴近所要代言的产品基础之上，符合地域文化特征和习俗，只有这样才能被消费者接受，赢得更多的观众或客户。在进行农产品的卡通形象设计时应符合四个原则：第一，农产品形象与卡通形象设计定位相符；第二，卡通形象的产品特色和风格相符；第三，卡通形象与消费者心理预期相符；第四，卡通形象设计与产品包装形式相符。2．卡通形象衍生产品与包装设计根据特定的农产品进行特色的衍生产品设计和包装设计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产品销售和产品品牌化服务的。因为该黑皮冬瓜的体型较大，呈长圆柱形，重量约有几十斤重。在销售和运输过程中，都离不开搬运环节。根据这一农产品特性，在设计包装时需要特别注意，该案例采用了一种简易冬瓜包装袋的形式进行设计，采用两种搬运方式，一种是提袋式，一种是挎袋式。消费者可根据个人情况进行搬运。在材料的选择上，采用了两头为耐磨的篷布材质，为了增加包装产品的透气性，易于运输过程存储防止包装过于密闭从而使得农产品得不到空气进而腐败，故中间采用尼龙线网状连接，不仅加大了透气性而且降低了包装的成本，也有效地保护了农产品的整体形态以及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挤压情况。该包装袋可进行重复使用。包装设计与衍生产品设计中贯穿始终的是设计的定位问题，也是本案例的构思的前提和依据，本案例中的冬瓜包装设计与其衍生产品设计定位明确，冬瓜简易包装袋针对的客户群体是居家主妇则要注重包装袋的重复利用性、简易性、成本低廉、耐磨又具有时尚元素；冬瓜便当盒和餐具的概念设计针对儿童群体或时尚达人，则要凸显便当盒的可爱度，折叠开启的便捷与实用性结合，造型圆润呈冬瓜的形体构造；儿童保温杯的概念设计根据卡通形象中的“白白”和“妮妮”进行男孩杯、女孩杯分别形状设计。成人保温杯则更多地考虑时尚感和设计感，在保留冬瓜的造型基础之上进行更为性感的人形体的设计要素融入，大胆的尝试融入人体美的曲线与杯体相结合。使得整个衍生产品和包装设计有目的性、系统性，以达到吸引消费者的目的并使其产生强烈的购买行为。3．农产品卡通形象设计的前景与可复制性在国外，采用卡通形象设计为农产品代言的现象相对比较普遍，尤其是日本，不仅在农产品或海鲜产品上甚至在县级行政机构也大量采用卡通形象作为该县的吉祥物进行代言宣传。最出名的当属日本熊本县熊本熊，而国内对于卡通形象、吉祥物的代言则尚属起步阶段，这种情况跟农产品种植和经营者以及社会传统观念中对卡通形象的认识淡薄有很大的关系。国内在农产品代言方面有特色的案例，如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卡通青年作为代言“文化农业”的品牌包装理念。时尚、现代、生动的卡通形象代言农产品为品牌注入了强大的生命活力。伴随现代互联网、物联网的高速发展，各方面成功的卡通形象代言案例比比皆是，同样还会吸引各地区农产品经营者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前景十分广阔。该案例中黑皮冬瓜为原型的卡通形象有着十分讨喜的亲切感和质朴感。经过卡通化的艺术加工，卡通形象的农产品品牌更能令产品焕发勃勃生机，让人们记忆犹新。该案例具有复制性和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结语

根据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示，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构建农产品品牌形象将有利于助力农民增收、推进乡村振兴，促进产业发展。2019年11月15日，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农业农村部了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其中，广东的农产品榜上有名的有：德庆贡柑、镇隆荔枝、梅县金柚、始兴杨梅、增城迟菜心、新丰佛手瓜、台山大米、恩平大米、龙川山茶油、斗门白蕉海鲈、茂名罗非鱼、英德红茶、化州橘红、新会陈皮这14种品牌，如何让这些品牌继续深入人心，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品牌则需要进一步的品牌包装和升级，找准定位，形成有代言的卡通形象不失为一个好的突破点，如能通过塑造良好的深受欢迎的农产品卡通形象，以统一品牌形象面向消费者，融合“文化＋农业”的新型农产品品牌模式。

参考文献：

［1］国家农业农村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Z］．2021－1－4．

［2］国家农业农村部．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推进品牌强农的意见［Z］．2018．

［3］杜静怡．卡通形象设计助力农产品品牌包装与推广研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3（23）：84－85．

［4］叶军．卡通形象在品牌包装系列化设计中的应用优势［J］．包装工程，2014，35（14）：14－18．

［5］展强．新媒体背景下的农业品牌塑造［J］．新闻前哨，2019（7）：103－105．

［6］李奇．卡通吉祥物助力农产品品牌的形象与推广［J］．黑龙江粮食，2011（3）：35－36．

［7］刘婷．依托设计竞赛提升实践教学质量———以包装设计课程为例［J］．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2020，33（4）：138－139．

贡蕉范文篇5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後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至元明时代，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此文对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北宋末年亡辽後，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後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宋高宗时，葉夢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係福建路出产，虔布係江西路出产”。[16]楼钥《攻媿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綿之类，复载至汴京”。

《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後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17]

南宋後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路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18]《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19]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20]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21]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苏籀《闽中秩滿》诗说：“徑從南浦攜書笈，吉貝裳衣皁帽帷。”[22]北宋苏轼《金山夢中作》说：“江東賈客木綿裘。”[23]其弟苏辙《益昌除夕感懷》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綿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幹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綿。”[25]朱熹在信中说，“借请餘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26]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28]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30]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实为棉花取代丝麻之过渡期。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称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木棉布”。由于古书经後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元明仍旧行用“木绵”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木棉”，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芦花纫被暖如棉”之句。此後“棉”字逐渐取代了古词“木绵”。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濬称植棉之利“视丝枲盖百倍”，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丝麻与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後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後，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作为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作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于国内外，享誉全球。（原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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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诗》卷425。

[2]《全唐诗》卷425。

[3]《全唐诗》卷165。

[4]《全唐诗》卷217。

[5]《剑南诗稿》卷1。

[6]《剑南诗稿》卷69。

[7]《全唐诗》卷219。

[8]《宋会要》食货68之133——135。

[9]《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8《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

[10]《史记》卷30《平准书》。

[11]《蔡忠惠公集》卷18《论兵十事》。

[12]《宋史》卷175《食货志》。

[13]《乐全集》卷23《论国计出纳事》。

[14]《文献通考》卷4。

[15]《求实集》第11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石林奏议》卷12《堂白收买木绵虔布乞於福建江西两路出产州军和买绢内折纳箚子》。

[17]《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64。

[18]《铁庵方公文集》卷33。

[19]《江湖後集》卷7。

[20]《剑南诗稿》卷59《家居》（其三）。

[21]《剑南诗稿》卷65。

[22]《双溪集》卷2。

[23]《东坡集》卷14。

[24]《岁时杂詠》卷42。

[25]《芦川归来集》卷3。

[26]《朱文公别集》卷5《学古》。

[27]《中州集》卷8。按唐中期诗人张籍《崑崙儿》诗已有“行时半脫木綿裘”之句，见《全唐诗》卷385。

[28]《栾城後集》卷2《次韵子瞻独觉》。

贡蕉范文篇6

自三代至唐宋的三千三百年间，中原大地除栽种粟、麦、稻等粮食作物外，主要是栽种桑、柘、大麻、苎麻等。白居易《秦中吟·重赋》诗说：“厚地植桑麻，所用济生民。”[1]随着人口的繁衍，土地的垦殖，处处有绿荫蔽野的桑树和柘树，此处景象，今日已不易设想，更无以复原了。

丝麻不仅作为纺织品的原料，麻可以制作麻绳之类，丝絮是制作被褥、冬服等的原料。《重赋》诗描写“官库”内“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2]官府向民间徵收大量丝绵，即是供官员、军人作冬服之用。李白《子夜吴歌》说：“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3]就是生动地描绘一个女子为征夫赶制冬袍之情景。古时所谓布，一般是指麻布，人们用“布衣”一词形容平民百姓，是因为穷人穿不起丝织品，只能以麻布蔽体。杜甫《北征》诗说：“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4]反映在安史之乱时，其家生计艰窘，不得不将旧剩的高贵刺绣丝织物，补衲麻织短褐。陆游《霜风》诗说：“十月霜风吼屋边，布裘未办一铢绵。”[5]另一《泛舟过金家埂赠卖薪王翁》诗说：“软炊豆饭可支日，厚絮布襦聊过冬。”[6]反映当时尚可饱暖的生活水平，是麻布作面料的丝绵冬服。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踏里裂。”[7]这是指丝绵为絮的麻布被，因使用多年，“骄儿恶卧”，已丧失保暖作用。宋徽宗时设居养院，类似今日之养老院，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夏月支布衣，冬月衲衣絮被”，即“布絮衲被”。有一位一百零一岁的老人咸通“冬月给绵绢衣被，夏单绢衫袴”，[⑧]作为特殊优待。

自秦汉迄唐宋一千五百年间，丝麻维系着数千万，甚至上亿中国人的衣着、被褥等生活必需。当时固然有衣不蔽体者，但也有浪费绫罗绸缎，用之如泥沙不惜者。两者相抵，尚有部份丝绸经海路和陆路出口，驰誉古代并不发达的国际市场。丝麻自给有馀，这在技术落後的古代绝非易事。正如司马光所说：“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9]我们缅怀灿烂华夏古文明时，就绝不应当忘却成千上万史册中无名的农妇们的劳绩，她们也同样是古文明的支柱。

古代主要是男耕女织式的自然家庭经济，全国的丝麻总产量决不可能有官府的统计数字。列入官府统计者，只有赋税和财政收支。汉武帝时，曾一次“均输帛五百万匹”，[10]这正反映了当时丝织品产量之多。宋英宗时，主管财政的三司使蔡襄上奏，说一年内通过和买、徵税等途径，共收入丝麻织品8，745，535匹。[11]宋朝沿用後周之制，规定缴纳官府者，一匹紬绢幅阔2尺5分，重12两，长42尺。[12]依1宋尺为31厘米计，约折合113，866，866米。宋朝官府的布帛主要供军队和官员之用，北宋中期，禁军将士平均每年春冬发放紬绢6匹，绵12两，[13]6匹紬绢约折合78米。南宋有军士每年发放绢4匹和2匹的记录，约折合52米和26米。因为丝织紬绢不耐穿，必须每年发放。北宋人口最多时约有1亿。按1亿人的衣装、被褥、帐幔等用品估计，还须考虑到部份丝绸出口，人们的衣装盛行宽体，衣料的使用并不经济等情况，将丝麻织品依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匹估算，则丝麻织品总产量为26·04亿米。

但是，光是以纺织品尚不足以包括古代丝麻的总产量，另的丝绵之类，是不能不估计的。宋神宗时，官府两税收入中有丝绵一项，为5，850，356两，[14]按16两为1斤，1宋斤约合0·6公斤估算，约折合219吨。若以1亿人口，每人平均每年耗费丝绵4两的保守估计，丝绵年产量亦须1·5万吨。

棉花古称木绵、吉贝等，最早在新疆、云南、海南等地种植。至元明时代，棉花逐渐部份取代丝麻，成为中国重要的天然纤维作物。近年来，著名学者漆侠先生著有《宋代植棉考》，[15]指出宋朝闽广地区广泛种植木绵，吉贝布的生产已不限于海南岛，到南宋时，两浙和江南路的植棉已有推广的趋势。此文对内地植棉业发展始于元代之旧说，有所突破。本文在此基础上另外补充若干史料。

早在宋太宗时，据《宋会要》食货37之2，令川陕各州罢织各种精致丝织品上贡，“只织买绫、罗、紬、绢、駞布、木绵等”，可知西川已有棉布生产。北宋末年亡辽後，宋金两国商定每年向金输纳岁币，《三朝北盟会编》卷16《北征纪实》载：“虏人每喜南货，故虽木绵亦二万段。”後宋金对峙时，据《宋会要》食货38之41记载，“虔（州）布、木绵”等都是南方对北方的一项重要贸易物资。宋高宗时，葉夢得上奏说，“朝廷见收买木绵、虔布万数不少”，“木绵係福建路出产，虔布係江西路出产”。[16]楼钥《攻媿集》卷112《北行日录》下记载宋使赴金，“如木綿之类，复载至汴京”。

《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志》载广东路连州韩山书院廪田中有“没官木绵田，税钱四贯五百足”。这是专门的棉田，并且已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折纳税钱。正如漆侠先生《宋代植棉考》引《元典章》卷24的考证表明，至少在南宋晚期，夏税事实上已开始输纳棉布。种植不普遍，是不可能纳入官府的赋税徵收系统的。随着木棉布的的推广，自古相传的麻布即布的概念也发生变化，南宋後期的谢维新说：“今世俗所谓布者，乃用木绵或细葛、麻苎、花卉等物为之。”[17]

南宋後期的方大琮在一篇《劝织吉贝布》的文章中，提供了有趣的记录，“吉贝布自海南及泉州来，以供广人衣着”，“泉亦自种收花，然多资南花”。福建人依靠广东路生产的棉花织布，再返销广东路。方大琮说，“近闻南妇能缲，能纺以为纱，则织而为布甚易”，“敢劝织妇”，“虽不必仰泉可也”，主张自产自销，不必仰赖泉州的棉布供应。[18]《永东大典》卷7890《临汀志》记载福建路汀州的“土产”，“帛之属”有“绫、紬、布”，而布则有“苎、葛、蕉、麻、綦花、吉贝”六种。赵汝回《送卢五方春分教端州》：“中州近年栽木绵，春寒秋热气已偏。我心忧国身甚便，编排失手安足言。敌窥淮汉蹂两川，君相不得髙枕眠。古人度岭悲南迁，今人度岭如登仙。”[19]也同样反映了棉花栽种区的北移。

宋代木绵已开始成为丝麻之下的第三位天然纤维作物，但产量尚少，故被人们视为稀珍。南宋陆游《家居》诗说：“黎布敌纯绵。”他在诗下自注说：“客有遗黎布者，甚轻暖。”[20]当时海南岛黎族妇女善织棉布，便称“黎布”。棉布自然比丝绸保暖，其实却不敌“纯绵”。他的另一《天气作雪戏作》诗说：“奇温吉贝裘。”[21]其实，依今人的穿着感受，棉花袍不如丝绵袍轻暖舒适。陆游的诗还是印证了一句老话，物以稀为贵。

宋代木绵在日益推广的情势下，自然也被做成各种用品。苏籀《闽中秩滿》诗说：“徑從南浦攜書笈，吉貝裳衣皁帽帷。”[22]北宋苏轼《金山夢中作》说：“江東賈客木綿裘。”[23]其弟苏辙《益昌除夕感懷》诗：“永漏侵春已数筹，地炉犹拥木綿裘。”[24]北宋和南宋之交的张元幹诗《和杨聪父闻雨书懐》：“回思风雪围炉夜，何处联裘拥木綿。”[25]朱熹在信中说，“借请餘钱却还，尽数为买吉贝，并附来”，“但吉贝早得，御冬为幸耳”。[26]这也应是指用棉花袍御寒。金朝中期进士梁仲新《江天暮雪图》诗：“南雪不到地，霏霏满竹楼。沙河灯市里，春在木绵裘。”[27]上引史料都是指冬季的棉花袍。梁仲新作为北方人，在为南方雪景图题诗时用“木绵裘”一词，足见棉花袍已有某种普遍性。背子是宋时流行的衣装，宋徽宗时的《宜州乙酉家乘》就记载有“吉贝背子”。苏辙流放岭南时的诗作说：“欠伸吉贝重衾里。”[28]张镃《晓寝喜成》诗：“木绵衾暖足慵移。”[29]可知已有棉花作被絮者。南宋初郑刚中诗《有客致木绵椅坐为山斋之用》：“临溪汲水下蓝碧，为染吉贝包木绵。长针引线作方衲，软暖厚薄无一偏。”另有《客至木绵坐已为长韵又成四韵》诗：“就温嫌冷性同然，况是冬深凛冽天。莫讶尘生杨绾席，都縁坐少席文毡。感君四坐平分暖，为我长针细衲绵。”[30]这是用木绵做椅垫。

总之，宋、元、明三代实为棉花取代丝麻之过渡期。东汉时的《说文解字》尚无“棉”字，隋代《广韵》卷2的仙韵下始有“棉”字，释义为“棉也，又木绵树名”。木绵树是一种树，与棉花完全不同。如前所述，宋代一般称棉花为木绵或吉贝，但如《铁围山丛谈》卷5也称“木棉布”。由于古书经後人辗转传抄或翻刻，或有窜改，故“木棉”与“木绵”两词开始通用的时限不易确定。元明仍旧行用“木绵”一词，如《至元嘉禾志》卷6，《农桑辑要》卷2，王祯《农书》卷36等都称“木棉”，成廷珪《居竹轩诗集》卷2《夜泊青蒲村》有“芦花纫被暖如棉”之句。此後“棉”字逐渐取代了古词“木绵”。生活在明朝前半期的丘濬《大学衍义补》卷22说，在元初，植棉业推广至陕西，“至我国朝，其种乃遍布於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其利视丝枲盖百倍焉”。

在西方历史上，曾出现棉花排挤羊毛和亚麻的情况。这是植棉所需劳动量少，价格低廉之故。有人甚至认为，棉花是近代文明的奠基石之一，因为使世界为之改观的工业革命，即是从棉织业发轫的。中国出现棉花排挤丝麻的情况，其时间也较西方为早，除了相同的原因外，棉织品比丝织品坚韧耐穿，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丘濬称植棉之利“视丝枲盖百倍”，虽为夸张之词，却不无道理。

丝麻与棉花易位可能是更晚的事，此後中国丝绸产量锐减，产区狭小，已不能恢复古代之盛观。宋时棉花和棉织品尚为稀世之珍，自明以後，丝绵和丝织品反而成为稀世之珍。所可庆幸者，曾作为中华古文明重要标志之一的丝绸，衰而不失传，至今仍作为一种名贵的衣料，行销于国内外，享誉全球。（原载台湾《历史月刊》第3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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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唐诗》卷425。

[2]《全唐诗》卷425。

[3]《全唐诗》卷165。

[4]《全唐诗》卷217。

[5]《剑南诗稿》卷1。

[6]《剑南诗稿》卷69。

[7]《全唐诗》卷219。

[8]《宋会要》食货68之133——135。

[9]《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8《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

[10]《史记》卷30《平准书》。

[11]《蔡忠惠公集》卷18《论兵十事》。

[12]《宋史》卷175《食货志》。

[13]《乐全集》卷23《论国计出纳事》。

[14]《文献通考》卷4。

[15]《求实集》第11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石林奏议》卷12《堂白收买木绵虔布乞於福建江西两路出产州军和买绢内折纳箚子》。

[17]《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64。

[18]《铁庵方公文集》卷33。

[19]《江湖後集》卷7。

[20]《剑南诗稿》卷59《家居》（其三）。

[21]《剑南诗稿》卷65。

[22]《双溪集》卷2。

[23]《东坡集》卷14。

[24]《岁时杂詠》卷42。

[25]《芦川归来集》卷3。

[26]《朱文公别集》卷5《学古》。

[27]《中州集》卷8。按唐中期诗人张籍《崑崙儿》诗已有“行时半脫木綿裘”之句，见《全唐诗》卷385。

[28]《栾城後集》卷2《次韵子瞻独觉》。

贡蕉范文篇7

一

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经济尤其是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历史时期农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在生态环境诸因子中，气候条件及其变化是原发性要素，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影响着植被、土壤和循环状态，奠定着特定时期生态环境的基点。

根据历史气候学的研究，两汉时代正处于大理冰期结束以后的第三个温暖期。这一时期起于公元前800年左右，止于公元200年左右，高于现代的年平均气温1℃-2℃。这种气候的特征，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找到佐证。

从植物分布变迁方面看，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气温上升，南方亚热带与暖温带植物纷纷北上。以竹为例，目前大面积的竹林基本上不超出长江流域，而在当时，竹子的生长区域却超过了北纬46度，黄河流域分布着数量众多的大面积竹丛。比如，春秋时的淇水一带，竹木巨大成荫，连延不绝。《诗经·卫风·淇奥》咏道：“瞻彼淇奥，绿竹猗猗”；“瞻彼淇奥，绿竹青青”；“瞻彼淇奥，绿竹如箦。”到汉代时期，这一带仍然竹木繁茂。西汉元封二年，黄河决口，武帝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河，即以“下淇园之竹为楗”；[1]（《河渠书》）西北地区也是广有竹林，《山海经·西次二经》即记六盘山一带：“其木多棕，其草多竹，泾水出焉。”《史记·河渠书》亦记：“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当时的关中地区，同样是竹林众多，在《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曾言：“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司马迁所言“渭川千亩竹”[1]（《货殖列传》）、班固所言“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2]（《地理志》）更是脍炙人口。春秋战国与两汉时代竹简的盛行，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当时竹木分布的普遍。

除了竹林之外，其他一些暖温带、亚热带植物的北移也十分引人注目。如《诗经》中屡屡在北方出现关于“梅”的诗篇。《召南》之“摽有梅”，地域当在当时的雍梁之地；《秦风》之“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其地域应在秦岭山脉。另外，《陈风》有“墓门有梅，有鸮萃止”，《曹风》有“鸤鸠在桑，其子在梅”，该两国地域均在兖、豫之地，即今河南山东一带。而梅树的下限温度为-14°，因此当时平原中部冬季最低温度比现在要高。[3](P15)

值得注意的是，梅为长江流域的原产，何以在春秋时代大面积地出现于北方？对此，历代经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对《诗经》中的“梅”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如明末大儒王夫之在其《诗经稗疏》中，曾经引经据典，对“有条有梅”解释道：“条有两种：一则《毛传》所云槄也。《尔雅》：槄，山榎。榎，今谓之楸，似梓，至秋垂条如线，故谓之条。一则《尔雅》所云‘柚’、‘条’，郭璞注谓似橙实酢，生江南者。梅亦有二：一则今之所谓梅，冬开白花，结实酸者；一则《传》所谓柟，今西川所出大木，大数围者，乃似橙之条，出湖、湘、闽、粤，而梅花唯江南多有。”

王夫之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低温期，所以他认为“似橙之条”与梅均出自江南岭表，这应当是正确的，但他又以此为据，去诠释千余年前处于温暖期的《诗经》中的记载，这就有些失之偏颇了。他是这样诠释“有条有梅”的：“此《诗》云‘终南何有’，又云‘有纪有堂’，皆遥望之词，非陟终南，而历历指数之也。则条、梅皆非树名，梅当与枚通，小树之枝曰条；其茎曰梅。盖秦山无树，但有灌莽郁葱而已。望终南者，遥瞩其山阜之参差，远颌其荆榛之苍翠，以兴望君而韵慕之词。故曰：其君也哉，亦遥望而赞美之也。”这一推论显系公羊手法。其实，《诗经》本身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梅，就是江南之梅，开花结实，可以食用，而且时人以梅之开花结实作为男女求婚的时节，亦可见梅树的种植普遍。如《召南·摽有梅》所云：“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由“其实七兮”到“其实三兮”到“顷筐塈之”形象地道出了梅实熟落的过程。为何可以把梅诠释为“小树之茎”？“有条有梅”之条亦然，王夫之已引古人注，谓条或柚或楸。但因不产于北方，又推论条即小树之枝条，亦属大谬。“有条有梅”相对而言，梅为杨梅，条则为柚。许慎《说文》亦明确指出：“柚，条也，似橙而酢。”

实际上，直到汉代，桔与杨梅依然可以在关中种植，而且，除此两者外，还有柑橘、橙、枇杷、荔枝、龙眼（桂圆）、香蕉（甘蕉）、槟榔、橄榄、留求子、蜜香树等多种南方作物在关中落户。《三辅黄图》卷三《扶荔宫》曰：“扶荔宫，在上林苑中。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西京杂记》卷一说：上林苑有“梨十（种）……枣七（种）……梅七（种）……枇杷十株，橙十株……桂蜀漆树十株”。司马相如在《上林赋》中曾对此也有详细描述：“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亭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遝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

从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看，在这一历史时期，其南线出现北移现象。据有关专家研究，当今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的南界大体上东起连云港附近，经商丘北跨黄河，沿黄河北侧高地西伸，这条线以北的河流每年都有隐定的封冻现象。但在春秋西汉时期，河流冬季稳定封冻线北移大概至今山东曲阜一带甚至再向北一些。[3](P15)据《左传》、《汉书·五行志中之下》记载，在关中地区及曲阜、洛阳地区，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成公元年（前590）、襄公二十八年（前545）、汉武帝元狩六年（前107）昭帝始元二年（前125）都有“无冰”记载；《后汉书·五行志二》也云：“庶征之恒燠，《汉书》以冬温应之。中兴以来，亦有冬温，而不记录云。”李贤注引《管子》曰：“冬不冰也。”而河流封冻要比河边出现冰情所要求的冬季温度还要低。这种气候状况与梅树所指示的情况基本吻合。

另外，这一时期，渤海湾地区还出现大范围的海侵现象，据有关专家考证，这与当时气候之温暖不无关系。《汉书·沟洫志》记载：“王莽时，征能治河者以百数……大司空掾王横言：‘……往者天尝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谭其骧等专家认为，王横所言，乃是发生在西汉中期的一次大海侵。其“九河之地”相当于今渤海湾西岸的天津、宁河、宝坻、武清、静海、黄骅六县市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即这次海侵的范围大体在海河平原上海拔四米的等高线附近，方圆数百里。直到东汉中叶以后，海侵地区的海水才渐渐后退；东汉末年，海陆形势基本恢复到海侵以前的局面。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因而这一地区出现了西汉中叶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存在年代上的中断现象；而且在这一区域的七里海北岸大海北村的汉代文化层内发现大量的孔虫壳体，其组合可能代表一个稳定的沼泽湖环境。[4]这些都表明，温暖、多雨是当时气候的一个重要特色，王横所言“天尝连雨，东北风”，当不是孤立现象。

由上所述，我们不仅对汉代的气候条件有了初步的把握，而且还可以注意到这种气候条件已经对这一时期植物的生长与分布发生了重大影响。同样，它对于其他生态因子诸如植被、土壤、水资源以及农作物布局、产量等乃至生产方式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

二

两汉时气候条件的相对温暖，带来了降水的充沛，水资源的丰富，而且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植被与土壤结构也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气候的温暖可以直接提高一个地区的降水水平，所以，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时代，有关大雨、霖雨、淫雨的记载不绝于史。如《汉书·五行志》记载：“文帝后三年秋，大雨，尽夜不绝三十五日。”“昭帝元年七月，大水雨，自七月至十月。”“元帝永光五年夏及秋，大水。颍川、汝南、淮阳、庐江雨，坏乡聚民舍。”“成帝建始三年夏，大雨，三辅霖雨三十余日，郡国十九雨……秋大雨三十余日；四年九月，大雨十余日。”《后汉书·五行志一》也记载：“和帝永元十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皆淫雨伤稼。安帝元初四年秋，郡国十淫雨伤稼。永宁元年，郡国三十三淫雨伤稼。建光元年，郡国二十九淫雨伤稼……”各帝纪中尤其武帝以后诸帝纪对大雨的记载也是不绝如缕。丰富的降水，一方面会造成“山谷水出”，河流溢满，致使水灾；但另一方面也使水利资源相对充沛。我们还是以关中为例。班固《西都赋》言此地“决渠降雨，荷臿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杜笃在《论都赋》中也写道：“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太平御览》卷八二一所引王朗《上求正贷表》言：“昔在两京，有鄠杜膏腴之饶，池阳谷中之利，泾渭三川之水，郑国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并亩，至今号为陆海。”俨然一派水乡景象。当然，这并不是文学家们的夸张与铺衬，关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亦然。两汉时代，关中地区可以说是河网密布，水源众多，长安附近，八水环绕，有泾、渭、灞、浐、丰、镐、涝、潏。以泾水为水源修建的郑国渠、白渠，有灌溉能力为4.45万顷。如《通典》卷一七四云：“秦开郑渠，溉田四万顷，汉开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关中沃衍，实在于斯。”而目前泾水最大月份的水量，却只能灌溉50万亩。

其他地区亦多如此。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与黄河相连的河流就有南岸的济水、浪汤渠、汳水、汴水、涣水、沙水、洧水、获水、睢水、涡水、鲁渠水、濮渠水、漯水、笃水河等；还有北岸的汊道、屯氏河、屯氏别河、张甲河、鸣犊河等；下游地区鸿沟以来，泗济以西，江淮以北，大河以南，共有较大的湖泊140多个。黄河水系以外，北方还有其他水流系统，如山东南部地区即有沭水、汶水、泗水、沂水、桐水、南梁水、潡水、承水、祖水等。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又向人们揭示了这一地区数十条不见文字记载的古河流，为土地灌溉提供了充足的水源。汉代的湖泊陂泽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据统计，《水经注》记载的大小湖泊仅在黄淮海平原地区就有190个之多。正因为这一时期有丰富的水利资源，所以，灌溉工程格外发达。《史记·河渠书》对武帝时的情况有一概括的记载：“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巨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为溉田，各万余顷。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气候的温暖与湿润，也为两汉时期森林植被以及土壤状况能处于一种良性的自然循环状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可以看一下同期的山东与关中。据有关专家分析，春秋战国时代，山东地区木本植物孢粉比重增至30%-58.5%，森林植被是以阔叶树为主的针阔叶森林，主要树种有栎属、栗属、榆属、桦属、鹅耳杨属、桑属、枫香属、胡桃属、枫杨属等多种乔灌木混交。当时山东的森林面积约有7万平方公里，覆盖率为46%。如《禹贡》所言：兖州“厥草惟繇，厥木为条”，徐州“草木渐包”。《孟子·滕文公上》也说，这一地区“草木畅茂，禽兽繁殖”。经春秋以来的开发，到两汉时代，虽然自然森林面积逐渐减少，但经济林木与经济植被即人工再生林及次生植被却形成规模，像“齐鲁千亩桑麻”，“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荻”，[1]（《货殖列传》）以及“曹、卫、梁、宋，采棺转尸……邹、鲁、周、韩藜藿蔬食”，[5]（《通有》）等等，都很有特色。正因为如此，才会对这一地区有“膏壤千里”之誉。对此，史念海先生曾分析道：“兖州的坟土为什么为黑色，这是由于兖州森林草地最多，草木旺盛，土壤中腐植质也相应的增多，所以在《禹贡》中，兖州之土为上中。”[6]（《河山集三·战国至唐初太行山东经济地区的发展》）这是两汉时代山东经济繁荣的重要条件。

居于兖州之上的是雍州之土，为上上，其原因也在于森林草木植被的完好，司马迁即言“山西饶材、竹、穀、纑、旄、玉石”。司马贞索隐：“穀，木名，皮可为纸；纑，山中苎，可以为布，今山间野苎。”司马迁又言：“燕、秦千树栗”；“渭川千亩竹”。所以，“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1]（《货殖列传》）东汉班固的记载更是清楚，他说：关中“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2]（《地理志》）又言长安之地“其阳则崇山隐天，幽林穹谷，陆海珍藏，蓝田美玉。商、洛缘其隈，鄠杜滨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属，竹林果园，芳草甘水，郊野之富，号为近蜀”。[7]（《西都赋》）东汉杜笃的《论都赋》亦言：“滨据南山，带以泾渭，号曰陆海，蠢生万类。楩楠檀柘，蔬果成实。”据史念海先生考证，秦汉时吕梁山、秦岭、崤山、首阳山、邙山、中条山、太岳山、析城山、黄龙山、嵩山、太行山、王屋山等山区，都覆盖着大片森林。[6]（《河山集二·历史时期黄河中游的森林》）

三

气候的温暖与温润改变了以往的作物布局，扩展了各种作物的种植空间。在植物方面，前已详述，此不赘述。就农作物来讲，以水稻为例，水稻为喜温喜水作物，产量较高，由于气候的温暖，水利的兴盛，两汉时代的水稻种植面积大大扩展。

水稻原产于南方，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即陆续北传，春秋温暖期到来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诗经·鲁颂·宓宫》云：“有稻有秬。”《唐风·鸨羽》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稻粱，父母何尝？”《小雅·白华》亦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七月》云：“十月获稻。”战国时代，中原地区稻作生产已占有一定的地位。《战国策·东周策》记道：“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苏子谓东周君曰：‘臣请使西周下水，可乎？’乃往见西周之君曰：‘君之谋过矣，今不下水，所以富东周也。今其民皆种麦，无他种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为下水，以病其所种。下水，东周必复种稻，种稻而复夺之。若是，则东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于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纵横家之言，固然不可全信，但由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东周一带应当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稻田，所以，当西周不下水时，才会“患之”。我们还可以看出，或有相应的水利，东周境内可以普遍种稻，正因为此，苏秦才会建议西周下水，待东周种稻后，再以水源控扼其命运，“令一抑西周”。

两汉时代，北方的水稻种植依然在发展中。从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看，北京黄土岗，河南洛阳西郊、辉县城北、洛阳烧沟以及江苏徐州奎山等地，都先后有稻谷出土，许多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稻作区。如关中一带，内史所掌握的公田中，即以稻作为主，据《汉书·沟洫志》记载，“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武帝曰：“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今内史稻田租挈重，不与郡同，其议减。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徭行水，勿使失时。”民间种植也很广泛。汉武帝微服外出狩猎，“驰鹜禾稼稻粳之地，民皆号呼骂詈”；[2]（《东方朔传》）直到东汉时代，关中仍然“畎渎润淤，水泉灌溉。渐泽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亩价一金”。[8]（《杜笃传》）“粳黍稼穑之所入，不可胜算”。[9]（《京兆樊惠渠颂》）河北一带亦然，早在魏襄王时代，史起为邺令，即引漳水溉邺，广植水稻，民歌之曰：“邺有贤令兮为史公，决漳水兮灌邺旁，终古舄卤兮生稻梁。”汉哀帝时，待诏贾让主张治河北水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若有渠溉，则盐卤下湿，填淤加肥，故种禾麦，更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2]（《沟洫志》）东汉安帝时，大力发展水稻生产，“河内好稻……地产不为无珍也”；[10]（《冀州论》）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今北京顺义县东北）开稻田8000余顷。这是汉代水稻种植的北界。在黄河以南的中原地区是汉代北方著名水稻产区。如东汉初山阴太守秦彭“兴起稻田数千顷”。[8]（《岑彭传》）东汉末，夏侯淳在陈留、济阳间“率将士劝种稻”。汝南一带更是“鱼稻之饶，流衍他郡”。[8]（《邓晨传》）

由于水稻种植的扩大，两汉时代的北方地区已掌握了比较系统的稻作技术，并较南方更早地进行了归纳与总结。出现于北方的《氾胜之书》与《四民月令》，可视为西汉与东汉的两部代表著作。这两部著作，对水稻种植技术的主要环节都有记载，如对于播前整地，《氾胜之书》指出：“种稻，春冻解，耕反其土。”“种稻，区不欲大，大则水深浅不适。”对于播种，北方地区已掌握了不同品种的不同时节，《氾胜之书》云：“三月种粳稻，四月种秫稻。”《四民月令》也云：“三月……时雨降，可种粳稻。”对于播种量，《氾胜之书》也指出：“稻，地美，用种八升。”这也可以告诉我们，西汉时代，水稻种植尚为撒播，亦即直接播种。不独北方如此，南方地区亦未见到移苗插秧的记载，一些地区画像砖上的播种方式也是撒播。到东汉时代，北方与南方共同出现了插秧技术，《四民月令》五月所记：“是月，可别稻及蓝。”是我国农作文献中首次对这一技术的记载。与此同时，南方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上也出现了有关内容，如广东佛山澜石出土的水田模型中，就有农夫插秧的形象；贵州兴义出土的水田模型中，也刻画出了整齐的禾苗，显然是插秧的结果。这也表明，北方地区的水稻生产技术，因种植面积的扩大，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由于气候的温暖，使粮食的耕种时间大为提前，如《氾胜之书》记：“冬至后一百一十日可种稻。”“立春后，土块散。”“三月种粳稻。”据专家推算，这要比目前关中地区耕种的时间提前约一个物候或一个节气。这对农作物的生长乃至产量影响较大。

气候变化对于农产量的影响对于高纬度地区，亦即我国北方地区的农作物产量更为直接。张家诚先生曾经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气温每下降1℃，粮食单位产量就会比常年下降10%；同样，年降水量每下降100mm，单位面积粮食产量也会下降10%。[12]而低纬度地区则影响不大。吴慧先生曾认为，如统一以今亩计算，秦汉时代的平均亩产量为132公斤，东晋南朝为125.35公斤，较前朝下降2.84%，这主要来自纬度较高的长江以北地区，以种植水稻为主的长江以南地区，水稻亩产量反比秦汉上升了5.2%。北朝时代的平均亩产为128.8公斤，较之秦汉下降2.48%。而唐代的粮食产量则直线上升，较之汉代，增长了26.6%；较之南北朝，增长29.66%。

余是非先生所考订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粮食亩产量的变化起伏要高于上述结果。他认为，曹魏与两晋时代，粮食亩产较之两汉下降1.5%；北朝则下降13.3%；隋唐较之南北朝又上升了1.3%。[12]这与气候的变化趋势亦相吻合。

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两汉时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产生了连锁反应。从关中、关东地区来看，当时的生产经营方式总的来说不是单纯的经营农业，而是兼顾林、牧、副、渔诸业，这从当时的史料记载中便可看出。就畜牧业来说，即使以农业为主的中原关中地区当时农牧兼营比较突出。如齐人卜式，“以田畜为事……羊致千余头，买田宅”；[2]（《卜式传》祝鸡翁，洛人，有鸡千余头；[13]（《祝鸡翁》）宣曲任氏“力田畜”，“富而主上重之；”；关中桥姚“有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粟以万钟计”；[1]（《货殖列传》）陈广汉除有大量的田产外，还有“千牛产二百犊万鸡将五万雏，羊豕鹅鸭，皆道其数”。[14]（《卷四》）马援“在上林苑，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8]（《马援传》）这些与董仲舒所说的“多其牛羊”、“广其田宅”，[2]（《董仲舒传》）仲长统所说的“马牛羊犬，山谷不能受”，[8]（《仲长统传》）都是典型的农牧兼营的豪强。另外，从一些名人曾从事放牧业，如淄川公孙弘“放豕海上”，[2]（《公孙弘传》）梁鸿“牧豕上林苑”，[8]（《梁鸿传》）济阴孙期“牧豕于大泽中”。[8]（《孙期传》）从民间祭礼中“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中者“屠羊杀狗”，贫者“鸡豕五芸”；从济南王康拥有“马千二百匹”、外戚马光仅腊日用羊即达三百头，可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中原关中地区畜牧业之发达。

由于水利资源丰富，汉代养殖业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当时一方面出现许多大面积养殖区，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说“水居千石鱼陂……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凡生产“鲐鱼千斤，鲰千石，鲍千钧”者，可比千乘之家；东汉的樊宏家“池鱼牧畜，有求必给”。[8]（《樊宏传》）另一方面，当时的水田陂塘也往往实行多种经营，将稻作、养殖、种藕等诸项有机地融为一体，农、渔、副兼顾，一举多得，这种现象我们从出土的汉代陂塘模型中便可看到。如在1978年在陕西勉县发掘的四座东汉墓中，出土了塘库农田模型一件，陶陂池一件，方形塘库三件。所出塘库农田模型为长方形，塘库与稻田连为一体，中有一坎相隔，塘内有螺蛳、蛙、鳖、鱼；陶陂池是一独立的蓄水设施，池内分布有荷叶、莲包，有鱼、虾、鳖、鱼、螺、龟，池坎上还有鸭子；另外三件塘库模型也分布有上述物品。又如，1977年在四川峨眉县东汉砖墓中出土的石塘库农田模型，右边为塘库，塘中有鸭、虾、蟹、螺等，左方为两方农田；在通往农田的水口处，还置有竹笼，以防鱼虾进入田中。四川成都天回山出土的东汉陶水塘，中以高堤相隔，右塘有荷花、鱼、鸭和小船，左塘为鱼池，池内有两条大鱼象征着养殖业丰收。[15]

经济作物作为农业生产的一部分，在汉代得到长足的发展。其种植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品种之多，都是前后诸朝所不能比拟的。据《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带有商品生产性质的园圃，栽种量往往以“千树”、“千畦”、“千亩”、“千石”、“千种”、“千章”、“万个”、“千斗”计；各种园林比比皆是，两汉史籍中诸如“柚之乡”、“果布之凑”、“枣粟之饶”、“园圃之利”、“千亩桑麻”、“千亩姜韭”、“千亩竹”、“千亩卮茜”、“果菜千钟”、“桑麻铺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不绝于书。各豪强庄园的经营多是以农业为主，兼营其他。如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陂池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16]（《比水》）陈广汉家除种植一般农作物外，还有藷蔗二十五区，蹲鸱三十七亩，有果蓏肴蔌[13]（《卷四》）等等。各小农小户们也如班固所说：“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2]（《货殖传》）由于种植环境的良好，加上技术的提高，经济作物的种类也大大增加。西汉的蔬菜，见诸记载的就有36种之多，《四民月令》所记庄园中仅蔬菜就有20余种；检《西京杂记》卷一所载，当时果树种类梨有10种、桃有10种、枣有7种、李有15种、梅也有7种之多。

汉代这种以农业为主，兼顾牧、副、渔诸业的生产模式，反过来又为水土保持及生态环境起到维护和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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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葛洪.西京杂记[M].四库全书本.

贡蕉范文篇8

20世纪迄今，国内学界围绕《列子》一书展开的研究涉及辨伪、思想、语言、文学等诸多方面。统而观之，在关于《列子》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学界已经对《列子》研究的学术史、研究方式、研究阶段及其特征等做了颇为细致而中肯的考察和总结，并对将来《列子》的研究趋势和方向做出初步预测。该方面的代表有管宗昌的《〈列子〉研究综述》《〈列子〉伪书说述评》。类似的著作还就先前学人们的辨伪成果集中提出了很多的疑问，这些问题也将促进当下《列子》研究进行积极而深刻的反思。整个20世纪，国内关于《列子》的研究，其过程具有较为明晰的阶段性特征，笔者在汇总和梳理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将之进一步整合，大致情形如下:1920年以前是第一阶段。国内这一时期《列子》研究可略分两派:一为校勘派，一为思辨派。前者主要代表有章太炎、于鬯、陶鸿庆等，他们以传统小学为根坻，从文本本身出发，订正语词脱衍，校勘字句讹误，以疏解现存文本中的疑难费解之处。稍后又有王重民、王叔岷、胡怀琛等人继续对是书展开校释补正。此种研究理路实际上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中期，当代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正是该派承续和影响下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后者则以梁启超、杨文会、陈黻宸等为领军人物，侧重于阐发原著中的思想意蕴。尤其是他们在黄震、朱熹等人的影响下，普遍认为《列子》一书中有若干明显涉及佛教教义的内容。此派的代表著作为杨文会1917年金陵刻经处出版的《冲虚经发隐》。可以说，此阶段是《列子》研究从古典跨入近代后研究路径的拓展、分野期，更是近现代研究的奠定期。1920年到1960年左右的四十余年是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疑古风气盛行，受此影响，考辨今本《列子》的真伪成为“列子”研究的焦点问题。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或论文有: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吕思勉《列子题解》、马叙伦《〈列子〉伪书考》、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陈旦《列子•杨朱篇伪书新证》、刘汝霖《周秦诸子考》、陈文波《伪造〈列子〉者之一证》等。这也促使了后来的一些学者如任继愈、李泽厚等曾致力于此。除众家的辨伪成果以外，该阶段在阐释《列子》一书的思想时也有所创新，较典型者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种创新之处在于将《列子》一书置于现代哲学史的范畴内展开论述，而非以传统概括方式进行较为模糊化的处理，局限于将其内容与佛教教义作对照和印证。这也带动了随后的冯友兰、刘大杰、容肇祖、牟钟鉴等学者运用现代哲学观念对《列子》的思想进行梳理、归纳。总之，这一阶段的学术新变特征非常突出。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此阶段的前期，国内大陆方面学术研究相对停滞，而台湾地区的相关研究仍持续发展，从《列子》文献梳理到考证辨伪再到思想内容的总结，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对原书文学艺术价值的探究也渐次展开。1972年，严灵峰出版了《无求备斋列子集成》(该书初版由台北艺文印书馆1972年出版，后再版改称《列子集成》)，该书融汇了各种《列子》版本及其研究论著，对研究《列子》贡献巨大。萧登福、周绍贤等则对《列子》文本蕴含的思想重新做了阐释。20世纪80年代大陆的《列子》研究日渐复苏并发展。张永言《从词汇史看〈列子〉的撰写时代》一文正如其题目所张，是依据语用学和语词演变的历史来为文献断代。类似作品还有刘禾的《从语言的运用上看〈列子〉是伪书》、马振亚的《从语言的运用角度对〈列子〉是托古伪书的论证》等。对众家学者的“伪书说”进行系统汇总的著作则有马达的《〈列子〉真伪考辨》，此文颇具标志性与示范性。到了20世纪90年代，“非伪说”声势渐大，主张此说的代表学者及其著作有:许抗生《〈列子〉考辨》、陈广忠《为张湛辩诬———〈列子〉非伪书考之一》、胡家聪《〈列子〉是早期的道家黄老学著作》、管宗昌《〈列子〉中无佛家思想———〈列子〉非伪书证据之一》等。总体来看，这一阶段可称作“深化、反驳、进阶期”，研究成果不仅反映在考辨《列子》真伪的最新例证和前沿动态上，更集中体现在对其思想性的发掘愈发深入、理性、系统化。这种思想价值的探讨，又突破了《列子》原书思想研究视角的局限，而进阶到对该书早期注者张湛的思想的探究。但是，真正从语言文学方面来关注《列子》的著作和论文依旧凤毛麟角。20世纪80年代曾有一些学者讨论过《列子》的寓言艺术，如戴小实的《〈列子〉寓言故事的艺术》，但影响十分有限;20世纪90年代探讨这一问题的作品略多一些，有陈建初的《〈列子〉反义词综论》、傅正谷的《〈列子〉梦理论与梦寓言述评》、章沧授的《〈列子〉散文多面观》等。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钱锺书在其《管锥编》中于总结历代众家观点之基础上对《庄》《列》各自语言艺术与文学特色的精辟分析。进入21世纪，关于此方面的学术著作才日渐丰富起来。如杨漪柳《论〈列子〉对〈庄子〉寓言的运用》、王利锁《〈庄子〉〈列子〉重出寓言故事辩议》、王东《从词汇角度看〈列子〉的成书时代补证》、马振方《〈列子〉寓言文体辨析》、袁演《〈列子〉寓言的叙事分析》、高其伦《〈列子〉寓言类编与研究》、杨学东《〈列子〉寓言研究》等。这类作品的持续增多表明，《列子》本身的文学性问题正在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越发强烈的重视，这对新时期的《列子》研究无疑是有着重要启迪意义的。但是上述文章的特色是研究重心大都放在寓言文体上，多借助于语词手段，属于本体、个案研究的范畴。笔者认为，欲不断推进该项研究，还应拓宽路径，以宏观视域来把握其文学影响，将其置于文学史、文化史中做过程论、生成论范畴的梳理与比较研究，以展开阐发和例证方才更为健全完善。再看国外，20世纪《列子》的研究群体主要集中于日本和西方学界。近代初期，凭借较为深厚的汉学积淀和较高的汉学研究水平，日本学界涌现出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作品。1897年，毛内千古发表了《列子の哲学》系列论文凡八篇，其文成功地引进了西方哲学概念，从而使得其对《列子》一书哲学思想的梳理和提炼更为全面和系统。这种方法的运用也给中国学界给来了启示，1921年我国学者傅铜在其《〈列子〉书中之宇宙观》一文中就运用了现代哲学概念去阐释原书的宇宙观。日本从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列子》研究方面的突出人物有武内义雄、三上诚治郎、小林胜人、天野镇雄、山口义男等人，而诸人的研究成果也基本集中于考证辨伪和思想阐释方面。如武内义雄作《先秦经籍考•列子冤词》强调“非伪说”，并逐条批驳马叙伦的观点。此后，日本的《列子》研究便渐渐走向了相对沉寂。但即便如此，相较而言，西方《列子》研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及日本。西方学界的代表性成果有:1887年巴尔弗•弗雷德里克在《中国要籍解题》(ChineseScrapbook)上介绍了《列子》和列子其人，并把《列子》的真伪问题和思想价值联系起来开展研究;1893年福柯•安东发表了《杨朱享乐主义与列子泛神论思想的关系》(YangZhutheEpicureaninhisRelationtoLieh－tzuthePantheist)，1912年又发表了《杨朱的纵欲观》(YangZhu’sGardenofPleasure);1912年，英国翟林奈出版了《列子译注》(TaoistTeachingsfromtheBookofLieh－tzu:TranslationfromtheChinesewithIntroductionandNotes)一书;1960年葛瑞汉则翻译了《列子》(TheBookofLieh－tzu)全书;而在美国，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学者顾立雅和卜德才发文探讨《列子》的真伪问题。总而言之，《列子》的关注度在西方汉学界较低，研究面也比较狭小，研究深度更难及日本学者。在国外这些著述与研究中，深论《列子》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更可谓寥若晨星。从上述回顾可以看出，20世纪到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列子》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主要集中于真伪考辨和思想阐释方面，对《列子》本身文学性及其影响的关注则相对欠缺，使得关于该书语言艺术与文学价值的研究呈现出一种疏离化的样貌。事实上，现存《列子》的文学成就是相当突出的。

二、今本《列子》的文学性探讨及其文学艺术成就

暂且悬置对《列子》一书真伪问题的争议，仅就现今传世的《列子》文本而言，可将其视为一部兼具古代小说特质的优秀文学著作。鲁迅曾提出，先秦诸子之作，“文辞之美富者，实惟道家”［1］，这是对包括《列子》在内的所有道家经典的文学特征的整体概括;钱锺书也对《列子》给予过“固众作之有滋味者”［2］467的评价;当代为该书作译注的严北溟则从一位专业翻译、注解者的角度肯定它“不仅具有较高的理论思维水平，更有着相当的文学价值”［3］。其实历史上，《文心雕龙》的著者刘勰在南朝时就已经直接对《列子》不吝溢美之词了:“列御寇之书，气伟而采奇。”［4］但是长期以来，学界似乎因过多地褒赏、诠释《老子》《庄子》作为道家著作的代表性和具有艺术美的典范性，又被《列子》的辨伪考证问题所纠缠，从而遮蔽并忽视了该书“文辞之美富”的魅力与价值。具体而言，《列子》一书在探讨天地万物、人的生命与命运以及梦幻、养生、规律、变化等概念和问题的过程中，从古代神话传说、庄文屈骚里汲取了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吸收了浪漫主义的艺术精神，并将艺术想象、哲学思考与文学手法自然糅合，进而赋予了这种过程飘逸而奇幻的色彩。《黄帝》篇中的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神人居于列姑射山，《周穆王》篇中的“周穆王与化人西游”“古莽之国与阜落之国”“樵夫寻鹿”，《汤问》篇中的偃师献倡等寓言和故事，都具有明显的虚构性甚至是传奇性，在对它们进行书写和表现时，作者充分展开想象力，使得整个故事离奇却完整、曲折而动人，并且合乎情理。例如，周穆王这个人物本来是历史真实存在的，他是西周中期在位时间很长的一位君主，他的事迹较早地见载于《尚书》《穆天子传》《竹书纪年》之中［5］，但自那时这个人物就已开始被文学演绎了，其流传也主要以神话传说为载体。可以说，后世对他的文学书写已然超越了历史记载。《列子》便很好地继承了该人物的这一特点，他在书中多次出现，每次都有着颇为奇幻的经历，是一位重要的见证者和参悟者。再如《黄帝》篇中的“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这与《庄子》里“庄周梦蝶”的情形、感受和境界何其相似!加之书中所营造的神秘主义氛围，更可见出该书受到了诡谲雄奇的楚文化影响，或者说延续了发扬于陈楚的道家文化的一贯文风。清末的刘熙载在其《艺概•文概》里曾总结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6］这事实上反映出《列子》与《庄子》在风格和地位上的近似，而且二者共同构成了文学史上一定时期的创作特色与接受偏好。如此一来，《列子》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及其文学艺术成就就更值得玩味和探究。上文提到过，钱锺书先生曾经在其《管锥编》中给予《列子》中肯的评价，尤其是在文学方面:《列》固众作之有滋味者，视《庄》徐行稍后。《列》之文词逊《庄》之奇肆飘忽，名理逊庄子精微深密，而寓言之工于叙事，娓娓井井，有伦有序，自具一日之长，即或意出挦撦，每复语工熔铸……使《列子》果张湛所伪撰，不足以贬《列子》，只足以尊张湛。魏晋唯阮籍《大人先生论》与刘伶《酒德颂》小有庄生风致，外此无闻焉……能赝作《列子》，其手笔驾曹、徐而超嵇、陆，论文于建安、义熙之间，得不以斯人为巨擘哉?［2］468在钱先生看来，虽然总体上《列子》一书在“文词”“名理”两方面较《庄子》略显逊色，但毕竟还在“寓言”文体、叙事风格、文章条理、语言精练等方面依旧拥有自身的特色和长处，评其是“自具一日之长”。并且，纵然该书现存本是张湛伪造的，那么反而更应该凭借其独特而又难以遮蔽的文学光芒而在魏晋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享有实至名归的地位。郑州大学的罗家湘教授将此定位和表述为“《列子》伪不影响列子真”(出自罗家湘2017年12月17日在郑州大学“列子与中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名为《列子重构》的主题发言)。诚然，今本中确有一些杂撺伪托的内容，但绝不能因此回避掉列子本人的真实存在和该书所具有的艺术真实性与文献价值。总之，该书现存本无论产生于战国末期、西汉初期抑或是魏晋之时，都不应忽视其所具备的优秀文学性。不仅如此，《列子》在刻画和表现人物形象方面也独具一格，其表现手法之丰富造就了众多逼真生动、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除列子师徒以外，还有包括以周穆王为代表的诸多君臣、以孔子及其弟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师门、异士、隐士等人物与群体形象，涵盖面广又特征突出，经过改写、整合后能够很好地“代《列子》言”，共同传达出原书所要表达的意旨。尤其是那些反复出现的形象类型，使人读完后更是印象深刻，从而体味其理。前文已经大致介绍过书中的周穆王，这里再谈谈书中列子本人、孔子和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列子本人在书中出现的次数很多，除《汤问》《力命》《杨朱》三篇以外其他各篇均有涉及，并且在《天瑞》《黄帝》《说符》中的出现最为集中，但是前后形象和内涵却有较大的差别，个中原因值得细致探究。这里仅从文学视角来分析，其他角度暂且不论。其中《天瑞》对列子的表现主要是通过平实质朴而又理论性极强的语言描写来完成的，围绕世界本原的问题，以第三人称的叙述角度记录了列子的自然天道观和自然生死观。虽然讨论的问题是形而上层面的，充满了神秘玄妙的意味，但言语的强势性、思维的辩证性特征相当突出，给人以十分真实客观的感受，从而使话语的信服力大大增加。《黄帝》篇里列子以其经历教导和告诫弟子，欲求道术精进必须先要达到无所谓是非、物我合一的超然境界。如此一来，更显神秘玄妙、虚无缥缈。但书中并非采用单一的言语说教形式，同样是在本篇之中，“列子问关尹”和“列子为伯昏瞀人射”两个故事里列子就不再掌握“绝对话语权”了，也并非鲜明突出的主题形象，甚至沦为不再以“为尊者讳”对待的“配角”。“列子问关尹”中列子是一个谦虚的求教者;“列子为伯昏瞀人射”的故事中列子本欲在伯昏瞀人面前表现一番，却被对方提出的更高要求所激将、所嘲讽，以致竟然显露出“伏地，汗流至踵”的窘态。这里显然是运用了夸张的艺术手法，道家圣人“飘然隐逸”的形象虽打了折扣，却通过对其动作、神态的描写向人展现出列子更为真实、平凡的一面。这样，作为“冲虚真人”的列子不再像其他诸子一样被置于高高的神坛之上，而是如常人一样有着偶尔的尴尬丑态。不过，这类形象反使得列子更加亲切可感，具有生活气息。至于“神巫来郑”“列子之齐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的故事以及《说符》中的一些章节，列子本人在其中的角色则是作为事件的传达者或提问者，仍是居于从属地位，而作为其师友的壶丘子林和伯昏瞀人才是重点描写的对象。另外，列子在全书开篇，即《天瑞》篇出场时，其身份就已经是一位“珠玉蒙尘”四十年的隐士了，临行前学生向他请教，直接要求他陈述其师壶丘子林的观点，可见在列子自己门下弟子的心目中，壶丘子林更为高明或者说列子的学问主要是继承于壶丘子林的。纵观全书，能反映列子“宗师性”地位的描写极少，这在诸子书中也颇为罕见。再看孔子。有学者将今本《列子》中的孔子形象分为三种:由儒入道，亦儒亦道者;道家仰慕者，通达悟道者;儒家之君子［7］。这种划分较为中肯地反映了孔子在该书中被重新塑造的形象，但笔者认为此分法美中不足的是不甚清晰、精炼，故结合今本《列子》，进一步将其划分整合为“服膺于道者”“坚守于儒者”“调和儒道者”三种形象。书中对孔子的塑造、改写是通过文学手段完成的。先看孔子出现的频率:《天瑞》中有“孔子遇荣启期”“孔子遇林类”“孔子子贡话生死”;《黄帝》中有“孔子评说商丘开”“颜回问孔子”“孔子问吕梁丈夫”“孔子适楚遇佝偻者”“魏文侯问子夏”“惠盎见宋康王”;《周穆王》中有“郑君评樵夫藏鹿”“孔子评阳里华子中年病忘”;《仲尼》中有“孔子闲居论乐天知命”“陈大夫聘鲁”“商太宰见孔子”“子夏问孔子”;《汤问》中有“两小儿辩日”;《说符》中有“孔子返鲁遇涉水者”“白公问孔子”“孔子评赵襄子得城而忧”“孔子预言以仁义”。可见，今本八篇中有六篇都有关于孔子形象的记述，而且这些记述在某些篇章中还占有很大的篇幅。另外，有一些章节和故事，孔子在其结尾是作为评点人出现的，总结、评说、揭示道理并表明自己的态度，往往起着衬托或点睛的作用。无论哪种形式，对孔子的语言描写都是最具分量、最为重要的表现内容，而孔子话语的打造又是言简意赅、高度凝练、含义丰富、耐人寻味的。例如，《黄帝》中孔子评说商丘开，首先给予的是“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的主题性、纲领性评价，然后再展开解说，最后推人及己，告诫弟子“况彼我皆诚哉，小子识之”。这正是孔子尊道贵德、善学善教形象的生动体现。再如，“孔子适楚遇佝偻者”中，当佝偻者叙述完其“承蜩之道”后，孔子便“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于神’”，即马上回头告诉学生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做事时心无旁骛才能臻于化境。这充分体现了孔子“一言以蔽之”的说教风格。而《周穆王》里当子贡将“阳里华子中年病忘”的事情告诉孔子后，孔子面对弟子的疑惑和请教，却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此非汝所及乎”，又转身吩咐颜回记下这件事。这一回应就很耐人寻味了，也给了后人很大的阐释空间。甚至，在《仲尼》篇中当鲁侯将陈国所谓圣人的事情告诉孔子时，孔子的表现书中只用了四个字来描述———“笑而不答”。既意蕴无穷又不言自明，孔子智慧又神秘的形象立现。还需说明的是，今本《列子》中的孔子是正面或中立的形象，并没有被丑化之处，这也是《列子》孔子形象较之于《庄子》的最大不同。今本《列子》经魏晋人的整理，就必然与那时的哲学思想乃至社会思潮发生联系，故书中孔子的形象与态度当与魏晋“调和儒道”之思想不无相关。因本文仅就文学层面而言，故不再展开另述。经典故事里人物的形象也呈现出该书优秀独特的文学性。“杞人忧天”的故事短小精悍，通过对话体的形式反映出中原先民充满忧患意识的朴素宇宙观，同时运用对比衬托的手法引出列子的观点，侧面勾勒出列子虚静放达的智慧形象。“愚公移山”的故事围绕着愚公进行多层渲染而展开，层层铺垫衬托、节节推进抬升，最终使愚公“忘怀以造事、无心而为功”的形象至今流传，时刻启迪人生切勿急功近利。而与“愚公移山”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紧随其后的“夸父逐日”。实际上，书中塑造的夸父形象虽然延续了《山海经》中的神话特质，但开篇便限定了“夸父不量力”的基调，赋予原故事以新意，意在强调不可“恃能以求胜”。愚公和夸父的形象共同宣扬了要顺道不要违道的初衷，自然连及，水到渠成。“两小儿辩日”则是将孔子这样一位“至圣先师”放在评判小孩子争论的位置上，寥寥数语且全程没有对孔子正面语言、动作、神态的描写，场景自然，对接巧妙，手法新奇，极富深意。尤其是结尾小儿的一句“孰为汝多知乎”更可谓神来之笔，画龙点睛!如此，天下之大，圣人亦有不知之事，遇事不可徒凭经验的意旨便揭示了出来。“纪昌学射”中写到纪昌先在飞卫的教导下克服眨眼、苦练眼力，达到在快如梭、尖如锥的极端状态下也不眨眼;接着又适应了微小如虱、细如牛毛的目标，并直至精准射中毫无偏差的传奇程度。故事讲到这里本足以使人叹服了，但不料这一切其实只是铺垫，故事继而笔锋一转，随着纪昌射术的精进，其心态也发生了扭曲，妄图弑师自大却不意其师飞卫实则技高一筹。整个故事设计巧妙，结构完整却情节曲折，篇幅甚短但真实生动，发人深思。所要传达的“强中自有强中手，不可自以为是”的道理就蕴含其中。还有《力命》中的“管仲与叔牙”“晏子谏景公”等故事，以及《说符》中的诸多小故事在此方面也多有可圈可点之处。此外，正如前文曾提到的，今本《列子》中很多故事的情节曲折而完整，跌宕起伏，层层推进，富有戏剧性，彰显着文学魅力。它在说理、叙事和状物方面则是夸张不断，形式多样。状物方面如上文讲到的“偃师献倡”。还有一个较有特色的是，《列子》描写音乐也非常成功。例如“薛谭学讴与韩娥善唱”的故事中，秦青“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韩娥吟歌则是“既去余音绕梁欐，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化抽象为具体，画面感强烈，艺术效果极佳，趣味无穷。类似的故事还有“匏巴鼓琴”“伯牙子期”。综上可见，与其他诸子散文相比，今本《列子》在多方面颇有文学价值，可谓不逊色于《庄子》。《列子》这部道家著作是“一部奇书”［8］，对后世文学创作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从文学性上看，曾有学者称它是后世“文章之祖”［9］。实际上，《列子》对我国汉赋、寓言、小说的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因此，对《列子》的文学性进行细致研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而正如前文所叙，20世纪对《列子》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主要集中在真伪考辨和哲学思想研究，而忽视了对《列子》本身的文学性的研究，这也是造成《列子》研究没有《庄子》研究那么繁富热烈的原因。鉴于此，本文才以现存的《列子》文本为研究对象，接下来将重点对《列子》中的小说特质进行深入考察，并联系历史扩大视域，结合实例细致地论证其该方面的价值和影响。

三、今本《列子》对古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贡蕉范文篇9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贡蕉范文篇10

现在，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过去四年工作回顾

2003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和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市政府团结和带领全市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真抓实干，奋发进取，战胜了干旱、台风、蝗虫等自然灾害，圆满完成市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各项任务，顺利实现“十五”规划的预期目标和“十一五”规划的良好开局。

过去四年是我市经济发展较好较快的时期。四年来，全市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0.7%，地方财政收入年均增长10.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15.6%。2006年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43.4亿元，同比增长12.8%，增长速度全省排名第五；地方财政收入1.66亿元，同比增长23.3%，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9个百分点，地税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5亿元，同比增长31.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亿元，同比增长14.3%。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平原瓜菜、丘陵热作、山区南药、沿海养殖等产业带初具规模，形成了龙滚菠萝镇、和乐海产镇、礼纪瓜菜镇、新兴养猪村、岛光香芋村等一批产业镇、产业村。和乐蟹、兴隆咖啡原产地地理标志保护认证工作进入国家公示阶段。完成造林面积9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2.5%。2006年农业增加值完成16.2亿元，同比增长11.5%，四年年均增长9.8%。通过实施园区启动战略，工业经济提质增效，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永青物流、黄河家具等项目在礼纪工业园区建成投产。万州制药厂通过国家GMP认证，成功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枫蓼肠胃康片剂”等六项新药。2006年实现工业增加值4.84亿元，同比增长15.5%，四年年均增长10.6%。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兴隆旅游区基础设施逐步改善，神州半岛、石梅湾等一批新的重点旅游景区项目建设顺利推进。以世姐万宁行、影视明星万宁行和建市十周年为载体，连续成功举办三届万宁国际文灯节，进一步扩大了万宁的知名度。2006年接待过夜游客268万人次，旅游收入7.84亿元，比2002年分别增长16.5%和46%。我市连续四年被评为全省市县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考核先进单位，经济效益和增长速度同步提高，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快车道。

过去四年是我市招商引资成效最突出的时期。市委市政府确定2005、2006年分别为“招商引资年”和“项目推进年”，实行了责任招商、重点招商和质量招商，推行了“订单服务”，参加了“泛珠三角”洽谈会等一系列招商活动，吸引了中信泰富、华润集团、中信国安等一批境内外知名企业落户我市。2003年以来，共引进项目108个，计划投资255亿元，实际投资20.9亿元，其中2005年引进大项目28个，计划投资171亿元。2006年策划的“9+1”项目顺利启动。神州半岛项目顺利推进，完成了项目区内《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补偿协议书》和《征收土地补偿协议书》签订、安置对象确认、户型选择、生产基地征地等工作，安置区建设和区外基础设施建设全面铺开。大项目的进入掀开了我市项目建设史上新的一页，增强了我市经济发展后劲。

过去四年是我市基础设施投入最大的时期。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入13.8亿元。编制和修编了《万宁市城市总体规划》等十大规划；完成了环市一路、二路、三路、纵一路等街道一期工程和农村电网改造工程；建成了人民公园、新车站和南燕湾旅游公路；改造了万州大道、兴梅大道、兴隆温泉大道及6条县际公路和65条乡村公路；新建了北坡、港北供水管道工程，4个110千伏变电站，6个35千伏变电站。加固山塘水库24宗和防潮堤11公里，修复水毁工程539处，新建各类防渗渠道601公里，新增灌溉面积4万多亩，整理土地项目2个，连片综合整治大奶洋等农田9.3万亩。2004至2006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市，2005年荣获全省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整治一等奖。基础设施的日趋完善，进一步优化了投资发展环境。

过去四年是我市城乡居民获得实惠最多的时期。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从2002年的19.2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9.4亿元。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0元，同比增长15.1%；农民人均纯收入3698元，同比增长11%，是历史增长最快的一年。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从2002年的7879元提高到2006年的15213元，年均增长17.9%，创历史新高。认真落实2005年12件和2006年10件实事。资助5700名学生入学；免费为403例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复明手术；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9.5万平方米，少数民族地区茅草房980间；新增改厕卫生户4352户；33.2万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乡2.1万名特困群众进入最低生活保障；实施“万人就业培训工程”，新增就业岗位1万多个；安排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专项支农资金540万元;解决了近2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建设文明生态村564个，其中省级文明生态村73个；建成农业科技“110”服务站15个、服务点33个，服务热线覆盖全市。执政为民措施的落实，使城乡居民更多地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过去四年是我市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的时期。教育改革稳步推进，撤并中小学39所，清理在编不在岗的教职工52名，辞退不符合转正条件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324名，公开招聘师范院校毕业生331名。“两基”工作通过省复检验收，适龄儿童和少年入学率分别为99.8%和97.2%。“两免一补”政策全面兑现，共免除杂费、课本费3762万元。科技兴市工作成效显著，举办各类技术培训班250期，引进新品种26个、新技术86项，推广种植面积16万亩，2006年被评为全省科技进步先进市。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组织文艺演出80场，播放电影576场，无偿赠送图书2万多册。改造城乡广播电视网络，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98%。卫生基础设施和农村医疗条件进一步改善，投入资金731万元，建设疾控中心大楼、传染病大楼及卫生业务用房，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达95%。卫生下乡活动共义诊病人3.4万人次，赠送药品价值18万多元。贯彻落实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创建村镇计生服务站，建立计划生育奖励机制，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2003年被评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科技工作先进单位，2005年被评为全国人口生育文化工作先进单位。拥军爱民、人民防空和国防动员工作取得新成效，2006年被评为全省“双拥模范城”。统计工作卓有成效，2005年被评为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部级先进集体。社会事业的共同发展，加快了构建和谐万宁的步伐。

过去四年是我市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加强的时期。深入贯彻《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行政水平进一步提高。自觉接受人大依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四年共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362件，政协委员提案277件。深入开展创建“平安万宁”活动，继续完善和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制，严厉打击“两抢一盗”和犯罪等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四年共侦破各类刑事案件1675宗，查处治安案件2729起，创建平安单位142个，从2002年起，连续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全面完成“四五”普法任务，顺利启动“五五”普法暨“法律进乡村工程”，2006年被评为全国“四五”普法工作先进市。健全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人民调解和信访工作，四年共调解纠纷3984起，调解成功率达98%。2005年全省人民调解工作现场会在我市召开，推广我市成功经验。民主法制建设的加强，创造了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四年来，工商、审计、物价、民族宗教、外事侨务、安全生产、技术监督、粮食、档案、气象、防震、妇女儿童、残疾人等各项工作都取得新成绩。农场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场镇合作继续加强，促进了共同发展。

四年的发展见证告诉我们：构建和谐万宁，一定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一定要以优化经济结构为主线，切实抓好一批能够影响和带动全局的大项目；一定要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永恒主题；一定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重视社会事业和生态环境建设；一定要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实际问题。

各位代表，今天的万宁正处在新一轮经济社会发展的启动期、加速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万宁今天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市人大、市政协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全市人民齐心协力、真抓实干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全市各族人民，向驻军部队官兵和公安司法干警，向各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人士，向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我市还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一是“三低一小一滞后”的矛盾仍然突出；二是部分干部群众思想观念陈旧，开拓意识和大局意识不强，政府机关作风“懒、散、软、乱”和公务员“不作为、不廉洁、不规范”的行为仍然存在，投资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三是土地纠纷、政府债务、机构改革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比较突出，需要在发展中逐步解决。

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思路和2007年的主要任务

按照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的战略部署,结合我市“十一五”规划纲要，今后五年工作的总体思路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厚德远志，同心共赢”的文化理念和“天造山水，人创商机”的发展理念，确定“发展是硬道理，招商是硬任务，改善投资环境是硬措施”的工作主题和“投资拉动、城市化带动、龙头企业驱动、园区式启动”的发展思路，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巩固提高第一产业，适度发展第二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夯实发展基础，力争实现“五大突破”（即招商引资、农民增收、旅游效益、城镇化建设、农村教育五大突破）,着力打造“美食之都”、“南药之乡”、“植物王国”和“旅游胜地”等特色品牌，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全面推进项目建设，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到2010年，全市生产总值达62.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2.8亿元。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综合经济实力和财政自给能力显著增强，城乡居民收入和家庭财产普遍增加；滨海休闲度假旅游胜地、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新兴工业区建设大见成效，海洋渔业经济和生态市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教育、文化、科技、卫生等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社会就业比较充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公民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民主法制更加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得到加强，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更加得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继续争创十大品牌：一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二是全国双拥模范城；三是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四是全国“五五”普法先进市；五是全国绿化先进市；六是全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一类市；七是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续创）；八是省级卫生城市；九是全省“两基”教育先进市；十是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先进市。

2007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以上；地方财政收入增长13.1％以上，力争实现地方财政收入突破2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0%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12%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以上。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2007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以项目建设为支撑，打造旅游强市

加快编制旅游发展规划。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管理”的原则和“突出特色、统筹规划、系统开发、分期实施”的方略，启动编制《万宁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大兴隆、神州半岛、石梅湾、日月湾、博鳌万宁规划区等旅游详细规划，实施好万城、兴隆、神州半岛“金三角”区域发展规划。力争用三年的时间实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创建目标。

加快开发三大特色旅游产品。以推进“9+1”工程为重点,开发滨海休闲度假、兴隆康复疗养和万宁文化三大旅游产品。启动神州半岛喜来登等4个国际顶级的五星级酒店及高尔夫球场建设，加快石梅湾艾美酒店、斯打汀酒店建设，推进山钦湾体育运动度假中心、日月湾水疗度假村、兴隆金源温泉度假村、畅心园大酒店建设，抓好兴隆旅游区温泉大道、迎宾大道及绿化、亮化工程建设，力争将六连岭红色旅游列为开发建设重点项目并启动前期工作。以海南“旅游促销年”为契机，高品位策划独具特色的文灯节、美食节、东南亚风情文化节等节庆活动，提升万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高度重视旅游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加强未开发旅游资源保护，为万宁旅游强市储蓄发展后劲。

加快改善投资环境。市委、市政府已确定今年为“优质服务年”。要全面推行责任追究制、首问负责制、跟踪服务制和督办制，做到一个重点项目有一个服务领导小组、一个责任单位、一位责任领导。开展“订单”服务，建立健全项目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及时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国民素质，遏制开门迎商、闭门损商的事情发生。围绕旅游市场综合治理，整顿和规范餐饮、文化娱乐、运输等服务业市场，打击商业欺诈、坑客、宰客行为，提高服务水平。建立项目建设退出机制，依法收回以“圈地”为目的、搞虚假开发、耽搁我市发展进程的违约项目用地。

加快提升城镇化水平。完善市域城镇体系规划，提高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覆盖率。抓好城北新区3.8平方公里中心区道路建设，形成三横四纵道路框架。推进宝安商住城项目开发和人民东路及纵一路西段建设。全面改造海榆东线过境道路和人民路、光明路、建设路。完善交通运输设施建设，建成万城城北、城西、城东停车场和港北渡口码头、乌场码头。建设1座110千伏输变电站以及77公里长的高压输电线路，改造37公里长的城网低压线路和357公里农村低压线路。力争实现万城、石梅湾、神州半岛等地燃气管道供气。加强神州半岛安置区建设和东澳墟综合整治，推动龙滚、和乐、礼纪等中心墟镇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全面开展城镇环境综合整治，坚决拆除违章建筑，治理“脏、乱、差”，整顿城区交通秩序，提高亮化、绿化水平，增加绿化率，着力塑造富有特色、功能齐全的旅游城市形象。利用城投公司融资平台，增加储备土地1500亩，实现滚动发展，提高还贷能力，降低负债风险。

二、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重点，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按照“调精种植业、调大畜牧业、调优水产渔业”的工作思路，努力构建“热带作物、反季节瓜菜、海水养殖、畜牧饲养、南药种植加工”为特色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实现农业总产值增长10％，农业增加值增长6.5％。继续培育100例农民增收示范村，扶持建设南药、优质菠萝等示范生产基地18个，增加高效作物下水田面积1万亩，通过典型带动，增创一批现代农业产业村。扩大东山羊、东澳鹅、三更罗山寮鸡等养殖规模，肉类总产量达到4.4万吨。改造低位池1000亩，改养和乐蟹、港北对虾、石斑鱼、罗非鱼等优质水产品。

培育农产品品牌。通过增加科技含量、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创新销售方式等手段，实施品牌战略，创建东山羊、兴隆咖啡、龙滚菠萝、兴隆贡蕉、和乐蟹、港北马鲛鱼、东澳香芋、禄马苦瓜、三更罗山寮鸡等九大农业品牌。大力推广科学饲养、测土配方施肥、生物防治病虫害、节水灌溉等先进实用技术，实施组培苗基地、万亩优质瓜果综合育苗基地、4万只良种猪苗基地等良种良苗工程，实行农业标准化、无公害化生产，促进农业产业升级。通过永青公司、罗牛山集团等龙头企业及农业行业协会的带动，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大户→农民”、“订单农业”等生产经营发展模式，形成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创新销售方式，完善农产品流通网络，筹建大型鲜活农产品批发市场，推动瓜果菜肉直接进超市、进宾馆酒店，扩大农产品出口。

多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壮大打工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依托人才劳动力市场服务平台，以保安、计算机、酒店管理、烹饪为重点内容，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培养新型农民，力争组织转移劳动力1万人。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落实良种良苗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罗非鱼养殖补贴和渔船建造贴息政策。

改善农村生活生产环境。建立“政府推动、农民主动、社会联动”的创建机制，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突出高速公路两旁、兴隆、石梅湾、东山岭旅游区周边的文明生态村建设，着力推进以龙滚、山根、和乐、后安、大茂、万城、礼纪为轴心的“七大片区”创建工作，构建文明生态村长廊。重点把神州半岛项目安置区及其周边的自然村建设成为全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样板。年内创建省级文明生态村12个、市级文明生态村109个。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消除脏、乱、差；树立文明新风，破除迷信，改变陋习。改善农村生产条件，投资2600万元建设万宁水库库区除险加固工程；投资240万元，新建沼气池2200个，发展以沼气为纽带的农村庭院生态经济模式。

三、以资源优势为依托，加快发展加工业

加快礼纪工业园区建设。按照布局合理、功能齐全、设施配套、环境优美的要求，高起点编制园区规划。调整工业区域布局，强力推进以农产品、水产品、生物医药、南药、旅游工艺品、保健品、木制品加工等为主导产业的企业进入园区，形成富有特色的产业发展基地，使我市资源加工业由分散走向集中，形成集群优势和集聚效应，实现工业的跨越式发展。

扶持发展一批龙头企业。以优势企业为龙头，通过引进、兼并、重组、联合等形式，逐步形成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重点扶持万州制药厂、万宁兴海海水产品加工厂、永青公司、科源广藿香公司、万维生物制药公司，把企业做大做强，提高对经济建设和财政增收的贡献率。

建立加工业发展扶助基金。充分发挥市信用协会和担保中心的作用，拓宽融资渠道，利用开行贷款资金和省工业发展基金，扶持企业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模式，提高市场竞争力。

完善配套优惠政策。围绕企业在项目立项、厂房用地、供水供电、产品认证、市场开拓、劳动用工等环节的服务需求，充分发挥国土、电力、人事劳动、工商、商务、技术监督等职能部门的作用，利用好现有资源，抓紧研究制定一系列优惠配套政策，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减少成本，提高效益，加快发展。

四、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积极推进行政审批和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继续清理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服务事项，拓宽市行政服务中心服务领域，确保8月底前第二批项目进入行政服务中心。挑选3-5个部门开展网上申办、网上审批试点工作，以优良的作风、优质的服务，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加强税收征管和财源建设，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提高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非税收入比重比上年下降3个百分点。以建立公共财政为目标，强化部门预算管理，规范公务员收入分配，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公共设施、社会保障、扶贫济困、改善干部职工工作生活条件等关系民生的事业投入。完善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会计委派等制度。加强政府采购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全面清产核资，积极稳妥推进国企改革，转变东山岭旅游公司运营模式，开展市纺织厂国有资产处置的试点工作，6月底前完成粮食企业改革任务。出台《进一步加快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降低门槛，放宽领域，不限比例，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壮大民营经济规模。

扩大开放与合作。加快与澳大利亚奥本市、马卢奇市和韩国济洲市的友好城市缔结工作，推动双方在文化、教育、卫生、经济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建立新型银、政、企关系，争取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我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小企业发展给予更大的支持。加强与农场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大力倡导执行文化，实行工作目标责任制和重点工作问责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全面落实市委的各项工作部署。坚持依法行政，进一步规范行政服务行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努力把政府和各部门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坚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与听证等制度，自觉接受人大、政协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提高科学民主决策能力。加强廉政建设，认真落实领导干部、公务员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推行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

五、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的，促进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已明确提出今后五年把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市政府已把教育工作摆上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以改革求突破、向管理要质量，加大投入力度，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整体推进。深化教育人事制度改革，公开选聘中小学校长，把那些事业心强、能力突出、作风正派的人才选拔到领导岗位；推行教师全员聘任制，公开招聘一批骨干教师和优秀应届师范院校毕业生，配齐配强教师队伍，使小学、初中、高中师生比分别达到1：21、1：17和1：14。理顺市、镇、学校三级关系，推行校务公开，强化学校内部人、财、物的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建立健全教师工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实施“继续教育计划”，提高教师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修养。财政支出要向教育倾斜，确保“三个增长”（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在校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以及各项教育经费及时足额到位，继续落实“两免一补”政策，资助特困生入学。整合优化教育资源，创建5所优质初级中学和2所九年一贯制学校，办好1一2所农村生态循环型寄宿制学校，每个镇创办3所优质完全小学。实施“对口支援计划”、“边远支教计划”，抓好“农村远程教育工程”，提高教学整体水平。大力发展高中教育，增加高中教育学位1200个。搞好发展规划，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突出抓好卫生保障计生工作。加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和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争取国债资金100万元，建设改造卫生院业务用房1250平方米，使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达98%以上。加强对市人民医院和各镇卫生院的监督管理，实行医院采购制度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改变以药养医、片面创收的运行机制，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提高医护人员整体素质。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现农民参合率95%以上。着力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新增改厕卫生户500户。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动态管理，扩大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面，帮助零就业家庭和“4050”人员、残疾人等困难群体实现就业和再就业，确保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城镇失业保障覆盖率100%。扩大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实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45%、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65%。继续推进关爱女孩试点工程，加强流动人口计生管理和服务，落实独生子女奖励政策，实现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8.5‰以下，出生人口性别比113以内，符合法定计划生育率95%以上，争取实现全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一类市目标。

加快发展文体广电事业。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各类公益性文化设施，维修改造市图书馆，实现每个镇有综合文化站，三分之一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更新和改造东山岭广播电视发射台设备，使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9%，力争年内完成已并网的有线电视数字化整体转换工作。整合兴隆东南亚演艺文化资源，挖掘东山岭佛教文化、摩崖石刻文化底蕴，开发民间乡土特色文化，保护、传承黎苗民族风情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开展以琼剧演出、播放电影、赠送图书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下乡活动，每月举办一场广场文艺晚会，丰富城乡人民文化生活。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加大扫黄打非力度，规范网吧经营行为。发展竞技体育，全面实施《全民健身纲要》，举办全市第二届体育运动会，承办省级举重、羽毛球赛事。

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实施科技“富民强市”工程，加强与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的合作，充分利用先进科技成果和实用技术，提高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加大科技投入，实现科技三项费用增长11%。加强农技“110”服务网络建设，实现每个镇有2个农业科技服务站，新增农业科技服务点33个，创建科技示范村16个，创办科技示范基地30个。继续开展科技下乡活动，培训农民4万人次。推进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逐步实现无纸化办公。完成市政府网站第六次改版，带动信息化建设。

着力打造平安万宁。继续开展创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市活动。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建设，严明执法。以实现“全省禁毒优秀市县”为目标，以侦破命案为重点，严厉打击“两抢一盗”、犯罪和团伙犯罪等各种刑事犯罪行为。推动“平安镇”、“平安村”、“平安社区”、“平安作业区”和民主法制示范村建设，实现创建平安单位162个。不断完善社会治安公共设施，从今年起用5年时间在万城主要路段、部位、单位全部安装治安监控系统。落实“五五”普法规划，继续开展法律进乡村、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单位活动。积极做好信访和人民调解工作，及时化解各类矛盾，妥善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逐步解决师范毕业生、下岗分流人员社会保障、政府债务、土地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维护社会稳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加强环境保护和建设。坚定不移地把保护环境、节约资源放在发展的首位，解决危害群众健康和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严格执行新上项目必须环评和“三同时”（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制度。保护好英豪半岛、小海、热带雨林、太阳河流域、大洲岛、青皮林、大花角等自然资源，推进太阳河生态治理。结合林权制度改革，新增造林2万亩，更新海防林3000亩，森林覆盖率达63%。启动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项目建设，加快推行区别水价、电价制度。削减万州养猪场、万昌发养猪场、东兴苗猪场等畜禽养殖业公司的污染负荷，整治东兴农场胶厂工业污染。实现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在0.5248万吨以下，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在0.015万吨以下，环境保护指数为5.9，耕地保护指数为2.75，矿区恢复治理指数为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