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性范文10篇

复杂性范文篇1

苗东升(2000)认为，从科学方法论角度看，复杂性应是复杂性科学的首要概念，需要给出它的科学定义。按照传统的理解，简单与复杂是相对的。一个事物在未被认识以前是复杂的，一旦被认识了就简单了。复杂性研究的提出最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明确提出建立复杂性科学也有10多年，但复杂性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对象，给出不同的复杂性定义。据郝柏林(1999)介绍，麻省理工学院的SethLloyd编辑了一份清单，至少有31种不同的复杂性的定义。也许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复杂性定义，至少目前不必追求这种统一定义，多样性、差异性是复杂性固有的内涵，只接受一种意义下的复杂性，就否定了复杂性本身(苗东升，2000)。

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复杂性：

(1)表现出复杂性的复杂系统一般是有大量的、不同的、相互作用的单元构成的网络。每一单元都会受到其他单元变化的影响，并会引起其他单元的变化。

(2)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系统的整体不再为部分之和，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只是现象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只活鸡被分成两半就不再是活鸡的两半”的关系。复杂系统的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系统对初值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3)复杂性是系统的某种动态行为，往往伴随涨落。复杂性表现在系统是动态的、开放的、远离平衡的；系统是自组织的，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核心。而且复杂性也意味着系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并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并对其层次结构与功能结构进行重组与完善；系统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能与环境相互作用，不断地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变化。

(4)复杂蕴涵着复杂多样和层次结构。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结构。每一层次均构筑其上一层次的单元，同时也有助于系统某——功能的实现。在系统变化无常的活动背后，呈现出某种捉摸不定的秩序。应当承认区分不同层次上的复杂性。复杂性科学试图探索掌握不同层次的复杂系统活动背后的东西。

(5)复杂性是系统、组织的内在属性而不是个体、单元固有的属性。它来自复杂系统内各个部分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自组织和适应能力。复杂性表现在系统的状态能被“看到”，也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把各要素或单元间的复杂而非简单的相互作用进行一一的还原。在经济系统中尤其如此。经济组织在更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自我构造。如从企业的行为，我们推不出它的成员的行为；了解企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也推不出企业的表现。

复杂性的本质、内涵要求我们不能把复杂性全部归结为认识过程的不充分性。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客观的复杂性，真正的复杂性应当是具备自身特有的规定性，即使一个复杂问题已被人们认识、找到了解决方法，但它依然是复杂的。也就是说，复杂性是客观世界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属性，不会因为科学的发达而消失(苗东升，2000)。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复杂性问题进行简化的时候必须遵循这样的路线：必须在保留系统产生复杂性之根源前提下进行简化。这同经典科学在面对复杂现象时总是设法把复杂性简化掉，即把复杂性当作简单性处理是明显不同的。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进行处理。

2、复杂性科学与复杂性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亚当·斯密算起，已历经200多年，其间虽有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等数次革命，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牛顿经典科学思想在经济学上的移植和应用。他们对于经济现象都习惯地从单一的因果角度对复杂的世界做还原论和确定论的思考，以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以线性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的对象世界是一个满足线性叠加的世界，那里没有间断、混沌，更没有突变和分叉。他们用最优化、均衡、理性、稳定等概念来解释、分析、预测经济领域的各种现象。其相应的经济模型是线性(或对数线性)方程加上随机项。很明显，这种理论、方法是一定条件下经济系统的良好近似，也取得了不少成功。

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一方面经济活动要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经济现象常常表现出随机性、不确定性；而另一方面，经济问题处理的是人的问题，进一步是人的集合，不是单个的人的问题。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社会的人”，是有思想、欲望、情感、意志等的。与自然的发生不同，人的活动更多的不是“发生”，而是“行为”，即人的意识的外在表现(刘怀德，2001)。因此，经济的真实过程和现象往往是非线性、不可逆演化、远离均衡等，如宏观经济变量的不规则涨落、股价的大幅波动以及某些经济时间序列的高度自相关性等。但传统经济学受到牛顿力学的局限，对于这些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如借助数学的集合论和拓朴学方法，以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学的完美数学结构与经济实际也依然缺少联系。在该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无逆向选择、没有交易成本、没有组织问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厂商和消费者通过价格体系的自发调节实现均衡。这虽符合逻辑美学上的评判标准，但只要看一看周围的世界，我们就知道它所说的并不真实。

作为以解释、分析、预测经济现象为己任的经济学家们当然不会忽视这些缺陷的存在，他们必然会努力寻找新的方法、理论以更新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方法的更新过程中，从不拒绝从自然科学中汲取“有效成分”(张永安、汪应洛，1997)。经济学家们必然会去关注并吸纳同时代自然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最新成就，应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研究工具去研究经济现象。给自然科学带来巨大科学范式转变的复杂性科学一出现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经济学家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发展和更新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契机，将复杂性科学理论引入经济学，给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因此，自从普里高津证明了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也遵从负熵

定律以来，经济学家就开始寻找能够真实描述系统演化形态和处理不确定性因素的基本方程(傅琳，1992)。人们在研究中发现，经济系统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朱宏雄、张立洪，1993；戴国强、徐龙柄、陆蓉，1999；刘洪，2000)。因此，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方法对经济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可能的。如在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司徒泽(MichaelJ．Stutzer)首先将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在哈维尔模经济增长方程中揭示了混沌现象，发表了题为“一个宏观模型中的混沌动力学和分叉”的论文；经济学家德依(Day，R)1982年和1983年分别发表了题为“非规则增长周期”和“经典增长中显现的混沌”的论文则完成了复杂性经济学理论上、试验上的突破，从而使复杂性经济学开始步入主流经济学的阵地。

我们将这种经济学与复杂性科学相结合的经济学称之为复杂性经济学。复杂性经济学是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揭示复杂经济系统规律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复杂性经济学旨在揭示经济系统中复杂现象的产生、演化和发展规律，以指导经济实践。复杂性经济学已不再把经济现象看成是市场稳定和供求均衡的结果，而将经济现象看成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个体在不稳定的状况下保持不断调整关系的结果。每个个体都会根据它对未来的预测及其他个体的反应来采取行动，并且在不断地学习和适应。由此会突现出新的经济结构和模式，而组成经济的结构、行为及技术等因素也会不断地形成和重组。与过去的传统经济学强调的“稳定”、“均衡”、“合理性行为”不同的是复杂性经济学要强调的是“不稳定性”、“结构变化”、“时空尺度”等。当然，稳定、均衡、合理性等也应给予适当考虑。正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对于经典力学一样，复杂性经济学并不否认传统经济学，而是普适性更高的研究经济现象的理论和方法。

作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原则的反映、结合我们对于复杂性的理解及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成思危，1999)，我们认为复杂性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定性判断与定量相结合。通过定性判断建立经济系统总体及各子系统的概念模型，并尽可能将它们转化为数学模型，经求解或模拟后得出定量的结论，再对这些结论进行定性归纳，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形成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

2．局部描述与整体描述相结合。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整体统摄局部，局部支撑整体，局部行为受整体的约束、支配。因此，描述经济系统包括描述整体和描述局部两方面，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在经济系统的整体观对照下建立对局部的描述，综合所有局部描述以建立关于经济系统整体的描述。

3．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微观分析的目的是了解经济系统的组织单元及其层次结构，而宏观综合的目的则是了解经济系统的功能及其形成过程。

4．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还原论强调从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中寻求对宏观现象的说明，例如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说明生物现象，这显然是片面的。而整体论则强调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决定着系统的宏观性质，但如果没有对经济系统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的深刻了解，对宏观经济现象整体的把握也难以具体化。

5．确定性分析与不确定性分析相结合。系统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种类，如随机性、模糊性、信息不完全性、歧义性等。从牛顿以来，科学逐步发展了两种并行的分析框架体系。一种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确定性分析，另一种是由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发展起来的概率论分析。经济学的发展也如此，要么是只使用确定性分析，要么是只使用概率论分析，没有将二者很好地沟通起来。但在复杂性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努力有意识地将确定论框架体系和概率论框架体系沟通起来，从这两种分析体系根深蒂固的人为对立中解脱出来。

6．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辩相结合。经济学是具有某种逻辑结构并经过一定实践检验的概念系统，经济学家表述经济学理论时总是力求达到符号化和形式化，使之成为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是如同科学的发展一样往往证明任何理论都不是天衣无缝的，总有一些“反常”的现象和事件出现。这时就必须运用哲学思辩的力量，从个别和一般、必然性和偶然性等范畴以及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规律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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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范文篇2

1．1东城区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

北京市东城区市政综合监管信息系统以万米单元网格为基础，将东城区25．38km2划分成10个街道、137个社区、1593个网格单元。该系统将城市管理内容详细划分为六大类56种城市管理部件和七大类33种城市事件;并由350名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万米单元实施全时段监控，同时开放了公众参与电话平台、短信平台和网上平台，鼓励公众参与城市环境管理。该系统集成基础地理、单元网格、部件和事件、地理编码等多种数据资源，通过多部门信息共享、协同工作，实现对城市市政工程设施、市政公用设施、市容环境与环境秩序的监督管理［16］。该模式对城市管理空间、管理对象、管理方式和管理主体进行了科学详细的划分，创新了城市管理信息实时采集传输手段，不仅实现了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标准化、精细化、动态化，提高了资源的整合与共享效率与城市管理水平，也实现了对市民的意见、心声进行实时的收集与反馈［17］。东城区城市市政监管系统从2003年建立至今，积累了海量数据，从微观上反映了人类活动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17］。

1．2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本文用于分析和挖掘的数据资源主要来自以下3个方面(表1)。(1)城市综合监管系统监测数据本文工作主要依托东城区市政综合监管信息中的部件问题数据库开展。城市管理部件是指城市市政管理公共区域内的各项设施，包括公用设施类、道路交通类、市容环境类、园林绿化类、房屋土地类等市政工程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18］。东城区市政综合监管信息所涵盖的城市管理内容，包括对市政工程设施和市政公用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养护与维修(包括城市道路、桥涵、排水设施、照明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等);以及对市容环境与环境秩序的监督与管理［19］。一般来说，该监管系统所获取的上报条目包含以下5个方面的信息:a)问题基本信息:问题编号、上报时间、上报人员、问题来源;b)问题描述:详细描述、问题状态、问题类型;c)问题位置:问题所在城区，街道，社区、地理坐标;d)责任区划与处理部门:单元与责任网格、派遣处理人员、处理部门、举报人信息、是否需要专业部门;e)问题核查、处置与反馈:问题延期时长、核查反馈。(2)东城区综合监管系统的空间数据基础为将2009年的市政综合监管系统所监测的属性数据匹配到相应的空间位置，本文采用原东城区(尚未与崇文区合并)的行政边界数据与相关地形图，将所有监管系统条目所涉及的地理坐标全部转换成矢量数据并制作成图。(3)实地调查和复核数据为准确分析城市综合监管信息条目中所反映的城市管理问题发生的现场场景，及其与城市生态系统各要素的对应关系，本研究于2011年6—10月间在研究区域内对随机抽取的200多个相关条目进行了实地调查和复核，对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要素进行了调查，以便就某一具体城市管理部件与事件的生态学意义进行分析。

1．3数据分析方法

1．3．1基本思路

由于城市生态系统是一种特殊的人工生态系统，人类活动不但受制于这一系统，也对其组成和功能有着直接和深远的影响。虽然市政监管信息着眼于对市政管理，但其服务的对象是城市生态系统的关键因素———人。因此，本研究假设海量的城市综合监管数据，能从微观上反映了人类活动与城市生态环境的相互影响，体现人类活动与城市生态系统间的相互摩擦的焦灼点(表现在各类部件、事件问题)，而各独立、微观的部件、事件问题通过逐步累积和放大导致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涌现;反之，如果城市人类活动与城市生态环境要素处于科学配置、和谐运行状态，则城市趋于其可持续发展和运行模式(图1)。北京市东城区市政监管系统从2003年运行至今，积累了海量数据，每一条上报信息均带有详细的问题描述、空间地理坐标、管理责任者、处理时长等信息，隐含着大量该区域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的信息，能有效支持对东城区城市生态系统复杂性和规律性的研究。

1．3．2归类分析法

结合市政监管信息每一条上报条目的详细属性，深入挖掘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原因的复杂性、管理部件的复杂性、以及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复杂性。采用归类分析法并将其划分为七大类:水、土、气、声、视觉污染、固体废弃物和城市绿地系统退化，并结合所发生城市管理部件与事件的场景和东城区城市生态系统复杂性特点进行分析。

1．3．3空间关联关系分析

在ERDAS2011软件平台下对北京市东城区遥感影像进行预处理，包括数据的配准、裁切等，遥感影像主要作为背景图直观反映城市管理部件和事件所处的空间位置与绿地系统和水系的关系。同时，在ArcGIS10.0平台下，导入东城区市政综合监管数据自身所带的地理坐标信息，将其与转化为矢量数据，并与地形图、专题图和预处理后的遥感影像进行叠加分析，以探讨东城区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发生的时空分布规律。

2结果与分析

2．1城市管理部件发生问题的规律性

数据统计表明，2009年6月1日至11月30日的183d时间内，北京市东城区共发生部件问题5028起，每天约27起，每天每平方公里约发生1起。其内容也涵盖了公用设施类、道路交通类、市容环境类、园林绿化类和房屋土地类5个大类、54个亚类(表2)。这五大类城市管理部件中，有以下特点:(1)公用设施类产生问题的数量占54%，远高于其他4类部件，其中各类电力、雨水、污水、通讯井盖的缺失占45%。我国城市中很多市政基础设施同时也是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如其中雨水箅子堵塞问题占了22%，这一问题更直接反映了城市水环境污染、噪声污染和城市内涝等问题的根源;(2)市容环境类部件问题数量约占总数量的20%，种类集中在垃圾收集设施和公厕等，从城市生态环境角度分析来看包括固体废弃物堆放、污水外溢、异味，及对景观环境视觉污染等影响，间接体现出能量流和物质流过程中的不通畅;(3)园林绿化类的部件问题占总数量的17．1%，涉及的问题包括植被枯死对城市景观的影响、枝条断落产生的安全隐患，从某一侧面反映城市绿地系统所面临的风险和退化问题;(4)道路交通类的部件产生的问题占8．38%，但其亚类型较多，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在城市景观视觉方面，以及少量污水外溢等环境问题;(5)房屋土地类部件产生的问题最少，且只涉及一种管理部件，反映的环境影响主要是宣传栏破损、脱落等对城市景观环境视觉的破坏。

2．2城市管理部件异常所影射的城市生态系统复杂性

2．2．1城市管理问题类型的多样化源于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

城市生态系统在人类高度控制下，其结构、过程与功能受到人类活动干扰极为强烈。城市市政综合监管系统中每一条微观的、与城市生态系统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部件问题，都可视作“城市病”的症状，为根治城市环境问题病灶，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方向。例如，城市水环境污染问题可由城市部件中自然或人工河流、湖泊的清洁度，有无发臭水体，有无水华等现象反映出来;城市洪涝问题多源于雨水箅子、污水井盖的堵塞，可由平时或雨后雨水箅子是否堵塞、街面是否有积水现象反映，同时城市绿地可以起到滞洪的作用;园林绿化部件中的行道树能有效滞尘，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并有效减弱交通噪声;城市固体废弃物问题的严重性可由垃圾箱数量、满溢程度、是否能及时清理等体现;城市光污染问题可由公用设施部件中路灯、景观灯、地灯等部件反映;城市景观视觉污染主要来自破损的市政设施，如宣传栏、垃圾箱、以及堵塞的化粪池等。按照这种规则，本文归类了东城区综合监管信息所体现的生态环境问题。结果表明，东城区市政综合监管系统中有44．95%的部件问题直接涉及城市生态系统的关键要素，这里将其初步划分为水、土、气、噪声、光污染或视觉污染、固体废弃物和绿地生态系统退化等七大类要素。而进一步通过上报条目的内容描述，或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职能部门来看，其他问题也全部间接涉及到城市自然、社会和经济这三个子系统的关键要素。图2直观描述了东城区2009年6—11月间，5028条城市部件问题中2260条所直接映射的上述七类生态环境问题的对应关系，这种相似的比例关系，体现了城市管理问题类型的多样化与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2．2．2城市管理部件的复杂关联关系导致城市生态系统复杂化

市政综合监管信息能综合体现城市生态系统结构上的多层次性、时空上的多尺度性、控制参量的复杂性和作用过程的多样性特点。如城市水务系统的市政管理中，不仅涉及原有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也涉及排污河道、水闸等人工生态系统，还需综合考虑城市其他基础设施系统，甚至是随供排水一起铺设的各类电力、通讯、热力等地下管线，以及化粪池等。城市内涝问题的产生，不仅源于不透水地表增加，绿地系统减少，更源于雨水篦子的堵塞和管网系统的老化等。又如城市绿地系统管理中，市政监管信息多反映的是行道树部件的树枝阻碍交通、遮挡信号灯等负面效应，无法将其滞尘作用、减小大气污染和降低交通噪音的正面生态系统服务效应列为管理目标。从市政监管信息中对行道树部件的问题认识，充分体现了城市生态系统要素在城市市政管理工作中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2．2．3城市管理部件问题的空间分布差异性体现其生态系统复杂性

城市景观格局影响城市生态系统过程和功能，也导致各种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分布的空间异质性。东城区城市环境管理部件问题在空间上分布虽较为杂乱，但仍然体现出一些与东城区自然、社会、经济系统密切相关的规律性(图3)，这些特点通过空间叠加与目视分析，表现出如下特点:(1)从整体来看，城市管理部件问题呈现沿交通网络分布扩散的趋势，使得城市生态系统也呈现复杂的线状网络。如在东华门街道办，管理部件问题较为集中地分布在南北向和东西向道路上。从我国目前城市结构来看，道路网络承载着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大部分功能，包括交通运输、给水排水、供气供热、电力电信等线性公共设施多集中在交通网络上，所以城市生态系统的能量流、物质流问题也呈线状特征集中分布在交通网络上，这使得多种生态环境因素复合叠加、高强度地聚集在某一脆弱地带，继而造成城市生态系统复杂性与脆弱性并存的现象。(2)城市管理问题呈聚集效应，且在不同类型城市功能区表现不同，这种空间分布上的不均匀体现着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格局。如东华门街道办西边为天安门和故宫博物馆所在地，虽然白天游人流动强度极大，但由于城市管理力度加大和夜间实际居住人口密度较低，使其相对管理部件问题较少。而在重要商业中心王府井所在地，人流、物流高度集中，产生了大量部件问题，与之对应的是该地区透水地表面积较少，热岛现象也十分明显。同样在朝阳门街道办，因娱乐、餐饮业较为集中，绿地系统配置较少，产生了较多噪声污染、光污染和水污染问题。但在香河园街道办事处辖区，因有地坛公园、青年湖公园、柳荫公园等大量绿地和成熟社区，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管理部件问题相对较少。这些现象表明，城市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复杂性与发挥不同城市功能的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文化区、行政区、绿化区和公共活动区有着密切关系。虽然影响城市生态系统格局的空间因素复杂多样，也受历史、经济、社会、城市规划管理措施等思想的影响。但通过东城区城市管理部件的空间分布特点来看，城市生态系统的复杂性被深层次的体现在城市管理与运行的监管系统之中，也就是说，城市管理问题与城市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密切相关。

3结论

复杂性范文篇3

一、会计系统复杂性特征的表现形式

（一）联系性

首先，会计系统既是一个管理系统，也是一个信息系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强调其数据处理的功能，将会计系统理解成会计信息系统，但这并不排斥也不应该排斥会计系统具有管理功能；同样，从管理的角度，强调其管理的功能，将会计系统称为会计管理系统，但这也不排斥会计系统具有数据处理功能。会计管理是利用会计信息来进行的，会计系统在履行管理功能过程中，同时也进行数据处理工作，即在管理过程中同时对数据进行收集、加工、传递、存贮、输出等处理工作；同样，会计系统也是在执行数据处理功能过程中，同时进行管理工作，即通过对各种数据处理并利用其产生的信息来实现管理的预测、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具体职能。会计的管理功能是对会计基本职能中监督职能的发展，会计的数据处理功能是对会计基本职能中核算职能的发展。

其次，会计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责任会计都可视为会计系统的子系统，四个子系统之间联系紧密，相互配合。比如，IT环境下会计系统重构理论即是利用会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密切联系而得出的一种融合理论及模型构建；再比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IIMS模型（即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信息集成管理系统模型）构建与实施，就从实务运作中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控制的会计管理与控制循环。

此外，会计系统与构成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会计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会计子系统具有综合性强和涉及面广的特点。一方面，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其他子系统的人、设备、技术、供应、生产、销售等活动都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到会计子系统中来；另一方面，会计子系统通过自身的数据处理为其他子系统提供必要的信息，从而影响和促进其他子系统的管理。

（二）开放性

会计系统的开放性是指会计系统与会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作用和不断调整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会计系统与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会计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连续不断地信息交换，使会计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同时，凸显复杂多变的特性。一个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相互作用越强，其复杂程度就会增加，且对环境条件更加依赖，对条件的变动更为敏感。因此，在社会系统中运行的会计系统必须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此外，信息时代浪潮引发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等，使得传统会计系统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传统财务会计的四大假设（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有时无法合理地对新经济时代的特征加以概括与解释，从而使传统会计系统发生松动与肢解。单一的会计主体观不利于反映复杂和特殊的企业经济关系；持续经营观不利于充分反映企业经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长的会计分期不利于及时反映企业的财务信息；货币计量不利于提供有效的非量化信息，因此信息时代下的会计假设需要重构和创新，而这种重构和创新离不开会计系统开放性特征的支撑。

（三）动态性

系统是动态的，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对于任何一个动态的系统来说，系统的平衡状态总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环境污染加重、人力资源竞争加剧等新的挑战，会计系统也须不断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对原有会计系统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力求会计系统的不断完善，比如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实证会计、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等的诞生则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了会计系统的发展。

（四）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性指的是由于组成系统的部分存在差异，使系统组织在地位、作用、结构和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形成具有质的差异的系统等级。会计系统是一个具有多功能和多层次的系统，在系统中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组及完善的功能。自20世纪50年代，现代会计产生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都各自在其领域得到空前发展，而财务会计的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又不断向上发展，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推动财务会计系统向更高层次不断深化。

二、会计系统复杂性的影响

（一）会计系统的复杂性动摇了传统会计的理论根基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会计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会计的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报告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冲击和影响。比如，会计主体假设一开始是为了明确核算的空间范围和明确经济权利和责任的归属主体，而网络时代公司由于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单一部门可能也会形成一个报告主体，从而使会计主体的认定产生困难，原来适用的会计规则出现了问题，因而适时扩展会计主体的内容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再比如，现行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是通用财务会计报告模式，报告单位通过收集、加工、整理、计算、汇总等一系列财务会计程序产生通用的财务会计报告，这种单向的信息供给虽然对决策和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标准化的财务会计报表模式决定了会计信息的供给结构是“窄”型的，在会计信息提供方式上是单一的，缺乏供求双方的互动。

（二）会计系统的复杂性使会计系统的空间越来越大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以产权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合并已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金融创新则产生了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它们在给传统会计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拓展了财务会计系统的空间。同时，市场经济的竞争特性要求企业需将财务会计系统和管理会计系统进一步耦合，才能在竞争中获得先机。此外，新的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系统也产生冲击，弹性制造系统、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制造资源规划等新的制造环境不仅需要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而且需要将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三）会计系统的复杂性要求会计人才培养和评价模式的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会计系统日益复杂，会计人才资源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新形势下的会计人员应了解国际经贸环境，熟悉资本市场运行规则，而且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高等会计教育的逐渐趋同，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具有国际观念、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会计人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在教育理念、目标、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革新，以适应会计人才国际化的要求。此外，如何科学评价各类会计人才，最大限度做到人尽其才，不断提高会计人员整体专业素质，打造一支拥有国内一流、国际认可的金牌证书的专业队伍，是一个事关会计行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的大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对会计人才评价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探究会计人才评价新途径。

三、会计系统的研究思路

（一）用战略管理的思想指导会计系统的研究

战略管理是指对一个企业或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做出的决策和管理艺术。用战略管理的思想指导会计系统的研究，是指在研究会计系统时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用长远的视角研究会计系统的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不能用静止、片面的观点进行会计系统的研究。

（二）以数学和计算机作为会计系统研究的基点

会计科学作为一门计量科学，对会计系统复杂性的研究需要突破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仅仅采用数学工具，或者仅仅采用计算机仿真，都难以有效地解决会计系统中出现的所有复杂问题。因此，把会计系统的研究同时置于数学工具和计算机的基点，是研究会计系统复杂问题一条可行的途径。数学作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在揭示系统的内在关系和演化规律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单纯依靠数学工具将使研究受到局限而无法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和问题，特别是那些需要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才能表述的问题，而借助计算机工具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计算机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可以为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复杂计算提供可行性，数学和计算机在高层次上的结合，可以使会计系统的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积极探寻会计系统的研究方法

复杂性范文篇4

复杂性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从自然科学中提出。复杂性科学打破了线性、均衡、简单还原的传统范式,而致力于研究非线性,非均衡和复杂系统带来的种种新问题,使人类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线性上升到非线性,由简单均衡上升到非均衡,由简单还原论上升到整体论。因此,复杂性科学是以还原论,经典论及“纯科学”为基础的经典科学正在吸收系统论,理性论和人文精神而发展成的一门系统工程领域的新兴学科。目前,关于复杂性的定义尚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系统结构的复杂性和系统行为的复杂性被认为是复杂性系统的主要特征。

2互联网安全问题是一个复杂性问题

在Internet发展的短短几年,人们对安全的理解,从早期的安全就是杀毒防毒,到后来的安全就是安装防火墙,到现在的购买系列安全产品,在一步一步地加深,这是值得庆贺的一件事。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些理解依然存在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性,没有将网络信息安全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考虑来对待。

2.1互联网是一个复杂性系统

2.1.1互联网结构的复杂性互联网由一个个计算机网络互连而成,而每一个计算机网络又是由若干台计算机相连接而构成。每个计算机网络通过各种各样的路由器连接在一起,目前互联的网络已经数以千万计。一个网络既可以和本地的、邻近的网络相连,也可以直接和远端的、异地的网络直接相连;既可以与另外一个网络相连,也可以同时与多个网络相连。这样的网络,它的拓朴是一个结点数量巨大、形状复杂的图。显然,互联网具有结构复杂性的特点。

2.1.2互联网行为的复杂性互联网很象联合国,它只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就象联合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一样,互联网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网络,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体制。一个网络只要遵守相同的通信协议—TCP/IP协议,经过注册,就可连到互联网,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每个网络、网络中的每个计算机都可以运行不同的操作系统,每个网络都可以有自己的管理方式、方法。互联网的开放性特点,带来了网络社会中人们的高度自由。互联网的数字化特点,使人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平等。互联网的虚拟化特点,让人们体验到了现实中难以企及的新境界。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加上互联网管理上的松散,决定了互联网的行为复杂性。互联网无论结构上还是行为上都是复杂的,因此我们说它是一个复杂性系统。

2.1.3互联网的无尺度特征(1)随机网络和无尺度网络在过去40多年里,科学家惯于将所有复杂网络看作是随机网络。这一思想源于两位匈牙利数学家Erdos以及他的密切合作者Renyi的研究。1959年,为了描述通信和生命科学中的网络,Er-dos和Renyi提出,通过在网络节点间随机地布置连结,就可以有效地模拟出这类系统。随机网络理论有一项重要预测:尽管连结是随机安置的,但由此形成的网络却是高度民主的,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节点的连结数目会大致相同。实际上,随机网络中节点的分布方式将遵循钟形的泊松分布。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表明,很多复杂系统拥有共同的重要特性:大部分节点只有少数几个连结,而某些节点却拥有与其他节点的大量连结。这些具有大量连结的节点称为“集散节点”,所拥有的连结可能高达数百、数千甚至数百万。研究者把包含这种重要集散节点的网络,称之为“无尺度网络”(Scale-FreeNetworks)。(2)互联网的无尺度特征研究人员一直以为,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兴趣,来决定将网络文件连结到哪些网站,而个人兴趣是多种多样的,可选择的网页数量也极其庞大,因而最终的连结模式将呈现出相当随机的结果,万维网络是一个随机网络。但是,1998年美国圣母大学的物理学教授Albert-LaszloBarabasi及其研究小组所作的研究揭示了令人惊异的事实:基本上,万维网是由少数高连结性的页面串连起来的,80%以上页面的连结数不到4个。然而只占节点总数不到万分之一的极少数节点,却有1000个以上的连结(一项后续的网络调查显示,有一份文件已经被超过200万的其他网页所连结!)。因此得出结论:万维网是无尺度网络。图1万维网结点连接图事实上,互联网中还有很多无尺度的特征。如电子邮件所连结的人际网络,也可能是无尺度的。又如各种论坛及BLOG等,少数几个人了论坛的大部分文章;少数几个BLOG发表了点击率最高的几篇文章。

2.2互联网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互联网的复杂性决定了互联网安全问题的复杂性。

2.2.1历史的问题从互联网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人们并没有规划过要建一个全球性的互联网,只是互连的网络越来越多,就渐渐形成了全球性的互联网。互联网的发展,象极了鲁讯先生那句名言:“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自然成了路”。如果把互联网看作是“高速公路”的话,没有精心的规划、没有周密的论证,这样建立起来的“高速公路”,它的安全性从一开始就存在致命的先天不足。

2.2.2技术的问题计算机系统的脆弱性:现代计算机系统的实现是安全性、开放性及制造成本的一种折衷,所以任何一种计算机系统都存在着脆弱性,即由折衷所带来的系统不安全的问题,计算机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接口和界面、各个层次的相互转换,都存在着不少漏洞和薄弱环节。首先,计算机系统硬件缺乏整体安全性和完整性的设计和检测,存在局部合理与整体不合理的矛盾。其次在软件上,一个软件是由功能各不相同的程序模块构成,模块件的相互调入问题、所使用的开发语言的不同、开发者在思路上存在的差别使得这些软件易于存在隐患和潜在威胁,人们至今没有办法从理论上证明一个软件的正确性。最后是系统安全性与开放性的矛盾,是计算机系统本身脆弱性的根源。网络通信协议的安全问题:作为互联网灵魂协议的TCP/IP协议由于在制定时没有考虑通信的安全性,带有着一系列的安全缺陷。TCP/IP协议的一个明显安全缺陷是采用明文进行数据流传输,这意味着应用程序的数据包括口令、密码等在In-ternet上是公开的,很容易被窃听、伪造和篡改。除此之外,象TCP序列号预计、源路由选择欺骗等TCP/IP协议缺陷都会引起安全问题。操作系统的安全问题:目前运行于Internet上的主流操作系统有UNIX、Windows等,他们功能强大但并不是完美的,它们存在的缺陷往往能够导致网络的瘫痪。绝大部分版本的UNIX操作系统的RPC(远程程序调用)软件包都包含具有缓冲区溢出的程序,例如rpc.yppasswdd(服务端守护进程)、rpc.cmsd(日历管理服务守护进程)、rpc.ttdb-server(ToolTalk数据库服务器)等等,如果系统运行这些程序之一,那么系统就很可能受到RPC服务缓冲区溢出的攻击。大多数MicrosoftWindowsNT和Windows2000服务器上都使用MicrosoftIIS这个服务器软件。攻击者可以利用IIS的远程数据服务RDS中的漏洞以超级用户的权限远端运行命令。

2.2.3社会的问题Internet是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的社会毕竟还不是一方净土,在现实生活中,盗窃、诈骗、抢掠、传播色情、恐怖活动等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普遍存在,因此计算机病毒、网络黑客、网上诈骗、网上传播色情、网上恐怖活动等计算机和网络犯罪活动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是现实社会犯罪活动在网络社会中的反映而已。而且,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犯罪具有高技术性、快速和隐蔽性、犯罪地域广和跨国犯罪、发现难破案难等特点,往往比现实社会犯罪活动更加猖獗。互联网的发展几乎是在无组织的自由状态下进行的,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还没有一部完善的法律和管理体制来对其发展加以规范和引导。同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互联网对传统的法律提出了挑战:究竟什么是网络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执法机关该如何进行执法等等问题尚在探讨之中。在没有健全法律的约束、缺少强有力机构管理的情况下,网络自然成为一些犯罪分子“大显身手”的理想空间。在开放自由的、数字化的、虚拟化的网络社会中,管理手段该如何适应、道德观念该如何约束、伦理观念该如何规范、法律法规该如何制定等等网络文明的建设就显得非常必要和重要。遗憾的是,与互联网的超高速发展相比,相应的网络文明的建设和发展远远滞后。这种情况为今天的黑客攻击、计算机病毒、形形色色的计算机和网络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温床。

2.2.4无尺度网络的问题具有集散节点和集群结构的无尺度网络,对意外故障具有极强的承受能力,但面对蓄意的攻击和破坏却可能不堪一击。在随机网络中,如果大部分节点发生瘫痪,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网络的分裂。无尺度网络的模拟结果,则展现了全然不同的情况,随意选择高达80%的节点使之失效,剩余的网络还可能组成一个完整的集群并保持任意两点间的连接,但是只要5~10%的集散节点同时失效,就可导致互联网溃散成孤立无援的小群路由器。对互联网的实验显示,一次有组织的协同攻击,只要去除掉若干个集散节点,就足以造成严重破坏。我们现在通行的有诸多安全方案:硬盘隔离系统、安全集线器、防火墙、身份鉴别、权限控制、数据备份、杀毒软件和恢复工具等“软硬”兼施,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单个站点的安全性,但是保得了小家却保不住大家。因此,我们改变制定安全策略的思路。比如,应该采用鼓励、限制等手段保证重要集散节点的动态平衡,彻底消除因垄断和网络霸权而形成的“过度统一”所埋下的网络安全炸弹;针对单一安全漏洞的病毒就足以感染大部分网络连接,几位美国网络安全专家在最近的一份联合报告中就极力呼吁,过分依赖微软软件可能导致“大规模、雪崩式故障”。

复杂性范文篇5

[关键词]保险合同，投保人，告知

一、引言

保险是经营风险的行业，无风险，无保险。风险的大小和性质不仅直接影响着保险人是否承保，且决定着保险费率的高低和保险合同的内容。而保险标的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征，保险方无法对承保标的进行全面了解，投保人作为利害关系者则通常知之甚详。为了使保险方能够在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就合同的缔结做出意思表示，投保方负有提供与合同缔结相关的一定信息义务，以求合同之实质自由。如果投保方对缔约的信息告知不充分、不真实，则势必影响保险方对事实的判断，使自己的决定受他人意志左右，成为他人的决定，在此基础上所达成的合意肯定有失公平。故据实告知为投保人的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或者因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因此，据实告知义务的履行，不但与保险人利害攸关，而且对投保人权益影响甚大，有必要从法律上予以界定。

二、告知义务的履行

（一）告知方式：主动告知抑或被动告知

关于告知方式，国际上有两种立法体例，即主动告知与被动告知。主动告知者要求投保人应说明的事项，不以保险人的询问为限，只要是投保人所知悉的事项，即使保险人未询问，仍在告知义务之列。早期保险立法多采用主动告知的模式，要求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之前应将其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一切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未履行该项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对于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被动告知即询问回答告知，此告知方式中投保人仅对保险人询问的事项告知即可，保险人未询问的事项无须告知。保险合同的专业性很强，哪些事项应由投保人告知，保险人作为业内人士十分清楚，而投保人作为“外行人”则茫然不知，要求其遵守诚信原则，倾其所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实比登天还难。因此，立法技术之演进即由“自动申告主义”转为“书面询问主义”，以限制投保人之告知范围。如德国1939年以前即采自动申告主义[1]（P.162）。询问告知之立法宗旨在于保护投保人的利益，防止保险人动辄以投保人违背义务而解除合同或拒绝承担赔偿责任。若将告知范围任意扩大或无标准可循，要求投保人判断何者为重要事项并主动告知保险人，与民商法的公平原则相悖。依询问告知主义的法律规定，保险人只有履行了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义务，并行使了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权利时，投保人才负有如实告知义务。如果保险人未询问或放弃了询问权，投保人毋庸告知，且日后保险人不得主张。被动告知的立法模式，也可以避免被保险人在履行告知义务时舍本逐末，挂一漏万，从而减少纠纷的发生。我国保险立法对陆上保险与海上保险的告知方式分别作了不同的规定，《保险法》第17条要求投保人仅对保险人的询问事项履行告知义务，而《海商法》第222条规定：“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将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没有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可见，保险法采被动告知方式，而海商法采主动告知方式。有学者认为，海商法上如实告知的规定有失公允，应作宽松解释，即投保人只对保险人关于询问事项负如实告知义务[2]（P.123）。笔者认为，海上保险之所以要求投保人履行主动告知义务，这是由海上保险特殊性决定的。海上保险风险大，保险人很难控制，而投保人皆为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掌握专业知识，对风险有准确判断，履行主动告知义务符合最大善意原则的要求。被誉为典范的《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对告知义务的规定就是佐证。该法第18条规定，被保险人在订立合同之前应将其知道或应该知道的一切重要事项告知保险人。如果被保险人未履行该项告知义务，保险人即可宣告合同无效。

（二）告知范围：无限告知抑或有限告知

保险法从最大善意原则出发，要求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以达对价平衡之目的。投保人所应告知、说明的当然是足以影响保险关系的重要事项，其他个人所属之私事自不在说明义务范围之内[1]（P.160）。所谓重要事项，即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确定收取保险费数额的危险情况。保险条款融专业性、复杂性和科学性为一体，如何判断“重要事项”，即使饱学之士，若非专对保险学进行研究，亦恐无法尽窥其貌，作为一般社会公众的投保人更是难以确切了解。故立法者信赖保险人之专业知识及诚信原则，授权其制订询问内容，以为重大事项之推定[1]（P.162），不询问者，推定为不重要。现代保险种类繁多，无所不保，对于“重要事项”立法者不能于条文中一一列出，各国皆然。确定是否为重要事项，尚需依保险种类及合同内容加以综合考虑。在保险实务中，认定是否属“重要事项”，应结合以下三个因素：其一，保险利益情况。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的爱护程度，与其所具有的保险利益的性质和大小有关，利益薄则爱心淡，而保险人所负担的风险则大；利益厚则爱心重，而保险人所负担的风险则小，此为常理。故保险人在合同订立之际，不仅要求被保险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且须了解保险利益的来源及多少，无保险利益，合同无效，保险金额超过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为超额保险，超额部分无效，丧失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自动解除。保险利益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内容。其二，保险标的的性质状况。保险标的的性质反映保险标的的风险抵抗能力，影响保险人的责任承担。如建筑物的结构、性能、用途，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等对危险估计举足轻重。其三，保险标的物安全方面的情况。如财产的地理位置、安全措施等等[3]（P.101）。但对于保险人询问的事项，投保人若能够证明不为重要事项的，可以拒绝告知。否则，任由保险人提出种种无关琐事对投保人严加考试，以为试验投保人善意与否之试金石，并同时测验其记忆力以为承保之根据，岂为立法者当初之所愿[1]（P162）？

（三）告知内容：主观告知抑或客观告知

如实告知只是对投保人主观上的要求，即只要求投保人把自己知道或应该知道的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向保险方告知，而无法要求其所告知的情况必须与客观事实完全吻合。有些情况虽然对保险人判断危险或是否接受投保至关重要，但投保人不知道或无法知道，若要求其告知的情况必须与客观情况完全一致，显然是强投保人所难。投保人不是圣人也不是巫师，他无法了解常人不可能了解的东西，所以法律只是要求投保人尽到善意而无过错，即为完全履行了告知义务。保险是在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发生时，对被保险人的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由保险人进行补偿或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制度。至于事故是否发生、发生的时间及损失的大小在订约之际不能确定，学说上称保险合同为射幸合同。所以，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标的之危险已发生或已消灭者，其合同无效，此乃基本原则。但鉴于保险合同为最大诚信合同的本质，保险法仍设有“但书”规定，即危险已发生或已消灭为当事人双方所不知，而当事人又出于善意订立保险合同，合同仍属有效。依各国法律规定，投保人于缔约之际不知危险已发生者，视为未发生；危险已消失者，视为未消灭，保险合同对双方当事人仍具有约束力。此种保险称为“追溯保险”或“无论已否发生损失保险”或“已灭失或不灭失”条款。“已灭失或不灭失”条款原为一保险惯例，适用于海上保险，因为船舶航行于海上，其标的所处情势瞬息万变，在昔日无电讯联系时代实难确定，保险人和投保人在不知道保险标的是否已经灭失的情况下签订的合同为有效合同，保险人必须承担赔偿责任，投保人也必须履行交付保险费的义务。此一惯例今已演进为制定法，并成为保险法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我国《海商法》第224条即属此内容。该条规定：“订立合同时，被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标的已经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但是有权收取保险费；保险人已经知道或应当知道保险标的已经不可能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有权收回已经支付的保险费。”“已灭失或不灭失条款”现已普遍适用于其他保险领域。例如，在人身保险中，若被保险人于订立合同之时患有重病，保险人是不予承保的，但如果被保险人并不知道这一事实，而向保险公司投保死亡保险，被保险人日后因病去世，保险人不得以其违反告知义务而主张合同无效或拒绝赔偿，受益人取得保险赔偿金也“问心无愧”。判断投保人是否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不应以其告知的情况与客观事实是否吻合为标准，而应以主观上的认识为依据。虽然客观上属“重要事项”，投保人如果主观上无故意或过失，即使告知情况与事实不符，也不构成对告知义务的违反，故学理上将保险合同称为最大诚信合同。

（四）告知形式：书面告知抑或口头告知

投保人的告知形式是以书面为之还是以口头为之，保险法并无明确规定，保险实务中，二者兼而有之。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规定，投保人对于保险人之书面询问，应据实告知。采用书面形式履行告知义务，既可以避免当事人间举证之困难，也可以缩小投保人告知义务的范围，为当代各国立法所采纳。

（五）告知主体：被保险人是否应履行告知义务

投保人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作为风险的转嫁者，通常对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了如指掌，由其承担据实告知义务固无疑问，所以，各国保险法皆规定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然而，当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时，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又了解不详，而被保险人更为知悉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下，被保险人是否负有告知义务？对此，各国法律规定不尽相同。美国保险法理论一般认为，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均应负告知义务，日本商法典对损失保险和人寿保险分别规定，在损失保险中，由投保人负担如实告知义务，而人寿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都负有如实告知义务[2]（P.122）。《保险法》及台湾地区“保险法”仅规定了投保人负有告知义务。对此学者认识也有分歧。否定说认为保险法既明文规定投保人为据实告知义务人，不应扩张解释及于被保险人[4]（P76）。保险人只能要求投保人据实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危险情况，并且惟有投保人违反时，始可主张解除合同；对于被保险人的不告知行为，保险人不得径行主张解除合同。但多数学者赞同肯定说，认为被保险人亦负有说明义务。因为：于财产保险，被保险人为财产标的之所有权人或权利人，其对标的物的状况知之最详；在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为同一人时，被保险人为保险事故的客体，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了解最透彻，从保险契约为最大善意契约的本质而言，被保险人也应负说明义务，以便保险人衡估保险费。（注：施文森：《保险法总论》，转引自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52页。）笔者亦采肯定说。其理由如下：首先，据实告知义务的立法理由主要强调的是最大善意原则，以保障保险人能正确估计危险，并依此决定是否承保及保险费率的确定，不应因为投保人为他人利益投保而减轻其义务的履行，从而影响保险人对危险的判断。否则，将导致规避法律的行为发生，不仅损及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危及保险业的整体。其次，在合同法上，被保险人为向第三人给付合同中的第三人，在向第三人给付合同中，第三人因债权人与债务人合同的约定而取得对债务人的直接请求权。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实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在财产保险中，发生保险事故有索赔权者，只能是被保险人，投保人不享有此权利。在人身保险中，保险事故发生时如果被保险人生存，保险金一般只能由本人领取。第三，从立法例考察可知，我国海商法第222条和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告知义务主体均为被保险人；德国保险契约法第79条第1项规定，以本法各条之规定，若投保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具有法律意义，于为他人利益之保险时，被保险人之行为及知悉事项亦为考量之因素。尚需说明的是，若投保人就书面询问事项皆已据实告知，被保险人则无说明的义务，惟若投保人不知事实或有其他理由未告知时，且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行使了询问权，被保险人必须告知，或投保人有告知不实者，被保险人必须纠正。保险人不向被保险人询问者，视为弃权。

三、告知义务的违反

（一）违反告知义务的类型

据实说明义务的性质属于附随义务，投保人违反此义务时，保险人无法以诉讼方式强制请求其履行，而仅能行使法律所赋予之合同解除权，使保险合同自始无效，投保人丧失本可主张之权利并承担因违反义务而产生的不利后果。依据保险法第17条的规定，投保人违反据实告知义务的类型分为故意隐瞒和过失遗漏两类。过失与故意两者的法律性质迥然，法律后果不同。

故意隐瞒是指投保人就其说明义务范围内的事项，明知其情形，而故意不为告知[5]（P.126），或虚构事实诱导保险人。如患有癌症且危在旦夕而谎称身体健康。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者，说明投保人在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有欺诈行为，此时保险合同的性质属民法上因欺诈所订立的合同，保险人可行使解除权而使合同自始无效，并不退还保险费。保险人不退还保险费应视为是对投保人缔约过失的一种经济惩罚，不适用民法上有关解除合同恢复原状的规定。若有未收受之情形者，保险人仍得请求给付，以符合本条惩罚性规定之法义。但此之保险费应仅限于保险人解除契约时该年度之保费而已，解除契约之后之保费虽已预缴，如长期保险契约一次缴费之情形，仍应返还于要保人[1]（P.166）。

过失遗漏是指投保人就其告知义务范围内的事实，知悉或应该知悉其情况，但因过失而未能为说明。投保人的过失行为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对保险标的的有关情况应当向保险人说明，但由于疏忽而没有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二是对保险标的的有关危险情况应当了解但由于大意没有了解而未能如实告知。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可能是因为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有关知识了解不够，或者不能正确理解“重要事项”的内容，或者是因为马虎未能知悉保险标的的相关信息。因此，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主观上并不存在恶意，不能看作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以，保险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依《保险法》第16条第3款及第4款之规定：“投保人故意隐瞒事实，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对于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可以退还保险费”。“可以退还保险费”意即可以退也可以不退，两种选择均符合法律的规定，是退还是不退由保险人根据情况决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无权主张。如果保险方退还了保险费，则是故意隐瞒与过失遗漏的法律后果相区分；如果保险方不退还保险费，则是两者的后果相同。实践中保险人往往是不主动退还的，并对投保人的退还保险费请求置之不理，这显然不是立法者的初衷。故《保险法》第16条第4款有袒护保险人之嫌，应规定为：“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以防止保险人利用投保人的过失行为来获取保险费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甚至故意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获得保险费的情况发生。因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可以投保人的过失原因解除保险合同，而当保险事故不发生时，不提出解除保险合同，这显然有失公平。

（二）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此为定论。惟若投保人因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事项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无因果关系的，保险人是否可以解除合同的方式免除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学说上存在争议，各国立法例亦不尽相同。因果关系说认为投保人未据实告知或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事实，与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因果关系者，保险人方得解除合同而免除赔偿义务。德国、日本采此说。（注：《德国保险契约法》第21条规定：“若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解除契约者，若说明义务之违反并不影响保险事故之发生或保险人应负责任之范围时，其给付义务仍不改变。”日本《商法典》第645条但书：“但经投保人证明危险的发生并非基于其告知或不告知者，不在此限。”）

非因果关系说又称危险估评说，此说认为仅投保人有违反据实说明义务的事实，而不论其与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有因果关系，保险人均得据以解除保险合同而免除其赔偿责任。此乃因投保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不仅影响保险人于订约时对危险的估计，且影响保险人承保的意愿。美国大多数州采此说。

折衷说认为，原则上，保险事故发生后，若保险人查知投保人于订约时有违反据实告知义务之事实，而该事实和保险事故之发生无因果关系者，保险人不得主张解除契约不负理赔之责；惟若保险人能证明若于订约时知该事实，以一般核保原则即不会承保者，则保险人亦得解除契约免理赔之责，不论该未经据实说明事项和保险事故发生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同理，若属保险人增加保费而得承保者，保险人于无因果关系之情形，不得主张解除契约免除赔偿义务，而得增收保费而已[1]（P.169）。

依《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违反据实说明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因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法对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区分不同类型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后果。故意不履行告知义务者，采非因果关系说，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而对过失未履行告知义务者，采因果关系说，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损失的，保险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但是未告知或者错误告知的重要情况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影响者除外。与海商法第223条的规定完全相同。

（三）告知义务的免除

法律规定投保人必须履行据实告知义务，其目的在于保障保险人对危险的准确估计。所以，投保人对于重大事项故意隐瞒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或者因过失遗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保险合同。但保险人对该事项已知悉或应知悉者，即不会产生对危险错估的情形，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自然可以免除，否则，有悖诚信原则。若保险人对危险已知而仍错估，则应由保险人自己承担其后果，和要保人无关[1]（P.164）。从合同原理出发，保险人为合同之相对人，于合同订立之际亦应负有一般人应具有的注意义务，因此，保险人所知或应知者，即使投保人有隐匿、遗漏或不实告知的情形，保险人仍不得主张解除合同。另外，根据保险惯例及各国法律规定，投保人对下列事项也无须告知：1.减少风险的任何事项；2.保险人表示不要求告知的事项；3.属于明示或默示保证事项。

解除权系形成权，保险人单方面行使即可达到解除目的，勿需征得投保人同意。然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以书面通知为必要，保险法、民法通则及合同法未作规定，为避免举证之困难，保险人解除权的行使应以书面通知投保人，若未为解除通知，合同仍为有效，投保人对告知义务的违反，并不当然发生保险合同解除之效果。保险人合同解除权可以于保险事故发生前行使，也可以于保险事故发生后行使，惟解除权应受除斥期间的限制。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64条第3项规定，自保险人知有解除之原因后，经过一个月不行使而消灭，或契约订立后经过2年，即使有解除之原因，亦不得解除契约。依据《保险法》第54条的规定：“投保人申报的被保险人年龄不真实，并且其真实年龄不符合合同约定的年龄限制的，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自合同成立之日起逾2年的除外。”

「参考文献」

[1]江朝国。保险法论文集（一）[C].台北：台湾瑞兴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

[2]尹田，主编。中国保险市场的法律调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孙积禄。保险法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

复杂性范文篇6

在党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程中,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是相当引人注目的;然而这种重要性背后的复杂性则较少被人注意,有时甚至被忽略。云南位于祖国西部边陲,是少数民族自治或聚集较多的地区,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非比寻常的历史跨越性,是许多沿海和内地省份所没有的,其间涵藏着种种复杂性;云南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和民族文化优势是巨大的,但它只具有潜在性,要把它变为现实性,其间亦蕴含着极大的复杂性。云南省委和省政府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这就是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民族文化大省”和中国连接东南亚、南亚的国际大通道这三大目标,在实施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也隐含着某种复杂性。简言之,云南未来的发展潜力是极为巨大的,发展前景是极为诱人的。然而同时,云南地区还具有上述的特殊之点和特殊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有些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还有许多尚未认识到,或者说对发展的科学性还认识得不够,若不慎重研究对待,则可能贻患于长远未来。这就是说,这里还潜藏着某种发展风险,还具有某种发展难度———这就是云南地区现实发展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复杂性科学是当前世界和国内的哲学前沿理论。这个理论也还在发展之中。我们应与时俱进,从这个新视角,利用其已经取得的一些成果,比较集中、系统、深入地探讨云南地区发展的复杂性问题。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利用好而不是糟践这些难得的资源———这些资源不仅是云南地区性的,同时也是我们国家的宝贵发展资源,这是需要给予充分重视并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以往在对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复杂性问题,这些研究是有价值的,但多少有些零散,显得不系统或不深入。我们认为应当在以往基础上予以集中化和深化,以形成带有某种系统性的研究。贝塔朗菲曾预见到系统科学本质上是研究复杂性的科学。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关于简单系统的理论日趋成熟,系统科学才真正转而以复杂性为主要对象。系统科学按复杂程度将系统分为4类:简单系统、简单巨系统、复杂巨系统、特殊复杂巨系统。在巨系统中,其组成种类繁多,并有层次结构,它们之间的关联方式又很复杂(如非线性、不确定性、模糊性、动态性等),这就是复杂巨系统。钱学森则更进一步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以往的发展理论和社会决策方法往往把社会发展抽象为某一两种单因素或主要因素,认为只要抓住它就可以自动地带动其他因素,此类方法已不合时宜。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把握社会发展的全面作用因素,要求更精准且长效的决策。而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则更增加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复杂性方法已成为应运而生的先进的理论武器。我们建议,主要依托和应用钱学森提出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同时参照借鉴国外的相关理论,紧密结合云南省情加以研究,力争提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结论来,以给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如何应用复杂性科学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充满了复杂性的历史过程。云南的地理环境、物种、生态、气候以及历史、宗教、多民族、原有的经济文化水平等多种多样的要素,还有多种多样的关系(包括与周边地区、周边国家的关系),等等,它们在云南地区的实际发展中都同时起着作用。

这里仅就几种复杂关系简要地说一下。关于已知与未知的关系的复杂性。在云南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除了多种已知的因素、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外,还有一些未知的因素、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这些也都应当纳入考虑范围。未知的怎么纳入考虑范围?乍听来似乎令人奇怪。这就是复杂性。去年末印度洋发生海啸,这场灾难夺去了20万人的生命,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在对海啸灾难的反思中,瑞典的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首席科学家麦克尼利说“:为了在海边建造养虾的池塘,过去几十年里岸边很多红树林被砍光……当海啸袭来的时候,珊瑚礁的阻挡会使其强渡减弱,岸边的红树林能进一步减低海啸的速度。虽然海浪还会冲上岸,但是很多能量早已经消失了。”红树林的价值此时才被人们认识到。在云南的发展中,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红树林的未知因素或未知作用将发生影响。在把云南的发展作为多层次多方面动态开放的复杂巨系统进行探索研究时,既要考虑多种已知的因素、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还要为未知的因素、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等预留下回旋的空间和余地。关于生态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几乎所有的物种都依赖于其他一种或多种生物而生存,要维持和谐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了解各种生物的相互关系和需要。如果要保护弥足珍贵的古老树种,仅仅是维持那几棵上百岁的古树的生命是不够的,还必须考虑为它的种子传播的动物的需要,要考虑花粉的传播方式、种子发芽的条件和幼苗生长的要求,以及那些古老树木菌根的生存需要等,只有完整地保护了这样的环境,这个物种的长久繁衍生存才能有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对所处地区的生态与环境的关系作尽可能深入详细的调查研究,所有正确的方案都必须基于对当地动态稳定的生态过程和环境系统的了解。关于生态旅游的复杂性。西部大开发的号角无疑催生着旅游业的发展,但旅游业也还有它的负面影响。如果管理上没有科学的预筹和有力的措施跟上,只急于发展,只急于赚钱,只高兴看到开发商和游客蜂拥而至,那必然引至灾难性的后果。快速膨胀的旅游经济很可能毁了那些“圣地”“、神山”和原始森林,而一旦损失降临,我们将无力补偿。因此,建立旅游和自然资源的共生关系,是我们发展旅游业必须考虑的。云南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这是我们无与伦比的优势,要加倍珍惜。要实现人类与野生动植物及自然资源的良性互动和生态循环,这才是人们所期望的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火灾”的复杂性。据森林学专家的研究,森林一般有自然火周期。北方的温带森林一般是70～100年,南非Fynbos生态系统的自然火周期是12～17年,草原的自然火周期更短。但目前绝大部分风景名胜区的管理人员并不知道其景区的天然植被是不是存在自然的火周期,也不了解这个自然火周期应该是多少年。因此他们的管理措施就是防止火灾。而事实上,有许多植物和动物的的种群繁衍需要有自然火的帮助,自然火创造了各种森林类型的镶嵌植被,提供了植被的多样性,因而也产生了野生动物种类的多样性。一味地阻止“火灾”的发生,不仅会导致更大的火灾,而且会降低当地的生物多样性。看来,人们的作为和监控,并非人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必须尊重和遵循自然规律。总的看,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几个显著特点:(1)贫困和经济发展压力大。比较地看,同样处于西部,内有“八百里秦川”和全国大都市西安的陕西省相对来说贫困压力就要小许多。应当承认,云南属欠发达地区,其中有的地方如一些山区少数民族地方经济还较为贫困,社会发展较为落后,贫困压力大,地区发展差距大,其渴求各方面发展尤其是渴求经济发展的压力就大。同时,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也较弱。(2)生态珍贵性和脆弱性。就自然生态讲,云南三江并流地区可称之为地球上所剩不多的最后的未开发的处女地,其价值显然不仅具有云南地方性,还具有全国和世界意义。就社会生态讲,云南等地一些少数民族,还保留着一些先祖传统的民族文化生活风貌和习俗。这些社会生态,诚然有原始性甚或落后于当今时代的一面,但它更多展现的是如语言、文字、音乐等等原生态,有珍贵性的一面。这些生态,不论是有亿万年演化史的自然生态,还是经历数千年延续至今的原生性的社会文化生态,都是极其脆弱的。在强大现代社会发展力量的作用下,如不小心呵护,不消几十年时间,就可能荡然无存。(3)滞后开发两面性。与发达、中等发达和初等发达地区比较来看,云南的开发是滞后的。这种滞后开发性,又带来了两面性。一方面是后发优势:可采用最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方法,一张白纸,可大作文章,可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另一方面是后发受限性:先行开发者由于人们认识的简单且资源相对丰富而受限制性较少甚至可以不顾一切,而滞后开发者则由于人们认识的逐渐加深且资源相对减少而受限制性增加了。过去,一条江河,只要有一定落差,就可以筑坝建电站。现在不同了,还要考虑对物种、水土保持、生态与世界遗产、旅游景观等方面的影响,不是说上就上了。

这3个特点的相互关联缠绕,组成了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复杂性的重点和难点。由(1),必须要发展而且要加快发展;由(2)、(3)则发展又受到某种限制;这就是矛盾和困难之处,这就是复杂之处。不发展不行,发展是势之所趋,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硬道理。不保护生态和环境也不行,而且要保护得好,要可持续下去。面对复杂性,就更要求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思维方法。下面再就几个问题着重地说一说。开发与保护问题。在云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这是一个贯彻始终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把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与保护资源结合起来,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绝不能把大开发搞成大开矿、大开荒。过度的资源开发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要注重生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更多地调动和发挥非资源要素的作用。要搞好土地、矿产、水资源等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保护秀美山川,避免山川破碎。形成合理利用节约资源的有效机制,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水平和效率,在大开发中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路子。

复杂性范文篇7

【关键词】会计系统；复杂性；影响；研究思路

会计系统和一般的系统一样，也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部分组成并具有特定目标和功能的有机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和新经济时代，传统的会计理论和实践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从而使会计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彰显。因此，探讨新形势下会计系统的复杂性特征及其影响，拓展会计系统的研究思路，是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会计系统复杂性特征的表现形式

（一）联系性

首先，会计系统既是一个管理系统，也是一个信息系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强调其数据处理的功能，将会计系统理解成会计信息系统，但这并不排斥也不应该排斥会计系统具有管理功能；同样，从管理的角度，强调其管理的功能，将会计系统称为会计管理系统，但这也不排斥会计系统具有数据处理功能。会计管理是利用会计信息来进行的，会计系统在履行管理功能过程中，同时也进行数据处理工作，即在管理过程中同时对数据进行收集、加工、传递、存贮、输出等处理工作；同样，会计系统也是在执行数据处理功能过程中，同时进行管理工作，即通过对各种数据处理并利用其产生的信息来实现管理的预测、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具体职能。会计的管理功能是对会计基本职能中监督职能的发展，会计的数据处理功能是对会计基本职能中核算职能的发展。

其次，会计系统的子系统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财务会计、管理会计、成本会计、责任会计都可视为会计系统的子系统，四个子系统之间联系紧密，相互配合。比如，IT环境下会计系统重构理论即是利用会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密切联系而得出的一种融合理论及模型构建；再比如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IIMS模型（即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的信息集成管理系统模型）构建与实施，就从实务运作中把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管理控制的会计管理与控制循环。

此外，会计系统与构成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其他子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会计系统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会计子系统具有综合性强和涉及面广的特点。一方面，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其他子系统的人、设备、技术、供应、生产、销售等活动都以货币的形式反映到会计子系统中来；另一方面，会计子系统通过自身的数据处理为其他子系统提供必要的信息，从而影响和促进其他子系统的管理。

（二）开放性

会计系统的开放性是指会计系统与会计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作用和不断调整自己，以更好地适应环境的发展和变化。会计系统与经济、法律、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会计系统和外部环境之间连续不断地信息交换，使会计系统具有开放性特征的同时，凸显复杂多变的特性。一个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相互作用越强，其复杂程度就会增加，且对环境条件更加依赖，对条件的变动更为敏感。因此，在社会系统中运行的会计系统必须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此外，信息时代浪潮引发的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等，使得传统会计系统的内部环境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比如，传统财务会计的四大假设（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有时无法合理地对新经济时代的特征加以概括与解释，从而使传统会计系统发生松动与肢解。单一的会计主体观不利于反映复杂和特殊的企业经济关系；持续经营观不利于充分反映企业经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太长的会计分期不利于及时反映企业的财务信息；货币计量不利于提供有效的非量化信息，因此信息时代下的会计假设需要重构和创新，而这种重构和创新离不开会计系统开放性特征的支撑。

（三）动态性

系统是动态的，它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之中，对于任何一个动态的系统来说，系统的平衡状态总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环境污染加重、人力资源竞争加剧等新的挑战，会计系统也须不断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对原有会计系统不合理的地方进行改革，力求会计系统的不断完善，比如环境会计、人力资源会计、实证会计、可扩展商业报告语言（XBRL）等的诞生则在更高层次上推动了会计系统的发展。

（四）层次性

系统的层次性指的是由于组成系统的部分存在差异，使系统组织在地位、作用、结构和功能上表现出等级秩序性，形成具有质的差异的系统等级。会计系统是一个具有多功能和多层次的系统，在系统中每一层次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在系统发展过程中具有重组及完善的功能。自20世纪50年代，现代会计产生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后，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都各自在其领域得到空前发展，而财务会计的基础会计、中级财务会计、高级财务会计又不断向上发展，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推动财务会计系统向更高层次不断深化。

二、会计系统复杂性的影响

（一）会计系统的复杂性动摇了传统会计的理论根基

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会计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会计的会计假设、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会计报告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冲击和影响。比如，会计主体假设一开始是为了明确核算的空间范围和明确经济权利和责任的归属主体，而网络时代公司由于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单一部门可能也会形成一个报告主体，从而使会计主体的认定产生困难，原来适用的会计规则出现了问题，因而适时扩展会计主体的内容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再比如，现行财务会计报告采用的是通用财务会计报告模式，报告单位通过收集、加工、整理、计算、汇总等一系列财务会计程序产生通用的财务会计报告，这种单向的信息供给虽然对决策和监督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标准化的财务会计报表模式决定了会计信息的供给结构是“窄”型的，在会计信息提供方式上是单一的，缺乏供求双方的互动。

（二）会计系统的复杂性使会计系统的空间越来越大

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以产权交易为特征的企业合并已成为影响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金融创新则产生了大量的衍生金融工具，它们在给传统会计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拓展了财务会计系统的空间。同时，市场经济的竞争特性要求企业需将财务会计系统和管理会计系统进一步耦合，才能在竞争中获得先机。此外，新的制造环境对成本会计系统也产生冲击，弹性制造系统、电脑辅助设计和制造系统、制造资源规划等新的制造环境不仅需要成本会计技术手段与方法不断更新，而且需要将成本会计的应用范围不断拓展。

（三）会计系统的复杂性要求会计人才培养和评价模式的创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会计系统日益复杂，会计人才资源成为了重要的战略资源。新形势下的会计人员应了解国际经贸环境，熟悉资本市场运行规则，而且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高等会计教育的逐渐趋同，这就要求我们培养具有国际观念、国际交流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会计人才。因此，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在教育理念、目标、模式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革新，以适应会计人才国际化的要求。此外，如何科学评价各类会计人才，最大限度做到人尽其才，不断提高会计人员整体专业素质，打造一支拥有国内一流、国际认可的金牌证书的专业队伍，是一个事关会计行业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以什么样的速度发展的大问题，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对会计人才评价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积极探究会计人才评价新途径。

三、会计系统的研究思路

（一）用战略管理的思想指导会计系统的研究

战略管理是指对一个企业或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做出的决策和管理艺术。用战略管理的思想指导会计系统的研究，是指在研究会计系统时一定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用长远的视角研究会计系统的各子系统的相互关系，不能用静止、片面的观点进行会计系统的研究。

（二）以数学和计算机作为会计系统研究的基点

会计科学作为一门计量科学，对会计系统复杂性的研究需要突破任何一种单一的模式。仅仅采用数学工具，或者仅仅采用计算机仿真，都难以有效地解决会计系统中出现的所有复杂问题。因此，把会计系统的研究同时置于数学工具和计算机的基点，是研究会计系统复杂问题一条可行的途径。数学作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在揭示系统的内在关系和演化规律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单纯依靠数学工具将使研究受到局限而无法涉及更广泛的领域和问题，特别是那些需要用复杂的数学模型才能表述的问题，而借助计算机工具则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计算机在信息处理上的优势，可以为理论研究所需要的复杂计算提供可行性，数学和计算机在高层次上的结合，可以使会计系统的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积极探寻会计系统的研究方法

复杂性范文篇8

关键字:中国教育理论、时代性、科学主义、生存困境、复杂性研究、复杂思维方式、原创性

随著世纪钟声的敲响，在人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轰轰烈烈”的20世纪就这样结束了。一个可以寄予很多期望，又蕴藏著更多不测风云的新世纪开始了。世纪初，对於人们来说，最大的财富是时间，最重要的事情是策划。这是一个需要播种希望的季节，也是人类把握未来的智慧和力量展现最为集中的时期。身处此时，作为一名教育理论探索者，我也不禁反覆自问：在中国的教育理论领域里，我们极需改变什麽？我们可以追求什麽？我们应该做些什麽？似乎可想可说的话很多，但又构不成宏篇大论，於是只能用“断想”来串起这段段的思绪，并想用“断想”引出更多的“宏论”以丰富我们的学报，这也是我作为本刊主编在世纪初的一个小小意愿。

一、中国近代的教育理论

是随著20世纪几乎与近代教育同步诞生、形成、变革和发展的，至今它已走完了异常曲折、复杂的世纪之路。纵观一个世纪的历史，悟出的最大道理是：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时代有著内在的、直接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关联。在一定意义上，教育理论属於“时代学”之列。认识这一点，对於今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所谓“时代学”主要指这样一些学科的集合：这些学科的发展需要与条件、方向与内容、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研究价值及功能的发挥等，在很大程度上与时展状态相关。凡属“时代学”之列的学科，都是与人类和社会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学科。

拿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近代教育理论的诞生都与社会变革而引起的教育变革直接相关，这对熟悉教育史、教育思想史、教育学科发展史的专业人员来说都不是什麽新的观点。然而，经历了学科由古代向近代的时代转换和逐渐形成了学科的内结构以後，尤其在力主以近代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作为任何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近代自然科学形成的科学标准作为衡量一切学科的科学标准的科学主义思潮的长期影响下，几代教育理论研究者中的许多人（包括本人在内），逐渐自觉地用这样的眼光去追求提高教育理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去寻找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我们曾期望有一种具有像自然科学那麽严密的概念体系的教育理论，它或用推理的方式建构，或用归纳的方式逐级由具体、个别提升到特殊、一般；我们曾期望教育研究能有效地移植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观察、实验、统计分析、定量研究到结论的可检验性、成果的可测量性等等，都成为教育理论科学性的显著指标；我们曾期望研究出来的教育理论能揭示客观规律，能排除价值、意识形态的干扰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和永恒性。为此，我们苦苦追求，也为追求不得而时时烦恼，还在追求的过程中渐渐远离了时代和实践，逐渐地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状态。自然，也有一些跻身於教育研究队伍的成员以教育学无须强化专业性和科学性为信仰。表面看来这是对上述科学主义的反逆，颇有革命性，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上述观念的信奉者，其所以进入教育研究的行列，正是因教育研究未达到上述科学性的标准而易进入。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教育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责任并不被看重，被看重的只是其对於他个人而言的敲门砖功能。

在整个学术界，尤其是自然科学界和经济学、社会学等被认为具有硬性“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人员，也常常用上述科学主义的眼光打量教育理论，不认同其科学和专业的地位，或者说把其看作是自己从事的学科领域中属应用研究的分支。在他们看来，只要应用本学科研究的结论或方法，就足以解决教育理论中的相关问题，教育理论的整体就是各类相关学科应用研究结果的“总和”，并没有什麽独立的教育理论可言。一些从教育理论研究领域走到教育交叉学科研究系列的人员，也有人因此自豪，甚至还有人不再认为教育理论有存在的必要，宣称纯粹教育理论已经消亡。

在社会上，包括多数的民众和一些行政官员，往往把有关教育的知识或视作一种通过个人经验或常识的积累即可获得的东西，或视作一种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与此相关的工作则被视作只要有管理经验和能力，无须专业支撑和研究就能胜任的行政职务。他们可以无顾忌地介入教育领域高谈阔论，也不把教师当作一个专业人员来尊重。教师本身也有类似的倾向，许多人仅仅把自己所教的学科当作自己的专业，把教育方面的理论和知识仅看作与如何教相关，故希望这是一种能给出一套方法或操作模式的知识，若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教育理论就被视作无用和脱离实际的东西受到批评和指责。

20世纪时代和教育实践的发展把教育理论抛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世间。然而，在它顽强发展的同时，却在已经形成的科学的“家园”中找不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得不到来自社会对作为专业领域的应有尊重与支持，甚至还遭受来自队伍内部的作贱与轻慢。这就是世纪之交教育理论的深层生存困境。尽管自上个世纪80年代始，中国的教育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然而，对上述教育理论深层次的生存困境却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探讨。今天在我们已跨入一个新世纪、面对一个新百年时，该对这样一个关系教育理论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作出思考和回答了。

二、在我看来，如果说上个世纪中国近代教育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来自时代的推进的话，那麽，它的局限和问题在根本上也在於时代。一方面它是近代科学主义强势影响的肤浅产物。另一方面更是人类社会远未发展到把“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2]”，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尺的水平；与其相应的关於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它在原有的科学园地中没有重要地位；人类科学在认识论上还缺乏研究复杂事物的工具等以往时代状态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21世纪将造就一个新的时代。这不仅靠科学、技术的显性变革及发展，也需要来自人类在更广泛和深刻意义上对自身命运与发展的关注。当前，来自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前面所述科学主义的诸多限制，对新的复杂事物的研究逻辑的探究正在兴起，它标示著可能出现科学家园的重建。1993年成立的以美国社会学教授华勒斯坦为主席的古本根基金会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在他们的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的前言中对当今社会发展作出的概括性描述突显了这一点。它指出：“过去三四十年间所取得的巨大的学术成就业已导致了对生活现代型研究，产生了注重研究复杂性的科学。学者们呼吁把普遍主义‘置於具体背景中来加以认识’，这一新兴需要促使不同的文化日益频繁地展开对话。……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对社会科学家的实践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各类带有结构和组织性质的学科的地盘。”

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新世纪，我们能无动於衷？可以预见，新世纪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有新的机遇、问题与挑战，将不只是上个世纪发展路线的简单延续或局部完善。在中国，教育理论将与社会改革开放、教育改革的深化同步，需要完成由近代向现代的转型，即实现教育理论形态上的整体转换。要做到这一重要的历史性转换，就需要教育研究人员打破业已形成或趋近僵化的教育理论的框架，去呼吸时代的新精神、感受时代的新需要、学习时代的新工具、发现时代的新问题，以形成新的眼光和视角，重新审视教育本身和关於教育的理论，找出发展教育理论的新方向与新思路。中国的教育理论需要又一次重建式的再生。唯有如此，它才有可能为中国社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才有可能在新的科学家园中有自己的位置和不可换代的价值。总之，唯有投入到一个新的时代，才能打破过去时代的局限。

三、可以用一些教育理论界较熟悉的主题的研究为例来说明上述观点。

近20年来，我们对於教育的复杂性已形成了一些共识。大家都承认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组成因素（或称为系统）之间都有复杂的相互关系；大家也都承认，教育与人的个体发展之间有著复杂的相互关系。所以，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与个体发展关系的研究，一向是教育理论中的基本课题，而且几乎在所有的教育学教材中都会涉及这两大关系（有的称两大功能、有的称两大规律，也有一些其它的名称）的论述。尚未形成较为一致观点的是关於两大关系的关系。问题经常以“教育究竟以个体本位还是以社会本位”这种经典的两分方式，或者以“两大关系如何实现对立统一”这种习惯的两分方式提出[4]。显然，这种提问的方式，本身就是把这两种关系看作是可以分割的，可以寻找出一种确定的、唯一的回答，以便作人们行动的依据。在本人撰写的《教育概论》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想通过努力寻求出突破简单判断和单一模式的思路。该书中专列了一章“社会、教育与人之相互关系”，从历史与现实中三者关系组合的多种可能状态、教育系统不同层面中三者关系组合的不同状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应如何作出选择等方面，研究了三者以教育功能方式呈现的不同关系形态[5]。当时自感已经作了很大努力，跳出了传统的提问方式和思维方式，在认识上超越了过去的包括自己在内的认识水平，现在看来基本的思路并未变化。前一阶段读到近年出版的由王道俊、扈中平主编的《教育学原理》，其中专列一章论述“教育与人、社会的历史统一”，章中还专列一节集中论述了“教育的两个基本规律的关系”，从规律的角度作出三者关系的判断，指出教育面对是人与社会两种的力量，与两者都有必然联系；两条基本规律必然寓於教育活动之中，并体现在教育活动的一切方面；两条基本规律之间的矛盾和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这也走出了单一关系模式抽象判断的思路。论者还提出了两大规律在教育活动中不同作用和地位的观点，认为社会发展规律具有较强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而在教育中继承性相对较小，相比而言，人的发展规律对教育的制约具有较强的超历史性和普遍性，因而有更多的继承性等观点[6]。以上两例尽管论述角度不同，但都反映了研究人员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教育之复杂性的认识在加深，并努力且认真地在揭示与教育相关的多重因素的复杂关系及其抽象本质。但是，就其所用的思维方法和所走的思维路线而言，基本上还是把复杂的事物看作可分解为简单来分别认识，而後把分别得出的结论加以联结，即可形成对复杂事物的总认识。如果我们继续沿著这条思路走下去，也许还能不断提出修正、补充或加深的观点。然而，不可能真正对教育复杂性的整体式关系形成突破性认识。所以，当前对於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学会用复杂思维的方式来认识复杂事物，以实现认识上的突破性发展。

诸如这样分解复杂对象为简单，然後相加为复杂的思维方式，在对学校教育内部活动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如对教育的认识，我们或是立足於教、或是立足於学、或是给出“主导”与“主体”的关系模式来解释，而没有从双方交互作用、相互锁定、动态转换、共同生成等这样一些思维方式，把教学作为一个复杂的活动整体去认识和研究，从思想方法的角度看缺乏的也是复杂思维方式。从对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要承担者——教师和学生在不同意义上的发展的研究来看，也没有做到把人作为一个丰富整体，作为具有能动性和多种发展可能，并在自己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实现价值选择和生命意义的复杂性来对待，在认识中缺乏的思想方法依然与复杂思维有关。

也许，正因为如此，在我们的眼中，教育世界和教育活动是苍白的、清晰而刻板的，是不会有意外与惊喜的，是无所谓创造和发现的。因而用以描述这种世界和活动的语言，也只能是冷静而无色彩的，乾枯而令人无奈的。

四、在当今的学术领域里，关於复杂事物和复杂性的研究已异军突起，引起不同科学领域内，尤其是面对复杂对象研究人员越来越多的关注。整个20世纪不断出现的自然科学在对宏观和微观世界物质运动领域内的一系列重大新发现，打破了牛顿物理学一统“科学观”天下的局面，从而使科学哲学家重新认识科学的涵义。令人深省的是，这场科学观的变革恰恰是从自然科学领域里开始的。正如华勒斯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向来看，它们强调非直线性甚於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於强调简单化。此外，它们还强调不可能排除测量者对测量活动本身的影响，对於某些数学家来说，它们甚至还强调定性解释方法比单纯数量上的精确性更加优越，因为後者在准确性方面反倒更受限制。最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家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总而言之，自然科学现在似乎更接近於以前遭到蔑视的‘软性’社会科学，而不太接近於备受嘉许的‘硬性’社会科学。”[7]与此相关的是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也关注复杂理论的探讨，从系统论等“老三论”，到自组织理论等“新三论”，现在已进入到多学科参与研究的复杂学和由此作出学科研究方法论转换後形成的研究成果的突现。[8]他们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新的科学家园的前景，复杂科学将至少是这个家园中的崭新一族。

教育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列入这一族中，在某种意义上，它还可能是人世间复杂问题之最。教育不仅是人类每一个文明社会和个体人生旅程所不可或缺的东西，是联结人和社会的重要纽带，而且，它还具有与其它社会系统不同的功能，那就是它连结著、聚焦著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与可能的未来。教育是一种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更新性再生系统。[9]从这个角度看，人类世界还有什麽会比这还要复杂呢？现在的问题是，当许多学科的专家加入到复杂性研究，或者说用复杂的思维方式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对象时，我们面对著最复杂的研究对象——教育的研究人员，是否感受到、意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地行动起来？如果说，以传统科学标准构建出来的科学宫殿不可能有教育学的位置，那麽，在新的科学家园的建造中，我们会不会因还在追寻“昔日旧梦”而丧失作为成员的资格呢？

五、还想到和想说的是关於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问题。

上个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西方和苏联等国外影响，本人曾用“引进”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理论诞生时就有的“娘胎里的记号”来比喻这一现象。就拿最近20年来说，情况有所改善，但教育学科中许多新兴学科的诞生几乎大多走的是这一条捷径。对於一个学科建设“後发”的国家而言，这种现象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避免和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如若因长期如此而形成了一种“学术心态”，唯洋人是瞻，理论想发展就从国外搬，这恐怕就成问题了。其实，这里不仅有我们自己的特殊心态问题，还有与前面相同的认识上的问题，即我们相信存在著不论时空变化与否都具有普遍规律价值的教育理论。因而我们在看到国外教育的新理论时，就把它作为可很快移植的东西搬过来，相信它的普遍真理性。尽管有时也会感到有一些不适切性，但往往把此归咎於我们的“落後”。这可以视作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状态有了改变，中国的教育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已经开始意识到克服这种倾向的必要，并努力在研究中作出矫治，有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关注研究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并用研究的方式介入到这一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去。这是本人认为可以提出原创性问题的背景之一。随著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随著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包括社会、人文科学的研究越来越得到支持和重视，可以预料，在研究人员的共同努力下，21世纪中国教育理论的原创性也会得到发展，中国教育理论界将取得越来越大的与国际同行在真实意义上的双向交流与对话的可能。

这里，有对原创性的理解问题。有人把“原创性”与“封闭性”、与拒绝文化交流、对话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不合“全球化”潮流的观点。这也许是1958年教育大革命和十年“”中，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苏修”教育思想，骂倒一切、唯我独尊，以创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为口号，行政治斗争为实式的“原创”在人们头脑中所留下的痕迹引出的看法。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在人类科学文化和通讯传播已进入到信息社会的今日，谁还会从排斥国际对话、无视已有科研成果的意义上强调原创性和实现原创性？但是，要提高原创性，确实需要在吸收的同时，克服唯洋是高的心态；要提高学术批判和独立发现思考的能力；要增强原创意识和对原创研究的支持；要形成看重原创研究的氛围与环境。这是一个“学术土壤”的改良和营造的过程。

本文提出的原创性是指以本国教育发展需要和问题为研究的本源，通过各种不同手段获取原始性素材，或作原始性（相对於“验证性”）的研究，进而得出在国内或国际范围内富有独特性和创新性的理论（或其它形态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中国教育研究的原创性至少是由问题的原发性、研究素材的原始性、结论的独特性和创新性等要素综合构成。它未必一定关涉到学派创建、基本原理的突破等重大研究，但确实要求是从中国这块独特的文化土壤和现时需要中生长出来的“珍品”。它不是少数人的专利，只要少数人去做却可。大家期望和为此努力许久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和教育理论的建构，正是要通过大量的、不同类型和方面的原创性研究的积累才有可能实现。因此，教育研究中原创性的提出，不仅有发展理论的价值，还有推动中国教育实践发展的意义，同时使教育理论在投身中国教育实践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获得滋养、焕发精神，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同生共长，创造一种新型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原创性研究指导下的改革实践中相互推进。

复杂性范文篇9

主题词科学技术创新复杂性系统整体思维

科学技术创新是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而复杂性来自混沌与秩序的边缘。在圣塔菲研究所成立的时候，原来“混沌理论”一词已被宏大的“复杂性理论”所取代了。混沌理论对其范围有严格限制，仅限于对自然界系统的非线性动态行为的数学研究。相反，复杂性理论则被认为可以用于复杂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中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层面。社会系统并不仅仅是由它们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固定规律所限定的“复杂适应性系统”（complexadaptivesystems）。相反，它们是可能随时间演化而改变其自身发展规律的“复杂演化系统”（complexevolvingsystems）。

科学技术系统创新运动是一个貌似无规则运动的有序性演化过程，具有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第一，多因素性。技术本身是各因素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不等于各因素简单相加。各技术要素在技术系统中也不再是原来的因素，因素自身在技术系统动力下也发生了相变，或者说，技术性因素、实体性因素与知识性因素都具有了技术所拥有的整体性。技术因素的作用方式要受技术系统运行模式和运行状态的制约。第二，多层次性。尽管技术的各因素受技术系统动力的作用发生了相变，但技术本身却生成了一种稳定模式。技术的稳定模式是由技术本身决定的，是由科学的技术应用与技术理论的层次性决定的。科学技术系统内有稳定的周期解，周期解内还有混沌区，这种结构无穷次重复着，具有各态历程和层次分明的特征，即存在有界性。第三，多变性。复杂非线性科学技术的创新过程本质就是经历混沌走向有序，因此具有混沌伸长和折叠的特性，这是形成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主要机制。伸长是指系统内部局部不稳定所引起的点之间距离的扩大；折叠是指系统整体稳定所形成的点之间距离的限制。经过多次的伸长和折叠，轨道被搅乱了，形成了新对称结构或混沌。

由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具有典型的复杂非线性系统特征，因此，可对其运用复杂性理论进行管理。

1转变思考方式

牛顿力学是近代科学的典范，是近代科学建立的基础，牛顿力学是典型的决定性理论，是可测量和可预测的。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两次重大变革所创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分别排除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测量过程的完全可控性。混沌理论的诞生打破了拉普拉斯决定论，被视为20世纪继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第三次革命。混沌理论认为，非线性系统运动具有无穷大周期且始终限于有限区域、轨道永不重复的、性态复杂的运动，不可能无限精确和无限长时间地测量和计算连续变量。混沌理论解决了困扰牛顿（Newton）力学的三体问题，创立了研究n维相空间的不确定解的理论，混沌理论使人们认识到非线性系统演化既是决定论的又是随机论的。决定论的可预测性，只适用于那些宏观的缓慢的周期或准周期的稳定运动，然而，这样的运动实在是太少了。

科学技术创新复杂系统倡导最重要的事情是改变固有的思考方式，放弃机械论和宿命论，学会欣赏并应付联系、物力论（Dynamism）和不可预测性。因为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多因素复杂非线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对确实存在的运行模式（即现实存在）进行领会，即正视多元化存在，并对不可预测的事件进行反应。为了使科学技术创新过程自我发展为“复杂演化系统”，有必要对学习、多样性和影子系统（Shadowsystem）观点的多元化进行鼓励。

2并不是对每件事都需要进行控制

科学技术对客观事物既进行决定论描述又进行概率统计论描述，这两种描述方法已经共存了几百年。决定论认为，任何一个力学系统只要知道现在的行为就可预测系统的未来行为。概率统计论认为，受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系统的未来状态并不完全确定，需要用概率统计方法来描述。

KAM定理很好地解决了决定论和概率论这对貌似矛盾的问题。KAM定理指出，保守系统有可积和不可积之分，可积系统的运动是规则的，遵循决定性规律，不可积系统表现出随机性，成为统计物理学的基础。对不可积系统，KAM环面包围着随机层，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少和扰动不大时，KAM环面包围的随机层测度极小而可忽略不计，统计物理学就不适用了，而应该应用牛顿定律。当不可积系统的自由度和扰动很大时，根据“阿诺德扩散”，KAM环面逐渐减少而随机层迅速扩大，系统只具有极少数的规则运动，规则运动变为次要的，系统出现了大量的混沌运动，这时才能用统计物理学来研究该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是一个近可积哈密顿系统，随机成分有限，导致不可积性的扰动项很小。在科学技术创新知识系统处于混沌性态时，确定论和概率论随机交替作用，但确定论占据主流位置，基本能朝向希望的途径发展。随机成分确实存在但有限，因此，在复杂的非线性技术创新过程中，不可能对每件事都进行控制。应该相信混沌性态是貌似不规则的有序，科学技术复杂演化系统不仅反作用于环境，还会反作用于自身，随着时间的发展，科学技术总会不断出现新的有序状态。

3与环境共同演化

复杂性理论借鉴湍流研究思路和方法，认为科学技术创新系统同时存在混沌子空间和对称子空间，两种性态此消彼长，不断和外界环境互动而发生转换。在湍流中规则运动包含有小尺度的混沌运动，在混沌运动中又包含着更小尺度的规则运动。这说明，科学技术创新系统是与外界环境紧密联系，并不断互动发展的耗散系统。

科学技术创新系统与环境相互影响、共同演化，这就需要时刻准备好对环境进行反应，凭直觉领会那些驱动科学技术创新变迁的环境模式，根据需要进行适应，而且随时准备抓住各种出现的机遇。科学技术创新系统的三种性态，稳定区域（墨守陈规）、不稳定区域（瓦解崩溃）和混沌边缘（变革栖息地）中，混沌边缘最适宜与环境共同演化。

在混沌边缘，在一种“有限不稳定状态”下，正统系统（主流文化、结构权力等级体制）和影子系统（蕴藏矛盾、变化潜力的非正式组织）能维持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张力。正统系统可以提供清楚的指导，对适当的结构和程序进行授权，以及抑制人员中的不安情绪。同时，影子系统可以激发观点的多样性，并且削弱正统系统的力量迫使它进行不断变革。这样，组织行为表征为耗散结构，组织在不断变化的现实面前能以新的方式执行基本任务或者追求崭新的基本任务，组织的创造性和创新方面的潜能都展现了出来。

4整体思考

技术创新系统的复杂非线性要求寻找整体模式来思考问题，并用整体的方式来控制创新过程，而不是试图控制每一个细节。整体思考是探索那些在不利的模式下能够产生最大影响的微小变化，并施加微扰改变系统运行轨道，避免蝴蝶效应。

4.1建立连接

在经典物理学中，时间是可逆的，事物的发展不存在演化；空间是平滑的、线性的；时间和空间不相关联，各自独立存在。复杂性理论认为，由于非线性的作用，时间的变化是单向的、不可逆的，既可以实现从有序到无序的变化，也可以通过自组织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演化；空间也不是平滑的，不仅存在整数维也存在分数维，整数维是分数维的近似和抽象。此外，通过考察系统中某一物理量随时间的变化序列，可以重构相空间，得出奇怪吸引子的维数。这表明复杂性空间的形成也反映了事物发展在时间上的积累。因此，在复杂非线性系统运动中，时间和空间是相互关联的，应该将时间和空间看成一个统一体，系统地把握事物发展过程中时间和空间的关系。

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时空整体性的，任何因素在时间维度或者空间维度的变异都可能影响到其他因素的正常功能，进而影响整个进程。而整个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复杂系统的动力机制下，似乎只能通过彼此之间以及与整体的关联来得到了解。因此，科学技术创新过程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各种因素的时空关联，正是时空关联的模式决定了一个系统的表现。整个系统处于密切关联之中，并与他们的环境不断进行交换，与之共同演化。

4.2适应复杂性

混沌理论是关于非线性的科学，它认为世界的本质是非线性的，线性只是非线性的特例。经典物理学的线性观，导致了事物发展的简单性、确定性和还原性。复杂理论的非线性观，是线性与非线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局部与整体的辩证统一，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对立而统一的，前者是事物发展的暂态，后者是事物发展的更基本的更普遍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问题时应把握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研究复杂性现象时，用复杂性方法来处理将会显得简洁而有效，反之，采用简单性的方法来研究将会显得繁杂而无效并且得不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特点。例如，奇怪吸引子是很复杂的，它可以采用自相似和分数维来简单表示，但如果采用探究轨道的简单方法来研究将是得不到一条确定轨迹的。同样，在研究简单性事物时，如果采用复杂性的方法来研究也将是无效的。

将多元高阶方程化简以便求解，即将复杂现象简单化是我们的思维定势。然而在科学技术创新过程中，过于关注细节往往不能产生创新成果，在创造性思考时，复杂性思维是必要的。虽然复杂性思维可能不符合常规，甚至会引来混乱和困惑，那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受欢迎的。很多创新团队刻意追求工作环境、工作方式的不可思议，目的是激发人的创造性，而不是被惯常的生活习惯所泯灭。最好的想法不总是来自高层，而且组织内的人都想事业有成，控制只是一种幻想，如果给予适当的扶持，每个人都有可能做作出一番自己的事业。

4.3让过程成为进行时

物理学中的经典力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它们所揭示的是关于简单性事物的基本规律，事物的发展是线性的、可逆的，必然也是前因后果的。而关于非线性现象的复杂理论，由于存在奇怪吸引子，事物的发展结果必然会导入吸引子，呈现出目的性。由于生物学、社会学等是关于复杂性现象的科学，因而也就是目的性的科学。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是基本的、暂态的，而事物发展的目的性是事物的最终结果，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事物发展的目的性要通过事物发展的因果性来保证，而事物的因果发展必将会导致一定的目的性。

物理系统，如天气预报是由有限的确定性定律来支配的，有可能观察到奇怪吸引子是怎样产生的。然而，科学技术创新是人类一项复杂的创造过程，受到无穷多个因素及大量随机因素的影响，奇怪吸引子似乎说明不了什么。由于人类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科学技术创新的行为不可能用相同的方式进行解释。人类可以思考和学习，根据自身目的进行行动，而且能够反对及驳斥假定适用于他们行为的任何规则。因此，在方法论上要求我们做每一件事情时必须要制定所要达到的目的，而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每一步则要实事求是地遵循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取得成功。

4.4复杂演化管理

逻辑思维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强大思维武器，科学研究中所揭示的规律性是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来保证其正确性的。当然，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它往往能导致科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研究科学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陷入混沌迷蒙的境地。根据混沌现象的长期不可预测性和遍历性，我们将无法通过逻辑思维一步步地走出混沌。因此，这时就应该不拘泥于传统理论，而要大胆地猜测、冒险和创新，进行直接的下意识思维，然后再把中间过程联系起来进行逻辑思维来判断这种猜测的正确与否。所以说，逻辑思维是很重要的，知觉、灵感等非逻辑思维也是不可缺少的。

复杂性理论不是系统的，而是整体观的方法，它所强调的不是稳定性而是重视创造性与变革，追求的是“成为学习型组织”。当创新思维被非逻辑思维推向远离平衡态的时候，自组织过程会自然而然发生，它们可以产生更多的变异体并且对周围环境进行更加灵活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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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弗朗索瓦·吕尔萨著.马金章译.混沌[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复杂性范文篇10

【关键词】肾结石/超声检查；肾结石/外科学【Abstract】AIM:Toevaluatethevalueofintraoperativeultrasonographyinnephrolithotomyforthecomplexrenalcalculus.METHODS:Aretrospectiveanalysiswasdonein25consecutivepatientswithcomplexrenalcalculuswhohadacceptednephrolithotomyunderultrasonicguidance.RESULTS:Nephrolithotomywassuccessfulinallcaseswiththemeanoperativetimeof110min.Bloodtransfusionduringtheprocedurewasrequiredin3cases,rangingfrom200to400mL.TheBmodeultrasoundduring2-6monthsaftersurgeryshoweda0.8cmstoneinonly1patient.Intheothers,thecalculuscouldnotbeseeninthepostoperativeexamination.CONCLUSION:Thenephrolithotomyunderultrasonicguidanceforremovingcomplexrenalcalculuswassafe,effectiveandeasytomanipulate.【Keywords】kidneycalculi/ultrasonography;kidneycalculi/surgery【摘要】目的：评价术中超声在复杂性肾结石手术中的价值.方法：应用术中超声辅助行肾盂切开取石术治疗25例复杂性肾结石患者.结果：所有病例均取石成功，平均手术时间110min，术中需输血者3例，输血量200~400mL，术后2~6mo复查B超，仅1例出现直径0.8cm肾内结石.结论：术中超声辅助行肾盂切开取石术效果满意、安全、可靠、易掌握，对肾功影响小.【关键词】肾结石/超声检查；肾结石/外科学0引言泌尿系结石是常见疾病之一.鹿角状及多发肾结石的手术治疗比较困难，既要尽可能取净结石，又要避免血管的损伤，保存肾组织.术中超声（intraoperativeultrasonography,IOUS）是指在手术中使用专门的术中探头帮助实施各种手术步骤的方法，我院对鹿角状肾结石及多发结石采用术中超声辅助取石术，效果满意.1对象和方法1.1对象200306/200510收治肾结石患志25(男17，女8)例，年龄25~68(平均43)岁.术前行CT,B超及IVU检查，均诊断为鹿角形及多发肾结石，其中双侧结石5例，单侧20例.肾内型肾盂21例，肾外型肾盂4例，结石最大者8.5cm×7.5cm×5.0cm，充满肾盏.患者均有不同程度肾积水.其中4例重度肾积水，2例肾功能不全（双肾结石），其余23例肾功能均正常.5例双肾结石患者中1例同时行两侧手术，另4例先行肾功能较好一侧手术取石.1.2方法患者取侧卧位，采用11肋间或12肋下切口.切开Gerrota筋膜，游离肾脏下极和背侧，沿输尿管上段向肾门仔细分离，钝性分离肾盂外间隙达肾窦内，以小指尖伸入肾门扩开肾窦间隙，进一步扩张分离肾窦.将肾窦内肾盂暴露至取石术野满意为止，根据结石的大小、形态及位置选择肾盂切口.术中超声仪采用美国PhilipsATL5000，使用5MHz或7.5MHz探头，先将耦合剂涂于探头，将探头包在灭菌透明薄膜袋内，并使探头与灭菌薄膜袋紧密相贴.将探头置于肾脏表面，显示结石位置、数量，并固定于结石部位（图1）；从肾盂切口入取石钳，在IOUS引导下取石.取石结束后用IOUS再次扫查肾脏以明确结石是否取净（图2）.出血较多者为确保安全可留置肾造漏管，出血少者则无需放置肾造漏管，常规留置双J管引流一根即可，用羊肠线间断缝合肾盂切口，或完全不缝，宁漏勿窄.肾周留置多孔负压引流管或胶管后，层次关闭切口.图1术中超声显示结石位置、数量，并固定于结石部位图2术中取石结束后用超声再次扫查肾脏以明确结石是否取净2结果在IOUS引导下25例患者均在常温、不阻断肾蒂血运情况下取石成功，手术时间85~160(平均110)min.术中需输血者3例，输血量200~400mL，均无肾动、静脉损伤.25例均于术后肉眼血尿3~5d后消失，肾周引流管一般于术后2~3d拔除.留置双J管于术后3mo经膀胱镜拔除.本组均未出现术后近期并发症，其中2例肾功能不全（双肾结石）中1例血清肌酐术后1wk恢复至正常范围，另1例也明显降低.所有病例均于术后2~6mo复查B超，23例复查患者中除1例出现直径0.8cm肾内结石，其他均未发现手术侧肾内结石.3讨论IOUS在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被证明可用于胆道和胰腺手术［1-5］.尽管无创性的影像学技术，如体外经皮超声、CT及MRI已广泛用于疾病的诊断，但精密的超声附件使IOUS更为有效和方便.IOUS能对肾脏结石准确定位诊断，在取石过程中随时可判断结石是否取净，或残石分布情况，正确指导选择手术方式.主要特点有：①探头直接置于肾脏表面，其优点为无盲区、死角，可排除周围脏器干扰，所得图像将比术前常规B超、CT清晰，结果更加准确可靠.②可直接具体显示出结石的位置、数量，其优点为定性定位准确、快速、方便.③在IOUS引导下取石，其优点为与以往靠感觉取石有明显优越性，取石更为准确、干净，大大降低残余结石率，取石后IOUS能及时发现结石残留.肾结石的治疗方法较多，复杂性肾结石多指鹿角状、铸状、多发性结石及直径>3cm的肾结石［1］.处理相对较为困难，开放手术仍然是其主要的治疗方法［2-3］，传统治疗复杂性肾结石特别是巨大鹿角状结石多采用肾盂肾实质联合切开或肾实质切开方法［6］.但取石较为盲目，寻找结石困难，往往需要多次探查以发现肾盏内是否存在或有残留结石，手术难度较大且时间较长，不可避免地过多损伤肾实质，增加了术中出血，术后继发出血和感染以及患者的经济负担.强行取石还有可能损伤肾窦内血管而导致难以控制的大出血，并且出现20%~34%的残石率，甚至需再次手术［4,7-9］.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术中缺乏准确、快速、方便的检查方法来确认结石是否取净，从而失去首次术中确认结石和取净结石的良机.在本组病例中，多发结石及盏内结石，在IOUS引导下可以较容易的从肾窦内肾盂切口分次取出.巨大鹿角状结石往往也自然分成数块，分布于肾盂及各肾盏中，即使是大块连体结石可设法将分枝的细颈部折断后分段取出.对于结石坚固的可考虑应用钬激光及气压弹道碎石分部取出，本组病例中未出现需借助此方法取石者.术中超声定位准确率为100%，结石均一次取净.1例患者术后6mo复查B超时发现一枚直径0.8cm结石，可能为残留结石或再生结石，其余患者均未发现术侧肾脏残石.我们总结本组的经验结合文献报道，复杂性肾结石以肾盂切开取石术为基本术式.肾窦内肾盂“V”或“Y”型切开能取出大多数鹿角状结石，是治疗中小鹿角状结石的较好途径.对于多发结石特别是各肾盏内结石效果满意.过于巨大或镶嵌较紧的结石，如用暴力拔取，可能损伤肾盂、肾盏.此种情况下，可应用咬骨钳或直角钳将结石夹断，分次取出.术中也结合使用钬激光、弹道碎石等技术，直视下将结石击碎，取出碎石.对于独肾（一侧肾无功能的病例），术中应全力保肾，尽可能减少肾损伤.无气压弹道或钬激光碎石条件的，巨大的或形状极不规则的结石勉强经此途径取出，可能会损伤肾窦内血管而导致大出血，此时可在IOUS引导下于皮质相对较薄处作小切口，借助于钳碎后分次取出.IOUS使复杂性肾结石手术中快速、准确成为可能，外科医生也能够很快学会并运用这种有力的工具，明显降低了手术的盲目性及损伤性，提高了复杂性肾结石取石的成功率.【参考文献】［1］SigelB,CoelhoJV,NyhusLM,parisonofcholangiographyandultrasonographyintheoperativescreeningofthecommonbileduct［J］.WorldJSurg,1982,6:440-444.［2］SigelB,CoelhoJC,NyhusLM,etal.Detect[1][2]ionofpancreatictumorsbyultrasoundduringsurgery［J］.ArchSurg,1982,117:1058-1061.［3］张明，王启悦，姚思娣，等.复杂性肾结石治疗八年回顾［J］.中华沁尿外科杂志，1997,18(5):270-272.［4］RocooF,CasuM,CarmignaniL,etal.Longtermresultsofintrarenalsurgeryforbranchedcalnchedcalculi:issuchstillvalid［J］?BrJUrol,1998,81(6):796-798.［5］杨嗣星，刘勇，王玲珑.复杂性鹿角状肾结石的手术治疗［J］.中华外科杂志，2003,41(6):475-475.［6］李波涌，张国富，文定军，等.复杂性肾结石不同开放手术疗效比较［J］.中国现代手术学杂志,2004,8（2）:120-121.［7］GoelMc,AhlawatK,BhandariM,etal.managementofstaghornCalculus:Analysisofcombmationtherapyandopensurgery［J］.VrolInt,1999,63:228-233.［8］张心男，徐刚，王先道,等.肾窦内肾盂加肾后下段联合切开治疗巨大鹿角状肾结石［J］.临床泌尿外科杂志,2000,15(5):207-208.［9］MoreyAF,NitaharaKS,McAninchJW,etal.Modifiedanatrophicnephrolithotomyformanagementofstaphorncalculi:isrenalfunctionpreserved［J］?JUrol,1999,162:67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