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经济学理论十篇

复杂经济学理论篇1

二、复杂性概念

  

苗东升(2000)认为，从科学方法论角度看，复杂性应是复杂性科学的首要概念，需要给出它的科学定义。按照传统的理解，简单与复杂是相对的。一个事物在未被认识以前是复杂的，一旦被认识了就简单了。复杂性研究的提出最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明确提出建立复杂性科学也有10多年，但复杂性究竟是什么，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说法。不同的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和研究对象，给出不同的复杂性定义。据郝柏林(1999)介绍，麻省理工学院的Seth  Lloyd编辑了一份清单，至少有31种不同的复杂性的定义。也许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复杂性定义，至少目前不必追求这种统一定义，多样性、差异性是复杂性固有的内涵，只接受一种意义下的复杂性，就否定了复杂性本身(苗东升，2000)。

  

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复杂性：

  

(1)表现出复杂性的复杂系统一般是有大量的、不同的、相互作用的单元构成的网络。每一单元都会受到其他单元变化的影响，并会引起其他单元的变化。

  

(2)各单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非线性的。系统的整体不再为部分之和，部分与整体之间不只是现象上的因果关系，而是“一只活鸡被分成两半就不再是活鸡的两半”的关系。复杂系统的过程具有不可逆性。系统对初值具有很强的敏感性。

  

(3)复杂性是系统的某种动态行为，往往伴随涨落。复杂性表现在系统是动态的、开放的、远离平衡的；系统是自组织的，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核心。而且复杂性也意味着系统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并能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学习并对其层次结构与功能结构进行重组与完善；系统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能与环境相互作用，不断地适应环境的方向发展变化。

  

(4)复杂蕴涵着复杂多样和层次结构。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结构。每一层次均构筑其上一层次的单元，同时也有助于系统某——功能的实现。在系统变化无常的活动背后，呈现出某种捉摸不定的秩序。应当承认区分不同层次上的复杂性。复杂性科学试图探索掌握不同层次的复杂系统活动背后的东西。

  

(5)复杂性是系统、组织的内在属性而不是个体、单元固有的属性。它来自复杂系统内各个部分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的自组织和适应能力。复杂性表现在系统的状态能被“看到”，也可以理解，但却无法把各要素或单元间的复杂而非简单的相互作用进行一一的还原。在经济系统中尤其如此。经济组织在更多情况下表现为一种自我构造。如从企业的行为，我们推不出它的成员的行为；了解企业每一个成员的行为也推不出企业的表现。

  

复杂性的本质、内涵要求我们不能把复杂性全部归结为认识过程的不充分性。我们必须承认存在客观的复杂性，真正的复杂性应当是具备自身特有的规定性，即使一个复杂问题已被人们认识、找到了解决方法，但它依然是复杂的。也就是说，复杂性是客观世界固有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属性，不会因为科学的发达而消失(苗东升，2000)。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复杂性问题进行简化的时候必须遵循这样的路线：必须在保留系统产生复杂性之根源前提下进行简化。这同经典科学在面对复杂现象时总是设法把复杂性简化掉，即把复杂性当作简单性处理是明显不同的。复杂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进行处理。

  

三、复杂性科学与复杂性经济学

  

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从亚当·斯密算起，已历经200多年，其间虽有李嘉图、穆勒、马歇尔、凯恩斯等数次革命，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牛顿经典科学思想在经济学上的移植和应用。他们对于经济现象都习惯地从单一的因果角度对复杂的世界做还原论和确定论的思考，以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以线性关系为基本特征的、经济的对象世界是一个满足线性叠加的世界，那里没有间断、混沌，更没有突变和分叉。他们用最优化、均衡、理性、稳定等概念来解释、分析、预测经济领域的各种现象。其相应的经济模型是线性(或对数线性)方程加上随机项。很明显，这种理论、方法是一定条件下经济系统的良好近似，也取得了不少成功。

  

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一方面经济活动要素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经济现象常常表现出随机性、不确定性；而另一方面，经济问题处理的是人的问题，进一步是人的集合，不是单个的人的问题。作为市场主体的人，是有血有肉的“现实人”、“社会的人”，是有思想、欲望、情感、意志等的。与自然的发生不同，人的活动更多的不是“发生”，而是“行为”，即人的意识的外在表现(刘怀德，2001)。因此，经济的真实过程和现象往往是非线性、不可逆演化、远离均衡等，如宏观经济变量的不规则涨落、股价的大幅波动以及某些经济时间序列的高度自相关性等。但传统经济学受到牛顿力学的局限，对于这些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也是如此。如借助数学的集合论和拓朴学方法，以阿罗—德布鲁(Arrow  -  Debreu)模型为代表的公理化体系建立起来的微观经济学的完美数学结构与经济实际也依然缺少联系。在该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无逆向选择、没有交易成本、没有组织问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厂商和消费者通过价格体系的自发调节实现均衡。这虽符合逻辑美学上的评判标准，但只要看一看周围的世界，我们就知道它所说的并不真实。

  

作为以解释、分析、预测经济现象为己任的经济学家们当然不会忽视这些缺陷的存在，他们必然会努力寻找新的方法、理论以更新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理论方法的更新过程中，从不拒绝从自然科学中汲取“有效成分”(张永安、汪应洛，1997)。经济学家们必然会去关注并吸纳同时代自然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最新成就，应用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研究工具去研究经济现象。给自然科学带来巨大科学范式转变的复杂性科学一出现就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高度重视，经济学家当然不会放弃这一发展和更新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契机，将复杂性科学理论引入经济学，给经济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因此，自从普里高津证明了经济系统是一个耗散结构，也遵从负熵定律以来，经济学家就开始寻找能够真实描述系统演化形态和处理不确定性因素的基本方程(傅琳，1992)。人们在研究中发现，经济系统作为一个不断演化的系统，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朱宏雄、张立洪，1993；戴国强、徐龙柄、陆蓉，1999；刘洪，2000)。因此，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方法对经济进行研究是必要的、可能的。如在1980年，美国经济学家司徒泽(Michael  J．Stutzer)首先将混沌理论应用于经济学，在哈维尔模经济增长方程中揭示了混沌现象，发表了题为“一个宏观模型中的混沌动力学和分叉”的论文；经济学家德依(Day，R)1982年和1983年分别发表了题为“非规则增长周期”和“经典增长中显现的混沌”的论文则完成了复杂性经济学理论上、试验上的突破，从而使复杂性经济学开始步入主流经济学的阵地。

  

我们将这种经济学与复杂性科学相结合的经济学称之为复杂性经济学。复杂性经济学是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揭示复杂经济系统规律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复杂性经济学旨在揭示经济系统中复杂现象的产生、演化和发展规律，以指导经济实践。复杂性经济学已不再把经济现象看成是市场稳定和供求均衡的结果，而将经济现象看成是由许多相互作用的个体在不稳定的状况下保持不断调整关系的结果。每个个体都会根据它对未来的预测及其他个体的反应来采取行动，并且在不断地学习和适应。由此会突现出新的经济结构和模式，而组成经济的结构、行为及技术等因素也会不断地形成和重组。与过去的传统经济学强调的“稳定”、“均衡”、“合理性行为”不同的是复杂性经济学要强调的是“不稳定性”、“结构变化”、“时空尺度”等。当然，稳定、均衡、合理性等也应给予适当考虑。正如相对论、量子力学对于经典力学一样，复杂性经济学并不否认传统经济学，而是普适性更高的研究经济现象的理论和方法。

  

作为复杂性科学研究原则的反映、结合我们对于复杂性的理解及复杂性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成思危，1999)，我们认为复杂性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定性判断与定量相结合。通过定性判断建立经济系统总体及各子系统的概念模型，并尽可能将它们转化为数学模型，经求解或模拟后得出定量的结论，再对这些结论进行定性归纳，以取得认识上的飞跃，形成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

  

2．局部描述与整体描述相结合。整体是由局部构成的，整体统摄局部，局部支撑整体，局部行为受整体的约束、支配。因此，描述经济系统包括描述整体和描述局部两方面，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在经济系统的整体观对照下建立对局部的描述，综合所有局部描述以建立关于经济系统整体的描述。

  

3．微观分析与宏观综合相结合。微观分析的目的是了解经济系统的组织单元及其层次结构，而宏观综合的目的则是了解经济系统的功能及其形成过程。

  

4．还原论与整体论相结合。还原论强调从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中寻求对宏观现象的说明，例如用物理—化学规律来说明生物现象，这显然是片面的。而整体论则强调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决定着系统的宏观性质，但如果没有对经济系统局部机制和微观结构的深刻了解，对宏观经济现象整体的把握也难以具体化。

  

5．确定性分析与不确定性分析相结合。系统的不确定性有很多种类，如随机性、模糊性、信息不完全性、歧义性等。从牛顿以来，科学逐步发展了两种并行的分析框架体系。一种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确定性分析，另一种是由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发展起来的概率论分析。经济学的发展也如此，要么是只使用确定性分析，要么是只使用概率论分析，没有将二者很好地沟通起来。但在复杂性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努力有意识地将确定论框架体系和概率论框架体系沟通起来，从这两种分析体系根深蒂固的人为对立中解脱出来。

  

6．科学推理与哲学思辩相结合。经济学是具有某种逻辑结构并经过一定实践检验的概念系统，经济学家表述经济学理论时总是力求达到符号化和形式化，使之成为严密的公理化体系，但是如同科学的发展一样往往证明任何理论都不是天衣无缝的，总有一些“反常”的现象和事件出现。这时就必须运用哲学思辩的力量，从个别和一般、必然性和偶然性等范畴以及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规律来加以解释。

  

四、结束语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世界。对自然、社会和经济中的复杂性研究已成为人们面临的重要挑战。复杂性科学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贴近现实的、真实的世界，在传统的思维和方法无能为力的地方，为人们建设通往美好生活的道路。它表明了“稳定、均衡、线性的模式”在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世界中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按照复杂性科学，经济系统具有内在的不可预测性，它的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再是单一的和线性的，而是耦合的与相互非线性作用的。复杂性科学的兴起是科学范式的又一次大转变，把复杂性科学引入经济学产生的复杂性经济学将突破经济学原有的还原论的思维模式，为我们更贴近社会变化规律开辟了新的视野。我国经济学界应关注复杂性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应用，并努力应用复杂性科学的思想、理论、方法去研究经济中的问题，并积极参与复杂性经济学的发展、建设。

复杂经济学理论篇2

关键词：复杂适应系统；涌现；演化；批判实在论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05―07

演化经济学一直反对正统经济学的系统观，认为这种处理方式从根本上无法包容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新奇创生及其扩散现象，但就如何包含经济系统的演化与开放特征，演化经济学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方向：一种是以复杂系统建模为导向的演化分析方法，而另一种则是强调多层级本体论和涌现观，主张研究不能脱离经验事实。这两种系统分析方法的关键差异何在?是否完全对立?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微观还原论与综合微观分析――经济学的两种系统观

按照复杂系统理论的观点，一个复杂系统分析涉及几个最基本的问题：如何定义组分(组成部分)?如何刻画组分?如何描述组分之间的关系?在保持系统完整性和其组分的个体性的同时，如何能够清楚地表述一个大系统的组合?

面对无数个人及其组合，在效用不可比、偏好有差异这些障碍面前，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做法是：赋予个体的同质性，所有家庭均具有一个效用函数，所有企业均具有一个生产函数，通过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家庭和企业的大小同样是无差别的，个体尽管具有多样品味，但其偏好顺序被假定为同样的线性形式。在对组分进行描述时，家庭和企业面临的行为集合被定义为可能性集合(系统论称之为态空间，其旨在描述个体可能产生的行为集合)。在同质前提下，经济学家假设组分以同一模式行动，那就是最优化，经过这样假定之后，只需要数量和价格这两个变量就可以描述组分特征。在解释不同层次上组分聚合现象这一问题上，系统论存在两种区分方法：一种是微观还原论，即将聚合现象理解为组分的加总，这可以凭借数学和计算能力推出组分构成的一切；另一种则是综合微观分析，它认为在组分的结构化过程中存在涌现现象，而涌现往往产生组分不具备的特征。在这两种途径中，新古典经济学选择了前者，在个体同质前提下，宏观经济关系就是个体行为的外推，托宾指出，“宏观经济学的神话就是，集总之间的关系是在个体家庭、企业工厂市场的对应变量关系的扩大类比。”这样形成的宏观经济学无须依赖微观组分的行为，只需关注宏观变量中的因果关系，外推加总使经济学在形式和逻辑上取得了高度统一，但也导致了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最大的合成谬误现象。

就系统组分是否可以划分为同质，组分要素是否具有统一的可能性集合以及系统层级是否可以直接加总外推这些问题的分歧，最终构成了主流经济学与异端经济学的分界线。针对托尼-劳森对正统经济学封闭系统观的批判，霍奇逊指出，用封闭或开放作为标准并不准确，因为封闭和开放都是相对而言的，关键的问题在于同质性假设，尤其是偏好的同质。他指出，一般均衡理论也意识到部分间的相互依赖性，但真正的系统论者会走得更远，因为部分的特征和功能会受到整体之影响，整体也受到部分之影响。

从演化的角度看，主流经济学的系统方法存在着两个根本缺陷，一是同质假设，这陷入了本质论的泥沼；二是还原论，这否定了不同层级间的结构关系。本质论和原子式还原主义所导致的结果，是湮灭了经济现象中的新奇和创生，而新奇和创生不仅在经济生活中客观存在，而且其本身就是系统运行中结构性力量导致的部分质变。阿罗指出：“同质性假设在我看来是非常危险的，它否定了经济的基本假设，而这是建立在从个体差异中出现的交易的收获之上的，更进一步，它离开了经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考虑问题，即收入分布和其他个体特征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同质性假设还排除了经济的涌现结构出现的可能性。”同质性假设以及宏观是微观的简单加总使经济系统被描述为一种单一性，而在现实中，多样性不仅是常态，而且是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主流经济学的系统观还隐含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抽象，那就是无视于组分能动性和适应性的存在，这也是演化分析所无法容忍的。在牛顿力学的世界中，机械决定论、还原论以及封闭系统假设仍然在有限的程度上解释现象并做出预测，但这不等于在经济社会世界中也可以同样采用，因为物理世界中没有智能、没有能动性、没有学习，也没有历史，而在经济社会这样的复杂系统中，系统组分的特征及系统变化必须通过适应性和创造性来加以描述，企业显然无法等同于分子和原子，不同的制度环境、历史进程、企业起点和技术特征都会影响企业行为，通过企业主体的行为调节，主体在增强自身复杂性并促进系统和环境之间更为异质性的联系的同时，也会改变系统各组分之间的均衡和内在联系。

经济学家并非不清楚，微观还原论的处理是对现实世界的极大抽象，但在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之前，似乎没有比这种处理更好的办法，它至少可以求得逻辑的一致性和形式上的科学化。当我们回顾过去数十年间经济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学家其实并不打算止步于此。经济学家后期的种种创新，都可以视为是对系统观的修改，唐斯、科斯和贝克尔的研究实际上是对原有组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刻画，从而在增加组分层级的同时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同时，通过博弈论，组分单元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体现，而经济系统的动态性和非规则性特征也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只不过，在保留决定论倾向和同质性假设的基础上，这种动态变化仍可以归结为线性函数，即使承认扰动因素的存在，也可以通过概率方法将其滤除。然而，这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异端经济学对微观还原论的抵制和对更为复杂的经济学系统观的诉求是有其理论与现实依据的，随着自然科学中非线性、混沌理论与计算机仿真技术的发展，这一进程大大加快了。

二、复杂适应系统与层级本体论――演化经济学的两种系统分析进路

混沌理论与非线性经济学可以视为是演化系统分析的前奏。它认为经济系统所呈现的短期不规则涨落并非外部随机冲击的结果，而是系统内部的自组织过程所引起的，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唯一的、单向的、确定的，而是一种循环因果关系。混沌理论与非线性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同时认为吸引子的出现和系统混沌方向(扭转点)的变化是不可预测的。但混沌理论与非线性经济学只完成了对系统混沌特征的描述，尚未真正对复杂性进行理论化，尤其是异质性和多样性的产生机制。正如马恩格等人指出的那样：“非均衡行为尚不足与赋予模型演化特征，变异和选择的交互作用是必需的，变异在微观层面上意味着新奇和异质，选择则必须在异质性的基础上展开，无异质性则无选择对象也无进化空间，异质性如何产生的问题本身已经包含了经济演化的实质。”

当前演化经济学中大量使用的复杂性模型都可以追溯到桑塔费学派的霍兰提出的复杂适应系统理

论(简称CAS)。该理论的核心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它修改了传统系统论对元素、部分或子系统这样的划分，而是采取有适应能力的个体概念。所谓具有适应性，就是指主体能在与环境以及其他主体持续交互过程中不断学习和累积经验，通过学习的经验改变自身的结构和行为方式，而具有适应性的主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系统演化的动力所在，多样性的出现，新的聚合和新主体的出现都是在这个基础上逐步产生的。CAS的这种观点，既不同于传统的复杂性理论将复杂性归结为外部力量干扰的观点，也不同于自组织理论中将系统组分要素视为缺乏自身目的性和主动性的做法(这也是自组织理论难以用于经济社会领域的主要原因)，当它应用于经济学时，就改变了同质假设，系统可以调节控制每个人工适应主体的属性，如效用、信息、预期、学习等，可以分析人工适应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为CAS理论的应用开创了条件，在计算机人工智能领域内得到广泛应用的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遗传算法、分类器系统(classifier systems)、蚂蚁算法(ant colony optimization，ACO)、神经元网络等多种算法技术也在经济学领域得到了应用，如人工股票市场模型、宏观经济的SWARM建模、A―SPEN模型、自组织临界态模型等。这些模型能形象地模拟现实世界中复杂的经济主体互动，因而引起了演化经济学家极大的兴趣，他们甚至为此召开过专题会议，以探讨哪一种复杂性模型更适合分析经济演化问题：其中，科曼(Alan Kirman)曾主张使用完全互动和局部互动的阶段转换模型(phase transitionmodels)，梅特卡菲(Stan Metcalfe)倡导使用基因算法(genetic algorithms)，戴勒(Jean―Michel Dalle)则提出用Gibbs随机场作为重要的手段等。

对于复杂系统建模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也有一部分演化经济学家持谨慎甚至抵制的态度。霍奇逊、罗斯比和劳森等人的理论代表了另一种演化系统观，与复杂性理论建模相比，他们的系统观更强调本体论和认识论。霍奇逊认为，演化经济学家在使用自组织模型和复杂性科学的相关工具来探索经济演化方面并不成功，在复杂性方向上进行探索的主要价值在于能激发方法论层次上的思考，他指出：“对于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笛卡尔主义而言，系统论的意义不在于提供一种完整的可替论，而是一种思考模式，它最关键的意义在于替代主流原子式思考，寻求坚实的精确的微观基础。”

在巴斯卡、科斯特勒和怀特海等人的理论基础上，霍奇逊将本体论上的“层级观”(layered ontology)扩展到社会制度以及个体心理领域。按照分层本体论，现实由多水平的谱系所组成。层级本体论是一种本体多元论的反应，它意味着多元或多层级的实体的存在，而且没有一个层级可以还原为另一个层级，在每一水平上都存在涌现特性，对一层级的解释不能完全归约到较低水平的现象上。然而一个层面上的现象以其下层的现象为基础，并受其上层的现象影响，但是每一层上作为整体运转的系统(就像是一个同质的实体)具有不能还原为其组成部分属性的新特征，更不可能将所有层级还原到原子式个人这种单一层级。在这种层级结构中，由于每一层级具有双重特征，这就产生了并存的向上和向下的因果关系，并且在不同层级之间存在着反馈关系。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涌现。涌现意味着还原论、极端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不可行，意味着“当一个实体或者一种事象产生于某一‘较低的’水平，并且受着该水平的特性的制约和决定，却又不能从后者中预知。我们能够对层次加以划分从而使用‘微观’和‘宏观’等术语以界定层次之间的关系，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即突现的特性即便是由前者产生的，却是关于后者而非前者的。”

按照分层本体论和涌现思想，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体系的演化过程，组织、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宏观经济现象可以被看作个体行为的突现特征，但是，却不可以还原为个体行为进行解释。正如德国演化经济学家何梦笔曾以企业为例所指出的那样：“企业是自成一类的一种实体，不能化约为一种使个人最优的合约网络。”霍奇逊在对凡勃伦制度主义进行了反思时也强调了分层本体论与涌现思想的重要性，认为要复兴凡勃伦所倡导的演化经济学，分层本体论与涌现思想具有方法论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凡勃伦的演化纲领必须建立在“一个不可还原的层级本体论和涌现特征的基础之上。”

三、从理论到建模应用中的疏漏――两种观念冲突的原因所在

无论是复杂性理论还是霍奇逊所提出的多层级本体论和涌现哲学，都是一种迥异于主流经济学微观还原论的系统思考方式，对于系统组分的划分和系统运动状态的描述，也都倾向于异质的、非均衡的，但两种方式在功能和倾向上确实存在差异。

CAS改变了主流经济学的同质假设，允许人工适应主体之间具有差异性，这种对多样性的刻画无疑是演化经济学最为重视的问题。而且，强大的模拟能力和与主流经济学接轨的数学模型表述，也使演化经济学家对其充满期望。日本经济学家盐泽由典就认为，“运用多元模型实验方法，可以得到纯理论推理所难以得到的许多种类的知识，多元模型可能成为经济学迈入新时代的启动器。”但在CAS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模型仍有各种局限性：第一，尽管它们考虑了主体能动性，但是CAS需要设定主体学习规则或者最终目的，但对于真正具有能动性的个体而言，能动性不仅体现在手段的修改上，也体现在目的的变化上。霍奇逊曾以空调恒温器为例，形象地说明了这一问题，恒温设定可以做出反应，类似于计算机模拟中的机器学习，但它不会修改目标。“虽然更复杂的、有目标追求性的机器如计算机甚至可以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并对同样的问题做出不同的反应，但目的是固定的，人的特征却在于其目的是变化的，是有意愿的主体。”第二，多元模型中的主体虽然有异质性，但这种异质性的涵盖还是非常有限的，一般的SWARM模型主要通过设置不同规则参数将个体、企业和政府进行区分，但如果要设置足够多的异质性，仍然有巨大的困难，因为任何主体都是多维度的，在每一个维度上的差异都可以被视为异质性。同时，这种异质性和演化经济学所强调的新奇是有区别的，在演化逻辑中，新奇的产生源自于主体的无知，而不是有知，也正因为如此，演化才呈现出不可预测性。第三，在GAS中，适应是一个输入，但适应应该是被解释的现象，而不应是一个假设。诺曼・约翰逊也就在慈菇湖会上指出，多元模型的要旨在于，它能反映个体(包括组织)和在一个资源有限下的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过程，而这样的架构之下所呈现的混沌或非线自然就为主体(agent)带来了不确定的感受，但如何从过去的状态经验来说明主体对未来作预测成了一个问题。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才使得许多强调经验事实的经济学家，对复杂性系统理论能否成为演化经济学的利器持怀疑态度。贾根良教授指出，经济科学当然可以从自然科学中，特别是从其复杂性科学

中借鉴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借鉴并非如复杂经济学派那样只是从自然科学中借鉴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方法的事情，更重要的是加深我们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而期望数学建模和计算机模拟作为辅助方法甚至是唯一的方法是无法完成这项任务的，试图这样做的动机仍然在于科学主义。

笔者认为，在理论内核上，复杂系统建模的倡导者和涌现哲学的倡导者并不矛盾，而是一致的。在反对微观还原论这一点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它们都承认历史重要性、时间不可逆和非均衡，而且都认识到主体异质性和能动性的存在。在复杂系统理论方面做过很多尝试的福斯特也强调，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复杂和演化特征是：“它们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内主要的交换作用是信息的交换，而信息是积极的、创造性的。”他也认识到演化过程中的“无知”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后果，想象性的和创造性的过程内在的不可预测的性质，“一种关于新奇可预测的理论在术语上就是自相矛盾的。”CAS理论的开创者霍兰同样认为，“社会经济系统属于复杂性适应系统一类，与其他自组织系统一样，当行为者在微观层次上以规则为基础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宏观层次上的突现特征时，复杂性适应系统就出现了。把复杂性适应系统与其他自组织系统区别开的是，规制其微观范围内的行为者交互作用的规制是随时间而变化的，系统是可以演化的，复杂性适应系统和哈耶克的自发秩序以及皮里坎的理论所共有的特征是规制的相互作用能够产生更高层次的组织。”

复杂性理论对于演化经济学而言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复杂性本身就是演化的一部分。但我们应当看到，复杂性理论与复杂系统建模应用之间是有区别的，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与霍奇逊等人所倡导的分层本体论和涌现哲学是一致的。罗伯特・戴罗尔姆的《复杂性的理论化》中，他表述出的观点与霍奇逊、罗斯比、多普非等人的观点并无二样，在该文中，他区分了分析性科学观和复杂性科学观的差异，认为复杂性科学观对科学知识的定义是构成主义而非实证主义的，推理模式是系统性的而非分析性的，方法论立场是不明探测法(回溯法)而非演绎、归纳、发现与普遍准则的，逻辑核心是复杂性逻辑原理(该原理的核心是含中律，即对于给定的a和非a，存在着同时是a又是非a的c，这实际上是涌现的另一种表述)，这些观点，是得到演化经济学，无论是强调复杂性建模的演化经济学家，还是强调阐述的、比较的和历史分析的演化经济学家的共识的。

当复杂性理论需要一种工具去对复杂经济系统进行表述以及预测时，它自然会将目光投向已经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得到充分发展的复杂性建模和计算机模拟，这样，复杂性理论就转变为复杂系统建模应用，而后者的基础是相似性理论(Sim ilarity Theory)，各种复杂系统建模的实质，是通过系统仿真模拟真实经济体系，从而达到认识和干预实际系统的目的，但“仿真模型只是实际系统的一个有限的映像，不可能在所有层次的各个方面都与实际系统一一对应，因此仿真试验的结果并不能完全精确地代表实际系统的行为，能否用仿真试验的结果去认识和干预实际系统，取决于仿真模型及其试验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系统，缺乏足够可信性的仿真活动是没有意义的，甚至还会产生误导。”由于我们面临的对象并非无目的性和能动性的个体，而是具有创造力和能动性的人类，因而这种模拟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近似地、部分地反映事实，它更适合描述复杂性的存在，揭示涌现产生的过程，但并不足以成为一种机理探测的工具。

与建立在CAS基础之上的各种复杂建模相比，霍奇逊和劳森等人更侧重的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复杂系统观，分层本体论与涌现观念强调的重点，是如何看待世界以及用什么方法去研究世界，它不仅更强调多样性、异质性的存在，也更强调多样性和异质性的生成的过程。按照批判实在论的要求，在对经济社会系统这一复杂巨系统进行研究时，我们不仅要认识到经验层、实际层和机理层的差异，也应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异相，在可控实验不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借助回溯、比较、历史的与阐释的方法去探寻机制或趋势本身，而通过计算机模拟这种方式，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经验层、实际层和机理层的差异，也排除了针对不同脉络背景的历史比较，而是在寻求律则性的存在。恰如贾根良教授指出的那样：“如果把复杂性建模和计算机模拟看作是经济学研究的唯一基础，那么，在脱离了比较的、历史的、制度的和解释学的方法的基础上，我们如何对经济演化的时空特定性和多样性进行研究呢?”

四、结语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导向的演化建模分析方法与强调多层级本体论和涌现观的系统分析方法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理论基础上，两者都认识到涌现与复杂性的客观存在，只是在转为应用的过程中，前者“异化”成了单纯的模拟建模，但由于抹去了能动性、创造性这类关键因素，这种模拟建模必然存在一定局限性，但这是工具本身带有的缺憾，而不是复杂性理论本身的谬误。试图以复杂性建模和计算机模拟的方式完全地解决所有复杂系统的解释乃至预测问题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有缺憾与不足并不意味着完全无效或应当放弃，至少在描述复杂性和系统涌现特征上，这种方式具有直观优势。当前复杂性研究的两个代表阵营：桑塔菲研究所和加州大学人类复杂系统中心的研究已经开始深入到知识、理性、本能这样的层次，慈菇湖会近年来集中研究的主题中，就开始涉及将多元人模型仿真延伸到认知过程的研究：移情及模拟作用，不同认知结构下的作用，以及他们对结构的影响等领域。作为一种揭示复杂性现象大量存在的工具，复杂性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种计算机模拟手法仍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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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理论篇3

关键词:综合集成研讨厅;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CGS);系统工程

一、综合集成研讨厅的理论演进

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起源于国内在管理方面具有重要创新意义的主题——系统工程的提出。1978年钱学森等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首先在航天领域倡导系统工程的组织管理，在实践中取得成功后，将这一思想推广到社会，提出了社会系统工程的概念。1990年钱学森在系统工程的种种实践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概括出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处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到1992年，他又把其研究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技术成果加以汇总和升华，形成“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这一套完整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的形成过程概括起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演进阶段:从“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法”到“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再到“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

二、综合集成研讨厅研究现状

至今经过我国两代科学家的努力，经过智能系统的综合集成，知识工程的应用，人机结合理论的实践以及研讨厅的结构设计，信息技术软硬件的开发与具体构建等阶段。人机结合、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提出后，我国科学家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是复杂决策问题的求解方法论，综合集成研讨厅是决策支持系统的高级形式。自提出以来，已经受到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军事科学、信息与控制领域等众多学科的关注，他们不断对该理论框架进行具体化、实用化，进而应用于复杂问题的研究实践。据了解，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机构研制成功了一个可用的研讨厅系统，已通过有关部门的验收，并多次在国内外进行演示，正在一些领域推广应用。可见，国内相关的研究与实践工作是相当活跃的，研讨厅体系思想已经成为复杂信息处理与决策系统的设计与实施的指导与启迪。

目前，除了已经有青岛崂山和中科院自动化所共同拨款推广“综合集成研讨厅”外，我们国家还拟在政务、商务、军工、水利、人口信息等领域推广。

三、综合集成研讨厅应用的关键问题

与其他方法论不同的是，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不是一系列的公式的汇总，也不是以某几条公理为基础搭建起来的抽象框架。其实质是指导人们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把专家的智慧、计算机的智能和各种数据、信息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各种学科的科学理论和人的经验知识结合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人机结合的巨型智能系统和问题求解系统。这个方法论的成功应用在于发挥该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因此，如何发挥系统的整体优势和综合优势将是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应用的关键问题。

首先，针对某些复杂问题，应该致力于构建以综合集成为基础的智能工程系统作为可操作的工作平台。而对于不同的复杂问题，只需要更换平台的有关专家与数据即可处理，以实现该平台的通用性，并最终初步建立这样一个可操作平台。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综合集成研讨厅是一类人机结合的巨型智能系统，必须采用智能系统工程的方法来建造这一系统，但是实际的OCGS有许多种，各个OCGS牵涉到的问题也千变万化、多种多样，实现这样一个通用的、可处理所有OCGS问题的平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时候甚至感觉到不太现实。但是，对于与某一类或者某一个OCGS相关的一些复杂问题，从处理步骤上看，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点，这样就有可能针对这一类问题构造一个平台，对问题进行操作。因此，进一步地提炼研讨厅的理论，既保证了研讨厅的可实现性，又使平台具有一定的通用性。这使得研讨厅体系向着更加具体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

其次，要实现系统的整体、综合优势离不开群体专家的相互沟通与交流。只有在各个专家的讨论过程中，才会把系统的整体优势体现出来，把体系中的综合力量表现出来。因此，在处理某些复杂问题的时候，通过专家群体某种组织下的互动，就能激发专家思考问题的个人能动性，使专家主动审视思考问题的模式，提高思维敏感度，创造新的对问题的认识，同时使专家个人的经验知识从隐式转化为显式浮现出来，从而不断丰富专家个人的知识，实现对复杂问题认识的自我超越，形成并不断扩大群体对问题认识的共同意义的汇集。通过某种互动充分发挥个人和群体创造性，是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充分发挥成员优势的要求，也是发挥群体智慧的关键。要实现这样的互动就需要一个专家能够相互沟通了解的平台，这就返回到本文上面的叙述——应该致力于构建以综合集成为基础的智能工程系统作为可操作的工作平台。

四、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应用前景

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作为一项创新型的理论体系，其应用前景对我国宏观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经济评价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包括以下方面:区域可持续发展;地理和环境;数字城镇化;社会经济系统;军事系统等。

1、区域可持续发展。由于区域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传统的系统方法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区域可持续发展研讨厅体系的建设，无疑对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具有积极的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综合集成研讨厅是辅助专家群体求解区域可持续发展这一复杂巨系统问题的工作环境。除具备一般决策支持系统通常应具备的数据库管理、模型库管理、人机对话等功能外，研讨厅体系还具备以下三大关键功能机制，即“从定性到定量的耦合机制”、“综合集成机制”和“人在回路中的研讨机制”。但研讨厅体系的建设非一朝一夕能建成。一方面研讨厅体系建设需要多学科、多部门协同作战，特别是地理学、系统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者的协同工作;另一方面研讨厅体系仍有许多关键技术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如研讨厅网络管理、网络安全、网络标准等。为了验证研讨厅体系是否可行，同时也为今后更大规模的研讨厅体系的建设积累经验，可以首先建立研讨厅的“原型系统”。原型系统可以在集中地域建立网络结构，并且只具备研讨厅的部分功能，规模与涉及问题的范围都可以小一些。随着技术的成熟与经验的丰富，再在原型系统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和完善，逐步建立功能更强、规模更大、涉及范围更广，同时地域分布的研讨厅系统。

2、数字城市。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和产业革命发展的必然过程。随着政治、经济，特别是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城市化现象迅速推进，形成广义建筑及人居环境学，构成了一个规模巨大的系统。进入21世纪，特别是由于信息技术与网络技术得到迅速的发展，自动化、信息化以及智能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在城镇建设方面，它不仅是建筑物本身，而且对各种信息系统，如用于管理和提供服务的系统，提供舒适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形成智能家居、智能建筑，这些构思与实践，已经成为时代追求的目标，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领跑”。因此，以人机智能结合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将对城市建设提供有效的、合理的决策方案。在我国，青岛胶州湾工业园区的数字化建设、深圳市民大楼正在进行的智能楼宇综合集成系统的建设，代表着全球化城市建设中的方向。建设部的周干峙院士就曾经提出城市及其区域是一个典型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此基础上，数字化的城市及其区域的发展，用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来解决与处理是很合适的。

3、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来说可以看成是复杂的巨系统，特别是从整个国家角度看待经济发展问题的宏观经济则是这个复杂巨系统中的子属复杂巨系统。目前，随着经济、科学的飞速发展，国家社会经济面临着许多的复杂问题的考验与阻碍，相应的，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也运用到这个领域当中，用于解决相关的复杂问题。为了提高对宏观经济问题的研讨效率，研讨厅应为参加研讨的专家提供进行宏观经济预测的各种预测模型。然而，按传统模型库结构框架建立的预测模型系统，已不能很好地满足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研讨厅的要求。正因为目前存在这个缺陷，许多的经济学者、研究人员从分析研讨厅的具体需要出发，提出了利用Agent理论和技术设计和实现适合支持宏观经济决策研讨厅的多Agent预测模型系统。利用这些系统能够方便、有效地组织多位专家、多台计算机进行人机合作，对宏观经济问题进行研讨，从而为宏观经济提供决策方案。

4、军事系统。中国解放军强调新装备要形成系统作战能力，要实现武器装备跨越式发展，很有必要在不断更新观念的同时，在思想方法、在军事方法论上来一场革命。“横向技术一体化”、“综合集成”、“系统集成”、“体系对抗”，都包含着系统思想，是系统思想、系统方法在装备建设中的运用。不用系统思想看装备建设，就抓不住问题的实质;不以综合集成的系统方法研究装备建设，就会陷于以往那种陈旧发展模式的窠臼。现已形成的研讨厅包括有空间作战综合集成研讨厅、战争决策综合集成研讨厅、网络化防空作战系统综合集成、武器装备论证综合集成研讨厅。

五、结束语

从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广阔的应用前景中，更加体会到钱学森对我国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系统复杂性研究领域的高瞻远瞩。当前，国内提出科学的发展观，在中华民族振兴屹立于世界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还面对着许多急需处理的与开放的复杂巨系统(OCGS)相联系的复杂问题，如自然环境的生态保护问题、一些关键领域发展的决策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重大问题。近年来，大家开始了解到，Internet及其用户就是OCGS的典型。大家关注的商务系统、政务系统等等组成的城市也就都一个OCGS，因而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科学是21世纪的科学，综合集成研讨厅体系将在21世纪推广发扬。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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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理论篇4

之所以称复杂性自由，而不叫复杂性自由主义，因为还谈不上主义这么高大上。但自由是一个好东西，所有观点的人都可以用。以复杂性范式看待自由，同复杂的自由主义与简单的自由主义会有什么不同？

在我看来，复杂的自由主义与简单的自由主义，在范式上都可以归结为简单性自由。简单性自由，是指复杂的自由与简单的自由的总和。复杂不同于复杂性。一个用机械的科层制组织起来的大企业，内部可能非常复杂，但结构上却是简单性的。因为科层制本身就是简单性结构。科层制再复杂，本质上也有别于扁平化的生态组织，不具有生态组织那种由不可还原的多样性构成的复杂性。

复杂的自由主义与简单的自由主义之间有什么差别？汪丁丁没有详细讲，张维迎更是不承认这种差别有意义。不过从旁观者看，差别还是有的。简单的自由主义更多强调直接的自利;而复杂的自由主义更多通过“内生偏好的”利他，迂回地强调自利。映射到策略上，前者更强调在“中国问题”的复杂背景下强调自由（汪丁丁，2009），后者更主张直截了当地强调自由。

这种自由主义的集合，被人新称为“朗润派”，与共同强调复杂性范式的“颠覆派”（陈禹、我、韩小明和杨培芳）在简单性与复杂性这个范式上，观点形成差异，不是偶然的。但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讲清双方不同在什么地方。许多看客干脆就认为双方观点差不多。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其中的实质性分别还是慢慢现出来。

3月6日，致福轩的一位听众，游敏老先生给我打电话并发来一文，指出新旧两种观点的分歧，实际是哲学观的不同。新观点隐含的哲学观是“中”，旧观点隐含的哲学观是“排中”。指的是，例如，旧观点认为利己与利他，在谁为第一性上，应按照排中律，只能取其一为先;而陈禹、杨培芳等人，相当于不认为排中律是对的（对应互联网实践是利己与利他一元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游敏老先生的话让我不能不佩服。因为高邦仁在跟我共同酝酿《3%》时，最主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游敏老先生反复强调的中庸。以致董光璧老先生在评论《3%》一语破的：“本书作者所倡导的‘经济学之道’，就是以‘天人合一’这一伟大结论为背景的‘中庸之道’”。哲学家段永朝晚上与我讨论起来，更挑明了背后实质，这就是容纳悖论（paradox ，佯谬）。这是与排中律完全排反的取向。容纳悖论正是“中”背后的实际含义。排中律所依据的是启蒙理性（“去魅”），而中庸之道所依据的是返魅。Paradox就是这样一种魅力。

这样一看，简单性范式中的自由，与复杂性范式中的自由，含义就可能正好相反。当把不同范式的自由，作为经济学某一派的隐含哲学时，在实证上会有四个基本不同。下面我们就从《3%》就地取材，来剖析一下这种不同。

第一，效率和多样性，何为自由的标准？

从复杂性角度理解的自由，首先表现为选择，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在实证上，选择应由多样性（Variety）来标度。这个观点不是今天才有，它源自阿玛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这是复杂性自由的基石。为此，主张把Variety内生为复杂性均衡的基本维度。Variety意义上的自由，一般称为多样性。

而从简单性角度理解的自由――无论是复杂的自由，还是简单的自由――都是没有选择的自由（是理性经济人的必然）。也就是Variety的值等于1（我在发言中称为品种N=1，意思是无论有无选择，对均衡最优不产生影响）。这种自由，是效率意义上的自由（同质化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

由此，可以把简单性自由与复杂性自由的观点差别，归结为效率优先，还是多样性优先。多样性在实证上对应质量、创新、信息化。例如现行主流流行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观点是强调效率标准，《3%》明确主张，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应坚持效率与多样性标准并重。

第二，最优与恰当，何为帕累托最优（或最优是否可以容纳悖论）的取向？

从复杂性角度理解的自由，所谓最优是针对节点的，因此是分布式的最优。在复杂性的均衡中，由于内生了Variety的维度，当最优点位于Variety值较大一端时，它相当于传统均衡中存在多条需求曲线或成本曲线时的均衡，均衡不是一个点，而是均衡集合。《3%》显示出长尾曲线实际可以是均衡曲线在品种-数量平面上投影下来的等均衡线。

而从简单性角度理解的自由，最优是针对中心的，只能有一个最优点。正如我在发言中指出的，复杂性均衡与简单性均衡之间，相差一个平均成本（AC）与边际成本（MC）之差，复杂度越降低，这个差就越小。当这个差为零时，复杂性系统就转化为简单性系统（N=1，即同质性假定），这时复杂性均衡就会转化为简单性均衡。也就是说，简单性的自由只是复杂性自由在不存在多样性、复杂性时的特例。

多点均衡，在哲学中就对应容纳悖论。意思是各种选择，即使不相容，甚至相互矛盾。但都可以是“最优”（实际是指恰当、正当、满意）。这种去中心化的“最优”，在实践中是指一对一精准均衡（即情境相关的场合最优）。它应是由一个基准的（数量-价格上的）均衡，加一个随具体时间、地点浮动的（品种-价格上的）均衡构成的联合均衡。人们常说的小批量、多品种，就是指这种类型的价格最优，其极限是个性化定制。

由此可见，简单性与复杂性自由的区别在于同质一元与异质多元。复杂性的自由对左右观点之所以能保持中立，是因为它根本不在同质一元这个平面上讨论问题。

第三，自由是风险（不确定）偏好，还是风险（不确定）规避的？

简单性的自由与复杂性的自由，隐含了相反的信息假定。前者以中心控制下的信息不对称为常态，后者以节点对等（如P2P）下的信息对称（透明）为常态。简单性的自由主义，多主张规避风险与不确定性。张维迎的观点比较典型。由于他的信息经济学预设信息不对称，化解风险，尤其是不确定性，一定代价高昂，需要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来平衡。

复杂性的自由完全相反。首先就不认为系统越复杂，成本应该越高，而是越复杂，边际与平均成本越低（基于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根据就是基于ICT革命的智慧化，使复杂性从成本不经济，变为成本经济。必然推论是偏好风险和不确定性。在实践中，提出C2B，意在化风险为机会（因为一旦供求一对一贴紧，实现个性化经济，就无所谓风险了）。互联网亲风险投资与创新，都是复杂性自由的特有表现。

第四，自由是“小乘”的，还是“大乘”的？

复杂经济学理论篇5

[关键词]复杂性；循环经济；非线性；协同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3－0013－04

湖南省重点建设学科自助项目《思想政治教育》；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复杂性思维与科学发展观》（06YB70）。

循环经济倡导一种建立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组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过程，使得整个经济系统以及生产和消费的过程基本上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弃物。如今，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已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方式促进了人、自然、经济的协调发展，并逐步取代以依赖资源的消耗求发展的传统线性经济。循环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经济活动，我们必须对其有宏观上的认识，才能正确把握它的运行规律，从而更好地提高它的服务功能。本文试从复杂性的视角对循环经济作一些分析和思考。

一、复杂性的基本特征

人类在迈向21世纪时，系统问题，特别是复杂系统及相应的复杂性科学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复杂性研究兴起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贝塔朗菲的系统论开创性研究，随后以耗散结构理论的诞生为先导，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和分形学等一系列复杂性科学的兴起及其蓬勃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科学图景以及当代科学家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使人们看到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复杂性科学试图整合诸多新兴学科已经取得的对复杂现象的研究成就，并尝试建立一个新理论。如今，这种“简单性思想正在瓦解，你所能去的任何地方都存在着复杂性。”[1]因此，复杂性科学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2]到目前为止，尽管人们关于“复杂性”还没有一个严格、精确的定义，但一般认为，开放性、动态性、多层次性、非线性、自组织性是复杂性的重要特征。

1.开放性

开放性指交流，相互影响。而封闭性是指隔离，彼此不交流。系统的复杂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开放性。系统之间的彼此关系错综复杂，既有系统内部之间的相互开放，又有整个系统与外界开放的行为。这种开放是指系统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环境的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影响，开放是为了生成。正因为系统的开放性，系统不断地同外界交换，通过反馈进行自控和自调，以达到适应外界变化的目的。

2.动态性

复杂性系统总是在不断变化的，动态演化性是产生系统复杂性的主要原因之一。复杂系统总是从一种状态变化到另一种状态，其中稳定与平衡是运动的一种趋势，而波动、不平衡、矛盾等才是运动的常态，系统在矛盾运动中表现出十分复杂的现象。复杂系统运行的有序化取决于系统内部相关因素的相互作用能否形成动态演化态势。动态演化态势的形成和发展与复杂系统运行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复杂系统是动态的，处于不断的演化过程中，总趋向于进化。随着时间发展，其结构、功能、行为不断变化，总的趋向是通过自适应、自组织作用向更高级的有序化演化，具有自适应和进化能力。[3]

3.多层次性

任何复杂系统都是由许多子系统、因素、层次、结构而组成的。世界上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其复杂结构和过程都是大量基本组成单元的简单相互作用引起的。系统具有多层次、多功能的结构，多组成即有多种多样的子系统和子子系统，每个子系统有相对对立的结构、功能和行为；每一层次均成为构筑其上一层次的单元，同时也有助于系统的某一功能的实现。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反映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两个方面，既是网络体系，又是不均一的；组成成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造成组分之间相互关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是系统结构复杂性的根本源泉。

4.非线性

复杂性科学揭示，世界从本质上讲是复杂的、非线性的，线性的相互作用和规则简单的秩序乃是一种例外。“甚至认为我们的意识也受复杂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所支配这种思想，已成为当代科学和公众兴趣中最激动人心的课题之一。”[4]非线性是复杂系统演化的外在特征，是与简单思维方式下的线性特征相对而言的。在简单思维方式下的线性特征是指事物的发展是直线型的，有一个什么样的预设前提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可能后果。而复杂系统中的非线性是指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事物是由多层次、多因素构成的，这些多因素、多层次的事物的发展是呈曲线性状态的。事物的变化是由诸多的偶然性因素与必然性因素耦合的过程，并不是可以预见的、直线性的。

5.自组织性

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这个复杂巨系统又由多个子系统构成。牛顿认为，事物的发生与结果必须由外力的推动，即系统的运动必须有外界力量的介入，体现一种他组织性。而自组织性则是这样一种组织：系统的运动过程是由于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与个体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没有人为的策划、组织与控制，体现一种事物运动的内驱力，通过系统间的既交换物质又交换能量的方式达到自我更新与生成的一种特性。维纳提出的控制论，阐述了以正反馈和负反馈为基础的“自组织”科学概念。所谓反馈，是指把系统现在的行为结果作为影响未来的原因。通常，反馈分为正反馈和负反馈。以现在的行为结果去加强未来的行为称为正反馈；以现在的行为结果去削弱未来的行为称为负反馈。只有非线性系统才可能同时有正反馈和负反馈，把两者适当结合起来，将使系统自我创造、维持和更新。[5]

二、循环经济的复杂性特征

1.循环经济的开放性特征

循环经济是由环境和经济系统构成的开放、动态的系统，正是因为系统的开放，从而使得循环经济系统异常活跃，并能对相关环境做出积极反应。传统经济所形成的则是一个孤立的，封闭的系统。在传统经济系统中的物质和能量转化是以资源的使用为开端，经过能量的转化，除了被系统吸收的能量之外，其余的能量则被排出系统之外，不再参与物质的循环，整个过程是一次性的。这意味着传统经济的整个经济活动只能朝一个直线向上的平衡方向发展，一旦平衡达到，过程结束了，整个系统也就瓦解了，在此过程中，能量的输入和输出互不相干，输出对输入没有形成反馈。因此，传统经济往往会因为资源的短缺而危及到物质基础，使经济活动难以为继。而循环经济则不同，循环经济系统不断从外界输入能量补充内部消耗，经过能量的转化，其中一部分能量在系统内部被吸收，还有的能量和物质被损耗，另外一些能量和物质则被反馈到输入过程，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相结合，形成一个物质和能量不断转化的循环回路。因此，循环经济的内部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可以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也是系统走上有序的基本途径。

2.循环经济的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系统是由多种元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它以生态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为基础，以绿色技术为技术载体，目的是实现人、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循环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不仅要受到系统内部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随着科学探索的不断深入，技术的向前发展，循环经济也必然不断丰富自身的内容，它的发展也会更科学，更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事实上，循环经济本身就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和绿色技术日臻完善的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形成就是经济活动与科学技术、社会发展战略相互作用的结果。目前，循环经济正处在一个市场需求多样化，技术快速发展的动态环境中，它与环境的交流越来越频繁。循环经济只有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收新的能量，接受新的信息，才能增强它的生命力，更好地实现它的目标。发展循环经济就必须遵循动态性的原则，关注前沿科学，引进生态技术。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的实现，都需要以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为依托，不吸收先进的科技成果，循环经济的发展就无法适应社会的要求和时代的潮流。[6]

3.循环经济的多层次性特征

循环经济有着不同的等级及层次结构。这又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说明。[7]其一，企业层面：即物质资源在企业内部的循环，也叫基础循环。企业推行清洁生产，选择清洁生产工艺，建立生产全过程的环境管理系统，减少产品和服务中物料和能源的消耗量，实现最终排放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企业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污染物经本企业自身的物理化学处理，使之成为再生资源，实现低排放或零排放，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促进产品生态设计。其二，区域层面：即物质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的循环，也叫中观循环。这个层次的资源流动既可以在同产业部门间实现，也可以跨产业进行。若干互相关联的企业建立共生的工业园区，甲企业的废弃物、污染物由乙企业处理利用，乙企业的废弃物、污染物由丙企业处理利用，从而形成较大的链式循环。区域内企业或行业间建立生态产业群落，上游企业的副产品或废弃物用做下游企业的原料，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在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化的服务业内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其三，社会层面：即在全社会的生产、流通、消费之间建立的循环，也称宏观循环。以生产链为纽带，统筹规划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大力发展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实行可持续生产和消费，逐步建成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在社会层面上就要建立相关的政策体系，倡导绿色消费，建立绿色政府、绿色办公、绿色采购，建立节约型的社会，包括节水、节能等。

4.循环经济的非线性特征

根据非线性系统的特征，循环经济系统涉及无数的因素(或变量)，这些因素(或变量)又构成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在这些因素、关系之间很难区分谁主谁次，谁重谁轻，它们之间的机制不是简单的径直的因果规定，而是复杂的交互作用、双向甚至多向的构建方式。系统中一旦其中某个要素受到干扰，都会反馈到系统的整体功能上，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以及整体功能。循环经济与传统的线性经济不同，它是一种再生的资源、一种流动的资源，是物质和能量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得到合理的利用，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益，实现经济生态化转向。它强调以循环生产模式替代线性生产模式，表现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这一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路线，体现在循环经济的构成是多层次的技术、知识、管理的长期积累，显示出与外界环境相联系的多层次、多目标的开放性和彼此间的耦合的特征。循环经济将传统的线性、开放式的经济系统转变为非线性的经济系统，逐步实现很小的排放性和环境友好性，使市场生产的产品能够持久的使用，并延长使用的寿命。

5.循环经济的自组织性特征

传统的线性经济模式是一种破坏原有稳定状态，使系统趋于不稳定状态的正反馈。它的作用是能自动地加剧系统离开原有目标运动，朝着新的状态加速度地变化，其速度是令人难以意料的。在这种经济模式中，人们以越来越高的强度开发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弃物大量地投放到环境中去，对资源的利用常常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通过把资源持续变成废物来实现经济上数量的增长，结果却导致了环境的恶化和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生产中，循环经济自然建构起一种负反馈的自调节机制。当企业生产过剩，导致资源存量下降时，资源的价格上涨，它自主促使节约资源或废弃物的资源化，使得生产能循环往复下去。同样当废弃物的处置成本过高，它就会开发清洁生产工艺进行无废生产或少废生产。因此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要充分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尽可能地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这也是循环经济最本质的特征。[8]

三、循环经济的复杂性构成

循环经济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污染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环境无害化为目标，保持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经济、绿色经济，它综合运用资源投入的减量化、生产过程能源和原材料的低消耗、废弃物与污染物的循环再利用的方法和手段，是持续整合、调控社会经济的各子系统及其要素的一个复杂系统过程。循环经济复杂系统是由目标系统、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三部分组成。目标系统实质上是循环经济的目标，是最终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内部系统是循环经济的主体，是循环经济的实施者和受益者。外部环境系统是循环经济的客体，由社会、政治、经济市场等宏观和产业环境构成，是促进循环经济壮大的能量源。[9]

1.循环经济的目标系统

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以达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是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是在不影响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前提下，达到节约资源、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使人类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2.循环经济的内部生成系统

循环经济的内部生成系统是政府、社会公众和企业构成的，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构成体。要充分调动三个主体共同投入参与的积极性，大力发挥三个主体促进循环经济的合力作用。从系统论的角度出发可作如下界定:企业是发展循环经济的载体，应鼓励企业大力发展循环式生产，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和能力，形成全社会发展循环经济的良好氛围；需要政府的整体策划和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是要付出代价的和出现阵痛的，这在现实中就会表现出有的企业和个人将对循环经济表现出一种抵制，以维护其既得利益。但只要对人类的长远利益是正向的作用，发展循环经济的路就一定要走下去。发展模式的转型意味着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有的行业和产业会受到冲击，但也会出现新的行业和产业，出现新的商机，在重点行业、领域、产业园区和城市积极开展循环经济试点，按照循环经济的要求，促进产业转型、老工业基地和重化工业集中地区的调整和改造等等，都蕴含着发展的机会。

3.循环经济的外部保障系统

循环经济的外部环境系统分为宏观社会环境与产业环境。循环经济的提高，不能仅仅立足于企业内部的循环生产，形成自我循环的封闭系统，还必须扩大系统的开放度，不断地从外部获得所需的信息和资源，实现与外部的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形成环境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就是发展循环经济，需要政府建立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加强公共管理与服务，以促进企业推行循环经济模式。

四、循环经济的互动与协同

循环经济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不论是它的主体―企业、政府和社会公众，还是它的客体―宏观社会环境和产业环境，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不断演进的复杂性有机系统。作为有机系统的企业组织及其运行环境，都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相对分离到互相依赖、从封闭到开放、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的演化过程。因此，循环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企业系统经过有效地演进和互动过程，使这个系统产生了特有的新质，释放出新的倍增的能量，具有自觉适应环境而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发展的功能机制，从而实现整体功能的最优化，达成系统的目标。

根据协同学理论，推动系统演化发展的关键在于系统内部子系统之间，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行为，使之产生多因果、正向反馈、多级嵌耦合、随机映射等非线性的交叉作用。从协同的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系统的建立关键在于从“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原则出发，使政府、企业、社会公众、宏观社会环境、行业环境五维度协同发展，来达到系统整体功能的优化。循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政府经济，与政府行为联系密切，离不开政府支持和推动，要通过政策引导调动企业、公众节约的热情，要充分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规范各方行为，明确各有关部门的职责，为循环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推行循环经济运行模式，必须要考虑到群众基础，即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和社会中介组织的协调，这些共同构成循环经济的社会服务和支撑体系。主要举措有：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鼓励公众参与；健全社会中介组织，包括设立回收中介组织、建立回收信息中心、实行网络化管理、发挥社区组织的中介作用等等。[10]

循环经济是未来国际社会的必然发展趋势，必须将发展循环经济确立为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目标，进行清洁生产和绿色工业的总体规划和全面实施，从而有效地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与资源危机。我们只有始终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协同进化，才能使循环经济真正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的理想发展模式，并健康地推进全球人口、资源、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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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马晓国,李宗植,安宪军.循环经济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影响[J].商业时代,2005,(5):73-74.

Recycling Economy in Complexity

You Xunlong，Yang Xiaojun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Loudi，417000，China)

复杂经济学理论篇6

关键词：经济理论；数学化；误区

中图分类号：F12／C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105－0077－03

当前，在我国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盲目生搬硬套各种数学公式和模型的形式主义倾向。这一倾向把经济学完全变成了数学，把数学当作经济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顾主客观条件地加以运用。数学喧宾夺主，成了经济学的主人，经济学却成了数学的仆人。这种“数学拜物教”式的研究思路，把严密的科学论证变成了简单的数学推导，使经济学失去了其作为社会科学应有的特征，从而导致经济理论的研究陷入误区，甚或走入死胡同。因此，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研究态度，促使经济理论的研究朝着健康的轨迹发展。

一、正确处理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科学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并将进一步证明，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都必须遵循与这门科学相适应的内在规律来进行，这是科学发展的质的规定性，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经济学和数学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目的上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二门科学，二者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是迥然不同的。诚然，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和互相利用，但不能互相代替。道理很简单，因为二门科学的发展方向绝对不可能结合为一体，不能幻想二门科学会合而为一，不能改变主人和仆人、目的和手段的位置，否则就失去了科学研究的特殊价值和特殊意义。马克思在论述经济学这一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律时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十分明显，如果没有抽象分析，就无法揭示社会科学的本质和规律，社会科学也就不具有一般性和指导性的特征，从而也就丧失了科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正是基于这种独特的分析原则和分析规律，才使这门科学具有在更高层次上服务于社会实践的功能。

数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一种逻辑严密和计算精确的思维工具，运用这一思维工具来分析和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可以起到纯粹经济理论研究所无法起到的功效与作用。数学作为一种语言和方法，实现了经济理论的模型化、定量化和简单化，使之能够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经济系统能够得以在严格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有效的研究，并利用现代信息手段进行加工处理，从中得出一般性的结论，直接为经济实践过程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另外，数学语言和方法的运用，大大拓展了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域和空间，提高了经济理论的实用价值，从而推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然而，在我国当前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些研究者却没有摆正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不是在经济理论的研究中科学、合理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而是本末倒置，把经济理论引入数学，甚至把经济学变成数学，从而使经济学完全变成为一系列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的堆积。虽然这些抽象假定复杂的公式和模型，对经济活动也进行了藐似严密的推导，但不能忘记一个常识性的问题，经济活动的规律纯粹用数学公式和模型是推导不出来的。理由在于，数学公式和模型并不能够全面反映经济理论活动的真实世界，亦不能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况且有些经济理论并不具有数量特征。本来有些经济理论完全可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清楚，但却故弄玄虚，极力用大多数人看不懂的数学逻辑语言表达浅显的经济现象。即便非用数学公式和模型不可的地方，其研究的结论还必须用文字来表述。

事实上，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实践过程是相当复杂和多变的，同时还可能会遇到道德的、伦理的、历史的、社会的等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如果能够科学、恰当地运用数学的语言和方法，把经济学和数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就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活动的进展。相反，如果不顾主客观条件的允许，盲目地生搬硬套各种公式和模型，把错综复杂、若明若暗、若即若离的经济现象设计成一大堆庞大且难以处理的数学符号，企图将经济领域的困惑淹没在数学演算中，极有可能使活生生的人与人、人与物的社会关系发生严重的判断错位，从而把弹性十足的经济科学变成为一种完全虚构和僵硬的假说。这样的研究思路，无助于学科自身的发展，有可能使经济理论研究陷入误区，甚或走入死胡同，对经济实践过程也会产生严重的误导作用。另外，经济理论的研究方法也是形形的，虽然数学语言和方法是分析经济理论十分重要的方法，但绝不是唯一的方法，不能人为地把这一方法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

二、正确处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门科学只有成功地应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发展到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阶段，也就标志着这门科学已经达到了完善化的程度。正是由于经济理论研究引入了数学公式和模型的形式，才促使经济学朝着定量化、精密化和严谨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统一的科学。毋庸置疑，经济科学完善和成熟的标志，显然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相融合，问题的实质是，经济理论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处理好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辩证关系。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事物的质通过属性表现出来，任何质都是具有一定量的质，没有量也就没有质，同时质又制约着量。经济理论研究中的质是指事物的本质属性，而量只是手段和方法。质处于主体地位，起着主导作用，量处于从属地位，起着辅助作用。判断事物性质和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只能是事物的质。尽管定量分析在经济理论分析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无论如何是不能代替定性分析的，不能反仆为主。

马克思是一位经济学大师，而且也是一位数学大师，他是把数学方法成功运用到经济理论研究中的先驱者之一。但是，马克思并不是为运用数学而运用数学，而是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有了定型的把握，即已抽象出可以用数学来表示的范畴，并具有数量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度量标准，极力探索把理论加以模型化的最佳路径。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其研究的结果几乎都是通过数学方法推导出来的，可以说是成功运用数学方法的经典范例。社会再生产过程本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复杂体，但在马克思的研究模型中，只是表现为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和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首先认为，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必须运用商品资本的循环公式，因为这一循环公式完全可以把社会总产品实现过程的二重性表现出来。在此基础上， 马克思又从物质补偿和价值补偿的双重观点考察社会总资本的运动。马克思的这种数学模型，清晰地表明了社会资本再生产活动中的各种关系，揭示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动态关系。这一模型结构的编排，乍一看，似乎很简单，但却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是极具科学价值的有机组合，表达了复杂的信息量和深刻的理论内涵。

十分明显，经济理论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定性分析上，势必导致经济理论研究的抽象化、空洞化和一般化，从而窒息理论的发展，使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和解释力。相反，如果只片面强调数学方法的运用，而没有把经济理论作为依存的基础和条件，这种分析则缺乏科学性和可信度，也会导致经济理论研究的简单化、模型化和硬性化。因此，数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必须以经济理论所论证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作为基础，数量研究也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不至于走偏。同时，经济理论的定量分析也是有条件的。换言之，有些经济理论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理论则不需要进行定量分析；有些经济理论需要进行直接的定量分析，有些经济理论则需要进行间接的定量分析；有些经济理论需要进行全面的、一般的定量分析，有些经济理论则需要进行个别的、特殊的定量分析。所以，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不管实际需要与否，盲目地、无目的地进行定量分析，只会把经济理论的研究引入歧途，从而导致研究资源的误置与浪费。正如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陈岱孙所论述的那样：“数学本来是一个严密的分析工具，没有理由不让它为研究我们的经济服务。这决不是否定定性的研究。我们更反对滥用数学，把经济探讨变为数学游戏。如果我们善于应用，它可以成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有用的工具，但是不能对它抱迷信的态度。”这一见解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三、正确处理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的关系

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的因素不足一个恒量，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这种变化不仅包括质的变化，而且包括量的变化，质的变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量的变化则是经常性的。比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前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促使表现它的数量关系也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定量分析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条件的需要，进行及时的补充和调整。同时，要具有战略眼光，注意未来经济发展的变化趋势及不确定性，确定新的标准和方法，制定出科学的思路对策。

马克思指出：“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尤其在新的经济时代，经济发展过程纵横交错，各种信息纷繁复杂、气象万千。如何从这些大量的信息和资料中总结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来，且又可避免被大海般的信息和资料所淹没，关键在于对这些信息和资料进行科学的搜集、整理、筛选、加工和处理。在这一过程中，应尽量收集较全面的信息和资料，既有内在的因素，又有外在的因素；既有直接的因素，又有间接的因素；既有有利的因素，又有不利的因素；既有质的因素，又有量的因素。绝对不能把一些个别、特殊的信息和资料引入到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来，然后又用它说明一般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从而导致理论的实际应用能力衰变和下降。

复杂经济学理论篇7

关键词：金融系统复杂性金融风险

一、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的内涵与特征

脆性首先是一种像玻璃、砖等的材料性质，在打破了之前没有塑性变形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复杂系统的脆性遭受外部原因时，成为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促进和形成了原系统演化的力量。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层次和复杂性的增加，规模越来越大，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一个个简单的子系统组成了金融系统。在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继续履行自己的进化，与其他子系统或外部环境的物质，如能源、资金和信息不断交流。因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运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这种干扰有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仍然有一些事情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这一系列干扰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任何子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点上，对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也同时显示。因此，这个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定义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干扰作用，导致复杂的金融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子系统）崩溃，然后引向整个复杂系统的传播，使得金融系统的功能或部分丧失，或整体崩溃，这个特点通常很难被检测到。

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脆性过程分析

（一）脆性联系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促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成为现实 ，为次贷危机的脆性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美元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赚取到美元，为了扩大出口，避免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及其它因素获取优势，国家在买入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投放大量的本国货币。世界经济本轮急速增长的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资金高流动性过剩，并迅速向金融部门流通，美国的金融产品的大量被购买是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去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元的发展速度。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成为世界上的“必备品”，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必备品”，美元金融资产正在加速膨胀。这实际上是作为金融产品，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切都可以维持在信贷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有时也很脆弱，它是动态的。这使得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也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诱因。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美国金融系统的脆性的时间风险存在，并且逐渐积累增加。这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为美国减少风险，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稳定性，降低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元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流动，在美国市场可以最大限度的收入资本化、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稳定低的金融资产一再被利用，因此金融资产脆性已被多次激发，并逐步作为风险被转移到国外链。为了分散风险，继续促进金融机构的经营多元化，市场全球化，因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全球化的联系。虽然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和功能的风险，然而系统性风险却进一步增加积累，并促进各国之间的风险转移。因而，在全球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中，形成以美元流动为主导的运行系统。

（二）脆性的激发过程分析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资本统治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资本扩散价值生产过程和持续扩大的需要，很小程度取决于产品的直接需要，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衍生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沟通的桥梁，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通过杠杆效应获取大量的资本，只是付出非常低的资本充足率。世界上美元的流动性，都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的。据此，美国持续庞大的经济赤字的脆弱性传递到每个子系统中，并渐渐地被激发。在发展之初，虽然遭遇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干扰，但是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并且强于脆性，因而仍然可以运行在非平衡态。这时这个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金融风险已逐步积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6.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所以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如果一个微型元素突然打击到金融体系 ，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将立即导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财政快速增长风险。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与他们接触到的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中很强的吸收，以维持其稳定的负熵流的程度。负熵是吸收了大量抵押贷款投资公司

也将链接到其他强元素的程度，金融机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渗透。金融产品和信贷紧缩的风险进一步蔓延，使这些金融机构的帮助，由次级抵押贷款银行和负熵与相关金融机构持有获得稳定的不足以维持自己，他们也将破产。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3.04%的员工，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一些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出现接踵而至的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如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2008年照顾管理，美国抵押贷款投资公司2007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证明次贷危机的房地产金融系统的脆性熵受到冲击的影响。

财务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特点，房地产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倒闭和保险机构吸收其他子系统脆性，如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功能，使得各金融子系统脆性成为其他的变化的主要矛盾，金融风险开始从房地产市场逐渐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已经成为在运行状态的主要矛盾。已经有大量失败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资产价格巨大的跳水，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在以美元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下，不断吸取其他经济体的负熵，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脆性熵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次贷危机成为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复杂系统、操作性、滞后隐蔽性、金融脆弱性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问题，有可能由此酝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

三、基于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危机防范

虽然金融制度的演变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形式实体的具体表现，是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类型。因此，可以得出：危机是在商业批发和银行等金融领域中开始爆发的，不是直接在零售和消费相关的风险和业务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

第一，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通胀，消费模式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类型，所生产的增长模式表示过剩全球经济失衡的脆性特征。这种脆性在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系统风险和各种缺陷。而要降低这一脆性，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和一个主权国家脱钩，保持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长期稳定，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信贷，促进货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货币风险，供应秩序，提高整体调节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第二，要避免过度的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金融的脆性，使之经济繁荣过程中，投资方只看到了过度使用杠杆效应带来的利润的，忽视了吸引力将下降，资产价格的复杂性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从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在金融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脆性的激发强度和脆性熵风险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大大增加了无序投资基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完善金融混乱复杂系统脆性，加快了复杂系统的金融崩溃。

第三，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性联系，避免传染给其他市场的风险。现代金融业的风险更复杂的多样形式，日益密切的关联度，越来越大的金融体系。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次贷危机。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力度，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能够大行其道。美联储杠杆率的金融市场操作，以及市场混乱监管不严是局势失控主要原因。因此，要地切断传播途径的脆性熵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整体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的自我组织。由于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经济转型水平的限制，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已具有高投入，高负债，高消费的“三高”特点。国家赤字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减少。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之战很小的部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极易受到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的蔓延，缺乏自救能力。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增加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以增强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御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金融危机到来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金融系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通过负熵输入外部金融环境，以减少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部产生的熵方法成为可能。因此，通过协调全球各国的行动，使银行及其他金融领域实现统一监管，以有效的遏制危机的蔓延，共同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通过联合，以保证银行的再贷款，银行资本的重组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信贷资金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从而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建

立的一专项资金，用于对东欧，亚洲和其他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提供援助，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篱笆的贸易学说，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复杂的系统的研究，以建立复杂系统的角度看金融脆弱性，并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脆弱性使用金融脆弱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过程，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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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经济学理论篇8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决策科学的不断演进，人们日益关注决策科学中所蕴含的复杂性因素。决策流程中的目标、主体、方法，这三方面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新的复杂性表征，这些表征往往渗透在社会经济决策的整体之中，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影响。本文旨在以复杂性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决策的流程，重视复杂性的条件，把握复杂性的内涵，深化对决策学的认识，完善对决策科学性的构建，以期更好的促进决策学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实践。

一、决策目标的复杂性分类

决策目标的构成由静态层介和动态趋向两部分组成，正是动静皆具的形态模式构成了决策环境的复杂性。

第一，许多问题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种目标的多维性可能是同类人群对一个问题多个目标的认识，也可能是不同人群对一个决策不同目标的坚持，这种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源自于知识结构和利益体系的不同。比如，在我们所熟知的政府机关物资采购中，质量和价格是两个必须同时考虑的因素，根据不同的情况，决策者要制定不同的采购流程，在质量与价格之间，需以其中一个作为定量，对另一个做最优化处理，以达到采购目标的实现。又比如，在区域发展决策中，经济工作者认为经济发展是首要目标，而环境工作者认为环境保护是第一要务，社会工作者更强调社会效益的重要地位，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知识结构阐述立场观点，形成了不同的目标区间。

第二，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可避免的改变，决策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动态的趋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渐变式的，旧目标的构成要素逐渐瓦解，新目标的结构框架逐步完备呈现过渡式的变化。另一种是突变式的，时间的间隙非常之短，不能给决策者提供充足的预备阶段。比如，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带动了经济的短时发展，但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时候决策目标的已经由速度型发展转向了和谐型发展。目标的动态转向要求决策者必须随时跟踪目标并实施反馈，以了解原来制定的目标对现在是否仍然有效、客观情况是否有了变化、目标是否需要予以及时调整等等。

二、决策主体的复杂性构成

人作为决策主体，既遵循理性的思维，又有着非理性的构成，近年来非理性一改之前的理论弱势，上升为决策主体中与理性同等重要的影响因子。而这种非理性，正是决策主体复杂性的来源。

非理性因素的内涵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不自觉性，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荣格的潜意识理论很好的佐证了这种不自觉性：“潜意识部分是由大量暂时为晦涩难解的思想、朦胧含糊的表征、模糊不清的意象所组成，尽管它们未被我们意识到，但它们却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心理。”无意识在行政决策中以思维定势的形式出现，例如一个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的人，由于行政管理活动中某种问题反复出现，他已经通过思维活动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来解决它，这种例行程序就是一种思维模式，以至每当此种问题出现时，只要按照长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就可以较好地作出决策。但在涉及到新问题新情况的时候，这种思维定势往往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策者即使意识到原有思维不能就解决新问题但还是不自觉的陷入原有的思维路径中去，这时非理性就成为了决策的桎梏。

其次是非逻辑性，指直觉、灵感这种在理性思维架构下无法解释的形态。非理性思维超越常规逻辑，在确定性和合理性缺失的同时，形成了创新思维，促进了思维的延展，是得失兼具的模式。

最后是情绪性，涵盖由于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的影响，造成的稳定感缺失，以情绪、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其中的情境性、波动性、盲目性使得决策主体的思维表现出明显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在行政决策中，极少数决策者以情代政，不顾决策流程，大搞裙带关系，甚至任人唯亲，损害了行政决策的公正。

三、决策方法的复杂互

决策方法的复杂性以数量决策方法与非数量决策方法两种形式呈现，他们在具体的实践中面临着自成一体或交互使用的各种复杂状况。

一方面，根据决策的目标，变量和条件可以用数量表现的，我们称之为数量决策。最典型者，人口普查就属于数量决策的一部分，无论是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是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改善社会管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都离不开对不同人口群体情况的掌握和分析。人口总量规模、年龄结构、职业分布、生活来源等情况，对于统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数据在整体上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提供数据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和谐共进；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准确制定和实施。

复杂经济学理论篇9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复杂性 特征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教育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高校为了有效贯彻教育方针而对学生在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及理想形成等方面进行的一系列引导和培养的过程，其目是为国家培养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才。这一过程和目的的最终实现有赖于教育环境、教育性质和目的、教育对象、教育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教育过程等教育系统各要素的综合、协调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系统各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内在和外在的复杂性特征和关系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本身的复杂性。[1]

一、教育环境的复杂性

当前，整个世界正处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变革时期，新的形势既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各种客观综合条件，即教育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工作中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使得部分人在思想上不能够正确认识和面对，抛弃了集体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理想，转而崇尚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党内和社会上极少数的不作为、腐败现象使得政府诚信缺失，威信和形象受到严重损害。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高校办学条件、学生接受教育的物质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这使得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指导以及作为学校主体自身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社会的发展进程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影响，而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也必将受到巨大的冲击。

信息时代是空前开放的时代，世界各国在科技、经济、思想文化领域存在着广泛的交流、合作与碰撞。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较量，一方面为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如何理性选择自己的文化形式和内容带来了思考。教育环境的复杂多变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言，机遇与挑战并存。[2]

二、教育性质、目标的复杂性

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复杂性首先表现在其跨学科性。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关于教育发展的学科，常常依附于政治、伦理、文化等，在与其它诸如政治学、伦理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交叉作用中进行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性质的复杂性还表现在教育的反复性以及对知识的质疑性。根据具体情况，在不同阶段对同一对象进行反复教育，并且对教育活动本身进行反思，使新的思想观念超越既有的思想观念，以保持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命力，这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以持续发展的根基所在。[3]

事物是动态发展的，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前提的教育目标，也应当根据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系统中各要素的发展、演进，不失时机进行必要的适当调整和定位，实现从保障式向发展式的跨越，以满足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整体要求。

三、教育对象的复杂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青年大学生，大学生作为信息社会中多维存在的人，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最为复杂和多变的要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完善，我国的经济体制、分配方式、就业形势均表现出多样化和多层次性，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对高校学生有着最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如在大学生中出现了政治意识弱化、经济意识强化，集体意识弱化、个体意识强化，荣誉意识弱化、利益意识强化，勤奋意识弱化、休闲意识强化等“四弱四强”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反映了高校学生的思想道德模式、价值取向的复杂性态势。[4]

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使得我国高等教育的承载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原有的教育招生计划已经远远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这是高校扩招的重要理由之一。高校扩招使得在校大学生数量急剧增加，大学生群体不断涌现出新趋势和新动向，其思想状况比较复杂，很难对其进行全面、科学的把握，并做出简单的概括和总结。学生群体的分化与个体的多样性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新的冲击。高等教育改革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完全学分制或部分学分制，学分制的实行使得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专业需求以及时间安排自由选择课程，这使得学生的流动性、交叉性明显增强，同样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加了难度。

教育改革的深入带来的是高等教育模式的重大变化，学生由单纯的义务教育主体变成了教育的权利主体，而教育则成为一种文化消费，这必然会使学生产生消费权利意识，并提出一些合理要求和主张。

在信息社会，信息量的急剧增加、接收和传播信息手段的多样化以及信息流动的及时性，使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复杂信息。海量复杂信息的涌入在扩大学生知识视野的同时，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在信息浪潮中如何把握学生的思想脉搏，及时、有效地对学生予以正确的引导带来了新的课题。

四、教育工作者的复杂性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不仅带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目标和教育对象的变化，也对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引起教育者自身的变化。

首先，智育在我国的高等教育模式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寻找切实有效的载体以真正纳入高校的教育体系中，这导致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际效果十分低下。[5]

其次，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发展出路不明确，使得队伍整体数量不足、思想波动性大、流动性强成为一个非常普遍性的现象，这种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不稳定状况严重地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正常开展，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难度。

再次，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求教育者从经验型向专业性转变[6]100，需要对自身的职业有一个清晰的定位，然而，由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来源众多，以及专业类型、年龄结构、学历层次的差异性等，导致其对本职工作的认识和定位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队伍，导致队伍无论是在思想作风方面，还是在道德行为方面都出现了极大的分化，整体素质参差不齐。

五、教育内容的复杂性

教育环境、教育对象的变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业已呈现出立体化、多层次性，其内容涉及和涵盖到素质拓展、党团建设、心理咨询、职业规划、就业指导等众多方面。

高校人才培养的性质和目标的方向性、原则性非常明确，即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这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和内容之要旨所在。只有认真履行、全面、完整地理解和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和内容，才能很好地发挥其服务和保证作用，促进学生全面成才和健康发展。然而，偏重于强调国家和社会需要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缺乏层次性、针对性和有效性，已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满足教育发展的要求，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新成果及时充实到“两课”教材中来，并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以及我国教育的特点、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使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这都是当前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和积极面对的问题。

六、教育方式、方法的复杂性

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以规劝、强迫灌输为主导的权威主义教育模式，往往简单地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看做是一个学生被动接受道德规范信息的过程，过分重视在课堂上对课本知识等抽象理论的传授，以单一化的行为道德标准来规范和评价学生。事实上，学生作为一个社会性存在的个体，其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并不是单一性的，而是多样化的，具有复杂性的特征。因此，只有充分认识和尊重学生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性存在的个体的权利，承认学生个体的差异性和多样性，重视个体思想引导，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和增强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培养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来，从而达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的目的。[6]103-104

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过程中，教育手段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在信息社会，网络成为信息传播最重要的便捷通道，教育工作者必须做一个懂得网络文化的人，充分发挥网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新的载体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一定要注意与具体实际相结合，采用多种方法和途径，通过具有针对性的相关实践活动来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健康的心理和审美情操，教育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如前所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包含多方面的要素和内容，正是这些要素和内容自身所具有和表现出来的多层次性、发展性和可变性，使得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结果）都充满了不可预测性和不可确定性因素，体现出十分明显的复杂性特征。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复杂性特征的阐明和揭示，不仅影响到对我国现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形势的理性认识，而且也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一般理论层面的发展，当然，也影响到其与诸多相关教育研究纲领走向内在融合的、统一综合建构的发展进程。21世纪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要真正超越20世纪的学科发展的视野，在更高层级上实现新的综合，就必须充分认识和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中各基本要素及基本要素之间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征。

[参考文献]

[1][4][5]王琼.从思想教育的本质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J].青年探索，2006（1）：58.

[2]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96-297.

[3]郑确辉，论复杂性思维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复杂性，理论月刊，2008（10），3-5.

复杂经济学理论篇10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新挑战；发展趋势

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共同组成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主要是研究经济资源的利用，包括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等，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与走向;而微观经济学则是研究个体经济和活动，比如独立的生产个体户如何合理分配资源，才能使得单位资源所创造的利益最大化或者独立的消费者个体如何利用有限的收入条件购买到更多实惠的产品。研究显示，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受数量分析思想的影响比较大，可以说两者是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

1微观经济学数量分析思想概述

微观经济学指的是以资源稀缺为前提，研究个体或企业的资源分配方式，并分析这种分配方式对整个经济体系的影响。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分成三个部分:经济部分、市场福利部分以及策略部分。经济部分主要包括消费者经济理论以及企业经济理论;市场福利部分主要包括市场局部均衡理论、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以及社会福利理论;策略部分包括信息经济学、拍卖设计论、博弈概念论等。所以，微观经济学从内容上更多地体现了数字化趋势，而非文字化趋势，尤其是对于高级的微观经济学，基本是用公式和方程来进行假设和结论。方程公式相比几何语言虽然不够直白，但是其逻辑严谨性和推理实用性都比较强，得到的结论也准确可靠、有理有据。所以微观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所用到的研究方法一直都是数量分析方法，数量分析思想早已经慢慢融入到微观经济学研究当中［1］。

2微观经济学在现代遇到的新挑战

微观经济学自创立发展到现在，理论已经非常丰富，其研究的内容也很复杂。如果抽丝剥茧，微观经济学可以分为两个主要方面:(1)市场经济方面: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供求关系理论、市场势力分化和结构理论、市场核心理论、市场不确定性理论。这个系统中的市场均衡理论、市场失灵理论等都是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2)个体经济行为:从个体经济的角度来看，微观经济学主要包括消费者理论、企业经济理论、企业竞争理论。这个系统中的个体决策理论、社会福利理论等都是在高级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其理论内容已经非常丰富，但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程度也不可轻视，所以现代微观经济学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2．1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

微观经济学里面有许多种定理和公式，还有许多种经济模型和经济原理等，这些定理公式都是通过对多种经济问题的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非凡的学术价值。但是在研究这些经济学定理公式时，都是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才能将定理公式运用于其中。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变得不准确。在实际情况中，由于经济情况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备的条件太过复杂，无法完全满足定理公式的预设条件。有时候有部分条件满足，可以使用设置变量的方法，对经济模型进行改良，重新检测数据，但是这样还是会对研究的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另外，有一些微观经济学的理论非常抽象，一般人很难理解，如果将这些理论投入到实际情况当中，很少有人能娴熟地运用，所以难以解决实际经济问题［2］。

2．2经济理论缺陷的完善

由于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十分复杂，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还没办法完美地解释某些实际的经济情况，这说明微观经济学理论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缺陷。理论的研究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理论的创新与完善都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逐步进行的。微观经济学中某些理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完善，但是还是存在缺陷未被发现，所以缺陷被完善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

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即人们无法确定某一经济行为是否会发生，也无法预知该经济行为发生以后会引发怎样的后果，对于该经济行为的发生概率、事件影响一无所知。所以在对实际经济行为进行研究时，永远只能围绕当前的研究目标展开，而无法确定下一个研究目标，这就使得研究进展受到了限制。

3微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趋势

3．1微观经济学出现新的学科分支

在当前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方式已经无法很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经济的需求。经济数据分析是一项很精确的数据分析工作，需要对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做出保证。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运用于实际经济问题时，可能会由于假设条件的不满足，使得理论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所以，需要对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进行细化，创立新的学科分支，使其精确度提高，适应更多类型的经济问题［3］。

3．2微观经济学研究领域更广泛

随着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微观经济学已经不仅仅研究经济学问题，还能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加以分析，比如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研究，根据家庭每个成员的日常消费活动和生产活动来进行有效的资源分配，做出合理的决策等。

3．3微观经济分析与计算机技术结合

计算机技术与微观经济分析的有效结合可以使得微观经济的结论更加准确，且具有科学性。计算机在对经济数据进行分析时是按照特定的程序运行，期间会产生更少的错误，分析结果比较准确。

4结语

微观经济学发展至今，理论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但是现代经济体系也是十分复杂，所以微观经济学理论的运用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对于这些新挑战，微观经济学家要加强学术研究，增强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用性，为微观经济学的发展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王喜峰．国内数量经济学研究前沿———兼述中国数量经济学会2015年(福州)年会［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6，33(02):156～161．

［2］舒燕．微观经济学课程的可实验性和实验教学［J］．实验室研究与探索，2015，34(10):206～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