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坛范文10篇

法学论坛范文篇1

由中部六省法学会共同主办，山西省法学会承办的第二届“中部崛起法治论坛”在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周密的筹备，今天在市隆重召开了。这是中部地区法学界、法律界团结合作，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次盛会。在此，我代表中国法学会对这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出席论坛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法治是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和根本保障，“中部崛起法治论坛”的举办，适应了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需要，进一步加强了中部六省区域内法学界、法律界的合作与交流，在促进区域法治建设，拓展法学研究的领域，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搞好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总书记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从时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着眼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精辟分析了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新考验；深刻阐述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紧迫性；明确提出了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到新水平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以及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战略部署；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重大举措；是全党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是深入推进改革开放、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促进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迫切需要；是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理解、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充分认识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意义，切实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

开展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要突出科学发展这一主题，牢牢把握坚持解放思想、突出实践特色、贯彻群众路线、正面教育为主的原则，紧紧围绕提高思想认识、解决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促进科学发展的目标，推进学习实践活动扎实开展。

各级法学会要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深入开展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科学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法学研究新机制，促进组织推动法学研究的能力有明显提高；着力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全面提升工作标准和服务水平；着力围绕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进行法学研究，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提供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撑，从而推动法学研究的繁荣发展。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与当前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开展的“大学讨论”活动的根本要求是一致的。各级法学会要将“大学讨论”的要求纳入到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中去，始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法学会工作，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指导法学研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事业的科学发展。

二、紧紧围绕中部崛起的工作大局，开展法学研究，努力为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

本届论坛以“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与法治建设”为主题，紧密联系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对中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和加强中部地区法治建设进行研讨，很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法治建设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基础保障作用。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部地区各级法学会和法学、法律工作者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中部崛起的大局，以中部六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的重要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研究重点。例如，加快经济结构战略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法治保障的研究；加强对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稳定的法治基础和法律对策的研究；加强对统筹城乡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法律保障的研究；加强对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法律对策的研究；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法律问题的研究等。要充分发挥中部地区法律院校系多，法学研究力量比较雄厚的优势，积极组织、引领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深入实践，加强调研，联合攻关，创新理论思维，提出切实可行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供党委和政府决策时参考，为促进中部崛起提供强有力的法学理论支持。

三、不断总结经验，完善论坛机制建设，使“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越办越好

创办区域法治论坛的目的是适应国家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需要，是推动区域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要认真落实中国法学会最近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办好区域法治论坛的意见》，努力将“中部崛起法治论坛”办出特色、形成“品牌”。将论坛打造成集中展示中部地区法学研究成果的新平台,推动法学会创新工作局面的新支点，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新的重要阵地。

要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加强论坛规范化建设，制定好《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规则》。对论坛的指导思想、主题选定、合作机制、论文征集、成果转化、组织领导等主要环节和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通过定期召开的中部崛起法治论坛联席会议，协商确定论坛筹备中的重大事宜；要健全沟通机制，共筑信息互通平台；要建立论文评审机制，健全成果评价体系和转化机制。

“中部崛起法治论坛”既是中部地区开展法学交流的平台，又是开展法学合作研究的平台，更是整合区域法治资源的重要平台。不仅要吸引和组织法学、法律工作者参与，也要坚持论坛的开放性，广泛邀请区域内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服务等实务部门以及经济、文化、科技、新闻等社会各界参加；要根据区域法治建设的需要，拟定研究课题，开展合作研究、委托研究，拓宽法学研究的服务领域，建立更加紧密的协作机制，不断增强区域法治论坛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法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论坛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是法学研究服务大局的具体体现，也是衡量论坛水平和作用的重要标志。“论坛”要把研究成果的转化作为论坛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组织力量，对提交的论文和发言分类进行筛选提炼，形成高质量的成果，采取多种措施和方法畅通转化渠道，推动论坛成果及时进入领导决策、法治实践和服务于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法学论坛范文篇2

总书记在去年底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执法为民，坚持司法公正，把维护好人民权益作为政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为目标，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诉讼制度，为人民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和法律服务，是当前法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点。经省委宣传部、省委政法委批复同意，省法学会、省法官协会、省检察官协会、省警察协会、省律师协会、省监狱学会决定联合举办“完善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权益”论坛，希望各市法学会、学科研究会积极组织会员撰写文章参会交流。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要求

（一）征文应围绕论坛主题，探讨如何完善诉讼程序法，达到切实维护诉讼参加人合法权益的目的，并通过诉讼实现公民权益保障和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

（二）内容限于所附参考选题范围，题目自定。提交的论文必须是未经发表的，每篇5000字左右，一式3份，亦可发送电子版。

（三）报送省法学会的征文请勿再报其他学会、协会。

（四）来稿请注明“完善诉讼制度，保障公民权益论坛征文”字样。

二、征文截止时间

20****年8月31日（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

三、其它

（一）省法学会将择优推荐论文报送论坛组委会参评。

（二）本次论坛拟定于今年第四季度举办，届时将评选出优秀论文，对其作者给予物质和精神奖励，并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

通讯地址：****市淮河路335号安徽省法学会；邮政编码：；电子邮件信箱：;联系电话：

附：参考选题

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

参考选题：

1、诉讼过程中和判决执行中的人权保障研究

2、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制度研究

3、证据有关问题研究

4、简易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5、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及证人出庭制度研究

6、刑事诉讼中检警关系研究

7、刑事诉讼当事人权益保障机制研究

8、死刑案件一审、二审、复核程序衔接机制研究

9、服刑人员申诉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10、减刑、假释制度的完善

11、辩护律师的诉讼地位、职能和权利保障

12、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改革

13、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

14、民事执行程序研究

15、民事检察监督研究

16、公益诉讼研究

17、行政诉讼被告资格问题研究

18、行政诉讼的协调处理机制研究

法学论坛范文篇3

加强民主法治建设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有力保障。加快推进法治江苏建设进程，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伟大成果；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协调共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利于营造民主团结的政治环境、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江苏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有力保障。江苏作为地处长三角的经济较发达省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和谐发展、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更要率先加强法治建设，坚持法治导向，立足省情实际，走出一条具有江苏特色的区域法治建设新路子。

二、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不断开创法治江苏建设工作新局面。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灵魂，也是法治江苏建设的核心。在推进法治江苏建设进程中，要秉承"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的理念，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一是要尊重人民群众在法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二是要有效运用法治手段保障民权、维护民利。三是要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必须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建设法治江苏，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科学发展观为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法治江苏建设中的各种重大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坚持统筹兼顾，在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经济与社会发展关系、区域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统筹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统筹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调动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法治江苏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兼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努力使法治江苏建设取得新成效！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化法治江苏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法治江苏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深入推进法治江苏建设，既要考虑当前发展和眼前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和长远需要，合理规划近期、中期和远期发展目标和任务。在法治建设的工作实践中，既要有长计划，又要有短安排，要把总体远景目标和当前具体的工作任务有机结合起来，切实保证法治江苏建设事业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序进行。要积极探索推进法治江苏建设的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健全法治宣传教育、维护社会稳定、法治政府建设、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长效机制，以及齐抓共管、协同推进法治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进一步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弘扬法治文化，筑牢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意识，为法治江苏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要以办好论坛为契机，进一步推动区域法治建设理论与实践的创新。

建设法治省份、实现区域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法国方略从抽象到具体、从宏观到微观、从国家到地方的生动体现。

要让论坛成为弘扬法治理念、内化法治精神的主阵地，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大讲堂，以期进一步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法律素质和全社会依法管理水平，培养全体公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和广大执法人员信仰与忠诚法律的意识，并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在全社会真正形成崇尚法治、遵从法律的浓厚氛围。

法学论坛范文篇4

注：本文尤其适用本身功底不佳的考生们

作为法学专业的一名不想当律师的女毕业生，考公务员成了我最好的一个选择，于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考公务员，并报名参加2014年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考试。

关于行测的复习

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搜集了网上很多考公经验。在一位前辈的经验里提到了QZZN，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注册了。首次进入论坛，论坛的免费资料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引得我得了下载综合症（下了一大堆资料，却不懂得好好利用）。下载完了兴奋劲过了，那些资料就被搁置在电脑的一角，再也没有用过。

第一阶段：认真看书（包括一些总结性的资料）。辅导书大同小异，不求太多，一套足已。从10月份开始正式准备公务员考试，我买了两套公务员辅导教材。并把两套教材都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了解了行测的基本内容，并对基本题型有了一定的了解。再看一些总结性的资料，对题型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从此我就把辅导教材扔在一边再也没有看过。当然，在看一遍的过程中，我已经做了详细的笔记。（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第二阶段：初做真题。此后我开始做真题，不断的做，每天掐时间做，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做所有能找到的真题，不放过任何一道真题。这是对速度的训练。（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记着要留两到三套国家的真题到最后做模拟练习用。

第三阶段：再做真题。第二阶段的做真题是为了练习速度和训练我的时间概念，这次的再做真题则是为了提高我做题的正确率。这个阶段我花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把以前做过的真题重新翻出来做一遍，这时我要求自己每天做两套题，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求自己无论自己做错的题目有多长都摘抄到我的错题本中，按类型把错题集中在一起，并注明做错的原因。每天必须把所有的错题都弄懂。就这样悄悄的，我就懂了很多，题目也越做越顺手，速度也越来越快。

第四阶段：做错题。在前一阶段，我摘抄了很多错题，虽然都弄懂了，但是时间长了难免会忘记一点。这个阶段我就复习错题，尤其是言语理解题，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看出所以然来才罢休。关于数量关系，在注意总结一些特殊规律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基本规律，碰到题目首先就应该拿基本规律去套，而不是一个劲的想符合哪个特殊的规律。在这个阶段，把一些比较经典错题重新摘抄下来，以便以后复习之用

法学论坛范文篇5

1知识经济要求教学模式的创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与经济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复合体,导致全球经济发生根本的变化,一方面,知识因素溶入经济活动的几率越来越高;另一方面,在以获取巨额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中,知识取向不断增强,涵盖在产品与服务的知识大大提高。因此,经济活动运作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知识,以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知识经济的形成,改变了传统的商业运作模式,如今许多商业项目是由高校学者合作完成的。在这种知识经济背景下,教育理念也应不断改进,以使得学生能够适应竞争即激烈的社会。这就向传统教学模式提出了挑战。高等法学教育必须适应新时代素质教育的要求,借鉴国际先进的教学理论,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教学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2传统法学教育的缺陷及重新构建教学模式的必要性

近代德国人把人文、社会科学提高到与自然科学对等的地位的,因此法学也自然而然地被纳入科学的领域。法学是极具实践性的一门学科,高等法学教育应重点培养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在达到培养法律职业者的这个目的之前,基本理论教学与学生思维技能的训练缺一不可。但由于我国的高等法学教育起步较晚,它存在许多传统上的缺陷,首先是是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再者没有定位好实践与理论教学之间的关系;同时师资力量的缺乏和教学资源的投入不足也限制了它的进行。这样的法学教育在知识经济背景下是不可行的,因此许多研究者对大学法学教育进行了创新探索。

3知识经济背景下大学法学教育的创新探索

依据上面提到的现今法学教育所存在的四个缺陷,结合知识经济背景,我们对法学教学模式进行了创新探索。这种探索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高校法学教育的宗旨与目标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富有创造精神及善于适应时代需要的应用型复合法律人才。所有高校法学教育都应首先定位好这一目标与宗旨,才能在接下来的教学中全面地为这个宗旨而服务。

(2)强化实践在法学教育中的地位。在传统上,许多法学实践课程都被忽略,而只是把它作为理论教学的一个附属品。这样不仅培养不出法律人才,还会恶性循环,使得高校法学教育落入一种圈套。因此,首先可以把实践教学作为一门单独的课程提出来,这样不仅有利于划清实践与理论之间的界限,还能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法学运用能力。当然,法学实践课程的编排应该是具有整体优化性的,既符合对学生能力的要求,又要求生动有趣;其次,还需要建立稳定的实践教学激励机制,确保教师进行实践教育的积极性;最后,要及时反馈实践教学信息,以分析现有实践教育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断改进。

(3)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保证师资质量。师资是所有教育的保障,对于高校的法学教师来说,要求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开阔的学术视野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因此,法学师资可以与法律部门进行身份互换。其一是聘请法律实务部门的优秀律师、优秀检察官等来学校兼课;其二是安排法学教师到法律实务部门兼职或挂职锻炼,这样可以弥补社会阅历和实践经验的不足,从而提高法学师资实践教学技能。

(4)借助各种网络多媒体平台,为学生创造良好的信息化学习环境。首先要创建校园网站,并与其他法学院校或有关法律机构联网,丰富法学资源,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学习环境;其次教师团队可以开发一些课程教学资源,以供学生自由学习,扩大了学习的空间和方向。再者可以通过网络开通虚拟教堂,让学生模拟情景,把对法学的理论认识深入到实际应用中去,加深对课程的体验。最后,还可以通过建立法学交流群,供师生或法学界人士自由交流,发表言论,以提高对法学的认识。

(5)改变教学方式,进行多样化教学。教学模式是为课堂、课材建立的一种结构。它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种参照,它是可以改变的。多种教学方式结合,更有利于教学的进行和提高教学成果。毛清芳在其论文《信息技术条件下法学教学模式的创新》中提到过几种教学法,包括提问式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和论坛式教学法。提问式教学模式是继承了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模式及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模式等多种教学模式的优点,并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而成的。它主要通过提问的方法或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符合现代教学的理念和科学与创新教学思想的要求,符合素质教学的要求和学生潜意识上的需求,有助于学生的心理成熟。但它也可能造成学生学习上的被动。而案例教学法则更实用,它是对理论的一种延展,有利于学生对法学理论知识的巩固,通过分析案例,达到解决问题目的。不同的是,探究式教学法将更强调主动性,最早提出在教学中使用探究方法的是杜威。他认为,科学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量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科学研究的过程或方法。从1950年到1960年,探究作为一种教学方法的合理性变得越来越明确。它的指导思想是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自觉地、主动地探索,掌握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步骤,研究客观事物的属性,发现事物发展的起因和事物内部的联系,从中找出规律,形成自己的概念。可见,在探究式教学的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自主能力都得到了加强。而论坛式教学法则属于网络学习法的一种。

(6)构建模拟法庭。许多研究者提到了模拟、当事人等各种角色,让学生身临其境地体会法律框架中的各种相互关系。因而它具有实践型和公开性,能为学生创造一个解决法律问题的逼真的环境。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角色的先行设定,以及预表演。模拟法庭应当由表演型模拟法庭向实战性模拟法庭转变以使学生实践能力得到真正锻炼和提高。

法学论坛范文篇6

注：本文尤其适用本身功底不佳的考生们

作为法学专业的一名不想当律师的女毕业生，考公务员成了我最好的一个选择，于是我毫不犹豫的选择考公务员，并报名参加2014年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考试。

关于行测的复习

在去年6月份的时候，我搜集了网上很多考公经验。在一位前辈的经验里提到了QZZN，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注册了。首次进入论坛，论坛的免费资料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引得我得了下载综合症（下了一大堆资料，却不懂得好好利用）。下载完了兴奋劲过了，那些资料就被搁置在电脑的一角，再也没有用过。

第一阶段：认真看书（包括一些总结性的资料）。辅导书大同小异，不求太多，一套足已。从10月份开始正式准备公务员考试，我买了两套公务员辅导教材。并把两套教材都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了解了行测的基本内容，并对基本题型有了一定的了解。再看一些总结性的资料，对题型方面有更深入的了解。从此我就把辅导教材扔在一边再也没有看过。当然，在看一遍的过程中，我已经做了详细的笔记。（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第二阶段：初做真题。此后我开始做真题，不断的做，每天掐时间做，从国家的到地方的，做所有能找到的真题，不放过任何一道真题。这是对速度的训练。（大概一个月的时间）记着要留两到三套国家的真题到最后做模拟练习用。

第三阶段：再做真题。第二阶段的做真题是为了练习速度和训练我的时间概念，这次的再做真题则是为了提高我做题的正确率。这个阶段我花了近一个半月的时间。把以前做过的真题重新翻出来做一遍，这时我要求自己每天做两套题，在这个过程中，我要求自己无论自己做错的题目有多长都摘抄到我的错题本中，按类型把错题集中在一起，并注明做错的原因。每天必须把所有的错题都弄懂。就这样悄悄的，我就懂了很多，题目也越做越顺手，速度也越来越快。

第四阶段：做错题。在前一阶段，我摘抄了很多错题，虽然都弄懂了，但是时间长了难免会忘记一点。这个阶段我就复习错题，尤其是言语理解题，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看出所以然来才罢休。关于数量关系，在注意总结一些特殊规律的同时，也不能忘记基本规律，碰到题目首先就应该拿基本规律去套，而不是一个劲的想符合哪个特殊的规律。在这个阶段，把一些比较经典错题重新摘抄下来，以便以后复习之用

法学论坛范文篇7

〔论文摘要〕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运用“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法学进行了总体性批判。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却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造成这种虚假必然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法学的总体性危机中蕴涵着繁复的问题,邓正来经由对“现代化范式”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的批判,是对这一繁复性问题的简约化处理。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在对苏力、梁治平、张文显等人设定的“范式”概念质疑的同时,对“范式”这一概念作了较为宽泛的理解,将之界定为“中国法学中若干不同的理论模式或彼此冲突的理论模式所共同信奉的且未经质疑的一整套或某种规范性信念。”〔1〕邓正来认为,中国法学由于受这种以西方现代化理论为支撑“现代化范式”支配,从而表现出一种总体性的“现代化范式”危机。在我看来邓正来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判定是极为妥贴的,但是,他在总体性危机与“现代化范式”之间建立的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必然性,这是因为“现代化范式”批判中蕴涵着极为繁复的问题,而邓正来对这一繁复性问题进行了简约化处理。

一、“法学现代化”概念的歧义

邓正来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中明确宣示,“本文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所依凭的主要是西方论者对现代化理论及其预设所做的批判以及世界范围内反现代化思潮中的种种观点。”〔2〕具体到对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中国法学批判时,对法律的普适性、中立性和客观性的严重质疑,运用的主要也是西方批判法学的理论。〔3〕因此,邓正来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主要是经由西方现代化批判理论达致的。

确实,邓正来为了获得对现代化概念的同质性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性。“毋庸置疑,那些由西方论者依其视角及其问题而产生出来的各种现代化理论,一俟在心智层面上为中国论者作为潜在的思想“范式”接受下来,就必定会脱离其‘母体’并依其自身的逻辑而发挥自己的作用,或者说,正如福科所谓权力依赖知识的建构又会产生与它相符的那种知识一般,‘现代化范式’既依凭中国论者发现西方的知识之建构而得以确立,同时又致使中国论者在其支配下生产出各种变异的有关中国的现代化知识。”〔4〕在此,我们发现邓正来并没有对基于发生学意义上的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在中国产生变异的现代化知识之间可能具有的巨大差异进行区分,更没有廓清此种差异的理论意义,而是径直地用同质性取代或遮蔽了此种差异性。这种做法,表面上在为其论证提供便捷的同时,实际上将导致论证的不足。

具体而言,邓正来在对苏力的“本土资源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法律多元”的论述进路与“现代法趋向”的论述进路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紧张或冲突这一判定;〔5〕之所以作出苏力所认定的中国法治现代化是“西方法律理想图景”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裁减”或“切割”,是与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的暗合这一判定;〔6〕之所以作出“本土资源论”与“权利本位论”和“法条主义”之间的共同点比它们之间的差异更为重要,而且也更为根本这一判定。〔7〕实是因为在邓正来的认识中,现代化这一概念是一个必须加以捍卫的始终保有同质性的概念,而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而苏力所关心的,归根到底,则是如何以‘时间’为代价、更好地‘融合和转变’传统的民间法为现代的国家法。显而易见,作为‘本土资源’的民间法,在苏力那里只是在移植法律尚未完全有效的情形下而确立起来的一种补充性‘资源’,亦即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彻底改变且移植法律日趋完全有效的情形下可以彻底放弃的那种‘过渡性’资源,是一种在根本上已经被前设了在知识上与‘现代国家法’平等而在价值上却不如‘现代国家法’的资源。”〔8〕显然,邓正来之所以要批判苏力的现代法取向,是他对现代化概念做了同质性的理解。

同样,邓正来在对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进行批判时,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过程中将中西方辩异这一比较意义上的参照转换成评价意义上的判准这一判定;〔9〕之所以作出梁治平是在中西“文化类型”的辩异以后对中国“文化类型”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这一判定;〔10〕之所以作出梁治平的“法律文化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受“现代化范式”支配而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或法律改革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这一判定,〔11〕究其原因,仍然是因为他捍卫始终保有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而没有意识到其中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由此也就忽视了梁治平“法律文化论”中“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内在视角”的独特性在于,“首先,它要求我们从一个社会的内部去看问题,要求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发展脉络,尤其是这个社会在其漫长历史中经常遇到并且感到困扰的种种问题,看这些问题与法治诉求之间有或可能有什么样的联系。其次,因为强调社会发展内在脉络的重要性,我们便不可避免地要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既不简单把‘传统’视为‘现代’的对立物而予以否弃,也不把任何名为现代性的事业都看成是对传统观念、制度的全面剔除和取代。为此,我们需要有一种长时段的历史的眼光,不只是从现在看过去,也学会由过去看现在。最后,但绝不是最不重要的,内在视角还要求我们改变以往所习惯的自上而下看问题的方式,尝试着自下而上地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12〕“内在视角并不预设任何一种形式的二元对立,无论是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还是内部与外部的对立,更不会将善与恶,正与邪的意义赋予这类对立。同样,内在视角并不预设某种认识论上的优势,按照种族或者文化来划分观点或者观点的正确性。”〔13〕梁治平对他的“法律文化论”所做的这番阐述足以说明,他并不是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要在中西法律文化类型之间作出优劣的比较后,以西方“文化类型”为判准,从而将西方法律理想图景简单地强加于中国。

二、现代法治基本价值的去存

邓正来为了将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转换成“现代化范式”危机,采用了并始终捍卫着同质性的现代化概念。由此导致了较为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集中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四大理论模式特别是“本土资源论”与“法律文化论”的批判中,由于缺乏对这些理论中所包含的现代化差异性的洞见,从而摒弃了由于这种差异性而体现出来的法治现代化的合理因素;二是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作者在经由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而达致的对中国法学总体性危机的批判中,尽管对中国现实问题的“问题束”进行问题化表现出很强的诉求,但是由于没有理清问题化这一知识活动与法治现代化之间的合理关系,从而把法治现代化这一问题悬置起来。

作者在批判“权利本位论”时指出,“实际上,‘权利本位论’之所以会产生广泛的影响,归根结底便是因为‘权利本位论’是一种关于现代法律及其时代精神的法学思考,而这在张文显那里,乃是因为‘权利本位论’就是‘权利作为现代法哲学之基石范畴的理论表达。’当然,‘权利本位论’者也都认为,现代社会乃是以商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为其构成要素或必备条件的,所以现代社会将呈现出个体性、多元性、合理性和契约性等本质特征。”〔14〕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指出,“在‘现代化范式’的支配下,中国论者所关注的更可能是宏大的宪政、民主和法治,而不太可能是与中国农民乃至于中国人的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政府和司法的品质;”〔15〕在此,我们发现,现代法治精神在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究竟应该占据怎样的位置,作者并没有给出较为清晰和系统的回答,而只是从否定意义上将西方现代法治理论与中国社会问题和现实问题分离开来。

“法治社会中的主要价值有‘自由’、‘正义’、‘权利’、‘法律’、‘规则’、‘程序’等。这些价值的基本趋向大致是抽象、非人、外在及怀疑人性的,正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的种种表现(除自由外)。”〔16〕“根据现代法治主义的各种理论,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通过某种民主程序订立的宪法(无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并且要求所有的社会活动在形式和实质这两个方面都符合宪政精神,不仅对于个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对于任何违宪的政府举措及法规都可以通过司法救济等方式方法予以纠正,以保障每一公民的尊严、自由、权利、社会正义以及法律体系的安定性。至于哪种具体的制度模型更能有效地实现上述目标,要视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而定,不可一刀切。其实现代法治构思本来早就包含了多元化的契机。但是,如果曲解法律秩序的多元性和地域性,连上述最基本的共性目标本身也不予认同的话,何必玩弄概念游戏,侈谈什么现代化的法治!”〔17〕这些论述表明,现代法治虽源于西方,但是在一些基本理念、价值方面,却可以构成所有意图实现法治的国家的共性目标。可是邓正来将这些共性的目标切换成了他所认为的大词,以及不切合中国实际的“西方法律理想图景

“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18〕这一前提性命题假使成立的话,那么,邓正来的对“现代化范式”批判的方法,若不是对这一前提性命题的否定,就是因为应然和实然的混淆,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三、“知识系统”的开放性及其矛盾境地

正如邓正来所言,“《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文并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对中国法学发展过程中几个既有的理论模式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也不是仅仅对作为总体的中国法学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事实上,我旨在揭示和批判的乃是某种特定的‘知识系统’(在本文中乃是指在1978年至今的26年中的中国法学这一知识系统)在当下中国发展进程中的变异结构中所具有的一种为人们所忽略的扭曲性的或固化性的支配力量,亦即我所谓的‘正当性赋予’力量。”〔19〕基于对这种知识引进运动的否弃,邓正来要求我们从“前反思性”转向“反思性”立场,“亦即努力使知识重新获致它本应具有的那种批判性力量,那么一方面我们就必须对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的中国知识生产制度及其赖以为凭的结构进行检视,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西方论者就何种人类秩序及其制度更可欲这样的问题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的理论解释进行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最终在此基础上形成我们自己有关中国或人类的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知识系统’”。〔20〕

“一切理解都必然包含某种前见。”〔21〕自从西方以暴力打开中国大门始,西方现代化包括法治现代化的经验和知识就逐步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理解自身历史、现实乃至于设计未来的极其重要的知识资源。而这种前见的形成并非如邓正来所认定的那样,是中国法学论者集体无意识的结果,相反,带着“前反思性”的立场思考和建构中国法学有其必然性。这是因为假如在我们的认识里,中国法学论者具有理性判断和鉴别能力这一前提成立的话,那么,西方法治现代化的知识是以其比较优势被中国法学论者接受的。“用法治等概念来描述中国的现实甚至设想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比较研究的结果。”〔22〕在中国以封闭的状态存在时,有着自己的以儒学为主的知识系统,但一旦这一知识系统向西方开放后,就意味着中国自己的知识系统与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之间的比较和竞争,而这种竞争主要表现为概念系统之间的竞争。

“概念系统作为文化的最基本的内容是一个相对自主的知识体系;各概念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互为表里的有机联系。如果接受某个概念系统中的某个范畴,必然会导致接受该概念系统中相应的概念范畴;儒家如果接受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则意味着迈出了走向自由主义的第一步,必然会进一步接受诸如法治、合法性、宪政、财产等概念。”〔23〕如此,则中国原本固有的知识系统就存在着认同危机,处于弱势地位,而西方现代化知识系统就处于强势地位。所以,中国法学论者接受西方现代化知识,并不是邓正来所认定的集体无意识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固有的知识比较贫乏。“儒家学说中的一些主要概念,基本上是非常抽象、高度概括的概念。这类概念作为哲学探讨的范畴有它自己存在的理由,但是,却无法把它进一步制度化、具体化。”〔24〕可见,西方现代化法治知识,不但占据着解释力上的优势,而且占据着制度设计上的优势。显然,邓正来在对“现代化范式”的批判中,没有很好地协调甚至没有意识到知识系统的开放与认同危机这一复杂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J〕.政法论坛,2005,(1):10.

〔2〕〔3〕〔4〕〔14〕〔15〕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J〕.政法论坛,2005,(2):32,35-36,34,21,41.

〔5〕〔6〕〔7〕〔8〕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J〕.政法论坛,2005,(3):63,69-70,55,67.

〔9〕〔10〕〔11〕〔19〕〔20〕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J〕.政法论坛,2005,(4):59,62,66,69,71

〔12〕〔13〕梁治平.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88,89.

〔16〕〔22〕〔23〕〔24〕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9,15,77-78,81.

〔17〕季卫东.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也谈对文化传统的解读和反思〔J〕.战略与管理,第48期.

法学论坛范文篇8

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创建“安检论坛”开展全员培训的实施方案为全面提升全体检察人员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检察干警的执法办案能力、创新能力，强化素质竞争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决定在全院创建“安检论坛”，以论坛为载体开展全员培训，具体实施方案如下：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学习是生存和发展需要理念，坚持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理念，以论坛为载体，以开放的形式，讨论为主的方式，充分彰扬干警个人见解，使全体干警在探讨争鸣和集体思考中不断提高素质，增进能力，推动检察事业的持续发展。二、目标和要求主要通过开辟“安检论坛”提高干警的四种能力。（一）、提高办案能力。即广泛收集线索，发现犯罪，突破犯罪并运用证据充分证实揭露职务犯罪的查办职务犯罪能力。（二）、提高表述能力。具体指总结办案经验所得加以归纳，并能清晰、流畅阐述讲解的能力，重在提高干警从实践办案到理论总结的转化能力，培养既能办案又能讲授办案经验，既能做又能讲的“学者型检察官”。（三）、提高干警分析鉴别能力。既准确地掌握犯罪构成和证据运用规则，并于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案件进行分析鉴别准确得出结论并正确予以处理的能力。（四）、提高干警的写作能力。既熟知办案流程规范，及时准确高质量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能力；分析案件事实，提出法律观点的案例分析能力；总结办案经验，捕捉工作镜头，予以宣传推广的信息撰写能力。三、论坛内容和学习方式。主要采取“五个一”的方式。（一）、开办“检察夜校”，进行自侦办案业务培训。以自侦办案部门干警为主，利用晚上时间，采取收听收看反贪办案培训教程录像光盘的形式对干警进行培训。看完培训光盘后，举办“收听收看讨论会”，每人畅谈观看感想、理解、体会和收获，通过集体收看，集体探讨，集体交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二)、开办“检察课堂”。分三个层次进行讲课。一是坚持领导讲课制度。每位党组成员定期讲课，率先垂范。二是中层讲课制度。各科室负责人根据科室业务特点和自己的专长，自定内容，自报题目进行讲课。三是业务能手和专家讲课制度。由办案骨干、业务能手就某一具体问题，具体办案心得进行讲解，不定期聘请专家就法学理论和办案相关问题进行讲解，拓宽思路，开拓视野。（三）、开展“案例分析讲评月”活动。每月初，由检委会办公室选取二到三个典型案例发到全院干警。全院干警从中选取一个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准备，撰写案例分析，月底召开分析讲评会，全体干警各抒己见，最后由主持领导总结点评。（四）、法律文书（检察信息）点评月活动。每月对随机从全院抽取的审查终结报告、公诉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进行点评，评出“优、良、可、劣”四个等次，同时说明存在问题不足，指明修改意见，不断规范法律文书的撰写，提高撰写水平。检察信息的点评采取随时集中部署，随时集中点评的方式进行。（五）、开展“读书心得交流会”。具体要求每名干警每年要读一本书，年初自选读书篇目并上报办公室，中间做好读书笔记，年终进行读书心得交流。目的在于通过读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干警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底蕴，增强工作能力和水平。四、具体要求1、强化领导。成立全员培训领导小组，检察长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成员为各科室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马曙光兼任主任，成员：魏阳、段孟欣、李芳、祝敏。2、强化学习意识。全体干警要树立“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摒弃一张文凭伴终生的思想，要明白学习是为自己的未来投资，是为自己生存为自己发展而学，切实把学习做为一项工作抓紧抓好，落到实处，见到成效。3、要充分运用好“论坛”这一有效载体，提高干警的广泛参与度，以培养提高每位干警的系统思考能力为重点促进干警整体素质的提升。4、要明确责任。培训办对全院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学习积极主动，表现突出，成效明显的科室和干警进行表彰。对学习组织不力，消极被动应付，成效不明显的科室和干警，进行通报批评，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年度评先资格。

法学论坛范文篇9

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创建“安检论坛”开展全员培训的实施方案为全面提升全体检察人员的综合素质，进一步增强检察干警的执法办案能力、创新能力，强化素质竞争力，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检察队伍，决定在全院创建“安检论坛”，以论坛为载体开展全员培训，具体实施方案如下：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学习是生存和发展需要理念，坚持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理念，以论坛为载体，以开放的形式，讨论为主的方式，充分彰扬干警个人见解，使全体干警在探讨争鸣和集体思考中不断提高素质，增进能力，推动检察事业的持续发展。二、目标和要求主要通过开辟“安检论坛”提高干警的四种能力。（一）、提高办案能力。即广泛收集线索，发现犯罪，突破犯罪并运用证据充分证实揭露职务犯罪的查办职务犯罪能力。（二）、提高表述能力。具体指总结办案经验所得加以归纳，并能清晰、流畅阐述讲解的能力，重在提高干警从实践办案到理论总结的转化能力，培养既能办案又能讲授办案经验，既能做又能讲的“学者型检察官”。（三）、提高干警分析鉴别能力。既准确地掌握犯罪构成和证据运用规则，并于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案件进行分析鉴别准确得出结论并正确予以处理的能力。（四）、提高干警的写作能力。既熟知办案流程规范，及时准确高质量制作各种法律文书的能力；分析案件事实，提出法律观点的案例分析能力；总结办案经验，捕捉工作镜头，予以宣传推广的信息撰写能力。三、论坛内容和学习方式。主要采取“五个一”的方式。（一）、开办“检察夜校”，进行自侦办案业务培训。以自侦办案部门干警为主，利用晚上时间，采取收听收看反贪办案培训教程录像光盘的形式对干警进行培训。看完培训光盘后，举办“收听收看讨论会”，每人畅谈观看感想、理解、体会和收获，通过集体收看，集体探讨，集体交流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二)、开办“检察课堂”。分三个层次进行讲课。一是坚持领导讲课制度。每位党组成员定期讲课，率先垂范。二是中层讲课制度。各科室负责人根据科室业务特点和自己的专长，自定内容，自报题目进行讲课。三是业务能手和专家讲课制度。由办案骨干、业务能手就某一具体问题，具体办案心得进行讲解，不定期聘请专家就法学理论和办案相关问题进行讲解，拓宽思路，开拓视野。（三）、开展“案例分析讲评月”活动。每月初，由检委会办公室选取二到三个典型案例发到全院干警。全院干警从中选取一个利用工作之余进行准备，撰写案例分析，月底召开分析讲评会，全体干警各抒己见，最后由主持领导总结点评。（四）、法律文书（检察信息）点评月活动。每月对随机从全院抽取的审查终结报告、公诉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进行点评，评出“优、良、可、劣”四个等次，同时说明存在问题不足，指明修改意见，不断规范法律文书的撰写，提高撰写水平。检察信息的点评采取随时集中部署，随时集中点评的方式进行。（五）、开展“读书心得交流会”。具体要求每名干警每年要读一本书，年初自选读书篇目并上报办公室，中间做好读书笔记，年终进行读书心得交流。目的在于通过读书。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干警的文化修养和知识底蕴，增强工作能力和水平。四、具体要求1、强化领导。成立全员培训领导小组，检察长任组长，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成员为各科室负责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马曙光兼任主任，成员：魏阳、段孟欣、李芳、祝敏。2、强化学习意识。全体干警要树立“人人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摒弃一张文凭伴终生的思想，要明白学习是为自己的未来投资，是为自己生存为自己发展而学，切实把学习做为一项工作抓紧抓好，落到实处，见到成效。3、要充分运用好“论坛”这一有效载体，提高干警的广泛参与度，以培养提高每位干警的系统思考能力为重点促进干警整体素质的提升。4、要明确责任。培训办对全院培训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学习积极主动，表现突出，成效明显的科室和干警进行表彰。对学习组织不力，消极被动应付，成效不明显的科室和干警，进行通报批评，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年度评先资格。

法学论坛范文篇10

一、修宪与宪法学研究

（一）主要研究成果

随着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和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的召开，我国宪法修改步入法律程序。2003年，我国宪法学界关注和研究最多的是修宪问题。关于修宪的基本理论，有学者认为，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生命力的源泉。[1]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宪法应当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转变，宪法的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构成，蘊涵道统、政统和法统，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宪法作为法律应当具有的效力有赖于违宪审查和宪法诉讼，但不是宪法的一切内容都要司法化。界定违宪主体和违宪行为应当以立法模式为主兼及治理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宪法监督要体现人民主权的程序理性的完好结合。宪法是价值法则通过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的运用，以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宪法改革应当围绕宪法核心问题，调整好国家权力与阶级结构的关系、国家权力的内部横向和纵向关系以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2]

有学者强调了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认为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冲突是绝对的，协调是相对的。只有当运用宪法解释权无法解决问题时才运用宪法修改权，但是宪法修改权本身时有界限的。[3]宪法学界对宪法修改的方式进行了讨论，“小修”的观点取得广泛支持。有人认为在这样“小修”的前提下，应当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序言，应当建立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制度，应当将迁徙自由重新写进宪法，还应当设立宪法监督委员会行使宪法监督权。[4]关于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有学者认为，应当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并规定相应的限制和补偿条款。[5]

此外，宪法学界借修宪之东风，对宪法与政治文明、宪法与人权保障、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以及宪法程序等宪法学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有学者认为，政治文明包括民主、法治和人权在内，是人类享受幸福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将其作为独立的文明形态，有利于提高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地位。[6]有学者认为宪法文明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我国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宪政文明和法治文明。[7]

（二）简短的评论与展望

第四次修宪激活了宪法学研究。起初，关于修改宪法的各种理论主张较多，但随着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修宪方针和内容的确定，学界逐步形成共识，即“小修”，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宪法序言，规定保护人权与私有财产权等。可以预言的是，2004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将通过新的宪法修正案。未来一段时间将是学界对其进行注释的阶段。但是宪法和宪政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可能通过一次或几次修宪而全部解决，宪法学还任重道远。

二、社会突发事件推动下的行政法学研究

（一）主要研究成果

2003年我国遭受SARS（非典型肺炎）灾害的袭击，在广东出现了政府收容机构殴打被错误收容者孙志刚致死的案件。这两个突发社会事件极大地推动了2003年的行政法学研究，前者促使学者加强对行政公开、紧急状态应急机制的研究，后者则引发法律学者对人的基本价值的呼唤，最后实现收容审查制度的废除和城市救助制度的建立。

有学者认为，公民的知情权主要由政府情报公开制度保障。SARS危机引起公众恐慌是由于政府情报不公开所致。[8]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真正的需求来自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在现有治理模式下，对行政公开的真实需求并没有产生，这正是中国行政公开制度出现的真正困难之所在。[9]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其核心是信息公开请求权。要保护和实现公众知情权，政府、社会和媒体的双向互动至关重要。[10]

有学者指出，应当加强我国公共危机应急法制建设，将行政应急性原则纳入我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体系，重视行政指导措施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适当运用。[11]政府应当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推进以信息公开为前提的责任制度，构建课题应对型的开放的、水平的、直接的、专门的危机管理体制。危机管理必须实现程序化、制度化以及目的的公意化，从而保证危机管理决定的责任明确和危机管理的决定内容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12]

有学者指出，完善的公共应急法制是国家公共应急系统中最重要的非技术支撑体系之一。[13]要制定我国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特别是应当制定统一的紧急状态法代替目前分散的状况；还应当建立统一的应急机构来保证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能够依法行使行政紧急权力，防止公民的宪法和法律权利因为实施紧急状态而受到政府紧急权力不必要的侵犯。[14]

（二）简短的评论与展望

2003年的行政法学研究除了聚焦于政府信息公开、危机管理和紧急状态下的依法行政等突发事件引出的问题外，学者们还对行政许可、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行政组织法和行政法学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在我们看来，SARS是天灾更是人祸。恶性传染疾病在任何国家（地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如何正确应对则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国行政运作中好大喜功、报喜不报忧、轻视公众知情权的根深蒂固传统和紧急状况应急机制的阙如是SARS肆虐的人祸根源。虽然两位正部级干部为此挂冠，但这与数百人的生命和数百亿的社会财产损失相比较，仍显得微不足道。政府在大灾来临之后亡羊补牢，学者在大灾来临之际临阵磨枪，但愿所有的这些付出都能为未来的行政法律制度建设和运作做出贡献而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三、民法典起草：理论研究与立法进程的另一种互动

（一）主要研究成果

近几年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呼声渐高，2002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使得民法典起草程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民法学理论研究主要是围绕着民法典的制定展开。

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典体系应当采纳德国潘德克顿模式，以法律关系的要素来建构总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模民事权利来展开分则，分则包括人格权、亲属法、继承法、物权、债权总则、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15]另一些学者则反对人格权单独成编，主张民法典包括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亲属、继承七编。[16]还有的学者则主张制定一部体系开放的民法典，认为主体地位和资格的开放应是整个民法典开放的基础，民事权利的开放将是开放的灵魂，民事行为的开放将是开放的主线，民事责任的开放将使得救济手段多元化。[17]

有学者强调，我国民法典应当肩负以下时代使命：（1）全面体现现代法治精神；（2）全面反映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3）对自然人和法人的各种人身权利做出详细规定并对侵权的民事责任做出相应的规定；（4）民法典应当被作为调整市民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18]有学者认为，制定民法典应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的国情出发，重理性、重科学、重立法技术。[19]还有的学者对民法典起草的组织工作、经费资助、人员任命等提出了建议。[20]

有学者提出重构我国民法的请求权体系，区分“原权利的请求权”和“救济权的请求权”。[21]有学者认为形成权的理论基础为意思自治，是变动权的一种，具有独特的性质和不同的类型，其行使在时间、方式和条件等方面应受到限制。[22]有人认为民事主体制度的价值核心是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23]有人主张取消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宣告制度，[24]有人主张法人的权利能力平等，[25]还有人主张团体人格可以分为“形式人格”和“实质人格”。[26]

人格权法和侵权法是2003年讨论热烈的两个领域。有人认为人格权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另一些学者则坚决反对。多数学者认为人格权是民法调整的重要民事权利，有的学者则认为人格权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及一般人格权的创制导致私权化的人格权向宪法权利的回归。[27]有人认为，我国人格权法的内部体系应当包括：第一层次，对人格权的一般规定（不要称为“一般人格权”，以免与德国最高法院确认的“一般人格权”混淆），正面宣示对人格尊严、人格自由和安全以及人格平等的民法保护；第二层次，对各种具体人格权的列举性规定，包括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列举性规定，同时对这些权利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第三层次，对需要保护的某些人格利益（如死者的遗体、名誉、隐私等）和将来可能上升为人格权的人格利益做出“兜底性”规定，以使法律更具有包容性和扩张性，同时也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留下必要的余地。[28]有人提出用“全面的一般条款＋全面列举”的模式建构我国侵权法体系，[29]有人则对侵权责任的类型化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提出将侵权责任划分为273种的构想。[30]有人提出了经营者在服务场所对消费者等的安全保障义务，认为经营者应当承担过错责任和补充责任。[31]这一观点基本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接受。[32]

此外，民法学界还在物权法、合同法、商事法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研究，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者直接与民法典的制定相关，或者与民事司法密切联系，或者服务于民法学的学科建设。

（二）简短的评论与展望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法治建设的法治，民商法学逐步成为我国法学领域的一门显学。从事民商法学研究与教学者可谓人多势众，每年发表的作品更是难以完全统计，而围绕的中心是民法典的制定。但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是，官方民法草案的公布并没有将研究者的观点逐步统一，甚至明确表示支持、欣赏者也不多。[33]学者没有按照官方草案的思路展开研究或注释，而是基本上在官方草案的框架之外对民法典的起草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十届人大常委会没有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纳入自己近期的立法规划，而是优先起草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

民商法学研究的成果之丰富，及其对立法、司法解释以及民事审判工作的贡献是勿庸置疑的。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简单重复、缺乏新意的作品也不少，而忽视民商法律和民商法学自身技术层面问题研究的倾向也有所显现。希望我们的民商法学研究出现高水平的成果，为制定一部进步的、科学的和完善的民法典做出应有的贡献，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建设和公民的权利保障做出应有的贡献。

四、经济法学、环境法学、劳动法学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新定位

（一）经济法学与环境法学研究

1．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认为，需要完善经济法学理论体系，注重经济社会对经济法发展的影响，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将比较法进一步引入经济法研究之中。[34]有学者提出中国宏观调控法的发展进程和建设目标，认为以维护市场机制作用、稳定经济发展为己任的宏观调控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我国宏观调控法的主要任务是确立计划、财政、货币等手段相互配合宏观经济综合协调的法律制度。[35]

有学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应当包括行政垄断，但基本着眼点还应当是典型的经济性垄断。反垄断法应以行为规制兼顾结构规制为重心，还应规定适用除外制度和域外适用效力，并注意寻求国际合作。[36]有学者认为，市场竞争法由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它源于人的本性，是人的自我意识、经济人和自由等本性的必然要求；它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时代性、国家干预性和社会公共性等特征；其调整方法是一种中合、否定和综合的方法；它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民主和弘扬人类文明的功能。[37]此外，经济法学界还对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制度、税法总论、金融法与金融管理法、对外贸易法、政府采购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有学者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社会关系产生的前提，但环境社会关系并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社会关系领域内完全对称的反映。环境法是通过对具体的环境社会关系的调整，将人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意志行为纳入新的社会关系模式之内，抑或阻碍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抑或促进人与自然关系之和谐发展。[38]此外，环境法学界还对环境权和环境侵权的救济、“绿色”民法典、新的水法、水权交易以及水资源管理、流域管理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2．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2003年经济法学或者说经济法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经济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新定位是经济法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尽管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但是经济法学的这一重大课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以至于不少经济法学者每年都要花费大量精力研究“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等问题。在我们看来，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应当是经济法研究的核心问题。当然一些经济法学者关注传统商法（如公司法、破产法）问题，也不失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学家合适的研究转型与个人定位。

我国研究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法的学者数量不多，2003年发表的环境和自然资源法方面的文章却颇为丰富，一些民法学者也加入环境法研究的行列，倡导“绿色”民法或者说开始重视民事活动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法和自然资源保护法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希望环境法学与自然资源法学的研究教学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更加具有学术性和现实针对性。

（二）劳动法学研究

1．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认为，劳动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劳动者人格独立的标准。劳动权在广义上包括一切与劳动有关的由宪法和劳动法所规定的权利，狭义的劳动权仅指选择工作的权利。[39]此外，劳动法学者还对垄断合同中的突出问题、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的界定、劳动仲裁制度、工伤保险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2．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正确、合理的制度建设、技术创新和广大劳动者的辛勤劳动。市场经济不仅需要民商法、经济法，也需要环境法、自然资源法和劳动法。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已经成为当前一个重要社会问题，2003年底开始的清欠农民工工资的全国性“运动”反映了这一问题的重大性和迫切性。我们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感受到劳动法学者更加强烈的声音，看到劳动者更好的待遇和更全面的保护。只有这样，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才有真正的意义。

五、刑法学研究：在已经繁荣的道路上稳步前行

（一）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认为，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司法机关不能逾越刑法的明文规定去寻求法律的灵活性价值，更不能以“社会需要”为借口侵入立法权的领域。[40]有学者认为，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是刑法中两种基本的希望评价标准。这两种行为评价标准之间的矛盾在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层面都有体现。在罪与非罪的区分中由社会危害性标准和刑事违法性标准共同发挥作用；在此罪与彼罪的区分中由刑事违法性标准发挥作用；在罪轻与罪重区分中，社会危害性标准发挥主要作用。[41]

此外，刑法学界还对犯罪构成的基本理论、单位犯罪、不作为犯罪、犯罪未遂、职务犯罪、死刑、累犯、自首和立功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交通肇事罪、金融诈骗罪、强奸罪、抢劫罪、有组织犯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关的犯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持有性犯罪等刑法分则问题进行了研究。

（二）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刑法学是法学中的一个大学科。2003年与过去的年份一样，刑法学界的研究成果丰富、学术活动众多。据有的学者统计，2003年出版的刑法学著作达130余部，[42]发表的论文则多得难以统计，而且学术活动频繁、国际交流得到加强。刑法学学术研究既重视刑法学的基础理论，也密切关注刑事司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这表明2003里刑法学这一法学“大户”在稳步前行。

对于像刑法学这样的兵多将广、社会需求旺盛的学科来说，理论上的进一步创新和对立法、司法的对策研究，将是其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刑法学科学理论体系也是人们所期待的。只有这样，我们的刑法学才可能在世界法学尤其是世界刑法学之林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六、刑事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立足解决审判实践问题

（一）刑事诉讼法学研究

1．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指出，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和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对此制度进行合理的借鉴。[43]有学者认为，应推行复合正义，将调解这种解决争议的方式发扬光大。庭审前和庭审中的调解只能由法官主持，而且只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和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等较轻的刑事案件。[44]

有学者明确了刑事程序性违法、程序性制裁和程序性裁判的概念。[45]有学者主张，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程序分流经验，在侦查阶段即设置相应的程序分流机制，允许公安机关对特定范围内的犯罪做撤销案件处理。[46]有的学者提出对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47]此外，刑事诉讼法学界还对辩护方的强制取证、裁判公开、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改以及审级制度、沉默权、证据、强制措施、未成年人的不起诉交易、集中审理原则、缺席审判制度、刑事执行制度和物证技术、刑事侦查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2．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民事诉讼法学一直是我国法学领域活跃的一部分。2003年刑事诉讼法学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国内和国际学术活动，发表了近千篇论文，出版了大量著作和教材。[48]学术研究紧扣司法改革和法治建设中的热点问题，强调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这些都是需要继续发扬光大的。同时，我们也希望刑事诉讼法学研究更加直面司法程序中的尖锐现实问题，如律师取证的权利以及职业安全的保障。

（二）民事诉讼法学研究

1．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认为，程序本位是现代诉讼立法的基本理念。程序本位是指在民事诉讼中应当以诉讼过程而不是诉讼结果为出发点和评价标准。[49]有学者认为应当从人权、法治、民主和经济等多视角观察民事诉讼程序，而不是从工具主义的单一视角加以认识。[50]还有人认为应当按照利益法学的基本原理探求诉的利益。[51]

有学者提出了协同性模式诉讼模式，即在模式诉讼中应最大值地充分发挥法官、当事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作用，法官与当事人协同推进民事诉讼程序。[52]有人认为“释明权”理论作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积极内容被保留下来，成为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重要辅助和补充。“释明”由权力转向义务，在倡导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相对对抗制的审判方式改革模式下，诚信释明、中立释明、规范释明和适度释明的司法理念正逐步得到推广。[53]此外，民事诉讼法学界还对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体系、模式诉讼中的诚实信用原则、诉讼证据、诉讼费用、“执行难”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

2．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有学者对2003年民事诉讼法研究进行了评论，认为2003年的民事诉讼法学研究围绕民事诉讼法的修改继续探索，研究方法多样化，同时注重司法改革的热点和重点问题，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54]这无疑是积极的一面。如果学术研究在选题方面开拓新的领域并加强对审判的实证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七、国际法学研究：关注国际国内热点问题

（一）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具有形式上国内法的合法性但是难以找到国际合法性的理由。美国提出的“先发制人”理论只是其一家之言，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55]美国对伊拉克动武并不完全属于反恐范畴，但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仍关系到如何开展国际反恐斗争的原则问题。其核心是，究竟以联合国为主导、通过多边国际合作进行反恐，还是采取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发动战争。[56]伊拉克战争对整个国际法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当代国际法处于危机状态。如果听任这种行为继续发生，国际和平与安全就根本无法保证。[57]

2003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出台后，国际私法学者对在民法典草案中规定国际私法规范提出了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无论从法理学、立法学和国际私法来看，还是从利于学习应用、对外交流和实践“三个代表”来看，采用专门的立法模式即制定专门的国际私法，更为科学合理和符合实际。[58]有学者指出，在电子商务冲击下，冲突规范的主观连接点更为重要，传统属地法、属人法连接点将继续发挥作用，但是含义将会多样化。[59]

有学者认为，国际经济法调整的应当是广义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经济关系的主体应包括非政府组织。但是国际全球化不应淡化国家主权，只有在充分尊重国家主权、照顾各国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共同规则，才有助于促进国际社会成员的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整体发展。[60]有学者指出，应当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上争取主动权，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改进和提高国际补贴与反补贴立法给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必须进行广泛的国际合作；应当尊重和利用WTO规则，完善国内补贴和反补贴立法；还应当充分利用经济转型国家的身份，享受过渡待遇，同时为应对外国反补贴措施未雨绸缪。[61]

（二）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与民商法学、刑法学等大学科相比较，国际法学显得有些“势单力薄”，但是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和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研究都紧密联系国际政治、军事和经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为我国的国家利益和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程序建言献策。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随着我国加入WTO后国民经济更加深刻和广泛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国际法学的使命愈发重要。我们企盼我国的国际法学研究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八、法理学与法律史学研究：寻求创新与突破

（一）法理学研究

1．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解放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应是解放的法理学。[62]有学者指出，十六大所树立的理论创新榜样、所倡导的联络创新精神、所确立的科学发展方针将对中国法学理论创新产生巨大的政治推动力。当代中国法学必须自觉地以理论创新为第一要务，推定法学理论研究在新世纪的跨越式发展。[63]

有学者指出，德治不具形式上的正当性而无法操作，强行操作将导致与法治的背离和对道德本性的反动。而法治是一种根本性的道德，即制度的道德。这种制度的道德是个人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的预设前提，道德建设在实质上应是道德的制度性环境建设。[64]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神治、德治和人治逐渐失去基础，法治成为主要治道。现代法治在消解社会冲突与整合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现代法治自身面临着五种困境：封闭与开放，内信与外迫，确定与无常，普适与特惠，规则与事实。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调整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组建自愿共同体，走向共同体法治。[65]

2．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法理学是法学中的基础理论科学，它不仅要建立和完善自己的学科理论体系，研究诸如法的本质、法律关系等传统和经典的课题，还要回答法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并为部门法学研究提高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2003年的法理学研究抓住了法学理论创新、法治与德治的关系等重大法治课题，并在过去的研究成果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主张法理学的研究应当与国家的法治建设实践包括立法和司法实践相结合，而研究部门法的学者也应当加强自己的法理学修养。二者的结合，既可以避免法理学研究的“空泛”之嫌，也可以避免部门法学研究陷入平庸的境地。

（二）法律史学研究

1．主要研究成果

有学者以新出土的《二年律令》等秦汉法律文献为核心，结合其他存世文献，证明了汉初法律对家庭伦理秩序极力维护的立法原则，论证了汉初法律为后世法律儒家化过程的开端，并认为汉律继承秦律“明主治吏不治民”的思想，强调对官吏的严格管理。[66]中国法律史学界还对少数民族法律及地方和习惯法律、法律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法律改革与法典化的历史、近代法律改革问题、司法独立与近代中国的问题、近代思想家的法律思想、经典与法典的关系、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古代身份法律制度、古代监察制度进行了研究。

对外国法律史的研究比较集中于翻译出版外国法律史资料。据有的学者统计，2002年12月到2003年11月，我国出版的涉及外国法律史的著作、教材21部，公开发表的论文60篇，未正式刊印的年会论文40多篇。[67]对日本法、外国民商法以及普通法法律史和历史法学派的介绍与研究史外国法律史学界2003年的研究重点。

2．简短的评价与展望

无论是中国法律史学还是外国法律史学，都难有像我国今天的宪法学、行政法学和民商法学这样的立法和制度建设方面的机遇。但是，法律史学无疑是法学学科中最有学问的领域。法律史学研究主要服务于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一是文化方面的目的，通过法律史的教学和研究传承法律文明；二是制度借鉴的目的，通过研讨中外法律史上的制度与思想，发掘能为今天的制度建设参考之用的资料和理论。充分认识到法律史学的使命，并为实现这一使命而不懈劳作，即使是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史学的真知灼见也大有用武之地。

[1]许崇德：《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生命力的源泉》，载《法学家》2003年第5期。

[2]夏勇：《中国宪法修改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韩大元：《“十六大”后须强化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载《法学》2003年第1期；《试论宪法修改权的限制与界限》，载《法学家》2003年第5期。

[4]胡锦光：《关于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的建议》，载《法学家》2003年第5期。

[5]上官丕亮、秦绪栋：《私有财产权修宪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2期。

[6]李步云、柳志伟：《在“十六大”精神指引下谱写宪政新篇章》，载《法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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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莫于川：《公共危机管理的行政法治现实课题》，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

[12]杨建顺：《论危机管理中的权力配置与责任机制》，载《法学家》2003年第4期。

[13]莫于川：《我国的公共应急法制建设——非典危机管理实践提出的法制建设课题》，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14]莫继宏：《中国紧急状态法的立法状况及特征》，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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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

[33]赵中孚教授对其予以较高评价，参见赵中孚：《寄望民法典颁行》，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梁慧星研究员则认为草案与人民所期望的民法典差距甚远。参见梁慧星：《松散式、汇编式的民法典不适合中国国情》，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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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刘大洪、张剑辉：《劳动者双重权利的残缺与互动——国企改革中劳动者权利之构造与实现》，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

[40]周少华：《罪刑法定在刑事司法中的命运——由一则案件引出的法律思考》，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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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高铭暄、赵秉志、陈志军：《2003年刑法学学术研究回顾》，载《法学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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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陈卫东、刘计划：《2003年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载《法学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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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汤维建、刘涛：《2003年民事诉讼法学学术研究回顾》，载《法学家》200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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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孙国华：《坚定不移地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与当代”研讨会上的发言。

[63]张文显、黄文艺：《理论创新是法学的第一要务》，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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