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制度范文10篇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1

国经济学家雅各布(JacobViner)的倾销概念被视为经典的经济学定义：“所谓倾销，是指某一企业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拥有分割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能力，通过不公平的价格手段，获取最大化利润的行为。”这一表述阐明了倾销的市场背景是不完全竞争，本质是价格歧视，最终目的是获取最大化利润，从经济学上明确了倾销的不正当竞争性质。

现代西方经济学趋向于将生产成本作为测量正常价值的唯一标准。按照这种标准，如果同一产品在国内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出口价格虽然高于国内价格但低于完全成本，也可能作为倾销而遭受制裁。本文认为对倾销的外延进行界定，既不能忽视倾销的传统经济学概念中提及的“价格歧视”本质，也应注意近年来倾销经济学概念范围的扩大。因此，倾销的经济学概念应当包括“国家市场间的价格歧视”和“在国外市场低于生产成本的销售”。本文将前者称为“价格倾销”(PriceDumping)将后者称为“成本倾销”(CostDumping)。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及随后的相关国际协议对倾销的法律概念进行了不断完善和规范。倾销在法律上的基本定义是指出口商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向进口国销售产品，并因此给进口国产业造成损害的行为。这一法律定义不仅指出了经济学上的价格歧视，而且强调了这种价格歧视给进口国产业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明显区别于经济学概念的法律特征。法律意义的倾销具备以下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倾销价格存在，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销售；二是损害事实存在，也就是倾销行为给进口国产业造成了实质损害；三是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反倾销则是指进口国当局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对来自外国的倾销商品采取强制性措施，以提高倾销商品在进口国国内市场的售价，或减少进口数量。本文所论述的反倾销制度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包括国际法与各国国内法的一系列法律制度。

二、反倾销制度的法律经济分析

(一)从供求关系分析反倾销制度的设置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AnalysisofLaw)中指出，法律的意义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最优的市场资源配置。当交易成本足够大的时候，就产生法律的需求，以减少交易成本。本文认为，反倾销制度的需求正是来源于倾销对交易成本的增加以及在资源配置上的缺陷。

就出口国而言，倾销一方面对外低价销售产品，以扩张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则需要以较高或至少是比国外市场高(否则不成为价格倾销)的价格销售。因此，倾销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扩张，是以牺牲本国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同时，倾销企业的海外扩张，难以避免地会挤占本国非倾销企业的市场份额，这也是一种不公平竞争的表现。再者，由于倾销是人为的虚假竞争优势，由此发出的价格信号完全失真，造成出口产业结构的畸形和资源的浪费，使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大打折扣。对进口国来说，当倾销商品进人国内市场后，因其价不符实，必然引起国内同类及相关产品市场的混乱。消费者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不可避免地要转向购买外来低价倾销产品，相应减少国产同类商品的消费需求。国内企业因此不得不参与恶性竞争，倾销从而扰乱了整个进口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和经济发展环境。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结构很不完善，新兴产业生存能力极为脆弱，尚无力与发达国家的成熟产业竞争抗衡，一旦受到外国倾销商品的冲击，就有可能夭折，使进口国为经济结构调整所作的努力付之东流。

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倾销是市场主体利用价格歧视手段导致的外部性行为。所谓外部性，即某一经济活动主体没有全部承担其行动所引起的成本与收益。从资源配置的意义上分析，无论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众多法律专家认为“可征税倾销”行为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它给出口国、进口国以及第三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成本。负外部性的“可征税倾销”行为不能实现福利最大化的“黄金规则”，而且人为地增加了其他非倾销主体和潜在市场主体的竞争成本和市场进入成本，即增加了市场交易成本，导致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损失。

依据法律的供求原则，倾销这一经济行为对国内生产、国际贸易的损害增加了整体国际市场交易成本，导致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产生了对此规范法律的需求——反倾销制度。应当提到，反倾销在技术操作上存在着许多实际困难。如征收反倾销税是一种进口国对倾销方的单方措施，往往无法实施。因为出口国往往会阻碍进口国执法机构的反倾销行动。进口国在进行反倾销审判所需的调查、传唤当事人出庭、送达法律文书等活动时，都面临许多困难。即使作出了征收最终反倾销税的判决，出口国企业也可能否认进口国判决的效力，拒绝执行，甚至引起贸易战。尤其是由弱小的发展中国家向经济强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很容易陷入这种尴尬局面。因此在WTO规则中，对反倾销制度作为国际协议拟定一个共同的协议和标准，并为由不同国内法产生的争端和摩擦提供了解决机制，其最终目的仍然是降低交易成本。

实际上当前各国国内反倾销法还存在人为的价值判断。现行的反倾销法律和规则，虽有WTO总体框架原则控制，但目前仍以国内立法为主。各个国家应用本国法规，来评判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行为，其倾向性不言自明，以致反倾销调查中谬误叠出，充斥着人为的价值判断，从而使反倾销本身的公平和公正性大打折扣，甚至存在公开歧视。最为典型的是，某些西方国家把市场经济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为借口，在反倾销调查中拒绝使用这些国家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成本或国内销售价格作为正常价值，而采用替代国价格，作出荒谬的裁定。这种打着维护公平竞争旗号，干着贸易保护勾当的歧视性反倾销，实际上是对国际贸易公平竞争原则的公然践踏。

可见，从供求原则来看，政府作为法律的供给者，应当依照需求提供法律，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都会增加交易成本。反倾销制度的设置应当符合经济学原理，否则无法形成有效的资源配置。

(二)对反倾销制度的经济损益分析由于法律经济学认为法律的主体都是经济人(EconomicMan)，有天然的趋利避害的特点，其为法律行为的最终目的是利益，倾销与反倾销当然也是在利益驱动下的行为。如价格倾销仅仅是一种价格歧视，为的是尽快占领国外市场或减少当前损失，而成本倾销则是为了最终获取更大利益的目的前提下暂时牺牲短期利益。法律经济学还认为，无论经济行为还是法律行为，应当都可以适用经济分析方法。一项制度或法律有效性与否的判断标准在于社会总福利有否因此增加，当然这里只考虑效率而忽视公平的因素，故通过对社会总福利的变动分析，可以判断一项法律是否有效率。集中体现反倾销制度经济特点的是进口国对倾销产品所征收的一种特殊关税——反倾销税。它并不是针对所有进口产品普遍征收的关税种类，而是在正常的关税和费用之外，针对倾销产品单独增加的一种附加税。即在倾销产品的倾销价格基础上，增加了一道相当于倾销幅度的附加税，使其趋于正常价格，以消除倾销所造成的损害。

出口商能够实施倾销一般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在国内是不完全竞争的行业，即具有垄断力的厂商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而非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在国外是完全竞争的行业，即出口商在国外市场上是价格的接受者。第二，本国和外国市场被分隔。这种分隔在国际贸易中是经常的现象，因为运输成本、关税与其它壁垒、不完全信息以及行政管制等因素都能够有效地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分隔开来。第三，进口国对该产品具有较高的需求，或者说出口商在国外面临的需求弹性比国内大。

图l反映的是国内市场的某厂商垄断了某个行业，该厂商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进行销售，国内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小，故需求曲线斜率大，国外的需求价格弹性较大，故需求曲线较平缓。假定该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上的边际成本曲线MC相等，且不随产量变化而变化。根据微观经济学的原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必要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即MC=MR，此时最佳利润点和需求曲线对应的价格P1大于P2，构成价格倾销。

当课征反倾销税t，即在原来边际成本mc的基础上增加了t，意味着单位产品的边际成本已经上升为mc+t。参见图2，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实施倾销的企业无力承受或无利可图，倾销产品退出进口国市场，产品价格即由原来的倾销价Pl直接回升到正常价格P3，恢复均衡状态，这是极端的结果。二是倾销企业如果仍然还有降低成本空间，便会相应调整行为，按照边际成本mc+t等于边际收益的要求，将出口量由D1减少到D2，外销价由P1调升至P2，展开新一轮竞争，也可望获得最大化利润。在反倾销税征收前，在价格为Pl时，某进口国自己生产商品为Sl，国内需求为D1，进口量为S1D1；在反倾销税征收后，价格上升到P2，该进口国自己生产的商品增加到S2，国内需求减少到D2，进口量为S2D2，这时进口国生产者剩余增加a，进口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c，但进口国消费者剩余减少a+b+c+d，进口国净损失为b+d，其中b为进口国低效率生产S1S2数量的产品所多付出的代价，d为进口国的消费者由于征收反倾销税后，价格上升而减少消费数量所带来的直接损失。但无论情况如何，进口国征收反倾销税后，都将引起国内不同利益群体的损益变化。以下具体分析：

1．进口国国内消费者的损失。征收反倾销税后，进口的产品数量下降，市场价格提高，消费者不仅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且还有消费者剩余减少。国内消费者全部损失为图2所示a+b+c+d共四个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倾销也是以牺牲进口国国内消费者利益作为代价的。

2．进口国国内生产者的收益。随反倾销措施的落实，倾销进口的价格上升或产品减少，由此腾出的市场空间，相当部分由本国同类或可替代的产品占据，产量从Sl恢复扩大到S2，价格由Pl上涨至P2。国内生产者收益不仅增加了生产者剩余a，而且挽回了关税分析中被认为是生产者扭曲的b，总收益为a+b两个部分。倘若反倾销税t足以迫使倾销产品全部退出国内市场，那么国内产量可扩张到S3，市场价格升至P3，国内生产者收益将更为丰厚。由此可见，反倾销带有明显的生产者倾向，国内生产企业是反倾销的最大受益者和真正赢家。正是这个原因，诱使一些企业动辄提出反倾销诉讼，使反倾销被滥用的危险与日俱增。

3．进口国政府收入的变动净值。按照关税损益分析模型，政府的反倾销税净收益应当为C的部分。准确数值的计算，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直接对倾销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收入增加，增收税额为D2P2t；二是对该产品原来执行Y％的关税，反倾销引起进口数量下降，势必造成正常关税收入的减少，减少数额为(D1P1D2P2)*Y％，政府税收的净收入为两者的差值。

4．社会总福利的变动(效益的最大化)。综上可知，社会净损失将有生产者扭曲损失b和消费者扭曲损失d两个部分，即：消费者损失一生产者收益一政府收入之后的差值。关税与反倾销税之间有着许多类似的特征，但其性质不同，反映在生产者扭曲损失b上，前者为关税误导的效率损失，而后者则是生产功能和资源利用的正常恢复，是对以往倾销危害损失的挽回，应当计人国内生产者的收益范围。至于消费者扭曲损失d，若从反倾销纠正偏差的角度理解，也谈不上真正的损失。所以，从经济分析上看，反倾销措施有利有弊，对社会总财富影响不大，却能维护社会的正义——公平贸易竞争。

(三)从均衡(equilibrium)对反倾销制度的法律经济评析倾销本是价格歧视，价格歧视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倾销自然也是。然而，无论是价格倾销还是成本倾销，在经济学上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同一种产品之所以能够在不同的市场上以不同的价格出售，主要的原因在于该产品在不同的市场上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企业针对不同的市场特性，采取不同的价格策略，这是完全合符商业规范的正常行为。只要市场需求弹性存在差异，商品价格的差异也就在所难免，这是经济学的基本法则。反倾销措施的频繁采用，更多的原因是各国政府更关心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并害怕由于倾销引起国内市场的垄断；因此甘愿付出了反倾销的调查成本和承担由于反倾销带来的损失。反倾销制度如何寻找一个的最佳损益平衡点，需要引进汉德公式和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um)两个概念。

法律经济学著名的汉德公式：B(避免损害的成本)、L(发生的损失)、P(损失发生的概率)、PxL(损失的预期成本，也可以被看作避免事故得到的收益)。如果一个人支付了B，支付了避免事故的成本，该人将会产生一个利益——即预期事故成本的避免。汉德公式是成本收益规则的法律经济应用。只有当避免该事故的成本要小于损失的预期成本，该法律才是有效率的。本文已经提到，对倾销法律意义判断的重要标准是对进口国产生实质损害。在反倾销制度中，进口国支付了反倾销的成本，则只有当倾销产生的损害大于反倾销成本，反倾销制度才被认为是有效的。

当汉德公式中的B主动采取反倾销制度，以较小的反倾销调查成本去避免因倾销而可能造成的损失。但因此将招至国内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损失过大引起社会矛盾，国际贸易关系紧张，摩擦增多或遭到贸易报复等机会成本的增加。原来积极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国家在种种压力下，将有一定程度的妥协，即对可以接受范围内的倾销不采取反倾销措施，使B无限接近于PL。从动态角度讲，“帕累托标准规定，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社会福利就被增进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帕累托改进。根据这一标准，在不降低一个或更多个人效用的前提下，如果一旦已无法提高一个或更多个人的效用水平，那么社会福利就处于最优状态。”采取反倾销措施的政府此时已经无法提高对国内生产企业的效用水平而不降低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效用，反之亦然。

而实际上当B=PL的时候，倾销的社会总成本才是最小的，此时倾销所造成的可能损失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范围，进口国也不会滥用反倾销措施，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均衡状态。从静态上讲，其意指“如果在给定的资源配置条件下，没有替代方法来配置资源，使某些人比在原有的配置下得到更多的福利，而又不损害他人的福利，则我们称这种原有的资源配置为帕累托有效配置。”

在帕累托状态下的反倾销投人成本与招引贸易摩擦的机会成本之和相当于倾销带给进口国的机会损失净值，加大反倾销的力度会增加成本，减少反倾销的力度则倾销损害超出社会可以接受的水平。

三、我国利用WTO规则反倾销与应对反倾销的策略

(一)我国建立反倾销制度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遵循《WTO反倾销协议》的原则和精神，形成一套粗线条的反倾销法律机制。2001年11月26日，国务院公布了新的《反倾销条例》，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和补充，加强了我国反倾销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为我国今后更有效的运用法律武器保护国内产业提供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新条例颁布后，原外经贸部、原国家经贸委、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陆续出台了多个配套规则和规章，使有关规则更加细化和具有可操作性。2002年原外经贸部颁布了《反倾销调查立案暂行规则》、《反倾销价格承诺暂行规则》等12项配套规则。原国家经贸委先后颁布了《反倾销产业损害调查与裁决规定》等4个规章。目前，根据《反倾销条例》和这些相关的配套规则、规章，我国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反倾销体系。从提出反倾销申请、初步审查、公告立案、实地调查到做出初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做出终裁以及此后的行政复审和司法复审，都有了相应的规定。

但在实际操作中，应对产业损害的实际情况有精确的计算，对国家利益有整体衡量，不轻率提起反倾销诉讼，不盲目提加大反倾销的力度，避免在日益复杂的国际贸易形势陷于不利局面。

(二)我国应对反倾销诉讼根据世贸组织2005年5月公布的反倾销数据，2004年，22个成员对89个国家(地区)发起206起反倾销调查。其中发达成员启动的反倾销调查为108起，发展中成员启动的反倾销调查为98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为47起，居世贸组织成员之首。据统计，1995～2004年，中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案件总数为411起，成为外国反倾销的首要对象。但中国一直在反倾销之战中采取守势，除2001年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外并未制定应对贸易摩擦的明确战略。

为此，商务部提出的商务部、地方外经贸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企业四体联动的反倾销应诉机制应当予以完善，并在相关案件中推行。在具体应诉过程中，涉案企业应积极全面应诉以增加进口国政府的调查成本。我国通常涉案企业多，大家都积极主动应诉无疑对进口国的调查机构在短期内完成复杂烦琐的调查工作形成巨大的压力。作为出口商的企业还应充分利用进口商和消费者对进口国政府的影响，使之对国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不同利益进行权衡。我国政府则充分施加国家对国家的压力，以增加进口国产生贸易摩擦的机会成本，进而使反倾销形势向我方倾斜。对不合理的、歧视性的反倾销措施，更应当利用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合理地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2

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立法完善

反倾销法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采用的保护国内产业的贸易救济措施,正越来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但是由于反倾销调查需要花费被调查公司极大的费用,并可阻止其他国外的公司进入本国市场,所以时常使得国内竞争者获得优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反倾销措施的公平实施,各国均认同美国等反倾销大国对反倾销行政行为所进行的司法审查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并且通过协商在WTO《反倾销守则》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审负责的主管机构。”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反倾销措施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在这个背景下,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被赋予了行政监督者的标签,而且地位在整个反倾销的程序中越发显得重要起来。然而,在我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是随着入世的客观存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行政案件。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还处于初创阶段,相关法律规定尚不具体和完善,实践中也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和WTO的要求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还有相当的差距。正因如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WTO的要求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立法经验)。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大难题。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

在美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国会规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及法律而言。取得对政府机关反倾销行政权利的司法审查权利是在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才得以确定的。《1979年贸易协定法》和1984年的法律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且在1981年才开始真正运作。之后,经过不断的法律的修改和补充,并通过司法实践积累,才形成目前的司法审查体制。现在美国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范主要规定于《美国法典》第19章第1516节(1990)。

我国主要依据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法律文本及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等国际法律专门规定,以及根据这一协议颁布的一系列国内法律法规。首先关于反倾销的司法审查的程序性依据,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法中。相关的具体审查标准和审查的范围等在《反倾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所体现。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管辖机构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具有当然的、独占的管辖权。但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权是有限度的,只有当诉讼直接或间接针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定中的事实情况或法律结果,并且这种裁定又必须是美国贸易法中直接指明可进行司法审查的裁决时,国际贸易法院才予以受理并审查。反倾销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对国际贸易法院反倾销裁决不服,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这个法院是根据1982年的联邦法院改进法而设立的,是一个专门的法院,管辖范围主要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院上诉案件等。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司法解释》),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管辖机构是这样规定的:“第一审反倾销诉讼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我国反倾销主管机构都在北京,因此反倾销诉讼案件一审管辖法院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及其指定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是北京高院或者最高院。

由此可见,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与行政诉讼是同一概念,所以属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而在美国,却没有专门的这一法律部门。而把这种类型的案件,归于国际贸易法院所审查的民事案件当中。所以自然在程序方面有着对比我国完全不同的规定。

审查的范围

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范围是指各国的司法机关对本国政府或政府各部门的哪些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它规定司法机关在哪些方面对行政主体行为进行监督,也是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实施司法审查案件的权限分工和受案的法律依据。

根据美国关税法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两类裁决具有管辖权:第一,不发起反倾销程序的裁决即由商务部作出的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妨碍的合理征象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审查基于情势变迁的裁决的决定。第二,已公布的最终裁决。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否定性最终裁决;商务部作出的中止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依美国法典第19卷作出的损害影响裁决;由商务部作出的有关货品在反倾销令所规定的一类或一种货品之内的决定。

我国法律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是根据《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依照本条例第25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美国行政法规定了“成熟原则”,即“指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有法院审理的阶段,即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序,才允许进行司法审查。”将行政行为划分为不成熟行政行为与成熟行政行为本是美国司法审查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成熟原则的意义在于保证行政机关在作出最后决定且行政决定对当事人产生具体影响之前不受法院干涉,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且能够避免法院过早地作出裁判,陷入抽象行政政策的争论之中。成熟原则在美国反倾销法律和司法审查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在美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导致调查程序终结的行政决定,如不立案决定、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损害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以及商务部接受出口商价格承诺的决定,均在审查的行为之列,因为它们是成熟的行政行为。而商务部对倾销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则不可审查,因为其只是一个预备性的行为,要等到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倾销损害作出否定时,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这一做法,根据成熟原则来决定哪些反倾销行政行为具备可诉性。可诉性行政行为应当是主管部门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对利害关系方的实体权益产生最终确定性影响的决定,而不应包括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例如立案决定、肯定性的初裁决定)。对这些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不予审查,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在最终决定作出后寻求司法救济,不会对其造成难以克服的或不可挽回的困难。而将不立案决定、否定性初裁决定、中止或终止调查决定等成熟的行政行为列入受案范围,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则,会更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又可以称为司法审查的深度,是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确立审查程度,实际上就是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进行权利和责任的分配,并以判决的方式影响行政活动的效率和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所以,审查标准的深浅取决于所采用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国际贸易法院在对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实施司法审查时,并不对案件相关的基本事实展开调查,除非国际贸易法院认为行政裁决的理由不充分或不具备充足的事实根据。如果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为因“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原因导致与法律上的规定不相符”,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其裁决不能提供足够的“实质性证据”而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事实裁定根本没有证据支持,以至于达到了法院必须重新审理的程度,则国际贸易法院可重新整理事实,在此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在法律问题上,基本上采用正确性标准,但是自谢弗朗案件以来有不断向合理性审查标准靠拢的趋势。即如果根据法律对某一法律概念的解释有明确的规定,而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解释将被推翻。但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审查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法院有不同的解释意见,仍判定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认定有效。法院不能无视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解释的存在,用自己的意见代替行政机关的合理解释。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是法律与事实同时审查。但笔者认为,审查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必须有轻有重。不能“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反倾销领域不比一般的行政行为。就现阶段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状况而言,因为我国没有完善的行政实体法规定和严密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加上行政机关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政府本位意识强烈而依法行政的意识薄弱,在实践中不规范、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屡见不鲜。面对这种现状,有必要设定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权行使的效率。

而反倾销司法审查领域则有所不同。外经贸委、国家经贸委等国务院主管机关都具有较高的行政专业水平。在有关程序的操作方面也比较熟悉。面对繁杂的事实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法官不可能对这些事实做出全方位的认定和解读。另外,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允许法官在反倾销案件上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再者,反倾销措施是与国家的经贸政策,国家间的经济博弈密切相关的,如果要法官在这方面考虑的面面俱到,也是很难做到的。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诉讼主体管辖受案范围

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始创于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基于法理上行政权力应受司法制度约束的原则和加入WTO后履行国际义务、兑现承诺的现实要求，亦作为对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完善，200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增加了司法审查(第五十三条)。但是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管辖及其权限、受案范围等规则上需明确和细化，使之具有科学性和可预见性。笔者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和实践，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体系架构做一探讨。

一、诉讼主体

行政诉讼主体亦称行政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且具有恒定性、始终性和不可互变性等特征。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应是作出反倾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应包括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关税税则委员会等行政机关；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原告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方，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有“利害关系方”这一概念(第十九条)。

在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方面，我国反倾销条例应进一步理清行政机关的责任，以使司法审查制度中的被告具有可预见性。WTO反倾销协议要求明确发起、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主管机关，但未规定各国反倾销机构所采取的类型。从各国反倾销法的规定和实践看，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主要有垂直型(如欧盟)和平行型(如美国)两类。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构形式则为混合型，这一类型可以体现分工协作的原则，但同时会导致管理多头、责任不明。反倾销条例中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类似单一机关而实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机关共同作出的，如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不立案调查(第十六条)，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应终止(第二十七条)等。这种行政行为作出机关的模糊使得司法审查中的被告应为共同被告、还是单一被告难以明确。

在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原告方面，首先应坚持拓宽利害关系方范围的原则，以利于尊重、维护各方利益、充分发挥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我国加入WTO议定书中明确规定享有诉权的是“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作为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原告的利害关系方的确定应摆脱民事诉讼中有关“法律上利害关系”的诉权标准，不能限于反倾销行政行为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因此类行政行为受到影响的特定范围的或不特定范围的个人或者企业。反倾销条例较之原来的规定(1997年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第十六条)在利害关系方的范围上作出扩大，增加“其他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从而与WTO反倾销协议中“有利害关系当事方”的规定(反倾销协议第六条)在范围上相一致。同时，又不能对反倾销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做宽泛无边的解释，以防止滥诉如妨碍依法行政。针对反倾销影响不特定的利害关系人如进口商、倾销产品的购买者(包括最终消费者、下游市场的经营者)范围广泛的特性，在借鉴国外确定原告资格的具体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操作性较强的原告资格标准，美国、欧盟在进口商的诉权上就有不同的规定。模糊区域不能排除的情形，由法院根据个案自由裁量。

参照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反倾销立法规定，我国反倾销利害关系人应包括国外利害关系人和国内利害关系人两类。国外利害关系人是指与反倾销案件有关的受调查的出口商和外国生产商、出口成员方政府等，国内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国内同类产品的所有生产商或代表某一地区利益的地区生产商、有关行业协会、进口商等。

二、管辖及其权限

WTO反倾销协议司法审查条款规定了司法、仲裁、行政机构三个司法审查管辖主体。有两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规定，一是在有些WTO成员方的宪政体制中，法院对行政行为不具有司法审查权；二是基于WTO规范的行政行为涉及很强的行政专业性，规定独立的行政机构的审查程序，以体现其原则。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院管辖有两种做法：一是由专门法院管辖，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墨西哥的税收法院；另一种是由普通法院管辖，如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分别由欧洲法院、联邦法院管辖。我国反倾销条例鉴于立法层次的权限限制，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法院未能作出规定。我国目前尚无国际贸易问题的专属管辖法院。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的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所做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应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样，目前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应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参照各国经验，我国应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责终审。理由之一是地方中院与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影响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及准确性；理由之二是反倾销行政行为的技术性、专业化、程序的复杂性使普通法院难以承担。在目前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以《行政诉讼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为依据，以在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行政案件为由，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反倾销的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过渡。公务员之家:

在法院的司法审查权限上，首先应遵循行政诉讼不告不理的一般原则，即作为一种对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措施，反倾销司法审查只能由原告提起而不是法院依职权主动作出；其次，反倾销司法审查应是全面审查，内容包括法律的适用、程序问题以及事实问题，但主要是审查认定事实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遵循证据原则等；再次，在法院的裁定上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行政诉讼判决种类与欧美做法一致，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裁决包括维持原判、撤销判决和履行判决三种情形。

三、受案范围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4

关键词：WTO；反倾销制度；贸易保护主义：竞争政策

一、WT0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关联

(一)WTO的反倾销制度WTO现行反倾销制度由GATrl994第6条和WTO《反倾销协定》以及部长决定与宣言对其所作的解释与补充规定所组成。WTO《反倾销协定》是WTO现行反倾销法中最主要的核心组成部分。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守则只对签约方产生效力有所不同，它是作为W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方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守则大得多。WTO《反倾销协定》还明确规定WTO各成员方应确保其国内的反倾销法与其相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对各国反倾销措施的约束和各国反倾销法的规范和统一。WTO《反倾销协定》基本上继承了关贸总协定第6条以及1979年《反倾销守则》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容，但同时在一些方面也作了较大的变动。反倾销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倾销有害论”，其逻辑是：倾销是有害的，因此，反倾销就是合理、必要的。WTO规则认为反倾销的任务就是通过一定的制裁措施，抵消因出口国的国际差价销售行为而对进口国国内同行业造成的严重损害，为此，要采取反倾销措施必须满足三个要件，即产品存在倾销；倾销造成对进口国同类产业的重大损害，或重大损害威胁，或严重阻碍进口国某新兴产业的建立；倾销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对这种倾销，进口国可以采取征收反倾销税的保护措施。

(二)WI-O的竞争政策竞争政策是WTO的新议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WTO的许多最新议题，包括贸易与投资问题、贸易与环境问题、贸易与劳工标准、电子商务、政府采购、贸易便利措施、贸易与发展等等，它们均与竞争政策存在密切关系。事实上，竞争政策比现有WTO规则更能体现市场经济本质，并且更具有广泛性，从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现有WTO规则是竞争的具体表现。通常认为，竞争政策是促进竞争而不是限制竞争的，因此，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关于竞争政策与竞争法的关系，按照WTO贸易与竞争工作组的观点，竞争“政策”的概念包括竞争法律，也包括旨在促进国内经济竞争的其他各项措施，例如部门规章和私有化政策。因此，这种广义上的竞争政策比竞争法在范围上要广泛，它包括放松经济管制、促进竞争自由和市场开放的各项政策，其可以体现为综合竞争法、含有竞争规则的部门法规或其他由政府所采取的强化市场竞争的政策措施。但是，竞争政策无疑是以竞争法为核心的，因为竞争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法律化的经济政策或者主要是通过法律来实施的经济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竞争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有关具体的法律为基础的，或者说这些法律本身就属于竞争政策的内容。”“竞争政策”这一术语，最初也是作为欧洲经济学家们对有关竞争法规提供给政府某些干预与规范竞争性市场活动重要工具的总称，而后为各国学术界所广泛接受的。在国际经济学界，经典的竞争政策也常常被定义为一组针对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法律法规。在狭义上，人们还往往将竞争政策就等同于竞争法，本文对两者一般也不作严格的区分，视情况分别使用或者并用。

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目标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决定了WTO的政策目标和法律体系必须包括竞争政策，否则就是不完整的。由于WTO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组织，它所制定的竞争规则可以得到国际社会最广泛的接受，因此，国际上一些组织和学者很自然地期望能在WTO框架下建立国际竞争的规则，而WTO也确实在尝试着为此作出某种努力。长期以来，在贸易与竞争政策问题上，发展中成员与发达成员存在重大分歧。发展中成员坚持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框架下讨论这一问题，而OECD多年来一直按照它的“竞争法和政策委员会”的框架来处理该问题。但是，上述任何一种解决办法都不具有法律的约束性。而WTO中关于竞争政策问题的工作多年以来主要是针对具体贸易政策问题作出具体反应，而对这一问题并不在总体上加以考虑，迄今为止，WTO协定框架之下尚不存在一项全面的、有关竞争原则的协定，乌拉圭回合最后文本的各项协定只不过是以不同的形式与竞争政策相关联。有鉴于此，1996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一届WTO部长级会议上，设立了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相互关系的工作组，以研究贸易和竞争政策。2001年11月14日通过的《多哈宣言》决定：在第五次部长级会议(坎昆会议)就谈判模式达成明确一致的基础上，在该届部长级会议后就关于竞争政策的多边框架进行谈判。但是，坎昆会议并未就竞争政策达成任何成果，而且谈判最终也因各成员对竞争政策等“新加坡议题”的分歧太大而破裂。然而，正如《多哈宣言》所指出那样，“我们必须在某些关键领域进行更多的工作”，采取必要行动进一步推动WTO竞争政策的发展。虽然迄今在WTO的框架下有关竞争政策的谈判还未真正开始，但是由于国际上存在着协调竞争政策的要求，而WTO又是协调各国竞争政策的最合适的场合。可以预测，在WTO框架下建立国际竞争政策是必然的趋势，相关的谈判只是迟早的事。

(三)二者的关联性竞争法或竞争政策之目的在规范竞争，但在传统上是被用来规范一个市场内的竞争关系；反倾销制度亦可称是规范竞争，但基本上是在规范不同市场间之竞争。二者在最初制度产生之时，是为处理不同之事实，然而，当世界贸易大量成长，跨国性企业亦渐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法传统上互不跨越的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法或竞争政策在许多领域内，常有重叠规范之关系。WTO反倾销制度通过抑制和消除国际贸易中产品低价倾销给进口国产业带来的损害和损害威胁，推动国际贸易健康发展。一国竞争政策或竞争法通过抑制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生产。从根本上而言，二者皆着眼于提高生产效率和增进消费者福利。这就决定了无论作为国内单边规则的反倾销制度还是多边贸易规则的WTO反倾销制度都应与竞争政策或竞争法兼容互补，并行不悖。一方面，反倾销制度的实施消除不公平竞争行为，促进竞争；另一方面，竞争政策或竞争法的执行可以抑制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减少倾销的发生。

二、WTO反倾销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冲突

(一)倾销判定标准的冲突作为WTO反倾销制度的“纲”，1994年关贸总协定(GATrl994)第6条规定，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内已经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实质性阻碍，则构成倾销。WTO《反倾销协定》第2条也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过程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可见，倾销的认定标准是出口价低于正常价值。而用以计算正常价值的可比价格根据不同情形包括三种情况，即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出口到第三国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成本加上合理利润的推算(结构)价格。而在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中，其对低价销售的竞争行为的规制仅限于所谓掠夺性定价行为，即经营者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行为。而且，在许多国家的反垄断法中，掠夺性定价行为作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一种，其主体还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条件。事实上，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也是难以达到掠夺性定价目的的，即使实施也往往不会产生反竞争的效果。因此，在竞争法中认定掠夺性定价行为违法的标准是：客观上有低于成本价格销售的行为，主观上有排挤竞争对手的目的，主体上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否则，即使低于成本价格，竞争法也不予禁止，如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1条第2款规定了四种虽属低于成本价格销售但不违法的情形。

在国际贸易中，国内外的价格差异是客观存在的，在稳定而相互分割的市场上，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的最大化，根据同一商品在不同地区市场的需求弹性，分别制定不同的价格。出口市场的需求弹性高于国内市场的需求弹性必然导致出口价格低于国内价格；同样，出口市场的需求弹性高于第三国市场的需求弹性必然导致出口价格低于第三国市场的价格。而且，依据会计学的观点，企业按照平均总成本而非边际成本来确定价格。只要价格高于平均总成本，企业就有利可图。在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由于固定成本已经支出，通过继续经营而可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关于倾销是不公平和不正当的观点主要是从进口国的角度提出来的，其论点逐渐受到质疑。现代经济分析中许多学者已经倾向于兼顾从出口国的角度把倾销作为公司战略的一个方面而加以分析。W.J.Ethier把倾销纳入到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和在不完全竞争状态下关于同类产品的生产企业的战略分析中，认为倾销是需求不确定和要素市场失衡情况下对失业要素在两国相关产业间进行调整的一种替代方法。他同时分析了低于成本的倾销问题。既然是作为公司的销售策略，因此，倾销就不一定意味着不公平。[s]R.M.Bierwagen认为，差价销售作为公司销售策略，属于市场竞争中比较优势的范畴，谈不上不公平；低价倾销会造成进口国相同行业的销量下降、经营战略受挫和劳动就业率差等损害，但它对消费者和中间生产人有益，这种冲击或影响与外国非倾销式低价产品的冲击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对差价销售的认识已日益为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所接受。L.Deleon认为，以低于母国市场价格销售的出口产品，不一定就是不公平，反而是一种竞争的健康战略。M.Kostecki还按动机把倾销分为8种类型，指出除了掠夺性倾销外，其余倾销均能找到正当理由。因此，笼统地把倾销说成是“不公平贸易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不对的。显然，这里的违法(构成倾销)的判断标准并不是以市场机制下的竞争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符合市场机制的竞争(价格竞争)行为仍然有可能被认定为违法行为。因此，除了掠夺性定价的情形外，反倾销制度将“非掠夺性”的低价销售行为也认定为违法，这是一种反竞争的行为，从而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产生冲突。

(二)保护对象的冲突竞争法的保护对象是保护竞争，维护以消费者为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而反倾销法的保护对象是保护竞争者，维护国内生产者或劳工的利益。依据WTO反倾销制度，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要件之一便是对进口国内一已建立的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国内产业的新建。显然，反倾销制度的基本目的是保护本国的相关产业或企业，也就是保护国内特定的竞争者，正如波斯纳曾指出的：“实际引发反倾销、反补贴税和其他针对外国生产者的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措施的考虑，远远不仅是对掠夺性定价的关注，最关键的问题是为了保护美国产业免受真正低成本的外国生产者的竞争，而不论外国生产者的成本是否是由低薪金、低污染控制和其他管制成本、良好的经营管理、良好的工作条件，更现代化的工厂和设备引起的。”《反倾销协定》抵制出口国优势产品的竞争，为进口国企业提供保护，短期内可以促进进口国该产业的发展。但长期来看，对进口国该产业发展甚至整个产业结构的完善都是不利的。进口国企业如果以原有的技术条件仍然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稳获高利，难免会丧失革新的动力。一个行业如此，整个行业则表现为产业结构的调整陷于停滞。所以，《反倾销协定》阻碍进口国产业结构的转换和技术进步，是无效率的。同时，消费者也需为此付出巨大或惨痛代价：首先，倾销产品具有竞争性，正是因为其具有竞争性，进口产品才被调查当局视为是倾销产品，消费者本来可以获得进口产品降价所带来的好处，但是由于对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而被迫支付相对较高的价格，享受不到竞争所带来的利益；其次，征收反倾销税能够刺激国内生产商继续进行低效率的生产，迫使消费者承受进一步的损失，并且在支付一个固定价格的前提下，只能获得竞争力较差的产品。

而在竞争政策和竞争法中，一个基本的共识和理念便是首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发展出的原理——竞争法保护的是竞争而不是竞争者。竞争法通过促进竞争，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合理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这意味着竞争法通过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协调竞争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对竞争各方的合法权益都给予平等的保护，而不是偏向于某一方。当然，竞争政策和竞争法通过对竞争的维持和促进，最终也使得消费者从中受益。基于这种原理，如果低价销售行为使得个别企业丧失其市场占有率，甚至被排挤出该市场，那是由市场竞争导致的，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带来的结果，也是市场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因此，除了在掠夺性定价的交叉领域外，反倾销制度保护国内竞争者与竞争法保护竞争过程本身的目标是冲突的。换言之，反倾销制度所要追求的是个体正义，仅仅是对生产商的正义，而竞争法所要达到是社会正义，不仅包括对国内生产者的正义，也包括对外国生产者、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正义。

(三)救济措施的冲突根据WTO反倾销制度，如果低价销售行为被认定为倾销且给该国同类产品的工业生产造成损害或存在损害威胁，该国反倾销行政当局将对之采取反倾销措施。反倾销一般以两种方式结案：一是对出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二是由出口商作出提高并维持价格的承诺。在实践中，反倾销调查往往由出口商作出提高并维持价格的承诺而结案，而过多的使用价格承诺将削弱国际贸易的价格竞争，导致相关产品价格缺乏弹性。总之，无论是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价格承诺都会削弱国际贸易的价格竞争，不利于市场经济基本功能的发挥。而在竞争法范畴，由于正当的价格竞争有利于合理市场价格的确定和均衡利润的形成，除了掠夺性定价的特定情形外，低价竞争是受到鼓励的，因而成为竞争法所保护的对象；相反，垄断高价行为阻碍、削弱、破坏竞争机制的建立和运转，为反垄断法所严格禁止。而且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而，反倾销制度对低价行为的抑制及竞争法对竞争过程的保护都应该立足于消费者福利提高这个目标。竞争法的基本作用之一是着眼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使其免于高价的负担。但是，反倾销的两种结案方式都将导致消费价格的上升，在救济方式上反倾销制度与消费者福利提高的目标相背离了。

另外，为了避免遭受反倾销指控，出口商往往结成卡特尔协议，共同限制销量或提高价格。更有甚者，出口商直接与相应进口国生产商达成此类协议。例如，PartickAMesserlin结合经济学的数量分析方法证明反倾销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从事卡特尔活动的企业用作保护其卡特尔利益的工具。在目前竞争法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一国竞争法仅在本国领域内有效，对领域外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或垄断行为鞭长莫及。并且出口国出于对本国贸易利益的考虑，对出口卡特尔协议往往听之任之了。这样，域外生产商就可以公然地滥用市场优势，扭曲国际竞争秩序，严重侵蚀多边贸易体制。

(四)反倾销程序的冲突WTO反倾销制度在程序规则中表现出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滥用反倾销中的自由裁量权引起的。例如，WTO反倾销制度中规定的“相同产品”、“国内行业”、“正常价值”、“实质损害”等概念充满弹性，很多国家往往利用WTO反倾销制度的不严密性，滥用自由裁量权，以有利于实现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倾销幅度和倾销损害的认定来说，一是表现为倾销计算存在着明显的主观偏向。通常采取的做法是：用提高正常价值、降低平均出口价格的方法从而增加反倾销幅度。对被认定为是非市场经济的国家采用“替代国”方法，更是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关于倾销的裁决经常是根据由不太恰当的替代国所提供的最为充分的价格资料作出。二是表现为本国企业可以操作损害标准。损害指标包括市场份额、就业、利润、生产能力、开工率等几个方面及其发展趋势，有些指标并不与进口产品的影响密切相关，但可以为本国企业操作，一旦其为政府管理机关认定为损害标准，则倾销随之确立。更有甚者，有的国家公然滥用国内反倾销法，不惜违背国际反倾销法所规定的义务发动反倾销调查，如1993年4月15日，墨西哥贸易与工业发展部事先未通知我出口相关单位就进行税率最高达1105％的反倾销。这种反倾销既是赤裸裸的贸易保护主义，其结果也与竞争政策和竞争法的要求明显相悖。此外，当出现国际争端时，WTO《反倾销协定》第17条第6款极大地限制了专家小组裁定事实或者是非曲直的能力，因为该条要求专家小组必须接受对协定任何合理的解释，在协定能以一种以上方式进行准许的解释的情况下，专家小组必须接受反倾销机构依据任何一种准许的解释所作出的决定。专家小组且不能使用调查机构未掌握的或未使用的新信息来推翻反倾销裁决。

将反倾销制度作为保护主义的工具是相当有效，因为典型的反倾销调查程序，使得被调查的外国竞争企业，无论终局是胜或败，实质上均会遭受实质性损害。经济学家已注意到，获取直接非生产性利润是诱使国内进口竞争企业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一个主要原因，换言之，企业并不专注于从事生产或服务来获取利润，而是致力于运用他人的成本来获得利润。有很多理由足以说明反倾销法鼓励企业从事获取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例如，对于轻率及恶意采取反倾销措施的行为并无相应的制裁措施。此外，反倾销案件的调查程序具有高度技术性，诉讼费用也相当高昂，诉讼程序也可能须缠讼多年方可审结。即使最终得到无罪的裁定，商业机会的损失已无法弥补，诉讼成本的支出及所受的损失也无门求偿。在美国诉香港人造毛衣的案件中，香港商人花费了5年时间应诉，才赢得胜诉的裁定，在这5年中，香港输美的人造纤维毛衣的出口量，每年递减20％。所以，即使香港厂商最终获得无罪裁定，但美国的起诉人已利用反倾销程序成功地消除了来自香港厂商的竞争，因此，只要反倾销调查程序一经发动就足以遏制来自外国竞争企业的竞争。由于反倾销调查的遏制效果，提起诉讼案件的事实以及提出反倾销调查压力的存在，已足以说服外国竞争企业自我设限，我们看到，从1980至1988年间，在美国提起的反倾销诉讼案件中有一半以上(774件个案中的348件)最终达成自动限制出口协议，而不是以征收反倾销税结案。，反倾销程序与自动限制出口安排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偶然的。这足以说明反倾销调查的程序不仅可以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方法，也可以作为非常有利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

三、小结：WTO反倾销制度已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5

但该案真的就此结束了吗？两部委的终裁具有绝对的终局效力吗？假若美、加、韩出口商对终裁不服，其能寻求何种救济？若将这些问题置换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倾销实践中，则未必结束，只要有关利害关系方诉请司法审查就有可能推翻该案的最终裁决。所谓反倾销司法审查，是由一国司法机关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对有关当局在反倾销调查中所作决定、裁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的活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在我国的反倾销法-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则告阙如，研究反倾销法的学者们也甚少关注这一问题。笔者就此略陈己见，就教于众方家。

一、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1.从理论的层面来看。依《条例》的规定，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为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就其本质而言，两部委发起并主导反倾销调查的活动为运用行政权的活动。而依行政法理论，行政权的运作即意味着对他人权益的影响，其中内蕴着两种可能：1）权力正当有效行使达致公平正义（就反倾销调查而言，即为有关机关的决定及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有效地维持了利害关系方的合法权益）；2）权力不当行使害及他人（在反倾销调查中，可大致分为两种表现形态：有关机关怠于行使权力，使国内生产商合法权益受损的状态无法得以圆满解决；以及有关机关行使权力过于积极，使国外生产商蒙受“不白之冤”）。为力避后一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对行政权施以控制以确保其运作轨迹与理想状态相吻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可采用的控权手段众多，其中最具有成效者当属司法审查：由另一公共权威系统-司法机关对行政权运作的效能加以事后监督，以救济弱者，扶持正义。正是基于对此种理论的认同，我国于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建立了自己的司法审查制度。那么，可否迳将此法适用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呢？笔者以为不妥，《行政诉讼法》系着眼于一般行政活动，是关于司法审查的一般规定，而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及复杂程度使其独具鲜明个性，若不分轩轾概以一般司法审查的规定加以适用，不仅难收事半功倍之效，反而会徒增混乱。

2.从实证的层面来看。在中欧、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的双边协议分别达成及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在美众议院通过以后，中国“入世”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反倾销法与WTO反倾销法接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凸出（WTO现行反倾销法为《关于实施GATT1994第6条的协定》，国内通称《反倾销守则》，下文简称“《守则》”）。

《守则》第13条冠以“司法审查”之名，明确规定：“凡国内立法包含有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必须保有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以特别对最终裁决及第11条所指的复审决定进行迅速审查，此类法庭或诉讼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裁定或复审决定的行政当局。”《守则》第18条第4款则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在不迟于WTO协议对其生效之日，确保其国内法与《守则》相一致。由是观之，一旦“入世”，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即成为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目前舆论普遍预计中国有望在2000年年底“入世”，若果真如愿，则此一制度的建构已是刻不容缓。

二、建构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基本原则

首先，我国现已建立了以《行政诉讼法》为主体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与我们今天拟议中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显系基本法与构成法的关系。所谓基本法是对某类社会关系较原则的规定，而同质社会关系量的多样性决定了单由基本法调整的不圆满性，故又有构成法之设，构成法即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调整措施，其与基本法同属一个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是对司法审查关系的一般规定，而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则是专为针对反倾销调查的司法审查活动所设的特殊规则，此二者同属于司法审查法这一法律部门。区分基本法与构成法的一重要标准在于：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构成法必须要在立法宗旨和立法精神方面与基本法相协调一致，方能维系一个法律部门内在的安定性及体系性（注：张善恭主编：《立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由此，笔者导出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以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为指导。

其次，构成法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同质社会关系量的多样性，构成法势必要表征其所规制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反倾销调查的个性及由此推演出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特品格决定了在一般司法审查之外特设反倾销司审查制度的必要性，那么该制度就不能不对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予以关注。由此，笔者导出制度设计的第二项基本原则：密切联系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只是刚刚开始，更无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实例可循。“一般情况下，没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便没有一定立法的前提和必要性存在。这是法理常识，也是立法实践的基本经验。所谓超前立法，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形成之前便预先以立法的形式对这种社会关系作出调整。”（注：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探讨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就是在超前立法，就是要在国内尚无实例可循的情况下对反倾销司法审查中规律性的东西作预测性的把握，因此，我们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西方发达国家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已建立多年，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已达到相当水平，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由此，笔者导出制度设计的第三项基本原则：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

三、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

在分析了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之后，笔者试以其为指导，对该制度应有的主要方面的规定作初步探讨。

1.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受案范围的界定是建构该制度的逻辑起点，它标志着法院介入反倾销调查活动的广延性。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应是主管机关在调查中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及裁决。应指出的是，这个最广泛意义上的受案范围可为我国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所包容：依《行政诉论法》第11条及第12条的规定，我国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限于涉及相对方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及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最终裁决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在此列。我国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决定及裁决无疑都是针对特定人，就特定事项作出的，且必然会涉及利害关系方的财产权益，显属涉及财产权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而与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无涉；此外，尽管《条例》规定可由有关机关作最终裁决，但《行政诉讼法》所称的可授予行政机关最终裁决权的“法律”系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立法程序制颁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法规的《条例》显然不在其列（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从最广泛意义上来界定受案范围呢？笔者认为，若作如此界定的话，则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处在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一则有损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效率性，二则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对受案作出准确把握，美国司法审查中的“成熟原则”可资借鉴，该原则系指，若受控的系初步的、程序性或中间的行政行为，则不属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当受控行政行为已具有最终的确定效力时，对其审查的时机方才成熟（注：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648页。）。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确立即贯彻了此原则，例如，美商务部关于倾销的否定初裁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损害的否定初裁则属之，盖因为依美反倾销程序法的规定，前者不具终局性，不会导致反倾销调查的终止，而后者则会。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内涵应为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会对利害关系方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影响的决定及裁决。结合《条例》的有关规定，其外延应包括：（1）不立案的决定；（2）不存在倾销、损害的初步裁定；（3）不存在倾销、损害的最终裁定；（4）存在倾销、损害的最终裁定；（5）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6）倾销幅度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可忽略不计的决定；（6）修改、取消或保留反倾销税的复审决定。

2.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模式。在确立了受案范围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法院对范围以内的反倾销决定及裁决应如何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应分别给予什么程度的关注，这就是反倾销司法审查模式的选择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一般司法审查模式的特征是：以法律审查为主，即法院着重审查受控行为证据的确凿性，并有权主动取证，查证事实，但不审查具体行为的合理性。不过，由于受职权主义和权力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中，事实审查的强度要较成文法的设定为高。

就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模式的建构而言，法律审查的重要性显然不容置疑，法官的禀赋决定了其对法律问题责无旁贷，这是至为显明之理。实际上，此模式建构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事实审查的作用。前已言之，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决定了法院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机关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后者予以高度尊重。但是，法院也不应全盘放弃事实审查，因为一则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并非绝对，对后者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前者的相当把握；二则若对事实问题全盘撒手，易使反倾销司法审查流于形式，也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规定不合。概言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中的事实审查不能“无”，但应“弱”，“弱”应体现在：其一，应禁止法官依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注：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为避免其蔓延至反倾销司法审查领域，防止法官过度沉缅于事实问题，实有必要禁止法官依职权举证，而将精力放在对有关当事方所呈证据的审查上，强化其“公断人”的角色意识。其二，法官应慎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官否认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自应贯彻，唯适用标准应趋于严格，因为反倾销调查自有其特殊情况。例如，依《条例》第20条的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形下，有关机关可迳自依现有材料作出裁定（《守则》及各国反倾销法中也有类似规定）。若法官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此种情形下的裁定，实属不妥。其三，法官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法本身政策性较强，有关机关在作出决定及裁决时必然会有一定的政策考虑。例如，依《条例》第27条的规定，在关于倾销和损害的终裁都是肯定的情形下，也不是必须要征收反倾销税，而是“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若具体案例中有关机关基于经济形势及政策的通盘考虑而决定不征税的话，法院即应予以理解和尊重。

3.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参加人。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原告起诉资格和被告应诉资格的问题。由于反倾销调查中的主管机关及利害关系方数目相对有限，因此有可能对他们的起诉资格或应诉资格一一加以检视，以界定参加人的范围。

先看原告。依《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有权充当原告的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按照这一标准，则申请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内生产商及国外出口商都有可能充当原告（例如，国内生产商可能会认为否定性终裁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国外出口商可能会认为肯定性终裁侵犯其合法权益），值得探讨的是国内进口商的起诉资格问题。美国的作法是对国内进口商的诉权不加限制；欧盟的态度则是：只有那些同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故其转售价格被作为计算出口价格基础的国内进口商才有当然的诉权（locusstandi），其他进口商的起诉资格则依个案而定，且大多不享有。笔者认为，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独立进口商的起诉资格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可能受到反倾销调查的主要直接影响即为反倾销税的缴纳，但此种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商品的转售价格而予以消除，故很难认定其合法权益会因之受损，而那些与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的进口商，则较易取得原告资格，因为其与国外出口商之间的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较容易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再看被告。依《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依《条例》的规定，在我国反倾销调查中，有权作出决定及裁决的行政机关有3家：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其中，外经贸部主要负责有关立案调查及认定倾销方面的问题，国家经贸委则负责损害的认定，由于此二机构皆可依职权独立作出决定及裁决，故皆有成为被告的可能。不过应注意的是，《守则》中有数处规定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决定（如不立案调查的决定等），则此种情形下，似应将此二机构列为共同被告为妥。

值得探讨的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可否作为被告的问题。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凡是涉及关于反倾销税的问题，都是由该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因此，它似乎也应成为被告。但是，若对《条例》的规定加以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条例》中有5处提到了该委员会可作出关于反倾销税方面的决定（第22、27、32、33、34条），但却无一例外地规定它应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且决定亦都要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笔者认为，这表明了《条例》之所以要规定由该委员会作出决定，主要是考虑到国家机关间固有的职权分工，而不是要赋予该委员会以最终决定权。例如，在关于倾销和损害的终裁皆为肯定的情形下，就可以征收反倾销税了，但是，反倾销税系属关税的一种，而征收关税并非外经贸部的职权所在，由它作出决定显然不妥，故要由它提出建议，而由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决定，因为这正属于该委员会的权限范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关税税则委员会在这里起着“橡皮图章”的作用，只有名义上的决定权。因此，不应将关税税则委员会列为被告。

4.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院。《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方面对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法院作出了规定，主要内容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国务院各部门所作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审级，依《行政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

根据前文关于诉讼参加人的分析，有可能成为被告的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据此，并依前列《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法院的方案有三：（1）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3）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而依《行政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无论由哪一级法院受理，都应由行政审判庭负责审理。

笔者认为，此三种方案各有优劣，但皆非最佳方案，最佳方案应是设立专业法院负责反倾销司法审查。反倾销案件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要求法官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这显然是普通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所不具备的。在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即是由专门法院负责的，美国国会颁布的《1980年海关法院法》将原美国海关法院改为国际贸易法院，专司对美国行政机关就美进口贸易业务所作裁决（其中包括反倾销裁决）的司法审查，当事人若不服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还可向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注：刘书剑，于傧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6

论文摘要：WTO对反倾销司法审查做出了强制性规定。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司法审查的规定尚不具体、不完善。就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机构设置、诉讼主体资格、受案范围及法律适用等问题提出建议。

随着我国加人WTO，反倾销司法审查问题日益突出，既因为WTO(义反倾销协议》对司法审查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在中国加人协议定书等法律文件中，我国政府也明确承诺将提供上述类型的司法审查审i:}，又因为在反倾销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加人司法审查制度，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确保反倾销措施的公正实施，进而树立我国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尽管我国于2001年10月31日专门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第53条的规定使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有了法律依据，但总体上说，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还处于初创阶段，《条例》的规定尚不具体、不完善，实践中也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因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参照WTO(反倾销协议》并借鉴国外的立法例，完善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实属当务之急。

一、WTO又反倾销协议)关干司法审查的规定

WTO以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即:“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审负责的主管机构。”

从上述的条文规定来看，WTO反倾销司法审查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司法审查的主体包括司法、仲裁和行政机构。目前，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都拥有最终的司法审查权，WTO(反倾销协议》之所以如此规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在某些WTO成员国的宪政体制下，法院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决定不拥有司法审查权。只要在这些国家内，享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只要能够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供客观和公正的审查，也是允许的。这种拥有司法审查权的机构或许是仲裁机构或许是行政机构;二是为了尊重有些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的“行政救济用尽”的原则。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法律界人士对WTO(反倾销协议)中的司法审查主体不作并列的理解，而是分层次的关系。涉及到反倾销的当事人可以先寻求行政法庭的救济，即“行政救济用尽”;在当事人表示不服的情况下，还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审查川。第二，司法审查的对象应包括征收反倾销税的最终裁决和对反倾销税作出的行政复审决定。第三，司法审查的目的是对反倾销行政机构的执法活动是否符合反倾销法的实体和程序性规定作出判断，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确保反倾销措施的公正实施。

二、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2001年l0月31日我国专门颁布的(条例)第53条明确规定:“对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五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规定为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从内容上看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至少应在以下方而作进一步完善:

(一)机构设置

按照WTO(反倾销守则》第13条的规定，WTO成员应设立独立于政府部门的机构，该机构须迅速从事对终裁和复审决定的审议工作。综观各国的立法与实践，凡是由法院进行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其机构设置有两种类型:一是专门法院，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前者审查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不服的起诉，后者审查对国际贸易法院的裁决不服而提起的上诉;二是普通法院，如欧盟的初审法院和欧洲法院，分别负责审查因不服欧盟反倾销措施而提起的诉讼和不服初审法院裁判的上诉。我国应当采取何种模式，<条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一种主张仿效美国设立专门法院，即国际贸易法院来处理反倾销案件的诉讼，该国际贸易法院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可为其上诉法院;另一种则主张根据(行政诉讼法》第l4条的规定，由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等反倾销调查机构所在地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反倾销诉讼案件的一审法院，而二审终审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对我国均不适宜。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其不合理性有两点:首先，我国各级地方人民法院很少审理国际经贸案件，缺乏这方而的专门人才，由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上诉法院恐怕难以胜任;其次，由于反倾销措施是一种介于国家行为与行政行为之间的行为，而且反倾销措施的制裁范围有一定的非特定性，若由各地高级人民法院对其进行二审，将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符。第二种观点的不合理性有三点:第一，由北京市的两级人民法院对反倾销案件作出初审和终审，其权威性、实际操作性不强，司法审查的效果难以预料;第二，所有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案件都由这两级人民法院审理，将加重法院审案的负担，难免会影响司法效率;第三，与上述第一种观点相同，由地方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会与《行政诉讼法》发生冲突。

因此，较为合理的做法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专门设立几个国际经济贸易法院，并在北京设立一个国际经济贸易上诉法院。由国际经济贸易法院管辖包括反倾销诉讼案在内的一审国际经济贸易案件，当事人对国际经济贸易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不服的，可以向国际经济贸易上诉法院上诉，由其作出终审判决。这样设置既不会与现有法院组织体系发生任何冲突，又能集中专业法官审理技术性强、影响力大且数量日益繁多的反倾销诉讼案件，更加体现我国司法审查的效率与公正。

(二)诉讼主体资格

我国(条例)第53条的规定比较粗泛，没有对反倾销案件的诉讼主体资格作具体的限定。这样做的好处是，法院在决定是否予以立案时可以灵活处理，综合考虑反倾销司法审查对各方而的影响，如考虑国内生产者竞争条件的改善、中央有关部委权威上的损害、法院审理案件的负担等。但是，这种规定极易导致法院在受理反倾销诉讼案件的申请时出现立案标准不统一的情况，甚至出现一定的随意性。因此，建议从如下两个方而对反倾销诉讼的主体资格作出明确规定:

1.原告资格。对反倾销案件进行司法审查，只能由该案的利害关系方提出。各国法律关于“利害关系方”的规定并不相同。在美国，“利害关系方”包括:u)外国制造商、生产商、出口商、美国进口商和工商业同业公会，其中大部分会员是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2)生产或制造该产品所在国家的政府;(3)美国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商或批发商;(4)合法成立的工会或工人团体，其在产销同类产品的美国产业中具有代表性;(5)工商业同业公会而且多数会员是同类产品的制造商、生产商和批发商①。欧盟反倾销法规定只有出口商、申诉方以及与出口商有联系的进口商才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至于那些与出口商没有联系的独立的进口商无权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要求Lsl。就我国而言，不宜像欧盟那样严格限制进口商提起反倾销诉讼的原告资格，因为进口商往往是反倾销税的直接支付者，主管机构的裁决会直接影响其经济利益，它应当有权提起司法审查。美国的做法较为可取，即与案件有关的进口商、出口商、同类产品的制造商以及有关商会、行业协会等均有权提起反倾销司法审查。这样宽松的规定有利于真正尊重和维护有关各方的利益。

2.被告资格。一般情况下，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应为反倾销主管机构。按照《条例》规定，我国的反倾销主竹机构有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因此，它们均可作为被告。但问题是，《条例)中规定一个机关“经商”、“会同”或者“建议”另一个机关作出决定的，应当认定为.’共同被告”还是“单一被告”?例如，外经贸部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后，经商国家经贸委再决定是否立案调查;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农业部进行;对于征收反倾销税进行复审的结果，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等等。。对此，笔者认为，理想的办法是:取消“经商”、“会同”或者“建议”之类的规定，明确各主管机构在反倾销调查中的职责，以便于确定合格的诉讼被告。在目前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以在对外发生法律效力的文书上署名的机关为被告，则是一条可行途径。

(三)受案范围

按照我国(条例》第53条的规定，反倾销司法详查的范围包括: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作出的终裁挤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追溯征税、退税、对彩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对反倾销税和价格承诺}"".复审决定。从这些规定来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劝的受案范围显然高于WTO(义反倾销守则)第13条砂规定的“终裁和复审决定”。对司法审查的范围作挂如此严格和广泛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履行WTO咸员国义务，提高反倾销执法透明度和公正性的态度和决心，必将受到各国的欢迎和赞许。

然而，笔者认为，从提升我国法治水平的角度及欧美等国的实践来看，(条例》的上述规定是欠全而的，对反倾销案的司法审查还应当包括主管机关不予立案的决定、否定性的初裁决定、调查中止或者终止决定等行为。因为不予立案的决定意味着拒绝发起反倾销调查，否定性的初裁决定将导致反倾销设查的结束，都使申请人无法获得反倾销措施的救济，申请人理应有权起诉;对出口方作出价格承诺后中止调查的，申请人可能认为出口方承诺的价格不足以消除倾销的损害，也应有权提起诉讼;对主管机关决定终止调查的情形③，申请人也有可能认为确实存在倾销、损害，终止调查是不妥当的。至于肯定性的初裁决定及临时反倾销措施，一则由于其本身效力未定，二则有对最终裁定的司法审查，不必要被提起司法审查，大多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也都不允许对其提起司法审查。我国也应采取这种做法，以免增加讼累，影响司法审查的效率。公务员之家:

(四)法律适用

首先，在实体法方面，各级国际经济贸易法院在对反倾销案件进行司法审查时，只能以我国制定的《对外贸易法》和《条例》为依据，而不能直接适用WTO(义反倾销守则)。这是因为:其一，维护国家主权和行动自由的需要。司法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强制性适用我国法律，有利于维护我国国家主权。而且，是否给予WTO以反倾销守则)直接适用的效力，(反倾销守则》并没有要求，而是由成员国自主决定的问题，因此我国不应限制自己采取国内法上行动的自由。其二，保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平等待遇的要求。在国际上，从美国、欧盟及其他多数WTO()成员国的司法实践来看，都不给予(反倾销守则)在国内直接适用的效力。如果我国单方面承认《反倾销守则》的直接效力，则会损害我国的利益，而惠及其他成员国。显然，这样的差别待遇对我国是不公平的。其三，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反倾销守则)存在困难。WTO(反倾销守则)的内容非常原则和抽象，而且有许多例外条款，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通过国内立法进行细化。尤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成文法国家，直接适用WTO(反倾销守则)难度太大。其四，WTO《反倾销守则》规定了专门的争端解决规则，由争端解决机构(I}SB)适用《反倾销守则》来处理成员国之间的反倾销争端。国内法院直接适用WTO《反倾销守则》进行司法审查属适用法律不当。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7

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立法完善

反倾销法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采用的保护国内产业的贸易救济措施,正越来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视。但是由于反倾销调查需要花费被调查公司极大的费用,并可阻止其他国外的公司进入本国市场,所以时常使得国内竞争者获得优势地位。因此,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反倾销措施的公平实施,各国均认同美国等反倾销大国对反倾销行政行为所进行的司法审查的基本理论和实践,并且通过协商在WTO《反倾销守则》第13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为了能够迅速对最终裁决和本协议第11条规定的有关行政复审决定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每个在国内立法中规定了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都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机构或者程序。该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对有争议的裁决或者复审负责的主管机构。”以至在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反倾销措施中的司法审查制度。

在这个背景下,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被赋予了行政监督者的标签,而且地位在整个反倾销的程序中越发显得重要起来。然而,在我国,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是随着入世的客观存在而出现的一种新型行政案件。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还处于初创阶段,相关法律规定尚不具体和完善,实践中也缺乏足够的经验积累,和WTO的要求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还有相当的差距。正因如此,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按照WTO的要求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特别是美国的立法经验)。构建与完善中国特色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大难题。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法律渊源

在美国,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审查国会规定的法律是否符合宪法,以及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及法律而言。取得对政府机关反倾销行政权利的司法审查权利是在美国《1974年贸易法》中才得以确定的。《1979年贸易协定法》和1984年的法律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并且在1981年才开始真正运作。之后,经过不断的法律的修改和补充,并通过司法实践积累,才形成目前的司法审查体制。现在美国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范主要规定于《美国法典》第19章第1516节(1990)。

我国主要依据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最终法律文本及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等国际法律专门规定,以及根据这一协议颁布的一系列国内法律法规。首先关于反倾销的司法审查的程序性依据,主要体现在行政诉讼法中。相关的具体审查标准和审查的范围等在《反倾销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有所体现。

反倾销措施中司法审查制度的管辖机构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具有当然的、独占的管辖权。但根据美国法律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权是有限度的,只有当诉讼直接或间接针对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所作出的裁定中的事实情况或法律结果,并且这种裁定又必须是美国贸易法中直接指明可进行司法审查的裁决时,国际贸易法院才予以受理并审查。反倾销案件的当事人,如果对国际贸易法院反倾销裁决不服,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这个法院是根据1982年的联邦法院改进法而设立的,是一个专门的法院,管辖范围主要是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院上诉案件等。

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反倾销司法解释》),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管辖机构是这样规定的:“第一审反倾销诉讼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者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我国反倾销主管机构都在北京,因此反倾销诉讼案件一审管辖法院就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及其指定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是北京高院或者最高院。

由此可见,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与行政诉讼是同一概念,所以属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范围。而在美国,却没有专门的这一法律部门。而把这种类型的案件,归于国际贸易法院所审查的民事案件当中。所以自然在程序方面有着对比我国完全不同的规定。

审查的范围

一般意义上的司法审查范围是指各国的司法机关对本国政府或政府各部门的哪些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它规定司法机关在哪些方面对行政主体行为进行监督,也是司法机关解决行政争议、实施司法审查案件的权限分工和受案的法律依据。

根据美国关税法的规定,国际贸易法院对两类裁决具有管辖权:第一,不发起反倾销程序的裁决即由商务部作出的不发起反倾销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存在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实质性损害威胁或实质性妨碍的合理征象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不审查基于情势变迁的裁决的决定。第二,已公布的最终裁决。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和商务部作出的所有肯定性或否定性最终裁决;商务部作出的中止调查的裁决;由国际贸易委员会依美国法典第19卷作出的损害影响裁决;由商务部作出的有关货品在反倾销令所规定的一类或一种货品之内的决定。

我国法律关于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是根据《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依照本条例第25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本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本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美国行政法规定了“成熟原则”,即“指行政程序必须发展到适宜有法院审理的阶段,即已经达到成熟的程序,才允许进行司法审查。”将行政行为划分为不成熟行政行为与成熟行政行为本是美国司法审查中的一项重要原则。成熟原则的意义在于保证行政机关在作出最后决定且行政决定对当事人产生具体影响之前不受法院干涉,以充分发挥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且能够避免法院过早地作出裁判,陷入抽象行政政策的争论之中。成熟原则在美国反倾销法律和司法审查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在美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的导致调查程序终结的行政决定,如不立案决定、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损害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以及商务部接受出口商价格承诺的决定,均在审查的行为之列,因为它们是成熟的行政行为。而商务部对倾销作出的否定性初裁决定则不可审查,因为其只是一个预备性的行为,要等到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倾销损害作出否定时,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

我国可以借鉴美国的这一做法,根据成熟原则来决定哪些反倾销行政行为具备可诉性。可诉性行政行为应当是主管部门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对利害关系方的实体权益产生最终确定性影响的决定,而不应包括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例如立案决定、肯定性的初裁决定)。对这些预备性和中间性的决定不予审查,利害关系人完全可以在最终决定作出后寻求司法救济,不会对其造成难以克服的或不可挽回的困难。而将不立案决定、否定性初裁决定、中止或终止调查决定等成熟的行政行为列入受案范围,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则,会更好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审查的标准

司法审查标准,又可以称为司法审查的深度,是法院在多大程度上尊重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问题。确立审查程度,实际上就是在行政机关和法院之间进行权利和责任的分配,并以判决的方式影响行政活动的效率和对公民权益的保护。所以,审查标准的深浅取决于所采用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一般情况下,国际贸易法院在对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裁决实施司法审查时,并不对案件相关的基本事实展开调查,除非国际贸易法院认为行政裁决的理由不充分或不具备充足的事实根据。如果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行为因“武断、反复无常、滥用自由裁量权或其他原因导致与法律上的规定不相符”,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其裁决不能提供足够的“实质性证据”而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或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事实裁定根本没有证据支持,以至于达到了法院必须重新审理的程度,则国际贸易法院可重新整理事实,在此基础上做出独立的判断。在法律问题上,基本上采用正确性标准,但是自谢弗朗案件以来有不断向合理性审查标准靠拢的趋势。即如果根据法律对某一法律概念的解释有明确的规定,而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其解释将被推翻。但在法律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审查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解释是否为法律所允许,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法院有不同的解释意见,仍判定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的认定有效。法院不能无视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解释的存在,用自己的意见代替行政机关的合理解释。

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标准是法律与事实同时审查。但笔者认为,审查事实问题和法律适用必须有轻有重。不能“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反倾销领域不比一般的行政行为。就现阶段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状况而言,因为我国没有完善的行政实体法规定和严密的行政程序法规定,加上行政机关的人员素质良莠不齐,政府本位意识强烈而依法行政的意识薄弱,在实践中不规范、不合法的行政行为屡见不鲜。面对这种现状,有必要设定严格的司法审查标准,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控制,以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高行政权行使的效率。

而反倾销司法审查领域则有所不同。外经贸委、国家经贸委等国务院主管机关都具有较高的行政专业水平。在有关程序的操作方面也比较熟悉。面对繁杂的事实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法官不可能对这些事实做出全方位的认定和解读。另外,有限的司法资源也不允许法官在反倾销案件上耗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再者,反倾销措施是与国家的经贸政策,国家间的经济博弈密切相关的,如果要法官在这方面考虑的面面俱到,也是很难做到的。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8

欧盟反倾销法中的行政复审可分为三大类：期中复审（interimreview）、期满复审（expiryreview）、新出口商复审（newexporterreview）。

1.期中复审

(1)期中复审的启动。根据欧盟反倾销基本条例（EC384/96号法规）第11条第3款的规定，期中复审有三种发动方式：欧委会依职权发动、应欧盟成员国的请求发动、应进出品商或欧盟生产商的请求发动。欧委会依职权发动的情形下，基本条例没有规定时间限制，欧委会可根据需要随时提出复审动议，经与咨询委员会协商后实行。另外该款也未对欧委会发动复审所应掌握的证据提出要求，欧委会往往有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欧盟成员国发动期中复审的情形下，虽然也未规定期限，成员国可在反倾销措施有效期内随时提出复审请求，但要求成员国发动复审时应当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期中复审的必要性。对于应出口商、进口商和欧盟生产商申请而发动期中复审的情形，条件则更为严格，不仅有时间上的限制，而且有证据上的要求。出口商、进口商和欧盟生产商不能随时提出复审请求，而必须等到反倾销措施已经实施至少一年的合理时期后，才可提出复审请求。另外，出口商、进口商和欧盟生产商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其复审请求。

(2)期中复审的内容。通常情况下，欧委会将复审的范围限定在复审请求所主张的事项中，复审的对象也只限于复审请求中出现的产品或当事方。简而言之，复审的内容就是反倾销措施实施一段时间后，客观情势变化对反倾销措施合理性和适当性的影响，以及是否有必要对现行反倾销措施做出相应调整。

(3)期中复审的期限。2004年3月13日，欧盟公布了第461/2004号条例，该条例明确规定，期中复审一般要在发动复审之后的12个月内结束，但无论如何应当在发动复审之后的15个月内结束。复审机关必须在15个月内对反倾销措施做出终止、维持或修订的决定，否则反倾销措施保持不变。如果做出维持或修订决定，则该反倾销措施自做出复审决定之日起5年内有效。

2.期满复审

(1)期满复审的启动。期满复审的启动方式有二种：欧委会依职权发动或者应欧盟生产商（或欧盟生产商的代表）的请求而发动。欧盟生产商要有充分证据证明，终止反倾销措施可能会导致倾销和损害继续存在或重新产生，且不得晚于反倾销措施5年期满前的3个月提出复审要求，否则欧委会不予启动复审程序。实践中，欧委会很少主动依职权发动期满复审。

(2)期满复审的内容。期满复审的目的是对一项即将到期的反倾销措施进行审查，决定是否继续维持其效力。欧委会在审查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问题：第一，如果废止该反倾销措施，倾销是否可能继续或重新产生；第二，如果证明倾销可能继续或重新产生，就进一步考察废止该反倾销措施后，是否会导致对欧盟产业继续或重新产生损害；第三，如果对上述二者的审查都得出肯定性结论，则进一步考虑维持或废止该反倾销措施是否符合欧盟利益。

(3)期满复审的期限。2004年3月13日欧盟公布的第461/2004号条例中明确规定，期满复审一般要在发动复审之后的12个月内结束，但无论如何应当在发动复审之后的15个月内结束。如果做出维持现行反倾销措施的决定，则这些措施自期满复审决定作出之日起5年内有效。

3.新出口商复审

对于新出口商，即在反倾销措施裁决所依据的调查期之后才向欧盟出口的出口商，适用涉案出口商中的最高税率，除非该出口商发动新出口商复审程序，请求欧委会为其确定一个单独税率。

(1)新出口商复审的启动。提出复审的出口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第一，反倾销措施裁决所依据的调查期内没有向欧盟出口；第二，该调查期过后开始向欧盟出口或受到不可撤销的向欧盟出口合同的约束；第三，与被采取反倾销措施的任何生产商或出口商没有关联。欧委会收到出口商的复审请求后，会对出口商是否满足上述三个条件进行初步审查，如果满足就决定启动新出口商复审程序。一旦欧委会决定发起新出口商复审程序，不论结果如何，对新出口商的现行反倾销措施会立即停止执行。与期中复审不同，新出口商无须等到反倾销措施实施至少一年后再提出复审请求，出口商在反倾销措施公布之日的第二天就可提出复审的请求。

(2)新出口商复审的内容。欧委会在发起复审程序时对出口商的资格只做出一个初步认定，在发起复审后，欧委会还要通过问卷调查或实地核查等方式，对出口商是否符合前面提到的三个标准进行复核，此时的复核要比初步认定时的审查详细和严格。如果经复核，该出口商不符合条件，则对其适用涉案出口商中的最高税率。如果经过复核出口商符合前述三项标准，则要进一步对该出口商确定单独的倾销幅度，进而根据低税原则确定单独税率；如果无法计算倾销幅度，则适用原审裁决中涉案出口商的加权平均税率。如果经复审确认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低于最小限度，则不对其征税。新出口商复审只审查倾销幅度问题，对于倾销是否引起损害及采取反倾销措施是否符合欧共体利益则不予考虑。

(3)新出口商复审的期限。与欧盟反倾销法对启动程序的要求相同，欧委会的复审也应当在加速基础上（onanacceleratedbasis）进行，一般在发起复审后的12个月内结案。

二、中国反倾销行政复审制度及完善

我国有关反倾销行政复审的法律法规主要有四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94年5月通过，2004年4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国务院2001年制定、2004年3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商务部（原外经贸部）2002年3月制定的《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暂行规则》和《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则》。概而言之，我国的行政复审主要有三种：期满复审、期中复审、新出口商复审。与欧盟反倾销行政复审制度相比，我国的有关制度略显粗陋，有待进一步完善。

1.期满复审

《反倾销条例》第48条规定：“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和价格承诺的履行期限不超过5年；但是，经复审确定终止征收反倾销税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者再度发生的，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可以适当延长。”这里的反倾销税虽然没有明确是“临时反倾销税”还是“最终反倾销税”，但由于反倾销行政复审只针对最终反倾销措施，所以显然此处指的是最终反倾销税，并不存在立法疏漏。我国反倾销法对期满复审的专门规定仅此一处，而这只是一个原则性规定，显然缺乏可操作性。欧盟反倾销法对于期满复审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可以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加以借鉴。由于我国的《反倾销条例》刚刚做了修订，近期内进行较大变动的可能性很小，可以先由商务部出台一个关于期满复审的暂行规则，对如下问题加以明确规定：

(1)期满复审程序的启动。复审既可以由利害关系方申请启动，也可由主管机关主动发起。即包括:①涉案产品的外国生产商、出口商或国内进口商，多数成员为涉案产品生产商、出口商或进口商的贸易或商业协会;②涉案产品的生产国或出口国政府;③同类产品的中国生产商或批发商;④代表国内同类产品生产或批发产业的工会;⑤大多数成员在中国生产或批发销售国内同类产品的贸易或商业协会;⑥大多数成员为③、④、⑤所描述的利害关系人的协会。

(2)申请方的举证责任。申请方提出申请的同时，必须能够举证证明反倾销措施一旦终止可能会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重新产生，否则主管机关可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申请人的复审请求。

(3)期满复审期限。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为“不超过12个月”，而欧盟规定，复审期限一般为12个月，但无论如何应当在发动复审之后15个月内结束。建议对我国的期满复审期限做出修改，使之更具有灵活性。

(4)反倾销税的延长期限。我国《反倾销条例》只是笼统地规定为“可以适当延长”，并没有规定为几年。国际通行做法是：自维持征收反倾销税裁决做出之日起5年。我国有关立法部门对此期限应该做出明确规定，使行政机关的相关执法活动有法可依。

2.期中复审

对于期中复审制度，《反倾销条例》第49条做出了规定，原外经贸部还专门颁布了《倾销及倾销幅度期中复审暂行规则》（以下简称《期中复审规则》），虽然较期满复审更加完备，但仍有以下几个方面亟待完善：

(1)提交期中复审申请的时间。《期中复审规则》第六条规定：“期中复审申请应在反倾销措施生效后每届满一年之日起30天内提出。对复审裁决申请期中复审的，应在复审裁决生效后届满一年之日起30天内提出。”反倾销措施包括临时反倾销措施（临时反倾销税与担保）和最终反倾销措施（价格承诺与最终反倾销税）两种。此处的“反倾销措施”显然应当理解为最终反倾销措施，因此建议将原文的“反倾销措施”改为“最终反倾销措施”，以免引起歧义。

(2)复审的审查内容。《期中复审规则》第25条和26条规定了对被调查产品的正常价值、出口价格和倾销幅度的调查，但却没有提及对损害继续或再度产生可能性的审查。期中复审的目的是保持反倾销措施的适当性和有效性，而在确定反倾销措施对遏制倾销和保护国内产业的效果时，仅考虑倾销而不考虑损害显然是片面的。即使倾销幅度已经降低甚至倾销已经不存在，也不可能再度出现了，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修改或终止反倾销措施，因为反倾销措施的变动可能使损害继续或再度出现。在期中复审中应当同时考虑倾销和损害因素。

3.新出口商复审

对于新出口复审制度，《反倾销条例》第47条做了原则性规定，《反倾销新出口商复审暂行规则》（以下简称《新出口商复审规则》）则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范。与欧盟相比，我国的新出口商复审制度仍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改进：

(1)复审申请人提起申请的条件。《新出口商复审规则》规定了三个条件，其中一个为：“新出口商复审申请人必须在原反倾销调查后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出口过被调查产品。”这一规定中的“实际出口”显然比欧盟规定的“调查期过后开始向欧盟出口或受到不可撤销的向欧盟出口合同的约束”范围要窄，笔者认为欧盟的规定将未来发生的实际出口也考虑在内，强化了对外国生产商、出口商的保护，符合新出口商复审保护生产商、出口商利益的立法精神，值得我国借鉴。

(2)进口商的担保方式。《新出口商复审规则》第15条规定：“外经贸部应在立案公告前通知海关，海关自公告之日起，停止对申请人出口的被调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但应要求申请人被调查产品的进口商按照原反倾销裁决中适用于其他公司的反倾销税率提交保证金。”此处可允许进口商选择以保函或其他担保方式代替现金保押金，这样可以降低进口商的进口成本，有利于新出口商产品的进口，是符合建立公平、自由贸易秩序要求的国际通行做法。

[摘要]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欧盟反倾销法中的行政复审制度，继而与我国的行政复审制度做了比较，指出了我国相关立法亟待完善的地方，并提出了笔者的几点建议。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9

但该案真的就此结束了吗？两部委的终裁具有绝对的终局效力吗？假若美、加、韩出口商对终裁不服，其能寻求何种救济？若将这些问题置换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倾销实践中，则未必结束，只要有关利害关系方诉请司法审查就有可能推翻该案的最终裁决。所谓反倾销司法审查，是由一国司法机关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对有关当局在反倾销调查中所作决定、裁定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判决的活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反倾销法都有这方面的规定，但在我国的反倾销法-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中则告阙如，研究反倾销法的学者们也甚少关注这一问题。笔者就此略陈己见，就教于众方家。

一、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性

1.从理论的层面来看。依《条例》的规定，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为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就其本质而言，两部委发起并主导反倾销调查的活动为运用行政权的活动。而依行政法理论，行政权的运作即意味着对他人权益的影响，其中内蕴着两种可能：1）权力正当有效行使达致公平正义（就反倾销调查而言，即为有关机关的决定及裁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有效地维持了利害关系方的合法权益）；2）权力不当行使害及他人（在反倾销调查中，可大致分为两种表现形态：有关机关怠于行使权力，使国内生产商合法权益受损的状态无法得以圆满解决；以及有关机关行使权力过于积极，使国外生产商蒙受“不白之冤”）。为力避后一种可能转化为现实，对行政权施以控制以确保其运作轨迹与理想状态相吻合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内在要求。可采用的控权手段众多，其中最具有成效者当属司法审查：由另一公共权威系统-司法机关对行政权运作的效能加以事后监督，以救济弱者，扶持正义。正是基于对此种理论的认同，我国于1989年颁布了《行政诉讼法》，建立了自己的司法审查制度。那么，可否迳将此法适用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呢？笔者以为不妥，《行政诉讼法》系着眼于一般行政活动，是关于司法审查的一般规定，而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及复杂程度使其独具鲜明个性，若不分轩轾概以一般司法审查的规定加以适用，不仅难收事半功倍之效，反而会徒增混乱。

2.从实证的层面来看。在中欧、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的双边协议分别达成及美国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议案在美众议院通过以后，中国“入世”前景一片光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反倾销法与WTO反倾销法接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凸出（WTO现行反倾销法为《关于实施GATT1994第6条的协定》，国内通称《反倾销守则》，下文简称“《守则》”）。

《守则》第13条冠以“司法审查”之名，明确规定：“凡国内立法包含有反倾销措施的成员国，必须保有司法、仲裁或行政法庭或程序，以特别对最终裁决及第11条所指的复审决定进行迅速审查，此类法庭或诉讼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裁定或复审决定的行政当局。”《守则》第18条第4款则要求各成员方必须在不迟于WTO协议对其生效之日，确保其国内法与《守则》相一致。由是观之，一旦“入世”，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即成为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目前舆论普遍预计中国有望在2000年年底“入世”，若果真如愿，则此一制度的建构已是刻不容缓。

二、建构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基本原则

首先，我国现已建立了以《行政诉讼法》为主体的司法审查制度，其与我们今天拟议中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显系基本法与构成法的关系。所谓基本法是对某类社会关系较原则的规定，而同质社会关系量的多样性决定了单由基本法调整的不圆满性，故又有构成法之设，构成法即是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具体调整措施，其与基本法同属一个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是对司法审查关系的一般规定，而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则是专为针对反倾销调查的司法审查活动所设的特殊规则，此二者同属于司法审查法这一法律部门。区分基本法与构成法的一重要标准在于：从立法技术的角度看，构成法必须要在立法宗旨和立法精神方面与基本法相协调一致，方能维系一个法律部门内在的安定性及体系性（注：张善恭主编：《立法学原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14页。）。由此，笔者导出建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第一个基本原则：以行政诉讼法的原则规定为指导。

其次，构成法存在的正当性在于同质社会关系量的多样性，构成法势必要表征其所规制的社会关系的特殊性。反倾销调查的个性及由此推演出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特品格决定了在一般司法审查之外特设反倾销司审查制度的必要性，那么该制度就不能不对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予以关注。由此，笔者导出制度设计的第二项基本原则：密切联系反倾销实践的特殊情况。

最后，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反倾销调查只是刚刚开始，更无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实例可循。“一般情况下，没有一定社会关系的存在，便没有一定立法的前提和必要性存在。这是法理常识，也是立法实践的基本经验。所谓超前立法，就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形成之前便预先以立法的形式对这种社会关系作出调整。”（注：周旺生：《立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4页。）毫无疑问，我们今天探讨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就是在超前立法，就是要在国内尚无实例可循的情况下对反倾销司法审查中规律性的东西作预测性的把握，因此，我们必须拓宽自己的视野：西方发达国家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已建立多年，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已达到相当水平，我们没有理由视而不见。由此，笔者导出制度设计的第三项基本原则：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

三、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微观设计

在分析了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之后，笔者试以其为指导，对该制度应有的主要方面的规定作初步探讨。

1.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受案范围的界定是建构该制度的逻辑起点，它标志着法院介入反倾销调查活动的广延性。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应是主管机关在调查中所作出的一切决定及裁决。应指出的是，这个最广泛意义上的受案范围可为我国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所包容：依《行政诉论法》第11条及第12条的规定，我国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限于涉及相对方人身权、财产权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及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最终裁决权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在此列。我国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的决定及裁决无疑都是针对特定人，就特定事项作出的，且必然会涉及利害关系方的财产权益，显属涉及财产权的外部具体行政行为，而与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无涉；此外，尽管《条例》规定可由有关机

关作最终裁决，但《行政诉讼法》所称的可授予行政机关最终裁决权的“法律”系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立法程序制颁的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法规的《条例》显然不在其列（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

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从最广泛意义上来界定受案范围呢？笔者认为，若作如此界定的话，则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处在司法机关的监控之下，一则有损行政活动的连续性和效率性，二则会浪费有限的司法资源。如何对受案作出准确把握，美国司法审查中的“成熟原则”可资借鉴，该原则系指，若受控的系初步的、程序性或中间的行政行为，则不属司法审查的范围；只有当受控行政行为已具有最终的确定效力时，对其审查的时机方才成熟（注：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47—648页。）。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确立即贯彻了此原则，例如，美商务部关于倾销的否定初裁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而国际贸易委员会关于损害的否定初裁则属之，盖因为依美反倾销程序法的规定，前者不具终局性，不会导致反倾销调查的终止，而后者则会。

基于此，笔者认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内涵应为有关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作出的，会对利害关系方权利义务产生终局性影响的决定及裁决。结合《条例》的有关规定，其外延应包括：（1）不立案的决定；（2）不存在倾销、损害的初步裁定；（3）不存在倾销、损害的最终裁定；（4）存在倾销、损害的最终裁定；（5）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6）倾销幅度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可忽略不计的决定；（6）修改、取消或保留反倾销税的复审决定。

2.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模式。在确立了受案范围后，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法院对范围以内的反倾销决定及裁决应如何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应分别给予什么程度的关注，这就是反倾销司法审查模式的选择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我国一般司法审查模式的特征是：以法律审查为主，即法院着重审查受控行为证据的确凿性，并有权主动取证，查证事实，但不审查具体行为的合理性。不过，由于受职权主义和权力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在我国行政诉讼的实践中，事实审查的强度要较成文法的设定为高。

就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模式的建构而言，法律审查的重要性显然不容置疑，法官的禀赋决定了其对法律问题责无旁贷，这是至为显明之理。实际上，此模式建构的关键在于正确认识事实审查的作用。前已言之，反倾销调查的专业性、技术性及相关事实的复杂程度远非一般行政活动可比，有关机关事实判断的背后是纷繁的实际证据，复杂的专业知识及敏锐的政策意识的强力支撑，司法活动的消极性、司法资源的稀缺性以及法官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决定了法院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自己的事实判断代替有关机关的事实判断，而只能对后者予以高度尊重。但是，法院也不应全盘放弃事实审查，因为一则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并非绝对，对后者的正确理解离不开对前者的相当把握；二则若对事实问题全盘撒手，易使反倾销司法审查流于形式，也与《行政诉讼法》的基本规定不合。概言之，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中的事实审查不能“无”，但应“弱”，“弱”应体现在：其一，应禁止法官依职权取证。我国行政诉讼实践中法院热衷于庭外取证，审查事实，使庭审流于形式的不正常现象绝非个别（注：于绍元等：《行政诉讼中的事实审与法律审》，载《现代法学》1999年第5期。）。为避免其蔓延至反倾销司法审查领域，防止法官过度沉缅于事实问题，实有必要禁止法官依职权举证，而将精力放在对有关当事方所呈证据的审查上，强化其“公断人”的角色意识。其二，法官应慎用“主要证据不足”。“主要证据不足”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法官否认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依据之一。这一条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自应贯彻，唯适用标准应趋于严格，因为反倾销调查自有其特殊情况。例如，依《条例》第20条的规定，在利害关系方不提供资料，不予合作的情形下，有关机关可迳自依现有材料作出裁定（《守则》及各国反倾销法中也有类似规定）。若法官以“主要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有关机关此种情形下的裁定，实属不妥。其三，法官应该尊重有关机关的政策取向。反倾销法本身政策性较强，有关机关在作出决定及裁决时必然会有一定的政策考虑。例如，依《条例》第27条的规定，在关于倾销和损害的终裁都是肯定的情形下，也不是必须要征收反倾销税，而是“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若具体案例中有关机关基于经济形势及政策的通盘考虑而决定不征税的话，法院即应予以理解和尊重。

3.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参加人。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原告起诉资格和被告应诉资格的问题。由于反倾销调查中的主管机关及利害关系方数目相对有限，因此有可能对他们的起诉资格或应诉资格一一加以检视，以界定参加人的范围。

先看原告。依《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有权充当原告的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按照这一标准，则申请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国内生产商及国外出口商都有可能充当原告（例如，国内生产商可能会认为否定性终裁侵犯其合法权益，而国外出口商可能会认为肯定性终裁侵犯其合法权益），值得探讨的是国内进口商的起诉资格问题。美国的作法是对国内进口商的诉权不加限制；欧盟的态度则是：只有那些同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故其转售价格被作为计算出口价格基础的国内进口商才有当然的诉权（locusstandi），其他进口商的起诉资格则依个案而定，且大多不享有。笔者认为，按照我国《行政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独立进口商的起诉资格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因为他们可能受到反倾销调查的主要直接影响即为反倾销税的缴纳，但此种影响完全可以通过提高商品的转售价格而予以消除，故很难认定其合法权益会因之受损，而那些与国外出口商有关联交易的进口商，则较易取得原告资格，因为其与国外出口商之间的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共同性，较容易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再看被告。依《行政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为的，应列为共同被告。依《条例》的规定，在我国反倾销调查中，有权作出决定及裁决的行政机关有3家：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其中，外经贸部主要负责有关立案调查及认定倾销方面的问题，国家经贸委则负责损害的认定，由于此二机构皆可依职权独立作出决定及裁决，故皆有成为被告的可能。不过应注意的是，《守则》中有数处规定外经贸部应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决定（如不立案调查的决定等），则此种情形下，似应将此二机构列为共同被告为妥。

值得探讨的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可否作为被告的问题。按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凡是涉及关于反倾销税的问题，都是由该委员会作出决定的，因此，它似乎也应成为被告。但是，若对《条例》的规定加以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条例》中有5处提到了该委员会可作出关于反倾销税方面的决定（第22、27、32、33、34条），但却无一例外地规定它应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且决定亦都要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笔者认为，这表明了《条例》之所以要规定由该委员会作出决定，主要是考虑到国家机关间固有的职权分工，而不是要赋予该委员会以最终决定权。例如，在关于倾销和损害的终裁皆为肯定的情形下，就可以征收反倾销税了，但是，反倾销税系属关税的一种，而征收关税并非外经贸部的职权所在，由它作出决定显然不妥，故要由它提出建议，而由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决定，因为这正属于该委员会的权限范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关税税则委员会在这里起着“橡皮图章”的作用，只有名义上的决定权。因此，不应将关税税则委员会列为被告。

4.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院。《行政诉讼法》第14—17条从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方面对一般司法审查的受案法院作出了规定，主要内容有：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国务院各部门所作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第一审行政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最高人民法院管辖全国范围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关于审级，依《行政诉讼法》第58条的规定，我国行政诉讼实行两审终审制。

根据前文关于诉讼参加人的分析，有可能成为被告的是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据此，并依前列《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确定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受案法院的方案有三：（1）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2）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二审；（3）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而依《行政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无论由哪一级法院受理，都应由行政审判庭负责审理。

笔者认为，此三种方案各有优劣，但皆非最佳方案，最佳方案应是设立专业法院负责反倾销司法审查。反倾销案件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要求法官必须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这显然是普通法院行政审判庭的法官所不具备的。在美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即是由专门法院负责的，美国国会颁布的《1980年海关法院法》将原美国海关法院改为国际贸易法院，专司对美国行政机关就美进口贸易业务所作裁决（其中包括反倾销裁决）的司法审查，当事人若不服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还可向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注：刘书剑，于傧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笔者认为，美国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反倾销制度范文篇10

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

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反倾销行为是主权国家的一种正当行为，反倾销应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如果说几年前中国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许多方面正在探索，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没有规定司法审查制度，或许是一种立法策略的考虑。而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建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有着迫切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首先，反倾销机构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遵循的程序是行政程序，作出的裁决属于行政裁决。对反倾销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有利于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能够保障和监督反倾销机构依法行使职权，这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是一致的。

其次，对反倾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是WTO《反倾销协议》规定的一项重要条款，1994年《反倾销守则》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WTO作为国家之间协定，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设立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则是世贸组织成员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

其三，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倾销立法均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既有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等。这些国家的司法审查一方面维护反倾销机构作出的裁决，另一方面，也纠正了一些违法的反倾销措施。如1991年欧洲法院司法审查的结果推翻了欧委会对中国猪鬃刷产品征收69％反倾销税的裁决。

其四，中国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十几年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对一些涉外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为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运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最重要的是利用这一制度将为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总体利益赢得机会和时间。反倾销作为保护本国产业而采用的合法、有效的手段，对于保证国家经济发展与安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不仅要求我国企业具有积极与良好的自我保护意识，也要求裁决机构逐步规范与强化裁决行为，同时，也需要有一个司法救济的途径和审查制度，使之形成一个整体，充分发挥这一手段的重要作用。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

我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没有规定司法审查，这不能不说是反倾销立法的一个缺陷。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并不能因此排除人民法院对反倾销的司法审查。正如前面所述，欧盟反倾销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欧洲法院的司法审查权，欧洲法院的反倾销司法审查权也就是根据相关法律解释而具有的。从我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行政复议法等法律规范的解释，也能找到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我国反倾销涉及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以及海关总署等部门。这些部门无疑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国家机关，它们作出的反倾销终裁和复审决定，从而征收反倾销税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该条作出的排除性规定不包括反倾销措施。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作出的司法解释是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不违背国家法律的前提下，恢复了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的原意。并且，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反倾销措施涉及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以及海关总署等有关部门，对其复议决定不服的，由当事人进行选择，既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因此，利害关系人对于反倾销机构作出的反倾销措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

法院对反倾销享有司法审查权，但绝不意味着法院对行政机关实施反倾销的任何环节和任何行为都可以实行司法审查，因此，就存在反倾销司法审查范围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不宜过宽，也不能过窄。

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规定，司法审查机构对有关第11条意义内的最终裁决和审查决定所采取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审查。而WTO《反倾销协议》第11条主要涉及征收反倾销税的终裁和复查决定。

按照欧盟有关反倾销条约规定，对于临时反倾销税、固定反倾销税、价格承诺、行政审查的裁决，以及驳回申诉、中止或终止调查等方面的裁决，均可以申请司法审查。而根据美国有关法律规定，凡是商务部或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作出的裁决，并且作出这些裁决后不再继续调查的裁决，均可向法院起诉或上诉。澳大利亚反倾销法规定，当事人对交纳保证金形式的临时措施和最终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不服，均可向联邦法院上诉，但对于临时措施的上诉，只能依据特别令状提出，而不能依据司法审查法提出。根据加拿大反倾销法规定，当事人对于税务部的初裁结果不能上诉，而对于终裁的倾销幅度可以向国际贸易法庭上诉，国际贸易法庭作出的裁决是终局裁决。如果当事人对裁决结果不服，只能以国际贸易法庭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联邦上诉法院提起诉讼。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反倾销法则规定，如果进口商对工商部驳回行政审查申请不服，可以在被驳回后45日内向税收法院申请司法审查。由此可见，在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一般对司法审查都有所限制。

在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范围也应该是反倾销机构作出的最终裁定和复审决定，根据现行规定，即由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作出最终裁定和由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对征收反倾销税进行复审的决定，并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对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作出修改、取消或者保留的建议，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的复审决定。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

反倾销案件由哪一级、哪一个法院管辖，这也是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

综观各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管辖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由普通法院管辖，如欧盟、澳大利亚；另一种是由专门法院管辖，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加拿大的国际贸易法庭以及墨西哥的税收法院等。关于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管辖，主要有以下几种考虑：专门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笔者赞成最后一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专门法院管辖。结合国外反倾销司法审查管辖的实践，笔者认为不宜成立专门法院，而应该由普通法院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审理反倾销案件。主要理由是：第一，从中国行政审判实践来看，我国行政审判工作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展以来，行政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每年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与其它类型的案件如刑事、民事、经济案件比较而言，数量相对较少。中国目前的行政审判布局完全能够胜任入世后的需要，没有必要成立专门法院来审理反倾销案件。第二，从人员配备上来说，中国经过十几年的行政审判实践，培养了一批优秀法官，这些法官通过多年的行政审判工作，特别是通过审理大量的涉外行政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中国现行的行政审判工作已经建立了由专家、学者参与机制。在中国反倾销司法审查过程中，完全可以采取通过向专家、学者咨询意见，由普通法院审理案件的做法。

其次，关于最高人民法院管辖。这种观点从某种角度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具有可行性。虽然反倾销案件相对而言，具有案情比较复杂，影响较大，处理不慎容易引发国际争端等特殊之处，但并不意味着这类案件必须由最高法院管辖。

根据法律规定，最高法院管辖的必须是全国范围内确属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而反倾销案件虽然比较复杂，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这类案件是全国范围内确属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如果由最高法院直接审理反倾销案件，一审终审，最高法院将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审理案件负担，影响司法效率。另外，从国外反倾销实践来看，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反倾销案件的司法审查直接由最高法院管辖无论是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还是欧盟的欧洲初审法院都没有作此规定。反倾销案件不仅要给予利害关系人司法救济权利，而且要给予其不服司法救济进行上诉的权利，而由最高法院直接管辖反倾销案件，难以消除这种嫌疑。更重要的是将最高法院直接置于“一线”，是一种没有回旋余地也很不策略的做法。

最后，关于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国务院各部门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反倾销司法审查针对征收反倾销税或者价格承诺所作的终裁或复审决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受理反倾销诉讼的法院是被告所在地，即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以及海关总署等所在地的法院。而对上述法院作出的一审裁决不服，可以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这种做法的优点是非常明显的：一是符合现行的法律规定，无须在法院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各个方面进行调整；二是有利于司法的统一和国家贸易政策的一致性，也符合我国在入世议定书中的承诺。当然，如果采取这种选择，必须在人员、组织力量等紧密相关的方面进行调整和加强，以适应需要。另外，级别管辖也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形势发展的需要依法掌握。

此外，还有同志认为由国务院一裁终裁。根据我国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根据该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作出的反倾销裁定，有两种救济渠道，一种是司法救济，一种是行政救济。当事人选择了司法救济，虽然司法救济也设定了复议前置程序，毕竟提供了司法救济可能性。而一旦当事人选择行政救济，即向国务院申请裁决，国务院依照行政复议法规定作出的是最终裁决。在其他领域，这种规定有其合理之处，而在WTO规则所涉及到的领域，如果由国务院一裁终裁，直接与WTO规则相背离，与中国入世后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相矛盾，容易引起国际争端。持这种看法者，可能是对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或者对我国现行的行政复议和诉讼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误解。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当事人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当事人就是因反倾销机构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以自己名义进行诉讼，并受法院裁判约束的主体。在一审程序中，主要指原告、被告和第三人。

根据现行规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比较容易把握，就是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部门。由于我国反倾销条例的有些条款措辞比较模糊，如外经贸部需“经商”经贸委；进行倾销调查时，外经贸部应“会同”海关总署。“经商”和“会同”在法律上含义不明确，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各个机关如何配合的问题。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如何确定被告，是共同被告，还是单一被告，在实践中不容易把握。解决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立法取消“经商”、“会同”之类的规定，从而使行使反倾销权的行政主体明晰化，权责统一。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共同行使某种行政职权，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程序中就是共同被告。反之，则是单一被告。需要注意的是应避免把这些机关拖入不必要的诉讼，这也是一条基本原则。

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哪些人享有诉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也就是说，凡不服反倾销机构作出的裁决的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在法定时间内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何确定反倾销利害关系人范围？参照WTO《反倾销协议》第11条、美国、欧盟等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反倾销立法规定，我国反倾销利害关系人主要包括国外利害关系人和国内利害关系人两大类。国外利害关系人是指与反倾销案件有关的受调查的出口商或外国生产商、出口成员方政府等。国外利害关系人有权对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等作出的倾销、损害存在的最终裁决和复审决定提起诉讼。国内利害关系人则是反倾销案件涉及的国内利益当事人，主要指国内相似产品的所有生产商，或者是代表某一地区利益的地区生产商，另外还应该包括一些行业协会等。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

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与整个司法审查的法律适用一样，是一个复杂、敏感的问题，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同时它还是入世后，我国司法系统如何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条约、协定的关系问题。对此，需要进行专门研究。这里仅就两个问题进行简要说明：

一是透明度原则对法律适用的影响。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将对已经颁布的法律规范进行审查，对一些不符合WTO规则要求的法律规范进行修改、废止，保证这些法律规范不与WTO规则相冲突。

根据WTO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各成员方一切影响贸易活动的政策和措施都必须及时公布，非经正式公布，不得实施。因此，法院在反倾销司法审查中适用的法律只能是按照法定程序对外公布的法律、法规，参照规章。

二是司法审查中能否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协定，包括WTO项下的诸多协定。也就是说，国际条约、协定在司法上是否具有直接效力。